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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西山石窟·药房洞和古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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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西山石窟·药房洞和古阳洞
  龙门石窟·药方洞:药方洞在龙门西山奉先寺和古阳洞之间,开凿于北魏晚期。窟门两侧所刻之古代药方,共一百四十多个。因窟门两侧刻有古代药方而得名“药方洞”。药方中提到了治疗癌症的方法和治疗传染病的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是唐代初年我国医疗学、药物学的珍贵遗产。
      此洞北魏晚期创建,经东魏和北齐,直至唐初仍有雕刻,因此在雕刻艺术上呈现不同时代的多种艺术风格。洞内主佛、二弟子、二菩萨和洞外二力士及窟门八角束腰莲花柱均为北齐所雕造。该洞是龙门石窟中具有北齐造像风格的唯一大型石窟。北齐时期的雕像头部硕大,身躯如柱,给人以臃肿、笨拙之感。

    药方洞高约4米,宽3米,两侧雕有八角莲柱,并且各有一个刚劲雄健的力士,造型甚为精美。从洞门上方的造窟碑中可以得知,此石窟为“药方洞”,最早开凿于北魏晚期,后经过东魏和北齐,直至唐初仍有雕刻,因此在雕刻上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多种艺术风格。

     正壁是具有北齐时期风格的五尊大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他们头部硕大、肩胸圆浑、身躯如柱,已不同于北魏时期清瘦秀劲的造型。可以说是由北魏“秀骨清像型”向唐代“褒衣博带式”转化的一种“过渡型”。正壁主佛身躯粗壮,造型敦实厚重。佛和菩萨衣服宽松,褶纹稀疏。其造像特征、衣饰、刀法都具有响堂山石窟像的基本特征。洞中五尊佛像,身躯硬直少曲线,脖子短粗,身体硕壮,菩萨头冠两旁的带子很长,下垂到胳膊上部。这都是北齐造像的特征。在洞内窟顶的中央,刻有一个重瓣莲花藻井,周围围绕着手持笙、笛、排箫等乐器的四身飞天,风格各异,神采飞扬。
      在药方洞中,最吸人的却不是这些精美而悠久的石窟雕像,而是刻于洞口石壁上的一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它们都是年代久远,治疗各种疾病的古药方子。多数药方是在当局号召下,百姓出于各种吉祥动机,奉献而来。经过考证,药方洞口的石壁上,共刻有古药方140多个,其中药物治疗方117首,灸法治疗方23首,能治疗40多种疾病。
      可治疗疟疾、狂言乱言、呕吐反胃、发背、漆疮、上气咳嗽、腹满、心痛、消渴、遍身生疮、五痔、疔疮、反花疮、金疮、瘘疮、恶刺、上气唾浓血、胸癣、失音不语、皴裂、瘟疫、恶疰、黄疸、腹部痞坚、遍身红肿、小便不通、五淋、霍乱、赤白痢疾、鱼骨鲠喉、呕哕、癫狂、噎嗝、喉痒、瘢等近40种疾病,涉及内科、外科、儿科、妇科、肿瘤科等科目。治疗工具有针、钳、绢、竹筒、渔网、葱管、铛等。治疗方法有口服、口含、漱口、闻气、灌注、漫渍、冲洗、针刺、温炙、外敷、导尿等。其中涉及的科目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肿瘤科、五官科、神经科等,种类相当齐全。制剂方法有丸、散、膏、汤等,所涉及的药物达一百二十多种,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
      尤为令人称奇的是,里面所用药物多是中国农村常见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大多数至今仍在民间沿袭传用,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药方洞石刻药方刻于唐代初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它记录了我国古代医药的成就,在研究我国医药学上有重要价值。
    关于药方刻制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种观点。持北齐说者认为刻制于北齐武平六年(575年)的《都邑师道兴造像碑》与石刻药方有着密切的关系。碑文明确记载刻药方动机是“自非倾珍建像,焉可炽彼遗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疗兹聋瞽”,证明两者是同时镌造。持唐代说者认为,《造像碑》字体工整,药方笔画粗重,两者显然不是同时设计刻制;《造像碑》下药方部分文字刻在《造像碑》的岩面上,说明药方刻制时间晚于北齐武平六年(575年)的《都邑师道兴造像碑》;药方洞前壁左方岩面下方“疗癖方”和“疗失音方”的布局明显躲避唐代初年雕造的“二菩萨龛”和“七佛龛”,说明这两个药方应刻于初唐或初唐以后;药方中利用葱管导尿,而孙思邈为导尿术首创者,故药方的刻制年代当在初唐之后。持北齐至唐代说者认为药方刻于北齐武平六年以后、唐麟德元年以前。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刻于唐代。
    龙门药方洞把中医文化与佛教石窟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华医学宝库里的一块瑰宝,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日本圆融天皇永观二年(984年),日本古代医学家丹波康赖辑录中国医学典籍与非医学典籍达204种,编著《医心方》30卷,其中收录药方洞药方95首,并将其称为“龙门方”。药方洞药方跨越国境漂洋过海,流传到日本,足见其价值和影响。
      研究过龙门石窟药方洞的第一人,是清代的王昶,并著有《金石萃编》一书;第二人,是一位日本人,在民国时期前来龙门石窟考证,后整理了一本《龙门石窟的研究》,其中有药方洞的资料。1998年中国河南省医科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本颇为奇特的医药书籍。说它奇特,是因为里面介绍的药方,都不是现代中医的临床成果,而是来自于药方洞中。还有一本《龙门石窟药方》完整药方达118首。这些药方至今仍有宝贵的临床价值。在浩瀚的中华中医药学宝库中,虽然珍藏着各种瑰宝,但龙门石窟药方洞,无疑有它难以替代的价值。
      传说一:公元650年的一天,洛阳龙门寺院中一群僧人正在商议着什么,原来,他们想把大家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民间药方永久的保存下去,就决定把这些药方刻凿在石窟中,但是,就在即将动工前,他们又碰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该把这些药方凿刻在哪个洞里呢,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小和尚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前几日我偶然在一个石窟中看到一块石碑,碑中这样写道:自非倾珍建像,焉可炻彼遗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治滋聋瞽。意思是说,出资开龛造像,就好像勤种药树,可以解除耳聋眼瞎等疾病的痛苦,我看这洞中石碑的寓意和咱们刻药方救人的善意刚好吻合,干脆就把药方刻在这个洞口的石壁上”,听完小和尚这一番话,其他的和尚点头称是,一致决定把药方镌刻于小和尚说的那个洞中,并且将其取名为“药方洞”。就这样几个和尚背起药方、刻刀,登上石窟一连数月,他们吃住在龙门石窟不曾下山,终于将140多个药方完完整整地刻好了,自此以后,许多无钱看病就医的贫苦百姓都纷纷来此寻找药方,而药方洞也开始慢慢被人们熟知。
      传说二:北魏孝文帝时期,洛阳一王姓人家,世代以买鹿肉为生,一日王母得病,服药无效,日见沉重,遍寻中原良医,皆不见好。王氏为孝子,发大愿救母,于是至东郊伊厥(龙门)山上拜神求签,行至半山,忽见一母鹿卧于树下,正于搭弓射箭,却见鹿不惊亦不走,于是好奇近前,原为一病鹿,遂动恻隐之心未伤害。刚出一箭之地,又见一小鹿,口衔一圆盖长茎赤色之草,朝母鹿方向奔去,王氏好奇,返回偷看,见小鹿以口衔之草喂母鹿,第二天,第三天,每日如此,早晚不断,及至四日,母鹿病愈,站立可走,王氏躲于树上偷看四天,大为感叹,人说鹿为神物,可通人性,果不其然。
      王氏忽悟,若能以此赤草医母,定然有效。于是,第五天,王氏带箭上山,隐于树后,欲射鹿夺草,却不见二鹿再现,等至天黑,正于彷徨离去之际,只见小鹿出现,口衔赤草,朝树奔来,弃草于树下,而后飞奔远去,王宝遂下树拾草,星夜回家。将赤草分5份,每日一份,煎汤喂母,日见好转,未及一周,母病转轻,及至10日,可下地行走;半月不到,已完全痊愈。
      王氏感恩鹿衔神草救母之恩,遂关掉祖传鹿馆,终身不再杀鹿,专心采药行医,救助更多病人,三十余年于民间搜集上百奇效偏方,救助当地无数百姓。为永传后世,王氏发愿,在东郊伊厥山石崖之上建一药方洞,将所搜集民间验方刻录其上,并叮嘱后人,世代不断补充,王氏家族后人历经二百余年,至唐武则天年代,方才填满,共载药方147个,且皆以1、2味药的单方或简方为主,许多无钱看病的百姓闻之,纷纷来此寻方,且用后皆有效验,故此药方洞名闻天下,为世人熟知。
      为此后人留下,宝神鹿衔芝救母,药方洞普度众生。这些药方不仅可以治疗常见的疾病,而且还能治疗疑难杂症,如:疗噎方可以治疗食道癌。其中有95方在公元10世纪被一位日本学者收录在《医心方》中,足见它的价值和影响。药方洞的药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国医药学起重要的作用。

      开凿最早的古阳洞到了,但是由于栏杆的位置过远,日照又太强烈,基本看不清楚洞内的情景,更不用说刻在石壁上的字迹了。龙门二十品啊,和你擦肩而过 ......
      龙门石窟· 古阳洞:古阳洞开凿于北魏时,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石窟·洞内小窟十分多,精巧富丽,是研究北魏石窟艺术的珍贵资料。古阳洞是利用天然溶洞扩凿而成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孝文帝开始在龙门为其祖母冯太后开窟造像祈福作功德,王公大臣、贵族、官僚、武官将相继在窟内造像,这就形成了古阳洞内最早的一批造像,从而开始皇家营造龙门的第一斧第一凿,揭开了创建龙门石窟的第一篇章。正壁主佛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面相长圆,较为瘦削。头顶还塑了一个发冠,发冠本身是道的产物,这是在清朝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逃亡西安回北京途中路过龙门留下的,所以当地也有人称古阳洞为老君洞。洞内的题记书法质朴古拙,是研究书法史的珍品。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其中有十九品就在这一洞窟中。
  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佞佛的历史情态。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石刻作品,代表着石窟寺艺术流入洛阳以后最早出现的一种犍陀罗佛教美术风格。北侧墙壁上排列了三层大型佛龛,最上面一排的造像与云冈石窟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佛像都是结跏趺坐,形体较显浑厚。如果说它还保持着云冈石窟的特色的话,那么第二层交脚弥勒的造像,则体现了北魏时期龙门石窟造像秀骨清姿的艺术格调。人物瘦小,细腰,双腿交叉坐于台座上。北壁最上部的佛龛雕凿于北魏景明三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佛龛残损的身躯,佛头高32厘米,被人盗走后,现在为私人收藏。最下部的一排佛龛,造像风格表现出雍容大度的特点,可能是唐早期的作品。不同时期的造像集中在同一洞窟里,说明了古阳洞雕凿时间之长,绵延朝代之久。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时代延续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洞窟,也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洞窟,洞内四壁及窟顶雕刻各式佛龛,多达1000余个,碑刻题记800多品,是中国石窟中保存造像题记最多的一个洞窟。窟顶无莲花藻井,地面呈马蹄形。洞内正壁造一佛二菩萨,佛祖释迦牟尼居中坐,通高7.82米,头作高肉髻,面相长圆,身躯较为瘦削,身披褒衣博带袈裟,双手叠压呈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座上。胁侍菩萨像头戴宝冠,面容清秀,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表情文静端庄,姿态优美,是龙门北魏时期的代表作品。
      古阳洞大小佛龛多达数百,雕造装饰十分华丽,特别是表现在龛的外形、龛楣和龛额的设计上,丰富多彩,变化多端,有的是莲瓣似的尖拱、有的是屋形的建筑、有的是帷幔和流苏,并且在龛楣上雕造有佛传故事,如:古阳洞南壁释迦多宝龛上,有树下诞生、步步生莲、九龙灌顶等,讲述的是悉达多从他母亲摩耶的右腋下诞生,刚出生,就走了七步,每一步脚印都生出一朵莲花,这叫步步生莲,他站在方台上,天空中有九条龙为他喷水沐浴。 窟壁上所表现出的礼佛场面、建筑式样及龛楣装饰等图案纹样极富于变化,完美地展现了当时绘画和雕刻技巧的高超水平。古阳洞大小龛内的造像,都是北魏后期流行的瘦削形的秀骨清像,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造像。各龛的龛楣和龛内佛像的背光及头光,是极富于变化的优美图案纹饰,表现了当时的雕刻和绘画技巧的高度水平 。
   北魏造像峻拔瘦硬的风格与魏碑斩刻奇肆的风格艺术内涵相通。历史上书法家发现了碑刻题记的价值,却又把雕像视为工匠的艺术。相反,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对北魏石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魏的雕刻代表了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
    古阳洞内窟顶及其余部位都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各式各样的佛龛,南北两壁有计划的安排成三列大型佛龛,且佛龛大多数都刻有“造像铭”,统计多达800多品,因而古阳洞又是中国石窟保存造像铭最多的一座洞窟。魏碑书体精华“龙门二十品”该洞就占19品。龙门石窟中有许多碑刻题记,经过历朝的推崇,到清代中期,人们从这2800多块题记中,精选出了二十块有代表性的作品,称为“龙门二十品”,古阳洞就占十九品。“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的杰出代表,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魄力雄强,气象浑穆,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在我国的书法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备受梁启超先生推崇的魏碑碑刻书法艺术精华,被视为国宝。“龙门二十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青睐。清代康有为在对龙门二十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认为它有十美:“魄力雄强、气势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予以极高的评价。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始于龙门开凿石窟刻制佛像,有些附有造像题记,记载出资造像者即“供养人”造像的因由。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北宋诸朝,雕凿不绝,传世书迹特多。据统计,龙门石窟群现存洞窟1352个,佛龛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碣:3600多块,清代武亿《伊阙诸造像记》云:“龙门不仅为石镌佛场,亦古碑林也。”



      洞中北壁刻有楷体“古阳洞”三个字。清末光绪年间,道教在龙门地区兴起。道士见古阳洞无主,不忍荒废,于是将释迦牟尼像改成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神像。因为据传老君曾在此修道练丹,故而古阳洞又叫老君洞。
      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这些达官贵人不惜花费巨资,开凿窟龛,以求广植功德,祈福免灾,而且留下了书法珍品“《龙门二十品》。古阳洞中就占有十九品,另一品在慈香窑中。
    清代黄易(小松)最早在龙门石窟拓碑四品,世称“龙门四品”,即《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
    《龙门十品》指《孙保》、《侯太妃》、《贺兰汗》、《慈香》、《元燮》、《大觉》、《牛橛》、《高树》、《元详》、《云阳伯》。
    《龙门二十品”名声久负,它包括《杨大眼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侯太妃》、《贺兰汗》、《慈香》、《元燮》、《高树》、《元详》,《马振拜》、《高太妃》、《道匠》、《尉迟》、《一弗》、《解伯达》、《惠感》、《郑长猷》、《法生》、《元诂》。其中《龙门四品》为北魏时期书法的代表作品。
    《龙门二十品》字型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用笔在汉隶和唐楷之间。只有《孙秋生造像记》、《始平公造像记》有撰文与书碑者姓名。
      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日有十美:一日魄力雄强,二日气象浑穆,三日笔法跳越,四日点画峻厚,五日意态奇逸,六日精神飞动,七日兴趣酣足,八日骨法洞达,九日结构天成,十日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
      造像不同于树碑立传,它是达官贵人借助于山,运用天然的石料,开凿窟龛,以求广植功德,祈福免灾。题记则是对造像雕凿时间、人物、目的等的文字说明。
      山上还有许多小型石窟,导游说:那都是民间自己发愿凿刻的,艺术价值远没有刚刚参观的官造石窟高,再看看熙熙攘攘的人流,终于打了退堂鼓......
      山上著名的民间雕凿石窟为皇甫公窟,还有极南洞区:这一区域主要建造于初唐、武周到盛唐,由北往南依次为净土堂、八作司洞、龙华寺、极南洞。
      龙门石窟· 皇甫公窟:皇甫公窟因北魏胡太后母舅皇甫度开凿而得名。主佛释迦牟尼高3.18米,身穿褒衣带式的袈裟,衣饰用平直九刀刻法,衣裙有棱有角,坐在莲花座上。面部已经残损了,头上还留有高肉髻,右足外露,足掌向上;右臂平举,手掌上扬;左手掌心向外,手指向下,作满足人们愿望的与愿印。有趣的是,这尊大佛竟有有6个手指,据说是按照孝明皇帝的形象塑造的。由此可以看出皇甫度以佛事向皇帝献忠心的良苦用心。
   皇甫公窟南、北壁基下保存有具有极高价值的礼佛图浮雕,这两幅浮雕人物图案带有浓重的绘画意味。北壁皇帝礼佛图东起前三人为比丘,前两个比丘正俯身向香炉内添香,第三位是年长的高僧,左手托钵作前导。第四人为一老妇,头饰华丽,身穿长裙大袖,左手持一莲蕾,徐步向前。弟八人为一青年男子,头戴笼冠,身穿宽袍大袖的长袍,右手托钵,有趣的是其身后还有一男童为他提衣摆。这一男一女无疑是孝明皇帝和胡太后。这一作品用写实的手法把人物的年龄,性格,身份,气质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余的宫女有的手举华盖,有的手拿莲蕾,虔诚严肃,徐徐而行。南壁则为皇甫公夫妇礼佛图。
   左右二菩萨半结跏趺坐在菩提树下,坐树下思维状。菩提树树干弯曲,枝繁叶茂。树的上方又分别刻有一组罗汉像,罗汉身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合十或手持莲花。
   围绕着窟顶的莲花有八个伎乐,她们衣带飘扬,手持琵琶、笙、排萧等乐器,翱翔云间,由此看出在北魏时期,这些乐器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原来道路也有古今之分......
      龙门石窟是单行道,从这里出去,过河,继续游览东山景区......
      出西山之门......
      门外宣传展板上有龙门二十品的拓片......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大万伍佛洞和擂鼓台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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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大万伍佛洞和擂鼓台三洞

      从龙门石窟的西山到东山,自然意味着要跨过伊阙峡谷,也就是这条叫做“伊水”的河。名曰“漫水”的桥沟通西山与东山。为何桥叫做“漫水桥”,莫非,伊河之水真的能漫过桥面?远处河滩上蓊蓊郁郁的树木,近处的河心洲与潺潺流过的河水,宛若一幅中国水墨画。




      漫水桥上,回望一眼西山石窟......

 



      过了伊河,便是“东山”......

      东山开凿石窟的时代大致从唐代武周时期至宋代,北魏时期的工匠不选择东山开凿是因为东山大多数地方的岩体层理较薄,并且有多条大断裂破碎带存在,因此东山部分较大石窟内的造像均是活动的。
      大万五佛洞区:这一区域建于武周和盛唐,大万五佛洞与南北二洞和成为“擂鼓台三洞”。
      万佛沟区:位于东山万佛沟北侧的看经寺是东山最大的洞窟。
      擂鼓台雄踞于龙门东山南端,据说当年白起率秦军在伊阙与魏、韩联军激战,歼灭魏、韩联军24万,擂鼓台就是白起为秦军将士擂鼓助阵之处。后人便将此地称为“白起擂鼓台”,后来慢慢简称为“擂鼓台”。
      龙门石窟·大万伍佛洞:在东山脚下的公路未开通以前,巨石上方原是一片平台。传说当年奉先寺竣工时,武则天亲自率百官驾临龙门,主持这次规模盛大的开光仪式,庞大的乐队便在这平台上擂鼓助兴,于是后人便把这里叫做擂鼓台。紧邻擂鼓台的三个洞,称“擂鼓台三洞”。 大万伍佛洞在中间,也叫“擂鼓台中洞”,是一座武周禅宗窟,因窟楣刻有“大万伍佛”字样而得名。主佛为弥勒佛,基座有25个罗汉雕像,旁边还有文字介绍。
      1982年在大万伍佛洞前建零散文物陈列廊,楼梯上方是擂鼓台三洞,楼梯下方的平台上则是“擂鼓台建筑遗址展示中心”。 
      自2005年3月至2009年7月,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擂鼓台窟前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个展示中心就是建在部分遗址之上的。现有清代雕刻大小“龙门图”、刘墉字碑、朱熹字碑六幅、岳飞画关公像、乾隆画钟馗像及五十年代后发现或采集的石刻50余件 。 

      考古发现,擂鼓台三个洞窟前,在地面4米多深的堆积中,涵盖了唐、宋、金、元等7个堆积层。展示中心的玻璃地面下,就是宝贵的遗址。     



     狮子像:唐代,石灰岩质,石狮子通高104厘米,其中头高32厘米,宽23厘米,座高80厘米。擂鼓台建筑遗址出土。

      圆雕菩萨像残件:唐代,石灰岩质,高110厘米,宽56厘米,厚56厘米。擂鼓台建筑遗址出土。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唐天佑三年(906年),石灰岩质。幢身高160厘米,八棱柱,每面宽约15厘米。擂鼓台建筑遗址出土。
      经幢幢身上刻有额题、启清文、真言、造幢记、题名等。其顶端刻“大佛顶陀罗尼”,幢身八面刻字,楷书,每面七行,造幢记镌刻时间为唐天佑三年(906年)七月。经幢附近出土经幢幢盖一块,八边形,伞状,每边长20厘米,盖边沿对边直径50厘米。该幢刻立于唐哀帝天佑三年,此时距唐王朝灭亡还差一年。值得重视的是幢记末尾有唐末龙门香山寺统属的众多僧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略称《尊胜幢》,是指刻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石柱,其形状多为八面形。关于雕造《尊胜幢》的原因,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有载:"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窜堵坡中。天帝,若有芯刍、秘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或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坠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正是由于佛教宣称雕造《尊胜幢》能解除一切恶道之苦,故在很多地方都可见此实物。



      四面龙首托莲座残件:唐代,石灰岩质。残高24-28厘米,仰莲座直径33厘米。擂鼓台建筑遗址出土。

      菩萨头部残件:唐代,石灰岩质。高19厘米,宽11厘米,厚11厘米。擂鼓台建筑遗址出土。



      菩萨头部残件:唐代,石灰岩质。高39厘米,宽19厘米,厚20厘米。擂鼓台建筑遗址出土。





      圆雕莲花灯座

      南洞窟前踏道的发掘现场,踏道上方即擂鼓台三洞中的南洞。两个踏道保留了唐代到北宋时期,木结抅建筑前石砌踏道的珍贵资料,为研究唐代龙门石窟窟前通道的演变提供了依据。



      菩萨头部残件:唐代,石灰岩质。高14厘米,宽8厘米,厚9厘米。擂鼓台建筑遗址出土。

      原来中国人从唐代就有在寺院里到处扔钱的习惯啊......



      宋代的脊兽......

      各种瓦当......





 

      台阶上是擂鼓台三洞......
   龙门石窟·擂鼓台南洞:洞内方形座台上的佛像被称作“大日如来”在密宗里“大日如来”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主佛头戴佛冠,臂戴臂钏,脖子戴项圈,穿袒右肩式袈裟,整个造像保留了外来造像艺术风格。
   佛端坐在束腰方形台座上,这种台座在武周时期是比较流行的式样。从正面看,佛头部微微向下倾斜,目光向下俯视,和礼拜者的眼神交流,流露出一种关爱世人的殷殷之情。主尊丰润的右臂搭于盘起的右膝之上,舒闲的神态、优雅坐姿都体现出佛的从容、恬静。从侧面看这尊大佛的形态,头微微向前倾斜,肩向后仰,腰向内收,臀部依其坐势显得收放有序,胸部向前隆起,腰部三道环形的衣纹线条又显现出腰部肌肉的健康有力。整个佛的造像极富质感,也正符合古人所说的:肌理细腻,骨肉亭匀。
   在四壁上有高约36厘米的菩萨坐像,层层排列着有760尊之多,端坐在四周的墙壁上,神态肃穆安祥,似乎正在聆听佛弘扬佛法。菩萨在古印度都是男性的形象,传入中国后,逐渐塑成了女性的形象。
   创造者对人物的形态美把握得相当适度,简洁明快的线条和人体造型的健康都表现了当时的雕凿者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及美学理想。





      龙门石窟· 擂鼓台中洞:中间的这座洞窟称为擂鼓台中洞,又叫“大万五佛洞”,因洞中造有一万五千尊小佛像,且比西山万佛洞小千佛稍大而得名。
      该洞窟约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洞的平面呈马蹄形,洞顶作穹窿状。顶上所刻莲花周围的环形饰带内,雕有坐佛、伎乐天、金翅鸟和琵琶等乐器,正如极乐世界中万籁齐鸣、天花乱坠的奇妙景象。正壁雕着弥勒佛和二菩萨,周壁则整齐地排列着四方诸佛的小型坐像。壁基是25个高浮雕罗汉群像,身高约80厘米。罗汉身旁都刻有介绍其生平事迹的铭文,内容多摘自《付法藏因缘传》。罗汉群像及其铭文,是研究禅宗及其传法世系的重要资料。
      正壁设高坛、弥勒佛等,背椅上刻“六拿具”图案。窟顶刻莲花藻井,顶及周壁刻“十方佛”共15000尊。三壁下部刻有禅宗传法谱系“罗汉二十五尊”,并刻录《付法藏因缘传》的有关内容。主尊为弥勒,端坐在束腰方形高台坐上,台坐下部延伸出两朵莲花,每朵莲花上站立着一尊菩萨,整个造像浑然一体。主尊佛头20世纪30年代 被盗,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整尊造像采取高佛雕手法,背光为龟甲形背屏,周围环绕着伎乐人/飞天、骑象和骑狮的童子。洞中央方台上放置着三尊圆雕佛像,头戴宝冠,身佩项圈、璎珞、宝钏等饰物,是密宗所供奉的大日如来佛形象。 
   洞窟雕凿完成于武周时期,是为武氏政权歌功颂德的。西山的双窟是弥勒与释迦牟尼并坐,当时武则天还没有成为一朝之君,表明她与李志一个天皇一个天后并列的身份,而在这一洞窟中,以弥勒佛为主尊,表明她已破天荒地成了一位女皇。







      龙门石窟·擂鼓台北洞:擂鼓台北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较早,规模最大的密宗造像石窟,密宗属于中国佛教的派别之一,它源于印度,产生于公元七世纪以后,佛教的密教是佛教中的最后一个派别,密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弘扬,乃至远播日本、朝鲜,还有密宗领袖和他们的宗教活动,都和洛阳及龙门石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北洞的前壁南侧,雕有八臂观音一尊,像高1.83米,赤足坐于圆形台坐上,在前壁的北侧还雕有四臂十一面观音,像高1.9米,赤脚立在圆形台坐上。
      擂鼓台北洞为穹隆顶,马蹄形平面,高4米,宽4.9米,窟顶为莲花藻井,周围环绕四身飞天。其因风化剥蚀已不清。据说,北洞的主像,中洞的三尊佛像以及南洞的一尊佛像,都是民国时期从别处搬移进去的。洞内三尊大坐佛中,东壁的主佛为毗卢遮那佛,意为太阳,即除暗遍明之意,因此又称“大日如来”,它头带宝冠,胳膊上带着臂钏的菩萨装形象,像高2.45米,结跏趺坐于0.9米高的须弥台坐之上。





 





      出得大万伍佛洞继续前行,崖壁上有党晔洞......

      龙门石窟·党晔洞:唐代,因窟门上方有唐大历七年(772年)党晔等人游记而称党晔洞。窟内环坛上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佛坐下左右各卧一狮;窟门外两侧各造一金刚。洞窟外壁及所在崖壁上多有唐宋时期游记,反映了当时擂鼓台观游之盛,其中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的丁裕游记记述了当时“修整龙门山石佛”一事。

      擂鼓台的党晔洞大约也是建造于盛唐以后,造像的形体稍嫌滞重,较初唐已大为逊色......



      相比西山,东山山体相对完整,石窟并不如西山那样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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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万佛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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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万佛沟

      万佛沟位于擂鼓台的北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山沟,因为沟壑北侧佛龛密集,造像众多,所以称为万佛沟。它是龙门石窟从盛唐到中、晚唐时期的一个造像中心,大约占了龙门唐代造像的20%左右。其中最主要的窟龛有救苦观音龛、“东山第一窟”高平郡王洞、白居易的“西方净土变”佛龛、千手千眼观音龛、精舍等。



      龙门石窟·西方净土变龛:西方净土变龛在万佛沟北崖偏东处,位于千手观音窟与千手千眼观音龛之间。该龛可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中部刻一身结跏趺坐佛,施转法轮印,身着通肩大衣,身后刻有圆形头光与背光,坐于一圆形束腰仰覆莲座之上。主尊两侧各有一身夹侍菩萨,均呈半跏趺座,身饰披巾,璎珞,头后刻出圆形头光.在—佛二菩萨之间及其两侧,分别夹有上下两身。
   坐菩萨,姿态各异.主尊佛的背光表面刻有缠枝卷云莲,莲上托着卷云纹,纹上刻出空中楼阁,楼阁两侧刻有许多乐器.在东侧楼阁之下,刻有三身佛坐像,身下有流云纹,呈驾云飞动之势.东端还刻出宝幢、幡、与仙鹤等.下段,分为三层.上层,现存有三身游戏坐菩萨,一身立菩萨与东靖一身似为比丘的形像.其间,有两身被盗凿,一身残毁,估计原应共有八身像.中层,仅在中部有一些小的游戏菩萨,现存有七身.下层,中部被盗凿,现存有一身舞者,五身伎乐.伎乐所持乐器能辨识者有阮咸、萧、钹、笛等.两侧原各有四身站立的供养菩萨,现西侧有两身被盗。龛的东侧壁雕有一身力士,西侧壁已残毁。
      据说这一佛龛出自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他晚年笃信佛教,是净土宗的信仰者,并出资雕造了这一佛龛——净土宗无疑是唐代最能吸引民众的一个佛教宗派,《十六观经灵异记》就记述了白居易当年造龛的发愿:“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我身老病者,同生无量寿佛所”。佛龛开凿于唐武后至玄宗时期(684-756年),画面构图依《阿弥陀》、《无量寿》二经雕刻,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

      龙门石窟·千手千眼菩萨龛:千手千眼菩萨龛位于西方净土变龛东侧不远,为一露天摩崖遣像龛,龛高2.37米,宽1.77米左右,龛内中央高浮雕一身观音立像,身体呈直立姿势,头顶束有高发髻,发髻中部有化佛装饰.面部较扁,宽额,两腮及下颊处较尖.长眉弯曲,眉脊略突起,眼似鱼形,眼角细长,在眉间刻出一眼,呈倒竖状。鼻嘴均残。上身袒裸,下身着裙,长发披于肩部,身体装饰有披巾、缨络。在身体两侧各雕六臂,有较强的写实感,均饰有腕钏,在十二只手心中各雕出一眼。此外,在龛内壁面以浅浮雕手法刻出千手,掌中各有一眼。
   万佛沟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依据《秘藏记》的记载所雕刻。而与伽梵达摩的以及智通、菩提流支共译的《千手经》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处,既有智、菩合译的《千手经》中所说的“面具三眼,体具手臂,掌中各有一眼”的形象,又兼有伽梵达摩《千手经》中的“左右各具二十手,手中各有一眼”的特点,不同的地方,唯有伽梵之经中认为千手千眼观音像为面具两眼,而非三眼,并将左右各具二十手,改为了左右各具六手共为十二手。据此推测,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像,是综合了两种(千手经)的特点而造出的,其中可能更多地依据了智、菩合译的《千手经》。
      千手千眼观音龛,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身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观音龛开凿于中唐时期(760-859年),出自《千手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实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是佛教密宗所崇信的“七观音”之一。另外在佛教故事中,还流传着一个以古印度妙庄王的三公主妙善为原型的传说,妙善公主因当年一心事佛而被其父逐出家门,妙庄王盛怒之下又拆除庙宇,逐散僧尼,结果触犯了释迦牟尼,得了一种满身浓疮的怪病。为解除父亲的病痛,妙善毅然献出自己的手眼为父亲合药治病,感动了释迦牟尼,于是被赐予千手千眼,化身观音,以时时拯救苦难众生。





      龙门石窟·高平郡王洞:高平郡王洞,开凿于沟北崖壁的最高处,它是万佛沟内最大的一个石窟,有“东山第一窟”之称。高平郡王是武则天的侄子武重规,石窟开凿于唐天授元年至神龙元年(690-705年),后因武重规病卒而缀工。后壁主尊阿弥陀佛居中,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侍立,五尊造像均在莲花座上,并以莲茎相连而汇于一起,造型新颖别致。莲座下雕有十身坐佛,其中一尊右臂饰有臂钏,当是密宗的“大日如来佛”的造像。洞门外雕二力士守护。





      高平郡王洞窟内平面呈横长方形,顶部似乎打算凿为J形顶,但没有完工。在北壁(正壁)正中靠上,雕出主尊佛,结跏趺坐,露出右脚,双手放于胸前,施说法印。头部已残,肩较圆,胸部鼓起,身着通肩袈裟,下坐于一双层瓣的仰莲花之上,在莲根表面刻有卷云纹。由主尊莲座根部向东西两侧分别伸出一条长梗,并且各向上托两朵仰莲,其上雕出夹侍的二弟子与二菩萨。左侧弟子为迦叶,双手托一瓶于胸,右侧弟子为阿难,头已残,身躯扭动,双手叠放于腹前。二夹侍菩萨头部均残,肩较宽,身饰项圈,璎珞、腕钏,帔巾绕腹下两道;其中右侧菩萨左手上托一宝瓶,左侧菩萨右手向上似执一宝珠。
   环北、西壁以及南壁西侧下部,凿有基坛,坛上雕一周坐佛,服饰有通肩大衣、袒右肩与双领下垂三种,均呈结跏趺坐,出露右脚.在肉髻与发髻表面刻有水涡纹,面相胖圆。身下佛座均为双层瓣的仰莲状。在窟内开凿的次序,是先完成北壁(正壁),次之为西壁,再转入南壁西侧,然后才考虑东壁与南壁东侧。现窟内地面保存有一些横竖排列较为整齐的圆孔,为原先安置石刻造像之用。
   窟门呈圆拱形,门券顶部向窟内上部倾斜,这种作法与二莲花洞的门券作法相似.窟外有面积较大空间,构成前庭。门外两侧各雕一身力士,其型体租对于高大的窟门显得较小,在力士足下均踏有山形高台。现窟内地面,除数排圆孔之外,还有许多残损的造像与莲花座。根据题记该窟的开凿年代,在武周时期.也正是由于这些题记,将此窟命名为高平郡王洞。
















































      延着万佛沟下行,眺望西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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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看经寺与龙门名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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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看经寺与龙门名僧

      龙门石窟· 看经寺:非常幸运的是,今年来到龙门石窟竟然能够近距离接触看经寺。63年来,每每有游客经过于此,仅能隔栏遥望,无法看清“真身”。今年3月10日起,该特窟首度揭下面神秘的面纱,与公众见面。

      看经寺位于东山万佛沟北侧,洛阳香山。为东山最大的洞窟。洞的正面有一座建于清代的砖瓦结构二层楼,门额上刻着“看经寺”三字。该寺是唐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开凿的一座皇家洞窟。因为看经寺内的文物极为珍贵、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所以看经寺还被列为“特窟”。出于文物保护方面考虑,这类洞窟很少让游客入窟参观,只能在窟外隔着围栏向内看。
      看经寺是龙门石窟唐代代表性洞窟之一,从其巨大的规模判断,应为皇室贵族或高级官吏、高僧大德发愿开凿的。窟内罗汉造像精美、生动传神,对研究我国唐代高浮雕艺术、僧侣服饰、法器和禅宗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看经寺洞窟窟门高7米、宽5.05米,为双室结构,前室崖壁有数十个小龛造像,主室进深1170厘米,宽1116厘米,高825厘米,平顶,方形平面,四壁垂直,整个窟室的平面设计基本上呈方形,为龙门东山最大石窟。与常见的穹庐顶石窟不同,看经寺窟顶呈方形平顶,开凿、雕刻这种平顶的难度更大。与同一时期其它洞窟最大的不同是该窟正壁上没有主像,而是在洞窟地面中央建坛,上置佛像供人拜佛。据考证,该窟为禅宗开凿,洞窟造型为禅宗僧人打坐礼佛的禅堂。
      窟门外两侧各有一个高浮雕力士,窟楣有两个飞天。此外,该洞窟窟顶还刻有龙门石窟最大的阴刻莲花藻井,莲花直径超过4米,周围环绕着四个体态丰润、形象优美的飞天。另外在窟内放置有宋代圆雕坐佛3尊,南壁雕造9排小千佛像,北壁除几排小千佛像外,还有一些莲花供养菩萨。

      看经寺内雕刻有国内石窟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唐代石刻罗汉群像,包括雕像29尊。在看经寺内,东、南、北三壁在高1.2米的台基上浮雕传法罗汉二十九祖(正壁11身,两壁各9身),这些罗汉大都有成年男子高,身高在1.80米左右,均有残毁,或身着袈裟,或袒露右肩,或半裸上身,手持念珠、香炉、经盒、锡杖、莲花等物。29尊罗汉年龄、相貌、神态各不相同,有的额头皱纹重重,有的脖颈筋骨高突,有的扬眉张口做辩论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这些罗汉似乎正在进行一场佛教付法仪式,表情也非常生动传神,为中国唐代最精美的罗汉群像,是据隋代费长房《历代法宝记》刊刻的。相传是从摩诃迦叶到菩提达摩二十九位西土“祖师”的形象,与《历化法宝记》云“西国二十九代”相合,应是佛教中所谓“二十九祖”。释迦牟尼去世之后,将传法的任务叫给了迦叶,迦叶寂灭后交给了阿难,之后传莫田地,传商那阿修,最后至二十九组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北魏时期自天竺来中国的僧人,被后代的佛教禅宗奉为第二十九代传人。看经寺这二十九尊传法的罗汉,恰好与《历代法宝记》所载西土二十九祖先相吻合。
      从南壁开始,以逆时针的方向观赏,看到的依次为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堂弟阿难,最后为菩提达摩,共29代。其中,达摩为西土禅宗第二十九祖,因曾在嵩山少林寺达摩洞中面壁九年,又被称为中土禅宗第一祖。
      整组罗汉群像突破了类型化的模式,被雕刻得生动传神、气度非凡,既统一又富于变化,堪称妙品,是我国石窟中现存最完整、最精美的唐代石刻罗汉群像。

 

      文物回流:2001年4月19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加拿大政府送还中国龙门石窟雕像交接仪式”。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将其收藏的洛阳龙门石窟雕像移交中方。次日该雕像安全抵达河南博物院,经短暂停留即送回洛阳龙门石窟永久保存。加拿大政府送还的石雕罗汉像,原在洛阳龙门伊河东岸崖壁上的看经寺中。该窟内北、东、南三壁下部刻有29尊与人等高的罗汉像浮雕,开凿年代应在武则天时期。送还的这尊罗汉雕像为看经寺南壁由西向东第一尊,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首迦叶。它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凿掉并流失到海外的。现在,看经寺中这尊浮雕的上半部轮廓仍清晰可见。龙门石窟东山看经寺盛唐时期浮雕罗汉石像由加拿大国家艺术馆归还我国,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河南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她是第一件由海外归还我省的解放前被盗的文物。它充分体现了中加人民的传统友谊在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体现了河南在海外知名度的提高,体现了对龙门石窟乃至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出得看经寺大门,竟然还有好多这样大门紧锁的石窟。在东山欣赏石窟,每每怕我的手机掉进窟内,由于光线太强,基本看不清窟内情形,只得将手机小心调整位置,把胳膊伸得笔直,尽最大可能近距离拍照,再从相机里欣赏石窟美景......

 







 

       与奉先寺隔河相对的礼佛台,是众多游客祈愿纳福的地方,当站在空旷的广场,可以纵观整个奉先寺,看芸芸众生顶礼膜拜卢舍那大佛。中间是象征“鲤鱼跳龙门”的伊河。

      儿子忙着去盖章,小时候的习惯,现在还继续......
      本来在自拍,老公非伸过脸来......唉!影响拍摄效果......

 

      继续下行,参观香山寺和白园......
      在香山脚下的长廊上,由南向北,依次树立着唐代玄奘、善导、善无畏、神会、金刚智五高僧的塑像,他们要么在龙门一带有活动的足迹,要么埋葬于龙门一带,对中国佛教的推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唐代为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
      玄奘(公元602—664):唐代高僧,唯识宗创始人,洛州缑氏县(今河南洛阳偃师)人,俗姓陈,名袆,世称唐三藏。贞观年间历经十七年远赴天竺求学,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及旗檀佛像。龙门石窟优填王造像与玄奘带回的优填王刻旗檀佛像有着密切的关系。龙门石窟优填王造像之多、之早,位居全国石窟之冠。玄奘回国用了十九年时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又撰有《大唐西域记》12卷,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玄奘俗家姓名“陈祎”,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西游记》即以其取经事迹为原型。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及护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他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不畏生死的精神,西行取佛经,体现了大乘佛法菩萨,渡化众生的真实事迹。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玄奘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善导(613年—681年) :唐代僧,号终南大师,为净土宗昙鸾、道绰派之集大成者,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监造者。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善导大师念佛时,常有光明随口而出,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善导大师年少出家,早年修习《法华经》、《维摩诘经》,后见西方变相与《观无量寿佛经》,心生欢喜,欣慕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大师每常诵习十六观行冥心思惟,如法作观,未经数年,已成深妙,便于定中,备观宝阁、瑶池、金座,宛在目眼前,涕泗交流,举身投地。
      贞观十五年,善导大师二十九岁,至西河石壁谷玄中寺,见道绰禅师,蒙授《无量寿经》。见净土九品道场,善导大师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余行业,迂僻难成,唯此法门,速超生死。」于是勤笃精苦,昼夜礼诵,如救头燃。善导大师每入室长跪唱佛,不到力尽,终不休歇。寒冰天气念佛,亦要念到汗湿衣襟才止息。出则演说净土法门,三十余年,未尝睡眠。护持戒品,纤毫不犯。心绝念于名闻利禄,从不举目而见女人。律己峻严,待人慈爱宽恕。凡美味佳肴都供养大众,粗粝饭食则留给自己。佛前灯常年不熄,三衣瓶钵,躬自持洗。从不与人聚谈世俗之事,恐怕耽误净业。善导大师念佛功深,成就殊胜。念一声佛,则有一道光明从其口出;念十百千声,便有十百千道光明从其口出,自证境界不可思议。
      善导大师对净业修持,特重专精,认为能否做到专精,是决定能否往生的关键。善导大师说:「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无外杂缘得正念故,与佛本愿得相应故,不违教故,随顺佛语故。若欲舍专修杂业者,百时希得一二,千时希得三五。何以故?乃由杂缘乱动失正念故,与佛本愿不相应故,与教相违故,不顺佛语故,系念不相续故,忆想间断故,回愿不殷重真实故,贪瞋诸见烦恼未间断故,无有惭愧忏悔心故。」善导大师的著作中,对时人多有苦口婆心的劝示。《观经四帖疏》云:「归去来,魔乡不可停,旷劫来流转六道尽皆经,到处无余乐,唯闻愁叹声,毕此生平后,入彼涅槃城。」
      由于善导大师净土信念诚挚,德业隆盛,故四众弟子受其感化,而归心净土者不胜计数,其中也有难抑厌欣之情,以致舍身往生者。据传载,善导大师在光明寺说法,有人告善导大师曰:「今念佛名,定生净土否?」大师答曰:「定生!定生!」其人礼拜讫,口诵南无阿弥陀佛,声声相次。出光明寺门,上柳树表,舍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逝。善导大师的弟子中,有诵《阿弥陀经》十万至五十万遍者,有日课佛名自一万至十万者,其间得念佛三昧成就往生净土者,不可纪述。
      善导大师自利成就,悲心不舍众生,几十年来,孜孜弘扬净土法门,所有的供奉都用来写《阿弥陀经》,达十万余卷,画西方净土变相三百余处。善导大师少时,偶见西方净土变相而引起愿生之心,推己及人,了知艺术的感染力与渗透力甚大,故致力于净宗艺术性的弘扬。敦煌千佛洞中《观无量寿佛经》曼荼罗的成立,即是善导大师亲自作画,流传于世。举世共仰的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据考即为善导大师之所监造。
      善导大师于唐高宗永隆三年(公元681年)三月十四日示寂,享寿六十九岁。善导大师遗着存世者共五部九卷,计为《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往生礼赞》一卷、《观念法门》一卷、《净土法事赞》二卷、《般舟赞》一卷,甚受净土宗重视,故经其阐扬而确立之净土宗,特称善导流,为唐代佛教特色之一,对净土宗影响至巨。
      善导大师圣德高风,本迹不可测度。据《天竺往生略传》云,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我国莲池大师曰:「善导和尚,世传弥陀化身。见其自行精严,利生广博,万代之下,犹能感发人之信心,若非弥陀,亦必观音、普贤之俦。呜呼大哉!」
      公元一九○九年,日本学者橘瑞超等,于新疆鄯善县境内的吐峪沟(Toyuk,为高昌故址)附近,发现《往生礼赞偈》及《阿弥陀经》之断片,后者且附有师之发愿文,或即师所书写之阿弥陀经十万卷之一。又《观无量寿佛经疏》亦称《观经四帖疏》,于八世纪时传入日本,流传甚广,日僧法然(源空)即依该书创立日本净土宗,并尊善导大师为高祖。
      监造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672年,已60高寿的善导受唐高宗诏请,任为检校僧,督造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史料记载,皇后武则天捐出自己的2万贯“脂粉钱”,用于建造大佛。那么,这2万贯钱,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中国最早在宋朝才出现纸币,当时叫“交子”。而在唐朝,人们把铜币用线穿起来,1000枚铜币为1贯(串、吊)。1枚(1文)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0.3元,1贯钱就是300元,2万贯钱相当于今天600万元。当时,初级公务员月薪1000元,也就是3贯钱多点。
      善导一生精勤苦专修净土。每入佛堂,合掌礼拜,一心念佛,非到精疲力竭不停止。几十年不设别房卧室,从不上床睡卧。除洗浴之外,没有脱过衣服。30余年未曾抬眼望女人。所到之处,净身供养。饮食衣服,全部布施。
留世的作品有5部9卷:《观经四帖疏》1卷,《观念法门》1卷,《法事赞》2卷,《往生礼赞》1卷,《般舟赞》1卷。681年三月十四日,善导去世,世寿69岁。安葬于终南山麓神禾原,立13层“崇灵塔”,并于塔旁建香积寺,作为永志之所。
      经像放光:善导大师曾在长安西京寺与金刚法师较量念佛胜劣。大师升高座发愿说:“依照诸多经典,世尊说‘念佛一法,得生净土,一日七日,一念十念,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定生净土,如果此事属实,就请大堂中所有的佛像同时放光。如果这个念佛法门是虚妄的,众生念佛不能往生净土,那就让善导从此高座上立刻堕入大地狱,长时受苦,永不复出!”于是,大师用如意杖指了指堂中一尊佛像,只见堂中所有的佛像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居士辑录:唐朝贞观年间,善导大师发现西河绰禅师所创的净土九品道场,很高兴地赞扬说:“一这真是指引人脱出迷途的良方,也只有这种法门,能使人很快速能解脱生死。”于是他以身作则,精勤拜佛,早晚不停的念阿弥陀佛的洪名。不久他到京都长安的地方,更加激励四众弟子,每进入佛殿必须长跪,一同称念佛号不到精疲力竭绝对不停止。又对四众讲解净土法门,宣扬念佛的要义。三十多年来为法忘身,从来没有贪睡过。护持清净的戒律,一点都不违犯。一向是把好吃的食物供给大众食用,自己呢仅仅吃些较粗劣食物充饥罢了。凡是信众供养他的钱财,就用来附印‘阿弥陀经’达十万多卷。而且画‘净土变相图’三百幅之多。另方面还努力修建塔寺,这样的燃无尽灯续佛慧命,无论出家在家受他度化的不计其数。即以他的弟子来说,有人持诵阿弥陀经十万遍到五十万遍的,也有每日念佛做为固定功课,念佛号一万到十万声的,由此证到念佛三昧命终而往生极乐净土的,多得难以记述。
      有人怀疑询问说:“仅仅靠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吗?”善导大师回答说:“是的,只要一心念佛,必定能达成你修行的愿望的。”说完随即念“阿弥陀佛”,每念一声佛号,就有一道光明从他口中吐放出来。这样一直的持续下去,声声佛号就有道道光明示现,使大家啧啧称奇。善导大师有首著名的《劝世偈》说:“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钟,假饶金玉满堂,岂免衰残病苦。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
      大师一生倡导念佛,不遗余力。他仔细叮咛大家说:“你们应知,念佛必须持续不断,一直念到命终为止。念佛一事,只要专注而无杂想,万人修万人去,请你们时时警惕自己,必须持之以恒。要知我人身体本来污秽不净,是种种恶缘组合而成,就是因为有种种业纠缠不已,带来人生许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要觉悟,宁愿舍此不净之身超生净土,才是无上的快乐,世事变化无常,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是以平常就要交待好亲属们,当自己因病重危之际,家人好友切勿流泪哭泣,这样徒然扰乱了病人的净念,因之失去往生的机缘就令人遗憾终身了。最好的办法是:一旁的至亲好友共同虔诚助念,念阿弥陀佛圣号,直到病人往生为止!”
      这以后,有一天,大师忽然召集弟子们来到跟前,对大众说:“这个肉体诚然可憎厌的,我准备往生西方净土去了。”说完了以后,便走到寺前的一棵柳树爬了上去,向西方祷告说:“但愿佛来接引我,菩萨来帮助我,使我始终不失正念,安然往生净土!”说后投身跃下舍报生西。唐高宗皇帝听说言件神异的事迹,特颁赐匾额给寺长以纪念善导大师,匾额写的是‘光明’二字。

      善无畏(公元637~735):唐代高僧,中国佛教密宗的奠基人之一。中印度摩伽陀国人,刹帝利种姓。 为释尊的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十三岁继承焉荼国王位,施行仁政,深得军民爱戴,后因诸兄嫉妒其能而引起内乱。善无畏勇猛镇暴,曾被流箭所伤,但仍大赦其兄,并让出王位。因感悟世间无常,乃毅然出家学道。
      退位后,善无畏到印度南方海滨参学,修"法华三昧",并游历诸国,修行禅观。之后又到中印度摩竭陀国那烂陀寺,礼昙无德 Dharmaguptaka (又译为达摩鞠多,有说即是龙智) 为师,专研三藏教理及密教奥义,得受密法灌顶,被尊为"三藏阿阇黎"。玄宗开元四年到长安。先住兴福寺,后住西明寺。为唐代密宗胎藏界的传入者,与金刚智、不空合称开元三大士。译有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苏悉地羯经三卷等重要密续典籍。或称为输波迦罗。
      善无畏是外国和尚,却葬在洛阳龙门。他于开元二十年上表奏请返回印度,想叶落归根,但因为唐玄宗舍不得他走,未得准许。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在洛阳示寂,世寿九十九,法腊八十,葬于龙门西山广纪寺,皇帝亲自参加他的追悼大会。付法弟子有宝思、一行、玄超、义林、智严、喜无畏、不可思议(新罗僧)、道慈(日僧)等。自唐武宗废佛后,密宗在中国也随之衰微,只有善无畏所传的"胎藏部密法",由不空传惠果,再传日本空海,和金刚智所传的"金刚部密法"相并传习,直到今日仍流传于日本。
      舍弃王位 出家求道:善无畏祖师(梵名Śubhakara-Simha,直译为净狮子,意译为善无畏),乃唐密开山祖师、开元三大士之首。他生于印度乌荼国,为释迦如来季父甘露饭王的后代。他的先人来自中印度,因国难而出奔到乌荼国,当了乌荼王。
      善无畏生有神姿,宿积德艺,父王对他十分赏识,经常给他历练的机会。他10岁就统领军队,13岁就继王位,施行仁政,深得军民爱戴。后来,他的兄弟为争王位,起兵作乱。善无畏率军亲讨,取得胜利。按照军法,争位的兄弟应判死罪,可是,善无畏不忍天伦兄弟遭诛,特“忍而曲赦”。经过这次内乱,善无畏厌恶了争权夺利的王室,决意让位出家。他向母后表明心迹,又向群臣宣明决意,愿让位给兄长。母后哀而许之,秘密赐给他传国宝珠,然后他便出宫而去。
      出宫后,善无畏向南来到海滨,进入殊胜招提寺修习佛法,得入法华三昧。继后,他发愿聚沙建塔一万座供佛。建塔期间,他被黑蛇咬伤了手指,但不退其愿,终于建成了一万座沙塔。之后,他随商船游历印度各国。他在船上密修禅诵,口放白光,因而无风三日,舟行万里。一日,商船遇海盗,众人惊惶失措,善无畏乃安慰众人,默诵真言,感得七俱胝准提尊,全现身相,于是,这帮海盗被突然出现的另一伙贼寇打退了。后来的这伙贼寇向善无畏忏罪归诚,并当起了向导,指引商船越过穷荒,又逾毒水,到达中印度。善无畏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参见了国王和王妃。这位王妃竟是善无畏的姐姐。姐姐得知善无畏舍弃王位的缘由后,称叹不已。
      善无畏这时已是风度翩翩,气魄豪爽;聪明睿智,超拔群英;五乘贯通,三学深究;总持禅观,妙达其源;艺术技能,无不精湛。就这样仍不满足,依然孜孜追求最高境界。
      那兰陀寺 投师鞠多:善无畏辞别摩揭陀国王与王妃,怀着敬仰之情,来到了那兰陀(Nālandā)寺。他将母后赐的传国宝珠,饰在那兰陀寺大佛像的额上,佛像分外光彩夺目。这显示出善无畏投身那兰陀寺的决心。时那兰陀寺,乃像法之泉源,众圣之都会。有圣僧达磨鞠多,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貌似四十岁,实已八百岁,昔日玄奘到那兰陀寺时便见过他。善无畏乃顶礼其足,奉为本师。
      一日,善无畏见师父钵中的食物,不是印度本土的,就让旁边一个大唐国僧人来看。这僧人一看,钵中正是大唐国的食物,而且饭菜新鲜,那油饼还温温的,粟饭仍热热的,不禁惊愕道:“大唐国离这里十万多里,这钵中食物是早上做好的,而中午就到这里来了,太神速了!”众人听闻,都震惊不己,惟有善无畏默然。达磨鞠多秘密对善无畏说:“大唐国的白马寺,重阁新近竣工,我刚到白马寺受供回来。大家都吃惊了,只有你不动声色,你真的可以学习大法了。”随后,达磨鞠多授予善无畏总持瑜伽三密教。传法之时,龙神围绕,森在目前;无量印契,一时顿受;即日灌顶,为天人师,称曰三藏。得三藏称号后,善无畏又勤奋修学,前后五年,通达了密教的全部奥义。之后,无畏三藏周行大荒,遍礼圣迹,不惧艰险。又入鸡足山为迦叶剃头,受观音摩顶。尝结夏于灵鹫山,有猛兽为其前导;又曾深入山洞,洞中忽然光明如昼,现释迦像,左右侍者栩栩如生。
      一次, 中印度大旱,请无畏三藏求雨。善无畏作法不久,众人便见观音在日轮中手执净瓶注水于地,顿时欢欣鼓舞,得未曾有。善无畏又锻金为贝叶,写《大般若经》;镕银起塔,等佛身量。在积功累德的道路上,他勇往直前。善无畏的母亲因其离去日久,以为他已不在人世,而日夜哭泣,双眼失明。三藏去信问候,其母双眼立即复明,朗然如故。
      当时的五印度,教派林立,九十六宗各执己见。善无畏游学讲道,对于各宗各派的人,都能顺着他们所执着的见解去开导他们,为他们破滞析疑,使他们解开邪缚、进入空门;舍弃迷津、踏上觉路。无畏三藏就如大法云,令众生大小皆得润泽;又像清澈的泉水,可以盛入各种形状的容器中。就这样,他广度众生,传授密法,教人以念制狂,即身观佛。
      善无畏年近80时,己是五印度大名鼎鼎的密教上师。一日,师父达磨鞠多对他说:“善男子,你与震旦有缘,弘扬大教,今可行矣。”无畏三藏乃接足顶礼,辞别恩师,踏上前往大唐的路途。
      不畏艰险 坚持东渡:无畏三藏行至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时,天色已晚,前有一河,却无桥梁舟楫,于是他干脆就飞了过去。一日,善无畏受请于长者家,有罗汉从空而降,说:“我乃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萨。”乃让席推尊。善无畏赠之以名衣,罗汉升空而去。至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善无畏遇到一只白鼠,围着他转圈,还每天献给他金钱。到了突厥国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善无畏应突厥王之邀,宣讲密教经典《大日经》,又应王妃之请布坛讲法。离开碎叶城后,善无畏折东而行,半途遭遇贼寇,他被连砍三剑,但丝毫无伤,挥剑者唯闻铜声而已。行至雪山大池,善无畏感到有些不适。这时达磨鞠多从天而降,对他说:“菩萨身同世间,不舍生死。你久已离相,怎会有病?”说罢冲天而去。善无畏顿觉身心如得洗涤,不药而愈。路经吐蕃(今西藏),与商旅同行,遇胡人合围抢货,无畏三藏密运心印,劫匪乃悔悟请罪。行至大唐西境,夜晚有神人对善无畏说:“再向东就不是弟子我的辖界了。守护神州的是文殊师利菩萨。”说罢顶礼善无畏双足,然后消失不见。途经西州时,善无畏以骆驼负经卷过河,被龙王请入龙宫三日。无畏三藏就在龙宫中宣扬法化,开悟甚众。到他牵骆驼上岸时,衣服经卷都无沾湿。善无畏路过北印度境时,他东行的消息己被僧侣和商人传到了长安,唐睿宗对善无畏不惜年迈东行传法的行为,十分感动,就派僧人若那和将军史献,带着礼物出玉门关侯迎。
      开元初,唐玄宗梦见一僧,姿状异乎常人,醒来记忆犹新,便拿起画笔在宫墙上画了下来,这个形象烙印在不少人的记忆中。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善无畏携带梵卷,到达长安,唐玄宗亲自接见。一见面,发现善无畏与梦中所见高僧一模一样,玄宗极为欢欣,立即礼善无畏为国师,并大设梵筵为善无畏接风洗尘。然后,玄宗又特设内道场,尊善无畏为教主,玄宗之子宁王、薛王等皆跪席捧器,从其灌顶受法,一时轰动朝野。毘卢大教,巍巍法门,由此兴盛。玄宗有意试探善无畏的法力,便请了一位有名的术士来与善无畏比试神通。这位术士握鬼神之契,参变化之功,十分厉害。但他面对善无畏时,善无畏只是恬然不动,他便完全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只好落败。满座人皆叹其神奇,对善无畏大为敬仰。
      弘传密教 受命译经:善无畏到长安后,唐玄宗让他住在兴福寺,不久,又迁入西明寺,三番两次慰劳问候,并赐予物品,异常丰厚。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玄宗诏善无畏于西明寺菩提院译经,善无畏奏请让名僧参与翻译。朝廷批准后,他先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笔受缀文),呈上玄宗。玄宗深加赏叹,又下诏将善无畏所带梵文经卷全部送到内府保存。这《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就是从《金刚顶经》梵本中摘取出来的。
      早在善无畏来大唐以前,有僧人无行西游天竺,求得很多梵文经典,归国时,刚到北印度,就不幸去世了。所有经卷,由同行者带回长安,存放在华严寺中。善无畏偕同一行禅师,到华严寺检阅这些经卷,挑选了数本,尤其检到《总持妙门》一典,是过去没有翻译的。
      开元十二年,善无畏随驾入东京洛阳,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日经》。此经梵本有十万颂,善无畏撮摘其要,译出《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缀文),译得上符佛意,下契根缘,此即唐密根本经典是也。又译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羯罗供养法》三卷等,并作《大日经》诸咒梵汉对译,悉昙之学由此而兴。
      善无畏祖师性爱恬简、静虑怡神,时常开授禅观,奖劝初学。见其仪形者,如莲华敷于眼界;禀其言说者,如甘露润于心田。经常有人因其教导而超然自悟、境界提升。善无畏又是一位能工巧匠。在印度时他曾聚沙为塔,镕银起塔,到大唐后,又铸铜为塔,手成模范,妙出人天。一次,他在寺院里开炉准备铸造,僧人们觉得庭院狭隘,担心扇起风来,酿成火灾,善无畏笑着说:“大家不必惊怕,我知道不要紧呵!”铸炼那一天,果然大雪纷飞,灵塔铸好出炉时,雪花满地,美景如画,众僧皆称叹不已。
      一次,适逢暑天亢旱,玄宗派高力士,请无畏三藏祈雨。善无畏说:“这旱情是共业,若强行召龙降雨,雨必暴,损失与旱灾相同。”但皇帝坚决要求雨,没办法,善无畏只好答应。官员告知他,请雨的器具,幡幢、螺钹等,都备齐了。善无畏笑道:“这些东西没用,快撤掉吧!”随后,善无畏装了一钵水,以小刀搅动,口诵梵咒。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善无畏且搅且咒,顷刻,一道白气由钵中升起,迳上数尺,然后稍稍一引,白气便飘然而去。善无畏对高力士说:“快去报告,雨就要来了。”高力士急忙骑马赶回皇宫,途中回头一看,只见那白气急速旋转着,自讲堂向西而去,如一匹白绸翻空而上。继而,阴霾满天,大风骤起,电闪雷鸣。高力士刚到天津桥,狂风暴雨便突然来临,街上许多大树都被连根拔起。高力士入宫奏明皇上时,已经全身湿透了。事后,皇帝稽首迎请善无畏祖师,再三致谢。由此可见无畏三藏之功深德隆矣。
      一次,邙山有大蛇出来伤人。善无畏找到这条大蛇,对它说:“你想祸害洛阳城吗?”说罢,以梵语咒数百声,不久蛇就死了。传说这蛇就是安禄山侵犯洛阳的预兆。善无畏还精擅绘画,他画的曼荼罗,精妙异常,长期在宫中流传。
      开元七年,另两位大名鼎鼎的密教祖师——金刚智三藏与不空三藏,亦来到大唐。因这三人同开大唐密教,又同在玄宗开元年间,故史称“开元三大士”。善无畏和一行所传为胎藏界密法,金刚智和不空所传为金刚界密法。善无畏与金刚智相遇后,二人互为阿阇黎,互相灌顶传法,于是二人皆得金胎两部大瑜伽教。金胎不二、金胎合一,即无上密教之最高奥义也。
      善无畏三藏,系中国首位系统翻译密教经典者,共翻译28部53卷。为弘扬密教,阐释教理,传授仪轨,他在东、西二京设置道场、开坛授法。其传承者有大兴善寺沙门一行,入室弟子有宝畏、明畏,俗弟子有著名文学家李华,还有从学者宝思、智严、温古、义林、喜无畏,以及新罗(今朝鲜)僧人玄超、不可思议,日本僧人道慈等。一行整理善无畏的讲授口诀成《大日经疏》20卷,为解释《大日经》之根本论典。
      示灭非灭 密惠众生:开元二十年(公732年),善无畏上奏玄宗,请求回国,玄宗优诏不许。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祖师右胁累足而卧,示寂于洛阳大圣善寺禅室,时龄99岁,僧腊80。玄宗亲自参加追悼大会,追封其为鸿胪卿,派鸿胪丞李岘、威仪僧定宾律师作监护,于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三日,将其葬于洛阳龙门西山广化寺内庭。出殡之时,悲泣倾城,山河变色,法界凄凉。弟子李华为其刻碑立于寺内,二弟子宝畏、明畏为其撰刻偈颂,亦树于院内。
      善无畏三藏早已得金刚之身,故其示寂后,全身不坏。之后历朝历代,凡遇旱涝灾害,人们向他祈请,都十分灵验。洛阳信士,常将其法体请出龛室,香汤沐浴,作为供养;洛阳城的富豪,也争相布施,赞助浴事。皇室做禳灾、祈祷时,也会派许多使臣,去作供养、布施,那些人的求愿也会得到满足。
      善无畏祖师示寂之前,已是出没无常、人所难测;此番示寂,乃入于法界,生死一如,是灭非灭,故有种种征验,灵感非常,不可思议也。

      神会(684~758):襄阳(湖北襄阳)人,俗姓高。唐代著名禅僧,是禅宗六祖惠能晚期弟子,荷泽宗的创始者,建立南宗的一个得力人物。也是六祖著名的法脉传人之一。幼学五经、老庄、诸史,后投国昌寺颢元出家。讽诵群经,易如反掌。年十三,参谒六祖惠能。惠能示寂后,参访四方,跋涉千里。开元八年(720)奉敕配住南阳龙兴寺,大扬禅法,人称南阳和尚。六祖入灭后二十年间,曹溪之顿旨沈废,两京之间皆宗神秀,由普寂等续树法幢。师初至洛阳,欲振六祖之风,乃于开元二十年(732)设无遮大会于河南滑台大云寺,与山东崇远论战。指斥神秀一门“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欲确立南宗惠能系之正统传承与宗旨。并于天宝四年(745)着“显宗记”,定南北顿渐两门,即以南能为顿宗,北秀为渐教,“南顿北渐”之名由是而起,竭力攻击神秀之渐门,于是南宗日盛而北宗大衰。天宝十二年,师因御史卢奕诬奏,奉敕黜离洛阳荷泽寺,迁住弋阳(江西)、武当(湖北)等地。翌年转住襄阳,再转住荆州开元寺般若院。 安史之乱起,两京板荡,时大府各置戒坛度僧,聚香水钱,以充军需。请师主坛度之事,所获财帛悉充军需。乱平后,肃宗诏入宫内供养,并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诏请住之,故世称荷泽大师。师在荷泽寺仍阐扬六祖之宗风。上元元年入寂,世寿九十三,另一说乾元元年(758)示寂,世寿七十五。敕諡“真宗大师”。贞元十二年(796)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之宗旨,遂以师为禅宗第七祖,敕碑置神龙寺。其法流称荷泽宗,门下英才甚多,有无名、法如等。
      关于神会的一生行履,以赞宁《高僧传》较为全面。基本上透露出了神会参学、弘法、遭贬、度僧、立宗、圆寂的先后过程和信息,再参照其它史料,可以梳理出一条比较明晰的线索。
      轶事典故:神会大师理解经论,但不喜讲说。三十岁到三十四岁(697—701),他在荆州玉泉寺从神秀学习禅法。久视元年(700)神秀因则天武后召他入宫说法,便劝弟子们到广东韶州从惠能学习。神会去曹溪后,在那里住了几年,很受惠能器重。为了增广见闻,他不久又北游参学。先到江西青原山参行思,继至西京受戒。景龙年中(707—709)神会又回到曹溪,惠能知道他的禅学已经纯熟,将示寂时即授与印记。开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阳龙兴寺。这时他的声望已着,南阳太守王弼和诗人王维等都曾来向他问法。
      神会北归以后,看见北宗禅在北方已很盛行,于是提出南宗顿教优于北宗渐教的说法,并且指出达摩禅的真髓存于南宗的顿教。他认为北宗的“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惠能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
      开元十二年(724)正月十五日,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和当时著名学者崇远大开辩论,建立南宗宗旨;同时批评了当日最有声望的神秀门下普寂。普寂以神秀为达摩的正统,他自己则是继承神秀的人。据李邕的《大照(普寂)禅师碑》记普寂临终诲门人说:“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锺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神秀)、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当时神秀门下的声势很大,他们所立的法统无人敢加以怀疑。但神会却认为这个法统是伪造的,说弘忍不曾传法给神秀。他提出一个修正的传法系统:“(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神会又说:“秀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神秀)为第六代,所以不许。”当时大云寺崇远质问他说:普寂禅师是全国知名的人物,你这样非难他,不怕生命的危险吗?神会从容地说:我是为了辨别是非、决定宗旨,为了弘扬大乘建立正法,那里能顾惜身命?他的坚强态度和言论惊动了当时参预大会的人。从此南北两宗的界线更加分明,争论也更加激烈了(《神会语录》第三残卷)。
      天宝四年(745)神会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应请入住东都荷泽寺,这时普寂和义福都先后去世,由于他的弘传,使曹溪的顿悟法门大播于洛阳而流行于天下。天宝八年(749)神会在洛阳荷泽寺又楷定南宗的宗旨而非斥北宗,且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抑清净禅,弘达摩禅。这时北宗门下信仰普寂的御史卢奕于天宝十二年(753)诬奏神会聚徒企图不利朝廷。唐玄宗即召他赴京,因他据理直言,把他贬往江西戈阳郡,不久移湖北武当郡。天宝十三年(754)春又移襄州,七月间又敕移住荆州开元寺。这些都是北宗的人对神会的报复。神会虽过着贬逐的生活,两年之间转徙四处,但他的声望并未下降。
      神会被贬的第三年,即天宝十四年(755),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兵,攻陷洛阳,将逼长安,玄宗仓皇出奔西蜀。副元帅郭子仪带兵征讨,因为军饷缺乏,采用右仆射裴冕的临时建议,通令全国郡府各置戒坛度僧,收取一定的税钱(香水钱)以助军需。这时神会尚谪居荆州,诬奏他的卢奕已被贼所杀,群议请他出来主持设坛度僧,于是他才回到洛阳。至德元年(756)神会已经八十九岁,当时洛阳寺宇已被战火摧毁,他即临时创立寺院,中间建筑方坛,所有度僧的收入全部支援军费,对于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起了相当的作用。
      安禄山之乱平定以后,肃宗便诏他入内供养,并敕建在他曾住过的荷泽寺中建造禅宇给他居住,所以时人称他所弘的禅学为荷泽宗。上元元年(760)五月十三日,神会寂于洛阳荷泽寺,年九十三岁。建塔于洛阳宝应寺,谥真宗大师。
      荷泽宗的基本理论,具见于神会所著的《显宗记》和《传灯录》卷二十八所保存的《荷泽神会语录》以及敦煌出土的《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显宗记》的思想内容,大体和《法宝坛经》的定慧第四品相同。而近代敦煌出土的《顿悟无生般若颂》的写本,其文字和《显宗记》又几乎一致。
      敦煌本的《般若颂》尚无西天二十八祖之说,而《显宗记》却多了“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二十三字。因此敦煌本当是早出的写本,初题《顿悟无生般若颂》,后来改称《显宗记》。
      《顿悟无生般若颂》虽无二十八祖的记载,却有“传衣”之说,和《显宗记》所记一样。所谓“衣为法信,法是衣宗,衣法相传,更无别付。非衣不弘于法,非法不受于衣”。可见传衣之说似乎是从神会倡始。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记述荷泽一宗的教义说:“诸法如梦,诸圣同说。故妄念本寂,尘境本空。空寂之心,灵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缘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由无始迷之,故妄执身心为我,起贪瞋等念;若得善友开示,顿悟空寂之知。……故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因此神会的禅也称为“无念禅”,谓“不作意即是无念”。又说:“法无去来,前后际断,故知无念为最上乘。”神会虽说无念,但据宗密所传,荷泽是主张“知之一字”为“众妙之门”的。可见他最重知见解脱。南北二宗的根本不同是:北宗重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发慧,而南宗重在以慧摄定。神会答王维说:“慧澄禅师要先修定,得定以后发慧。会则不然。”他又引《涅盘经》的“定多慧少,增长无明;慧多定少,增长邪见”的说法而主张定慧同等。
      神会传法的弟子,据宗密《圆觉略疏钞》所记有二十二人,《禅门师资承袭图》有十八人,《宋高僧传》及碑文所见得十六人,《景德传灯录》载十八人。以上各书所列除重复者外合共有三十余人。比较知名的有磁州法观寺法如(723—811),法如传成都圣寿寺唯忠,唯忠传遂州大云寺道圆,这是宗密继承的系统。宗密出于道圆门下,自称为神会的第四代法嗣。
      神会的法派大约继续了一百五十年,到唐末就中断了。但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曾敕皇太子邀集诸禅师制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的正傍系统,终于敕立荷泽神会为第七祖,并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这是在神会寂后三十五年的事情。五代以后,只有当时与神会同门的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两支系统日行繁衍。

      金刚智(公元671—741年):唐代高僧,古印度南天竺摩赖耶国人,婆罗门种姓。印度密教付法第五祖,中国密教初祖,十岁出家,精通显、密教经典,专修密法。唐玄宗开元初年来到中国传法,是中国佛教密宗创始人,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8部11卷和密教经典仪轨等21部24卷。金刚智与善无畏、不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圆寂后葬于龙门西山南岗奉先寺西。
      金刚智从小就聪颖过人。十岁时在那烂陀寺出家,依止寂静智师学习声明。十五岁时前往往西印度,用四年时间学习法称论师的著作,然后回到那烂陀寺。二十岁时受具足戒。花六年时间学习了大小乘各种戒律。接着又学习了南宗《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著作。二十八岁时,在迦毗罗卫城,跟随胜贤论师学习《瑜伽论》、《唯识论》、《辩中边论》,历时三年。三十一岁时前往南印度,当时龙树菩萨的弟子龙智年事已高,金刚智在而后的七年时间里,依止龙智学习了《金刚顶瑜伽经》、《毗卢遮那总持陀罗尼法门》等大乘经典,以及各种五明论著,并受五部灌顶,显密通达。辞别师父龙智后,金刚智回到中印度。由于南印度大旱,应其王邀请,金刚智前去请雨。而后国王为金刚智专门建造寺院。三年后,金刚智前往师子国瞻礼圣迹。回来后,准备前往东土。国王派人护送金刚智,并带上了许多的经典梵夹,以及许多珍宝。从海路经师子国、佛誓、裸人等二十余国,历经艰险,历时三年,719年(开元七年),终于到达广州海面,节度使派数百船只前来迎接。次年初,到达东都洛阳,而后在两京传教。先后在慈恩寺、荐福寺、资圣寺、大荐福寺等处,或建立坛场,或翻译经典,度化四众。741年(开元二十九年),金刚智在洛阳圆寂。743年(天宝二年),在西龙门起塔。译有《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不动使者尼罗秘密法》一卷、《瑜伽念诵法》二卷、《七俱胝陀罗尼》二卷、《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一卷、《观自在瑜伽法要》一卷等。
      金刚智学成密法之时,正值南印度久旱不雨,国王为此迎请金刚智到宫中求雨。果然不到数日,天降大雨。王欢喜踊跃,金刚智因而受到至高供养,及诸大臣、百姓的崇拜。从此,开始了他云游四方,化导众生的弘法事业。金刚智听说中国佛教正盛行,因此发愿到中国弘扬密教,乃取海路到中国,并携带《大般若经》和其它各种佛典,以及印度的七宝器具和许多名贵香料珍品。途中多次被暴民所袭,同行的商船皆受到迫害,独有金刚智所乘的船舶得免其难。经三年时间,路经锡兰、苏门答腊,于开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抵达广州,建立密宗灌顶道场,开始弘扬密教。
      开元八年,金刚智来到洛阳、长安,面谒玄宗,成为大唐国师,得以积极从事密教经典的翻译,并传授密法。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八部十一卷。所到之处,必建金刚界大曼荼罗灌顶道场,有时奉敕为国祈雨,或为妃嫔、公主加持除病等。开元二十九年,金刚智奏请返回印度,经玄宗准许后,便动身返乡,到了洛阳广福寺,却因病而示寂。世寿七十一,法腊五十一,葬于龙门。其付法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人。金刚智经由海路,善无畏经由陆路,分别携带了"金刚部"和"胎藏部"二经的灌顶传授密法来到中国,因此,同为开中国两部密法的始祖,并奠定了中国密宗的基础。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香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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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香山寺

      出龙门石窟看经寺后不远,就可见路边一石阶,沿石阶而上至半山腰,便来到龙门最知名的古寺“香山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的佳句,声名远扬,今诵尤新。香山寺与佛教禅宗亦有很大渊源。二祖慧可禅师即在此跟随宝静禅师学佛,后来又回到香山寺精修。香山寺已历经1400多年的沧桑,一直以来法音绵延,香火炽盛。
      飞檐飘起的寺门上悬挂着“香山寺”的匾额,据说就出自清乾隆皇帝。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九月,清高宗弘历到中岳封禅,至洛阳巡游龙门香山寺,感怀赋诗《香山寺二首》开篇第一句即为称颂香山寺“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这首诗被人们当时镌刻在石碑之上,并建御碑亭,该御碑亭位于香山寺内东南侧。
      香山寺位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城南13公里处的香山西坳,与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东山窟区和白园一脉相连,并肩邻立。因盛产香葛而得名。
      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印度来华高僧地婆诃罗(日照)葬于此,为安置其遗身重建佛寺。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建立武周王朝,梁王武三思奏请,敕名“香山寺”,并重修该寺,当时香山寺危楼切汉,飞阁凌云,巍巍壮观,武则天常驾亲游幸,御香山寺中石楼坐朝。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河南尹白居易捐资六七十万贯,重修香山寺,并撰《修香山寺记》,寺名大振,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即是对香山寺的推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此外,白居易还搜集了5000多卷佛经藏入寺中。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与如满和尚等人结成“香山九老会”吟咏于该寺的堂上林下,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遗命葬于香山寺如满大师塔侧。
      宋金时期香山寺犹存,元末废弃,清康熙年间重修,乾隆皇帝曾巡幸香山寺,称颂“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这句诗摘自他当时所作的诗《香山寺二首》,被镌刻在石碑之上,位于香山寺的乾隆御碑亭就矗立着这块石碑,已有两百多年了。
      清末民国初年,香山寺又渐荒芜了,1936年香山寺进行重新修建后,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寿辰而在寺内建一幢两层小楼。蒋介石和宋美龄多次在此避暑,这幢小楼位于香山寺内东南侧,被称为“蒋宋别墅”。
      解放后,香山寺又进行了多次修葺,对蒋宋楼,乾隆御碑亭,衣钵塔等作为历史文物予以修缮、保留、保护。在原址上新建了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步游道等。

 

   蒋宋别墅:蒋介石的“别墅”,杨成武的牢狱。
   1936年,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寿辰,地方政府选择香山寺南侧建了一幢两层小楼,被称为蒋宋别墅,当时蒋介石于 1936年10月29日从西安乘火车到达洛阳(东站)来到洛阳是以“避寿”为名,实则布署“西北剿共”计划,他于10月31日在别墅庆祝了自己的五十寿辰,参加人员有张学良,阎锡山等,之后他视察了洛阳军校、洛阳电厂,检阅了重炮部队。并和夫人宋美龄三次往复洛阳,去安抚非嫡系部队太原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渠,绥远的傅作义。于12月初离洛到西安,在洛阳共呆了36天,基本都住在香山寺蒋宋别墅。
   1936年的“豪华别墅”,在三十年后一度成为杨成武将军的“牢狱”。1968年的3月底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因受林彪集团迫害,被秘密关押在香山寺。将军和家人在这幢小楼内度过了失去自由的几个春秋。不准出房门,更不准下楼,每天饭菜定量,不够也不准添,夏天蚊叮虫咬,冬天手脚冻烂,房门均不得关闭。1970年,将军78岁的母亲因病去世,临终想吃一个鸡蛋也没能如愿。直到1971年1月离开,杨成武将军被羁押于此两年多,没有下过一次楼,监牢之苦在尽尝之中。







      会客室......

      会议室......

























      乾隆御碑亭: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九月,清高宗弘历到中岳封禅,至洛阳巡游龙门香山寺,感怀赋诗《香山寺二首》开篇第一句即为称颂香山寺“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这首诗被人们当时镌刻在石碑之上,并建御碑亭,该御碑亭位于香山寺内东南侧,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这首诗称颂了香山寺及美丽的伊阙风貌,并且在最后一句流露出对白居易的敬佩之情“虑输白少傅,已著祖生鞭”展现了一代君主谦逊的品格。乾隆碑上这首诗除了让我们欣赏到行、草的书法艺术,更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代帝王的谦虚品质,也是对我们后人的鞭策。





 







 

      “寺前亭,登寺桥,石像七龛,佛龛大屋,连楼廊,宾院堂,藏经阁,巍峨佛塔和石楼”,已是龙门一个风景秀丽,文人骚客登临吟咏的去处。大诗人李白就曾夜宿香山寺,并赋诗云:“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极九宵迥,赏游万壑通”。极目远眺仍是一派迷人风光。





 

      九老堂:白居易与“香山九老会”:
      盛唐以后,经过“安史之乱”,香山寺因年久失修,渐趋衰败,至白居易任河南尹之时,香山寺已是萧条至极,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来洛任河南尹,他闲暇时常在伊阙山水间流连,想修复香山寺,却因财力有限,未能如愿。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好友元稹去世,白居易将为元稹撰写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悉数拿出,费时3个多月,重修了香山寺,使衰败的旧寺的亭台楼阁换了新颜,并撰写了《修香山寺记》一文。白居易重修后,香山寺再次声名大振,一时间游人络绎不绝。
      “停宫致仕”后,白居易更加放情于山水,赏玩泉石风月。因慕恋香山寺清幽,白居易常住寺内,自号“香山居士”并把这里作为了自己最终的归宿,在他七十四岁时,和遗老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等6人先是结成了“尚齿七老人会”,后来,又有百岁之人李元爽,95岁的禅师如满加入,号称“香山九老”,终日吟咏于香山寺的堂上林下,写下了许多歌咏龙门山水及香山寺的诗篇。“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年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香山寺二绝》这里所描绘的,正是白居易晚年生活的写照。为保存诗稿,白居易又把自己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到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所作的诗,共800首,合成12卷,取名《白氏洛中集》收藏在香山寺藏经堂内。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再次出资修复藏经堂,并收集缀补5000多卷佛经,藏入其中,可以说白居易为唐香山寺的再兴竭尽全力,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私第去世,家人遵嘱将其葬于香山寺附近如满法师塔之侧。

      如满:禅僧,俗姓陆氏号如满,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九十五岁。

      郑据:荥阳人,曾任右龙武军长史,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八十四岁。

      吉旼:一作吉皎、吉耿,冯翊郡大荔县(今陕西大荔)人,。元和初年(806)授河南登封县令,元和十五年(820)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令,晚年以御尉卿之职致仕(退休),致仕后居洛阳。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八十六岁。

      刘真:字伯寿,永年人,曾任磁州刺史,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八十七岁。

      白居易(772--846),晚唐著名诗人,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履道理私第,葬香山,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因而人称诗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李元爽:李元爽,中国有历史记载的活的年纪最大的人。“洛阳李元爽”,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九老图诗序》一文中提到的。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一百三十六岁。

      张浑:清河人,曾任永州刺史,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七十四岁。

      胡杲:安定人,曾任怀州司马,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八十九岁。

      卢贞:字子蒙,范阳人,曾任侍御史、内供奉官,官河南尹。开成中,为大理卿,终福建观察使。会昌五年图写九老形貌时八十二岁。
      白居易:筹资重修香山寺
      盛唐以后,经过“安史之乱”,香山寺因年久失修,渐趋衰败,至白居易任河南尹之时,香山寺已是萧条至极,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来洛任河南尹,他闲暇时常在伊阙山水间流连,想修复香山寺,却因财力有限,未能如愿。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好友元稹去世,白居易将为元稹撰写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悉数拿出,费时3个多月,重修了香山寺,使衰败的旧寺的亭台楼阁换了新颜,并撰写了《修香山寺记》一文。后来白居易又于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再次出资修复藏经堂,并收集缀补5000多卷佛经,藏入其中,可以说白居易为唐香山寺的再兴竭尽全力,名山名寺与名人相得益彰,白居易重修后,香山寺再次声名大振,一时间游人络绎不绝。
      白居易《修香山寺记》[原文]
      洛都四野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香山之坏久矣,楼亭骞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顷予为庶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性好闲游,灵迹胜概靡不周览,每至兹寺,慨然有葺完之愿焉。迨今七八年,幸为山水主,是偿初心、复始愿之秋也。似有缘会,果成就之。
      噫!予早与故元相国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间,冥心於因果之际。去年秋,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来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贽不当纳。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因请悲知僧清闲主张之,命谨干将士复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次至石楼一所,连廊六间,次东佛龛大屋十一间,次南宾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间,凡支坏补缺,垒ㄨ覆漏,?亏墁之功必精,赭垩之饰必良,虽一日贝梯,越三月而就。譬如长者坏宅,郁为导师化城。於是龛像无燥湿?多泐之危,寺僧有经行宴坐之安,游者得息肩,观者得寓目。关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与往来者耳目,一时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释憾刷耻之为。
      清闲上人与予及微之,皆夙旧也,交情愿力,久知之,憾往念来,欢且赞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应归微之,必有以灭宿殃,荐冥福也。」予应曰:「呜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与微之结后缘於兹土乎?因此行愿,安知他生不与微之复同游於兹寺乎?」言及於斯,涟而涕下。唐太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记。

      九老图: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三月某日,九老在白居易家中(一说在洛阳香山履道坊)聚会,欢醉赋诗,作九老诗,绘九老图。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三月廿一日,白居易宴请胡杲、吉玫、郑据、刘贞、卢贞、张浑六位老友聚会自己家中,并赋《七老会诗》一首,记述此事:
      “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敝舍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且欢。
      七人五百七十岁,施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
      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巍峨狂歌教禅拍,婆娑醉舞遣孙扶。
      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
      同年夏,在龙门香山寺,白居易又与八位老人举行了一次“尚齿会”。此次聚会又增加了李元爽、禅僧如满两位老人。诗人在《九老图诗》中记曰:
      “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
      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双归。当时一鹤扰希有,何况今逢两令威。”
      白居易亲自组织的这两次“尚齿会”,以诗文酒会的形式,使与会的老人们有歌听、有舞看、有酒喝,并鼓动老人们能歌则歌,能舞则舞,还要求每位老人都要赋诗纪胜。白居易还请来画工为老人们“写真”(画像),并在每位老人画像上题上他们的诗文。白居易对这两次活动安排得如此周到、完美,彰显了诗人尊老敬老的情怀 。
      白居易的“尚齿会”之举,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人纷纷效仿。以尊老敬老为核心内容的“尚齿会”,在宋代长盛不衰。如宋太宗至道(995年~997年)年间,北宋名相李昉罢相后,曾组“九老会”。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太尉兼西京留守文彦博,发起“洛阳五老会”。元丰五年(1082年),文彦博又集洛中退休官员年高德劭者富弼、司马光等13人为“洛阳耆英会”。
      宋代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仿效白居易“九老会”形式的“尚齿会”“怡老会”。及至清代,尊老风气日盛,对寿高百岁的老人,即使是平民百姓,也会受到朝廷的嘉奖,如赐杖、赠匾、建“人瑞坊”等。民间社会的尊老敬贤,在我国各地的宗族祠堂、庙宇和家庭堂屋中都有体现,如放置雕刻《九老图》(木雕、石雕、砖雕)和绘制《九老图》壁画及张挂《寿星图》等传统习俗。
      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负责人林伯渠倡议成立“怀安诗社”。老一辈革命家和民主人士,如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朱德、董必武等人,被尊称为“怀安诸老”。他们以诗言志,以诗抒怀,抒发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体现了他们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 董必武写诗曰:“韵事曾传九老图,东都无警亦无忧。而今四海皆烽火,酬唱怀安古意浮。”
      自白居易《九老图诗》之后,以《九老图》为母题的绘画、书法、雕塑、瓷器等艺术作品代代相传,层出不穷。辽宁博物馆藏现存宋代无款《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合卷,为南宋时期的作品,在有“九老图”题材的卷轴画中,当是最早的纸本绘画作品。四皓、九老,或观棋,或远望,或拄杖,或会友,完全是当时文人雅士生活的写照。清代有“扬州八怪”中的金农等著名画家的《九老图》作品。现代和当代诸多画家,对《九老图》这一题材的兴趣不减,有关题材的画作层出不穷。著名国画大师傅抱石曾三绘《九老图》,且都是丈二匹的宏图巨制。
明清以后,《九老图》题材的雕塑作品越来越多,且有以下特点:一是材质多样,有玉雕、翡翠雕、石雕、砖雕、象牙雕、木雕、竹雕、核雕、漆雕等;二是形体有大有小,大有数吨之重,小到一粒果核般;三是用途各异,有的是住宅、庙宇、祠堂等建筑上的木雕、砖雕、石雕,有的是装点室内环境的屏风,有的是案头的摆件,有的是生活器物,如笔筒、臂搁等。大型青玉雕《会昌九老图》高114.5厘米,宽90厘米,厚65厘米,重832千克,以镂雕、深浅浮雕和阴线刻纹等多种手法,琢成四面相通的山水人物图景,现藏故宫博物院。





      石楼:武则天“香山赋诗夺锦袍”
      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武则天在洛阳称帝,非常钟情于伊阙山水,也很喜欢位于其中的清幽雅致的香山寺,据《大唐传载》记述,她经常在香山寺的石楼坐朝,并在石楼留下了千年为人们所传颂的典故“香山赋诗夺锦袍”。
      在一次春游香山寺时,武则天别出心裁,主持了一次“龙门诗会”,历史上有名的“香山赋诗夺锦袍”即由此而来。唐代诗风很盛,武则天对胜出者“赐以锦袍”,奖品不见得贵重,但却是难得的荣誉,群臣当然各不相让,奋力争夺。首先成诗的是左史东方虬:“春雪满空来,触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武则天觉得东方虬文思敏捷,又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而此时,多数大臣也相继成诗,旁即又有一名臣宋之问诗成,诗中最后几句是“先王定界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武则天本为是为了寻欢乐到龙门香山的,然而宋之间却称赞她不搞宫廷之乐,而视察民情。这样,武则天看过大喜,赞不绝口,大声朗读,遂令人从东方虬处取回锦袍,转赐给宋之问。“香山赋诗夺锦袍”也成了诗坛上的一段佳话。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对此有妙趣横生的记述:“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夺锦袍赐之”。而这段典故所发生的地点——石楼就位于香山寺内。

      《龙门应制》:是唐代诗人宋之问创作的一首应制诗。全诗共四十二句,二百八十六字,记述了武则天访问龙门佛教寺院建筑群的事件。
龙门应制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
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凿龙近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
云罕才临御水桥,天衣已入香山会。山壁崭岩断复连,清流澄澈俯伊川。雁塔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
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阳沟塍殊绮错。
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駸駸映晚花。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
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嚣声引飏闻黄道,佳气周回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
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
      宋之问(656—712):唐代诗人。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父名宋令文,唐高宗时为左骁郎将,东台详正学士,善文辞,工书法,膂力过人,时称“三绝”。宋之问受其父影响,亦善诗文,与“善剖决”的韦善心并称户部“二妙”,与沈佺期齐名,并称“沈宋”。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举进士,初与杨炯分直内教,历任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等职,常扈从游宴,写过不少应制诗。宋之问在创作实践中使六朝以来的格律诗的法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臻完善,并创造了七言律诗的新体,是律诗的奠基人之一。[4] 

      东方虬:武则天时为左史。尝云百年后可与西门豹作对。陈子昂《寄东方左史修竹篇书》,称其《孤桐篇》骨气端翔,音韵顿挫,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今失传。存诗四首。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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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龙门石窟·东山石窟·白园

      从香山寺往北大约5、600米来到白园。白园,位于洛阳龙门风景名胜区东山琵琶峰上,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墓园,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想到在这里偶遇白居易啊......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5岁时习诗,8岁时识声韵,16岁从洛阳去到京城长安。29岁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但始终不得志,倒是写下了3800多首代表民心,为民请命,富有人民性的诗作,其中有2800多首一直传世至今,这在历代诗人中都是少见的。
      白居易晚年居住洛阳18年。虽尊为“少傅”,但一生清贫,喜酒善诗,在龙门修香山寺,开八节滩,对龙门山水十分眷恋,死后遵嘱葬于此。

      白园是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内,一处为纪念唐代文豪白居易而修建的人文自然胜景。这里记录了白居易与好友论诗听琴,煮茶对弈的情态,又是建在洛阳山间树海之中,很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的设计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

      好多人啊,破坏了本应属于这里的幽静......

      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进门直行,但见路转峰回,林木森森;山泉叮咚,池水清碧。幽雅至极。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飘送着秋日的清凉。

      龙门东山叫香山,这一山谷叫青谷。青谷把香山北坡分出了一座山峰叫琵琶峰。白园就沿青谷而入,绕琵琶峰而建。占地44亩,错落有致,巧为装点。白园有不同于其他景区的三大特色。只有先熟谙这三大特色,才能产生独特感受。首先,寻找白居易生前踪迹,拜谒诗人墓地,品味高洁人生,欣赏不朽诗文。可以跨越时空走近诗人,进行心灵的交流。其次,这里的景观,都围绕白居易人品诗风而设。明山秀水,花木树石,亭台楼阁,碑碣廊庑,无不体现出诗人性情、大唐风采和得体于自然的完美特色。第三,园内的石刻、楹联含义隽永,尤其是白居易诗廊和日本碑廊集古今中外百家之长,与龙门二十品等石刻艺术隔河相望,相映生辉。更增添了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的夺目光彩。

      白园内主要景点有青谷区、乐天堂、诗廊、墓体区、日本书法廊、道时书屋等10余处。青谷区位于两山之间,有白池、听伊亭、石板桥、松竹、白莲。进入青谷区瀑布飞泻,池水荡漾,竹林青风,白莲飘香,使人心旷神怡,乐天堂依山傍水,面对青谷,是诗人作诗会友之处,室内自然山石裸露,汉白玉塑像潇洒自然,静座山石之上,给人以深思明世之感。站在乐天堂前,可深切回味诗人原作"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的内涵,诗廊立石38块有中外名家书写,行、草、篆、隶齐全,既可以欣赏白居易的名作,有可以领略书法艺术之美。日本书法廊是为中日书法交流而建,多为当代日本书法名家之作,于2000年3月建成对外开放。墓体区位于琵琶峰顶,从牡丹坛拾级而上即可到达。这里有白居易墓、卧石碑、乌头门及中外仰慕白居易的客人及族裔的立石。墓前型石铺地,墓后草坪如毯,周围翠柏环抱,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漫步石级而上,山腰有亭,名曰“听伊”,此亭系白居易晚年与其好友元稹、刘禹锡等对弈、饮酒、品茗、论诗之处。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听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妇孺皆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建。


      由听伊亭而上,在危岩翠柏中有一古朴典雅之阁庐,题额“乐天堂”,堂内有汉白玉雕成的白居易塑像,素衣鸠杖,栩栩如生,有飘然欲仙之态。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出生乱世: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自酿美酒: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藏书故事: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继续上行即琵琶峰顶。在翠柏丛中,有砖砌矮墙围成圆形的墓丘,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长眠之地。在圆形墓顶之上芳草萋萋。墓前立有高大石碑3块,其中1块上刻“唐少傅白公墓”6个字。登高望墓,形似琵琶,白墓所在之丘为“琴箱”,其东南是长长的芳草墓道,四周围以齐整的冬青,翠绿色的草地中央,三根“琴弦”清晰可见,此即为琵琶的“曲颈”。诗人精通韵律,又作千古之颂的《琵琶行》。此山、此墓、此龙门之地,是他长眠的最佳之处了。

      琵琶峰,传说当年北魏孝文帝开凿龙门石窟时,文殊菩萨带众仙女乐队前来观看,一位弹琵琶的仙女因与凡间青年私奔,弃琵琶而去,形成了今天的琵琶峰。不过琵琶峰的得名,应取自于长眠于此的白居易那首脍炙人口的长诗《琵琶行》。

      苍松翠柏簇拥的白冢,卧在“琵琶”端首。白居易晚年寓居香山,又号“香山居士”,埋葬此地,既符合诗人生前的心愿,又暗合了其传世名作《琵琶行》的意蕴,可谓独具匠心,令人赞叹。不过也有传说,白居易在官场中浸淫多年,日益认识到官场的黑暗。到了晚年,诗人仕途灰暗,所以也不希望后代再步自己的后尘。于是,诗人留下遗嘱:从今后代再不要做官。他见琵琶峰前面陡峭,下临阔水,是块绝地,是选墓址的忌讳之处,就故意舍弃北邙那人人向往的风水宝地,将自己的墓址选在这前临绝地的琵琶峰巅,以断了自家的官气。

      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其中有块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你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在墓右侧,有巨石卧碑。刻有《醉吟先生传》,碑重24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石书。











       由墓道向左、下至峰腰平缓处,即是古雅的九曲回廊,廊壁尽嵌现代诗人墨客吟咏的诗作以及白居易 《琵琶行》全文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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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

重温下我所知道的白居易诗词: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钱唐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池上二绝
其一
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
其二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卖炭翁
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琵琶行
    (诗前小序)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 。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 ,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 ,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2016国庆洛阳行——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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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关林

      关林庙位于洛阳市郊区关林镇。相传是三国蜀将关羽首级的葬地,冢前有关羽祠庙,俗称关帝庙。也是我国唯一的“林、庙、”合祀的古代经典建筑,始建于汉代,重修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关羽褒崇至极,尊奉为关圣帝君,同文圣孔丘并提,称为武圣。按《后汉书》说,东汉建安十五年,蜀将关羽镇守荆州。遭到东吴孙权的偷袭而败走麦城,于湖北当阳被东吴将校俘杀。孙权怕刘备作复仇攻伐,而把关羽的首级送到洛阳献给曹操,以图表明进攻荆州杀死关羽是奉曹之指令,从而嫁祸于曹,孙权的这一阴谋被曹操所识破,曹反以王侯之礼,把关羽之首级葬于城南,称之谓关帝冢,即今天的关林。
      关林广场中央的舞楼,是祭祀关羽时献戏的舞台。舞楼平面布局呈"凸"字形,突出的部分为前台,不设山墙,从建筑形式看,它把前台的歇山式顶和后台的硬山式顶组合在一起,又在上面巧妙地加似歇山式顶,使整个建筑的外观宛如一座重榴楼阁拔地而起,蔚为壮观。如此巧思设计,精妙构筑的舞楼,殊为罕见,是中国早期舞台的精华之作。
     关林大门建于清代,两边的八字墙上篆书"忠义仁勇"4个大字,昭示着关羽精神不朽。朱漆大门镶嵌九排九行八十一颗金黄色乳钉,标志关羽的至崇地位。门外这对白色大理石石狮,雄健威武,是洛阳地区现存明代石狮中最大的一对。请再往大门东西两侧60米处看,高高耸立的是对称的三门道石牌坊坊额上都是颂扬关羽的题字。

     关林始建何时已无从稽考,现存的关林位于洛阳市南7.5公里的地方,重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清乾隆年间加以扩建,形成现今占地180亩的规模。关林的建筑很有特色,它是按帝王宫殿式样建造的,它以舞楼、大门、仪门、大殿、二殿、三殿、牌坊、墓家到后门为其南北向中轴线,其他建筑的布设皆沿此线左右对称,错落有致,严谨有序,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代表。院内800余株古柏遮天蔽日,蓊郁苍翠,掩映殿字楼阁,使关林别具林园特色。历代碑刻100多通,成排成行,记载有关关林的沧桑岁月。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东汉末年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市)人。关羽才兼文武,绝伦逸群,通经熟史,骁勇善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败走麦城,被东吴孙权杀害,终年五十九岁,生前汉献帝封他为"汉寿亭侯",死后蜀后主刘禅追溢他为"壮缪侯"。 
       "英雄有几称夫子?忠义惟公号帝君"。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何其多,关羽之所以脱颖而出扬名天下,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儒学立国的国度,几千年的道德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关羽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撼天地泣鬼神的"忠义仁勇"壮歌,他的品德与我国传统道德相契合,所以受到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的无比敬仰,成为封建社会的人伦楷模,以至于"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根据礼制,皇帝的墓称"陵",王侯的墓称"冢",百姓的墓称"坟",只有圣人的墓才能称为"林"。清雍正八年(1730年),关羽被封为武圣,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就有了埋葬文圣孔子的"孔林"和这处埋葬武圣关羽的"关林”了。


      来自台湾的表演者正在等待登台......
 

      赤兔马:《三国志·魏志·吕布传》上说:“布有良马名曰赤兔”《三国演义》的描述就更清楚了。赤兔马是董卓从西凉带来的宝马良驹。董卓为了拉拢年轻将领吕布,就把这匹马送给了他。后来,这匹马跟随吕布大展神威。但在白门楼,因为刘备的一句话,曹操痛杀吕布,赤兔宝马也就归了曹操。也许是机缘巧合,关羽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暂时投靠了曹操。曹操十分爱惜关羽这人才。也想仿效董卓“宝马赠英雄”。但关羽终究不是吕布,他接受了赤兔,也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刘备。从此以后,赤兔马和青龙偃月刀就成为了关羽的代表形象。当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杀害后,赤兔马又为马忠所得。可这次它不再顺从着跟随新主人,绝食而亡,跟随旧主关羽而去了。
      但根据史书记载,赤兔马在吕布战败后,不知去向。并没有成为关羽的坐骑。因此《三国演义》有虚构成分。民间又传,赤兔代代繁衍。宋朝时由方腊重金买来。梁山泊征讨时,被关胜夺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罗贯中在民间搜集资料时,被误传了。



      仪门为关林第二道门,建于明万历二十年,原为关林大门。清代扩修大门后,改此门为仪门,取"有仪可象"之意。正门额上悬有慈禧太后所题"威扬六合"匾,意思是关羽的英各威震天下。仪门檐后檐下访上绘有大幅反映关羽生平事迹的故事图等,再现了关羽当年激战沙场的生动场面。大家注意看仪门上的乳钉只有49枚,为什么和大门不;样呢?噢,有些朋友已经猜对了,这是因明代修此门时关羽的封号还是侯爵的缘故。





     在仪门东西次间与尽间的五花隔墙上,各镶嵌刻石一方。东侧为岳飞画"关圣帝君像",相传是岳飞因缅怀关羽的英勇忠义而作。西侧为"关帝诗竹",宽54、高120.5厘米。画面上有两竿竹子,一竿枝叶飘飞,宛如狂风袭竹,一竿枝叶低垂,又似骤雨落叶,所以又叫"风雨竹"。这幅竹画妙就妙在全部竹叶组成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表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由仪门到大殿之间这条长35米、宽4米由石栏板夹筑的甬道,是我国关庙中惟一的一条石狮甬道,被誉为"洛阳小卢沟",关林有三个最绝妙的景观,这是第一绝。据碑文记载,现在的甬道重修于明万历四十七年,这是在洛商客捐资,依帝王宫殿式样修建的。36根望柱上雕刻了大小104个石狮,它们分立在甬道两旁,像两列卫士夹道护卫。这些石狮没有凶猛威严之感,个个活泼生动,逗人喜爱。这些可爱的石狮,给关林的庄严殿宇、苍郁古柏、如林石碑平添了无限生机和温馨氛围。



     甬通东西两侧分别坐落着钟楼和鼓楼,两楼建筑形制一样。中国的寺庙里,多有钟鼓楼,晨钟暮鼓不仅作为报时之用,更为隆重的祭祀平添几分神秘与神圣,关林的钟鼓楼,起的便也是这个作用。
     焚香炉位于甬道两旁,东西各一。明清时期,关林每年要举行春秋二祭,按当时朝政祀典规定使用太牢,祭祀在月台之上拜殿之下进行,隆重而热烈。为了防止庙宇着火,保证殿堂安全,就在月台下建焚香炉两座,可见古人很早就有防火安全意识。焚香炉高6.52米,四面坡亭式顶,为清代所建的砖砌仿木构建筑,充分展示了清代高超的砖雕艺术水平。正面雕刻窗根,其余面砖雕"腾龙戏珠"、"松树麒麟"、"双狮戏绣球"和"岁寒三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侧焚香炉后壁的大幅砖雕"岁寒三友"图,它寓刘、关、张桃园结义之意于画中,用松、竹、梅喻三人的高风亮节、博大正气,构图巧妙,寓意深刻。
     大殿前月台两侧有龙头柏和风尾柏,西为龙头柏,东为凤尾柏。龙头柏因柏树一枯枝向下勾曲,形如龙头而得名。风尾柏树根裸露,成扇面形,环纹极密,似凤凰尾巴。
     月台之上,前为开敞的拜殿,后为宏阔的大殿,两者相连,浑然一体,巍峨壮观。拜殿为五开间卷棚式建筑,为祭祀关羽时百官僚属谒拜之场所,又称为"启圣殿"。拜殿虽梁架结构简单,但斗拱檀枋色彩斑斓,与高耸的赤柱相映生辉。拜殿下高挂着一块块歌颂关羽的匾联,其中最为出名的,是乾隆皇帝亲自书写的"声灵于铄"匾和"翌汉表神功龙门并峻,扶纲伸浩气伊水同流"联。拜殿西端放置着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所用的"青龙偃月刀"。此刀高3.5米,很是神气,每每吸引着游客前来一试身手,领略当年关大将无尚英风。
 

      好漂亮的贡品......







      启圣殿:现存建筑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    大殿为关林最大建筑,位于关林中心,充分突出了居中为尊的建筑意图。大殿为砖木结构的单檐庑殿顶式,高近20米,面阔7间,进深3间,总面积760平方米。庑殿顶上琉璃瓦覆盖,五脊横立,六兽扬威。殿四周飞檐外伸,如燕展翅,檐下斗拱交错,檐柱耸立,绕以回廊。大殿四据角各站有一人,有种说法说他们分别是庞涓、韩信、罗成、用瑜,只因为他们都曾背信弃义,遭世人唾骂,被称作历史上有名的"四短人"、"走尽人",他们与关羽的浩然正气形成鲜明对比,让他们站立檐角也是在警示世人啊。
     大殿正门上方高悬慈禧太后题的"气壮嵩高"匾。大殿门窗雕饰精美,正门自东向西的高浮雕是关羽生平故事十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斩蔡阳、水淹七军、三结义、三顾茅庐、斩车胄、单刀赴会、挑锦袍、战吕布、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等共十二幅,还有二龙戏珠、凤凰戏牡丹、龙戏凤等,无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充分表现了明代木雕艺术的杰出水平。而且这些木雕因为有高大宽阔拜殿遮蔽,所以较少遭受风吹雨蚀,因而木雕上色彩依然鲜艳如初。
      大殿内现有塑像五尊,中间这位帝王装扮、神圣庄严的就是关圣帝君像,此像高6米,为我国关羽塑像中最大的一尊。两侧分立的是威猛暴烈的周仓、沉着稳健的廖化、深谋远虑的王甫、英姿飒爽的关平。我们走到大殿后门,看这组正对后门的高浮雕 ,中间这位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脂、身着绿战袍、手拂长髯、睿智英武的关羽像,真实地再现关羽音容笑貌。罗贯中据民间传说关羽是个红太阳大汉的说法,塑造出了《三国演义》中一个肝胆侠义、正气凛然的关将军形象。这个关羽像就是依罗氏描述雕塑的,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关羽左右则分别是扛大刀的忠诚侍卫黑脸周仓和儒雅英气的义子关平。

      关羽(?-220年):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曾被曹操生擒,于白马坡斩杀袁绍大将颜良,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赤壁之战后,刘备助东吴周瑜攻打南郡曹仁,别遣关羽绝北道,阻挡曹操援军,曹仁退走后,关羽被刘备任命为襄阳太守。刘备入益州,关羽留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襄樊,曹操派于禁前来增援,关羽擒获于禁,斩杀庞德,威震华夏,曹操曾想迁都以避其锐。后曹操派徐晃前来增援,东吴吕蒙又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又称美髯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三国演义》尊其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毛宗岗称其为“《演义》三绝”之“义绝”。
      关羽本字长生,后改字云长,早年因犯事逃离家乡至幽州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
      中平元年(184年),汉室宗亲刘备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参与扑灭黄巾军的战争,关羽与张飞同在其中。刘备辗转担任许多官职后,投奔昔日同窗公孙瓒,被封为平原相,任关羽、张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三人情同兄弟,常一起同床而睡,当刘备坐下时,关、张二人更不辞辛劳随身守护。
      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因曹嵩被杀而迁怒于陶谦,于是发兵攻打徐州。陶谦求救于刘备,刘备和关羽率千余人前往救援。曹操兵退后,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关羽与刘备屯兵于小沛。而后在陶谦等人的再三相让下,刘备领徐州牧。
      建安元年(196年),刘备被袁术、吕布夹攻,丢失徐州,关羽便跟随刘备一起投奔曹操。后与曹操许田围猎时,关羽劝刘备杀掉曹操,但刘备此时认为当时的曹操是要匡扶汉室的,觉得杀了他可惜,于是不从。
      建安三年(198年),刘备与曹操共擒吕布于下邳,夺得徐州,关羽与刘备便跟随曹操班师回许昌,曹操任车胄为徐州刺史。后袁术北上投奔袁绍,刘备奉曹操命拦截袁术于徐州,刘备趁机袭杀车胄,命关羽守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代行太守职务,刘备则返回小沛(今江苏沛县)。
      阵斩颜良: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派刘岱、王忠攻打刘备,却被刘备击败,曹操于是亲提大军出征,刘备败逃投奔袁绍,关羽战败被生擒,不得已而投降,曹操待以厚礼,任命为偏将军。后袁绍派大将颜良、文丑、郭图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操亲自率军救援,并命张辽与关羽为前锋。关羽望见颜良的麾盖,策马冲锋,斩杀颜良于万军之中,枭首而归,袁军将领无人能挡,白马之围被解,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当时,曹操为知道关羽有没有久留的心意,叫张辽用人情试探。关羽对张辽叹息道:“我知道曹公对我的厚爱,但我受刘备将军的厚恩,发誓共死,不可背弃。我终不会留下,在为曹公立下功劳后我便会离去。”张辽向曹操表明,曹操知道关羽会离去,反而重加赏赐,想要留住他,但关羽尽封曹操的赏赐,留书告辞,回到刘备身边。曹操左右欲追杀之,不过曹操认为各为其主而阻止。民间文化把这一段故事叫做“千里走单骑”。
      镇守荆州: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投靠刘表,屯兵于新野。曹操率领大军南下,刘备南逃,另遣关羽乘数百艘船驶向江陵(今湖北荆州)会合,但刘备于途中当阳(今湖北宜昌)长坂坡被曹操军追至,幸而关羽驶至汉津(今湖北荆门),一同乘船至夏口(今湖北武汉)。
      刘备联合孙权击败曹操后,曹操留曹仁等防守荆州,于是刘备又与孙权大将周瑜夹攻曹仁,命关羽绝北道断曹仁后路。待刘备取得荆南四郡(长沙、零陵、武陵、桂阳),拜关羽为元勋,受封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此时襄阳实为曹操势力范围,由乐进驻守,所以关羽驻于江北。在此期间,关羽重修了江陵城。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入蜀助刘璋防御张鲁,张飞、赵云、诸葛亮与关羽共守荆州。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与刘璋决裂,在攻打雒城(今四川广汉)时,军师庞统中流矢身亡,刘备乃召张飞、赵云、诸葛亮入川支援,荆州只留关羽驻守。刘备平定蜀地后,以关羽董督荆州事,授权掌管荆州地区刘备控制的部分,包括荆州南部四郡和从东吴借来的南郡治所江陵和附近的公安,关羽事实上镇守荆州五郡(南郡、长沙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
      关羽听说马超归降刘备,他过去与马超毫不相识,于是便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武艺才干与谁人可以相比。诸葛亮知道关羽气傲心高,于是回信答道:“马孟起(马超)文武兼备,勇猛超群,不愧一代人杰,是英布、彭越一类的人物,可与张飞并驾齐驱,但不及美髯公超凡出众、卓尔不群。”关羽蓄着一副漂亮的长须,所以诸葛亮称他美髯公。看了诸葛亮的回信,关羽十分高兴,把它交给宾客幕僚们传阅。
      关羽曾被流矢射中,箭头穿透左臂,后来伤口虽然愈合,但一遇阴雨天气,臂骨便常疼痛。医生说:“箭头有毒,其毒已渗入骨中,需要在臂上重新开刀,刮去臂骨上的毒素,才能彻底除掉这一病患。”关羽当即伸出手臂让医生为他开刀治病。当时关羽正请众将饮酒进餐,臂上刀口鲜血淋漓,流满了接在下面的盘子,而关羽却在割肉把酒,与大家谈笑自若。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知道刘备已夺得益州,希望取回荆州。刘备却说:“当得到凉州时,便会把荆州交还。”孙权对此十分怨恨,便派鲁肃索要荆州。孙刘两方的将领在阵前“单刀会”,据理相争但最终不欢而散。孙权命吕蒙准备进攻荆州南部,鲁肃将万余人马于益阳牵制关羽,刘备从益州带兵回援。时关羽号称有三万人马,自选五千精锐准备从上游渡河,吴将甘宁率领一千人前往驻守,关羽得知后就没有过河,在河对岸扎营,这个地方后来称为“关羽濑”。此时,曹操进取汉中的张鲁,刘备便迅速和孙权修和,协议平分荆州,即分荆州的江夏郡、长沙郡、桂阳郡属于孙权,分荆州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属于刘备,这就是三国史上著名的湘水划界。
      威震华夏: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谋反,但不久事情败露,几人被曹操所杀,曹操于是召曹仁为征南将军,讨伐关羽。曹仁屯樊期间,大肆征调徭役,南阳郡一带军民苦不堪言。宛城太守侯音与卫开于是劫持太守造反,与关羽联合。曹仁率军前往平乱,于次年正月攻破宛城,将侯音斩杀,并屠城。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军与曹操军相争汉中,魏将夏侯渊被刘备大将黄忠所斩,曹操亲提大军来争汉中,刘备据守,赵云又在汉水劫去粮草,曹操无奈只得退出汉中,刘备遂占据汉中。
      同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任命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并派益州前部司马、犍为人费诗去关羽驻地授予关羽官印,关羽闻知黄忠地位和自己一样,愤怒地说:“大丈夫绝不能和老兵同列!”不肯接受任命。费诗对关羽说:“创立王业的人,所用的人不能都一样。以前萧何、曹参和汉高祖年幼时就关系很好,而陈平、韩信是后来的亡命之人;可排列地位,韩信位居最上,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对此有过怨恨。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的功劳,尊崇黄忠,而在他心中的轻重,黄忠怎能和您相比呢!况且汉中王与您犹如一体,休戚相前,祸福与共。我认为您不应计较官号的高下,以及爵位和俸禄的多少。我仅是一个使者,奉命之人,您如果不接受任命,我就这样回去。只是我为您这样感到惋惜,恐怕您以后要后悔的。”关羽听了他的话以后,大为感动,醒悟过来,立即接受了任命。
      当时孙权进攻合肥。曹魏的主力都驻守在淮南。扬州刺史温恢对兖州刺史裴潜说:“此处虽然有贼人,却不值得担忧。现在刚刚涨水,征南将军曹仁却孤军深入,没有长远的准备,关羽强悍狡猾,只恐怕征南将军会有变故。”不久,关羽果然令南郡太守糜芳守卫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他自己率军向樊城的曹仁进攻。
      曹操派出大将于禁率领七军援救襄樊。立义将军庞德与关羽交战,引箭射中关羽前额。其时庞德常乘白马,关羽军皆谓之白马将军,对他甚为忌惮。
      到了八月,天降大雨十余日,汉水因此暴涨,关羽因掘江堤以大水灌于禁军,于禁军虽在平地,却被水淹五六丈,于禁七军都被淹没,于禁只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关羽乘大船进攻于禁,于禁投降。曹操得知于禁投降的消息非常惊异。
      关羽乘船进攻庞德军,庞德的军队大多投降关羽,庞德寡不敌众,最后被关羽所擒,庞德的兄长在蜀汉汉中为官,关羽因此想要劝降庞德,但是庞德大骂不肯降,关羽于是将其斩首。
      关羽乘胜对樊城发起猛攻,樊城进水,城墙崩塌,而曹仁的守军也因为多次战败而大量削减,只剩下几千人,樊城被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也快被吃完,众将都惶恐不安。曹仁在满宠的劝说下,与将士们盟誓,以死守城。关羽又派别的将领把将军吕常包围在襄阳。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
      同年十月,陆浑民孙狼等苦于徭役,叛上作乱,南附关羽,遥受关羽印号,为之支党,关羽的声势一度威震华夏。
      败走麦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末,曹操以为汉献帝在许,与关羽军相近,欲迁都避其锋芒,司马懿、蒋济等劝阻,认为孙权必然不愿看到关羽得志,可以用答应将江南封给孙权为条件让他从背后出兵攻击关羽。同时曹操派遣徐晃、赵俨等率军救援樊城,更准备亲自征讨关羽。
      救援樊城的徐晃因兵力不足,认为很难与关羽抗衡,不过之后曹操先后派遣徐商、吕建等将领以及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兵马增援徐晃。关羽在围头派有军队驻守,在四冢还有驻军。徐晃于是扬言将进攻围头,却秘密攻打四冢。关羽见四冢危急,便亲自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出战,徐晃迎击,关羽退走。关羽在堑壕前围有十重鹿角,徐晃追击关羽,二人都进入关羽对樊城的包围圈,包围圈被打破,傅方、胡修都被杀死,关羽于是撤围退走,然而关羽的船只仍据守沔水,去襄阳的路隔绝不通。
      起先,孙权曾派人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关羽辱骂来使,拒绝结亲,孙权十分恼恨。孙权命吕蒙为主帅偷袭荆州,并亲自率军为后援。荆州重镇江陵守将麋芳(刘备小舅子)、公安守将士仁因与关羽有嫌隙而不战而降。当关羽领兵出征时,由糜芳、士仁两处负责供应粮草军需,两人不愿全力救援关羽。关羽放出话说:“回去后就惩处他们。”糜、士二人都恐惧不安。于是孙权暗中派人去诱降糜、士二人。
      此时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后,立即向南回撤。回师途中,关羽多次派使者与吕蒙联系,吕蒙每次都厚待关羽的使者,允许在城中各种游览,向关羽部下亲属各家表示慰问,有人亲手写信托他带走,作为平安的证明。使者返回,关羽部属私下向他询问家中情况,尽知家中平安,所受对待超过以前,因此关羽的将士都无心再战了,士卒渐渐溃散,退至麦城。同年十二月,关羽率数十骑出逃,一路突围至距益州不过一二十里的临沮(今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遇潘璋部将马忠的埋伏,被擒,和长子关平于临沮被害。
      孙权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于洛阳,同时孙权则将关羽身躯以诸侯礼安葬于当阳,即关陵,也称当阳大王冢。蜀汉在成都为关羽建衣冠冢,即是成都关羽墓,以招魂祭祀。因此民间也称关羽“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或称‘魂归山西)。
      景耀三年(260年)九月,蜀汉后主刘禅在追谥几位重要大臣时,追谥关羽为“壮缪侯”。他的儿子关兴继承了爵位。
      各朝皇帝都以关羽为忠义的化身成为教育忠君爱国信念的材料,“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民间所供奉的“关公”又被台湾信徒称为“恩主”,即救世主的意思。在东南亚地区,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甚至美国、英国的华人区域,关公的信仰也都相当盛行,华侨在国外从商者很多,因此对于作为武财神的关公也多加崇祀。
      佛教对关云长的信仰只是限于供奉,并无祈祷、赞颂以及供奉仪轨,而在藏传佛教中,有多位大师著有供赞仪轨,如章嘉大师、土观大师以及这世大宝法王、亚青寺阿秋仁波切等。多识仁波切也曾著有关云长简略供赞。道教将关羽奉为“关圣帝君”,即人们常说的“关帝”,为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
     走出大殿来到二殿,光绪皇帝题的"光昭日月"匾高悬于正门上。二殿是关林现存建筑中始建年代最早的一座殿宇,五开间单檐庑殿顶式,面阔5间,进深3间。前后檐下主要绘有反映关羽骁勇善战的故事图。殿内塑有关羽戎装坐像,旁边侍立手持大刀的周仓和手捧玺印的关平。二殿后门有一对圆雕盘龙石墩,设计之巧在石刻中罕见。整个看来似一方柱体,细看则见是由一条龙盘缠,龙的眉、眼、唇、须乃至片片龙鳞无不点画到位,而且龙的气势不减,真可谓绝! 

      财神殿:现存建筑建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







    二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配殿",东为"圣母殿",内主供关羽夫人胡氏。西为"五虎殿",内供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位虎将。


     结义柏和旋柏长在三殿前,西为结义柏,东为旋柏。结义柏为一棵三叉柏,树身在一人多高处分为三枝,而三枝树权粗细相当,正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意,故名为结义柏。旋柏则如螺旋一样生长,不仅树干旋生,而且连大小枝条都呈旋转状,甚为罕见,被列为中国"三大奇柏"之一。

     春秋殿:现存建筑建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三殿为五开间硬山式建筑,因殿内原有关羽睡像,故称"寝殿"。其平面布局呈"凹"字形,搪下昂头外伸,刻以龙首,可谓群龙相聚,气势非凡,这在斗拱木作中比较少见,非常有价值。三殿额枋上彩绘表现关羽英勇形象的三国故事画面。殿内塑关羽夜观《春秋》像,关公左手捋须髯,右手持《春秋》,神情专注,研读《春秋》,再现当年秉烛达旦情景。殿内还有采用先进工艺制成的关羽睡像,他能翻身坐起,怒目圆睁,颇能吸引入。殿内后壁为气势恢宏、场面宏大的"关帝出巡回宫图"彩色壁画,展示出关羽至尊的武圣人、帝王之风。



 









      这两座石坊,分别为明清所建。前面这座宽10米,高6米,正额题"汉寿亭侯墓",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由钦差太监胡滨所书。后面这座规模较小,正额题"中央宛在",意思是关羽的头颅依然在此,为清康熙五十五年由三韩弟子高镐所书。两坊柱各面分别题刻不同时期对联九副,书体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备,对关羽忠义仁勇品行极尽赞美之辞,充分反映出关羽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比如"义参天地,道衍春秋"、"浩然之气塞天地,忠义之行澈古今"等。

     紧靠石坊为清康熙五年所建林碑亭。该亭为八角攒尖歇山项,碑亭结构复杂,它集历代斗拱之优点,拱昂上下连接,环环相扣,众多的拱昂似一座密据式阁楼外观。各昂自上而下依次绘成绿、蓝、黄、红诸色,富丽华繁。整座碑亭全用木构件架接勾连,其用力之均衡、构筑之奇巧、造型之典丽,尽得鬼斧神工之妙。使它在经历了300余年暴风骤雨,依然稳固屹立,是清代亭式建筑的精粹,全国亦为数不多,此为关林第二绝。
      亭内立石碑一通,高近4.8米,龟趺座,碑首雕刻盘龙,碑额九叠篆书"效封碑记",碑阳正书:"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林",这是道光元年磨石重刻的关羽最高封号,碑阴是康熙五年董笃行撰写的《关圣帝君行实封号碑记》,对研究关羽的生平事迹以及封号建庙等情况,提供详细资料。新加坡华人梁三旺先生多次越洋跨海前来拜谒关林,瞻仰圣容,见林碑亭彩饰剥落,木构朽坏,于是概然捐资8万元重修碑亭,才使这座经典之作焕然于天日。



     最后面这个高在丰隆、青草茂密的土丘就是关冢了。据《三国制·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操)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这则史料说的是孙权杀关羽,但又恐刘备兴兵报仇而使的嫁祸之计,但被 曹操识破,曹操将计就计追赠关羽为荆王,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之礼葬于城南十五里, 即今关林。古今中外,世间关庙何只千万,只有关羽葬首处的洛阳关林、葬身处的当阳关陵、出生地的解州关帝庙称为三大关庙。尤其是洛阳关林作为埋葬武圣关羽首级的圣地,是我国惟一的家、庙、林三把合一的古遗存,亦是封建品级最高、地位独尊的"武圣陵寝",位居全国三大关帝庙之首。
     关林土家南墙有清康熙时期修筑的石墓门,额题“锺灵处”,门两侧行书对联一副"神游上宛乘仙鹤,骨在天中隐睡龙",深切地表达了对关羽的怀念之情。民国二十五年,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等见关林土家围墙毁坏,遂倡议集资,"培而新之",并立碑铭记。1998年,台湾富景集团连万生先生在捐资30万修钟鼓楼、仪门广场之后,又捐资15万元,再次对此围墙进行重修。台湾同胞报效祖国,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和对关羽的真诚爱戴尊祟之情,令人感动! 








      关林第三绝——"关林奇柏"。关林古柏参天,蔚茂成林,浮苍滴翠,与红墙绿瓦的古建筑群交相辉映,颇具特色。尤其是风中登上关家南望,看到的是柏叶飞舞,碧浪翻卷,如绿海叠翠。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有"关林翠柏"、"关林叠翠"的美誉。关林的柏树有800余株,树龄最老的达700余岁,树干围最大的达1.2米。

 

 



     关林朝圣大典活动:千百年来,关羽的忠义仁勇精神一直被中华民族所推祟,成为炎黄子孙共同的道德追求和做人淮则,朝廷达官,黎民百姓,景仰日深,海外华人更是把关羽奉为平安神和武财神,香火之盛,无以复加!海外华人纷纷来关林寻根谒祖,他们一致要求关林祖庙恢复设坛致祭,以答神明。为了满足海内外炎黄子孙高涨的祭关热情,1994、1997、1999、2000年,关林成功地举办了四届"东方文化寻根游暨中国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大典期间中外游客云集,关林香火鼎盛,尤其是大批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华人不远万里前来祭拜关帝。

      聆听了一场具有河南地方色彩的音乐会......











      正在进行的演出活动......





 


      青龙偃月刀是偃月刀的其中一种。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偃月刀在宋朝开始出现,因重量关系,主要用于练习臂力,而非实战中的武器。在《三国演义》中,青龙偃月刀为关羽所使用的兵器,书中描述青龙偃月刀重八十二斤,又名冷艳锯,关羽用其斩杀了不少武将,所以后世也称青龙偃月刀为关刀。在关羽被杀后,青龙偃月刀被东吴将领潘璋夺走。后来,关羽的儿子关兴杀潘璋为父报仇,夺回青龙偃月刀。因此,关羽和青龙偃月刀被互相视为象征。
      青龙偃月刀与丈八蛇矛相媲美;它们先后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扬名天下。使用它的,有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爱将——“美髯公”岑彭。而最著名的当属武圣人——关羽,一个义字当头的英雄,所以他成就了刘备的霸业。青龙偃月刀就象是拥有灵魂的东西,他会自己去选择自己的主人。所以它在拥有了巨大的力量的同时,也拥有最完美的主人,得到最大极限的发挥。
      在小说中,对青龙偃月刀的描绘更是登峰造极。譬如《三国演义》的第一回,说到刘关张得到镔铁一千斤,关羽打造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又有一奇名“冷艳锯”。《三国演义》中对于青龙偃月刀的打造过程和刀的样式,仅一笔带过:“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虎牢关三战吕布有诗说道:“酣战未能分胜败,阵前恼起关云长;青龙宝刀灿霜雪,鹦鹉战袍飞蛱蝶。”青龙偃月刀与赤兔马一起成为关羽的辨识标记。在乘雪破羌兵时,还安排了一段“只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铠,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情节是多么的显圣,让关羽的威武形象渐渐地深入人心。
      不仅仅如此,《三国演义》围绕青龙偃月刀还另设计了很多精彩的情节,例如:刀挑锦袍、单刀赴会、失刀夺刀等等,青龙偃月刀在小说中出现的时间似乎比关羽还要长。
      青龙偃月刀的实际用途:礼仪用品,在外交、礼葬、加官进爵等大型礼仪活动时使用的礼器,观赏性高,显贵,但并不称手,不是战场以及武力相搏的兵器。同时,青龙偃月刀大多出现于戏曲舞台,而不是战场。
      相关历史:根据史料研究,小说和传说中提到的三国名将关羽所使用的青龙偃月刀,在当时并无此物,真实的青龙偃月刀是在唐代才出现的兵器。而关羽的偃月刀之名,原称“掩月刀”,最早见于《武经总要前集·器图》。《武经总要》成书于北宋初期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军事和兵器大百科全书。书中“刀八色”章节共绘制了当时军队中使用的八种刀形,除手刀为短柄武器外,其余七色均为长杆刀,包括“掩月刀”。根据图式,“掩月刀”之刀头阔长,形似半弦月,背有歧刃,刀身穿孔垂旄,刀头与柄连接处有龙形吐口,长杆末有鐏。“刀八色”中的“屈刀”、“凤嘴刀”与“掩月刀”形式相仿,当时虽有细分,在后世则基本以“偃月刀”通称这一类带背刃的长柄大刀。作为重型兵器,偃月刀劈砍的威力巨大,但因太过笨重且制造成本昂贵,在格斗战场并不普及,更多用在演武、阵列和操练时显示军威,或成为宫殿侍卫和卤簿的仪仗兵器,在清代早期甚至变成了武举考核膂力的道具。
      史书记载:事实上,关羽是否用刀作战一直是个疑问,《三国志》上说:“曹公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陈寿的一个“刺”让人有了诸多的疑问,如果是刀,应是“劈”“砍”等说法。
      汉末时,虽已有骑马用刀作战者,但他们用的均是一种短兵器——环首刀。战场上厮杀,“环首刀”这种专门用于砍劈的单刃厚背的短兵器,极具构造上的优势。三国时,各国军队大量生产过环首刀,并使用了两汉以来如炒钢、百炼钢、淬火等钢铁生产技术。《太平御览蒲元传》记载,三国时的诸葛亮曾命“蒲元”这个人造刀,蒲元在斜谷开工,为了造出好刀,还特地指定要使用蜀江江水来为刀刃淬火,所造的三千口刀非常精良,被称为“神刀”。南朝梁陶弘景在《刀剑录》中描述,孙权在黄武五年(226年)造剑十口、刀万口,从这可看出,剑在这时已成为玩赏用兵器,而刀则为士卒实战的兵器,所以一造就是以万来计算。如果关羽有用刀,应是此种短兵器才对。
      相关传说:成为纵横乱世的一代神刀.......
      相传,天下第一铁匠只选月圆之夜打造它。完工时,突然风起云涌,从空中滴下1780滴鲜血。当地术士分析,那是青龙的血。所以,有青龙偃月刀之名。所以,有青龙偃月刀要杀1780人之说。——后来,这把刀杀1300人,斩首480人。
      另有说法,关羽年轻的时候,武艺超群,只恨没有一把称心如意的大刀使用。于是他将附近几个庄上打造兵器手艺最好的师傅请到关家庄计议,为他打一把最好的大刀。其中一位老师傅问:“不知关壮士要哪一等的大刀?”“ 有铁刀、钢刀、纯钢刀、柔钢刀、青钢刀、宝刀六等。铁久炼成钢,钢久炼柔纯,再炼成青,更炼成宝。一般人只会打造铁刀与钢刀。至于纯钢刀,打造十把要坏九把,柔钢刀,打造百把要坏九十九把,至于青钢刀、宝刀就算世间稀有的珍宝了。”听完后,关羽就说:“关某要把宝刀。”师傅们听后都摇头吐舌。但由于关羽的“不管打坏多少把,都由我一人承担,不少分文。”
      炼刀过程不是很顺利,当炼到最后一火时,天已黑了,一轮皓月当空,突然炉火迸出雪亮的毫光,直射天空,老师傅大喊:“快躲开刀要炸了!”这时天上有一条青龙经过,被毫光击中。毫光斩了青龙,随即退回刀内,龙血染了刀头。刀没有炸——而青龙偃月刀则炼成了。

关羽是不是用刀
这是几百年来谈的最多的。估计很多人多能背出来:历史上的关羽使用的兵器不是刀,自然也就更不会是所谓青龙偃月刀了。陈寿《三国志》中没有提到关羽用什么兵器。《三国志·关羽传》中仅有这样一段记载:“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通过这个“刺”字,很多人都认为关羽用的兵器属于矛、戟之类的直刺兵器〔《三国志·关羽传》不曾记载关羽斩文丑〕。有专家考证出汉代“戟制最盛,矛次之”,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出现象青龙偃月刀一样的长柄大刀。这种偃月刀出现在唐、宋时期,主要是用来操练,以示威武雄壮,并非实战使用。通过专家的释疑,终于可以将关刀杜撰说确定下来了。不但如此,综合专家对各个时期兵器起源和各个时期发展使用的考证,小说中黄忠和魏延的大刀、徐晃的大斧、黄盖的铁鞭、武安国的铁锤、吕布的方天画戟也全都是虚构出来的。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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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一)

      十月二日下午三点,来到了洛阳市博物馆。到底是古老的都城,直到工作人员开始清场,我们还痴迷于第二展厅,于是不得不在十月四日再次来到博物馆,继续参观之旅。四日,等待领票的人群简直像九曲黄河,不知拐了几个弯。找出2号领的博物馆门票,发现完好无损,于是混了进去,估计怎么着也节约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可惜的是,直到清场,还是有展馆没有参观到......
      洛阳博物馆创建于1958年,位于隋唐里坊区西北隅,北临洛浦公园,南接植物园,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洛阳市的文化地标。洛阳博物馆占地300亩,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4.2万平方米,地下2万平方米,总投资3.5亿元。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南省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一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与文化交流诸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国地方性的综合历史博物馆。是洛阳一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40多万余件,展出文物1.1万余件馆藏量处于全国博物馆前列。
      1958年5月,洛阳博物馆始建,原址位于洛阳洛南关林。是新中国成立后,地市级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当时由于财政紧张,暂定关林庙为馆址,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博物馆合署办公,编制14人,关林庙的大殿和厢房辟为展厅。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博物馆工作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破四旧”狂飙,内部之争,博物馆正常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69年,博物馆工作人员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解放军某部接管关林庙。博物馆人员返回后,暂住西关,业务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博物馆借王城公园的一座简易花棚,举办《文化大革命时期洛阳出土文物展》,这个花棚也成了洛阳博物馆的第二个临时馆址。1972年,漂泊不定的状况有了转机。洛阳市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批准建设博物馆新展楼。展楼由洛阳市设计院李传泽设计,分期施工建设。1974年5月展楼一期工程完工,投入使用。洛阳博物馆自1958年成立,经历八年庙内展,三年棚内展,终于有了展览楼,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973年,洛阳博物馆迁至市区中州路。博物馆陈列大楼是一座琉璃瓦装嵌的民族形式建筑,1974年5月1日正式开馆。1974年10月,馆址落成迁此。占地积35亩,展览大楼面积2800平方米,文物库房3141平方米,综合办公楼1550平方米。现有馆藏文物近40万件,可供陈列展览文物约3.5万件。2007年底,洛阳博物馆新馆开工建设,占地300亩,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总投资4亿元。新馆建筑由主楼和附楼组成,于2009年2月建成。2008年5月,洛阳博物馆被命名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11年4月1日,洛阳博物馆新馆开馆并对外试开放。
      洛阳博物馆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北临风光旖旎的洛浦公园,南接初具规模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采用"鼎立天下"的设计理念,整体建筑外观为大鼎造型,整体建筑外观为大鼎造型,以非对称的空间结构为支撑,借鉴园林手法在方形流线的转折位置设置庭院和采光天井,使空间布局达成动态的均衡。外部建构了大尺度的起伏地形,内部则通过建构相对应的一系列空间的连接来暗示“虚空”的概念主题,并通过屋面开放的13个遗址考古场景的再现,深刻地揭示了洛阳这座千年古都的厚重内涵,将场地特质与建筑概念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洛阳十三朝古都的在都城文化、遗址文化、河洛文化、园林文化、地理形胜等五个方面中表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特色。
      整个建筑由主楼和附楼两部分组成,长230米、宽140米。洛阳博物馆设计在空间布局上充分吸收了园林布局手法,结合展览流向设置了不同位置、大小、特色的内庭园和采光天井,使游人在参观中始终保持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洛阳博物馆屋顶按功能划分为13个部分,象征在洛阳建都的13个朝代。屋顶连绵起伏,再现了洛阳历史上作为都城的恢宏气象。屋顶设置不规则的采光孔,同时屋顶的拓扑组合,抽象地表现了河图洛书的意象。并在博物馆南面设计了以“河图洛书”为主题的绿化广场。
      附楼的形体处理采用地景手法,解决了主体与陪衬的形体关系,形象地再现了洛阳城市选址背负邙山、南望伊阙的地理特征。
      洛阳博物馆展馆包括河洛文明展一个基本陈列和珍宝馆、汉唐陶俑馆、唐三彩馆、石刻馆、书画馆、王绣牡丹艺术馆、牡丹花都特产展七个专题陈列,常设展品约1.5万件,内部设计有完善的公众互动区和休闲区以及文物收藏、研究及修复区等。
      《河洛文明展》分为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和五代北宋时期五大部分。以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和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为主线,以洛阳出土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为载体,以时代发展为轴线,整合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重要历史事件、著名历史遗迹、科技发明等,以现代化、艺术化、人性化的陈展形式,全面展示洛阳十三朝古都辉煌的历史地位,突出了“河洛文明”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特殊历史地位。该展览在2013年5月获得“2011年度全国十大精品陈列”这一殊荣。
      河洛文明展: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的丘陵地区,属黄河流域。古时人们将山南水北的地区称之为“阳”,洛阳正是恰好处于洛水之北、邙山以南而得名。
      从入口处一直延伸到前沿的中轴坐标线上,就向我们展示了曾经在洛阳建都的十三个王朝,它们依次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在洛阳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五百多年,可以说,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之一,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

      在河洛地区古代都城形势图上,沿洛河东西绵延三十公里的范围内,依次分布着偃师商城遗址、夏都二里头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和东周王城遗址,它们的分布范围如此之密集,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在史学界有“五都荟洛”之称。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经这样由衷的称赞过“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河洛文明展——史前部分







      展柜中展示的是一件距今约十万年前的象牙化石,是1959年洛阳修中州渠时发现的,它长2.4米,保存得十分完整。属于生活在距今5万——20万年前纳玛象的象牙化石。在它的旁边还有一截多年生木本植物的化石,以及鸵鸟蛋和水龟化石,证明在远古时代,洛阳地区生长着高大的植被,生活着各种动物,非常适合原始人群在这里进行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我们在洛阳北窑旧石器遗址发现了距今30万年前的砍砸器、刮削器等,证实了早在十万年前,洛阳的先民们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大家从这些砍砸器、刮削器中可以看到这些工具很路边的石头没有太大的区别,旧石器时代劳动工具的特点就是通过简单的砍砸用于平时的劳动,劳动工具的加工相对简单。
    一具非常完整的古菱齿象化石(距今200万年-1万年),是1994年在南昌路中亚大饭店出土,经复原长5.7米,高2.8米。古菱齿象躯体雄伟庞大,两根门齿粗壮,生活在距今3到5万年前。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因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属于距今约8000-7000年。石磨盘和石磨棒为代表性器具,它们是进行粮食加工的工具,为粮食、谷物脱壳使用的。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今5000-7000年,仰韶文化是原始社会由繁荣走向分化、逐步趋向文明社会的时期。当时制陶工艺已相当成熟,流行泥条盘筑法和彩陶制品。彩陶是仰韶文化的标志,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原始艺术形式。

      彩陶瓮: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1997年新安县仓头乡盐东遗址出土。





      伊川缸: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1959年伊川县白云乡出土。这些大约半米高的筒形的缸,它们大多圆唇外卷,大口深腹,底部则是平的,缸体上绘有不同样式的花纹,看上去像制作粗糙的工艺品。可别小看这些不大起眼的缸,它在文物界可是大名鼎鼎,有着自己专有的名字——伊川缸。缸的底部有一个小指粗的小洞,是瓮棺中有代表性的一种。

      伊川缸因1959年首次在伊川县发现而得名。为仰韶文化较为典型的彩陶葬具。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就是图板上所展示的绘有一幅颧鱼石斧图案的伊川缸,为1980年临汝阎村遗址出土,通高47厘米。左侧为颧鸟衔鱼,右侧为带柄的石斧,颧、鱼很可能代表古人崇拜的神灵,斧表示武器或者劳动工具。原始画师为表现鹳的轻柔白羽,将鹳身涂白色,石斧和鱼则以简练、流畅的粗线条勾勒出轮廓再填充色彩,犹如后世中国画"填色"画法,被认为是中国画的雏形。今天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火种器:1996年,为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我市文物工作者对位于孟津县的寨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在一处仰韶文化时代的房基中,意外发现了一件火种器。这件陶器貌不惊人,但意义重大。它高11.8厘米,为手工制作,属厚胎夹砂红陶器;形状为亚腰筒状,小口圆唇,口径4.5厘米,斜肩,束腰;底径9厘米,底不平;腹中部偏上处有2个对称圆孔,底部中心有1个圆孔,3个圆孔的孔径均为2厘米;外表装饰竖绳纹。该器物的制作与使用年代应为距今5600年前。其口部较小,便于放置火种后聚火、排烟;腹部有对称双孔,便于器内充入适量氧气;其底部不平且有一孔,既可以排灰,又可以让少量空气充入器内,促进空气循环,保证了火种在该器内缓慢、持续燃烧。火种器的发明,其筒状、透气、漏渣、耐高温等特征,均被后世的火炉所继承。
  专家认定陶罐为火种器的依据主要有二:首先,从陶质、陶胎及形制特征看,该器物应当是一件与用火相关的耐高温陶器;其次,该器物口部较小,便于放置火种后聚火、排烟。而且,其腹部有对称双孔,便于器内充入适量氧气,具备贮存火种的功能。
  该火种器是我国最早的火炉。使用时,人们把火炭投置于器内并在其上覆盖黑炭,适度封闭口部并将其置于空气流通处。采用火种时,人们把口部打开并借助吹火具吹火,火便燃烧起来。使用后,晃动火种器,排除炭灰并续加黑炭。这样,便可以达到长期贮存火种的功能。
  火种器的发明,不仅较之前的火种保存方法有利于减少火灾,而且还有助于火种的携带、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火种器可谓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河图洛书: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前。因最早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发现而得名,龙山文化时期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制陶业有明显的进步,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
      龙山时代的陶器其中最著名的是黑陶。黑陶以黄河古道淤积的天然黄胶泥为主要原料,采用高温室烟熏渗炭工艺烧制而成,先进的封窑技术,让弥漫在窑中的浓烟通过科学的渗碳原理,将烟中的碳粒渗入坯体而呈黑色。其特点是胎壁细薄但质地坚硬,表层无釉却漆黑发亮。
      陶纺轮,纺线工具,也是纺织业开始的标志之一。

      灰陶盉: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孙旗屯出土。
      陶曲腹罐: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1997年盐东村西盐东遗址出土。

      陶鬲: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炊器。侈口(大口),圆腹,下方为三个中空的袋状形足,这样的中空袋状足,对内可以增加容积,对外可以增大受热面积,作用是直接放置在火焰上加热煮食。从龙山文化时期大量出现,分布范围广泛,应当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具使用。
      陶甑: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古代陶制炊器。圆形,器壁近底处也有孔,置于陶鬲上面蒸食物用。

      黑陶镂空高柄豆: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500年),1959年洛阳市王湾遗址出土。豆形器得名于甲骨文中的“豆”字,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容器,上方为一托盘,下方的喇叭形托柄,装饰圆形镂空图案,从这件器物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将食物放置盘中,席地而坐,下方的高柄将托盘垫高,方便取食,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

      河洛文明展——夏商周部分



      河洛文明展——夏部分:约在公元前21世纪,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在河洛地区的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发达青铜文化基础上的王国时期,正式步入文明时代。夏斟浔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40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时期。无数个堪称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有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印迹、堪称“超级国宝”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等,向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存在。我们看到的二号宫殿模型,由正殿、中庭、大门、排水沟槽等组合而成,开创了中国传统古代建筑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展品:在先秦时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青铜器,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少量造型精美的空腔式青铜容器,如图版上这件乳钉纹铜爵,一种饮酒器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精美的青铜空腔容器,被誉为“中国第一爵”。在珍宝馆中展出,稍后大家可以到珍宝馆欣赏该展品。

      陶器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灰陶和黑陶为主,可以看出它们依然延续着龙山文化的特色。鼎,是古人用来烹煮肉食的炊器,这件陶鼎上的绳索纹,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所特有的。
      陶鼎: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0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白陶鬹、陶爵、白陶爵: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0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蟾蜍: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0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绿松石兽: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0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 这件展品现在存放于国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灰陶盉: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0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白陶盉: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00年),东马头遗址出土

      河洛文明展——商部分: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都于亳。洛阳偃师尸乡沟一带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被认为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在。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纹饰精美,器形雄健、生动,其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铜器制作主要采用合范铸造法,以分铸焊接等技术制作形制复杂的器物。偃师商城发现的精美的兽面纹大口尊、斝(jiǎ古代青铜制的酒器,圆口,三足。)等,显示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左传》的一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人好酒、生性好斗,到了商代出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酒器和兵器。面前展示的是商代时人们经常使用的,有斝、爵、尊、觚gu,还有青铜兵器戈等。

      铜斝: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洛阳出土。

      铜斝: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洛阳出土。
      铜爵: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1998年洛阳涧西商墓出土。

      商代的各种武器......

      兽面纹铜甗: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1998年洛阳涧西商墓出土。



      子申父己鼎: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商代炊具。1958年伊川县文化馆送交。通高20.20厘米,口径16.50厘米。立耳,浅腹,圜底,扁足。腹饰浅浮雕花纹三组,中为蝉纹,上下为斜角雷纹。鸟形足,头接鼎底,鸟尾着地,与腹上的扉棱相连。腹的内壁有铭文“子申父己”。“子”是商代时期王族姓氏,而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命名,也就是说,这是子申为他的父辈“己”所制作的一件青铜鼎,外面的玄鸟纹是商代的一种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说,商人将玄鸟看做祖先崇拜,玄鸟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燕子。

      河洛文明展——西周部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西安长安区),史称西周。西周建立之初,为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殷遗民及东南地区方国的统治,周武王命弟弟周公旦营建"成周洛邑",正位于洛阳地区,也是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洛阳城。洛阳成为西周时期地位仅次于镐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礼乐、世袭制度,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洛阳瀍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出土了大批铸造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及罕见的大型原始青瓷器,她们是洛阳作为西周国都的见证。



      兽面纹铜方座簋: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77年北窑西周墓出土。



      “内白”提梁铜卣: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老成机务段出土。
      召伯虎盨:上世纪90年代,在洛阳城东的马坡和北窑一代,发现了一系列西周贵族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xǔ。盨是一种盛食器,《说文》中对于盨的解释是:“盨,负载器也。”洛阳博物馆藏的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在盖子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着云雷纹衬底的变形龙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了四道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的名臣召穆公为祭祀亡父所用。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
      召伯虎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和”一词都和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史记 周本记》的记载,周厉王为政暴虐,还不允许国人当街发表言论,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道路以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伯虎劝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但厉王刚愎自用,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在公元前841年酿就了国人暴动。厉王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zhì)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没有发现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了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便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据《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从此便开始了召穆公、周定公(周厉王到周宣王时期担任周公,周公旦后裔)共同执政的“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也就被认为是共和元年。到了公元前828年,也就是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召穆公和周定公才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按照《诗经 大雅 烝民》记载:“(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可以说正是由于召伯虎的孜孜汲汲才出现了西周晚期的“宣王中兴”。 

      兽面纹铜簋: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北窑西周西周墓出土。

      竖棱纹铜簋: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洛阳出土。

      “考母”铜罍: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64年北窑西周墓出土。

      兔纹铜觯: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64年北窑西周墓出土。

      兽面纹铜提梁卣、兽面纹铜大口尊: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93年林校车马坑出土。

      圆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64年北窑西周墓出土。

      方鼎陶范: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北窑铸铜遗址。
      陶器和陶范的制作工艺:1.塑模:将准备铸造的器物先塑出泥模。2.翻范: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将泥模外表刮去一层作内范,或另外制作内范,内范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即为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3.烘烧:将外范和内范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窑中烘烧,使之脱水、定型。4.浇注:经常是陶范出窑后趁热浇注。从浇注口注入铜液,待凝固后,将内、外范打破,取出所铸器皿,对器皿的表面加工整理,青铜器便制造出来了。

      圆鼎陶范: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北窑铸铜遗址。

      “饮祖己”铜觯、铜爵、铜觚: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铜编钟: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86年西工区六一二所出土。

 

      “登”铜卣、“师獲”铜壶盖、铜斗: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64年北窑西周墓出土。

      “申父乙”铜提梁壶: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64年北窑西周墓出土。

      “考母”铜壶、“作宝彝”铜尊、铜爵: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

      环带纹铜匜::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93年洛阳东郊出土。

      玉柄形器: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洛阳出土。

      车軏: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64年北窑西周庞家沟出土。

      人形车辖: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1964年北窑西周庞家沟出土。

      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这一组保存完整的车马器,来大致了解一下,先秦时期的马车构造。
      最上方的一组车横饰,是用来装饰马车最前方的一根横木,车横与车厢之间只有一根车辕连接。驾车的马匹往往都以车辕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带动马车行进。这两对龙形铜牌用来装饰在车厢两侧,中间的这一件当卢,则是装饰在马匹额头上的面具。最下方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构件叫做车毂,也就是车轮轴心的这个位置。先秦时代的马车受到工艺限制,一般都是将车轴直接绑缚在车厢下方,马车由车毂转动,来带动车子行进。为防止车辆高速运转时车轮会发生松动、脱落的情况,在车轮外侧的车轴末端还会套上一个圆柱形的车軎来加以固定,在用一个类似于插销的车辖将车轴和车軎牢牢的固定在一起。我们看到的这一对人形跽坐车辖,就是这个作用。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统辖”、“管辖”这类词语,就是由车辖演化而来的。

      河洛文明展——东周部分:平王即位后,在内交外困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于次年东迁国都于洛邑,开始了历史上长达515年之久的东周时代。
      当时的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通过周王都洛年表,我们可以知道在东周500多年的历史当中,先后有25为天子曾经在洛阳居住和统治,史学界也通常将东周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前476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
      从第一位周平王迁都的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周敬王在位的公元前477年,这是春秋时期;从下一位周元王即位的公元前476年,一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列国争霸、群雄逐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诸侯国势力日益强大,而作为统治者的周王室则日渐衰微。当时的王城,作为“天子”之都,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市,在列国的都城当中仍有着极高的地位。
      东周后期国力衰微,为了加强周王室的势力,王室就与强大的诸侯国联姻,我们现在看到的齐侯宝盂就是齐、周两国联姻的食物见证,在它的内壁口沿有26字的铭文,由铭文可知,这件铜盂是齐侯送给女儿仲姜的陪嫁品之一,这对研究周王室与齐国的政治地位以及齐、周两国的关系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铭文的字体清秀匀称,也是难得的金文书法珍品。
      洛阳地区还有另外两处东周时期重要的陵墓区。成周陵区就是其中一处。在周王都洛年表中看到东周时期是有2做都城的,一座是王城,另一座就是成周城。

      齐侯盂:春秋晚期,高43.5厘米,口径75厘米,腹深65.5厘米。1957年河南洛阳中州渠出土,敛口,侈沿,鼓腹,圈足,四兽耳衔环,器身饰两钮波曲纹,环饰兽体卷曲纹,铭文在上腹内壁,共五行二十六字,记姜姓齐候为其二女儿作此陪嫁器之事。







      鼎是用来盛放肉食的食器。在两周时期,也是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早在远古时期就有治水英雄大禹铸九鼎划天下为九州的传说。九鼎也成为了夏商周时期身份与王权的象征,每次朝代的更迭,迁鼎和定鼎也就成为了国家首先要做的头等大事。这些鼎器按照大小相次的顺序以固定的数目使用,代表了两周时期贵族的身份和地位。这也和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有关。贵族们的地位高低是通过个人财富的多少来体现的。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是身份最高、财富最多的人,所以他可以享用九鼎配八簋的最高规格。九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至尊的数字,代表最多,所以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我们熟悉的“一言九鼎”就是由此而来的。依次下来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仅用一鼎。这些鼎器内盛放的都是各种不同的肉食,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龙纹铜方壶: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2008年润阳广场春秋墓出土。

      窃曲纹铜簋: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2008年润阳广场春秋墓出土。

      “繁阳之金”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1974年西工区凯旋路出土。
      “吴王夫差”铜剑: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1991年东周王城出土。河南洛阳中州中路出土吴王夫差剑通长48.8厘米,宽4.2厘米,圆首,圆筒状茎,窄格。腊部铸铭2行,因锈蚀,仅可见“王夫差……其元用”7字,原本当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10字。
      吴王夫差剑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前495-前473在位)时制造的一系列青铜剑。剑身铸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字样。吴王夫差剑已知存世量共有9柄(截至2014年5月)。

      彩绘陶豆、铅俑、铜人、钱币: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洛阳西工区凯旋路出土。
      洛阳博物馆夏商周展厅有许多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让许多游客感叹古人高超的铸造工艺和审美情趣。然而在历史现实中,东周末年却是诸侯争霸,战乱四起,残酷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历史也在这争霸和兼并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统一。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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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二)

      河洛文明展——汉魏时期:秦朝定都咸阳,在洛阳设立三川郡。西汉时,洛阳成为河南郡治所在地。这一时期的洛阳从都城转变为掌控中原及东部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国都定于洛阳,其后,曹魏、西晋、北魏也都在洛阳建都,历时共331年。这一时期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对外交流频繁,洛阳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成为东方文明西传的源头。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从东周修建以来,经过历代的修缮、扩建,城址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是近代以前全球最大的城市。
      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典型代表,上承周秦,下启隋唐,集中体现了各代都城的布局特点,表现出从先秦城市的非对称式不规则布局向隋唐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过渡。
      汉魏洛阳故城的前身是东周时期的成周城。其位置就是中间长方形部分的上半部,公元前六世纪周敬王时期,王子朝在王城作乱,周敬王和诸侯在晋侯率领下迁至成周城,以后共有11位周天子在此居住,历时200多年。
秦并六国之后,相国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向南增扩东周成周城。洛阳城达到了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规模,也即俗称的“九六城”。东汉、曹魏、西晋国都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都城的内城,就是在这个城址基础上修建的。
      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光复天下,在洛阳正式建都,其规模没有超出秦和西汉洛阳城。秦、西汉时期的洛阳城已有南、北二宫,东汉时仍然存在有南、北两宫,北宫在北部中央偏西地区,南宫在南部中央偏东地区,南宫是皇帝接受群僚朝贺、议政及国家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北宫主要是举行天子临朝,百官赐福,宴飨朝议的地方。
曹魏初期在东汉洛阳城废墟上重建都城,新筑了单一的宫城—洛阳宫。
      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将汉晋洛阳大城变成了内城,在内城外新建了外廓城,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平面图的最外边框,修筑了320(323)个里坊,城市范围达到了“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空前规模。整个廓城由原来南北长方形变为南北短长而东西长的长方形。并且形成了由廓城、内城与宫城组成的三道城圈。
      东汉时期,洛阳城南设置有灵台、明堂、辟雍三座建筑,统称“三雍”,是帝王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明堂是“天子太庙”,封建皇帝祭祀祖先或接受臣属朝拜的地方;辟雍即所谓“天子之学”,是用来“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灵台是当时的国家天文台,东汉时,张衡曾主持与组织灵台的天文工作,至曹魏、西晋时,灵台仍继续使用,作为国家天文台达250年之久。

      进入这个展厅,看到最多的就是一些陶制品,这些陶制品,大部分是东汉墓葬随葬品。两汉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成熟阶段,升仙思想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制度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人们开始大量运用陶土烧制模型,为自己营造死后生活的世界。这些建筑明器,既有供人居住的宅院和楼阁,也有储藏粮食的仓房,以及舂米磨面、加工粮食的作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圈舍等等。东汉建筑明器形象具体,结构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建筑,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缩影。这件绿釉陶楼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东汉陶楼:每层都有柱子、逐层面积收小高度减低、逐层出檐、大量使用斗拱,这些建筑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此后我国古代木结构楼阁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迄今有文字可考的刻儒家经籍的石经有七种。
      熹平石经 (东汉太学石经):《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所在地(太学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墙村)。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
      太学就是当时的国立大学,所以人们又称这部书为《太学石经》。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中规人矩,极为有名,故也称为《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后因战乱毁坏。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共四十六石,残石主要分藏西安碑林博物馆(491字),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24字)、及北京图书馆。
      历史沿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儒学被定为官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然而,皇家藏书楼里的标准本“兰台漆书”却由于腐败而遭偷改。鉴于此,蔡邕向汉灵帝提出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获许。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文化瑰宝:《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等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瑰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熹平石经》对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同时也对其后历朝历代以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石经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
      学术影响: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石经损坏:《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后又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至民国时期在太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据统计共8275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和收集了600余字,总计共有8800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文人学者收集、传拓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书法。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石经保护: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两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说卦》,存二百零五字。这是数十年来出土残石中字最多的一块,向来为书法界、考古界所珍视。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石经内容: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存世极少,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书写的儒家书籍,被称为古文经。由于今、古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对经文的解说不同,是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其中寓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思想精华,可以垂教万世,所以解经多着意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意”。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六经不过是他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作为传授弟子后人的教科书而已,所以解经多侧重说解章句训诂、名物典章。蔡邕主持校定六经工作结束后,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经文书于石碑,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历时9年,共刻7部经典于46块石碑之上,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经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
      后汉书记载: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玻璃瓶: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1987年洛阳市郊区东汉墓出土。



    弦纹茧形壶: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出土。

      彩绘陶制百花灯:又称作“树形灯”。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汉墓出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树抱有特殊情感,认为树是生命的象征、是太阳与光明的居所,还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功能。凡人可以借助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这件灯是道教“升仙思想”最好的诠释。大家请看:灯的下部为“覆盆”型的昆仑丘,昆仑丘上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及虎、狼、鹿、猪、狗、羊、猴、兔、蛙等动物,象征昆仑丘上的居民。其中的动物都是按逆时针方向行走,表示地道右行(与天盘左行相反)。上部为昆仑天柱,又名“昆仑木”。三层代表三重天圜(音环),即三层天;灯盘有八个圆孔,交替插入四枝曲枝灯盏和四枝龙形饰件,盏上插有火焰纹样花饰,枝上端坐四位红色羽仙人。东汉时期人们对仙界的想象已经开始生活化,感觉仙人的生活与生前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一样的,羽人逐渐广泛地出现在各类题材的画像中。魏晋以后,随着人们对飞升的淡化,羽人形象开始少见,而仙人形象则与常人一样,随后,羽人开始与佛教的飞天相融合,最终被飞天取代。

 

      汉代墓室中的壁画装饰,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墓主多为高官显贵或地方豪绅。目前洛阳已发现汉代壁画墓近20座,这些汉墓壁画内容丰富、手法娴熟,深刻地折射出汉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趣。早期神灵、仙人内容流行,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折射;中期反映儒家思想的历史故事和神学谶(音陈伟)意识愈见盛行;至东汉时,反映墓主身份和仕宦经历的宴饮歌舞、车骑出行场面逐渐丰富,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人们由幻想迷信的心理转向现实生活的享受、炫耀,完全是人世间生活的再现。

      彩绘百戏陶俑: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汉墓出土。

      各种铜灯......

      镂空花边铜温酒炉: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金谷园24号招待所汉墓出土。

      郡国五铢钱铜范: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王城公园水池工程出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货币,将原来的秦钱推广到全国,确定专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汉武帝时,下令销毁四铢“半两”钱,改用“五铢”钱,同时将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使货币统一起来。五铢钱以重量为钱名,标准重量即为五铢(约4克),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轻重大小适宜,钱体和钱孔都有边框,利于保护钱币,因而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广泛、流通久的一种钱币,一直使用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时间长达700多年。
      实践证明,重量“五铢”左右的钱币比较便于使用和携带,因此,五铢钱之后的通宝钱依旧以“五铢”为钱重标准,不少外国钱币的重量也与五铢钱相近,如希腊的古币德拉马克、罗马的银币德纳留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1元硬币也是圆形,直径2.5厘米,厚度0.185厘米,重量6.1g。 

      鎏金铜龙首柄: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洛阳偃师寇店乡西朱村出土。

      褐釉陶博山炉: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2004年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出土。博山炉是汉代常见的熏香用具。这件釉陶博山炉高28.2厘米,分上下两层。下层为一虎形炉座,老虎侧头回身紧咬炉柱。上层有一力士左手按住一豪猪头部,右手挥斧状武器,眼看就要砍下去。背后老、凤、蛇等动物扭打成一团,场面惨烈,惊心动魄。釉陶质地的博山炉在洛阳汉墓中鲜有发现,异常珍贵。
      汉代印章:汉代的官印。汉初官印继承秦制,采用田字格和日字格,不带框栏。官印文字均为小篆。汉官印在印章质地、钮式印缓、形制大小和印文称谓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皇后专用白玉璃(chi)虎(螭虎是龙的一种,因头部的形状象虎而称之为“螭虎”, 螭为阴代表地,虎为阳代表天,“螭虎”是天地合,阴阳平的神兽。)钮印,诸侯用黄金聚驼钮,叫做玺。列侯用黄金印龟钮,叫做印。大将军用黄金印龟钮,叫做章。御史大夫、匈奴单于用黄金印棠驼钮,叫做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也叫章。千石以下的铜印鼻钮,叫印章。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正方形)。”汉代通官印的大小,约汉寸(2.135——2.375cm)见方。这一制度一直沿袭到魏晋南北朝。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方“驸马都尉”印,“驸马都尉”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官职,职务掌驸马,相当于现在的“副驾驶”秩比千石。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何晏(音燕),以帝婿的身份授官驸马都尉,以后又有晋代杜预娶晋宣帝之女安陆公主,王济娶文帝司马昭之女常山公主,都授驸马都尉。魏晋以后,帝婿照例都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非实官。以后驸马即用以称帝婿。
      汉代玉器:玉具有美丽、温润、坚贞、不朽的特质。古人爱玉、崇玉,将玉与人的身份、品德联系起来。汉代“独尊儒学”,自西汉起,将“尚白”观念与儒家“仁”学相提并论,极大地提高了色彩审美的文化品位和白玉的道德品性。玉器更成为儒家文化内涵的象征。
      两汉时期,这些美丽的玉石除了祭祀和佩戴之外,又多了一种使用方式—丧葬用玉。
      丧葬用玉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汉代时达到顶峰,魏晋以后走向衰落。
     汉代人相信“金玉在九窍,尸身不朽”的说法,在墓葬当中,大量的玉石器开始被用作随葬品。汉代葬玉从其形制上大致可以分为玉衣、玉晗、玉握、玉塞、玉璧、玉枕等。玉衣是穿在身上的、玉晗是含在嘴里的、玉握是握在手中的、玉塞是塞住人的九窍(眼、耳、鼻各两个)其目的是为防止灵魂出窍而尸身不朽,玉璧、玉枕则是为死者乞福以得永生。玉猪、玉蝉、玉璧等,都是随葬的葬玉。其中,玉蝉是做玉晗用。玉猪是做玉握用。
      蝉的使用,是古人在观察蝉蜕的过程中,认识到蝉的幼虫在泥土中成长,成熟后爬出洞穴到树上蜕掉外壳,从此出污泥而不染,高居枝头,至死不再回到污泥之中,表现出一种幻化升仙之意。另一种说法是古人看到了蝉入土为幼虫,出土成蛹,蜕化后翱翔于九天,最后再产卵到地下,周而复始,以至无穷,正如人的灵魂,人死入土,灵魂脱离尸体而去,又开始新的生命,从而获得新生。人们使用玉蝉随葬,期盼借玉的精气和动物的生命力,达到灵魂再生的目的。



      河洛文明展——魏晋时期: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国家再次陷入分裂混占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割据。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都洛共46年。
      曹魏时期,社会提倡简朴之风,随葬品也随之减少。洛阳涧西矿山厂内发现一座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砖室墓,全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组成。墓室结构保存完好,随葬品较为丰富。尤其是墓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杯和稀有的铁帷帐架,其中铁帷帐架上刻有“正始八年八月”纪年字样,是曹魏时期极罕见的纪年墓葬之一。
      2010年5月发掘的三国名将曹休墓,是目前为止在洛阳发现的曹魏时期年代最早、级别最高的墓葬。曹休在曹魏时期,地位极其重要,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他身份很高,官职最后做到了大司马、扬州牧。第二,曹休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地位很高。当时曹魏主要战线是西对蜀、东对吴,而对于曹魏而言,其中对吴战事更为重要,而曹休主要镇守扬州,负责对吴作战。第三,史家对曹休的评价非常之高。曹休本传位于《三国志·魏书》第9卷,一共记载7人,三夏侯,四曹。在四曹中,曹休晚于他父辈的曹仁、曹洪,但先于同辈的曹真。看得出,陈寿在《三国志》里面给曹休的地位是相当高的。第四,曹休个人的政治生命、军事生命是和曹魏政权的政治生命、军事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休早年和曹操、曹洪一起征战,为曹氏政权建立了功劳。曹休一生打了不少胜仗,但最后对东吴的一战打败了,吴将周鲂(音房)伪降诱敌,曹休轻信深入,被吴将陆逊击败,损失万计。差点全军覆灭,他可能因此心理压力过大,加之背上生了大疮,最终忧愤而死。随着曹休的死去,司马氏势力开始上升,最终取代曹氏建立了晋朝。
      西晋政权从265年建立并于280年灭东吴一统中国,到316年西晋灭亡,只运行了52年。如果从统一全国算起,到灭亡仅仅是36年时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短命王朝,为什么会如此短暂呢,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①晋武帝在平定东吴一统全国以前,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出现了“太康之治”。但是后期的晋武帝变得奢华无比,并且带起了这股奢华之风,石崇和王恺斗富,晋武帝不止没有制止,反而帮助王恺斗石崇。而且还迷恋女色,疏于政事,将政事交给后父杨俊料理。 ② 晋武帝眼光短浅。在传位于谁的问题上,晋武帝有几次想要废除痴傻的太子司马衷,但是他听信妇言,听信小人之言,不仅没有废除太子,反而还为太子取了贾南风为太子妃,并且最终没有废了贾南风,造成了日后的杨党和贾党之争。 ③ 西晋建立之初实行分封以及宗王出镇,导致地方军事武装崛起,中央无法控制地方,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最终出现了“八王之乱”。④西晋沿用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使得当时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朝野上下,真正有权利的都是名门望族,而真正有能力的却没有权利,也不能为国家和社会真正的出力,从人才方面动摇了西晋的统治根基。⑤道德礼乐的崩坏,魏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淫乱的时代,士族饮酒服用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音孩),尽情享受声色。好男色“狎昵娈童(音狭溺栾童)”成为一种时尚,且公然予以歌咏。






      陶男俑、陶女俑: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7年)洛阳涧西区河阳家园西晋墓出土。

      夔龙玛瑙璧: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7年)洛阳偃师出土。

       河洛文明展——北魏时期:北魏是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自平城(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都洛共42年。
      北魏迁都之后,对洛阳城继续进行扩建和修缮。北魏以东汉、魏晋洛阳城为内城,增修了外郭城,全城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核心为皇帝所居的宫城,宫中正殿为太极殿。宫城外为内城,内城中分布着官署、贵族宅第、朝廷祭祠场所与皇家佛寺(如永宁寺)。最外层为外郭城,平面略呈倒“凸”字形,外郭城以居民里坊为主,共修筑了320(也有说323)个里坊,供老百姓居住。里坊区内还置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
      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规模设置居民里坊的都城,在城市规划布局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化。为隋唐长安城、洛阳城所仿效,对隋、唐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丧葬制度方面,北魏完全继承了汉族的丧葬文化,并在陪葬俑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北魏元巶(音昭)墓位于洛阳老城区盘龙塚村。墓主元巶是孝文皇帝之孙,曾封常山王。墓内出土陶俑100余件,这些陶俑大致可分为3组:①镇墓俑,包括两个蹲坐状的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音皱)武士。②出行仪仗。以牛车为中心的人、马、骆驼、驴,以及骑马的鼓吹乐队、甲骑具装,步行的属吏和仪仗队,还有持盾或背有箭箙(音服,盛箭的袋子)的士兵等。它们簇拥着装饰华丽的牛车,重现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奢华情景,大家请看,主人乘坐的是一辆装饰华美的牛车,牛和车呈一体,从车厢前端格子栏下面伸出的车辕套在牛身上。牛呈拉车行走状。牛俑浑劲,脖颈肌肉下垂,牛身披饰革带,牛车盖呈拱棚状,前后檐外伸,车厢两侧各刻一象征性假窗,车厢前孔呈棂状,后开门。陶牛车造型写实逼真,是南北朝时贵族盛行的车乘,极富时代特征。③家内奴仆,庖厨操作俑。这些陶俑既有对汉文化的继承,又融入了鲜卑族的特色,洋溢着异域文化情调。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繁荣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北魏王朝崇尚佛法,入主中原后,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把佛教定为国教,广为提倡,佛教的发展在洛阳盛极一时。都城内外寺院林立,至北魏晚期,洛阳城内建寺1367所,其中尤以永宁寺和龙门石窟最为豪华壮观。
      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城南郊,今白马寺东南约2公里处。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专供皇帝、太后礼佛。永宁寺中心建筑为九层木塔,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据史书记载,木塔高“四十九丈”,折合今天是136.71米。
      永宁寺木塔毁于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因雷电引起的一场大火。新中国成立后,对塔基进行了科学发掘。塔基周围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彩绘泥塑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残件,所有彩塑都是泥质,除少数饰件是模制的,其他都是手工雕塑。这批泥塑形体虽然较小,但塑形之美,比例之准确,情态之传神,塑工之细腻,极为罕见,堪称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杰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永宁寺塑像,不论大小,均采用身、首分别制作后,将像首颈部末端插入胸腔,并以细泥将结合部抹平的方法制成。身、首两部分的胎体,都是以粗细不一的木棒及其他辅助材料为骨,在外层层敷泥制成。一般敷泥三层,内层用草拌泥或粗泥;中层用泥稍细;表层用细泥。各类塑像的服饰都是就像胎敷泥,或者贴塑、插附等手法完成的。塑像的大件服装,如比丘的袈裟、菩萨的长裙、佛像的通肩大衣等,主要以就像胎敷泥手法完成。外层服装及饰件,如上层衣领、披帛、项圈及部分头饰等,则是在大件服装及有关形象基本完成后,再将预制之衣片或饰件按照预定部位粘贴上去。即使一像身穿多层服装、佩戴多种佩饰,也都是一层层精心粘贴,一丝不苟。各类延伸出体外或随风飘扬的部分衣饰,动感最强,为确保这部分衣饰达到最佳效果及长久保存,普遍使用金属材料为主骨架和辅助性骨架,充分发挥其质地坚硬、柔韧性强的功能。 

      模制兽面砖饰:北魏(公元493年-公元534年),汉魏洛阳内城出土。







      磨光面筒瓦及瓦钉:北魏(公元493年-公元534年),汉魏洛阳内城出土。

      彩绘仪仗陶俑群:北魏(公元493年-公元534年),1965年洛阳老城盘龙塚村出土。





      彩绘陶俑:北魏(公元493年-公元534年),洛阳偃师寨后空心砖厂北魏墓出土。









      泥塑戴冠头像、泥塑不蓄发头像:北魏(公元493年-公元534年),1979年偃师龙虎滩村北魏永宁寺塔基出土。

      狮形白石镇:北魏(公元493年-公元534年)。



      玉辟邪:北魏(公元493年-公元534年)。


      被清场了......等儿子开车过来接我们,发现了地上的剪影,好美......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2

 

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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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河洛文明(三)

      河洛文明展——隋唐部分: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立隋朝,隋代历两帝只有短短38年,但它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隋代开始进行科举取士,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修建东都洛阳城,同时,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沟通了南北运输供给,也使洛阳再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东都洛阳城历时一年建造完成,此后唐朝和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相继以此为都,历时300余年。
      武周时期,东都洛阳城的规模更是达到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盛况。隋唐洛阳城由皇城、宫城、含嘉仓城、外郭城、曜仪城、圆璧城、东城以及上阳宫城等部分构成,自北向南,以龙光门、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天津桥、定鼎门大街及定鼎门,贯穿圆璧城、曜仪城、宫城、皇城、外郭城,形成城市南北轴线。外郭城西南有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上元年间,高宗晚年常居于此,武则天还政于中宗李显后也居住于此,并驾崩于上阳宫仙居殿,唐代大诗人王建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赞颂上阳宫:“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可见上阳宫建筑之奇、景色之秀。皇城东北角,圆璧城、曜仪城东有含嘉仓城,从发掘情况来看,整个含嘉仓应分布着口径15米左右、深度10米左右的仓窖400余座,刻有年号的铭砖显示,含嘉仓主要囤积着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糙米、粟和小豆,由此可见,运河在漕运方面的突出作用。含嘉仓城规模之庞大,保存之完整,贮藏粮食之多,均为全国罕见。
      宫城中核心区域是天堂和明堂,这两处建筑也代表着帝国的政治核心和当时先进的建造技术,宫城正门应天门北部的明堂依《周礼》而建,是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其所在位置是隋代的乾阳殿,武后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毁乾阳殿而建明堂,据史书记载,明堂高294尺,合今天80米,共有三层,上圆下方,下层四面墙壁上绘黑、白、红、青四色,代表一年四季,中层开12面窗户,象征一年12个月,上层有大圆盘,九龙簇拥,喻义九州,圆盘顶端设高一丈的涂金铁凤。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僧人薛怀义纵火烧天堂而殃及明堂,旦夕之间明堂和尚未完工的天堂都焚毁殆尽。次年再度建起,形制照旧但规模略小。神功元年即公元697年,总耗铜量280吨的九州鼎被安放在明堂,由于神都洛阳处于豫州,故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其余各州高丈四。武则天曾命薛怀义督造夹苎干漆佛像供奉在明堂,但佛像形体巨大,仅指头就可容十数人,明堂根本无法容纳,于是武则天决定在明堂北面再造一座五层天堂用以供佛,据《资治通鉴》记载:“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堂在建到第三层时就可以俯视明堂,根据《朝野佥载》描述:“天堂高一千尺,中有大佛高九百尺,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因此,天堂的高度应在130米左右。明堂和天堂是隋唐洛阳城的标志,也是帝国的象征,展现了古代工匠杰出的建造水平。皇城正南门端门外铸有天枢,天枢原意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天枢星,无论季节转换,北斗七星斗柄如何轮转,天枢星总会指向北极星,以此命名,喻义万邦辐辏、万国来朝。天枢于天册万岁元年即公元695年铸成,高150尺,合今天40米左右,下方为105尺高的八棱铁柱,由铁山擎托,环绕有蟠龙、麒麟、狮子。顶端设腾云承露盘,盘上有四龙托举一火珠。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是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铸成之后,由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唐代实行两京制,洛阳的唐代皇陵有李弘的恭陵和昭宗的和陵。李弘的太子妃裴氏死后陪葬恭陵,称为哀皇后陵,这组器物便出土于哀皇后陵之中。展柜中所展示的蓝釉瓶、蓝釉灯、酱釉三足盖罐、酱釉盆等器物便是哀皇后陵中的精品,它们器形规整、做工精湛、釉色亮丽,有典型的唐代皇室器物风范,也是唐代釉陶器中难得的精品。
这组展柜中展示的三彩骆驼和牵驼俑,驼俑的相貌、装束各不相同,证明他们来自于西亚或者欧洲。骆驼是西域的产物说明骆驼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最好的见证,也证明西安和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乳丁纹方砖:唐代

      唐代的砖瓦真的好漂亮啊......









      陶制栏杆:真是巧夺天工啊,现代的技术也不过如此呢!





      青釉男俑:隋代

 







      精致的瓦当......

      瓦当又称"瓦头",指的是陶制筒瓦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瓦,即具有圆弧的陶片,用于覆盖屋顶;所谓“当”,据解释:“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瓦当是瓦的头端,瓦用于古代中国建筑的屋面,主要功能作用是防水、排水,保护木构的屋架部分。在实用上,既便于屋顶漏水,起着保护檐头的作用,也增加了建筑的美观。其样式主要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用瓦的重要构件。
      瓦当上刻有文字、图案,也有用四方之神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做图案的,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为瓦当,瓦面上带著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





      三彩狮俑:唐代,1993年白居易故居出土

      长沙窑双系贴花执壶: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洛阳出土。

      白瓷净瓶、白瓷盂: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洛阳出土。

      白瓷执壶:唐代(公元618年-907年),洛阳出土。



      蓝釉系列瓷器:唐代(公元618年-907年),1999年偃师市唐恭陵出土。

      蓝釉灯盏: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黄釉双龙瓶:唐代(公元618年-907年),1999年偃师市唐恭陵出土。

      黄釉系列瓷器: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三彩牵驼俑:唐代

      彩绘载丝骆驼:唐代





      彩绘牵马胡俑、彩绘骑马胡俑:唐代



      扁壶:唐代





      三彩白釉马:唐代

      三彩马:唐代,1979年洛阳邙山徐村出土

      古代贵族墓葬往往会放置怪兽穷奇的塑像以守卫陵寝不被侵扰,称为镇墓兽。北魏时期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墓中成对放置镇墓兽,并且一个是兽面兽身,一个是人面兽身,表明这种神兽既有兽类的勇猛果敢也拥有人类的聪明智慧,足以镇守墓主人亡灵的安宁。







      三彩天王俑:唐代



      绿釉载丝骆驼:唐代



      三彩七星盘:唐代,1984年洛铁十五局出土

      蓝釉罐:唐代,洛阳关林八零二库出土

      三彩珍珠条纹罐:唐代





      彩绘幞帽男装女俑:唐代





      骑马乐俑:唐代







      四系青釉罐:唐代

      黄釉褐斑执壶:唐代
      黄釉褐斑瓷罐:唐代

      绞胎瓷盂:唐代

      黑釉碗:唐代,白居易故居出土

      白瓷花边罐:唐代
      越窑四棱双系执壶:唐代

      黑褐釉双龙尊:唐代

      褐釉乳斑瓷罐:唐代

      白釉双龙尊:唐代

      彩绘贴金陶马:唐代,1988年4月偃师市政府招待所出土

      唐代一改前朝将金银主要被用作装饰的用法,将金银以锤碟、錾刻等技法制作成工艺精美的日常使用器具,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

      鸾凤衔绶镜:唐代

      云龙纹铜镜:唐代
      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有四千多年,繁荣期以隋唐铜镜为代表,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最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其图纹简练、流畅和清新,制作工艺也极为精细。既有艺术的魅力,又有与现实生活的和谐统一。飞禽走兽、植物花卉纹饰是这个时期铜镜装饰的主要题材。这一组展柜中所展示的铜镜,充分显示了唐代铜镜多样化的造型和装饰手法,其中,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最引人注目的门类。根据史料记载情况可以判断,海兽葡萄镜在唐代高宗和武周时期较为流行,形制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或菱花形。这种铜镜在洛阳地区也有大量发现,镜背主要装饰海兽以及葡萄的枝蔓和果实。海兽是古人以狮子为蓝本创造的神兽,而狮子和葡萄都原产自西域,在流行于内地的铜镜上装饰西域的物种,由此可见唐代与西域乃至欧洲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十分密切,许多物种和工艺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传到洛阳。





      釉陶骑马俑:唐代,2009年洛阳工业区冠奇公司出土

















      神龙元年造像碑:唐代,偃师市寇店乡出土

      彩绘文官俑:唐代

      香薰:唐代

      河洛文明展——五代北宋时期: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定都开封,以洛阳为陪都西京,当时的洛阳虽然是陪都,但仍然是全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



      绿釉陶鸱吻:宋代,洛阳市宫城遗址出土

      灰陶套兽:宋代

 

      雕版印刷体经卷:五代,洛阳市史家湾砖厂出土。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两宋时期的制瓷工艺和瓷窑体系较唐代有了较大进步,其中以皇室用瓷为代表的五大名窑更是一改唐代浓重华丽之风,而以淳朴自然的单色釉取胜。唐宋时期河南地区的瓷窑遍地开花、分布广泛,宋代五大名窑河南独占其三,即北宋官窑、汝窑和钧窑。河南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宋代瓷器,展柜中央的瓷碗就是鼎鼎大名的汝窑。根据南宋学者叶寘的《垣斋笔衡》记载:“以定州白瓷器有芒而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然汝州为魁。”是说宋代统治者认为定窑白瓷不好用,于是命令汝州烧造青瓷供奉内廷,再加上宋徽宗信奉道教,而道家主张“清净遁世,返璞归真”,所以青瓷在宋代盛极一时。北宋汝窑存在时间只有短短20年,产品存世量极为稀少,由于在釉料中加入玛瑙,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造,因此器物釉面光洁如洗、温润如玉、浑厚天成,历代都奉为至宝,著名国画家李苦禅先生曾经评价说:“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我们面前的这件汝瓷碗,虽然经过修复,但釉色饱满、苍翠,制作精美绝伦,也是汝窑的上乘之作。

      青瓷盏托、青釉带盖瓷注子:五代

      白釉剔花牡丹纹瓷罐:宋代
      青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瓷碗、瓷胎印花碗印模:宋代



      白釉红绿彩折枝花卉瓷碗:宋代,洛阳市应天门遗址出土。

      青釉减地花卉瓷壶、绿釉瓜棱腹瓷壶:宋代

      钧釉荷叶形盖罐:宋代。钧窑同样是北宋五大名窑之一,也同样创烧于徽宗年间,它典型的特征就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利用无法控制的窑变使瓷器呈现出独一无二、妙不可言的视觉效果。

      瓷器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瓷器的种类涉及生活的多个领域,这组展柜中展出的是宋代不同造型和窑系的瓷枕,有定窑、磁州窑和宋三彩等等。瓷枕最早出现在隋代,唐代和宋元时期最为流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中:“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玉枕指的就是瓷枕,瓷枕可用作寝具、脉枕,也可以用作随葬,这些瓷枕通过彩绘、刻画和雕塑的手法,塑造出动物、人物和故事的造型,实用之余也不失为精美的艺术品。


      白釉诗词瓷枕:宋代

      三彩双狮形枕:宋代


      洛阳一路走来,她承载着商周的定鼎中原、汉魏的文脉风流、隋唐的开放包容,一路走来,她饱经风霜,历尽了兴衰荣辱、城垣更迭。今天看来,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回眸,而洛阳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4



附: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指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地理位置: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河图洛书: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历史依据: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早期文化: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由于该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开始,河洛文化长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
      黄河中游的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乡木岔沟,先后流经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洛阳市区瞿家屯、下园分别与涧河、瀍河相会后继续东流,在偃师市杨树村与伊河汇流后经巩义市神堤注入黄河,全长410.1公里。伊河,发源于河南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闷顿岭,先后流经嵩县、伊川县、洛阳区、偃师市注入洛河,全长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内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这些支流南北错开,均匀注入,为其下游流经的伊洛盆地提供了丰足的水量和优越的生态环境。
      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大约8500-3000年之间,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世界性气候回暖,称为“全球世温暖期”2。1972年,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时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3当时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温暖湿润,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5。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国的建立,亦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实的经济基础。
      二里头文化有发达的经济。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种植的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相符,说明夏代河洛地区已是文献所说的“五谷丰登”。当时的畜牧业亦属发达,据洛阳皂角树遗址提供的鉴定资料,猪、牛、狗都属家畜,其数量占鉴定动物总数的52%,依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当时人们肉食以家畜为主要来源6。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出土的鲤鱼、蚌、鳖、鸡、鼠、兔、猪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骨骸以及骨镞、刮削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多种渔猎工具,如骨镞、陶弹丸、蚌镞、骨鱼钩、蚌鱼钩、铜鱼钩、骨鱼镖、陶网坠和骨网坠等等7。都说明当时人们经常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不足,采集和狩猎依然还是重要的辅助经济。
      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有许多门类的王室手工业。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认的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且都非常发达、现依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所归纳的考古资料略举二三,予以论述。
      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发现铜渣、熔炉碎块、陶范等青铜冶铸作坊的遗物。其中在遗址东南部的冶铸作坊遗址,估计面积近万平方米,经发掘发现了由几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南北排列组成青铜器浇铸现场,在其工作面上发现红烧土硬面、铜液泼撒形成的铜渣层和散落在地的熔炉碎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被推测为烧(烘)陶范的窑和可能用于预热陶范的房子。在遗址内发现大量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遗物,如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出土陶范,多为破碎外范,均系细泥制作经培烧涛工艺,如浇铸工艺,如浇铸一件铜爵需用外范5块,一件铜盉需用外范7块以上,一件铜斝至少需要12块外范等等。此外根据二里头出土铜器成分的测定数据,当时铸造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铅占微量),也有铜、铅合金(锡占微量)和铜、锡、铅三元合金。
      二里头遗址的制玉产品,主要有刀、璋、钺、圭、戈、柄形饰、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玉器和绿松石质料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据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的玉工不仅善于制造长度可达40-60厘米大型的礼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还发明了先进的工具,用旋转的“砣子”来雕刻玉器上的花纹,其纹样线条笔直,非常规整。此外,他们还运用高超的镶嵌技术,在玉器或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如1987年VI区M57出土的兽形铜牌饰,出土时绿松石片还悬空镶嵌在铜牌上,完整地保持原来的图案,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以丝绸为衣饰,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麻和丝制品一般都附着在玉戈、玉刀、铜铃、铜表面。据观测,麻制品,麻制品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8根或各10根;丝制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32-36根,最细的可织到50X50根。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平纹为主,个别织物是斜纹,似是“绞经”。
      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它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犹如东汉傅毅《东都赋》所描述的:“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崤之崇山。”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阳地处崤(崤山)函(函谷关)古道,为东西之中;位黄河、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居南北之中。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尧汾河谷地,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关中盆地和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洛阳居中央而应四方,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裴骃《史记集解》)。正因为此,洛阳作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为之都,商、周袭之,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神书》)。中国历代王朝“言必称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视为古之圣人明君,今之为君者的楷模。由此,洛阳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里”(左思《三都赋》)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后世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从夏代开始,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建都历史累计1500余年,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最长,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期,洛阳是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历史地位犹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这种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的居险制险的战略地位,以及洛阳自夏代以来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建都1500年的历史,赋予河洛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它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认为,这就是河洛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历史渊源。统河洛文化发展史,我们以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并对尔后的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夏代——第一阶段:夏代是早期河洛文化的第一阶段,在这时,河洛文化的内涵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当时河洛文化的核心载体。
      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约5000-3500年期间,生活在中原地区,具体地讲生活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被称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地层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淮河支流汝河、颍河的中上游。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当时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既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的6个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9。中原文化区位居中央,与四邻的5个文化区密切联系,其地域优势使它汲取四邻文化精粹,迅速发展自身文化,在诸区域文化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最终率先跨入文明社会。这个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3500年期间,该区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及其后裔与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建国之初禹都阳城、阳翟,启都夏邑,地域在颖河上游的现郑州市所辖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带,距洛阳仅百里之遥。启子太康继位,就把都城迁到斟X,以后的夏桀也定都斟X,如《竹书纪年》:“太康居斟X,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对魏文侯说的一段话:“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在这里,“河济”指济水入黄河处,在今荥阳以北;“泰华”即华山,今陕西华阴县;“伊阙”为洛阳南的分水阙口;“羊肠”指黄河北岸太行山上的崎岖羊肠小道;“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无疑就是洛阳,就是伊洛盆地。
      1959年四五月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先生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河南省西部进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命名为“二里头遗址”。
      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资料,确认生活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汝、颖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文化。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纪年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 范围推定为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前16世纪中叶,约300年。
      夏代是我国第一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强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伊洛盆地已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50余处,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村落星罗棋布的聚落群。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内,中部是宫城,宫城北面和西北一带是祭祀区, 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宫城的东北与西北,小型建筑基址则分散在宫城以外的四周。都城与村落,王室、贵族、平民与奴隶,阶级分化、等级森严,这就构成了夏代的王畿社会。
      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是宫城,宫城呈长方形,四周围以夯土城墙。东、西、南、北城墙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295米、292米,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墙墙体上宽1.8-2.3米,底宽可达3米。东墙上发现宫门2处。宫墙外均发现平行于城墙的大道,如东墙外的大道已探出近700米,宽度可达20米。宫墙内分布着数十座夯土基址,已探明的有34座。一般的长宽为40-50米,最大的长、宽各100米,最小的仅20-30米10。其中最大的两座宫殿(宗庙)基址已经发掘。
      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形状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度。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8米,东西、南北长宽各约100米,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台基夯土纯净,夯印密集,质地坚硬。台基之上建有主体殿堂,南面大门,四周回廊。长方形主体殿堂建筑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处,夯土殿基高出台基面0.1-0.2米,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为900平方米。殿堂由木骨墙筑成宫室,根据殿基柱洞保存情况推测,宫室面阔8间,进深3间,应为四面坡顶重檐式建筑,也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四阿重屋”。主殿之南为宽敞的庭院,与主殿建筑正南相对的宫殿正门位于台基南端,门道下有长方形的夯土基座,东西长28米,南北宽约13米。门道基座上3个门道,在门道间建有塾房,3个门道上都还保留有厚0.1厘米、宽3米左右的南北向的路土。路土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片开阔呈缓坡状路土面,无疑是出入宫殿建筑的大道。环绕台基四周设围墙、回廊,回廊为廊庑式建筑,西宫墙内侧宽6米,北、东、南宫墙内、外侧各宽3米。在北围墙东部和东围墙北部各有一道缺口,为宫殿的东、北侧门,宽2.9米。整个宫殿建筑形成以殿堂为中心,门厅、廊庑为屏障的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规模宏伟,它已经完全具备我国帝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特征。
      2号宫殿基址被认为是王室宗庙建筑基址。基址为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方向354度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由一座大墓、一座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廊庑和四面围墙、南面的门厅及庭院组成的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主体殿堂位于台基的中间偏北处,其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2.5米;殿堂由木骨墙筑宫窒,面阔3间。宫室四周置有回廊。主体殿堂之南为宽敞庭院,正南为大门。大门建筑为面阔3间的小型屋室,左右二室呈方形,为塾房,中室较宽,为出入宫殿的主要通道。台基四周筑有宫墙。东、西两宫墙内侧筑有回廊,廊长各约60米,宽约5米;南宫墙两侧均筑回廊,廊宽均在3米左右;北宫墙吕段内侧筑有长约3米、宽约2.5米的短廊式建筑。在2号宫殿的主体之北与北宫墙之间,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轴线约5.3米、宽约4.3米,底部长1.85米、宽1.3米。墓葬早期被盗,未见随葬品及人骨。
      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北侧的东西二三百米范围内,发现东西方向排成一线的建筑基址群,建筑基址或为圆形,或为长方形。平面呈圆形者,直径在5米以内,高出地表,其上布列一圈或二圈圆形“土墩”,四周平整干净,上下都发现路土;平面呈长方形者为半地穴式,可分小型和大型,或长宽各数米,或长达二三十米,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并有路土面和烧土面。在这些或圆形或长方形建筑物的附近往往发现一座或数座排列整齐的墓葬,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或朱砂。有学者根据《礼记·祭法》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土单”的记载,认为地面上的圆形建筑是“坛”,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建筑是“土单”之类的祭祀建筑遗存。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桃、坛、土单、而祭之”。宫城的发现,宫殿、宗庙、坛、土单的发掘,无疑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宗庙、坛、土单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在该遗址发现制作精良、形象逼真的石祖,反映了他们的“生殖崇拜”;该遗址发现的陶龙、陶蟾蜍、陶龟、陶鸮艺术品,陶尊和铜牌上的饕餮纹,即龙或虎的艺术形象等,透露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骨,证实当时社会流行占卜。这一切集中到一点,说明当时人们存在着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有灵的宗教观念和迷信行为,自然,其中最首要的是表现对人类祖先崇拜。根据文献记载,宗庙、坛、土单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崇拜祖先的祭祀场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的陶鼓形扁壶、漆鼓、铜铃、石磬、陶埙等,都应该是当时都邑举行祭祀或其地礼仪活动时使用的乐器。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处于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文字,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确实有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并、墉(或亚?)、山、射、竹(或冉),等等,这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15。如李学勤先生认为:“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本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况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布局,反映出当时是聚族而葬。当时的大型墓,仅发现一座,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由于被盗,随葬品不详。当时的中型墓,随葬品中以陶器最多,其次是玉器、铜器,另外有石器、漆器、骨器,等等。陶器以酒器居多,是以爵为核心的爵、鬶,或爵、盉的基本组合;铜器亦以酒器为多,主要是爵,另有斝、盉和个别铜鼎。除此之外,有铜铃、镶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钺等;随葬玉器除柄形饰外还有圭、璋、钺、戈、戚、刀各种礼仪用器,随葬漆器主要是觚。在此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夏代晚期即二里头三、四期,随葬器物群中青铜礼器的出现。二里头青铜礼器数理少,往往是青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主要是陶质礼器、漆器)搭配成礼器群,这就是二里头夏文化礼器制度17。我们必须看到,夏代青铜礼器的出现并以后逐渐取代陶礼器,最终在商周时期形成了以青铜礼器为主体的礼器群。其意义重大在于,以“天子九鼎八簋”为首的青铜礼器,构成了我国青铜时代以王权为核心的奴隶制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
      商代——第二个阶段: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伐夏,建立商朝。据古代文献记载,汤灭夏之后都西亳,其地望在河南偃师。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汉书·地理志》中“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亳……偃师为西亳。”198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西北6公里的洛河北岸一处被称为“尸乡沟”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命名为“偃师商城”。
      历史地位: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
      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炎黄文化之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与河洛有何关系?走进深邃的历史,凝眸河洛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的主要活动区域,是炎黄文化的肇兴之地。
      相传,黄帝是有熊国国君,“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新郑历来被称为“轩辕故里”;在洛阳以西的灵宝,有铸鼎原,传说是黄帝铸鼎之处,此外,还有黄帝陵以及与黄帝、嫘祖、蚩尤很多故事相关的全套地名。新郑在洛阳之东,灵宝在洛阳之西,中间是黄帝的活动区域是很显然的。其活动范围以河洛为主,也应是肯定无疑的。炎黄部族是华夏族的母体,他们结盟后在河洛地区发展壮大,并从这里向外发散,形成了华夏民族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之一,即炎黄文化。
      炎黄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密切关系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都印证了炎黄时代的文化成就大多在河洛地区,河洛一带仅仰韶文化遗址就有500多处,且出土有大量的鼎。鼎是远古先民的主要炊具,与传说中的黄帝铸鼎之说极为吻合。在灵宝铸鼎原周围近3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29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的超大型遗址———北阳平遗址,足够视为仰韶文化的中心地位。阳平逢山是炎黄母族所居之地,新郑为黄帝父祖生活之所,而且在洛阳地区有许多与炎黄有关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个重大发现———宫殿遗址,据戴逸先生考,很可能是5000年以前政权中心的所在地,而此时正好是炎黄活动的时代。这一发现与黄帝作城的历史记载有惊人的一致。炎黄二帝是部族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河洛地区带领四方人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启了华夏民族的文明之路,并使河洛地区成为华夏民族的摇篮。
      炎黄在开辟生存地域的同时,创建了早期的华夏文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土财物”,“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谷,抚万民”,炎帝“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帝王世纪》)。他们君临天下,抚化万民的功绩,为后世百姓所敬仰,以致成为历代帝王的楷模。他们把洪荒远古建成了当时民众期望的美好社会,“古者黄帝治天下……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淮南子》)黄帝部落发明的文字、衣冠和若干社会制度,炎帝部落对原始农业的发展、陶器的发明等,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因此炎帝、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在广袤丰厚的河洛大地上,炎黄二帝用他们的聪明睿智,谱写了华夏灿烂文明的第一乐章,从而使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凝聚力的核心部分,炎黄二帝成为华夏子孙的共同祖先。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向上、蓬勃发展的永久动力。钟灵毓秀的河洛大地,曾养育了我们的伟大先人。河洛文化,炎黄大业,将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中华姓氏的重要源头: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59.7%,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
      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90.11%,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11.7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80.8%,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49% 。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
      文物古迹:
      甲骨文: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二里岗: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
      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二里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闽台粤琼河洛文化:闽南人也称为河洛人,为中原河洛南迁移民后裔。在漳州闽南族群(河洛族群)和客家族群混居的地方,闽南人以河洛人自称跟客家人以作区别。现今闽南语和闽南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形成的。早期闽南人(河洛人)为了把自己的语言同客家人区分开来,称自己的母语为河洛语。
      行走在闽南的土地上,无论在宁静的乡村或繁华的市镇,无论是绮丽堂皇的民居楼房亦或庄严肃穆的家族祠堂,门楣的匾额上,随处可见镶刻着这些醒目的大字:“西河衍派”、“太原衍派”、“清河衍派”、“陇西衍派”、”“天水堂”等等。这些郡望都表明了姓氏的源头,追溯着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西河是林姓郡望,即今河南浚县、滑县及其迤南迤北一带。清河郡是张氏郡望,在今河北东南。太原郡是王氏郡望,在今山西南部。陇西郡为李氏郡望,在今陕西。在闽南地区,家家户户都有一本族谱,如同户口本。一部部族谱,就是一部部家族南迁的血泪史。许多族谱开篇就是“先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士族南迁......”.虽早已落籍千年,也早已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根”文化穿越千年,融入了闽南人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北方汉人纷纷南下寻找避乱之所,于是便有了“八姓入闽”的传说,史称:“晋永嘉二年(308年) 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南朝萧梁末年,发生了侯景之乱,江东遭到严重破坏,千里无人烟。未遭杀戮的人民被迫四处逃难,福建地近江东,自然成了避乱之所,由今浙东、浙南移入闽地的人很多。
      唐初福建九龙江流域爆发了所谓“蛮獠”的“啸乱”,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唐派陈政统率府兵3600名入闽平乱。陈元光以鹰扬卫将军的身份,随父陈政领军入闽。初战失利,唐朝廷又令陈政的两位兄弟陈敏、陈敷再率府兵3000共58姓前来支援。 平叛后,这些府兵将士及其家属就在漳州一带定居,这是中原士民迁居入闽的第二次高潮。
      唐代后期,中原战乱纷扰,军阀各据一方,民不聊生,北方士民再次南迁,形成了汉人入闽的又一次高潮,其中尤以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的数量最大。王潮、王审知原为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农民,乘黄巢起义之机组织乡兵渡江南下,光启元年(885年),王氏军队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景福二年(893年)入占福州,后来审知被封为闽王,建都福州。 闽王审知执政,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众多北方的政客、文人、僧侣、商贾及一般贫民入闽定居。
      福建闽南文化:闽南指福建南部厦漳泉三市,处于九龙江和晋江流域。永嘉之乱,是闽南族群形成的起点。闽南家家户户都有族谱,一本本族谱就是一部部南迁的血泪史。“先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原板荡,衣冠南渡……”。晋江流域是闽南最早开发的地区。由于对故土的思念,便把新住地的江称为晋江。中原人进驻闽南以后,便把其成熟的语言,先进的文字书写、礼仪、服饰、民间信仰、建筑风格在闽南传播。来自中原的河洛语与当地闽越族语言融合,泉州话在此时开始形成。
      唐总章二年,闽南蛮獠啸乱,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固始府兵平叛。陈元光奏请设立漳州。由于此次移民是政府组织的,因此漳州的河洛人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当地闽越族要么接受同化,在“唐化里”定居,要么遁入闽西深山。漳州的设立标志着闽南族群的形成。当地百越称这些中原移民为“唐人”,这些开漳将士也以唐人自居。随着闽南人迁移台湾和南洋,台湾和海外华人便以“唐山”代称故土,海外华人聚居区便称为唐人区。
      建置漳州以后,陈元光“乃率众辟地置屯,招来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奏立行台于四境,时巡逻焉”。从这时起,“从距泉兴,南逾潮惠、西抵汀赣,东接诸岛屿,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见《云霄县志.名宦》)
      陈政早年曾随唐军出征临汾、上党(今山西长治市)等郡,对当地清漳河印象颇为深刻。当他入闽后,屯兵中营西林(今云霄县境内)江边时,便借旧喻新以激励士气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遂名西林溪为“漳江”。西林傍江而立,陈元光建州时又为州治,便命州名为漳州。
      陈元光子孙六代人任漳州刺史,推行中原文化。陈元光是移民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著有一部诗集——《龙湖集》。陈元光之子陈珦创办了松洲书院,是福建首家官办书院,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官办书院。《中国教育史》一书曾称,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丽正书院”,依史料记载,芗城浦南松洲书院比丽正书院还要早十年建立。
      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闽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始于郑成功。郑成功自闽南率军收复台湾,其部属约有37000人,多为泉、漳籍贯。郑成功为把台湾建成反清复明的基地,政治上励精图治,经济上实施屯垦,寓兵于农,共开拓良田千百亩,后人口渐繁,遂成部落。明郑亡后,就多成为闽南聚居的村落。明郑的屯垦,实际是闽南人对台湾的开发。郑经继位之后,采纳陈永华之策,仍然实行屯垦,开发地区有凤山北部平原、水沙莲地方(斗六至林圯埔之间)、半线地方(今彰化市附近)、竹堑地方(今新竹市)。接着开发北台,一是开拓淡水河沿岸的台北平原;二是开拓鸡笼(今基隆市)地方。后者由王锡祺召集漳、泉流民开拓。明郑开拓台湾,主要依靠原籍大陆漳、泉一带的文武官员和士卒,还有从漳、泉一带招来的人民。开拓的田园成了个人的永业,传之子孙,人口繁衍,或聚族而居,或分衍各地,于是闽南人的人口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绝对优势。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虽允许大陆人民出海贸易、捕鱼,但规定:内地欲往台者,必须取得原籍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由台湾海防同知审验后方许之。乾隆十一年(1746)始准许在台有业良民,可各回原籍接眷过台。乾隆十三年(1748)又停发搬眷来台执照。乾隆二十五年(1760)再开接眷入台之禁,移民渡台者更多。而台湾人口也迅速增加。当时闽南人已占在台汉人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
      由于闽南籍的人口在台湾人口中占大多数,闽南话也就成了台湾同胞语言交流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汉语方言。福建闽南话在台湾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台湾式的闽南话,也就是在台湾大众传媒中使用的所谓“台湾话”。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繁多,主要有妈祖信仰、广泽尊王信仰、清水祖师信仰、保生大帝信仰、关帝信仰、城隍信仰、陈元光(开漳圣王)信仰、青山王信仰等。这些民间信仰,随着闽南人移居台湾,而带到了台湾予以传播,也就形成了台湾同胞的民间信仰。其中,妈祖信仰在台湾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歌仔戏为台湾最流行的剧种。歌仔戏起源迄今约有百余年历史,相传歌仔戏是由福建漳州地区的“歌仔”(锦歌),结合车鼓小戏之身段与地方歌谣小调在宜兰发展而成。
      广东海南泛闽南文化:漳州的设立,标志着闽南中原南下的人口超过了当地的闽越人口,成为了主体民族。靖康之乱以后,宋朝只剩下了半壁江山,之前荒蛮的福建,一下子成为了南宋的经济文化重镇。南宋末年泉州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朝中期漳州月港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这都促进了闽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繁殖。闽南地区也由人口输入地区成为了人口输出地区。
      闽南人多地少,临近的广东潮州惠州粤西雷州和琼州就成了吸收闽南过剩人口的区域。“潮州人,福建祖”,这是一句在潮汕广为流行的俗语。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潮汕人的先祖大部分是从福建移民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潮汕人又称福佬人。明代中后期的王士性对潮州的文化地域归属有一段精采的论述,今已广为人知,云“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


 

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汉唐陶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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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汉唐陶俑展
      《汉唐陶俑展》展出400余件洛阳的出土历代陶俑,集中展示汉俑的古拙、晋俑的拘谨、北魏陶俑的清秀、唐俑的丰美,较系统的勾勒出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为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陶俑:作为与墓葬制度联系紧密的俑像,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的重要门类。与秦代兵马俑相比,汉代俑像则主要塑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且形象更生动活泼。
      西汉早期俑像性质和秦代兵马俑相似,多是用军阵来送葬的模拟物,但在规格上要比秦俑小得多。沿袭秦的风格,造型比较呆板,主要是用整齐的阵列向人们展示为死者送葬的森严军阵。除此之外也有彩绘女侍俑,模制烧成陶后敷涂色彩,轮廓线条流畅优美。艺术造型超出军阵陶俑,富有生活情趣。渐至东汉,这种侍仆舞乐俑成为主流,兵马俑不再出现。造型对象转为舞女,侍仆,农夫和市井等。造型艺术也由呆板变为生动。
      汉代俑像种类很多,主要以陶俑为主,另有铜俑,玉俑,石俑,木俑等。石俑四川出土较多。青铜雕塑以主要以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为代表,陶俑则以甘肃,河南,河北的为代表。其中最受人称赞的是东汉的说唱俑。真实地刻画了说唱者充满感情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忘我境界,极富戏剧性的神情,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
      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的俑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面貌。朴拙的风格,奔放的气势构成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艺术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彩绘陶俑: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
      西汉俑完整的不多,有些惨不忍睹。完好的表情和动作也不怎么生动。我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只是喜欢美好的事物,因此没怎么记录它们的形象。
      是狗熊吧,好像......

      东汉的说唱俑:真实地刻画了说唱者充满感情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忘我境界,极富戏剧性的神情,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







      彩绘陶舞俑、彩绘陶俳优俑、彩绘陶抚琴俑: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彩绘陶杂技俑: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彩绘陶乐舞俑: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西晋陶俑:仍以陶质为主。南方开始出现青瓷质的俑。洛阳地区的西晋墓中,陶俑形成固定的组合,包括着甲胄的武士俑、牛状镇墓兽、牛车和鞍马模型,以及男女婢仆俑。湖南长沙西晋墓,除陶俑外还有青瓷俑,有数量较多的出行仪仗俑,包括盛大的骑吏和鼓吹行列,以及大量手持刀盾的赤足步兵。
      西晋俑仍以陶质为主。南方开始出现青瓷质的俑。洛阳地区的西晋墓中,陶俑形成固定的组合,包括着甲胄的武士俑、牛状镇墓兽、牛车和鞍马模型,以及男女婢仆俑。湖南长沙西晋墓,除陶俑外还有青瓷俑,有数量较多的出行仪仗俑,包括盛大的骑吏和鼓吹行列,以及大量手持刀盾的赤足步兵。较突出的是双人对坐执笔、简书写的文吏俑。造型拙稚,比例不调,显示出地方特色。



      彩绘陶持盾武士俑:西晋(公元265-316年)







      彩绘陶侍俑:西晋(公元265-316年)

      彩绘陶男仆俑:西晋(公元265-316年)





      南北朝陶俑:西晋以后南北分立,俑群也形成不同的特点。在北方,从十六国时期起,开始出现反映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的“甲骑具装俑”。北魏以后,随葬陶俑的组合日趋固定,大致可分3组:1、镇墓俑,包括两个蹲坐状的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两个形体高大的按盾甲胄武士。2、出行仪仗,包括骑马的鼓吹乐队、甲骑具装、步行的属吏和仪仗队,还有持盾或背有箭菔的士兵,以及鞍马、骆驼、驴、牛车等模型。3、家内奴仆,包括男仆女婢,歌舞和乐队等。江南的东晋南朝墓,大致沿袭西晋传统,随葬陶俑数量较少,一般只有男仆女婢各1个,有时还有牛状镇墓兽和牛车、鞍马模型,牛车上或放置带三蹄足的凭几。没有着甲胄的武士俑,服饰和风格也与西晋不同。





      彩绘陶武士俑:北魏(公元386-534年),1989年洛阳孟津县北陈村出土



















      绿釉骑马帷帽女俑: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好时尚的装扮啊......





      彩绘陶女仆俑:唐代(公元618年-907年)





      竟然还有女士坤包......

 











      彩绘陶女仆俑: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2001年洛阳市纱厂西路出土

      2005年4月,洛阳博物馆征集到一批包括陶俑、陶瓷器等的北魏文物百余件,从所获得的墓志来看其属北魏重臣杨机所有。杨机,字显略,祖籍秦州天水冀县,生于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卒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年)。杨机于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二十四岁入仕,三十三年间历任仕魏孝文帝元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孝庄帝元子攸、孝武帝元修等朝。杨机被高欢杀于洛阳永宁寺,他的死是北魏以高欢和宇文泰为代表的两大军事集团互相残杀的结果。























      彩绘陶驯马俑与舞马:唐代(公元618-907年),1988年洛阳市偃师县政府招待所出土。
      出土时间:1988年
  出土地点:偃师市柳凯墓
  文物年代:唐代
  规格:俑高约45厘米,马高约50厘米
  价值:它证实了早已失传的舞马技艺的存在,反映了生机勃勃的盛唐景象。从艺术角度来说,它是力与美的统一、动与静的和谐,为我们营造出无限深远的意境。
  在奥运会马术“盛装舞步”的赛场上,那些经过精心挑选和训练的马,随着指挥和音乐的节拍,秀出各种漂亮的舞姿,给人一种高雅的享受。
  其实,在我国唐代早已有规模宏大的舞马表演,而且舞姿难度远远超过现在的“盛装舞步”!
  那么,这些舞马在表演时是怎样的场景?它们又经过了怎样的训练?它们最终的命运又如何?从洛阳博物馆展出的一组唐代彩绘陶驯马俑与舞马身上,我们或可知其一二。
  秀舞姿
  马儿能在卧榻上表演
  唐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741年)某年八月五日这天,天尚未明,唐玄宗和杨贵妃长期居住的兴庆宫宫门缓缓打开,一队披金甲、着绣袍的骑士举着旗帜鱼贯而出,分列在兴庆宫勤政楼前的广场上。
  紧接着,宫廷乐队、穿着锦衣的宫女、王公将相甚至唐玄宗都进入场内,无数百姓呼朋唤友、扶老携幼也汇集到这里。一时间,整个广场人头攒动,彩旗飞舞,锣鼓丝竹之声不绝于耳,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就要在这里上演了。
  一场场精彩的杂耍、一部部盛大的歌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最后出场的,是压轴节目:舞马表演。
  只听一阵马蹄轻响,闲厩使带着100多匹披着文绣、挂着金银装饰的舞马,分两队而出。跟在它们后面的,还有数十个穿黄衫、系玉带、相貌俊美的少年乐工。
  各就各位后,乐曲声响起,“工作人员”迅速搭起三层板床,只见这些舞马随着音乐的节拍,鱼贯登上板床,或奔驰往来,或旋转如飞,引来阵阵喝彩。
  精彩还在后面:不一会儿,一个大力士高举一张卧榻步入广场中心,一马立在卧榻上。音乐声起,这匹马应节起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在狭小的卧榻上秀出各种舞姿!
  最后,也是舞马表演中的点睛一幕出现了:只见这些马都口衔酒杯,随着《倾杯乐》的乐曲整齐划一地舞动起来。舞到最后,不仅观舞的人醉了,马亦醉了——它们后肢曲坐,前肢直挺,蹲踞在唐玄宗面前!
  驯舞马
  为给唐玄宗拜寿
  上述场景并非杜撰,而是史书中的真实记载。精心设计的“舞马醉卧”这一幕,又是为了什么呢?
  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代《舞马词》共有6首,这些词不仅描述了舞马的精彩场面,可能还在舞马时被谱曲进行演唱。其中一首中有“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的句子,说明当时舞马演出的目的,就是为皇帝祝寿。
  八月五日这天是唐玄宗的生日,唐玄宗以他的生日为“千秋节”。“千秋节”这天,全国要放假3天,其间群臣向皇帝献万寿酒,不仅王公贵戚要来祝寿,坊间也要摆寿酒宴乐。
  为了与民同乐,本来就十分喜欢大型文艺演出的唐玄宗,就在兴庆宫前宴群臣,设百戏,让百姓们观看。
  而舞马表演,则是百戏中最著名、最精彩的节目。
  那么,这些舞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任静华说,这些马都是塞外进贡而来,唐玄宗接受这些贡品后,分成左右两部,让驯兽师进行训练、教习,训练成功后就用于表演。
  她说,用舞马表演来祝寿,也表明了唐代对马的喜爱。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又靠武力统一天下,加上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袭,战争频繁,尚武精神贯穿整个唐代。马身上那种积极进取、昂扬奋进的精神,与唐代的时代精神相合。因此,唐朝历任统治者都爱马,唐代艺术品中的马,内在充溢着遮盖不住的劲力,仿佛在述说强盛大唐的骄傲。
  巧定格
  “较量”时的瞬间之美
  这些贡马无一不是马中翘楚,它们心甘情愿来为人们表演做秀吗?从洛阳博物馆馆藏的这组彩绘陶驯马俑与舞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答案:不愿意!
  1988年,在当时偃师县政府招待所建设过程中,唐人柳凯之墓重见天日。柳凯,河东南解(今山西)人,曾任光州定城(今信阳潢川)县令,殁后与夫人裴氏合葬于偃师。这套彩绘陶驯马俑与舞马在该墓出土时,就引起了在场考古工作者的由衷赞叹:彩绘陶马鞍鞯(音jiān)及佩带俱全,右前腿曲肢高抬,左前腿斜立蹬地,两条后腿弯曲,三蹄紧扣于地,重心向后发力。那内勾的马头,张口嘶鸣的样子仿佛在尽力挣脱缰绳的羁绊。
  而驯马者也不示弱,他头戴幞头,衣袖挽至肘部,右手握拳似乎正执缰绳,左手五指伸开,身体侧斜,双目圆睁,扭头向右看马,作呵斥驯马状。
  人马对视,相互向后用力,一场“较量”被凝固在瞬间,马挺立不前的姿态和人矫健敏捷的动作表现得生动逼真、栩栩如生。俑和马的筋骨、肌肉、服饰和鞍鞯都雕琢精细,尤其是俑的右臂用力拉扯缰绳,筋腱鼓起,非常富有力感。
  在这场对峙与僵持中,既有人与马力的较量,也有马的刚烈雄健与人的敏捷稳重之神态交流。
  回想舞马的场景,这匹马最终没能摆脱被驯服的命运,但是在这一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已显得不重要了,我们所能体会的是一种力与美的艺术享受,是一种静与动的美妙和谐。
  留遗憾
  舞马驯养技术失传
  这些为唐玄宗带来欢乐、为人们带来美的享受的舞马,最终命运却十分悲惨。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自然无人顾及这些舞马。
  首先得到这些舞马的,是安禄山。曾见过舞马的精彩表演的安禄山将其带回范阳,自个儿欣赏。
  安禄山败亡后,他手下的大将田承嗣得到了这批马,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马有“艺术细胞”,将它们当作战马来饲养。
  一日,军中有人奏乐,这些马习惯性地随着音乐跳起舞来。军中的养马人被吓坏了,以为这些马着了魔,就连忙将情况报告给了田承嗣。
  田承嗣也慌了,命手下人使劲抽打这些马,想让它们安静下来。可是因为音乐声没有停,这些马在皮鞭下仍然不停地舞蹈。田承嗣见状,下令把这些马全部杖毙。
  随着这批舞马的死去,舞马的驯养方法也渐渐失传了。到后来,人们对《舞马词》中的描写甚至产生了怀疑,认为那可能是诗人的想象之作。
  但是,1970年,陕西省出土了一件鎏金银质壶,壶体两侧有生动的舞马表演图案。随即,洛阳出土的这组陶俑,更是再现了舞马训练的场面,证实了盛大的舞马表演真的存在过。
  只是如今,我们只能从词作、史料和这些文物中了解舞马的风采和神韵了。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4

附:陶俑简介
      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等一起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秦始皇陵出土的七千多兵马俑气势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山东陶乐舞杂技俑、四川陶说唱俑、河南技乐俑等等形象真实,栩栩如生。
      俑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冥世继续如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俑真实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中国古俑在其盛行的从东周至宋代的约1500年中,弥补了同时期地面雕塑在种类及完整性上的重大缺憾,为我们勾勒出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络以及历代审美习尚变迁的轨迹,成为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世界上最著名的陶俑是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特征与鉴别:商周时期的陶俑给人以朴拙疏略,处于雕塑艺术的初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简洁生动,秦代已经达到了准确写实的娴熟程度。汉代陶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陶俑造型优美,动作滑稽可爱。隋唐时期陶俑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官、武士、仕女、牵驼、牵马、戏弄、骑俑、胡俑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尤以色彩斑斓、奇伟多姿的三彩俑凝堪称中国陶俑的压卷之作。及至五代,陶俑之风大变,镇墓的神怪俑受到重视。宋代以后,葬俗转易,尤其是焚烧纸在丧葬中的盛行,陶俑的使用骤减,至清初遂告绝迹。随着收藏者的增多,制假者已将目光转向陶俑,他们主要是利用真俑翻制模具,用古人曾用之原土制成陶俑,埋于地下,使其生有土锈,或用白芨(中药)熬成稀水,刷在假俑上,再撒上原土,如此数十次,与真陶俑难以分辨。鉴别真伪,主要观察土锈,古代陶俑必有土锈,且与原物凝结一体,难以刮掉。作伪陶俑则轻易可去除。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陶俑基本上全部出土于中国北方。目前考古发掘中时代最早的陶俑,当属山东、山西、河南3省春秋战国墓葬所出土者,一般形体较小,仅高4-10厘米。
      山东省临淄郎家庄1号墓,在墓内主室周围有17座陪葬坑,在陪葬坑的死者随葬有成组的小型陶俑,但该墓主室的填土中还埋有人殉。这种人殉和陶俑同出一墓的现象,说明当时还处于开始用俑的初期。该墓的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出土的陶俑制作粗糙,火候很低,所以出土时多已残损。它们的形体很小,高仅10 厘米左右,只具有大概的轮廓,缺乏细部刻画。为了模拟真人,曾在俑头上用墨勾画眼眉,衣服上施彩绘,尚能分辨出男性披甲武士和女性婢仆伎乐等形象。
      时间稍晚的作品,还有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陶俑。它们的形体更小些,身高仅5 厘米左右。例如在14 号墓发现有18 件小陶俑,男女具备,造型极其简单,仅有轮廓。身体上制作时留下刀削痕,全身涂朱。它们也可能是奴婢形象,其中一人还背负着一个小孩,是一件特殊的作品。河南省辉县琉璃阁140 号墓有战国晚期陶俑两个,系捏制而成,面部丰满,涂朱色,冠涂黑色。
      这些陶俑虽然制作粗糙,烧制火候低,易破碎,但它是中国早期陶俑的珍贵实物,对于雕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西汉:西汉,为典型的西汉侍女形象。宽大的衣袖与瘦窄的喇叭形衣裙相配合,构成优美的曲线,简洁而富有韵味。
      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时期的陶俑,承续隋唐传统而又有变化,对两宋陶俑在制作手法、题材内容有深刻影响,在陶俑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过渡时期。公元907年,拥有重兵的唐朝藩镇将领朱温,废掉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大割据时期。各国拥兵自重,为争夺土地、人口、财富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五代十国时期的陶俑,考古发现有:南京南郊牛首山南唐李璟墓陶俑、成都金牛区青龙乡后蜀孙汉韶墓陶俑、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陶俑、福州城郊莲花峰刘华墓陶俑、福建永春墓陶俑、江苏苏州七子山吴越国墓陶俑。南唐李璟墓与闽国刘华墓皆为五代十国时期帝王、皇后墓,其出土陶俑,在数量、大小、制作技巧上,都代表了当时陶俑制造者的最高水平。其特征如下:
      第一,五代十国时期陶俑,总体风格上基本沿袭唐俑余续。但由于时代变迁,文化氛围相异,二者之间仍有纤细不同。唐俑精神饱满,充满健康向上的青春活力,五代十国时期陶俑,纤小细弱,缺乏内在生命力。
      第二,五代十国时期陶俑在具体塑造手法上,有独到之处。俑分捏塑与模制两种,但其五官、服饰都是用刀精细刻划而成,较模塑更加准确生动,特别是对衣服线条的刻划,质感较强。此一时期陶俑面相虽丰润圆满,有唐俑余韵,但神情渐趋严肃、呆板,侍立俑等五官僵直,缺少曲线变化。衣服中胡服日趋减少,但唐代妇女盛行的广袖大衣,抹胸,云肩,仍是时人喜欢的流行服饰。冠帽丰富多彩,远胜前朝,仅上述李璟、刘华之墓,冠帽便有道冠状帽、莲瓣状帽、方形小帽、幞头、风帽、胄形帽、“王冠”形帽、僧帽、角状帽、筒状帽等多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装扮。女俑发髻高耸,脑后多插簪饰物的小孔。男俑中的众多冠帽,以方形帽最多,它奠定了北宋以后陶俑以方形帽为主流之基础。
      第三,陶俑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为李墓墓中的男女优伶舞蹈俑,头戴高冠,身着长袖舞衣,翩翩起舞,姿态优美。头部与身体比例虽不科学,但其面部表情生动、传神,反给人新颖独特之感。而这一题材本身,也反映出南唐艺术繁荣,歌舞升平之景象。
      应用:古代用来陪葬的陶制塑像。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等一起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战国时期殉人制度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山东陶乐舞杂技俑、四川陶说唱俑、河南技乐俑等形象真实,栩栩如生。
      价值:主要体现在研究方面应为墓出的器物可以保真而且陶俑大都是反映了墓主人生活时代的社会情况,如陶俑的纹饰,雕刻的衣服样式,发髻样式,甚至体态特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古时没有照片,录像,陶俑就是反应历史的一种方式。秦始皇兵马俑又开始了新的发掘,就体现了陶俑的重要意义。艺术价值,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制陶水平等;历史研究价值方面,包括中共制陶史的发展情况,陶俑的装束反应但是人们的衣着,社会各阶层的历史面貌,还可以为研究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提供资料等等。

 

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洛阳珍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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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洛阳博物馆·洛阳珍宝展
      洛阳自古帝王州。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王朝建都洛阳,累计建都时间长达1500余年,洛阳以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而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千年帝都洛阳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洛阳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珍贵的遗址、遗迹星罗棋布,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不可胜数,洛阳馆藏文物40余万件,其中珍品1.8万件以上,它们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珍贵记忆和最重要的物证。从“华夏第一爵”到海外回归龙门石窟的古阳洞高树龛佛首,它们来自全市数十家不同的博物馆和保管单位,其中不乏镇馆之宝和稀世之作,堪称国之瑰宝。
      《洛阳珍宝展》主要展示洛阳出土的二十一件文物珍品,使人们在欣赏文物的同时,了解古代工艺之精湛、领略河洛文化之厚重。对话和触摸这些国宝级的文物,你能感受到千年帝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走进洛阳珍宝展展馆,一如穿行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文明长廊中。
     一走进珍宝一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造型别致的灰白色石刻和通向石刻的步道,进门左手边则是洛阳珍宝展的前言。石刻上达展馆顶部,上书“洛阳文物珍宝展”七个大字。步道由灰白色的大理石一块一块铺成,宽3米多,从展馆门口到石刻距离约五六米的路面上,依次刻写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的字样。寓意洛阳十三个王朝的悠久历史。
     这20件国宝级文物有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铜爵,有“华夏第一龙”之称的绿松石龙形器,有洛阳目前唯一的周王自作器“王作铜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三大石经之一的曹魏正始石经,有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蓝釉双龙瓶等。有1984年出土于洛阳龙门东山麓代定员将军安菩与其妻何氏的合葬墓中的罗马金币,直径2.2厘米,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展品中还包括前几年从海外回归的龙门石窟古阳洞高树龛释尊佛头、火顶洞观音菩萨头像,故宫博物院移交的银鎏金宗喀巴像和鎏金铜观音两尊佛像。

      鎏金铜观音:清(公元1616-1912年),原藏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观音高90厘米,面相方圆,神态慈祥,衣纹流畅,装饰自然。右手置右膝上,左手置于身旁,姿态优美,神态悠然。为尼泊尔风格造像。观世菩萨亦称观世音,在古代,它和地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并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大菩萨。这尊观音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反映观音在普陀洛伽山讲经说法的姿态。这件造像体形较大且坐姿较为罕见,又出自于宫廷,极为珍贵。

      唐三彩灯:唐代,通高45.5厘米,1987年洛阳市吉利区出土。
      这盏灯分为盏、盘、柱、座四部分。灯盏非常精巧,内外施彩釉,堆塑于莲朵之中,盛开于承盘之上。承盘圆弧上仰,仿佛一只彩色的浅盆。承盘下方衔接灯柱,为圆竹状,饰小圆圈纹与凸弦纹,其柱身色彩艳丽,而且上下两端刻意绽开莲瓣装饰,瓣瓣交映对称,逼真形象。底座为圆形覆盆式,外壁贴宝相花和力士纹饰。整体外形欣长挺拔,造型周正规矩,装饰丰富绚丽,不用加油点燃,已是光彩四射。
      三彩莲花灯平稳美观的造型,凝练纯熟的技法,兼之吸收佛教的艺术内涵,可以说,是中国美学与佛教思想的融合,是吸收移植佛教文化后的创造,也是中国陶艺的又一次发展。这盏唐三彩莲花灯用高品质的高岭白土制成。胎呈白色,完美的衬托釉色。在施釉时,艺人独具匠心,用含有不同着色剂的釉浆,在胎面按图案的设计要求,在不同部位巧妙地搭配起来。仔细观察这盏莲华灯的色彩,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釉色不是随意为之。灯盏与承盘是由黄绿白均匀布着,褐黄莲瓣置于其间,灯柱呈墨绿,间露褐色,而盆座则以浓重的绿为底,其间黄白点缀,整体协调柔和,斑斓绚丽,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雍容气度,成为后代的宋三彩,辽三彩,明清时代的颜色釉和釉上彩的典范。

      褐釉白斑龙柄执壶:唐代。通高27、口径11、腹径64、底径9.2厘米。1964年洛阳北窑出土。
      唐代是我国瓷器烧造的发展高峰,创新出许多釉色和制作工艺,为北宋时期各种釉色瓷器的烧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件是唐代的褐釉白斑龙柄执壶,它敞口、短颈、丰肩、平底。流是一个兽首,柄是龙的形象,并且龙口衔在口沿。执壶的肩部还装饰了两个对称的小罐,整个作品造型端庄大气,是鲁山段店窑典型风格的代表。



      三彩黑釉马:唐代,高73厘米,长84厘米。1981年洛阳市龙门安菩墓出土。
      马能役善战,又较易驯养,在古代军事、农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匹黑釉马膘肥雄浑,造型雄健有力。黑釉马极为少见,是难以寻觅的珍品。
      这件三彩黑釉马,四足停立,头颈上昂,眼视前方。全身黑色,唯马面、鬃、背、尾、蹄为白色,间施酱黄色花斑,马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背垫褐色釉的革带为饰,革带系绿色或棕色的圆形骑马浮雕垂饰15枚。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并且膘肥雄浑,造型雄健有力,鞍鞯俱全,马头低俯,作嘶鸣状,体态雄健,气势雄伟,色泽质感及姿势神态均取得了力与美的和谐统一,华丽的装饰与黑色相配更加显得醒目明快,处处都透出一种内在的、真实的美。
      这件黑釉马在造型上遵循着“圆方圆”的传统构成法则,它四足停立,头小,领长,膘肥体壮结构准确,骨肉均匀,色彩纯正。马的身体看起来很肥壮,但腿部细小,着力于肌腱和骨骼的表现,正是这骨与肉的变化对比,使得它浑圆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完美的造型,高贵的气质,体现了泱泱大唐帝国的风范,是唐代艺术美的典型洛阳出土的这黑釉马反映了唐人对美的理解与感悟,成功地诠释了古典现实主义艺术的真谛。唐代艺术家不仅以高超的技艺和饱满的热情,创作了跨越千年而不朽的艺术佳作,而且还将大唐盛世的欣欣向荣凝固在了永恒的瞬间。

      乳丁纹铜爵:夏代(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高22.5厘米,长31.5厘米。1975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这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流口上有一对伞形短柱,腹部束腰,平底,下有细而高的三足。长流和尖尾的造型,主要为了使它平衡,有了长流,重心不稳,于是加一个尖尾,达到平衡,又对称美观。铜爵整体造型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鸟雀,反映了作器匠师的聪明巧思。它的器身一侧附有称之为鋬的把手,而另一侧装饰有五颗乳钉纹。乳钉纹铜爵由此而得名。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也是青铜器上的最早纹饰。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酒器,在文物界享有“中国第一爵”的美誉。它常常作为我国最早的青铜珍品出国参加各种文物展览,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国宝文物。
      青铜爵作为一种常见的饮酒器,流行于夏商时期。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爵,当属这件1975年发现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夏代乳钉纹铜爵。
      青铜爵是最具代表性的酒礼器,可以说是中国酒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在商代,它是最典型、最常见和最基本的酒礼器,考古学家邹衡曾指出,在商代礼仪制度中,以酒器觚、爵的数目来区分贵族的身份。《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1959 年夏,在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发现了一座大型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该遗址先后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为人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提供 了重要物证。这中间就包括1975年发现的夏代乳钉纹铜爵。这件乳钉纹铜爵形体古拙,虽貌不惊人,却是夏代铜爵中的出类拔萃者,堪称国之瑰宝。
      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倒酒的流槽),后有尖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柄,下有三足。夏代乳钉纹铜爵高22.5厘米,流、尾长31.3厘米,壁厚0.1厘米,窄 长流、尖长尾,针状双柱矮小,细腰、瘦腹,扁带状扳,三棱锥状足。腰腹正面装饰一排乳钉,共5颗,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这 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宛若一名轻盈舒展、迎风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发着俊巧清逸的气息。
      从用途上讲,铜爵的流是用来饮酒的,而其尾则主要是用来平衡重心和方便往爵内注酒。据了解,青铜铸件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较大限度地延展,不易折损。为了充分显示这个优点,铸铜匠有意识地夸张性地增长铜爵的流和尾,以炫耀青铜的优越和铸造技术的高超。
      作为“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是夏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实物见证,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此,中国青铜文化便朝着有自己特色的青铜礼器之路发展。
      从整体形制和用途看,乳钉纹铜爵似乎与(古代陶制炊事器具,三个空心的足,有柄喙)或(古代酒器,青铜制,圆口、深腹、三足,为酒水调和之器,用以节制酒之浓淡,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有关,但其大小、把手的位置和足的形状不尽相同。
      据考证,铜爵极有可能是模仿陶爵制成。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早在6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制器皿。而陶爵中一直有夹砂陶,有些陶爵的底部还发现了烟炱(烟气凝积而成的黑灰)的痕迹,说明陶爵除直接用于饮酒外,还具有温酒的功能。
      在夏代,饮酒还是王室贵胄的特权,铜爵自然也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凡随葬容器者必有爵。
      作为中国古代最典型、最常见的酒礼器,爵也具有“明贵贱,别尊卑”的作用。铜爵处于酒礼器组合的核心地位。古代爵禄制就是根据贵族身份的高低,规定其配享相应的爵,而现代汉语中的“爵位”一词,也是从用爵制度中衍化而来。

      方格纹铜鼎:夏代(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高20、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1975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鼎是中国古代文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语当中的“鼎立天下”、“定鼎中原”,都代表着政权的更替和建立。三代时期,鼎是用来烹煮肉食和盛放肉食的锅子,在奴隶社会,只有身份高贵的贵族才能食肉。所以在古代,鼎是青铜器中地位最高、身份最重的代表。这件青铜器于1987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堪称国之重宝。这件鼎敛口,折沿尖唇,垂腹下收,平底,三空心四棱锥状足,口沿上有两个半环状耳,腹部饰以很不规整的带状阳线方格纹,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几乎完全一致,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该鼎为合抱模铸风格,端庄规整,纹饰朴素。格纹铜鼎1975年出土于有着“夏都斟鄩(xún)”之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外形虽略显稚拙粗糙,却暗含高贵之意,正如华夏文明初创时的真实写照。方格纹铜鼎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炊具,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鼎”。
   “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安阳博物馆是‘弟兄仨’。安博是河南博物院浓缩版,洛博是倒过来的河南博物院。”这是河南文博界的一个“段子”。听着“段子”,看着“弟兄仨”有棱有角的照片,真的让人忍俊不禁。不过,河南博物院和洛博主体建筑的灵感来源很不相同。覆斗金字塔状的河南博物院,灵感来自登封观星台;而斗状的洛博,设计灵感来自青铜方鼎,寓意为“定鼎中原”、“鼎立天下”。
  鼎是所有传统器物中最庄严凝重的一种。它器型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王权象征、国家重器,是青铜时代的器物领袖和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在汉语中,“鼎”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信用”等含义,往往与天道人心有关。定鼎、迁鼎、问鼎、鼎新、鼎革、鼎盛、鼎足、鼎立、鼎峙、一言九鼎、大名鼎鼎等词汇,无不彰显着鼎文化曾经的鼎盛。
  洛阳博物馆设计得如方鼎屹立,是因为这座古都与鼎有着太多的渊源,太多的故事。如今,洛阳博物馆收藏的夏代方格纹铜鼎、西周牛首兽面纹铜方鼎、春秋“王作”铜鼎、战国错金银铜鼎等,也是“鼎”“鼎”皆有大名。
  “青铜艺术”微信文章《十五件夺人心魄的鼎》流传甚广,该文认为,在现存青铜鼎中,司母戊鼎等十五件“最夺人心魄”,其中两件在美国,两件在台湾,其余的在中国内地各大博物馆,而洛阳博物馆一家就有两件。
      夏、商、周三代承替延续千年之久,创造了绚丽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一般有圆形三足和方形四足之分,被称之为“国之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据有关文献记载,氏族社会晚期,中原大地洪水滔天,华夏诸族共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势利导,凿阙开河,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终于降服水患,实现了河晏水清,天下太平。于是,华夏诸族推大禹为领袖。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也就成了国家和权力的象征。九鼎铸成之后,曾经流传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后来,“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后,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东周末年,王室式微,天下混乱,九鼎失位,不知所终。千百年来,鼎被赋予太多的神秘色彩,已经浓缩成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禹铸九鼎的传说盛传古今,二里头考古发掘没有证实这个传说,但却充分表明,二里头时期中原冶铜有了飞跃性发展。这时期不仅青铜器数量大幅增加, 种类变得丰富,所用材料的铜、铅、锡的配比也已是青铜合金。而鼎、爵的青铜容器的出现,更意味着铸造技术的重大突破。容器需要用内外范多次分型,与兵器、 工具等只需单范和简单的复合范相比,是一次空前的技术飞跃,是青铜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新铸的青铜器,是美丽闪耀的金黄色,像崭新五角铜币的颜色,被称为“吉金”。经千年氧化生锈,这些铜器出土后的颜色一般是青赭色,才被称为青铜。“吉金”美丽闪耀的金黄色,恰似青铜时代曙光出现。遥想三千多年前,二里头人造出“方格纹铜鼎”的时候,应该有着今天“神舟十一号”发射成果般的轰动和喜悦。在随后的岁月里,各种青铜器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层出不穷。

     蓝釉双龙尊:唐代(公元618-907年) 。高32、口径8.8、底径7.7厘米。瓶盘口,长颈,鼓腹。平底。口、肩饰以双龙柄,龙衔瓶口。通体施多层蓝釉,釉色亮丽。1998年洛阳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
      双龙瓶是时代特征较为明显的一种器物,主要流行于初唐、中唐时期,其前身源自于三国以来一直流行的鸡首壶。目前此类双龙瓶发现不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安和洛阳,唐王朝最为繁盛的京畿之地。这件蓝釉双龙瓶是1998年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中出土的。它肩部浑圆,肩部两侧延伸出两条龙形手柄,瓶口处两条龙对视而衔。这件蓝釉双龙瓶,长颈、平肩、鼓腹、平底。造型简练大方,线条优美流畅。它通体施单色蓝釉,釉面均匀,釉色沉稳,犹如温润的美玉,幽暗深邃、高贵典雅,是蓝釉器中的上乘之作。
      这件双龙瓶通体使用的是非常罕见的蓝釉,这种釉色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钴。当时,钴主要产自波斯一带。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天然钴土矿。河南固始县出土了一件春秋末年的蓝白两色琉璃饰品。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发现蓝色琉璃的着色剂就是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钴蓝。到了唐代,钴蓝釉料是唐朝政府派外贸使者从波斯一带用重金、茶叶、丝绸、古陶器等购买或者等价交换获取的,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由于钴蓝原料稀缺,唐代的陶器中,蓝釉器物就显的异常珍贵,施蓝釉的器物非常稀少,全蓝器物则往往被称为极品。等级制度森严的唐代,能够享用这种釉料的陶器作为随葬品,墓主人身分必定高贵、不同凡响。唐代的陶瓷器是钴蓝运用的大成时期,这一时期工匠们开始把钴蓝釉料单独运用于陶瓷器中,为以后瓷器中钴蓝釉料的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考证,唐恭陵出土的这件蓝釉双龙瓶所用的钴蓝釉料是后世青花瓷所用蓝色釉料的前身,进一步证明了唐代蓝釉器物对青花瓷器起源有着深远且重大的意义,这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蓝釉双龙瓶:天赐奇彩恨锁宝瓶
      站在洛阳博物馆珍宝馆展出的这件蓝釉双龙瓶前,再浮躁的心也能被带到简洁、优雅、宁静的世界。
  如同它曾经的主人一样,无论身边是簇拥的仆人、喧闹的宴饮,还是纷乱的政局、阴暗的斗争,一切都似乎与它无关。
  静静地,它就一尘不染地在那里。 
      为追回它 国际刑警参与破案  
  1998年2月15日上午,偃师市缑氏镇滹沱村西南的唐恭陵墓地,一名业余保护员在进行例行的巡查。突然,他发现恭陵边的哀皇后墓南侧有一片白灰。平时,这个地方鲜有人至,怎么会出现白灰呢?他顺着白灰往前走,结果,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洞口,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个盗洞!哀皇后墓可能被盗了!情况很快被反馈到当时的偃师市文管会。文物部门到现场勘测发现,哀皇后墓确实被盗了,墓内只剩一些残破的陶俑和唐三彩的碎片。
  唐恭陵是唐高宗太子李弘的陵墓,也是洛阳目前仅存的一座唐代皇陵。洛阳市公安部门立即对这起盗墓大案立案侦查。2月19日19时,有人向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李全安透露:偃师市山化乡汤泉村有兄弟两人,曾向知情人士询问过文物买卖行情。这一线索成为破获这一惊天盗墓大案的关键。 据参与盗墓的其中一人讲,1998年1月21日夜,汤泉村的那两兄弟和其同伙趁着夜色,带着绳子、耙子、探铲、竹竿、铁锹等工具,驱车至哀皇后墓南侧,实施盗墓行动。因为皇家墓葬工程质量优良,他们的计划受阻,反复商议后,他们决定用炸药爆破。1月30日夜,他们将唐恭陵哀皇后墓炸开。但是,狡猾的犯罪分子并未立即盗墓,而是将洞口虚掩,随即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第二天晚上,他们又来到现场,挖开洞口,却失望地发现并没炸到应有的深度。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对哀皇后墓继续施爆。几天之后,他们又来到哀皇后墓,对坑洞再次实施爆破。这一次,墓道被严重破坏,墓坑也显露出来。2月4日凌晨,他们盗掘出了60余件珍宝,包括彩绘陶俑、瓷壶、瓷罐等,然后仓皇逃离现场。 警方根据该人的供述,先后抓捕了其余嫌犯。经审讯,警方得知部分文物已被倒卖到了北京,文物的下落也基本明晰。 专案组立刻赶赴北京,请公安部协助寻找线索,追回国宝。随后,国际刑警参与破案,经过一连7天的抓捕,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天津追回,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消息传到远在香港的买主翟某耳中。翟某自知案件重大,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并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最终,被盗的61件文物全部被追回,参与盗墓的11名盗墓贼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一尘不染,文物专家不敢定级
  洛阳博物馆专家张玉芳说,目前,被追回的61件文物分别珍藏在洛阳博物馆和偃师商城博物馆。蓝釉双龙瓶,就是其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她说,文物被追回后,首要工作就是确定这些文物的价值,给这些文物定级。洛阳市文物部门专门组织专家组进行鉴定。
  一般,文物被埋在地下,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比如有些文物会被泥土包裹,有些文物会被地下水淹没或渗入——这也就是一些文物贩子故意将将仿制品埋入土中“做旧”的原因。
   但是,这件蓝釉双龙瓶太干净了:它非常完整,没有丝毫损伤,没有泥土附着,连瓶胆内都没有一点土,看起来就像刚出窑的一样。
  面对这么“新”的文物,不少专家本着谨慎的科研态度,不敢贸然给它定级。
  为什么在地下埋藏了那么多年还这么“新”?张玉芳说,可能是因为哀皇后陵密封性好,而蓝釉双龙瓶又摆放在墓道神龛内,因此才能保存完好。
  张玉芳说,当时,市文物局邀请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前来鉴定,见多识广的国家文物局专家一见到这件蓝釉双龙瓶,没有丝毫犹豫地说:“还考虑什么,这就是国宝!”
  就这样,蓝釉双龙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天然的蓝 是经丝绸之路带来的色彩 
  那么,这件文物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凭什么能成为国宝呢?
  张玉芳说,唐三彩早期颜色并不丰富,使用的是单一色彩的釉,后来才发展到多种颜色,被称为“三彩”,而蓝釉双龙瓶就是单色釉三彩的代表作,而且它使用的还是当时非常罕见的蓝釉。
  要把釉色烧出蓝色,要用到钴这种元素。而在古代中国,还没有发现天然钴土矿。当时,钴主要产自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因此,蓝釉双龙瓶所用的钴,可以断定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同时,蓝釉器物的烧制、上色也极为困难,需要工匠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在唐代,蓝釉瓷器也只有皇室才能用得起。
  张玉芳说,从器形上看,蓝釉双龙瓶的耳柄向上自然弯曲,形成双龙衔瓶口的造型,这个造型被认为是从波斯陶瓷器中的鸡头壶发展而来的,又被称做双“螭”形,这种器形盛行于初唐、中唐时期,到宋代以后就比较少见了。因此,蓝釉双龙瓶是唐代社会生活的形象载体,是研究唐代经济、习俗、墓葬制度以及雕塑、烧制、施釉工艺的珍贵资料。
  她说,蓝釉双龙瓶的线条简洁大方,没有任何文饰,没有刻意的夸张,显得优雅而平静,展现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这是一种与传统文化相匹配的“中国式”的美。
      抑郁成疾 死后被追认为皇后的太子妃 
  张玉芳说,“拥有”这么一件贵重器物的主人,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人们只知道她姓裴,因为有着令人扼腕的遭遇,在死后被追认为“哀皇后”。
  “哀皇后”是唐左金吾将军裴居道的女儿,裴居道生年不详,但可以考证到他的家族来自绛州(今山西运城)。他的祖父裴镜民曾任隋朝兵部侍郎,父亲裴熙载曾任唐太宗时的尚书左丞。
  裴家是河东名门,一件意外事件,使裴家与唐代皇室联姻,却因此遭遇更大的不幸。
  唐高宗与武则天本来选择了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作为儿子——太子李弘的太子妃。但是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有人揭发杨思俭的女儿作风有问题,于是大婚泡了汤。婚事拖了两年后,父母又为李弘物色到了裴居道之女。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十月,太子李弘与裴居道之女成婚。这一年,李弘二十二岁。
  对于这个儿媳妇,唐高宗非常满意,他曾对近侍说:“东宫内政,吾无忧矣!”
   没想到,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李弘跟随高宗、武后到洛阳的合璧宫后,于4月25日,暴死于合璧宫倚云殿。
  高宗对此悲痛欲绝,破例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失去了丈夫的太子妃,在次年也悄然而亡,9年后追谥“哀皇后”陪葬恭陵。而她的父亲裴居道,后来也被武后所杀。

      白釉黑花鸭戏纹梅瓶:宋代。高42.8厘米,口径3.1厘米,底径10.5厘米。1970年宜阳县东王庄洞沟村出土。小口短颈,上腹略鼓,下腹渐收,小平底,周身施白釉,绘黑彩,肩部饰花枝,腹中部有开光,内饰双鸭戏水纹,开光外绘牡丹花纹,这件文物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风格。

      白釉双龙尊:唐代。高44厘米,腹径22.5厘米。洛阳东郊杨凹村出土。盘口、细长颈、瓶状身,二龙口衔盘沿,尾接瓶肩,呈双耳状立于瓶口两侧。双龙尊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唐代双龙尊造型优美,庄重大方,线条圆润丰满,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白玉杯:曹魏(公元220-265年),1956年洛阳涧西区曹魏墓出土
它,通体温润洁白,曲线流畅优美,极素朴又极优雅。这就是出土于曹魏墓葬的国宝——白玉杯。(如图)
  1956年7月,洛阳矿山机器厂建设项目基建时,考古专家发掘了一座古墓。墓已被盗过,但幸运的是,墓前室角落里的白玉杯却保留了下来。
  用水洗一下,这只玉杯立即通体光亮,令人吃惊的是:虽历经千年但毫无残缺。
  白玉杯现为洛阳博物馆收藏,杯高11.8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4厘米。玉杯呈圆筒形,直口,深直腹。白玉杯系新疆和田白玉加工而成,杯身抛光极好,无任何纹饰。尽管如此素朴,但是放在岁月痕迹浓重的文物中,它仍显得那么卓尔不群。
  与白玉杯一同出土的还有铁帏帐构,其中一件帐构上刻有铭文,专家据此确认,古墓为三国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墓葬,这也是洛阳目前所见的唯一有确切纪年的曹魏时期墓葬。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曹操和曹丕父子发起和倡导薄葬。曹操是中国古帝王中“禁厚葬”的第一人,早在曹魏建国之前,他就下令禁止厚葬,并禁止立碑,死前他还遗令埋葬时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曹操改革汉朝厚葬礼制,一个原因是经过汉末大动乱及群雄混战,社会经济凋敝,统治集团无力花费巨资经营丧事;另一个原因是,墓里放的财宝越多,越容易遭盗,还不如什么都不放。
  帝王大力推广,达官显贵自然也多行薄葬。东汉时皇帝和皇室贵族享用的 “金缕玉衣”彻底消失了,地面上的石碑、神道石刻及石祠等也都消失。禁止坟上立碑立祠,无祠无碑,后人怎么祭奠?后来出现了在墓室前堂设帐放脯酒致奠的习俗,墓室发现的铁帏帐构就是当年的遗存和物证。
  玉杯上没有任何花纹与雕刻,符合当时崇尚朴素自然的社会风气。曹魏时期的玉杯,目前全国仅此一件。

      错金银铜鼎:战国。该鼎高16.5厘米,最大腹径13.2厘米,以其通体为青铜铸成,外层饰以金、银,制作精美,当为东周王室用品。1979年洛阳市西工区小屯村窖藏出土。
      这件青铜鼎盖、身相扣,形成独特的扁圆球形。它鼓腹、三蹄足;鼎口上方铸有两只方形附耳,两耳之间有少见的中空上翘的短管流;在鼎盖正中的衔钮旁,铸有一对栩栩如生的鎏金蟾蜍。
      这件青铜鼎以金银作为装饰。战国中期以后,鎏金、错金银等工艺广泛流行。其中,错金银工艺是指,首先在铸造青铜器时,表面留下凹槽,然后在凹槽内嵌入金银丝片,捶打牢固;再用厝石打磨,使器物的表面光滑平整,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青铜和金银纹饰的色泽交相辉映,映衬出瑰丽的图案,以此图案的装饰效果。这件错金银铜鼎以它独特小巧的造型,精美华丽的装饰手法,呈现出与前代青铜器全然不同的面貌,与有着狞厉之美的殷商青铜器相比,它的精巧,它的华丽带给我们清新活泼,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那流动的云、那饱满的花,无不显得气韵生动、华美自然。这件错金银铜鼎纹饰图案对称工整,嵌金银对称和谐,装饰华丽,造型玲珑独特,堪称战国时期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
      王室用品 精美绝伦
      错金银铜鼎1979年出土于西工区小屯村的一座地窖里。这年的一天,该村村民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地窖,地窖里一件制作精美的青铜鼎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该鼎盖、身合二为一,合成扁圆球形;盖作拱顶,正中有带小圆环的铺首卧钮,钮旁边是一对对称的鎏金蟾蜍;子母口内收,鼓腹,三蹄状足,上有方形附耳,两耳之间有中空短柱形上翘的短管流。
      该鼎通体以青铜铸成,外层以金银为饰,其中盖顶、口沿、流及附耳皆为错金银三角纹,盖中及鼎腹饰以皿银为瓣、皿金为芯的四出花瓣纹样,鼎足饰三角云纹。铜鼎器型小巧玲珑,纹饰对称和谐,可谓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鼎本是用来盛装流食的器具,而这种错金银的饮食器具,只有在王室贵族家中才有。由于该鼎的出土地点正处于东周王城的核心区域,据此判断,该鼎应为东周王室用品。
      工艺高超 见证辉煌
      在古代,古人用于装饰的手法有多种,包括镶、嵌、错金银等。其中,错金银又称金银错,该工艺始见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各种青铜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
      制作错金银器物时,首先要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錾(zàn)刻出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等,锤打牢固,再将其打磨光滑,使之与器物表面相平,最后用木炭和清水打磨,使青铜器表面和金银纹饰显出不同色泽,以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金银错这项精细工艺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另一侧面也展现了东周王城曾经的辉煌。
      古代制作错金银器物的两种方法
      在我国古代,为使青铜器物看起来更加富丽堂皇,常在青铜器物上饰以金银图案,其制作工艺主要分镶嵌法、涂画法两种:
      镶嵌法。该工艺制作方法主要分4个步骤:第一步是制作母范预刻凹槽,以便器物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即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即用错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涂画法。该方法是汉代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其工艺是:第一步,制造“金汞剂”,即把黄金碎片放在坩埚内,加热至400℃以上,然后再加入汞,使其溶解成液体,制成所谓的泥金;第二步,“金涂”,即用泥金在青铜器上涂饰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或者涂在预铸的凹槽之内;第三步,“金烤”,即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汞蒸发,黄金图案纹饰就固定于青铜器表面。

      王作铜鼎:春秋。高40厘米。2002年洛阳市西工区第27中春秋墓出土。是一座商周时期典型的竖穴土坑墓,在长方形的墓室四周各有一条斜长的墓道。墓道在当时除了便于运送棺椁和随葬品以外,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只有王室成员才有资格使用。像这种四条墓道的,就是规格最高的一种了。因为它的形状和古代汉字中繁写的亚洲的亚字,极为类似,所以专家将它命名为亚字形墓。亚字形墓多见于殷商时期,在安阳殷墟的王陵区发现数量较多,而洛阳地区仅发现这一座。
    这座墓葬在发掘之前曾被多次盗掘,在残存的几件随葬品中,我们发现了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在他们的内壁上清楚地铸有铭文“王作宝尊彝”,王作,是指周王自作器,也进一步证实了这座大墓的主人正是东周时期的某一位天子。专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座亚字形墓的时代属于春秋早期,那位东迁国都的周平王在位时间长达51年,因此有学者大胆推测,这座大墓的主人可能就是周平王。这座鼎是洛阳地区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周王自作器,极为珍贵。 

      叔牝铜方彝:西周。高32.6厘米、口长23.5厘米、宽19厘米,重7.75公斤。1947年洛阳小李村西周墓出土。
      叔牝方彝出土于洛阳一个高等级西周贵族墓葬中,纹饰精美,造型古朴。分为器盖和器身两部分,器盖为四面起坡的屋顶,顶上有握手。器身为长方形、多口,束颈,鼓腹,圈足。全身满饰三层浅浮雕纹样,盖腹均饰以扉棱为鼻梁的双突目兽面。整个器物装饰有云雷纹、兽面纹、凤鸟纹及扉棱等,器身带明显的弧度,通体均以纤细的云雾纹衬地。盖顶、口沿及圈足饰凤鸟纹一周。其纹样繁缛,具有浓烈的肃穆、神秘气氛。是西周早中期青铜器珍品。
      这件青铜器的得名与盖、身内壁相同的12字铭文有关,铭文为:“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据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证,这件器物应在周武王、成王时期,叔牝为周文王之子、武王及周公之弟成叔武,王姒指的是周文王之妃太姒,盖与腹内铸铭文字当为姓之女嫁给周王者。此器为周王之妃王如赐具给其子作的青铜器,即是周王室重器。
      但后世学者从器形、铭文书写方式及人物称呼等方面综合判断,这件器物应该在西周中期,因此叔牝及王姒的具体身份尚待考证,铭文也只能译为“西周王室成员叔牝从母亲王姒那里得到了一些赏赐的钱,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感谢,所以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青铜器以示纪念。”
      这种腹部带有弧度的方彝极为罕见,目前也仅存陕西出土的折方彝、洛阳出土的令方彝和荣子方彝及叔牝方彝4件,遗憾的是令方彝和荣子方彝流失海外,分别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芝加哥美术馆,国内仅有折方彝和这件叔牝方彝,极为珍贵,因此,无论是铭文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还是凝重华美的造型,还是珍惜程度,叔牝方彝都堪称珍贵无比的青铜珍宝。

     兽面纹铜方鼎:西周。高36厘米、长33厘米、口宽25厘米。1977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
     这件方鼎直腹,立耳,柱足,腹部正中和腿的上部铸有粗眉大眼的饕餮纹,四角和每面正中都有突出的扉棱。在装饰技法上,它采用了浅浮雕和高浮雕的交相使用;它通体以细致的云雷纹做陪衬,更显示出了饕餮纹的狞厉之美。站在它的面前,一种不可动摇的情势使人油然而生。您看它那粗壮的四柱足,似乎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推倒。特别是它腹部那醒目的浮雕饕餮,巨眼凝视,阔口怒张,那夸张的双目,在青铜色泽的衬托下平添了一种清冷沉寂的神秘感,仿佛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无限紧张的力量,一瞬间就要迸发出凶猛的咆哮。这件极力表现狰狞恐怖的饕餮纹方鼎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充满宗教气息的年代,在那祭祀烟火缭绕的宗庙里,钟声锵锵,鼓声隆隆.象征国家王权的九鼎依次排列,从而达到天地人神间的沟通,让人得到上天和先祖的保佑。饕餮纹铜鼎以其“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崇高气势,展现着那个如火烈烈的时代精神和拥有者的王者之尊。

      母鼓铜方罍:商代(公元前1800-前1046年)。高50厘米、肩宽33厘米。1963年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出土。罍是用以盛酒的器物,这件方罍由盖、腹两部分构成,盖子成四面起坡的屋顶状,内有铭文“母鼓”,据考证是商代母氏族与鼓国通婚的物证。肩部两侧有附耳及环,纹饰分三层,衬底的是云雷文,云雷文上装饰有兽面纹、蕉叶文、夔龙纹等,腹部前后还装饰有高浮雕的兽头。
      这件方罍是商代晚期的器物但出土在洛阳东郊的西周贵族墓地,应该是西周贵族在参与灭商时的一件战利品。商代晚期青铜方罍目前发现的数量较为有限,尤其像这件母鼓方罍铸造精湛、纹饰繁复、器形硕大更是不可多得,这件方罍不失为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珍宝。
      没逛够啊,又被清场了。下次如有幸再来洛阳,一定赖在这里直到看够......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4


 

2016国庆洛阳行——天子驾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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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天子驾六博物馆

      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位于洛阳市中心的东周王城广场,东周王城遗址区的东北部,是一座以原址保护展示的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为主体,辅展以东周王城概况、王陵考古的新发现及部分东周时期珍贵文物的“王城、王陵、王器”专题博物馆。博物馆是依托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原地原址修建的遗址型博物馆。车马坑规模大,车子类型多,摆放整齐,气势宏伟,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
      整个博物馆占地1700多平方米,分为两个展区,步入博物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展区。分四个板块,一是洛阳地区5大都城与当代洛阳相互位置关系的图版;二是东周王城概况;三是王陵的探索与发现;四是珍贵的东周文物。


      第一展厅:王城春秋——东周洛阳文明展,分为王城寻踪、王陵探秘、礼乐文明三个部分。
      王城寻踪: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朝代中,周朝是最漫长的一个朝代,绵延长达将近800年。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在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历史上称为西周。西周只经历了200多年短暂的繁荣便走向衰落。公元前771年,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犬戎攻入镐京,幽王被杀,西周结束。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他就是周平王。由于当时镐京残破,犬戎不断的侵扰,频发的干旱,地震,地裂等自然灾害,迫使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秦、晋、郑等强势诸侯的护卫下,东迁国都于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长达515年的东周时期。 
      史学界把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大时期。从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从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 
       “王城”是周平王东迁之后逐步修建起来的一座新的都城。它是周平王至周悼王及周赧王共14王的都城所在,沿用时间达300余年(周敬王至慎靓王共11王皆居成周城)。  
      列国争霸,群雄逐鹿,是中国历史步入春秋战国时期最突出的特征。虽然说“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列国中很多的都城规模超过王城,但王城作为“天子”之都,仍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在列国都城中享有最高的规格。

     关于东周王城的规模、布局、演变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但因历史久远,昔日壮观的景象如今却荡然无存,不见踪影。20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在今王城公园一带、涧河两岸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发掘,并在涧河东岸的小屯村发现了汉河南县城遗址,进而根据汉河南县城与东周王城的沿袭关系,以河南县城为基点,找到了沉睡地下2000多年的东周王城遗址,摸清了东周王城的具体位置、范围和布局。
      勘察表明,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曾多次修补。到西汉后期,整座城池开始荒废。
      《管子 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上,必于广川之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为了防旱防涝,国都的选址必须关注地理环境。东周王城的地理位置,北依邙山,南傍洛水,选址符合地理环境的要求,足见设计制造者之用心。 
      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东周王城城市面积约为九平方公里。城市平面略呈方形。王城的西北角在今天东干沟村北,东北角在今天的洛阳火车站东约一公里,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被洛河冲毁。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势较高,城墙遗迹保存较好,直到今天,地面上仍能看到残存的东周王城城墙。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建城邑,修筑边长九里的方形城制,每边三个门,共十二门。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通道,城内设经、纬大道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神坛社稷,前面建有殿庭,后面建有商贸市场,这是我国古代典型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是中国古代城市设计者们设想的营建都邑最理想的蓝图。这种《周礼》中记载的理想化的建筑布局与考古勘察发掘的周代都邑遗址并不一致,但它仍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和营造具有深远影响 。

      城市内分为四大功能区。城址西南部为宫殿区,其东为粮窖区,西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东部为陵墓区。  
      宫殿区位于王城遗址的西南部,今瞿家屯一带,北至行署路,东至涧东路这一区域内。1959年在瞿家屯一带发现了一处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附近出土有大量东周时代的板瓦、筒瓦、和各种形式的饕餮纹、云雷纹瓦当,这些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结构坚实,制作精美,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为后世建筑材料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借鉴。这里应该是东周王城内一处重要的宫殿建筑区。 考古发掘表明东周各国的城市建设都已具备了用水、排水等公共生活设施。2004年在洛阳盛世唐庄的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中,发现了筑城时修建的排水和取水设施。
      仓窖区位于宫殿区东南,自70年代以来,在这里勘探到粮仓80余座,考古发掘其中20余座,这些仓窖排列有序,东西成排,南北成行。《考工记》中记载:“囷窌仓城”。囷,是指圆仓,窌,指的是地窖。发掘的仓窖均为口大底小的圆形,口径及深度都在十米左右,这与“囷窌仓城”的记载是相一致的。这批仓窖兴建于战国中期,沿用至西汉初年,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大型地下粮仓,对研究战国时期储粮管理制度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重要的价值。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周都洛邑是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市。东周时期,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代表的都市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王城遗址内的西北部,在这里发现大规模的烧制建筑材料、日用陶器、坩埚和随葬明器的窑场,附近还发现了制骨作坊、制玉制石作坊、铸铜作坊等。这些表明王城遗址的西北部,是周王城的手工业作坊区。
      在王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
      青铜器铸造:青铜器铸造技术代表那时候的最高工业成就。在王城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众多工艺精湛,美轮美奂的青铜器。夏、商、周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各个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上却是各有千秋。商代青铜器重在纹饰,周代青铜器贵在铭文,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巧在工艺。青铜器的铸造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水平。浑铸、焊接、熔铸,透雕、镶嵌、鎏金工艺的结合使用,使这时期的青铜器制造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在铁器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青铜时代走向了最后的高峰。战国时期礼器减少,实用器增多,纹样趋于写实。青铜器从礼乐器、兵器的铸造扩大到了车马器、铜镜、钱币、带钩等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的制作。
      青铜嵌错工艺是指在铸好的铜器上镶嵌其它物质材料做成的丝或片,再用错石把铜器表面磨错平整,构成纹饰或文字,使器物更富有魅力,绚丽多彩。
      1979年西工区小屯村出土的错金银铜鼎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件鼎由盖和身合成扁圆球形,以三个兽蹄为鼎足。顶盖的中间有一个铺首衔环钮,钮旁有对称的一对鎏金蟾蜍作为装饰,在鼎口沿一侧有一极为少见的短管流,两侧为附耳。整个器物不仅纹样图案对称工整,而且金银镶嵌的和谐华丽,显得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历来为贵族所享用,也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

      蟠龙纹铜方壶和方格纹铜罍是盛放酒的器皿,是古人在祭司和举办大型欢宴时使用的。 蟠龙纹铜方壶长颈、垂腹,长方形口,上带壶盖铸造成盛开的莲瓣形,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颈腹部有蟠龙纹,腹两侧有对称的兽头。器形高大,纹饰精美,结构严谨精巧,制造工艺繁缛。  
      带钩是古代用于扣系腰带的钩。其形体以钩钮连体为特征。相当于我们今天使用的皮带扣。当时的人们穿的都是宽袍大服,衣服需要束系,战国经秦汉时代,带钩使用极为普遍,带钩的钩面一般都有精美的纹饰,这件带钩就使用了错金银工艺。庄子说:“满堂之座,视钩各异。”钩挂在革带上的样式各式各样,应当也是主人身份的象征。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铜鉴,就是青铜镜子。这是一件东周时期的透雕夹层铜镜,我们看到的是铜镜的背面。中国最早的青铜镜出土于甘肃省和青海省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距今有四千年前的历史。从齐家文化经过商代到西周,中国铜镜始终处在原始状态,形体小,制作粗陋。到了东周时期,青铜镜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铜镜的性质和花纹已经规格化,形制多为圆形,少数为方形,镜背的花纹精致。这件铜镜的透雕纹饰就十分的精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东周时期铜镜。
      早在西周时期,洛邑已经设有“泉府”作为中央金融管理机。到东周时,管理体系和制度已经完备,金属铸币已经普遍流通。春秋之际,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商业有了较大的进步。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空首布,是最先得到广泛流通的金属货币。它是一种仿制青铜铲而制成的铲型货币,在东周时期空首布一直流通于洛阳,目前洛阳已发现5000余枚。布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洛阳大量出土的货币,说明洛阳商业的发达,和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东周时期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陶鼎、陶豆、陶壶。东周时期的陶器陶质细腻,造型庄重,华丽而着眼于实用。这是三件彩绘陶器。  把天然的矿物质颜料渲染在已经烧制好的陶器表面上,不再经过二次烧制称之为彩绘陶器。东周时期的彩绘陶器,往往是在一件器皿上使用多种色彩,用色大胆,构图对称平衡,装饰性很强。
      这件彩绘陶壶颈部和腹部布满了几何云纹,肩部有两个铺首衔环的兽头,前后有两对长着华丽羽毛的凤鸟。它在当时是用来盛水盛酒的。而这一件彩绘陶豆主体纹饰是两条变形的夔龙纹,龙身为黑底着绿色圆点纹,有几组红色彩带缠绕龙身。特别是龙头为绿色,尖角、呲牙、吐舌。同一件器皿上,红绿搭配,着色大胆,色彩鲜艳。
      这组彩绘陶器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的掩埋磨砺使它的色彩、线条已经显得暗淡、斑驳,作为东周时期的彩绘陶器,作为那个遥远年代的艺术品,它们都显得弥足珍贵。
      王陵探秘:这些珍贵的文物大多出土于东周时期的墓葬。五十多年来,洛阳发掘清理了数以千计的东周墓葬。考古学者门对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制度等等都有了较为详实的了解。东周的25位天子,死后也都葬在了洛阳,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史籍记载的不确切,关于东周陵区的定位,王陵的确定,丧葬习俗、陵寝制度、等等问题一直难以明确。
     随着上世纪20年代金村大墓、50年代西小屯“甲”字形大墓、本世纪初27中学“亚”字形大墓、王城广场大型车马陪葬坑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加之专家们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关于东周王陵的疑团已经基本明确。专家们把东周王陵按地域分为王城、成周、周山、三大陵区。
      王城陵区是东周王陵最重要的陵区,位于东周王城的中部及东南部。王城陵区内大量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有了墓葬,目前发现的商周墓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数量与组合,都反映出墓主人的生前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财富。商周时期,中小型墓葬没有墓道,这时期墓葬的形制为“竖穴土坑式”。目前,发现的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三类:南边一条墓道的墓葬为“甲”字形墓,南北两条墓道的墓葬为“中”字形墓,东西南北各有一条墓道的为“亚”字形墓。

      2001年,洛阳市27中学校院内,发现清理了一座大墓。墓葬东西南北各有一条墓道,朝南的这条为主墓道,长约30米,墓室为夯土结构。这种墓葬的平面形状和汉字中繁写的“亞”字相似,考古学上称其为“亞”字形大墓,“亞”字形墓葬在形制上,是竖穴土坑墓时代规格最高的墓葬,这是目前洛阳只发现的唯一一座“亞”字形墓。这座墓葬在发掘时,曾被多次盗扰,在残余的随葬品中,出土一件青铜鼎和一件青铜鬲,青铜鼎上发现铭文,“王作宝尊彝”。铭文中清晰的“王作”字样,说明这是天子的使用器。这座墓葬特殊的形制,有铭文的器物,一起证明了这座偶然发现的墓葬是东周时期某位天子的陵墓。学者们从出土器物分析,这座墓的年代为春秋初年,迁都洛阳的周平王在位时间长达51年,所以有学者大胆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东周时期第一位天子——周平王。
     2002年,洛阳市规划修建周王城广场,考古工作者在近1.7万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文物普探。共发现东周墓葬397座、陪葬坑18座。除了两座墓为带墓道的大墓外,其余的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专家们按照墓室大小,将发现的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类。墓室长度超过4米的墓为大型墓葬,共清理7座;墓室长度在3—4米的为中型墓,共清理79座;墓室长度小于3 米的为小型墓,共清理108座。
      模型展示的是中区190号墓。这是一座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积石墓,墓室经过很多次的盗扰,在墓室的北部,西部,中部,南部都发现有盗洞。 
      这座墓室口部略大,墓口长6米宽5米,墓底长5.5、宽4.76,墓室深11.7米。墓室墓壁稍斜,在距现在地表深12.3米处,出现椁顶板痕迹,铺满整个墓室,椁顶板的中部凹陷。从朽痕看,椁顶板至少有18块,每块宽度约为0.35米。木椁是古代墓葬的构造形式之一。在商代墓葬中已有发现,战国和西汉时期非常流行。商周时代的墓葬,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块长方形土圹作为墓室,墓室内放置葬具。葬具使用上则是棺椁并用。用木材构建成长方形或方形的椁室,将棺放置其中。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表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春秋战国时期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椁。
      椁内常常放置随葬品。这座墓葬的椁顶部出土有石珠,玉片饰,铜铃等,由此推测,椁室内应该放有随葬品。在椁顶东侧南北向并列放置了3辆车,车辕向南,没有发现马匹的遗迹。由于多次盗扰,3辆车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为保护这一重要遗迹,整个墓室没有在向下发掘,而是对这座墓室进行了回填保护。 
      椁室外四周堆放鹅卵石。宽0.5—0.6米,椁室顶部先铺一层黄土,直到车轮上部,然后铺一层鹅卵石,鹅卵石因为椁室顶部塌陷儿四周高中部略低。在墓室中填入鹅卵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盗掘。



      这些带墓道的大墓里埋葬着数量众多的随葬品,即便这样,有的墓主人依然认为这不能够表现自己生前的财富,不能够满足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的需求,因此,在大墓的旁边往往会发现一些付建的陪葬坑。陪葬坑中有些是放置马或马车的,有些是放置生活器物的,这两种陪葬坑在洛阳发现的都很多。
      洛阳发现最大的东周时期的器物陪葬坑,是1982年在解放路与汉屯路发现的这座。整座陪葬坑长5.8米,宽1.1米,深10.5米,这种深度在陪葬坑中是极为少见的。当发现时共出土器物196件,主要以青铜器为主,还有少量的玉、石、骨角器等。这些器物放置的很有规律,大致分为三类:右边这些青铜壶、青铜盘、青铜罐是当时的一些贵族使用的铜质生活用具;中间放置的铜编钟、石编磬是两种古老的打击乐器,编钟敲击的声音低沉浑厚,编磬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后人所说的金石之声、金石之乐就是由此而来。陪葬坑的左侧放置的是当时的礼器,其中的青铜鼎是用来烹煮肉食的饮食器,青铜簋,是用来盛放主食的饮食器,鼎和簋往往配套使用,即所谓的礼器组合。用奇数的鼎配偶数的簋,九鼎配八簋是于天子独享的专用配置。 

      王城陵区的考古调查有形有物彰显王陵气派,金村陵区,则是另一番景象。 金村陵区,位于洛阳市孟津县平乐乡进村一带。金村陵区的发现源于1928年的一场特大暴雨,1928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金村附近一处地面塌陷,漏出一个巨大的洞穴,好奇的村民前去探查,在洞穴深处发现了埋藏地下的宝物。于是,金村有宝物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国。
      1928年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是饱受西方列强瓜分强食的年代,当时,远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闻讯赶来,组织村们开始长达六年的疯狂盗掘,八座带墓道的大墓被先后掘开,数千件精美文物相继挖出,陆续走私出境,目前,洛阳只保留了一件金村大鼎。
      金村陵区出土的青铜器,凝聚着古人们先进的制作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它们是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当时青铜制造的最高成就。镶嵌工艺、错金银工艺的成熟运用使得这一时期青铜器色彩亮丽、造型生动、美轮美奂,遗憾的是这些精美的国之瑰宝,却已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如今,我们却只能通过这些资料照片来一睹它们华丽的面容。
      周山陵区,位于现洛阳市高新开发区。周山,原名秦山、秦岭,传说山下葬有周天子,百姓们叫它周山,山上有三座大冢紧密相连,俗称三山。有人说,这里是东周时期敬王、悼王、定王的陵墓,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考古发掘。如今,这里已开辟为“周山森林公园”。  
      礼乐文明
      列鼎制度: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统治,周公“因于殷礼”制作了周礼。所谓“礼”是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遵循的等级制度,所谓“乐”,是规定典礼仪式所使用的乐舞。“礼乐不可一日废”就是说,礼制是维系奴隶等级观念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地位的规范。在礼制的范畴下最能体现奴隶主阶级等级和权力象征的就是青铜鼎。青铜鼎,在我国的商周时期不仅是用于祭祀宴飨时盛放烹煮肉食的器皿,也是国之重器,是王权的标志、政治的标志。鼎是作为国家重器象征奴隶制王权,“得鼎者得天下,失鼎者失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意思就是说: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的青铜鼎的转移,就代表了一个国家或一个诸侯国的灭亡。所以,在古代人们就把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夺取政权称为“问鼎”。 
      关于青铜鼎,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列鼎制度。列鼎制度出现于西周初期,成熟于西周中期。是指在使用鼎的时候,将一组形状相同,纹饰一致的铜鼎,按尺寸大小依次排列。在那个礼乐制度森严的时代,因为用鼎数量的不同,显示了主人的身份的贵贱。列鼎制度的核心,是鼎与簋组合。鼎是用来烹煮肉食,簋则盛置黍稷等谷物,两者相配使用。二者的组合也成为祭祀、宴飨的象征。与鼎相配的簋也是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排列。在使用时,鼎呈奇数使用,簋呈偶数使用。鼎和簋的礼器组合,成了区分大小贵族等级的标志。
      列鼎制度是贵族礼制的一部分,与贵族等级身份密切相关。《仪礼》等文献对东周时期列鼎的使用和鼎簋相配制度有许多记载。如规定:天子用九鼎,我们熟悉的“一言九鼎”由此而来。诸侯、卿大夫用7鼎,下大夫用五鼎,士在特殊的场合使用三个鼎,一般情况下使用一个鼎,九鼎配八簋,就是天子级的最高配置。

      这五件铜列鼎是出土于同一座墓葬中的。根据数量,可以判断出墓主人是下大夫一级的贵族。它们的大小并无规律,而且从形制上还分为了兽足鼎和柱足鼎。这是两种鼎混放在一起,于“列鼎”的要求不相符合。这大概是因为东周时期,群雄争霸,战乱频繁,居住在王城的王室贵族财力衰退,没有能力组织五件一致的器物;一方面也说明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礼器的使用已不再那么严格化,出现了凑数的情况。







 
      乐舞制度: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 “制礼作乐”被看作中国走向成熟文明的主要标志。把前代遗留的乐舞进行了整理,建立了雅乐体系。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孔子千里迢迢“入周问礼”,问礼于老子,问乐于苌弘。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音乐的教育功能非常重视,孔子认为,做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必要的音乐教育是不行的。礼给他打下基础,乐促使他成熟。
      钟和磬构成金石之乐。以它们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与列鼎制度共同形成了礼乐制度的核心。
      中国的乐器经历了吹奏乐器、打击乐器,到拨弦乐器的演变过程。钟和磬是主要的打击乐器,以钟和磬为主导地位的“金石之声”代表了宗周的雅乐系统。
      这是一组编磬。磬是用发音清亮的石料制成的。它清脆悠扬的音色,在远古人看来,是可以通神到达天界的,所以,古人用“天籁之声”来形容磬的声音。编磬是指若干个磬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成编,编成一组,挂在木架上演奏.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上古时代,“乐”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正是由于主人身份的不同,编钟,编磬的悬挂方式,使用数量,演奏的曲目也不相同。乐器的拥有,经常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钟鸣鼎食”就是用来借指高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佩玉制度:古人将一切温润而又有光泽的青、绿之美石都称之“玉”。古人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中国古代人对玉情有独钟。佩玉不仅是配戴者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礼制的要求。形成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组玉佩的规格与佩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严格的等级制度。
     玉器的使用大致可以被分为:“礼玉” 、“配玉”和“葬玉”。古人认为,莹润而光泽的玉石,可以沟通天地人神,礼玉就是祭祀时使用的礼器。礼玉的代表是“六瑞”又名“六器”,即璧、琮、圭、璋、琥、璜,分别用来祭祀天地四方。这里展出的玉璜和玉璧就是“礼玉”,玉璜祭祀北方,玉璧用来祭天。
      进入东周时期,随着日益激烈的社会变革,玉器的使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标志一是玉器的使用越来越摆脱宗法礼制的束缚,减少了神秘性而加强了实用性。二是人们对玉器的认识越来越重视其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佩玉成为玉器使用的主流。  “佩玉”又被称为“德玉”,这些玉龙是人们佩戴时使用的,东周时期,有身份的男子都已佩玉为时尚。“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通透晶莹的玉石是君子高尚情操的象征。
      车马殉葬制度:车马坑和马坑是商周时期殉葬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天子、诸侯、贵族等具有相当政治地位和拥有相当财富的葬主,下葬时礼仪规定的范围内随葬一定数量的车马。送葬的车马由专门负责车、马的官史负责置办,送葬完毕后,这些车马要就地随葬。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陪葬的车马数量就越多,年代越早,车马陪葬就越为规范。中国古代对乘舆制度非常重视,周代规定的乘舆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内容,被统治阶级作为代表等级和身份的重要标志。商周时期特有的一种以实用的真车真马殉葬的的车马殉葬制度是贵族阶级丧葬礼仪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参观车马陪葬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从车马陪葬坑中出土的金属车马器。
      古时车子的主体部分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为了使关键部位牢固,使用了许多金属构件,这些构件就是车马器。  銮铃,是安装在古代乘车上的响铃,立在驾辕马匹轭顶与衡上。銮似拨浪鼓,与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分是铃体,呈圆形,如两轮对合,边缘较宽,轮面上有辐射状镂孔,球体中空,内置弹丸,震动时,发出声响。下部分为一长方形銎座,两侧有钉孔,固定在轭顶和衡上。在车辆行进时,銮铃可以发出阵阵铃声。据考古资料显示,西周时开始见到銮。初期的銮,制作简单,辐射状镂孔并不规整,春秋战国渐趋华丽,镂空图案美化,那时,街衢行车,銮和常响,颇引人注目。  青铜节约,马车上的节制约束器,可以起到固定和连接的作用。
      贴金铜軎辖。古代的车辆安装在车厢下的车轴是固定的,不随车辆进退而转动,车轴的两端装上轮子后,轮子转动,轮外还露出轴头,为了保护轴头,古人就套上了一个直筒状的铜帽,叫做軎。軎上有軎孔,可以插入车辖,古代车辆上的辖是古代车马器中用以固定辖的一种铜质的键,与今天我们所说插销的作用是一样的。辖一般做成长条形,插入辖以后,贯穿至底,便牢牢地将軎紧套在轴头上,车辆行进时,稳当阻止车轮向外脱出,插入车軎的辖,随时可以拔取。去其辖,车不行。去掉了辖,车就不能行进了,辖惟一功能在于统管车辆的行驶。说明小小的辖在车子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所说的管辖、统辖就是由此而来。  这两件铜马头大、颈长、躯短低矮,四足伫立,体内实心,表面没有任何纹饰,真实感强。圆雕青铜马在东周时期极为罕见,这件马身无辔头,体态雄健,前胸后臂肌肉发达,马英俊的气质极为生动传神。犹似《诗经•小雅•白驹》所描写的“皎皎白驹,于焉逍遥”那种无拘无束雏驹形象的再现。
      战国晚期,随着整个社会礼乐制度的崩溃,车马殉葬制度开始走向衰落,由真车真马向车马明器过渡。两件小铜马,就是当时陪葬使用的明器。

      第二展区: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展区。 这里展示的是 2002-2003 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的 17 座车马坑(马坑)中的 2 座。 其中北边一座,规模系国内少见,其车马呈纵向两列的排放,宛如出行阵列的场面,更显精彩。 最令世人瞩目的是唯一一 辆“驾六”的发现,以直观清 晰的形式印证了古文献中“天 子驾六”的记述,这也是世界 上唯一一处原址展示的“天子驾六” 。
      洛阳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地下文物古迹层层叠压,非常密集。为了确保基本建设中文物古迹的安全,洛阳市政府出台了地方法规,要求在建设施工之前,必须进行考古钻探和发掘。  两千零二年,为修建河洛文化广场及人防工程建设,文物部门对脚下这片近三万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共钻探到古墓六百余座,马坑、车马坑四十座。发掘其中的墓葬二百一十多座,马坑、车马坑十七座,其中“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更是引起极大的轰动,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关注。
      为了科学保护和合理的利用,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珍贵的文化遗存,市政府修改了设计方案,建造了这座博物馆。我馆的主题陈列就是“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
      在这一展区内,我们参观到的是原址陈列的殉马坑和“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  殉马坑和车马陪葬坑以及器物陪葬坑,这些都是商周时期大墓的组成部分,用以放置主人的生活用具。目前考古见到的最早的车马陪葬坑是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车马陪葬坑。
 
       我们面前的是东周时期的车马陪葬坑。
      西区六号是一座殉马坑,发现时距地表一点六米。坑内殉葬有两匹马,头朝南尾向北,整齐的摆放着。动物专家门通过动物骨骼分析,体形较大的是公马,体形较小的是母马。这做殉马坑与大型车马坑相比,规模小的多,也没有发现车,但主人的身份也应该是个贵族。 
      目前发现的车马坑埋葬形式多种多样,有车马排列整齐的、有车马分开放置的,有下边埋马、上边放车的,有把车分散埋在墓里,单独殉马的。
      这座殉马坑和那座大型车马陪葬坑之间,位置上高低错落,面积相差很大,它们都是东周时期的陪葬坑,但是它们分属于两个主人,两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
      大型车马坑的发掘编号是中区五号,现在人们都称它为“天子驾六”。 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长四十二点六米,宽七点四米。坑底距地表深度为二点二到二点七米。坑内殉马七十匹,车二十六辆。这些马车头朝南,尾向北,呈两列纵向摆放着。这支队伍应该是由北向南摆放过来的。放置这些车马时,因为坑的面积太小了,所以许多辆车叠压在一起。
      眼前的这驾车应该是最后放进来的,它压在了先放进来的车的车衡、车辕上。在这一角很多辆车叠摞在一起。虽然这种叠压的情况非常明显,但是纵观这支车队,车马排列的还是较为整齐严谨的。这支车马队伍是主人使用的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作为随葬品被掩埋在这里。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车马陪葬坑,是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车马陪葬坑。发现的商代墓葬数以千计,但是发现的商代车马坑不足六十个。数字的悬殊表明在当时车马陪葬有着严格的制度约束。西周时车马陪葬得到了继承,河南三门峡虢国墓车马坑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东周时期由于礼崩乐坏,车马陪葬制度的松懈,车马陪葬风行于世,全国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车马坑很多,我们眼前的是这一时期中规格最高的。
      车,是古代陆地上用轮子转动的交通工具,古代使用的车主要是马车。这些车是用木头制成的,这些木头车被掩埋在泥土中慢慢的朽化,紧压着车子的泥土慢慢的渗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木头完全被泥土置换后的车的形态痕迹。那些曾经重压这些车子的泥土,如今却成为这些车子能够保持轮廓的依托。
      简单介绍古车的结构:最前面的横木叫车衡,车衡左右连系的这件人字结构的构件叫车轭,车轭再系在马脖子上,马一行进,就拉动车子前进了。这两个圆形的痕迹,就是放置銮铃的位置。銮铃是马车上一种仪式性的部件,銮铃的多少也有等级的意味。 纵向的这一根叫车辀。从最早的商代车马坑里的车子开始,直到秦末汉初,中国的马车一直是独辀车。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根的叫辀,两根的叫辕;驾马的叫辀,驾牛的叫辕。车辀从车衡连接到车尾,最后露出车厢的叫车踵。这个大致呈方形的部分叫车舆,也就是车厢。两千多年前,有身份的男子出门,要正襟跪坐在小小的车厢里,膝盖下只有一个棉布垫子。这根横木叫做车轼,是乘车人把扶的地方。如果在出行的路上遇见身份相当的人,“应为敬时,则落手凭轼。”行礼时把手放在车轼上。车舆两侧的是车轮,这些小横条是车辐,《周礼·考工记》介绍说“轮辐三十”,这个车马坑内的车辐为二十八到三十根。车辐之所以多,原因是车的轮子大。
      中国古车从产生之初起,就是轮高、马大、车身小。《世本》记载说“奚仲始作车”,是说夏代的奚仲创造了车。据说夏代就有了管理车辆的官员叫“车正”。奚仲就是夏代的车正。《后汉书》中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夏代的车目前没有考古发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车是商代晚期的,在距今两三千年以前,象这样的木轮子车,在中国开阔、平坦的黄河流域驰骋。在商代车战盛行,快速、冲击力强的马车上了战场,成为主要的战争工具。在中国古战场上,一辆车四匹马组合成了一驾战车,叫一乘。“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是由车和马组成战车的多少,形容国力的强弱。商代车马坑里的车主要是战车。
      东周时期,骑兵和步兵在战场上的威力越来越明显,车战逐渐退出战争,马车成为贵族主要的交通和狩猎工具,成为贵族身份与礼仪的象征。
      车辀的两侧,左右对称整齐摆放着的是驾车的马,这些马也已经成为了骨骼,但是它们整齐一致,很有规律。专家门分析,这些马是在丧失意识的情况下,被人按照事先的计划,整齐的摆放出来的。这些当年做工精良,装饰华美的马车,曾经伴随者贵族们游玩享乐。
      在狩猎活动中,狗是必不可少的伙伴,在这个车马坑里我们还发现了七只狗。它们主要出现在最北面车子的车舆下,只有一只例外。这只小狗的位置十分奇特,它出现在马坑的半中腰,伴随着它的是一块卵石。专家们分析,这些狗是被绑缚在车上活埋的,填土时,惊恐万状的小狗纷纷躲藏到车舆下去躲土,结果当车舆压塌后,那些狗也都压死在车舆里。这只小狗,挣脱了绳索向坑外爬,还有一步就逃生有望时,它被人发现了,一块卵石击中头部,中断了逃亡,也中断了它的生命。黄土掩埋了这一切,托举着这小生命停留在这里。
      商周时期的殉葬制度奢侈而血腥,殉葬大量的珍贵器物,殉葬大量的奴隶。在这个车马坑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仰身屈膝躺在这辆车的旁边。商和西周时期,人殉数量众多,到了东周时期,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殉虽然存在,可是越来越多得人在反对它。孔子就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的批评话语。在东周时期的车马坑里发现人,这么大的车马坑里只有一个人,这都是非常少见的,这种现象还有待进一步考古研究。

      在这个车马坑里,除了这些遗存外,我们还看到两处方坑,这是两座东周墓,它们的年代晚于车马坑。  东周时期的墓地制度据《周礼·春官》记载分两类,一类是由冢人掌管的王者所葬的“公墓”。这是贵族墓地,由“冢人”根据爵位的等级,安排各个家族的墓葬位置。第二类是由冢大夫掌管的国中庶民所葬的“邦墓”,令国中平民划分区域聚族而葬。
      我们所在的这一区域,应当是当时的公墓区,在修建这两座马坑和车马坑时,这一区域是有专人管理的,两座陪葬坑高低错落,互不干扰。但是若干年过去了,这里不再有人管理了,修这两座墓的人们不知道这里有陪葬坑,于是在这里又修建了两座墓。考古学把这种现象叫做“打破”。这两座墓葬的填土由坑底向下还有七到八米,比车马坑要深许多。从发掘情况来看,没有盗掘痕迹。我们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对它们进行清理。
      在这个车马坑里,我们看到的这些遗迹,说明这组车马是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晏子春秋》里说“有车之家,一国之权臣也”。座车体现着“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制作做工考究,装饰华丽的马车是一个集大成的工艺。《周礼·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贵族们对车非常珍爱,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往往把自己的车马殉葬。  由于工艺的限制,古代车型很单一。车舆多为方形或长方形,这驾车的车舆为圆形,大应该是用韧性材料制作的。这些青色的是青铜节约,它是连接韧性材料的,这些十字形的节约,在这片广场上发现的非常的多。
      既然在车型上没有大的区别,那区分等级的标志是什么呢?  仔细观察这些车,您会发现那些驾车的马数量各有不同。从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商代的马车,一直到西汉初期,中国的古车一直是独辀车,那么驾车的马就是偶数出现的。以车辀为中心,左右对称,两马驾一车,这种车型在这里很常见共有十五辆;以车辀为中心,左右对成,一边两马,四马驾一车的车有八辆;在这整个队伍中,最独特,最与众不同的是这辆车,其他车两辆一排,它是单独成排,车子的轨距,比其他的车子稍大,我们再来看马,以辀为中心,一边三匹共有六马驾一车。
      这些二马、四马、六马驾的车分别在表现着什么样的等级呢?  《周礼·考工记》对中国古车的结构、制造都有详细而生动的介绍。研究古车,研究古代的乘舆制度的学说早已有之,在过去学者们主要依靠的是古文献上的记载。可是古文献上的记述又分为两种:一种记载说“士驾二、诸侯驾四、天子驾六”;一种记载说:“士驾二,天子诸侯同驾四”。由于这种记载的不同,引起的学术上的争议,一直是争论不休。
      面前的这座车马陪葬坑,出土于王城遗址中,王陵区内。在这个陪葬坑西南三十米内,也发现大型墓葬,应当是一座天子墓,这是天子墓的陪葬坑,这一辆马车就是古文献中“天子驾六”的真实再现。这是目前洛阳发现的唯一一处“天子驾六”,也是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处“天子驾六”。它的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座车马坑被誉为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为了保护它而修建的这座博物馆被命名为天子驾六博物馆。
      站在车马坑的北端,仔细观赏这座车马坑,您就可以领略到天子仪仗的威仪。这些车马曾经陪伴着主人驰骋。在墓葬的一侧,修建这样的陪葬坑,是主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是彼岸的世界里安全保卫的需要,交通便利的需要。主人把它们掩埋在这里,是希望在那个世界里,它们可以继续陪伴自己驰骋。两千多年过去了,当它们重现天日时,一切已经变成了遗迹。
      这支历经两千多年的车马队伍,能够清晰的再现在我们眼前,与考古工作者高超的技艺密不可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车马坑的发掘难度最大。我国首次发现车马坑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夏鼐先生在河南淇县首次组织了车马坑的发掘,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不断的考古发现,积累了丰富的车马坑的资料,日臻完善了车马坑的发掘技巧。
     我们看到这座车马坑时,它是一处遗迹,一切都是静默无语的,可是如果能够瞬间给予它们生命的话,我们面前的将是一队车粼粼,马萧萧,冠盖龙镶,喧嚣威赫的车马仪仗!它们曾经是中原大地上最显赫的仪仗!
     这座车马坑是目前唯一的一处“天子驾六”的原址陈列,像这样的两列队伍的车马陪葬形式也是罕见的。它的发现在史学界意义重大,它印证了“天子驾六”这一记述的正确性;它在考古学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对于王城陵区、东周时期的陵寝制度、陪葬制度、乘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它的发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一遗迹,我们在原址上修建了这座博物馆。博物馆从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开馆至今,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赏,它成为了解洛阳东周文化的窗口,被誉为“东周瑰宝,举世无双”!

      第三部分:体验活动区





 

























      周王城广场:位于洛阳市中心的周王城广场,是洛阳西工区最大的公共广场,广场分为两部分,洛阳最繁华的道路中州路横贯其中,中州路以北广场较小,主要的建筑为“天子驾六”雕塑和“天子驾六”车马坑(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其他为市民休闲草地和园林道路。
      王城营建:对于洛邑王城的营建,在《尚书》的《召诰》和《洛诰》中作了简明而概括的记载。《召诰》记载,“七年”(克商后七年,周公摄政五年,即公元前1039年)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成王从宗周镐京到丰(文王所建之旧都),派遣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戊申)召公在建都基地上进行“卜宅”,得到吉兆后便开始动工。接着,周公于十二日(乙卯)来到洛邑,又全面视察了洛邑营建的规模。十四日(丁巳),用牛两头举行“郊祭”(祭天神);十五日(戊午),用牛、羊、豕(猪)各一头立社庙祭地神。又过了七天,选定大吉之日,即甲子日(二十一日)的早晨,周公便向殷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颁发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洛邑王城,自周公摄政五年三月至十二月(据上述《召诰》、《洛诰》记载),从动工到初步落成历时半年之久。
      周公营建洛邑之目的有两个:一是由于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为此而要把新邑建成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二是周王朝接受三监和武庚叛乱的教训,决定迁殷顽民于洛,并屯兵“八(师)”,以加强对殷民的统一监督管理和统治。
      广场内涵:洛阳公园众多,王城公园最为有名。洛阳广场众多,唯有周王城广场内涵最深。王城公园和王城广场都与中国的一个朝代——周朝有关。
      中国最早的夏、商、周,都曾把洛阳作为首都,周朝的时间最长。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洛邑;东周由周平王姬宜臼建立,定都洛邑。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公元前1047年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共计存在约为79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武王灭商之后,周公就开始营造洛邑城。洛邑城的营造,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建城的先河,因而有城市始于洛阳之说。即便是西周时期,名义上都城在镐京,而象征国家的“九鼎”一直置于洛邑。公元前770年,都城彻底搬入洛阳,直到前256年被秦朝所灭。
      文化主题:周王城广场以周文化为主题,并修建了“周公营建洛邑”雕塑,其主要原因是:在洛阳建都的13个朝代中,周朝最长,达717年,占洛阳1500多年建都史的近一半;广场北部一期工程中的“天子驾六”雕塑和“天子驾六”车马坑,已经浓重反映了周文化的内容,作为广场的延续和统一势必要反映周朝的历史文化;周王城是真正在洛阳市区建都的第一个都城。周公是世界上提出用方格网规划城市的第一人,比西方提出的方格网城市理念早600年;周王城建设所依据的《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三礼图,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蓝本,其规划理念极大影响着中国历代王朝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提及当今城市建设成就,还是述说古代城池建设的辉煌,必须承认周公的智慧。

      20世纪初,东周王城遗址在考古专家的“摸索”中浮现轮廓。1957年,考古学家在小屯村东北发现了5座大型战国墓葬。自此,沉睡多年的东周王城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残留有墨书“天子”字迹的石圭,刻有“王作宝彝”铭文的青铜器等,对我国考古学具有重大意义;鼎、敦、壶等铜礼器,透雕龙虎大玉璧,错金银狩猎纹铜镜以及铜和银的人物像等,制作精美,艺术价值极高。
      2002年7月,东周王城广场地下“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更是震惊世界。此次考古发掘,共发现车马坑18座,墓葬397座,两者的数量超过洛阳50年来所发现的总和。在规模最大的车马坑内其中一辆马车前,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对称摆放着的6匹马的骨骸,这“驾六马”的“天子之乘”以直观清晰的形式,向世人印证了古文献中“天子驾六”的记述。虽然过了近3000年,车辕、车身的构件及马的骨骼仍清晰可见。“天子驾六”保存之完好、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在城址西北部,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东周时期烧制陶器的场所,推测该区域可能是手工业作坊区;在西南隅建筑群基址东侧、瞿家屯村东北,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单晶硅厂家属院内,考古专家共探出粮窖80余座,推测此处为王城的仓窖区。
      东周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还是其他列国都城所无法比拟的。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里一直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历史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4

 

2016国庆洛阳行——邵雍故居“安乐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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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邵雍故居“安乐窝”
      其实,对邵雍此人并不怎么熟悉,但他的处事哲学却深深地吸引着我。尤其是他的故居题名“安乐窝”,这可是我一生的追求。所以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想沾染下“安乐窝”里的福气呢!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生于林县上杆庄(今河南林州市刘家街村邵康村,一说生于范阳,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天圣四年(1026年),邵雍16岁,随其父到共城苏门山,卜居于此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邵雍30岁,游历河南,因将父母葬在伊水(河南境内南洛水支流)之上,遂而成为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少有志,喜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并悟到"道在是矣",而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定居洛阳,以教授为生。嘉祐七年(1062年),移居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自号安乐先生。出游时必坐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均称疾不赴。熙宁十年(1077年)病卒,终年六十七岁。宋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
      苦读游历:邵雍年少时期,也自认为才志出众,慷慨激扬的欲求取功名。邵雍爱读书,几乎无书不读,求学中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为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力,他冬天不生炉子,夏天不扇扇子,夜里不睡觉的刻苦地学习了好几年。在苦读中他叹息道:“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即过去的人学习古人经典,还与古人做朋友,不单读古人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古人曾经游历过的地方,而我现在只是读了古人的书,却还没有去四方游历过。”所以,他就越过黄河、汾河、徒涉江淮、汉江平原。考察了西周的那些分封国的齐、鲁、宋、郑遗址,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游历来增长见识,待到邵雍归来时,他感叹道:“道在是矣!”自此便再没有出去游历了。
      学易悟道:当时李之才(字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去见邵雍,并对邵雍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意即“你知道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和有关性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道:“幸受教。”,意指愿受李之才的教导,这样邵雍就拜李之才为师,学习了《河图》《洛书》,伏羲氏的八卦六十四卦图像。李之才所传授的这些东西都是久远年代流传下来的,而邵雍探索其中深奥的内涵时,往往如有神助一般的能妙悟、洞彻其内涵,最后获得的如同汪洋一般浩瀚博大的知识,多半是邵雍自行悟道所得。
      邵雍研习这些经典的时间越久,其德行也越来越为世人所称颂。同时,邵雍的智慧也在增长中,他明白了天地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消长的规律、世道变迁的规律,甚至对微小的走、飞行类动物和草本、木本植物的特性也一样了然于胸。他高深的智慧,被当时世人认为已达到不惑的程度。邵雍的学说不是模仿前人、偶然应验的学说。邵雍悟到了伏羲八卦中自带的先天因素,并因此写下数十万言的著作流传于世,但由于他处于隐居状态,所以很少被世人所知。
      乐居洛阳: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自共城迁居洛阳。邵雍初到洛阳的时候,所居房屋都是棚草做门的,难以抵挡风雨。邵雍以打柴为生,亲自烧火做饭以侍奉父母。虽然日子穷苦、一无所有,但邵雍却一副怡然而自得其乐的样子,为周围的人所难以理解。当时的前宰相富弼、司马光、著名诗词家吕公著等退居洛阳,敬重邵雍,常常与之一起从游,并为邵雍置办了接近都市的带园地的住宅。
      嘉祐七年(1062年),邵雍移居王拱辰、富弼和司马光等人出资为其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置办的园宅。从此邵雍在园地上自耕自种,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为自宅起名为“安乐窝”,并自号为“安乐先生”。
      邵雍白天时常焚香安坐,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喝三四杯酒,微醉就不喝了,还没醉时常常兴致到了就即兴吟诗自咏。春秋农闲时节,邵雍常出城游历、风雨天常不出门,出门常乘一小车,让人拉着,随意而行。士大夫家对邵雍的车轮声都非常熟悉,争相迎候,连小孩子、老人和那些仆人、衙役们都会欢愉的说“我家先生来到了。”从来没有人直呼他姓名的。有时邵雍在他们家住了一晚后留下书信后又走了。还有热心好事之人,仿造邵雍“安乐窝”的样式建了新的别苑,等候邵雍的光临,并取名叫“行窝”。
      德感世人:司马光以邵雍为兄,他二人高尚品德为周围乡邻所仰慕。父亲训斥儿子,哥哥教育弟弟时往往说:“你做不好的事,恐怕司马先生、邵先生会知道的。”有官员、读书的士子到洛阳,即使不去拜访官府,必会去邵雍住处拜望。邵雍德行甚为纯正,来拜访的人一望就知邵先生之贤良,但邵雍自己却从来不表露自己,也不提防别人什么,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没有避讳的。与人交谈,喜欢说人家的长处而不喜欢说别人的缺点。有向他问教的他总尽力解答,从来不用强制的方式向别人说教。邵雍待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诚恳。所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也被他感化了。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全面推广新法,官吏受胁迫难以推行,有的就递上引咎辞职的呈文,想要离开。[32]  邵雍居住在州县的门生旧友都带着书信造访邵雍,邵雍说:“这是贤德的人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苛严,能尽自己为官之力对百姓宽厚一分,那百姓就会受到一分恩赐。弃官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隐而不仕:宋仁宗嘉佑时,皇帝下诏求散失的贤才,西京留守王拱辰把邵雍上荐应诏,任命他为将作监主簿,下诏再推举有杰出才能的人,补任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推辞之后才接受任命,最后还是称病不赴任。
      病卒简葬:邵雍患病垂危期间,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这些知名人士早晚在他跟前守候照料,将死去时,大家在外厅共同商议他的丧葬事宜,邵雍都可以听到那些商议的话语,就召唤他儿子邵伯温到跟前交代说:“诸君欲葬我近城的地方,应当从于先祖的坟地,一切从简。”熙宁十年(1077年),邵雍去世而简葬了,终年六十七岁,追赠他秘书省著作郎。元祐时又赐予他谥号康节。
      程颢所做的墓铭志里称邵雍的学问纯正统一而不杂乱,就邵雍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且成矣。邵雍所著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有《伊川击壤集》。
      儒学成就:两宋理学(或称新儒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在理学的创立阶段,邵雍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宋史·道学一》的排列次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张、二程和司马光并称为道学的“六先生”。上述诸人都是理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学说在理学阵营中各具特色,各成学派。然而,诸人都以儒学为宗,为探讨、发挥“六经”、“四书”之义理,以振兴儒学为职志。
      文学成就: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实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诗学观的影响和对理学重道轻文观念的偏见,诗论家对以邵雍《伊川击壤集》为代表的理学诗的文学成就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以说理为主的“康节体”赫然与苏黄王陈等宋诗诸大家相并列,充分地体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这也是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邵雍诗歌进行的诗学化的身份确认,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日益深化,诗歌总量冠居宋儒之首的邵雍作为理学诗创作的典型个案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伊川击壤集》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并且在日本和朝鲜都曾多次刊刻,现今亦有朝鲜刊本与和刻本传世,虽然《伊川击壤集》不是宋诗中的正格,但他却以自身的文学实绩切实地参与了宋诗精神的创建,对于宋诗风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易学成就:邵雍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邵雍的哲学思想受到《列子》、《庄子》的影响,在吸收道家易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
      主要作品:
      《皇极经世书》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象数之学显于世。《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伊川击壤集》该集为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诗集,邵雍一生作诗三千余首,大部分收于入《伊川击壤集》中。
《梅花诗》
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
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
天地相乘数一原,忽逢甲子又兴元。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飞来燕子寻常事,开到立花春已非。
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
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吉曜半升箕斗隐,金乌起灭海山头。
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东来暴客西来盗,还有胡儿在眼前。
如棋事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
火龙蛰起燕门秋,原璧应难赵氏收。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需愁。
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剥复问前因。寰中自有承平日,四海为家孰主宾。
《山村咏怀》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人物评价:
      《宋史》评价: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程颐:“(邵雍)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不事表襮,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汗,清明洞彻中外……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取甚于人。”
      朱熹:“程、邵之学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盖信其道而不惑,不杂异端,班如温公、横渠之间。”

      站在这里举目四望,却发现了紧闭的大门。广场上有位大爷在扫地,于是冒昧上前询问开门时间。没想到大爷热情异常,扫把一扔,就去旁边的楼上叫下了看门人。太令人感动了!

      好喜欢“安乐窝”这几个字啊,我的家也应该是一处安乐窝......

      等待开门中......

 

      终于开门了......

      邵雍祠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安乐窝村中,紧靠洛龙大道东侧。位于洛河南岸,隋唐洛阳城洛河天津桥遗址旁边。邵雍祠是由北宋邵雍故居演化而来的先贤祠。邵氏4代在道德坊的安乐窝生活了60多年(公元1062年-1125年)便迁走了。为纪念先贤,金代在安乐窝故址之西,重新创建安乐窝,即邵雍祠。元明与清前期不断修葺。清道光六年洛河大水冲毁祠,邵氏后裔将祠往东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
  故居的两扇大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正上方横书“安乐窝”三个大字。“安乐窝”一词,《辞海》等解释,是宋代著名理学家邵雍的故居,后泛指舒适、安逸的住处,或喻安贫乐道、清静淡雅的生活环境,相当于现在的别墅。
  大门右边挂一黑色牌子,上书“先贤邵康节故居”。邵雍故居在北宋末年遗弃民间;金代改为“九真观”;明景泰年间,河南知府虞廷玺访得故址,“缭以垣墙,植以树木,构堂三间,塑康节之像于其中”。后历经风雨,保存至今,即现在的邵雍祠堂,仅留有清代建筑“皇极书阁”三间,其他建筑四间及明清碑石数方等。
     现存邵雍祠为一南北向长方形院落,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约20米,中轴一线院落四进,规整有序。保存下来的建筑大殿、二殿、皇极书阁等多是清代民国时期的,具有一定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祠是封建帝王遣官致祭、地方官吏、百姓和邵氏后裔礼拜先贤的场所。现存康熙皇帝、吴佩孚等名人题词的匾联多幅。现存明清民国修祠碑、画像赞碑等10余通,也极具文物价值。邵雍墓和邵雍祠,因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或年久失修,或焚于兵燹,或没于水患,履毁履建,规模也不尽相同,但纪念建筑的地位历久弥坚。在动荡社会和岁月时光对先贤遗址的无情破坏和时人的不断修葺中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邵氏后裔与朝廷、地方官员和居民对理学先驱的真挚爱戴和深切怀念。
      邵雍墓和邵雍祠是弘扬民族历史文化,联络海内外华人感情,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基地和平台。1963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邵雍墓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洛阳市政府定邵雍祠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河南省政府公布邵雍祠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宋史》记载,邵雍30岁时来洛阳游学,被洛阳的秀美风光所吸引,始有定居之意。初迁洛阳时,生活颇为艰难。他在洛河南岸搭了一个草棚,做为栖身之所。这里每逢下雨,满屋都是水。附近的人都讥笑他,他却满不在乎,仍自称其住所为“安乐窝”,并赋诗一首:“家虽在城阙,萧瑟似荒郊;远去名利窟,自称安乐窝。”后与寓居洛阳的退职宰相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交往甚密。在司马光等20余人资助下,购买了原五代节度使安审琦的故宅30余间。邵雍还在洛河边开辟了一些荒地,收获仅供温饱。虽然生活穷困,但他不以为苦,自号“安乐先生”,亲笔把自己的住所题名为“安乐窝”。他的理想是“不求过美,惟求冬暖夏凉。”他在《尧夫何所有》诗中写道:“夏住长生洞,冬居安乐窝。莺花供放适,风月助吟哦。窃料人间乐,无如我最多。”表现了他对清静悠闲、乐天知命的隐士生活的满足感。今安乐镇安乐窝村因此而得名。
  邵雍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创“先天象数之学”,用象数推演方法去解释《周易》关于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程颢、程颐兄弟称其理学为“内圣外王之学”。他居洛阳40年,潜心治学,著述甚丰,颇有修身养性之术。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渔樵问对》等。邵雍对《周易》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故洛阳一带流传有许多他识签算卦、料事如神的传说。收入小学课本的那首《一去二三里》的诗,也出自邵雍之手。寥寥几笔,描绘出一幅春天到来后景色宜人的乡村田园风光图。邵雍年66岁病逝,被追谥为“康节”,葬于今伊川县平等乡西村荆山下,世人誉之为“圣人”、“夫子”。

      原故居毁于金兵之乱,后多有重修,但多被战乱和洪水所没。现存的邵雍故居是民国时期大军阀吴佩府捐资7000大洋,他的一名属下捐资700大洋,安乐邵氏家族从原址上搬回一些材料重修的,基本上保持宋时的原貌。

     进得安乐窝院内,房舍破旧,古风扑面,整个安乐窝院子分为二进,第一层院落两边各有偏房三间。

      邵雍故居正殿里面有邵雍塑像,两边多为名人所留字句。塑像上方,有一康熙御书匾额“学达性天”。院子里有几通石碑,正殿右边的为清代的石碑,字迹因风化已不甚清晰。据介绍,在破四旧运动中院中的石碑全被推倒,但还没砸碎;到了1974年,村里要在此炼铁,不但拆了前边的房子,还把石碑砸碎当辅助材料给“利用”了......

     正殿旁边有一密室,深入地下,上书“云溪洞”,传为先生读书养性、探测星象的地方。当然此洞也非原始,据说是清代所造。

      《戒子孙》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
      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或曰不谓之吉人,则吾不信也。凶也者,语言诡谲,动止阴险,好利饰非,贪滛乐祸,疾良善如雠隙,犯刑宪如饮食,小则殒身灭性,大则覆宗絶嗣。或曰不谓之凶人,则吾不信也。
      传有之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为吉人乎?欲为凶人乎?



      看大门的人不见了,找了两圈,也没有觅到其踪迹。幸好大门上没有玻璃,只得把手机小心地伸进窗棱拍照,回家后细细品味......
      正殿里面的邵雍塑像,系文革后所塑。正殿内墙壁上镶嵌的一通石碑,系清代仿造的。





      第二进院落前方有一殿,内有几通古石碑......

      再说邵雍其人:邵雍,字尧夫。北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12月25日(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邵雍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他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51岁时(嘉佑6年),丞相富弼曾让邵雍出来作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嘉佑7年,王宣徽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又给他买一花园。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城中的士大夫听到车声,均倒屣出门相迎,儿童和仆人也高兴地尊奉他。久之,在洛阳城里有“行窝十二家”。他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邵雍虽然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但是也不公开反对。“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门生故旧中的当官者,有的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
  熙宁10年(公元1077年)3月,邵雍有病卧床百余日而不能起。至7月4日病危,5日凌晨去世,享年67。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从伊川先茔。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程颐前来探病,诙谐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程颐还是跟他戏谑,邵雍也开玩笑地说:“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这时邵雍的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
  邵雍去世后,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月下渡步于庭,思索良久对程颐说:“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遂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之语。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作《谥议》:“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崇宁初,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先儒邵子”。
  程颢、张岷、欧阳棐皆评价邵雍之学“纯一不杂”,则是言其不杂以“智数”。托克托《宋史》将邵雍列入“道学传”,李贽《藏书》将邵雍列入“德业儒臣传”,则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学(理学)的大家。邵雍亦自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又说:“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天地而入于术矣。”又说:“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迳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矣难乎!”托克托对此也有评论:一些人“因雍之前知”就说邵雍能从一切物体的声音、气色、动作方面推其吉凶之变,于是就摘取人世间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说邵雍都有言在先了。其实是“雍盖未必然也”。对于邵雍的“遇事能前知”,程颐的分析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
  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邵雍弟子张岷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研极精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又曰:“所著《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击壤集》传于世。”
  关于邵雍的著作,除《皇极经世》、《观物篇》、《击壤集》和《渔樵问对》外,据程颐和朱熹讲,还有《无名公传》。另外,还有邵伯温据邵雍讲学语录整理而成的《观物外篇》。两宋间人王湜《易学》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又于“皇极经世节要序”中说:“康节先生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其书浩大,凡十二册,积千三百余板。以元经会二策,以会经运二策,以运经世二策,声音律吕两相唱和四册,准《系辞》而作者二册。”其实,王湜所见十二卷本的《皇极经世书》,已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与张岷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定名为《观物外篇》)厘订而成。一至六卷为元、会、运、世,七至十卷为律吕声音,十一卷为“观物内篇”,十二卷为“观物外篇”。对此,清王植于《皇极经世书解·例言》中已有说明。
  今见《道藏》太玄部所载《皇极经世》十二卷,为明初刊本。分全书为五十四篇,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四十为律吕声音,四十一至五十二为“观物内篇”,五十三至五十四为“观物外篇”。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将《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为十四卷本。分全书为六十四篇,“观物篇”六十二(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五十为律吕声音,五十一至六十二为“观物内篇”文字),加“观物外篇上”及“观物外篇下”二篇。二书所差异者,则在于对律吕声音的分篇不同,一分为六篇,一分为十六篇。南宋祝泌著《观物篇解》时,即有六十四篇,明初修《性理大全》亦为六十四篇。
  邵伯温《皇极系述》解“皇极经世”书名曰:至大之谓皇,致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王植则曰:“皇极”字始于《洪范》“建用皇极”。皇极者,君极,极至也,德之至也。《周礼》以为民极,《诗》“莫非尔极”是也。注疏旧说以大中释之,如惟皇作极,以为惟大作中,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以为惟大之中,于理可得而通乎?然邵子先天之学,道在三皇帝,故言皇帝王伯,而曰“帝一变至于皇”。其《无名公传》云“羲轩之书未尝去手”,则皇极非但君极之谓,而以三皇之君极为义。“经世”即元、会、运、世三篇。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元、会、运皆世之积,故以经世括之。
  对于《皇极经世》的内容介绍,邵伯温曰:《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至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
  历来研究邵雍之学者不乏其人,也有许多解释与发挥《皇极经世》的著作。北宋靖康之耻前邵伯温举家迁往蜀地,蜀中便有牛无邪、杜可大、廖应淮、张行成等研究发挥邵雍之学。牛无邪著《易钤宝局》为元会运世配卦,张行成则著《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和《易通变》,即为元会运世重新配卦又起“经世蓍法”。两宋间免解进士王湜著《易学》,概略介绍《皇极经世》。其后至清,涉及《皇极经世》的主要著作有:蔡元定《皇极经世纂图指要》,祝泌《观物篇解》、《皇极经世起数诀》,邵嗣尧《易图合说》,黄畿《皇极经世书传》,王植《皇极经世书解》。
  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将邵伯温整理的《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提要中说: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学以人事为大”,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邵雍出生林州考(文/王少卿):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大力挖掘文化遗产,利用历史名人效应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大形势下,使得许多历史名人的属地之争愈演愈烈。如帝尧故里、老子故里、诸葛亮故里等。邵雍的故里也不例外。目前的争论主要在河北省涿州,与河南林州之间。
      在对待邵雍故里的问题上,涿州人显得异常投入:他们不仅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而且注重相关设施的构建。2006年前夕,他们在东仙坡镇投资雕刻了邵雍像,市主要领导也参加了落成仪式,并请声称是邵雍29代传人的邵伟华题写了“邵子故里”。相比之下,我们林州人显得冷静和迟钝。
      有学者认为,文化遗产的争夺是利益驱动下的博弈。我不愿意、也无能力卷入这场争夺战中,但又为林州人在对待邵雍出生地上所表现出的迟钝、甚至麻木感到不安。有很多学者认为,把涿州当作邵雍的出生地是缺乏考据的。近来,周易学家郭彧先生经过论证认为,邵雍的出生地应该是河南省林州市城郊乡邵康庄村。我赞同他的论证结果,但我认为先生在对考据资料的理解上不够深刻,论证不够详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邵雍(公元1011年一1077年),北宋人,字尧夫,谥康节。为我国11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邵雍有近百万言的著作,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皇极经世》等,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伊川击壤集》等。其学术成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资源。
      在林州,邵雍(康节)是妇孺皆知的。民间流传着与邵雍相关的很多故事,诸如“雨打街前石”等,但这些只能说明它有邵雍出生地的民间环境,包括邵康庄的龟山、凤林、洗砚池等遗迹,都不能算作直接佐证。我们只有通过文献资料来进行考证。记录邵雍出生地的相关重要古代文献,有以下几种:陈绎《邵古墓铭》;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吕祖谦编定的《皇朝文鉴》中有《无名君传》一篇,文章署名邵雍;《宋史·邵雍传》;《涿州志·无名公传》。
      在我们把以上材料当作考证邵雍出生地的依据之前,我们必须先辨明几种材料的真伪与可靠性,也就是说,哪一种材料更接近真实。《邵古墓铭》是陈绎在邵雍的父亲邵古去世后不久所作,邵雍尚在世,时年57岁,墓铭的内容必定在得到邵雍的认可后,才能勒石行世,其真实性应当很高。程颢的《邵雍先生墓志铭》是邵雍去世不久,其子邵伯温泣求程颢作的(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志于墓者必属泊淳”),邵雍迁居洛阳后,与程颢、程颐过从甚密,交往长久,可以说,程颢的墓铭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而吕祖谦所编定的《皇朝文鉴》中收录的《无名君传》,有学者认为是伪作,有人托名的可能性大。至于《宋史·邵雍传》,出现较晚,可靠性不大。《涿州志·无名公传》则可能是录自吕祖谦《皇朝文鉴·无名君传》。因此,考证邵雍的出生地应当以前两种材料为主,而其它材料仅能作为参考。
      陈绎《邵古墓铭》曰“君讳古,子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别封燕,世为燕人不绝。祖讳令进,善骑射,历事太祖皇帝,以军校尉,老归范阳,戎难避居上谷,又徒中山,转衡漳而家焉。父讳德新,读书为儒者,早卒。君生衡漳……”邵古即邵雍之父。依陈绎《邵古墓铭》可知,邵雍之曾祖已迁居衡漳,则说明《宋史·邵雍传》“父古徒衡漳”是不可靠的。既然其曾祖已迁洛阳,就不存在郭先生所推论的据“其先范阳人,父古徒衡漳”分析,邵雍的出生地有两种可能:一是生于范阳,一是生于衡漳。应当说这是依错而错的。而一些人据“其先范阳人”而认为邵雍“先是范阳人,后迁共城”的说法则是荒谬的,此“先”字为祖先之意,并非先后之“先”。陈绎《邵古墓铭》曰“君生衡漳”,分明是说邵雍之父生于衡漳。又,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曰“祖新德,父古皆隐德不仕”。从邵雍之祖父与父亲皆隐居不仕,可推测而知邵氏家族从邵雍的曾祖父迁居衡漳后,到邵雍父亲迁居共城之前,一直定居于衡漳。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又明言:“先生之幼,从父迁共城”,则可知邵雍幼年时才随父举家迁于共城。那么,邵雍的出生地必然在迁于共城之前的定居地衡漳。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邵雍的出生地是衡漳。
      现在一般在介绍邵雍生平的文章中皆云“出生在今河北省大邵村”,其证据是吕祖谦编定的《皇朝文鉴》中有《无名君传》一篇,许多人就根据“生于冀方,长于冀方”这句话认为邵雍生于河北,即涿州市大邵村。有学者怀疑《无名君传》是后人伪托之作,不可相信。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认为《无名君传》是伪作,必须有充分的证据(郭先生只是怀疑此文是否出于邵雍之手,而没有准确地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没有足够证据之前,我们不妨先把它当作邵雍的真作来对待。此文中说“无名君生于冀方,长于冀方,老于豫方”,就一定可以证明邵雍“出生在今河北涿州市大邵村”吗?首先,“冀”一定就是河北涿州市大邵村吗?此文中的“冀”是“冀州”的简称,“冀州”是一个上古的地域称谓,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地名。古人为了追求文雅的效果,常在诗文中引用上古的地理等名称。上古时代的冀州指的是山陕间的黄河以东、晋豫间的黄河以北,包括了现在的山西南部(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河南东北部、河北西南角和山东最西的一部分。衡漳和共城,即今日的林州和辉县,在古时也正在冀州的范围内。此文说“无名君生于冀方,长于冀方,老于豫方”说明邵雍生于衡漳,长于共城,而老于洛阳,衡漳与共城同属冀州,而洛阳则属豫州,正与文义相合,实在无法证明邵雍“出生在今河北涿州市大邵村”。其次,《无名君传》是一篇传记,作者是邵雍,但它却没有直接把题目标为《邵雍传》,显然邵雍也并没有将它当作正规的传记,“无名君”实际上等同于现在的“无名氏”,这一篇文章也只是邵雍托文言志的游戏之作。这也正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一样,我们当然也不能将五柳先生等同于陶渊明。因此,此文提供的一些材料也并不能当作真实材料,与邵雍和其父的墓铭比较是极不可靠的。
      邵雍的出生地是林州已经很明确了。可是,邵雍究竟是在什么年龄段迁往辉县的?是什么时候迁居洛阳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时日。不过,邵雍终老辉县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正好收藏有邵雍的整函线装本《伊川击壤集》,此集存诗3000余首,从他的诗中不难看出,他在洛阳的时间要比在其他地方的时间都长。诗中也有在天津居住的明显信息。邵雍由祖籍林州迁往辉县、洛阳、天津的结论我是赞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邵雍的出生地是衡漳(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在邵雍的出生地上存在争议,但在与邵雍相关的“衡漳”即河南林州市城郊乡邵康庄村的认识上是一致的。见《安阳史话》、周易学家郭彧《邵雍出生地考》、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明邦《邵雍评传》、伊川邵雍研究会会长刘金来《邵雍与邵氏后裔》等。结合当地的民间传说和邵康庄遗迹,我也认为《邵古墓铭》中的“衡漳”即林州市邵康庄村),而衡漳正好是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北临漳河的林州市城郊乡邵康庄村。















  俗话说得好,“境由心造,乐由心生”。大凡很容易满足的人,都是很快乐的人。只要你愿意快乐,那么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饭食,你都能像邵雍一样找到快乐的理由......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5

 

2016国庆洛阳行——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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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天堂 

     天堂遗址是武则天时期的礼佛堂,为薛怀义所主持建造。内有夹纻干漆大佛一尊,通天达地。历史没有确切记载天堂高度,《旧唐书》“登天堂三级,可俯视明堂。”是武周时期世界上最高的纯木构架建筑,仅存在七年,毁于一场大火。2013年修建的新天堂为外五层内九层,象征武则天九五之尊的历史地位。内部九层主要是对中心柱遗址的保护性展示工程。

      俗话说“一部浩瀚隋唐史,诉尽千年不解缘”。1300年前,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登基称帝,自号“圣神皇帝”,建都洛阳,改洛阳为神都。这里,就是女皇生活、理政的地方,在广阔的隋唐洛阳城遗址群中,被称作“宫城区”的核心所在。
      天堂明堂明堂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的中轴线上,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祭祀天地、宴飨群臣、举行神功大乐舞的朝堂所在。1300多年前,女皇武则天在这里修建宫城正殿——明堂。明堂,高33.52米,外观为三层台基,层层收分,上为八角攒尖屋顶,内部两层,建筑总面积9888.92平方米,集遗址保护和功能展示为一体。它是修建在唐代宫城正殿遗址之上,作为一座穿越历史再现的建筑,是一座凌空遗址而兴的建筑,是一座雄踞洛城至尊的建筑。
      这里是千年前女皇一统天下,执掌国柄,沟通天地,感应四时的重要场所。女皇武则天在洛阳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居洛期间,她一步步从皇后到天后,从皇太后到皇帝,登上了国家权力的高峰,成为一国之君直到临终,她经历了极不平凡的生涯,并在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改革科举,广延人才,安定社会等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促使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出现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之间的鼎盛时期。

      历史上的天堂是武则天的御用礼佛堂,是一座巍峨高大、直上云霄的塔式建筑。关于它的高度,有这样一段文字也许能够为我们解除疑惑:“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薛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
      传说中,遥远的佛国有一座专供佛祖讲经的神圣之地,名叫“天之圣堂”,那里,是无数证得佛果的大德鸿儒们理想的归宿,殊胜非凡。女皇心中的天堂,就是“天之圣堂”在人间的真实写照。为了建造天堂,年逾六旬的女皇武则天耗尽了国库所有的银钱,倾举全国的力量,只为达到与天相通的那一刻。可惜的是,事实未能令女皇如愿,据史书记载:“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天堂火灾,延及明堂,至清晨,二堂具毁。”一座倾注举国之力修建起来的世界高楼,存世时间仅有短短的七年,留下的记载,也不过这数十字。
      沿着台阶一直往上走,我们就来到了天堂建筑的南门入口。南门是天堂建筑的正门,古人崇尚礼仪,在他们心中,南门代表着富贵、大气,是礼宾之门。







      这座“新天堂”,是一座内部钢架结构,外观仿唐代风格的保护性建筑,旨在起到遗址保护与展示的双重功能。与大部分国内佛教建筑不同,武周时期的皇家礼佛堂“天堂”并不是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一支独秀,高大不凡。其用意,就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唯我独尊、号令四海、居高临下、莫敢不从的王者气概。整个建筑高88.8米,外观五层,内有九层,明暗相间,一气呵成,象征着天子九五之尊的无上地位和波谲云诡的政治朝局。
      接引堂:这一层主要通过壁画、雕刻等艺术手法对武周时期强盛的国力、繁荣的外交、经济水平、独特的时代审美进行复原式展示,使大家身临其境感受武周朝在女皇统治之下的大气与繁华。
      正前方是一幅长22米,宽4米的壁画《万国来朝》,由当代著名壁画专家孙景波教授担纲创作,壁画主要讲述了武周盛世与欧亚非二百多国家友好往来的情景,来自异域的使臣、商旅、教团、学生们云集神都,八方朝宗,奏出了和谐万邦的华彩乐章。画面中我们一眼便能看到正襟危坐于宝座之上的女皇武则天,以女皇为中心,八方使者站于朝堂两侧,他们着装不同、表情各异。或聊天、或思考、或作揖、或端详,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整个画面布局严整、大气,于分毫之间,凸显王者风范。
      《万国来朝》表现内容为大唐武则天执政时期,女皇武则天于洛阳明堂接见百余位外国使节的宏大场面。唐代自立国以后,经济、文化、政治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唐有来往的国家达三百之多,建立外交关系七十多个。同时,唐政府容留大批西域各国王公贵族,并有大批外国人一具唐朝。至武则天时期,国力雄厚,商贸更加发达。画面中以简洁的四条明柱表现宽阔的殿堂空间,以两侧华丽的帷幔来衬托前景中数量众多的人物,使画面效果既变化丰富又和谐统一。
      沿着壁画向上看,古语有云:凤凰齐飞,天下太平。凤凰柔中带刚、富贵娇柔,常被古人用来形容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斜上方,有十二只金色的凤凰,它的形态可能与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凤凰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凤凰尾羽部分,这种外观,就是对武周时期的凤凰外形的复原。凤凰于飞,萦绕头顶,代表了武周时期女性地位的空前提高和女性思想空前开放这一史实。
      正上方的凤凰图案水晶灯周围,环绕着几位衣态翩然、仙气袅袅的飞天,仔细看,不知大家是否有疑问,飞天的面部为何是黑色的?大家知道,佛教源于印度,兴于中原,在武周时期达到汉化的高峰期。如果说《万国来朝》壁画体现的是武周朝繁荣的外交,那么这几位飞天面部颜色与外观风格体现的就是这种繁荣外交背景下的宗教文化交流。与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来到我们这里传教不同,武周时期的宗教交流,是内外交互来进行的,它体现出了那个时代海纳百川、远播世界的博大胸襟。

      金碧辉煌的圆柱。据说:唐朝真正的天堂要高于现在的建筑......





 

      沿着下行楼梯一直往下,便来到了天堂建筑的一层——遗址层。这里是展示武周天堂建筑遗址的地方,大家这边请。这里便是当年武则天御用礼佛堂天堂的遗址所在。该遗址于1977年发现,青石砌壁,上部直径11米,深4米,底部直径9.6米。关于这个遗址,有两种推论广为流传:一种推论说,它是天堂建筑的中心支柱遗址;另一个推论说,它是天堂内部供佛像移动机关。

 




      面前所看到的这块展板,全方位的介绍了天堂遗址从发现到景区动工的全部过程......

























      武周宫城漆画:图中所展示的是距今1300年前武周时期宫城图。图中最高的建筑是天堂,上圆下方代表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理念。八边形多层建筑为明堂,明理之堂,是武周时期武则天上朝、祭祀、宴请群臣的场所。明堂和天堂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武周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体现武周时期的盛世风范。

      天堂的三层、四层连通,共用一个穹顶,穹顶上的壁画为佛教风格。顶部呈现的是藏式坛城壁画,为阿弥陀佛坛城。壁画正下方,为名贵红木精制而成的柱式六面佛龛,金箔莲花饰顶。藻井图案也如此精致细腻,佛意悠悠。三层为释禅堂,释禅堂主要展示一些与佛教有关的高端的艺术品;四层为禅修中心,在禅修中心内,大家可以通过禅修课程的修习,舒缓紧张的情绪,感受佛教心外无物的静修精髓。用三彩工艺烧制的佛像托盘,每个托盘上都有一尊金塑小佛像。这个小伙儿看得太入神啦!三彩佛龛,整个一面墙都是,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不要多看哦…… 洛阳天堂的四层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名字,叫做“三昧禅堂”。其名出自梵语的音译,取“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之意。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式之一。晋·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中对佛教三昧,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随着佛教在唐·武周时期的盛行,三昧一词也渐被文人儒士用于诗词当中。唐·李肇《唐国补史》卷中有言:“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这里,李肇就用“草圣三昧”来形容怀素书法技艺的精湛。要达成佛教所推崇的三昧之道,禅修,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法门。禅修,巴利文的意思是“心灵的培育”,意在与心中良好的状态合而化一,培育清净、喜乐的自在心灵世界。禅修以“八正道”修学为实践方法,以慈悲喜舍为辅助,讲究择法和精进。无论出家或在家,皆可依据自己的生活频率、作息方式随时随地践行八正道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达到与自身世界的和谐统一。
      天堂的五层、六层也相连通,共用的穹顶上方仍画着佛教图案。五层叫珍宝阁,正式开放后将作为文物专题展厅,定期展出一些专题文物,或是在洛阳出土的、与洛阳历史有关的珍贵文物。六层有一颗硕大无比的避火珠。避火珠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直上层顶,庄严不凡。由于古代建筑多采用木材作为原料,极容易走水,为了驱邪纳吉,古人常建避火珠于高层建筑顶端,用来避除火患。我们看到的这颗避火珠与五层中心的坛城并为一体,近乎占据了整个坛城三分之一的高度,这是武周时期佛教坛城的特有风格。六层也是禅茶中心。  古人常说“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对于中国人来说,茶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正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唐朝以前的饮茶,属于粗放煎饮时代,说白了就是大口喝茶,豪饮。从唐代开始,品茶日益盛行,并逐渐与释、儒、道三教相融合。儒家的茶,浓郁入世;道家的茶,清沥悠然;佛家的茶,因人而异,各有不同。禅茶,是佛家特有的一种品茶方式,眼观鼻、鼻观心、心观万物、万物如斯。
      天堂七层是佛缘厅,墙上都是佛龛。还可以坐在弧形台阶上稍事休息,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道巨大的皇家风格照壁,还有很多仿唐式家具,再配合上唐代宫廷茶艺表演,犹如穿越千年梦回大唐。在建筑七层的正北方,有一尊巨大的皇家风格照壁。照壁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组成部分,起初多为宫廷王侯贵族府邸中驱邪避煞的陈设,明朝以后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中,后来一步步发展,成为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北京四合院中经常能见到的模样。古代封建帝王多崇尚风水格局,敬畏鬼神,殿宇内部摆放照壁,一方面可以凸显主人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有隔离空间、丰富室内布局的功能。大家请随我向上看,在我们的正上方,有一座风格与二层凤凰灯饰相同的“莲子牡丹”水晶灯。牡丹的富贵荣华搭配莲子的清净如意,有着圆满、大德的寓意。
      天堂八层为千佛堂,在佛教教义中,佛、法、僧三宝最为殊胜,其中佛是三者之首。佛家常说“三宝好福田,一切田中胜,舍一得万报,事事悉安乐”,可见供奉佛像的功德之广。八层佛像供养中心共设有777尊佛龛,将来会随缘供奉777尊佛像。在佛教经典中,单数为阳,7是一个极为殊胜的数字,777尊佛像数字的设定,代表了释迦牟尼佛祖修行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个数字7代表了佛祖降生后所行的7步,又称“七步生莲”,象征着广大的慧根;第二个7代表着佛祖在修行过程中,逐渐摆脱佛“七情六欲”的执着烦恼,达到自我身心境界的和谐;第三个7取“七级浮屠”之意,象征着未来的果报,功德的圆满。
      第九层——天之圣堂:九,是古人认为离天最近的高度,所以又有九上云霄之说。走进第九层,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名为《极乐世界图》的大型壁画,描绘了在西方阿弥陀净土,美丽幸福、没有烦恼和痛苦的西方极乐世界。
      武则天时期,距佛教初传中土已历经千年,在则天女皇的感召下,佛教日渐成为封建统治者承启天运、感应四时的政治统治工具。虽然在武周时期,藏传密宗佛教的信奉依然是主流,但是其中,也饱含着浓郁的中土文化,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还要数中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政教合一”理念与西藏地区一贯保持的“政教合一”的本质不同。中原地区的政教合一,秉承的是以皇帝为中心,借以宗教的力量作为辅助;而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则以宗教首领作为该地区实际的统治者来维持一方的统治。这也就是天堂建筑内的佛像、壁画均以藏式风格示人的原因所在了。



 









  

     著名的未来佛——弥勒:根据佛经记载,弥勒菩萨和释迦牟尼佛祖,相处于同一时期,要在56.7亿万年以后得道成佛,为一生补处菩萨,因此弥勒又称未来佛。弥勒佛手施表法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面部丰满清秀,嘴角微微上翘,体现佛教慈悲、大度、放下的思想。胸口有“卍”字符,武则天时定此读音为“万”,代表大佛“佛法无量,万德圆融”。佛像背后为唐草纹背光,背光中雕饰着七宝佛,是吉祥圆满的象征。整组佛像与莲台皆塑金身,宝相庄严,敦厚睿智,微微含笑,俯视芸芸众生,仰视之让人平静、安然,尽显大唐风范。
      武则天作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皇帝,想要登基称帝,就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代替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百姓。因此在朝堂正殿明堂旁边修建佛堂,利用佛教思想统治全国,因此这里供奉的是弥勒佛。

 

     站在天堂九层外围的环廊之上,南可观伊阙、北可望邙山,隋唐洛阳城,尽收眼底......

      隋唐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区及近郊,地跨洛河两岸。南对伊阙,北依邙山,东逾瀍河,西临涧水,洛水贯穿其间。据勘查,宫城、皇城在郭城的西北隅地势高亢处,宫城在皇城之北,宫城北面有曜仪城、圆璧城前后重叠,又有东。西隔城分列左右。皇城东厢有东城,其北有含嘉仓城。郭城东北部及洛水南岸部分为里坊区。现存遗址东北至白马寺镇唐寺门,东南至李楼乡城角村,西北至邙山镇苗湾,西南至王城大道与古城路交叉口,面积约47平方公里。隋唐洛阳城遗址是隋唐两代的都城遗址,位于洛阳市区及近郊。隋唐洛阳城是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宇文恺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完美的和洛阳的山川地貌结合在了一起,真正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洛阳隋唐都城的中轴线上,有著名的七天建筑,即:天阙(伊阙)、天街、天门(定鼎门)、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堂,南北纵贯隋唐洛阳城中,是中国古代最华丽的都城中轴线。1963年列为省级文保单位,198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隋大业元年(605)营建东都洛阳城,北据邙山,南抵伊阙之口,洛水贯穿其间。唐武德二年(619)王世充废隋皇泰主自立,在洛阳称帝。武德四年唐平王世充,毁洛阳宫阙,废隋东都。至显庆二年(657)恢复东都。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称神都,天授元年(690)建都神都。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复称东都。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史思明等先后在洛阳称帝,战乱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坊市皆空 。天复三年(903)昭宗迁都洛阳,曾修缮城郭宫室。五代时梁、唐、晋以洛阳为都,沿用此城。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洛阳城毁于战乱。隋唐洛阳城遗址在今洛阳市区及近郊,1954年起进行勘查发掘。
      郭城平面接近长方形,周长约28千米。设8个城门,东、南各3门,北面2门,西面无门。宫城位于郭城西北角,平面近似长方形。城垣夯筑,内外包砖。城中发现有大片夯土基址,发掘出武则天明堂遗迹。东宫在宫城之东。皇城绕宫城东西南三面修筑。宫城北部有曜仪,圆璧二城。皇城之东又有东城,东城之北有储存粮食的含嘉仓城。
      郭城内由垂直交叉的道路划分成若干方形或长方形里坊。北通皇城正门的定鼎门大街宽121米,为全城最宽的街道,其余连接城门的街道宽41~59米。里坊有坊墙,四面设门,内设十字街。据考证,洛水北有28个坊、1个市,洛水南有81个坊、2个市,共109个坊 、3个市.洛阳城的工商业区在隋唐之际有所变动:隋代的丰都市至唐代名南市;通远市代名北市、大同市代名西市。隋代曾在郭城西建西苑,唐乾封年间又在禁苑之东,皇城西南建上阳宫,高宗晚年及武则天时期为听政之所。
      隋唐洛阳城是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宇文恺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完美的和洛阳的山川地貌结合在了一起,真正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宇文恺果断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方式左右对称的城市布局,使这座城市别具风韵,把城市的各部分与天子联系在一起。以洛水的流水喻天上的天汉银河,把京城看成天帝的皇居“紫微宫”,架在洛水上的最大的桥和宫城的南边正门相连,叫“天津桥”,天津意思是天上疆界上的港,在这儿停、发驶往银河的船:“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银河),横桥南渡(天津桥),以法牵牛”。而洛阳的定鼎门大街,连接宫城正门和郭城正南门“定鼎门”的御道,宽110米。“天街”有天子之街的意思,对应于天上的“天街”星座。
      隋唐洛阳城的皇城中轴最南正对龙门伊阙,使宫城、皇城的正南门,与龙门、伊阙相对,将宫城布置在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宫”。隋唐洛阳城中轴建筑群是中国古代最华丽的中轴线。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一直沿用至北宋末年,历时500多年。作为我国古代著名都城,隋唐洛阳城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建制、城市布局、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平面布局、建筑形制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东亚各国。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的东都,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以及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它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东城、含嘉仓城、上阳宫、西苑、离宫等8部分组成,占地47平方公里。
      隋唐洛阳城的轴线建筑,是世界历史上最恢宏的建筑群之一。自定鼎门至龙光门,南北长7公里,相继建有十多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即定鼎门、天津桥、天枢、端门、应天门、乾元门、乾元殿、明堂、天堂、贞观殿、徽猷殿、玄武门、曜仪门、圆璧门和龙光门。据史料记载,其中仅明堂、天堂和天枢的高度就分别达到73.5米、120米和31米。由此可以想象隋唐洛阳城轴线建筑是何等宏伟壮观!
      五代时梁、唐、晋也曾以此为都,但都城范围远比隋唐洛阳城小,主要是利用了隋唐洛阳城的宫城。
      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隋唐洛阳城进行勘查;1959年调查了宫城、皇城及周围诸小城的平面布局,确定一些门址的位置,并发掘了皇城南墙的右掖门;1960~1965年继续调查了街道、里坊及市场的位置,同时发掘了宫城。1969年,河南省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联合调查、钻探和发掘了含嘉仓城;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市博物馆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多次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内进行发掘。1963年列为省级文保单位,1988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城:南宽北窄,略近方形。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址宽约15~20米。南墙长约7290米,东墙长约7312米,北墙长约6138米,西墙南端长约6776米。稍呈弧形。东西两墙下面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
      外郭城有8个城门,西墙无门。南墙3门,自东向西为长夏门、定鼎门(隋名建国门)、厚载门(隋名白虎门)。东墙3门,自南向北为永通门、建春门(隋名建阳门)、上东门(隋名上春门)。北墙2门,东为安喜门(隋名喜宁门),西为徽安门。勘察清楚的南墙3门和建春门等都是一门三道。城内街道横竖相交,形成棋盘式的布局。在洛河以南探出南北竖街12条,东西横街6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竖街4条,东西横街3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定鼎门大街,又称天门街、天津街或天街,是南北主干道,现存长约3公里,宽约90~121米,路土厚达0.6米。城内街道组成里坊,据《唐六典》及《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钻探的实际情况可知,总数为109坊3市,即洛河南为81坊2市(西市、南市),洛河北为28坊1市(北市)。今已勘查出洛河南的55个坊和洛河以北的9个坊,其余各坊市为今城所压或被洛河冲毁。
      外郭城的城墙用夯土筑成,基址宽15-20米。东城墙长约7312米,南城墙7290米,西城墙长6776米,北城墙长6238米,东西两墙下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共设8个城门。已勘查清楚的定鼎门是一门3道,带有双阙,东西长143米。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东西两门道各宽7米,中门道8米。
      街道里坊: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宽窄相配,形成棋盘式布局。据勘查,洛河以南南北向街道12条,东西向街道6条;洛河以北南北向街道4条,东西向街道3条。街道两旁有水沟遗迹。其中定鼎门大街是郭城中的主干大道,又称天街,现存的宽度尚有121米。
      城市居民的住宅区:隋称“里”,唐称“坊”。坊平面呈正方或近方形,长宽在500-580米之间。周围有坊墙,墙正中开门,坊正中设十字街“四出趋门”。据《唐六典》及《旧唐书》记载,洛阳共有103坊。已勘查出洛南55坊、洛北9坊,其余一部分为今城所占压,一部分为洛水冲刷无遗。文献记载城中设3市,北市在洛北,西市、南市在洛南。南市最大,市内有纵横街道备3条,四面各开3门。
      宫城遗址位于外郭城的西北部,平面略呈长方形。北墙长1400米,西墙长1270米,南墙长1710米,东墙长1275米。城墙宽约15-20米,中为夯筑,内外砌砖。已经勘查出南墙正中的应天门(隋名则天门)、东边的明德门(隋名兴教门)、西边的长乐门(隋名光政门)和北墙的玄武门、西墙的嘉豫门。在宫城中轴线上,发现多处大片夯土殿址,西部已发掘出多处长方形基址和一处石砌圆形基址。
      东宫在宫城南隅,自为一城,东西330米,南北约1000米。宫城北部有陶光园,西北部有九洲池。在宫城内中轴线上,由北向南有延续不断的大片夯土基址,应是中央各殿的殿址。宫城西部也陆续发掘出一些规模较小的殿、亭遗址。在中轴线略偏西的地方还发掘出规模比较宏大而又有重叠关系的长方形殿址多处及圆形建筑遗址一处。隋唐两代为了营建宫室而专门建造的烧瓦窑群,也在应天门右侧被发现,出土大批注明宫匠或官工的印字砖瓦。
      应天门遗址:应天门是一座由门楼、垛楼和东西阕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东西两侧有向外凸出的对称的两堵夯墙组成的巨大阙楼,相距83米,各宽17.5米,城门东西宽120米以上,这就是文献所载的“左右连阙”。应天门遗址位于洛阳市都城博物馆和洛阳日报社之间,定鼎南路从门址中部穿过。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应天门一侧三出阙,两侧共六阙。这是古代都城宫城正门最高礼制。天子三出阙是中国古代最高礼制的都城门。是古代皇帝享用的的最高礼制。应天门内右侧发现了为营建宫室而设置的窑场,出土大批注明官、匠或官工的印字砖瓦。
      天堂遗址:天堂遗址位于明堂遗址西北155米,处于宫城轴线区域西侧,是一处方形台基上有五重圆形承重基础的建筑基址,形制非常独特,是武则天命薛怀义主持建造的用以贮佛像的佛堂建筑。天堂遗址遗迹可分为五期,其中第一(隋至初唐)、第三(中晚唐)、第四期(唐末五代)、第五期(北宋)遗迹由东西步廊、东西向水渠和隔墙,仅第二期(武周时期)为大型建筑基址天堂遗址。天堂基址仅存台基基础,其东面与宫城西步廊相连,北面与东西向步廊房相接,西面有砖铺散水并有宽4.33米的东西向步廊与其他建筑相连。台基略呈方形,南北宽77.7米,东西宽69.15米。台基中心为石砌圆形坑,其外有两周柱础石、一周夯土基础和一周碎石块建筑基础。柱础石两圈,内圈础石12个,外圈础石20个,础石为四块青石拼合而成,并为由一层夯土、一层础石层层叠加而成。夯土基础一周宽5.35米,直接打在生土之上。碎石基础一周,为由残石块组成的圈形带状建筑基础,宽约0.5米。
      水渠:呈东西走向,以砖和石块由白灰黏砌而成。在台基北侧曲折以环绕台基北部。水渠宽约2米,北折部分南北长约15米,台基北侧部分东西长约63米。
      明堂遗址:现明堂遗址地表已无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于1986年10一12月配合洛阳市公交公司基建工程中,在中州路与定鼎路相交的东北角,发现武则天时的明堂遗址。经考古勘探得知,明堂范围为南北长400米,东西宽约396米,四周有墙,墙外有壕沟。其主体建筑遗址系圆形夯筑台基,直径达60多米,夯土厚达2.5米。
      皇城: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南、西三面,其东西两侧与宫城之间形成夹城,西墙保存较好,长约1670米,宽约14-16米,夯筑,内外砖砌。唐时又在夹城南端添筑了南墙,宽约9米余。。由于洛河北移,皇城东南部被冲毁,南墙仅存西段,长约540米,东墙现存长约1115米,西墙长约1670米。已勘查出东墙的宣耀门、西墙的宣辉门和南墙西部的右掖门。右掖门已发掘,残高2.15米,进深17.5米,为一门三道,每个门道宽6米,左右门道外侧各有13根立柱,采用上架过梁的形式,其上盖筑门楼,内有宽1.25米的车辙。皇城内发掘了隋代的子罗仓。
      曜仪城:曜仪城狭长形,东西长约2 100米,南北宽约620米。
      圆璧城:圆璧城呈矩形,东西长约2110米,东端广590米,西端广460米。东城呈长方形,南北长1270米,东西约620米。
      含嘉仓城:含嘉仓城亦呈长方形,东西约615米,南北725米。仓城中粮窖密集,已探出259座。第160号窖中还保存有约50万斤炭化了的谷物,绝大部分仍保持颗粒状。在宫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外,还有长方形的小城址各一座,东隔城南北约275米,东西约520米;西隔城南北约275一米,东西约180米。
禁苑:隋西苑周200里,唐126里。禁苑之东、皇城之西南隅有上阳宫,西上阳宫在上阳宫西南,两宫夹水,上架虹桥以通往来。
      白居易履道坊遗址:白居易(772-846年)晚年寓居洛阳。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后,回到洛阳,买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故散骑常侍杨凭宅。此后又有短期的外任。拜秘书监后,在长安新昌坊稍居。大和三年(829),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由长安回归洛阳,居住履道坊本宅。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卒。子孙遵遗嘱,将其葬于龙门山琵琶峰。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唐城队 ,对著名诗人白居易作了考古发掘 ,历时 6个月。发掘的遗迹有宅院、庭园、水渠、作坊、道路等等 ,出土了珍贵文物1000多件 ,揭示了与这位伟大诗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白居易故居位于洛阳市区东南郊 ,今属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北130米的一片田野 ,东经112°30′,北纬 34°40′。这里正是唐东都洛阳城的“履道坊”;而狮子桥村 ,则位于“集贤坊” ;狮子桥村正北的军屯 ,则是位于“尊贤坊” ;狮子桥村正东的何村 ,则是位于“永通坊” ;何村南面 ,则应是“永通门”的位置。白居易故居 ,在履道坊西北隅。考古发掘判明 ,故居是一座含有前后庭院的两进式院落。
      遗址保护:隋唐洛阳城规模宏伟、气势壮观,是当时世界范围内不多见的大都市。更重要的是,隋唐洛阳城还是中国隋唐都城中保存比较完好的都城遗址。因此,在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中,它被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作为隋唐洛阳城“一区一轴”项目标志性工程之一,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将于牡丹文化节期间部分对外开放。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建立文物保护小组。1982年以后,洛阳市政府规定在保护区进行建设,要履行报批手续,并由文物部门进行钻探和发掘,重点文物保护区一般不许进行基建。对发掘出土的重要遗迹,如石砌圆形建筑基址、大型石柱础等,修建了保护房或围栏加以保护。1989年又重新明确保护范围,并建立多处石质保护标志碑。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隋唐洛阳城遗址(SiteoftheSui-TangPeriodCapitalLuoyang)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轩廊:在隋唐洛阳宫城区的土地下,隋代、唐代、北宋的宫城正殿依次是乾阳殿、明堂、太极殿,各朝代一直上下叠压,周边轩廊层层嵌套。这些基本上是夯土遗址,是古代建筑隐蔽在地下的夯土基础,能够标识古代宫殿的轮廓,平面尺度、走向、格局。由于多朝遗址叠加破坏严重,廊坊客观性不强,制作了高、中、低三中高度的玻璃幕墙。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5

附:宇文恺其人
      宇文恺(555年~612年),中国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字安乐,京兆长安人。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自幼博览群书,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官至工部尚书。
      宇文恺祖先是鲜卑族,西魏以来汉化。父亲宇文贵,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仕周,位至大司徒。次兄宇文忻,周、隋时名将,隋时官至右领军大将军。宇文恺为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擅长工艺,尤善建筑。隋代著名工程,他多参预。大业八年(612)十月,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出生显赫:蜚声中外的唐代京师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卒北周天和二年(567年)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初露锋芒: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年),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
      建仁寿宫: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以恺为营新都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开皇三年,新都建成,而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四年,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渠成后,转运便利,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其后,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开皇十三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建仁寿宫,经右仆射杨素推荐,文帝任命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又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宇文恺把东都建筑得极其壮丽,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大业八年(612年)宇文恺卒。
      大兴城的营建: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
      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
      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1)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 年建,面积84.1 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 年建,面积约73 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 年建,面积60.2 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 年建,面积50 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605 年建,面积45.2 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 年建,面积43 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 年,面积35 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 年建,面积30.44 平方公里;(9)罗马,300 年建,面积13.68 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 年建,面积11.99 平方公里。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
      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实测东西长2820.3 米(含掖庭宫),南北宽1492.1 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1843.6 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实测东西长9721 米,南北宽8651.7 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 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 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 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 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
      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
      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开凿广通渠工程: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584年)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
      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开皇十三年(593年)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将作少监。仁寿二年(602年)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洛阳故都建新城: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建成大型城市: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都城,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
      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 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 米,西城墙长6776 米,总计周长27516 米,合55 里。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形如偃月,谓之月陂: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堤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国家粮仓: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1969 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 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 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 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 米,东西最宽处7290 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 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大兴宫的建造布局天人合一,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北到南渐次降低。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另有原委。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薇宫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紫薇宫即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应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而且北有渭河相倚,从防卫角度看,也具安全性。
      设计缺陷:但是这种追求理念的设计似乎也有缺陷。隋代的皇宫——大兴宫到唐朝继续沿用,只是改名太极宫。而太极宫很快就被大明宫所取代,究其原因,就是应为太极宫地势较低,而长安城盛夏气温很高,使得住在太极宫有“湫湿感”。为此从秦至唐,每逢夏季,统治者都要到夏宫去避暑。唐太宗选定长安城北禁苑中龙首高地,营造大明宫,为太上皇消夏的夏宫。后来唐高宗李治又接着以为完成的大明宫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再建工程。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成后,唐高宗便正式在大明宫听政。此后二百余年,大明宫都是唐代主要的朝会之所,成为唐王朝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
      史书记载:《隋书·宇文恺列传》
      宇文恺,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初为千牛,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恺初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庙成,别封甑山县公,邑千户。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后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上善之,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
      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
      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恺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扆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睟冕旒,致子来于矩矱。
      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减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玄,陈珪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瀍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途,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议曰:臣恺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按,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
      《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
      《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
      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雝。
      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太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
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上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
      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
      《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廇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鹑尾,其圆墙壁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
      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
      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
      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时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谥曰康。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子儒童,游骑尉。少子温,起部承务郎。
      长安布局:
      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84平方公里的面积,百万人口,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都市,全城几乎为方形,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中心主体,宫城,皇城,郭城,渐次展开。一条宽达150米纵贯南北中央的朱雀门街为中轴线,将都城划分两边:街东街西各有55坊。坊里的数目、位置的排列,面积的大小,形制,都左右对应。格局犹如棋盘,白居易为此生动地描绘为:千百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长安城这种布局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权利高度集中的体现。长安城每面城墙都开三门,沿袭汉制。布局既巧妙又暗和古礼:皇城东南角有太庙,西南角立太社,正是“左祖右社”。皇城两侧两侧有南北纵列13坊,象征着一年有闰,正南则是东西4排坊。意味着一年有四季,南北9排坊,取自《周礼》九逵之制。而里坊的管理更是以严格控制为思路:坊里的四周以围墙封闭,每面仅开一扇门,而皇城南边4列36坊只开东西两门,有人说是怕开了门冲泄了王气,其更真实的原因是为了保证皇城的安全。城门和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准,并实行宵禁制,犯禁还要遭到拘禁鞭挞。唐玄宗时,才下诏规定每年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可以开夜市,以庆祝上元节。作为古代东方最伟大的城市,长安城以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严谨、布局井然,成为都城建筑历史上的典范。磅礴壮丽的长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极致。
      晚年活动: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活动筑物:
      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零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 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零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明堂设计: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年),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
      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大业八年(61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史载著作: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 卷,《明堂图议》2 卷,《释疑》1 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2016国庆洛阳行——栾川·重渡沟自然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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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栾川·重渡沟

      其实来栾川就是奔着重渡沟来的,但真真让人失望啊。早上7:30,这里就排起了长龙。重渡沟的秩序超级乱,其实景区里人并不怎么多,但汽车上到停车场竟然花费了两个小时多的时间,还没有停车位,花了30元钱停在了一处饭店门口。其实钱并不多,但心情不是很爽。更搞笑的是,这里的电瓶车竟然是不排队的,谁抢上去谁先坐,简直太搞笑了,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人怎么也上不了车。一生气,就步行吧!结果发现,电瓶车的距离仅仅是步行十分钟的距离 ......
      边走边想:要是把车拦在门外,电瓶车上下接送游客,不是既节省时间,又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吗?!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总算知道这里为什么会被摘掉5A景区的牌子了。

      一路的景致倒是蛮不错的......

      重渡沟位于洛阳市栾川县境内,因东汉光武帝刘秀二渡伊水至此,摆脱王莽追杀并成就帝业而得御赐之名。神秘的历史传说加上重渡沟的景区三绝,使重渡沟由鲜为人知名不见经传而一举唱红北国,声震华夏,然后又不停地被诟病......
      重渡沟自然风景区“水清、竹多、落差大”,景区内林茂草丰,雉飞鹿鸣,四季泉水喷涌,常年飞瀑成群,翠竹碧水交织,肥鸭壮鹅嬉戏,水乡特色浓郁,堪称“北国一绝”。被著名作家张一弓赞为“高峡飞瀑藏幽径,绿水秀竹怀古情;竖看山水横看竹,上听鸟语下听泉。”
      重渡沟有金鸡河、海翠河、水帘仙宫等景区组成,有景点200余个,旅游面积30平方公里。整个景区分南沟和西沟两大区,南沟飞瀑流泉,突出"水";西沟秀竹茂林,突出"幽"。主要景观有:竹海、水帘仙宫、菩提神树、飞瀑流泉、高峡平湖、蘑菇崖、听涛岭等一百多个景点。景区内有一险一缓两条环河道路,在密林浓荫中蜿蜒穿行。
      重渡沟植被茂密,蓄水量大,四时泉水喷涌,常年飞瀑成群,大小瀑布100余条。其中水帘仙宫瀑布、震天雷瀑布、泄愤崖瀑布、飞虹瀑布等为游人所惊叹;五彩莲池群、剑插泉、象吐泉、饮鹿泉等让游人所叹;千年菩提树、金鸡峡谷、军臣石、水帘仙宫溶洞、关公湖等被游人所赞;重渡沟漂流惊险刺激令游人所服。
      走进返朴历史百年,归真农家田园的农耕民俗文化村,吃的喝的用的种的,都是土得掉渣的,穿的玩的干的看的,全是百十年前的。可参与打铁、榨油、制作陶器;纺棉、织布、扶犁试耕;看狮舞、品老酒、尝水磨豆腐;旋木器、打草鞋、学持械狩猎,尽享民俗风情。夜晚观农家灯火,坐木凳,哼小曲,赏山月,听蛙鸣,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对村庄不太感兴趣,于是顺着溪流去寻找野趣......

      重渡沟的得名: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天下大乱,刘秀率兵讨伐,在南阳白河滩被王莽打败。王莽得知刘秀是汉王朝的后裔,便追杀刘秀,刘秀逃至伏牛山伊河(现潭头盆地南缘)被伊河挡道。刘秀率部下两次渡过伊河,见一无名沟口。便派部下寻找当地人,却不见人烟。刘秀说,我们两次渡过伊河来到这里,这条沟就叫做重渡沟吧。金口玉言,沿袭至今没有变过。重渡沟因此而得名。















 



      震天雷瀑布:震天雷瀑布是重渡沟的三大标志性瀑布之一。震天雷瀑布距农耕村不远,名字很响亮,叫“震天雷”。长满绿毯样青苔的崖上,两条激流如天河直泻,其中一条泻入两米深井样的洞内,又从洞壁的孔中流出,一弯三折,穿石而下。瀑声隆隆震天作响。
      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传,每遇大旱之时,西海龙王 钦奉玉帝之命行云布雨,出门之时,总要放三声大炮,看到的是刺人双眼的闪电,刮得是天昏地暗,飞崖滚石,大树拔根,房倒屋塌的狂风,听得是天崩地裂的响声,接着便是倾盆大雨。百姓怨声载道,纷纷向凡界山神、河神、土地神等烧香祷告,祈求风柔些,雷小些,雨缓些。诸神奏知玉帝。玉帝对西海龙王问了惊扰百姓之过,要他送个地方放炮起驾。西海龙王派龟丞相到凡界选址,选中了这瀑布下井筒样的深潭。后来,每遇西海龙王出行,便将三声大炮放在这里。这井筒里每响一声,便激起丈把高的水柱,震天雷也由此而名。每遇大旱,当地老百姓只要听到这瀑底有放炮的声音,便知道马上要下雨了。

 

      简直要热死了......
      继续往上爬,两条路的差距有点儿大......

      重渡沟的水:北方景区普遍缺水,重渡沟得天之独厚,上百个泉眼数百股泉水从地球深处喷涌而出,汇成了亿万斯年源源不断的兰溪清流。水的执着,大山的钢毅,碳酸钙的品质,雕琢出姿态万千、形状各异的泉水、飞瀑,飞虹瀑狂放不羁,;泄愤瀑一波三折,冰粉玉碎;水帘仙宫瀑布纤手轻抖,丝舒帘垂……林林总总30余条,举之不一。在这里水的狂放,水的轻俏,水的张扬,水的柔美无处不表现的肆意汪洋、酣畅淋漓。



 

 







      上山的人少了许多,“无限风光在险峰”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的......

     难怪地上有鹿的图案,原来这里叫做望鹿垭......

      惊险的山路,这么窄,这么扭曲的山路上竟然没有栏杆......

      满眼的绿色加上远处的山峦,终于让早上堵了两小时的心情得到了舒展......

 

 



      要这样走过呢......幸亏人不多,要不,非发生事故不可......















 







 

      竟然还有这样的山路......



      老公买的竹棍终于派上了用场,高兴坏了......





      人又开始多起来,猜测:快到山脚下了......

      水帘仙宫:水帘仙宫位于重渡沟风景区滴翠河上游的石灰窑沟内,主要由水帘仙宫瀑布、水帘仙宫、仙翁登坛、千年豹榆、壁虎情缘等景点组成。水帘仙宫瀑布是重渡沟三大标志性瀑布之一。如果说泄愤崖瀑布是阳刚之美,那么水帘仙宫瀑布则是阴柔之。水帘仙宫瀑布长70米、宽8米。水绣石上布满青苔,飞瀑流过被青苔分割成条条飞金泄银的白色水链,恰似银线穿珠精制而成的珠帘悬挂于悬崖峭壁上而得名。晴朗的天气太阳照在瀑底的潭中再映到飞瀑珠帘上折射成七色的彩虹,与太阳照耀下的青苔珠帘交相成辉,那五彩缤纷的景象,很容易使人想到蓬莱仙阁的海市;瑶池仙宫的蜃楼。长满像绿色绣球状青苔的崖上,布满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断断续续的水线,像穿珠的水帘挂在那里。若夏季晴朗的午时左右,瀑底的青苔上会飞起一条彩虹,随着人们的来回走动而上飘下移。秋季,崖上布满红叶,配之以青苔水线,令人顾盼流连。冬季,这里冰柱倒挂,有的像蟾蜍;有的像乌龟;有的像布幔;有的像玉柱;有的像菊花;有的像牡丹,一片白玉般的世界。

 

 

 

      水帘仙宫高20米,宽10米,深80米,这里是典型的容岩结构再辅以造物主的匠心独运,雕琢出二佛守宫、玉狮望月、倒挂莲花、金龙盘柱、双佛打坐、凤凰展翅、猕猴登山等多处奇妙无比的洞穴景观。
      水帘仙宫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玉狮望瓜、金龙缠柱、佛爷打坐、莲花倒挂等景观,在五彩灯光的照耀下,显得光怪陆离,晃若仙景。长年累月里面如下雨一般,游客进洞非得披雨衣打伞不可。从洞内透过蜂窝状的洞孔,可看到洞外的水帘。

      水帘仙宫瀑布下面这一大片大大小小的钙化池,象一面面镜子平放在这半坡之上,完全可以和四川的黄龙媲美,这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唯一的钙化池群。

 



 



      植物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啊!

      滴翠河景区位于重渡沟西北部,全长5.5公里,有天女植竹,竹翠欲滴,碧水清流在竹林中穿行而得名。景区内有竹林千亩,铺天盖地遮天蔽日得竹海绘成了滴翠河景区得主画面。

      重渡沟的竹:重渡沟是个四时青翠欲滴的世界,这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特别适宜竹子的生长,所以来到重渡沟仿佛置身于绿波之中。受天女植竹之惠泽,铺天盖地、遮天蔽日的万亩竹林又给重渡沟平添了一座满目涌翠的天然画廊。这里的竹子全是野生的,每年发笋季节,即可看到遍地紫色的竹笋破土而出。竹子是一种速生用材,长够三年,即可采伐,年年间伐,年年有新竹长出,竹子还可以开花。它开的花叫做竹花,每年春天时节采下的竹花,可晾干泡茶,有清热解毒去火的效用。苏东坡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游客在这里观光、休闲、度假既可观看赏心悦目的竹林风光,又可居住宽畅明亮的竹楼客栈;既能睡竹床、坐竹凳、躺竹椅、跳竹杆舞,又能吃竹筒米饭、尝竹笋烩莱、品竹叶香茗、听竹萧悠扬。临走还可带上一些制做精巧的竹制器具和竹编工艺品做为留念。
      天女植竹的传说:相传天女散花路过这里,细心的六仙女见此处有长流之水,却无长青之林,显得美中不足,回天庭后从玉帝的御花园采来竹叶一篮。到这一上空散下,竹叶落地瞬间变成片片竹林,不但重渡沟成了竹海,连附近的沟沟岔岔也成了竹的世界。六仙女见景思凡,欲到王母娘娘处盗绣球,下凡招亲,结果被王母娘娘发现,严加看管......

      栾川豆腐是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产于洛阳栾川县,栾川豆腐选料严格,加工精细,并配以当地自然酸浆点成,因而栾川豆腐豆腐质地细腻嫩滑,筋而松软,味道鲜美,佐以青红辣椒,色香俱全,历来为人们所喜食。
      一、山水泡豆。栾川特有、富含多种微量无素的优质山水造就栾川豆腐不可摸拟或复制的独特特色。无污然、生长季节长的黄豆,使栾川豆腐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
      二、石磨磨浆。石磨磨浆温度低,不会破坏黄豆的营养成分,不改变其醇正的口感。现代化的生产流程,使其生产过程自动化,更更营养、清洁卫生。
     三、酸浆点浆。使用独特栾川酸菜卤水点浆(不添加任何工业原料),形成独特的口感和独具特色的豆腐。

      五元一份的豆腐让人流连,儿子说,比洛阳老集的豆腐好吃多了,名符其实的地方小吃呢!
      竹筒饭,也是五元一份呢。好便宜......
      看在物美价廉的份儿上,就原谅了早上堵车的两小时吧......

      就地取材呢!竹叶蛋......

      下山路上竟然还看到了东北虎园......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3
      
附:重渡沟自然风景区·金鸡河景区线路
      金鸡河景区:金鸡河风景区位于重渡沟景区西南部,景区全长3.8公里,景区入口距河水发源地相对高差358米。金鸡河是由喷涌而出的剑插泉、象吐泉、铸链泉、天井泉等汇集而成的一条常年性的河流。因西汉末年刘秀遭王莽追杀到此金鸡引路而名。以水为斧凿融会大自然的神工天力,造就了以水为主旋律的金鸡河景区,景区内有5米以上的瀑布30余条,30米以上的瀑布5条,最长瀑布100余米,最宽瀑布8米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瀑布群。以抑恶扬善为道德基调,文化内涵深沉,传奇特色明显,趣味性强的民间传说恰到好处地点缀其中,从而构成瀑布成群潭成串,林密石怪传说奇的梦幻景观。其中千年菩提、龙曳磨、小桥流水人家、灵潭、飞虹瀑布、蟾蜍邀主、泄愤崖瀑布、虬爪潭、锁蛟崖、银沙缠绣球、双叠瀑布、鳄鱼滴泪、九天擂鼓、双龟弄涛,听涛岭、金鸡引路、刘秀靠背、歇三歇、金鸡谷瀑布、溅珠潭、剑插泉、象牙坝等景点。
      金鸡河从菩提树到泉眼处3公里。相对高差达340米,是典型的水域风光,共有大小瀑布30余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瀑布群。瀑布最长达百余米,最宽达10米以上。最著名的有飞虹、泄愤崖、双叠、象牙坝、含恨泉瀑布等。另一处奇异的水域风光就是沟里的几百处泉眼,重渡沟的水在北方一反常态,不受季节和气候影响。其主要原因就是地下河水通过几百处泉眼给重渡沟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最有名的要数剑插泉、象吐泉、含恨泉。景区内绿荫遮盖、曲径通幽,全部是顺沟而上,道路较缓,除几条大瀑布处道路险峻外,其它地段如履平地。景区内的民间传说故事极为丰富,主要有三大传说故事:天女植竹、锁蛟崖、王莽追刘秀。自然风光与民间传说交融在一起使景区形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
      菩提树:当地人称“桫椤树”,又名七叶树,树围3.5米,高达30余米,树龄在千年以上。它春开白花,秋结褐果。果可做佛珠,大家知道,不同材质所做的佛珠功德是不一样的,铁珠五倍,铜珠十倍,珍珠珊瑚珠百倍,木槵子珠千倍,莲子珠万倍,菩提珠无数倍。人们带在身上可保四时平安。因为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这棵树也自然成了遐迩闻名的一棵圣树、神树。
      关于这棵树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为《西游记》中的沙和尚到月宫中偷砍桫椤木制作禅杖,不慎碰掉桫椤果,其中一颗落此长成大树。一说,很久以前,一高僧带菩提果云游到此,见风景秀丽,美若仙景,便将一果埋在土中。第二年,此处即长出一棵小树。若干年后,一特别信佛的牛姓之家,见到此树,已知这里是风水宝地,索性在树旁选址建房。没几年,牛家开始暴发。至民国年间,树下已是青堂瓦舍的四合大院。牛家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原本就没有树,明亮的镜子也并非是台,本来就虚无一物,那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灵潭:虽说大不足脸盆,深不过盈尺,但却很灵的。这里的水一年四季不干,天再旱,里面总有水。若遇天旱,人们在潭边摆上供品,烧上三柱香,再把潭水舀干,三天之内必降甘露。据说这些泉水是虬龙悔过的眼泪。那么走过来后都可以摸摸,泉水带有灵气的,沾些灵气会带来好运的。
      飞虹瀑布、革面潭:现在看到的这条瀑布长约40米,分两级组成,上部分像抻开的白绫。“白绫”下面是深达3米的革面潭。下部分像舞动的银练。有时雨过天晴,会有一条彩虹从潭底射向云天,有虹飞千山,练舞万壑的气势,瀑布便因此而名。据传,这条瀑布又是南海观音的缚虬练。距此向上400米处,有一道悬崖名锁蛟崖。崖内有一处海眼,崖上有一石锁。北海龙王敖顺有一蛟一虬两个儿子,蛟龙虬龙依仗权势,一时兴起,打开海眼,海浪翻出,淹没田园,殃及百姓。玉帝得知,派托塔李天王带着天兵天将下界,擒住恶蛟,锁在崖内。虬龙得知兄被惩处,怒火中烧,带着狐朋狗党,鳄鱼及乌龟夫妇到锁蛟崖救兄。虬龙撞门不开,更加怒发冲冠,冲下泄愤崖,行至此处,恰遇南海观音路过,遂从身上取出一条白练抛向虬龙,将其绑缚,而后又将其打入革面潭中。虬龙在潭中洗心革面三年,终于幡然醒悟,开始为民造福。那时重渡一带人迹稀少,交通困难,谁家办红白大事,光借瓷器家什就是一大难题。虬龙得知,便托梦让人们在潭边烧上三柱香,就将瓷器送出。时间长了有人不讲信用,借了不还,虬龙也就不再借给人间了。这个故事告诫世人,人生在世要积德行善,讲诚信。
      泄愤崖:首先看到的泄愤崖三个大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教授,现甲骨文研究专家郝文勉先生书写的。泄愤崖瀑布是景区内最有代表性的瀑布,长达百米以上,有三级构成,水势逞飞、急、慢。最上面的一级是虬龙狂奔,中间的是虬龙泄愤,最下面的是余怒未消。站到这里,你可领略到气浪扑面而来。倘若是晴天水雾可弥漫到30米之外。这里的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每立方米的含量达到68000个。在这里做个深呼吸,有清心洗肺醒脑的功效。特别是爱抽烟喝酒的男士,更要抓住大自然赐予健康的机会,做做深呼吸,紧张的神经系统可松弛下来,人们的嗅觉,听觉和思维活动的灵敏度也增加了许多。泄愤崖,不但是虬龙发泄愤怒的地方,更是游人直舒胸意敞开心扉的最佳场所。您喊吧!您吼吧!您心中的烦闷胸中的一切不快定倾刻之间荡然无存,因此称做为泄愤崖。相传虬龙得知其兄蛟龙被压在上面的锁蛟崖下,一爪抓后,更加怒火万丈,向前狂奔,至这崖边一头栽下。龙冠上的一颗龙珠飞落,掉在了这里,后被宝蛮子盗走了龙珠,只留下了这深深的龙珠窝。虽然龙珠被人挖走,但是到月圆之夜,月亮光照的角度适宜,可以看到龙珠窝内发出幽幽的蓝光,请大家上台阶的时候注意安全,因为雾太大,终年潮湿,特别光滑。(君有多少疾俗愤,万古千秋泄到今;我劝天公重抖擞,飞瀑吟唱人间春。)王怀让为泄愤崖瀑布提词。
      虬爪潭:这里有五道爪印组成。据说是虬龙为了救出它哥哥,最终没救成,非常的生气。从那上边直冲下来在这里腾空而起的时候抓了一把,留下了五道爪子的痕迹。
      锁蛟崖:这道悬崖高100余米,宽150米。崖上布满钟乳石,有的像苍鹰,有的像双塔,有的像如意,有的像铜鞭,有的像腿,有的像脚……,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天然石壁浮雕。据说这些都是托塔李天王带领天兵天将锁蛟时留下的镇蛟之物。大家请看壁上的渗水处就是通往北海的大门,里面与北海龙宫相通。渗水处上方的一大块钟乳石叫石锁,专锁这海眼的大门。相传这里的海眼直接北海龙宫,北海龙王有一蛟一虬两个儿子,暴虐无常,无恶不作,蛟龙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六仙女在重渡沟植竹,蛟龙贪恋六仙女的美色已非止一日。于是,从北海来到这里,然而不巧的是六仙女植竹完毕已回到天庭,虽蛟龙无缘以亲六仙女的芳泽,但是重渡沟的美丽景色还是把它吸引到这里。可美丽的景色也终究改变不了它无恶不作的恶性,经常打开海眼兴风作浪,白浪翻山,淹没田园,玉皇大帝得知后派托塔天王率领天兵天将下凡,用天锁将海眼锁上。为了永远制服恶蛟,托塔天王命令天将每人留下一镇蛟之宝,于是就形成了这幅神秘壮观的天然浮雕,看上面有双塔、玉如意、雷公脚、电母腿、仙翁、天锁、个个栩栩如生,可以引起您无限的暇想。(走过锁蛟崖后约50米,回头看锁蛟崖左侧上方有一蛇形石崖)请大家顺我手指的方向看,那象什么?蛇昂着头,蛇蜿蜒在石崖上缠爬。据说是蛟龙被锁后北海龙王来此探视而留下的身影。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解释这里也是喀斯特地形地貌的典型特征。
      银纱缠锈球:绿波之上,浮着一个硕大的“绣球”,绿藤挂在绣球上,右边金鸡河水象一团银纱缠着球底,所以取名为银纱缠绣球。前边介绍过六仙女盗锈球,引起了王母的疑心,四仙女、七仙女先后下凡,六仙女也思凡心切,难道人间真比天堂好?王母就背着玉帝来到了重渡沟,不看不知道,一看王母心也动了,这里山青水秀,瀑美竹翠,男耕女织,自然风光胜人文物候过天堂美景,王母也决意下凡,但她又想到,母女争相下凡,会让天下人耻笑,干脆把定情之物的绣球藏到了这里。
      双叠瀑布:长约50米,每两级为一叠,金鸡河左冲右穿形成四级飞泻下来,因此而得名双叠瀑布,看完后沿右边的爬梯走,经过中间一个自然形成的贵人低头处可看到藏在后边的一条小瀑布“藏秀瀑”。它象一淑女怕见生人那羞羞答答的样子,秀气之极,真是“养在深闺人未知,行到此处见芳姿”。
      鳄鱼滴泪、双龟弄涛:凸出沟心的这块巨石像鳄鱼的头,上面常年滴水流淌,恰似鳄鱼的眼泪。鳄鱼石的上边不远处,河边又有两块凸向河心的巨石,恰似乌龟在戏水弄涛,故叫双龟弄涛。这两处巨石,都与蛟虬兄弟的故事有关。相传蛟龙被锁在崖内,虬为救兄,带着鳄鱼和乌龟夫妇行至此处。鳄鱼忽听到托塔李天王擒蛟时擂动的天鼓余音仍响彻云霄,吓得不敢前往,想到返回虬龙也不会饶了他的后果,不觉流出了眼泪。这一流泪不打紧,鳄鱼顿时化成了一块巨石。乌龟夫妇正行间,见前面鳄鱼不知怎的变成了石头,又一猛听得天鼓余音,也不敢前往,想顺水逃走,怎奈天怒难犯,欲逃不能,也化做了两块巨石。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为虎作伥者绝没好下场!
      金鸡引路:从这里往前面至金鸡谷瀑布处的每一个景点,又都与王莽撵刘秀的故事有关。相传刘秀率队进了重渡沟,行至此处,已是五更时分,众将士人困马乏,迷失方向,便在此处歇息。刘秀就靠在路旁这块石头上。这时候,队伍里面开始人心浮动起来。有人悄悄议论:咱们跟着刘秀南北征战了几年,现在叫王莽追得精疲力尽。刘秀这人到底有无雄心大志,将来能不能得天下。若有,我们紧跟一趟也不枉;若无,不如趁早散伙。一个大臣提议:诗最能反映一个人的胸怀,咱们不如叫刘秀作一首诗。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纷纷提议让刘秀作诗。刘秀开始思考起来。这时,忽然前面传来一声鸡鸣,刘秀随口吟出:鸡叫头遍歇一歇。刘秀这一语出,众将士心凉一半,这叫啥诗?是顺口胡溜。有的人想离开队伍,提议作诗的大臣拦住说:他毕竟只吟出了一句,下面还有没吟完。等他吟完了再定不迟。于是,大家不情愿地随刘秀继续赶路。前面没有人烟,为啥会有鸡鸣?原来这鸡是玉帝派下帮助刘秀完成帝业的金鸡,给刘秀指引道路。由于这条沟内栖息过金鸡,金鸡帮刘秀完成帝业,金鸡河由此而得名,刘秀行到此处,天已五更,人困马乏,迷失方向,刘秀就背靠在这块石头上歇息,所以这块石头就叫靠背石。部队人马跟着他继续前进,又走了很久,大家提议让他再做诗,这里鸡又叫了,刘秀又随口吟道:“鸡叫两遍歇两歇”。众人一听心想刘秀并无雄心大志。不准备跟随他打天下,准备散伙,又想,事不过三,如他还是做不出来的话我们就不再跟随他打天下,就心情沉闷又向前走。这时东方微露朝霞,鸡鸣声又起,刘秀站起来迎着着朝霞,随口吟道:“鸡叫三遍红日现,扫尽满天星和月。”此语一出如石破天惊,只见红日从彩霞中冉冉升起,照亮了山谷。顿时,众将士一扫灰心之气,精神大振。刘秀把自己比做红日,有扫尽星月的气势,这个人将来肯定能得天下!于是,大家开始信心十足地随着刘秀继续赶路了!
      金鸡谷瀑布:您经过的这条狭谷叫金鸡谷。面前这状若鸡胸的水绣石叫金鸡石,相传为金鸡化成。当金鸡飞到这里时,见一绝壁挡住去路。金鸡想到:刘秀到此肯定上不去绝壁,若王莽追至,刘秀必遭全军复没。玉帝派给我的任务完不成,咋回天庭交差?天下生灵涂炭的日子何时结束?我不若化做石头,帮刘秀人马避过此难吧!金鸡随即头碰石壁,一声惨叫,化做一块松软的水锈石。刘秀率队正行间,忽听前面一声鸡的惨叫,又见一朵五色祥云升起,急忙赶到此处,审视两边绝壁,再看这块松软的石头,心中已经明白,对着石头三叩九拜,吩咐众将士用铁器在石头上剜起脚窝,上了绝壁。游客朋友,您看这瀑布从洞内涌出,装在金鸡的胸腔之内,极象少女扭动着婀娜的身姿,配之于瀑底清潭,又叫玉女出浴。
      剑插泉、象吐泉:相传刘秀人马出了金鸡谷走到这里,众将士饥肠辘辘,疲困至极点,不由分说,扑通通都倒在这半坡之上。人饥饿到极点的时候往往变成了渴。众将士这时是嘴唇干裂,喉中冒烟。刘秀也照样如此。要是有点水该多好啊!他环视四周,又来回察看了几步,抽出宝剑,对准此地,猛插进去,在抽剑的同时,大喝一声“来水!”。果然,剑一拔出,真的涌出一股泉水。就在这里涌水的时候,离此不远的下面状若象牙的石根也涌出了泉水。众将士立马起身,跑到泉眼处,抢喝起来。谁知时候不大,泉水突然中断。刘秀又环顾四周,透过丛林发现南边有一道黑色峭壁,又一深思,得知里面肯定有妖作怪。刘秀又抽出宝剑,随着一声大喝,将剑抛向空中,直刺黑色峭壁。就在剑尖碰住峭壁的瞬间,咯吧吧一阵晴天霹雳。宝剑霎时化成一座尖尖的石峰矗在那里,泉水又涌了出来。众将士喝足了水后,又跟着刘秀继续赶路。后来,人们把剑插出的泉叫剑插泉。剑插泉下的泉叫象吐泉。那座尖尖的石峰叫截水剑。
      君臣石、缅忠亭:这草木结构的亭子是为纪念赵国大将张忠而建的。缅忠亭南面的山上,有根石柱,离石柱不远有一小块石头,叫君臣石。相传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的赵国。赵国君王一命鸣乎。无奈,赵国大臣张忠背着不满三岁的幼主逃到这熊耳山腹地。楚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当张忠跑到这石灰窑沟时,喉咙里已渴得要冒烟,用脚跺出泉水没喝上几口,追兵已到跟前。张忠一边护着幼主同楚兵拼杀着,一边向山上奔去。他上到半山腰,刚同下面的楚兵拉开距离,却见大队楚兵又从山顶压了过来。张忠将幼主放到地上,跪下,泪流满面自言自语道:赵国亡矣!说罢,要拔剑自刎。这时楚兵一边高喊着“抓活的,抓活的!”一边跑到张忠跟前,突然间,天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张忠和幼主及楚兵顿时都变成了石头。现在您所看到的君臣石后面的石崖,据说都是楚兵变的,叫楚兵崖。

 

2016国庆洛阳行——栾川·鸡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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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栾川·鸡冠洞

      从重渡沟一路“披荆斩棘”来到了鸡冠洞景区。被重渡沟的乱象震撼,本已对鸡冠洞不报什么期望值了,但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大的惊喜,不愧是五A级景区啊。这里的秩序井然,大型的停车场拦住了所有的私家车。电瓶小车不停地往返,把游客送到购票中心。人数虽然不少,但绝不打扰大家的游览兴致。关键是这里的美景真的让人震撼啊......
      在景区入口处路右,设立有景区标志石,这是一块取自于伊河之源栾川县陶湾镇闷顿岭的天然岩石,它呈椭圆形,属花岗岩岩石,周身呈米黄色,直径2米,重10吨。岩石的正反两面均镌刻有名人墨宝。正面是中国著名诗人汪国真题写的“鸡冠洞”,背面是原新华社社长穆青的题词“北国第一洞”。标志石安置在高1.2米的基座上,基座由数十块方形粗颗粒花岗岩堆砌而成,占地面积5平方米。基座的正面和背面,分别镶有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国家AAAA级景区”和“河南省十佳旅游景区”的字样。
      由景区小双堂河逆流而上,依次修建了金鸡桥、凤鸣桥、龙吟桥、平云桥、步云桥、彩虹桥、启明桥、晨曦桥、朝阳桥等九座拱形桥梁,形成景区外围景观的又一亮点。这些拱桥栏杆均由汉白玉雕镂而成,远望一座座桥梁犹如一条条白色丝带飘舞空中,再加上桥下溪水潺潺而过,确有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
      距景区标志石110米,有一座明清建筑模式的彩绘牌楼,宽20米,高15米,四柱三门,三楼五彩。牌楼上前后正中各悬挂一面长2.5米,宽1.3米的黑色扁额,并镌刻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题写的“北国第一洞”,整体古朴典雅,气宇轩昂。而景区中心广场46级石阶上方有另一座牌楼,高8米,宽11米,也属明清建筑模式,四柱三门,三楼五彩,十一斗拱,上面悬挂长2米,宽1米的扁额,扁额上的五个溜金大字是原新华社社长穆青于1993年到景区采风时题写的“北国第一洞”,字体苍劲有力。而牌楼上描绘的图案,浮雕更是古色古香,又不失富丽堂皇,四根直径0.5米的圆柱构成牌楼的支撑体。牌楼上有56条形态各异的龙浮雕,与四柱顶端描绘的吉祥彩云,寓意56个民族团结奋进。
      鸡冠洞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县城西三公里,秦岭余脉伏牛山支脉鸡冠山的半山腰上,海拔1021米。 鸡冠洞是一处大型的石灰岩溶洞,喀斯特岩溶地貌,鸡冠洞长达5600米,供观赏长度1800余米,观赏面积2.3万平方米。此类洞穴在北方少见,被誉为北国第一洞府。鸡冠洞发现于清朝乾隆年间。旧《栾川县志》称:“鸡冠洞,有四殿,如龙蛇之窟”、“蝙蝠如织,险象四伏”、“有樵者,操刀持棒,结伙秉烛而入”、“深幽莫测,惧而返。”2012年1月9日被中国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称号。
      当地民间传说中,鸡冠山是由偷偷进洞寻宝而被天鹰镇压的雄鸡化骨而成,远望此山,其轮廓极似雄鸡扬冠高啼,故而得名。鸡冠洞就蕴藏于鸡冠山山体之中,山以形名,洞以山名。鸡冠山上白皮松盘根于岩石中,白桦成林,连翘遍野,还有一簇簇杜鹃染红步道两旁。山上有两座彩绘精美的庙宇,每逢初一、十五,这里便成香客祭祀还愿的重要场所。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前来朝拜,还愿者络绎不绝。
      这里有上行的缆车,看了看排队等待的长龙,毅然踏上了这400级台阶......

      鸡冠洞因位于栾川县城西三公里的鸡冠山中而得名,是一座典型的石灰岩溶洞。鸡冠洞发育于上元古界的大理岩中,形成于早、中更新纪,距今约八亿年,早在清代就有人冒险探幽,然终因洞内奇险而未果。它是由地下水运动,逐渐溶蚀大理岩,形成溶洞,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内,溶蚀和崩塌作用,使溶洞逐渐扩大,形成了今日的景观。
      景观主要有石笋和钟乳石构成。石笋和钟乳石的化学成分都是碳酸钙。由雨水中的碳酸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共同作用于石灰岩生成碳酸氢钙溶液,溶液在流动和下滴过程中释放出氢气,剩下的碳酸钙凝固石化成千姿百态的石笋、钟乳石。石笋、钟乳石100年增加1公分。经地质学家测定,溢彩殿形成已有6亿年左右,其中海豚戏珠石笋的形成时间约54000年。洞中的石花为方解石晶花,是碳酸盐的结晶体,须附着在月奶石上,在非重力水的作用下向四周扩散,年积月累形成花朵。石盾、卷曲石、娥管纪录着流体动力的纷繁复杂形态。鸡冠洞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涉及物理、化学、地理、气象、自然等方面的内容,多学科的蕴涵,使它成为一份珍贵的自然遗产。
      游览鸡冠洞确实能给人以“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奇、迷离的感觉,同时会对大自然溶蚀力的巨大和雕绘力的细腻产生更深的感受。鸡冠洞洞体不但具有旅游观光价值,同时在旅游地质、水文地质和互程地质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已探明洞体长度5000米,洞深5600米,上下分五层,落差138米,总面积8万平方米。现已开发洞长1800米,观赏面积23000平方米。
      洞内奇景千姿百态、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根据景观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石灰岩景观、石花景观和水体景观,其中以第一景区、第三景区、第五景区和第六景区的景观最丰实、最集中也最精彩。有人把鸡冠洞比喻做一篇好文章,她章节清楚,段落明晰,循序渐进,引人入胜。1992年投资开发了八个大厅,厅厅各异,厅厅相连,依次为玉柱潭、溢彩殿、叠帏宫、洞天河、聚仙宫、瑶池宫、藏秀阁和石林坊。
      鸡冠洞景区的科研价值,珍稀程度令诸多学者赞不绝口,鸡冠洞的规模和洞穴地质的稳固性,更是长江以北最为独特、最为罕见。鸡冠洞最大的特征有:景观最为集中,集全世界溶洞景观之大成,是世界溶洞所有景观的代表作;“奇、丽、幽、深、险、峻、秀”七绝并举,为此,看了鸡冠洞,尽可不必再看其它溶洞,有:“南有桂林芦笛岩,北有洛阳鸡冠洞”之美誉。中国地质学会洞穴研究会会长朱学稳教授就此还作出了“景观壮丽,堪称北国第一洞府;成因独特,正是国内首家龙宫”的权威性评语。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太令人惊叹了!!!
      关于鸡冠洞的发现,当地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洞外的山坡上,有位老农正在锄地,突然,看到一只白狐嘴里叼着一只母鸡,从他的身边飞奔而过,老农想得到白狐,就扔下锄头紧追不舍,但是白狐却从这个小洞口把老农引进了洞内,老农进来以后没有抓到白狐,却发现了这个地下神宫。栾川县志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鸡冠洞座北向南、屈身可入、行百步豁然开朗,有四座数丈高厅堂;有樵者,操刀、持棒结伙而入,深幽莫测,惧而返......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到鸡冠洞冒险探幽。
      第一景区·玉柱潭:到溶洞进口,通过长30米,高2.5米的人工隧道,便进入第一景区玉柱潭,观赏面积1300平方米,洞顶最高处距地面49米,直通山顶,可同时容纳500余人。景区内石笋、石柱密布,高低粗细不等,均为洞顶或洞壁滴水形成,是洞内石笋、石柱最集中的一个景区,经地质专家测算,其中较大的石笋的生成时间为106.9千年。又因其间有一潭清澈的地下池水,所以景区得名“玉柱潭”。
      这一景区可用低、大、圆、阶四字概括,低是顶板较低;大是面积较大;圆是大厅呈近圆形;阶是厅中部有一台阶西高东低。眼前景观琳琅满目、密如丛林。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从地面上凸起的如同竹笋的景观叫石笋,洞顶上倒挂的是钟乳石,石笋和钟乳石对应生长在一起的叫石柱。它们的表面均呈灰白色,平整光滑、纹络粗犷,虽然生长位置和形状各有不同,但都是石灰岩经雨水和地下水的浸蚀与氧化剩下的碳酸钙凝固石化而成的,形成的过程不仅缓慢,而且是个极其复杂的反应过程。根据降水量大小和洞内湿度、温度的变化,平均每一百年增长1--2公分。这些都属于石灰岩精华景观。
      玉柱潭天然地下水清澈见底,在潭水的正前方有数根石笋,像一位位小仙人列着整齐的队伍,踮脚翘首、喜上眉稍,含笑招手列队迎接游客,特别是中间两位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这就是第一组景观“众仙迎客”。其中石笋最高0.9米,最低0.6米。
      在距此10米路左侧的洞壁上,有最早发现的溶洞进口,直径0.94米,虽然很小但却是先前人们进出的唯一途径。若再前行15米,就是第一景区景观最为集中的位置,在这儿可观赏游览步道右侧的景观“金龟渡仙翁”,庞大的“金龟”由三块自然堆积的岩石构成,丝毫未经过人为的修琢。这个乌龟伸长了脖子好象在大海中航行一样,不畏艰险,乘风破浪。“金龟”背上生长着一根高1.1米的石笋,像一位发髻高挽、背部微驼的白髯老仙翁。由于金龟前进的方向,也是我们进洞的方向,因此也称其为“金龟指路”。
      就在这一景观正前方18米的洞壁上有一个石龛,石龛内有一根直径0.3米,高0.8米的石笋,极像一位头戴尖帽的小仙人,“小仙人”的左边还有一枚石盾,直径0.4米,高0.94米,其盾坠折折叠叠,似一件随风飘荡的短袖衫,景观合称“仙人晾衣”。位于“仙人晾衣”右下方有景观“雪羊奋蹄”,这是一块形似山羊欢腾跳跃的壁流石。
      在仙人晾衣的右边,红光打亮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一只狗竖着两只尖尖的耳朵,瞪着一副机警的大眼睛正望着天空明月出神呢,这个景观我们就称它为“天狗守月”,这也是我们洞中唯一的一个守护神。刚才都说了这只天狗是在守护月亮,所谓的月亮,就是天狗左上方的洞顶上的一个直径0.8米的自然通风口,向上至山顶38米,像明月悬于洞顶,景观合称“天狗守月”。同时这个洞口是鸡冠洞乃至我们国家目前对外开放的溶洞里发现的唯一一处自然通风口,是洞内七绝之一“奇”的地方。
      位于“金龟渡仙翁”正前方22米的洞壁上有一块三角形的壁流石,从顶端向下依次排列着高0.4~0.5米不等的石笋,仿佛是五尊佛像打坐于山体之上,景观取名“五佛画山”。其中最为神似的是:上面这尊佛,他双目紧闭、双手合拾,向各位来宾祝福。中间是弥勒佛,下面是阿弥陀佛。景观三分形象,七分想像,据说能看到四尊佛的是惠眼,能看到五尊佛的是神眼,事实上这些景观的形成,都是因为洞顶滴水的时间、位置、周期等因素的不断变化,才能形成,简单的说那就是时间和水的杰作。

 
 
 






 






















      第二景区·溢彩殿:溢彩殿观赏面积2100平方米,洞壁最高达42米,地面落差达15米,是洞内形成最早,洞壁最为坚固的一个洞穴,根据洞穴堆积物专家考证,形成时间达8亿年之久。据地质专家测算,较大石笋的生成年限为54.4千年。这里地势开阔,上宽下窄,状似峡谷,洞顶悬挂的钟乳石,地面上的石笋星罗棋布、流光溢彩,故而得名。在几亿年之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水乡泽国,洞顶上这些白颜色的水纹线就是直接的证明。而鸡冠洞山体属典型的石灰岩山体,它与水作用后会形成碳酸氢钙溶液,这种溶液在流动下滴的过程中,使水中矿物质堆积起来,凝固石化。就会形成眼前的这些石灰华景观。
      在欣赏众多的景观中,要靠我们展开丰富的联想,由看即想,想了再想,它才逼真。站在第二景区游览步道的中心位置俯瞰“溢彩殿”谷底,有一根直径0.45米,高0.7米的石笋,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寿星,其左边的岩石像一条长2.83米的“鳄鱼”,张嘴翘尾,好像正在聆听“寿星”的谆谆教导,并有所领悟似的,此景取名“鳄鱼拜寿”。
      距这里左前方5米处的山坡上,有一只白白胖胖的小老虎,据说这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奉主之命为鸡冠洞溢彩殿送来了一座经过精心雕制,又用白玉点缀而成的玉峰。小老虎奋力不息的精神连我们看了也为之感动,而这座玉峰又为鸡冠洞美景增添风采、令洞生辉,因而得名“白虎拉玉峰”。
      而在“鳄鱼拜寿”右上的洞壁上则有两块钟乳石特别引人注意,其中一块像鱼尾卡在洞口,被称做“鲤鱼跳龙门”,栩栩如生,另一块似河马探出头来观赏世间美景,张嘴瞪眼,表情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叫它“河马窥视图”。浏览美景至步道拐角处,路左边还有海豚跃出水面,头顶红球为迎宾客展尽风采,取名“海豚戏珠”,惟妙惟肖。仔细看石笋的身上,会发现许多不规则的纹络,这些纹络就代表着这根石笋生长的年轮和它不同阶段生长的痕迹,专家可以根据这些,得知当时的气候、环境、地理等多方面的信息,专家用铀系法测定,它的形成时间约为五万四千年。
      转身来看身后这组景观,它是一个未开发区,取名为山涧层楼。两山对峙,山涧流水。里边也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可惜我们现在还不能走近参观,因为五里云雾不知路,流溪潭水不知深,何况还有更好的景色在前头等我们呢......
      站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洞壁上方一块白色的壁流石,像什么呢?像一个人的脸部造型。或许是这位游客没通过进口,就急不可耐的把头从这儿伸进来,可能是这个姿势太难受,瞧,他的脸色都变了。其实它的形成是靠非重力水沿洞壁四周扩散漫延而生成的。
      由第二景区到第三景区,落差近30米,要经过一条长75米的台阶路。顺路而下可看到路左侧有两根石笋,其中一根直径1米,高2.73米拔地而起的石笋,被戏称为“长征一号火箭”正待点火升空;另一根直径0.88米高2.1米的石笋好似一位老人头顶风雪帽,身披斗篷,紧抱双臂,瑟瑟发抖,冒着漫天大雪正奋力攀登。连一身厚厚的积雪也来及抖落,简直成了一个雪人,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诗人刘长卿笔下的“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边峭壁下拔地而起的石笋,它洁白如玉,笋顶如削,是洞内“铅直”石笋的典型代表。





 

 

 



 





      第三景区·叠帏宫:它得名于洞顶成排成行的石帏幔,是洞内最为精彩的大厅之一。洞顶悬挂大面积的钟乳石。叠帷宫是鸡冠洞中景观最密集的一个景区,观赏面积1400平方米,其中主要景观“叠罗汉”,成因独特,生长时间约为116千年,是鸡冠洞的标志性景观。
      进入第三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地面上8根石笋错落有致,最漂亮的要数景观“叠罗汉”,这是一根高4米,笔直挺拔的石笋,他端庄秀美,不偏不斜,洁白如玉,玲珑剔透,因顶端排列着三个圆顶小石笋像三个胖罗汉叠坐而得名。绕到其后欣赏会发现石笋又依坡倾斜,像是要与比萨斜塔媲美,步移景换,变化万千,不同位置的观赏,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效果,此景观也是景区对外宣传的标志性景观。
      转身看到眼前又有一个未开发区,取名“丝竹阁”。洞深四百余米,曲曲折折,峰回路转。洞内有成块的石幕与光滑壁流石,洞的尽头还有一块宽2.2米的石幕,透过石幕的道道石缝可闻听下面第四景区洞天河内淙淙的流水声,如欢歌、如低吟,令人飘渺不知是在人间还是仙境。
      叠帏宫的正殿,站在这里抬头仰望洞顶:千层飞瀑,万道流泉,好似舞台上刚刚拉开的帏幕一样豪华壮观,叠帏宫因此而得名。这里可充分展现鸡冠洞七绝之一的“丽”。
      旁边这座叠罗汉宝塔,转眼间变成一座斜塔,层次清楚,依坡倾斜。存心要和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比美!只不过没有比萨塔高大罢了,因此第三景区也叫“斜塔殿”。而塔上有一位慈眉善眼的老翁,于是就有宝塔的倾斜是因为老翁太重把它压斜的说法,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地质事件变动和洞顶上滴水位置变化形成的。
      斜塔右侧的白色石笋像是一位诗人,看他紧皱双眉,搜肠刮肚的样子,原来是唐代诗仙李白云游四海至此,被鸡冠洞美景所打动,正在我们面前构思他的又一宏篇巨作。大家回家之后不妨查查看,也许李白的诗集上还真有描写这地下神宫的绝妙诗句呢。
      沿游览步道至观景台上,呈现于眼前的是一根与众不同的石笋,下粗上细,下段直径1.3米,高2米,上段直径0.54米,高1.1米,因上段形似一位长发披肩的妇人眺望远方,似在期盼亲人归来,取名“望夫石”。因洞顶滴水量变化,粗大的石笋上还有一根小石笋生长,这是鸡冠洞内天造地设的奇秀特点之一。
      。而“望夫石”右侧则是一根直径为0.7米,高1.87米的尖顶石笋“将军石”,在他面前的卫兵,正在向他汇报战场上的情况,您再看他身披战袍头戴尖盔,威武不可侵犯,其五官清晰可辨,使之更是形象逼真,维妙维肖。景观取名为“将军石”。
      也就在“望夫石”左前13米处洞壁上,有“罗汉醉酒”,这是一块高约4米的白色壁流石,极象是一个胖大罗汉的肚皮露在外面,衣衫不整,袒胸露怀的样子。有人说他是位爱喝酒的罗汉,一高兴就多喝了两杯,现在弄得衣衫不整,看到我们忽然到来,羞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忙之间只把头藏了起来,所以只能看到他那白白胖胖的大肚皮,因此景观得名“罗汉醉酒”,又叫“藏头罗汉”。
      由第三景区到第四景区,先前要经过一个直径不足1米,深5米的泥洞,需要用绳索上下,行动极其不便,后经人工加固修造,形成了一个入地一圈半的螺旋形通道──碧玉螺。

 

 





 
 



 

 











 











 

 



 



       碧玉螺人工通道,在没开发之前,这儿是一个大泥洞,需要箩筐上下,为方便游客,人工修凿了这个螺旋形通道。下行......

      这里的洞壁和上面附着的景观都是人工完成的,这也是我们鸡冠洞内唯一一处人工佩筑,做这个人工佩筑,主要是给我们一个自然与人工的比较,但是我们不细致看,足以以假乱真,但拿它与自然景观比较的话,您就会知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人为双手所完全做不到的。

      再下行......

      第四景区·洞天河:穿过碧玉螺便是第四景区洞天河,长流不息的地下河从石缝中奔涌而出,不知来源不知去向,水声震人耳膜,景区便以此得名。洞天河景区观赏面积1000平方米,是鸡冠洞的海拔最低点。这个景区曲径通幽,深幽莫测,正是鸡冠洞七绝中“幽、深”的最好表现,就连当时探险的人也都是到这儿,就按原路返回了。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看一条地下河。这条河所处的位置比外面的停车场还要低8.5米。地下暗河日流量达600吨,据有关权威部门检测,水中含有铁、钾、钙、镁、钠、锶等20余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是优质矿物质饮用水。但神秘的地下河,令众多的人士都望河兴叹,自92年开发到现在,仍不知它的来源和去向,说是天河,而又在洞中,因此我们称之为“洞天河”。
     这一片壁流石,名字叫“飞瀑岩”。如同宽大的瀑布飞泻而下,飞玉溅珠,如帘如幕,可惜因地壳上移被石化,否则那哗哗作响的流水和飞溅的水珠也会打湿游客衣服的。
      由第一段铁梯拾级而上,便能看到左侧洞壁上布满了雪花状的石花,洁白透亮、晶莹,叫它雪花石,地质学上称之为晶霜,也叫它方解石晶花。它是非重力水向四周扩散而沉积的结果。在鸡冠洞残留的后期充填粘土层的洞壁上,由于粘土层有利于非重力水的活动,因而有大量的方解石和文石晶花生成。方解石在我国其它溶洞中也有发现,其中观赏价值最高的除鸡冠洞外还有四川的芙蓉洞,北京的石花洞,广东的蟠龙洞,由于这种石花像雪花,因此就叫它“雪花石”。同时,在这些石花的下边您还可以看到一个未开发的“雪花洞”,也就是说别看小洞口能一人屈身而入,下去七米之后就豁然开朗了。里边景观迷人,全部都是没有丝毫污染的雪花石,数量成千上万,大如脸盆、小如珍珠, 非常的漂亮。据探测结果表明:面积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是一个极富有开发价值的景区,所以鸡冠洞内的雪花洞是我们近期待开发景区。
      距雪花石2米的路右侧是面积约3平方米的水平池,长年不受旱涝影响,水位始终保持适中,不涨不落而得名,是洞中奇景之一。即使人为把水抽干或加满,过十分钟,又恢复到同样的水位,鸡冠洞奇、丽、幽、深、险、峻、秀七绝并举,水平池也是鸡冠洞一奇。专家们说,这与地理、气压、水质有关,同样与大自然的神奇手笔密不可分。
      再登第二段铁梯,便可看到洞壁上萤光点缀的葡萄状石花,姹紫嫣红,或成串,或散开成片,异常珍贵,景观取名为“叠翠屏”。这里是一派飞虹叠翠,托墨拔黄的秋山风光,给人以丰收的喜悦。
      与石葡萄为邻的还有一根直径为0.05米,高3.1米的石柱,粗细均匀,笔直挺立,被称为“定海神针”,这也是洞内最细的石柱——悬接柱,属重点保护景观。而与石葡萄相隔3米,洞壁上覆盖着一层枝芽状石花,形如海中珊瑚,熠熠生辉,地质学中称其为珊瑚石,珊瑚石和葡萄石它们是由重力水沉积形成的,与雪花石不同。

 

 













 
 

 





 









 







 



 





 



 















 
      第五景区·聚仙宫:鸡冠洞中观赏面积最大,最豪华壮观的大厅是聚仙宫。聚仙宫景区观赏面积1400平方米,洞壁高达28米,石笋形态各异,如众仙欢聚一堂,故名曰“聚仙宫”。该景区各类景观集雄伟、壮丽、奇特、逼真于一体,景观内石花最为奇特,是非重力水向洞壁四围扩散而形成。各路神仙在这里你来我往,乐此不疲,逍遥自在,所以又有“快活林”之称。
      “聚仙宫”地面与洞顶相距28米,在宫殿中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高8米,长60米的巨大山岭状沉积物—琥珀岭,在其最右端与之垂直的整块洞壁上有一片宽23米,高19米的壁流石,状如奔泻而下的瀑布,气势磅礴,它是洞中至今发现最大也是最完整的石瀑,尤如滔天大水从天而降,颇有诗人笔下“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
      石瀑与洞顶连接处形成了一个石龛,龛内有一张“仙人床”,横为床档,竖的为床靠,棱角分明,十分逼真,尺寸大小与实物相当,很是绝妙。如果观察仔细的话会发现其实这张仙人床它的床靠是一个由洞壁石缝里向上喷水而形成的站立式石盾,这是第二面石盾。
      琥珀岭上由右至左,依次有“西天取经”、“八仙过海”、“宝塔山”、“蘑菇石”等景观,不胜枚举,其间人物景观个个栩栩如生:“唐僧”头戴毕卢,身披袈裟,一派安祥的神态。“悟空”马前开路,汗流夹背,活脱脱再现西天取经的艰辛,景观取名“唐僧取经”。
      最下边这组石笋取名叫“八仙过海”。八位神仙,神采飞扬,神态各异,怀抱礼物。众“八仙”神情各异,张果老更是“倒骑毛驴”悠然自得,再加上“宝塔”、“蘑菇”的点缀,真中有假,假中亦真,如在宫阙。
      矗立在琥珀岭中心位置的石柱,直径13米,高28米宏伟壮观,顶天立地,洞顶上的渗水缓缓顺柱身流下,使石柱显得格外晶莹剔透,被誉为“玉柱擎天”。这样高大的石柱也主要是由原来的“站立滴石”石笋构成的,鸡冠洞洞内是由众多的钟乳石、石笋和巨大的石柱构成了景观的主体,表现十分鲜明,令人目不暇接。
      由于地球运动的结果,本来在洞顶部的一块巨石,却被震落到地面上裂成了两块,但“本是同根生”故称其为“姊妹石”。
      此景左侧,有一根直径0.9米高1.7米的白色石笋,形似老寿星怀抱仙桃,和蔼可亲,笑容可掬,故名“寿星抱桃”,今天寿星过生日,非常的高兴,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怀里还抱了许多仙桃,他激动的不得了,一不留神就把怀中最大的一个掉在了脚下。景观取名“寿星抱桃”。“寿星”左上方2米处还有“寿星老伴儿”呢!美滋滋地抱着孙子笑迎四海佳宾。
      信步第五景区,洞壁上石花成簇成片,犹如菊花怒放,争奇斗妍,其中最大的菊花石直径达0.3米,花朵硕大,造型奇特,被誉为“鸡冠石花王”。洞顶上附着的是非重力水沉积形成的晶花,犹如菊花绽放。其中洞顶上的两朵最为珍贵,花形饱满,花朵硕大,争奇斗艳,有“倒挂金菊”的美誉。这就是我们洞中的第四种石花——菊花石。







 



 









 





 

 

 







 







 


































      第六景区·瑶池宫:瑶池宫景观观赏面积1600平方米,有“中华龙宫”之美誉。宫殿内不仅“珍藏”着许多珍稀罕见的景观,极富科研价值,而且景观之多有“移步三景”的说法。七层宝塔,玲珑剔透;盘龙玉柱,只手擎天;成片石琴,清脆悦耳;宽大石旗,站立式石盾,世界罕见。鸡冠洞由此被誉为“北国第一洞”。
      入口“南天门”险狭异常,在其左右两侧各有一根光滑的石笋,若用灯光照射,通体透亮,光彩夺目,故名透明石。而“瑶池宫”则得名于“南天门”口的一潭清可见底的天然池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水中生长着九根粗大的石笋,形若山水盆景,真可谓“山中有洞,洞中有水,水中有山”。正中一根似精雕细琢的“王母宝座”,直径1.6米高3.1米;此景前1.5米,有一根石笋横卧,像一头海狮嬉戏水中,抬头昂鼻,惟妙惟肖,因而瑶池又名“海狮池”。
      而其左前方洞壁上则有丝丝滴水落于一根粗大石笋上,仿佛一条大胖鲤鱼正张嘴接水,景观取名“鲤鱼戏水”尤其是“鲤鱼”的嘴巴、头、身体,特别是“鲤鱼”身的“鳞片”都清晰可见,而更绝妙的是洞壁渗出的水,如银线似的正好落入“鲤鱼”张开的“嘴”中。王母在前遥视远方,弥勒在后端坐如钟,真是形态逼真,惟妙惟肖。在对面路旁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蹲着一只可爱的石猴子。
      与这一美景紧挨的是一座占地67平方米的巨大沉积物──白玉山。白玉山由整块中空通体耀着光泽的乳石构成,如同白玉雕凿,气势雄伟,又不失其灵秀。其中间空旷部分如果开发,容纳百人也宽绰有余。它与景观“鲤鱼戏水”之间还有一盏直径0.53米,长0.61米的“天宫冰灯”,似乎是严冬里的冰挂,又像皇宫里的灯盏,纹络清晰,棱角圆滑且分明。在这里,洞顶上还密密丛丛垂直生长着透明中空的鹅管,有200根之多,最长达0.7米。与景观“鲤鱼戏水”遥相对应的是一枚站立式石盾,高1.5米,盾板直径0.7米,因其成因独特,加之形体巨大稀有珍奇,有“亚洲第一盾”之美誉。
      在紫霞谷里可以看到最显眼的是这座七层宝塔,这是一根直径0.3米,高0.8米的石笋,造型逼真,符合中国古代的塔式建筑风格,整齐规范无可挑剔。飞檐尖顶,门窗户扇,一应俱全,形象的无可挑剔。更值得叫绝的是它正好七层,佛语中所谓七级浮屠,指的也正是七层塔的意思,因此它被视作鸡冠洞的“镇洞之宝”。它是滴水周期性变化形成的,在这个七层宝塔的下边您还可以看到一个未开发区,取名“无底洞”。探险人员下到洞中,来回将近半天的时间仍未找到尽头。
      仰望洞顶,可以看到洞壁上一面悬挂式石盾,盾板呈水平状,直径2.8米,再加之盾板周围有帏幕似的盾坠,即使拿古代帝王的皇罗伞与之相比亦相形见绌,国内罕见。石盾又名调色板,因具有一块盾形板而得名,一般分为盾板和盾坠两部分。由洞壁石缝里边向外喷水沿盾板边缘受重力影响向下流淌石化,形成了下面的支撑部分盾坠,而上边的平面盾板,专家一直作以研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论。就它的站立形态和大小来看,鸡冠洞内的这面石盾远在美国喀巴布斯斯的那面之上。在整个亚洲地段的石灰岩溶洞中,也是屈指可数的,被誉为亚洲第一盾,它是鸡冠洞众多景观中的一大看点。
      下一个观景点可选第六景区的摄影台,沿途会看到石笋或如猴子、或如小狗、或如白鸽散布路旁,极富情趣。尤其是路中间称为“绊脚石”的石笋,据说举步跨过便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在“绊脚石”右侧,还有一根根片状钟乳石与地面相连,构成整体宽3.2米,高2米的石琴,排列整齐细密,以石轻击可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琴音清脆,余音袅袅。当站在摄影台上,最抢眼的景观是一根庞大的石柱,经测定石柱形成时间约500万年,柱身自然形成精妙绝伦的浮雕图案,似金龙倒盘,龙头、龙身、龙尾、龙爪清楚可辨,被命名为“盘龙玉柱”,因其雄伟高大,形成时间漫长,龙形图案逼真国内独一无二,被权威称为“中华第一柱”。
      第六景区至第七景区落差32米,攀登一条长80米的天然隧道方可到达。隧道的洞壁上生长着大量方解石晶花,雪花状,菊花状,珊瑚状,由小到大呈一庞大的晶族集合体,异常珍贵。而“石牡丹”是形体最大的一种石花,堪称奇中之奇,它直径有0.14米,纯洁莹亮,国色天香,由第六景区摄影台拾级而上33级台阶路左侧洞壁上便可欣赏到。位于白牡丹左前方的洞壁上还有一枚直径有0.16米,高0.14米的小石盾,如同一只小巧的绣花盘,它也是洞内最小的石盾。
      洞中景观奇特壮观,除了那些晶莹透亮的石花以外,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洞顶垂挂下来的整齐的钟乳石,排列规范整齐,似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一样,因此在地质学中把它叫做石旗。专家称:石旗的生长起因、生长过程正在研究之中。它在我国的溶洞里,也是很少见的,令人惊叹不已。据专业探险人员说洞中心位置已探到出洞后的鸡冠山南峰下,目前我们管理处正在编制开发计划。
      前方洞壁上的鹅管与洞顶上的钟乳石不同,鹅管是一管状沉积物,也是方解石结晶,但又与非重力水结晶的石晶花不同,鹅管的方解石结晶因受重力水影响而铅直向下。管状物的形成是个复杂的地质范畴,由于洞顶向下滴水的流量变化,形成 的环形管状水柱在瞬间内被石化而成,因此鹅管的生长速度与洞顶滴水量密不可分,专家称鹅管在地质研究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鸡冠洞中的景观观赏价值极高,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面石琴,不仅看似竖琴,而且用一石块在上面敲击,就可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但是现在为了保护洞内自然景观,已经把它做为重点景观保护起来,不允许敲击。
      鸡冠洞的路程至此走过一半,但是鸡冠洞七绝“奇、丽、幽、深、险、峻、秀”已经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奇特的自然通风口、独特的“比萨斜塔”、水位不会变化的“水平池”、独一无二的“亚洲第一盾”和眼前绝妙的石琴等它们演绎出了鸡冠洞的“奇”,而洞壁上成簇成片,洁白透亮的石花、成排成行,重重叠叠的石幕、再加上飞流直下磅礴壮观的石瀑,将鸡冠洞妆点的金壁辉煌,壮丽无比。洞内的“深”和“幽”,百余米的落差使洞内的旅途可谓登峰造极,深幽莫测的洞天河,哗哗作响的流水将我们的思绪带向一个遥远的国度,幽幽紫霞谷无底洞藏有的无数宝藏,令我们神往,难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1993年游览鸡冠洞时,竖起拇指啧啧赞叹“鸡冠山溶洞,北国之瑰宝”,与原新华社社长著名作家穆青的题词“北国第一洞”,真是相得益彰啊!
      鸡冠洞景观密集,有一步三景的说法。在我们经过的路旁还可以看到一些活灵活现的景观。近处有一只可爱的小狮子狗,远处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和平鸽,都是一些较为形象的小景观。当我们穿过身旁的石林,在我们脚下还有一块“绊脚石”;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过了“绊脚石”,今后的生意、学业、仕途便会一路顺风。
      这边这个金黄色灯光打亮的石柱,被中国洞穴界的权威,中国地质学会洞穴研究会会长朱学稳教授赞誉为:“中华第一柱”。在石柱上还有凸起的浮雕花纹,如同龙在盘绕,龙头在下,龙尾在上,龙头、龙身、龙爪、龙尾清晰可辨,所以又叫“盘龙玉柱”。论其雄伟、高大以及浮雕图案的复杂,在国内实属独一无二。这根石柱的形成时间已超过了1000万年。而且非常奇妙正好生长在大厅的正中央,以顶天立地的气概支撑着近3000平方米的地下世界。
      鸡冠洞精华部分尽收眼底,即将看到的是2002年刚开发的观赏面积最小,景观最为密集的第七景区藏秀阁。在我们前往第七景区的路途中您还可以看到这儿有全洞最小的一面石盾,直径不超过10公分,但却也是个稀有的直立式石盾,这是第五面石盾,像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绣花盘一样。“洛阳牡丹甲天下”,而栾川作为洛阳的后花园,当然少不了这名贵的花种,看这朵牡丹孤傲群芳,久开 不衰。在它旁边您还能看到一些卷曲石,它是一种螺旋状或扭曲向上的钟乳石。是由包含碳酸钙的水从洞顶或洞壁的毛细管渗出而沉积的,可以沿任意方向生长。














      第七景区·藏秀阁:第七景区藏秀阁是洞内观赏面积较小的一个景区,也是鸡冠洞开业十年后又开发的一个新景区,是最具生命力、最能突出峻、秀特色的。在周围景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滴水,只要有水的地方,洞内景观就会生长,这些景观都默默无言,但其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这里面积虽小但却小巧玲珑,景观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景区分上下两层,洞顶有一直径1.6米的洞口,从洞口望去,只见洞中石笋、石花密布,景色迷人,洞口周围垂挂的钟乳石更是如帘如幕,因此处尚未完成开发,不能欣赏全部景观,所以叫做“藏秀阁”。
      这片红光照射的景观,它如钟似乳,是钟乳石的典型代表。抬头看,洞口如同井口,周围石幕、石幔垂挂,里边看上去,别有洞天。它离地高达7米,洞中有洞,景色迷人,可惜目前尚未开发,据说上面也是七仙女居住的地方。
      在路旁的这组景观取名“千年一吻”。地下向上突起的石笋与洞顶悬挂的钟乳石,差1公分就要接到一块了,在雨水正常情况下,石笋沉积的速度比钟乳石快,所以比起对应滴水点的钟乳石来说,石笋常常形体更为高大 。但就这一组景观而言,据地质专家测算,依照正常滴水量,上下同时生长需40~70年方能连接,因此景观被戏称“千年一吻”。
      第七景区是全洞内最具生命力的一个景区,也是洞内重点保护区。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最形象、最浪漫、最时尚的一组景观“情侣石”,是两细小石笋经漫长时间连合在一起而成的,仿佛一对热恋的情侣相互依偎,它的位置就在“千年一吻”同侧向前的2.5米处。2004年10月15日,鸡冠洞景区根据情侣石景观,举办了“一吻千年”热吻大赛,创下了五个全国之最。但这还极为符合我们中国“男左女右”的传统说法。
      “情侣石”的右前方是一根高1.2米的石笋,圆身尖顶,清晰可辨11个层次,颇有伊斯兰教宝塔的建筑风格。“情侣石”正对的洞壁上生长的石旗则是片状钟乳石,它是沿洞顶曲折的石缝的流水沉积而成的,形状像迎风招展的旗帜。

      第八景区·石林坊:石林坊景区观赏面积1000平方米,有流石坝、莲花池、石帘、瑶池回首和银龟送客等景观,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瑶池回首更使人感到鸡冠洞的恢宏壮观。
      第八景区石林坊是洞内开发的最后一个景区,景观分散、成因复杂是这个景区的特点。景区内最吸引游客的是由一片片长短不等的钟乳石排列齐整悬挂在洞壁上,形成宽8米,长6.4米的石帘,尤如石林倒挂,能与路南石林平分秋色。
      在石帘的正前方有一潭碧水,因水中生长有莲花盆而取名为“莲花池”。莲花盆,呈圆形或椭圆形,表面平整,边缘薄,似荷叶浮于水面,莲花盆属洞穴次生化学沉积物中的协同沉积类型,属重力水与非重力水或者重力水的多种运动形式多机制协同任用的生成物。在这里是由洞顶滴水和流石坝池水在极其严格而又非常巧妙的相互协作下形成的。像这些莲花盆在我国南方一些溶洞中均有发现,但在北方溶洞中仅在鸡冠洞发现4处。莲花池水面平静如镜,倒映洞顶景象,分明就是海底世界,有高山、低谷和朵朵石花绽放,珊瑚成群,峡谷幽深,神秘莫测。其实它是彩灯打到洞壁上,产生的倒影,会给人一种幻觉。大家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水中有许多小鱼儿,不过这些小鱼儿由于长时间不见阳光,视力已经退化,逐渐变成了盲鱼。另外在池水中还散落着一些圆形和椭圆形的石盘子,这就是观音菩萨的莲花宝座。
      回身右看,由洞壁流水在地面上形成状如层层梯田的沉积物,取名“流石坝”。它形象云南的石林风光,规则的石钟乳排列整齐又密不透风,说似石林,但却生在洞里,因此整个大厅就被命名为石林坊。与石帘同侧的洞壁上有两面相邻生长的石盾,一面直径0.51米的盾板正对观景台,另一面直径0.77米方向相反,形成互为阴阳的奇特景象,被地质界称为“阴阳盾”,世界稀有。
      最后,位于石帘右侧,一个长4.8米的混合沉积物,形似乌龟,其行进方向正对出口,所以取名“银龟送客”,它和我们进洞时看到的“金龟指路”正好遥相呼应。
      与第八景区石林坊依依作别,通过120米,高2.5米的人工隧道即可出洞。

 

 



      决定坐地轨缆车下山,第一次坐呢......

 

      好可爱的缆车呀,像小时候的玩具......





 



 
      停车场......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3

 

2016国庆洛阳行——栾川·老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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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栾川·老君山

      早上7:30准时来到了老君山售票处。好美的景致啊,洛阳的自然景观果然就在栾川,大美栾川!往返5个多小时的车程很是值得的......

      早上7:30准时来到了老君山售票处。好美的景致啊,洛阳的自然景观果然就在栾川,大美栾川!往返5个多小时的车程很是值得的......
      好大的广场啊,背后是峡谷里的栾川县城;迎面而来的是八百里秦川......



      老君山,本名景室山,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城东南三公里处,老君山是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高达2200余米。被道教尊称为太上老君的李耳(即老子)曾在此山修炼,唐太宗因此将景室山改名为老君山。老君山自北魏以来,是周边各郡香客朝拜要地,其山顶的太清观也是始建于北魏。老君山是国家AAAAA级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是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2297米。

      在这里购票后,汽车一路蜿蜒而上,又行了许久的车程,才来到真正的入山口。来得早真好,游人不是很多......

 

      汽车再一路上行......

      老子文化苑:老子文化苑是传承和弘扬老子思想的圣地,采用汉代建筑风格,主题思想是“大道行天下,和谐兴中华”。园区内的老子铜像于2014年被大世界吉尼斯收录为“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最高的老子铜像。”

 



      终于到达了索道的入口......

      《诛仙·青云志》取景于老君山,儿子这个还不算超级粉丝的后生兴奋异常,本来可有可无的旅程立时珍贵了起来......

      刚才还窃喜,以为自己来得早,这里没有什么游客呢!却原来在这里等候......
      想了半天没敢“脱离群众”,自己去爬山。幸亏啊,索道直上的高度有好几百米呢!耗时将近半个小时,这要往上爬......想想都害怕!
      看不到终点的索道......



      直上云霄呢......
      老君山,位于洛阳市西南方约150公里处,是伏牛山脉的主峰,相传是道教始祖李耳(著名的“老子”)的归隐修炼之地,北魏时在山中建庙纪念,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受到皇封,修建“铁顶老君庙”,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颁赐老君山道经诏谕,封为“天下名山”。老君山有景室山、华室山、压塌坪等三座山峰组成,古称“伏牛三鼎”、“君山三姊妹”,1997年由国务院批准建立“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为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栾川园区的核心景区。
      老君山锦山秀水,有“北国张家界”之称。境内峰、崖、石、沟、谷、涧、瀑、潭、川、巅、洞、岭,星罗棋布,风景如画,览君山之胜,景观重重,美不胜收。老君山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生态环境良好,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6%,有“中州地区天然动植物种质基因库”之美誉,号称洛阳的“避暑山庄”,为栾川八大景观之首,被誉为“君山奇景”。北魏时建老君庙,铁椽铁瓦,金碧辉煌,唐、宋、明、清诸代均尊为道教圣地。老君山气势雄浑,“驻足峰巅,放眼四顾,可西瞻秦阙,南望楚地,北眺龙门,东瞰少林”。
      老君山记录了十九亿年前造山等地质构造的演变过程,山中具有独特的“滑脱峰林”地貌、壮观的石林景区等景观群,非常震撼心灵。山中树木茂盛,风景如画,处处都能看到山泉从山石缝隙中溢出,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中隐藏着十几处瀑布,清澈的激流从数十米高的崖顶跌落下来。雨后的老君山,云雾环绕在各个山峰中,如果你去山顶,还有机会观赏到极美的云海和日出。老君山风景区面积庞大,主要分为居中的老君山主景区、西部的追梦谷景区和东部的寨沟景区。

      老君山,原名景室山,是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2200米。西周时期,因“守藏室史”李耳到此归隐修炼,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唐太宗易名为“老君山”,沿袭至今。
      北魏时期,为作纪念,在山上建有老君庙。
      唐太宗时期,由大臣尉迟敬德监修老君庙,山巅修建老君庙,铁椽铁瓦,以“铁顶”著称,灵官殿、淋醋殿、道德府等庙宇古朴凝重,香火炽盛。
      明万历年间,卢氏县令高出作《登景室山赋》,序中也写道:“余至卢氏,闻境有山,巍峨际天,俗传为老子之居,即以老君名之。”
      1997年由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君山不墨千秋画,伊水无弦万古琴”。是的,老君山的确是一副画卷,一副与五岳并秀的山水画卷。现在我们正站在这幅画的面前,让我们随着画轴的舒展,细细品味这幅自然山水的韵味吧!
      沿着索道旁边的木栈道走不了多远,就到了中天门......

      救苦殿:中天门到山顶的救苦殿一共518个台阶。人们常说:“自古名山僧占多”“深山藏古寺”,因此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府观,最早都叫山门,后来寺院的建立发展到平地上来,寺院的“山门也就因为“山”和“三”是谐音,而发展成建立三道门或者是一座门三个门洞。在这里刚才我们大家在两个平台上休息,可能大家心里会认为那两个平台就是为大家休息而设计的,其实那是为了建立与中天门同一中轴线上的另外两道牌坊而留下的平地,等三道门都建成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由人间向仙界的过渡地带。
  救苦殿原建于唐代,清末时被火烧,甲申年又集资重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殿。殿内供奉的是太乙救苦天尊,《太上三洞表文》中称天尊有九,即: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天尊、九幽拔罪天尊、朱陵度命天尊、火炼丹界天尊、法桥大度天尊、金阙化身天尊、逍遥快乐天尊、宝华圆满天尊等。太乙救苦天尊居九天尊之首。太乙救苦天尊之职就是“至圣至仁,极慈极爱,乘九师之仙驭,散百宝之祥光,接引浮生”,传称,太乙救苦天尊神通广大,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当人如遇到苦难,只要口中念诵太乙救苦天尊名号,太乙救苦天尊就会随声应化,帮助人解忧排难,化凶为吉。对於积功行善、功行圆满之人,太乙救苦天尊会“乘九师之仙驭,散百宝之祥光”,接引升仙。道教的主要宫观一般都有太乙殿,供奉太乙救苦天尊之神像或神位。太乙救苦天尊之神像常作天尊骑狮子状。道教徒通常只是在上中下三元之日或为亡魂举行黄箓超度道场时,才奉祀太乙救苦天尊。宋元以来,道教科仪中以太乙救苦天尊为主神的,名目繁多。例如:《太乙救苦天尊说拔度血湖宝忏》、《灵宝炼度》、《九幽灯仪》等等。在此类科仪中,太乙救苦天尊除了接引浮生以外,还主持以水火交炼亡魂、主持清荡血湖地狱、破狱拔度罪魂等等。

  老子骑牛石雕:这里叫救苦殿洼,老子骑牛石雕是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老子的描述,在被汉武帝誉为“雕刻之乡”的河北曲阳用青石雕刻而成。整个像高3.8米,长4.5米,重18吨,因为老子得道成仙了,所以他骑的青牛也是神牛,是有灵性的,因此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摸摸青牛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青牛颈,一辈子不生病,从头摸到尾一辈子无后悔。”另外大家可以绕着老子坐骑转圈,传说“正转三圈升官,倒转三圈发财”。

      竟然还有索道,满心想从中天门往上爬。看看直而陡的阶梯,还是转头去买了索道票。真买值了,这样高而陡的山头我这样的体力,真的不行呢......

      老君山保护区现有国家级保护动植物102种,有中草药830种被用于中医药的研究与开发,因此老君山也被称为国家中草药基因库。前边这棵树叫“领春木”属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又称“钥匙树”,秋天,叶子变红后又变黄,是著名园林观赏树种。

 

      漫树挂着玻璃风铃,清脆悦耳,真好听......



      老君山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2.4℃,年日照2103小时,无霜期198天,年均降水量872.6毫米。年降水量最高达1386.6毫米,最少403.3毫米。
      老君山原貌保存良好,它记录着十九亿年来华北古陆块南缘裂解、离散、增生、聚合、碰撞、造山等构造演化过程。老君山以中低山夹河谷地貌为主地形起伏大,属华北地层区豫西分区,跨越熊耳山小区和伏牛山小区,出露地层有:太古界太华群,下元古界宽坪群,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蓟县官道口群和栾川群,上元古界青白口系陶湾群、古生界奥陶系二郎坪群、新生界古近系和第四系,岩性岩相变化大;有区域性的深大断裂分布,地质构造复杂。

       站在峰林索道的平台,眺望群山夹缝中的栾川县城......

      看,远处还有索道......

      颇有宽银幕的感觉......



      到了,到了......这索道坐的真过瘾......

  



  舍身崖:舍身崖是山顶游览过程中的第一个漂亮的自然风光景点。翘首而望,看那古松摩云,危崖欲倾,确实雄伟壮观。每当日落之时,此处“余辉返照千山色,满峪参差人画中”,瑰丽的晚霞映着诡奇万状的险峰怪石,奇光异景,色彩缤纷,令人赞叹不已。关于这美丽如画的“舍身崖”,还流传着一个悲壮动人的故事:
  民间传说古时山下有一个叫春女的孝媳,公公、婆母身染重疾,久治不愈,听说老君灵验,便登山拜老君求医。在向老君祈祷的过程中,孝媳许愿说只要双亲病愈,愿舍去自己的性命来报答神灵。果然,当返回家中时,公公、婆母都已康复,且已下地干活。于是春女还愿来到山上,毫不犹豫的从此处跳下深渊。石老汉夫妇见天黑了媳妇还没有回来,便打听,后来有人说见到她上山了,于是夫妇两人就请了十几个小伙上山寻找,在舍身崖的下边山谷里找到了媳妇的尸体,用木匣往回抬,越抬越沉,好不容易抬到石家门口,却看见春女容光焕发,端着热茶从屋里走出来,吓得小伙子们撂下匣子就跑。一传十,十传百,都说石家出鬼了。围观的人很多,这时候一个白眉毛白胡子的老道士来到当院给村民说“此家有孝媳,精诚感天地,黄金赐千两,增寿七十七”,说罢拂尘一扬,木匣自开,黄亮亮的黄金滚了出来。老道化作一缕青烟不见了,这时围观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老君显灵,人们跪地叩头不止。后人为了纪念的春女的孝道,就将此处命名为舍身崖。
      奇特的舍身崖景观,由空古来风和众多的华山松组成,脚下千尺峭壁,颇为雄险。这片灰绿色针叶树木叫华山松,材质优良,可做建筑材料和家具。其种子较大,含油,可食用,生于海拔1000米以上山坡中。

      青云门:道教胜地老君山是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主峰,其独有的青山云海,灵风道韵,与古典仙侠剧《诛仙·青云志》场景不谋而合,被定为其外景拍摄地。此洞原名青云洞,穿过此洞犹入仙境,便见云遮千里、雾锁万峰、苍松隐现、似静若动,又有剧中张小凡、林惊羽、陆雪琪众弟子由此进入青云门修行,自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俨然仙界之门,故又命名为“青云门”。
      山岳经典·十里画屏:洛阳老君山峰林景观,如刀劈斧削,犬牙交错,披绿挂红,雄伟壮观,多姿多彩。由于老君山花岗岩体与其它花岗岩的不同。老君山的岩体是由“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组成。它是在距今1.4—0.8亿年间秦岭造山带抬升造山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年轻的岩体,被国内地质学家命名为“老君山岩体”,峰林之间内一步一景,步移景换,景景如画,故称之为“十里画屏”。
      山岳经典·十里画屏是老君山的主打精品景区,这里既具有北方山水的雄浑大气,又具备江南小桥流水的秀丽多姿,可谓纳百家而集大成。整个游览区全长十余里,群峰竞秀,峰峦叠嶂,空气清新,景色如画,让您尽情感受“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绝妙,因而被称为“山岳经典·十里画屏 ”。
      山岳经典·十里画屏包括仙境源、半仙界、马鬃岭、朝阳洞、金殿等游览区,在这里,您可以游峰林、奇松、观云海、雾涛、赏春花、秋叶等,从而达到远观、近赏、身受、回味等感官体验,被赞誉为“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
      山岳经典·十里画屏为海底火山岩和火山沉积岩形成的世界地质花岗岩奇观,具有极高的地质科研价值,包含的地质奇观主要有:飞来峰、斜歪峰林、滑脱峰林、滑塌峰林、剪切裂缝、滑动面、滑坡裂缝、滑坡鼓丘、蠕动状滑脱峰丛和滑坡台阶等,众多的地质遗迹记录着19亿年来大陆造山运动的全过程,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及国际对比意义。

      离我们稍近的这座山叫中鼎山,稍远一点的叫华室山。中鼎山海拔2052米,山顶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透亮的山洞。实际上是乱石搭成的一个门状石孔,下面有一堆巨石,当地老百姓叫它乱中鼎,在它的周围,柱状石缝林立,有高有低,上面苍松叠翠,苔藓挂绿,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再远一点的叫华室山,俗称娘娘垛,海拔2072米,有20多做山峰并排站立,上面石松倒挂,气势非凡。

      峰林烟岚:在近千亩的范围内有大小石峰三千多座,形态各异。在这些奇石奇峰中,最著名的就是老君悟道峰,在天然石壁的夹缝中仍生长着百年苍松。

      老君山之所以为核心景区,一是有厚重的文化积淀。二是科学内涵丰富、花岗岩地貌景区独树一帜。在老君山入口处,也就是中高山区与低缓山区接壤地带的伊河南岸,分布着具有古生代华北板块大陆南缘边界特征的巨型地质构造带——黑沟栾川断裂带(栾川为命名地,足以显示构造遗迹保存的典型性)。这条在地壳演化不同历史阶段均起重要作用的地质构造遗迹,是划分中国大陆中央山系秦岭造山带与华北板块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界线,它记录着古代时期发生的大陆裂谷作用,古生代时期形成的板块构造体制,中生代时期造就的颅内造山运动和新生代新构造运动的推覆构造形迹,对研究追溯华北古陆块南缘裂解、离散、增生、聚合、碰撞、造山演化过程,具极高科学研究价值。受新构造运动影响,老君山花岗岩体地貌景观自北向南表现出锯片状叠置的单面山景观——滑脱峰丛——滑塌峰林到断层崖地貌,是造山代花岗岩地貌景观系列的重要补充。 三是环境优良、景色迷人。大自然用它那神奇的彩笔在不同的季节给老君山变换着不同色彩,在这些大自然的杰作中,当属秋天的颜色最迷人。老君山的主要秋景有野菊荟萃,一墩墩、一簇簇相连成片。若遇秋风劲吹,则见花海涌动,彩浪起伏。十月初,老君山层林尽染,出现“树头万枝齐喷火,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奇观。君山特色的五角枫、黄栌柴、漫山遍野的林不苏、云阳叶、木棉树、柿树、漆树都向游人展现着它们深浅不同的红叶、淡红、深红、黑红、火红、真是飞红流丹!正是“君山红叶竞秋色,万木霜天红烂漫”。——这就是红叶斗妍。四是原始林海、古木秀色。在老君山海拔1500米以上有大面积的原始山林,因山高气寒和春短冬长的特殊气候影响,出现了数目形态多变的怪象。它们在中秋节过后开始落叶,到了十月就抖掉了绿色的秀幕,裸露出了古林的新奇。生长在这里的桦栎、青岗、黑腊子、山榆等树如雕似塑,千姿百态。有的树长得像蟒蛇弯弯曲曲;有的像木桥横加平伸;有的树如同骆驼弯腰弓脊;还有的像雄鹰展翅欲飞。这些老林古树的纸条还鼓起了许多树疙瘩,犹如桃李挂满枝头。这些光怪陆离的林貌现象被有人称为“古林秀色”。



      紫荆花海:每年3-4月间,老君山追梦谷中紫荆花竞相开放,美艳夺目,是绽放较早的“报春花”,当树枝上叶子还未长出时,枝条上花已盛开,又名“满条红”。老君山紫荆为北方巨紫荆,又名乌桑、兄弟树、友谊树。花色紫红,形如蝴蝶,艳丽可爱,是分布于老君山海拔800—2000米阴坡处的特有植物。老君山紫荆具有:花期早、 花期长、色泽艳、花朵密、树形大、花质优等六大特点。品种主要有丛生紫荆(灌木)、垂丝紫荆和总状花序紫荆(乔木);适应能力很强,性喜光,耐寒耐旱,也耐水渍。紫荆的根、皮均可入药,有活血行气、消肿止痛、解诸毒物的功效。



 



 

  飞来石:走过万山千水,飞来石无处不有,老君山不同它处,看,它架在古树杈上,谁也不知它来自何方?传说每年的三月三王母娘娘都要开一次蟠桃会。有一年盛会结束,各路神仙在向王母娘娘祝寿的时候,有一只调皮的猴子跑到供桌旁偷了一个桃子抱着就跑。不幸的是却被王母娘娘身边的一个仙女发现了,她就顺手拣了一块石头向猴子打过去,而这块石头就正好落在了老君山,构成了老君山小巧玲珑的飞来石一景。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块山岩是长在一起的,也就无话可说了,偏偏留下一条缝隙,路又经过这里,仅容一人通过,无论胖瘦,都能挤身过去。 

      中鼎云涌:云海,是老君山的一大奇观,而中鼎云海为老君山云海之首。云海出现时,放眼望去,云遮千里,雾锁万峰。犹如站在碧波万顷的汪洋大海之中,翠峰隐现似动若静。在上晴下阴的云海出现时,显现出“海到天涯天为岸,山至极顶人为峰”的景观。









     这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独出一峰















 

 







      看山佬





  仙人观云海:对面山峰半山腰的一块小石头,非常像一位头戴唐代帽子和身着唐代披风的大诗人,那就是老君山的仙人观云海景点。

      这样陡峭的阶梯......









      美丽的秋季,美丽的树叶......













 



      摞摞石:当年太上老君骑着青牛驾彩云来到景室山,因青牛走路用力过猛,将这块石头踩翻滚下山去,当时山崩地裂,响彻云霄惊动玉皇大帝,玉皇闻声,掐指一算言道“石破天惊,道德天尊,驾临景室,传经布道,乃凡间幸事”。太上老君往后一看,山石滚落,忙将手中拂尘一扬,大石飞起,落回原处,严丝合缝,才松了口气对青牛说:“大石落山,有伤害生灵之忧,你我务必小心才是”,青牛“哞”的一声点了点头往峰顶而去。九百年后唐朝诗人李贺听说了这个故事,写出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千古绝句。







      太美了,这样的风景怎不让人沉醉其中?!忍不住自拍......

      千丈崖



 

      险而弯曲的小路,真不知工人们是怎样修建这些道路的,走在上面都心惊胆战呢...... 

 



      走到这里,听见山下广播:游客朋友们,鉴于索道排队时间超过两个小时,请走老君山的另外两条游览线路。终于为早起这个决定感到自豪了呢......现在也不过只有九点半钟......

      远远望到了老君山的玉皇顶......

      俯瞰栾川县城......

 

      沿着木栈道向上,就到达了老君山的最顶峰......

      马鬃岭:这里的两座山峰,前面的一座山峰就像一匹马的头,而后面的山峰则犹如马鬃,因此后面的山峰就得名为马鬃岭,它是老君山得最高峰,海拔2200米,是观赏老君山自然风光得最佳处。站在马鬃岭上,可以体会到杜甫登上泰山在《望岳》中写到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站在马鬃岭向北望去,我们可以看到县城的街道,房子好像沙盘模型,再往北看,群山逶迤那就是鹅羽岭和熊耳山脉。县城的潭头、秋扒、狮子庙、白土、马超营一线以北的熊耳山主峰,是由距今35亿年至10亿年的地层组成,形成秦岭造山带北缘的后陆逆冲断褶带。
  马超营至潭头一线以南至县城(伊河以北)一段,是秦岭造山带北迭瓦逆冲推覆构造带。是距今14亿年至5.7亿年亚洲大陆独有的栾川群、陶湾群(均以本地地名命名)沉积层序,属华北古陆块南缘弧后盆地内的炭质、炭泥质、泥钙质复理石、类复理石沉积,并有碱性岩床、岩墙群侵入。到距今2亿年以后的中生代,此区成为陆内造山带北沿推覆体的前沿逆冲断层带,伴随强烈的岩浆活动,形成了大量以钼为主的多金属矿床。赋存着世界八大钼矿之一,亚洲最大的木矿床,已成为我国的钼业基地。
  伊河南岸(黑沟——栾川断裂带以南)至老君山花岗岩岩体之间,是距今18亿年至5.7亿年间,华北古陆块南缘地壳在以扩张伸展为主的构造动力学条件下形成的裂陷海槽中喷发的海底火山岩及火山沉积岩系,显示出裂陷海的构造环境。
      在马鬃岭上可以看到日出、云海、佛光、雾凇等奇观的地方,但是遗憾的是那些奇观却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而是都需要一定的特殊环境才会有的:日出是晴天的早上有的,日复一日,太阳东升西落。但是日出奇观,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游客。观赏日出,成为许多风景名胜区的重要一景。如泰山,黄山北戴河等处看日出,作为伏牛山主峰的老君山也有日出这一奇观;云海是多发生在午夜或早晨,那是因为午夜和早晨时山地中多形成稳定的逆温层,逆温层上下空气密度和气流速度有较大差异,容易形成气流波动,形成云海;佛光是由光线的衍射作用产生的。在水汽丰富的山势高峻地区,半山腰常分布由白茫茫一片云海。当人站在山上,若光线从人的背后射过来,由于光线的衍射作用,会在人的面前的云幕上出现人影或头影,影外围绕有彩色的光环,就似佛像头上的彩色光圈,因此称佛光。雾凇那是大多在冬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老君山雾淞在中原大地被称为奇观。
  这里还有十里杜鹃长廊,杜鹃是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在老君山上有四种,除映山红外,每年5—6月淡紫色花的常绿秀雅杜鹃;每年5月开白色花叶子较大,叶色翠绿的河南特有树种河南杜鹃;花朵比较大的白色太白杜鹃。

      江河分水:因此灵5是我国长江、黄河的分界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岭,是中国地形第二级台阶和第三级台阶的分界岭,而得名分水岭。岭的南面为亚热带气候,所有的河流注入长江,处在我国地形的第三阶梯,著名的南水北调工程中心线路就是从丹江引水,经过郑州、石家庄到达北京,丹江便是长江的一个分支,属于南阳市,分水岭的南边便是南阳。岭的北面为暖温带气候,所有的河流注入黄河,处于我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位于伊河两岸,伊河是黄河的小分支,分水岭北面正是伊河。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中华辞赋研究会会长谭杰教授在《老君山赋》中,描写分水岭“岭界南北兮,水分两川;南通汉江兮,北发伊源;中汇河洛兮,一脉中贯;呼啸入海兮,浩波荡烟”!

 

 



  观景台:向西边看到的这座山叫中鼎山,稍远一点的叫华室山。中鼎山海拔2052米,山顶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透亮的山洞。实际上是崖石形成的一个门状石孔,下面有一堆巨石,当地老百姓叫它乱中鼎,在它的周围,柱状石峰林立,有高有低,上面苍松叠翠,苔藓挂绿,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再远一点的叫华室山,俗称娘娘垛,海拔2072米,有20多座山峰并排站立,上面石松倒挂,气势非凡。伏牛三鼎,雄伟不失其秀丽,端庄逾显其婀娜。这里还流传着二仙占山的故事。说是太上老君骑着青牛云游,远远看见中鼎山雄奇险秀,便落下云头,准备开辟道场传经布道。道德天尊有九鼎之重,一脚下去,顶峰坍塌,老君急忙踩住西边山头,拔出宝剑,插在峰顶作为记号算是占住了华室山。
  太上老君刚回太清仙境,王母娘娘也从这里经过,并且一眼看中了华室山,王母落下云头一看太上老君已插剑为号,便心生一计,急忙脱下绣鞋,往山上一放,拨出老君的宝剑,往绣鞋上一插,回灵霄宝殿去了。
  时过不久,老君搬来炼丹炉,王母娘娘带着众仙女同时来到华室山,二仙为了谁先占山争执不下,就请来元始天尊评理,元始天尊说:“你们二位同是道家仙源,谦让为好。若论起理来,剑插绣鞋,是鞋在先剑在后,道德君就以景室为道场吧,”事已至此,老君只好东迁景室,后人称曰老君山。西鼎华室山为王母所占,取名“娘娘垛”。中鼎被老君踩塌,取名“压塌坪”。

  论道台:传说太上老君到老君山归隐之后,有很多信徒前来听经学道,有一次有几个虔诚的年迈信徒长途跋涉来到老君山想到山顶听老君讲经传道,可是当他们大家行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却已筋疲力尽了,老君得知情况后就骑青牛下来,在此处给他们讲经传道,于是此处后来就命名为论道台。


 



      峰林景区:提起石林有人可能会想到云南的石林,想到美丽的阿诗玛。老君山的石林与云南的石林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从地质角度讲,云南石林属于典型的石灰岩岩溶地貌,老君山的石林属于海底火山岩及火山沉积岩系。其地质术语为:“花岗岩峰林”。说到花岗岩,人们就会想到光秃秃、滑溜溜的特征。这是由于花岗岩的球形风化,因此,其形体特征是鹅卵状,表面特征是光滑,难存植被。然而,老君山石林却不具备花岗岩的这些特征,而是刀劈斧削,犬牙交错,披绿挂红,植被茂盛。看上去更加雄伟壮观,多姿多彩。这是由于老君山花岗岩体与其它花岗岩的不同造成的。老君山的岩体是由“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组成。它是在距今1.4—0.8亿年间秦岭造山带抬升造山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年轻的花岗岩体,被国内地质专家命名为“老君山岩体”。老君山岩体就位后,经长期的构造剥蚀作用,造就了当今奇峰异谷,挺拔秀丽的地貌景观。因此,世界地质公园评审专家赵逊先生称:老君山南坡石林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花岗岩峰林奇观。” 

      峰林烟岚:老君山峰林地质上称为滑脱型花岗岩峰林地貌,被世界地质公园评审专家赵逊先生称赞为“老君山滑脱峰林奇观,举世无双”。近千亩范围内大小石峰千余座,千峰竞秀,姿态万千,每当山雾乍起,奇峰怪松隐现雾中,宛若海上仙山,被称为“缩小了的仙境,扩大了的盆景”又名“峰林烟岚”。



 









      看到了玉皇顶......

 

 



  朝圣峰:这136级台阶上就是老君庙了。这里所有的山峰都朝向老君庙的方向,人称朝圣峰。著名诗人林丛龙甲申年初夏登老君山时在此处赋诗一首:
  迂缓轻车上九天,群峰伏首拜君山。眼前万树风推浪,脚下双河鸟戏帆。
  故事如歌曾化石,华年似水不求仙。当知老子终何去?伏地为牛亦美谈。
  老君庙:这里是老君山正顶,亮宝台、玉皇顶双峰对峙,中留一门叫南天门,寓意其高,门内平台,前建老君殿,后盖藏经楼,明清两代都叫老子楼。原建筑始于北魏,历代重修,唐代尉迟敬德曾监工重修一次,明朝最为鼎盛,铁椽铁瓦、大铁钟、铜牛,一片金碧辉煌,五十年代初期被毁坏,现在的庙宇是2004年重修的。
  南天门:是南阳人上山拜老君的唯一一条道路,在山下观望老君庙如在天上,此门形容其高。当初修南天门天梯时,曾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数位民工正在施工,天突降暴雨,还夹着狂风。民工们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新架起但未焊接好的铁梯也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万般无奈之中,有个民工喊:“我们为什么不求求老君爷呢?”于是他们一齐跪下来祈求太上老君保佑。霎时,风停雨止,云开雾散。民工都说,老君爷显灵了,老君爷显灵了。这一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真是太上老君施了法术?大家到老君庙里,拜一拜老君就知道了。



      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铸造的大铁钟,钟围纹饰精美,字迹清晰可辩,上铸一圈正楷字:“皇帝万岁,太子千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16个大字,苍劲有力,其小楷字因年代较远,被风雨剥蚀,难以辨认。
      旁边是一尊金灿灿的伏牛。牛,是道教三清之道德天尊的坐骑,伏牛取义伏牛山主峰及送福之牛。此牛老子文化苑的铜铸老子圣像遥遥相望,此铜牛依照青牛的特点设计,“青”,主春,木德,代表了东方。老子自周入秦,向西而行,来自东方,后世人称“东方圣人”,用青色正取其象征东方之意。
  孙思邈道教里有四大神医,他们分别是:战国初期医药家扁鹊,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东汉末年医学家华佗,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老君庙里供奉的是在道教里被称为药王的孙思邈,传说他是京兆华原(现在陕西省耀县)人,出生于隋开皇元年,活了102岁(也有说他活了141岁)。他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历史上,被人们尊为“药王”。孙思邈7岁时开始就学,博闻强记,每天都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不到20岁,已成为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又兼通佛学经典的人。被称“圣童”。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区,先隐居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究养生长寿之术。后来又到终南山隐居,终身不仕。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徽宗追封为妙应真人。孙思邈给后人留下许多医学理论与药方,被后世中医们誉为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他的许多医药方法和理论被广泛流传,如公元625年写成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千金要方》,655年写成的《千金翼方》以及《摄生论》、《太清丹经要决》、《枕中方》等著作。他的医学著作集方广泛,内容丰富,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发展椰油积极作用。同时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正确记载脚气病和治疗方法的人。他提倡用海藻治疗大脖子病,比国外早1200年左右。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多有建树的医药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炼丹专家。他在《丹经内优硫磺法》一书中,记述了把硫磺、硝石、皂角放在一起烧的硫磺伏火法,这是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记录。火药的发明,孙思邈也是功不可没的。

      金顶道观群:金顶是太阳普照,光芒四射的意思,老君山金顶道教建筑群依托山顶建筑,主要包括老君庙、道德府、五母金殿、亮宝台、玉皇顶、钟鼓楼、南天门、朝阳洞、大道院、神道天桥、回廊等,全部采用明清皇家宫殿式建筑形式,特别是金殿、亮宝台、玉皇顶三座金顶打造,成为老君山道观群的亮点。
     太清观:山顶太清观始建于北魏,历代重修,唐代尉迟敬德曾监工重修,明朝最为鼎盛,铁椽、铁瓦、金碧辉煌,千 百年来,一直是豫、陕、皖、鄂等地众香客朝拜的中原道教圣地。东南沿海香客也慕名前来,仅台湾高雄九龙八风进香团每批朝山者就多达百人。殿内供奉着太上老君及配享香火诸神。
  老君庙正殿中供奉的是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李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约生于公元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东周末年看到朝廷腐败,不可挽回,于是就骑着青牛离开洛阳出函谷关,被关令伊喜挽留,遂在那里著《道德经》,之后就顺着虢国古道从灵宝、卢氏到栾川上景室山归隐修炼,活到一百六十岁得道成仙。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道德经》,也叫《老子》。它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精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五千文》被日、前苏联、德、英等国视为古代哲学中的奇葩而译出版。美周《纽约时报》列其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
  《道德经》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二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书上说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传说太上老君是玄妙玉女贞静自守,受气于天,怀胎八十一年所降生。据经书载:玉女梦见天开数丈,又真人捧日而出,对日凝想良久,日精渐小,从天坠下,化为流星,如五色珠,飞至口边,玉女吞下后,从左肋下诞生一子,初降即能行九步,且步生莲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道独尊,我当开扬无上道法普度一切动植物众生,位登太极,无上神仙。”复趺坐李树下,指树说:“以此为吾姓”至六岁,自谓耳大,取名重耳。人门因其生而白首,而称为老子,又以其耳曼无轮,耳门三漏,化后缢为聃,所以又称老聃。太上老君手持太极神扇,象征三才定位,万物化生,阴阳分明,阳中又阴,阴中又阳,老子的诞辰为农历二月十五日。大多数道观中都有供奉。

 
      玉皇顶:海拔2197.9米,因峰顶有玉皇殿而得名,重檐歇山式建筑,全铜装修,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太白金星、托塔李天王铜像,铜浮雕《玉帝宫外游》。玉皇大帝在世俗的心目中,是中国最大的神,是众神之王,也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老天爷”。手下有数不尽的文武仙卿,对这样一尊大神当然各地都要敬仰,玉皇阁、玉皇庙、玉皇观仅北京就有20多座,所以老君山上敬玉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匾额“玉皇顶”由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题书。殿联为“地阔天尊一心成仙圣,山诗水赋百姓做好人”。祈愿官路亨通,请上玉皇顶。



  亮宝台:亮宝台传说是太上老君展示宝贝的地方。有一年四月初八,各路神仙来景室听老君讲经,之后神仙们要求看看老君的震山之宝,老君上到峰顶拿出了阴阳扇、太极图、炼丹炉。三件宝物金光闪闪,绕老君飞旋三周落到老君手上,众仙赞不绝口。道观内供奉的是财神,财神分为武财神赵公明、关羽和文财神比干、范蠡。这里供奉的是武财神赵公明。民间所供赵公明财神像皆顶盔披甲,着战袍,执鞭,黑面浓须,形象威猛。周围常画有聚宝盆、大元宝、宝珠、珊瑚之类,以加强财源福辏之效果。而姜子牙在《封神榜》里却是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乙龙虎玄坛真君,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和利市仙宫等,统管人世间一切金银财宝。
      亮宝台也是看日出的最好去处,初时,一点殷红穿云破雾,势不可挡。霎时光芒四射,变为一轮辉煌,那激动人心的磅礴的气势,令人开口胸襟、终生难忘。
  晒人场:最近处这座山峰,峰顶平坦,四周陡峭。峰顶松树成林,郁郁葱葱,取名叫晒人场,传说是大地上原来没有人,道德天尊请来洪钧老祖捏造泥人,晒干以后撒向十方净土,大地上才有了人。有一天洪钧老祖正在晒人场上晾晒泥人,突然狂风暴雨大作,洪钧老祖来不及一个一个收拾。慌乱之中用手一搓,撒向空中,造成一些瞎眼少耳朵,折胳膊断腿的残疾人组成了人类社会。

      往北看,栾川县城历历在目,伊河象一条白色飘带穿城而过。县城以北千山万岭统称熊耳山。县城以南叫伏牛山,都是秦岭东西余脉。 

      在这里看到的伏牛山顶峰——马鬃岭。

 

      道德府:道德府原名老子楼,后明万历皇帝颁旨存《道大藏经》,故名“道德府”。现道德府为三开间重檐歇山顶,府内供奉鸿钧老祖、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诸神像,彩绘《朝元图》壁画,府联“道传紫府升玉局以演琅函,德布红尘降瑶宫而颁宝”是台湾中华道教总会理事长张柽所书。到府内朝拜诸神,可灵佑全家富贵安康,所求遂愿。
      后殿道德府是藏经的地方,明万历皇帝下诏书颁经卷至天下名山。在这里有块“诏谕碑”上说的清楚明白。老君山在唐贞观年间就被封为天下名山了,有残缺石碑为证。







 

      老君山因太上老君李耳在此归隐修炼而得名,具有2000多年的悠久道教文化历史。老子写成《道德经》后,就告别函谷关的关令尹喜,骑着青牛而去,《史记》记载:“莫知其所终”。据文字记载,老子归隐于洛阳景室山,即老君山。因此老子文化和道家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老君山地区,老君山也成为中原山水文化的杰出代表。老君庙、灵官殿、淋醋殿、道德府等庙宇,古朴凝重,香火炽盛,一直是中国北方各省道教信众的拜谒圣地。
      北魏至今历代毁毁修修,现存的庙宇中顶峰老君庙规模最大。老君山道教文化区沿途庙宇历史悠久,山顶老君庙有“南有武当金顶,北有老君铁顶”之说。
  仙人桥:两山对峙,长石横架,下临深谷,走在上面战战兢兢。仙人桥相传是太上老君超度节妇孝子、义士信徒得道升仙的地方。据说一个人如果有仙根仙缘,经太上老君点化,走过这座桥,就可以羽化升仙,升仙是道教教徒的最高理想,当然这些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羽化升仙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人看到过。








  三潇娘娘:传说她们女娲娘娘身边的三只金孔雀,即云宵、琼宵、碧宵三姊妹。后来下界到巴国,是为三公主,招赵公明为附马,赵公明逃回蜀国后,遂投入截教修成正果,因为赵公明复仇死于非命。三姊妹被封为主管人间生育之厕神。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君山北麓冰未消,伊水之阳花艳艳。”这是老君山的生动写照。下山途中沉醉于美丽的红叶......

 







 

 
      在索道排队下山,20元钱得到的照片。还不错......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4


附:为什么老君山是老子归隐地?
       据史书记载:“老君山,古号景室,中峰插天,诸峦翠立,去岭巅四十里(离老北街四十里),延 70余里”。因道家始祖老子归隐修炼于此,后更名老君山沿袭至今。
  一、志书典籍佐证
      清《卢氏县志》载:“国还归于周昭王时过函谷,犹龙之叹,现身说法,妙用无穷,当其过函谷,令尹请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上下篇五千余言。令尹者即尹喜,字文公,道家所称,灵宝天尊是也。公尝仰观乾象,见东方紫气浮关,知有神圣过物色而迎之,果遇老子。今灵邑太初观(即古尹喜),候见老子终处,南宗圣宫,即尹喜之故宅也”。老子写成《道德经》后,就告别了函谷关的关令尹喜,骑着青牛而去了,《史记》记载:“莫知其所终”。据以下文字记载,老子归隐于洛阳景室山,即老君山。
      1、《河南通志》卷七载:“老君山在卢氏县东南二百五十里,相传老子修道于此,上有丹灶、丹井。”
      2、《肇城志》卷二十九记载:“老君山在县南二百五十里,南跨鲁山,东接嵩县,周围不知几许。突峰悬崖,隐见云表。昔老子修炼于此上,有老君洞,丹灶、丹井遗迹俱存,人莫能至。传闻陟其顶,则襄汉诸山可以指教。”
      3、《太平寰宇记》:“荆楚之地,卢氏东南近处有老君山,纪念老子李耳。中原老聘是楚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
      4、《老子翼》卷七记载:“义曰:于是者,发句之瑞也;演者,广畅之理也。二篇者指道德二经也。王子年《拾遗记》曰:老君居景室之山,与世人绝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鸣鹤,或着羽衣,共谭天地之数,所撰书经垂十万言。有浮提国献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形。时出金壶器,中有墨汁,状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隶科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老君所撰经,皆写以玉牒,级以金绳,贮以玉函。及金壶汁尽,二人乃欲呕心沥血以代墨焉。
      5、《拾遗记》卷三记载:“老聘在周之末,居反景室之山,与世绝迹。惟有黄发老叟五人,或乘鸿鹤,或衣羽毛,而出于顶,瞳子皆方,面色玉洁,手握青筠之杖,与聘共谈天地之数。及聘退迹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术,四海名士,莫不争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浮提之国,献神通善书二人,乍老乍少,隐形则出影,闻声则藏行。出肘间金壶四寸,上有五龙之检,封以青泥。壶中有墨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隶科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经》垂十万言。写以玉牒,编以金绳,贮以玉函。昼夜精勤,行劳神倦。及金壶汁尽,二人呕心沥血,以代墨焉。递钻脑骨取髓,代为膏烛。及髓血皆竭,探懐中玉管,中有丹药之屑,以涂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存五千言”及至经成工毕,二人亦不知所往。”
      6、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仰慕老子修道养生而获的长寿之术,故信道教,特立“万历皇帝老君山诏谕牌”,虔心祈祷:“联躬康泰,无疆福寿,民安国泰,天下太平。”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廷遣中使,发帑金,建栾川老君山太清官宫殿。继之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朝廷印造《道大藏经》颁发老君山。
      7、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卷二载:“老君山,在内乡县西北250里处,突峰悬崖,隐现云表,世传老子学道于此,药灶、丹炉遗迹俱存,故名”,此庙原有铁瓦盖顶,殿堂两座,内奉老君塑像,旁边铸造铜牛一头,过去香客经年不绝,有“南祖师,北老君”之说——(南阳民族宗教志180页。)
      8、清《内乡县志》卷一记载:“老君山在县北250里处,突峰悬崖,隐现云表,世传老子学道于此,药灶、丹炉遗迹俱存”。
      9、清乾隆年间《卢氏县志》记载:“老君山……老子讲经修炼于此。有老君殿、石柱、铁瓦、丹炉、丹井犹存,明代曾贮藏经八柜,至明末毁蚀无余,顺治间王调元重修。”
      10、清《卢氏县志?艺文卷》《敕建老君山金顶太清观记》载:“老君修炼于景室山,在治东南200里许,老君仙山是也,盘据中南之首,太和嵩少为副,绝顶巍峨际天。昔(时)万历二十三年春遣中使,发帑金敕建宫殿。颁赐道经藏贮于中。天启三年秋(1623年),邑处士甯(宁)功明暨门朋志友捐金帛、寿梓、雕刻祖师佑圣真君,周陶(应为桃花)元帅神像,配享老君烟火。
      11、清《卢氏县志?山川卷》载:“老君山在城南200里栾川镇(原属卢氏辖治),东鸦关岭,西帽盔山,南要儿关,北临伊河。高40里,南望武当,北视嵩岳,东见龙门,西府熊耳。
      12、《卢氏县志?碑志》载:“北魏时,为作纪念,在山建有老君庙。到唐太宗时重修,由大臣尉迟敬德监修”。
      13、清《卢氏县志?艺文志》记:太清观在老君山,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春朝廷遣中使,发帑金,敕建宫殿。朝阳宫、太和宫俱在老君山下。
      14、《栾川县志》在《大事记》《卷五文化》中也都有详细记载。
  二、文物遗迹印证
      1、明铁钟:高1.3米,口径1.65米,平均厚3公分,重500余公斤。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吉日造。钟甬为二龙纹饰,肩部四周有四个圆孔,肩下周围铸:“皇帝万岁,太子千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铭文,铁钟内容因风雨锈蚀,难辨认,大都是捐资者名录,共1050个字,有洛阳、宜阳、嵩县、卢氏、河南府等,还有主持道人刘真环等。
      2、明碑刻:大明万历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立,高1.1米,宽0.51米。碑文:谕老君山太清观住持及道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道大藏经》,颁赐在京及天下名山供奉。经道护敕,已谕由尔住持及道众等,虔诰供安,朝夕礼颂,保安朕躬康泰,宫台睿承千秋,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四方同归,清净善教。朕成恭已,无为之善道道经。厥倚香惜薪司左司副晷颁发,斋戒前去奉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
      3、放光金殿:高1.55米,边宽0.65米。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吉造(未修复)门额铸“放光金殿“,上联:安南辰定北斗开天辟地。下联残,经笔者查找应为:分阴阳判水火炼海烧山。
      4、铁铸神像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铁铸道像18尊,已修复12尊。
      5、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敕建金项太清观使用的铁椽铁瓦400余件。有铭文。
      6、老君骑牛铜像(鎏金)。经到法院看审判杨道的原始档案记录,为洪钧老祖坐骑。
      7、救苦殿碑刻,阳面“永存千古”,阴面碑文:“夫山胡以景室也。盖发于秦岭,结于九皋,缠绵数千里,而钟灵毓秀于此者也”。
  三、诗词凭证
      1、唐·薛能《伏牛山》诗:虎蹲峰状屈伏牛,落日连村妇望秋。
      2、明?李衮咏老君山:青牛老子幽关去,遗庙苍山万仞巅。
      3、明代诗人高出在《登景室山》诗中写道:峭倚中天矗,高临五岳尊,函谷著高论,幽室炼丹砂。
      4、清代诗人李珩在游记中写道:“栾川老君山号称景室,石柱铁瓦,铜铸老子骑青牛像。东瞻二室,南望武当,四面烟岚,一瞬无际,诚域内之盛观。
  四、传说及民俗等旁证
      1、从史料典籍及文物遗迹所印证,都确定老子从虢国灵宝,经卢氏到景室归隐修炼。全国道教名山祭奉的有真武师祖、张天师等,惟独老君山二千余年祀奉道祖太上老君。
      2、据考证,北魏始建庙于景室山,隋朝确认景室山为老子归隐圣地,山因圣人名,更名老君山沿袭至今。
      3、唐代太宗李世民尊老子为“帝室先系“,唐高宗李治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并把《道德经》作为贡举考试的经典。派开国元勋尉迟敬德监修老君山道观。
      4、明代万历帝朱翊钧一生多病,仰慕老子修道养生,寄托于老君山道教神灵中,有诏谕碑明证。明代发帑金,敕建道观,颁《道大藏经》等,明代庙宇宏伟辉煌,居历代之最,香火达高峰。观光朝圣盛况空前。由此,足以证明明太子朱慈烺托迹黄道,在老君山隐迹35年之久的渊源。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明太子病逝于栾川,厝葬于“仙坟墓园”中,翌年三月初六,迁葬于朝阳宫后岭新建陵墓,称“太子坟”,王冲如撰文万仞宫墙,有门难进。
      5、民俗及地名等:老君李耳到景室山归隐后,沿路留下了与老子有关的传说、地名、民俗等,抱犊寨传说是老子牧童成仙而化。栾川附近的老君洞、老君堂及老君钻、老君灶等,都与老君有关。从卢氏到栾川一线敬祖上坟日为老子出生的二月十五日,并家家户户敬老君爷,不论烧砖瓦、开矿等都把老君作为崇拜的道尊。
      6、四月八老君庙会的由来,民间传说是为纪念老君到景室山之日,也有一种说法是老君升仙之日。但目前唯一的证明就是明神宗万历1603年四月初八命名“天下名山”的镌诏谕旨立石。止今409年历史,属于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附:明太子归隐老君山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一个让懂点儿历史的人都烂熟于心的年代,是年甲申之变,李自成大顺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眼见大势已去,预感就要来临的屠戮和侮辱,逼令皇后周氏自尽,又亲手砍伤长公主、杀死幼公主,自己一根绳子吊死在煤山上,自此明王朝灭亡。
  原本,一个朝代的更迭是历史时空转换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旧的去了,新的来了,历史学家用那平静淡定的笔无情地留一下,也就“俱往矣”了。但偏偏这一页,“往”不去。
  虽然对自己、对大明已绝望至极,但崇祯皇帝自缢前,还是留下了一线复明的希望,他没忘叮嘱年仅16岁的皇太子朱慈烺及永、定二王易服出逃,以期他日复国,“报父母仇”。
  但明亡以降,这位太子的命运究竟如何?是死了还是出逃了?
  三百多年来,这几乎成了历史疑案。当历史学家们的目光逡巡到这段岁月时,只有遍翻各种典籍,以期有理想的答案。但实际上这很难,因为没有一个确定不疑的答案。不同的历史版本,所记结果竟会截然相反,归纳起来竟有七种之多。
  这些说法里面,无外两种,一说是被害了,一说是逃跑了。
  被害说中,一说是被李自成杀于永平,一说是被李自成杀于北京,一说是被舅父送清廷处死;逃逸说中,一说是被李自成挟出北京西行,一说是被明太监高起潜收留,一说是在广东阴那山灵光寺为僧。
  而在《明史》中,则明确记载:“贼挟太子西逃,不知所终。”
  那么,栾川发现,是否填补了明史记载,是否就是明史所说的西逃之地呢?
  怀着这种好奇,2005年8月下旬,我来到了栾川老君山。
  一位老人的偶然大发现
  栾川位于豫西山区,东与嵩县交叉毗邻,西与卢氏钩错衔接,南与西峡依伏牛而抵足,北与洛宁傍熊耳而摩肩。栾川古名“鸾州”,因古时境内鸾鸟群栖,故名。“鸾”与“栾”通用,元人修“宋史”时写作“栾川”沿用至今。
  从郑州到国家级卫生县城——栾川,虽然有了高速,但还是走了五个多小时,到的那日,下着小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君山管理局孙欣欣副局长说:“老君山植被好,三天两头下雨!”
  据说,明太子朱慈烺就隐居在现在的老君山生态旅游区。
  老君山生态旅游区位于洛阳市栾川县城东南3公里处,老君山为八百里伏牛山主峰,海拔2192米。相传为道教始祖李耳的归隐修炼之地。这位号称“中国哲学之父”的李耳出生于春秋时期的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据传生而白首,故称老子。生前当过周朝的“守藏室史”。东周末年看到朝廷腐败,不可挽回,就骑着一头青牛,离开洛阳,往西过函谷关时,被关令尹喜挽留,遂在那里著《道德经》五千言。老子著经后顺着虢国古道,从灵宝、卢氏到栾川上景室山修炼,据《史记》记载,活了160多岁。到了汉顺帝汉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42年,四川人张道陵在鹤鸣山创建“五斗米教”(道教之始),自称张天师,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景室山改名老君山。从此历代香火旺盛,被尊为道教圣地,天下名山。
  “就是在这里,落难的明太子住了下来!”
  指着眼前残破的墙院,十方院一个李姓村民肯定地说。
  这是一个风水宝地,虽然隔着雨雾,山水相依,绿树成阴,空气里弥漫着让人净化的澄澈。这就是“十方院”遗址了。
  十方院为道家仙源之地。“十方”的含义取自佛道经典里的“三界十方”,三界指天、地、阴;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个方位。佛道名山下多有十方院。意为接纳各方来的善男信女、僧人、道士;广播教义,典御十方。老君山十方院相传是唐太宗修山顶老君庙后,又在山脚下修的一座“三清宝殿”。庙基高阔、庙宇雄伟。院中有古老松柏、幽雅寂静,十方院前殿供奉道教三清主神,正中原始天尊、左侧灵宝天尊、右侧道德天尊。塑像神采飞扬,造型流畅。后殿供奉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玉帝身穿九章法服、手执玉笏,神情庄严肃穆。十方院庙田180余亩,在栾川数百庙宇中首屈一指。每年阳春三月起,香客结队拥来,四月初一至初八为盛大香火庙会,山西、陕西、湖北、豫西南各地善男信女、文人骚客纷至沓来,顶礼朝圣,年年数万人计。解放后,道院失修,香火遂废,只留下残碑遗址。
  “明太子在这里被发现实属偶然!”站在老君山脚下,栾川县文管所林勃馆长说。
  1985年夏,全国进行文物普查,时任栾川文管所副所长的林勃,到朝阳村朝阳宫调查文物时,很多群众说这里就是太子办公的地方。有的群众还说有“太子碑”(后来证实为“仙坟记”碑),但说的群众也不知道碑现在哪里?
  群众的说法有点儿玄,林勃可有了兴趣,他明白无风难起浪,没准儿会弄出个有价值的大宝贝。
  这样,林勃当场许愿:谁能找到碑,有赏。但这在当时只是小范围知道。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寻找石碑,林勃回到馆里跟领导汇报后,起草了一个通告,复印了五六份,到附近乡村张贴。通告上写着:“谁找到太子碑,奖励一百元!”
  在当时,一百元不是个小数。通告贴出后,朝阳村有心人任留军在意了这件事,了解了不少情况,也是巧,一位老人说他家山墙头往老君山百里沟去的地方,有一座低低的桥,桥下有几通碑,任跳下去一看,果然有,然后到文管所反映。
  林勃就和任前去察看,只见碑上有“仙坟记”字样,其他的都看不太清,因为有个坟字,林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委托任留军将碑撬下,弄回了馆里。
  在对碑进行拍照和拓片后,林勃发现上面有“王冲如”、“贾上环”等字样,其他大部分看不太懂,但他感觉考古价值可能会较高,这样就奖了任留军一百元。
  因为没认定是太子碑,林勃等继续贴出通告:“太子碑没找到,真正的太子碑还在民间,如有人找到,定重奖!”
  就这样,又出现了“祭鬼王文”碑。而这一块碑的发现,让林勃们重新认识到“仙坟记”碑的价值,后来经考证,先前发现的那块碑居然就是太子碑。
  “当时人们的文物意识还不太强!”时任县志副主编的李玉瑞老先生说。
  1984年开始,栾川要编新的县志,这时出现了一个难题:在民间,广泛地传着明太子到栾川隐居的传说,是写还是不写?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李玉瑞开始到农村进行调查。
  “1984年,为了写县志,我去朝阳村调查太子的事儿,挨门挨户问有没有碑,当地人说,直到解放前,那里还有完整的四通碑……但我去时,碑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通,但这通碑一半做了这户人家的捶布石,一半被埋在了猪圈里。”
  找到那通碑的第二天,李玉瑞就打了拓片回去研究,但等到他再次去那里拉碑时,碑上有字的一面已掉了,所以这通碑就只剩下了珍贵的拓片。
  留在老人记忆中的碑文
  虽然碑记难寻,在调查的过程中,李玉瑞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那碑记留在当地老人的脑海里,当地一些七八十岁、上过私塾的老人,无一例外全会背那些碑文。
  碑文分别为《重修伏魔宫并香火祀田记》、《仙坟记》、《祭鬼王文》、《王冲如墓志》。
  原来,早在解放前,有一位叫李合的私塾先生,信奉道教,很有学问,在看到这些碑文后,便把碑文当教材,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背会这些碑文,还要会讲。
  李玉瑞集中了尚健在的李合的学生10多人,结果他们都会讲会背这些碑文。就这样,碑文和一段历史脉络渐渐浮出水面。
  据那些老人讲,明朝灭亡后,太子逃遁老君山下,公开身份为黄冠道人,暗中被追随他的遗民尊为皇帝,潜居栾川30多年。
  刚来栾川时住到伏魔宫,因为庙已破旧,就进行了翻修,因为没钱,难以养住百十号人,就专门到卢氏请示县官胡老爷,准许开荒种地,免了税赋。
  站住脚以后,又与方村一个姓王的大地主联系,姓王的给了太子50亩地,盖了朝王宫,朝王宫实际成为落难太子朝王议事、朝觐见驾的地方,对外则称朝阳宫。
  太子去世后,为了纪念太子,跟随太子的王冲如写了碑文,并把碑文镶在了墙上,以作永久性纪念。
  “四篇碑文都是由王冲如撰写!”李玉瑞老先生说,“碑文大约写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之间,前后相隔50年。碑文主要记述太子及其臣属长期隐居栾川鲜为人知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清代《卢氏县志》有过记载:“王冲如居十方院,学问渊博,笔意疏古。”
  由于各篇碑文各记一事,相隔时间又远,尤其是曲笔隐讳,犹如哑谜,如果孤立地看每篇碑文,极难读懂,而若无实实在在严谨的求索精神,也很难读得下去。
  但李玉瑞这样做了,从老人口中得到四通碑文后,他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过程,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研究就是10多年,10多年的日子,三四千个日日夜夜,终于滴水穿石,李玉瑞读出了四篇碑文的真正含义。
  把四篇碑文连起来读,从整体上分析,一个历史的线索渐次呈现出来:各篇碑文记述的主题一致,都是记述明太子朱慈?逃匿栾川的史实。
  从碑文上分析,撰文者是充满着矛盾心理又有无限苦衷的,一方面,他怕人读懂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又怕别人读不懂,将这段历史淹没在地下,泯灭了这段历史真实。
  “碑文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手法,以似说非说苦难言的心情撰写了各篇碑文,作者故意以璞掩玉,让后人琢璞识玉。关键处,作者不惜冒杀头的危险,遣词准确,隐中有显,一点儿也不含糊地向后人交代太子的身份。比如《祭鬼王文》‘万仞宫墙有门难进’,《仙坟记》中‘住世者奉祭扫于冥宸’,都是记述太子生前的不幸遭遇。所谓‘冥宸’,即指埋在九泉下的皇帝,翻开各个大词典,记述的条目下只有这一种解释。”李玉瑞老先生说。
  正是这些碑文,成为太子生前隐居于栾川偷偷做亡明皇帝,死后葬于老君山下的有力证据。
  在栾川偶然发现的四通石碑,每篇碑文各记一事,且曲笔隐讳,极难读懂,但把四篇碑文连起来读,各篇碑文记述的主题又都一致,都是记述明太子朱慈?等逃匿栾川的史实。
      对于四通碑文的10多年精深研究,李玉瑞老先生得出结论:明朝灭亡后,“清鼎甫定”,太子等逃到栾川,时间当在1644年冬或1645年春、夏。
  当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和大顺军战败撤离北京时,均挟太子一并前去。崇祯十七年四月大顺军退出北京后,因后有追兵,沿途各地大顺地方政权倒戈,迫使李自成一退再退,虽经定州、真定阻击战,但仍不能扭转局势。同年十二月,多铎率清兵由孟津渡黄河抵河南,旧明山西总兵许定国和豫西士寇李际遇相继降清,使得大顺军在河南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当月二十五,农民军退到河南陕州,被清兵败于灵宝县。是年年底至次年年初,双方大战潼关,大顺军败退西安。顺治二年正月十三,李自成军又很快放弃西安,走蓝田,出武关,从商州入河南,再由内乡、邓州一带转入襄阳。当大顺军在正月二十九至内乡时,停留到二月二十九,以待在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直到阿济格率清兵尾随而至,方才拔营南下湖北。
  关于这段历史,中州古籍出版社王兴亚编著的《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是这样记述的:顺治二年正月,潼关失守,清兵两路加紧追击,十三,李自成率众撤走,出西安,至蓝田,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由豫入楚。
  商州龙驹寨就在卢氏西南,过卢氏就是商州,而栾川原先是卢氏的一个大镇。
  “从农民军败退的路线看,明太子与永、定二王有无数次逃跑的机会,其中逃跑到豫西伏牛山的最佳时机有两次:一是顺治元年年底的陕州、灵宝之战;二是次年正月底和二月初的内乡歇兵和邓州之战。从政区看,包括现在栾川在内的原卢氏县和灵宝县同属陕州,又互为邻居。从距离看,两县同属豫西山地,自陕州、灵宝南下卢氏,可进入居于深山区的卢氏所属之栾川。所以,明太子及永、定二王和随从在双方交战的混乱时刻或大顺军败退关中平原之时,完全可能遁入深山老林,逃到伏牛山主峰老君山脚下。”李玉瑞老先生说。
  李先生还认为,太子遁迹栾川长达34年,公开身份为黄冠道士,“幻演仙术”,求得自保。暗中“弃其怪诞之学”,在老君山下建造“两宫”,做亡明“皇帝”。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病逝,享年51岁。其追随遗民为太子建造陵墓,尊太子亡灵为“冥宸”,进行祭扫。
  同时,根据碑文记载,太子并未被多尔衮杀害。而王承恩也并未吊死煤山,他很有可能在甲申之变时被崇祯帝托辅东宫,随太子来到了栾川。
  如果李玉瑞的推论成立,他将改变历史。
  难辨真伪的南北太子案
  栾川出现的碑记隐晦难懂,让人费解,是否与当时的两个假太子案有关呢?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但仅待了几十天,便败退而去。当年十一月,北京城已经牢牢掌握在清朝手中。此时,由于太子的特殊地位,成为李自成、吴三桂、清政府和弘光政府争相猎夺的香饽饽,以作为向敌方发难的筹码,刚入关的清廷还悬赏一千金寻找太子下落。
  这样,有一天,一个貌似太子的男子,在一个太监的陪同下出现在嘉定侯周奎府中,自称皇太子。周奎令家人将太子逐出门外。太子出门后,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主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10名原侍卫太子的锦衣卫辨认,都说是真太子。侍卫们还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指责某些明朝的官员以真太子为假太子。最后,摄政王多尔衮出面亲自审理,审理结果,认定太子为假太子,处决于狱中。凡争言太子为真的臣工都被处罚,钱凤览被处以绞刑。
  多尔衮还出告示晓谕:“有妄人自称明朝太子,径造皇亲周奎家,探问怀宗公主,远望未详,蒙面而哭。及详审面貌,全然不是,袁贵妃及宫女等皆不相认。据假太子口称,从来未落贼手,流亡在外,至今方出。有礼部郎中黄熙凤、朱国诏曾与皇太子同出,亦不相认……养鱼太监常进节、御林军前卫指挥李时印说太子是真,典乐太监应庚说太子是假,应庚遂犯众怒,聚而殴之。太监孙雄不敢言假,然而实非真也。为此合行晓谕:若太子避迹民间,即来投见,以便恩养。”
  北京出现假太子案不久,南京南明小王朝也出现了假太子案。但南明的假太子案颇具戏剧性。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太监李继周奉弘光皇帝朱由崧之御札,将盛传正流落于苏州、杭州的皇太子接到南京。据说,太子本不愿去南京,行前曾问李继周:“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说:“此事奴婢不知。”皇太子入南京后,被安排在兴善寺暂住。弘光帝派两个太监去见太子,辨认真伪。两人一见太子,就抱头恸哭,脱下衣服给太子穿。弘光帝得知之后,大怒,说:“真假未辨,何得便尔。”接着便处死了两名太监,并杀了李继周灭口。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正视良久,不敢表态。太子呵斥道:“卢九德,汝何不叩首?”卢九德下意识地跪下便叩首,说:“奴婢无礼。”太子说:“你才隔多长时候,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卢九德只敢叩头:“小爷保重。”卢九德向弘光帝的报告是:“有些相像,却认不真。”皇太子在南京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引发了弘光朝的政治危机。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就以护太子的名义进逼南京;在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书要求善视太子。但是,弘光帝深知,如果太子是真,自己捡来的皇位可能就不保了。因此,在他的布置下,辨认工作慢慢地便朝“假太子”的方向转移。尤其是曾经充任太子讲官的王铎,更是一口咬定太子是假。最后,审讯的结果是:假太子真名叫王之明。当时,南京百姓都说弘光朝廷欲绝先帝血脉。因此,到最后弘光政权虽然不承认太子的真实性,却也不敢加害太子。
  五月初十,清军大举南下,弘光帝逃到了太平府。南京市民冲入监狱,殴打王铎,放出太子,并拥太子登上皇位。可惜的是5天之后,清军即进入南京城。当时,清军的统帅多铎问:“太子何在?”投降的弘光朝大臣们说:“太子是假的,真名叫王之明。”多铎笑道:“逃难之人,自然改姓易名,若说姓朱,早就被你们杀了。”一名降臣说:“太子原也不承认自己叫王之明,是马士英安排下的。”多铎笑道:“奸臣!奸臣!”五月二十五,多铎设宴招待刚擒获的弘光帝,并将他的位置安排在皇太子之下。皇太子对弘光帝说:“皇伯手札召我来,反不认,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臣所为,皇伯或不知?”弘光帝支支吾吾,不敢出声。
  几个月以后,多铎将太子和弘光帝带往北京,随后都被清廷处死。
  “甭管太子案中太子真假,这样的处理结果,即便太子在世,还哪里敢抛头露面?”
  四通碑理出了历史脉络?
  李玉瑞老先生说。
  太子及其属僚的隐居给史家们留下了难题,也耗费了李玉瑞10多年的心血去解读那些碑文。
  时隔20年后,李玉瑞老人再次提及四通碑文,能够一字不差背出,还能够透析个中的枝枝梢梢。
  足以让石头长草、让枯木开花的20年,老人穿越了历史的迷障,也穿越了时间构筑的层层壁垒。
  “明朝灭亡后,接连出现北京太子案、南京太子案,或是其他所谓‘崇祯太子’,其共同点都是千方百计宣称自己是真太子,竭力否认是假的,目的无非是以假乱真,欲图富贵。真的太子会这样吗?从这上面来说,栾川碑文更具有可信性。太子初到栾川,王冲如撰第一篇碑文《重修伏魔宫并香火祀田记》,记述他们君臣初来栾川的情况,不但不提太子的身份,而且伪装黄冠道士,极力隐蔽,保护太子安全。碑文仅写了‘既存一二孑遗,悉保残息于他方’,暗示太子已经逃出北京。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子病逝,才把太子的身份披露于金石,称太子的亡灵为‘冥宸’。这时清朝已进入鼎盛时期,又是太子入土之时,在这时候那亡灵鬼魂冒充太子的目的何在?追随者既不能图富贵,又冒杀身之祸,作者何必危言耸听,捏造谎言,尊一名死后的黄冠道人为‘冥宸’?因此太子潜居栾川,生前极力隐蔽,死后由臣属公之于世,尽在情理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后人交代太子亡匿栾川这段史实。”
  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求证太子隐居这段历史的李玉瑞老人,谈到这段史实,充满了激动。
  他还当着记者的面吟出《重修伏魔宫并香火祀田记》:
  老君山为中州屏翰。栾川者君山之巨镇也。伊水带其前,魁丘峙其后。魁丘之上有关夫子之祀典存焉。历考断碑,自观皆曰重修。明季来,书契渐替,九伐失伍;天现蚩尤之旗,地飞旱魃之灵。兵呼庚癸之不至者,半走绿林;民苦菜谷之不熟者,悉归乌党。以致白骨飞灰,孤魂吊月,既存一二孑遗,悉保残息于他方。所遗夫子之庙,惟(唯)存荒址而已矣!清鼎甫定,羽客来居。黄冠刘太秀、顾阳凤,先罄囊余之有,后为同人者倡,是以整圣容,金亏金青,蚀丹垩,扩彤墀,修废举坠,革故鼎新。仰瞻天表,恍灵籁之振丹霄;回顾尊亲,疑神飙之出银汉。然则过斯庭者,则无不敬,悉敬于由衷而思无邪矣;登斯台者,则钦厥止,皆止于至善而恒其德矣。心正德恒,而民之不治者未之有也。虑香灯之所费,司事之所需,乃蒙本县正堂老爷胡;度量宫观之宽隘,检点主持之多少。清查无碍。抛荒滩,开祀田,兼免差赋,使黄冠等邀食于地,奉事于天。俾君山之灵气,帝祠之神武,振纲常,裨治道,靡风化,正人心,戬谷遗徽于厥后。而含乎名言之所未尽者也。
  如果说这则《祀田记》初步确认了太子等逃匿栾川的事实的话,那么王冲如自做《墓志》则成为李玉瑞老人结论的有力支撑。
  在《墓志》中,王冲如说:余东海人也。运遭阳九,托迹黄冠,云游方外者五十余年。今已老矣!自当附性灵于鸿钧,脱形骸于后土。生死之关,虽圣贤所不能免,而况凡庸者乎!余之辞世,实非作俑,非得易也,乞高明者谅之。
  人间二万七千场,九脏衰残两鬓霜。
  形老有心回若木,学疏无计转夕阳。
  瓢囊不带十方物,经书尽弃五文章。
  两肩破衲从此去,任他神乌晓夜忙。
  十方院松竹主人王冲如
  王冲如何许人也?翻开明朝历史,甲申之变时,所有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根本没有叫这个名的。
  但在栾川当地百姓中间,却不知王冲如,只知有王承恩。这似乎有点儿荒唐,因为历史学家们已经明确,王承恩吊死在了崇祯帝一边,为崇祯帝陪葬了。
  李玉瑞认为,这是个历史的意外,百姓的口传消解了正史的说法。  
  10多年精深研究,李玉瑞老先生得出结论:明太子等逃到栾川的时间当在1644年冬或1645年春、夏,而这里就是明太子曾经住过的太清宫。
      历史总在悄然地起着变化,历史又在以自己的方式运行着。
  在经过了“外来户”的警惕、害怕、困惑后,清廷最终站稳了脚跟。这时候它开始以文明的方式树立政权的威信,这也表现在对待明宗室的态度上,清建国之初,对于皇胄多是杀戮,在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下了这样一道圣旨:“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旧。”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帝南巡时,又两次到南京拜祭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葬孝陵,并下令求访明朝后裔,使奉守朱氏世祀。但因无法访查,没有结果。再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世宗胤?正式访查出明宗室后裔朱之琏,封为一等侯,入正白旗令世袭,以奉明孝陵的春秋祀事(这样,明皇族后裔又有一支加入满族)。
  至此,明宗室后裔才结束逃亡生活,恢复了普通平民的身份。
  但此时,隐居于栾川的太子已感受不到扑面而来的春风和阳光。
  王承恩虽不负托孤之重,化名冲如,辅佐太子。但逃遁栾川三十余年仍不能实现复明夙愿,太子忧郁而死,王承恩心灰意冷,也于清康熙三十四年病逝。
  随太子来栾的还有一位忠臣叫贾上还。他的墓位于太子宫的南侧,原墓前筑塔,塔高七层,造型古朴庄重,气势异常宏伟。据历史记载,贾上还(尚桓)山东人,系明皇室勋戚,明末清初,隐居栾川老君山下,其人性情刚烈暴躁,与阁僚有矛盾,他提的建议不被朝廷接纳,愤然出家为道士,云游栾川。
  明朝灭亡,贾上还闻崇祯帝死,遂披发跣足,号泣三日。明末太子遁迹栾川后,他与王冲如忠诚辅佐,以图复明。太子逝世,贾上还又制木球,直径尺许,系绳拖球,漫步于太子宫附近,如果木球被路旁荆棘阻绊,则闭目伫立如泥塑,待他人除去阻绊后,才拖球起步,否则朝夕呆立,绝食不返。贾上还以此刚烈性情,消磨岁月,故木球名“磨性弹”。夜间,贾上还则撒铜钱百枚于室内,逐枚寻摸,钱寻不尽就不睡觉,以此来消磨漫长黑夜。清末卢氏禀生常恺写诗赞曰:伤心故国时披发,炼性空堂夜摸钱。痛哭烈皇肠欲断,至今遥忆倍凄然。
  正因为贾上还忠肝义胆、其情感人,所以栾川人民早已把他列入了心中的忠臣谱。
  但这段历史,还只是停留在栾川人的历史里。
  李玉瑞与姚雪垠的叫板
  根据发现的文物资料,李玉瑞写出了《崇祯太子潜居栾川考辨》一文,被收入栾川县志。这篇文章受到洛阳史志办专家李冷文的首肯。
  李认为文章很有价值,就建议李玉瑞赴京拜访明史专家姚雪垠先生,以期通过姚老先生向史学界公布这一重大发现。
  李冷文与姚雪垠交往甚笃,他曾给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提供过重要文史资料。李就写了一封信,让李玉瑞前往北京。
  “那是1993年的4月6日,”李玉瑞老先生说,“我和县志办王敬邦同志一同赴京。”
  虽然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李老先生还清晰地记得见到姚老的点点滴滴。1993年4月8日上午8时,李玉瑞和王敬邦乘地铁辗转来到北京木樨地姚老先生家。
  招呼他们坐下,看了李冷文的推举信后,姚老很快切入正题,他严肃而认真地问:“太子逃往栾川有证据吗?”
  李玉瑞把考证论文呈上说:“这是考证资料,请姚老审阅!”
  姚老接过资料翻了几页,粗略看后,问:“太子被多尔衮杀于北京,怎么会逃到栾川呢?栾川距北京1000多里,去栾川避难,岂不是天方夜谭?”
  经过10多年考证调查才解开太子失踪之谜,不想被姚老一句话否决,李玉瑞心中很不平衡,也很不服气,遂脱口而出:“北京杀的是假太子!”
  “你说得不对,北京杀的是真太子,南京杀的才是假太子!”姚雪垠坚定而认真地驳斥。
  争论的焦点,显然是太子到底是被杀了还是逃往栾川了。
  两京太子案,两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历史事件,在当时惊动朝野,很多人在真假太子争论中丧命,没想到300多年后,这件事又让李玉瑞及姚老红了脸。
  李玉瑞坚持自己的观点:“北京太子案中的钱凤览因错判此案,被腰斩于市,此案在当时已作了定论。”
  “斩钱凤览是为了灭口,不斩钱凤览恐怕暴露清政府谋杀太子真相。”“明末清初大历史学家黄宗羲也说北京杀的是假太子。他认为若真太子在北京,当时清政府正要南伐,必然挟太子以正江左之罪,岂肯草率杀太子,北京所杀乃假太子无疑。黄宗羲此论很有道理。”李玉瑞说。
  姚老对李的说法不以为然:“那只是黄宗羲一家之言。”接着又说:“你们说太子避难栾川,请拿出铁板钉钉的铁证。你们是否要搞旅游景点,要我支持你们的观点?我是史学家,没有铁证,决不凭空附和,这关系到治史品德问题。”
  李玉瑞说:“我们理解姚老的严谨治史精神,我们不是凭空臆造,现在栾川人还缺乏旅游促进各业兴旺发展的超前意识,也不知道借古人提高地方知名度。我们是编写地方志的,为了填补太子失踪后这段历史空白,从考证历史疑案这个角度特意向姚老请教,别无其他目的。”
  王敬邦说:“据我们考证,明朝灭亡后,太监王承恩化名王冲如,辅佐太子逃到栾川,他撰写了四篇碑文,记述他们君臣避难隐居老君山的情况,至今这一传说在当地家喻户晓。”
  姚老听了,以师长关心学子的口气笑说:“你们错了,民间传说不能作考证依据,太监王承恩陪崇祯帝吊死煤山,葬思宗陵侧,为帝殉葬了,怎能辅佐太子避难栾川?”
  李玉瑞说:“王承恩葬在老君山下,现在遗址犹存。墓前竖有他自己撰写的墓碑,碑文写道:‘余之辞世,实非作俑,非得易也,祈高明者谅之。’由此证明王承恩并未吊死煤山,殉葬思宗陵侧。”
  姚老说:“王承恩死于帝侧,是经过验尸确认的。”
  “当时就有人质疑,说吊死帝侧者是太监王之心。”
  “应该相信验尸结论。”
  “王承恩是此案当事人,应该相信当事人撰写的碑文对此事的自述。从碑文看,在国难当头,为了保全太子,帝托付太子于王承恩,采用李代桃僵金蝉脱壳之计,由第三者代王承恩死于帝侧,瞒天过海。为了澄清事实,所以碑文作者写道:‘余之辞世,实非作俑,非得易也。’就是说不要把死于帝侧的第三者说成王承恩,此计既捉弄了清廷,也捉弄了史学家,为了尊重事实,历史学家应该改写这段历史。”李玉瑞越说越激动。
  “没有铁板钉钉的铁证,要改写历史谈何容易?”姚老也激动说。
  针对姚老一再强调的铁板钉钉,李玉瑞说:“王承恩在另一碑文中写道:‘明季来,书契渐替,九伐失伍……既存一二孑遗,悉保残息于地方。’这指的是太子和他的两个皇弟都逃出虎口,流亡他乡,保全了性命。明确否认了太子被多尔衮杀害说。”
  “你讲的恐怕是断章取义,片面理解。”
  “王承恩从清顺治二年到康熙三十四年的50年间,撰写了十篇碑文,都是记述亡明君臣亡居栾川的情况,其中碑文写道,‘不封不树,恐子贡见责。故封此地,俾九野黄冠,羽化者埋仙骨于泉下,住世者奉祭扫于冥宸’,所谓‘冥宸’就是地下的皇帝,用此二字公开太子的身份,证明太子51岁时病故于栾川,并非在16岁时被多尔衮所杀,‘冥宸’就是铁证。”
  姚老稍加思索,问:“你是否断章取义注解‘冥宸’?‘冥宸’是否有第二涵义、第三涵义?”
  李玉瑞说:“我查过各种词典,只有一种解释,宸是封建帝王居住的地方,也指帝王。”
  “我也查查词典,弄清‘冥宸’的真正涵义。”
  第一次争论就此不了了之。
  考证被备为一说
  怀着亢奋和激动心情前来北京的李玉瑞,原以为自己的考证会很快得到北京有关专家的首肯,并在全国引起轰动。
  姚老的态度像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心里很是荒凉和沉重。
  难道就这样了?
  回到居住点北京——军事干休所,李玉瑞很不甘心。
  想来碑文曲奥难懂,自己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才破译了碑文内涵真谛,姚老先生虽然学识渊博,恐怕也难立刻识破庐山真面目。李玉瑞便和王敬邦商议,把每篇碑文的核心内容,画龙点睛地写信告诉姚老。
  于是1993年4月10日上午,李玉瑞起草信件,下午打印好寄出信件。
  在信中,李玉瑞写道:“姚老:前天听了您的教诲,我们进一步考虑了太子是否逃往栾川。我们认为要肯定或否定这个问题,除了研究有关史籍外,王冲如(王承恩化名)所撰写四篇碑文有很大参考价值。四篇碑文犹如埋没的美玉,问题在于能否剖璞得美玉,如果认真琢磨研究,就可以看出庐山真面目,弄清碑文内涵……”
  李玉瑞的认真和执著打动了姚老。
  1993年4月13日上午,当他们再次来到姚老家时,姚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坐下说坐下说!”
  姚老坐在他们对面,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天花板,手指轻轻地叩击沙发,自言自语说:“我正在考虑如何改写我的作品……”
  稍顿,姚老告诉李玉瑞和王敬邦,他正在续写《李自成》姊妹篇,已经完成了摄政王多尔衮惨杀太子章节,故事催人泪下,排字工人和校对人员为太子的悲惨遭遇同情落泪,泪水滴湿了手中的稿纸,作品感染力很深。
  李玉瑞这才知道,姚老新作与四篇碑文所记史实相左,使他处于尴尬境地。
  王敬邦转移了话题:“请问姚老,审阅过我们的考证论文,对太子隐居老君山有何评价?”
  姚老迟疑良久,语调低沉地说:“可以备为一说。”
  这是姚老对李玉瑞10多年心血的最大肯定了。
  这个肯定,李玉瑞是不平的。
  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等于没说。
  4月14日,固执的李玉瑞又带着自己的考证成果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教。
  接见李玉瑞和王敬邦的是明史所林金树所长,他热情招呼专家魏教授和他们相见。但结果同样让他们失望,魏教授告诉他们,北京史学界都倾向多尔衮杀害说,他本人也是这样,这一点很难改变。
  最后,林所长说:“这个问题,在清朝统治下,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论者谈虎色变。现在是学术研究问题,只要证据确凿,事实有根有据,就可以公开研究成果,何必求他人表态?真实的东西,不要专家权威表态,其价值仍然是可贵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即使是专家权威表态了,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番话点拨了李玉瑞,从中国社科院出来,他没再去求人肯定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回了栾川。
      李玉瑞老人的执著和对历史的怀疑,自然有他的道理。
  但作为对于历史的解答,他缺乏的同样是“板上钉钉”。
  他的结论源自四通碑文,只是从四通碑文推断而来。
  但话又说回来,有关太子命运的其他七种说法,有哪一个不是推断而来?
  客观而言,李玉瑞的这种推断不无道理,翻检历史的碎片,其实很多的点点滴滴,支撑着李玉瑞的说法。
  证真难,证伪更难。
  甲申之变时,崇祯皇帝有三个皇子:太子朱慈?,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癤。在甲申之变前20天,也就是农历的二月二十八,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奏请南迁及太子抚军南京,帝怒曰: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无复多言。
  三月初二,大学士李建太等复请南迁,奉太子先行。帝仍不听。
  亡命皇帝自然有亡命皇帝的逻辑,自然也有亡命皇帝的做法。
  等到三月十八,京师将陷,崇祯才想起安排太子南逃,一天之内,五次托辅太子,但此事大势已去,哪位大臣还愿意惹火上身呢?
  《明史》、《平寇志》、《甲申传信录》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三月十八,李自成兵临城下,帝御书亲征,诏曰:“朕今亲帅六师,以征犯顺,国家重务,悉委太子。”
  是日酉刻,召驸马都尉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命他们以家丁护太子南行,巩永固、刘文炳说:“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家丁亦何足当贼。”乃罢,相对而泣。
  是夕,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秘不闻。藻德出宫。帝顾事急,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尔宜死。”皇后抚太子、二王恸甚。遣太子、二王分别至皇戚周奎府,叩门不开,不得入。
  是夜急召提督京营太监王承恩,语久之。帝朱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军务,以辅东宫。”然而朱谕未达成国公之手,“所谕亦未果行”。
  帝在宫中命酒与王承恩对酌,时已三更,携承恩手至其第,易袍履,承恩持三眼枪随驾,走万寿山,帝自缢于巾帽局。自缢前书“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还原了的历史,历史学家手中的历史,永远也没有事件本身更真实,因为体现事件真实性的,是细节,而细节无法复原。
  在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他究竟做了什么,他和王承恩究竟说了什么?
  除非崇祯自己说,这就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无限的写作空间,但即如崇祯在世,好多事端,他又怎么说得清?
  道教圣地留住太子?
  作家张宇说:“栾川是洛阳的后花园!”
  这主要是指老君山的秀美山水,有一句话叫:中原名山莫过于老君山之险峻,中原胜景莫过于老君山之秀美,中原道教圣地莫过于老君山之久远。道依山而传,山因道而名,老君山不仅以其雄险奇秀名冠中原,更以道教始祖老子的《道德经》而遐迩闻名。
  “春踏芳草赏百花,夏栖绿荫听蝉声;秋观红叶尝山果,冬观白雪动诗情。”这说明了老君山四季之美。
  而这四季之美,决定了老君山的人文胜景,也决定了后来的诸多历史事件。同时也决定了太子的千里逃遁,之所以选择老君山隐居而不选择别处的N个理由。
  老君山位于栾川县城南部,海拔约2200米,为蜿蜒起伏的八百里伏牛山主峰。驻足栾川县城,举目南眺,巍峨挺拔的老君山在茫茫雾海之中。
  据传,老君山为道教始祖老子李耳的坐骑青牛所化。现在豫西一带还流传着“老君选坐骑”的故事:相传当年道德天尊李老君辞别元始天尊欲选名山讲经布道。临别之时,元始天尊赐予李老君黄狮、青牛、白虎、赤马为坐骑,以助老君布道。当时李老君捻须沉吟:狮虎凶猛,是谓强兽,赤马神速,行动偏疾,青牛虽蔫,正合“以柔弱胜刚强”之意。老夫便选青牛为坐骑。
  虽然黄狮、白虎、赤马未被老君选中,但元始天尊旨意已下,岂敢不随老君前往。于是老君骑青牛在前,赤马紧随其后,白虎、黄狮依次跟随,从三十三重太清天自西而东降临人间。李老君一路行来,圣眼慧目遴选落脚圣地,寻遍九州竟无理想之处。正在焦虑,忽见伏牛山巅祥云弥漫,仙雾飘飘,使出穿雾寻针慧眼一看,原来一处秀丽风光却被云遮雾罩。“天下名山已到,我们就此落脚。”说着,老君用拂尘将青牛轻轻一点,那青牛便落在伏牛山上。赤马冷不防青牛驻足,失了前蹄,跪伏在地,马头恰好对着牛头。那白虎正慢吞吞举步前行,听见赤马“扑通”跪下,也就势面北而蹲。黄狮因嫌青牛缓慢,边走边打瞌睡,白虎已停,黄狮仍行,直到鼻头碰住了白虎的尾巴,这才知道大家已停下了,也就势往地上一趴,又呼呼睡了起来。老君见状,哈哈大笑:青牛、赤马、白虎、黄狮,尔等既随老夫布道,就应在此保佑一方百姓。青牛、白虎、黄狮,化为伏牛三鼎,为八百里伏牛主峰,赤马且伏于青牛之侧,随时听候调用。于是青牛化成了东鼎山,因风景秀丽,被人称为景室山,又因此山为老君点化,称老君山。南天门两侧的亮宝台和玉皇顶便是它的两只犄角。赤马化成了马鬃岭,海拔约2200米的马鬃崖就是它弓起的脊背。白虎化成了中鼎山,因其景色优美,人称华室山。华室宝寨上的奇异洞穴就是它的眼睛。黄狮化成了西鼎山,至今还保持着似醒未醒的惺忪睡态。
  北魏时,作为纪念,山上建有老君庙。唐贞观时,朝臣尉迟恭(敬德)监工重修,但后来倾废。
  明朝时候,栾川是皇室所向往的道教圣地,他们很早就与老君山结下深厚的道教缘分。明朝皇室笃信道教,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铸大钟一口,至今仍在山顶老君庙前,钟围花纹精美,字迹清晰可辨:“皇帝万岁,太子千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皇帝遣中使,发帑金,敕建“金顶太清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颁赐道经一藏,现在还有皇帝颁赐老君山道经谕由碑一通。同时,皇帝又降旨诏谕老君山住持及道众:“朕发诚心印造《道大藏经》,颁赐在京及天下名山供奉……保安朕躬康泰,宫台睿承(千秋),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
  明天启三年(1623年)秋,处士宁功明及门朋志友,捐金帛、寿梓,雕刻祖师、佑圣真君、周陶元帅等神像。
  所有这一切,是否注定冥冥中不可掌控的运数。
  所有这一切,是否注定了多少年后的一个结局——太子隐居老君山?
  孙欣欣副局长则从资源方面解释了太子隐居老君山的必然。
  他说,栾川在明朝时候是皇室采挖银矿的重要基地,早在万历年间,朝廷就开始派太监来栾川采挖银矿,补偿国库,到崇祯时也没有间断。栾川虽然离北京有千里之遥,但太监们往来不断,对这里很熟悉。
  那么王承恩是不是曾经往来其间的太监之一呢?
  若太子果真隐居在栾川,那么太监王承恩是不是最好的向导呢?
  是否早在北京之时,他们就已经算计好了要在这里逃脱呢?
  遗迹尚在述说当年事
  2005年8月,一个淅淅沥沥落雨的日子。
  和老君山生态旅游区管理局孙欣欣副局长、营销部经理郑鑫、执著的李玉瑞老人、文化馆林勃馆长一道,我再次来到老君山,去寻觅太子的遗踪。
  我们先来到栾川城东3公里伊河北岸百炉沟口的丘陵,据说其上有太子朱慈?墓,但墓已不在了。
  1931年,栾川朝阳村地主武装“十大连”副大队长董其功,因垂涎财宝,就有了盗墓的想法,但害怕暗器,自己不敢盗,专门从洛阳请来了盗墓“专家”,趁夜劫挖了太子坟及王贾二人墓,盗走龙凤宝剑、御制铜锤、金银玉带、印玺等皇家用物。
  “天快黑时,他们拿着蜡烛进去的!”
  当时才10多岁,目睹了盗墓的王中杰老人说。
  实际上,很多村民都见证了那个盗墓过程,也看到了墓中宝物。
  1992年,李玉瑞到朝阳村时,村民李明岳告诉了他自己的亲历:1938年秋的一天,我的远门表兄赵万庆来访,问我要不要古物,我问他什么古物,表兄就掏出玉带片一片。玉带片呈长方形,四周有赤金镶边,上下两边有龙形纹;玉片是白色的,间有黑色纹路。我问此玉片从何得来,他说是朝阳宫古墓中的,并说古墓有石门,内藏机关,推石门,有箭头嗖嗖往外蹿。
  这些来自太子墓的玉带——太子殉葬品,是在董其功盗墓时,盗墓者的杰作,他们瞒着董其功,将玉带分拆分赃。当时每节玉带片售价银币3元。
  从太子墓中窃出的,还有印玺和铜锤,据目击者老中医徐唐哲讲,铜印,印面约一寸见方,阳文篆字,印文清晰。很多人见过此印,因为见的人都不懂篆字,所以不懂印文。从太子墓中窃出的铜锤,与印玺一道,被当时的一个国民党要员收藏,锤六方形,长约20厘米,直径约3厘米,锤把也是铜质的,长约25厘米。
  “太子留下的还有一柄龙凤剑。”郑鑫说,“据说是太子生前专用剑,长3尺许,鞘饰赤金龙凤图案,太子死后,龙凤剑由十方院住持道人珍藏,世代承传。民间有疾病邪祟,请道人持剑禳灾,所以农民多见过此剑。民国时被一张姓人盗卖,变成暴发户。土地改革中,农民斗争张某,追查此剑,因盗卖外地,最终没有了下落。”
  丘陵下据说是仙坟墓园,是追随太子的遗民们的公墓,太子死后曾厝葬在这里。但在2005年的夏季,李玉瑞老先生指给我,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菜地了。
  伊河南岸老君山下,有太子的亲密追随者王冲如墓和贾上还墓。而这些墓也于1934年被地头蛇董其功窃掘,墓葬文物被盗一空。
  太子逃到栾川,伪装黄冠道士,图谋反清复明,在老君山下建造两处宫殿,一处在伊河南岸,名太子宫,为太子居住的宫殿;一处位伊河北岸,名朝王宫,为朝觐议事宫殿。为了避嫌,对外太子宫称太清宫,朝王宫称朝阳宫。反清复明,建造宫殿,其图谋苦衷在碑文中隐晦地流露出来。如“俾君山之灵气……振纲常,裨治道……”所建两处宫殿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仍然完整无损,50年代后被破坏。
  我如今看到的,只是几间民房,门楣上有两个名字,朝阳宫和朝阳寺。
  在十方院,河岸边,一个韦姓村民顶着雨水,带我走下河道,指着一处被草覆盖尚有砖石的所在对我说:这就是王承恩的墓,我小时候还有,上面还竖有墓碑,后来碑被人抬走了。
  百姓口碑承传信史
  实际上,走在老君山,我所看到的,不如听到的更有说服力。
  当地百姓,但凡上点年纪的,几乎没有不知王承恩的。
  虽然百姓口传不能作为信史,但当历史抑或信史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失去霸权话语的时候,我们根据什么来赓续过往?
  没有文字的史前,百姓口传的神话就是历史。
  那么太子呢?
  为什么别处少有太子的传说,没有王承恩的传说,而独独在栾川有?
  脚下便是追梦谷了。孙欣欣说,这里就是太子常来的地方。
  我信。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什么啊?真是人间仙境。
  比画灵动,比诗写意。
  走遍全国,你也很难找出这样的一个意境:高低错落的植被之间,潺潺的水流跳跃其间,不定什么时候跳在你面前,静的绿海,灵动的圣水,宛若动静结合活力四射的画幅,让人心醉,让人通体澄澈。
  据说,太子逃遁栾川,常常和大臣们行走在这里。
  虽然这里美境如画,我想太子是无意于寄情山水的,因为山水只是有意人的山水,比如老子,他眼中的境显然与常人不一样。太子呢?他心里盛装着太多太多的事体,家国破灭的悲怆,复国无望的伤感和凄凉,这般心思,怎一个美境所能解?
  所以,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太子注定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阅尽天下事,读尽天下境,心若不是天下一样的宽阔,问题只能出在自己身上。
  老君山至今存太子洞。
  老君山景色宜人,明太子在栾川隐居,自然少不得游老君河、登老君山。
  相传太子一行从老龙窝攀崖而上,在老君庙拜过老君,一路观景而下,游兴大发,至老君瀑天已黄昏,黑摸下山至老龙窝石洞上,小腿扭伤,寸步难行,忽见一萤火虫在眼前飞舞,太子长叹一声:老天救我乎?
  瞬时萤火虫成群而来,太子顺着忽明忽暗的光线来到石洞下歇息,夜梦惊醒,洞外狼嚎忽高忽低,似乎有搏斗之声。第二天早上,王冲如、贾上还二人洞外察看,方见狼群脚印,不远处一只死狼血流满地,再看一棵古榆树下有一条碗口粗的白蛇鲜血淋淋,正围着草丛翻滚。二人惊吓不已,太子出洞一看,跪下便拜,一会儿白蛇不见踪影。
  清代时有人在太子洞前建了一座白龙庙,时有人祈雨求福,香火不断。
  但现在已残破只剩根基埋于荒草之中。
  那么太子呢?
  是否太子真实的命运际遇也永远埋在了荒草之中?

 

2016国庆洛阳行——嵩县·两程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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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嵩县·两程故里

      宋代著名的“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颐程颢的故里在洛阳近郊,从栾川回洛阳的途中,来此参观。
      两程故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镇程村,距洛阳70公里左右,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著述、讲学的地方。初建于宋大观元年(1107年)。明景泰六年(1455年)、弘治十三年(1500年),不断完善,始具规模。明崇祯九年(1636年),祠庙毁于兵燹。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旧址上重建。
      两程故里石坊位于程村东1公里处,是明英宗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敕建,上书“圣旨”,下书“两程故里”,当路矗立,蔚为壮观。明万历七年(1579年)重建为石坊,中门楣上嵌额枋,上刻“圣旨”和“两程故里”,两侧门楣上各嵌一额枋,上刻立坊者官职及姓名。明清时期官吏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步行而过,以尊旨敬程。石坊南北各刻对联,北边是“解经遗踪犹有在,过化尊神泽未灭”,南边是“定性识仁统物我,存诚主敬一天人”。两程思想各有侧重,程颢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颐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传世,这两副对联也是对他们人生成就的总结。
  影壁,也叫照壁,砖石结构,上覆琉璃瓦,挑角。壁以泥涂之,或凹或凸,成其自然,用墨随意点画,浑成峰峦林壑,相映成趣。“道接子与”、“学贯濂溪”是壁影两侧的单檐立柱式建筑,各一间。

      后世评价:“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辩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

      两程: 两程亦指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宋明理学奠基人,历史上人们往往并称两程。程颢(公元1032年——1085年),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公元1033年——1107年),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被世人称为“二程”,均生于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是北宋著名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程颢: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见陆王学派)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明末徐必达将他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出版。
      程颐:程颐(1033~1107),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两程故里遗迹,一处是两程故里石坊,一处是两程祠。
      两程祠位于路边,门口有两座石狮守候。两程祠大门由正门和两个侧门组成,正门即“棂星门”,是两程故里的第一座门坊。棂星门始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雕梁画栋,色彩绚丽,重檐斗拱,凌空欲飞。坊额上有两程门人朱光庭题“棂星门”三个贴金大字。古时传说天上的文星即棂星,大门坊额上刻写此名,足以体现后人对两位旷世大儒的尊重。两个侧门旁边的墙壁上,分别书“道接子舆”“学贯濂溪”字样。封建时代,棂星门每年只有二月、八月举行大典祭祀两程之日,或者皇帝和钦差大臣前来祭祀时才开中门。

      两程祖籍安徽,出生于父亲任官的湖北黄陂县,后来随父亲迁居洛阳履道坊,为何两程故里最终被定为嵩县田湖镇的程村呢?说到两程故里的来历,就不能不提到与两程关系十分友好的文彦博。公元1082年,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去了一封信。文彦博回信称“龙门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颐广授门徒的“伊皋书院”。广为流传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程颐和其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 此后,程颐的大部分时间都往来于洛阳和鸣皋之间,并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直至最后终老在此。死后,他被埋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即今伊川县县城西1公里处的两程墓。 
      既然只是程颐一个人在此生活,为何明代宗下诏名其故居为“两程故里”?难道明代宗缺乏历史常识?非也。程传石说,皇帝的诏书没有错!为何?事实上是程颢程颐兄弟两人一起奠基了程朱理学,共同对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人们往往并称两程。再者,两程的出生地是父亲为官的地方,不能算是家乡。后来到洛阳居住,人们普遍视其为洛阳人,但在洛阳的住处已无可考,而程村则不仅是程颐的终老之地,而且后代人丁兴旺,程氏家谱代代相续,所以这里自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两程故里。 
    两程所开创的理学,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后,程朱理学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两程故里的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响亮。
    历代统治者对两程封隆甚厚。宋宁宗嘉定13年(公元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下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公元1455年,明代宗诏封程村为两程故里。公元1462年,明英宗敕建两程故里石坊,从那之后,两程故里一直称呼至今。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两程进儒为贤。次年康熙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程村因两程故里而名扬天下。如今,仍有后学者不远千里来到程村,寻觅先贤遗迹,感受理学的博大精深。
      两程祠自明代宗时期修建以来,历代都有修复。其中人为破坏最严重的是明末战乱,李自成一部将于少鲁在此放了一把大火。正因为此,当地程氏流传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司马不通婚,程于不结亲。因为程氏和司马氏同出一族,故不能通婚;于家和程家有历史怨仇,所以不能结亲。两程祠第二次遭人为破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将24箱《两程全书》木刻版付之一炬,如今只有数本存世,还是有心人当时悄悄珍藏才得以流传下来的。此外,随着时光流逝,两程祠也写满了历史沧桑,并由当初五节大院,存留到如今棂星门、诚敬门、道学堂三进院落,而著书楼、启贤堂等则不复存在。 



      两程祠为三进院落,分别为棂星门、诚敬门、道学堂。道学堂是祭祀两程的正殿,入门便看到两程的塑像和牌位,上挂宋理宗敕封的“理学亢宗”匾额及康熙钦赐的“学达性天”匾额,光绪皇帝赐匾“伊洛渊源”、慈禧太后赐匾“希踪颜孟”也悬挂于道学堂。两程祠坐北面南,整体布局以中轴为线,结构严谨对称,祠内石碑林立,古柏参天。

      公元1082年,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去了一封信。文彦博回信称“龙门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颐广授门徒的“伊皋书院”。广为流传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程颐和其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





      诚敬门是程祠的第二道门坊。建于明代,是一座悬山式斗拱高大门楼。



 



  两程故里存有宋、元、明、清各代碑碣石刻51方。院内有一巨碑,约六、七米高,为书法极品,据说为元代赵孟頫所写。 



      穿过第二道门坊诚敬门,就来到了道学堂。
  道学堂是祭祀二程夫子的正殿,为两程故里的主体建筑。1991年重修,殿高17米,东西长27.66米,南北宽20.44米,重檐九脊殿,绿色琉璃瓦覆盖,彩绘龙凤,辉煌壮丽。门联为:“春风和气纯乎纯矣;烈日秋霜正者正也。”道学堂明间设落地罩祀程颢、程颐塑像和牌位,上挂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二月,敕封“理学亢宗”匾额,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钦赐“学达性天”匾额,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钦赐“道光丰石,功著遗经”、“学本诚明,性方成大”匾额。公元1901年,光绪帝、慈禧太后游洛阳龙门时,特派礼亲王拜谒两程祠,分别写了“伊洛渊源”和“希踪颜孟”两块匾额,分别悬挂在“堂内”东西梁下。
  正殿两侧有东西庑房,中立门生木主神位。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立为横匾式石刻两方,分别镶嵌在两庑内的明间后壁上,照式依序刻录93人。东庑匾曰“和风甘雨”,西庑匾曰“烈日秋霜”,系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所题,赞为师淳厚和师道尊严。



      《程子家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朋友信。见老者敬之,见少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长於我,我必远之。勿谈人之短,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冤者以直报之。人有小过,以量容之;人有大过,以理责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礼德。勿损人利己,勿妒贤嫉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义合之事则从。崇诗书,习礼仪,训子孙,宽奴仆。守我之分,听我之命。人能如此,天必从之。此常行之道,不可一日无也。斯程夫子立家训,後世子孙,当日三省己身,恪守勿违,必天佑道从,万世永昌。 钱 氏 家 训个人心术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皆当无愧於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家庭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古同“烹”),忠厚传家,乃能长久。社会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国家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两程塑像中,哥哥程颢黑发黑须,弟弟程颐白发白须。传说程颢“生而知之”,不费吹灰之力就满腹经纶,而程颐是“学而知之”,刻苦读书,学白了头发,故才有了渊博的学识。其实,程颢虽然是哥哥,但死时才54岁,故黑发黑须;弟弟程颐死时75岁,当然白发白须。如此传说无非是告诉后人,不论具有什么样的天资,只要刻苦努力,终能获得大学问成就大事业。
 
      两程所开创的理学,最初在北宋是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之后,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700余年,这都和两程有着直接的联系。
      能使儒家的学说在古老的中国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说明两程确有旷世奇才。一种学说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备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肯定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两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两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 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程颢程颐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程颐生于公元1033年。程颢自幼聪颖,幼年习诵儒家经典,10岁能写诗作赋。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小官。由于程颢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颢,但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颢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同司马光等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每日以读书劝学为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颢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程颐“幼有高识,非礼不动”,18岁时写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之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处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如此“名声在外”的程颐,26岁时竟然考进士未中,如此挫折想必对他打击不小,于是从此绝意仕途,长期以“处士”的身份潜心于孔孟之道,从事讲学活动。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等人掌握了政权,程颐也有了出头之日,并被推举做了皇帝的老师。但没有过多长时间,由于他在皇帝面前“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程颐自公元1088年起,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
      尽管如此,到了公元1096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公元1100年才被赦免而回到洛阳。公元1103年,又有人参他著书诽谤朝政,皇帝命人审查他的著作,驱散他的学生。在此境遇下,古稀之年的程颐只好从洛阳回到程村居住,并于公元1107年病死家中。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不可谓不凄凉。
      虽然两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其实,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帝毁去“党人碑”,才使两程“平反昭雪”,于是在其故居立祀。宋理宗封程颢为河南伯,封程颐为伊阳伯。元文宗则又分别加封为豫国公和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诏命其故居为“两程故里”,并诏以颜孟例敕修规制,总面积4592平方米,坐北面南,整体布局为五节大院。 
      程颢、程颐两兄弟若能活到今天,都已近1000岁了。人当然不可能活这么大年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时隔近千年,还能被历史牢牢地记住,被后人时时提起,足可证明两程的人生具有非凡的意义。
  事实上,两程虽然生前已颇有名气,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仕途并不顺利。也正因为屡遭贬官,两人才得以长期在洛阳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并开创当时人称“伊洛之学”的洛学。
  史载程颢、程颐两兄弟相差一岁,分别出生于公元1032年和公元1033年。他们师从北宋哲学家、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认为万物由道而生,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行以顺道”,被称为伊洛学派。
  两兄弟中,“大程”程颢又称明道先生。他天资聪颖,幼年熟读儒家经典,10岁即能写诗作赋,24岁便考中进士。这样的人,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不得宋神宗重用,在洛阳讲学10余年后,公元1085年,一代大儒程颢因病在洛阳家中去世。
  “小程”程颐又称伊川先生,其命运比兄长也好不了多少。他“幼有高识,非礼不动”,18岁时便因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而一举成名,从而年纪轻轻就“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为他日后成为洛学首领打下了基础。
  因为程颐的学问高、名气大,在程颢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1086年),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当上了宋哲宗赵煦的老师。应该说,这个职位很重要,也够风光,但他只干了两年时间,就因对朝政“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而引起权臣不满,不得不于公元1088年离开京师汴梁,回到洛阳管理太学分校。
  因坚定地反对王安石新法,之后的近20年中,苦难开始频繁“光顾”程颐。他先是被削职,后又被流放,71岁时还被参著书诽谤朝政。于是,宋徽宗令人审查他的著作,驱散他的学生。古稀之年的程颐只得“迁居龙门之南”,避祸程村,晚景凄凉。公元1107年,他病逝于家中,门生故旧都不敢前来送葬。
  好在,这两位旷世大儒生前虽不得志,历史却没有因此而掩盖他们的光芒。
      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儒家流派:理学,又名为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基本观点包括: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 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
      宋明六百年儒学之发展,世人称之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理论或义理。对其若不中肯定位,即显空泛,而难以抓住其实质,更不能了然其与先秦儒家之关系。
      宋明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与宗教的合一。(此宗教非西方拜神之宗教,乃是宗本性或本心之教化之宗教也。)这种“性理之学”不仅仅是程伊川、朱子开出的“性即理”,还含有“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此乃陆象山、王阳明开出的“心即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
      这种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内在于个人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之学问也。内圣之学在先秦儒家已彰显成定局,经宋明儒者六百年之发展与弘扬,益发展至极高之境界。内圣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其实际意义是将个人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
      这个“成德之教”仅学问面而言,亦可称之为“道德哲学”,其中心问题有二:一者讨论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此即心性问题;二者道德实践如何下手的问题,此即工夫问题。道德哲学只有兼顾这两方面始能完备。在心性问题上,心性不仅作为道德实践之本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依据)。这样,道德哲学中自然又引生出一道德的形而上学。
      “道德的形上学”由道德的进路来接近形上学,从而对一切存在作一“本体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在西方,康德只建立了“道德的神学”,他并没有积极地意识到且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但康德的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用美学判断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思想,就含有“道德形上学”的趋向。宋明儒者依据先秦儒者“成德之教”之弘规,其弘扬的“心性之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充分完成。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对宋明儒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所以说宋明儒学不仅仅是一笼统的道德学说,而且它还是一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这就使得宋明儒学在人类文化中之位置得到真正肯定,也为我们了解宋明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
      理论形成: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二程集》。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
      宋代发源:“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後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细分来讲,陆王与理学有所差异万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道、佛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後,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理学初起於北宋、盛极於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後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融入了些老佛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丘濬、陈献章……等。
      后世有些人认为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後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然而宋朝时期正是北方强邻压境耻辱肆虐之时,社会混乱,道德贞操价值观念等都被摒弃淡忘,故有针对性的提出,而后世之人往往对此断章取义,不由可叹。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於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後,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後世儒生必读。
      继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清朝歪曲: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晚清实况: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炘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理学复兴:
      学术风气: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官员支持: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起义之变: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仍然受官方的重视,并在民间拥有大量的信奉者与支持者。
      民间影响: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批判观点:明末,湖北人后起儒家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后,反禁欲命题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後力反程朱、老佛的守静与虚学,其中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见道於纸,谈道於口,考道於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当代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开创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探索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挫折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发展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如,宋词一扫唐之鲜艳,追求细腻浸润、色调单纯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画则采用水墨淡彩,表现出人与自然无间的亲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绪;在服饰风格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朝廷多次定制申饬“务从简朴”、“不得奢靡”,不少学者也纷纷提倡服饰要简介、朴实。袁采在《世苑》一书中对女性着装就提出“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的要求。绍兴五年,宋高宗亦主张:“金翠为妇人服饰,不为靡货害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许进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乃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因此,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以修长、纤细,朴素无华;在形态上不像唐代的华贵、夸张和开放;色彩质朴而洁净。
      后世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压制君权的学说,朱子提出理高于势,要求皇帝正心诚意,正是建构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使强权丧失了合理合法性。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次伟大突破。宋明理学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而非退步和否定。褒扬理学的观念认为,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继承了孔孟等先人,并且将之发扬。另外,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集权统治的最大的帮手,是阻止社会进步的力量。如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等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如任继愈则倾向将宋明理学看成科学发展的对立面,另外日本战后著名汉学家如丸山真男和岛田虔次则把宋明理学视为使中国近代化过程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在骂程朱理学前,请先理解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给程朱理学画了一个小丑的红鼻子:“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这位抛弃发妻找小三的爷,快将自己装扮成“妇女之友”了)
      与鲁老爷子齐名的胡适呢,尽管说过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但他年轻时也向程朱理学开过炮:“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连自许服膺于儒门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认为,五四旗手动手砸“孔家店”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大师的解说怎么这么粗俗?)
      “文革”时,炮轰程朱理学的火力就更加猛烈了。著名的笔杆子“梁效”发表雄文批判《水浒传》时,也不忘记先踩几脚程朱理学:“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吓死宝宝了。
      而对“文革”表示反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王小波,在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上,倒可以跟“梁效”产生共鸣。他说,“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理学盛行时,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肯定没什么好结果”。却不知在理学被打倒骂臭的十年“文革”中,是不是人就特别真诚,艺术特别发达。
      今天你到互联网上随便一检索,更是立即便会发现,程朱理学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人控诉“程朱理学鼓吹缠足、戕害妇女”;有人指出“程朱理学压抑了中国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有人痛骂“程朱理学彻底把中国人奴化,人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才”;有人痛心疾首于“程朱理学阻碍了中国一千年的发展”;还有人考证出“抹胸的产生与程朱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理学是中国女性乳房发育不良的罪魁祸首”……
      曾有网友戏谑地说,“早晚有一天,张宏良便秘也会说是美国的阴谋”。著名的“反美斗士”张宏良先生会不会将便秘归咎于美国阴谋,真不好说,但我确知,一些谈中医养生的文章已经指出,中国人性生活不和谐应归咎于程朱理学:“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影响,压抑、排斥性的看法日趋严重,谈房中术者不被采录,或视为禁书而遭封删。”(这位同志,你不知道在程朱理学被奉为正朔的明清时期,色情小说与春宫图非常流行么?)
      更有意思的是,张宏良本人也是明确反程朱理学的。他说:“东方文化在后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所侵蚀,特别是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严重毒化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灵。”我觉得,如果张宏良可能将便秘归结为美国阴谋,那他也应该会将便秘怪罪于程朱理学。
      显然,程朱理学被妖魔化太久,被误解太深了。
      我愿意给诸位讲述四个小故事,用四个小故事为程朱理学正本清源。
    【程朱理学是旨在约束君权的政治哲学】我要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关涉到程朱理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后世学界将程朱理学说成“客观唯心主义”,将陆王心学说成“主观唯心主义”(不要问我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便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理学。不过,我们其实可以从更“薄”的层面去理解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还原为一门政治哲学。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从“内圣”开出“外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现在来说第一个故事。北宋元祐元年(1086),程颐以布衣之身份,被朝廷召征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年幼的哲宗皇帝的经筵官。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不过程颐没有马上应承,而是上了三道札子,阐述他对经筵制度的看法,并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朝廷赞成他的意见,他便担任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崇政殿说书”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在第三道札子上,程颐说:“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总而言之,如果君主不知道克制、敬畏,后果很严重。
      怎么办?程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两套制度:一、君德成就责经筵;二、天下治乱系宰相。什么意思呢?首先是经筵制度,程颐认为,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这个过程,也叫做“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其次是宰相负责制,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这也是宋儒的共识。从程颐后来还是欣然就任“崇政殿说书”来看,朝廷应该对他的意见没什么异议。
      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我来说第二个故事。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近六十的朱熹应宋孝宗之召,赴杭州入对。启程之际,友人劝告他:皇上不喜欢“正心诚意”之论,您就别提这个话题了。朱熹正色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待见到了宋孝宗,朱熹劈头就对皇帝一顿臭骂:“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为什么会这样,朱熹分析说,是因为陛下您“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最后朱熹建议皇上:“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不管朱熹的这一套皇帝听不听从,但朱熹的本意确是要求君主与士大夫节制人欲、遵循天理,而不是要老百姓这样做。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而且,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朱熹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人有欲望,但人生活在相互的关系中,如果欲望不加节制,特别是统治者的欲望如不受限制,则必将对他人构成威胁或伤害。所以人们在交往、结群的过程中,会形成道德、伦理、礼法。道德、伦理、礼法都是为了节制人性中过度的欲望,从而达成大众福利的最大化。优良的公共治理秩序,有赖于人们对道德、伦理、礼法的遵守;而一个各人听任于自己欲望的社会,也必然会变成丛林世界。

      【程朱理学在宋代的影响极有限】许多人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甚至有研究服饰史的学者宣称,因为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女性的着装趋于拘谨、呆板,包裹严实。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我再讲一个朱熹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明朱熹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朱熹有位“一语定交”的好友郑自明(郑鉴),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陈俊卿之女、朱熹另一位朋友陈师中之妹陈氏为妻。淳熙九年(1182),郑自明不幸英年早逝,一年后坊间传出陈氏意欲再嫁的消息,朱熹便给陈师中写了一封信: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翼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陈师中能够劝说令妹不要改嫁,留在郑家“养老抚孤”。这也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方,朱老夫子承认“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可见当时社会并无女性不改嫁的一般观念。只不过陈家乃宰相之家,“名教所宗”,朱熹才“僭率”建议,但他实际的用心恐怕还是出于对亡友一家老幼未来生活的忧虑。
      朱熹可能预感到这封信并不管用,又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写了一封信,意思还是恳请陈宰相劝说女儿不要改嫁,并解释他冒昧写这封信,乃是“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尽管朱熹说得非常恳切,然并卵,陈氏还是改嫁了。据朱熹本人所作《陈俊卿行状》,陈俊卿“次女适故著作佐郎郑鉴,再适太常少卿罗点”。
      实际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适他人。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利用南宋笔记小说《夷坚志》所记事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邦炜先生得出结论:“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鲁迅讽刺宋人“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是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不是无知的话。
      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范仲淹给范氏宗族福利基金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南宋后期,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朱熹曾跟朋友讨论一个案子:建阳县有一名妇女,由于夫家太贫穷而提出离婚,事情闹到衙门,县官判离。朱熹的朋友对这个判决很不以为然,说:“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朱熹说:“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可见朱老夫子尽管性格有些严肃,但也不是不近人情。
      【理学在清代被帝王扭曲了】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明王朝更是将程朱理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过,明代的理学家仍能接续宋儒余绪,尝试以“理”抗衡皇权的“势”。晚明理学家吕坤便宣告:“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入清之后,大清皇帝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不尊程朱之学,竟然会被处以“毁谤程朱”之罪。我来讲完最后一个故事。雍正年间,有个叫做谢济世的监察御史,因为弹劾皇帝的宠臣田文镜,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两年后,有人举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勃然大怒:“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济世因此差点被处死,已经被绑上刑场,临刑前,才得旨:“谢济世免死。”
      后来乾隆继位,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田文镜的帝王,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了,将他的《大学注》(重新整理过了,删掉了被雍正指为“怨望诽谤”的句子)进呈给乾隆。谁知却给乾隆掷了出来。此时乾隆杀心未起,谢济世总算得了善终,但他去世之后,朝廷从他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他的一本遗著《梅庄杂著》,乾隆阅后,恨恨地说:“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
      你看,大清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尊崇,连一句对程朱表示异议的话也不可以说。然而,非常讽刺,清初最有杰出的理学家吕留良(时人评价吕留良“守程朱之学之严,无若先生者”),却被清廷剖棺戮尸,子孙与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为什么?就因为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对皇权专制提出了挑战。比如他说:“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朱熹那句“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的牢骚,要是在清朝说说,恐怕早已被砍了脑袋。程颐要是生在大清盛世,也必为乾隆治罪,因为他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句话让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来驳斥程夫子:“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将皇帝往哪里摆?眼内还有皇上吗?
      高压之下,清代的所谓理学家已全无宋明士大夫的风骨,如清初的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将康熙皇帝捧为“道统”的接班人。而在宋人构建的理学道统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道统完全独立于皇权。另一名理学家焦循则大骂吕坤之论:“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意在以“理”抗衡皇权之势、以“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程朱理学本身,此时也被扭转方向,用于束缚民间社会与一般平民。段塔丽教授曾经对《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载的历代贞妇烈女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隋唐时,朝廷褒奖的贞妇烈女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代742名,明代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有12323名。这个贞妇烈女数量的增幅,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的轨迹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从在野的政治学说蜕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的约束对象就开始发生了错位。
      但即便如此,程朱理学也没有五四公知与网络喷子控诉的那么“罪孽深重”,要为中国近百年(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的落后负责云云。恰恰相反,晚清时候,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家崛起,士大夫政治意识得以觉醒,理学出现了一波回归,而这次“理学回归”的过程,基本上又跟“同治中兴”同步。换言之,理学并没有造成清王朝的专制与衰败(而是清王朝的专制导致了理学的衰败),反而创造了晚清最后的辉煌。
      程朱理学的思想特点:程朱理学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简而言之,程朱理学的思想特点表现在三方面,即一是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二是它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三是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更多地吸收了佛、道的因素。程朱理学形成的原因意识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结果,二是北宋学者大胆创新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
  程朱理学的历史地位: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由于程朱理学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体系的完备性上讲,理学做的很好,它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将宇宙体系,社会体系和人性体系统摄在了一起,使儒学本身变得精致而完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它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借鉴了道教、佛家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正因为此,古代社会后期它脱颖而出成为官方哲学,并由此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体系。
  程朱理学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它确立了以道德为主体的独立性,执著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将传统儒学哲学化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培养人的气节情操、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逻辑的严密性上却有不足,而这是中国哲学的共性,也是中国哲学之所以在西方哲学面前式微的原因。到后期,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和理学作为形而上学本身的缺陷,理学在当代再次被人们作为主流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爱的石狮子......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4

 

2016国庆洛阳行——孟津·汉光武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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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庆洛阳行——孟津·汉光武帝陵

      汉光武帝陵,是东汉开国皇帝世祖刘秀的陵园。汉光武帝陵,古谓原陵,俗称汉陵,为东汉开国皇帝――世祖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的陵园,位于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镇铁谢村西南,始建于公元50年,由神道、陵园和祠院组成。
      对刘秀不是很感兴趣,对这座早已盗挖一空的墓地更是不感兴趣,为什么来呢?只是因为这里对面有一家美食——铁谢羊肉汤,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这个吃货当然不会放过呢!顺便,来到了汉光武帝陵......

      好大的一个娱乐场,孩子们在这里玩儿的不亦乐乎。也不知瘆的慌不?!

      汉光武帝陵距今已有两千年历史,占地800余亩,是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内遍植隋唐古柏1500余株,古木参天,肃穆庄严,同其它皇帝陵寝相比,独具“四绝、三奇”,游人到此无不称奇道绝。















      这个动物比较特别哈,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呢......

       整个陵园,郁郁苍苍,肃穆壮观,山门巍峨,红墙绿瓦,气势壮观。光武帝陵南倚邙山,北临黄河,近山傍水,蓊蔚肃穆。阙门巍峨,气势壮观,神道宽阔,直达陵前,两侧石刻林立、碑碣参差。陵园呈长方形,占地6.6万平方米,墓冢位于陵园正中,为夯土丘状,高17.83米,周长487米。
      慢慢踱过神道,两棵参天古柏迎面把住了陵园大门。导游员赶紧过来引见:“这是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给刘秀把门的。”
      光武祠,位于陵园西侧,为光武帝的祭祀祠院,面积2万平方米,由阙门、碑廊、二十八宿馆、光武殿等组成,构成一鳞次栉比的汉代建筑群落。
      光武帝陵为国内少有的陵墓园林,同其他地方皇帝陵寝相比,独具四绝:其一,帝王选陵,特殊一例。历代皇帝选择陵墓葬地,皆是背山面河,以开阔通变之地形,象征其襟怀博达,驾驭万物之志。唯光武帝陵系“枕河蹬山”,一反常规,为2000年封建历史之殊例,寓意何属,至今仍是一个谜。其二,一园千柏,国内仅有。陵内尚存隋唐植柏1458株,千章古柏,聚植一园,拔地通天,蓊然肃穆,它们巨大的轮廓形成了清晰可辨的人形卧像,俗称“汉皇仰卧”,为国内少有的陵墓园林。其三,柏体杏质,乔木佳品。陵园古柏为国内少有乔木树种,其木色金黄,质坚性柔,柏体杏香,剖面色美,俗称“杏柏”。其四,汉陵晓烟,奇妙景观。
      阳春三春,清明前后,逢天朗气清、晨曦初现之时,古柏枝隙间紫烟弥漫,笼罩陵园,状若轻烟,飘似浮云,烟凝云聚,滚腾滴坠,置身园中,如登凌霄,似游仙界。原陵西侧光武祠前大道两侧原有巨柏28株,象征辅佐刘秀打天下的28名将领。陵内古柏因年代久远,还形成了 “苦恋(楝)柏”、“鸟鸣柏”、“汉皇仰卧”等奇特景象。光武帝陵千百年来为观者称奇而乐道,对研究我国帝王陵寝有着较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同其它地方的皇帝陵寝相比独具其绝。

      东汉石辟邪:高 1.90米,长 2.97米,宽 0.9米,重量达8吨多,是汉代的青石雕刻,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石辟邪。原件现收藏于洛阳博物馆。1992年12月在汉光武帝陵南一公里处的油坊街村挖水渠时挖出,雕刻精美,造型伟岸,前所未有,它昂首挺胸,步履矫健,那充满自信而豪迈之势,给人一种强烈的阳刚之美,状伟之美。唐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载:帝王陵前置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等。石辟邪由九种动物的部分组成:龙头、鹿耳、蛇芯、马肚、麒麟翼、牛鬃、蛟龙尾,前迈的一只是虎爪,其余三只是狮爪。石辟邪的任务是:引领着皇帝的灵魂,走过神道,升入仙界。该辟邪是用一整块青石雕制而成,辟邪雕刻技法娴熟,圆雕、平雕、线刻自然融汇,点线面体结合,天衣无缝,细腻具象写实、粗犷抽象夸张并用,雕塑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专家们对这尊石辟邪也有异议,原因是此石辟邪被发现时,即有舌、下颚部和左前爪第一趾的损毁,后文物工作者对其舌、下颚部进行了复原,就形成如图的“长舌无须”的形象,而部分专家认为汉代的辟邪应该是“长须短舌”的。

 

      神奇碑洞:此碑立于明朝弘治年间,碑上有一神奇碑洞。该通碑位于墓冢左前方,碑体上有个茶盅大的洞,耳朵贴着洞口,能听见汩汩的黄河流水声。传说洞中本来卧有一金蝉,后来被福建南蛮子盗走了。这南蛮子本是来盗墓的,但刘秀是个俭朴英明的好皇帝,陪葬品中净是瓦器,他什么也没偷着,又累又气,靠在通碑下睡着了。梦中忽闻蝉鸣,遂醒,见碑中金蝉,狂喜,盗挖而遗洞。
      听了许久,只听到了聚合的风声,类似海边见到的海螺壳里的声音。

      中兴碑的传说:此陵园的中间是高20米、周长500米的墓冢。冢竖立着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所立的通碑一块,上书“汉世祖中兴光武帝陵”。其中“中兴”二字油光透亮,此乃游人触摸之缘故。相传,距碑八至十步,闭眼前行,伸手触及“中兴”二字,即预示触摸者事业有成,前途无量。若手掌摸到碑上“中”字,则仕途兴旺;若摸到“兴”字,则体泰安康。

      汉光武帝原陵是一处严重违背风水之说的神秘陵墓:原陵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独有的传说史,而它所在的北邙山的所有墓冢的历史则是一部中国文明史,原陵有着其他陵墓没有的奇怪之处,从风水学上来看,它完全不是一片吉壤。但也正因此,它成了皇陵的一道奇特风景,引得后人观望与惊叹。
      诡异的建陵之地:中国有句古话叫“生在苏杭,死葬北邙”,意思就是说北邙是一个风水宝地,倘若死后能长眠于此,那么子孙万代都将因此而受益。特别是它对面就是黄河,更是符合了风水学说的思想:“背山面河,以开阔通变之地形,象征其襟怀博达,驾驭万物之志。”也正因如此,但凡在中原建都的皇帝都想在死后入住北邙,以福荫后人,江山永固。邙山上下,战国、秦、汉、曹魏、西晋、北魏、东魏、唐、后梁、南唐、宋、元、明等各朝各代君王和显赫人物都在此长眠。把他们的名字排列起来,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史:殷王、东周诸王、东汉诸帝、蜀汉后主、曹魏诸帝、西晋诸帝、陈后主、唐明宗、南唐李后主、苏秦、吕不韦、夏侯婴、陈平、贾谊、班超、何进、关羽、石崇、羊祜、裴楷、狄仁杰、杜甫、石守信……
      其中,在北邙的东汉帝陵一共有五座:光武帝的原陵、安帝的恭陵、顺帝的定陵、冲帝的怀陵,以及灵帝的文陵。然而在这五座陵墓之中,却有一座特立独行,选址蹊跷。其他四陵皆在邙山之阳,唯有一座坐落在邙山之阴的黄河滩上。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房后有山,房前有河是大吉之地。但这座诡异的陵墓却恰恰相反,好比是房门开在山前,房后是河——南倚邙山,北临黄河。而这座陵墓的主人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这样一位中兴英主的原陵方向却面南背北,着实有些奇怪。原陵的南面是山,北面是河,也就是所谓的“枕河蹬山”“汉皇仰卧”。然而这些讲法在风水学来说是极不提倡的。风水之说在中国由来久矣,而自古帝王的陵墓更是极为讲求诉诸风水,从选址到朝向、建制,一一不得马虎。可是这位东汉的开国之君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有悖于风水之说的建陵之地呢?
     关于这个问题,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刘秀有个王儿从不听话,命他向东他偏往西,叫他打狗他却撵鸡。刘秀生前早就看好了北邙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在临死前“知子莫如父”的刘秀这次得来个正话反说:故意命他把自己葬于黄河之中,这样他儿子才可把他的陵寝置于邻山之颠。于是传旨王儿来病榻前,嘱曰:“父命中缺水,归天后汝要把父葬于黄河之中,如此才免干渴之苦。”谁知王儿却一反常态,哭着发誓道:“不孝儿从未聆听过父王之训,如今痛改前非,葬事定遵父嘱。”刘秀一听,叫苦不迭,无奈君无戏言,于是长叹一声便驾崩了。后来王儿公布遗诏,并征集天下能工巧匠,打造龙舟灵枢。入殓后,便把灵枢抛入滚滚黄河之中。说来也怪,此时河水突然咆哮着向北滚去。灵柩落处瞬间成为一片平地,并有个陵丘拔地而起。据说原陵虽然置于黄河滩上,但历来黄河泛滥却从未侵害过。当然黄河水不侵,只是因为这里的河床南高北低,河水只能倒向北岸,水流越急,向北冲得越厉害。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是人们因为无法解释原陵的反常现象而编织出的一相情愿的解说,并无恶意,相反,为原陵增添了一丝神秘的、饶有趣味的色彩。
      事实上,据史书记载,刘秀生前就已经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园,早在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就已经开始在北邙山与黄河之间营建原陵,光武帝还特地下诏不要铺张浪费,他说道:“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覇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羙哉!令所置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看来,汉光武帝陵建在黄河边上是刘秀自己的主意,据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刘秀一生波澜起伏的际遇有关。
     刘秀是否和其他帝王一样为自己修建陵墓劳民伤财,历史并无确切的记载。他只是对负责修建陵园的窦融说过这样一段话,他的陵园要“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意思是说现在建陵占地不要越过二三顷,不要起山陵,只要能让雨水排出就行了。这完全符合了原陵的规模和位置。临终前刘秀又再次下旨强调:我在世时无益于天下平民百姓,丧葬时应像文帝那样陪葬以瓦器,不要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要因山为陵,不起坟堆,各地刺吏及其他官吏要忠于职守,不要来京奔丧,也不要递送吊唁奏章。所以,他的陵园在营造之初,并无任何奢华的建筑。园中的柏树,还是在隋唐时期栽植的。这完全符合原陵的规模和位置。
      《古今注》的记载:“光武葬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鐻届在周垣内,提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而《帝王世纪》也记载:“原陵方三百六十步,高六丈,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建武中元二年光武帝刘秀病逝后,当年三月,光武帝就下葬在原陵了。
      关于原陵的具体位置,近代以来学者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为陈长安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刘家井大冢就是汉光武帝原陵。他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帝王世纪》里所说的原陵距离洛阳十五里。西晋时的十五里约合今天五公里多点,与刘家井大冢正好吻合。今天的所谓“刘秀坟”则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所修建的祭地“方泽”。
      不过相对于陈长安先生,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认定原陵就在铁谢村。比如杨宽先生认为,《帝王世纪》的记载有缺误,应当是“二十五里”,脱了一个“二”字。日本学者太田有子则是从临平亭的地点来考证,原陵就应该是今天的刘秀坟。而且近代以来,在原陵附近也有过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比如在原陵南一公里处,发现了一个非常精美巨大的东汉辟邪。在陵区内也发现了一通北宋时期的碑,证明至少北宋时期就已经认定这里为光武帝原陵。
      奢华招来的厄运:从汉朝初年开始,皇陵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所遵循,即使刘秀不想在自己的坟墓上奢侈浪费,但终究逃不出传统和后代的孝顺。后来原陵被董卓挖掘,曹丕对此事评价说,原陵被挖,罪在汉明帝。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四年后刘秀死掉,汉明帝将原陵建造得奢华无比,所以才招来了董卓的盗掘。既然刘秀的原陵被后世修建的如此奢华宏伟,自然也少不得被盗墓贼侵扰。关于原陵的盗墓故事也不胜枚举,其中有一个“墓现金龙”的传说流传颇广。
      据说东汉末年,有个盗墓贼来到邙山,经过多方窥探,了解到原陵右侧铁谢村有个谢家磨坊,有一张丝箩可以帮助人打开刘秀坟。盗墓贼花尽了积蓄,买来丝箩。将分土剑往坟上一插,坐北面南,墓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随后,他又将丝箩往青石墓门上一挂,只听得一声巨响,雕刻着天龙、金狮的宽厚墓门竟徐徐打开了。盗墓贼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谁想只见刘秀正端坐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刘秀听见声响,抬头一望,看到了盗墓贼正毛骨悚然地站在那里,于是便厉声责问来者何人。贼人自然是胡乱找个理由虚与委蛇。刘秀听罢,不露声色,斥退了这个盗墓贼。但谁想盗墓贼临走还是顺手牵羊,偷拿了一个墓中随葬的锦盒。待他退出墓葬后,自然是急忙打开锦盒,想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宝贝。怎料只猛然听得一声响,一条金龙从盒子里奔腾而出,顿时大雨倾盆,金龙盘旋片刻,就飞入天空无影无踪了。盗墓贼吓得面如土色,每跟人谈起此事,都心有余悸。从此再也没人来挖掘过原陵。而据说随后就有人倒卖金龙,后被认出是当年下葬原陵的陪葬品,继而被官府收押。这些传说使原陵的盗墓史越发的扑朔迷离……
      当然,这些盗墓故事纵然引人入胜也不过是一些传说罢了。但尽管如此,历史上光武帝原陵因为建筑宏伟、陪葬珍宝奇物无数,确实使盗墓者趋之若鹜,屡遭侵扰,损失惨重。而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就又要算到臭名昭著的董卓身上了。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他无耻地盗掘了一批帝陵,而光武帝原陵就成为他第一座染指的帝王陵墓。当年,董卓派大将吕布盗掘北邙山上的皇陵,无论西汉还是东汉王陵,无一幸免。原陵就在这位军阀的无耻挖掘下,不但墓中宝藏被劫掠一空,陵上建筑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我们现在见到的原陵已经不是最初明帝为光武帝修建的原陵了,而是宋代开宝六年(公元973年)重新整修的光武陵。
      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刘秀墓从未被盗过。一方面是刘秀随葬品“含金量”太少,引不起盗墓贼的兴趣,此外由于刘秀墓位于黄河滩,地下几米就是流沙结构,也没法盗挖。
      千年宝洞:一代明君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眠于斯,千百年来有多少人到此顶礼膜拜!人们为了表达对刘秀的崇敬,就往位于陵顶中央的这个洞中投入钱币,此洞人称原陵宝洞,相传当您投币时洞内传出动听的“叮当、叮当”声,就预示着光武帝保佑您“吉祥、吉祥”。您站在哪个方向投币,洞内发出连续声响,声响越多,便是光武帝明示您在哪个方向兴旺发达。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葬礼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之中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帝王的丧葬更是专制王朝的一件大事。相对于其他统一王朝而言,东汉的帝陵也体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首先,从光武帝刘秀开始,东汉的皇帝大多主张俭葬。所以,东汉帝陵往往没有西汉时期帝陵高大的封土,也不设置陵邑。比如,汉武帝茂陵的封土经过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现在仍然有四十多米高。东汉帝陵封土就要比西汉时期小很多。西汉时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都修建有陵邑。而东汉的帝陵都没有陵邑。西汉帝陵附近往往有规模宏大的陵寝建筑,东汉帝陵则往往很简略。西汉帝陵周围往往有大量的陪葬墓,比如霍去病就陪葬在汉武帝茂陵。东汉的帝陵周围很少有陪葬墓。根据文献记载,东汉帝陵的陪葬品也比西汉帝陵要少很多。其次,东汉帝陵体现出更多的儒学色彩。虽说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儒学就在西汉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到了东汉,儒术才真正获得了独尊,无论是国家的礼制建设,还是民众的社会生活,都体现出儒术的影响。这一点在东汉的帝陵上也都有所体现。再次,十多位帝王,除了汉献帝的禅陵在修武县以外,其他都在洛阳周围,但是这些帝王陵墓的准确位置却还存在探索之中。清朝时,洛阳有一个县令,叫龚松林,到邙山上对着一座座墓冢胡乱命名一通,后来证明他的指认基本都是错误的。
  汉光武帝原陵原有3000多株隋唐古柏,都是当时的地方官员前来拜谒时种植的。因病虫害、雷击等各种自然灾害,现存1400多株。这些古柏已历经千百年的风雨,依然蓊郁挺拔。大自然的鬼斧神功把它们雕刻的形态各异、千姿百态,有的如巨龙盘绕,有的象惊鹿探头,无不形神兼备、妙趣横生。整座陵内一种奇香,由满园翠柏发出,如雨过天晴,这种余香感觉更深,风过之处,古柏清香可传10里之遥。汉陵古柏殊异,是国内仅有的乔木树种,这种柏树质坚性柔,剖面色泽金黄如杏,香味浓郁,木质坚韧。因它木色金黄,柏体杏黄,又称“杏柏”、“血柏”,千百年来为人称奇。其实,刘秀主张简葬,当时的葬仪和陪葬物品甚为简陋。当初并无巍殿崇榭,园内的千年古柏,也是在他去世500多年后的隋唐时期栽植的。刘秀确实不愧为一代明君。
      这里的古柏都向南倾斜着,有的树不得不用桩子支撑,林子显得有点儿凌乱,像风灾中倒伏的庄稼。传说这些树是刘秀的“御林军”,刘秀是南阳人,他的御林军也多是南阳人,思乡心切,所以向南倾斜。实际上是因为这里地处黄河滩,土质松软,上千年的北风,吹斜了这些柏树。
      原陵三奇的传说:然而,原陵的奇特之处远不止陵墓的独特建构这么简单。
      光武帝陵南依邙山,北临黄河,近山傍水,菇蔚峭拔,陵区呈长方形,由祠庙、方丈院,陵园三部分组成。墓冢位于陵园正中,呈园形,土丘,家高20米,周长487米,园内现存古柏1500株。整个陵园郁郁苍苍,肃穆庄严。陵前有一块穹碑,碑身镌刻“东汉中兴世祖光武皇帝之陵”。其中“中兴世祖”四字尤为明亮。传说过去老百姓多到这里抚碑择吉问凶:人离碑十步,双手平伸,闭目走去,能摸到这四个字就是吉兆。殿前甬道两侧,原有巨柏28株,巍然挺立,排列整齐,各有名讳,象征辅佐刘秀打天下、定社程的云台28将,俗称二十八宿柏。
      关于这些松柏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初汉明帝把载有刘秀的尸体的棺材投放进黄河时,黄河突然改道,显出一座土丘,土丘周围忽然就生长起了密密麻麻的柏树。至于柏树有多少,没有人数过。后来,有位大将军路过此地,一心要知道柏树的数目。他就命令士兵用纸条贴树编码,当很快要贴完时,突然狂风大作,正在数柏树的士兵被刮得找不到北。同时失去了算术能力,等他们清醒后,树上的纸条已无影无踪。他们终究还是只记得有二十八棵特别粗大的柏树,就是象征那些称得上是开国功臣的“云台二十八将”。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来参拜刘秀,不相信这个说法,让部下点数,可怎么也点不清楚,傻汤恩伯较了真,调来数千士兵,一人抱住一棵柏树,然后集合了报数,平时报数很“专业”的士兵,却一会儿就糊涂了,怎么也报不清楚。这时候狂风大作,柏林森然,涛声如怒,汤恩伯心里害怕,只好作罢。
      柏树之奇还不仅仅于此。诸多柏树中有两种分别叫“鸟鸣柏”和“苦恋柏”的是为柏中一绝。若在“鸟鸣柏”下拍手,林梢就会发出鸟叫声。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苦恋柏”。“苦恋柏”本是自然形成的奇观,一株古柏的树干中,长出了一棵苦楝树。于是,又有了传说:刘秀和他的皇后阴丽华苦苦相恋,最终长相厮守。阴丽华是南阳新野人,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年轻的刘秀对她一见钟情,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刘秀有两大人生目标:“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刘秀果然赢得美人芳心,但由于战争,两人天各一方,苦苦思念。刘秀当了皇帝、定都洛阳后,派人把阴丽华接来,长相厮守,共度终生,死后合葬在这里。于是,“苦恋柏”又成“千年等一回”的“千古绝恋”。
      原陵的另一奇被称为孟津县的“八景”之一,即“汉陵晓烟”。据志书记载,每年在清明节前后,当天朗气清,霞蔚风息,晨曦初见之时,陵园内陡起紫气弥漫,状若轻烟,飘若浮云,自西向东,姗姗移动,逐渐使整个陵园被飘渺的云烟所笼罩。云烟之中,翠柏红墙,古碑墓家,野花芳草,若隐若现,恍若置身于仙境之中。当地千百年来流传着这样的趣谈,哪年有此景观,便预兆农作物丰收。现在人们每到阳春三月,清明节将临之时,仍企盼紫烟,祈祷祥瑞。一位古代目睹此景的游者,曾题《汉陵晓烟》,诗云:“昆阳雷雨战犹酣,赤符魂归锁玉函,今日陵园回首处,看他烟树绿毵毵。”青山埋帝骨,大河系英魂。“汉陵晓烟”更增添了人们对光武帝的怀念与仰慕之情。
      原陵的另一奇景就是“汉皇仰卧”。每逢秋末叶落,当有人站在陵西300米处东望时,整个陵园看起来就像是仰卧的刘秀,头戴皇冠,身穿龙袍,头枕黄河,脚蹬北邙。此景中的刘秀身长240米,头部由陵北的古柏组成,高50米,脸部的凹凸部分分别由一些参差不齐的柏枝组成,五官和胡子清晰可见,微风吹动柏枝,刘秀的胡须就飘起来。冢上的柏林构成了刘秀的肚子,高60米。冢前甬道旁的两行苍柏恰似刘秀的两腿。汉阙山门外的柏树恰好是刘秀的两只脚。如果你站在陵西300米处,看到这一奇景,你一定会感叹帝王之威仪。

   原陵古柏数量多,种植不规律,因此,在百姓中流传有原陵古树数不清的传说。就原陵古树的数量,孟津县文物局2008年对整个陵园的树木进行了排查、编号,陵园共有古树1458株。古柏年龄在清代的孟津县志上已有记载,为隋唐时期。此外,林业专家通过对树木年轮、木质等的判断,也测算了树龄。汉光武帝陵园的侧柏平均树龄为1500年,是洛阳最古老的古树群。

      苦恋(楝)柏:“柏楝同根,至爱体现”。在距地面3米的柏树主干上,生长着一棵碗口粗细的苦楝树。柏楝同根属植物界奇特现象,人们把它喻作刘秀和阴丽华爱情的象征。传说皇后阴丽华生前苦苦眷恋着汉光武帝刘秀,矢志不渝,于是两人重生成了这棵同根树。如今这棵树也成了忠贞不渝爱情的象征。树下系上连心锁,将钥匙投入陵北的黄河,是现代青年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以示忠贞不渝。
      有好事者就此“创作”了“苦恋柏”故事:刘秀和他的皇后阴丽华苦苦相恋,最终长相厮守。阴丽华是南阳新野人,当地有名的美人儿,年轻的刘秀对她一见钟情,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刘秀有两大人生目标:“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刘秀果然赢得美人芳心,但由于战争,两人天各一方,苦苦思念。刘秀当了皇帝、定都洛阳后,派人把阴丽华接来,长相厮守,共度终生,死后合葬在这里。
      其实,苦楝树寄生在这棵空心的千年柏树里,才不过15年时间,因此,是“千年等一回”的“千古绝恋”。



 

      关于刘秀与阴丽华合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两个人都下葬在这个墓冢,另一种说法是,遵循西汉帝后合葬惯例,这对恩爱情侣“同茔不同穴”,刘秀墓冢东500多米的地方,有一方坟冢,老百姓叫它“娘娘冢”,相传是皇后阴丽华的墓。据说阴皇后陵园中也有高大的寝殿、便殿,可惜如今已荡然无存了。孟津县原文化局局长、76岁的王俊生告诉记者,他曾经看到过打开的“娘娘冢”。国民党扒开花园口那年,王俊生12岁,由于花园口决口,黄河水流速加快,冲刷堤岸,“娘娘冢”附近地面下沉,冢塌了一角,当时王俊生家就在铁谢村,小孩子腿快,都跑去看。王俊生说,当时他看到墓冢里有砖圈着,棺材用铁链子吊在几根柱子上,棺材很大。后来,铁谢村一个姓王的大绅士赶到,让人们用砖头堵上,用土又把墓封严实了。





 

      银蛇缠柏:此柏形成的图形,就像一条银蛇随着闪电降到人间,游客把它叫做“白蛇下凡”。

      赤胆忠心:这棵柏树中部的形状,就像一个将士用刀剖开胸膛向刘秀表达忠心。“掏心献真情,剖胸谢君恩”,形容刘秀的将士对刘秀赤胆忠心。

      惊鹿探头:这棵柏树中部凸出的枝干就像一只逼真的鹿头,那惊惶的眼神和脖子上凸起的筋络,以及恰到好处的鹿角,无不让游客叹为观止。

 



      猴头柏:这棵柏树中部凸出的部分,恰似一个猴头,而且五官俱全,毛发逼真,游客观后无不称奇。

 

      巨龙盘柏:此柏经过千百年的自然造化,整个柏身的图形恰似一条巨龙盘绕在柏树上。游客称之为“巨龙倒悬”。

      个人倒觉得更像是一只攀爬而上的松鼠呢......

  

      鸟鸣柏:在陵园通往祠门处,不论是谁拍一拍手,就会听到“啁啁”两声清脆鸟鸣。掌声越多听见的鸟叫声也越多,掌声越响听到的鸟叫声就越清脆,这是鸟鸣柏发出的,只要一拍手,鸟就叫。如果众人拍手,便会像群鸟欢唱。此为汉陵一大奇观。传说当年刘秀被王莽大军撵得疲惫不堪,睡倒在山坡上一棵柏树下,梦中听见有人叫喊“快跑”,醒来一看,声音是从树上一只小鸟嘴中发出的,提醒他王莽追兵马上要来了。刘秀因此躲过一劫,死后便招来神鸟为他看守陵墓。后据说可能是此处靠近墓冢入口,拍手与墓中构建产生共鸣,听起来极像鸟叫声。
      拍得手都疼了,也没听见鸟叫声......


      光武祠:位于陵园西侧,为光武帝的祭祀祠院,是为纪念汉光武帝刘秀而新建的祠宇,于1997年9月动工兴建。整个建筑为组群建筑,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总投资250余万元,有阙门、碑廊、二十八宿馆、光武殿三进院落,构成一鳞次栉比的汉代建筑群落,建筑古朴而粗犷。前临陡崖,后依青山,依山就势,高低错落。殿宇建成后将成为陵区又一重要人文景观。
      在祠殿左右两侧,还分别竖立着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四通石碑,记载着重修祠庙和原陵沿革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也只能根据碑文的记载,窥见当年光武帝原陵初始的风貌了。其左前方有宋代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新修后汉光武帝庙碑一块,碑文内容是歌颂光武帝由南阳起事,决昆阳之战、破邯郸之垒、定都洛阳等功业。在词殿前左右两侧,还竖有元、明、清、民国时期的石碑四通,分别记录了重修词庙和原陵沿革的史料,十分珍贵。
      最初的刘秀墓就是平地起了个土堆,后世人陆续建起了神道、祠堂,才有了皇陵的气派。

      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人,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东汉王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新朝王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鄗南千秋亭登基称帝,[3-4]  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经过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刘秀在位三十三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时代。毛泽东曾盛赞: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一代君王是汉光武帝刘秀。
      建武中元(一作中元)二年(57年)二月初五日,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遗诏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刘秀死后,其子明帝刘庄继位,于同年三月初五日,葬刘秀于原陵,上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

      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公元36年),字颜卿,颍川郡舞阳县(今河南舞阳县)人,东汉初年将领。王莽末年,王常为弟报仇,逃亡江夏。后加入绿林军,担任偏将,攻打邻县。公元23年,更始帝即位,任王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更始帝建都长安,任王常兼理南阳太守事务,命他可自行生杀赏罚大权,封邓王,赐姓刘氏。更始帝失败后,王常归附光武帝刘秀,任左曹,封山桑侯。受命攻打邓奉、董欣,平定各处屯聚军队。公元29年,攻下湖陵,随光武帝打败苏茂、庞萌,又与骑都尉王霸平定沛郡乱贼。公元30年,王常西屯长安,抵御隗嚣。公元31年,光武帝就地任王常为横野大将军,地位高于其他将领。王常分兵打败隗嚣属将高峻,挥师逼降羌人各部武装。公元33年,北上屯兵故安,抵御卢芳。公元36年,在屯所去世,谥号节侯。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42年),字次元,南阳宛县人 ,东汉开国功臣,名列云台(然而非二十八将之一)。家族世代以经商著名,父亲李守,初事刘歆,后为王莽的宗卿师、五威将军从事、巫县县丞。王莽末年,李通曾听父说图谶讲“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心里常想此事,因家里富足,不想为官,而辞职回家。后辅佐光武帝,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光武帝的恩宠。历任大司农、前将军、大司空等,封爵固始侯,娶光武帝之妹宁平长公主刘伯姬。建武十八年(42年)去世,谥号恭侯,光武帝与皇后亲临吊唁,送葬,李通死后其子李音袭爵。
      太傅宣德侯卓茂(?―28年),字子康,南阳郡宛县人。汉朝大臣,云台三十二将之一。汉元帝时,卓茂到长安求学,师从博士江生,学习《诗经》、《礼记》和历法算术,深得师傅之学,号称“通儒”。卓茂生性仁爱恭谨,受乡邻朋友喜爱。初为丞相府史,受孔光称赞。卓茂后任侍郎,供职黄门,升任密县县令。在任密县县令时政绩突出,深得百姓爱戴、官吏信服。王莽执政时,升任京部丞。王莽篡汉时,卓茂称病辞官回乡。更始元年(23年),更始帝任卓茂为侍中祭酒,卓茂得知更始政权政治混乱,以年老为由告老回家。东汉建立后,卓茂前往河阳觐见光武帝刘秀,被任命为太傅,封褒德侯。建武四年(28年),卓茂去世,光武帝身着丧服送葬。
      大司空安丰侯窦融(前16年—62年),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新莽末至东汉时期军阀、名臣,云台三十二将之一。王莽掌权时,窦融担任强弩将军司马,参与镇压瞿义、赵明起义。新莽末年,窦融曾随王匡镇压绿林、赤眉军,拜波水将军。后归刘玄,为张掖属国都尉。刘玄败,被推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据境自保。刘秀称帝后,窦融遂决策归汉,授职凉州牧,从破隗嚣,封安丰侯。而“窦融归汉”也成为后世的著名典故。建武十二年(36年)入朝,历大司空、将作大匠,行卫尉事。永平三年(60年),绘像于南宫云台。晚年因家族子弟放纵不法而遭到责让。永平五年(62年),窦融去世,年七十八,谥号“戴”。

      早年经历: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秀的先世,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而从列侯递降。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
      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出生于济阳县,他出生的时候,有赤光照耀整个房间,当年稻禾(嘉禾)一茎九穗,因此得名秀。元始三年(3年),刘钦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成了孤儿,生活无依,只好回到祖籍枣阳舂陵白水村,依靠叔父刘良抚养,成了普通的平民。由于刘秀勤于农事,而其兄刘縯好侠养士,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刘邦的兄弟刘喜。新朝天凤年间(14年―19年),刘秀到长安,学习《尚书》,略通大义。

 

      舂陵起兵:西汉自汉元帝以来,朝政日益衰败。到了汉成帝之时,成帝昏聩不堪,委政母族。致使以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外戚集团独揽了朝政大权;又专宠赵氏姐妹,从而形成了“赵氏乱于内,外家擅于朝”的局面。汉哀帝死后,王政君之侄王莽连立汉平帝、孺子婴两幼主,其地位历经“安汉公”、“摄皇帝”,表面上几乎就是昔日周公摄政的再次重演。初始元年(8年),王莽废孺子婴(刘婴)为定安公,正式代汉登基称帝,建立了新朝,建元“始建国”,西汉在历经214年的统治后终于灭亡。
      新莽末年,因其推行的改革盲目崇古,不切实际,又触动了上至豪强、下及平民的利益;加之水、旱等天灾不断,广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庶一脉。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縯不同,刘縯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
      新朝王莽末年,天下的乱象已现,刘縯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而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可见刘秀起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谨慎决断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性格上的不同也决定了日后刘縯、刘秀两兄弟截然不同的结局。(22年)十一月,“光武遂(从宛)将宾客还舂陵”,会同大哥刘演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于舂陵正式起兵反莽。

 
      昆阳摧莽:因为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今湖北枣阳)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绿林军中的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扩大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莽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
      更始元年(23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更始帝。对此,刘縯及南阳刘姓宗室极为不满,只是迫于在联军之中,绿林军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只得暂且作罢。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复用汉朝旗号,此举大大震动了新朝,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新生的更始政权。
      同年五月,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今河南禹县),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迫使刘秀的部队从阳关(今河南禹县西北)撤回昆阳。昆阳汉军仅九千人,众恐不敌,欲弃城退守荆州故地。刘秀以“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为由,说服诸将固守昆阳。此时王莽军已逼近城北,刘秀率13名骑兵乘夜出城,赴定陵县、郾县调集援兵,后有步兵、骑兵一万七千精兵赴援昆阳。
      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王邑军向昆阳城发起进攻,并挖掘地道,制造云车。昆阳守军别无退路,坚守危城。此时王莽军久战疲惫,锐气大减。刘秀于六月一日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刘秀亲率千余精锐为前锋,反复猛冲,斩杀王莽军千余人,汉军士气大振。随后又以勇士三千人,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偷渡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猛烈的攻击。王邑依旧轻敌,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及万人迎战,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战死,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乘势出击。王莽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暴涨,王莽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滍水为之不流。
      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
      出抚河北: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则马不停蹄的南下攻城略地,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刘秀的长兄大司马刘縯被更始帝所杀。哥哥无故被杀,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刘秀能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悲愤不形于色,正是彰显出了刘秀的韬光养晦、隐忍负重。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对大哥刘縯部将不私下接触,虽然昆阳之功首推刘秀,但他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本因刘縯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毕竟刘秀两兄弟立有大功,故刘秀不但未获罪,反而得封武信侯。刘秀回到宛城并受封武信侯后不久,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
      但是,刘秀心里明白,即便是一时让更始帝不猜疑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得到与兄长刘縯一样的下场,毕竟自己声名远播、功高震主。
      当时新莽王朝虽然覆灭,但是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在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赤眉军在山东发展迅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等割据势力,刘赐对刘玄说:“刘秀是去河北招抚的最佳人选。并且河北一带只能是刘秀去才合适。”再说,能不能摆平河北,决定更始政权的命运。当时南方流行一个童谣:“得不得,在河北。”可是以大司马朱鲔为代表绿林军出身的将领强烈反对刘秀出巡河北。当初刘玄杀刘縯,就是朱鲔和李轶的强烈提议,朱鲔他们不让刘秀去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太强了。刘玄很为难,朱鲔这边的反对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让他去,刘秀势力壮大,太危险,不让他去,河北的招抚工作做不好,更危险。就在刘玄犹豫不决的时候,冯异给刘秀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冯异劝刘秀,一定要 想办法巴结左丞相曹竟,刘秀听从了冯异的建议,“厚结纳之”。
      河北定基:更始元年(23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路上,刘秀的挚交邓禹杖策北渡,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言刘玄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邓禹的话,正合刘秀的心意。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一个叫做王郎的人在邯郸称帝,而前西汉在河北的另一王室、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一时间,刘秀的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尤其是上谷太守耿况之子、少年英雄耿弇,一身豪气,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刘秀高兴的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不久刘秀率军在更始帝派来的尚书令谢躬和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攻破了邯郸,击杀了王郎等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成和真定王刘杨的联盟,刘秀亲赴真定王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谢躬做幽州牧,接管了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史称此时刘秀“自是始贰于更始”。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
      登基称帝:刘秀发幽州十郡突骑与占据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等农民军激战,经过激战,迫降了数十万铜马农民军,并将其中的精壮之人编入军中,实力大增,当时关中的人都称河北的刘秀为“铜马帝”。公元25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统一天下: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此时的长安,极度混乱,赤眉军拥立傀儡小皇帝刘盆子建立了建世政权,拥兵三十万众,进逼关中,更始遣诸将与赤眉大军交战,均大败而归,死伤甚重,三辅震动!不久,更始向赤眉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刘秀闻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发生了火并,也派邓禹西入关中,以观时变。此间,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数十万大军拥在长安,不日粮草即告匮乏,只得撤出长安西走陇右以补充粮草,结果为割据陇右的隗嚣所败,恰是严冬,“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赤眉数十万大军只得东归再次折回长安,并击败了进驻那里的邓禹军,迫使其退出长安,但此时的赤眉军也遭受了极大的消耗。见邓禹的西征军不利,刘秀遣冯异前往关中,代替邓禹指挥西征大军。冯异到后,邓禹联合冯异部与赤眉再战,结果再次大败,冯异只率少数人弃马步行才得脱身归营,而邓禹则败走宜阳。冯异收拢归散的部下,坚壁清野,待机再战。不久,冯异军与赤眉再次大战于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双方均倾众而出,一直大战到太阳偏西。在此之前,冯异提前选精壮之士换上与赤眉军一样的装束,伏于道路两侧,此时见双方皆已力衰,伏兵杀出,赤眉大军惊溃大败,被冯异迫降者八万余人。崤底之战,使得赤眉军再遭重创,加之粮草已尽,不得已再次转向东南方,力图补充粮草和人马,摆脱困境。
      早在崤底之战前,刘秀鉴于关中大饥,人相食而隗嚣的重兵又陈于西方的局面,料赤眉必向东或南方向运动,遂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建威大将军耿弇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在东、南两个方向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之路。不久,刘秀得知冯异在崤底大破赤眉,而赤眉军主力十多万众南下走宜阳,刘秀乃亲自引大军驰援宜阳一线,与耿弇等人会合,共同阻击赤眉南下。刘秀亲率六军,于宜阳前线将大军摆开阵势,大司马吴汉精兵于最前,中军在其后,骁骑兵和带甲武士分陈于左右两侧。赤眉大军兵士疲敝,粮草缺乏,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自崤底失败后一路从关中折向南,至宜阳,正迎面撞上刘秀布下的重兵,兵困粮乏的赤眉军根本无力再战,而后面又有冯异的大军,再回关中已无可能。在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尚有十几万兵马的赤眉大军无奈在宜阳被迫请降,并向刘秀呈上了得自更始帝之处传国玉玺和更始的七尺宝剑。赤眉降后,上缴的兵器和甲胄堆放在宜阳的城西,与旁边的熊耳山(山名,因似熊耳而得名,在宜阳以东)一样高。至此,起自新莽天凤五年,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眉军被刘秀扼杀在了血泊之中。
      在与赤眉军在关中激战的同时,刘秀在关东(即函谷关以东)一线亦派遣以虎牙将军盖延为首的诸将对梁王刘永进行了东征。刘永,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其家世代为梁王,据梁地,故在梁地素有威名,声望极大。王莽摄政之时,其父梁王刘立因结连平帝外家卫氏,被王莽所杀。更始帝立,刘永复被册封为梁王,据旧地。后更始政乱,刘永遂据国起兵,以其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招揽沛人周建等豪杰为其将帅,攻下齐阴、山阴、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八城,并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后又封海西王)、张歩辅汉大将军(后又封齐王),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更始败亡之后,刘永自称天子,在睢阳登基。对于刘秀来说,近在东方睢阳的刘永是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集团,刘永所在的睢阳距洛阳近在咫尺,时刻威胁着京师洛阳的安全。自建武二年始,刘秀先后派虎牙将军盖延和建威大将军耿弇分别平定了割据睢阳的刘永和青州的张歩,特别是耿弇与齐王张歩的战斗,极为惨烈,“城中沟堑皆满,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此间,刘秀还亲征海西王董宪,大获全胜。到建武六年初,关东基本上为刘秀所定。








      得陇望蜀,一统天下:自建武元年(25年)至建武六年(31年)初,经过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刘秀已经基本上控制了除陇右和巴蜀之外的广大中原之地,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东方,与西北陇右的隗嚣、西南巴蜀的公孙述形成了鼎足之势。
      建武五年(30年)四月,光武帝至长安,告隗嚣将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西攻蜀。隗嚣反对,并派大将王元率兵据陇坻(今陕西陇县西北),伐市塞道阻止汉军进攻。四月,汉军沿渭北平原翻陇山仰攻陇坻,结果大败。王元跟踪追击,幸马武率精骑断后,使汉军得以撤回。刘秀留耿弇守漆县(今陕西彬县),冯异守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祭遵守沂县(今陕西陇县南),另调吴汉由洛阳西进,在长安集结兵力。隗嚣乘胜派行巡攻栒邑,王元取肝县,均被击败。时割据河西的窦融已归附刘秀,进攻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击破助隗嚣的羌族豪强何封等部,隗嚣腹背受敌。隗嚣大将马援也在隗嚣反汉时归附于汉。光武帝给其精骑五千,招降隗嚣部属和羌族豪长,从内部分化瓦解隗嚣。隗嚣上书刘秀表示亲善,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未遂。即派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六年(31年)春,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出兵援陇。秋,隗亲率步骑三万进攻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进至阴架(今甘肃泾川东)。另派部队进攻肝县,企图夺取关中,冯异、祭遵分别击败。次年春,来歙率军二千,秘密从番须、回中,袭占略阳,威胁嚣所据冀县。隗嚣集中精锐反攻略阳数月未克。闰四月,刘秀利用隗嚣顿兵坚城、士卒疲惫之机,进兵高平第一城,窦融也率河西步骑数万前来会师。汉军分路挺进陇山,招降瓦亭守将牛邯等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军队十余万皆降,略阳围解。隗嚣率残部逃奔西城。汉军占领天水郡。适值农民军余部复起,京师骚动,光武帝赶回洛阳。同年十一月,岑彭水灌西城时,隗嚣部将王元、行巡、周宗率蜀援军五千人赶到,从高地反击,汉军措手不及,王元等突入西城,迎隗嚣入冀。时汉军补给困难,粮食已尽,各部被迫出陇西。隗嚣收拾残部,一时又夺占陇西数郡。九年正月,隗嚣死。部众拥立其少子隗纯为王。
      建武七年(32年)八月,耿弇、寇恂攻破高平第一城。十月,来歙、盖延攻破落门,王元只身逃奔公孙述,隗纯等投降。此战,历时4年,陇西始平定。
      平陇战后,刘秀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对益州的公孙述展开攻势。
      建武十一年(35年)三月,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马五千匹,于荆门与岑彭会合,沿长江西上入蜀;来歙、盖延率诸军自陇西南下攻河池入蜀。南线岑彭军溯江西上,攻克荆门,俘程讯,斩任满,田戎退守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彭遂由三峡,长驱直入江关。沿途郡县降附,大军直迫江州。
      同年六月,北路来歙军大败王元、环安军,攻破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河池,挺进蜀中。公孙述派人刺杀来歙,刘秀乃派将军刘尚继续率军南下。江州城固粮多,不易攻破,岑彭遂留兵围困,自率主力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攻破平曲(今四川合川东)。公孙述令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军拒守广汉(郡治樟潼,今属四川)、资中(今四川资阳),另派侯丹率二万人拒守黄石(今四川涪陵东北横石滩)。岑彭留臧宫于平曲拒蜀兵主力延岑,而自率军折回江州,溯江西上,袭破黄石,倍道兼程二千余里,迂回岷江中游,占领武阳(今四川彭山东),进击广都(今四川成都市南,岷江东北岸)。公孙述派人刺杀岑彭。刘秀命吴汉率兵三万赶到前线,接替岑彭指挥。
      建武十二年(36年)一月,吴汉败蜀军于鱼腹津(今四川眉山之岷江渡口),进围武阳,歼灭蜀援军五千余人。西上再破广都,逼近成都。吴汉求胜心切,率二万步骑进攻成都,兵败。吴汉随即改变战术,乘夜秘撤到锦江南岸与副将刘尚合兵,并力对敌,转败为胜。此后,吴汉根据刘秀敌疲再攻的战术,与蜀军战于成都、广都之间,歼灭公孙述大量有生力量,兵临成都城下。十一月,臧宫攻克繁(今四川彭县西北)、郫(今四川郫县)与吴汉会师,合围成都。公孙述招募五千敢死士交延岑指挥,准备决战。延岑在市桥(今四川成都市南郊)大败吴汉。吴汉隐蔽精锐,示弱诱敌。公孙述贸然出击,蜀军大败,公孙述重伤死(参见广都、成都之战)。延岑见大势已去,率成都守军降。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36年),刘秀登基后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终于克定天下,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四分五裂、战火连年的古老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柔道治国: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税,兴修水利,罢免贪官污吏,加强中央集权,精兵简政。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裁并郡县,精简官员。结果,裁并四百余县,官员十置其一。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刘秀统一中国后,厌武事,不言军旅,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却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
      中央集权,归于尚书: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戚: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予东汉王朝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建国后,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光武帝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易后改储:时南阳阴丽华美貌庄重,光武帝早年就有“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愿望。昆阳战后次年,光武帝乃如愿娶阴氏为正室。婚后次年,光武为巩固与真定王刘扬的联盟,再娶刘扬甥郭圣通并以之为正室,亦宠之。郭氏与阴氏并为光武生下五子,及光武即位之初,并为贵人。建武二年(26年)因阴氏族小辞后,郭氏因得立为皇后,其长子疆遂立为皇太子。光武因此甚感有愧于阴氏,益加宠遇。至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乃废郭氏,立阴氏为后。初建武十九年(43年),光武又以阴氏长子东海王阳聪敏有君人之度,皇太子疆又上表辞位。乃废疆为东海王而以阳为皇太子。阳改名庄,即日后之汉明帝。
      因病去世:建武中元(一作中元)二年(57年)二月戊戌日(二月初五),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遗诏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刘秀死后,其子刘庄继位,于同年三月丁卯日,葬刘秀于原陵,上庙号世祖、谥曰光武皇帝。
      起名来源:据《东观记载》,公元前5年1月15日的夜里,光武帝刘秀出生在洛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兰考县境的座行宫里。这时候,刘秀的父亲刘钦是洛阳县令。这座行宫原是接待皇帝用的,自从汉武帝位过后就封闭着,因为妻子临产没有合适的地方,刘钦也就顾不得许多,让妻子信进了行宫。据说,刘秀降生之时,红光照彻行宫。而在洛得县内,当年又有嘉禾生长,一茎生出九穗。刘钦为此给孩子起名“秀”,因他是第三个儿子,所以字“文叔”。
      安知非仆:光武帝还是一个普通百姓时,与姐夫邓晨到别人家去做客,当时大家看到谶书中说:“刘秀当为天子”。旁边的有些人说:谶书所说的刘秀肯定是国师公刘秀(当时新朝的国师公刘歆恰巧刚刚改名为刘秀)。可当时在场的刘秀却说:“怎么就知道这谶书中所说的要当天子的刘秀不是指的我呢?”,结果引起了众人的哄笑!刘秀登基后的第三年,与邓晨一起谈及往事,邓晨从容的对光武帝说:“仆竟然做到了”,光武帝听后大笑!西汉末年,谶书极为流行,王莽代汉就是用谶书中的话语作为其理论依据,实际上谶书乃是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天下百姓的一个工具而已,其荒诞不经,毫无依据可言。新朝末年,天灾不断,人心思乱。而新朝的国师公、古文经大师刘歆精通谶纬,刚刚改名叫做刘秀,故大家猜测谶书中所说的“刘秀”乃是国师公刘歆。刘歆乃是西汉末年的大儒,才学渊博,德高望重,为王莽代汉立下了大功。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年少时,只是个没落皇族、一介布衣,刘秀曾经去长安求学,在街上看到执金吾走过,场面甚是壮观、阔气,大为感叹,于是做了一篇关于理想的作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话广为流传,日后成了千古名言,引发了许多“乱世枭雄”的共鸣。刘秀与阴丽华的爱情故事也千古传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刘秀登基为帝后,派大将冯异率军西征,敉平赤眉军。赤眉佯败,在回溪之地大破冯军。冯异败回营寨后,重召散兵,复使人混入赤眉,然后内外夹攻,在崤底之地大破赤眉。事后,刘秀下诏奖之,谓冯异初虽在回溪失利,但终能在渑池获胜。可谓在此先有所失,后在彼终有所得,当论功行赏,以表战功。

     祠前通道两旁原有两排古柏二十八株,各有各讳,象征辅佐刘秀打天下、安社稷的二十八位功臣宿将,,俗称二十八宿柏,可惜今已残缺不全。

      奶奶柏:比鸟鸣柏更神妙年长的是祠中的“奶奶柏”,据说是汉代所植。这棵“身份证号”为豫C1666的古柏,伫立于东汉光武帝陵内,已陪伴刘秀近2000年了,当地人称其为“奶奶柏”。它虽有些老态龙钟,但依然挺拔。这株柏树,大概是刘秀和阴丽华下葬于此的唯一见证了。此柏名不虚传,果真有“奶奶”般的腰身,我和朋友两人手拉着手,也仅能抱住树的半边。从树根处一洞口望进去,树心已经空了。树干上脱落的枝杈自然形成一幅慈眉善目的奶奶像,因此得名。此树被当地人奉为神树,树旁建有奶奶庙,不少人前来烧香许愿,据说很灵验。
      奶奶柏的传说:这棵三、四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柏是汉光武帝陵最粗,也是树龄最长的一棵,因其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而且树干中部粗硕,老态龙钟,犹如一位历尽沧桑的老奶奶,所以大家都称其为奶奶柏。关于这棵奶奶柏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相传是刘秀为了纪念一位老奶奶的救命之恩亲手所植。
      传说是刘秀与王莽的大军作战,由于寡不敌众,打了败仗,被敌军追得人困马乏,他逃到了邙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又饥又饿,就下马到一农户人家想讨碗饭吃。这家小院的老奶奶刚做好了一锅麦仁汤,她赶忙为刘秀盛了一碗。刘秀真的是饿坏了,接过碗就喝,喝后觉得此汤香甜无比,美味可口。还没来得及问老奶奶此汤的名字,忽然听得远处人喊马嘶,敌兵马上就要追过来了,他只好匆匆告辞。刘秀后来在洛阳做了皇帝,吃腻了山珍海味。忽然想起了当年喝的老奶奶做的汤,他记不得汤的名字,只记得汤的样子是汤中的一个个颗粒,就像每一个面疙瘩当中被掐了一指甲。他就命御厨做这样的汤,御厨听得莫名其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怎样做这样的汤。刘秀就派人四处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奶奶。当老奶奶听说当年路过她家的将军如今当上了皇帝,想喝当年喝过的汤,便笑着说:“什么面疙瘩当中被掐了一指甲,当年皇上喝的是麦仁汤。”他就从家中拿了满满一篮子麦仁送给了御厨,并说:“托皇上的福,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麦下来了,这篮刚刚碾成的麦仁就献给皇上尝个鲜吧。”御厨就用洛阳特产的去皮麦仁,加入燕窝、莲子、青梅等十几种果脯,制成了香甜无比、营养丰富的麦仁汤。麦仁汤从此流入宫廷,后来在洛阳又叫“刘秀羹”。刘秀感念老奶奶的救命之恩,赐她田地房屋,为她养老送终,并下诏说:“邓素贞恩情重,永世不忘。”为了世代纪念这位老奶奶,特在自己的陵园内种下了这棵奶奶柏。
      此柏高20多米,粗约4米,人们都说树大通神,当地的百姓视这棵树为神树。许多人把这棵奶奶柏认作小孩的干娘,以求奶奶柏保佑儿女长命百岁。俗话说:“摸摸奶奶柏,祛病又消灾。”相传只要诚心摸摸古柏,再摸摸病痛处,病即痊愈;在这棵奶奶柏下许愿,还可保佑大家万事如意。此传说吸引无数人至此焚香许愿,这也为这棵柏树带来了灭顶之灾,造成千年遗憾。1985年,几个孩子挑香火玩儿,不小心把“奶奶柏”里面燃着了,几天后人们才发现。现在还留着火烧过的痕迹,但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年人们发现这棵汉柏向着陵墓的一枝还活着,枝叶稀疏,一如老人的白发。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棵柏树经历劫难,中部已经烧空,上部有一半仍枝繁叶茂,老百姓称其为烧不死的神柏。

 

      大宋碑:在奶奶柏的左侧竖立有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五通石碑,分别记述了各个时期原陵的历史沿革和重修祠庙的史料。而这五通碑中年代最久远的就是这规模最宏伟的大宋碑。此石碑立于大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是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派人修复光武帝陵时所立。距今已有1千多年的历史。碑额为“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庙碑”。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派人整修历代帝王之陵,这通石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立。当时汉光武帝陵得以重修,围墙新设,庙宇初立,柱国将军苏德祥奉诏撰文立碑以记其事。苏德祥是宋太祖建隆四年的新科状元,通儒学,工诗文,自然是妙笔生花,碑文写得是对仗工整,清新流畅,而且文辞优美,气势磅礴,堪称碑文中的经典之作。他文中盛赞刘秀是一个“无兵而起,无位而兴”的布衣天子,而且是“易凶岁为丰年,变乱世为治世”的一代明君。而宋太祖赵匡胤这“制前古未行之礼,旌历代有道之君”的盛举也将流芳千古。这通石碑以其规模之宏大、文辞之优美、书法之工整、史料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当之无愧为汉光武帝陵所有石碑中的瑰宝。
      碑文的开始就开宗明义:“能御大敌,能悍大患,方得在祀典。”告诉我们光武帝刘秀能被后世所供奉,为万民所敬仰,是因为其御大敌,悍大患的卓绝功勋。
      第八行的最后一句是“理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像炒碟小菜一样简单。”这句话是老子所说。美国的前总统里根曾在一次施政纲领中引用了老子的这句话,不过他把这句话的意思引申为治理美国这样的大国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翻来覆去地去折腾它。
      碑文的最后说:“开辟以来,圣帝明君多矣。兮如无位而兴,无兵而起,自民间而号为天子,而能扫荡烟尘,保功臣之令名,进文吏而至治,有始有终者,惟光武皇帝而已。”称赞刘秀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好皇帝。自古以来,善始者多,而善终者少,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由于其它原因,总之,善始善终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古人说:“靡不有初,鲜有克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独光武帝刘秀能善始善终,所以尤为难能可贵。
      碑楼是1959年修建的。1954年,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到汉武帝陵参观,认识到这通石碑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建议给这通宋碑建碑楼加以保护,中间又经历了大跃进,1959年孟津县人民政府为这通石碑建起了碑楼。

      刘秀之云台二十八将:云台二十八将,指的是汉光武帝刘秀麾下助其一统天下、重兴汉室江山的二十八员功劳最大、能力最强的大将。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将的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范晔《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这二十八人是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最具战功的将领。其中功劳最大的当属冯异、岑彭,《后汉书·卷十七》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惟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矣。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其全庆也。
      云台28将为东汉开国功臣,上应28星宿,就是云台28将。耿弇就是明帝时与班超、窦固齐名的民族英雄耿秉、耿恭的叔叔,祭遵的胞弟是民族英雄祭彤;另外伏波将军马援有大功,但因为女儿为明帝皇后,明帝避嫌未将其列入。云台28将里只要和皇室有亲戚关系的都没被列入,如光武的表兄来歙功劳很大,最后也未被列入。
      汉明帝刘庄追思他父亲光武帝刘秀的诸位功臣,就把二十八位有功将领的画像放在南宫云台。后人还把这些将领与神话传说的天庭二十八星宿名称相对应,这就是“云台廿八宿”。
      东方青龙:角木蛟邓禹 亢金龙吴汉 氐土貉贾复 房日兔耿弇 心月狐寇恂 尾火虎岑彭 箕水豹冯异
      南方朱雀:井木犴姚期 鬼金羊王霸 柳土獐任光 星日马李忠 张月鹿万休 翼火蛇邳彤 轸水蚓刘植
      西方白虎:奎木狼马武 娄金狗刘隆 胃土雉马成 昴日鸡王梁 毕月乌陈俊 觜火猴傅俊 参水猿杜茂
      北方玄武:斗木獬朱祐   牛金牛祭遵 女土蝠景丹 虚日鼠盖延 危月燕坚镡 室火猪耿纯 壁水貐臧宫
    词源来源:《萧统文选卷五十 史论下 》。史述赞: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固将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授受惟庸,勋贤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执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昔留侯以为高祖所封皆萧、曹故人,所诛皆生平仇怨,天下不平。而郭伋亦讥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显宗,明帝,乃图画二十八将于洛阳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
      文献记载:西汉末年,成、哀二帝无道。赵氏姊妹惑乱于内,王姓亲族专权于外。狐鼠得志,豺狼当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及至王莽篡位,频起刀兵、乱兴古制。礼崩乐坏,士失其德;朝令夕改,民苦于政。不数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荆州起绿林、齐鲁画赤眉。光武帝刘秀与其兄刘縯亦举事南阳。秀之为人智深勇沉、胸怀韬略;开心见诚,知人善任。后战昆阳、破蒲阳;清陇右,平巴蜀。萧王之名威扬四海,而汉室中兴。当是时,名臣云集,骁将雨聚。君臣同心,始艰危,终克定。永平中,汉明帝刘庄图画开国诸勋于南宫云台。计二十八人,史称“云台二十八将”。范晔《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这二十八人是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最具战功的将领。
      光武帝刘秀文治武功虽不一定高于高祖(汉),太宗(唐)。然亦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更兼忠厚长者,云台诸将未有重蹈韩、彭覆辙者。除冯异(建武十年薨)、岑彭(建武十一年卒)、祭遵(建武九年卒)、刘植(建武二年薨)早亡,余者皆得善终。可谓得其时、遇其主。

      太傅高密侯邓禹(2年-58年),字仲华,今河南南阳新野人,东汉初年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一位。邓禹年轻时曾在长安学习,与刘秀交好。更始元年(23年),刘秀巡行河北,邓禹前往追随,提出“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的方略,被刘秀“恃之以为萧何”。邓禹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既定河北,复平关中”,功劳卓著。刘秀称帝后,封邓禹为大司徒、酂侯。后改封高密侯,进位太傅。永平元年(58年)去世,谥号元侯。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44年),字子颜,汉族,南阳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二位。吴汉曾任新朝宛县亭长,后在渔阳郡贩马为业。更始元年(23年),被任命为安乐令。后归顺刘秀,封偏将军、建策侯。此后,吴汉斩杀苗曾、谢躬,平定铜马、青犊等农民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吴汉任大司马、广平侯,先后扫灭刘永、董宪、公孙述、卢芳等割据势力。吴汉死后,谥号忠侯。太原郭泰赞曰:射马擒王,兵机莫测。出险履危,不动声色。儒雅彬彬,功名任职。图像云台,中兴辅翼。

      左将军胶东侯贾复(9年-55年),字君文,汉族,南阳冠军(今河南省邓县西北)人,东汉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三位。贾复儒生出身,新朝末年聚众加入绿林军。归顺刘秀后,随其击信都、攻邯鄣、战真定、破邺城、平定郾城、召陵、新息等地,战功赫赫。建武三年(27年),贾复出任左将军。建武十三年(37年),定封胶东侯,食邑六县。贾复虽然出身文士,但是临阵果敢、身先士卒,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

      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3年-58年),字伯昭,汉族,挟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耿弇自幼喜好兵事,后劝父投奔刘秀,被任命为偏将军,跟随刘秀平定河北。刘秀称帝后,耿弇封建威大将军、好畤侯。此后,耿弇败延岑、平齐鲁、攻陇右,为东汉的统一立下赫赫战功。建武十三年(37),耿弇辞去大将军职。永平元年(58),耿弇去世,谥号愍侯。

      执金吾雍奴侯寇恂(?-36年),字子翼,汉族,上谷昌平(今北京市)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五位。寇恂出身世家大族,原是新朝上谷功曹,后与耿弇一起投奔刘秀,被任命为偏将军、承义侯。此后,寇恂镇守河内,治理颍川、汝南,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寇恂任执金吾,封雍奴侯。建武十二年(36年)病逝,谥号威侯。

      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公元34年),字公孙,汉族,颍川父城(今河南省宝丰县东)人,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七位。冯异原为新朝颍川郡掾,后归顺刘秀,随之征战,大破赤眉、平定关中。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冯异被封为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建武十年(34年)病逝于在军中,谥曰节侯。

      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36年),字君然,东汉初年军事家,汉族,南阳棘阳(今河南省新野县)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岑彭原是新朝的棘阳县长,后无奈归降更始政权,被任命为归德侯,隶属于刘縯。刘縯被杀后,岑彭又成为大司马朱鲔的校尉,被荐为淮阳都尉,又迁任颍川太守。建武元年(25年),岑彭归降刘秀,被任命为刺奸大将军,督察众营。刘秀称帝后,岑彭拜廷尉,行大将军事。建武二年(26年),岑彭升任征南大将军,封舞阴侯。建武八年(32年),岑彭随帝攻破天水,灭隗嚣。建武十一年(35年),岑彭伐公孙述,阵战侯丹,直抵成都。公孙述派遣刺客,乘夜间将岑彭刺死。岑彭死后,谥号壮侯。

      卫尉安成侯铫期(?—34),字次况,汉族,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郏县)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铫期在冯异的举荐下投到刘秀门下,成为刘秀落难洛阳之时少数心腹之一,后来随刘秀平定河北,消灭了王郎及铜马、青犊等流民军,并长期镇守魏郡,为建立东汉立下赫赫功劳。历任偏将军、虎牙大将军、魏郡太守、太中大夫、卫尉。受封安成侯。

      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59年),字元伯,汉族,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人 ,东汉将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王霸生性喜欢法律,初为监狱官。光武帝路过颖阳时,王霸归附光武帝,随光武帝打败王寻、王邑。公元23年,光武帝任大司马,以王霸为功曹令史。公元24年,因杀王郎之功,封王乡侯。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拜任王霸为偏将军。公元26年,改封富波侯。公元28年,大败敌军苏茂、周建。公元29年,拜任讨虏将军。公元32年,攻打荣阳、中牟盗贼,全部攻克。公元33年,拜任上谷太守。公元34年,王霸与吴汉等四位将军率领六万人,打败卢芳部将贾览及匈奴联军。公元37年,改封向侯。当时,卢芳和匈奴、乌桓联合,王霸总计和匈奴、乌桓大小几十上百次交战,很熟悉边疆军事,多次上书说应与匈奴结亲讲和,又建议由温水漕运运输,省去陆路运输辛劳,建议都得到实行。公元54年,改封淮陵侯。公元59年,因病去世。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29年),字伯卿,南阳宛城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原为宛城小吏,后加入绿林军,曾随刘秀参加了昆阳之战。刘玄称帝后封他为信都郡太守。王郎起兵之后,他据城迎接刘秀,使刘秀有了反攻的基地。刘秀称帝后封任光为阿陵侯。公元29年(建武五年)冬,病逝。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43年),字仲都,东莱黄县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二十五位。公元24年(更始二年),李忠和任光、万脩迎接刘秀入信都。被拜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随刘秀灭王郎、平河北。刘秀称帝后,李忠任五官中郎将,被封为中水侯。此后又参加平定庞萌、董宪的战争。天下一统之后,李忠担任丹阳太守多年,治绩天下第一。公元43年(建武十九年),李忠去世。

      右将军槐里侯万脩(?—26年),字君游,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二十六。现一般写作万修(亦写作万休)。万脩在更始政权时期被任命为信都令,刘秀宣慰河北之时,王郎起兵追捕刘秀,当时河北的郡国大多投降王郎,只有万脩与信都太守任光、信都都尉李忠等人据守信都郡迎接刘秀,使刘秀有了反攻的基地。此后随刘秀击破邯郸、平定河北。历任偏将军、右将军,先后被封为造义侯、槐里侯。公元26年(建武二年),万脩奉命与扬化将军坚镡共攻南阳郡,因病在军中去世。

      太常灵寿侯邳彤,字伟君,汉族,信都郡信都县(今河北省冀州市旧城)人,光武帝刘秀手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王莽政权时期邳彤担任和成卒正。刘玄称帝后任和成太守。王郎起兵之后,他据城坚守,以待刘秀。此后随刘秀平定天下,历任和成太守、太常、少府、左曹侍中。先后受封为武义侯、灵寿侯。公元30年(建武六年),邳彤病逝。在河北安国一带的传说中。邳彤被称为“药王”。

      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字伯先,汉族,汉朝巨鹿昌城(今河北省巨鹿县)人。王莽末年,据昌城自守,后归顺刘秀,并助其招降刘扬。此后久经战阵,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二十八。刘秀称帝后,封昌城侯。后在密县阵亡。







      骠骑将军慎侯刘隆(?-57),字元伯,汉族,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人,汉朝安众侯的宗室,因父亲参加反王莽活动,被灭族,刘隆仅以身免。 长大后参加反对王莽政权的活动,后投奔刘秀,久经战阵,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六。

      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47年),字子昭,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召县南)人。东汉大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一开始跟随刘嘉,后经刘嘉推荐投奔刘秀。参加了剿灭河北农民军、平定关东刘永、董宪、张步等割据势力的作战。历任强弩将军、强弩大将军、太山太守、琅邪太守。先后受封为新处侯、祝阿侯。

      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31),字子卫,颍川郡襄城人,原为襄城的亭长,刘秀起兵之后,投奔刘秀,因此被灭族。傅俊随刘秀参加了昆阳大战、平定河北之战、讨伐董訢、邓奉、秦丰、田戎的南征之战,还独自领军平定了江东六郡。傅俊忠心耿耿、屡立战功,历任骑都尉、侍中、积弩将军,被封为昆阳侯。公元31年(建武七年),傅俊去世,谥威侯。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38年),字君严,渔阳要阳(今北京密云)人。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原为渔阳郡狐奴令,后投奔刘秀,被拜为偏将军。刘秀占领邯郸后,封王梁为关内侯。刘秀称帝之后,王梁历任野王令、大司空、河南尹、济南太守,先后被封为武强侯、阜成侯。公元38年(建武十四年),王梁卒。有子王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56年),字君迁。汉族,南阳郡棘阳(今河南新野)人。马成原是王莽政权的县吏,投奔刘秀后,久经战阵,参与 消灭王郎、刘永、李宪、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九。刘秀称帝后,任扬武将军,封平舒侯,后改封全椒侯。

      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43年),字诸公,汉族,南阳郡冠军县(今邓州市张村镇冠军)人,在刘秀平定河北时投奔,随刘秀平定河北,剿灭五校农民军,消灭刘永余部,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在云台二十八将排第20位。历任中坚将军、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先后受封为乐乡侯、脩侯、参蘧乡侯。公元43年(建武十九年)卒,子杜元嗣。

      捕虏将军扬虚侯马武(?--61年) ,字子张,东汉初年将领。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县)人。马武少年时为避仇家,客居江夏。后入绿林军,为新市兵将领。更始二年(24年)归顺刘秀,随其南征北战、平定四方。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五。刘秀称帝后,任捕虏将军,封杨虚侯。

      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58年),字君翁,颍川郏县(今属河南郏县)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臧宫原为小吏,参加农民军后得以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是平定蜀地的主将之一。先后受封为成安侯、期思侯、酂侯、朗陵侯。公元58年(永元元年),臧宫去世,谥号愍侯。

      左曹合肥侯坚镡(?—50)字子伋,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原为王莽政权官吏,后投奔刘秀,随刘秀平定河北,镇压大枪等农民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二十二。刘秀称帝后,任扬化将军,封合肥侯。

      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37年),字伯山。汉族,钜鹿宋子傅家庄(今邢台市新河县护驾村)人。耿氏为巨鹿大姓,耿纯曾先后担任过王莽、刘玄政权的官员,后投奔刘秀,参与消灭王郎、刘永等割据势力,镇压铜马、赤眉等农民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十三。刘秀称帝后,任东郡太守,封颖阳侯。

      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39年),字巨卿,渔阳要阳(今北京市平谷县)人,东汉初年将领,云台二十八将第十一。盖延力大能挽硬弓,以勇力闻名边疆,原为彭宠部下,后与吴汉共投刘秀,久经战阵,参与消灭王郎、刘永、董宪、苏茂,周建,庞萌、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协助刘秀建立东汉。刘秀称帝后,任虎牙大将军、左冯翊,封安平侯。建武十五年(39年),病逝于任上。

      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26年),字孙卿,冯翊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第十位。景丹在王莽政权时期担任过固德侯国的相国、朔调连率副贰,更始政权建立之后被任命为上谷郡长史。刘秀和王郎争夺河北时,景丹与耿弇、寇恂、吴汉、王梁、盖延一起率领上谷、渔阳的精锐骑兵去支援刘秀,此后在追随刘秀平定河北的征战中战功,历任偏将军、骠骑大将军,先后封为奉义侯、栎阳侯。公元26年(建武二年),景丹病逝军中。

      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48年),字仲先,汉族,南阳郡宛人。原名朱祜,在汉代史书《东观汉记》之中,为汉安帝(刘祜)避讳把他的名字写作朱福,范晔写《后汉书》时已经不用避讳,却写作朱祐。朱祐自幼与刘秀相识,关系极好,自刘秀起兵就一直跟随左右,虽曾被俘没有影响刘秀对他的信任,历任护军、偏将军、建义大将军,先后封为安阳侯、堵阳侯、鬲侯。

      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33年),字弟孙,汉族,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祭遵少爱读书,后为县吏,投奔刘秀后,平定渔阳,讨伐陇蜀,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是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中排名第九。刘秀称帝后,任征虏将军,封颖阳侯。



      还有展厅,展示的是当地出土的汉代石雕。西汉时竟然有胡俑......









 



      据说这棵柏树像白鹤......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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