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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西线-南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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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西线-南天门)
      来到邹城,绝不能错过的就是孟府与峄山。还是小看了峄山啊。早上8点左右,来到峄山脚下,满打满算四五个小时也就下山了,结果为了看到峄山的全貌,整整走了二十四里山路,直到夕阳西下,才拖着近乎残疾的腿,下得山来......
      我们是根据GPS导航来的,到达的是西山门(GPS显示为南门)。进得门来,看到导游指示牌,才知道,峄山的主要游览路线有东路和西路,西路较陡峭,东路地势平缓但路程稍远,应该从东路上,西路下。而我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1986年底至翌年初,在子孙石南15米处新建了一座高大雄伟的峄山牌坊,成为登峄山的第一大标志。牌坊为四柱三门七楼式仿古建筑,宽14米,高9.9米。四柱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壁由白水泥假石斧敲凿而成。七楼飞檐斗拱,彩绘艳丽,黄琉璃瓦复就,金光闪耀,气势非凡。匾额木刻“峄山”,为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1987年题。

      子孙石:在峄山牌坊后面,第一道山门的前面,屹立着一块自然奇石,名叫“子孙石”,这是登山者首先遇到的一块奇石,也是峄山的标志石。这块石头高4米多,周围凸凹不平的自然景观是峄山最典型的古海蚀地貌,石头顶上较平整,上面建有“子孙堂”。阳面腰凹处有元代刻的“子孙石”三个字,其它三面均有历代游人的题记石刻。子孙堂内原塑有云霄娘娘的塑像,云霄娘娘身背褡裢,呈现出登山朝拜的生动形象。她的前后褡裢内装着许多神态各异的小泥娃娃,意思她到峄山来是为人间送娃娃,为世人增添子孙。因为她褡裢里面的娃娃有限,只能送给登上峄山心中虔诚的人。拜子孙石是十分灵验的,相传孟子的母亲仉氏就是在这里求来的孟子。在邹城,还有一个关于“子孙石”的传说。相传,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大姑娘,“二月二”去赶峄山会,到“子孙石”前,发现人们在朝“子孙石”磕头,磕完头后,往上扔一块小石头,然后把一个小泥娃娃放到兜里就走。她看到挺好玩的,感到很好奇,不知道怎么回事,问别人,别人告诉她求子。心想我也试试吧,于是她照猫画虎,挑了一个可爱的小泥娃娃放到兜里,就上山去玩去啦。从峄山回到家里,她把小泥娃娃放到床底下。到了晚上半夜,她听到了的哭声,仔细一听,声音从床底下传出来的,有个小孩在哭“有娘没爸爸,叫我怎么办?”,连着哭了三声。可把这个大姑娘吓坏啦,心想这可怎么办?人说子孙石求子还真灵呀,吓的她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天一亮,她就把小泥娃娃放到兜里,就往峄山去了。走到“子孙石”旁,把小泥娃娃放下,头也不回就走啦。





      有赫门:峄山第一道山门俗呼“有赫门”,亦称“一天门”。该门原在子孙石北20米,元宝石西侧,横跨盘路之端,南向,宽7米,3孔,砖瓦石柱为之。始建于元代,明代重修,有记。门额“临下有赫”,明代吴人钱达道书。清代乾隆十年(1745年)邹知县方鸣球再建,并仿钱书重刊。门柱楹联别具情趣,上联:“上有赫赫赫赫赫插天表”,下联:“下有赫赫赫赫赫喧人间”,钱达道书。门柱背面楹联另有千秋:“上一千五百级云层路,下四十三盘阶林海川”,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邹知县于斐书。上述楹联,晚清书法家邹人唐传辅曾有仿制品传世。门前原立有“去思碑”,已毁。
      古人解“赫”有两种说法,一则:五华峰高秀独出,玲珑峻雅,犹似通天玉柱,名列仙班,更同出水芙蓉,秀丽宕云;卵丸架孔窍,奇石千百态,峄山奇观,煊然赫赫,惊天地动鬼神。游人如潮涌,络绎不绝,上下一体。再则:峄后牙山有巨石成奇棚状者,名曰:“赫石。”古代曾有“游峄者不观赫石不成游”之说,“赫兮煊兮,威仪也”,“庞然小天石,显赫无比,寿同日月,凤凰朝仪。”赫石下建有泰山行宫,深幽静雅,犹同仙境。
      为恢复旧观,于1989年10月在有赫门原址兴建了峄山第一道山门,为四柱三门三楼式仿清建筑,宽10.6米,高6米,较清代建筑高大。门额“临下有赫”,行书,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当时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题。山门左前新立“天下第一奇山”石碑,高3米,宽1.1米,碑刻行书,杨萱庭题。

      峄山又名“绎山”、“邹峄山”、“邹山”、“东山”,海拔582.8米,是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雄峙于孔孟之乡邹城市东南10公里处,104国道及京沪铁路东侧,京福高速公路和京沪高速铁路西侧,自然景观优美奇特,素有"岱南奇观"、"邹鲁秀灵"、“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峄山丰厚的文化底蕴,也享誉神州大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自今,赞美之作不可胜数,其异情别景非亲临其中不可言表。

      开始登山,从这里到半山亭,这段山路被称为“八段锦”,也算峄山一景。好美的名字,彰显了邹城的文化底蕴......

       感叹峄山山石之奇!峄山并不是很高,可她却有25亿年的高龄了,先后经历了三次沉没和四次上升的发育阶段,才形成今天这独具一格的自然风景,她集泰山之雄、黄山之秀、华山之险于一身。
      峄山的奇特在于其罕见的巨石景观。石蛋地貌景观是峄山风景区的特征风景。遍布全山的花岗岩巨型石蛋群、华丽的石柱林及奇形怪状的花岗岩滚石形成的各种天然群雕,络绎如丝,玲珑剔透,变换多姿,神奇秀灵,为世界罕见。专家考证,峄山可能是距海最远的古海蚀地貌。
      论其高,峄山仅为泰山三分之一稍强,算不得巍峨高大;论其面积与周长,峄山与泰山不可同语。然而峄山却以其小巧之体、玲珑之态,集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华山之险于一身,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自然之秀美。其结构布局,起承转合;移步异景,自有玄妙;首尾相顾、起伏变幻。或者意象新类,别有洞天;或者草蛇灰线,横云断岭。加上雾气迷蒙,传神抒情;行云行雨,摄召魂梦。较之那苏州园林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来,更当为自然之鬼斧神工叫绝!山间千岩竟秀,万壑纵横,目不暇接,令人观之,竟生人造假山之疑。

      峄山之秀美,在于其石头奇、洞穴奇、泉水奇、石刻奇和神话传说奇。石之千姿百态,万形必俏,山如全卵,大小亿万,以堆石为奇功。峄之盘龙钟石,下丰上锐,如钟无蠡,三石夹而悬之,离地三尺毫不放松,人立钟下,以手抚之、妙不可言,游人无不惊叹天工造化之奇功;洞穴灵珑通达,千态万状,由数块圆形巨石擎起一巨岩而成的隐仙洞,幽洞深远,其妙无穷,他山之秀未必可与并载;九石绎连,“绎孔”通达,泉流叮咚,每当东北风或西南风起,各涌泉同时涌涨。以甘露池最负胜名,池水清澈见底,味甚甘美,不盈不竭,终年如一,千人饮用,始终如是,可谓神奇莫测;历代石刻题壁,琳琅满目,涉及历朝历代名家众多,内容之广,堪称露天之历史文化宝库。旧时“秦碑”堪称国之瑰宝,新刻“鳌”字,夺世界大字之最,令人称奇道绝;女娲造峄,二郎担山,伏羲画八卦,玉帝嫁女等神话传说,掌故轶事,枚不胜举。正因其奇,峄山素有“岱南奇观”、 “邹鲁秀灵”之美誉。
      “巡游天下觅美景,峄峰独耸傲长空”。峄山以它独特的灵秀引来帝王秦始皇、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乾隆等。而文人骚客诸如孔子、孟子、庄子、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赵孟頫、郑板桥等,更不辞辛劳来峄访幽探奇,留下众多佳诗墨宝。《水经注》等文献均广记峄山,晋太尉郗鉴碑题“天下第一名山”;杜甫留下了“灵通天府”四字碑;宋代米元璋碑题“天下第一山”;明丞相叶向高碑题的“玲珑第一山”则更加传神。
      好神奇的石头啊,这是怎样的支撑?才产生了数亿年的坚持......

      《孟子·尽心上》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东山,即指峄山(另有一说是蒙山)。峄山的灵气,源于目不暇接的五大奇、八段锦、九龙洞、十二福地、二十四景、三十六洞天等。众多的景点,使峄山集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华山之险于一身,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自然美景。山上怪石堆垒,孔窍幽邃,泉涌云间,峰插天表古木苍郁,杂花若锦,登临凭眺,移步异景,引人入胜。

     怎样的一座山啊......

      峄山的神话传说:女娲炼五色石神工补天,而将滚滚乱石叠成峄山;梁山伯、祝英台求学于“梁祝洞”;贞妇明志的“舍身台”;“金钟化作石”;“骑鹤隐仙”升天去……千百年来,人们借物寄情,把许多美好的憧憬和愿望变成种种神话传说,曲折离奇,令人陶醉。
      灵官殿:峄山的护法神,“执金鞭巡查世界,咬银牙镇守山门”。其刚正无私,嫉恶如仇,普救生灵,受到世人膜拜。灵官是道教最崇奉的护法尊神,道教有五百灵官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王灵官”。进入道教的宫观,山门内的第一座殿往往为灵官殿,殿中供奉着一赤面髯须,身披金甲红袍,三目怒视,左持风火轮,右举钢鞭,形象极其威武勇猛,令人畏惧的神仙,这就是道教的护法神将王灵官,又称火车灵官王元帅。王灵官常塑在山门之内,镇守道观,其作用相当于佛教中的韦陀。
    《明史》的《礼志》称 ,“隆恩真君,则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又尝从萨真君传符法。永乐中,以周思德能传灵官法,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1426-1435)改庙为大德观,封二真君。成化初,改观曰显灵宫”。“夫萨真君之法,因王灵官而行。王灵官之法,因周思德而显。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灵素辈所附会”。据明清时期的神仙传记称,王灵官原名王恶,湘阴浮梁之庙神,因其吞噬童男童女,为西河的第三十代天师虚靖真人的弟子萨守坚,飞符火焚,将王恶烧成火眼金睛。王恶不服,奏告于天庭。玉皇大帝即赐慧眼并金鞭,准其阴随萨真人,察有过错,即可报复前仇。十二年间,王恶以慧眼观察无遗,竟无过错可归咎于萨真人。后至闽中,拜萨真人为师,誓佐行持。萨真人乃以“善”易其名,改王恶为王善,并且奏告天庭,录为雷部三五火车雷公,又称豁落灵官。

       右边有张大象脸......

      好像脚丫子啊......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峄山人文景观十分丰富,在《书经》、《诗经》、《太平御览》、《史记》等历史典籍中多有记载。峄山之阳有春秋邾国古城遗址,峄山之阴有属大汶口文化的野店遗址。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在峄山讲学,现留有"孔子登临处"石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道登峄山,留下了"秦峄山碑",为研究中国书法之珍品。刘邦、乾隆、孟子、李白、杜甫、欧阳修等帝王将相、文豪名擘,都曾登临峄山,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文墨宝、碑碣石刻,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存。道教的随山派、清静派、龙门派及佛教僧徒都曾在峄山清心修炼,历代仙曲贯耳,因而道家称峄山为"妙光洞天",僧佛则名峄山为"绎诗之庵"。

      峄山,早在秦汉时期就著称于世,它是中国古代立志的九大名山之一。峄山因其“怪石万迭,山无土壤,积石相连,络绎如丝,故名绎焉”。《诗经·鲁颂》有“保有凫峄”的诗句。《书经·禹贡》有“峄阳孤桐”的记载。孔子、孟子、秦始皇、李斯、司马迁、华佗、李白、杜甫、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陆放翁、赵孟頫、董其昌、郑板桥等都曾登临揽胜,他们留在峄山的三百多处著名的摩崖刻石和碑碣,为峄山增添了奇异的历史文化光彩。

      木鱼石......

 

 

      有没有点像两个相拥在一起的情人?!


      这种地形地貌,也真是醉了......

      回望来时路......

      这个直角是怎样形成的呢?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沿着巨石的间隙继续上行......















 

      宝瓶石:又称“行运石”。相传南海观音普度众生来到峄山,被峄山的美景所吸引,便把她的宝瓶遗留在此。民间有个说法:背石而立向上抛石子,抛上去的石子越大,运气越好。

      两只青蛙?



      一直睡觉的乌龟......

      佛?!......













 
 



 





      相传泰山姥母与峄山圣母时一对姊妹,泰山姥母来峄山探访,峄山圣母为其修建了这座行宫,现内供奉泰山姥母塑像......

 
 

      往顶上看,像不像一只小兔子?......







      半山亭:相传为秦始皇东巡首登峄山时所建,历代均有修缮。此亭楹联“孔孔洞洞山玲玲珑珑石,蜿蜿蜒蜒路晶晶铃铃泉”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郑燮题。此联四句分题亭之四柱,可组成多联。清代邹县县令王尔鉴登上半山亭发出感叹:“石蹬悬山腰,舒目四望青。五华峰渐进,不敢做危亭。”亭中小憩,风光无限,引人入胜。

      五巧石:小天门正东处的“五巧石”,从不同的方向观看,能显出五种动物形态,从西往东看,像金鱼翩翩;而登至西寨门俯瞰,又像玉兔浓睡;从北面看像骆驼伏卧;从南面看像乌龟远眺;再往南下山回望时,却又似甲鱼爬行。一石五巧,引人遐思。

   

       半山亭附近有处平台,精致颇多......

      鱼石:据传说,为峄山千年修炼的鲤鱼精所变,来自东海,受点化于白云宫,翘首摆尾,作浪飞跃,欲跳龙门。
      醉仙台:相传李白曾在此饮酒作诗,抚琴赏月,写下著名的《琴赞》:“峄阳孤桐,石耸天骨。根老冰泉,叶苦霜月。斫为绿绮,徽声粲发。秋风入松,万古奇绝。”



 

      攀登到这里,已是气喘吁吁了。看到“半山”两字,心里有了些许安慰。询问对向走来的游人,被告知连四分之一的路程都没有走到。带着些许疑惑与不信,继续上路。结果证实了邹城人的纯朴......







      走上这些台阶,又有一处小小的平台......


      降任石:此石形似一人负石前行,正如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又因西侧有一月亮石,古时又称伴月台。

      五菱台:相传为张果老倒骑毛驴所垒,后登此台飞升成仙。





 

 



 













 



     峄山摩崖刻经:峄山摩崖刻经有两处。一处为妖精洞刻经,位于峄阳乌龙岩上妖精洞口西侧石壁之上。因有佛经刻石,妖精洞又名佛经洞。刻经隐蔽在奇石之中,极难寻觅,石壁陡立,极难拓摹。刻经东向,上部石崖微向前倾,刻面纵3.8米,横2,6米。经文8行,每行14字。字径23厘米。为董珍陀所刻。经文前题名1行13字:“口(斛)律太保家客邑主董珍陀”。经文为《般若波罗密陀经》:“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密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州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如法界无有分文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无密无名菩萨摩诃萨行处非行非不行处无念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
    另一处为五华峰刻经,位于五华峰插天石西侧之石壁上。经文刻面纵2.0米,横3.6米。经文11行,每行10字。字径23厘米。由于石面风化剥蚀严重,现仅可辨识出20余字。内容亦为<般若波罗密陀经)。因刻经上部有明万历时罗景书刻“光月霁月”四个行书大字,使部分经文被毁。
    峄山摩崖刻经与邹城市铁山、岗山、尖山、葛山摩崖刻经通称北齐、北周时期五山刻经,是北朝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五山刻经是全国摩崖刻经最为集中的地方。千百年来,邹城刻经一直沉寂于山林,无人问津,直至清康熙时方有人注目。其刻经的传播和研究工作也很零星,而峄山刻经之发现则更晚,直至80年代中叶,峄山开发建设时才得以考察论证。五山刻经就其书法价值而论,正如康有为所说:“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之极轨也。”书者以篆、隶、楷三法合理地取舍贯通,创造出书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珍品,堪称我国书史上一绝。它是人、艺术、自然高度结合的产物。

 



 

      注意哈,这是我们上山的道路......



      赛潼关:从半山亭至云层路,云砌桥西南有两黑石岭对峙高数米,俗称凤凰岭,两岭之间隙有一狭窄的通道,仅容一人而行,古人谓之“赛潼关”。

      云砌桥:该桥为秦始皇登峄山时在登峰便道上修建的一座石桥。初名卿云桥,因此桥常年云雾缭绕,又名云砌桥。卿云亦称庆云、景云,寓意为吉祥喜瑞之云。当地民谣:登上云砌桥,快乐又逍遥。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史记•天宫书》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困是谓卿云。”还有一种说法:司马长卿杨子云曾先后来此观光,并为“赛潼关”题字。为感念两位古人,峄山特留卿云桥,以铭后人。峄山地区还流传着一首《卿云歌》,相传为虞舜所作,其词曰:“卿云烂兮,纠纠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见《尚书大传》)相传,老子李耳每游至云砌桥处,总听到幽美动听的卿云歌》,以至入神忘行,索性坦卧桥上,静颐倾听。一时百鸟飞至,接着凤凰天外来仪。因此,老子李耳留名卿云桥。尔后,又有一孙姓黎民携儿带女至此攻读孔孟之学。秦王赢政焚书坑儒,大毁圣迹,孙姓女灵兰携带家中全部孔孟典籍逃奔,不幸被拿,投入烈火之中,临终前怒斥秦皇焚书坑儒暴行,视死如归。接着孙姓全家老少无—幸免,也被投入火海,人人面无惧色。孙姓全家对孔孟之道伪虔诚惊天地、泣鬼神,上帝为之感动,遂将孙姓一家魂灵化作白云。突然间,天空中飘起朵朵白云,纷纷扬扬落于卿云桥上,桥为之一新,后因名云砌桥。峄山云砌桥一路,古为登峄山便道,现为登山中路必经之地。而今,桥南石壁上仍留有“云砌桥”三个大字,因经年久远, 日蚀风化,已呈现斑驳石花。民谣曰:“云砌桥,出舜尧,老子点化秦火烧,孔孟弟子化白云,天公巧造留世道。”云砌桥为西汉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春建立。可见此桥之古老、久远。

      宕天梯:因其陡峭险峻而设铁锁链,善男信女登临峄山,在铁链上锁一把锁,然后从舍身崖处将钥匙丢至山谷,意为百年合好,永结同心。

      袈裟石:南天门西,矗立一巨石,表面呈褐黄色小方块,块块相连,酷似僧侣袈裟。相传,一僧成仙后,眷恋峄山,脱衣悬挂于峄山峰,后随风飘落化成此石。地质成因为峄山花岗岩侵位之后,少量继承性酸性岩浆沿原岩裂隙面上侵,形成长英质脉岩,该类脉岩菱形节理发育,风化剥蚀脱落而成。



      品字石:又称“吉祥三宝”,父母携手共同托起未来的希望,孩子的茁壮成长也离不开父母的细心呵护。待孩子长大懂事后,应该学会感恩父母。(“品”字倒是挺像,但这个解释着实牵强附会了些......)

      聚仙桥:相传为八仙在此聚会,前往东海游玩的地方。



      从这里折转,登上台阶,就看大了南天门。本来以为这里就应该是山顶了,索道的尽头了嘛。结果证实了我的孤陋寡闻和想当然。南天门其实只是峄山无数山头中较矮的那一个而已......

      断机石:为纪念孟母所立。孟母断机,战国时期故事,见于西汉·刘向《古列女传·母仪·邹孟轲母》:孟母姓仉(zhǎng)氏,孟子之母。夫死,狭子以居,三迁为教。及孟子稍长,就学而归,母方织,问曰:“学何所至矣?”对曰:“自若也。”母愤因以刀断机,曰:“子之废学,犹吾之断斯机也。”孟子惧,旦夕勤学,遂成亚圣。
      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就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它与“孟母三迁”齐名,可见孟母教育艺术之高超。

     南天门:南天门实际就是峄山灵岩侯阁下面的拱石大门洞。原来的灵岩侯阁,也叫峄山神庙。隋唐宋金元历代,都是封峄山神为灵岩侯,所以灵岩侯也是峄山神。峄山神庙拱石为门,砌石为阁,阁上建庙,坐北朝南,庄重肃穆。明代至今,人们也称灵岩侯阁为南天门。



      这里的洞穴可以通向山顶。这就是古人的登山道吧......



      南天门算是西线的一个折返点了,我对这座历史名山很感兴趣(主要是对前方的路程估计不足),于是决定继续前行,一探究竟......
      特别说明:在西线入口不远处,有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没有直接修好的山路,于是,我这个不热衷于登“野山”的人也就没有攀爬过去,只得从网上下载了图片,聊以自慰。

     梁祝读书在峄山
     同窗三载的深情,十八相送的缠绵,最后双双化蝶的凄美……
    梁祝缠绵感人的爱情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常有人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梁祝的故里究竟在哪里?也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千古之谜。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梁祝传说源自济宁市,并将为梁祝传说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祝读书在峄山的说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从春秋到南北朝时期,前后有1000余年时间,峄山一直都是邹县县城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山上曾建有春秋、子恩、峄阳、孤桐四大书院,是儒家的重要讲学地。相传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在此读书多年,至今仍留有梁祝读书洞、梁祝池、梁祝祠、梁祝求学旧址等历史古迹。
    峄山有梁祝读书洞和梁祝池的旧址。其中“梁祝读书洞”五字为明代万历年间邹县县令王自瑾题刻。洞内东西长10米,有天然石桌石凳,可坐可卧。洞内有两泉,东泉曰“鸣心泉”,西泉曰“梁祝池”,泉水清澈叮咚,可饮可盥。传说当年梁祝二人因私塾先生回家奔丧,放了他们一个月的假,二人出来散心,终于寻到此洞,连呼“真乃仙境也”,并经常在此乘凉读书。

    从东路游览,可以清晰地看到峄阳、孤桐两处书院旧址。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文记载,当年梁祝二人,就是在这里“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 峄阳书院为清代乾隆年间重建。据书院前碑记记载,原书院正殿三楹,左右平房,东西两配房各三楹,大门三楹,内有“峄阳书院”的四字碑。后历经战乱,当前只能从留存下来的半米宽的石头地基上想象当年的盛景了,从残破的四字碑碑座上也只能隐约看到一个“院”字。孤桐书院残存的遗迹则更少,只有几块条石和看不清字迹的残碑散落在凄凄荒草间,令人扼腕叹息。
    自孤桐书院上行约半小时,在隐仙洞一侧就是梁祝祠的旧址了。据记载这里曾有一古建筑,大殿墙基长15米,宽6米,为元朝始建,殿内曾供有元朝人制作的梁祝二人的汉白玉雕塑。每年阴历二月初二,四邻八乡的百姓前来赶庙会时,许多妇女就会在此上香许愿。 “梁祝”祠立于何时又何时湮灭,已无从知晓。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们不仅视“梁祝”为忠贞爱情的象征,甚至寄予他们“济世救民”的神圣功能。只可惜,如今只剩下了配殿和大门的遗址。
峄山上有关梁祝的传说还有很多,“三问石”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处,三问石为两方相依相偎的巨石,一大一小,屹立于峄山东区,当地老百姓都称此为“马嘴石”。传说当年梁祝同游峄山之时,来到这两方巨石面前,祝英台看这两方相依巨石甚像情侣,暗自感动,便问梁山伯,“梁兄看这两方巨石形似何物?”其实她心中已然自有答案,只是想看看梁山伯的心意罢了。岂料梁山伯读书甚是精通,此事却略显愚钝了。“我看,甚像马嘴。”祝英台摇头,“再看,像何物?”“可否像玉米?”祝英台皱眉撅嘴,“梁兄,你再好好瞧瞧,到底像什么?”梁山伯冥思苦想好半天,忽然一拍脑袋,“哇,我知道了,一定是它了!”祝英台面露喜色,趋向前来,“像什么?”梁山伯很认真地说:“像木鱼!”这下祝英台不高兴了,她言自语道:“你真是敲不响的木疙瘩。” 转身拂袖而去,只留梁山伯还呆在那儿自言自语,“像什么呢?就是两块大石头呀!”……于是这两方巨石遂得“三问石”之名。其实梁山伯的第一个答案也是很形象的,只是这个名字未能猜中祝英台的心意罢了。
    梁祝传说也罢,事实也罢,“梁祝”留给人们的美好记忆不会改变,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更不会改变!梁祝读书在峄山的说法不会变,峄山成就了这对才子佳人,可以说峄山是 “梁祝爱情的摇篮”,是“蝴蝶升起的地方” 。相信人间有真爱的人们,一定会将这曲爱情悲歌继续传颂下去,让峄山自然山水见证他们永恒的爱情!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3

附:门票



 

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五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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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五华峰)
      继续行走峄山,往最高峰攀登......
      出得南天门有一小小平台,在此折转方向,向东行进。到处是乱石嶙峋,这堆乱石的旁边立着“玄武献瑞”的指示牌,但放眼望去,我也没有找到龟蛇二将。

      玄武献瑞:此处有两象形石,神似龟与蛇,龟和蛇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灵兽,龟蛇在传说中是玄武大帝的两名部将。由此拾级而上为五朝门(午朝门),于是另有寓意龟蛇二将镇守此门。

      五朝门:亦称“午朝门”、“岱宗坊”,为登峰第七道山门。西向,有龟、蛇两将石守门。迎门屹立八卦石的乾卦,上刻“东方砥柱”、“最高峰”。五朝门原跨盘路而建,鼓楼状。西向门额“灵接岱宗”,东向门额“名秀分尼”。岱,指泰山;尼,指孔子诞生地尼山。喻峄山之秀灵与泰岱一脉相连,同尼山平分秋色。五朝门已毁,待修复。



      八卦石:八卦石,为峄山五大奇观之一。峄山以奇石出名,在其山中白云宫戏楼西侧,原有奇石八块,高约数米,向阳矗立,由西而东依次排列,每块石面皆有断纹,断处酷似卦画:乾、震、兑、离、巽、坎、艮、坤。八卦为《周易》中的八种符,传为伏羲所作。据《峄山志》载:清雍正四年(1726年),修奎星阁,初毁斯石。嘉庆十二年(1807年)拓建通明天宫戏楼,再毁此石,现存“乾、坎、艮”三卦。八卦石举世无双,为古今一大奇观。 
 
      通明天宫东侧立两块元代石碑,有赵大麟记《五华白云宫碑》和连国观记《创建三清殿碑》,碑刻基本无损。


      羊车故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率群臣东巡,“乘羊车故道”首登峄山,并命丞相李斯撰文刻石,颂其功德,即著名的《秦峄山碑》。诗圣杜甫,沿着羊车故道,寻李斯小篆刻石,低吟着“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大文豪苏东坡登峄山见杜甫诗句,巧和一首“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平。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丰富的人文资源为峄山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通明天宫:即峄山戏楼,为长方石砌就,庄重浑厚,其宫门与五华白云宫南北呼应。门楼朝阳匾额石刻“通明天宫”,赫然入目,意想神逸,清代嘉庆十三年黄业芝题。宫前为云桥,又名落仙桥。入宫门即戏池,可容千人。该宫始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宫址为郗宫祠和羲之祠。为此不惜毁掉称之为“古今一大奇观”的数块八卦石和北望思亲石,并拆除了两座祠堂。该宫历来为祭神灵丰年的宝地,历史上文人墨客又冠以“落仙台”之美名。清陈森庵题有《落仙台上观五华》诗:“团团白云轻缭绕,爽爽好风拂仙飘。冬雪跳涌桃花水,万滴翠峰芙蓉俏。”
    通明天宫朝北二层台额“声彻云霄”,两侧便门,左名“出风”,右名“入雅”,董长林题,隶书。原有巨幅楹联,上联: “山色罩四围看翠袖蹁跹恍忆孤桐来舞风”,下联:“天倪传九奏听笙歌嘹呖还谐清磬遇行云”,无棣鲁源张汶题,正书。可恨的是,这幅珍贵的楹联于1943年被日本侵略者盗走。 

     戏池左侧仅存一古桧树,历尽数百年风霜雷电,依然苍郁不衰。
      据记载,峄山戏楼创建后盛况空前。清嘉庆年间,邹知县周景岩《邹峄山创建戏楼记》云:“凡山林川谷之能出云为风雨者,皆在礼典。况峄山北拱岱宗,东接尼防,钟天地之秀灵而为东南之保障者哉。每当甘露既零,黍稷既介,农人乘三闲时相与招优人演戏剧。剧用是庆丰产勤报赛方诸,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焉,甚盛事也。神祠以前旧有戏楼一所,风雨损坏已久,为答神庥庆丰乐,故而创建之。”通明天宫历尽沧桑,风雨剥蚀,面目全非,为恢复旧观,1987年,邹县人民又在原基础上按原貌进行了重新修建。

      出得通明天宫,往峄山最高峰五华峰进发。在这里可以吃到著名的山东大煎饼,且价格不贵......

      五华峰:五华峰为峄山二十四景之冠,“突起五华排玉柱,孤撑邹鲁近日边。”峄山的主峰五华峰为五块突兀的巨石插天抱立,邢若芙蓉,又酷似仙人的手掌一般。清代雍正年间,邹县县令王尔鉴为之赞曰“谁搬女娲石,堆成五华峰。耸翠插天表,不用白云封。”峰偏东刻“插天”两字,即五华峰耸翠九霄,直插天表的意思。

      甘露池:甘露池上有一石坊,为清代所建,横额刻有“甘露池”三字。甘露池也叫“仙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五华白云宫后,道藏阁下,矗立——石坊,建于清代嘉庆元年,横额石刻“甘露池”。池隐洞中,大小四人合围,深二米余。池水清澈见底,不盈不竭,味甚甘美。相传,千人饮用,始终如是。甘露池早已荒废,近年来又作了重新修整。甘露池也称仙源。古人谓神仙居住的地方为仙源。隐藏在两米深的石洞里,池水清澈见底,冬夏不盈不竭,味道甘美。有清瘟解毒,祛病爽身,益智明目的作用。王维《桃源行》有诗曰: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民谣曰:一碗甘露茶,胜金一大把。郗公奖士卒,都成黑铁塔。甘露池底壁间有一石缝,仙源之水从中涌出。 何为甘露?甜美的露水谓甘露,佛教美化教义亦谓甘露。
     峄山“朝朝饮甘露”者何人?相传:汉末名医华佗登峄山采药,炼丹丸、制片散,流传的有人参仙丹、灵芝灵、黄连丹、峄菊黄、峄蝗百草灵,并用甘露池水炊而饮之,清瘟解毒,祛病爽身,益智健脑,双目愈加明亮,心地愈加善良,能看透人身隐患,投药即愈,妙手回春。峄山原有四处华佗庙,还有华佗石、华佗炼丹遗址、晾丹台、洗药池及藏药库。传说,秦始皇东巡登上峄山五华峰要喝水,丞相李斯与同僚商定,取甘露池和圣水泉的水对半和而煮之,名曰圣水甘露,始皇饮后大悦。
     甘露池水之妙用何止于此。太史公司马迁20岁时,“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临峄山,遇风寒,在山上饮用了甘露菊花茶,立即却病,精神陡增,一鼓作气“插天”!西晋太尉郗鉴在峄山“屯兵自保”期间,常用道士煎煮的甘露茶奖赏、慰劳立功将士。民间曾流传着“两碗甘露茶,胜金一大把;郗公奖士卒,都成黑铁塔”的歌谣。郗公的女婿、右将军王羲之随公驻峄,深知甘露之宝贵,每每动笔,除“洁手净面以清身心”外,还以池水精工研墨,壮书精华。原高悬在白云宫前廊的巨大金匾“静观造物”,为清乾隆帝御书,历经二百余年,墨迹依然似漆,晶亮闪烁。相传,当时的羽谷道长命六位道童,用甘露水研墨,整整三天,专供皇帝命笔。可恨的是这一珍贵的匾额被当年的日本侵略者盗走。幸存的一泓仙源还汩旧不断,许许多多神妙的传说还在流传。

      从此处北去登35级石阶而上即五华白云宫遗址,当年宏伟富丽的建筑仅留下断砖残瓦,令人惘然若失。

 

      白云宫:白云宫为峄山十六大古建筑群之冠,有八角宝亭、三清殿、泰山行宫、白衣殿、五圣堂、元帝殿、魁星阁、直符庙、五老棚、来鹤庵、三官庙、通明天宫、钟楼、鼓楼、凌云坊、宝玉坊、出风门、入雅门等主要建筑,高低错落,气势宏伟,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楼台殿阁,蔚为壮观。正是“远瞻殿阁在云间,泛泛轻云起碧烟”。明代文学家于慎行于万历庚寅(1590年)夏为白云官书题楹联:“坠似落星累丸涌生金银台,飘如乘虹驾鹤飞出天地间。”横额:“五华天表”。遗憾的是当年规模宏大的建筑已毁于战乱兵燹,仅留下了一些石坊、碑碣及建筑群的遗址。
    白云宫于宋代之前名为白云观。宋末,益都人远尘子王志顺访道于此,从师姚真人,结茅练飞升术(远尘子飞升台仍然存在),再为复建。宋元佑三年(1089年)改额“五华白云宫”。宫殿三重,宫后为玉皇洞。据说,玉皇大帝金身座下有洞通东海,故名海眼。玉皇洞西北去百步,有玉皇顶十八联洞。其中一洞南向,为五块巨石斗架支撑,洞谷幽深,邃密之至,探莫穷其际。洞口时有白云缭绕,山外远观,或旋复如盖,或如罗纱飘摇,故名曰白云洞。清雍正十二年至十三年间(1734—1735年),邹县令王尔鉴曾多次登临观赏,但始终没有找到白云出处,却为后人写下了“白云宫外舞白鹤”,“白云散去孤桐老”,“来去看白云,白云不知处”的美妙诗句。
    峄山的白云变幻莫测,令人神往,不知吸引了多少游客。原来,峄山古称“绎孔”,干孔万窍,一脉通达,悠闲的白云在千孔万窍中飘游,远观好似峄山出云。此时,白云洞的里里外外,白云宫的上上下下,已是云天雾海,人置其中,飘飘欲仙。峄山“出云”景象绮丽,  “收云”更是奇妙难言,其势如万马狂奔,似流星疾驰,转瞬之间,漫天云雾—丝不见,令人眼花缭乱,望之惊绝,感慨万端。古人有诗赞曰:“万转千回路不平,行来足下白云生。白云散尽人归去,山自苍苍日月明。”







      老君洞背后的登山道......

      从这里登顶五华峰......是这样的道路了......大自然啊,大自然!!!
      祖龙洞:峰偏东刻“插天”两字,谓五华峰耸翠九宵,插入天表。插天石下有洞,古称祖龙恫,相传秦始皇登峄山爬过此洞,又称踞龙洞或居龙洞,洞上西向刻石有“不敢不跼”四字。若登“插天”顶巅,只斯洞可通达。此洞即登五华峰唯一低矮的石罅。洞在五华峰插天石前,东西向。洞中多石缝,乱而短狭,故有迷魂洞之称。朋者,弯曲也。在这里,再高贵的人也要屈尊下卧,匍伏而进,可谓五体投地不足,须以胸腹席石,凭手趴之力,像蛇晰一样蠕动,正如旧志记载:“居龙洞甚低小,入者必着单衣以腹履地,如蛇行状,上探海石以观日出,或转登五华顶,饱览小鲁古风。”祖龙洞东北出门号称“通天玉井”,仅容一人而立。欲登绝顶,须凝神贯气,挺身攀而登之,上有一树相接,此即太平树,又称救命树,传为仙人韩湘子的笔毫坠落而成。凭全身之力,攀树而上,过“神仙椅”,穿“玲珑窍”,越“天堂长廊”,跨“裂天刃石”,“一步登天”,凌高绝顶,无限风光尽收眼底,顿时心胸开阔,思潮激荡,既有后怕之虑,又有胜越艰危之喜,更有登峰造极并非易事之悟。有志者不畏难,一旦踀身穿洞攀上插天石,则有“笑声高近九天乐,淋淋汗水洗风情”之感。后唐时,曲阜颜子45代孙颜文威为祖龙洞书题楹联:“爽心也悠哉游乎而得小天之乐,舒怀焉翩哉舞乎而获渊博之情。”横联:“天下第一爬”。



      五华峰是峄山主峰,为五块突兀巨石插天抱立,酷似一朵盛开的莲花,插天石便是峄山的最高点。





      登顶啦!!!五华峰顶,高度582.8米......
    五华极顶称“绝颠境处”。唐代开元十年(722年)曾以全石建五华仙阁,宋代改建白云庵、升天庵,元佑三年重建五华仙阁。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五华峰筑炮楼,古建筑物被毁坏一空。极顶尚存“永嘉”、“开皇”、“大历”等石刻及“棋盘”、“足印”等传说的仙人遗迹,据传老子李耳曾与仙人在此对弈。  “绝颠”对面述刻有“五气颠无”四字。颠无石名曰“孔子座”,为孔子登峰探日出处。古诗赞曰:“绝巅丸卵罡风飒,直上九重云仙家。放眼华夏锦绣土,飞空凛魁小天下。”极顶偏东原有石刻“一步登天”,相传秦始皇登峰时,丞相李斯“壮君胆,制锦囊”曾书“一步登天,立成神仙”,故而留名于世。

      观海石:壁临千尺刀劈削,八千险字壮人胆。懦夫赫散七窍魂,英雄独叹大奇观。这是古人登临观海石时即景抒情的诗句。观海石,又名探海石,俗称望海石,在五华峰左前,飞来洞、步天石之南,上丰下峭,壁立如削,千尺悬天,绝崖赫赫,探向东海,插入云端。须晴日,游人隐见碧海,白帆点点,若影中戏物。黎明之前,观日出,变幻迅疾,景象万千,使人禁不住惊呼:奇哉!妙哉!
    观海石意在观海。观海比喻所观者大。《孟子•尽心上》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艺文类聚‘武帝集序)云:“事同观海,义等窥天。”人所观者既大,眼界为之开阔,心胸为之豁畅,于是动心忍性,以天下为己任,置眼前鸡毛蒜皮些小琐事于不顾。故而生气旺,寿百年,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观海石”三字为正楷,明代万历十六年心吾书(心吾即王自谨,洧川人,进士、文林郎,绵县令)。观海石边有朝天泉,凌空一线,恍若半天旁挂。每每大雨,所贮之水,经旬不涸。可谓“汪汪一线泉水鲜,喝口尝尝舒肺肝。补却汗水百十斗,根蒂系悬云隙间。”清代王尔鉴也为观海石题诗:  “峭石削芙蓉,凌空三岛起。眉睫渤海间,难为江河水。”每当雾海茫茫、乱云飞渡之时,置身观海石上,眼前所见如倒海翻江,茫茫苍苍,恰似立足于三岛——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即古代传说中神仙居住的三神山,上有长生仙丹不老药,宫阙殿阁皆为黄金白银铸成。古籍载: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及秦氏祖龙皇帝皆曾遣人入海寻三神山,求长生不老仙丹。峄山因峄阳孤桐、人参、灵芝、蟠桃仙果,也像三神山那样名扬天下。老子李耳曾在此修行,炼丹炉灶遗址存留至今。秦始皇东巡峄山,虽没得到长生不老仙丹,也没吃上王母蟠桃,却饮用了圣水甘露,阅览了观海石的无限风光。

      对面的舍身崖......

      一览众山小......

      再次领略峄山的奇石......

    女娲补天的传说:远古时代,乾坤混沌,宇宙洪荒。巨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天地间有天皇伏羲主宰。相传天皇伏羲去世后,其妻女娲被氏族联盟推举为人类女皇。水神共工不肯听命于女娲,欲自立为帝,女娲怒而命火正祝融率部族北伐共工。这一仗一连打了三天三夜,直杀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共工虽然勇猛,但终因邪不压正,被祝融打的节节败退无处可躲。兵败的共工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乃撑天之柱,被共工一撞,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响,天崩地裂,月歪星斜,山林起火,洪水涌出,大地陷成一道道裂纹,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龙蛇虎豹出来吞食人民。放眼四野,白骨千刃,血河万里,人类遭遇到了空前的灾难,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女娲见自己的臣民们即将失去生存条件,着急万分,她遍涉群山决心炼石补天。最后她登上山高顶阔,水足石多的天台山,从北面抓了一把沙,从南面撮了一把土,从西面取了一堆石,点着天火,把沙、土、石汇成五色彩浆,冶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炼就了36501块厚12丈、宽24丈的五色巨石,与众将官一起补天。为了防止天的再次塌下来。女娲又从东海里捉了只龟,用龟的四腿做擎天柱撑起天的四个角。因西、北两面的短些,故有“天倾西北”的说法。从北面抓沙的地方,从南面撮土的地方,从西面取石的地方,出现了三个大深坑而无法抹平。至此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形成了北面的吐鲁番盆地、南面的四川盆地、西面的的青海湖。 因用五色石补天,天上形成了的彩虹、彩霞。
      天补好后,洪水归道,烈火熄灭,天地定位,普天同庆,人们去天台山迎女娲归朝。女娲十分欢喜,高兴地吹起了笙箫,那些修炼五色石剩下的碎石碎块随萧声飞起,刹那间一座有亿万石块堆积而成的山拔地而起,直穿云天。由于此山屹立在神州大地的东方,都称他为东山,又因它与泰山南北而立,低于泰山也被人尊称为“小泰山”。

      二郎担石造峄的传说:话说殷商纣王被九尾狐狸精化身的妲己所迷惑,荒淫酒色,惟妇言用,惨虐百姓,杀戮大臣,天愁民怨。西岐周武王率各诸侯共伐之,攻下朝歌,纣王摘星楼上引火自焚,致使殷商灭亡天下太平。
      为使阵亡的忠臣孝子,逢劫神仙,毋令游魂无依,终日悬望,武王元帅姜子牙搭建封神台,张贴封神榜,对各将官、幽魂封神定位。然而众神克襄劫运,戡定祸乱,今已太平,不为红尘富贵、功名爵禄所吸引,自愿要求归居山里修真练道。玉皇大帝见状心喜大悦,忙把他们招回天庭各掌一职。一时间整个天庭热闹非凡,这些修炼在各个名山大川的仙神们,忙着在向往的天庭上游览,欣赏着每一个角落的景色。然而让他们大失所望,纷纷叫嚣道:“偌大一个天庭竟没有一座象样的大山,犹显得热闹有余景色不足遗憾呀!”玉皇大帝听后略觉得脸似火烧,羞愧难党,甩袖叫来二郎真君让其下天界寻石,造一座鬼斧神工,异步换景的御花假山。
      二郎神提着三尖两刃刀,凭着三只眼看的远、看的准,独自儿到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寻来了许多奇巧古怪的石头。它们有的突兀峥嵘,有的如丹似珠,有的象新婚夫妇交颈细语,有的象两童相斗抱臂摔交......
      这一天,二郎神周游了五岳之首泰山,流泉飞瀑的崂山,香烟燎绕的千佛山,用三尖两刃刀担着南寻北找、东拼西凑的怪石,来到了这号称“小泰山”的东山,准备略作休息再上山寻石。随着心情的放松,疲惫劳累一阵袭来,真君眼皮一耷拉,身子一歪,倒地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二郎神打着哈欠睁开惺忪的睡眼,定睛一开,所寻的石头不见了,他环顾四周也没有找到,但不远处的东山似乎出现了异样。远看这东山如一人仰天长吼,誓与天公较一高下的傲气之势!那山上雾气迷蒙、云气汹涌、行云行雨,召魂摄魄,倒有几分仙家之气!二郎神径直奔山而去,山之石阔者里许,高者数丈,小如鹅卵,大如小丘,千姿百态、参差嶙峋,玲珑剔透、起伏变幻!山上树木棵棵葱绿、清峻挺拔、满山遍峪;山间千岩竟秀,万壑纵横,横云断岭,别有洞天;山有奇石,石下幽洞,洞有泉水,百泉涌涨。“睡觉之前这东山是光秃秃呀?”二郎神暗自揣摩。原来在他睡觉之时,那些石头不知怎的生了腿,按照一种奇行怪术堆积在这东山上。二郎神不忍心拆掉着如此玄妙绝生的山体,空手回天宫向玉帝禀报。众神犯疑,簇拥着玉帝出了南天门,拨云观看东山,果然:山不高,峰峦奇,景色秀。鸟禽飞。玉帝爱不释手也舍不得毁掉,就下令在这山上再造一南天门,修个灵霄殿,作为他在人间的行宫。玉帝在这里一建行宫不要紧,那太上老君、上下八仙等众神也纷纷到此来构筑洞穴,一时间天上人间来这里的人终日络绎不断。玉帝见这山峰也是络绎如丝,随起名叫做“绎山”。因“绎”与“峄”谐音,后被叫做“峄山”。

      光风霁月:祖龙洞西侧的四个大字“光风霁月”,为明万历十六年(1582)邹县县令王自谨的老师罗景书写,每字高2米多,字体潇洒飘逸,如行云流水,在山下便可看到。“光风霁月”即所观之景如天朗气清的和风,似雨后天晴的明月,用以比喻登临者历尽险阻攀上绝顶后的轻松自如、心旷神怡之感。

 



      远眺丹丸峰......

      舍身崖:又名同心台,曾有石碑,上刻“爱身不舍”四字。此处海拔为521.99米,寓意我爱你到永久。同心台,同心锁,真情锁住你和我;聚峄山神灵,锁前世今生。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曾在此山盟海誓,彼此为爱情忠贞不渝,爱身不舍。

      舍身崖的传说:舍身崖又称妇跳崖。在峄山脚下,有个村庄叫惠庄,庄里有一位老汉,年纪七十有余,老伴早世,膝下留有一子取名贤哥。贤哥面目英俊,心地善良,二十多岁娶上一个漂亮的妻子,人们习惯的称为贤嫂。贤嫂过门后,体贴丈夫,孝敬公公,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庄上无人不夸。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天,贤哥上山打柴,被一阵旋风卷下悬崖,奄奄一息,临死前嘱咐贤嫂,无论改嫁还是守寡,一定照顾好爹爹。
      年迈多病的公公由于悲伤过度,一时间卧床不起。这下人们议论开了,说贤嫂年轻漂亮又没孩子,一定会改嫁。可过了一段时间,贤嫂不但没改嫁,反而照顾的公公更精心了。他们种着几亩薄地,平日里,她和公公一起耕作,夜晚,贤嫂纺织,公公扯线。就这样,粗茶淡饭,土布薄衣过着。这一年,天气特别的冷,他们的草屋在凛冽的寒风中抖动,没一个角落都渗透着寒气,柴禾烧光了,无火取暖。年轻人御寒能力强,贤嫂赢撑着,可年迈的公公脚冻红了,冻肿了,冻裂了。贤嫂看着可怜的公公,心里好不着急,可老天爷依旧冷风似刀割着老汉的脚.听着公公一声声痛楚呻吟,贤嫂的心被揉碎了,走到公公的床前,抓过老人家紫萝卜一般的双脚说道:“爹爹,把脚伸过来,我给你暖暖。”没等老人家明白过来,就把公公的双脚抱在怀里暖了起来。 一天,两天,三天......这件事情就被几个好事者,无端的造谣传开了。于是,贤嫂这位孝敬老人的楷模,顷刻间,在人们眼里变成了一位不贞的女子。
      舌是龙泉剑,杀人不见血!老汉受不了,眼含热泪劝贤嫂改嫁。贤嫂抱住公公的腿,跪在地上说:“您就是我的亲爹爹,我要侍侯你一辈子!”可谣言实在厉害,贤嫂窘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啊!死,容易!谁来照顾公公呢!活,太难了,不说种地,就是要饭,谁肯把食物施舍给不贞女呢?这个可怜的女人呀!
      就在这时,有人不知处于善心还是恶意,给贤嫂出了个主意,叫她去峄山去跳舍身崖。说:好人摔不死,坏人活不了,是真是假,天神可鉴。于是,就在农历的二月初二这一天,贤嫂早早起来,洗了脸,梳了头,就奔峄山舍身崖了。烧了三柱高香,朝天跪下道:“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今天从这里跳下去,如果上天有灵,就叫我平安无事的回家侍侯公公。”说完,纵身跳下舍身崖。来看贤嫂的人们认为贤嫂必死无疑,可回家一看,贤嫂早已在家侍侯公公了。



      好神似的鱼石啊......





      下得五华峰,继续前行,想去看看最大的汉字石刻——“鳌”......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3

 

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丹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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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丹丸峰)

      下得五华峰,转过舍身崖,我们继续向前行进......

      这条窄窄的通道,被称为“长廊壁”。当时的邹县县令黄庭坚也在此留下了“一线天”的题刻。

 



      我喜欢黄庭坚,是因为他说的一句名言:人不读书,一日则尘俗其间,二日则照镜面目可憎,三日则对人言语无味。
      黄庭坚与邹县: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神宗元丰年间,黄庭坚调任邹县知县,给邹县的政风,民风,文风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他以“以平易为治”管理邹县社会,而以雷厉风行的姿态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打击酷吏,使得“吏不悦而民安之”,受到老百姓的敬仰和爱戴。
      黄庭坚因官场倾轧,心情抑郁。他经常登峄山游玩解闷。这天,他由书童相陪又来到了峄山,二人只顾流连山中美景,竟然在东华天街的冰凌湾迷了路。为了寻找出路,黄县令好一阵钻、爬、滚、卧,累得气喘吁吁。在湾边小憩时,忽然看见一线光亮直泻湾中,射入水面恰如一条金线。再仔细一看朝上的洞口四壁凿有盘旋而上的脚印。这一发现令他们顿时忘却疲惫,沿着孔壁攀援而上。洞孔深约半里,攀上洞顶,豁然开朗。原来是:孔窍虽长很有限,洞中虽小连着天;孔窍中天只一线,孔窍之外无限天。兴奋之余,黄庭坚写下“一线天”三个大字,既是为此奇洞题咏,也借以抒发胸臆。黄庭坚在峄山留下的题刻很多,至今仍存。卧虎石上的“凌虚直上”和风烟石上的“云蒸霞蔚”。令人惋惜的是,黄庭坚在峄山的题刻,都没有落款。不过,因为这些字的存在,峄山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愈加显得厚重了许多,其神秘感也倍加增强。至今在邹峄山周围还流传着一首关于黄庭坚的民谣:山谷道人姓黄,苏门学士名响。邹峄山不落款,气冲斗牛屈量。性豪气壮情爽,上上下下窝囊。天大朝中无席,愈贬名声愈响。
      此外,保存于今天孟府院内的《戒石铭》相传为黄庭坚所书。据戴光所修《邹县地理志》云:“庭坚所谪居邹县令所书”,不知从何考证得知。关于黄庭坚的情况,《邹县旧志汇编》中也有所提及。

 

      连理枝:一棵柏树与一棵椿树相偎相依,天长日久,共生一处,是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寓意为爱情百年不渝,白头偕老。

      奇特的石头,南天门附近的袈裟石就应该是类似的形状吧。该类石质的地质成因应该为峄山花岗岩侵位之后,少量继承性酸性岩浆沿原岩裂隙面上侵,形成长英质脉岩,该类脉岩菱形节理发育,风化剥蚀脱落而成。



      这样的石头比比皆是......

      竟然还有不同的石质......

      走上这条石阶,就可以看到最大的汉字石刻——“鳌”了......



      远眺到丹丸峰的顶峰......

      丹丸峰:五华峰东去干余米有—奇峰耸立,即丹丸峰。峰顶有—椭圆型巨石兀立,高约十八米,粗约十二米,往东南倾斜,其状如丹似丸,故名丹丸石。丹丸石凌空突兀,远观岌岌可危,系悬天半,摇摇欲坠,朵朵白云萦绕其间,天成奇绝,妙不可言。
    丹丸峰神奇,种种传说愈加神奇。相传,周灵王太子王子乔,喜欢吹笙作风凰鸣声,被仙人浮丘公引往峄山丹丸峰修练,30年后,挥手向世人告别,遂升天成仙。又传,乔为东汉河东人,曾任叶县令,有神术,会飞升,常自县至京师,而不见车骑:临至,必有双凫飞来,人举网得之,则为乔所穿之鞋。其后,天忽降玉棺于堂前,乃沐浴服饰卧棺中,葬于城东,土自成坟。还有一传说,子乔曾化为白虬,持药与崔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虬,中之,因坠其药,俯而视之,则为子乔之尸。文子取尸于筐内,顷刻化为大鸟飞去。种种传说确乎神奇,甚至荒诞,一言以蔽之,传说中的王子乔是一大仙,有神术,会飞升。王尔鉴借此典故,题诗“丹成悬天半,绝埃无根蒂。安得王子乔,攀石腾云际。”为丹丸峰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喻比丹丸峰天造奇工,超脱尘埃,玄妙无比,稀世绝伦。“攀石腾云际”,即攀石可腾云驾雾,飞升天际。虽是夸张之言,但在峄山九峰中,唯有丹丸峰悬天万年,出乎类拔乎萃,为诸峰佼佼者。
    丹丸峰右为黑风(口),左即断虹(崖),凡丸石下有孔,名曰鬼谷窍。鬼谷,顾名思义,即阴邪之地,人无以立,非凡人茶话谈吐之所。相传,古有四仙,悠然飘至,在鬼谷窍下和老子对弈,不食不眠,忘其日月,不知多少年岁。一时灵风突起,四仙人各自驾鹤而去,老子打了盹,一盘棋没有下完,人间沧海变成桑田。从神话传说回到现实中来,若不惧艰险攀上丹丸峰,炎热盛夏,在丹丸石下避暑乘凉,飘然天际,观峄山诸峰,可谓风清气爽,惬意非常,得天厚独,胜似天堂。

      峄山王尔鉴:自有郡县以来,在峄山做过县令的,应以百千计。然能走出史籍,融入百姓并广为传颂者无几,王尔鉴便是其一。史料上评价王尔鉴令邹用了六个字“有断才,多惠政”。能获此评语应是充对其分的肯定和褒扬,但史书上的语言毕竟太过正统,民间的语言更有助于我们去深入了解王尔鉴。“十天的案子三天断,留下七天爬峄山”是王尔鉴自己的总结还是百姓的评判已不可考,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使王尔鉴由正襟危坐,肃穆威严变得笑态可掬,有血有肉,一个活生生的县令在峄山流传了几百年,并将继续流传下去。
      正式介绍一下王尔鉴:王尔鉴,字在兹,号态峰,男,河南卢氏县人,清代进士,雍正五年任邹县县令,史籍对王尔鉴的记载仅止于此。
      王尔鉴钟爱峄山,否则不会十天拿出七天来爬峄山,到过峄山的人都知道,峄山不高也不大,而王尔鉴却乐在其中,常爬不厌。他爱爬山,喜欢桃花,环山遍植桃树,他常于山顶将桃核以黄泥裹之,用弹弓漫山射去,这就是峄山流传的王尔鉴弹弓植桃树。现在爬峄山,常看到石缝崖间突兀地冒出几株桃树,说不定哪棵就是王尔鉴当年“射植”的结果。正是由于王尔鉴的倡导,峄山周边至今仍广植桃树,才有了这名符其实的万亩桃园,每到春季桃花盛开,远远看去一片花海,甚为壮观,暮春时节,粉红的花瓣浸着春雨落英缤纷,正如他诗中所说,“红雨春风进万家”。
      中国历史上清官能吏是不缺的,包拯、海瑞式的官员历代皆有,但这类官员给人印象总是剑眉紧蹙,神情凛然,让我等百姓望而生畏,不敢亲之近之。而“有断才,多惠政”又好爬山,况善使弹弓种桃树。这就使“王尔鉴”有了温度,接上了地气,充满了人性,老百姓正是截取了他有温度的一面而津津乐道,代代相传。
      让王尔鉴具此生命力的深层原因决不仅仅在此,“尔俸尔禄,明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戒石铭,王尔鉴将此制成木牌,随身携带,并身体力行。不错,只有知道自己的俸禄薪水从何而来,才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怎么去做。在封建社会县令位置上捞几两银子是很容易的,制度、监督都可瞒天过海,但不能瞒不可欺的却是心中那片上天。心存敬畏,才会谦恭平和;恪守底线,才会知荣辱,守规矩;才能踏实做事、干净做人。我想,这才是王尔鉴能根植百姓心中的真正原因。
      从这一点推断,王尔鉴和那位把风吹竹叶听成民间疾苦声的郑板桥应该是相熟的。《峄山志》记载郑板桥曾三次登峄山,有一次是在雍正九年,那一年王尔鉴正在邹县县令任上。志同道合,心意相通的两位登山爱好者肯定会相伴遍览峄山美景,于山巅看云卷云舒,品世事无常;在古刹伴青灯,把盏长谈,叹黎民,喟苍生。不知哪条幽径曾留下他们的串串足迹,哪片山林曾回荡过他们的郎朗笑声。
      在行政与司法集于一体的清代,县令应该是一个比较繁忙的职位,公检法,国地税。事无巨细,除计划生育外可谓包罗万象、样样皆管。但拥有“十天案子三天断”之本领的王尔鉴却能游刃有余,谈笑风生。公事毕,推开案卷,丢下判笔,除去官袍,登轻履,着便服,邀一好友,执一黎杖,弃坦途,觅幽径,攀藤牵枝,穿林越涧,过危崖,上险峰,渴饮清泉,饥食野果,可以探幽洞,访名泉;无手机之乱耳,无送迎之劳形,何等快哉!再急的事也寻他不着,最多也只能松下问童子,云深不知处,谁也没办法,圣旨到了也没辙。也正因此,留下了峄山二十四景,种桃诗等作品。谈到王尔鉴的诗,就文笔而言,倒也不十分出色。中国古代写诗作赋高手如云,诗作亦浩如烟海,内容繁杂,形式多样,风格迥异。有的雄浑豪放,有的空灵静宓,有的凄切哀婉。但从写作动机来看,大约是对个人情愫的一种表达,一种倾诉。只不过因诗人性格,境遇不同,有的呐喊,有的浅唱,有的低吟罢了,读来总能见到人的影子在其中,尽管有的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藏得很深,细品仍能觅其踪迹。王尔鉴的诗则不同,他的诗中有峰、有石、有池、有洞、有庙、有庵。你看不到他,没有壮志凌云,没有意气风发,没有意冷心灰,没有愤懑惆怅。那么纯粹,那么简单,那么从容,那么平静。
      峄山是道教名山。道家讲究修炼。所谓的“修炼”其实是无数次的重复,对一件事物不厌其烦地重复,而这种重复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有思考在其中,有感悟在其中,所以每一次重复都是新的历程。一点一滴的心灵的感悟聚集凝结,最终才能顿悟。牛顿的苹果,王阳明的竹子都是这种聚集和凝结的一个触点。或许是攀藤牵枝时一枚坚果落在了王尔鉴的头上,或许是疲惫小憩时“格”透了哪块石头。总之是看穿了,悟透了,否则哪来的如此从容与平静?
      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有意思,对那些认为不听话或者不如意的手下进行大范围调动,当做一种惩罚手段。足够长的跋涉,足够长的时间够你思索,够你去悔悟,客观上却提供了诗人们创作的空间和时间。同样的经历带给他们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旅程带给他们同一首歌。宦海沉浮,谪旅乏寂,思绪万千,触景情生,笔触细腻而真切,产生了大批不朽名作,形成了特有的“谪官文化”。按说王尔鉴是很应该挤身其列的,雍正五年令邹,后升济宁知州,再转徐州,乾隆十六年,谪四川任巴县知县,十八年被罢,二十年复任,同样是一份不寻常的履历,不同的是没有埋怨,没有牢骚,没有辩解。只是谈定地收拾行装,从容上路。于是在边远的巴县,又有了“巴县二十四景”,有了“巴县志”。王尔鉴还是王尔鉴。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尔鉴的书法,王尔鉴的真迹桃花诗现存于峄山白云宫。这要感谢一个叫张鸣远的人,张鸣远是当时济南府名气很大的刻碑专家,按说七品县令的作品他是不屑亲自操刀的。但当他见到王尔鉴其文其字,精通书法的他眼前一亮,欣然拿起了刻刀......。将墨滑过纸那瞬间的精彩真切地复制在坚硬的石头上,张鸣远做到了,尤其在最能体现书法精妙的枯笔的处理上,张鸣远一丝不苟,最大限度地表达出了一个真实地王尔鉴。真应感谢刻碑专家他们能使书法作品不朽。
      看王尔鉴的字,你能感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力量,这是一股带着韧性的力量,浑厚而沉稳,遒劲而放达,字里行间又分明地流淌出一丝清新与灵动……

      鳌字石:1990年2月28日,我国当代最大的“鳌”字在山东省邹城市峄山的巨石上镌成。鳌,即独占鳌头,此字高15米,宽8米。右上角“民族魂”三字高2.5米,宽1.4米。时称汉字石刻之最。
      峄山位于山东省邹城市东南12公里处,占地约4.7平方公里,海拔555米。自麓至顶,登山石级共43盘,长约4公里。因山石多呈圆形,如丹似丸,络绎不绝,故名峄(绎)山。峄山在邹鲁平原上突兀拔起,崔嵬陡峻,颇有“名山叠叠势凌空”的宏大气象。
      峄山又称邹峄山、东山,名胜佳境,史不胜书。早在《尚书?禹贡》中即有“峄阳孤桐”的记载,春秋时邾国国君迁都于峄山之阳,其故城遗址至今犹存。《孟子》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峄山极顶五华峰五石并立,其东峰冠子石相传即孔子“登东山而小鲁”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孟子、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郑板桥等历史文化名人都曾登临峄山,并多有诗文墨迹存传。秦始皇登峄山,曾令丞相李斯勒石为纪,世称“秦峄山刻石”。因原碑久佚,至元代复有仿刻之碑,今存邹城市孟庙。由于后人相继在山上建寺观之居,筑亭台之胜,并刻石以纪古今胜概,峄山遂有“邹鲁秀灵”之誉。
      镌刻在峄山上的“鳌”字由我国著名书法家杨萱庭先生用长2.9米、重达40公斤的特制毛笔,在2米见方的100张宣纸拼接成一张20米长的大纸,饱蘸15公斤墨汁书写而成。此字镌刻于峄山五华峰东约0.5公里处神雀台球块巨大石壁之上,其左下有丹书跋文:“邹鲁峄山,岱南奇观。美夺五岳,秀丽赞元。帝王骚客,幸会于斯。古今共赞,以鳌记之。”邹鲁峄山集泰山之雄、华山之险与黄山之秀于一身,玲珑剔透又雄伟壮观,实无愧于“独立鳌头第一奇山”之美名。
      为将这个“鳌”字毫不走样地镌刻在高20余米、宽17米的巨大壁石上,30余名工匠先事临摹,然后分层作业,共用红色油漆125公斤,凿字耗用钎钢1吨,凿下的石渣有25立方米,历时4个月方始镌成。“鳌”字为阴字阳刻,笔画高凸于石壁之上,空间凹下达25厘米,形神俱佳,立体感极强。这个写刻而成的“鳌”字高达15米,宽8米,平均笔画宽度为1.5米,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汉字,在峄山东南方向12.5公里内清晰可见。当游人驻足神雀台下,仰视硕大无比的“鳌”字时,更觉峄山之奇美,因而由衷赞叹人工之巧妙,天地之高远。



 


       峄山虽不是多么高大雄伟,但其秀美的风光堪称第一。“泰山雄,黄山秀,赶不上峄山的大石头。”峄山,以其怪异无双、精美绝伦的石头从众多的名山中脱颖而出,怎不算是独占鳌头呢?

      峄山的石头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奇特怪异的大石头,形成了数不清的洞穴。或幽深,或阔大,或狭促,或曲折。它们有的从山下通到山上,有的自地表直入山体。传说还有一条山洞直接通到东海,只是谁也没有走完它的全程。峄山,以其怪异无双、精美绝伦的石头从众多的名山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

 

      走在这样的山间小路上,是一种奇特的感受呢......


      古人说:黄山归来不看岳,五岳归来不看山。但我在游览了峄山之后,却认为峄山的风景名胜与任何一座名山相比都毫不逊色。没有到过峄山,你不会知道在山峰之上有如此奇异的鬼斧神工,你不会欣赏到石头堆积而成的自然奇观。这里风景奇异,人文繁盛,流淌着无尽的历史沧桑……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3

 

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东线-冠子峰·孔子小鲁台·古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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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峄山(东线-冠子峰·孔子小鲁台·古书院)

      冠子峰为峄山第二高峰,由花岗闪长岩经崩塌,长期风化而成,绝崖陡壁,壁立千仞,耸入云际,形如诰命夫人所戴的凤冠而得名。
      因峄山而生的故事不可胜数,最有名的就是孔子见老子。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故事也是尽人皆知。峄山的东峰和西峰俗称东山和西山,东山冠子峰东北隅有一陡立平台,因当年孔子登临至此世称小鲁台。孔子当年住在鲁国的都城曲阜,距离峄山不过50里,心怀天下之志的孔子自然常常登临峄山发思古之幽情。每当登上峄山,眺望北方的鲁国都城,孔子常叹,站在高处看,鲁国变小了,因而就有了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典故。

      小鲁台:为孔子登临峄山的先圣遗迹。《孟子尽心上》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太山即是泰山,东山即峄之东山,当年,孔夫子一路风尘,登上峄山,视野为之开阔,鲁国的天地显得小多了;尔后,登上雄伟的泰山,感觉天下更渺小了。当年孔子带领众弟子到峄山讲学,刚来到这地方,孔子变发出了小鲁之叹。现在看到的“孔子登临处”、“登东山小鲁”、“大观”等石刻多为明清文人手笔,原来有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所题“小鲁台”三字,后被可恶的日本侵略者盗走。古人曾有诗赞曰:“下临半天意若何,千古评说墨成河。高山流水传知音,伯牙子期何不乐。”  至今,当地仍保留登峄山,拜孔孟,承圣贤的习俗。古代诗人曾留下这样的描述:下临半天意若何,千古评说墨成河。高山流水传知音,伯牙子期何不乐。
    小鲁台为至圣先师到过的地方,名胜古迹甚多。台西南,冠子峰耸入云际,绝崖陡峭,壁立千仞,形似封建时代诰命夫人所戴的凤冠,其高仅次于五华峰。冠子峰顶背阴小月宫处,有古人雕凿的石屋数间,大书“桃花洞水晶宫”。相传,秦始皇曾到此一游,听说孔子到过此处,随即命人攀上绝崖,费尽心力,雕凿石屋,意欲高过孔子。小鲁台原立数十刻石,一记太史公司马迁至此考察孔子行踪;二记李太白游览东山故事;还有—石书有“小鲁台”,传为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所书,数刻石皆毁于战乱,“小鲁台”一石被日本侵略者盗走。唐代负有盛名的大书法家李阳冰曾到峄山学书,深得秦代李斯刻石之精髓,人称之为“笔虎”,李阳冰曾在冠子峰绝壁挥毫留题,千午美谈,流传至今。明代万历甲午(1594年)八月妆阳县令(邹县人)潘榛赞颂李阳冰峄山学书,为小鲁台书题楹联:“铁鞋有知问老聃,神水鉴心白云亭。”横联:  “峄山学书”。原刻石立于小鲁台之阳,碑刻傍注“为李阳冰峄山学书刻记”。清代雍正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峄下工会隆也为此书题楹联:“铁鞋厚情知音少,石头寡意笑语多。”横联:“峄山学书”。此刻石也立于小鲁台之阳。以上两刻石皆毁。现在保存下来诸多摩崖石刻,多出自明、清的文人手笔。榜书“登东山而小鲁”、“孔子登临处”、“大观”、“冠子峰”皆为明万历年间游人所题。
    明万历年间,重阳美人左丞丘卿号乐天的钱达道等一行五友,来小鲁台寻胜观光,脚踏古邾故土,放眼鲁国大地,慷慨悲歌,心潮逐浪。转眼下望:丹丸礓悬,垛叠半山,窍隙间古树苍苍,巧添点缀,景象神奇,令人惊叹!乐天脱口而出:“下临”,  —友随即应对:“干仞!”乐天摇头:“嫌虚”,—友接应:“礓窝”,答曰;“太俗!”又—友接称:“绝壁”,则答:“过玄”—友抢白:“莫过‘无地’恰到好处”,  这人又立即推翻自己:“下临实有其地,并且土地肥美,五谷丰登在望!”最后,乐天拟“下临半天”再请众友议定。时过10年,同代人文林郎王自谨在此立—石,  上书“千古评说”四个字。
      登山道路到此戛然而止,不允许游客再往上行......

      “孔子登东山”考:《孟子·尽心上》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山东的泰山有“孔子登临处”,山顶有孔庙及“望吴门马”之迹,孔子登泰山已成定论。但“东山”在何处?却有峄山、蒙山二说。 
      位于曲阜之南邹城市南部,钟灵秀美的峄山,林壑幽美,怪石突兀,景色不下二百余处,其东山顶端东峰处有“孔子登临处”、“小鲁台”等古人墨迹,人们便以此作为孔子当年登东山之处。曲阜之东面平邑的蒙山,亦称当年孔子登东山处。两者孰是孰非?
      一、从地理方位上看,峄山在曲阜(鲁城)之南,蒙山在鲁城之东。二、春秋战国时期,邹城一带为邾国(后改为邹)之地,而非鲁国之地,孔子不便到那里,更不便在那里“小鲁”。三、《论语·季氏》记孔子斥弟子不阻挡季孙氏伐颛臾时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古时颛臾小国在鲁城之东的蒙山,“东蒙”二字连到一起,可知“东山”即蒙山。四、孔子登上蒙山“小鲁”,是说在高大的蒙山上看到鲁国不大。蒙山海拔1156米,是山东境内仅次于泰山的第二大山,峄山的规模与高度显然不能与其想比。依上述几点,足证孔子所登的东山是蒙山,不是峄山。对此事,前人也已有说法,王鎏《四书地理考》中记:“曲阜东二十里有防山,绝不高大也。或云费县西北蒙山,正居鲁四境之东,一名东山,孔子登东山,指此。” 
      为什么峄山也有“小鲁台”等古迹之说呢?当年秦始皇朝泰山之前先朝峄山,于是多年来人们对峄山加意色装,峄山的东峰东面一片开阔地,有人便认定孔子在这里“小鲁”。其实是一误会。孔子登东山之“东山”应指今费县之北、隶属平邑的蒙山。 
      孟子所说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东山”在今何处?目前有两说:一指今山东平邑县境内的蒙山,一指与平邑县毗邻的邹城市境内的峄山。蒙山是泰山山脉的分支,绵亘于平邑、蒙阴、费县、沂南等县境内,长75公里,总面积1125平方公里。主峰龟蒙顶形似巨龟卧于云端天际,海拔1156米,素称“岱宗之亚”,为山东第二高峰。蒙山很早就名噪海内,著称华夏。《书·禹贡》有“淮、沂其,蒙、羽其艺”的记载。《诗·鲁颂·宫》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把拥有泰山和龟蒙视为鲁国的荣耀。《论语·季氏》记孔子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宋邢疏:“昔者先王始封颛臾为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东,故曰东蒙。” 
      宋朱熹《孟子集注》说:“东山,盖鲁城东之高山”,已点明东山的方位在鲁城之东,而非鲁城之南。鲁城东之高山,唯蒙山称最,且近,因此东山应为蒙山。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年版)就明确指出:“东山,当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又,宋孙疏解“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云:“孔子登鲁国之东山而所览者大,故小其鲁国,以鲁国莫大于东山也。登泰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览者大,而天下亦莫大于泰山也。”此说与蒙山形胜颇合。因为登上蒙山绝顶,遥望四方,琅琊在其东,徂徕居其西,大岘处其北,抱犊位其南,鲁国山河尽收眼底。所以孔子登临时才有“小鲁”的感觉。试想,峄山海拔仅545米,登临其上能有“小鲁”的感觉吗?  
      相传,孔子登东山是沿泗水、卞桥、仲村一线,从东蒙古道攀援其巅的。主要遗址、遗迹有:孔子小鲁碑——在龟蒙顶南慈宁宫左侧,立于何时不可考,字迹依稀可辨;望海楼——在龟蒙顶左侧偏东南2里许,系孔子东眺大海之处,今楼不存;圣憩石——在望海楼附近,为孔子登山休息之处;大通岩——在龟蒙顶东南擂鼓台至白云岩的孔道上,为一数丈长的石梁,孔子经此抵白云岩观赏云;遇圣桥——在蒙山西南麓的贯庄附近,为老莱子之徒上山打柴遇见孔子之处;“子宿”村——在蒙山西侧40里许,为孔子登东山夜宿之地,今有东西“子宿”二村,并存“子宿”碑记。蒙山西侧今柏林、保太、仲村、历山、卞桥一带,方圆百余里,为地势开阔的平原区,此地居民自古即多将蒙山俗呼为东山,盖因山在东、人在西的缘故。这种以地理方位俗称山名的例子并不少见,可以推想,当年孔孟先圣称蒙山为东山,亦可能出于俗称。  
      诚然,峄山自古即是文化名山,历代帝王对其推崇备至,文人骚客更是纷至沓来。孔子当年奔走列国,云游四方,对于近在咫尺的峄山,当然会捷足先登,甚或不止一次地登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孔子登过蒙山,也登过峄山,但孟子所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东山”却应指蒙山。
      这里还流传着孔子见老子的传说故事: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孔子和老子是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人物。作为儒家与道家学说创始人,他们都生活在春秋晚期,基本同处一个时代,诸多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证实孔子曾多次向老子问礼。第一次有年代可考的是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即鲁昭公七年(前 535 年) ,地点在鲁国的巷党。 《礼记·曾子问》载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四则故事,其中载:“孔子曰: ‘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土恒,日有食之’ ” 。 《水经注·渭水注》记载: “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第二次是在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 ,地点在周都洛邑 。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 《史记·孔子世家》亦载: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 ‘请与孔子适周。 ’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 第三次是孔子53岁时,即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地点在一个叫沛的地方。《庄子·天运》载曰: “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第四次在鹿邑,具体时间不详。《吕氏春秋·当染》记载: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儒、道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儒、道文化同源而异流,两家文化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诸多共通之处,只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主张,产生了两条风格各异的思想文化发展道路。孔子问礼于老子,在时间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点上可能不止一次。《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是年轻时的孔子与中年时的老子相遇的说法,孔子十七岁时,老子由于政治上的某种缘故,流放到鲁国,是以孔子在鲁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孔子居陈三岁”和《庄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南之沛”,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时于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况。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学派所记载的,只是各家所分别熟闻的地方的事情。
      挡不住的春意......

      山下仰望冠子峰全貌......

      仙人棚:峄之东山仙人宫(东宫)后,一巨大片石岩自北向南倾斜坦卧,大约一千二百多平方米,号称一亩八分三,南向一窦为门,上刻“如天宫”,唐代十才子之一、亚泉山人吉中孚书,还有“仙人洞”、“真人真境”、“蓬莱仙岛”诸石刻,为元、明时代人题,这就是列为峄山二十四景的仙人棚,亦称仙人洞。清代骚客曾题诗曰:“何人撑宫石,为此避谷计。有客岭上来,携得白云至。”
    入仙人棚,北进数步,突见一矗立巨石,如桩如柱,如墩如座,粗三人合围,高约二米,甚圆滑,上刻“柱石”两个大字,此即偌大仙人棚的支撑石柱。柱石周围亦有历代游人石刻,洞内西壁还刻有明朝人游记。过柱石再进数步,眼前洞天宏阔,豁然大展,如入二三百人相聚之广庭,可坐卧休憩,可听戏观舞,北廊前为舞台,台后可化妆梳洗。庭东、北、西三面皆有台,西南乃古之道家炊燃之所。西廊边沿有一渠,畅流直下,丁冬作响,拨动心弦,谓之圣仙水。踪迹归何处?洞口桃花云自多。”冬暖夏凉,置身其中,如临仙境。清代人撰《峄山志》亦引用唐人白乐天诗,借咏峄山仙人棚:“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西水流东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茂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乐处,仙花桂子落纷纷。”
 

      枕石:位于东宫太白楼前的爷娘洞之上,为一南北平卧、五间屋大小、形似一巨枕的长石。石上的历代游人留题多处。神话传说为太上老君的仙枕,是天公专为老子李耳所设,待他游此坦卧而享用。



      爷娘洞:洞内供奉伏羲女娲,人类因他们而繁衍生息、薪火相承,所以,几千年来被人们尊称为“爷娘”,此处许愿特别是求子最为灵验。

      东宫:所谓东宫,就是正北面的大白楼,是当年李白住过的地方,"太"字故意少一点,就成了"大"。这些古代文明的结晶被毁于历代的战乱,仅存一片遗址。

      九峰台:因为这是欣赏峄山九峰奇姿的最佳位置而得名。我们在这里可见九峰耸峙、并肩而列的奇观,依次是冠子峰、断虹崖、丹丸峰、大神崖、小神崖、王母峰、车辋峰、舍身崖、五华峰。丹丸峰最为奇特,上面的丹丸石高约十八米,粗十二米,倾斜而立,悬系半天,最奇妙的是丹丸石与支撑其下的大石间竟然有一线缝隙,这么远的距离仍可清晰看到。虽然它看起来岌岌可危,但千百年来它一直巍然耸立,稳丝不动呢。  现在这里也叫作“观鳌台”。

      徐霞客赞峄山:明末旅行家兼地理学家、散文家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好奇书,欲问奇于名山大川。21岁出游,30多年,历尽艰险,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著有游记作品多种,以《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徐霞客24岁,这年,这位面孔微黑,身材瘦长的年轻人开始了第一次北上之旅,“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登峄山吊孤桐”,徐霞客看了泰山、拜了孔子之后,为什么还要到邹县?因为这里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的故里。徐霞客参拜孟庙时,望着亚圣孟子的塑像,想起夫子一路周游列国、为传播王道所遭受的艰辛,突然感觉孟子离自己很近很近。自己的理想就是: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而孟子的理想则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谁能说他们不是同道中人?
      峄山虽不高大,可徐霞客站在山前仍有高山仰止之感。作为一名立志周游九州,踏遍五岳的旅行家,他对峄山的了解恐怕比邹县人还多,他边走边想着历史上那些关于峄山的描述,可他却突然觉得,那些描述不及他眼前所见万分之一。只见山间千岩竞秀,万壑纵横,或者意象新奇,别有洞天;或者草蛇灰线,横云断岭。加上雾气迷蒙,似招魂如梦,让他以为已入仙境。峄山赋予他的灵感激情即使仰天长啸也难以渲泄,怎么办?怎样才能把奔涌在心中的喜爱之情让天地知道?让来峄山的后人知道?徐霞客在山上观看着、寻找着,突然,一大片光滑石坪跑入眼帘,位于舍身台南百米左右的山腰里,有一堆如花瓣一样的被称为插花石的石头,而这石坪就在插花石的边上。徐霞客操笔在手,在插花石上一气呵成以下文字:
      “峄山古意良多,石称冰骨玉筋,仿佛飞天齐集,堪称稀世之珍;灵通暝暝天府,气贯浩瀚长虹。堆砌之神妙,垛叠之灵巧,积聚之多姿,坦卧之福寿,绝乎万方,独齐天颜。插入蓝天的,高洁典雅,一尘不染,而况凌严不可犯颜。悬挂山巅的,奇危百出,令人目玄。庞然大物者,着落仅仅一点点。大如廓房者,推之,旋转而笑天!或方或圆、或峣或玄,犹同在斗巧又似在献艺,神似万物,又似亿万人众各得其所,而且个个随遇而安。历经千百亿万年,风风雨雨,毅然挺拔独俏!绝,绝,绝!妙,妙,妙!”
      据说,此文不仅一直在邹鲁地区流传,还被到峄山游览的文人墨客抄录到全国各地。后来,清乾隆年间陈森庵将其记入《峄山学牧歌》。关于徐霞客游历峄山及孟子庙的事迹,《徐霞客游记·序》,《徐霞客墓志铭》中均有记载。

      赵孟頫一家共绘峄山图:赵孟頫(1254-1322),元代画家,书法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官道人。湖州(今属浙江)人,赵为元代画坛领袖人物,并且还以书法著称于世。是博学多才的大才子。赵孟頫是贵族出身,祖上都是做大官的,他自己在元代曾经被封为“魏国公”。
      毫无疑问,赵孟頫是非常成功的男人。元仁宗皇帝曾将赵孟頫和他夫人管道昇、儿子赵雍三个人的书法作品合装一卷轴,藏之秘书监,并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那样美好的人,那样美好的家庭,他们的故事也一定会发生在峄山最美好的季节。那年初秋,峄山秋色浓郁,天空纯净,泉溪明澈,山脚下走来了赵孟頫一家人:赵孟頫、夫人管道昇、儿子赵雍。
      此时的赵孟頫与管道昇就像这初秋的季节—赵孟頫已50多岁,管道昇也已年过40,不管是年龄还是感情,都已被时光酿成了醇厚的酒,散发着醉人的气息。特别是几年前的赵孟頫一次“出轨”未遂之后,彼此之间感情牢不可破了。
      1303年,管道42岁,赵孟頫50岁时,或许是“玉貌一衰难再好,”或许是16年相依相伴所造成的“审美疲劳”,赵孟頫效仿当时的名士,想要纳妾了。可是,朝夫人暗示了几次,管道昇总不置可否。一日宴饮后,赵孟頫借着酒劲儿,直截了当的写明了自己的意思:“我学士,尔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娶几个吴姬、越女,也不过份。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看着丈夫手书的熟悉字体,管道昇心里却阵阵发凉:难道真的没有一生一世一双人么?她行至案前,铺纸研磨,望了一眼窗外飘零的桃花,缓缓写道:“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拿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然后,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这种说法太感人了,管道昇也太厉害了。让赵孟頫一下子回忆起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点点滴滴。他忽然明白了,算了吧,美貌总是一时,鲜花犹有凋零,空有皮囊又如何能相伴一生?如果失去了管道昇这份心意相通、相知相守的温情,它的人生将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赵孟頫给管道昇真诚赔罪之后,从此不再提纳妾之事。而这两张字笺也被他们工整地誊写下来,贴在案旁,既为笑谈,又是警醒,二人之间再无间隙。
      在峄山的游览无疑是快乐的,他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品评,峄山的奇石幽洞、山泉飞瀑如轻羽微拂,一点点撩拨起他们的创作欲望,对于书画诗文一流的赵孟頫一家人而言,有什么能比在天地之间自由创作更让人欣喜呢?当他们正沉迷于山中美景时,清脆的牧笛声犹如天籁之音,随着凉爽的秋风送到耳中,这笛声并无什么高超技巧,可如同山里人家暖灶上煨出的原汁原味的农家饭,饱含着打动人心的滋味。“长笛一声万石笑。”在儿子赵雍眼中,这笛声把石头都打动了。“道唱七哀非时景”,赵孟頫接言。可不是,这样美好的季节一家人同游,怎能哀婉缠绵?实在要不得。管夫人幸福的看着丈夫与儿子,不由说道:“全家齐作牧歌图,峄山无改万年青”。这峄山的美景,这清甜的笛声已打动管道昇的心,她觉得,不把此时的心动、此时的幸福记录下来,会让自己后悔的。赵孟頫听后心里想,真不愧为是相爱相伴近20年的妻子啊,真是心有灵犀。而赵雍在一旁更是跃跃欲试。不久,赵孟頫一家三口人共同绘制了一幅长卷,名曰《峄山牧歌图》。并且,为了感谢峄山给他们带来的好心情,将该图赠送给了峄山白云宫。这幅作品由道观代为珍藏,达600年之久,可惜的是,在1942年毁于战火。
      赵孟頫不仅给峄山留下了《峄山牧歌图》,而且书写了《崇德真人之碑记》,并为《仙人万寿宫重建记碑》篆额。他所写的《至治二年重建万寿宫记》记载了道教在峄山的发展,为研究峄山道教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从他的《舟中望峄》诗中,看看峄山在他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样子:“西南崛起一万仞,却立不屈如争雄。何年天星下天宫,坠地化着青芙蓉”。现在,这朵美丽的“碧莲”更加美丽了,如此惜她懂她的赵孟頫,却在延祐六年五月十日、夫人管道昇病逝后三年也去逝了,两人合葬湖州德清县东衡山南麓。
      孔尚任伤感南华观:孔尚任(1648—1718)清代戏曲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曾任国子监博士、户部广东司员外郎。著有《桃花扇》、《岸堂文集》等。
      孔尚任家住曲阜,曾多次到峄山等地游玩,对邹县风物十分熟悉,也留下了很多诗词。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秋天,被罢官两年的孔尚任回到了家乡,苦闷之余,往济宁拜访朋友。途中他登上了峄山南华观,眼前秋风黄叶,一片萧瑟景象,回想起去年春天来峄山时,和风煦煦,桃花盛开,引来蝴蝶翩跹其中,两相对照,孔尚任觉得恰如自己起伏转折的命运。他见景生情,写下《游峄山南华观有感》一诗。这一回,孔尚任在峄山上住了两夜才心事重重地下山前往济宁。当他的马车经过一片白杨树林时,孔尚任看到树下有一截残碑,于是下车查看,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万章墓。孔尚任想到万章也是先贤,如果没有他大概也就没有《孟子》七篇了。如今他的墓地却是乱草丛生,碑断垣裂,无人问津。孔尚任伤感之心又起,写了一首22句的长诗《拜万章墓》。孔尚任还和“峄山带帽”的云彩有些渊源。在他还年轻的时候,著名诗人丁澎寓居曲阜,有一日见峄山耸起云气,结成“女世公令”四字,以为祥瑞,就记在所著的《孔林记瑞诗》中,孔尚任罢官之后读到这首诗,不由感慨说:“不知当时偶尔寓言,抑或是真有所见?今不幸而验矣。乃灾也。非祥也”。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夏天,干旱已久,眼看就要误了农时,孔尚任的乡亲们都急得不得了。有一个早晨,有下田归来的农夫告诉孔尚任,峄山顶上冒出了白白的云雾,就象戴了一个帽子。孔尚任告诉农夫,这是天要下雨了,快点回家准备耕作吧。过了一会儿,果然是大雨倾盆。孔尚任欣喜不已,写了一首《喜雨诗四月十六日》长诗。写了下雨的全过程,且情真意切。
      王世祯两次访峄山:王世祯(1634——1711),清代诗人,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西)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后升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王世祯充当诗坛领袖数十年,著有《渔洋诗集》22卷,《续集》16卷。另有《渔洋诗话》、《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文艺理论著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王世祯迁任詹事府少詹事,奉命祭告南海。他经过邹县时,正值大雪过后,平原千里,银装素裹,唯有峄山高耸,苍翠葱茏。王世祯欣然登上峄山,不由想起峄阳孤桐和野火焚秦峄山碑的旧事,物是人非,山川依旧,即兴赋诗一首:
      数仞碧玲珑,参差望不穷。波浮泗滨磬,雪照峄阳桐。
      仙洞岩云敛,残碑野烧空。羊车何日去,辇路翠霭中。
      第二年(1685年)春夏之交,王世祯完成南海之行,回京复命时再过峄山。其时又逢雨后,当他上山回首一看,见到山下家家户户正赶着牛羊出家门,到水草丰茂的地方去吃草。枣花也开得正浓,淡淡清香弥漫在空中,沁人心脾。王世祯沉醉在美景之中,忽又诗兴大发,写下一首峄山即事:雨足烟村事不闲,家家驱犊出柴关。枣花香遍浓阴合,水碧沙明望峄山。王世祯对自己这首《峄山即事》格外满意,认为“枣花香遍浓阴合,水碧沙明望峄山”是平生偶得的佳句。
      王世祯一生到邹县多次,又是大诗人,却没有留下与孟子有关的诗词文章。写《峄山即事》十年之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王世祯却为邹县的一位妇人题赠了一首诗。原因是:顺治三年,邹县城遭土寇攻陷,土寇命人开挖邹县廪生潘景焕家的祖坟,潘景焕阻挡,为贼所杀。潘妻潘孔氏不避艰险,下到被挖开的坟墓中,整理好先人尸骨,又把坟重新封好。她随后投水自尽,被人救起。流寇兵退后,潘孔氏又四处寻访家人,找到婆婆和儿子,又找到丈夫的骸骨归葬。县中乡绅认为潘孔氏节孝俱为典范,上奏山东巡抚,建坊旌表。时为户部侍郎的王世祯闻知此事,写下《题赠节妇潘孔氏坊表诗》:
      绣斧家风邾国传,儿残寇刃妇投渊。水枯天佑延孤祀,骨冷夫还葬墓田。
      血泪几声和雨下,辛勤匕箸奉堂前。经纶巍焕崇坊表,节孝争夸孔母贤。

 

      神龟探海......

 

      神豆腐石:相传,峄山脚下有一古豆腐店,远近闻名。一日,皇上带文武官员游山,先定午餐必食豆腐。正巧店主女老板走娘家,孩子技术不佳,做了一锅很难吃的豆腐汤,皇上大怒,勒令罚款千金,取消店号。主人赶回,心中忿忿不平,急忙重新加工。张果老云游至此,特意点化主人将豆腐倒在游山路上,活鲜活鲜的一包嫩豆腐摆在路中,张果老说了句“这就是峄山古豆腐!”皇上令人马从豆腐上踏过,毫无所损,禁不住赞道:“峄山神豆腐。”店老板谢主龙恩,皇上情知自己错怪了豆腐店,上天仙人也被惊动。随即传旨:将罚金变奖赏,立点于金,送给古豆腐店。后来,这包鲜嫩豆腐变成了神豆腐石。每到阴雨连绵时,该石就会冒出缕缕仙气。

 

 

 
 





      片石桥:此桥有一整片天然的奇石横卧于石河之上而得名。秦始皇乘坐羊车到此,停骖:陟险,止辇过桥,移步异景,渐入佳境。
 

 

      莲花宝座石:此石形似莲花,酷似宝座。根据传说观世音菩萨曾在此精心修炼九九八十一天。

      僧帽石:传说,唐僧云游路过峄山时,被峄山的美景所吸引,为表示对峄山之眷恋,特意将僧帽留下,后化为此石。

      隐仙洞:自险腰登石阶而上,转眼间可见路西矗立一巨石,上刻“隐仙洞”,为明代万历年间王心吾书。巨石北面也刻有“隐仙洞”,题刻年号为明代天启七年丁卯季春。字下原立有圆门,东向,全石砌就,始建期无考。明清时代重建三次,有记。洞南石罅中有天齐洞。洞西百步古有梁祝祠一楹,久废,碑记失没。
     隐仙洞由数块圃石擎起偌大巨岩而成,洞间可居数十人。洞门东南向,进洞后,沿西壁而下,拐向西北,幽洞深远,可去1公里许,其妙无穷。古人题诗曰:
    隐者聿为谁,问之无姓字。小憩岩洞口,徐徐清风至。
    隐仙洞,顾名思义即仙人隐居之所。“隐者聿为谁?”据传说,为刘真人栖隐处。刘真人原是明朝太监,当时皇廷子弟争夺皇位,刘某不愿与闻,乔装出走,隐居高山,又辗转来到峄山栖隐。嘉靖皇帝来峄山封神时,认出此人,他却不言姓名。皇上不好相强,一时难以定夺。回朝途中,令人立召面君,这位刘真人已羽化仙去成了故人。皇上闻知,命以大臣礼收葬,圣旨到,却又找不到了尸首。相传,刘真人即太监刘悌之,原是嘉靖老师的弟弟,去世之年96岁。因此,皇上命人于隐仙洞周围栽植松柏96株,以表纪念,四周山地亦命为天田。
    关于刘真人的神话传说真伪莫辨,然而,在清同治年间,隐仙洞内确曾有一人居住。此人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将领,因作战受伤,被邹县南邻界河一带的百姓费尽周折掩进而来。这位将领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几经危难,躲过了清兵多次追捕搜查,才得以幸存,乃隐居峄山,改称刘真人,活到96岁。隐仙洞西南草丛中,原有刘真人墓葬。
      相传,彭祖也曾在此洞隐居修炼。人们都知道彭祖高寿,因其活了800岁而为天下人瑞。但是,没有到过峄山的人,大概不知道彭祖就是在峄山修炼的长寿之身。彭祖受封于彭城后,常到距离不远的峄山修身养性。峄山至今仍存的彭祖洞和玄黄洞,就是彭祖当年的修炼之所。他终年食果饮露,修得铁骨铮铮、风雪不寒,虽然年迈却依然精神矍铄,腾跃山涧如履平地。









      龟豚吻:乌龟和海豚拥吻,象征坚贞不渝的爱情,也称为千年之吻。





      这挂着祈福的竟然是小石块......

      灵石:据说这是峄山中最灵验的一块石头,能让人心想事成。









      春秋书院:又名为“孔子教授生徒处”,相传孔子曾在此编写鲁国史《春秋》。洞内现存至圣先师碑,至圣图像碑,至圣先师神位碑,颜、曾、思、孟四神位碑等碑刻,岩洞顶壁古书刻“杏坛化雨”“真儒境”。有诗曰:“秀灵钟凫峄,巨崖通奥府。中有杏坛人,千秋宏化雨。”

 







      万章登云鞋的故事:战国时期,孟子曾在峄山设馆授业。万章是孟子的学生中最聪明用功的一个。但他家境贫寒,不能吃住在山上,每天早出晚归,从峄山脚下的万村到山上往返几十里路,既劳累又耽误时光,很让万章苦恼。
      这天下午,万章听完课回家,不知不觉竟然走错了路,迷迷糊糊钻进了白龙洞,环顾洞中,清沙、白水、玉树、银花,俨然仙境,万章被这个美妙的地方迷住了,竟忘了回家。他继续往洞内走,忽然遇到一位老人,这老者鹤发童颜,银须垂胸,身着素装,手执白扇,坐在地上象一位雪人。万章知道遇着了神人,急忙上前施礼,并说:“学生万章打扰了。”老人双目微睁,摇了摇扇子,说道:“年轻人,难得你求学心诚,不辞劳苦天天往返,实在令人钦佩,老夫有一双登云鞋给你,穿上它来去就方便多了。但要记住,这鞋的功能万不可让别人知道,否则与你不利。”万章接过鞋千恩万谢。他拜别老人,退出白龙洞,见天已经黑了,忙穿上登云鞋,刚要迈步,身子竟呼地一声飞了起来,快如疾风,再迈出第二步时,只觉得脚下一挺,噫,到家了。
      从此,万章穿了登云鞋到峄山去听孟子讲学可方便多了,学业自然大有长进。然而墙打百板还透风哩,几年过去了,登云鞋的秘密还是被万章的后母发现了,她就在背地里做了一双与登云鞋一模一样的鞋,趁万章睡觉的时偷偷将登云鞋换了拿回自己屋里,打算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穿。第二天一早,万章起来急着去峄山上学去,他象往常一样穿上鞋就走,不料一抬脚飞了起来,再抬第二只脚,却感到非常的沉重,脚还没迈出去,却“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摔得万章都昏过去了。后母的亲生儿子得知万章摔伤的消息,想到母亲换回来的那双登云鞋必是真的了,自己不妨穿上试试,也享受一番腾云驾雾的快乐。没想到母亲换鞋时慌乱中弄得两双鞋各有一只假一只真,他穿上刚一迈步,果真腾空而起,再迈第二步时也“啪”地一声摔下来,立时气绝身亡。当娘的悔恨交加,自觉没脸活在世上,即一头撞死在南墙上了。
      万家连着出了两条人命,万章有登云鞋的消息就传开了。地方官胶吉听了,以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连忙带人赶到万家,将两双鞋强行拿走,经过仔细鉴别,把登云鞋挑了出来,准备献给邹国国君,以图加封受赏、国君得知登云鞋乃仙人之物,高兴不已,亲自出城迎接这一宝贝。当国王小心地将登云鞋穿上,想试飞一番的时候,可他迈了一步,身体毫无升空的感觉,脚上的鞋感到还不如原来的鞋轻便。又走了一步,人还是站在地上。原来,当众人出城接宝的时候,峄山白雪老翁早已将登云鞋摄走,留下的不过是一双寻常的鞋。国王受了戏弄,一连迈了十八步,到底也没有飞起来。国王勃然大怒,喝斥胶吉欺君犯上,立即命众武士把他的双脚砍去,然后打入监牢。
      不久,万章学业已满,便跟随孟子周游列国去了。




      孤桐书院:从峄山大门登山,向东行走不远,便到了峄山的“孤桐书院”。今书院已不存,当年却有许多建筑。在此附近有“峄阳孤桐”、“形为累卵”等摩崖刻石,均为明清时遗存。孤桐书院因“峄阳孤桐”而得名,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明正德年间为官办学堂,后因兵火而毁。据传说,孔子曾在此研习音律,三月不知肉味,创造出仲尼式古琴。用“峄阳孤桐”制作的桐琴,音质纯正优美,闻之犹如鹤唳凤鸣,高山流水。此处有一块大石,上刻唐代大诗人李白题的《琴赞》,其对此作了总结:“峄阳孤桐,石耸天骨。根老冰泉,叶苦霜月。斫为绿绮,徽声粲发。秋风入松,万古奇绝。” 
      峄山之阳产孤桐,以制作琴瑟而闻名,《诗经》、《书经》、《史记》等很多典籍中对峄阳孤桐均有记载。“峄阳孤桐”之说来源于《尚书·禹贡》。《尚书》传为孔子整理。书中的《禹贡》原是战国时期走向统一前夕总结性的地理著作,因而“孤桐”之说名为夏代,实为战国时托古之作。琴是我国最古的乐器之一,《说文》记琴为“神农所作”,琴腹中空,有三孔通达,琴弦为朱色。《琴论》记“伏羲氏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方象地。”可知琴早已产生了。《禹贡》中“峄阳孤桐”疏云:“孤,特也,峄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当地有凤凰衔桐子落于峄山上,而生桐树,又有道士无意中敲击树干,发出响声,从而制琴的传说,更多的是俞伯牙弹奏此地桐树造的琴。偶遇钟子期,许为知音的故事等等。都说明此处桐木所造之琴质地最好,自古有名。。唐代诗人李白写诗赞到:“峄阳孤桐,石耸天骨。根老冰泉,叶苦霜月。斫为绿绮,微声粲发。秋风入松,万古奇绝”。王安石《孤桐》书云:“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灵宵不屈几,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状,骄阳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古代峄阳孤桐曾作为献给禹王的供品。
      《曲阜县志》之《古迹》记:“峄阳孤桐,在峄山孤桐观前,有小桐繁枝,绿叶婆娑。中丞万含台于对面大石书,‘峄阳书院’四字。有老道士叹曰:‘老桐不欲留名,不久将去矣。’遂成枯落。”明人湛若水诗“山阳觅孤桐,孤桐已无树。虽有千年风,未知栖泊处。”可惜誉满天下的孤桐在明代的一场通天大火中绝迹了,后人虽满山寻找,却无所获。据《夜航船》记载:“『峄阳孤桐』在峄县峄山之上,自三代至今,止存一截。天启年间,妖贼倡乱,取以造饭,形迹俱无”——当可确定孤桐灭绝于明朝天启年间。清雍正年间,邹县县令王尔鉴决心以桃代桐,弥补人们感情上的遗憾。他别出心裁地让人们把桃核包在泥团里,向涧谷弹射,次年春,果然长出许多桃树,三五年后已是桃花满山开了,春风吹过,花瓣飘飘扬扬,形成“峄山红雨”的奇观。王尔鉴兴奋异常,挥毫写出了传诵至今的《峄山种桃》绝句“天半峄峰簇锦霞,孤桐老后补桃花。沃根不用人间水,红雨春风到万家。”峄山桃树秉承峄阳孤桐的傲骨,形态蜿蜒俊美,木质刚劲,木体清香,纹理清晰且深浅不一,温婉细腻,适合做各种工艺品。桃木在我国信仰和民间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几千年来桃木就有辟邪和镇宅之说,据《典术》载:“桃木乃五木之精,仙木也,能压邪气。“
      最近在峄山又发现成活的桐树及桐树籽。北京植物研究所确定是多年缺失的一种白桐。这一发现,使多年不见的物种又得新生了。






 





      隋唐故道,前面不远处就是盘龙洞了......

      盘龙洞:为九龙洞之一,石壁上“盘龙洞口”四个字是明朝万历年间王自瑾所书。洞里有八景:空谷寒泉、洗耳泉、幽溪玄远、处处光明、天眼滴漏、日出三竿、钟石及钟石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钟石了。







      钟石:上锐下丰,被三快巨石夹住悬空,离地三尺,毫无松懈,另人赞叹自然造化之神妙。仔细看上面还有镌刻的古文字,但是多年来却无人能识。清邹县令、诗人王尔鉴写诗赞到“恐惊天上人,金钟化作石。不争万籁鸣,千载悬邹峄。”清末诗人马星翼却感叹说钟石“不争也争了,不鸣也鸣了,甚至即将欲鸣天下”,二人的不同感慨耐人寻味,关于这块钟石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春秋时期,邾国迁到峄山之阳,将镇国之宝金钟高悬城楼上发号施令,并立下赫赫战功,后来邾国灭亡,当地百姓便把金钟藏进了峄山幽洞中,多年后变成了钟石。 

 
      峄阳书院:邾文公祠东,由孤桐观南下,有一草坪,近7000平方米之广,颇为平整,古木苍苍,奇石错落,呈自然屏风。其间即峄阳书院,如今仅有遗址,尚能见到“峄阳书院”碑的“院”字和碑座。
      峄阳书院为清代乾隆十一年(1746年)邹县县令方鸣球创建,为“兴一代文明之治”,“振兴文教”,县衙之内参加捐资的共74人。书院正殿三楹,左右平房,东西两配各三楹。大门三楹,内有“峄阳书院”石碑;正殿匾额是“尼山一脉”四个大字;楹联“仰止千秋地,折衷六艺场”,为方鸣球所题。正殿北、酉、东三壁间嵌有《峄阳书院引》、《峄阳书院记》、《峄阳书院劝学篇》石碑,俱为方鸣球撰文。所谓劝学者,即鼓励人们勤于学习,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古往今来,遂成传统。《峄阳书院劝学篇》全文四章(每章十六句、五言),首章言吏当建学,为朝廷储林;次章言士当学,以备齐治之理;三章盲士当贞,务有好学之心;末章劝其来学也。可惜,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于“嘉庆年间被人窃去”,“乾隆五十一年,正殿两配尽被饥民拆毁”。
      书院门前阶梯,称“浣心梯”。偏西南,小石林之上,原建有曝书台,台上建揖翠亭。墨池在西卵丸石间。偏东,石面流水,称“银筛帘晶水”。上有一小桥,称“孤桐渡”。古诗云:“古峄阳因孤桐芳,春秋万世著华章;孤桐敬献大王禹,祖龙何由不铭榜?”
      由峄阳书院上行原有栖桐榭古建筑群,现仅存一石碑,刻有《咏栖桐榭》五言古风:“罡气接鸿濛,躜朊列星坠。横空千丈余,飞虹散彩翠。进石喷明流,岿崖表灵异。胎钳非一状,林峦书幽邃。穷壑飘凉风,孤桐落寒吹。居然入蓬莱,山悠远尘累。何必幕五岳,攀石足吾意。”另外,原有明代无名氏题(游峄阳书院万峰月)诗和《咏栖桐榭》词并立。其文曰:“闲来穿峄径,红日已西斜,吊孤桐,栖寒鸦,搔首欲吟兴,共笑话。徘徊卧僧榻,文穆余风挂晚霞,古迹今何在,惜哉访贤踪已赊,设座待高人,敬奉四季桃花。”《游峄阳孤桐书院万峰月》诗和《咏栖桐榭》词,后经清人陈森庵考证,系明初浙江青田名士刘伯愠游览峄山而题。
      秦峄山碑:秦始皇立国之初,首次东巡齐鲁,即慕名率群臣登上了峄山,于惊叹山石神工鬼斧、风光隽秀婀娜之际,命杰出的篆书大师、丞相李斯撰文刻石,颂扬“废分封,立郡县,统一天下”之奇功。著名的秦峄山碑就是秦始皇东巡的第一块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登临的第一坐山就是峄山,命丞相李斯书写了这块碑文以示纪念。上面共222字,为四言韵文,内容是颂扬秦始皇废分封、灭六国的功绩。
      宋代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泰峄山刻石》载:右《秦峄山碑》者,始皇帝东巡,群臣颂德之辞,至二世时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峄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铉所摹,文宝又言尝亲至峄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摹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余家《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尚存,以较摹本,则见真伪之相远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碑文: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寴巡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真正的秦峄山碑很可惜毁于北魏年代,宋代摹刻的复制品现在西安碑林,元代摹刻的复制品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秦峄山碑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李阳冰、颜真卿、欧阳修等都潜心研究过此碑而身得其笔意。许多诗句中都有关于该碑的句子,杜甫曰:“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而苏轼却写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肠肥脊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憎”古人关于峄山碑的争论传为千古佳话。  
      司马迁乡射邹峄: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是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李陵之事有所辩解,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等。
      关于司马迁的事迹,可以写洋洋数万言,但不能写,我们只说与峄山有关的事。当然,材料的主要来源,或者说主要依据,还是《史记》。
      在《史记》里,共七十篇(或章),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与峄山有关的事。第一处是《秦始皇本纪第六》:“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山川之事。”第二处是《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那次司马迁到峄山,是收集写《史记》的材料,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叫采风。他走的路线与秦始皇东巡走的不是一条路。大概因为目的不同吧。他渡江北上到了淮阴,去韩信故里看了看,然后东去,到齐国之都临淄,再到鲁都曲阜。并在齐鲁之都做了一些学术报告,然后到峄山之阳的邹县县城,在邹县他没讲课。但邹县人十分尊敬他,专门为他举办了“乡射礼”。那时司马迁才二十多岁,名声已十分了得!也许是沾他父亲的光,不然如何受乡射之礼?《仪礼》规定的“乡射礼”,是地方接待上级官员最隆重的礼仪,其热烈,其排场,其牛皮轰轰,不可想象。当时的邹县城,虽说是礼仪之邦,但能为司马迁举行乡射之礼,其文化经济实力不可小觑。那次司马迁游历了很多地方,只有在邹县受到了乡射礼遇,孔孟诞生之地的遗风让司马迁印象深刻,不然他不会把这件事记在《史记》里。也是这一趟出门,他在徐州、滕州等地不但没受到乡射之礼,还被人“困”了。什么叫“困”了?就是让人“揍”了。他也把此事写在《史记》里了。《史记》里共写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如果这种小事都写进去,写得完吗?所以除了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之外,写的都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因此说,“乡射邹峄”是司马迁难以忘怀的。他上邹峄山的目的,当然不是受乡射礼,他是想来看看秦峄山刻石,不知何故没有看到。很可能那时碑已毁坏了。《史记》只好不记秦峄山刻石碑文。这应该是《史记》这部书的一个遗憾。因为始皇帝东巡,刻了好几块记功碑,其他几块碑文《史记》都记了,唯独第一块倒漏掉了。第一块碑文写得最好,是总结性的,提纲性的。其实,司马迁痛快淋漓的到处游历,一生中就这么一回。到后来写《史记》时,他的生活处境已比较困难。一个犯了错误受到宫刑的人,如果闭门写作尚可,尚若再出远门去收集材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宫刑的最大作用是让人感到没面子,感到生不如死。因此说“乡射邹峄”是司马迁人生中很风光的一件事。


      梳理一下关于峄山游览路线:
      四大书院:峄阳书院、孤桐书院、子思书院、春秋书院。
      五大奇观:空中楼阁、凉水盆、云砌桥、小鲁台、八卦石。
      八段锦:夕照拾萃、巍峨穿云、灵官在此、泉涌瀛州、萍水云澜、路转溪头、驾鹤仙游、子不语碑。
      八大山门:有赫门、接引门、灵岩侯阁、南天门、风雪门、五朝门、天灵门、登云自兹门。
      九龙洞:盘龙洞、卧龙洞、祖龙洞、乌龙洞、白龙洞、乾隆洞、回龙洞、飞龙洞、宝龙洞。
      十二福地:太平兴国寺、衲云庵、通明天宫、尹氏庙、碧桃庵、峄阳书院、邾文公祠、圣水泉、大龙口、碧云庵、纪王棚、徐八寨。
      二十四景:五华峰、甘露池、白云宫、观海石、插花石、纪子墓、丹丸峰、仙人棚、炉丹峪、大通崖、莲池、日石、隐仙洞、南华观、鱼池、金仙庵、半山亭、孤桐书院、钟石、鼓石、书门、来鹤庵、纪王城、船石。
      二十四名石:子孙石、元宝石、五巧石、桃花石、蛙石、鸽子楼石、荞麦石、虎皮石、静石、风烟石、鹦鹉石、袈裟石、枕石、神雀石、凤翔石、神豆腐石、马嘴石、鱼石、象牙石、擎天柱石、海豹石、破天砥砺石、斗天右、绝巅石。
      三十六洞天:朝阳洞、古僧洞、云游洞、齐天洞、妖精洞、抱元洞、桃花洞、太子洞、响水洞、吕祖洞、妙光洞、郗公祠、凤字洞、老君洞、珍珠宝洞、泮池洞、梁祝读书洞、愁云洞、银钱宝洞、飞来洞、神女洞、桐叶洞、迷魂洞、三皇洞、万人洞、柴胡精洞、甘泉洞、唐人洞、桃仙洞、天齐洞、龙堂洞、翁石洞、医灵洞、蛇蝎洞、蟠桃洞、皇姑洞。
      游线一:东大门入口-马嘴石-九道弯-金龟探海-东宫大白楼-小鲁台-(鳌字-丹丸峰-五华峰)木栈道-白云宫-八卦石-宕天梯-降任石-西大门-盘龙洞-峄阳书院-春秋书院-九峰台-羊车故道-东大门出口(6小时游览圈,生态休闲线)。
      游线二:东大门入口-马嘴石-九道弯-金龟探海-东宫大白楼-万寿宫-一线天-舍身崖-甘露池-踞龙洞-(鳌字-丹丸峰-五华峰)木栈道-小鲁台-东宫大白楼-隐仙洞-九峰台-羊车故道-东大门出口(5小时游览圈,奇石景观线)。
      游线三:西大门入口-宝瓶石-降任石-八卦石-通明天宫-甘露池-踞龙洞-(鳌字-丹丸峰-五华峰)木栈道-小鲁台-东宫大白楼-片石桥-九峰台-春秋书院-孤桐书院-峄阳书院-盘龙洞-西大门出口(或者九峰台-羊车故道-东大门出口)(4小时游览圈,文化峄山线)。
      游线四:西大门入口-索道上-南天门-八卦石-通明天宫-甘露池-踞龙洞- (鳌字-丹丸峰-五华峰)木栈道-小鲁台-东宫大白楼-片石桥-九峰台-羊车故道-东大门出口(3小时游览圈,仙山祈福线)。

      下山,回望这神奇而独特的地质地貌......
      石蛋地形(pebbly landform):在花岗岩体上发育的明显受岩性制约的地貌景观。花岗岩具块状构造,并多致密坚硬,抗蚀力强,因此常形成陡峭高峻的山地。
      花岗岩风化物,又多具砂性,疏散易蚀,因此花岗岩山坡又常易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沿节理常有沟谷发育。垂直节理发育的花岗岩体,在重力崩落过程中还常形成陡峭的崖壁。最有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景观是峰林状山体、馒头状山体和石蛋地形。峰林状花岗岩山地多由岩株构造的花岗岩体构成,山势高耸,岩石裸露,沿节理和断层有强烈的风化剥落和流水切割,并形成奇峰深壑的景观。馒头状花岗岩山地多由穹窿状构造的花岗岩体构成,山体或丘体多低矮浑圆,风化壳较厚。在松散的风化碎屑被剥蚀之后,常在山顶或山坡出露由花岗岩球状风化形成的大大小小的石蛋,圆石堆叠,形成奇特的花岗岩石蛋地形。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3

 

2017清明·孟子故里——铁山公园·摩崖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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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铁山公园·摩崖刻经

      邹城的所有景致好像都围绕着孟子,就像曲阜的孔子文化。其实,铁山公园最著名的文化是北魏的摩崖刻经,这才是我来铁山公园的真正目的啊......

      铁山公园是济宁市规模最大的公园,始建于1981年,1985年正式开放,占地580余亩。公园先后开辟了游乐园、动物园、碧桃园、月季园、牡丹园、樱桃园、梅花园等景区,逐渐形成了景中有景,园中有园的独特风格,近年来,公园已形成为市民休闲、娱乐、锻炼的好场所。



      邹城的北朝刻经久已闻名,此前已有“四山”与“八山”之说。八山是指山东的北朝摩崖刻经已见之于八座山岭。这就是:泰山、水牛山、徂徕山、尖山、铁山、葛山、岗山、峄山。这八座山峰除泰山、徂徕山和汶上水牛山外,都在邹城市境内。其中位置相对特别集中、不出三十华里范围的尖、铁、葛、岗四座山峰,又有“四山”之称,史称“古邾四山摩崖”。铁山、岗山摩崖石刻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邹城的铁山、岗山、葛山、尖山、峄山摩崖刻经(简称邹城刻经),是北齐、北周时期著名僧侣书法家刊刻在花岗岩石壁的佛经和题跋文字。其书法艺术隶楷相间、方圆兼备,古朴雄浑,被古代书法家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四山刻经对探讨我国北朝时期汉字隶楷演变及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研究中国宗教文化也是极为罕见的资料。千百年来邹城刻经引起众多书法家的喜爱和推崇,许多金石学、书法理论典籍相继著录。近年来,在邹城相继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北朝摩崖刻经全集》和论文集,每年有大批中外书法家来邹城考察、观摩北朝刻经。



      值得注意是:皇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即北周静帝宇文阐的年号,这一年由他下赦令,禁止废佛事件的发生,允许官民信奉佛教,长达四年之久的“周武废佛”宣告结束。铁山刻经就是这次佛教复兴的产物......
      铁山摩崖刻经:铁山摩崖石刻亦称“小铁山摩崖刻经”、“匡刻经”,俗称南岗,位于邹城北铁山之阳一倾斜45度的巨大花岗岩石坪上。石坪南北长66.2米,东西宽16.4米,面积1085.68平方米,通高80米。阳面刻有《大集经·穿菩提品》和《石颂》大象元年(五七九)。隶楷书,刻经十七行,行六至六十一字不等,全文九三零字,尚能辨识者七七七字,字径四十至六零厘米不等。刻经正上方阴刻巨龙、云气、佛光,下有双龟对踞的图案。中部为佛教《大集经·海慧穿菩提品》,左侧为《石颂》跋语,下部为《题名》。现存佛经17行,795字,(原944字),字径60厘米。其场面博大,气势恢宏。佛经书法以隶为主,参以楷法,开张险峻,宽阔空灵,创造出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集经》南北长33.55米,东西宽12米,经文共17行,940字。由于风化剥蚀,现能辨认795字。经文内容为佛教《大集经·穿菩提品》。字径一般在40至60厘米间,最大者78厘米,最小者30厘米。字体以隶为主,然篆楷亦浓,又夹行草。用笔以圆为主,个别笔画辅以方笔。被誉为“通隶楷、备方圆,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石颂》在刻经西部,有经主“匡哲”题名。上篆刻“石颂”二字,为篆书,字径九五×七五厘米,颂文十二行,行四十三至五十二字不等,字径二十二厘米,是颂文的标目。今“石”字仍较完整,“颂”字仅有“公”旁可辨,“页”字已残缺不清。原刻六一四字,已残毁177字,现存437字,骈体文。其内容有对铁山摩崖的位置、地理环境的记述;有对铁山刻经经主西汉丞相匡衡的后代匡吉吉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 请大沙门名僧安道壹敬写《大集经·穿菩提品》”的记述;有对经文周围刻画的祥瑞图象的记述;还有对刻经书法艺术的高度赞扬之语。以颂文中“寻师宝翰”、“敢辑遗训”之词句分析,颂文的作者当系安道壹的弟子。内容包括了铁山刻经的地理位置、时代背景、经主、刻经年月及对书法艺术评价,其中“如龙蟠雾,似风腾霄”是对佛经书法的高度评价。
      下部为《题名》,原刻10行65字,现存6行45字。据《邹县续志·金石志》及清代拓片,题名为:“任城郡功曹周,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东岭僧安道壹署经,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维那闾长篙”。内容记载经主及佛经书写者姓名,第六行有“东岭僧安道壹署经”,以上除官方人士参助外,书经人即是安道壹,这对研究邹城乃至山东北朝时期刻经具有重要价值。1988年铁山刻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好像什么也看不清楚......









      铁山的传说:在邹城城西北偶还有一座山,该山为花岗岩石质,向阳面是一片二亩多的巨大石坪,团上面刻满的佛家经文,当地俗称“佛经山”后来改称为“铁山”。说起铁山的由来还有一段优美动人的故事呢。
  相传唐朝玄奘师徒从西天取经后,为广传佛法,又不辞劳苦译成各国文字,用24匹白马驮负着500多部佛经自西向东前往蓬莱仙岛,意将佛家秘籍传往海外,一路风餐露宿甚是顺利。一天行至邹城附近,忽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白马上驮的经卷不一会就淋湿了,师徒们非常着急,见天色已晚只好到岗山西山腰的晚照寺内歇息,唐僧想着淋湿的经卷,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天气渐晴,悟空从寺外跑回对唐僧说,师傅不要着急,老孙已经找好了晾晒佛经的地方,唐僧问在什么地方?悟空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唐僧、沙僧、八戒随悟空来到山前,悟空向前一指说,师傅就这块草坪上,唐僧大喜,说,徒儿们赶快将佛经拿来晾晒。不一会,师徒们七手八脚把淋湿的佛经都铺在石坪上,当时山风正紧,悟空急忙念起定风咒语,那佛经就像浆糊一样紧贴在岩石上甚为牢固。一会工夫佛经全干了,他们揭起佛经以后惊奇地发现在光滑的石面上印上了清晰的经文,如同刻凿的一样。唐僧叹道,这是佛的旨意,就留在这里吧。从此这座荒山秃岭因为有了这片佛经,人们就称这座小山叫“佛经山”。
  时隔不久,八仙出游齐鲁驻足泰山,听说邹鲁之地有座峄山,山上奇洞怪石甚是玲珑,众仙商议前去一游,于是各显神通往峄山而来。吕洞宾因贪喝了几杯仙酒起身较晚走在最后,当日天晚也借宿在钢山晚照寺内。夜间,山风阵阵将寺内佛塔角铃吹得叮当乱响一夜不能入睡,次日一早寺内长老问到先生昨夜安歇可好!佛塔角铃叮当作响甚是聒耳,长老笑着说,那先生有何妙法令角铃不响?吕洞宾不动声色道,愿吹费试之,遂念口语猛吹一气,顿时佛塔角铃都哑然失声,然后吕洞宾双手拱别,乘云奔峄山而去。寺院的长老半天才醒悟过来,口称,真乃神仙也。以后这个寺院的塔铃就是换了新的也是不响了。
  吕洞宾来到峄山白云宫前七仙早已聚齐,齐声问吕仙为何来迟?吕洞宾将昨晚住宿晚照寺塔铃聒耳长老戏谑一事讲给众仙听,谁知这一说不要紧气坏了爱管闲事的铁拐李。谁知他把铁拐仗朝地下一捅,捅得咚咚作响,说,我去找那和尚算账。说着便使起道法一脚站在峄山插天石上,另一只跛脚跨在晚照寺旁的佛经山上,他这神脚的千钧之力竟在花岗岩石坪上踩出一个二米多长的大脚窝来,连经文也被踏下一大片。至今在半山腰还留有一个清晰的大脚窝,如仔细观察,不但五道脚趾印明显,脚印下还有踏下去的佛经文字。
  后来人们称这脚窝是“铁仙遗迹”。这座佛经山,也因而得名为铁山。





      翻过小山,孟子书院赫然眼前。书院前面长长的林荫小路边是孟子不得志的一生......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城(今山东邹城市)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辑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
      孟子主要思想:《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民本思想: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怎样才算是仁呢?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易子而教: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章句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道德伦理: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法先王: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比孔孟进步。荀子所谓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谓“先王”,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人物为摹本,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哲学思想: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性善论: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孟子的性善论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出“良知学说”,当代学者傅佩荣提出“性向善”。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饮食见解:孟子在饮食上提出了较多的见解,多被后人视为经典。他从仁爱的角度出发,说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后人将“君子远庖厨”解为不近厨房,并作为孟子贱视烹饪的理论依据,这是不可取的。所谓“君子远庖厨”,不过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也就是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礼记·玉藻》选段译文: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孟子》记载,诊断饮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这与儒家自孔子开始对饮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早年受教: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他的老师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其受业于何人,自汉代以来颇有争议,一是认为师从子思,一是师从子上,一是师从子思之门人。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而且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鲁缪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关于孟子的父亲更加缺乏资料,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宿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游说齐宋: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是位非常有抱负的政治家,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率领弟子出游各国。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到了齐国,孟子宣扬他的“仁政无敌”主张,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
      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
      《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奔赴魏国: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魏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二度奔齐: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4]  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8]  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再游宋国: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去宋赴鲁:不久,孟子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像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不符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国家的需要。于是就回到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在他之后,出现了学者邹子等人。
      著作:《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鱼我所欲也》出自《孟子·告子上》,作者很可能是孟子。《鱼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孟子性善,自认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就应该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强平时的修养及教育,不做有悖礼仪的事。孟子对这一思想,认为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的精华,影响深远的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鱼我所欲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wù),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ì)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wèi)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xiàng)为(wèi)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wéi)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něi )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人物评价: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性是善的。但孟子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后世有学者提出“性向善”。
      历史地位: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
      追封追谥:宋朝元丰六年(1083年)宋神宗邹国公;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元文宗邹国亚圣公;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奉为亚圣,罢公爵。明朝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民国三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

      孟母三迁:从前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去逝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孟子的母亲对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视,管束甚严,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为贤。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样子。孟子的妈妈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妈妈又带着孟子去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学起了买卖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依然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在此居住了。
      孟子受教: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说:“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引自《韩诗外传》
      断织喻学: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惰于修身养德,今后就不可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喻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孟子从此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杀豚不欺子: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集市旁居住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其母断织:孟子年少时候,有一次,他在吟诵诗文,他的母亲在一旁纺织。孟子(受其影响)突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吟诵。他的母亲知道他忘记了,叫住了他就问:“为什么要中间停顿了?”孟子回答说:“忘记了,一会儿又记起来。”孟子的母亲拿起刀子就割断她的织物,说:“这个织物割断了,能够再接上去吗?”从此之后,孟子读书就专心了。
      始作俑者: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五十步笑百步:战国时代,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周游列国,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五十步同样道理。” 成语比喻那些以小败嘲笑大败的人。又以“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程度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做法。
      一曝十寒: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游说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最为凸出。孟子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辩士,在《告子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孟子对齐王的昏庸,作事没有坚持性、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便不客气的对他说:"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它那里还活着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叫我怎么办呢?"按着,他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也同样学不好,下不赢,奕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处处听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却老是怕着有大天鹅飞来,准备用箭射鹅。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教学意义的故事,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专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丢下了,隔天十天再去做,那么事情怎样做得好呢?求学、做事的能否成功,这也是个决定因素之一,故后来的人便将孟子所说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精简成“一曝十寒"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修学、做事没有恒心,作辍无常的一种说法。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受重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
       《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甚至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邻家焉有许多鸡?乞丐何曾有二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越南学者张汉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的经历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游列国,去宣传自己的思想,但是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这条建议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这样的状况保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孟子把气节也十分看重,“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对于这种嗟来之食,孟子应该是不屑一顾的。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3

 

2017清明·孟子故里——孟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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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孟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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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内左右各一坊,左名“继往圣”,右名“开来学”......



 


      第一进院落的北壁正中为“亚圣庙石坊”......

      亚圣庙石坊:进棂星门,为孟庙第一进院落。往北,北墙正中是座精雕细刻的石坊,即“亚圣坊”,也是孟庙第二道门坊。这座石门坊为四柱三门,柱为八棱,顶端装饰古瓶、朵云,类似华表。坊额正中刻楷书“亚圣庙”三字;东侧门楣坊心线刻云龙;西侧门楣坊心线刻长有双翼展翅飞翔于流云之中的翼龙。石坊东侧竖有明万历九年(1581年)所立《邹国亚圣公庙》石碑一幢。据碑文可知,这座门坊原为明代的孟庙大门,其建置年代,应在明万历九年之前。

      孟庙是一处长方形、具有五进院落的古建筑群,以主体建筑亚圣殿为中心,南北为一中轴线,左右作对称式排列,有些地方又因地制宜地进行了适当安置。逐院前进,起伏参差,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建筑雄伟,院院不同,格局迥异,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和古建筑的特点,是国内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代表作品。

 
      穿过亚圣庙石坊,便进入孟庙第二进院落。院内古柏苍苍,翳天蔽日,虽历经沧桑,依然枝干挺拔。院中有一条砖铺甬道,直通“仪门”。

     泰山气象门(仪门):泰山气象门始建于元大德年间(公元1297年-1307年),明代重修。这是一座歇山式斗拱承托三启门洞的高大门楼。门额上悬一竖匾,上书“泰山气象门”5个大字,故仪门又称泰山气象门。“泰山气象”4字取义于程颢之说:“曰仲尼元气,颜子春生,孟子并秋杀尽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此门之名即由此而来。







 

      进入此门后,即为第三进院落。此院东西各建有一门,是平常出入孟庙的通道。东门原名为“钟灵门”,西门原名为“毓秀门”,清乾隆四年(1739年)重修时,分别改称为“知言门”和“养气门”,二者取义于《孟子》七篇中“淫辞知其辟”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门”外南侧建有“亚圣木坊”;门内南侧建有“祭器库”三楹。“知言门”内南侧建有“省牲所”三楹。

      孟庙古树是孟庙一大奇观。庙内共有各种树木多达430多株,多为古老的松桧和侧柏,又有银杏、古槐、紫藤等点缀其间。这些树木,冬夏长青,形状特殊别致,如虬如龙,如兽如凤,千奇百怪,姿态各异。其中有宋宣和年间建庙时所栽植的桧树,已有近900年的历史了,虽然历经风雨雷电和兵火战乱的侵袭摧残,现在依然是枝干挺拔,苍郁茂盛。观赏这些姿态奇异气势雄伟的古老松桧,置身于这个肃穆森森的环境中,欣赏着这些古树凌霜不凋的秀色,坚贞独立的气概,很容易联想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千古名言,让人浮想联翩,流连忘返。而翱翔栖息于古木中的各类飞鸟,亦是孟庙一景。古木森蔚的孟庙内,各种鸟类群集于此。尤以灰鹤居多,数以千计。每逢夏季,游览于孟庙之内,观古树云鹤,听松涛轰鸣,闻朴面清香,真让人心旷神怡。尤其古柏抱槐、藤系银杏、桧寓枸杞、洞槐望月,被誉为孟庙“古树四奇”。
      古柏抱槐:知言门外,植有45株柏桧,沿东庙墙之外南北一字排列,拔地参天,姿态万千,颇为壮观。其最南端的一株即是世所罕见的“柏抱槐”。树干周径4.6米,高13.8米,树冠直径12.3米。在3人才能搂抱过来的古老的侧柏树干之中,从根部起,在树干中心突生出一株巨槐(中国家槐),两树身干合为一体,上面虽枝叶交错,但柏槐叛然,青葱茂密。据国内植物专家考证,这株古柏抱槐栽植于元代,至今已有700余年,是国内罕有的双树寄生的奇特景观。有人把“柏抱槐”形容为“夫妻树”,观其连理缠绵,相依为命,相互拥抱,永不分离的形态,确有深情厚爱的象征意义。
      藤系银杏:在孟庙斋戒门内,致严堂前东西两侧,左雌右雄两株古老巨大的银杏树参天而立,绿荫蔽满整个庭院。据考证,两树植于元代,至今已有700余年。右侧银杏树下,有1株枝干粗壮、直径约40厘米的百年古紫藤萝,旋转曲折地缠绕着银杏树干,一直伸展到树顶,宛如虬龙百折,逶迤起伏,腾空而起。每年春天,藤花盛开,如紫玉串串,别有情趣。初冬时节,则银杏累累,扇形树叶呈米黄色,装扮得庭院古朴幽雅,亦为孟庙奇景之一。
      桧寓枸杞:在孟庙寝殿前露台和甬道之上,有3株古桧。据《三迁志》记载,为北宋宣和年间所植,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是孟庙内最为古老的树木之一,现依然青翠蓊郁,茁壮茂盛。奇妙的是其中一株古桧,不仅树顶枝干造型为“鹿回头”(林默涵语),颇为奇特,而且在树干之上的鸟洞中寄生出数株枸杞,枝繁叶茂。夏秋之际,碧绿的枸杞叶簇拥着红红的果实,迎风摇曳,妙趣横生,煞是喜人。
      洞槐望月:在孟庙寝殿西侧焚帛池院的西垣墙上,斜倚着一株古槐,经测量,原树干直径在6米以上。现树干枯朽,在古槐树皮上又生长出新的树干,高大茂盛。中空的树干形成直径约1米的圆洞,入夜,明月从洞中透出,颇富古雅奇趣,孟子五十六代嫡孙孟希文曾在树洞之中望到月亮,题字“洞槐望月”,亦是孟庙一景。据考证,此槐树最早栽植于唐代,有一千多年的树龄,当比孟庙历史还长。
      孟庙古树奇观,历来为人们所称赞。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在其《题孟庙古桧一首》诗中赞美道: “爱此孟祠树,森然见典刑。沃根洙水润,含气峄山灵。阅世磨秦籀,参天结鲁青。方知樗散寿,只入列仙经。”这些千姿百态的古树名木,不仅为宏伟壮观的孟庙增添了绚丽森然的色彩,而且使古老的孟庙更增加了历史的凝重感。

      走在这古老的林荫路上,不禁想起了散文经典《孟庙的树》:
      远远地,一片浓重的黛色镶在楼群中,像汪在大地上的苔壁深潭,那就是孟庙了。
  未见飞檐画栋的建筑群,你先看到的是孟庙里的树。得了一圈红墙的荫护,孟庙的树生长得恣意盎然,而且,出现了许多罕见的生物奇观。
  “藤系银杏”是孟庙中的一景。一棵高大粗硕身披鳞甲像披挂着铠甲的壮士的银杏,周身攀满了柔韧绵长的紫藤,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不相上下。四五月间,紫藤结出一串串花穗,使银杏像个“菊花插得满头归”的佳人,而秋冬季节,繁叶落尽,银杏看去又像一个带着枷锁的无奈的囚徒。
  焚帛池内,一株老槐枯朽得只剩下一绺带状的树皮,缓慢地向枝头输送着养分,高处裂透出一个锅盖大小的树洞。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孟子后裔在祭祀完先祖后,昂头望天,惊喜地从这个树洞中望见了西沉的橘红色的月亮。从此,孟庙中又添一景———“洞槐望月”。
  殿前长有两棵古老的桧树,其中一棵的树洞里垂挂出两丛旺盛的枸杞,这便是孟庙中著名的“桧寓枸杞”了。每年秋末,枸杞结出红彤彤的果实,摘几粒放入杯中,可品咂出枸杞的甘美和桧树的陈香。另一处奇景在孟庙东墙外,叫“古柏抱槐”。一株经年古柏苍老得树身只剩下一个外圈儿,恰巧在这个“圈”内茁壮地生长着一棵槐树,柏和槐紧密得没有一丝缝隙,像一对紧紧拥抱长久不分的恋人。柏和槐共生共荣,又各自葳蕤,谁知道这柏中可有槐,槐中可有柏。孟庙里最多的就是松桧和侧柏。这些柏和桧遍植孟庙的各个角落,给孟庙带来一派森然气象。这些老树有的枝柯干朽,只有顶梢一片苍绿,像擎着一面旗。有的枝叶繁茂,而树顶却枯干了,像舞着一杆戈。再看树身,周身的裂纹呈螺旋状盘绕而上,可是它猛然用力留下的创伤?
  我去孟庙是一场大雪后的上午,庙墙的黑瓦上,还残留着没有化掉的雪。众多花喜鹊、灰喜鹊在树上盘旋、鸣叫。地上落满柏子。潮湿的草皮上钻出几朵黑褐色的野蘑菇。阳光透过树隙照射过来,给弥漫寒气的孟庙注入几分温暖。游人很少。在庙中做了多年导游的张慧女士告诉我:孟庙中各种树木共四百三十余株。这些树的树龄大都在八九百年以上,年岁远远大于孟庙内的所有建筑物。她还告诉我,孟庙中的另一大景观就是这些树上居住着三四千只灰鹭。这些鹭在这儿不知生活多少年了。它专吃活物,以微山湖中的鱼虾为食。成鹭每日往返庙与湖之间,衔鱼叼虾,哺育幼雏,繁衍生息。夏日,游客会不时在柏树下发现一些从树上掉下来的鱼虾,那是灰鹭在饲喂幼鹭时不慎落下的。
  在这片树林的中央,端坐着孟子。孟子彩塑安放在亚圣殿内,气宇轩昂,双目如炬。平缓有力的话语仿佛从飘动的髭须间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事不可缓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时,我觉得这片古树是专为穿过时空隧道走来的孟子准备的。最好让孟子在一片绿荫下讲出他的话语。最好在湿润的土地上播下优良的种子。
  两千年前的齐国、宋国、滕国、魏国都是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壤。孟子在他年富力强之时,率弟子在上述国家之间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游说活动,力图实现“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然而,饱满的种子在皴裂的土地上滚动,始终没有扎根萌芽。六十五岁时,孟子退居邹国,教学、著述,终其一生。
  包裹着坚硬外壳的种子还是等来了细雨和风,它最终找到了人心这片温厚的佳壤,汩汩血脉滋润着它,使它慢慢破壳,慢慢生长。
  其实孟子就是一棵不老的树,这棵树历经两千三百年风雨,枝叶繁茂,蓊蓊郁郁,独木成林,荫庇天下。

       知言门和养气门内南侧,分别建有“祭器库”和“省牲所”。据明天启三年(1623年)《重修孟夫子庙碑》记述:“天启三年二月建祭器库、省牲房各三楹。”这两处建筑是专门存放祭祀孟子所用祭器和祭品的地方。
 
       承圣门:承圣门始建于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现存建筑为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重修。“承圣”二字,取孟子上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统绪之含义。



 
      承圣门之左侧建有“康熙御碑亭”;左为“启贤门”;右为“致敬门”......

      康熙御碑亭:承至门左侧,建有一座高大的碑亭,重檐翘角,斗拱承托,绿色琉璃瓦覆顶,贴金彩绘,富丽堂皇。亭内放置清康熙《御制孟子庙碑》一幢,故称此亭为康熙御碑亭。康熙碑亭始建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亭内放置清康熙二十六年康熙皇帝书“御制孟子庙碑”。碑额浮雕泰山祥云、二龙戏珠等图案,雕刻技艺精湛,形象逼真。碑座为一巨大石雕,狮头、龟背、鹰爪、蛇尾——似龟非龟的怪兽。其实它并非乌龟。据徐应秋《玉芝堂·龙生九子》中说,此兽叫“霸下”,又叫“赑屃”,传说是龙的第6个儿子,喜文好负重,力大无穷。这块石碑是孟庙中现存最大的一块石碑。碑文字体工整秀丽,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清圣祖玄烨御笔亲书。
      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是孟庙一年一度的庙会,这天,当地群众络绎不绝来孟庙赶会,百姓称之为“走百病”。人们不仅争相往碑座下的缝隙里投掷硬币,而且都要用手摸摸这座石雕怪兽的脑袋和屁股。说是“十六摸摸乌龟头,全年高兴不发愁;十六摸摸乌龟腚,全年消灾不生病。”以至这碑座赑屃的头和屁股被人们摸得越来越光滑了。



      五通碑:碑亭东侧,竖有《孟母断机处》、《子思子作中庸处》、《孟母三迁祠》和乾隆皇帝的《述圣子思子赞》、《述圣子思石刻像》等石碑数幢。《孟母三迁祠》碑原立于邹县城西庙户营的孟母三迁祠内,1983年移入孟庙保存。《孟母断机处》《子思子作中庸处》《述圣遗像碑》《述圣子思子赞》这四通碑原立于孟庙正北300米处的孟母断机堂、中庸书院及子思祠内。1946年,三处古迹毁于战火,幸存石碑1972年被移入孟庙保存。

      子思: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生卒年则不详。按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
      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注家也多遵从此说。如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唐代的陆德明、孔颖达也同意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适就认为其中虽然加入了后人的某些材料,但该书大体上还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是从极端的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到尊崇个人、鼓吹民权和心理的人生哲学的过渡。而《大学》和《中庸》就反映了这个过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说的主张出现较晚,他们依据《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认为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话语,不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中庸》又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认为这应当言于秦亡之后。
      实际上,子思作《中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著录有《中庸说》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类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其中有无《中庸》也未明言。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中,对于《礼记》各篇没有一篇单独立目,只有《中庸说》著录其中,所以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看来,《中庸说》可能就像《诗》有《鲁诗说》、《韩诗说》那样,是专门“说”《中庸》的著作。这说明此前《中庸》已经单独行世,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句,按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解释,孔子生于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趋于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现实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应解释为“若”,《经传释词》曾列举许多古书中的例子都是假设语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所以不能因这段话而怀疑《中庸》的成书年代。
      不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还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经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等书中找出了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可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这个记载是否可信,学者们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证明了《中庸》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之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篇也颇近似。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因此,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庸》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的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后来,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子思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发泄了出来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那么天地之间一切都会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颜回做人能够择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个大智的人,善于征求别人的意见而且对那些很浅近的话也喜欢加以仔细的审度。把别人错的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对的和善的意见宣扬出来,并且把众论中过与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民众,这或许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聪明的人过于明白,以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样去行;有才智的人做过分了,而没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这就像人没有不饮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凡是别人加之于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做的,也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其次,君子应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不应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地位,就做患难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是自得的。
      处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处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归咎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来的驱使,小人却要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中庸思想:《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
      《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分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子思》书自秦代以来已亡失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见于《阙里志》、《韩非子》、《马总意林》、《说苑》、《文选注》、《中论》、《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冯云■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记问》、《杂训》、《居卫》;第二卷《巡狩》、《公仪》、《抗志》;第三卷《补遗》;第四卷《附录》;第五卷《祠墓古迹》;第六卷《世职》。这样,经过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统的。



      孟母三迁祠: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城西庙户营村内。座北向南,有正房3间,东、西配房各3间。正房即“孟母祠”,单檐硬山式建筑,前有回廊、露天面阔7.05米,纵深6.2米。祠内正中神龛供奉孟子父母像,东侧置孟子像龛。祠前回廊东、西两侧壁上镶碑刻2块;一为创建亚圣祠碑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已仲春立;二为庙户营添设祭田记,清同治四年(1865年)孟广均立石。大门外原立有“孟母三迁祠”碑1块,现移至孟庙内保存。该祠是纪念孟母和孟子的建筑之一,1985年,被公布为济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孟母断机:战国时期故事,见于西汉·刘向《古列女传·母仪·邹孟轲母》:孟母姓仉(zhǎng)氏,孟子之母。夫死,狭子以居,三迁为教。及孟子稍长,就学而归,母方织,问曰:“学何所至矣?”对曰:“自若也。”母愤因以刀断机,曰:“子之废学,犹吾之断斯机也。”孟子惧,旦夕勤学,遂成亚圣。

      五通碑的右侧是启贤门......
      启贤门:启贤门始建于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重修。启贤,含有赞颂孟子父母有“启毓圣贤”之贡献的意思。



 

 


  

      孟庙墙上镶嵌着无数的碑刻......

      拍了几张字迹清晰的......









      致敬门:致敬门在致圣门的左侧,始建于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重修。









 



      “承圣门”内第4进院落即分为东、西、中三路。中为孟庙主体建筑“亚圣殿”,其后为“寝殿”,其前左右两侧建有“东庑”和“西庑”各七楹,院中有“天震井”,甬道东边建有“乾隆御碑亭”一座,为单檐斗拱、黄色琉璃瓦覆顶的方形建筑,亭内立有乾隆皇帝手书《亚圣孟子赞碑》。东路“启贤门”内为“启圣殿”,其后为“孟母殿”。从“启贤门”到“启圣殿”甬路两侧,竖立着为数众多的历代碑刻,称之为“孟庙碑林”。西路“致敬门”内为一过道小院,东垣有一小门可通往中路“亚圣殿”院,北壁有一小门为“斋戒门”。这一小院四周墙壁上镶嵌着历代名人谒孟庙题咏等数十块小型碑刻。“斋戒门”内建有“致严堂”三楹。堂前有两株元代所植的参天银杏,古老的紫藤萝缠绕着银杏树,凌空而上,蜿蜒曲折,美妙奇绝。“亚圣殿”前的露台两侧各有一小门。东名“礼门”,通往东路“启圣殿”院;西名“义路”,通往西路“致严堂”后院的“祧主祠”。“寝殿”西侧亦有一小门,通往西路的最后一处小院“焚帛池”。孟庙总计建有各型殿宇64楹,碑亭2座,木门坊4座,石坊1座。

      乾隆碑亭:乾隆碑亭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亭内“亚圣孟子赞”碑为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皇帝亲笔御书。




 



      天震井:亚圣殿前的露台之下,甬道东侧,有古井一口。据井旁碑刻记载:“康熙十一年(1672年),庙前演戏,忽日中声震如雷,闻者环顾失色,见阶前陷有甓甃圆痕,熟视乃井也”,“十二年为修庙之用,额之曰天震井,砌之以甓,环之以石,并书其迹从志异云。六十四代孙孟尚锦识。”井畔石栏为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所建。清代诗人葛临绪曾有《题天震井》诗一首:古井澜翻近庙堂,天惊石破水泉香。汲来修绠原无底,洙泗渊源一脉长。

      东西两庑:“两庑”位于亚圣殿前东西两侧,为左右对称式建筑,始建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现存建筑为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重修,建国后多次维修,1987年曾大修西庑落架。两庑各7楹,高7.8米,纵深8.35米,横宽25.28米。两庑是供奉孟子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历代对于孟子学说有研究有贡献的学者的场所。包括孟子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杨雄、韩愈、孔道辅、钱唐等。孟子弟子从祀,始于宋政和五年(1115)年。据元元贞元年(1295年)司居敬《重修驺国公庙碑铭》记载:“元贞元年,居敬既修建县学,为营两庑新阶,配公孙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视爵秩从祀焉。”两庑室内各建神龛三座,内安放木制神主牌位,并无塑像。东庑三龛共从祀11人,其顺序为:
      南龛:先儒高子。“高子,齐人也。尝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于他术。”宋时封爵为泗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高氏;先贤公都子。疑为楚人。孟子称他有学业,并“有好辨之问,有性善之问,又与孟季子有义内之辨。”宋时封爵为平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贤公都子;先儒盆成括。复姓盆成,名括。孟子称其“小有才,未闻大道,仕齐见杀”。宋时封爵为莱阳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盆成氏。
      中龛:先儒屋庐连。复姓屋庐,名连。“尝著书言彭聃之法。后学于孟子,与任人辨礼与食、色之轻重,及论季子储子之交际。”宋时封爵为奉符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屋庐氏;先儒浩生不害。齐人,“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宋时封爵为东阿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浩生氏;先贤公孙丑。齐人,“有政事之才”和“不动心”之问,尝慕管仲以期孟子。宋时封爵为寿光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贤公孙子;先儒陈臻。齐人 ,《孟子》中载有他与孟子关于“辞受、去就、收予之礼”等问题。宋时封爵为蓬莱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陈氏;先儒钱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明初任刑部尚书。明太祖朱元璋因《孟子》中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句,勃然大怒,议罢孟子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钱唐抬棺上朝,抗疏入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叹其诚,未加其罪,且罢废配享之议。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附祀于东庑。
      北龛:先儒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上尊儒排佛,极端推崇孟子,谓孟子“功不在禹下”。因其推尊之功,宋时于正殿之西立祀,其封爵为昌黎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韩氏;先儒子叔疑。孟子弟子,宋时封爵为承阳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子叔氏;先儒孙?#93;。宋博州博平(今山东聊城西北)人,累官龙图阁待制。“五季之乱,儒学扫地。孙有光于孟氏”,先祀于“报德祠。祠圮主存,旋升于庑”。
      西庑三龛,从祀9人。
      南龛:先儒季孙氏。孟子弟子。宋时封爵为丰城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季孙氏;先儒桃应。孟子弟子,“有皋陶为士、瞽瞍杀人之问”。宋时封爵为胶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桃氏;先儒孔道辅,字原鲁,孔子四十五代孙。宋景佑年间,知兖州府,访得孟子墓于四基山之阳,“傍冢为庙”,为祭祀孟子之始。并访得孟子后裔,荐于朝廷授予官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部文颁示称先儒,位在唐韩愈之下”。
      中龛:先儒孟仲子。一说“孟子之从昆弟也,有要孟子造朝之事”。一说为孟子之子 而受业者。宋时封爵为新泰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孟氏;先贤万章。齐人,孟子高足弟子。孟子去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中第五篇即万章篇。宋时封爵为博兴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贤万子。现邹城西南3公里处,有万章之墓;先儒充虞。孟子弟子。曾有“木美之问”和“不豫色之问”,并以孟子以前所言“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来慰藉孟子。宋时封爵为昌乐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充氏。
      北龛:先儒彭更。孟子弟子。曾问于孟子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宋时封爵为雷泽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彭氏;先儒徐辟。孟子弟子。宋时封爵为仙源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徐氏;先儒咸邱蒙。复姓咸邱,名蒙。齐人,孟子弟子。“齐之隐士。尝问舜之臣父臣尧于孟子”。宋时封爵为须城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称先儒咸邱氏。
      现存于孟庙启圣殿檐下的《孟氏宗传祖图碑》上,刻有孟子“门人”20人的图像,分左右两行排列。此碑刻于金大安三年(1211年),立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上有宋时封爵为成都伯的扬雄,而无钱唐之名。两庑从祀则无扬雄。扬雄之罢祀,始自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朝廷从行人司副杨砥之议,罢扬雄孔庙从祀,亦因此罢扬雄孟庙之从祀,而将钱唐升祀东庑。

      亚圣殿:亚圣殿是孟庙主体建筑。殿为七楹,高17米,进深20.48米, 横宽27.7米,是一座绿色琉璃瓦覆顶、重檐歇山式宫殿型建筑。大殿始建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清康熙七年(1668年)因地震而倒塌。现存之大殿系康熙十一年(1672年)所重建,后又经过十数次重修,始成为一座金碧辉煌、画栋雕梁、重檐飞翘、歇山转角、丹薨碧瓦的宏伟建筑。
      大殿四周,列有擎檐的巨型石柱26根,每柱都呈八角形。柱下以石鼓为础,彭下又以石刻覆莲作承托。据考证,石刻覆莲是宋代建造此殿时所刻制,而巨型石柱则为明代维修此殿时所制。殿前廊檐下的8根石柱,都饰以浅浮雕,殿门两侧4柱正南面镌刻翼龙在云中翱翔,栩栩如生,世所罕见。其余各面刻有宝相牡丹或缠枝西番莲花。殿檐下的梁坊斗拱皆饰以云龙和彩绘贴金工艺,可谓精美绝伦!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四周环绕以精雕的5条金龙。
      殿之正面朱槅并列,正中门额上悬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8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两柱正面凸镌一副巨型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门匾和对联均为乾隆皇帝手书。
     进入殿内,使人顿有肃穆之感,而生景仰之情。抬头仰视团龙彩绘的承尘藻井,矞皇辉奂。在藻井之下,横悬清雍正皇帝手书“守先待后”金匾一块。大殿正中,在雕龙贴金的神龛内,供奉着衮冕九旒九章的孟子塑像。孟子塑像在“文革”期间被毁,1986年重塑恢复如旧。
      东侧神龛内,供奉着孟子弟子利国侯乐正子的塑像。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战国时鲁人,宋政和五年(1115年)三月十四日被封为利国侯。朝廷封侯诏旨称乐正子“学古之道好善,优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万古不泯。”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邹县令胡继先编纂的《邹志》中,记述乐正子,“孟子曾以‘善人’、‘信人’称之。尝仕鲁,荐孟子不果。鲁欲使之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焉”。



 
      宏伟壮观的亚圣殿,除用于纪念孟子之外,还是一处集古代建 筑、雕刻、铸造、绘画于一体的艺术博物馆。它既有创建时的石刻覆莲柱础,也有明代大修时增添的减地浅线雕刻石柱,又有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木架结构,可谓古代建筑之典范。它与曲阜孔庙的“大成殿”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亚圣寝殿:寝殿紧靠亚圣殿之后,并有高筑甬道同亚圣殿后檐台相连结。此殿始建于元元贞元年(1295年),原名为“邾国公祠堂”,是供奉孟子父母的殿堂。明弘治十年(1497年),增修孟庙时改为“寝殿”,成为祭祀孟子夫人田氏的专祠。殿内供奉“亚圣夫人田氏之位”的木制牌位 。现辟为展览孟子生平事迹的地方。寝殿为五楹歇山式建筑,高10.67米,纵深12.58米,横宽21.23米。殿前露台之下甬道右侧竖有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同时镌刻八思巴文和汉文互相对照的褒崇孟子父母的《皇帝圣旨碑》。露台和甬道之上有三棵古桧树,为北宋宣和年间所植,距今已九百年,依然青翠蓊郁,茁壮茂盛。
      宋代古桧:据《重纂三迁志》载:“庙中古桧有三二在寝殿前,一在殿后,皆宋宣和三年县令朱缶改建庙时所植”。

      孟子生平简介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相传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生卒年月不可详考,目前较流行的说法,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由于有关孟子的故事中,大多只见其母,不见其父,所以多数人认为孟子早年丧父。他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百家争鸣高潮中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经孟子而发扬光大,长期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十五岁左右,他入学读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大约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孟子在邹鲁一带收徒讲学,门生约有数百人。
  孟子生活的时代,各国诸侯都在设法保存自己,扩张势力,最盛行的学术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面对诸侯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大约四十多岁时,孟子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肩负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政。他曾游说于梁(魏)、齐、宋、滕、鲁等国,但仁政理想未能实现。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继位,恢复了建于临淄城西的“稷下学宫”,一时间,汇集了上千名士,成为当时政治咨询、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于是,孟子再次前往齐国,希望在这里能够实现他的理想。齐宣王聘他为客卿。
  在稷下学宫,孟子吸收各家所长,突破了孔子的思想局限,较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君仁臣义、尊贤使能、以民为本、统一天下等仁政理论。这既是孟子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其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孟子的仁政主张曾使齐宣王受到一定鼓舞和赞赏,但齐王欲以武力称霸诸侯,与孟子产生了分歧。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孟离开齐国返归故里。
  回到邹国时,孟子已六十多岁,从此他不再出游,而是在家乡兴办学校,广收门徒,与万章、公孙丑等弟子答疑解难,编著《孟子》。此书记述了他一生的主要言论、活动及其思想学说,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公元前289年冬至,孟子去世,享年84岁,葬于邹国境内(今邹城市城东北约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即今孟子林。邹国人因孟子去世十分悲痛,废除了在冬至日贺冬的习俗(“邹人因哭孟子而废贺冬之礼” )。
  孟子去世后,经历代学者的推崇,逐步确立了儒学嫡系传人的地位,东汉赵岐首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皇帝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始被封建朝廷尊封为“亚圣”。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亚圣”便与孟子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孟子的代名词。  



















      孟子名言名句:
  1、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2、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3、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4、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
  5、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6、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7、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8、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9、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0、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11、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弃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12、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16、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
  17、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18、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9、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20、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21、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22、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23、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24、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5、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26、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
  27、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大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28、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29、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30、养心莫善于寡欲。
  31、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32、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33、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34、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35、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36、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7、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38、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39、仁则荣,不仁则辱。
  40、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41、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www.lz13.cn)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42、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43、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
  44、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45、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46、穷困便独善其身,得志便兼善天下。
  4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48、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49、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50、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51、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52、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53、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54、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梓树:俗称河楸、花楸,落叶乔木,属紫葳科。洗光,不耐干瘠,叶如心状,开喇叭花,蒴果细长如筷,经冬不落,材质轻软,可供家具、乐器等用。古人常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梓树。桑梓意指故乡。





  
 

      启圣寝殿:位于启圣殿之后,有高筑甬道相通,是供奉孟子母亲的殿堂,始建于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该殿原名为“宣献夫人殿”,后改为孟母殿。殿高7.80米,东西横宽10.98米,南北纵深9.53米。殿内无塑像,正中神龛内安放一木主牌位,其上楷书“邹国端范宣献夫人之位”。东壁有一神龛,内放孟子立体石刻像一尊。据旧县志载,此为宋景佑年间孔道辅修理孟母墓时所得,定名为“孟子自刻为母殉葬石像”。殿内西侧竖有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致祭碑。后人称誉孟母“三迁之教,炳彪天壤。子之圣即母之圣”。《韩诗外传》载:“对孟子之语实天下为人姑者之模范,矧独母教而已哉。”孟母早在唐代即辟有专祠岁祭,宋代被封为“邾国宣献夫人”,清乾隆三年(1738年),加封为“邹国端范宣献夫人”。

 

 










       启圣殿:始建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重修。原名为“邾国公殿”。为供奉孟子父亲启圣邾国公孟孙激的殿堂,故名。位于孟庙第四进院落东路,启贤门内,亚圣殿左侧。殿为五楹,四周出厦,单檐歇山式建筑。殿高9.97米,东西横宽12.40米,南北纵深10.60米。孟子父亲名激,字公宜。殿正中神龛内安置冠服七旒七章的孟子父亲塑像,像前木牌位上楷书“启圣邾国公之位”。殿内龛、像“文革”中被毁,1986年恢复塑像。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元仁宗追封孟父为“邾国公”。



 

 
 
 

      孟庙碑林:孟庙东路启圣门至启圣殿甬道西侧,碑碣林立,为孟庙各类石碑存放之处,称为孟庙碑林。此碑林保存孟庙历代碑碣280多块。从年代上分,有秦、汉、晋、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石碑;从字体上分,有篆、隶、行、草、楷书等;从文字种类上分,除汉字外,还有蒙文(元代八思巴文);从形式上分,有文言亦有白话,有文字亦有图画;从内容上分,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震灾害等各方面的记述。孟庙碑林实为研究我国文字沿革变化和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及书法艺术发展变化的珍贵资料,是我国除西安碑林、曲阜孔庙碑林之外的又一大型碑林。
      这些碑刻,深受历代文人学者所重视。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西汉《莱子侯刻石》,亦称《天凤刻石》。另外,如汉代《石墙村刻石》、元代仿刻《李斯小篆·秦峄山碑》、西晋《刘宝墓志铭》、唐欧阳询书《苏玉华墓志铭》、明董其昌《题孟庙古桧一首》诗碑等,都是世所罕见的稀有珍品。碑林中,宋元丰六年(1083年),封赠孟轲的《尚书省牒文碑》、宋宣和四年(1122年)《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碑,对研究考证孟子的封赠及孟庙变迁历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元至顺二年(1334年)九月《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碑》,碑身镌刻两种文字。上半部为蒙古八思巴文,下半部为汉文对译,亦是孟庙最为珍贵的碑刻之一。此碑以铭文的形式保存了最早的蒙古文文献,俗称八思巴文。这种文字在加速蒙族吸收汉族文化和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上起过积极作用,元亡后不再使用。这类碑刻在全国寥若晨星,是研究蒙、汉、藏各族文化交融历史的难得艺术瑰宝。























      焚帛池:位于祧主祠之后的一个独立小院内,孟庙寝殿之西侧。院之东南向东开一小门,与亚圣殿院相通。院的正中,建有一座方形垣墙,门向正南,其内正中偏北建有一须弥座的砖台,台上放置一石雕长方形池子,正面刻有楷书“焚帛池”三字。孟氏后裔每次祭祀祖先后,即在此处焚烧祭文。

      洞槐望月:在孟庙寝殿西侧焚帛池院的西垣墙上,斜倚着一株古槐,经测量,原树干直径在6米以上。现树干枯朽,在古槐树皮上又生长出新的树干,高大茂盛。中空的树干形成直径约1米的圆洞,入夜,明月从洞中透出,颇富古雅奇趣,孟子五十六代嫡孙孟希文曾在树洞之中望到月亮,题字“洞槐望月”,亦是孟庙一景。据考证,此槐树最早栽植于唐代,有一千多年的树龄,当比孟庙历史还长。



      祧主祠:位于亚圣殿之西侧,致严堂之后。亚圣殿西侧有一小门,取名 “义路”,可通往祧主祠院。祧主祠原名孟氏家庙,确切地说是孟氏远祖之庙。始建于元代,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重修,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后改称祧主祠。祠为三楹,高7.45米,东西横宽10.06米,南北纵深8米。祠内安放孟氏大宗户五代以上至二世祖的木制神主牌位。古时卿大夫立庙,祀太高祖以下五世,再上,则祧而迁其主。孟氏大宗,以孟子为不祧之祖。孟府大堂东侧建有“五代祠”,祀大宗主鬯之五世,降则迁其太高祖以上之主于此,远依始祖,昭穆秩然。祠门上正中悬挂一竖匾,上书“孟氏大宗祧主祠”七字。















      致严堂:位于亚圣殿西侧孟庙第四进院落的西路。穿越致敬门,为一方形过道小院,正北有一门名为“斋戒门”,门内是一座雅静秀丽的小庭院。院内外四周墙壁上镶嵌着50多块碑刻,多为历代名人文士前来孟庙晋谒游览留下的诗词题咏。斋戒门内东西两侧,一雌一雄两株古老巨大的银杏树参天而立,绿荫蔽满整个庭院。西侧,有一株古老的紫藤萝旋转曲折,宛如游龙,缠绕着银杏树干,一直伸到树顶,为孟庙奇景之一。每到初夏时节,一串串葡萄似的紫藤花盛开,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
      院北建堂三楹,即“致严堂,取义于《孝经》“致祭必宜致其严”,即严肃、诚敬之意。该堂始建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明清多次维修,现存建筑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重修。堂中悬有清宣统三年(1911年)孟子第七十三代孙孟庆棠手书“致严堂”三字横匾一块。此堂原名“斋宿所”,是孟子嫡系后裔祭祀前沐浴、更衣、斋戒之所。



 





 

      “仁廉公勤”官箴碑:古代为官者,凡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严于律己、洁身自好者,几乎都有用来约束、鞭策、激励自己的箴言,称为“官箴”。“官箴”最早是指百姓对帝王的劝诫,后逐渐变为对官吏的劝诫。在邹城孟庙致敬门门廊内西侧,有通极为罕见的四面碑——明代的“仁廉公勤”官箴碑。
  要拜谒邹城孟庙,读懂“仁廉公勤”官箴碑,要先从一个人物开始说起,这个人物就是“铁面御史赵抃”。北宋熙宁年间的一个早晨,赵抃去成都上任。赵抃的行装十分简单,随身只带着一只古琴,还有一只白鹤。(琴”和“鹤”都是古代文人学士高雅不俗的象征)。古琴放在一只布袋里,而白鹤则放在一只竹篓里,一琴一鹤分两边驮在一匹马上,这就是赵抃的全部行装了。
  皇帝宋神宗听说赵抃只带一琴一鹤上任的事后,十分赞赏地对赵抃说:“你能以匹马入蜀上任,只随带一琴一鹤,这实在太好了。希望你到任后,能够精兵简政,不贪财物,就像你的行装一样简单。”在任期间他为政简易,一清如水,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他常以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以鹤顶上的红色激励自己赤心为国。四年后,赵抃回朝升任参知政事,离开成都的时候,其马背上驮着的仍然是那“一琴一鹤”,别无它物。赵抃的清廉风范令人敬仰。因此便以“一琴一鹤”代指赵抃而传颂古今,成为为政者的楷模。这一琴一鹤的典故就录入了这面石碑。
  这是一幢极为罕见的四面碑,称为“仁廉公勤”官箴碑,古代为官者凡是能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严于律己、洁身自好者几乎都有用来鞭策、激励、约束自己的箴言,称为官箴。这块“仁廉公勤”官箴碑就是明万历年间邹县知事梁州彦立于县衙内的官箴碑,用以策励自己及僚属廉洁勤政。解放后移入孟庙保存。它四面刻字,每面阐述了一段箴言,分别以“仁廉公勤”为题。
  廉箴面北向,“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玷污,为终身之玷缺。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意思就是说,为官者的清廉,如同女子的贞洁,如果有丝毫的玷污,就会成为终身的污点缺憾。为官者应像赵抃一样,为官清廉,清廉风范传颂古今。
  仁箴面西向,“古者于民饥溺,犹已饥溺。心诚求之,若保赤子。”这是关于“仁”的箴言,正如孟子所说“仁,恻隐之心也。”对于百姓的疾苦,就像自己的疾苦,诚心诚意地爱护百姓,就像母亲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政者应施行“仁政”这又恰是孟子的主要思想。
  公箴面南向,碑文大体意思是,厚待亲戚,亲近小人,这是周朝太师尹氏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原因;开诚布公,胸怀坦诚,这是诸葛亮优于其他辅臣的方面。所以说,人心原本如日月光洁,如果受到私欲的侵蚀,就会背离康庄大道。偏听偏信,就会冤屈正直的人而惠及奸佞;喜怒无常,就会赏罚无度。只有公正才能有英明之举,否则便会徇私枉法。
  勤箴面东向,碑文的大体意思是:你华丽的服饰,你丰盛的美味,你所有的吃穿用度不都是出自百姓的劳作吗?你住百姓供给的房屋,为何不勤勉做事?你拿着朝廷的俸禄,却为何工作懈怠?稍有良心,怎能不感到惭愧呢?古代的君子皆能粗茶淡饭,辛勤劳作,迎难而上,每日如此。自省自励,安然而卧。在这方面,谁能作为我们的老师呢?那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和韩琦。
  官箴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仁廉公勤”官箴碑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宋明时期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孟庙始建于宋朝,孟子也在宋时被封建帝王尊为“邹国公”,明朝时被称为“亚圣”。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编撰在一起合成“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赵抃也正是读着孟子的书走上仕途,留下了“一琴一鹤”的佳话。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基于自身对儒学的理解和认识,提出了“仁廉公勤”四字箴言,后儒学才子王迈加以编撰。明朝时梁州彦又恰恰选择了其作为官箴,立碑于邹县,让孟子的思想回归孟子故里,这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选择,也为孟庙,为孟子增添了一段佳话。

 









      养气门:养气门始建于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原名“毓秀门”。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重修时改名为“养气门”。“养气”出自于《孟子·公孙丑上》篇:“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庙内还保存着近几十年从全市各地陆续收集来的汉代石人、石羊,隋唐的石造像,元大德九年(1305年)盘龙高浮雕石柱,明代石棺等,以及100多块汉代墓画像石,有西汉的多线刻、浅雕人物、龙兽,东汉的各类浮雕。汉画像石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厚,艺术造诣高超。这些艺术珍品像一朵朵奇花异葩,为古老的圣庙增添了光彩。



      亚圣木坊:养气门(即西门)外,孟庙垣墙之西,在南北通衢的大街上,建有一座横跨大街的木坊。该坊始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4柱3洞,丹薨碧瓦,飞檐翘角,彩画鲜明。檐下半拱11踩5翘,正中一间悬山式坊顶高出两侧歇山式坊顶,主次分明。4个歇山式坊角向外伸出,高高翘起。木坊正中门楣横书“亚圣”2字,故名“亚圣木坊”。早在东汉时,京兆长陵人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亦称颂孟子为“亚圣之才”。“亚圣”作为官方称谓,起源于元代。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孟子始被封建王朝尊封为“亚圣”。

      长长的街道,一边是孟庙,一边是孟府,满满的都是历史的沧桑......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3


      孟庙孟府的游客中心及购票处......

      千万要记得带教师证和学生证呀......


      广场上的孟庙平面示意图......

 

2017清明·孟子故里——孟府(亚圣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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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清明·孟子故里——孟府(亚圣公府)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周朝诸侯国邹国(今山东省邹城)人。孟庙,是历代祭祀战国时思想家孟子之所。孟府,又称为“亚圣府”,是孟子嫡系后裔世代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其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孟庙西侧,庙、府仅一街之隔。与同在邹城的孟庙、孟林合称“三孟”。
      孟府始建年代不详,据孟庙内现存明洪武六年(1373年)立《孟氏宗传祖图碑》记载:“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辅守兖州,访亚圣坟於四基山之阳,得其四十五代孙孟宁,用荐于朝,授迪功郎,主邹县簿,奉祀祖庙。迪功新故宅,坏屋壁乃得所藏家谱。”这说明北宋景祐年间就已经修建了孟府,距今已有880余年历史。建孟庙的同时,建造了孟府,但不详地址所在。根据孟府大堂前现存几棵相当古老的桧树,紧同孟庙毗邻的建筑布局来考证,在宋宣和三年(1121年)第三次迁建孟庙于城南的同时,迁建孟府于孟庙之西侧。
      又因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孟轲被封为“邹国亚圣公”,孟府因此被称为亚圣府。孟府是国内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较为典型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古建筑群和封建地主庄园之一。1988年元月,孟府与孟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孟府平面呈长方形,初建时规模较小,后经历代重修扩建,至清初已形成前后七进院落,前部分为三个大院,后部分为左中右三路。以主体建筑“大堂”为界,前为官衙,中为内宅,后为花园。建筑格式为前堂后寝式。拥有楼、堂、阁、室共计148间。南北纵长226米,东西横宽99米,共占地约合65.3亩,总面积约合2.24万平方米。
      孟府指的是孟子的嫡系后裔所居住、生活的场所。从孟子到他的第44代后裔,有关孟子家族的文字记录短缺不详,而且孟子也一直未被其家族祭祀。从孟子第45代后裔孟宁时起,孟子后裔才开始被朝廷授予官职,而此时已经是北宋宋神宗年间。宋神宗于1083年追封孟子为邹国公。至明代,孟子后裔可以不经科举考录,直接授予官职。这是从孟子的第56代后裔孟希文开始的。他被明仁宗授予主奉祀事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官衔,并允许其后代承袭或代袭。从此,孟府也被称为博士府。孟希文的后人若为官,大多负责的是掌修国史和孟府内部管理事务,以及主持孟府或与孟府有关的各种礼仪、祭祀活动。民国时,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封号被取消,孟子的第73代后裔孟庆棠被南京国民政府封为亚圣奉祀官,只负责孟府事宜。新中国成立前夕,亚圣奉祀官孟繁骥随蒋介石迁往台湾,其职由其子孟祥协接任至今。孟子后裔世袭官职持续了19代、共500余年。
      孟子后裔嫡系长子在明代以前,袭封邹县主薄。主薄相当于实职的副县级官员,从那时代开始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后从未间断,到了民国,改称“奉祀官”。“五经博士”和“奉祀官”都是虚职,虽是八品。却没有实际权力,其主要指责是:看护维修林庙,祭祀先祖,弘扬儒家文化,按说孟家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其爵位并不高,但世代相袭,世代显赫,而且经历七八百年不衰,这样的贵族世家就少见了。
      我喜欢各地各府门前的石狮子,算不算一种特殊的癖好?
  孟府大门:孟府大门正中悬挂着“亚圣府”镏金竖匾。为三楹单启硬山式建筑。门楣正中悬有匾额,上书“亚圣府”三个贴金大字。黑漆大门上绘有约2米高的彩绘门神。大门前东西两侧原各建有一座4柱3门式木坊,名为“旌忠坊”和“旌表节孝坊”(均于“文革”期间拆除,目前尚未修复)。两坊上额正中皆悬挂“圣旨”2字的竖匾一块,系明熹宗朱由校为表彰孟子第60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承光及其母孔氏、长子孟宏略(明天启二年被徐鸿儒领导的“闻香教”农民起义军所杀)忠于朝廷所建。大门正南建有高大的影壁,一对精雕石狮子雄踞于大门左右,门阶两侧有上马乘车用的方形石台一对。大门内东西两侧有一排砖瓦小房,是当年差役和守卫人员居住之处。进入大门,便是孟府的第一进院落。

      礼门:穿过大门里面的第一进院落,正北为二门,也叫“礼门”。其建筑格式基本同于大门,但门洞为三启,正中门额上悬“礼门义路”匾额。“礼门义路”出自《孟子·万章》“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在这里,孟子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把“礼、义”比喻为“门和路”,认为要成为君子,必须要依据仁德,遵循义理来做事。六扇黑漆大门的正中两扇,彩绘顶盔披甲的执刀武士,而两侧的四扇,则彩绘着执笏的文官形象,显示出孟府一派威严煊赫的气势。
  二门内的墙壁间镶嵌着“为恳恩照例优免以杜攀扰事碑”,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所立。碑文中记述了明王朝钦赐的庙户、礼生、佃户、洒扫、差役等,并有不得滋事、攀扰等事。据史书记载:自宋代始,宋、元、明、清历代均赐孟氏田产、庙户,至明景泰年间朝廷诏赐孟庙祭田已达 56 顷之多。

  从这里开始,算是孟府的二进院落了......
  仪门:位于二门之内迎面正中,屏门两侧无垣墙连属,类似遮堂门,名为“仪门”,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在封建社会,只有列土封侯的邦君才有资格建造这种形式的门。全系木结构,整个门坊顶仅有2根圆柱支撑,下有巨型石鼓夹抱,两柱之上承托着一簇彩绘艳丽的大门坊顶,前后缀着倒垂的4个木雕花蕾,故又名为“垂花门”。此门平素紧闭不启,只有遇孟府喜庆大典、皇帝亲临、迎接圣旨、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鸣礼炮13响后,才徐徐开启。故又称“仪门”。这种屏门,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列土封侯的“邦君”才有资格建造,故又称之为“塞门”。

      仪门两侧有两棵百年的丁香花......
      白丁香(学名:Syringa oblata Lindl. var. alba Rehder):为紫丁香(Syringa oblata)的变种,与紫丁香主要区别是叶片较小,基部通常为截形、圆楔形至近圆形,或近心形。花期4-5月。 花密而洁白、素雅而清香,常植于庭园观赏。还可以用作鲜切花。泞面有疏生绒毛,花密而洁白、素雅而清香。该种喜光,稍耐阴,耐寒,耐旱,喜排水良好的深厚肥沃土壤。

      穿过仪门,院中有一片高出院落的方形露台,两侧竖立有精雕的夔龙石栏和青砖花墙围护的丹墀,两株有着数百年树龄的参天古桧,在台前甬道两侧遮天蔽日。几丛翠竹亭亭玉立,给人以官府衙门幽深雅静之感。丹墀的东南角,设置有“日晷”;西南角,设置有“嘉量”,完全仿效皇宫的格式。
  日晷:大堂东侧的日晷,是我国发明最早的计时器之一。它由晷盘和晷针组成,在晷盘上刻有十二个时辰,当太阳照射在晷针上,晷针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落而移动,落在不同的刻度,就表示不同的时辰。同时,晷盘的摆放也是很有讲究的,它要根据各地的经度和纬度的不同,做不同的倾斜度,这件日晷是垂直安放的,所以计时并不准确。此日晷是孟子七十代嫡孙孟广均于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所制。
      嘉量:在日晷的西面相对而立的石器是嘉量。嘉量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准量器,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全器从大到小依次为:斛、斗、升、合、龠,含有统一度量衡的意义,象征着国家统一和强盛,是孟子七十代嫡孙孟广均于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所制。嘉量和日晷都是效仿皇宫格式来摆放的,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大堂:大堂,是孟府的主体建筑,五楹出厦的正厅,是孟子嫡系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开读诏旨,接待政府官员,申饬族规家法,以及节日、寿辰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堂前檐下正中悬挂着清雍正皇帝手书钦赐孟子第六十五代孙孟衍泰“七篇贻矩”堂匾。“七篇”指《孟子》一书,是由《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个篇章组成。雍正皇帝的用意是告诫孟家后代要用孟子的《七篇》作为言行的准则和行动的规矩。门两侧的抱柱对联,上联为:“继往开来私淑千年承燕翼”,下联为:“居仁由义渊源百代仰先烈”。意思是说孟子继往开来继承孔子学说使之传世千余年,孟子的仁义思想渊源百代使后人敬仰先贤先烈的功绩。书写者是著名书法家、中国书协副主席王学仲先生。

      七篇贻矩:山东邹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悬挂着“七篇贻矩”金匾,为清雍正皇帝手书。“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腾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贻”是赠给的意思;“贻矩”指赠给孟家的规矩。雍正皇帝的用意是告诫孟家后代要用孟子的《七篇》作为孟家后代言行的准则和行动的规矩。
  大堂内正中,设有高出地面的木制暖阁,内设公案,背景绘制暗八仙等图案。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签筒、印合。两边有一副对联:“礼门仪路加规矩,智水仁山古画图。”大堂内原还悬挂一幅孟子嫡裔、七十代孙孟广均书题的楹联:额曰:敬守七篇;联曰:传家世守三迁训,七篇仁义报国常。
      明景泰二年(1451 年),孟子第五十六代孙孟希文被加封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孟府内部事物,主持孟子祭祀,编撰孟家家志《三迁志》等,享受正七品待遇。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国民政府撤销了“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这一封号,改封孟子七十三代孙孟庆棠为“亚圣奉祀官”,管理孟子祭祀活动及孟府内部事务。至此,“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封号共沿袭了18代,长达486年。
      暖阁两侧陈列着“肃静”、“回避”、伞、扇、旗、锣等各种执事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等红底贴金大字的官衔牌,以及黑红棍、皮鞭等刑具。
      孟子家族:始祖孟子,华夏族,约出生公元前372年,即孟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权贵庆父的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著有《孟子》一书。
      明朝建文二年,惠帝钦赐孔氏八字行辈:“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以供取名。明崇祯元年,原行辈已经不够用,经65代衍圣公孔胤植奏准续十字,取名行辈:“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清同治二年,原行辈亦已经不够用,经75代衍圣公孔祥珂奏准续十行辈,即“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8年,76代衍圣公孔令贻又曾拟二十行辈,但未及上呈而逝世。民国9年10月由其遗孀陶夫人召集合族,议定先公所拟二十行辈,咨请北洋政府内政部核准公布。新拟行辈为:“建道敦安定,懋修肈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孟氏自58代(即“公”字辈)起始用此行辈。而“弘”字避清高宗讳改为“宏”;“胤”字避清世宗讳改为“衍”。孟子的后代,亦仍有依其分支,而使用不同的派语。
      名裔:
      第10代 孟喜 -东汉今文经学家
      第13代 孟尝 -先后任东汉会稽郡户曹吏和合浦郡太守
      第17代 孟光 -先后任东汉讲部吏,蜀汉议郎、符节令、屯骑校尉、长乐少府和大司农
      第19代 孟宗 -古代流传行孝模范,二十四孝之一。历任孙吴监池司马、吴令、豫章太守,迁光禄勋、御史大夫和司空
      第21代 孟观 -仕西晋,历任殿中中郎、黄门侍郎、积弩将军、上谷郡公和安南将军
      第33代 孟浩然 -唐代著名诗人,其诗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
      第35代 孟郊 -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长孙。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游子吟》
      第67代 孟毓溪 -北京著名的绸缎店“谦祥益”的创始人
      第69代 孟继笙 -字洛川,北京著名的绸缎店“瑞蚨祥”(八大祥之首)的创始人。
  大堂两侧东西各有一间亭子,是孟府管理祀田、庶务、礼生、乐生、司书、执事等办公机构的场所。大堂前左右设鼓乐楼为奏乐之处,名“鼓乐楼”。每逢孟府有重大喜庆活动时,在此击鼓奏乐。东侧有一处独立的院落为五代祠,是祭祀孟氏五代之内的宗族家祠。
      五代祠:在大堂东侧一处独立小院中,有一3楹硬山式建筑,是孟氏宗族家祠,称“五代祠”。祠内悬挂楹联两幅。其一书:“溯懿训於三迁二千载踵出哲嗣,荐蒸尝於五世亿万祀礼重宗孙”;其二书:“德借七篇极之昂元云仍元承世泽,祠分五代序仇高曾祖称近荑馨香”。为古舒、姚元之书。祠内安放孟氏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五代之木主牌位,再上,则迁放到孟庙“祧主祠”内。
      见山堂:大堂西侧,有一曲尺形独特建筑,名为“见山堂”,是当时孟氏后裔接待和宴请宾客之所。与见山堂相对月亮门外,竖着一块玲珑的太湖石,其上刻有清代金石学家阮元和孔子后裔“玉虹楼”主人书法家孔继涑的手书诗词。
      内宅:穿过大堂,进入内宅。内宅门是分割前衙和后宅的界限,在封建时代是一道禁门,门内为眷属居住区,有门衙守护,外人不得擅自入内。内宅门的外檐木坊上有三幅精美的透雕图案。从东面看第一幅是“鹤鹿同寿”,寓意夫妻团圆和睦,白头到老;第二幅为“鲤鱼跳龙门”寓意加官晋爵,望子成龙;第三幅为“麒麟送子”,寓意为世世代代,香火不断,后继有人。

      门两侧倒悬着雕花垂珠,工艺相当精美。

      为加强防范,门前辟有一条幽径,左右两则各有一角门,名为更道,是当年为内宅巡逻的更夫行走的通道。

 

  进入内宅门,便是孟府内宅。是孟家的嫡裔世代居住的地方。院内有一株古老的木香,又名荼糜,每年四、五月间开花,花为白色,香味浓郁,又称“十里香”,唐诗中有“开过荼糜花事了”的名句。旁边还有一株白色的石榴花,寓意多子多福,也有百年的历史呢......
 
  世恩堂:内宅的第一进院落是上房院,又名“世恩堂院”,意为世代享受皇恩。是孟子嫡裔翰林博士居住处。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四合院建筑。院北是雕梁画栋、彩绘华丽、明三暗五、前后都有回廊的正厅,即“世恩堂”。明间正上方悬有“世恩堂”楷书巨匾,传为清代著名书法家铁保所书。堂内陈列着古玩字画、床榻橱柜等。正壁中堂的《蟠桃大会》,是民国年间孟氏的一位族长孟继彬送给孟繁骥三十大寿的贺礼,两侧的对联是孟繁骥的父亲孟庆棠到南京受封“亚圣奉祀官”时,书法家傅安送给他的:“淑慎其身令德寿岂,朝宗于海出言有章”,语出《诗经》,意思是说:良好的道德修养使他能够长寿,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赞美了孟庆棠的学识和人品。两次间以雕花菱龙及格扇门相隔,两稍间为硬夹山,有房门通连。堂内陈设古木家具、橱、柜、八仙桌、太师椅,雕花顶子床,壁上挂有蟠桃祝寿及王景禧等名人字画。案几上陈列有玉器、古玩等。1948年前为孟子嫡裔第74代孙、亚圣奉祀官孟繁骥夫妇居住。
      孟繁骥(1907~1990):字雪生,山东邹县(今邹城市)南关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回邹后创办了孟府小学。1939年承袭亚圣奉祀官。1945年离邹县迁居南京,1949年携家去台湾1968年在台成立孟氏宗亲会并任会长,先后被推选为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邹县旅台同乡联谊会会长等职。 1987年3月,开始通过日本友人与其在邹县的家人取得联系。先后托人捎给家乡有关照片、清雍正年间版本《三迁志》、录音磁带及部分钱物。1990年6月26日病逝于台湾。
      孟庆棠(1877—1944):字泽南,号稚孙,系亚圣孟子七十二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宪泗的第三子。按照传统的嫡长子世袭制,三子是没有资格承袭世职的,但是孟宪泗三子中,长子庆恒光绪二十年就夭亡了,且并没有留下子嗣,而次子庆榕也是没有子嗣,于是便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由三子庆棠代理“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维持“亚圣府”的正常活动及祀典。光绪三十一年正式承袭。民国三年(1914年),依《崇聖典例》,改封奉祀官,期间孔庆棠组织各方对孟庙、孟府、孟林、孟子故宅等圣迹进行了多番修葺。直至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改衍圣公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颜子、曾子、孟子嫡裔原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均改为奉祀官,享简任官待遇,孟庆棠即为亚圣奉祀官。7月8日,与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复圣奉祀官颜世镛、宗圣奉祀官曾繁山一起赴南京就职。8日,在国府礼堂举行就职典礼。10日,在贡院街圣庙举行告庙典礼。
      孟庆棠—千古毁誉迷雾间:日军侵华期间,攻城与攻心、诛人与诛心双管齐下,一直贯穿始终。尤其通过威逼利诱,拉拢各地影响力人物,为所谓“东亚共荣”鼓吹,更是不择手段。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孟子第七十三代孙孟庆棠,就是他们重点锁定的对象。今天各种资料显示,孟庆棠曾多次为日方有关人物题词,遥想其先祖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威武不能屈”之训言,此举颇令人费解。
      1935年,日本东京汤岛圣堂孔庙仿照宽政年代的建筑式样用钢筋水泥顺利重建落成,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总领事即特邀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赴日本参观落成典礼。当时,日本已侵占我国东北,并拥立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面对日本人的这一邀请,孔德成并未前去,而是派了本家孔昭润代表前去参加仪式。而与孔昭润同行的,便有孟子七十三代孙孟庆棠。在那个民族屈辱的年代,孟庆棠此行以及他与日本人之间的诸多过从,难免让人心存疑虑。那么,作为孟子嫡系后裔,孟庆棠与日本人之间到底有着哪些瓜葛和未解之谜呢?
      日本的渡边氏,很可能是孟氏在日本的一支。据孟迈撰《孟氏南支简谱》记载:“清康熙年间,清政府与南明政府对峙。孟嵩十九代孙孟治庵,看到南明政府与福藩、潞藩和唐藩相继覆灭后,不甘心沦为清政府的臣民而东渡日本。孟治庵到日本后,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并把自己的姓改为带日本习俗的姓。他先改姓为渡边氏,后改姓为武林氏(因孟治庵故乡杭州旧名武林)。孟治庵为日本广岛武林氏(孟姓)始祖。”据其墓碑记载:“治庵名士式,明杭州武林郡人。漂流仕长门国(今山口县的西北部),称孟二官。后仕艺藩为医官,改名武林治庵。明历三年丁酉(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病死,实亚圣孟子六十一世裔也。”说明渡边氏应该就是日本的孟氏一支。
      孟庆堂赠与渡边的立轴上,写的是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种抒发了诗人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的诗正能唤起渡边氏作为孟门一支的情感共鸣。虽说渡边氏是日本人,但是孟庆棠与渡边氏的交往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孟门后裔与日本人来往甚为密切,因为孟庆棠所面对的渡边氏,其实还是以孟子流落日本一支的身份出现的。
      孟庆棠1935年去日本时留下了两幅书法作品,其时上海一·二八事件已经爆发,举国哗然。孟庆棠赠日本人书法作品,虽然体现出当时他与日本人有所交往,但是从内容上看,并不能就此说明孟庆棠在这一非常时期真的有失民族气节。
      第一幅字是孟庆棠送给石井先生的,所书写内容则来自《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是孟子的“四圣论”,四人各有其品格特色。伯夷与弟弟互让国位,商灭之后,两人不食周粟,隐居到首阳山采薇而食。而伊尹辅佐商汤,是圣人里面最负责任的;柳下惠坐怀不乱,是圣人里面最随和的;孔子则是圣人里面最识时务的。
      第二幅字则出自《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正是传统文人的立身处世之道。穷困时要修养好自身,即使在污浊的环境中,也要能够不受干扰坚持自己的美好品格。显达之时就要兼济天下,引导天下人向善。
      两幅作品的内容都是摘自《孟子》的原句,且处处显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崇高理想和处世准则,就文辞而言,并无半点媚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田岛荣次郎率领第三三旅团从津岛营舍出征,于天津大沽口着陆、沿津浦线南下作战。12月末,渡过黄河进入山东省。27日进入济南。1938年1月4日,进驻孔子故里曲阜。之后,田岛奉命不扩张战线,守备曲阜、邹县、新泰、蒙阴一线两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与孔孟后裔多有交流,厉行尊孔政策。在曲阜陷落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率部护送孔德成夫妇离开孔府,前往武汉。孔德成的出走令日本人非常懊悔,甚至宣扬孔德成是被掳走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拉拢孔德成已经不可能了,尚在曲阜的“亚圣奉祀官”孟庆棠自然就成为他们要更加积极拉拢的对象。而此图即为孟庆棠赠予田岛荣次郎的书法作品。从事例上来看,孟庆棠此举势必会惹来汉奸的骂名,然是作品中“春秋归嫡派,仁义破群嚣。”的语句似乎又表明了他誓死不降的心声。
      为使孔府和孔子嫡系后裔衍圣公为日本侵华服务,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的马场春吉受日本外务省派遣,于1926年来到山东,以在日本特务丰田松岩创办的济南东文学校任教做掩护,向日本外务省提供秘密情报,并对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以及孔孟颜曾四氏圣裔进行了长期有计划的游说和笼络。
      而日本占领山东后,马场春吉又纠集了一些人成立了由外务省、特高科、伪省政府资助的山东文化研究会。此后数年间,马场春吉和他的山东文化研究会十分活跃,不仅在日据下的青岛大搞祭孔典礼,还相继出版了《孔孟圣迹图鉴》、《山东文化丛书》、《济南读本》、《和汉二十四孝图》等书籍。成为文化侵略的工具。此书题词名单中孟庆棠赫然在列,只是所题内容未详。
      孟庆棠书赠予日本中尉松田利通,此书法作品收录在其1941年的从军散记。所写内容也是《孟子》的原句“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此时的孟庆棠已经是65岁高龄了,因长期操劳府务,健康每况愈下。早在1939年孟庆棠就将“亚圣奉祀官”一职交由其子孟凡骥接替。已进入暮年的孟庆棠在书赠日本人的时候,依旧是在阐扬舍生取义的民族大义。
      孟庆棠身上的疑窦很多,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仅仅从几幅书法作品中,我们很难评判他人品的优劣。至于孟庆棠赠予日本人的题词还有多少,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是从前面几幅不同时期的作品看来,孟庆棠虽然并没有慷慨激昂地与日军直面对抗,但是他的笔端还是流露着不屈服。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也许他有着自己独善其身的方式,也许他有着隐忍不发的理由,但是这些对于我们,都已经无从得知了。

      两侧厢房......

 

 

      桑树(学名:Morus alba L.):桑科桑属落叶乔木或灌木,高可达15米。树体富含乳浆,树皮黄褐色。叶卵形至广卵形,叶端尖,叶基圆形或浅心脏形,边缘有粗锯齿,有时有不规则的分裂。叶面无毛,有光泽,叶背脉上有疏毛。雌雄异株,5月开花,葇荑花序。果熟期6-7月,聚花果卵圆形或圆柱形,黑紫色或白色。喜光,幼时稍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耐寒。耐干旱,耐水湿能力极强。
      原产中国中部和北部。中国东北至西南各省区,西北直至新疆均有栽培。朝鲜、日本、蒙古、中亚各国、俄罗斯、欧洲等地以及印度、越南亦均有栽培。叶为桑蚕饲料。木材可制器具,枝条可编箩筐,桑皮可作造纸原料,桑椹可供食用、酿酒,叶、果和根皮可入药。

      紫荆(学名:Cercis chinensis):豆科紫荆属,落叶乔木或灌木。原产于中国。性喜欢光照,有一定的耐寒性。喜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不耐淹。萌蘖性强,耐修剪。皮果木花皆可入药,其种子有毒。是家庭和美、骨肉情深的象征。
  赐书楼:穿过内宅院,便到了孟府的第四进院落——赐书楼。赐书楼古朴典雅,经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同志鉴定,为明代建筑,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是孟氏后裔存放皇帝钦赐墨宝、圣旨、诰封、古籍文献和家族档案的地方。系两层楼房,每层3间,前后出厦,硬山式典型明代建筑。上层前后对开3对较小楼窗,木制楼梯设于西山墙处,扶手栏杆古朴典雅。为了防火,木质楼板之上又加铺一层方砖。上层正中曾悬挂清代吴企宽所书篆体“赐书楼”横匾一块。
      缘绿楼:位于孟府第6进院落。为2层楼房,每层各5间,前出厦的台楼。该楼与赐书楼后的小四合院,均孟氏嫡裔亚圣奉祀官的前五代近族居住处。此楼正中明间南北直对孟府大门,为孟府第7进院落的中轴线。清末圮毁。1982年,山东省文物局拨款重修,现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库房。孟府内保存着封建帝王所赐的朝服、龙袍、圣旨、诰封、家藏珠宝古玩、宗族档案、印书木版、古书字画等大量珍贵文物,是研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地方历史的宝贵资料。
      前后学:“前学”位于孟府第一进院落西侧,为一组四合院。“后学”位于孟府第6进院落“缘绿楼”西侧,亦是一组古老四合院。清道光年间,孟子第70代裔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曾在“前学”、“后学”办学招收孟氏后裔子弟学习,称“三迁书院”。后“两学”逐渐荒废。清末民初,曾在孟府“世恩堂”西侧建一两层楼房,每层各5间,开办“孟氏子弟学校”,招收孟氏后裔入学,至建国前夕停办。孟府最后是孟府花园。
      后学,是孟氏嫡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子弟读书上学的地方。孟氏对子弟的教育一直都非常重视,最早是集中到曲阜受教,历史上有孔、孟、颜三氏学和孔孟颜曾四氏学的记载。后世各氏单独办学,孟氏家学名为“三迁书院”。大约创办于六十九代孙孟继琅之时,七十代孙孟广均死后渐废。前学,选择近支学行兼优的入塾就读,目前正在整修。
      紫丁香(学名:Syringa oblata Lindl.):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称丁香、华北紫丁香、百结、情客、龙梢子。紫丁香原产中国华北地区,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中国的名贵花卉。高1.5-4米,树皮灰褐色,小枝黄褐色,初被短柔毛。后渐脱落。嫩叶簇生,后对生,卵形,倒卵形或披针形,圆锥花序,花淡紫色、紫红色或蓝色,花冠筒长6-8mm。花期5-6月。生长习性喜阳,喜土壤湿润而排水良好,适庭院栽培,春季盛开时硕大而艳丽的花序布满全株,芳香四溢,观赏效果甚佳。是庭园裁种的著名花木。
      角落里不知名的红叶,好美啊......



  后花园:孟府后花园,20 世纪 50 年代既已荒废,现在改建成了和修学游相配套的食宿基地,可 以容纳 160 余人同时食宿,拥有 100平方米的大型教室四处,生活配套设施完善,是一处经济、实用的旅游接待基地。
      云杉(拉丁学名:Picea asperata Mast.):别名茂县云杉、茂县杉等。为乔木。高达45米,胸径达1米;树皮淡灰褐色或淡褐灰色,裂成不规则鳞片或稍厚的块片脱落。
      云杉为中国特有树种,产于陕西西南部(凤县)、甘肃东部(两当)及白龙江流域等地,稍耐荫,能耐干燥及寒冷的环境条件,生长在海拔2400-3600米地带,云杉树干高大通直,节少,材质略轻柔,纹理直、均匀,结构细致,易加工,具有良好的共鸣性能。可供建筑、飞机、乐器(钢琴、提琴)、舟车、家具、器具、箱盒、刨制胶合板与薄木以及木纤维工业原料等用材。
      2014年2月,瑞典科学家在一座山脉上发现了一株9500岁云杉,堪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树,而且它还在继续生长。


  孟府的西路布局主要建筑有后学、习儒馆、感恩堂、西跨院、见山堂......



    习儒馆:孟府习儒馆,是针对中小学生学习国学创建的一处教学基地,它仿效古代私塾学堂的样式布置了讲儒堂,聘请专家学者开坛讲学,学生们通过诵读经典、讲故事、表演小型戏剧等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他们学儒习礼、做少年君子的情怀。山东大学庞朴教授、四川大学钟肇鹏教授、台湾大学傅佩荣先生、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等都在此开坛设讲。对此,各大媒体都做了隆重报道,产生了极好的社会反响。基于习儒馆在传承弘扬儒家文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相继把它列为“教学科研基地”。孟府习儒馆、感恩堂、养生堂以及“诸子百家”等展览,是“修学游”产品的重要载体。邹城“修学游”,是以“孟子故里读孟子,谋事做人平天下”为理念,领略儒家文化中的谋事之道、做人之道和为政之道的旅游。
      满园都是盛开的玉兰花......
      玉兰(Magnolia denudata Desr.):木兰科落叶乔木,别名白玉兰、望春、玉兰花。 原产于中国中部各省,现北京及黄河流域以南均有栽培。木兰科玉兰亚属,落叶乔木。花白色到淡紫红色,大型、芳香,花冠杯状,花先开放,叶子后长,花期10天左右。中国著名的花木,南方早春重要的观花树木。上海市市花。玉兰花外形极像莲花,盛开时,花瓣展向四方,使庭院青白片片,白光耀眼,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为美化庭院之理想花型。
      忽然就想起了陈荒煤写的《广玉兰》: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丛林中散步,感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在空气中荡漾。原来,在林阴道两旁,有许多开着白色花朵的高大树木,那一阵阵幽香就是从这儿散发出来的,园丁说,这些树木叫广玉兰,是从广东一带传过来的。以后我在散步的时候,都要去观赏一下。
      五六月份是广玉兰花盛开的季节。在绿油油的叶丛中,花朵是那样的洁净、高雅。我无法用文字准确形容那花瓣的色彩,说它纯白吧,又似乎有一种淡淡的青绿色渗透出来;我也无法用文字准确形容那花瓣的质感,说它玉琢冰雕吧,它又显得那样柔韧而有弹性。总之,只凭几个优美的词句是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的。
      广玉兰开花有早有迟,在同一棵树上,能看到花开的各种形态。有的含羞待放,碧绿的花苞鲜嫩可爱。有的刚刚绽放,几只小蜜蜂就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那里面椭圆形的花蕊约有一寸长。盛开着的玉兰花,洁白柔嫩得像婴儿的笑脸,甜美、纯洁,惹人喜爱。先前热热闹闹开过的广玉兰呢,花瓣虽然凋谢了,花蕊却依然挺立枝头,它已长成近两寸长的圆茎。圆茎上面缀满了像细珠似的紫红色的小颗粒,这就是孕育着新生命的种子。远远看上去,一株广玉兰就像是一个数世同堂,生生不息的大家族。
      广玉兰的叶片富有光泽,好像涂了层蜡,再配上有着铁锈色短柔毛的叶背和那微呈波状的边缘,使人觉得另有一番情趣。密集油亮的绿叶终年不败,始终透着生气,透着活泼。有了它的衬托,玉兰花便显得格外皎洁,格外清丽了。
      秋冬时节,许多树的叶子凋落了,唯有广玉兰披着一身绿叶,与松柏为伍,装点着自然。
      我爱广玉兰的幽香与纯洁,更爱广玉兰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院子里的汉砖......





  上书院:孟府的第五进院落为上房院,是孟氏五代之内近支居住的地方。穿过上房院,面前的这座两层楼即是延禄楼,当年是孟氏嫡裔女儿们居住的地方。延禄楼重修后更名为孟府养生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孔孟养生文化,一部《孟府养生经》贯穿于整个展览。它把孔孟的修身养性之道探微发引,借鉴了道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天人合一”的养生理念,汲取了祖国中医学养生精粹,堪称一个养生锦囊。《孟府养生经》以修品德、调阴阳、和气血、保精神为框架,从修心、气养、形养、食养、药养四时调摄等方面入手,运用大家喜闻乐见的三字经格式,对孟府的养生之道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以期达到“承接传统、颐养生命”的目的。
      西跨院:西跨院分为东、西两处建筑。为孟家次子居住的地方。








      孟母赋:阳谷东北石佛镇平坊村,古有孟母祈蚕祠,久而湮废。郡侯王忠林公过而垂询,邑贤遂欲重构祈蚕祠并扩建为贤母文化苑,以敦教化。命余作《孟母赋》曰:
    泰峄岩岩,鲁邦共瞻。洙泗汤汤,儒教发源。天生孔孟,日月双悬。诗书礼乐,泽被千年。峄麓孤桐,母仪垂范。天降大任,必先磨难。子生三岁,父卒幼单。寡母携子,倍尝辛艰。扶孤育雏,任劳任怨。蚕桑耕耘,织纫炊爨。始居鬼村,荒冢累累。纸灰飞飞,挽歌惨惨。童子何知,嬉戏其间。装神弄鬼,日渐习染。嗟彼贤母,果断搬迁。远离荒僻,择居市廛。商贾熙攘,市声杂喧。轲居其肆,习近籴贩。锱铢必较,射利浸染。君子喻义,小人喻利。智哉贤母,学宫三迁。青青子衿,彬彬学官。书声琅琅,弦歌翩翩。俎豆穆穆,揖让谦谦。孟母大悦,送子庠序。泮池漾漾,讲业渊渊。习儒课礼,修仁近善。春日迟迟,逃课耍玩。读未成颂,断机警顽。子惧而惊,从此志专。邻有屠庖,子问为何?母允割肉,以烹以啖。家计窘迫,终践诺言。总角成童,德学益渐。母备束修,送轲杏坛。拜谒子思,儒学以传。六艺俱臻,孔教薪传。孟妻由氏,深闺裸袒。轲见耻之,欲休退还。仉氏喻子,有理有据。教子以严,待媳以宽。家庭和睦,传为美谈。孟子学成,以教学馆。志在游宋,忧亲不远。高堂闻之,劝之力践。终成亚圣,立德立言。儒教恢宏,仁义播散。若无圣母,岂有亚圣。母仪子效,双圣垂典。启迪华夏,泽被亿万。庙食千秋,香火绵延。阳谷古邑,齐国名县。沃野百里,桑麻遍原。禾麦肥美,积粟丘山。地近邹鲁,诗礼浸染。邑志始载,北郊平坊,孟母迁徙。教民桑蚕,克勤可俭。鲁锦邹织,阿缟齐纨。民富而礼,化比邹县。子孙感念,共沐泽远。鸠工庀材,筑祈蚕祠。自汉而唐,见诸志编。以迄近世,浩劫颓残。今逢盛世,复兴梦圆。宏扬母仪,慈淑承传。重构祈蚕祠,刻古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拓建贤母文化苑,使乡人日夕游学乎其间。重敦圣土之风俗,再践贤母之型范。是不惟无愧于圣母,亦且流惠于桑梓,泽被乎永永,启后而光前!是为赋。
    乙未年孟夏谷旦邑人布茂岭应阳谷县政协之邀而薰沐拜撰并发表于《聊城日报》

      孟母:孟母相传姓仉(zhǎng)氏,生卒年不可考,战国时晋国(今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东西仉村 )人,孟子的母亲。战国时人,以教子有方著称。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长大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追慕向往的亚圣,孟母也留下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教子佳话。
      据《孟子世家族谱·世谱》记载:“亚圣祖系出自鲁桓公允,允生庄公同,同有弟三:长庆父为孟孙氏,庆父四传庄子速,速七传激,字公宜,激娶仉氏,魏公子(仉)启女,于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己酉生轲,字子车,又字子舆。”又清·张澍《姓韵·卷六十》记载:“仉,孟子母仉氏。鲁有党姓,音掌,掌当是党氏之族。”这里的“魏公子”即魏国公子仉启,关于仉启,史籍无考。《通志·氏族略·五》云:“仉,音掌,梁州有仉启”。
      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普遍尊崇。黎民百姓传颂着她的故事,文人学士为其立传作赞,达官显贵、孟氏后裔为其树碑修祠,后人把她与“精忠报国”岳飞的母亲岳母、三国时期徐庶的母亲徐母,列为母亲的典范,号称中国“贤良三母”,而且位居“贤良三母”之首。
      孟母教子:孟子能成为“亚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力于他的母亲。孟子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既成就了孟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属于典型的中国良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胎教”的说法由来已久。据说周文王的母亲妊娠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周成王的母亲怀孕期间,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独居不倨,虽怒不骂,孟母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韩诗外传》就载有她的一段话说:“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子的母亲姓仉,父亲名叫孟激,字公宜,是一位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他为更大的发展,光耀门楣,抛别娇妻稚子,远赴宋国游学求仕,三年后,带给孟母的是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从此孤立无援的孟母开始了坎坷的人生旅途。她下定决心,要凭着自己的双手谋取衣食所需,更要以自己的力量,把独生儿子,教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按照心理学的分析,这也是一种“补偿作用”的高度发挥,孟母不只是小心翼翼地注意儿子起居冷暖,更不厌其烦地以“言教”和“身教”来完善儿子的人格。大体上一个人的基本人格是在六岁以前基本形成的,从此根深蒂固。六岁以后,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使原本已经塑造完成的脆弱人格模式,遭逢强烈的试炼和考验,这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环境十分重要。孟母突然发现,一向伶俐听话的儿子,已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从此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孟母开始了漫长的迁居活动,至今还留传下“孟母三迁”的美谈。
      孟母教子的影响颇为深远,早在西汉时期韩婴的《韩诗外传》中,就用有关孟母的故事来解释诗义,刘向的《列女传》中,首次出现了“孟母”这个专用名词。东汉女史学家班昭曾作《孟母颂》,西晋女文学家左芬也作《孟母赞》。南宋时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引证的第一个典故就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一普及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启蒙读物,虽经明、清学者陆续修订补充,而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的故事始终冠于篇首。山东监察御使钟化民《祭孟母文》赞扬道:“子之圣即母之圣”、“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来,一人而已。”随着孟母故事的广泛流传,封建统治者也竭力将其塑造成符合其需要的偶像,封建皇帝对其屡加封谥,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加封孟母为“邾国端范宣献夫人”。
      孟母其子: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按:车,古文;舆,今字。车又音居,是故,子舆、子车、子居,皆孟子之字也)。战国时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四月初二日深夜,仉氏系并州人。伟大人物的诞生,大都伴随一段神奇的征兆,据《天中记·卷三十九》记载:“孟子生时,其母梦神人乘云自泰山来,将止于峄,母凝视久之,忽片云坠而寤。时闾巷皆见有五色云覆孟氏之居焉。”(亦见《涌幢小品·卷十六》 )天象变化无常,彩云随时都有,所谓神奇的征兆不足深信,倒是“胎教”的说法,根据科学的实验结果是颇有几分道理的。
      后世评价:汉·刘向《孟母颂》:“孟子之母,教化别分。处子择义,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晋·左贵嫔《孟母赞》:“邹母善导,三徙成教。邻止庠序,佾豆是教。断机激子,广以坟奥。聪达知礼,敷述圣道。”明·刘浚《三迁教子》诗:“孟氏三迁宅已荒,至今犹说断机堂。丝成交匹勤方得,身入芝兰久自香。俎豆容仪非贾衔,经纶事业岂寻常。母贤子圣谁能似,故里千秋尚有光。”明·廖森《三迁教子》诗:“今古谁知孟母贤,殷勤教子地三迁。养蒙肯使为屠贩,学礼宁教戏豆笾。一旦功夫私有淑,万年道统果能传。看来作圣皆由此,尽说天生未必然。”明·邹贤《谒亚圣庙》诗:“新庙岩岩碧汉边,一龛香火散轻烟。七篇仁义扶名教,万古斯文得正传。心在辟邪兼翼正,气惟善养更知言。抠衣此日趋庭拜,重叹三迁母氏贤。”
    孟母三迁:孟家原在马鞍山下的山村,山麓坟莹处处,村中儿童追逐嬉戏,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也三五成群地模仿大人们的礼仪,扮演丧葬的过程,孟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既不能老是把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家里,唯一办法就是变更居住环境。经过一番周折,孟家母子从凫村迁到了十里外的庙户营村,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每逢一、三、五、七单日,远远近近的百姓们,手拎肩挑一些自己的土产来到集市交易,讨价还价,喧嚣热闹,这场面对孩子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耳濡目染,孟子和其他一些孩子也学会了锱铢必较的模样。孟母忐忑不安,住了半年又再次迁居。孟母既不愿儿子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屑于儿子沾染唯利是图的市侩气,她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儿子成长的环境,她第三次把家搬到了邹城的学宫附近,虽然房子漱隘不堪,但是孟母带着儿子还是安安心心地定居下来。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都给附近居民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初解人事的孩子们,常群集在大树底下,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有模有样,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她由衷地发出感叹。
      孟母三迁(版本一):孟子幼时,其舍近墓,常嬉为墓间之事,其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吾子也。”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街卖之事。其母曰:“此又非吾所以处吾子也。”复徙居学宫旁。孟子乃嬉为俎豆揖让进退之事,其母曰:“此可以处吾子矣。”遂居之。
      孟母三迁(版本二):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躃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近于屠,孟子学为买卖屠杀之事。母又曰:“亦非所以居子也。”继而迁于学宫之旁。每月朔望,官员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之,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
      断杼教子: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孟子具有天生的灵性与慧根,但也有一般幼童共有的怠情贪玩习惯。有一天,孟子竟然逃学到外面玩了半天。当儿子回家时,孟母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剪刀,将织成的一段锦绢咔嗒咔嗒,拦腰剪成两段,就在孟子惊愕不解时,孟母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剪断织绢!一个君子学以成名,问则广知,所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你今天不读书,就不可以离于祸患,今后永远就只做一些萦萦苟苟的小事,中道废而不为,怎么能衣其夫子,而不乏粮食呢?”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督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从此孜孜汲汲,日夜勤学不息。
      春秋战国时代,学术风气蓬勃发展,诸子百家争奇斗胜,使人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才好,然而孟母有她坚决的主张,无视于老庄的玄虚,不屑于杨朱的功利,惟独醉心于孔子的忠恕之道,亲自寻寻觅觅,终于在孔门诸子中为孟子找到启蒙老师。
      当时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正在曲阜设馆教授六艺,远近学子纷纷负笈前往就教,孟子十五岁时,在孟母的鼓励下,由邹城来到了曲阜。从此正式接受到儒学的精髓,子思对孟子青睐有加,对左右说:“孟孺子性乐仁义,言称尧舜,世所稀有也。”从此孟子在子思门下埋头读了五年,学问德业,突飞猛进,终于继承了孔子的衣钵。
      孟母施教的种种作法,对于孟子的成长及其思想的发展影响极大。良好的环境使孟子很早就受到礼仪风习的熏陶,并养成了诚实不欺的品德和坚韧刻苦的求学精神,为他以后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劝导孟子:孟母对儿子的教育无微不至,即使在成亲之后,夫妇相处之道,还得烦劳孟母为他操心。《列女传》记载:孟子妻独自在家时,箕踞而坐(古时一种无理坐姿),孟子见后勃然不悦,妻子认为丈夫太过见外,就求婆婆解说。长期以来,孟子对自己的妻子总是不满,认为她太过倨傲,竟有意休妻。孟母对儿子晓以大义:“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心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所以恐见人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袒而在内,踞而视之,是汝非礼也,非妇无礼也。”孟子深感自己孟浪,于是心中芥蒂尽除,与妻子和乐相处如初。
      孟母一生操劳,身体十分硬朗,对于孟子的照顾及督教也毫不放松,除了孟子周游列国那一段时日以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了奉养老母,担任齐国一个消闲的教授职务,而不忍远离故国谋求更大的发展。在齐国,孟子多次向当政者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齐宣王虽然以年禄十万钟来酬谢孟子,但却不肯积极地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对此,孟子如是说:“君子称身就位,不为苟得而受赏。”孟子不贪荣禄,他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孟子远游:孟子曾想去宋国,但为了奉养老母而一再迁延,光阴荏苒,悠忽三十年岁月过去了,孟母已经年老,而孟子也已是知命之年,整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孟母问明原因,又对儿子说出了一段千古名言:“夫妇人之礼,精五味,擅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三言两语就把孟子心中的积虑一扫而空,于是孟子再次周游列国,受到了空前的尊敬与欢迎,可惜就在儿子扬眉吐气的时候,孟母却一瞑不视,在归葬故乡马鞍山时,过去的乡邻争相在路旁祭奠,极尽哀思。如今在山东省邹城县北二十里的马鞍山麓,还留有古柏森森的孟母墓,历代都有石刻颂扬她的坚贞志节与慈母风范,并建有孟母祠。作为一位女性,孟母的伟大之处岂止“精五味,置酒浆,养舅姑,缝衣裳”以及“三从之道”,她更重要是能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按阶段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是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儿子的前程。
      刻像殉母:亚圣孟子事母至孝,孟子为了报答母亲仉氏的养育教诲之恩,五十五岁在齐国任客卿时,回故里迎接母亲到齐国共享荣华富贵。晨昏问安,母亲生病他亲自侍候汤药。次年母亲病死于齐国,他抚柩归葬于老家(邹国马鞍山北麓)。母亲去世后,孟子悲痛万分,因为继承发扬光大孔子儒学思想,辅佐齐襄王行王道,不能以身殉母,就自刻了一尊石像为母亲殉葬,在乡守墓一年返齐。直到宋代景佑年间,孔子四十五代孙龙图阁大学士孔道辅守充州,修孟母墓时才被发现。有人认为孟子只刻了一尊石像为母殉葬,却不为父殉葬,觉得有点不公平,就请石匠仿照孟子自刻像又雕了一尊,置于孟子父亲孟孙激的墓里。两尊孟子石像分别陈列在邹城市南关孟庙的启圣殿和孟母殿里。

      好有动感的投影地面,根据你所站立的位置,出现不同的画面,唯美。墙上的LED显示屏,可以参与互动答题,体会孟子的教育思想,10道题全对呢,小得意,对孟子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呢......

  小学楼:世恩堂西跨院的东侧是小学楼。孟氏小学楼,创建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是孟繁骥先生继任亚圣奉祀官后重新创立,最初基本上仍是私塾性质,后陆续扩充到四五十人,便在此基础上改为孟氏子弟小学,当时授课内容,四书只读《孟子》,新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均采用当时小学课本。作为学校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一侧小小的花坛里,万紫千红,昭示着春的脚步......



      这竟然是一株木瓜树,种植于清代......

      木瓜(学名:Chaenomeles sinensis (Thouin)Koehne):蔷薇科木瓜属,灌木或小乔木,高达5-10米,叶片椭圆卵形或椭圆长圆形,稀倒卵形,长5-8厘米,宽3.5-5.5厘米,叶柄长5-10毫米,微被柔毛,有腺齿;果实长椭圆形,长10-15厘米,暗黄色,木质,味芳香,果梗短。花期4月,果期9-10月。产山东、陕西、河南(桐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习见栽培供观赏,果实味涩,水煮或浸渍糖液中供食用,入药有解酒、去痰、顺气、止痢之效。果皮干燥后仍光滑,不皱缩,故有光皮木瓜之称。木材坚硬可作床柱用。另有一原产南美洲的物种“番木瓜”十七世纪传入我国,如今已成为大众化水果,也常被简称为“木瓜”。



 

      珍珠梅(学名:Sorbaria sorbifolia (L.)A. Br):灌木,高达2米,枝条开展;小枝圆柱形,稍屈曲,无毛或微被短柔毛,初时绿色,老时暗红褐色或暗黄褐色;冬芽卵形,先端圆钝,无毛或顶端微被柔毛,紫褐色,具有数枚互生外露的鳞片。羽状复叶,小叶片11-17枚,连叶柄长13-23厘米,宽10-13厘米,叶轴微被短柔毛;小叶片对生,相距2-2.5厘米,披针形至卵状披针形,顶生大型密集圆锥花序,分枝近于直立,长10-20厘米,直径5-12厘米,总花梗和花梗被星状毛或短柔毛,果期逐渐脱落,近于无毛;蓇葖果长圆形,有顶生弯曲花柱,长约3毫米,果梗直立;萼片宿存,反折,稀开展。花期7-8月,果期9月。产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生于山坡疏林中,海拔250-1500米。苏联、朝鲜、日本、蒙古亦有分布。

 


 


      榆叶梅(学名:Amygdalus triloba):又叫小桃红,因其叶片像榆树叶,花朵酷似梅花而得名。为灌木稀小乔木,高2-3米;枝条开展,具多数短小枝;小枝灰色,一年生枝灰褐色,无毛或幼时微被短柔毛;冬芽短小,长2-3毫米。枝紫褐色,叶宽椭圆形至倒卵形,先端3裂状,缘有不等的粗重锯齿;花单瓣至重瓣,紫红色,1~2朵生于叶腋,花期4月;核果红色,近球形,有毛。榆叶梅在中国已有数百年栽培历史,全国各地多数公园内均有栽植。本种开花早,主要供观赏,常见栽培类型有重瓣榆叶梅(花重瓣,粉红色;萼片通常10枚)、鸾枝(花瓣与萼片各10枚,花粉红色;叶片下面无毛)。

 





      观花长廊,这个视窗的角度看出去,超级棒......

 
  见山堂:大堂旁边的建筑为“见山堂”,是当时孟氏后裔接待和宴请宾客的地方。门外有一块玲珑的太湖石,称“见山石”,取意于“开门见山”之意,意为朋友之间要襟怀坦荡、坦诚相见。在太湖石上面刻有清代金石学家阮元手书的一首诗《谒孟庙》。此诗为阮元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督山东学政时来邹祭祀孟子考察四山摩崖时,在孟府所作。碑文共 8 行,共 75 字,上有启首章一方,文后有印章两方,又随山石起伏之势而刻,字体秀逸典雅,结体严谨,诗文凝练概括,诗意深邃,音韵得当,此刻石无论从诗文还是从书法艺术上看,都是难得的珍品。
  侧面是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的一首手书诗文,意思是:苏东坡任杭州令时和他的一位朋友参廖子在和一首“昏”字诗,苏东坡的书童思聪在一旁随口吟出了“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的诗句,苏东坡听了大为赞赏。这个故事选自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的一则《坡仙轶事》。孔继涑为清代书法家,因其遭受不白之冤,十八年未下玉虹楼,他将广泛收集来的古今名家的书法作品,刻意鉴别临摹,而后精工镌刻于石。其书法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
      见山石:见山石为一太湖石,取“开门见山”之意,上刻清代金石学家阮元和和书法家孔继涑的手书诗文......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4

 

又是一年赏樱季——说说“青岛与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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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赏樱季——说说“青岛与樱花”
      又是一年赏樱季,心血来潮,决定去中山公园赏樱花。作为青岛市民,其实对于到中山公园赏樱并不怎么“感冒”,一是因为每年的樱花季节,中山公园里总是游人如织,人比花多,分不出是看人,还是看花;二是青岛的街道和花园中到处都是樱花,其姿态并不比中山公园的樱花差多少。自然就不愿意再在人群中拥挤穿梭......
      刚刚走进中山公园,就是这幅景象了......

      最是熟悉的喷泉了,这里承载了我儿时的记忆,也承载了儿子儿时许多的记忆吧!

      关于青岛的樱花,梁实秋《忆青岛》一文中曾经提及:“第一公园里整条街的两边都是樱花树,繁花如簇,一片花海,游人摩肩接踵,蜜蜂嗡嗡之声震耳……”
      吴伯萧散文《岛上的季节》赞叹:“(樱花)成行的盛开了起来,真像一抹桃色的彩云;迎风摆动着,怪妖冶的,像泡沫一样的轻松柔软……醉眠樱树下,半被落花埋……”
      闻一多《青岛印象》这样描述樱花和繁花争艳的“东园花海”和樱花路:“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成篱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轻风一吹来就憩了。四月中旬,绚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踯躅在山坡下的山踯躅,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毯。”
      臧克家在《青岛樱花会》写道:“汽车接成一条线,只听见汽车的叫声,马车的蹄子声,人力车的铃铛声。(樱花路)往上看,只见樱花不见天……傍晚的时候,樱花路上,残红满地,夕阳染在花瓣上。”

 
      青岛的樱花:青岛的野生樱花树种从东北到西南分布得很广泛,在中山公园种植最集中,开放最茂盛。最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园里种植的樱花已经不复存在,当时德国人的种子从哪里来不得而知,有可能是日本的品种。 目前中山公园的樱花树种中,有些来自崂山、太平山等市内的野生树种,有些来自中日交流的树种。
      青岛是国内樱花种植最密集的一个城市,世界范围内樱花种植量仅次于日本。每到4月樱花总能带给岛城人民无限春意。至今已有90余年历史的中山公园中最富特色的便是从日本移植的樱花,它甚至已被列入青岛十大胜景之一。青岛樱花路横贯中山公园。中山公园目前有1800棵樱花树,其中单樱树有1200棵,占到总数的近七成,双樱树有600棵。公园内最著名的是那些已有四十余年树龄的单樱树,微风拂过,樱花瓣随风飘落如樱花雨一般,在樱花树下来一此春游野餐是很美妙。单樱树“先花后叶”,花期为7到10天,观赏价值很高。单樱树有两种,其中95%以上都是染井吉野树,剩下的是山樱树。双樱树“花叶同放”,花期为半个月到20天。双樱树有四种,其中以关红树和普贤象树居多,一叶树在园中仅有十几棵,郁金树仅有3棵。
      樱花路两边,分布多个名花专园,多数位于樱花路两侧,玉兰园、桂花苑、市花园、花卉苑。另外还有紫薇路、海棠路、梅花路等等多条花街,以樱花路为主轴中心,辐射四周,构成条条花街和各个花园格局。樱花路西“玉兰园”,遗有一株独特的白花望春玉兰,又名法氏玉兰。紧邻樱花路西的市花园,有几十棵青岛市花青岛耐冬,是樱花路春天最早盛开的名花。樱花路东,遗留一株100多年树龄的紫藤,是中山公园的“紫藤花王”。23株80多年树龄的金桂,位于樱花路会前村遗址旁。一株200多年树龄的国槐,是樱花路会前村的见证,高10米,树围2.2米,冠幅8米。樱花路西一株日本丁香,是1914-1921年期间由日本引进,现在的树形呈扇形、粗枝分展,高约2.5米,东西冠幅3米,属稀有品种。樱花路东牡丹亭前,曾栽植牡丹,现为几株树冠高大的桂花。樱花路中段,一株多彩的绣球花,颇值观赏。樱花路旁百年德国楼前,一珠百年雪松盎然参天。两株樱花树树龄近百年,堪称“青岛樱花王”。


 
      樱花,青岛的城市记忆:青岛忆,最美是樱花。而我眼中的樱花,又怎一个美字了得。如果说崂山的“绛雪”仍在重复讲述着500多年前蒲松龄笔下的神鬼故事,那随处可见于岛城的樱花,则已将青岛这个城市的故事讲述了上百年。青岛人种樱花、赏樱的历史与这座城市同龄。城运变则花运变,运变运转皆由城定,如此为花,该是20世纪初“有心栽花”的德国殖民者成功试种樱花时所始料未及吧。
      青岛的历史和樱花有着不解之缘,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租借青岛,想把青岛规划建成休闲城市,考虑到树木花卉较少,便从世界各地引进了24万株树木,把会前村(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辟为植物试验场,广植世界各地花木,看到底哪种植物适合在青岛栽种,最富特色的是从日本移植了近2万株樱花,是国内唯一大面积栽培的纯种东洋樱花。当时的学部大臣、逊清遗老劳乃宣遗诗《日本樱花会》道:“暮春天气尚披裘,山外茫茫海色深,霞绚朱樱乾树密,径循翠柏两行幽。”戊戌领袖康有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题诗中山公园樱花路:“落红盈寸铺三里,夹道樱花散似云。碧海蓝天景如画,纷纷游人画中来。”据史料记载,1913年在樱花盛开时在汇泉有游春会,当时市民携亲带友,带上酒菜在园林里赏樱野餐。
      1914年日德战争之后,日本取代德国入主青岛,在中山公园进一步扩种樱花,逐步形成今天一条长660米的樱海花街,贯通公园南北的樱花长廊。这是樱花在青岛的第一个兴盛期。1915年,日本人还在贮水山辟建“若鹤公园”,在山上遍植樱花,成为“青岛第二大樱花公园”。有道是青岛不幸樱花幸,若非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今天中山公园(当时名为旭公园)里的那条樱花大道又怎会在100年前便成为当年青岛最美的风景。
      樱花可以留下,但“旭公园”这三个字,既是日本人命名且如此具有殖民色彩,自然是断断不能被收回青岛主权后的胶澳商埠当局所容。于是乎,收回青岛的第二年——1923年开春,公园的名称已改为第一公园,1929年更名“中山公园”。同样被改头换面的,还有从日占起就被人们近乎约定俗成的“樱花会”。1923年春,胶澳商埠公署在青岛第一公园(中山公园)召开盛大的“胶澳之春游览会”,邀请并接待中外各界名人来青参观赏花,同时了解接收后的青岛社会状况。但老百姓还是称其为“樱花会”。没办法,因为第一公园的樱花,的确美得让人无法抗拒,否则当局又怎会在每年樱花最盛的时节,明文规定各机关可以放假赏樱呢。
      虽然“樱花会”三个字无法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胶澳商埠官方的公文中,但是樱花的作用,却令当局无法视而不见。从1924年起,为鼓励外地人来青旅游,借以扩大胶济铁路客运量,商埠当局对来青的观樱旅客团体实行票价优待,名曰观樱减价票。据《胶澳志·交通志》中记载,“二月一日(注:1924年)起施行交通部所定制客车运输通则……观樱旅客团体票价减收四分之一,海水浴客亦同……”1930年,又陆续增加了来回游览减价票、国内周游减价票和教师学生优惠票。1935年首开青岛至北京的旅游专车。由此不难想见,当时蜚声于外的樱花,在青岛是何等的风光。想想这种本地人可以休假赏樱的待遇,再想想外地人享受的“樱花减价票”的待遇,这些事让人想想也是醉了。
  30年代中期,青岛因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吸引了大批文化名人的目光。市政府就势引导,主动邀请许多名人来青旅游,利用名人来推广青岛,宣传青岛,青岛也因佳作而声名广播。著名作家臧克家曾写过“岛国东风春正暖,樱花红过海西来”,来抒发对青岛樱花会之情。
      只是,好景不长,在城头频换大王旗的青岛,观樱减价票仅仅存在了6年便被取消了。原因是接替北京政府主政青岛的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容忍换汤不换药的“樱花会”。一切就此“反转”,樱花被重重地扣上了“殖民主义”色彩的帽子,被人们誉为“黄金时期”的青岛,竟成了樱花最寂寞的时期。
      东园已是花如海,谁人不识樱花开?当位于青岛城东的中山公园中,摩肩接踵的游人,皆为樱花的美丽而流连忘返,当赏樱已成为青岛人不可“撼动”的新习俗,当局也不得不让“东园花海”与“飞阁回澜”、“琴屿飘灯”等景色一起,获评为至今仍让青岛人津津乐道的“青岛十景”。(“青岛十景”:琴屿飘灯、飞阁回澜、汇滨垂钓、东园花海、会崎松月、穹台窥象、湛山清梵、燕岛秋潮、丹丘春赏、登瀛梨雪。1937年出版的《青岛概况》将“东园花海”列入“青岛十景”,成为青岛著名景观。)“春观樱、夏赏荷、冬溜冰”亦成为人们对中山公园的共识。
      青岛不幸樱花幸,樱花及“樱花会”再次堂而皇之地走上历史的前台,是在日本的铁蹄再次踏上青岛的土地之后,让人难免叹息。更该让人叹息的是:如今中山公园樱花大道上的樱花树,多未超过70年。这意味着,在抗战胜利前后,樱花大道曾经历过一次“浩劫”。
      青岛解放后,樱花在青岛的广泛种植,颇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态势。“春季游园会”主会场仍在中山公园,五六十年代十天的樱花会,游客能达到一百多万。文革期间,樱花会停办,文革结束后,樱花会恢复。樱花也早已不是中山公园所独有。青岛市内开放的诸多山头上亦开始出现了樱花的身影。九十年代,日本下关赠送给青岛的2000 株樱花树亦扎根于俨然青岛新地标的“五四”广场。
      落樱缤纷又一年,岛城何处不飞花。只是如樱花这般身携一城的历史,其气息之无敌,又怎能不令百花失色。我花开后百花杀,春天里的青岛,樱花就是这么霸气。











      樱花的由来 :忽然发现,韩国人的脸皮可真厚,和中国人抢节日,抢孔子,甚至说朱元璋也是朝鲜人。那么樱花究竟“根植何方”?近日韩日两国媒体又就这一问题打起了“笔仗”。韩国媒体称,日本樱花中最著名的品种染井吉野的原产地是韩国济州岛,同时赏樱也是韩国文化,由此引发日本媒体的激烈反驳。
      其实,很多史料证实樱花发源地就在中国。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简单地讲,樱花起源于中国,发扬光大于日本,没韩国什么事。作为樱花之国的日本原来是没有樱花的,据日本权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早在唐朝,樱花就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了过去。已经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樱花的根来源于中国,他们曾经到云南和喜马拉雅山一带去考察,发现了很多野生树种。中国是野生樱花树种最多的国家,而日本重视樱花,把它作为国花,大量研究培育出几百种新品种,品种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
      樱花是世界著名的花木,在植物学分类上属蔷薇科(Rosaceae)樱属(Cerasus Mill.)①落叶乔木(少数为常绿或灌木),主要产于北温带的中国华南、长江流域、华北、东北以及日本、朝鲜等地。我国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早在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已应用于宫苑之中,唐朝时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园。“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以后也有诗人多次提及,如元郭翼有“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干”,明于若瀛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等诗句。而南朝宋时的王僧达、沈约,唐白居易、吴融、萧颖士,前蜀韦庄,宋王安石、何耕,清陈?子、吴其浚等人的诗文中所提的“樱”,经考证均为樱花而非樱桃。樱花花形美丽,树姿洒脱开展,盛开时如玉树琼花,堆云叠雪,甚是壮观,是优良的园林观赏植物,因此人们常将它种植在建筑物前、草地旁、山坡上、水池边,孤植、群植都很适宜。夏季樱花树枝叶繁茂,绿荫如盖,作为次干车行道或人行道上的行道树也十分美丽得体。樱花还是一种良好的切花,花枝可保持近半个月之久,它的叶也是很受欢迎的食品包装材料。
  全世界共有野生樱花约150种,中国有50多种。全世界约40种樱花类植物野生品种祖先中,原产于中国的有33种。其次为日本、朝鲜、缅甸、不丹、锡金等仅产几种。资料显示,我国樱属植物的开发利用始于秦汉。由于古代重视樱桃的食用价值。因此,虽然栽培历史悠久,但培育的品种并不多,仅有少数几个品种保留下来。但樱花栽培盛于日本是无疑的。目前全世界栽培的樱花品种有300多个,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和日本。日本对樱花品种的整理记录非常详细,1974年有193个品种,1978年有126个品种,2004年有129个品种。
      有日本学者认为,“樱花是由于从中国引进梅花时夹带到日本的”,平安时代(1151-1192年),樱花在日本广泛种植,并取代梅花成为日本国代表性的花木。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认为樱花具有高雅、刚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因此,在以后的数百年里,樱花在日本受到广泛重视,乃至被定为“国花”,从而和富士山一样,成为了日本国的象征:“欲问大和魂何在?且看野樱向阳开。”
  日本人走到哪里,就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如1912年送给美国1870株樱花树,50年代时又曾向缅甸、菲律宾、印度、西班牙、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赠送樱花。早在清朝末年,日本樱花便已传入我国,杭州、青岛的租借地和上海租界内都栽有日本的樱花。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我国大连、旅顺、沈阳等地都种上了日本的樱花。1929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后,日本赠送一批樱花植于梅花山东北坡。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亦多次以樱花作为礼物赠给中国。
      樱花路......



 














 



*附1:青岛赏樱地图
  中山公园:赏樱最出名的就是中山公园的樱花路,每年的4月还会有樱花会,今年也不例外。最著名的是已有四十余年树龄的单樱树,微风拂过,樱花瓣随风飘落如樱花雨一般。
  城阳世纪公园:现在樱花开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世纪公园了,这里的樱花已经“火力全开”,领衔全城率先进入了怒放期。粉白色的花朵挂满枝头,湛蓝的天空充当背景,粉色的樱花,一团团地簇拥在一起,静静地开,一棵树仿佛就是一个世界。
  海大鱼山校区:古朴的鱼山校区,清新自然的环境,又能避开中山公园吓人的人流,周围都是朝气蓬勃的“小鲜肉”,能让你一瞬间Duang回学生时代初恋的感觉,海大的樱花搭配颇有西洋风格的校园,非常适合凹造型!从海大大门进去就是樱花路,优美而安静。
  三明南路:地处辛家庄三小区,一条隐秘的小巷,整条路两侧都长满了樱花。小巷不宽,大约有四五米,樱花树的树枝很长,路两边的枝条相连,完全遮住了天空。粉白色的樱花花瓣随风飘落,地上几乎铺满了一层樱花地毯,让人心旷神怡,仿佛进入了一处人间仙境。据说,这条路还被誉为最美的樱花路。这条百米小路两侧大约有80余株樱花树,其中多数是单樱,也有少数双樱。等到4月底单樱花期过时,花瓣纷纷掉落,也别有一番风味。
  八大关景区:花树缤纷,四月的八大关各种各样的鲜花盛开,再往南走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天、海、楼、花、树...共同交织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八大关。而八大关有樱花,知道的人可能就并不是太多,事实上,八大关樱花的确也不是特别多,而且零零散散分布在各个路上,但是,说到美也是毫不逊色。居庸关路附近是八大关樱花最集中的地方,阳光照射在老建筑上,再映衬着樱花枝头涌动的白色,这一切是如此完美;而如果在落樱季节,在百年的洋房边上淋一场樱花雨,可能会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附2:国内其他赏樱景点
      广州百万葵园:樱花树密集地种在一处,树和树之间仅有两臂宽,走在树林间,只觉头上脚下身前身后都是轻绯淡粉,如雾如霞的娇艳樱花,倘若碰上一阵风来,无数花瓣柔柔落下,衣袂飘然落英缤纷。
      昆明圆通山樱花:有“春城”之称的昆明,樱花比日本早盛开两至三个星期,三月中旬为赏花最佳期。圆通山是昆明市区内看樱花的最佳地点,它连接圆通动物园和历史悠久的圆通寺,游人众多。
      江苏南京鸡鸣寺樱花道: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是鸡鸣寺樱花盛开时节,从鸡鸣寺到和平门一线有一段美妙樱花路,路两旁都是樱花,再衬托古雅的鸡鸣寺,显得格外有韵味。夹道的樱花有一种突如其来、满目灿然的视觉冲击。
      武汉大学樱花大道:校园内有早樱、晚樱、红垂樱等10多个品种的樱花树。每年3月中下旬,这里樱花如期开放,凝霞散景、落英缤纷,吸引游人。满树花开,晃眼即过,不见子实,花期只有半月之久。
      广东省新丰县樱花:是广东省目前种植面积最大,数量、品种最多的樱花观赏基地,樱花峪景区内日本樱花洁白如雪,台湾樱花如火般灿烂,红白交织,漫山遍野。站在樱花底下,一串串犹如铃铛般的樱花悬于枝头,像红灯,如飞霞,似彩云。
      北京玉渊潭公园樱花:大致分为早樱和晚樱两大系列,早樱4月初大批绽放,晚樱要到4月中旬进入最佳观赏期。赏樱以樱花园为主,全园覆盖。因品种不同,次第开放持续一个月,全园形成了“在水一方”、“樱棠春晓”等“樱花八景”。





*附3:武汉大学樱花由来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很有名气。不过,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于敌手。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这时,郭沫若来到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4月底住进了珞珈山。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
  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
  “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38年10月24日,在日军攻占武汉前夜,九江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俊六(甲级战犯,战后被判处死刑)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武汉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其中第11项规定:“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见附表所列)。”在这张附表中,“武汉大学”的名字赫然入列。第12项又指出:“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长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由此可见,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据汤先生回忆,在武大西迁前夕,“王校长及端六师以予颇谙日语,命予与总务处三人、秘书处一人,共予凡五位同仁留在武汉守校。予再三坚持不准,乃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情辞恳切,予乃临危受命”。武汉沦陷前夕,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被捕,“终由铃木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一个月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原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团长)之后,“由予介绍各人身份及来此目的(不时由铃木代为补充说明),其要义为日军此次进入中华乃为谋同文同种之中日两国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照抄日寇宣传口气),非以中华人民及文物为敌(日军一再标榜此点)。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
  “荒原闻之点首者再,昂言战胜国对战败国之物品,得视为战利品,可自由处理,不过建筑物可另作别论。贵校之图书仪器均早迁走无余,已无一长物可供君等留念者。但为同情君等,可考虑将自天地元黄至辰宿列张之15栋②学生宿舍之大部分官兵先行调迁城内,宿舍可空出大半。至于文、理、工学院已均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自能小心维护。至于饭厅楼上楼下,现为野战医院,不便他迁。总之,‘皇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可大放心。缓请实地看看何如?惟部队调动频繁,本人驻房时可留言,接防者照样注意,届时君等可再来探访云”。
  汤商皓随即驱车巡视校园,在山后教授宿舍,“只见各门前均有一、二士兵进出”,“继至附中,见军车云集,已为车辆调度场。至原邮局附近,则已为一片马厩。饭厅楼下之原室内运动房已成为一军官俱乐部。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感喟曷已!”
  数月后,汤商皓闻知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与原班人员重往探访,接见者乃一文职武官高桥少将,因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办理后勤之地区,其态度较为和善。畅言对此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是高桥却回答:“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
  从汤先生的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的时间,最早应是在1939年。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据当时留守校园的武大老一代园林工人回忆,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1947年3月,武大生物系师生观察发现,校园里共有28株樱花树开花,它们均匀地分布在老斋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门栋前(每个门栋前各有7株)。到了1949年初,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而当时驻守武汉的国军将领张轸师长被中共地下党策反,于3月份投诚后表示,武汉大学是座宝库,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保留,于是樱花树得以保存。
  1957年,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因此,我们今天在武大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近20年来,武大园林工人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大珞珈山,已经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这次已非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加,但绝大部分樱花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1983年1月15日,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的迁先生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80年代,武汉大学绿化委员会成立后,对校园内的樱花树进行了全面、合理的布局,扩大了樱花的栽植地段,使樱花树从樱花大道及其道下的广阔地带,逐步扩展至鲲鹏广场、第四教学楼、人文科学馆以及行政大楼等处。1989年春,武大园林科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云南樱花16株,栽植在校医院前公路北侧。1991-1993年,这些樱树共生樱苗近600株。1995年,武大校友、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朝臣研究出试管樱花,大大缩短了樱花的生长、开花时间,很快受到园林部门的青睐。时至今日,武大校园内已有樱树1000多株,内含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樱花和云南樱花共四个植物学种和十多个栽培品种或变种。
  总之,自1939年樱花在珞珈山落户,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今年来看樱花,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乘坐地铁而来。中山公园停车,历来是一个大问题。今年这个问题得到了完美地解决......

      青岛地铁3号线,站牌......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9


      学校的樱花也开了,美丽的双樱......














——2017.4.18

 

又是一年赏樱季——说说“青岛与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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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赏樱季——说说“青岛与樱花”

      又是一年赏樱季,心血来潮,决定去中山公园赏樱花。作为青岛市民,其实对于到中山公园赏樱并不怎么“感冒”,一是因为每年的樱花季节,中山公园里总是游人如织,人比花多,分不出是看人,还是看花;二是青岛的街道和花园中到处都是樱花,其姿态并不比中山公园的樱花差多少。自然就不愿意再在人群中拥挤穿梭......

      刚刚走进中山公园,就是这幅景象了......

      最是熟悉的喷泉了,这里承载了我儿时的记忆,也承载了儿子儿时许多的记忆吧!
      关于青岛的樱花,梁实秋《忆青岛》一文中曾经提及:“第一公园里整条街的两边都是樱花树,繁花如簇,一片花海,游人摩肩接踵,蜜蜂嗡嗡之声震耳……”
      吴伯萧散文《岛上的季节》赞叹:“(樱花)成行的盛开了起来,真像一抹桃色的彩云;迎风摆动着,怪妖冶的,像泡沫一样的轻松柔软……醉眠樱树下,半被落花埋……”
      闻一多《青岛印象》这样描述樱花和繁花争艳的“东园花海”和樱花路:“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成篱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轻风一吹来就憩了。四月中旬,绚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踯躅在山坡下的山踯躅,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毯。”
      臧克家在《青岛樱花会》写道:“汽车接成一条线,只听见汽车的叫声,马车的蹄子声,人力车的铃铛声。(樱花路)往上看,只见樱花不见天……傍晚的时候,樱花路上,残红满地,夕阳染在花瓣上。”

 
      青岛的樱花:青岛的野生樱花树种从东北到西南分布得很广泛,在中山公园种植最集中,开放最茂盛。最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园里种植的樱花已经不复存在,当时德国人的种子从哪里来不得而知,有可能是日本的品种。目前中山公园的樱花树种中,有些来自崂山、太平山等市内的野生树种,有些来自中日交流的树种。
      青岛是国内樱花种植最密集的一个城市,世界范围内樱花种植量仅次于日本。每到4月樱花总能带给岛城人民无限春意。至今已有90余年历史的中山公园中最富特色的便是从日本移植的樱花,它甚至已被列入青岛十大胜景之一。青岛樱花路横贯中山公园。中山公园目前有1800棵樱花树,其中单樱树有1200棵,占到总数的近七成,双樱树有600棵。公园内最著名的是那些已有四十余年树龄的单樱树,微风拂过,樱花瓣随风飘落如樱花雨一般,在樱花树下来一此春游野餐是很美妙。单樱树“先花后叶”,花期为7到10天,观赏价值很高。单樱树有两种,其中95%以上都是染井吉野树,剩下的是山樱树。双樱树“花叶同放”,花期为半个月到20天。双樱树有四种,其中以关红树和普贤象树居多,一叶树在园中仅有十几棵,郁金树仅有3棵。
      樱花路两边,分布多个名花专园,多数位于樱花路两侧,玉兰园、桂花苑、市花园、花卉苑。另外还有紫薇路、海棠路、梅花路等等多条花街,以樱花路为主轴中心,辐射四周,构成条条花街和各个花园格局。樱花路西“玉兰园”,遗有一株独特的白花望春玉兰,又名法氏玉兰。紧邻樱花路西的市花园,有几十棵青岛市花青岛耐冬,是樱花路春天最早盛开的名花。樱花路东,遗留一株100多年树龄的紫藤,是中山公园的“紫藤花王”。23株80多年树龄的金桂,位于樱花路会前村遗址旁。一株200多年树龄的国槐,是樱花路会前村的见证,高10米,树围2.2米,冠幅8米。樱花路西一株日本丁香,是1914-1921年期间由日本引进,现在的树形呈扇形、粗枝分展,高约2.5米,东西冠幅3米,属稀有品种。樱花路东牡丹亭前,曾栽植牡丹,现为几株树冠高大的桂花。樱花路中段,一株多彩的绣球花,颇值观赏。樱花路旁百年德国楼前,一珠百年雪松盎然参天。两株樱花树树龄近百年,堪称“青岛樱花王”。




      樱花,青岛的城市记忆:青岛忆,最美是樱花。而我眼中的樱花,又怎一个美字了得。如果说崂山的“绛雪”仍在重复讲述着500多年前蒲松龄笔下的神鬼故事,那随处可见于岛城的樱花,则已将青岛这个城市的故事讲述了上百年。青岛人种樱花、赏樱的历史与这座城市同龄。城运变则花运变,运变运转皆由城定,如此为花,该是20世纪初“有心栽花”的德国殖民者成功试种樱花时所始料未及吧。
      青岛的历史和樱花有着不解之缘,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租借青岛,想把青岛规划建成休闲城市,考虑到树木花卉较少,便从世界各地引进了24万株树木,把会前村(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辟为植物试验场,广植世界各地花木,看到底哪种植物适合在青岛栽种,最富特色的是从日本移植了近2万株樱花,是国内唯一大面积栽培的纯种东洋樱花。当时的学部大臣、逊清遗老劳乃宣遗诗《日本樱花会》道:“暮春天气尚披裘,山外茫茫海色深,霞绚朱樱乾树密,径循翠柏两行幽。”戊戌领袖康有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题诗中山公园樱花路:“落红盈寸铺三里,夹道樱花散似云。碧海蓝天景如画,纷纷游人画中来。”据史料记载,1913年在樱花盛开时在汇泉有游春会,当时市民携亲带友,带上酒菜在园林里赏樱野餐。
      1914年日德战争之后,日本取代德国入主青岛,在中山公园进一步扩种樱花,逐步形成今天一条长660米的樱海花街,贯通公园南北的樱花长廊。这是樱花在青岛的第一个兴盛期。1915年,日本人还在贮水山辟建“若鹤公园”,在山上遍植樱花,成为“青岛第二大樱花公园”。有道是青岛不幸樱花幸,若非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今天中山公园(当时名为旭公园)里的那条樱花大道又怎会在100年前便成为当年青岛最美的风景。
      樱花可以留下,但“旭公园”这三个字,既是日本人命名且如此具有殖民色彩,自然是断断不能被收回青岛主权后的胶澳商埠当局所容。于是乎,收回青岛的第二年——1923年开春,公园的名称已改为第一公园,1929年更名“中山公园”。同样被改头换面的,还有从日占起就被人们近乎约定俗成的“樱花会”。1923年春,胶澳商埠公署在青岛第一公园(中山公园)召开盛大的“胶澳之春游览会”,邀请并接待中外各界名人来青参观赏花,同时了解接收后的青岛社会状况。但老百姓还是称其为“樱花会”。没办法,因为第一公园的樱花,的确美得让人无法抗拒,否则当局又怎会在每年樱花最盛的时节,明文规定各机关可以放假赏樱呢。
      虽然“樱花会”三个字无法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胶澳商埠官方的公文中,但是樱花的作用,却令当局无法视而不见。从1924年起,为鼓励外地人来青旅游,借以扩大胶济铁路客运量,商埠当局对来青的观樱旅客团体实行票价优待,名曰观樱减价票。据《胶澳志·交通志》中记载,“二月一日(注:1924年)起施行交通部所定制客车运输通则……观樱旅客团体票价减收四分之一,海水浴客亦同……”1930年,又陆续增加了来回游览减价票、国内周游减价票和教师学生优惠票。1935年首开青岛至北京的旅游专车。由此不难想见,当时蜚声于外的樱花,在青岛是何等的风光。想想这种本地人可以休假赏樱的待遇,再想想外地人享受的“樱花减价票”的待遇,这些事让人想想也是醉了。
  30年代中期,青岛因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吸引了大批文化名人的目光。市政府就势引导,主动邀请许多名人来青旅游,利用名人来推广青岛,宣传青岛,青岛也因佳作而声名广播。著名作家臧克家曾写过“岛国东风春正暖,樱花红过海西来”,来抒发对青岛樱花会之情。
      只是,好景不长,在城头频换大王旗的青岛,观樱减价票仅仅存在了6年便被取消了。原因是接替北京政府主政青岛的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容忍换汤不换药的“樱花会”。一切就此“反转”,樱花被重重地扣上了“殖民主义”色彩的帽子,被人们誉为“黄金时期”的青岛,竟成了樱花最寂寞的时期。
      东园已是花如海,谁人不识樱花开?当位于青岛城东的中山公园中,摩肩接踵的游人,皆为樱花的美丽而流连忘返,当赏樱已成为青岛人不可“撼动”的新习俗,当局也不得不让“东园花海”与“飞阁回澜”、“琴屿飘灯”等景色一起,获评为至今仍让青岛人津津乐道的“青岛十景”。(“青岛十景”:琴屿飘灯、飞阁回澜、汇滨垂钓、东园花海、会崎松月、穹台窥象、湛山清梵、燕岛秋潮、丹丘春赏、登瀛梨雪。1937年出版的《青岛概况》将“东园花海”列入“青岛十景”,成为青岛著名景观。)“春观樱、夏赏荷、冬溜冰”亦成为人们对中山公园的共识。
      青岛不幸樱花幸,樱花及“樱花会”再次堂而皇之地走上历史的前台,是在日本的铁蹄再次踏上青岛的土地之后,让人难免叹息。更该让人叹息的是:如今中山公园樱花大道上的樱花树,多未超过70年。这意味着,在抗战胜利前后,樱花大道曾经历过一次“浩劫”。
      青岛解放后,樱花在青岛的广泛种植,颇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态势。“春季游园会”主会场仍在中山公园,五六十年代十天的樱花会,游客能达到一百多万。文革期间,樱花会停办,文革结束后,樱花会恢复。樱花也早已不是中山公园所独有。青岛市内开放的诸多山头上亦开始出现了樱花的身影。九十年代,日本下关赠送给青岛的2000 株樱花树亦扎根于俨然青岛新地标的“五四”广场。
      落樱缤纷又一年,岛城何处不飞花。只是如樱花这般身携一城的历史,其气息之无敌,又怎能不令百花失色。我花开后百花杀,春天里的青岛,樱花就是这么霸气。











      樱花的由来:忽然发现,韩国人的脸皮可真厚,和中国人抢节日,抢孔子,甚至说朱元璋也是朝鲜人。那么樱花究竟“根植何方”?近日韩日两国媒体又就这一问题打起了“笔仗”。韩国媒体称,日本樱花中最著名的品种染井吉野的原产地是韩国济州岛,同时赏樱也是韩国文化,由此引发日本媒体的激烈反驳。
      其实,很多史料证实樱花发源地就在中国。做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简单地讲,樱花起源于中国,发扬光大于日本,没韩国什么事。作为樱花之国的日本原来是没有樱花的,据日本权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中国,早在唐朝,樱花就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域传了过去。已经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樱花的根来源于中国,他们曾经到云南和喜马拉雅山一带去考察,发现了很多野生树种。中国是野生樱花树种最多的国家,而日本重视樱花,把它作为国花,大量研究培育出几百种新品种,品种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
      樱花是世界著名的花木,在植物学分类上属蔷薇科(Rosaceae)樱属(Cerasus Mill.)①落叶乔木(少数为常绿或灌木),主要产于北温带的中国华南、长江流域、华北、东北以及日本、朝鲜等地。我国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早在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已应用于宫苑之中,唐朝时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园。“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以后也有诗人多次提及,如元郭翼有“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干”,明于若瀛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等诗句。而南朝宋时的王僧达、沈约,唐白居易、吴融、萧颖士,前蜀韦庄,宋王安石、何耕,清陈?子、吴其浚等人的诗文中所提的“樱”,经考证均为樱花而非樱桃。樱花花形美丽,树姿洒脱开展,盛开时如玉树琼花,堆云叠雪,甚是壮观,是优良的园林观赏植物,因此人们常将它种植在建筑物前、草地旁、山坡上、水池边,孤植、群植都很适宜。夏季樱花树枝叶繁茂,绿荫如盖,作为次干车行道或人行道上的行道树也十分美丽得体。樱花还是一种良好的切花,花枝可保持近半个月之久,它的叶也是很受欢迎的食品包装材料。
  全世界共有野生樱花约150种,中国有50多种。全世界约40种樱花类植物野生品种祖先中,原产于中国的有33种。其次为日本、朝鲜、缅甸、不丹、锡金等仅产几种。资料显示,我国樱属植物的开发利用始于秦汉。由于古代重视樱桃的食用价值。因此,虽然栽培历史悠久,但培育的品种并不多,仅有少数几个品种保留下来。但樱花栽培盛于日本是无疑的。目前全世界栽培的樱花品种有300多个,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和日本。日本对樱花品种的整理记录非常详细,1974年有193个品种,1978年有126个品种,2004年有129个品种。
      有日本学者认为,“樱花是由于从中国引进梅花时夹带到日本的”,平安时代(1151-1192年),樱花在日本广泛种植,并取代梅花成为日本国代表性的花木。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认为樱花具有高雅、刚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因此,在以后的数百年里,樱花在日本受到广泛重视,乃至被定为“国花”,从而和富士山一样,成为了日本国的象征:“欲问大和魂何在?且看野樱向阳开。”
  日本人走到哪里,就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如1912年送给美国1870株樱花树,50年代时又曾向缅甸、菲律宾、印度、西班牙、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赠送樱花。早在清朝末年,日本樱花便已传入我国,杭州、青岛的租借地和上海租界内都栽有日本的樱花。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我国大连、旅顺、沈阳等地都种上了日本的樱花。1929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后,日本赠送一批樱花植于梅花山东北坡。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亦多次以樱花作为礼物赠给中国。
      樱花路......






















*附1:青岛赏樱地图
  中山公园:赏樱最出名的就是中山公园的樱花路,每年的4月还会有樱花会,今年也不例外。最著名的是已有四十余年树龄的单樱树,微风拂过,樱花瓣随风飘落如樱花雨一般。
  城阳世纪公园:现在樱花开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世纪公园了,这里的樱花已经“火力全开”,领衔全城率先进入了怒放期。粉白色的花朵挂满枝头,湛蓝的天空充当背景,粉色的樱花,一团团地簇拥在一起,静静地开,一棵树仿佛就是一个世界。
  海大鱼山校区:古朴的鱼山校区,清新自然的环境,又能避开中山公园吓人的人流,周围都是朝气蓬勃的“小鲜肉”,能让你一瞬间Duang回学生时代初恋的感觉,海大的樱花搭配颇有西洋风格的校园,非常适合凹造型!从海大大门进去就是樱花路,优美而安静。
  三明南路:地处辛家庄三小区,一条隐秘的小巷,整条路两侧都长满了樱花。小巷不宽,大约有四五米,樱花树的树枝很长,路两边的枝条相连,完全遮住了天空。粉白色的樱花花瓣随风飘落,地上几乎铺满了一层樱花地毯,让人心旷神怡,仿佛进入了一处人间仙境。据说,这条路还被誉为最美的樱花路。这条百米小路两侧大约有80余株樱花树,其中多数是单樱,也有少数双樱。等到4月底单樱花期过时,花瓣纷纷掉落,也别有一番风味。
  八大关景区:花树缤纷,四月的八大关各种各样的鲜花盛开,再往南走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天、海、楼、花、树...共同交织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八大关。而八大关有樱花,知道的人可能就并不是太多,事实上,八大关樱花的确也不是特别多,而且零零散散分布在各个路上,但是,说到美也是毫不逊色。居庸关路附近是八大关樱花最集中的地方,阳光照射在老建筑上,再映衬着樱花枝头涌动的白色,这一切是如此完美;而如果在落樱季节,在百年的洋房边上淋一场樱花雨,可能会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附2:国内其他赏樱景点
      广州百万葵园:樱花树密集地种在一处,树和树之间仅有两臂宽,走在树林间,只觉头上脚下身前身后都是轻绯淡粉,如雾如霞的娇艳樱花,倘若碰上一阵风来,无数花瓣柔柔落下,衣袂飘然落英缤纷。
      昆明圆通山樱花:有“春城”之称的昆明,樱花比日本早盛开两至三个星期,三月中旬为赏花最佳期。圆通山是昆明市区内看樱花的最佳地点,它连接圆通动物园和历史悠久的圆通寺,游人众多。
      江苏南京鸡鸣寺樱花道: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是鸡鸣寺樱花盛开时节,从鸡鸣寺到和平门一线有一段美妙樱花路,路两旁都是樱花,再衬托古雅的鸡鸣寺,显得格外有韵味。夹道的樱花有一种突如其来、满目灿然的视觉冲击。
      武汉大学樱花大道:校园内有早樱、晚樱、红垂樱等10多个品种的樱花树。每年3月中下旬,这里樱花如期开放,凝霞散景、落英缤纷,吸引游人。满树花开,晃眼即过,不见子实,花期只有半月之久。
      广东省新丰县樱花:是广东省目前种植面积最大,数量、品种最多的樱花观赏基地,樱花峪景区内日本樱花洁白如雪,台湾樱花如火般灿烂,红白交织,漫山遍野。站在樱花底下,一串串犹如铃铛般的樱花悬于枝头,像红灯,如飞霞,似彩云。
      北京玉渊潭公园樱花:大致分为早樱和晚樱两大系列,早樱4月初大批绽放,晚樱要到4月中旬进入最佳观赏期。赏樱以樱花园为主,全园覆盖。因品种不同,次第开放持续一个月,全园形成了“在水一方”、“樱棠春晓”等“樱花八景”。





*附3:武汉大学樱花由来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很有名气。不过,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于敌手。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这时,郭沫若来到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4月底住进了珞珈山。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
  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
  “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38年10月24日,在日军攻占武汉前夜,九江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前方指挥所?俊六(甲级战犯,战后被判处死刑)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武汉及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其中第11项规定:“须保护汉口、汉阳、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见附表所列)。”在这张附表中,“武汉大学”的名字赫然入列。第12项又指出:“武汉有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正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长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由此可见,慑于由诸如南京大屠杀等“过去之教训”所激起的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军在侵占武汉之后,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而出于自行享用之目的,日军果然将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早在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1985年5月,汤老回到阔别多年的珞珈山母校参观访问,其间负责接待的校友总会刘以刚老师,曾委托当时一道陪同的、汤老当年的同窗学友张培刚先生问及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并请求汤先生将此事写成文章。汤先生回美国数月后,寄来一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详细叙述了这段历史,以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珍贵回忆材料,弥补了抗战期间珞珈山这段史实的不足。
  据汤先生回忆,在武大西迁前夕,“王校长及端六师以予颇谙日语,命予与总务处三人、秘书处一人,共予凡五位同仁留在武汉守校。予再三坚持不准,乃严令留守,并谓国难如此,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情辞恳切,予乃临危受命”。武汉沦陷前夕,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后来被捕,“终由铃木以日妇身份出面营救”;一个月后,经铃木接洽,他们五人得以“前往珞珈山一视校园”。汤到校后发现,“校区内驻一日军联队,联队部设于文学院”,在见到联队长忆酋荒原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团长)之后,“由予介绍各人身份及来此目的(不时由铃木代为补充说明),其要义为日军此次进入中华乃为谋同文同种之中日两国亲善提携,共存共荣(照抄日寇宣传口气),非以中华人民及文物为敌(日军一再标榜此点)。国立武汉大学为华中最高学府,中国文化及学术发扬兹长之所系,此乃与日本国立各帝国大学之报国宗旨相若,将来在学术界大可彼此提携,以发挥东洋文化领导全世界。现武大师生虽已他迁,而在此湖山胜地留下之壮丽建筑物及一部分教学设施,皆属中国之精华与人民血汗之结晶。为保全此优美之湖山与优良中华之文物,务请一本亲善之旨,善为维护,以发扬贵‘皇军’之武德。至现驻此之贵联队官兵不过千余人,城内现成之营房(如左旗右旗)尚多,可否调整陆续迁让若干校舍,以资保全原貌云云”。
  “荒原闻之点首者再,昂言战胜国对战败国之物品,得视为战利品,可自由处理,不过建筑物可另作别论。贵校之图书仪器均早迁走无余,已无一长物可供君等留念者。但为同情君等,可考虑将自天地元黄至辰宿列张之15栋②学生宿舍之大部分官兵先行调迁城内,宿舍可空出大半。至于文、理、工学院已均由华中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皆由高级官员居住,自能小心维护。至于饭厅楼上楼下,现为野战医院,不便他迁。总之,‘皇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君等可大放心。缓请实地看看何如?惟部队调动频繁,本人驻房时可留言,接防者照样注意,届时君等可再来探访云”。
  汤商皓随即驱车巡视校园,在山后教授宿舍,“只见各门前均有一、二士兵进出”,“继至附中,见军车云集,已为车辆调度场。至原邮局附近,则已为一片马厩。饭厅楼下之原室内运动房已成为一军官俱乐部。大好湖山,不久以前弦歌传道授业之地,忽一变而为柳营黩武之场,感喟曷已!”
  数月后,汤商皓闻知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与原班人员重往探访,接见者乃一文职武官高桥少将,因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办理后勤之地区,其态度较为和善。畅言对此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是高桥却回答:“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
  从汤先生的以上回忆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的时间,最早应是在1939年。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据当时留守校园的武大老一代园林工人回忆,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1947年3月,武大生物系师生观察发现,校园里共有28株樱花树开花,它们均匀地分布在老斋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门栋前(每个门栋前各有7株)。到了1949年初,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而当时驻守武汉的国军将领张轸师长被中共地下党策反,于3月份投诚后表示,武汉大学是座宝库,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保留,于是樱花树得以保存。
  1957年,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因此,我们今天在武大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近20年来,武大园林工人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大珞珈山,已经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这次已非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加,但绝大部分樱花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1983年1月15日,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的迁先生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80年代,武汉大学绿化委员会成立后,对校园内的樱花树进行了全面、合理的布局,扩大了樱花的栽植地段,使樱花树从樱花大道及其道下的广阔地带,逐步扩展至鲲鹏广场、第四教学楼、人文科学馆以及行政大楼等处。1989年春,武大园林科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云南樱花16株,栽植在校医院前公路北侧。1991-1993年,这些樱树共生樱苗近600株。1995年,武大校友、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朝臣研究出试管樱花,大大缩短了樱花的生长、开花时间,很快受到园林部门的青睐。时至今日,武大校园内已有樱树1000多株,内含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樱花和云南樱花共四个植物学种和十多个栽培品种或变种。
  总之,自1939年樱花在珞珈山落户,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今年来看樱花,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乘坐地铁而来。中山公园停车,历来是一个大问题。今年这个问题得到了完美地解决......

      青岛地铁3号线,站牌......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9


      学校的樱花也开了,美丽的双樱......















——2017.4.18
      家门口怒放的樱花......
——2017.4.23

 

2017春游黄岛——青岛西海岸生态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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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春游黄岛——青岛西海岸生态观光园

      趁着春光明媚,“大部队”出动,来到了青岛的西海岸生态观光园,看油菜花......

      这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只好站在一旁等待另一辆车的到来。由市南到黄岛整整两个小时,黄岛原来也可以堵成这样......

      这里的旅游观光车倒是挺另类,像老爷车......

      青岛西海岸生态观光园是青岛灵山湾景区的一期部分,占地1500亩,位于青岛市黄岛区胶州湾东路3666号。园区坐落于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西侧,胶州湾东路与山海路交汇处,东临万达东方影都,西至两河路,南靠滨海大道,北望小珠山脉,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项目所在地原为隐珠街道蒋家尧村旧址,西海岸发展集团将旧村改造和山海路、胶州湾东路修建工程以及万达东方影都星光岛建设项目结合,在实现了胶州湾东路两侧拓宽和东西打通对接的规划后,将清理的17万方土石用于万达东方影都海岸线整理,经过统筹规划,西海岸发展集团决定将蒋家尧村旧址做生态性恢复,2015年3月开始对1500亩土地进行了平整,清理了建筑垃圾、碎石等,将园区打造成集合花海景观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西海岸生态观光园。项目的建成实现使城市中增加了一个宝贵的绿地公园。
      园区以“花海、园林、山体、水系”为生态要素,围绕“慢生活”为主线,突出展现“浪漫花海、儿童游乐、休闲体验、影视服务”主题,是青岛以田园花海、周末休闲为特色的度假园区。2015年由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投资超过1.5亿元开发。2016年4月9日青岛西海岸生态观光园试运营。

      还是很美的嘛,如果游客少一点,会更美......



      怎么照也都是人,只能这样了......

      梦幻殿堂:位于园区北门入口处的中轴广场,借鉴了波兰克拉科夫教堂波兰庄园风格,可容纳200人,在梦幻殿堂的西侧配有鲜花草坪和罗马亭,室内和室外比较适合举办西式婚礼和拍摄婚纱照。

      植物科普园地:科普园地位于园区西侧,开辟了一块缓坡,里面荟萃着上百种花卉苗木,是少年儿童进行认知和科普的自然课堂。

 





      七彩花坡:七彩花坡占地4万平方米,花坡常年种植薰衣草、福禄考、郁金香、三色堇、格桑花等各种时令花卉。



     儿童乐园:窑吧东邻建有无动力儿童乐园,占地面积1000平米,设有城堡滑梯、木马、跷跷板等设施,全天免费开放。

      砖窑主题吧:位于园区地理中心区,是根据园区旧有的老砖窑和烟囱修旧如旧,装修考究,作为园区餐饮集会区,可同时容纳200人就餐。

      看到油菜花了......

      油菜花海(马鞭花海):占地面积100亩,花期为每年4月上旬到5月上旬。油菜花是十字花科芸薹属几十种植物的统称,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油菜籽可以榨油,亩产量500斤左右,可以榨油150-250斤,中国油菜花种植面积1亿亩左右,占全世界80%,传统分布在长江流域,以江西婺源,云南罗平,陕西汉中著名,每年春节过后,油菜花如报春仙子率先开放,从南方到北方,花开时节满园金黄,清香铺面,引来大量游客前来观赏。5月下旬,油菜花期过后,将换种马鞭花。马鞭花是马鞭草科植物,花期6-10月。原产于欧洲,全株可以入药。

      原来青岛也有如此美丽的油菜花田......

 

      爷爷奶奶与外婆......

 

 





      相濡以沫的双手,我老了,会有这样一双牵着我的手吗?期待这样的爱情......

 












 







 











      “抢”儿子的姨妈与姨夫......


















 





       儿子与小姨婆相谈甚欢......



 

 

      抢镜头的姐姐......
      还有偷拍的......





 









       闭嘴......





 

      像堂吉诃德......



      我要当红太狼......
      奇幻漂流(七月开放):在房车露营地南侧和水库大坝北侧之间是漂流的起点,漂流河道蜿蜒近1公里一路风光旖旎,经过烧烤区、露营区、薰衣草花田、七彩花坡、油菜花田等区域到达水上小镇。整个漂流体验以低俗缓漂为主,下游还有一些儿童游乐设施。





 

      演艺广场:位于窑吧东侧,以火山岩为主题风格,设有600-1000人规模的露天剧场。在演艺广场还设有4D电影院,虚拟过山车、实景冲浪、射击等4D电影和VR游戏。目前广场暂未开放。
      西海岸马术俱乐部:占地面积300亩,建有14匹马位的生态马厩,400米长椭圆型标准赛道,500名坐席的看台,600平米的训练场。马术运动高雅刺激,西方称其为第一贵族运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马术运动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时尚。骑马运动使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全身的处于运动状态。

  



 

      漫山坡的杜鹃......

      美丽的花间小路......

      火山岩烧烤区:紧邻薰衣草花海东侧,在园林景观环保之中坐落着12个茅草屋烧烤亭,以及7个主题卡通小屋(丛林冒险、宝藏寻踪、神秘洞穴、精灵王国、魔法城堡、半兽之巢、霍比特小屋等)。火山岩烧烤区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自助动手体验野炊的乐趣和篝火晚会的场地。
      蒙古包露营地、房车露营地:位于火山岩烧烤区的东侧是蒙古包营地,建有52个蒙古包,分别按照中式婚庆、民族风情等5个主题进行设计,每个蒙古包直径6-8米,28-40平米。火山岩烧烤区的南侧建有国内一流的房车露营地,建有40个豪华房车庭园,每个庭园占地200平米,分为运动、卡通、美式、儿童等7个不同的主题风格。房车集“衣、食、住、行”于一身,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房型有两室一厅,一室一厅,最多可提供4个床位。

      周边爱为主题的灯带......



 

      可爱的休息座椅......

      还未开放的薰衣草......

      薰衣草花田:总面积100亩,花期为每年6-7月和9-10月。位于园区东北侧,源自法国普罗旺斯的狭叶薰衣草,气味高雅芳香,提炼的精油品质高,多用制作高级香水和香料。薰衣草被广泛的使用于药草学上,薰衣草油可以减轻和治疗昆虫的咬伤,可以减轻头痛的症状;而薰衣草的花束可以驱除昆虫。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是浪漫爱情的象征。

      好可爱的卡通女孩啊......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4.23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苏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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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苏州路

      今年五一小长假,我的目的地本定在临沂的红色圣地——沂蒙山。正兴致勃勃地准备行装,却在放假的前一天接到了5月2日出差的通知,心情那个......不说了,大家都懂的 ......
      儿子也不爱出去,因为5月有无数次考试在等着他 ......
      于是,重拾当年陪伴儿子高考时的话题,写写当年没有写完的“青岛老街”和“青岛历史文化名人”吧......

      一大清早,来到了青岛的苏州路,一条承载着老青岛记忆的小街。这条小街不长,却有着无数的弯道。从我曾经最爱逛的龙山地下商城门口开始,一路盘曲而下,到达坡底。
      青岛的老城区多山、多丘陵,有许多山谷、沟壑,有些已在城市建设中填平成了马路,有的依谷势修成了马路,苏州路是其中之一,两山夹一谷。在城市中这类马路也很少见。苏州路上的老建筑有德占、日占时期的独栋别墅;有建国前后的筒子楼;也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单元楼……整条街的建筑都很有年代特色。

      青岛的老街上,到处都种满了法国梧桐和泡桐树。记得小时候,站在泡桐树底下,低头寻找掉落下来的朵朵紫色的小花,也算是乐事一桩了......
      高高的石头围墙,是青岛的老记忆。一眼就能认出的老建筑...... 
      苏州路9号:这是栋日式3层的小楼。在方方正正的楼体北面有一个斜角,让小楼多了一分个性。平屋顶,棕灰色的墙面,红色花岗岩筑基占据了一层。进入小楼一层可以从街边的小门,要是想进入2、3层,就要走旁边的扶梯了。


      短短几百米的路,第二个转弯。忽现一座排场的老楼房......
      苏州路15号甲:苏州路上建筑给人一种“物以类聚”的感觉,在路东面多是一些建国前后建造的筒子楼,这一栋就是其中之一。初见这栋高大的楼房,红瓦屋顶,灰黄的墙面,花岗岩筑基。当看到这栋楼正面时,记者怎么也想不到有着仿欧式结构的外形的它会是一栋筒子楼。穿过楼道,径直走到底,是筒子楼固有的长长的半开放式的长廊,住户的家门整齐地排列在长廊的一侧。一位老者告诉记者,这栋楼是哪一年建的他不知道,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60余年。

      泡桐树:为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泡桐属(Paulownia)的树种。属于落叶乔木,初步统计我国共九个种和两个变种,除东北北部、内蒙古、新疆北部、西藏等地区外全国均有分布,栽培或野生,有些地区正在引种。白花泡桐在越南、老挝也有分布,有些种类已在世界各大洲许多国家引种栽培,主要用其木材。我国具有完整的泡桐属植物种群,这为选育良种,实现泡桐生产良种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泡桐树皮灰色、褐色或黑色。幼树树皮光滑但皮孔显著,大树逐渐纵裂,叶枝稀疏,树冠呈圆锥状或伞状,大多数树种属假二杈分枝顶芽越冬后枯萎。叶对生,叶大而长柄,随树龄增大叶面积逐渐变小,花序为聚伞圆锥形,花具柄,花萼肉质,倒圆锥状或钟状,花冠大,紫色或白色。果为蒴果,卵状或椭圆状,种子椭圆状,很小,数量多。
      这棵泡桐太高,只好借用网络图片了 ......


      连续的第三个弯道,折转近90°,海拔也急速地下降......



      德国人带进青岛的法国梧桐。小时候,秋天的梧桐球也是我们常见的玩具呢。毛茸茸的,绿绿的,可爱极了。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时髦的多肉植物......
      法国梧桐:悬铃木俗称"法桐",在植物分类学上属悬铃木科,科下仅有一属即悬铃木属,属下约7种,原产东南欧、印度及美洲。原产从欧洲中部巴尔干半岛到亚洲西部伊朗。也有植物学家认为其产地西到西班牙,东到喜玛拉雅山脉东麓。目前世界各地有人工引种栽培。但中国引入栽培的仅3种,即二球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也称英桐和该杂交种的亲本一球悬铃木(Platanus occidentalis)又称美桐、三球悬铃木(Platanus orientalis)又称法桐。现在我们通常把这三个种统称"法桐"。喜湿润温暖气候,较耐寒。适生于微酸性或中性、排水良好的土壤,微碱性土壤虽能生长,但易发生黄化。根系分布较浅,台风时易受害而倒斜。抗空气污染能力较强,叶片具吸收有毒气体和滞积灰尘的作用。



     苏州路12号:在苏州路的西面,多是一些独栋别墅。苏州路12号因为它的颜色,让它在这条路上非常显眼。因为建在高处,通过高高的围墙依然可以看到它,红瓦的屋顶,近似于橙色的墙面上,砖红色花型的墙饰以及它精美云纹的柱饰。
 

      苏州路17号大院:原来叫“白云庄(谐音)”,有110多年的历史了。整个大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北边的几栋“趴趴屋”,一部分是南边的独栋筒子楼。筒子楼大约是在1900年由日本人建的,最早一层是工厂车间,后来在上面加盖成现在的四层筒子楼。
      记得七十年代的青岛,这样的“筒子楼”到处都是......
 

      苏州路16号:有个不小的院子,它的围墙虽然破旧,从它外形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风采。院内有许多上了年岁的植物,一株几十年的石榴树,枝干蜿蜒,透过围墙探出头来。小院的深处是座欧式的独栋,红瓦的尖顶,黄色的墙面,小楼靠近街道的一面有一个隐形的塔楼,这让小楼像是一个长方体和一个多边形柱体的结合。

 

      苏州路20号:穿过一个小门,这里有两栋小楼,他们虽然都是仿欧式风格,却各具特色。临街的那栋,红瓦的屋顶,灰色的墙面,花岗岩筑基,在它长方体的楼体正面,有一个漂亮的山墙,山墙下面是露台,被正门的两个花岗岩带云纹石柱支撑着。北面的小楼楼体是一个长方体和一个多边形柱体的结合,花岗岩筑基占据了整个墙体的一半。上圆下方的窗户、没有柱饰的门柱,让小楼的设计显得简洁大方。

      “酒香不怕巷子深”,对面的这座楼梯上的小楼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州路29-2号:是这条街最别致的独栋,它藏在1号楼的后面,是座二层带阁楼的小楼,红瓦屋顶,红色的木质檐边灰色的墙面,花岗岩筑基。正门侧的屋顶是个大斜面,几乎从上一直斜到拱门处。拱门立柱的下半段是由花岗岩方砖砌成,中间还有石刻的花纹。阁楼的气窗非常小,气窗的两侧还各有一个竖窄的凹槽,凹槽的底部隐隐有花纹显现。小楼的西面一楼是凸起的飘窗,二楼是露台,它的围栏由鹅卵石装点。  



      院子里的树木透露出小楼的年龄......

 

      怎样的两棵树啊!
      不由想起了席慕蓉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小楼依旧在,主人何处寻觅?......



 



 
 



      从胶州湾畔渔船的避风海滩,到现代的海滨名城,仅仅百多年历史的青岛经过积累锤炼,以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铸刻了城市的文化流年,街景——成为青岛这座历史名城重要的内涵和标志。
      青岛的街景,起起伏伏、蜿蜒缠绵,有一种独特的韵律美。漫步在青岛的街头,感受风姿秀绰的法国梧桐,呼吸着略带海味的潮气,那些老街,老房子,老商号……就在四周温柔的包围着你,向你轻轻的诉说着安逸、浪漫的青岛,如缥缈的短歌,轻快舒缓,自然亲切……
      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



 







      从这处石阶向上,就是另一条老街——江苏路了。两旁的建筑也冠以江苏路的门牌号码......
      苏州路上的石砌小路已被沥青路面取代,可以想象当初这个转弯是多么的优美。这样的转弯在苏州路上有许多呢!这条美丽的小路,就像一条流淌着的小河。伴随着老楼里孩子们练琴时的优美乐音,简直让人陶醉在这春光之中......

      说说青岛的一奇。因为懒,所以走到苏州路29号后,就往回走了,没有下到快速路的桥底。再次盗用网络图片吧
      青岛的道路有三大怪。这三大怪分别是“波螺油子”、“马路盖在房子里”和“转了一圈又回来”。“马路盖在房子里”说的沧口路与易州路交界处的大台阶,“转了一圈又回来”指观海二路。“波螺油子”原本就在苏州路一带,现在早已拆除,虽后来重修,但已是面目全非。
      波螺油子:是一条反映老青岛城市风貌的石头路,顺山就势而建。青岛开埠时的“波螺油子”属于墨仁化乡管辖,以胶州路、热河路坡为分界,西侧是大鲍岛村,北侧是小鲍岛村。那时的波螺油子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下沟上崖,贯穿东西,弯弯曲曲的通向伏龙山顶。现在的苏州路就是当时的沟底。
  随着苏州路一带逐渐成为富人区,许多资本家在那里建起别墅,为方便出行,大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波螺油子铺上了经加工的方形花岗石。将东起莱芜一路,莱芜二路路口,曲折下行至无棣二路苏州路路口,再盘旋而上至热河路江苏路胶州路交汇处,正式统称为胶东路,也就是波螺油子的大名。
      逝去的波螺油子,东起热河路西到莱芜一路,小方石铺路,并向四周延伸,街道蜿蜒起伏,房屋高低错落,是一片非常有德国特色的景区,她和市南沿海的建筑相映成趣。
      在青岛的方言里,肉和油是谐音的,波螺油子即波螺肉,这条路因弯道多,坡陡,螺旋而上,形状像海螺(青岛人叫波螺)的肉,故称之波螺油子;波螺油子是青岛最曲折的一条路,它自西向东有九处拐弯,但最为精彩的是地势落差最大的苏州路至热河路地段,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波螺油子。这段路面宽度在4—5米之间,长度在500米左右其中一处拐弯处接近360度,再加上近十米落差,便形成了上坡的人看着下坡的人在脚下行走的奇特景象。
      相信每个走过波螺油子的人除了为她的曲折咏叹之外,更因为她至少八十多岁的高龄感慨不已,而这不得不归功于它坚实的路面。没拆前的路面是由一块块15厘米见方的花岗岩砌成,石块的根部深埋于地下,十分坚固。另外,方形花岗岩比方砖短一点,可以经受重压,这也是这条路经历百年还完好保存下来的原因。据说,石块上面原有一些雕刻的花纹,年代久了,走的人多了,就只隐约见到一些班驳的纹路,由人畅想了…… 
    2001年青岛东西快速路第一期工程铺设地下管网,拆掉了历史悠久的“波螺油子”,后虽重建,但是已经没了当年的风貌。
    青岛人熟知的波螺油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贯穿城市东西的快速路。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无情的碾过无数个春夏秋冬......回想起波螺油子的点点滴滴……一丝怅然涌上心头。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4.29

 

苏州路上的名人故居——刘芳松、孟超故居(苏州路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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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路上的名人故居——刘芳松、孟超故居(苏州路20号)

      苏州路20号,建于20世纪20年代。欧式住宅,砖木结构,地上二层。现为民居,青岛市历史建筑。
      穿过这个小门,这里有两栋小楼,他们虽然都是仿欧式风格,却各具特色。临街的那栋,红瓦的屋顶,灰色的墙面,花岗岩筑基,在它长方体的楼体正面,有一个漂亮的山墙,山墙下面是露台,被正门的两个花岗岩带云纹石柱支撑着。北面的小楼楼体是一个长方体和一个多边形柱体的结合,花岗岩筑基占据了整个墙体的一半。上圆下方的窗户、没有柱饰的门柱,让小楼的设计显得简洁大方。

      20世纪30年代青岛的《民报》在青岛乃至全国都很有影响。青岛《民报》是国民党人士王景西创办的,但他的总编辑杜宇具有进步思想,曾被青岛地下党吸收加人青岛左翼作家联盟,《民报》成为当时“左联”的活动中心。先后曾担任过《民报》副刊编辑的姜宕、于黑丁、刘芳松、孟超,都曾是中共党员,也都曾是“左联”成员。在当时,副刊部分是《民报》办的最好的一部分。 



    刘芳松:山东蓬莱人,作家,笔名西蒙。1928年在青岛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任青岛《民报》编辑,
    孟超(1906—1976):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曾使用笔名林麦、迦陵、林默等,山东诸城人。1936任青岛《民报》编辑。戏剧代表作《李慧娘》。
    1935年,一批在青岛的作家组成一个文学社团,出版同仁性文学周刊《避暑录话》,《民报》社长杜宇应允随报发行,另加印单行本。文学社团由12人组成,为王统照、老舍、洪深、赵少侯、吴伯萧、孟超、王余杞、臧克家、王亚平、李同愈、杜宇和刘芳松。其中,刘芳松和孟超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人公。

      刘芳松:山东蓬莱人。1924年考入私立青岛大学,向《青岛民报》投稿时认识了编辑杜宇。同时,也向上海的报刊投稿。1928年,刘芳松去杭州,改名于海,入西湖艺术学院。1929年参加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并参加了共青团,1929年去上海转为党员。他以风素、凤斯、叶绿素等笔名发表诗歌、小说。
      1930年党中央“文委”组织了“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他是成员之一。1930年7月在上海正式建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于海(刘芳松)任“美联”的党团书记,许幸之为主席,于海公开身份为常委、秘书长,具体从事“左翼美联”的领导工作。在白色恐怖下,1931年“左翼美联”转为地下组织,7月份于海与艾青等美联负责人被捕入狱。
      于海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1933年重回青岛,这时杜宇已任《青岛民报》总编辑。在杜宇的介绍下,他又化名刘西蒙担任《青岛民报》副刊编辑,在与福建路《民报》报社较近的苏州路租房居住(今20号)。
      西蒙(刘芳松)将副刊改名为《花絮》,每日出刊,同时编辑了一个文学周刊叫《每周文艺》,他向上海一些知名作家约稿,也发表本市作者稿件。在电报局工作的李同愈是青岛土生土长的作家,受过王统照指导,在《每周文艺》发表小说,结集出版,后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
      刘芳松又用原笔名叶绿素写诗。发表于上海的《文学》月刊等一流文学杂志及报纸,与戴望舒并称“抒情诗人”。孟超在一篇评论中说:“望舒是中国很多人所说的天才诗人,而另一个还为少数人所知道的天才诗人,便是叶绿素。”他的诗《叶赛宁用枪打死了自己》发表后,在青岛的臧克家知道是西蒙所作后说:“这样的诗我写不出来。”
他以西蒙的笔名在自己编的民报副刊上也发表了许多作品,《七月速写》中写道:人们开始吃冰。姑娘们的双臂,/ 完全可能露在外头;/ 说到腿,/ 已经有粉膏涂染。/人们的脑中翻出避暑胜地的浪花,/ 软的沙,在那里浮动着沁凉的水,有福就脱下衣服,/ 让肌肤,/ 给爽爽的波涛吻醉。
      1935年,一批在青岛的作家组成一个文学社团,出版同仁性文学周刊《避暑录话》,《民报》社长杜宇应允随报发行,另加印单行本。文学社团由12人组成,为王统照、老舍、洪深、赵少侯、吴伯萧、孟超、王余杞、臧克家、王亚平、李同愈、杜宇和西蒙。刊物不设主编,具体编务由西蒙承担。
      抗战期间,刘芳松去了延安。
      建国后,刘芳松任安徽省文联主任、省政协常委,许多人不知道刘芳松是什么人,主要是因他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名字,早期文学创作时使用凤斯、叶绿素,任左翼美联党团领导时用于海,在青岛期间用西蒙,后用刘芳松。



 

      站在窄窄的楼梯上远眺,看到对面的筒子楼......

      临街的那座小楼......

      孟超(1906—1976):原名宪启 ,又名公韬,字励吾,现代著名作家,曾使用笔名林麦、迦陵、林默等,山东诸城人。诸城张、孟、王、臧四家族历代通婚,盘根错节,又人才辈出。青岛开埠以后,诸城人移居青岛的也很多,如王统照、孟超、臧克家、陶钝、崔嵬等。解放后曾任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孟超20世纪20年代曾与康生一起在上海参加组织,60年代初孟超写了著名剧本《李慧娘》,康生大加赞赏,评论界也给予很高评价,但1966年康生却一下子把《李慧娘》当作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孟超遭残酷批斗,成为一大冤案。
      孟超于1924年入党,是“左联”创始人之一,以写小说为主。孟超与蒋光慈、阿英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结集出版了小说《冲突》、诗集《残梦》等。他是“左联”创始人之一,结识了山东同乡风素(刘芳松),又是“左翼剧联”主要成员,与夏衍组织艺术剧社。
      孟超在上海因领导工人斗争被捕,释放后于1934年来到青岛。西蒙(刘芳松)离开青岛时,推荐孟超接替他任副刊编辑,1936年1月,他开始编民报周刊。他将副刊改称《综合》。抗战爆发,孟超去了桂林,编辑《野草》杂文半月刊,出版了杂文集《长夜集》等,又在昆明、重庆从事报刊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文艺工作,团结进步人士。
     建国后,孟超任出版总署图书馆馆长、人民艺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他的女儿一直生活在青岛,时隔17年去北京与父亲相见竟不相识。

     著名作家孟超的青岛缘:孟超于1934年移居青岛,并在此生活工作至抗战爆发,如今苏州路上还有他的故居。
  早年向往并讴歌青岛:孟超一直酷爱文学创作,以写小说为主,曾用林麦、迦陵、林默等笔名。1922年8月写的小诗《初秋短岭》和《秋之荷》是他现存最早的作品。1924年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与蒋光慈、钱杏邨等成立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先后出版了小说《冲突》、诗集《残梦》等。1930年他还与冯乃超、夏衍等人创办艺术剧社。
  这段期间,孟超每次从上海回老家,总是乘船到青岛再换汽车到诸城。对于青岛,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年他在《我们》月刊上发表散文《樱花前后》,写道:“樱花,樱花,我来的时候,尚未开放,回去的时候,已经谢了,谢了!”他继续写道:“我这次回家,往返中又两度经过了最使我依恋的青岛,并且当着这种媚人的三月天气,恰好快到了樱花时节,心里满想着在这潋滟的清光中,一定能够沉醉着异国的花气,然而,前后延误,竟使我怅望的无缘来领略她旖旎的神韵……”
  抗战前夕定居青岛:1932年孟超在上海因领导工人斗争被捕,被释放后于1934年辗转来到青岛定居。并把家人由诸城也移居到青岛,起初他住在市北区的无棣四路,当时孟超对未来信心满怀。同年12月14日他写下了《新春》一诗,发表于1935年元旦出版的《青岛时报》:“新春是一把火,燃烧起来吧,把灰败的过去烧化,恋这些干什么?……”
      孟超在青岛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去山东郯城县一家中学教国文课。1935年夏天,回到了青岛,在西蒙(刘芳松)介绍下,在苏州路20号租了一处住房两人相邻而居。他将居室题为“当风室”,曾写了一组散文,总名《当风室风俗画》,内容是写诸城、郯城、青岛民风民俗的。
      9月,他任文德女子中学(今青岛8中)国文教师,她的大女儿孟灼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并恰是在孟超所教的班上。孟灼回忆说:一次课堂提问,忘称老师,而喊了一声爸爸,引得课堂哄笑。她记得,常到家中的客人有王统照伯伯,还送她一本童话集《稻草人》。
  在青办报并组织演出:1935年夏,孟超在青岛与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 、洪深、赵少侯、臧克家、西蒙(刘芳松)等12位作家。在《青岛民报》上合办副刊《避暑录话》。《避暑录话》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至9月15日休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10期。
  1936年 1月,刘芳松离开青岛时,便推荐孟超接替他任《青岛民报》的副刊编辑,将副刊改称《综合》。孟超在散文《何必牯岺》中写青岛是:“重重叠叠起伏绵亘的,已经够迂回曲折的了……”期间他还创作了讴歌青岛的诗歌《海浴》等。在孟超主编的副刊上,他以小糊涂的笔名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小糊涂胡扯》,每周发一两篇,先后发表《博士胡适》、《拥护阳历年》、《贞观之治》、《乐器与武器》等70多篇。
  曹禺创作的话剧《日出》发表后,孟超即在青岛组织演出了这个名剧,他亲任舞台监督和总务主任,由赵星火任导演,由胡坷、梁桂珊等主演,在当时兰山路1号的青岛市礼堂公演,受到热烈欢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又于7月9日继续倡议排演《日出》,由杜宇和赵星火执导,再次在青岛市礼堂上演。接着,他因投身抗战而离开青岛奔赴大后方。他的女儿却一直生活在青岛,他们父女17年后才得以在北京重聚。
  《李慧娘》惨遭厄运:抗日战争爆发后,孟超曾与夏衍、聂绀弩等创办了杂文刊物《野草》。他们专写短小杂文抨击时弊,宣传抗日,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版了杂文集《长夜集》等,又在昆明、重庆从事报刊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文艺工作,团结进步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等职。1960年 ,孟超基于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和对祖国传统文学遗产的热爱,着手改编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为昆剧《李慧娘》。剧本写成之后,于1961年秋首先由北方昆剧院在北京公演,好评如潮。
  不料,曾对此戏大加赞誉的康生,竟于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点名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诬陷此戏是“大毒草”,并对孟超进行迫害。1976年5月6日,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孟超终因积郁成疾,含恨去世,终年74岁。1979年3月,孟超得以平反昭雪。

     《 李慧娘(越剧剧目)》:李慧娘,根据明代周朝俊的传奇《红梅阁》改编,其主要剧情为:李慧娘父女逃难来到杭州,以卖艺为生,大学士裴舜卿怜惜父女,随将玉佩相送。奸相贾似道见慧娘绝色佳丽,顿生邪念,便踢死李父,抢走慧娘。二月后,贾携慧娘游西湖,慧娘见裴公子随称之为美哉少年而惹恼贾似道,挥剑杀死慧娘将裴公子囚禁。慧娘阴魂不散,大喊冤枉,判官念她死的凄惨,赠其阴阳宝扇,慧娘去阳间搭救裴公子。慧娘夜访红梅阁,商议救裴之计,未能如愿。次日再进红梅阁,救出裴舜卿,怒斥贾似道,冤情得以昭彰。
      历史演进过程:明代万历年间,宁波鄞县的剧作家周朝俊创作了传奇《红梅记》,描写南宁书生裴禹与卢昭容相爱,卢赠裴一枝红梅而得剧名(亦名《红梅花》)。 裴、卢的爱情受到权相贾似道的阻挠和迫害。贾的侍妾李慧娘因赞美裴生“美哉少年”被杀死,慧娘化为厉鬼保护裴生脱险,并成就了裴、卢二人的姻缘。明清传奇向来有故事双线进行的结构特点,此剧虽然裴、卢情节多,而裴、李情节少,但双线布局仍然非常明显。
      到了清乾、嘉年间,戏曲舞台上出现另一部无名氏撰写的传奇《红梅阁》,只写裴、李故事,删去卢昭容线索。裴、李二人幼年定婚,被贾似道拆散,并增加另一个侍妾蕊娘勇敢地站出来搭救裴、李脱身,后李终为贾杀害,裴被贾囚于红梅阁而得此剧名。其后各个剧种直至今日演出此剧,大体上均舍去裴、卢情节,专写裴、李故事,结构由双线变为单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该剧既保留了《红梅记》中裴、李相爱的情节,又突出了裴、李反权奸的行为和惩恶扬善的主旨,深层地开掘了这出戏的思想内涵,同时,又吸取了《红梅阁》中专写裴、李爱情的结构,使故事更集中,情节更紧凑,人物形象更鲜明。
      剧作家着力刻画和揭示李慧娘和裴生的内心世界。李慧娘第一次救裴失败,阴阳宝扇失去神力之时,她去见判官,判官同情李慧娘:“念你心地善良,青春貌美,我已求得阎王恩准,让你还阳人间!”但是,李慧娘却坚定地回答:“我已不在乎是生是死,是人是鬼,可那裴生青春年少,前程似锦,只要能救出裴生,阴曹地府就是我的家!”慧娘即使还阳由鬼变为人,仍是弱女子。于是判官再次借给她阴阳宝扇与贾似道作最后的斗争,李慧娘终于凭借宝扇的威力,将点燃的火花用扇扇起熊熊大火,吞噬了贾府。剧作家开掘了李慧娘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取向。裴生愿意同李慧娘“有情人愿效比翼鸟儿双宿双飞在泉台!”但李慧娘勉励裴生 “黎民之苦铭心里”,“好男儿志在四方”,突出了李慧娘心灵的高洁。
      主要人物—李慧娘:一个青春的女子,在画舫中偶然瞥见了林下折花的小公子裴舜卿。那一刻,多情的女子不经意间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一时忘情,她忘记了——薄命如她,非但没有爱的权利,甚至连偷偷想一下的权利也一样是没有的。这一时的忘情,便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主要人物—贾似道:一个霸占着无数女子青春的人,凶残成性,为了他那令人胆寒的夫权,也为了他的霸道,他硬是将这个玉琢的一般的美人,用宝剑剁毁了……而悲剧还远远没有完结,穷凶极恶的贾似道,又迁怒于那个更其无辜的裴公子。
      主要人物—裴公子:裴公子大概是个“无路请缨”却豪情万丈的青春才俊,而贾似道却是一个权倾朝野甚至只手遮天的人物。走狗一样的豪奴假意的一番话,便让这个不解世故的佳公子误以为天将降任于其身了,于是他不明所以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贾似道的砧板之上,裴公子仍旧不觉凶险。或许那时他心里装得只是即将青云直上的喜悦,而全然不知祸已临头,更不知刚刚有一个女子因有感于他的“多情惜花”而玉殒香销。美人的殒命,公子的无动于衷,想来不禁悲凉,似乎还有一丝不平。那似乎是对公子的怨怼,又似乎是对他的愤懑——虽然无礼,却也是常情,因为美人是不该死的,或者说,是不该这样死的。美人的死,应该有一个最牵挂她的公子为之落泪,美人的死应该能让这个落泪的公子念念一生,美人的死应该让这个念念一生的公子“销得人憔悴”!可惜懵懂的公子全然不是这样。于是,他的不知就里,就成了对美人的一种辜负,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可恨!
      总论:明代戏剧《红梅记》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彰显出对人性自由的呼唤;救人于危困,反映出人们对情义、侠义精神的认同和称颂;与贾似道面对面的斗争,透露出明中叶平民意识的觉醒。
      魂灵形象是幽冥信仰和艺术的同构体,幽冥信仰是民俗信仰的重要内容,它渗透在民众的思想意识里,人们试图解释它,利用它,以致成为幻想艺术的再造物,使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幽冥幻想文化现象,如小说、戏剧等,在幽冥幻想文化中,尤其感人的是对魂灵形象的塑造,如《窦娥冤》中的窦娥、《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红梅记》中的李慧娘等,他们虽为魂灵,却无凄神栗骨,狰狞可怖的面目,而是于美丽动人中洋溢着一种怪异的精灵之气,他们是鬼之精英,人之灵魂,在他们敢爱敢恨,至情至义的行为中,体现着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精神、一种意蕴。这里窦娥、杜丽娘且不论,仅就李慧娘的鬼魂形象,看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人性自由:李慧娘是明代周朝俊在戏剧《红梅记》中塑造的鬼魂形象,这一形象在剧中演绎出对人性自由追求的故事。魂灵故事是虚构的,但使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在读者面前产生真实感,并通过所演绎的故事唤起读者去玩味某种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就需要作家熔铸物象的文才韬略和不同凡响的品格。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并受一个时代社会思想的牵制,正如歌德所说:“像拉斐尔那种人并不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而是根植于古代艺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的。假如他们没有利用当时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对于他们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李慧娘的鬼魂形象也不是周朝俊任意地、无目的地编造出来的,而是通过观察社会,依据民俗信仰和艺术同构出来的。
      人性自然:李慧娘为南宋重臣贾似道的侍妾,在上元节陪主人游西湖时,偶然看到公子裴舜卿容貌与风度超群,仅就一句“美哉!少年”的赞叹,被贾似道杀死,葬在牡丹花下。适逢裴舜卿被贾似道软禁贾府,成了冤魂的李慧娘见到关押的裴舜卿,私情顿起,故态复萌,大胆、自由地去追求裴舜卿:“俺步摇得环佩叮当,耳边厢惊回他一枕黄粱……”美的事物往往被人取悦,裴舜卿见到美丽动人的李慧娘,惊讶异常,“呀!觑她颜色颜非常,吃惊惶,无端惹动情肠,是谁家女娘,是谁家女娘?”男女相悦而生情,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李慧娘仅一句赞美之词而被杀害,死后倒成了自由的人,敢爱敢恨,爱就爱得炽热大胆,轰轰烈烈;恨就恨得不共戴天,咬牙切齿。并且爱谁就找谁,这对封建伦理无疑是一种抗衡。这种对爱、对自由的追求与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杜丽娘游园惊梦而亡后,魂灵让胡判官查寻自己的“丈夫”:“就烦恩官替女犯查查,”“劳再查查女犯的丈夫姓柳还是姓梅?”这在阳世,一个相府千金小姐无论如何也不敢提及“丈夫”二字的。更有甚者,在《魂游》《幽媾》等折中,她找到了情人柳梦梅,大胆地与之幽会私晤,并高唱“但得个秀才郎,情倾意惬”。李慧娘对裴舜卿则是由慕生爱,由爱生情,终于“爱今宵风清月朗,陪功夫与你剪烛西窗……”情、爱是人的自然本性,封建伦理宣扬的“男女授受不亲”极大地泯灭了人的本性,造成人心的焦虑,周朝俊借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释放出人民大众长期积淀在心底想说而不宜直说,想做而不宜直做的本能性情和心声,揭露了恶势力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曲折地呼唤人性的自由。
      情与义: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忠义、信义,还是侠义、情义,都是文化层面讴歌的内容。周朝俊在塑造李慧娘鬼魂形象时,更是不厌其烦地泼墨这一内容。李慧娘鬼魂形象光彩照人之处在于它讲义。细究李慧娘的“义”,无外乎“情义”和“侠义”。情和义从来就是完美的统一,钟情男女由爱生情,由情生义,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半载的人鬼热恋,李慧娘和裴舜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人鬼恋情是苦涩的,从民俗信仰角度讲,阴阳二世相隔,是不会有结果的;从思想上看,明中叶,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相当牢固,社会制度不变更,统治思想不变更,个性的解放,婚姻的自由,如同空中楼阁。但李慧娘和裴舜卿的人鬼恋情体现了一种精神,一种品格,即对情义的热烈追求。在《脱难》一场里,李慧娘的魂灵得知贾似道欲害裴舜卿,异常惊讶:“天哪,才与裴郎欢会半载,谁想贼子狠心,暗地施谋,欲害裴郎,却好半闲堂商议,俺在泉下听得一声,吓俺一跳,我今晚只得诉出真情,救他出去,也不负俺始终一片好心。”李慧娘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欲救他出去,这种行为是“义”所致,是她心灵美的体现。中国女子向来把情看得比命还重,刘兰芝忠于情,而殉于情(《孔雀东南飞》);林黛玉为情焚稿而亡;尤三姐殉情于剑下等。李慧娘这位弱女子被贾似道霸占,有爱不能施,有情不能与,已泯灭了青年女子的自然本性,以至被害成了鬼魂之后,才成了自由人,她爱裴舜卿,就对裴舜卿倾心施情。她说道:“以幽冥之质得配君子,虽则半载,可当百年。”“虽则形影泉下瘗,兰麝土中埋,一点真情,几时得坏。”李慧娘重情,但不为私情,若为私情,任贾似道杀死裴舜卿,在阴间做永久夫妻,而它宁愿牺牲自己的情爱,也要救出他人:“你疾忙逃出脱祸胎,免留在此遭蜂虿。”救裴舜卿于危难之中,这就是她的高尚之处。救人之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文化层面歌颂的内容。
      如果说救出裴舜卿是情义所至,那么,救出同等地位的阶级姐妹,则是一种侠义品格的体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游侠列传序》里说:“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李慧娘对此当之无愧,它舍情割爱救出裴舜卿可谓一果,解救同等地位的姐妹可谓又一果。
      李慧娘的鬼魂救走了裴舜卿,贾似道怀疑是众姬妾所为,大发雷霆,把众姬妾寻来拷打,“老婆子,与我着实地拶,下力地打。”(婆打)“再不招,有杀李慧娘的剑在此。”在贾似道的淫威逼迫下,众姐妹陷于危困之际,李慧娘的魂灵出于义愤,挺身而出,疾呼:“放走裴生应有故,如何连累众钗裙。”她一人做事一人当,特来认明此事,逼迫贾似道放下屠刀,解救出众位姐妹。这种侠义行为,其它女性魂灵形象却不具备,窦娥的冤魂显现是为了报仇,杜丽娘魂灵是为了追寻梦中的情人,她们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李慧娘则是急他人之急,解他人之危,它的这种侠义精神和品质,不但在当时有他的社会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值得张扬,因为,中国的民众历来重情讲义,情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李慧娘鬼魂形象具有它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平等自由: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以宗族、贫富、权力的差异划分的等级使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毫不例外地分属于每个等级,每一道等级就像一道屏障,使人难以逾越。明代中叶,平民意识开始觉醒,王学左派在否定程、朱理学,要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对封建等级制度亦予以否定,李贽的思想在道德伦理范围内,就充满了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他认为人类天然平等,他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地位出发,明确提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欲填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这种思想对反对封建等级、封建特权,具有战斗意义,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制度,仅靠文人学士的呐喊是难以改变的,统治者是不会将被统治者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的,相反会更加残酷剥削、镇压被统治者,李贽的思想代表了民众对人身平等自由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反对封建等级、反对封建特权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的内容,因此,在《鬼辩》一场里,周朝俊让李慧娘的鬼魂与权奸进行斗争,形象、曲折地展示了明中叶等级意识和反等级意识的较量和平民意识的觉醒:
    (净惊觑):莫非是李慧娘的阴魂吗?
    (贴):咱是你紧对头怎相忘?
    (净):你在这里做甚?
    (贴):伴那裴秀才在西廊……早累着娇滴滴如花姊妹,特回复怒狠狠似虎平章。
    (净):呔!贱人,这等无状。
    (贴):在生时贱,死后也不分贵贱了。……
    (净):我生为宰相,死去料不落寞。
    (贴)(笑介):黄泉路伶仃苦与我只一样,贾似道怎跳出别伎俩,那时节撞上李慧娘,这的是相逢狭路难轻放,紧些儿相扭看那个强?
    (净):不许多言。
    (贴):咱本是生死冤家论谁弱谁强……
      李慧娘敢于当面责骂贾似道是“怒狠狠似虎平章”,公开声称黄泉路上“不分贵贱”,明白地告诉对方,阴间不分地位的高低,也不能以生前的权势、地位来区分强弱。这个阴间是什么?实则是作家期待的人人平等、不分强弱、不分等级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通过李慧娘魂灵之口喊出,反映了千千万万社会底层人们要求人人平等的美好愿望。李慧娘鬼魂同贾似道(恶势力)的斗争,可以看出明中叶平民意识已开始觉醒。文人学士的思想是清澈的、美好的,但消除等级制度,达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平等,仅是一种愿望,作家亦仅是通过鬼魂喊出。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只有靠“枪杆子”才能夺取,但在封建等级森严的明代,作家让李慧娘的鬼魂说出“不分贵贱”、“不分强弱”,实在可贵,同时,李慧娘鬼魂同贾似道的斗争,可以使人悟出恶势力不斗不倒的道理。
      在某种情况下,鬼魂信仰产生的威力是不可低估的,作家利用人们怕鬼的心理,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在《鬼辩》一场戏中,李慧娘的魂灵在贾似道面前毫不怯弱,毫不退缩:“再请你认咱们半晌,咱待把血头颅向心窝一撞”,“方始信李慧娘做鬼强梁”。“吓得太师爷霎瞬便教跌地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公平的人,就需要引用恐惧作为改善他们的手段,而阴间的恐怖对于感性意识还是证明有效的。”贾似道威风扫地,恶势力不堪一击,终于得到了报应,这就是人们的“恶有恶报”信仰逻辑的艺术再现。
      结束语:在李慧娘鬼魂故事里,不但作家借鬼魂斗争的“酒杯”浇了自己胸中的“块垒”,同时,也释放了人民大众长期积淀在心底想说又不敢说,想做又不能做的本能性情和心声,曲折地表达了民众理想心境和情感旨归,因此,李慧娘的鬼魂形象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文化意蕴是深刻的。

      为什么要批判昆曲《李慧娘》:
      事件背景: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孟超编了一部昆曲《李慧娘》,在受到戏曲界、评论界众口称颂时,江青、康生向毛泽东告状,称“鬼戏泛滥”。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找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谈话,提出希望文化部注意“戏曲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又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认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随之,全国各地开始禁鬼戏,孟超的《李慧娘》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有党史研究者认为,批《李慧娘》,其实是文革的开始。
      口述:陆沅,《李慧娘》作者孟超的女儿,1949年秋至196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秘书。
      我父亲孟超,山东诸城城关镇督府巷人,祖父孟昭沄,是跟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北伐之后,回老家当了开明士绅,盖房子办学校。我父亲孟超是独子,文革之后,从台湾传过来的家谱,他是孟子第72代孙。
      我家的院子跟江青家就隔一堵墙。她家当时很穷,哥哥是木匠。江青还裹过脚。有人说江青母亲曾经给康生家做过帮佣,这我不知道。
      康生家离我家很近。他是地主出身,家里有五千亩土地,原来住在山东诸城城外,他是家里的独子,家里怕他被土匪绑票,就全家搬到城关镇来了,离我家也很近。
      我父亲小的时候,祖父观念新潮,经常给他买新玩艺儿,照相机、自行车都有,康生就来我们家玩,他比我父亲大四岁。
      1924年,他们一起从诸城到上海,途经济南我外祖父家,我外祖父年轻时在北京的衙门里做事,相当于现在警察局的官,家里殷实,留他们住下,又给他们银两上路。他们到上海后,我父亲进了中文系,康生在什么系我不知道(注:社会科学系)。两人先后入党。
      1933年,康生去了苏联,我父亲留在上海,参与创建左联,又与夏衍等人创建上海艺术剧社。江青呢,先是由黄敬介绍到山东大学,之后也到了上海。
      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跟王莹争演《赛金花》,她特别恨王莹。但王莹是我父亲的红颜知己,跟我继母关系也很好。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艰难,继母告诉我说王莹上街的时候都没有衣服,就一件粉红色的旗袍,回来就洗,洗了再穿。我父亲还是王莹的入党介绍人。1955年王莹和他爱人谢和庚从美国回来,到家里来看我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还送了我和我妹妹一人一件睡衣。谢和庚也是地下党员,担任过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书。所以江青后来借《李慧娘》整我父亲也是必然的。
      “不要跟夏衍、田汉多接触”
      我父亲去上海,等于就把这个家给抛弃了。后来由康生牵线,我父亲认识了我继母凌俊琪。
      我原名叫孟博,1936年母亲去世后,我在家就跟孤儿一样。1946年我一个人到北京,每天只吃一个烧饼,坐在北海图书馆看书,夏天考上北师大,第二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我那个时候20岁上下,很活跃,特务给我起一个外号,叫小八路。后来傅作义的208师青年军拉出一个黑名单,就是准备要抓的了,上面有我的名字,组织上让我们撤退到华北局城工部,在河北泊镇。为了隐蔽,我改名叫李贤芳,又改叫路渊,最后叫现在的名字陆沅。
      1948年我入党时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履历,父亲一栏,我写的是:“可能是孟超”。 10月9日,我被分配到中组部干部处工作,副处长是廖志高(注:曾任川东省委书记,南方局西南工委副书记)。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父亲可能要来”。父亲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没几天,一个傍晚,来了一老头儿,廖志高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在北平读过书?”他也听说过我,就说是。本来让我在另一屋等着,结果我急了,跑了过来,一屋子的人就都看我。然后廖志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让我们好好谈谈。吃完后,他先送我回住处,然后我再把他送回他的住处,心里挺激动的。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觉得他是反封建出走的,又是地下党员,挺让我崇敬的。
      1949年秋,部里调我任副部长安子文秘书。父亲在建国后先后任过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7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
      肃反运动的时候,田汉(圈子叫他“田老大”)的弟弟田老三挨批了,他很有意见,觉得肃反扩大化了,伤害了群众。这个事传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她本来就很讨厌田老大,在上海时,田汉、夏衍都是搞戏剧的,她是三流演员,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所以现在就更讨厌了。
      我记得安部长特意让我转告我父亲,不要跟田汉、夏衍走得太近。其实当时他就是暗示江青,但是他没有跟我明说。
      “还我王实味来!”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父亲特别小心,因为1930年代上海大暴动时,他被抓了,关在江苏反省院,又通过我继母一个当官的亲戚被放了出来,并没有暴露身份。但这一段找不到证明人。建国后审干期间,组织上把他出狱前的党龄全部扣除。所以他很小心,怕被抓小辫子。
      反右运动过去后,到了1960年左右他又坐不住了,就想写点什么。他想写点政论的东西又怕挨整,我说你傻呀,你就写一点风花雪月得了。他刚好看到《游西湖》的剧本,在北京公演,他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讲的是南宋权相贾似道有个姬妾李慧娘,受到贾的凌辱和欺压,后被贾一剑刺死,李慧娘死后变为鬼魂,向贾复仇的故事。
      他当时又非常喜欢昆曲,当时中央提出来要改编京剧,把旧剧革新成新的剧目。我父亲就把这个《游西湖》改成昆曲了,改名叫《李慧娘》。写完剧本以后他就先给康生看了,康生就说好。文字写得非常美,非常典雅,昆曲本身就是皇族的,特别高雅的东西。剧本中有一段,李慧娘游西湖的时候看见太学生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很敬佩地赞叹了一声“美哉!少年!美哉!少年!”后来康生就改成“壮哉,少年!美哉!少年!”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很早就知道康生。他喜欢古董,青岛解放时,他不进青岛,不见他家人,但把我们诸城的古董都买下了,因为诸城是古城,像字帖、砚台之类的文物特别多。
      建国后,我父亲跟康生的来往就很少了,两人距离太大了。只有一次我们全家去看望过他。八大之后,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家住在景山后街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但不是四合院,是一栋西式小洋楼。他有一次看见了我们中组部副部长王甫,问他:听说孟超女儿在你们那里?王部长也不确定,就回来问安部长。安部长就让我去看望他。于是我们全家人,包括父母、妹妹、妹夫、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他家看望他。那天天气特别好。看他第一眼,就觉得,跟我父亲长得太像了,很瘦,长脸,要说他俩是兄弟,没人不信。两个人也是很久没联系,互相寒暄。
      但康生在1956年八大之后,从七大的政治局委员,降到了候补委员。
      我曾经问过安部长,安部长就说康生和他老婆两个人都装病不工作。是因为康生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把王实味给杀了,毛主席说此人不能杀,留做反面教材。结果康生那个时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负责人,最后撤退的时候他就在晋绥也没请示报告就把王实味给枪毙了。
      毛泽东知道以后就特别生气,听说是拍着桌子说“还我王实味来!还我王实味来!”这是安部长的原话。这样康生就失宠了,到八大的时候就照顾他跟苏联的关系,因为不选他的话苏联也会有疑心,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斯大林对他都有一些印象,所以给他选了一个候补。
      1960年代前后,中苏关系不好了,开始反修,这时候康生又开始得势了。这以后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正好赶上我们写“九评”,康生就红了,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对苏联的情况太了解了。
      “莎士比亚也写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公演《李慧娘》这个戏以后,在文艺界非常轰动。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沉闷,有一个新戏,而且是改良戏,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而且文辞特别美,《人民日报》各个报纸都写,都赞美《李慧娘》,说成是改革的标兵。
      后来作家廖沫沙(同时身兼中共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在《北京晚报》登了一篇评论《有鬼无害论》,因为他也听说康生表扬过,所以他写了一篇,这下就坏了,后来批《李慧娘》,就从批判这篇文章开始。
      1961年10月份,那时候总理在钓鱼台准备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因为当时中苏开始论战了,准备材料很辛苦,在临走前一天,总理问康生有没有好戏,康生就推荐了我父亲的《李慧娘》。当时看完后,董老、总理都鼓掌叫好。康生还特地给导演、演员们照了相。照片一直压在我父亲书桌的玻璃板底下。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邓小平提出要编两本书,《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组织部就派了我和另一个同事去北戴河参加写作组。康生正好也在那,看见我了,就跟大家介绍我是孟超女儿,然后对我说,以后让你父亲多写点东西,不要老写鬼戏。有点提醒的意思。
      但接着,江青、康生让江苏省京剧团公演孟超的剧作《李慧娘》。当时江苏方面提出公演不具备条件,既无经费,也无服装道具,江青很快从上海等地为之借来了戏装,解决了演出费用等。不料公演后,江青立刻回京向毛泽东汇报说鬼戏泛滥,并以《李慧娘》为靶子,大造围剿舆论。
      我的父亲是江青的同乡、邻居,又了解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底细,于是祸从天降。
      当时,刘少奇也有所闻,对此事持保留态度,曾让安子文弄清楚演出《李慧娘》的来龙去脉。安子文就让我回家问清楚。当时保密纪律严格,特别是像我这样当部长秘书的人,一方面更加谨言慎行,怕捅漏子,另一方面又怕给父亲增加精神压力。于是,我只以个人身份,随口向父亲询问了《李慧娘》是怎样演出的,是有人支持还是自发写出剧本的。当时父亲完全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更不愿牵连别人,就说是自己想写的,至于演出情况更不了解。我如实向安子文作了汇报,事情只得到此为止了。我终身遗憾这件事,就是当时没有将此事的经过和江青、康生的阴险狡诈彻底了解和认识清楚,进而让父亲知道并向中央报告。
      安部长那时还安慰我说,连陈毅也讲过,莎士比亚也写过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江青告完状以后毛泽东11月份就批评文化部,“要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批判持续了两年。(注:1963年11月,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其实在这以前大跃进饿死了好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就讲过不要怕鬼,还专门出了一本不要怕鬼的书。所以我父亲敢写鬼也是他说要写鬼,不怕鬼。结果1963年之后就把他下放到湖北咸宁那去劳改去了,改名叫孟春阳。
      “这是一个重要叛徒”
      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再中组部呆了,就跟安子文提出来说我不能跟你去农村四清了,我怕给领导抹黑。他让我去北京市委组织部报到。当时刘仁病了,主持工作的郑天翔很欢迎我,因为知道我给安子文当过五年秘书,又在组织部研究室写东西,给中央的许多文件是我出手的,我当时很年轻,很敢干嘛。我就被北京市委组织部派到首钢参加四清。
      文革爆发时,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回北京,让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杂院的小屋里,专门有个居委会的妇女照顾他生活,也是监视他,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挨打。他喝敌敌畏自杀过两次,第二次自杀时,专案组专门请示了江青,江青亲笔批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叛徒!又把他救了回来。说他叛徒,是因为他三十年代曾经被关在江苏省反省院。
      安子文因为六十一人叛徒案被打倒之后,我也被批斗,罪名是康生亲笔批示:安子文死党。我被发配河南劳改,1975年回北京。
      1976年5月5日,父亲喝了一场酒,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和妹妹去给他收尸,专案组来了一个收尸的车,双层的,底下是一个被打死的造反派。
      1979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开了追悼会,我们部里解放回京的部长都去了,陈云第一个送了花圈,因为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曾领导过我父亲。





      典型的青岛式围墙,用花岗岩大石块堆起的,高高的,煞是壮观......
      更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4.29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江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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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江苏路

      顺着苏州路窄窄的楼梯一路向上,两边的路牌号就变成了江苏路了。在青岛,江苏路自然也是一条有名气的历史老街。江苏路是青岛市最早建成的一批马路之一,南北向穿过青岛老市区,南起太平路,与广西路、湖南路、沂水路、龙山路、齐东路、伏龙山路、莱芜一路、苏州路、观象一路交汇,北抵胶州路及热河路路口,全长1361米,宽15米,全路段有两处大坡,坡度较大。德国占领时期的名称是俾斯麦大街(Bismarck Straβe),日本占领时期改名为万年町,1922年已改名江苏路。今天街道两侧还保留不少当年的德国建筑。特别是江苏路中段15号位于一个小丘上中世纪城堡风格的江苏路基督教堂,最具有代表性。

      尖顶红瓦是青岛市的特色呢......

      在窄路的缝隙中,能够窥探到江苏路主路的一点点风采了......

 

      一棵姿态绝美的树,枝桠旁逸斜出......



      到达主干道了。美吧,青岛的春天,春天的江苏路......

 

 

      这样的石围墙也算是青岛的标志了。美美的。只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梁漱鼐故居:位于江苏路28号,梁焕鼐,生于1887年。1903年考入清政府开办的“京师译文馆”,1906年由译文馆官费去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商科,1911年毕业后在东京的中国使馆工作了约半年,1912年回国后曾任北宁铁路局秘书长。据说梁焕鼐在职期间,全家人从天津到北戴河度假调动了铁路专列,权力显赫可见一斑。梁焕鼐后调到了胶济铁路任要职,并定居青岛,买下这处德国别墅。解放后,此别墅被部队接管,梁漱鼐的四女儿梁培和一家仍住在这里。1964年,梁家迁到河北后,别墅完全成了部队家属大院。
    梁漱鼐之弟梁焕溟,是中国现代思想家,被学界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1937年10月,日军进攻华北,梁漱溟把两个儿子便送到梁焕鼐家中,这次兄弟两人在青岛居住时间长达半年,直到1938年5月梁漱溟才返回邹平。1950年,应毛泽东、周恩来电邀,梁漱溟从重庆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接见并宴请了他。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刊在《人民日报》的“梁漱溟生平”,文章的标题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远远地看到信号山公园上的标志性红色圆球。信号山位于观象山东南、青岛山西南,海拔98米,面积6.3公顷。信号山是市区较高的一座山,其山额处3幢红色蘑菇楼宛如3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耸立于青松、绿树丛中,格外醒目。此山原名大石头山,因山上多花岗岩巨石而得名。青岛港建成后,山上建有信旗台,专为轮船及帆船入港时传递信号,故得名“信号山”,又称“挂旗山”。还因这座山位于龙山、伏龙山、龙华、龙口、龙江五条带有龙字路口之间,所以也叫五龙山。它前临大海,背依市区,是观赏前海景区和市区风貌的最佳观景点之一。















      青岛有名的"七街口",也被很多住在附近的人称做"三角地",江苏路在这里与观象一路、苏州路、伏龙路、齐东路、龙山路相会,上下起伏,左右跌宕,成为一处景观。
      有一次梁思成在往返迎宾馆途中,经过伏龙山与观象山之间的“七街口”(当时,江苏路从南至北拐弯后,分成两个路口,并与莱芜一路、伏龙路、龙山路、观象一路、苏州路形成了7条分岔口)时,十分惊叹,急忙下车考察起来。他说:“这些道路顺势而建,非常巧妙,这么多条道路组成坡度不一的路口,交通还能保持井然有序,非常难得。”
    江苏路一带道路,是德占青岛后建设的最早的道路之一。梁思成对这里的道路铺设也称道不已:伏龙路、苏州路与观象一路的陡坡或急转弯的道路皆是用马牙石铺设的,而其他几条道路皆是柏油路铺设,当时沥青路面质量有限,一到夏天沥青就会“熔化”,甚至会粘掉行人的鞋子,当然车胎也会被黏附,造成行车危险。而在陡坡和转弯度较大的三条路上铺设马牙石,恰可弥补柏油路面的不足,在冬天还可防滑。

















      江苏路27号是日本驻青岛领事馆总领事官邸,日本人在青岛建的私人住宅中,这是面积最大的,也是设备最豪华的,它有一个很大的日式园林,楼前园内有停车场。日本军方,兴亚院与领事馆三方首脑多次在这里开秘密会议。

 



      江苏路教堂是青岛的一座基督教教堂,这幢中世纪古堡风格的优美建筑,是青岛最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建筑之一。是青岛著名的宗教建筑,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15号内小山丘上,东邻美丽的信号山公园。
  教堂由德国胶澳总督府出资,于1908年4月19日奠基,1910年10月23日落成。教堂顶部有高39米的报时钟楼,俗称“钟表楼”。它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古堡式建筑,占地1000平方米,由钟楼和礼堂两部分组成。钟楼高39.10米,登楼可观赏岛城的海天秀色。钟楼上的巨型钟表,给原本肃穆的教堂又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庄重。
      教堂原称“国际礼拜堂”或“德国礼拜堂”,本地人俗称“钟表楼子”。老教堂1910年建成,由德国设计师洛克格设计,标志性的就是巨大的钟楼。大钟楼顶部为绿色,底部为蘑菇石,三面墙上镶有机械报时钟表,楼内悬着三口大钟。这些老钟都是1909年原装设备,至今性能优良。每逢整点,悠扬的钟声就会在江苏路上空回荡,这浑厚的声音不知疲倦,辛劳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温暖着生活在周边的人们。

      基督教堂西北角,是青岛规模比较大的一家医院,曾是总督医院,江苏路18号。日占时期分为陆军医院与疗养院,后叫同仁会医院。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设医学院,这里作为附属医院,青岛人叫它"山大医院",1958年山大已迁走,老青岛还叫它"山大医院",现在实际的名称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中的老建筑里仅存有几座附属建筑了。它的东面曾是青岛医学专科学校,1946年合并于山东大学医学院,后又曾作为护士学校,旧楼也已拆除了。

      基督教堂北面,隔墙相望的是江苏路17号,民国时期,曾是青岛保安总队的队部。

      基督教堂正西面的江苏路12号,德侨潘宅旧址。建于1908年,原来住的是胶澳总督的助理,老百姓称之为"二提督楼",后作为青岛保安总队队长的私人住宅,解放后曾长期作为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楼。

 



      江苏路10号,伯尔根美利住宅旧址。

      江苏路8号,古西那辽瓦住宅旧址。

      总督府童子学堂,位于市南区江苏路9号。建于1900年12月至1901年8月, 德国建筑师贝尔纳茨设计, 皮科罗公司施工。建筑造型对称,大门设在中央,内凹的中段建筑体高于两侧配楼, 为二层。主楼南墙呈开放式,底层以数根直立石柱构成拱门,顶层配有中式雕饰的木制阳台, 建筑立面均由粗灰浮涂饰外面,东西两侧为较封闭的型体,拥有4间教室和教师用房。青岛解放后为江苏路小学。

 

 


















 

 







      这是一座门楣上刻着“1899”年的老楼,它坐落在青岛江苏路、湖南路(当年的俾斯麦街、伊伦娜街)交叉路口西南角。德国1897年11月入侵青岛,1898年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这楼1899——恐怕是最早的德国建筑了吧,像是官邸,也可能是公寓。





     再走下去,就是青岛的另一条有名的老街——太平路了。青岛的标志性建筑——栈桥,就在太平路上......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4.29

 

江苏路上的名人故居——梁漱鼐故居(江苏路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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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上的名人故居——梁漱鼐故居(江苏路28号)

     梁漱鼐故居:位于江苏路28号,梁焕鼐,生于1887年。1903年考入清政府开办的“京师译文馆”,1906年由译文馆官费去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商科,1911年毕业后在东京的中国使馆工作了约半年,1912年回国后曾任北宁铁路局秘书长。据说梁焕鼐在职期间,全家人从天津到北戴河度假调动了铁路专列,权力显赫可见一斑。梁焕鼐后调到了胶济铁路任要职,并定居青岛,买下这处德国别墅。解放后,此别墅被部队接管,梁漱鼐的四女儿梁培和一家仍住在这里。1964年,梁家迁到河北后,别墅完全成了部队家属大院。

     梁漱鼐之弟梁焕溟,是中国现代思想家,被学界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1937年10月,日军进攻华北,梁漱溟把两个儿子便送到梁焕鼐家中,这次兄弟两人在青岛居住时间长达半年,直到1938年5月梁漱溟才返回邹平。1950年,应毛泽东、周恩来电邀,梁漱溟从重庆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接见并宴请了他。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刊在《人民日报》的“梁漱溟生平”,文章的标题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特别说说梁漱溟:梁漱溟(1893.10.18-1988.6.23),男,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梁漱溟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父梁济(巨川)(1858-1918年),内阁侍读,著有《桂林梁先生遗书》。母张氏,大理人,白族。曾在北京女学传习所任教。兄焕鼐,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妹焕诘、焕绅,均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学术成就: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政治主张:梁漱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解放前夕,梁漱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佛学修养: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濑溟曾对学生说,他与哲学无缘。他不懂什么叫哲学。他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教育与实践: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人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在二三十年代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复抨击西式现代教育的种种弊端。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
      与毛泽东: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善于思考: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直言文革: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同时,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人物评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12]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
      《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4.29

 

江苏路上的名人故居——谭延闿故居(江苏路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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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上的名人故居——谭延闿故居(江苏路7号)
      在江苏路小学的边上,就是江苏路7号——谭延闿故居。现在,这里是一座居民楼,斑驳的墙面和横七竖八的临时建筑让人怎么也看不出这座小楼当年的风采,更让人无法想象谭延闿当年住在这里时的辉煌......
  “适看桃李门青妍,又睹霜华冻野田,唯有崂山知我意,一回相见一嫣然。”他曾用诗句这样记述青岛,这位民国名士本打算在青岛长住,他不与政见不同的逊清遗老掺和,也没有接受卫礼贤参加尊孔文社的邀请,就连恭亲王溥伟过寿,他也只是送去礼物,不曾登门。他给自己定了“学习计划”,想清清静静地在这里做学问,可惜好景不长,清闲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就不得不为躲避战祸携全家离开这里。或许,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北方的海滨城市,但他的命运注定不属于这里。 

   来青岛买房被坑了钱: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谭延闿公开支持,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独立”,自任湖南讨袁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随后谭延闿就从长沙来到了青岛。 
  谭延闿选择来青岛是有原因的。虽然汉口和上海都有外国租界,袁世凯不能去租界抓人,但复辟派、国民党在租界内没有人身保障,枪杀事件时有发生,而青岛作为殖民地,中国军政力量均不能在这里存在。德皇威廉二世,一直想独霸中国这个衰败的东方大国,但对于哪一派政治力量能真正统治中国还看不清楚,所以他下令胶澳总督,对中国各派前来青岛避难的政治人物一律接纳。所以青岛住过清政府通缉的蔡元培、有被国民党缉捕的洪述祖,也有谋划复辟清朝的恭亲王。
  1914年初,谭延闿和弟弟先后来到青岛后,在江苏路上购置了宅子。也许是因为出身名门,官途也一直亨通,大方惯了的谭延闿对青岛的房价并没有概念,见中间人热心相待,打听也没打听,就用了双倍的价钱买下了这栋西式洋楼。还是后来在好友汪森宝的提醒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来青岛就当了一回冤大头。 
  谭延闿来青后拜访德华大学总稽查汪森宝时的情境:谭延闿 言,本想定居上海,但无奈流落上海的旧人太多,不少人登门来借钱,并且不止几个,若不肯借,还相威胁。但来到青岛,虽然觉得这里的繁华逊于上海,但清净却远比上海过之。加上有山景海景可观,可谓“城市山林,加以警政精良,游民绝少,没有人来敲竹杠,真是可以终老一生的好地方啊!”随后,汪森宝又询问了他的居住情况,才知道他已经用三万块买下了市值一万六千块的房子,知道自己被坑后,谭延闿 却也不生气,优哉游哉地向好友说起了买房时的情境:“我从上海来,带了几封介绍信,全是给青岛商界名人的。一来青岛,就请吃酒,坐汽车逛海边,带到俾斯麦街(现江苏路),觉得位置不错,就买了。”汪森宝忙问是谁做的中介,谭延闿回答说是巡捕房的探长南德,知道实情后他也只是感叹,本以为外国人不会作假,以后再买一定要看好价钱。 
  来青岛之后一直低调:按当时谭延闿的名声,他来青岛定居,必定有许多人前来拜访,但他却秉持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只是与几个挚交和切磋书法的朋友保持联系。卫礼贤邀请他参加尊孔文社,他不愿与一众遗老掺和,表面虽然应承下来,却一次也没去过;他自己走访了几位商界人士,发现寓居在青岛的诸公,竟然也分出许多帮派,一时之间搞不清关系,就干脆采取少交往的方式;就连恭亲王四十寿辰,他也只是送去寿礼,但并不登门贺寿。 
  虽然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没什么兴趣,但这座城市却是深深吸引着谭延闿的。他想在青岛久居,于是把家中藏书、古董悉数运来青岛。他为自己定制了读书计划,想安下心来做点学问。谭延闿从小就爱好书法,后来还成为了一代名家。谭宅虽然不谈政事,却常有人借交流书法前来拜访。 
  民国时期,在朝的显贵写一手好字者尚为数不少,而最著名者莫过于谭延闿 、于右任二家。谭延闿虽是翰林出身,后身居高位,而所书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年少时,就受到翁同龢的赏识,他在给谭父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谭延闿 书学颜真卿,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他主张写颜字“上不让下”,“左不让右”。 
  洪丕谟在《中国书法史话》里说,以政界巨头而对书法有极高造诣,这在几百年间还很少见。他在当时可谓是学颜第一人。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 
  当然,也不是任何书法好的人他都交往,像寓青的遗老刘廷琛、吴郁生、劳乃宣等都是书法高手,但谭延闿却与他们素不来往。 
  1914年,日本占据青岛,一再派人前来拜访,但谭延闿也只是虚于周旋、客气接待,却决口不提政事。一日,谭延闿 与随员出门行至海滨,经过天后宫,到原清兵总衙门,他不禁感叹唏嘘,回到家后写诗抒怀,感慨满清腐朽导致灭亡,复辟绝不可行。此时,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他保持联系,北洋军阀的黎元洪、段祺瑞也派人秘密与他联系。北洋军阀的势力全在北方,极盼望能有南方实力的人物参与。当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逐渐对青岛的德军形成合围之势,谭延闿为避战祸,被迫携全家离开青岛,经潍县、济南、南京回到上海,战争结束后,他于1915年1月为清理青岛的物品又回青岛一趟。 
  离开青岛后,1916年8月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在护国战争中,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他提出了“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混迹”仕途多年后,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组庵湘菜创始人。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谭延闿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组庵诗集》等,其精于美食,为组庵湘菜创始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谭延闿其父谭钟麟。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钟麟考中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七,谭钟麟,字云觐,号云卿,湖南茶陵人。散馆授编修。官至两广总督,谥文勤。
     谭延闿聪颖好学,5岁入私塾。其父规定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11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家父安渡晚年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等。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
     谭延闿幼承家学,天资聪颖,少年临池,颇有笔力,翁
同龢见而爱之,尝语谭父曰:“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后果如其言。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府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人,三十年中进士,入翰林,旋授编修,返湖南办学。慈禧太后晚年,曾亲自主持改革,即所谓“丁未新政”,延闿积极呼应,属湖南立宪派首领,任省“谘议局”议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省都督。1912年7月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长,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支部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宣布湖南独立,并在《长沙日报》发表《讨袁檄文》,遂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职。去职后,先后避居青岛、上海。1915年,袁称帝,延闿参与护国运动。1916年8月后复职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参议院院长。在护国战争中,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他提出了“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9月署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3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民国书法家中曾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素有“南谭北于”之誉。这四人均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且也都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
      后世回忆:谭延闿,字组庵,谭延闿是茶陵高陇人,是谭钟麟(1822年-1905年,咸丰六年进士)的儿子。他没生在茶陵,他出生的时候,谭钟麟是浙江巡抚,因此出生在杭州。他妈妈李氏本来是个丫鬟,生了谭延闿后,谭钟麟就收她做小老婆。
      谭钟麟是在茶陵生的。谭延闿的爷爷谭之恒是国子监生,在湘潭一带教私塾,他这个人喜欢结交朋友,有几个钱都散了。谭钟麟30几岁考上进士,一开始是在翰林院。40多岁才到外面做官。他官运好,基本上是平步青云。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他是陕甘总督,给左宗棠搞后勤,供应粮草。收复新疆,他也有份功劳。新疆收复后,设立巡抚,谭钟麟每年把甘肃粮饷的三分之二给了新疆。陕甘总督后,谭钟麟又当了吏部尚书,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从两广总督这个位置退下来后,他们一家住在长沙,谭钟麟早就在长沙买了房。
      谭延闿是谭钟麟的第三个儿子。谭钟麟很重视几个儿子的教育,到处请名师。在长沙请了王闿运(1832年-1916年,湘潭人,曾入曾国藩幕府。辛亥革命后,任国史馆长,后辞职归乡)。谭延闿从小就很聪明,也很努力,他是个孝子,从他懂事起他就晓得要提高他母亲在谭家的地位,自己就必须要有出息。1904年,谭延闿24岁的时候,破了湖南200年的一个记录。200年里,湖南出过状元、榜眼、探花,就是没出过会元(会试第一名),谭延闿填补了这个空白。会试后殿试,他是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
      谭家屋里规矩蛮多,吃饭的时候,小老婆是不能坐席的,在边上站着吃。谭钟麟听到谭延闿中了会元,向家里人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谭延闿孝,还有件事。1916年,李氏在上海去世,这个时候谭延闿刚刚第二次督湘,他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不顾有人趁他不在又把他赶下台的危险,跑到上海奔丧。第二年,他母亲的灵柩运回长沙,停在荷花池家里。出殡那天,他们家里不让李氏的灵柩走大门,讲李氏是妾,只能走侧门。谭延闿火了,躺倒棺材上,喊:“我谭延闿死了,抬我出殡!”这样一搞,李氏的灵柩走大门出殡了,埋在雨花亭。
      谭延闿三次督湘,三次被赶下台。其中第二次督湘,本来是推举黄兴坐湖南的督军的,黄兴推辞了,推举谭延闿做督军。谭延闿救过黄兴。谭延闿中了进士后,也是录用到翰林院。他在翰林院搞了几个月,请了个假,回了湖南。正好这个时候,黄兴想在长沙起义,要炸湖南巡抚,结果有人告密,要抓黄兴。黄兴的公开身份是明德中学的体育老师。谭延闿是明德的一个校董。黄兴先是躲到龙绂瑞(1874年-1952年,1903年春捐助胡元倓,创明德中学)屋里,后由谭延闿和龙绂瑞打点关系,黄兴出了长沙,东行日本。
      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这次督湘,有人讲谭延闿是凶手,杀了焦达峰(1887年-1911年)和陈作新(1870-1911年)。焦达峰和陈作新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他们打下长沙,成立军政府,当上了正副都督。他们手下有个梅馨,是个管带。很多资料证明梅馨是凶手。梅馨认为自己有功,还要做大一点的官。但是焦、陈二人没满足梅馨的要求。梅馨很气,带人把焦达峰、陈作新杀了。这两个人一死,就要一个人来做都督。梅馨晓得自己不行,就喊人把谭延闿抬来。谭延闿本来是湖南谘议局的议长,又喜欢办学,在长沙有威望,有影响。梅馨手下那些人,当时不晓得谭延闿是哪个。到荷花池谭家大屋外面,喊:“谭延闿出来!”谭延闿是被强迫抬到都督府做都督的。有人怀疑梅馨是谭延闿指使的,因为谭延闿当上都督后,提拔了梅馨。当时的情况是,军政府需要人才,而梅馨还是有些本领的。别人怀疑的时候,谭延闿没有给自己辩解。他没办法辩解。讲人不是我杀的。人家又没指名道姓,你一申辩,别人就会讲,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谭家和孙中山蛮有意思。谭钟麟做两广总督的时候缉拿过孙中山。谭延闿第三次督湘,赶他下台的是他的部下赵恒惕和程潜。他心灰意冷,到上海做寓公。他跟孙中山认识,就是在上海。他第三次督湘的时候,孙中山写信给他,要他北伐,他不肯。他讲湖南要自治,谁也不管。没想到他后来接受了孙中山的思想。(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谭延闿亲自到码头去接孙中山。孙中山对谭延闿讲,你讲湖南要自治,好,你第三次督湘是自己人(赵恒惕和程潜)赶你下台,不算,前两次呢,都是北洋军。你要自治,要湖南人不受战争之苦,人家不让你。再说,我们这个国家从秦始皇开始就统一了,现在还要分裂吗?谭延闿想了下,说,好,我听你的。
这段时间,他们来往很多。谭延闿越来越了解孙中山,逢人就讲,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把前一年变卖田地的钱拿出5万光洋给孙中山作军饷。从此谭延闿一直跟随孙中山,孙中山也重用谭延闿。让谭延闿做过内政部长、北伐军总司令。黄埔军校孙中山开始也是让谭延闿去办的,因为谭延闿在湖南就会办教育。黄埔军校的地都是谭延闿的湘军整平的。后谭延闿想到办普通学校和办军校是两回事,就把校长让给蒋介石了。不过,黄埔军校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这几个字,还是谭延闿题的。
      聪明的士大夫·不合格的土豪:他本来可以名垂青史,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话语,用生命活出自己的原则,但他面对真正的考验,暴露了士大夫和聪明人的底色,更关心及时用不能变现的话语兑换实惠。他不珍惜自己的历史,历史也没有珍惜他。
      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的父亲谭钟麟(1822-1905,曾任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度过了士大夫阶级所能指望的最圆满人生,从进士到翰林,从翰林到总督,做人功夫面面俱到。谭延闿口衔银匙出生,自幼以神童著称。当然,这一切少不了家庭教育的贡献。“余始九岁,是岁丁亥,先公方以目疾乞假,每上灯独坐签押房,使人读公事文牍毕,呼余及亡姊亡弟共坐室隅,各作破题一或试帖二句,间日互易,皆先公口授,无所谓作也。有时不知书写,则先兄从旁代书之,复诵无讹,则各与钱十文,乃起就睡……吾十岁时,始学为文。皆先公于灯下口授,次日书之,而张宝斋先生评点之,及己丑至陕西从姚先生世贞。”他的八股文造诣突飞猛进,连帝师翁同龢都为之叹服。翁本人就是应试专家,不大会在自己的日记里说外行话:“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作制义奇横可喜,殆非常之才也。”(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长沙参加乡试,中举的成绩排在湖南省第九十九名。
      1904年的会试是科举废除前的最后一届大考,从内容就可以看出朝廷旧瓶装新酒的挣扎与无奈:
      第一场 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 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 《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陈夔龙(1857-1948,末代直隶总督,清亡后居上海,所撰《梦蕉亭杂记》为著名史料笔记)的《梦焦亭杂记》回顾当时的情景,说主考官张百熙选中谭延闿的试卷,主要是出于卫护本土的骄傲:“我们湖南自从国朝定鼎,二百六十来年,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解元也得了不少,就只差一位会元。正好我在场中看到湖南省举子的一卷,写作俱佳,确实够得上会元之选。可是按照‘正大光明’的次序而论,我班次第二,就只能取个会魁。科举将停,机会难再,所以我特地跟裕相(指协办大学士裕德)情商,请他将这本卷子作为会元,也好免使我湘科名有个会元的缺陷。承蒙裕相允让,你看,这一本就是会元卷子了。”湘绮楼主王闿运闻讯,湘人爱国主义的情绪同样溢于言表:“看京报,文卿儿得会元,补湘人三百年缺憾,龚榜眼流辈也。”谭延闿殿试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以进士出身点翰林院庶吉士,超过了经世楷模左宗棠,站到了父亲当年的同一条起跑线上。
      晚清的风气强调儒家的经世致用一面,体现在科举的命题偏好上,恰好对湘人有利。湘人以船山之学、曾左之业为认同符号,嘲笑皖、吴汉学宗师的经世能力还不如他们的“乡里粗才”。谭延闿入世之初,就得享内外因缘的配合。幸运女神从他出生开始,似乎一直对他情有独钟,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他应对顺境的圆滑和节制,不能不说是良好的家教和修养所致。他和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显然不患无才,但他最终选择的道路,仍然是依靠家传的“做人学”。朝廷、立宪派和革命党都表示感激的人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他湖南兴办明德学堂,为黄兴的华兴会提供了保护伞。“甲辰,克强先生为明德学堂教习,密谋革命,所谓华兴会也。事觉,乃匿龙萸溪(龙绂瑞)家,扬扬若无事,卧读书不辍。每饭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长沙府中学。萸溪乘舆往,尽取纳舆中以归。数日稍懈,乃入圣公会。居久之,方乔装东去。”(《近代湘贤手札书后》)朝廷对他的急公好义同样满意,命他“以办学劳绩,免考散馆,以编修留馆,仍办湘学。”湘人组织立宪公会,还是少不了让他做发起人。湖南谘议局成立后,他顺理成章地当选议长。
      保路运动的主力虽然在巴蜀,但湖湘的立宪派士绅同样积极支持。谭延闿以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会长的名义,通电朝廷和各省,要求严惩罪魁祸首盛宣怀和赵尔丰,释放他们的同侪蒲殿俊和罗纶(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武昌兵变以后,革命党人焦达锋依靠哥老会、洪门的力量夺取了政权。军政府几乎变成了草莽英雄的香堂,“焦大哥”的呼声不绝于耳。“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轿担均入伍。”(粟勘时《湖南反正追记》)周震鳞(1875-1964,宁乡人,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同盟会老会员,徐特立的老师,1949年后曾被毛接去北京。湖南独立后他带兵勒索富户筹款,后被谭延闿制止)怀着阶级报复的快感,“编查富民,定为百分捐十之法,共筹得三百余万元。”谭延闿和他的绅士朋友向往“巨室世族、军政长官”携手共进的“文明革命”,都督府和议会形同水火。梅馨(1878-1928,湖南新军52标2营管带,率叛军先后杀死副都督陈作新、都督焦达峰,后被谭延闿委任为湖南第5师师长)的兵变及时解除了流氓无产者专政的危险,将谭延闿推上了都督的位置。变军的初衷大概是为了索饷,不大可能是谭延闿本人策划的。谭延闿那种圆融周到的“甘草”性格,更不大可能把自己放在必须承担责任的位置上,但他一上台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清理阶级敌人,一点都不像勉为其难的维持会长。他做人的本领炉火纯青,居然能够一面清洗援鄂湘军内的激进分子,一面跟黄兴结成紧密的政治联盟,一面利用私人关系发动各地湘人响应革命。他通过外交手段赢得的省份,比黄兴通过军事路线丢掉的地盘多得多。王芝祥(1858-1930,直隶通县人,广西布政使兼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中反正,一度任广西都督,因根基不牢,不敢恋栈,率部北上援鄂。1912年,国务总理唐绍仪与国民党协议,提名王任直督,袁世凯先虚与委蛇,后以军界反对为由,改派王赴南京任职。唐对王的委任拒绝副署,袁以未副署的委任交王,导致唐辞职而去)、蔡锷、孙道仁(1865-1935,1910年任福建提督,辛亥革命时反正,成为福建都督)的独立,都跟谭延闿的幕后策动有关。革命如果由焦达锋和詹大悲(1887-1927,湖北革命党人,早期办报,先后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伐陈炯明、国共合作,在清党中被杀)之流领导,其实不难镇压;黎元洪和谭延闿之流一旦倒戈,朝廷就完了。
      湖湘“兵多、纸币多、革命伟人多”,都督并不好做。诸将“视官长为无物,各营皆自选代表,直接都督。军中事故,皆由代表议决,交师旅长执行,中初级官皆仰士兵之鼻息以苟全”(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314页)”都督府依靠滥发债券,勉强敷衍随时可能二次、三次、n次革命的军队。南北议和对负责筹饷的绅士阶级而言,无异于解脱。谭延闿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裁减了六分之五的军队,只留下巡防营。这项任务并不简单。梅馨的军队认为谭延闿忘恩负义,差一点再次哗变。谭延闿经历了这次折腾,再也不愿领教革命。他暗中支持宋教仁竞选,将湖南九成以上的选举人(囊括了当时的有产阶级)交给了国民党,但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和这些绅士都不愿意看到筹饷局卷土重来。湖南的独立是象征性的,很快就在黎元洪的斡旋之下撤销。英国领事报告本国政府说:湖南人民把北京政府看作法律与秩序的保护者,不愿意认真抵抗。这里所谓的人民当然就是人民一词的本意,有产阶级。谭延闿作为湖湘人民的代表,可谓当之无愧。
      袁世凯赦免了谭延闿,但不准他回乡。他在青岛和上海的租界,度过了几年流亡生涯。汤芗铭在曹锟远征军的支持下,用铁腕统治湖南。护国战争爆发后,“湘人治湘”的呼声再度响彻云霄。黎元洪出任大总统,立刻召回了阶级和党派的双重难兄难弟。谭延闿第二次督湘,试图故伎重演,将军队裁减一半,兴办实业和教育。结果护法战争爆发的时候,湖南再一次处在极度软弱的状态。尽管湘军的军事传统比桂军更加雄厚,这时却不得不仰仗桂军的鼻息。谭延闿向南军发出求援电报:“大局拯救,全赖西南。西南门户厥为湘省,故非法政府首先窃伺军权。延闿薄材,不堪任巨,个人权利,岂恤弁髦,但以湘江沦陷,必至半壁速连,欲顾全大局,亟先保守一隅,但恐兵力微弱,不足支危,连毗邻封,亟赖援救。桂湘关系,无异齿唇,奏廷乞师,请助指臂,缨冠披发,谅有同情,务即下令动员,即出桂境以作后盾。庶使北方闻风胆塞,则湘省受赐良多,西南之保障益固矣。”他离开长沙前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从湖南教育基金中拨出专款,给陈寅恪留学用(1917年8月,谭延闿下野前,专门从湖南教育基金中拨出一万四千元为时任省公署总务科长林伯渠、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股长陈寅恪赴美留学公费)。
      谭延闿一走,湖南就沦为东亚的主要战场。桂军赶走了段祺瑞派来的傅良佐(1873-1924,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1917年8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被桂军击败,11月退出湖南),又被吴佩孚赶走。段祺瑞素乏知人之明,将吴佩孚的战果交给自己的朋友张敬尧(1881-1933,1918年3月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因为非作歹激起“驱张运动”,1920年6月撤离湖南,其弟张敬汤被杀)。张敬尧的统治以不负责任著称,极大地刺激了湘人的共同体意识。北军强迫商民接受无法兑现的纸币,给谭延闿苦心经营的实业和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湖南父老和军官的代表前后相继,邀请谭延闿回湘主持大局。谭延闿随即假粤入桂,在永州建立大本营,等待节点来临。湖湘舆情鼎沸,山雨欲来。Mao当时是个无人理睬的屌丝,但因为没有任何派系牵挂和既得利益的缘故,反而能够忠诚地充当父老同胞情绪和流行舆论的传声筒: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情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致黎锦熙信》,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橐。……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湘人自决主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一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刺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上,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已醒觉了。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大是个发端,余侯明日以后继续讨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九二○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920年5月,谭延闿觉得同胞的民情和内外的形势都已经接近成熟。尤其是吴佩孚对段祺瑞的不满已经无法抑制,索性挥军北上,解除了湘军最大的危险。他在衡阳成立了湘军司令部,号召各地士绅围攻长沙。1920年夏天的湖湘重演了保路运动的历史。各地民兵臂缠“救国救乡在此一举”的白布,向侵略者集结的中心湘潭挺进。湘潭变成了湘人的邦克山(1775年6月17日,北美民兵在波士顿查尔斯顿半岛与英军激战。英军虽然获胜,但损失惨重,因此鼓舞了各地美国民兵)和约克敦(1781年8月至10月,美法联军在约克敦地区使英军陷入绝境,被迫投降。此战的胜利基本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土豪指挥的民兵打败了军校毕业生指挥的正规军。张敬汤的主力第七师在土著的侮辱和围攻下,仓惶逃回长沙。张敬尧明白湖湘人民都在跟他作对,丧失了背城借一的决心,向商团勒索了十万元现款以后,主动撤离湘境。常德商团以同样的价格,将冯玉祥的侵略军礼送出境。如果说湘潭的战役酷似美洲,长沙的就职典礼就仿佛是直接从封建欧洲的历史当中摘录下来的。1920年6月12日,谭延闿乘坐的轮船驶入长沙码头。各界代表身穿纸币缝制的衣服,向谭延闿和他的还乡团哭诉外来统治者的残酷和不义。谭延闿不得不向他们谢罪:“我谭延闿不能保障三千万人民的财产,使张敬尧在湖南横征暴敛,实在是我谭延闿的罪过,万分对不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代表们接受他的誓言以后,才收起纸币衣服,迎接他入主督府。资产阶级专政在东亚的胜利,在此刻达到最高峰。即使他们在日本和上海的阶级兄弟,都没有赢得如此光荣和彻底的胜利。毛泽东见证了湘人的英雄气概,以年轻人特有的慷慨和无私,呼吁上海市民阶级效法自己的同胞,团结起来赶走北方的侵略者,建立本土的商人政府。然而,上海资产阶级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1920年8月16日,谭延闿通电呼吁各省自行宪政。8月28日,他收到了梁启超为湖南起草的《基本法》。上海的湖南侨民成立了湖南改造促进会,宣布“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国人之所最希望也……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与湖南人为敌。”(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8页)9月13日,谭延闿召集行政-立法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十名政府代表和十一名议员组成,决定采取四项措施:(一)湘人治湘,决以军政府所定之县自治制为蓝本,酌加参订,详细研改;(二)筹设市政厅,以为推行市自治制之准备;(三)由省署设立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曾继梧兼任处长,各项人员,亦由省署人员兼任,筹办一应事宜;(四)通令各县知事,将各县自治经费,详细查明呈报。10月4日,湖南各界联合会呼吁谭延闿召集制宪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的朋友和盟友彭璜(1896-?,湖南湘乡人,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与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该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等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后赴苏联学习。1921年失踪,1949年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湖南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日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举行了要求《湖南宪法》的大游行,直到谭延闿表示同意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才解散示威群众。谭延闿为了安抚这个难以对付的支持者,甚至屈尊为毛泽东的文化书社题字。谭延闿是著名的书法家,不会为闲人浪费时间的。毛泽东当时的主要社交资源,就是身为彭璜的小朋友和湘独运动的太阳花积极分子。
      孙文这时派周震麟、黄一欧(1892-1981,黄兴长子,1920年奉孙指示,协助周震鳞来湘活动。1929年起参与了一系列倒蒋活动,后投共)来湘游说,希望谭延闿加入他的北伐计划。谭延闿是辛亥英雄和名义上的国民党员,不愿意直接拒绝他们,就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张继等反孙的国民党元老,制造支持南北和谈的空气,企图化解外力干预的威胁。谭延闿和湖南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地缘形势过于恶劣。湖南处在东亚勃艮第的位置上,没有任何领袖能够圆滑到足以杜绝群雄觊觎的程度。谭延闿的老练是人所共知的,部分就体现于他能够精确判断自己能力的界限。他发现程潜和鲁涤平的部下开始接受国民党代表的游说,就果断决定让位给职业军人赵恒惕。谭延闿在袁世凯时代,对赵恒惕有知遇和保护之恩。赵恒惕解决了骄兵悍将,大体维持了谭延闿的政策,尤其是保护了谭延闿功成身退的形象。12月11日,赵恒惕宣布成立根本法筹备处。12月21日,他通电各省:“西南倡义护法,于兹四载,既无正当解决之方,已陷治丝益棼之境。湘省地当要冲迭遭变故,牺牲至巨,创痛甚深。欲谋永久之和平,唯求真实之民治。曾经电主联省自治并于湘省划分军民两政,民选临时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深唯内治之坏,在于中央之集权。国是之纷,由于军阀之擅政。苟省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相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几无他途可由。恒惕不敏,以为民意所趋。即大计所在,应先由西南各省会树之风声,推而至于全国以达刷新之建设。倘有障碍此旨者,恒惕竭力所能至,随同志后共谋排除,使新治得以实现,斯民同跻康庄。观成之日,即解甲归里,实为大愿。”(《京闻志要》,上海《时报》,1920年12月30日)滇、桂、蜀、秦、浙通电响应,实际上瓦解了国民党企图争取的大部分对象。国民党的仇恨落在赵恒惕头上,却放过了真正的始作俑者谭延闿。谭延闿事后居然还能以辛亥元老的身份,跟国民党握手言欢,做人的手段之高,实在无与伦比。
      1921年3月,李剑农、王毓祥、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石陶钧、向绍辑、陈嘉勋、皮宗石、黄土衡、董维键、唐德昌、张树声等名士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1922年1月1日,《湖南宪法》经湖南公民投票通过:“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全省公民凡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受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湘人如果根据立陶宛和芬兰的标准编撰历史,完全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族群已经具备国族的资格。
      谭延闿第三次流亡期间,做出了毕生最精确也最可悲的选择。他明白自己没有嫡系军队,只能以荣誉性职位终老。1912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国民党元老的资格,1920年的历史纪录给他保留了湖湘国父的资格。随着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化,他周旋各方的余地日益减少。国民党的革命军只准他选择服从或敌对,赵恒惕的护宪军却不会强迫他做出选择。他最后选择了国民党,宣布从此以后只知“服从主义”。1926年7月,北伐军攻陷长沙。国民政府宣布废除《湖南宪法》、各级议会和法院,一切权力归于党的领导。谭延闿获得了“伴食宰相”的酬庸,一再出任名义上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从总司令、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到行政院长,但实际权力可以忽略不计。蒋介石成功以前,他在各方之间调停。蒋介石成功以后,他一心一意用自己的名望为蒋介石提供保护伞。蒋介石习惯于应付野心勃勃、甚至恩将仇报的元老,觉得谭延闿实在太好相处了,尽可能让老人心满意足。谭延闿是知趣的人,显然不会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老了,没有机会重新开始,只能尽可能合理利用过去积累的资源,给自己争取荣华富贵的晚年。他如果做出任何其他的选择,都会落到类似吴佩孚晚年的下场。他自幼富贵、聪明、软弱,喜欢随波逐流,避免承担责任。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为著名的谭家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书法留在中山陵,蒋介石的书法留在他的陵墓上。前者保存至今,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的手笔。后者毫不令人意外地遭到毁坏,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本来可以名垂青史,只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话语,用生命活出自己的原则,但他面对真正的考验,暴露了士大夫和聪明人的底色,更关心及时用不能变现的话语兑换实惠。他不珍惜自己的历史,为短暂而琐细的享受牺牲了自己;历史也没有珍惜他,将他挪到了无足轻重的八卦人物当中。
      湖南会元: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延闿考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十一,谭延闿,钟麟子,会元。字祖安,号组庵,未散馆,选庶吉士,以办学务授编修。延闿中光绪甲辰科会元,因其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一是春霖书法亦佳,二是天下大旱,春霖之名甚为吉利。延闿运蹇,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但尽管如此,整个清代湖南籍士子中会元者,仅延闿一人而已,所以在桑梓之地颇具人望。
      药中甘草:谭延闿不光在家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在外做官也十分有一套。受王闿运、谭嗣同等改革派的影响,谭延闿的思想比一般的清代官僚要先进许多,但他初期属于君主立宪派。博友“其然斋主人”曾翻阅大量资料,对谭延闿的一生进行总结。从谭延闿的仕途经历来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都要得益于他豁达圆通的处世哲学。网友其然斋主人的博客在《谭延闿 七言联》一文中说,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他为官的诀窍首先是藏锋不露,处世圆滑。正是因为他八面玲珑,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干脆把他比作“药中甘草”。甘草并不名贵,但素有“百药之王”之誉,有调和百药的功能,正如谭延闿的处世之道。也有人把他处世方法总结为一个“混”字,给他取了“混世魔王”与“水晶球”的诨号,他对此也公开承认,并声称“混之用大矣哉”。谭延闿在湖南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无论升官还是被免职,他都永远保持微笑。有时候即使被当面羞辱,他也假装没有听见,被部下出卖了,他事后也不追究。所以,又有人称他为谭婆婆。 第一次督湘时,好多人还都不认识“谭婆婆”。一日大雨,谭延闿乘轿入府,卫兵喝令谭下轿检查,谭冒雨受检。事后,被卫兵营长知晓,欲责罚卫兵,谭延闿立即制止并亲自慰勉卫兵。北伐胜利,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谭延闿很知趣,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职位,做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混了一生,不仅落下“药中甘草”的别号,还落下“混世魔王”与“水晶球”的诨号,甘草并不名贵,但素有“百药之王”之誉,有调和百药的功能。也有人把他处世总结为一个“混”字,他对此也公开承认,并声称“混之用大矣哉”。谭死后,其生前老友胡汉民为之神伤,撰挽联云:“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生眼中。”以此称赞谭延闿的中和之道。上海某小报刊登“解组”对联,一为解析谭组庵,一为暗示谭已死去之双重意思,准确勾画其一生之特点:“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将“混世魔王”和“水晶球”嵌入联中堪称妙绝。
      “三不”主义:北伐胜利,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谭延闿很知趣,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职位,做行政院院长。面对蒋介石的独裁,谭延闿有一整套对付之策,即抱定了“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谏言;三不得罪人。每次开会,他都闭目养神,抱着闷葫芦不开瓢,往往“急死皇帝,太监却不着急”,成了一枚橡皮图章,只是伴食画诺,混混而已,反正社稷江山与己无关。他深知在蒋介石手下办事不易,情愿无所事事,乐得自在,做一个伴食宰相。他唯一的嗜好便是下馆子。南京所有有名的饭店都让他吃遍了。他吃得异常考究,吃得不再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成了著名的美食家。
     谭延闿与宋美龄的“不解缘”:谭延闿与宋美龄都是20世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谭延闿本可以与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结为连理,走人婚姻的殿堂,但为了妻子临终的一句遗言,婚姻的红地毯终为他人铺设,却也与宋美龄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母亲的遭遇,让谭延闿对封建习俗颇为不满,为了不让类似的情况在家中发生,他誓不纳妾。 谭延闿的原配妻子为他育有一子三女,据黄兴的学生阎幼甫在《谭延闿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谭延闿的老婆,据说是一个温顺的女人,夫妇感情很好,在谭第二次督湘时,妻子死在上海。从此,谭延闿成了鳏夫,一直到死。他断弦后,有许多人为他介绍续娶,他便念出他的悼亡诗:‘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加以谢绝。”谭延闿的妻子是1916年病逝的,那时候的谭延闿 正值壮年,身边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但他却坚决不续弦,竟然连宋美龄这样的大家闺秀都拒之门外。 
  因谭延闿曾在孙中山落难时帮助过他,所以二人关系十分密切。此时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 ,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对宋美龄只以干兄妹相称。而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后来蒋介石之所以能与宋美龄结成连理,正是谭延闿 牵的线。 
  当然,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了这个大媒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重新上台后,蒋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经常有交往,他的小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延闿去蒋家。因谭祥有大家闺秀气质,兼具乖巧聪颖,极得蒋介石夫妇宠爱。谭延闿 去世前嘱托蒋介石在青年将领中为谭祥选夫,蒋介石夫妇对此极为上心,选中了当时尚非将军、但潜质极佳的一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诚,而且在婚前,还提拔了陈诚,挂上了将星。 
      不作夫妻作兄妹:谭延闿父亲谭钟麟做过两广总督、吏部尚书等要职,妻妾众多,除元配陈夫人外,还有颜夫人、李夫人等四位侧室。谭延间的母亲李太夫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她虽然生有三个儿子,但在封建礼制下,她长期未取得与其夫同桌而食的权利,吃饭时只能站着用餐。母亲常对他说: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这对年幼的谭延闿刺激很大,吃饭时往往伴母而食,对母亲李太夫人晨昏定省,十分孝敬,并发誓要勤奋学习,为母争光。13岁时,他就考中了秀才,22岁,他考中举人,24岁在全国统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中会元,在殿试中,以二甲第35名获得进士。谭延阎少年及第,光耀了谭家门媚,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人正厅就座用膳。”显然,这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但在谭延闿的心里却留下了重大的阴影。谭延闿的结发妻子方榕卿,是江西布政使方汝翼的女儿,两家本为世交。1895年3月3日,谭延闿与方榕卿在南昌结婚,9月,谭延闿携新婚妻子从长沙前往广州与父母一起居住。方夫人温柔贤德,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使谭延闿得以奋力功名。28岁时,谭延闿就被推荐为湖南省谐议局议长,31岁时就当上了湖南省都督。人民国后,谭延闿嘱咐妻子,侍奉母亲李老夫人,颐养沪滨,教育孩子专心读书。谭延闿与方夫人共生育子女6人,由于谭延闿跻身政坛,无暇照顾子女,抚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方夫人身上。她与丈夫聚少离多,但是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不管是丈夫高居政坛,还是被逐下野,她都一如既往地站在丈夫一边。他们相处得最多的时间是在谭延闿第一次督湘失败以后,谭延闿在上海家中。1916年,谭母病重,谭延闿刚刚获得第二次督湘的机会,方夫人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远在长沙的谭延闿,自己衣不解带地昼夜守在婆婆的病床前,极尽做儿媳的孝心,但是,婆婆还是因病重不治而亡,她只好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1918年6月,谭延阁的妻子身染重病,此时,谭延闿正做着第三次督湘的准备,正在湘南集结力量,准备驱逐湖南督军张继尧,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方夫人要家人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诉丈夫。不久,方夫人在上海病逝,家人直到这年冬天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方夫人临终之前,曾托人转告谭延闿,希望他不要再娶第二个夫人,好好地养育他们的子女。谭延闿在零陵军中悲痛欲绝,发誓终生不再续娶。为了表示对方夫人的深切怀念,一向注重美食的谭延闿竟在军中吃了100天的蔬菜。1920年,谭延闿因受赵恒惕的逼迫,第三次督湘失败,离湘之前,他得知夫人灵枢正由人护送从上海经水路回湘安葬,请求赵恒惕允许他暂缓几日离湘,以便料理完夫人的丧事,但未得到赵恒惕的同意。当谭延周乘坐的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送方氏灵枢的轮船相遇时,谭的秘书吕芬筹害怕谭延闿触景伤情,只自己借故前往祭奠了一番,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谭延闿。谭延闿后来每想到这件事,都会悲从中来。因此,谭延闿在每年的3月3日,即他与方夫人的结婚纪念日,都要作一首诗来纪念她。
      谭延闿被逐出湖南后,赋闲上海,他检讨自己三次督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投奔孙中山,才有前途。在孙中山危难之际,谭延闿率领湘军,全力扶持,在石龙、石滩前线,与叛军陈炯明展开血战,使孙大为感激,孙中山对谭延闿信任有加,先后任命他为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内政部长、建设部长等要职。谭延闿妻子死时,他只有40岁,但他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续娶继室。当时宋美龄已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宋家也很满意,谭延闿进退两难,既怕辜负了孙中山的好意,得罪了宋家,又想到自己曾发誓不再续弦。如果娶了宋美龄为妻,怎么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夫人?何况宋美龄貌美如花,英气勃发,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如果让她嫁给自己这样一个生性古板、文气十足的中年人做继室,岂不委屈了?谭延闿一想到自己的母亲曾经受过的委屈,心里就痛苦不已。谭延闿左思右想,突然心生一计,他备了一份厚礼来到宋家,一进门就给宋老太太叩了三个响头,拜她作干娘,接着又认宋美龄为干妹妹。宋老太太有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不知有多高兴呀!早就忘了婚姻之事,宋美龄深受感动,更加敬佩谭延闿,孙中山这时当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为“干妹妹”做媒:谭延闿虽然与宋美龄未能成为夫妻,但这位干哥哥对宋美龄却关怀备至。宋美龄深受西方文化的教育,自然缺乏那种中国传统女性“大家闺秀”的风范,也没有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她生性好动,特别爱好骑马,经常向善于马术的干哥哥请教,谭延闿也悉心地指导这位淘气好胜的干妹妹。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宋美龄曾在叶挺处见到一匹好马,闹着要骑,叶挺告诉她,马刚购来,性子烈,还近不得人,宋三小姐很不服气,硬要试试,果然一走过去,马便狂暴踢人,不能靠近。宋美龄当时只得作罢,却丢下一句话:我唤我阿哥来,非骑上这马不可。这“阿哥”,不是指宋子文,而是指她的干哥哥谭延闿,两个人婚事不成后,认了干兄妹,关系好得不得了。果然,第二天谭延闿就陪着干妹妹来了,他走上去,那马居然不踢他,老老实实,任他在耳边轻言细语,谭延闿抚之拍之,慢慢说了一阵,说:行了。就招呼宋美龄过去,扶她上马,要她只管跑,宋美龄策马驰骋,马居然十分听话,再没有一点脾气,把叶挺看傻了眼。宋美龄对这位干哥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孙中山没能促成谭、宋婚事,这使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欢喜非常,于是,他乘着向孙中山汇报军校情况的机会,提出请总统关心部下生活。孙中山是明眼人,听完蒋介石所说的话,就知道蒋介石想娶的是宋美龄。在托宋庆龄不成后,孙中山自己给岳母写信,要她征求宋美龄自己的意见。宋美龄推托自己的年纪尚小,婚事以后再说。蒋介石自从在上海福乐利医院门前看了宋美龄一眼后,只要一有闲暇,他就去找宋美龄,又是送花,又是送求爱信,又是送美味佳肴,又是送衣服宝石。可是宋家诸人除了大姐宋霭龄赞成外,其他人都极力反对,宋美龄只好求助于谭延闿这位“畏三哥”,去做她家里人的工作。谭延闿在干妹妹的一再哀求下,首先去做宋老太太的思想工作。宋老太太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她对谭延闿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干儿子却十分满意。谭延闿见到宋老太太,大肆夸赞蒋介石年轻有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以前的不良习惯也改了许多,现在一心一意地只爱小妹一人,希望干娘能够成全他们。宋老太太开始并不松口,但经过谭延闿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后,她终于做了一些让步。但她要谭延闿向蒋介石传达她的两个成婚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要断绝与其他女人的婚姻关系,只能与她女儿一人结婚,保证爱她女儿一人;二是要受洗入教,因为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谭延闿向蒋介石转达了宋老太太的两个条件,蒋介石满心欢喜,当即表示答应她的要求。宋老太太有所松动后,当时宋家还有两人极力反对这桩婚事。一个是宋庆龄,她是反对小妹与蒋介石结婚态度最坚决的人,不过这时候,她因为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愤而前往苏联,不在国内。二是宋子文,他也极力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为了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次由大姐宋霭龄出面,请谭延闿再次出马去当说客。宋子文因才识过人,锋芒外露,早期初登广东政坛时,不免为国民党元老派所忌,不被时人重视,宋子文怀才不遇,颇感苦闷。独谭延闿慧眼识俊才,力排众议,从多方面加以提携照拂,宋子文在广东的境遇从此开始好转。有此一段恩缘,宋子文视谭延闿为恩师,并相互引为知己。宋有所求,谭无不照准;谭有所言,宋无不听从。因蒋宋婚姻搁浅,谭受霭龄、美龄姐妹所托,与宋子文单独面谈。经再三譬解,宋子文一改初衷,不但同意蒋宋联姻,而且应允去日本,帮助美龄说服宋母。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的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谭延闿作为蒋、宋联姻的介绍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为“干哥哥”选婿: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重新上台,不仅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两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有了更深的交往。全国“统一告成”后,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改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交往更加频繁。谭延阎的三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去蒋家。谭祥又名曼怡,聪明伶俐,年轻貌美,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辈分小嘴巴甜,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突发脑溢血,在病中他嘱咐泪眼朦胧的干妹妹宋美龄在青年军官中为他的三女儿谭祥择夫。谭死时刚好50出头,宋美龄为干哥哥的英年早逝痛哭流涕,发誓要不负干哥哥的临终重托。她在英雄配美人的原则下,着手为谭祥物色夫婿。在当时年轻将领中,以陈诚和胡宗南最为出色,而陈诚比胡宗南小两岁,此时的军功、地位以及政治见解都比胡为优,宋美龄与蒋介石一商议,决定选择陈诚做干哥哥的女婿。蒋氏夫妇找来谭祥,征询她的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答道:“军长。”谭祥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答道:“十八军。”谭祥表示同意。
      这时陈诚与原配吴舜莲虽没有完全破裂,但已没有感情,而与上海劳动大学的陈德爵有了一定的感情,但是没有结婚。1930年12月,陈诚从日本参观秋操回国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便向陈诚正式提起了这桩婚事。为使婚事顺利,并要陈诚解除和吴舜莲的婚约,断绝与其他女人的交往。
      1931年春的一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特地安排陈诚与谭祥同乘一辆去上海的火车。蒋派随从副官找来了陈诚,问他原配离婚手续是否办妥。陈诚回答已办好。蒋介石就介绍他与谭祥见面。指着陈诚说:“这是百战百胜的陈诚将军。”又指着谭祥说:“这是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谭小姐。”其实谭祥与陈诚在武原已经认识。自此以后,双方情投意合,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这时陈诚虽忙于在江西打内战,双方难得见面,但书信往还,使两颗爱慕之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1931年9月初,他俩商定双十节在南京结婚。
      谭祥嫁给陈诚,条件是正娶,可陈诚是有妇之夫,虽然陈诚说和吴舜莲已解除婚姻,但若没个正式手续,谭祥总觉得不放心,依法也说不过去,为防日后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先把该办好的事办好再说。谭祥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话,急得陈诚团团转,他可不想自己美好的婚姻因此化为泡影。于是连忙给在江西十八军军部的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打电话,要他赶快到南京,为他办好与其妹的离婚手续。
      吴子漪是陈诚在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时的同班同学,而且又一直得到陈诚的关照,随陈诚的升迁而官越做越大,由团军需主任、师军需处长升到军军需处长,一直占据着美差肥缺,陈诚可说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又怎么敢得罪他呢。他也知道陈诚与妹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而妹妹又不能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下,随着陈诚地位的不断升高,他们的婚姻破裂已是不可避免,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陈诚感激自己呢,这样日后还可从陈诚那里捞到一些好处。因此,到南京后,他爽快地答应回青田老家,劝妹妹与陈诚离婚。陈诚又另托吴家的亲戚,让当地德高望重的杜志远帮忙,终于使吴舜莲同意了办离婚手续,条件是“生不能同裳,死后必须同穴”。吴舜莲不识字,便由吴子漪代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又由吴子漪代为签名盖章。这些手续办完后,谭祥又要见吴子漪,在吴当面保证以后不出问题后,谭才放心。
      陈诚和谭祥正式确定婚期后,不料“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日军侵入东北,陈诚身为军人,乃决定推迟婚期。但“九一八”事变只是局部冲突,因而陈、谭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结婚,宋美龄作为双方介绍人,介绍了他们的恋爱情况,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延阎的弟弟谭泽阎主婚,证婚人为蒋介石。婚礼热烈而隆重。
      陈诚与谭祥结婚后,吴舜莲仍旧住在陈诚在青田高市的家里,照常侍奉陈的母亲,陈的母亲也仍将吴当儿媳看待,常说:“舜莲孝顺”。街坊邻里也仍把吴舜莲当成陈家媳妇。谭祥很重视名正言顺的名声,对于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义和陈诚的母亲住在一起不怎么满意,就怂恿丈夫陈诚带她回青田老家,并将陈母接到南京,和她一起住。对于吴舜莲,陈、谭二人商定在青田县城给她盖一座洋房,让她离开高市陈家。
      1935年4月,陈诚与谭祥以及他的弟弟陈敬修、弟媳庄秀慎一同回高市老家。到高市陈家后,谭祥雍容大方,和蔼可亲,邻里亲友都夸陈诚娶了个好媳妇,陈诚母亲也很满意,吴舜莲更自叹不如。过后,陈诚将母亲接到了南京,与他们住在一起,吴舜莲也离开了高市陈家,住进了陈、谭给她在青田县城所盖的小洋楼。谭祥正式取得了在陈家女主人的地位。
      后来陈诚扶摇直上,成为蒋介石的“三鼎甲”之一,并荣任台湾国民政府副总统之职,除了陈诚个人的军事才干外,与蒋介石、宋美龄亲自选定的这桩政治婚姻也不无关系。

      谭延闿的三大爱好:谭延闿在清末民初纷乱的时局中,纵横政坛达20年之久。谭延闿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如影随形地养成了三大业余爱好,即美食、书法和“马癖”。
      饱尝美食,不计健康:谭延闿曾以美食家著称,他专门聘请湖南烹饪大师曹荩臣为自己的厨师。1921年,谭延闿被赵恒惕逼迫,离开长沙寓居上海,为东山再起,酬酢颇多,那时曹已经在谭家掌厨。谭善饮健啖,对曹经常指点,曹对谭延闿的食性爱好也细心揣摩,不久,厨艺更加精进。北伐以后,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代主席、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地位显赫,常聚亲友在家饮宴。谭家名菜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豆腐、笋泥、鱼生等等。谭延闿宴客时,曹厨子常在帘后偷听客人对菜肴的评价,并按照他们所说的加以改进,使来客无不赞叹。
     曹荩臣做的菜,价格十分昂贵。如一桌鱼翅席,当时一般最多不过二三十个银元。有一次谭延闿宴请张学良派到南京商谈“东北易帜”的大员莫德惠,一席却花了100银元。莫吃了大加赞许,赏了曹厨子50银元,曹氏大喜,其名气越来越大。有人曾问曹:“为何你办的菜,价格比别人贵很多?”曹厨子说:“没有别的,只是选料不同。如别人炒一盘麻辣子鸡只用一只鸡,我炒的要用三四只,只取其胸脯肉;辣椒只取全红的,红中带绿的全不要,均先用猪油炸好,再下锅加盐酱等;出锅时鸡肉与辣椒大小、厚薄相同,红白相间,味美之极。价随值高,原是理所当然。”
     有一次胡汉民请客,谭延闿前往赴宴,胡汉明明知道谭延闿喜欢吃鱼翅,却大谈鱼翅没什么吃头,味同嚼蜡,谭心里不同意,也不反驳,应对的是礼貌场上的典型情态“唯唯诺诺”。可酒至半酣,不见鱼翅,谭还是忍不住,轻声央求胡汉民说:“给我来一盘嚼蜡如何?”胡汉民听后大笑,说自己早已预备,只是想逗逗谭院长而已,于是立即命人将鱼翅端上桌来,谭延闿才算吃得很开心。
      谭延闿很喜欢吃“神仙鱼”,“神仙鱼”做法比较特别,先用砂锅炖土鸡汤,然后在鸡汤上悬挂一条鲫鱼,用锡纸把砂锅和鲫鱼密封好,用文火炖3至4小时,让鸡汤的蒸汽把鱼肉全部蒸熟,并且一点点掉入鸡汤中,直到鲫鱼变成了一副空骨架,这样的鱼羹无刺,入口即化,味道异常鲜美。谭延闿即使在战场上,也要自己的伙夫挑着美食跟在身后,以便随时享用。
     谭延闿喜好美食,因此长得极胖。医生曾经多次劝他,多吃蔬菜,少吃美味佳肴,但他就是不听,仍我行我素。凡是找到医生,如果许他饮食自如的,他便认为这位医生通达;如果为他多立戒条的,他便以为不行。他说:“我以前已经吃错喝错,何必现在戒它,反令我痛苦呢?”有一位医生,曾经替谭延闿做过精密的诊断,结果告诉谭延闿说:“依你的病状,将来有两个死法:一、得急病——脑充血而死;二、由半身不遂而死。”谭延闿曾对当时担任立法院院长,而在蒋介石强权政治下很不得志的胡汉民说过医生所讲的这两个死法。并告诉胡汉民,假如由他自己选择的话,他必定选择第一个,如果半身不遂几年,未免太使他难堪了。后来不幸被谭延闿自己所言中。
      痴爱书法,妙绝天下:谭延闿一生爱好书法,从很小开始,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就在父亲谭钟麟的督导下,聘请名师,潜心练习书法。他父亲每天要他写一篇文章,一首诗,还要写大、小楷数十页。他的字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字的大家。他出任湖南都督后,向他求字写匾的人络绎不绝,使他的书法艺术有了更大的进步。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准备出兵侵占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声言将进攻青岛。谭延闿为避战祸,偕全家离开青岛,经潍县、济南、南京返回上海,住赫德路65号,以习字、作书为日课的主要内容,临麻姑仙坛记共20遍,写有长沙辜氏族谱序。从此以后,谭延闿的书法,以颜字为宗,直至去世之前从未间断,书法盖世,流传甚广,人皆珍之。
      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他有更多的空暇时间来写字练笔。1929年4月,谭延闿因病由南京赴上海休养,住进上海宏恩疗养院。在住院期间,他一边治病,一边临摹麻姑仙坛记203通,书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他的大字,气魄磅礴,古厚雄奇。黄埔军校大门上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大字,就是谭延闿书写的。南京孙中山陵园那座高大石碑,上面刻的“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十几个大字,就是出于他的手笔。他所写的端整寸楷,字字铁画银钩,一笔不苟。谭延闿替孙中山所写的“国父祭蒋太夫人文”和1918年8月为蒋介石父亲写的“蒋肃庵先生墓志铭”便是谭延闿楷书中聚精会神的杰作。至于谭延闿的行书,风神圆秀,更饶有晋人意味,现在传世有谭延闿手写的诗册,虽是信手写来,而落笔淡雅,实已“都成妙趣”。谭延闿正是以书法来陶冶自己的情操,排解自己的烦恼,抒自己备受压抑的心声。
      骑马观马,至死不变:谭延闿生平嗜好,除了品美食、写字做诗,便是骑马、看戏表演。谭延闿在年轻时,文墨之余,就喜欢骑射,蓄志武事锻炼。他幼年的老师黄凤歧就是一位文武兼备的角色。黄凤歧是安化县名儒,不仅是深谙儒学的饱学之士,也是精于武功、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他的硬气功堪称绝技,垒叠四尺多高的砖块,他一掌劈下,从上到下统统断成两截。谭延闿跟他除学习儒学和科举时文外,还学了一些武功。另外,谭钟麟任总督时。每日清晨,戈什哈都要去校场操练骑射。谭延闿也经常跟戈什哈一起骑射,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
     谭延闿在督湘期间,每天早晨出外骑马是他必备的功课,而且从未间断。他的马栏之中,都是天下名贵的骏马,有的以形状命名,有的以性能取号,有大小白龙、风云长、四颗珠等许多名马。毛色纯白的就称为白龙,铁青的就称为风云飞,黑色而脊背左右有两玉点的称为四颗珠。这些马肉满膘肥,毛光色润,配上锦绣的鞍辔,披上绣花的座垫,一手扶鞍一手扬鞭,蹄声得得,顿生一股澄清天下的志向。谭延闿特意为此雕刻了两枚章子。一枚章子上写着:“生为南人,不能乘船食稻,而喜餐麦跨鞍”;另一枚章子上则写着“马癖”两字,以表明对马的钟爱。
     谭延闿在第一次督湘时,还特意举办过一场别开生面的赛马比赛。他邀请各师师长及其副官、参谋、卫队到湖南省教育会场赛马。他亲自宣布赛马规则:跑完50圈决胜负。
     将官们一听谭延闿这文弱书生关心起骑射来了,感到好奇,都准时来会场凑热闹,胖乎乎的谭延闿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身着长袍马褂,步履迟缓,与赛马场的紧张气氛很不协调,一些将官们想出谭延闿的洋相,要他参加赛马,笑问:“都督是否赏脸露一手,让我们开开眼界?”
     谭延闿不假思索,说:“延闿既然邀请诸位赛马,当然要献丑,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将官军佐们一个个敏捷利索地骑上马,谭延闿在卫兵的搀扶下,几次才爬上马背。将官们见状,暗暗发笑。待司号员一声令下,众将官策马奔驰赛场。他们故意策马跑在谭延闿坐骑前前后后,把他夹在中间。他却稳坐马背,不紧不慢跑在中间。跑了20多圈后,一些将官军佐累得气喘吁吁,渐渐落后,陆续退出赛场。谭延闿此时却稳坐马背,策马向前,后来居上。跑到50圈时,场上只剩一匹白马,疾如风驰电掣,一直跑到终点时,大家才看清:端坐马背的竟是被卫兵扶上马背的“谭婆婆”!将官们不由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觉得这位“谭婆婆”高深莫测,不可等闲视之。
     1919年,谭延闿为了实现三度督湘的目的,在得到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支持后,亲赴零陵永州的军营,指挥那里的湘军与北洋军对抗。他每天都要出外骑马,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摆脱军营的空虚寂寞,在自然界中吸取力量,磨炼意志。
     在担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和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期间,虽然由于公务繁忙,没有多余的时间经常去骑马和观看马戏表演,但是,他偶而也会忙里偷闲,在政务和军务之余,骑马出外去散散心,或到郊外的马场去看看别人的马术表演。
     1930年9月21日那天,恰逢周末,他便抽空前去南京郊外的小营看骑马表演,由于看马的时间较长,体力不支,突发脑溢血,他急忙对身边的侍从和警卫说,他要马上去中山陵看看。侍从和警卫立即把他扶上汽车,车子开到中山门时,谭延闿已经不能言语了。侍从和警卫们只好调转车头,把谭延闿送回到成贤街他自己的家中。这时谭延闿早已失去了知觉,服药既不能,打针又不行,匆忙赶来的一大群医生束手无策,一直拖延到22日的上点,谭延闿不治而逝,享年51岁。蒋介石下令全国降半旗3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并派宋子文为其治丧办事处主任,拨治丧费1万元。1931年9月4日举行国葬。蒋自汉口赶回,亲往执绋,送葬于中山陵侧之灵谷寺,坟墓宏伟仅次于中山陵。

  民国头号美食家:谭延闿 去世时只有50岁,有种说法是他之所以早逝,完全是吃死的。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另一个身份—— 民国头号美食家。 
  在晚清和民国的官府菜中,以南北两大“谭家菜”为翘楚,北谭是谭宗浚家的私房菜,南谭就是谭延闿的私房菜。北谭后来家道中落,后人靠开饭馆维生,名气虽大,但菜品档次却低了,而南谭则一直是私房菜,档次极高。谭延闿 字组庵,号无畏,于是其私房名菜有“组庵鱼翅”、“畏公豆腐”等,尤其是那味“组庵鱼翅”,是谭延闿和家中名厨曹四一起“研发”。据说,由于谭延闿 太会吃,太懂吃,当年谭家聘请厨师,各地名厨争相应聘。风传谭家管厨房的管事不太地道,常克扣工资,厨师常常拿不到原本丰厚的工钱,但哪怕这般委屈,名厨们还是抢着去,只为了能在谭家下厨,就有机会听谭延闿的评语和点拨,哪怕只是寥寥数语,往往也受用不尽,学个一两年,就仿佛留学镀金,再出去立马身价陡增。 
  谭家名菜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豆腐、笋泥、鱼生等等。其中谭延闿 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叫“神仙鱼”,这道菜先不用去吃,只是做法就让人惊叹的了。先用砂锅炖土鸡汤,然后在鸡汤上悬挂一条鲫鱼,用锡纸把砂锅和鲫鱼密封好,用文火炖四小时,让鸡汤的蒸汽把鱼肉全部蒸熟,并且一点点掉入鸡汤中,直到鲫鱼变成了一副空骨架。这样的鱼羹无刺,入口即化,味道异常鲜美。 
  谭延闿一生不好色,唯独好吃,因好美食,一生颇多佚闻。他喜欢吃鱼翅,每顿饭必吃,而且非鱼翅不饱。有一次,谭延闿赴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不好吃,味同嚼蜡,谭延闿 也不多话。酒至半酣,鱼翅还是没有上桌,而此时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问道他时,他莞尔一笑,回答道:“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吃得多了,谭延闿 非常胖,他的医生曾多次劝他,要多吃蔬菜,少吃大鱼大肉。他虽然听,可忍受不了一餐无肉的日子。后来,他干脆把医生辞了。他跟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他到医院检查,医生把结果告诉他,然后说:“依你的病状,将来有两个死法:一是得急病,脑溢血而死;二是半身不遂而死。”谭延闿后来跟胡汉民说,“这个医生如果说的是真的,那我宁愿选择第一个,如果半身不遂几年,未免太使我难堪了”。谁知一语成谶。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 突发脑溢血,在南京逝世。 

     组庵湘菜:谭延闿还有一个特别嗜好,即美食。他是真正的美食大家。提到湖南菜,就得提到组庵湘菜。当年凡是从民国过来的湖南厨师,没有不知道组庵湘菜的,上了年纪的湖南食客对于组庵湘菜更是津津乐道,称其为“组庵湘菜”。谭延闿因其颇“好吃”,亦精擅食法。
      组庵湘菜是由谭延闿及其家厨所创立,组庵湘菜以“原材料选取精良、刀工处理精细、烹制技艺精湛、味道调和精准”的美食理念赢得了人们的青睐,被称为“湘菜之源”,谭延闿及其家厨所创立的享有盛名之“组庵湘菜”为湘菜中的著名系列和官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谭延闿自号组庵,被称作“民国第一吃家”。谭延闿的父亲就是一个吃家,这种机缘,造就了谭延闿在美食上的造诣,特别是对湘菜发展的巨大创新和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谭延闿,就不会有现在湘菜的面貌。直到今日,“组庵湘菜”还是湘菜中的著名系列和重要组成部分。
      谭延闿父亲任两广总督时,家厨以粤厨为主,大部分来自潮州。潮州以前是粤菜的一部分,后来独立出来自成菜系。谭延闿祖籍湖南,成长时期又受到过粤菜的影响,以至于在此后的日子中,他对湘菜的发展,以及粤菜与湘菜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湘菜本身厚汁重味,将粤菜的清淡香醇融入其中后,使组庵湘菜的味道更加鲜美,为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打下基础。
      组庵系列菜品的产生,主要得益于他的两位厨子,一位是江苏籍主厨谭奚庭,以烹调淮扬菜为主;一位是湖南籍主厨曹敬臣,以烹调湖南菜为主。淮扬菜清淡,湖南菜味重,谭延闿对这两个菜系的喜爱,为以后湖南菜和淮扬菜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来自江苏的谭奚庭,本是扬州一个盐商的家厨,做得一手好的淮扬菜。清代到民国初期,盐商富甲一方,也都喜欢吃,对家厨的标准也很高,挑选出来的家厨各个身怀绝技。谭奚庭本身对美食极有天赋,在盐商家里又获得了熏陶,厨艺自然精湛。盐商过世后,谭延闿花重金把谭奚庭聘为厨师。
      组庵湘菜之所以声名远播,原因有三:一是谭延闿的声名显赫。牟小东在《文人与烹饪》一文中写道:“再举台北的谭家菜为例,此谭家菜指的是曾做过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家的组庵菜。两湖富庶好几百年,难道就没有会吃的,但是谭延闿一出则不仅饮食考究,人以为宗,并且他死后多年某些人在台北开店,还以他为号召,菜品都冠上谭氏的名号,称为‘组庵鱼翅’、‘组庵豆腐’(谭延闿字组庵),并且称其厨师为谭厨,称其菜为组庵湘菜。真正给谭氏做过菜,经谭指点的曹荩臣弟兄(曹四、曹九)称为谭厨倒是名副其实,而有些人根本不沾边也自命为谭厨,纯系鱼目混珠。这与北京的谭家菜十分相似,现在谭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同志家菜的厨师,可以断言从未经过谭瑑青家属的亲传,更谈不上师承关系,如何能得谭家菜之真髓!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由于谭瑑青和谭延闿的地位声望高,为人所称道,所以由此而出名,否则再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谭瑑青或谭延闿,再有几碗好鱼翅,也绝不会享有如此盛名。”
      二是谭精于食道。谭每每在邀宾宴客之前,总是对厨师提出方案,并对菜单加以定酌。
      第三,则是厨师的作用。这里面有两个人。其一是曹敬臣(一说曹荩臣),曹是当年长沙名厨,他与萧荣华、宋善斋、柳三和、毕河清,及罗凤楼均为昔日长沙的郇厨名手。萧荣华开设飞羽觞酒楼在理向街,以烹制“锅巴海参”、“奶汤蹄筋”、“鲜花菇无黄蛋”、“火方银鱼”等肴馔驰名。宋善斋则在南门外麻家湾商余俱乐部主理厨政,擅制“红煨土鲍”、“口蘑干丝”、“奶汤鱼翅”等菜。柳三和经营三和酒家,拿手名菜为“素烧方”、“三层套鸡”、“七星酸肉”、“生炒肚丝”等。谭延闿和当年知事姜济寰对其甚为赏识,有请谭、姜者,非柳三和司厨不箸。毕河清在南正街大古道巷口置燕琼园酒楼,以“烧烤席”闻名三湘,创制“荷叶粉蒸鸡”、“鸡腿藕夹”、“三谷泥”(荸荠、青豆、黑枣)、“地菜烧野鸭”、“豆苗炒虾仁”、“红烧白鳝”等菜肴。罗凤楼掌勺于鱼塘街天然台酒楼,后创办天然酒家于东茅巷萧怡丰盐号旧宅,看家菜系“红烧乌元”、“红烧土鲍”等。曹敬臣则追随谭多年,由于他的烹调技艺超群,也摸透了谭的食好,在谭的烹饪总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能花样翻新,以致当年许多名流饕餮食后击节称赞,成为口碑。传说南京当时有云:“若要宴请谭院长,需先邀请曹厨师。”
      谭延闿仙逝后,曹敬臣回长沙,在坡子横街开设“健乐园”,以“组庵鱼翅”、“组庵豆腐”、“组庵鱼生”、“组庵笋泥”等组庵湘菜大事宣传,生意兴旺。抗战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宁乘汽车赴渝过长,长沙市商会左学谦在健乐园设宴为之洗尘,因而使健乐园声名更噪。
      其中一则轶闻:民国政府前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氏好食鱼翅,每餐必进,非鱼翅不饱,几至成癖。有一次赴某君招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之不足食,喻为味同嚼蜡,谭氏唯唯。酒至半酣,鱼翅未见上席,而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及谭氏时,谭莞尔以答曰:“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近年发现了组庵湘菜食单,写在当时长沙合生祥南货土产号用笺的十行纸上,记录了200余种组庵湘菜的用料与制法。后来又发现金声先生曾记录下组庵先生宴客的“乳猪鱼翅席”食单一份,抄录如下:
      四冷碟:云威火腿、油酥银杏、软酥鲫鱼、口蘑素丝;
      四热碟:糖心鲍脯、番茄虾仁、金钱鸡饼、鸡油冬菇;
      八大菜:组庵鱼翅、羔汤鹿筋、麻仁鸽蛋、鸭淋粉松、清蒸鲫鱼、组庵豆腐、冰糖山药、鸡片芥兰汤;
      席面菜:叉烧乳猪(双麻饼、荷叶夹随上);
      四随菜:辣椒金钩肉丁、烧菜心、醋溜红菜苔、虾仁蒸蛋;
      席中上一道“鸳鸯酥盒”点心;
      席尾上水果四色。
      席中的组庵鱼翅与豆腐,又是组庵湘菜的名肴。组庵先生中年以后牙齿不佳。所以组庵湘菜多以文火煨熇而成。煨熇也是湘菜的特色,煨是可以突出主料的原汁原味,质软汤浓,鲜香醇美,组庵鱼翅的柔滑烂透正表现了这种特色。至于组庵豆腐,则是将水豆腐和烂成泥,过箩筛滤,然后和以鸡茸打匀,上笼屉蒸至蜂窝状,切成骨牌状,再入鸡汤文火慢煨。这些菜都是配合他的牙口而制的。
      组庵湘菜系列中,最出名的当为“组庵鱼翅”(一说是“组庵玉结鱼翅”)和“组庵豆腐”。"组庵豆腐”一馔,据传发明创始人为杨翰(号息柯,宛平人,清末曾任永州知府,善书法,爱与文人学者往还,曾经手修复长沙贾太傅祠和定五台),谭延闿是继承了杨翰的豆腐制做方法,遂以发展的。
     书法成就: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洗清初书坛姿媚之态,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其行书功深厚,变化灵巧,笔笔中锋,笔锋于纸能藏锋力透,有大气磅礴之势,虽是前清进士,但其书法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被誉“民国至今,学颜者无出其右”。有论者云:“先生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
      谭的书风几经变化,弱冠时学赵松雪、刘石庵,继而师法鲁公行楷尺牍,兼学东武(杨肇),松禅(翁同龢),30岁专习颜书,参以钱南园笔法,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谭在上海养病,其间就临了203通。谭氏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其结构严正精卓,如贤者正襟端拱于庙堂,深得其神髓,令人钦佩。他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 “左不让右”。谭氏学鲁公书之外,则泛滥百家,兼涉篆隶,40岁后居广州,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极纵肆之奇,生平书学至此乃大变。谭延闿曾在1926年以行楷背临古帖诸如黄山谷、苏东坡、米襄阳、赵松雪、文衡山、祝枝山、董其昌诸家。谭临帖神速,笔画之工,人弗如也。
      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体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刘墉)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法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而谭延闿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谭延闿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国内民间所藏多集中于湖南。
      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
      谭延闿在年少时,书法即受翁同龢的赏识,翁在给谭的父亲的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于右任先生每论时人书法时必曰:“谭组庵是有真本领的。”马宗霍评其书云:“组庵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他的行书是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相互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乃似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阔疏朗,气势夺人处又似南园。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学养。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吸收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韵致。此谓百学不能至也。
      人物作品:谭延闿在末岁致力章草,访求石刻旧拓,想丰富书法的变化,力求寻找自己书法的表现语言,可惜天不假年,谭51岁病逝。谭延闿虽然未到人书俱老之境,然其法度俱存,为后世学书者所步趋。谭曾有《讱庵诗稿》、《组庵诗集》、《非翁诗稿》、《慈卫室诗草》,皆手稿影印。得者,读其诗亦可赏其书。有《中国历代书风系列·谭延闿书风》印行,堪称大家。
      江苏路七号,还曾经住过一位书法家。
      王苍,生于1900年,卒于1977年。原名王杏东,又名王澍,是民国时期青岛著名的书法家。因与清代书家王澍重名,又得汉印“王芲”,故晚年用此名。其祖籍一说为是山东牟平人,有作品佐证。一说是山东诸城人。
      王苍为岛城名士,是民国时期青岛著名的书法家,尤善石鼓文,篆籀,且善乐理,藏甲骨甚多,得之于诸城王氏,曾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山大迁至济南时,与黄公渚一道留在青岛,是一个极有道诣的学者或者说是国学大家。
      王苍早年执教于市立中学(青岛一中),授国文课,建国后在山东大学执教,主讲“禅”学,曾任古典文学系一级教授。其学养深厚,在文史之余酷爱书法,所书各体兼有,1946年青岛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举办的美术展览中就有其石鼓文作品展出。王苍对甲骨文、金文、乐律、国学有及高的造诣,且精鉴赏、富收藏,很多收藏捐献国家。他书作取法魏晋以上,格调高迈、天骨开张,属学者型书法,有大家风范,极具感染力,令人叹为观止。青岛老一辈的书画家、如张朋、冯凭、梁天柱等受其影响很大,无不佩服王先生的学养及艺术成就。据说,他是蓬莱葛家修的学生,善古琴,承诸城一派,是诸城派古琴的代表人物,专著《中国乐律史》(1964年油印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家郑珉中先生在1937年至1939年曾随先生学琴。惜生不逢时,因种种历史原因王苍的学术成就及书法艺术成就不被世间俗人所知,可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1958年7月学院迁济南,先生此时被打成右派,文革也未幸免,曾居住在青岛江苏路7号,(国民政府主谭延闿曾在此居住过)。王苍晚年向佛,是居士,孤身蜗居在不足10平方的房子里度过了充满希望的余生……
      1977年得知平反已是暮年,发还被抄文物,欣喜之余,把大部份捐献国家,其中所藏甲骨甚多……并把国家所奖励2000元,全部定购了古籍出版社所拟出版的古籍,想把毕生所学所藏进行整理,在有生之年出版。可惜天妒英才,所购书籍还没来得及相见,先生便驾鹤西归了,所撰专著更无缘出版,散落民间……据传,其兴奋过度,大笑三声而亡(脑溢血)。宋鲁有诗叹曰:修躯平发灰长杉,正襟直立寡言谈;动乱十年遭大劫,兴奋而殁归西天。
      杜大恺曾评价:“王苍精于声韵,学识渊博,以魏碑作行草,秃笔枯墨,风骨苍茫,惜哉因病先逝,名遂身寂。”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4.29

 

青岛老校的故事——总督府童子学堂(江苏路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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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老校的故事——总督府童子学堂(江苏路9号)
    德国总督府童子学堂位于江苏路9号,始建于1901年11月2日。创办之初,名叫 “胶澳总督府小学校”,只招收驻青德军的贵族子弟,学生仅有70名,教师不足10人。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校名相继改为“青岛市公立女子小学校”、“青岛市立江苏路小学校”、“青岛市会立江苏路小学校”。解放后更名为“青岛江苏路小学”,,1960年被确定为山东省重点小学,现在是青岛市实验小学。1999年校舍改造时保留了原有建筑复古的风格。在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获得特别奖经典电影《苗苗》就是于1980年在这里拍摄的。
     总督府童子学堂,德国建筑师贝尔纳茨设计, 皮科罗公司施工。建筑造型对称,大门设在中央,内凹的中段建筑体高于两侧配楼, 为二层。主楼南墙呈开放式,底层以数根直立石柱构成拱门,顶层配有中式雕饰的木制阳台, 建筑立面均由粗灰浮涂饰外面,东西两侧为较封闭的型体,拥有4间教室和教师用房。

      德国占领青岛后,从德国本土,及原在中国上海等地的德国人陆续来青岛发展,除公职人员以外,建铁路、修港口、开商行、经贸易等均有许多德国人,其中有些是举家来青岛的,带来了他们的子女。
      1898年,为解决德国人在青岛的子女读书,开办了德国童子学堂,就是德国小学。学校设在了原大鲍岛村,租用了几间中国民房开始上课。
      1901年,胶澳学务委员会正式接管这所学校,改称胶澳总督府学校,在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新建了校舍(今青岛市实验小学)。这所学校由政府建筑师贝尔纳茨设计。1901年建成,9月2日举行落成典礼,学校由大鲍岛移到这里上课。
      这所总督府小学校,由于当时在青岛的德国人还不多,因而校舍面积也不大。中央两层,西侧均为一层,一共有6间教室,还有6间办公室。
      从1902年到1907年,一直是只收德籍男生,原则上不招收异族以及混血儿学生。1907年以后,因为又建了一所更大的总督府学校(今广西路1号海军驻地),开始男、女生兼收。
      据1910年《青岛》一书记载:总督府学校是外观极其漂亮的建筑,学校前边是几处小操场和几株中国老橡树。学校的楼房大大高于亨利王子街路面,空气和光线都很好。现有学生约110人。
      学费预科为每年60元,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各为88元,第四年起为102元。多子女入学者,第二和第三个孩子的学费减半,第四个以上的孩子则免费入学。特殊情况可以减免学费。
      从其他记载来看,总督府学校男女同校,初级部学制3年,高级部6年。课程有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算术、代数、几何、历史、地理、自然、物理、化学、宗教、绘画、唱歌等。学生除德国人外,还有英、美、俄等国学生。

      学校门没有开,于是只得从网络摘取几张美美的照片......
 
      校门的一侧是民国著名政治家谭延闿的私宅......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4.29

 

江苏路上的名建筑——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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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上的名建筑——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江苏路是很长的一条马路,因此很少用脚步从一头丈量到另一头。其实有记录青岛老街的念头有很久了,也写了许多的游记,但对于走过整条江苏路还是很打怵的。而且,这条路上还不好停车。
    江苏路教堂的这批照片拍摄于两年前了。因为一直执拗地想要写成系列,所以它们就一直在我的文件夹里“睡觉”。今年五一因为工作的原因,终于有了步行江苏路全境的时间和兴趣,于是,照片们在沉睡两年后,终于出现在了我的博客中......
     沿着江苏路15号窄窄陡陡且蜿蜒曲折的楼梯向上,你绝想不到,一座绝世的精美百年建筑能够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等待着与你见面......
     面纱就要揭开了......
     江苏路教堂是青岛的一座基督教教堂,这幢中世纪古堡风格的优美建筑,是青岛最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建筑之一。教堂坚固厚重的墙壁、半圆拱形花岗岩窗框、陡斜的红色屋顶以及绿色尖顶的钟楼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用厚重的花岗岩垒砌的墙基凝重粗犷,使整个教堂的轮廓显得清晰简洁,给人一种宗教建筑特有的美感。
      青岛基督教堂是青岛一著名的宗教建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15号内小山丘上,东邻美丽的信号山公园。教堂始建于1908年,解放后为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使用。教堂1980年经整修后于同年11月2日恢复礼拜  ,成为“文化大革命”后青岛市第一个正式开放的基督教礼拜堂。该堂亦是青岛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青岛市基督教协会的办公地址。1999年5月1日起,基督教堂作为旅游景点对海内外游人开放,门票收入用于教堂开展各样事工。礼拜期间不接待游客。
      站在这里拍摄,角度不错......

  江苏路礼拜堂坐落于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15号,由德国胶澳总督府出资,于1908年4月19日奠基,1910年10月23日落成。当时作为旅青的德国信徒礼拜的会堂,不隶属任何差会或教派,不兴办任何附属事业,仅作信徒宗教活动之用。教堂所需经费全部由德国胶澳总督府供给,故又称“德国礼拜堂”。
      该堂建成后,由信义会柏林差会昆祚主持教务。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该堂自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籍传教士回国,该堂由在青岛的美国差会接管,供在青岛的外国信徒使用,又称“国际礼拜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以前该堂由青岛同善会德籍牧师主持,1942~1945年由圣公会使用,德国信徒和美国信徒分别在上年和晚上在这里聚会,直到青岛解放前夕。

       教堂由德国设计师洛克格设计。教堂由钟楼和礼堂两部分组成。大钟楼顶部为绿色铜片,大堂顶部为红色筒瓦,外墙底部为蘑菇石砌成。教堂顶部有高39.10米的报时钟楼,俗称“钟表楼”。登楼可观赏岛城的海天秀色。钟楼上的巨型钟表,给原本肃穆的教堂又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庄重。
      钟楼外部有三面墙上镶有机械报时钟表,青岛本地人因此而称“钟表楼子”。钟楼上钟表的机械结构仍是原来的,历经100余年仍能正常工作,准确报时。钟楼已游客开放,可以登钟楼内部参观大钟的机械结构。楼内悬着三口大钟,这些老钟都是1909年原装设备,至今性能优良。登上钟楼顶端,海天秀色一览无余,令人心旷神怡。每逢整点,悠扬的钟声就会在江苏路上空回荡,这浑厚的声音不知疲倦,辛劳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温暖着生活在周边的人们。



      基督教堂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古堡式建筑,风格凝重粗犷,线条清晰简练,坚固厚重的墙壁、半圆拱形花岗岩窗框、陡斜的红色屋顶以及绿色尖顶都给人一种宗教建筑特有的美感。教堂并不大,占地1000平方米,由钟楼和礼堂两部分组成,主要材料是花岗岩。钟楼高39.1米,在上面可以观看远处大海的景色,里面的礼堂宽敞明亮,能容纳1000多人,大厅高18米,两侧分为楼上楼下两层,装饰十分精美典雅,置身其中给人以神圣之感,不愧是完美的基督教建筑艺术的佳作。
  
 

      去的时候恰逢周日早上,教堂不要门票,向教众开放。实在不好意思在这种时候破坏宗教的庄严,在神圣的唱诗声中,我没有进入教堂内部拍摄,只好借助网络图片了......

     该基督教堂原来是为德国人聚会礼拜的场所。进入礼堂后,一眼便能看遍教堂,它没有天主教堂那样的富丽堂皇,内部布置的较为简单,教堂尽头有一圆形窗户,窗户前简单摆设着一个较大的十字架。堂内前方正中有祭台,祭台正上方是彩色玻璃拼成的大幅耶稣画像,祭台右侧是拾级而上的大理石砌成的高出地面约1.5米的讲道台,祭台左侧是施洗用的大理石盆。而与其他教堂有所不同的是,教堂中的管风琴是摆放在进门处的二楼。礼拜堂后方是唱诗楼。礼拜堂大厅排列着靠背与跪凳工体的长条凳,堂中窗户都是彩色玻璃拼成的教会历史故事画面。堂内设施布局被认为属信义宗的格调。




      1897年,德国强占胶澳地区后,德国基督教信义会(又称“路德会”)的柏林教会派传教士昆柞来青岛传教。昆柞在青岛身兼牧师和胶澳总督顾问二任,因此在“总督府”与“总督楼”(总督官邸,即今迎宾馆)之间选址营造基督教堂。教堂于1908年4月19日始建,于1910年10月23日竣工,历时近两年半。此教堂专供德国信徒聚会礼拜,故有“德国礼拜堂”之称。据传按此图纸修建的教堂在德国还有一处。1925年其全部教产转让给美国基督教信义会协会,于是基督教堂遂成为众多外国人进行宗教活 动的场所,故后来又称为“国际礼拜堂”。青岛解放以后,青岛市基督教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和基督教协会设于此处,从而,此处又成为中国基督教徒的主要活动场所。基督教(即新教)于16世纪从罗马公教分裂出来后,仍与天主教保持共同的信仰,并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
















































      钟楼内部......

    出于安全和文物保护的考虑,钟楼每次只能容纳十人参观。

      教堂前的广场平坦宽阔,四周绿树成荫,周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各种西式建筑,更加衬托出教堂建筑的宏伟。每当晨曦渐扩,熹抹东天之时,远山近树、绿顶黄墙在晓雾中时隐时现,此情此景,不由令人疑为身处异域。
 
 




      江苏路教堂建立在小山丘上,树丛中隐现钟表楼的绿顶。教堂西面即著名的别墅林立的欧洲人居住区。据记载,从教堂高低口望海湾,为当时亚洲最佳景观之一。
      在堂区院内建有二层楼房两幢。一幢是该堂的附堂,一幢是传教士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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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7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鱼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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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鱼台路

      今天来买火车票,准备5月2日出差。顺便踩一遍太平路。没想到发现了一条藏在闹市中僻静的小街巷——鱼台路。说实话,我这个住在广西路多年的老青岛,竟然没有听说过近在咫尺的鱼台路,也真是汗颜......
 

      被鱼台路所吸引,完全是因为眼前的这条石板小路。它能勾起所有老青岛人的儿时记忆......
      著名建筑师伊里尔沙里宁曾说过:城市是一本可以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目标和抱负。如果把青岛的市区比作一本打开的书,那么,“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就是书的主题内容,而石阶路就是内容中的一个个细节。石阶路延伸着这座城市的交通网络,也点缀着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景。
      据不完全统计,青岛老城区内有100多条石阶路(山头公园内的石阶路、企事业单位内的石阶路、通往住家户的石阶路、水泥台阶路均不包含其中),这些石阶路一般都是在通往山坡的主要道路上,或是在一些道路干线与之相连接的支路上,还有的则是构筑在一些背街深巷中。
      青岛的石阶路有条条不相同、路路不重样的特点。从建筑设计学来讲,其设计理念是以人为本,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直、或曲……一切都是随山而变,因地而成,风格独具,各有千秋。不一样的石阶路在不一样的地段上尽情张扬着自己的个性特点。
      石阶路的魅力当然毋庸置疑。尽管这些石阶路属旧青岛殖民统治时期的产物,但它对城市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却是不争之事实。这些石阶路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因岁月的脚步而愈见辉光。即便它们散落在山脚,流落于街巷,蒙尘于市井,也不会因其所在的位置而沉沦了它们的价值。因此,这些石阶路有许多陈迹可供觅寻,有许多故事可以挖掘,就连石阶路两旁的深院、老宅,也都夹杂着一种古老悠长的韵味。
      近百年来,几代画家、准画家们手持画夹,坐在石阶上,全身心投入地用画笔、色彩描绘着他们眼前的石阶路。几代摄影家冒着严寒酷暑,扛着“长枪短炮”,从不同的角度摄取自己心中的石阶路。几代史学家引经据典,苦苦求索,在石阶路上反反复复觅寻历史留下的斑斑痕迹。几代文学家伫立在石阶之上,手捧大师名著,数着台阶、算着级数,高声诵读着吴伯箫的“六十二级台阶之上”……
      诗人说,青岛的石阶路是一首小诗;画家说,青岛的石阶路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摄影家说,青岛的石阶路是一道风景;文学家说,青岛的石阶路是一篇美文;而史学家却说,青岛的石阶路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青岛的石阶路,在百年不变的脚步下,它默默承载的不仅仅是来来往往,你你我我……在百年历史的长河里,它静静流淌着这座城市不断进取的文明血液……这座城市的血腥与屈辱、自主与新生、崛起与繁荣、时尚与浪漫,都在这些石阶路上得到了见证。
      解读青岛,那就先从青岛的石阶路开始吧!
      如果把黄岛路归类为一条正式石阶路的话,它那6.8米宽的路面,可以称得上是青岛市最宽的石阶路。如果说真正意义上最宽的石阶路,应该属新昌路石阶路,石阶路宽为6.3米。最窄的石阶路是平原路12号丙至观海一路3号石阶路,路宽还不到1米。最长的石阶路是信号山支路石阶路,共有132级台阶。最短的石阶路是易州路石阶路,仅有2级台阶。坡度最小的石阶路是黄岛路石阶路,石阶与石阶之间的落差仅有3公分。坡度最陡的石阶路是苏州路23号至江苏路59号石阶路的第一段。藏在楼道里的石阶路是市场三路72号至沧口路41号石阶路、陵县支路5号石阶路。建在人行道上与马路平行的石阶路有城阳路石阶路、夏津路石阶路、李村路石阶路、济阳路石阶路。穿越铁路桥洞子的石阶路是新疆路至商河路石阶路。与水泥坡路相平行的石阶路是丹东路13号至登州路20号乙石阶路。与石板路相平行的石阶路有鱼台路石阶路、海底世界至金口一路石阶路。古力最多的石阶路是莱芜一路通往伏龙路的一条石阶路,六段石阶路上就有5个古力。延安一路至京山路石阶路是一条S型石阶路。台湛路至延安三路石阶路是一条Y字型石阶路。平原路12号丙至观海一路3号石阶路既是一条最窄的石阶路,也是一条呈L型的石阶路。临邑路至热河路石阶路中有一条是C型石阶路。李村支路石阶路、新疆路至商河路石阶路是丁字型石阶路。还有一条丁字型石阶路是在西鱼山上,位于金口一路10号至金口三路1号的路段上……
      相对来讲,小鱼山、观海山、八关山、观象山一带依山而建的别墅较多,石阶路也比较集中,仅西鱼山下就有10多条石阶路。而且,这里的石阶路与路边的文化名人故居一样,是青岛历史文化中浓重的一笔。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精英荟萃,名流云集。梁实秋、闻一多、老舍、朱自清、王统照、沈从文、洪深、吴伯箫、萧军、萧红、舒群等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青岛,踏上了这一条条石阶路……如今漫步其间,仿佛还能瞥见他们风流倜傥的儒雅身影。
      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多少个故事,多少个传说,都与石阶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代文人的风雅,一座城市的风光,一个时代的印记,已然嵌进了这些石阶路的层层缝隙。
      诗一样的石阶路,诗一样的人生……
      这些充满诗意的石阶路除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外,还具有一定的建筑学术价值。一位走过信号山支路石阶路的四川游客曾说到:“青岛的石阶路不像奉节老码头的石阶路那样,层层石阶一级连着一级。站在下面抬头往上一看,有压人之感,踏上台阶还没走上几步,精神上就被高高的石阶摧垮了。” 信号山支路石阶路是青岛最长的石阶路,132级石阶被分为十段,每段石阶路的中间隔有九段平道。如此分段的石阶路让陡峭的上坡有了渐进的过程,也让陡峭的下坡也有了一个缓冲的机会。“走在青岛的石阶路感觉不是很累。”当年的设计建造者也许没有想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竟被外地游客在无意之间一语道破。
      从现实意义上说,青岛的石阶路与这座城市的交通已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互为衔接,互为依托,条条石阶仿佛已嵌入城市的血肉之中,具体而细微;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青岛的石阶路又造就了这座百年老城的城市灵魂,就像一首乐曲中的一个音符,超脱而飘逸。

 

 



     连着三栋一模一样的小楼,像孪生姊妹,在青岛各具特色的别墅群中是很少见的......



 

 

      太美了,忍不住自拍......

 

      好大的泡桐树,怎么照也照不全......






      这座楼房从外观上来看,毫无特色可言。但走过正门,你就会发现,它的建筑别有特色。这不正是青岛著名的“里院”吗?

      在青岛,最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就是里院。这种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欧洲风格的建筑综合体,见证了青岛的百年历史。里院是由二到三层的木结构房子围成的一种院落,分为“口、日、凸、目 、回”五种类型。“里院”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体现,更是一种对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的反映。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传统的里院建筑正处于逐渐衰落和消逝中。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青岛自此建置。次年,政府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部进驻胶澳地区。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澳地区,并于1898年3月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自此,胶澳地区沦为德国殖民地,德国开始了对青岛16年的殖民统治。德国的殖民统治对青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占领青岛后,德国人将青岛城市功能规划为军事基地、港口和商贸中心城市,并于1900年编制了《青岛城市规划》,将青岛划分出华人区和欧人区。华人区主要包括大鲍岛区、台东区和台西区三大部分,其中大鲍岛区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对大鲍岛地区建设之前,德国殖民政府将原有的建筑设施全部拆除,把土地划分成小块进行拍卖,准备筹建大鲍岛新的中国城。当时,诸如工人、农民、渔民、小商贩等青岛底层市民大部分都集中在大鲍岛区。由于受德国殖民者的城市规划及商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此时的商业区发展迅速,人们对居住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变化,里院建筑就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成为了当时一种独具青岛特色的民居形式。
      里院建筑是中西结合的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城市文化在民居上的反映。青岛德式建筑的样板——迎宾馆,老的市政府等众多建筑对里院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非常巧妙地将西方的建筑风格“主动拿来”,并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符号,形成了独特的青岛本土里院建筑形式。里院建筑大多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建筑形式上来看,属于院内天井式居住院落,单体建筑多为两层,也有三层或四层的。由于青岛地势起伏较大,里院顺地势而建,高低大小不一,造型上也各不相同,有“口,日,凸,目,回”等多种造型,院落形式上有独院,两进院,三进院,套院等等。里院建筑多为临街而建。受西方商住式住宅风格影响,里院临街立面多采用传统的三段式设计,一层窗台以下的墙基多采用青岛出产的花岗岩斧剁石砌成,窗台以上以黄色墙面为主,并装饰有精美多样的山花和线脚。屋顶采用红筒瓦铺成的坡屋顶,屋顶外檐会设置排雨槽,与粗瓷质排雨管相连接。屋顶局部建有山墙,并开有天窗,达到了很好的采光效果。街道与内庭院以门洞相接。
      里院建筑,如同大社会中的小社会一般,如同传统的北京四合院一样,形成了传统的居住方式和市井文化。人们在居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亲切、和睦、富有人情味的市井生活,形成了青岛独特的“里院文化”。同时,里院建筑内向性的空间布局也为丰富多彩的“里院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外部空间到内庭院,再通过内廊进入居室,这种由开敞空间到半开敞空间,再到私密空间的渐进空间序列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交流途径,形成了邻里间家庭式的友好关系。里院居住人口众多(根据青岛市社会局1933年的统计,当时青岛共有里院506处,房间16701间,住户10669家),内庭院为居民的娱乐活动提供了场所。白天,家庭主妇在院里做家务;晚间,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回到家里,吃完饭后聚在灯下打牌,聊天。

      满满的爬山虎......



      曲径通幽......

 

 





 

 

 

      与太平路相接......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4.30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太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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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太平路
      这篇文章是我博客中拖延时间最长的了。临时起意准备写写青岛的老街,就是那天在春寒料峭中看到太平路2号育才中学开始的。或由于懒得起床,或由于担心无法停车,或由于心情欠佳,反正来回多次,都没有走完全程。直到今年五一,来购买车票,原计划的行程又被取消,于是,终于在晨光中,完成了任务。于是,这篇文章中的照片就有了2015年的初春、2016的夏日以及刚刚的2017五一......
       太平路是青岛市最早的道路之一,它见证了老青岛的百年沧桑,也同样守望了百余年的潮起潮落。

       1892年胶澳总兵章高元在青岛村(现在太平路9号一带)前建立了总兵衙门,又在西面不远的海边建造了一座货运码头(现在的栈桥),两点之间于是有了一条简易的土路,当时还没有路名。1897年,德国侵略军占领了青岛,在随后的统治期间,对这条无名土路铺了沥青路面,并为它起了一个名字,以德国皇帝威廉的名字命名,叫威廉皇帝海岸(威廉路)。从此这条路有了第一个名字,由德国人起的德国名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日两国在青岛交战,日军打败德军,占领了青岛。日本人把这条路改名为舞鹤町。于是这条路又有了第二个名字,日本人起的日本名字。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了青岛的主权。第二年把青岛所有带殖民色彩的路名全部废止,并为这条路起了一个名字——太平路。自此,这条路有了第三个名字,中国人起的中国名字。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冲击青岛,造反的人们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鼓动下,把太平路的名字改为了东方红路。于是这条路有了第四个名字,带有文革政治色彩。但太平路最终还是叫太平路,俗称前海沿。

  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海滨大道,沿着美丽的青岛湾向前延伸。它东起莱阳路(会前路)和大学路路口,西到贵州路和朝城路路口,全长1919米,来青岛到栈桥、第六海水浴场、天后宫等景点都要到太平路上走一走。太平路现为海滨主要旅游区之一,自西向东先后贯穿西陵峡路、郯城路、河南路、中山路、兰山路、浙江路、安徽路、青岛路、江苏路、大学路。路南侧为青岛湾,湾内有栈桥海水浴场;路北侧为西式或中西合璧式楼房,有机关驻地和部分居民住宅。沿路有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青岛第十二中学)、华天大酒店、青岛市自来水公司、栈桥公园、华能宾馆、青岛日报社、栈桥宾馆、太平路小学、青岛市民俗博物馆(天后宫)、青岛市人民会堂、青岛育才中学等。
     我们且先顺着海边从太平路2号说起......
       太平路2号:有资料显示,当年在太平路的最东段的南面是青岛市立女中,“该校建于1934年,主教学楼主体高3层,平面呈‘山’字布局,屋面采用红瓦折坡形式,两侧外部突出部分有斜山墙……”这就是现在太平路2号的青岛实验初级中学。经过多年的数次改建,现貌已经改变了很多。据说当年在这里任教的教师好多都是知名人物。陈翔鹤、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等都曾在市立女中任教。
       1938年,日本又一次占领青岛,强占了这所学校.1945年日本投降,学校又被美军占用.1946年秋天,女中终于迁回了本属于自己的校址.1949年6月后,女中改名为青岛市立第二中学.学校有两个校院,分别是太平路2号和太平路6号,中间隔着太平路4号前海污水处理站和一条十几米宽的明沟.2号是本院,楼房,6号是分院,平房.1974年,校舍改建,填平了明沟,拆除了分院,扩建了本院.1999年,在崂山区苗岭路建了新校舍,高中部迁过去,留下了初中部.2000年,进行所谓体制改革,把初中部改为青岛育才中学,与二中分离,2010年,育才中学名字废止,12月起,改名为青岛实验初级中学,至今。
       这是一所声震岛城几十年的名校,岛城无数的尖子生梦寐以求的地方。后来,它的高中部搬迁到了崂山区松岭路,这里只剩下了初中部,但它们都继续着自己的辉煌历史。直到近几年来,超银、青大附中、实验二中等学校崛起,渐渐掩盖住了它的光芒。


       太平路4号(1903年德国人建的污水处理泵房):紧挨着青岛市实验初级中学西侧的太平路4号是栋1层的小房,带着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格,大斜坡的牛舌瓦屋顶下有花岗岩的檐边,淡黄色的墙面上有几个上拱下方的气窗,花岗岩筑基。很多老青岛人都知道,在这一个历经百年风雨的德式建筑内,是一处默默地为周边居民服务的污水处理泵站。德国人在太平路沿海一带建立了欧人区,住的人多了,就有污水要排放,于是德国人在先铺设了下水管道后,从1898年开始铺设污水管道,并建了四个污水排泄泵站,1903年在太平路4号建的这个泵房就是其中之一。房子虽然不大,却带着欧式色彩,一百多年还立在太平路上。

 



      太平路青岛湾畔(1901年德国人建成的海岸护坡):从1897年德国人占领青岛开始,德国人为了防止海浪冲击他们修建的海滨道路,在沿海一带修筑了长长的海岸护坡,总长度有3.3公里,其中太平路海岸护坡近1.5公里,1901年建成。德国人建的这条海岸护坡,全是用大块的花岗岩砌成,筑起了6米多高的大斜坡。








      太平路10号(1892年清代货运码头——栈桥回澜阁):1892年,章高元总兵到胶澳来,另一把火烧在了衙门西面1.5公里远的海边,他请人设计了一个货运码头,建造好后,需要运输的东西就从这里装卸.那时栈桥上还没有回澜阁。1931年,青岛市政府对栈桥改建,在桥头建起一座亭子,取名回澜阁。栈桥渐渐改变了它的功能,由货运变成了游览,今天成了青岛著名的旅游景点。 



     太平路12号(1902年德国人建的"唧筒"——海水提用泵房):在栈桥外面公共卫生间旁边有一座小房子,它也有门牌号,是太平路12号。这是德国人大约在1902年建造的,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德国人为了用水洒路面,建了这么一个泵站,把海水抽上来,再灌到马车上,马车拉着海水去泼洒路面.德国人叫它唧筒。


        青岛第六海水浴场: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在前海栈桥之西,毗邻火车站,又称“栈桥海水浴场”、“太平浴场”。离青岛火车站只有几百米的距离。缱绻于六浴的海岸线是美的享受,这里是青岛最美的地方之一,既有栈桥这样闻名的景点,也有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这些风情不一的元素随着大海的弯曲曼妙,丰富着城市的想像,丰盈着城市的格调。该浴场面积较小,可同时容纳上千游客戏水。沙滩的沙子大部分是新换的,沙质细软,尤其适合沙滩嬉戏。第六海水浴场距离小青岛即琴岛不远,每到晚上琴岛上的导航灯光影与浴场波光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如痴如醉的夜景。





      到这里,太平路的南向的建筑就截止了......





 
      再回到太平路的东面,从北向的门牌号说起......

      这里能看到常州路监狱博物馆的尖顶......
 

      太平路9号(古青岛村遗址和1892年建造的胶澳总兵衙门):早在清政府建立胶澳衙门之前,青岛村的村民就生活在这个海边的小渔村,随着德国占领军的强迁,青岛村的房屋都被拆毁,现在我们只能站在这里,追溯远去的历史。1891年清政府设胶澳衙门.第二年,章高元走马上任,被封为胶澳总兵.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把烧在青岛村前,章总兵先建造了办公的衙门,规模不小,相当于一般的府衙.这座建筑应当算是青岛最早的政府办公楼吧.1897年后德国人在拆毁青岛村的民房时,只保留了胶澳府衙和不远处的天后宫.德国人没有拆除清朝府衙,倒是中国人自己把它毁掉了.1959年,为了建一个会堂,把胶澳衙门彻底清除了.现在想想,真是莫名其妙,那时青岛有多少空闲地呀,在哪里不能建会堂,非得拆了老衙门,把会堂建在这里.今天,能够感受到这段历史的,只有幸存的几棵老树了.青岛市人民会堂,青岛老百姓都叫它新建礼堂,现在它的西面还有几棵老银杏树,至今枝繁叶茂.在做功课时,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说除了老银杏树外,还有一棵老杨树,我围着会堂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它的踪影,询问里面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回答是没听说过,就要失望的离开时,又顺便问了问门口的一位保安,他告诉我,是有一棵老杨树,不过早已死了,但还有一枝幸存的小树枝已经从地里长出来,他还领我走到那棵小树苗前,告诉我这叫白背杨,因为叶子的背面是白色的,还翻给我看.老银杏,小杨树,你会讲述青岛村的故事吗?还记得胶澳衙门的故事吗?



      比起去年来,这里多了青岛的新建筑——地铁站......




    太平路11号(一座至少六十多年的老建筑):在胶澳衙门几棵老银杏树旁边,有一座老建筑,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从它所处的位置和建筑风格来看,也是至少六十多年前出现的,也许它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这是一栋2层带阁楼的别墅。大斜坡的牛舌瓦屋顶下有红色木质的檐边,艳绿色的墙面,花岗岩筑基。小楼的正门在南面的中间位置,门墙有两根立柱,支起的门廊,上方是长方形露台,露台的后墙面的顶端有漂亮的山墙,山墙上有半圆形的气窗。小楼的东面延伸出一栋二层的平顶小楼,小楼的二层3个窗户的顶端连城一条弧线,非常别致。





 

    太平路13号(毕娄哈旧宅):这是栋3层带地下室的小楼,据说设计风格为现代摩登式,平顶,蓝色的墙面,花岗岩筑基。平面设计采用了前后错位的手法,东侧的前凸部分每一、三层设有3扇均匀排列的窗户,二层设有长方形的露台。每层窗户上方都有凸出的横线条装饰。该楼曾经是毕娄哈的旧址。作为一名德国建筑师,毕娄哈在青岛留下了许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弥爱尔教堂;然而,相比于其它作品的繁复华丽,毕娄哈为自己设计的私宅,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

 

 

      太平路17号(太平路小学):资料显示该校于1933年1933年由青岛市政府出资建造,初建时名为青岛市市立太平路小学。当时为一座两层楼房,楼里有16间教室和一个大礼堂,还附设一个幼儿园。经过数十年多次的改建,已经看不到校园最初时的样子了。据说当年这里非常有名, 1934年,宋美龄来青岛,由市长沈鸿烈陪同,参观了这所小学,还和大家合了影。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它,把小学改为兵营,学校被迫停办,师生都迁到了江苏路小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又把小学占用。1946年收回后,秋季开学了。1947年,小学改名为市南区太平路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6月后,定名为青岛市太平路小学。后来在改建时楼房又加了一层。

      太平路19号(始建于明代的天后宫):太平路小学旁边就是一座庙宇,叫天后宫,是供奉天后娘娘的。明朝成化三年(1467年),胡家庄的胡善士捐出了这片土地,修建了天后宫。所以说,先有天后宫,后有青岛市。从那以后,先后有六次修缮扩建,最近一次是在1977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后,重新修复并对外开放,从收费参观到现在免费游览。

      太平路21号(天后宫附属建筑):在天后宫西侧,有一个很窄的院落,现在称作天后宫天街艺林,里面都是卖旅游商品的。
 

 

 



      太平路23号:1929年建的日本商人坂井贞一的住宅。这座老建筑现在被列为青岛市"历史优秀建筑",设计师为日本人三井幸次郎,而它的主人坂井贞一是个日本商人。这是一栋日占时期的房屋,建筑采用了仿木结构,楼体为自由式布局,不对称立面。屋顶体现了欧式风格的特点,两侧置大山墙,上覆双面坡屋顶,山墙上开窗,墙身上刻有木架的装饰。屋顶正中开折页式老虎窗,屋面上覆盖红瓦。砖石墙面。在山墙的下方各有一个长方形露台,露台的围栏设有圆形套4瓣花的装饰。楼底为花岗岩筑基。门在小楼的两边,下设踏步台阶,上方置弧形阳台。建筑的周围以绿树环绕,营造出了一种惬意的生活状态。









      太平路31号:是栋地上3层地下1层的建筑,采用对称式设计手法,大斜坡红瓦屋顶上有数个三角形的老虎窗。立面为石基粉墙外廊式,属于德国青年风格派。平面为条形布局,大门在临街的南面,大门的顶部是漂亮的山墙,山墙上有花草纹装饰,有椭圆形的气窗。窗台、勒脚嵌有花岗岩石条,整个建筑没有繁琐的装饰,设计简洁明快。据说这里是亨利王子酒店旧址,它是青岛最早的高级饭店。建于1899年,由德国建筑师库尔特·罗克尔设计。







 

 





 

      太平路29--31--33号(1899年--1911年德国建筑亨利王子酒店):太平路31号建于1899年,由德国建筑师库尔特·罗克尔设计,德国公司施工,建筑风格是德国青年派。建好后,取名亨利王子酒店,它是青岛最早的高级饭店。1911年,德国人又在亨利王子酒店东西两边增建了两座建筑。东边的是太平路29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年拆了老建筑重建的新建筑,叫泛海名人大酒店。西边的是太平路33号。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些年拆了老建筑重建的新建筑,叫青岛日报社。只有中间的太平路31号保存下来,现在把亨利去掉了,加上栈桥二字,叫栈桥·王子酒店。1938年,日本侵略军把它当作司令部,后作为日本总领事馆。美军曾作为宪兵队驻地。








 







      太平路35号(刘子山房屋):这座楼原是青岛富商刘子山建的,后来赠与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做办公大楼。1949年后,中共青岛市委在此办公,被称为市委大楼。上世纪九十年代,青岛市政府东迁后,这座大楼被拆,建造了华能大厦。





        太平路41号(礼和商业大楼旧址):1902年德国建的礼和商业大楼离青岛的标志性建筑“栈桥”很近,该楼建筑面积1513.09平方米,地上二层,专地下室和阁楼,砖石木结构。花岗岩砌基,墙体为多孔沙浆抹面,中轴线对称,立面中间的二层部分,采取了内凹的形式,作成宽大的阳台,可以观赏海景。两翼屋顶隆起山花.二三及屋檐有凸起的装饰线,折坡屋面。沿街墙面外突,中间顶部起山墙,长方形窗户上方作拱券式窗套。整体结构严谨,朴实庄重。
       就纯粹的商业价值而言,栈桥用于航运码头的时间很短。但也就是在最初的几年之中,栈桥和与栈桥码头相连接的铁路线,吸引了众多洋行在周围地区市街的房地产投资。相关的资料显示,1904年前后,沿威廉皇帝岸街区的建筑已全部完工,这些建筑主要是驻青岛的各贸易分公司盖起的住宅楼和商厦。在不违反政府规划法规的前提下,洋行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土地,一栋连着一栋,有层次地形成了完整的街景。也就是在1904年,随着大港的建成,货船不再停泊于栈桥码头。很快,栈桥附近的商厦便失去了其重要性。新建的大港与栈桥码头相距4公里,拥有较大的仓库和起重机,以及铁路。同样重要的是,原位于栈桥码头的海关亦稍后迁往大港附近的新办公楼,这也引发了各商号在新港区的新一轮较大规模的建房高潮。随着港口的西移,此前由火车站延伸至栈桥并直接与山东铁路相连的铁轨被闲置,随后于20年代被拆除。
        实质上,在今天的前海栈桥附近,礼和商业大楼已几乎是仅存的洋行建筑,成了一度的商业辉煌与光荣的诗意化和历史孤迹。资料显示,礼和公司是德国在中国最大的一家贸易公司,分别于1866年在香港、1877年在上海、1862年在天津和其他许多城市设有分公司。人们相信,与上海或香港这些商业都市相比,青岛只是一座年轻的贸易城,因此,礼和在此设立的只有一家小规模的分公司。
       1938年日本占领青岛后,汉奸组织新民会曾在这里待过,为日本东京建物株式会社青岛出张所。1945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1949年后,这里曾是太平路小学分校,后来独立出去,改为河南路小学,这座楼用作办公楼,再后来把河南路小学拆掉了,只保留下这座楼,现作为超市使用。
     在20世纪初的商业繁荣年代,先后在青岛设有分支公司的洋行德国有太隆、礼和、禅臣、古德、德孚、美最时等十几家,英美有怡和、德士古、麦加利、亚细亚、美孚、太古、颐中、卜内门、方羊泰和汇丰等。此时,驻青岛的各国洋行都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经营方式大同小异,多是依靠自由港的关税优惠条件,以低价收购中国的土特产,运往世界各国,然后再将各国工业成品运到青岛销售。进口商品有钢铁、机器设备、五金器材、化学染料、橡胶、木材、化妆品、摩托车、拖拉机等;出口商品有花生、生油、猪鬃、牛皮、冰蚕、蓖麻、芝麻、杏仁、乌枣、核桃、大麻、草辫等。客观地说,欧洲和美国的各种比较先进的工业制成品通过自由港大量进入青岛,对这个年轻的贸易城的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提升和加快,无疑大有帮助。
     海关当局1905年12月2日颁布的青岛德境以内征税办法章程规定:凡货物由水路出入德境,除免税各物不计外,其进出口时应照税则完纳税项。如欲领有运照,将洋货运入内地,另应按照条约交纳运入内地半税。土货运出内地亦应照办。章程规定:征税事宜须以中国通商各口新关办法为率,至查验货物等事均归海关关员随时经理。船只应呈海关之舱口单、货物清单,照所载章程办理。此项单据须由船主开具画押。如此单内有漏报等弊,惟船主是问。或由代理该船之商人代为开具单据画押亦可。船只除民船停泊平常之处不计外,其余各船先应将舱口单呈验海关,方准预备卸货。该船如停泊在划定无税之区地以外者,犹应禀请海关发给准单,方可卸货。凡在划定无税之区地以外欲将货物上船、下船者,即应详细声明在于何处起卸。我们看到的这份德境征税办法同时规定:通行免税的机器厂之全副配件以及机器各分件、制造厂所用家具、机料暨各种农器与建盖衙署以及各等工程的木料、器具运到时,亟应赴关呈交保结,填注该货价值,并须担保确系德境内应用之物,方能照免。嗣后若有运入中国地界之处,应报关完进口正税,否则按照保结上所注之情节,照应完税数两倍罚充入官。
     史料记载,1901年至1906年,青岛输入的棉织品、棉纱、针织、火柴、砂糖等价值6730法郎,占进口总额的88.5%。1899年时,课税收入3.6万马克,到1913年迅速增加到720万马克,比1899年增长200倍。就此,一个短暂的初始性贸易与财富帝国时代,在青岛,在威廉皇帝岸,在霍恩措伦路,在斐迭里商业大街,出现了。 




      太平路61—75号(老建筑):这里是太平路西段,一二百米长的路上,都是1949年前的老建筑,路东是大海,路边花园里的几个楼是后来建的,只有西边的房子展示欧式风情。
      太平路61号



      好美的一处小院落,几栋风格各异的小楼,曲折的鹅卵石小径,郁郁葱葱的树木......








      老青岛的石围墙......
      青岛外事职业服务学校(青岛12中):始创于1927年9月冠县路青年会,名为“青年会夜校”。1929年迁会址浙江路9号。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1946年恢复,更名为“青岛基督教青年会附设补习学校”。1947年改为“青岛市私立初级青年中学”,隶属于当时的青岛市教育局和基督教青年会。

      老青岛的路牌,儿时的记忆......
      太平路的西头,再往前走就是贵州路了......







      落英缤纷......




      街头的一处小公园......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5.4-2017.5

 

青岛老校的故事——胶澳商埠公立女子中学( 太平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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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老校的故事——胶澳商埠公立女子中学( 太平路2号)
  胶澳商埠公立女子中学始建于1925年,她是从一所小学(现江苏路小学)内设女子中学班发展而来的。第一批录取的学生共有25人,校长是连索兰卿女士。1926年(民国15年)秋开学又增加一个女子中学班,学生增至45人。由于班次的增加,小学内已容纳不下,于1927年8月(民国16年)将女子中学班迁出,设公立女子中学校,校名为"胶澳商埠公立女子中学"。暂租用观海二路民房(现观海二路25号)为校址,校长由国文教员李岫华女士担任。
  因班次的不断扩大,1928年(民国17年)7月,由胶澳商埠政府拨湖南路14号官产一处(现湖南路31号)为校舍。共有三个教学班,67名学生,职员5人教员7人。
  1929年秋(民国18年),因青岛市政府成立,校名改称为"青岛特别市市立女子初级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共计9人。
  1930年秋(民国19年),学校迁至莱阳路26号(现太平路2号青岛育才中学)。该校址原为私立青岛中学校址,系刘子山先生捐赠的市产,内有教学楼一座(原校本院的北楼已于1993年拆掉)。迁校后,学校增设高级班,学校改名为"市立女子中学",学生已达290人,各项设置亦有所增加。
   1933年(民国22年)因学生逐年增加,办学规模日益扩大,新建教学大楼一幢(原本院西楼2000年春拆掉);大礼堂一座;教职工宿舍30余间。教职工26人,高中学生69人,初中学生176人。当年初中毕业学生33人;高中毕业学生(首届)11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青岛市各级学校全部停顿。1938年1月10日(民国27年)日寇登陆,青岛沦陷。1938年1月17日日寇同汉奸成立了伪青岛治安维持会,19日在维持会内成立了教育筹备处。当时市立女中(莱阳路校址)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学校迁至朝城路小学校舍暂作市立女中校址,任命连索兰卿为校长,并改校名为"青岛治安维持会会立女子中学校"。当年考试招生183人,9月开学。
  1939年(民国28年)伪青岛特别市公署成立,对市、乡、区各级维持会学校一律改为市立。"青岛治安维持会会立女子中学"由此改称为"青岛特别市市立女子中学"。
  1944年8月(民国33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之后。日伪当局为了便于管理起见,把教会办的圣功女中、文德女中收为市办。圣功女中改为"第二女子中学",文德女中改为"第三女子中学","青岛特别市市立女子中学"改为"青岛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址仍在朝城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了青岛,恢复了抗日战争前设立的教育局,并对日伪时期的学校进行接收。接收后将市立女子第一中学的校名恢复为抗日前女子中学的校名,即"市立女子中学"。1946年11月,学校迁回莱阳路26号(现太平路2号),当时学生已经增至23个班1427人。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6月3日军管会接管小组接管学校。接管小组由王恒珍、王玉珍、林静三人组成,王玉珍为接管组组长。1949年6月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马保三任命迟欣圃为校长、罗芒为副校长;王玉珍为教导主任、王景娴为教导副主任;杜祝三为总务副主任。接管后,市立女子中学与校址在大学路(原镇台衙门)的崂山中学合并,大学路校址改为学校分院,从此初中开始有男生。学校为三三制,高中9个班(全部为女生),初中21个班,学校共有1525名学生,其中女生1250人。校名为"青岛市立第二中学",1950年秋改名为"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沿用至今。
      当年在太平路的最东段的南面是青岛市立女中,“该校建于1934年,主教学楼主体高3层,平面呈‘山’字布局,屋面采用红瓦折坡形式,两侧外部突出部分有斜山墙……”现在太平路2号是青岛实验初级中学。经过多年的数次改建,现貌已经改变了很多。据说当年在这里任教的教师好多都是知名人物。陈翔鹤、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等都曾在市立女中任教。
       1938年,日本又一次占领青岛,强占了这所学校。1945年日本投降,学校又被美军占用。1946年秋天,女中终于迁回了本属于自己的校址。1949年6月后,女中改名为青岛市立第二中学。学校有两个校院,分别是太平路2号和太平路6号,中间隔着太平路4号前海污水处理站和一条十几米宽的明沟。2号是本院,楼房,6号是分院,平房。1974年,校舍改建,填平了明沟,拆除了分院,扩建了本院。1999年,在崂山区苗岭路建了新校舍,高中部迁过去,留下了初中部。2000年,进行所谓体制改革,把初中部改为青岛育才中学,与二中分离。2010年,育才中学名字废止,12月起改名为青岛实验初级中学,至今。
     这是一所声震岛城几十年的名校,岛城无数的尖子生梦寐以求的地方。后来,它的高中部搬迁到了崂山区松岭路,这里只剩下了初中部,但它们都继续着自己的辉煌历史。直到近几年来,超银、青大附中、实验二中等学校崛起,渐渐掩盖住了它的光芒。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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