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庆洛阳行——白马寺·释源陈展馆和法宝阁
清凉台东边这座建筑，许多游客都过门不入，但我认为这座类似于白马寺博物馆的建筑内的展览是一定要参观的，因为，白马寺千年的历史浓缩于此。建筑一层是释源陈展馆，里面是有关白马寺历史的一些图片文字资料和未来的立体规划图。二层是法宝阁，供奉着泰国佛教界赠送给白马寺的中华古佛和印度前总理拉奥赠送的释迦牟尼铜像。该展馆于1995年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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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缅甸宗教部长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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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5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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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5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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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5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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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泰国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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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8日印度总理拉奥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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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9日印度总统帕蒂尔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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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
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布局规整。虽不是创建时的“悉依天竺旧式”，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因而汉时的台、
井仍依稀可见。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
1990年前，白马寺主要建筑有寺院的山门、殿阁、齐云塔院。1990年，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白马寺增加了钟鼓楼、泰式佛殿、卧玉佛殿和齐云塔院内的客堂、禅房等。
位于由南到北的中轴线上，从前到后依次分布着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清凉台和毗卢阁等主要建筑。其中，天王殿为单檐歇山式，东西面阔5间，南北进深4间，内供明代夹纻弥勒佛像、泥塑四大天王像、韦驮天将像等；大佛殿为单檐歇山式，东西面阔5间，南北进深4间，内供一佛，文殊、普贤二菩萨，迦叶、阿难二弟子，二供养人，观音菩萨等塑像；大雄殿为悬山式，东西面阔5间，南北进深4间，内供释迦、阿弥陀、药师“三世佛”，韦驮、韦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23尊元代夹纻造像，韦力天将泥塑像等；接引殿，硬山式，面阔3间，进深2间，内供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像；毗卢阁为重檐歇山式，位于清凉台之上，东西面阔5间，南北进深4间，内供毗卢佛及文殊、普贤二菩萨。
钟鼓楼分别位于山门内南北中轴线东侧和西侧。其中，钟楼由日本国中村包行先生捐资400万日元、白马寺出资60万元人民币于1991年6月建成；鼓楼于1992年竣工。钟鼓楼同为方形角楼，高7米，重檐歇山式，上覆灰色筒瓦，额枋彩绘，同建于石砌台基之上。钟鼓楼的建成恢复了寺院晨钟暮鼓的礼佛仪式，恢复了历史悠久的洛阳八大景之一——“马寺钟声”。
法宝阁与藏经阁分别位于清凉台的东、西两侧，坐落在东西长25.2米，南北宽22.5米，高5米的台基之上。1995年建成。二阁形制相同，重檐歇山式，坐北朝南，面阔5间，进深4间，长18.5米，宽12.95米，朱漆圆柱，额枋彩绘，上覆灰色筒瓦。其中，藏经阁内供奉着泰国佛教界赠送给白马寺的中华古佛，收藏有龙藏经、中华大藏经、日本大藏经、西藏大藏经、敦煌大藏经等10余种藏经；法宝阁内供奉着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时赠送的一尊铜佛像，并收藏有数十种“法宝”。
泰式佛殿位于寺院西侧墙外100米处，始建于1992年，1995年4月竣工。该殿坐西朝东，建于长27.3米，宽21.3米，高1.2米的台基之上。大殿南北长14.4米，东西宽7.5米，高10米，其廊柱与墙面均用大理石镶嵌，三重檐，顶饰琉璃瓦，具有鲜明的泰式建筑风格。在该殿之中，供奉泰国友人赠送的铜佛一尊。
卧玉佛殿位于大佛殿东侧，原为斋堂，1996年辟建。该殿为五开间硬山式建筑，南北长17.25米，东西宽5.4米，建于石砌台基之上，殿中供奉卧玉佛一尊。
玉佛殿位于大佛殿西侧，原为禅堂，五开间硬山式建筑，南北长17.25米，东西宽5.4米，建于石砌台基之上，殿内供奉玉佛一尊。
六祖殿位于大佛殿西侧南部，原为祖堂，硬山式建筑，西阔七间，南北长24.5米，东西宽5.4米，建于石砌台基之上。殿内供奉禅宗六祖木雕像。
齐云塔院是河南唯一的一所比丘尼道场。院内主要建筑是金代重修的齐云塔和新建的斋堂、客堂、禅房等。其中，齐云塔始建于东汉明帝时，本称“释迦舍利塔”，后屡毁于战火，至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得以重修。金修释迦舍利塔为四方形密檐式砖塔，13层，高约25米，是洛阳一带现存最早的金代地面建筑之一；清代，白马寺住持如琇依据东汉明帝创建齐云塔的记载改称“齐云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洛阳市人民政府对齐云塔实施保护，于1990年建成，占地15亩的齐云塔院。该院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在由南到北的中轴线上分布着山门、放生池、石拱桥、齐云塔等建筑。在齐云塔的东西两侧分布着附属建筑：西侧修建有3间念佛堂、3间斋堂；东侧修建有3间客堂、3间培训班教室，另修建有禅房，所有建筑均为硬山式。在山门的两侧为大型佛教碑廊，西边为禅宗三十三祖画像及传法偈，东边为“释迦牟尼应化事迹”及高僧大德墨宝。1999年前后，白马寺寺院把白马寺镇政府所建的“狄公祠”收归寺院所有，并进行改建。此外，还新建了假山、观赏亭、放生池等游览设施。
碑刻：白马寺保存的古代碑刻40余方。其中，最具历史价值的有：宋崇宁二年刻石、金“重修释迦舍利塔记”碑、元“龙川和尚遗嘱记”刻石、元“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明“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等。
佛像：1990年以后，白马寺先后接受了国际友人和居士们赠送的佛像，分别供奉于不同的殿堂之内。泰国佛像供奉于泰式佛殿内，1991年泰国内务部长瓦塔纳先生和友人常媛女士到白马寺朝拜时赠送。佛像铜质鎏金，通高7.2米，重达6.68吨。释迦太子像供奉于法宝阁内，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期间参观白马寺后赠送。佛像通高1.50米，螺纹高肉髻，着偏左袒式袈裟立于弥须座上。中华古佛拇指般大小，铜质鎏金，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是世界上仅有的造型奇美的佛像。源于中国东汉时期，始塑于洛阳白马寺，后流落民间，由西域传至南亚、东南亚，最后分别收藏于泰国博物馆和泰国一富商家中。1995年，泰国复制两尊，其中一尊归宗白马寺，供奉于藏经阁。卧玉佛是1996年前后，在弘法寺本焕大和尚及白马寺印贤法师的感召下，深圳、广州的部分居士捐资，用缅甸玉敬雕成卧玉佛像，1996年12月由印贤法师护送到白马寺，供奉于卧玉佛殿内。1997年12月19日，白马寺专门举行了开光法会。该佛像用缅甸玉雕刻而成，身长5米，重8吨，侧卧于榻上。
许愿井：白马寺景区内据称有一口千年历史的许愿古井。相传这口千年许愿古井能为人们带来吉祥如意和健康平安，于是前来旅游赏景的不少游客争相向许愿古井丢钱币，以图“吉利”。据白马寺景区内一位正在负责清理内古井内钱币的寺庙僧人介绍，向许愿古井丢钱币以图“吉利”做法由来以久，特别是重大节假日慕名前来寺庙旅游和烧香拜佛的中外游客更是特意赶到许愿古井丢钱币，以图“吉利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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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译经道场：洛阳的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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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汉文佛经《佛说四十二章经》：据历史记载，《佛说四十二章经》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第一部重要经典著作。迦叶摩腾、竺法兰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集了四十二段话，编集成了这部《佛说四十二章经》。又绘画释迦牟尼佛像供养，由是东土佛法僧三宝具足，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佛说四十二章经》集结了佛陀关于持戒、忍辱、断欲、精进、观空等事的四十二段语录。通篇言简义丰，明了易懂，通摄大小乘一切教义，涵诸法要。这部经典反复强调了持戒的重要性，告诉佛教弟子应该如何修行。祖师大德将此经和《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合称之为《佛遗教三经》。
这部经典，佛并不是在一个专门的法会上说的，而是在佛涅盘以后，由他的弟子们，把他一生所说的一些警句，择要系统编集而成。也就是宣化上人所说的：这是一部“佛的语录”。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集了四十二段话，编集成了这部《佛说四十二章经》。因此，这部经典实在既不能说单只是小乘佛法，也不能说单只是大乘佛法；而是综合佛一生所说的大小乘全部佛法。
这部经典充分反映了佛说法的全部过程。从小到大，由浅入深。从小乘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四果开始，而至申述“念等本空”：“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言语道断，非物所拘”；强调“真假并观”：“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以及“无著得道”：“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娆，精进无为”；进而阐明中道要义：“处中得道”“清净安乐”；最后则归结于佛法的根本真理：“生即有灭”以及“达世如幻”。通过有生有灭如幻如化的相对真理，而达到真实不虚、如如不动，乃至动静一体的大乘绝对真理。
《佛说四十二章经》是佛所说的法，佛的弟子在结集经藏的时候，把它一章一章地结集在一起，这也可以说是佛的语录，把佛所说的话，聚集在一起，成为一部经。四十二章就是四十二段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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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本行经》：别称《佛所行赞》，古印度马鸣著，北凉昙无谶翻译。5卷，以诗体叙述佛陀行迹并宣说佛教义理。有南朝宋宝云之异译本，7卷。亦有藏译本。此经在古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度流传极广 。唐代义净说它“五天（竺）南海，无不讽诵”。
《阴持入经》：后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译，二卷。说五阴六入等之法相，及三十七器之道科。小乘部。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经旨在阐明五阴（色、受、想、行、识）及十二入（眼、耳、鼻、舌、身、心，及色、声、香、味、更、法等，内外各六）之法相，并细说三十七品经法（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者八种道行）。更进而阐论由道谛通达解脱之方法。
三国时代，我国佛教思想界分为两大系统。一为安世高之小乘禅学系统，另一为支娄迦谶之大乘般若学系统。安世高系统之重要经典即为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故阴持入经即基于小乘佛教之立场，释论法数及解脱之道。另‘阴持入经注’为研究我国三世纪时佛教思想及佛典译语之重要资料。据考证此注应作于西晋以前，其作者应属安世高、安玄、唐僧会、严佛调及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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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门论》：三论宗要典之一。一卷。相传为龙树（Nagarjuna）所著，鸠摩罗什于弘始十一年（409）译出。收在《大正藏》第三十册。梵文原典及藏译均已不传。内容分十二门（章）解释大乘空观，为龙树主要著作《中论》的纲要书。本书是由二十六首偈颂与释文组成，但其中有二颂引用自《七十空性论》，十七颂引用自《中论》，其他的偈颂则近似于《中论》的偈颂。关于本书是否为龙树所作，嘉祥大师吉藏在《十二门论疏》中，谓偈颂为龙树所撰，释文则为青目所作。
《大宝积经》：梵名Mahā ratna kūṭa sūtra
，又作《宝积经》，唐代菩提流志等译，凡一二〇卷，收于大正藏第十一册。系纂辑有关菩萨修行法及授记成佛等之诸经而成。宝积，即‘积集法宝’之意。因其为大乘深妙之法，故谓之‘宝’；聚集无量之法门，故谓之‘积’。全经计收四十九会（部），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之诸译经家，用不同经名，陆续译出二十三会八十卷余，称为‘旧译’；菩提流志新译出二十六会三十九卷半，称为‘新译’，本经即为新旧译之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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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舟三昧经》：3卷，又名《佛立三昧》，是一部专门讲一心念佛的证得念佛三昧的经典。由东汉时代月氏国的支娄迦谶大法师翻译而成。世尊曾经在《法灭尽经》中沉痛地预告末法时代，正法灭尽地惨状，其中，首先失传的便是《首楞严经》，其次便是这《般舟三昧经》。本经第一次宣传弥陀信仰，开中国弥陀信仰之先河。
《般舟三昧经》原注二名《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般舟三昧经》，又名《佛立三昧》；修此三昧而得成就之人，能见十方诸佛立于面前。其修行时，不坐不卧，从早到晚，又由晚到天亮，不是走，就是立，以七天或九十天为一期，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中国净土宗即修持此法门。
这是一部专门讲一心念佛，即能使十方诸佛眼前的法门的经典。由东汉时代月氏国的支娄迦谶大法师翻译而成，分上、中、下三卷，共十六品，分别是：问事品第一、行品第二、四事品第三、譬喻品第四、无著品第五、四辈品第六、授决品第七、拥护品第八、羼罗耶佛品第九、请佛品第十、无想品第十一、十八不共十种力品第十二、劝助品第十三、师子意佛品第十四、至诚佛品第十五、佛印品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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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无量寿经》：佛教经典。二卷，曹魏康僧铠译。净土三经之一。此经说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行，果满成佛，国土庄严，摄受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彼国等事。此经前后有十二译，存五译、失七译，会集、节略本四本。经中介绍了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接引众生的大愿、极乐世界的美好景象，以及娑婆世界的污秽不堪等内容。
《正法华经》：十卷，西晋竺法护译。西晋竺法护于泰康七年(286)译于长安。是一部早期大乘佛教经典。经中宣扬佛陀设教化以普渡众生，使人人得以成佛，并宣说了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译作光世音)的种种事迹，极大地鼓励了当时处在战乱浩劫中的广大民众。
《法华经》现存汉译本只有三种，《正法华经》是现存最古者。本经原本乃于阗国王宫所藏六千五百偈贝叶本，有大量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所无之譬喻故事，且品名异于《妙法莲华经》者亦不少，故为对照研究《法华经》之重要资料。
全经分为二十七品，内容与罗什本大致相同，不过也有细节出入：“药草品”（罗什译为“药草喻品”）中有迦叶之问答及日月生盲之譬喻；“授五百弟子决品”（罗什译为“五百弟子授记品”）中有入海取宝之譬喻；“药王如来品”（罗什译为“法师品”）中有宝盖王及千子善盖太子法供养之事；又诸咒皆翻梵为汉；于“总持品”（罗什译为“陀罗尼品”）与“乐普贤品”（罗什译为“普贤菩萨劝发品”）中有关陀罗尼之汉译出入甚大；将“提婆达多品”与“见宝塔品”合为“七宝塔品”；“光世音普门品”（罗什译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无“重颂”；“嘱累品”列最后一品。以上几条，是《正法华经》与《妙法莲华经》之不同。
佛教经录记载，竺法护于西晋武帝太康七年八月十日译出《正法华经》，是《法华经》之第三译，张士明、张仲正、聂承远等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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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十地经论》：(梵Daśabhūmi-vyākhyāna，藏Sabcu-pah!I
rnam-pai
bs/ad-pa），作者世亲本来是小乘学者，后在阿瑜陀国听人读诵《十地经》而信仰大乘（《西域记》卷五，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二十二章）。他所作的这一部论在中国佛教教义发展史上曾起过相当的作用。汉译者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原来都是世亲一系的学者，世亲和安慧的著述最初由他们传到中国。《历代三宝纪》依《宝唱录》说此论原来是流支和摩提分别翻译，后人合为一本，但依崔光所作论序，未有此说。
《十地论》，世亲造，内容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的经义。收在《大正藏》第二十六册。在中国有汉、藏两种文字译本。汉文译本作十二卷，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同译，佛陀扇多传语，于西元508年夏译出。藏文译本，由藏族译师智军、德积和印度的妙吉祥藏、慧胄同译，译出年代不详，大略在西元八世纪后半。
本论的内容︰汉译本卷一至卷三，释十地中的初欢喜地，分为序分、三昧分、加分、起分、本分、请分、说分、较量胜分八分。卷四释第二离垢地，分为发起净分、自体净分二分。卷五释第三发光地，分为起厌行分、厌行分、厌分、厌果分四分。卷六释第四焰慧地，分为清净对治修行增长因分、清净分、对治修行增长分、彼果分四分。卷七释第五难胜地，分为胜慢对治分、不住道行胜分、彼果胜分三分。卷八释第六现前地，分科和五地相同，在前第四地中所说的是对治由于人我执引生的悟解法的增上慢，第五地中说对治在清净中相续不同的增上慢，而在这第六地中则说对治由于法我执所成的杂染清净分别的增上慢。卷九释第七远行地，分为乐无作行对治、彼障对治、双行、前上地胜、彼果五分。卷十释第八不动地，分为总明方便作集地分、得净忍分、得胜行分、净佛国土分、得自在分、大胜分、释名分七分。卷十一释第九善慧地，分为法师方便成就、智成就、入行成就、说成就四分。卷十二释第十法云地，分为方便作满足地分、得三昧满足分、得受位分、入大尽分、地释名分、神通力无上有上分、地影像分、地利益分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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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圆觉经》全称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历来因其义理渊深澄澈，文辞优美酣畅，对后世中国佛教文化影响极大。
历史源流：在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中，首次记录此书为佛陀多罗
(Buddhatrāta)所译，但译出时间不详，佛陀多罗的生平也没被记录下来。圭峰宗密在《圆觉经大疏》中记录了一个说法，此经于长寿二年（693年）译出，但也无法提供更精确的资料，此外，宗密曾见到一古本，据传贞观21年（647年）于潭州宝云寺译出，但无法确定真假。此经是唐、宋以来天台宗、贤首宗、禅宗等盛行讲习的经典。最早提倡此经的是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他为此经作了七部注解，著名的有《[1]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圆觉经略疏》、《圆觉经略疏钞》。
考证：日僧道元认为《圆觉经》与《楞严经》的内容与其他大乘经典不一致，认为这两本经典可能是伪经。中国学者如胡适、吕澂等，认为此经并非由印度传来，而是中土高僧所作，时间约在西元7世纪与8世纪之间。古代学者朱熹认为此经受道家影响。虽然学界反对者众，但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立场，仍有佛教信徒认为此经是由印度传来，他们主张，此经应该是私人译经，不是奉诏而译，因此未被列入早期经录。
《圆觉经》比喻述要：比喻是一种借彼喻此的修辞方法。在佛典中，本生、因缘、譬喻是最常见的经文构成方法。佛经十二类中，譬喻为其一（契经、应颂、讽颂、因缘、本事、本生、未曾有、譬喻、论议、自说、方广、授记）。除契经（散文句式）、应颂（用诗句归纳重复）、讽颂（用偈言诗句表述义理）三者为经文体裁外，余者皆因佛经所述“别事而立名”。因此，佛陀在阐发教义时，往往对两类或以上事物的类似之处加以对比，将抽象的名词、玄奥的教义用浅显的方式表现，达到以浅寄深的效果。用比喻论证的方法阐发教义理趣是《圆觉经》最突出的特征。
《圆觉经》由引言（序分）、正文（正宗分）、结尾（流通分）三部分构成，结构十分完整。正文可分为十二章，其中每四章为一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文殊、普贤、普眼、金刚藏四位菩萨和佛陀的问答组成，着重阐发了大乘佛性真如、万法唯识的义理；第二部分由弥勒、清净慧、威德自在、辩音四位菩萨就修行方法与实践，即圆觉三观与二十五清净轮向佛陀请教，佛陀进行了解答；第三部分是净诸业障、普觉、圆觉、贤善首四位菩萨就心性、法性、渐顿法门与“根机”等问题发问，佛陀进行了详尽阐述。
《圆觉经》全文共13171字。[8]所用比喻句四十二处，其中佛陀所出四十处，威德自在、净诸业障菩萨各有一处。另外，在偈语中复述的比喻句十处，单出独用的只有“如佛出世”一句。[9]全经有问必答，首尾圆合，文辞华美，妙喻迭出，精彩纷呈，令人称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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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鼻祖——竺法兰、摄摩腾：竺法兰，生卒年月不详，本为中天竺（古印度）人。
摄摩腾（？—73年），或称竺叶摩腾、（竺）迦叶摩腾，竺是以国为姓，摄是迦摄，即迦叶波，为婆罗门之大姓。也是中天竺（古印度）人。东汉明帝时到中国传授佛教，成为汉地沙门之师，所译经文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高僧传》将其排列位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永平十年（67）， 竺法兰与摄摩腾一起来到中国，很快学会汉语，在京都洛阳传授佛法，翻译佛经，
竺法兰和摄摩腾同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后卒葬于白马寺。
竺法兰本为天竺国学者之师，他自言能诵经论数万章。汉明帝派蔡愔一行十二人出使其国访寻佛法时，竺法兰正好与摄摩腾一起游化。他们受到中国使臣的邀请后，准备相偕同往东土，却被其学徒尽力挽留并设法阻止。无奈，竺法兰只得从间道潜行，最终到达东汉帝京洛阳，与摄摩腾同住白马寺。竺法兰博闻强记，在洛不久就能说汉语，并着手翻译蔡愔他们从西域带回的佛经，曾先后译出《十地段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等数部，还与摄摩腾共同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一卷。后因经历多次战乱，前四部经书均遗失，只有《四十二章经》传世，中国后代诸经都以它为始。早在西汉时，汉武帝穿过昆明池底，身上有黑灰，当时曾问于东方朔，朔云不知，让问西域人。竺法兰至洛阳后，众人遂追问其事，他说：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就是见证。竺法兰的说法印证了东方朔的预言，因而信众遂多。
摄摩腾善于风仪，能解大、小乘经。来中国之前一直将宣扬佛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并经常到处游化。一次，他前往天竺国的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正好赶上敌国侵入其边境，摄摩腾说：“经文上说：‘能说这种经法的人，都会得到地神的保护，可以享有安乐的居所。’现在敌我刚刚开始交战，也许还能做些有益的事情。”于是他舍生忘死，亲自前往双方劝解调停，终于使两国言和，摄摩腾也因此而显达。东汉永平（58—75）初年，汉明帝夜间梦见金人，项有日光，从空中飞升而至殿前，他非常高兴，次日召集群臣占卜询问夜间梦境的吉凶，博通古今的兰台令史傅毅答道：“我听说西域有一种神，名字叫‘佛’，陛下您梦见的一定是他。”汉明帝醒悟，于是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二人，出使天竺国，去寻访佛法。蔡愔他们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至中亚）有缘遇到摄摩腾，就邀请他一起到中国的东汉京都。摄摩腾一心要弘扬佛法，于是不畏沿途遥远，一路辛苦疲惫，穿过流沙，最终于永平十年（67）来到洛阳。汉明帝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他，并对他大加赏赐，首先将其安置于鸿胪寺，之后特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为摄摩腾新建精舍让他居住，取名白马寺，摄摩腾遂成为中国第一位沙门，白马寺也就是中国的释源和祖庭。该寺名称的由来，相传天竺国有一国王曾经大肆损毁各个寺庙，只有招提寺尚未来得及破坏，到了夜间，有一匹白马围绕佛塔发出悲鸣，终使国王醒悟，遂停止毁寺，并改"提"为"白马"，之后许多寺庙都以白马命名。摄摩腾在洛阳时，由于佛法尚处于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归信人不太多，所以摄摩腾虽对佛理有深奥的独特见解，却无法向人宣讲传扬。于是他开始在中国翻译大量佛经，其中《四十二章经》一卷最为著名，初藏在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以后道法逐渐流布，并处处修立佛寺。
竺法兰六十余岁时卒于洛阳，葬在白马寺西院。永平十六年（73），摄摩腾圆寂于白马寺，葬在寺内东院。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赐竺法兰其号为"开教总持大法师"。赐摄摩腾其号为"启道圆通大法师"。
竺法兰与摄摩腾为弘扬佛法远离故土，最终客死异乡，是印度来华且在传教译经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两位著名高僧，开创中国佛教之先河。
竺法兰墓在今白马寺内西侧围墙下，与摄摩腾墓东西相对，形制完全相同，周围以青石包砌，冢上青藤茂盛，都是民国时德浩住持整修。碑刻也由明代尹明翼所立，仅碑文改为“汉开教总持竺法墓”。
汉代——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贵霜帝国佛教僧人，其本为月氏国人支娄迦谶 。后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前后)从
月支来到洛阳的佛经译师，最早将大乘、
小乘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167年-186年）。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
竺佛朔)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比安世高稍迟， 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后来“
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 显学，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后来不知所终。
支娄迦谶所译的佛经几乎全属大乘佛经。可以说，支娄迦谶是中国翻译和传播大乘佛教的创始者。如《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经》，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
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是反映佛教般若学的较早的一部佛经，主要宣扬大乘佛教的诸法悉空、诸法如幻的思想。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观的佛经。
首楞严是首楞严三昧之略。 首楞严意译为健相 、 勇伏等，
三昧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这种禅定，能统摄一切佛法，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所谓般舟
，意为佛现前、佛立称修习此三昧，可以使十方诸佛出现于修行者面前。《般舟三昧经》还特别宣扬了阿弥陀佛净土信仰，说一个人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经一昼夜或七天七夜，就会在禅定中见到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
极乐世界。这是西方净土思想传入中国内地的开端。
支娄迦谶除了独自翻译佛经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佛朔合作翻译。影响最大的《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就是两人共同翻译的。
支娄迦谶所译出的佛经，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对
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佛典，重点是般若学说，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佛经流行情况。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经》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经》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经》的序品。由此可知印度的
大乘佛经开始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还有支娄迦谶译出的《首楞严三昧经》说：佛告坚意，有三昧名首楞严，若有菩萨得三昧，如汝所问，皆能出现于般涅槃而不永灭，示诸形色而不坏色相，遍游
一切诸佛国土而于国土无所分别。
这种用大神通游戏世间的思想，在中国这个盛行神仙不老方术的社会是深受欢迎的。此经自支娄迦谶译出至于姚秦，二百余年中，先后竟有7个译本，支娄迦谶的首译之功是不可抹煞的。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舟三昧经》，将阿弥陀佛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
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则对后来义学影响最大。在这部译经里，支娄迦谶借用道教思想概念来传播般若，如他把 波罗蜜行 译为 道行 ，把 如性
译为 本无 等，而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 无名为天地始
等说法，正好有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在中土能够迅速地传播。而《道行 般若经》则成了学习般若理论的入门
译籍。支娄迦谶所传译的大乘 般若学的基本理论为 缘起性空
，即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均为因所生，根本没有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对象，纯属虚幻不实，唯有 般若
能超越世俗之见，把握诸法真知。所以 般若 智慧的获得唯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有可能，这与
老庄的某些思想是相通的。魏晋玄学盛行时，般若学在
佛教中得到突出的发展，此经起了不少的作用。支娄迦谶的弟子有月氏的支亮、再传弟子支谦，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学风， 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引）。此外，洛阳孟福、南阳张莲等人皆传承其学。魏晋以后，虽然 小乘 佛教也有发展，但由于
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娄迦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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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竺佛朔：东汉译经僧。又称竺朔佛。生卒年不详。天竺人。秉性明敏，博学多能。桓帝（一说灵帝）时，携带道行经之梵本到达洛阳，熹平元年（172）
译出一卷，或谓译于光和二年（179），惜今已失传；虽译笔凝滞，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未久，于洛阳与支娄迦谶合译般舟三昧经二卷，由孟福、张莲之笔
受。后不知所终。近人有谓支娄迦谶译之十卷本道行经应为竺佛朔与支娄迦谶所共译。
灵帝熹平元年（172），天竺（今印度）沙门竺佛携梵文佛经至洛阳，与人合作，译《道行经》为汉文，至中平六年（183），又译成《般若三眛经》。
据梁慧皎《高僧传》卷一记载：
天竺沙门竺佛朔，亦汉灵之时，齑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惜今已失传；虽译笔凝滞，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竺佛朔从天竺携带《般若道行经》梵本来到洛阳，在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把它译成汉文。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道行经后记》说：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
由此可知，《般若道行经》是由竺佛朔宣读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元士笔录成文的。此书为一卷本。
《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上、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受.。
梁慧皎《高僧传*支娄迦谶传》也说： 朔又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
从这两则记载中说明竺佛朔所译的《般舟三昧经》也是与支娄迦谶合作翻译的，由竺佛朔宣读原文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福、张莲笔录成文。
汉代——严佛调：是汉代人士
(公元117-197?)，临淮考城（今江苏盱眙铁山寺）人，也是中国最早的出家人之一。严佛调生活在汉代的晚期，这时汉代已经开始分崩离析，黄巾起义的战火已经动摇了汉代的基础，但是佛教仍然操持着旺盛生命力。
中国汉人出家第一人：严佛调，又名严浮调，简名严调。入佛后加“佛”字，示其身份与佛有缘。佛史称“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其著作均署名“严阿祇梨浮调”，阿祇梨为佛教术语，指佛教之导师。石赵王度奏疏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严佛调是汉人出家特例，同时也是见诸文献汉族佛教徒之第一人。
中国修庙建寺第一人：临淮，楚王英(中国最早信佛贵族)之辖地，汉末为佞佛官僚笮融势力范围。在其影响下，临淮遂为汉代佛教流布最早最重要区域之一,而开此风之先者为严佛调。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笮融于徐州、临淮、广陵一带大兴佛寺，铸铜佛、饰金身、设斋会，信徒达数万。而据史载，公元182年，严佛调已回临淮修建铁山寺，广传佛法。
中国翻译佛典第一人：灵帝末年，安息人安玄，以通商助汉，封骑都尉。安玄居华久，通汉语，因是佛教徒，有志译经，无力完成。严佛调随安世高学佛，久与胡僧胡商游处，通胡语，精佛学，成为安玄译经合作者。“都尉口陈，严调笔受”，然后切磋定稿。此为译经史上创造，为佛经汉译开辟了新途径。汉灵帝熹平元年（181年）,安与严译《法镜经》两卷，中平五年（188年），严独译《古维摩经》两卷。
中国自撰经书第一人：严佛调译经外，动笔撰述，阐明佛理，传世撰著为《沙弥十慧章句》。自序称“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靡经不综……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穷自潜，无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因佛调向世高学佛，听讲禅数，唯十慧之义未及详闻，而世高辞世，故发愤著此章句，申明先师遗旨。
中国境外传道第一人：东汉永平至延康年间，天竺、大月氏、康居、安息和西域每年都有高僧来到中土传道或译经。受此影响，公元192年孟春，严佛调在古稀之年，怀着对佛教发源地的仰慕，对佛教文化交流的渴望，离开家乡临淮，前往天竺、大月氏等国，宣传他的佛家思想，受到当地信众推崇与爱戴，积劳成疾，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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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昙柯迦罗：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罗幼而才悟质像过人。读书一览皆文义通畅。善学四围陀论。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自言。天下文理毕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见法胜毗昙。聊取览之。茫然不解。殷懃重省更增昏漠。乃叹曰。吾积学多年。浪志坟典。游刃经籍。义不再思文无重览。今睹佛书顿出情外。必当理致钩深。别有精要。于是赍卷入房。请一比丘略为解释。遂深悟因果妙达三世。始知佛教宏旷俗书所不能及。乃弃舍世荣出家精苦。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常贵游化不乐专守。以魏嘉平中来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罗后不知所终。时又有外国沙门康僧铠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之中。来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又有沙门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后不知所终焉。
晋代——朱士行（203—282）：三国时期的高僧，法号“八戒”，祖居颍川（今河南禹州）。嘉平二年（250），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也是第一位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朱士行少年出家，恰当嘉平中(公元249—253年)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为比丘，和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感到经中译理未尽。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联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公元260年，他从雍州(今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的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果然得到《大品经》梵本。他就在那里抄写，共抄写90章，60多万字。公元282年，朱士行派弟子弗如檀等，把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自己仍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享年79岁。
公元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士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本。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
朱士行在于阗抄录《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总计六十万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将该经送回洛阳。于阗国的小乘信徒却横加阻挠，将《大品般若经》诬蔑为外道经典，向国王禀告说：“汉地沙门将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势必断灭，这将是大王的罪过。”因此国王不许弗如檀出国。这件事令朱士行愤慨不已，所以主张以烧经为证，誓言道：“若火不焚经，则请国王允许送经赴汉土。”说完就将《大品般若经》投入火中，火焰即刻熄灭，整部经典却丝毫未损。弟子弗如檀终于在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将该经送回洛阳，前后达二十余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力译成汉本，取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
朱士行西行的贡献是求得《大品般若经》，从而在我国开启了义学的先河；同时将西域佛教传入我国，也促进了东西政治、文化的交流。朱士行西行求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虽只送回一部经，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畏艰险，以为法忘躯的抱负毅然前往。他送回的大本《般若》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晋道安曾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当时的义学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汰、竺法蕴、康僧渊、于法开等人，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后世西行求法者如法显、宝云、玄奘等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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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竺法护：鸠摩罗什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即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译出，而流布于世。罗什以前，到中国的译经师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
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梵 Dharmaraksa ，意为法护)，
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当时中原地区虽然礼拜寺庙、佛像，然而大乘经典未备，法护立志西行，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遍通西域三十六国语文。泰始元年，携带大批经典返回东土，居于长安、洛阳，专事译经，精勤行道，广布德化，时称月支菩萨、敦煌菩萨。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部的经典还在西域，尚未能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奠定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〇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〇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他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佑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都对义理研求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兹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法护死于敦煌，当地人民敬仰他献身佛法，救拔众生，而送给他“敦煌菩萨”的美称。“菩萨”是指立志成佛而修习大乘的众生，修菩萨行必须自觉觉他，也就是既要注重自己修行，还要使无穷尽的众生统归于解脱。从竺法护一生的行事来看，特别是从他晚年在避乱过程的艰苦环境(无论是东奔还是西归凉州)下仍不倦地译经、说法来看，“敦煌菩萨”这一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北魏——佛陀扇多：梵名Buddhas/a^nta
，意译觉定，又称拔陀、觉者，生卒年不详。北魏译经僧。北天竺人。神悟聪敏，博通内外。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奉敕与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于洛阳殿内翻译世亲之十地经论，四年始成。未久，往白马寺，于孝明帝正光六年（525）译出如来狮子吼经。后移居邺都金华寺。东魏元象二年（539）译出十法经等。所译之经，凡十部，十一卷。后不知所终。
历游西域诸国，后至北魏北台之恒安（位于山西）。师勤习印度古来之禅观，孝文帝（471～499）崇仰师德，为师设禅林；帝迁都洛阳后，又为师设静院。太和年间，于少室山创建禅院（即今之少林寺），并建翻经堂，由师住持，从事译经工作。弟子慧光为地论宗南道派之祖。另有弟子道房，道房又传僧稠。师与十地经论之译者佛陀扇多，常为世人误指为同一人。
初结友六人，同修定业；五僧证果，唯师无获。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471～499），经西域至北魏旧都恒安（位于山西），深受孝文帝礼敬，遂于恒安城内证得道果。太和十八年（494），随孝文帝南迁至洛阳，并于当地设静院以居之。太和二十年（一说二十一年），奉敕于嵩岳少室山创寺（即今之少林寺），修习禅业。并建翻经堂，由师住持，从事译经工作。时，四方来从学者，常达数百人。师所传禅法源自印度传统。弟子慧光为地论宗南道派之祖。另有弟子道房，道房门下又出光稠、僧稠。其中，僧稠对北魏佛教之形成，影响深远。
北魏——宝公：沙门宝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隅中。忽闻钟声。寻响而进。岩岫重阻登陟而趋。乃见一寺。独据深林三门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云灵隐之寺。门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啄或踊或卧。回眸盻宝。宝怖将返。须臾见胡僧外来。宝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入良久宝见。人渐次入。门屋宇四周房门并。闭进至讲堂唯见床榻高座俨然。宝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闻东间有声。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比丘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讫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蓟北岭南五天竺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竖义。有一后生聪俊难问。词音锋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宝本事鉴为和尚。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因整衣而起白诸僧曰。鉴是宝和尚。诸僧直视宝。顷之已失灵隐寺所在。宝但独坐于柞木之下。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乱。及出山以问尚统法师。尚曰。此寺石赵时佛图澄法师所造。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由所住。或沈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
北齐——慧光：慧光（487～556），又名惠光，俗姓杨，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人。十三岁时，跟随父亲入洛阳，归依了佛陀扇多，不久，佛陀便度他出家，常为人讲经，有圣沙弥之称。佛陀以戒律为智慧的基本，令他先听讲《四分律》。既而回乡，受具足戒。后到洛阳参学，并贯通了南北方言，从事著述。当时译师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三家，分别翻译。助译者方言各异，以致传述分歧而发生争执。慧光也列席译场，他既谙习语言，常常为之沟通，完成译业。就在此时，他曾受教于勒那摩提，得其传授。后来撰成《十地经论疏》，发挥经论的奥旨，《地论》学派由此流传。他又注解《华严》、《涅盘》等经，并造《四分律疏》，删定《羯磨戒本》；又著有《玄宗论》《大乘律义章》等。但以上著述现存的只有《华严经义记》卷一的断片(现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其余都散佚了。东魏时(534—550)，他任国僧都。北齐时(550—580)，应召入邺都，住大觉寺，转任国统。学者称他为光统律师。后来在寺圆寂，年七十岁。
唐代——道岸：道岸（654～717）唐代僧。颍川（河南许昌）人，俗姓唐。年少好学，从文纲出家，坚修律义，深入禅慧，后常居会稽龙兴寺，时号大和尚。中宗征至京，入内道场，为菩萨戒师，历任白马寺、中兴寺、庄严寺、荐福寺、罔极寺等纲维总务，并与工部尚书张锡监造荐福寺。初江南一带多行十诵律，罔知四分，师请帝诏敕执行南山律宗，于是四分律始行于江淮间。唐开元五年入寂，世寿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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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少康：少康，俗姓周，缙云仙都山（今属浙江）人，中国佛教净土宗第五代祖师，道场在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市)乌龙山玉泉寺。自行志高行苦，化他不遗余力。是使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深入江南民间的一位里程碑式的大德高僧。
出家：母亲罗氏梦游鼎湖峰仙境，有玉女授给她一朵青莲花说：“此青莲花表大吉祥，寄于你所，当生贵子，冀爱护之。”临到诞生少康大师的时日，青色光彩遍满室内，并散发芙蕖的芬香。少康大师容貌端庄，聪慧可爱，幼时即有不凡之形态，与一般孩童大不相同，有识见者都认为少康大师有武将文官之相，最为奇特的是少康长到七岁还未曾启口讲话，有一日，其母带他往灵山寺拜佛，于大雄殿中母亲问他：“认识佛像否？”少康大师忽然回答：“此是释迦牟尼佛。”其母听言甚感惊诧，心知此子定是宿具善根与佛有缘，便令少康出家修道。
弘扬佛法：
1.净土教法：少康十五岁时，已能通晓《法华经》、《楞严经》等五部大经的奥义。后来到会稽嘉祥寺，学究律部。五年后，师值弱冠之年，前往上元龙兴寺听讲《华严经》、《瑜伽论》。朝夕不懈地深研佛学义理。此后数年，少康游历四方，参学知识。唐贞元初（公元785年），到了河南洛阳白马寺。在殿中礼佛时，见大殿阁中佛典文字放光，细观查之，发现是善导大师的《西方化导文》。少康观见此番情景，欢喜异常，心想善导大师乃净土宗的高僧，自己又对净土教法颇有好感，认为这定是一个吉兆。便于心中默默祝祷；“我若真与净土有缘，当使此文再放光明。”刚发愿毕，果见彼文重放光明，光中还现出无数的化佛菩萨。少康目睹这些瑞相，证知实乃先祖的灵迹感应，遂五体投地顶礼发誓说：“劫石可将磨损，我的誓愿不会变易。”由此而树立起了研学净土教法，弘阐净土法门的坚实志向。
少康发弘誓愿后，旋即下定决心，放下万缘，誓以善导大师为榜样，归心净土，毕生弘扬净土教义。为表心迹，特意前往长安光明寺善导和尚的影堂，怀毕恭毕敬之心，瞻仰顶礼善导遗像，祈愿得见善导大师。于顶礼之际，心存观想，但见善导大师现真像于空中而对少康作语曰：“汝依吾教，广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养。”少康得到善导大师的教诲之后，如服定心之丸，更加坚定地一门心思研修净业，发誓终生弘阐净土教法。
后来，少康大师广征净土经典，苦节力学，潜心修习，念佛功夫与日俱僧。心想净土之教，甚为契合末法时代众生的根基，实是了生死得善果的无上妙法。应当广为传播，普令众生速得大利。于是自陕西长安南下至湖北省江陵地区宣扬净土教义，在果愿寺偶有一僧对他说：“你欲教化众生，应当去新定，你的化缘在于彼处。”言毕倏然不见其影，唯见香光往西方而去。少康大师觉知此乃神僧的指引，便决定去新定（今浙江省遂安县境），以酬彼方众生的宿缘。
2.传播佛法：少康初到新定时，由于净土教法在此地无人行持，是以僧俗人等对净土教理不甚了解，从而教化起来也非易事。然而少康大师毕竟是有大智慧的高僧，他想出了一个方便度生的妙法。那就是往城中乞食化缘，得到钱后，便诱引儿童念阿弥陀佛佛号，念佛一声，即给一钱，以资奖励。而小孩子念佛得钱之事，势必会影响到其它年龄段的人们。由此而使得许多的人信教念佛。后来，念佛的人多了，便改为念佛十声，施予一钱。少康大师风雨无阻地用这种方法行化了一年后，新定地区的男女老幼，见到少康都躬身合十口称阿弥陀佛，遂使念佛成为当地一种风尚，念佛的音声时常布满街市。经过长时间的熏修后，少康大师觉察到树大法幢，转大法轮的机缘已熟，便于唐贞元十年（公元795年）在新定城郊乌龙山上启建净土道场，高筑三级法坛，聚集大众举行共修法会，每逢斋日，善信云集，午夜行道唱赞。于斋日时，四众弟子聚集在大殿，少康升坐，高声念佛，众人跟着诵唱佛号。少康念佛一声，就有一尊佛从囗中出来，十声则有十尊佛出来，如同连珠状。少康对在场的几千弟子大声说：“你们当中有见到佛的人，必定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众弟子听到这个授记，欣喜异常，信愿念佛更为恳切，当时有少数未见到佛的弟子，自知己身信愿念佛功夫不够，悲感自责，因而加功用行，精进念佛。遂使亲近大师修学净土法门的信众，无一不是真切地信愿念佛者。少康大师如此大张旗鼓地集众修学念佛法门，收效甚好。在当地掀起了念佛求生净土的热潮，使得念佛法门广为传播，为弘扬净土念佛法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坐化：唐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公元806年），少康预知时至，嘱告身边的四众弟子说：“当于净土，起欣乐心，于阎浮提，起厌离心。”言毕结跏趺坐，身放数道光明而化。当时，天气陡变，狂风四起，百鸟悲鸣，乌龙山间仿佛也一时变白。遗体火化后其弟子等为其立舍利塔，存于州东台子严，因此之故少康大师又号台岩法师，后来的天台德韶国师又曾重修塔坟，后人称之为“后善导塔”。基于少康大师对净宗作的杰出贡献，在《佛祖统记》卷二十六中列其为莲宗七祖中第五代祖师。净宗史册中，将永存少康大师那不平凡的生平事迹，其高风亮节，将世世代代为人们所传颂。
唐代——觉救：释佛陀多罗，华言觉救，北天竺罽宾人也。来多罗英，誓化支那，止洛阳白马寺，译出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此经近译，不委何年？且隆道为怀，务甄作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救之形迹，莫究其终。大和中圭峰密公著疏，判解经本一卷，或分二卷成部，续又为钞，演畅幽邃，今东京太原三蜀盛行讲焉。
佛祖统记卷三十九：唐高宗永徽六年（西元六五五年）罽宾国佛陀多罗，于白马寺译大方广圆觉修罗了义经一卷。佛陀多罗中文的意思是觉悟救世，他是北印度罽宾人。罽宾是国名，唐朝称为迦湿弥罗，在新疆的西南边，现代称为克什米尔，当地盛产绵羊。佛陀多罗带来梵文佛经，（古代印度人，把佛经写在多罗树叶上，称为多罗荚。）发愿将佛经弘扬到中国来，他到了洛阳白马寺，在那里翻译出“大方广圆觉了义经”。至于来了多久才通晓中文，以及哪些人帮助翻译，那无从考据，所以后人怀疑是伪经。
唐代太和年间，禅宗的圭峰宗密禅师，将“圆觉经”加以整理注疏，著成判解经本一卷，或分为二卷成为一部书。圭峰禅师后来又继续著述，阐扬“圆觉经”深奥的道理。宋代时，东京汴梁、山西太原、四川三蜀一带，都盛行讲“圆觉经”。另外根据“佛祖统记卷三十九”的记载，唐高宗永徽六年，即西元六五五年，罽宾国的佛陀多罗，在白马寺释译了“圆觉经”一卷。
金代——栖岩彦公：栖岩彦公生卒年不详，金代白马寺高僧。法师自黄河之北到达洛阳白马寺，见五代之后壮武李王所建东白马寺及九层木浮屠旧址，遭火焚已50余载，仍荒榛丘墟，瓦砾堆积，徘徊嗟叹，不忍离去，遂发愿再修寺塔。于是栖岩彦公重建砖浮屠13层，高160余尺。并建护塔墙垣3重，屋宇28间，立古碑5通，左右焚经台两所，以及其他等等。
元代——福裕：福裕(1203～1275)，字好问，号雪庭，为元初著名禅师和曹洞宗师。太原文水人，俗姓张。九岁入学，理解力极强，乡里人称他为“圣小儿”。落发为僧后，游学于燕京（北京），拜曹洞宗师万松行秀为师，从学十年，“道益隆，名益著，学者日益广”。他继万松之后执掌曹洞宗。乙巳年(1245年)，元世祖未登基即命其主持少林寺，大作资戒会。戊申(1248年)，宪宗诏住和林兴国，后又召至殿中，授予元代最高僧官都僧省都总统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为禅宗领袖。
福裕禅师少时遭乱丧家，得道逢和尚劝导，于宋嘉定十七年（1225）至仙岩投古佛和尚薙发脱俗，次年受具足戒。在古佛和尚处从学七年后，转投燕京（今北京）行秀禅师，随侍十年，严受钳锤，精修猛进，久得印可，列为曹洞宗第十五世宗主。此后，应请主法于燕京奉福寺，时值金元交战，嵩山·少林寺（今属河南省登封市境）因战火波及，毁损严重，福裕禅师奉朝廷之命入主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目睹殿堂荒芜破败之状，发心重振。数年后，嵩山·少林寺林寺面貌一新。
福裕禅师以其学识精邃，修持严谨，名闻远近。门徒甚众，也引起官方重视。忽必烈未登基时就曾潜至嵩山·少林寺，命福裕禅师为其举办资戒法会。宋淳祐八年（1248）奉诏入主和林兴国寺，月余后，即应召入内廷，奏对称旨，辩答无碍，深得厚赏。不久，获授都僧省之职，“总领释教”。宋景定元年（1260）奉即位不久的元世祖忽必烈之召，赴内廷和道士李志常等辩论，得胜后焚道门伪经四十五部，被赐为“光宗正法大禅师”。此后，复受请执掌燕京万寿寺法席，达十四年。还主持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五处建少林寺下院，元至元十二年（1275）于嵩阳圆寂。元皇庆元年（1312），仁宗追封为“晋国公”，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
福裕禅师一生致力弘扬曹洞法门，“通群书，善翰墨，吟咏、题唱、普说几十万言。”于禅法亦有独到之处。有僧问如何是向上尊贵一路，福裕答道：“渔歌惊起少汀鹭，飞出芦花不见纵。”以其建树卓著，后人称为“款龙庭而振举宗风，敞五林而宏阐家教，因缘会合，倾动一时，”尤其在主法少林寺期间，福裕不仅使祖庭恢复旧观，而且远承曹洞祖师本寂所倡嫡传方式，确定宗门师承关系，新立嵩山·少林寺“七十[2]
字辈”，即：福慧智子觉 了本圆可悟 周洪普广宗 道庆同玄清 清净真如海 湛寂淳贞素 德行永延恒 妙本常坚固 心朗照幽深 性明鉴崇祚 衰正善喜禅 谨悫原济度 雪庭为导师 引汝归铉路
从少林寺僧人的法辈排列都以此为序。“现在少林寺的弟子们，称其祖号时，时常冠以‘雪庭座下第几人传人’。”福裕禅师一直被尊为少林寺的中兴之主。被忽必烈封为晋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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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龙川：龙川(?～1293
年),女真人,姓纳合氏,名行育。元初白马寺住持。剃度于金、 元时期名僧万松行秀,为华严宗名僧善柔的嗣法弟子。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
年)奉诏，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做过白马寺宗主。参加戊午年佛道大辩论的“龙门县抗讲主行育”。他和后来成为白马寺宗主的仲华文才，同为一代华严大师，传华严圆极之教。1978年，在洛阳白马寺东出土了《龙川和尚墓志》。他曾为兴葺白马寺，动用了怀、孟等六县官田之租，以供支度。他还住持过西安的兴教寺，大约卒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卒后赠鸿胪卿、司空、护法大师。
按照《龙川和尚塔志》记载，行育是“女真人，姓纳合氏。得度于宝应秀，受业于永安柔。量宇弘远，识鉴高明。因辩謇缁黄，世祖皇帝赐赤僧伽梨，加扶宗弘教大师之号。江南皈命，诏令总摄江淮诸路僧事。帝师拔思八甚器重之，一时贤贵，如太保刘文贞公之辈，皆引为友辅。“辩謇缁黄”，是指他参与了蒙元时期的佛道辩论。在此次辩论中，因为龙川表现突出，所以元世祖赐其红色的僧衣，并封其为“扶宗弘教大师”。元朝攻下南宋后，令他“总摄江淮诸路僧事”。
龙川以深受元朝的第一任帝师八思巴的器重而闻名，他和八思巴结缘就是在至元间的僧道辩论中。此次围绕着《老子化胡经》展开的辩论，不仅龙川行育参加了，八思巴也参加了。《帝师行状》中记载：“戊午，师二十岁，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上大悦。”按照遗留下来的碑刻资料，行育受封为“扶宗弘教大师”是受到了八思巴的举荐。现在留存下来的、嵌于白马寺上僧院西院壁间的“七古诗”明确地记载了这中间的前因后果。该诗说：龙川大士僧中雄，名响夙昔闻天聪。诏命殿上坐持论，慈音涌出琉璃筒。众流截断具真见，有敌不敢当机锋。帝师欢喜上奏请，赐号弘教扶其宗。
元代——文才：（1241～1302）元代僧。俗姓杨。字仲华。博通古今坟典史籍，尤精性理之学。壮年出家，遍游讲肆，专究华严。曾隐于成纪，筑室植松，人称松堂和尚。后奉敕领洛阳白马寺，声誉日隆。成宗时，受帝师迦罗斯巴之推举，为大万圣佑国寺开山第一世，赐号‘真觉国师’。大德六年示寂，世寿六十二。著有肇论新疏三卷、肇论新疏游刃三卷、惠灯集二卷传世。
元代——慧印：弘教（1271～1337
），元代五台山弘扬慈恩宗的著名高僧。俗姓张，名慧印，关西人。自幼信佛，出家为僧。攻读佛经无不扣之门，但专以唯识为归。皇庆元年（1312），元仁宗赐紫衣香药，并遣旌幢送至五台山万圣佑国寺，以主法席，为该寺第四代住持。至治二年（1322），英宗瞻礼五台山，弘教法师陪驾。英宗回銮，陪驾至京，在永福寺校正藏典，授太子、贵人菩萨戒。后元文宗诏住天承寺，授司徒一品银印不受。寂后葬于五台山。
慧印少攻儒典，长习佛书。对华严、唯识、律宗、因明等均有涉猎，并且在唯识一学上颇有造诣。其华严学就是跟随白马寺大慧国师所习，因此也是白马寺的法嗣弟子。“及归山，上赐紫衣香药，遣旌幢，送至台山万圣祜国寺，以主法席。”所以，非常巧合的是慧印继文才之后，成为万圣袼国寺的住持。而且，慧印还在至治元年（1321年），“从帝师受秘密之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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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法洪：法洪（1272～1344年）是陇西巩昌府成州（今甘肃渭川）人，俗姓刘。他在12岁时入成州兴化寺剃度为僧，20岁受具足戒后，出外游学参访，到洛阳时仲华文才主洛阳白马寺。文才见其秉赋非同寻常，就留侍左右，尽传其学。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宗密圆融大师慧觉卒，经过宣政院呈的奏请，仁宗下旨让他住持白马寺，不久，赐号释源宗主。1321年，英宗即位后，下诏各路立帝师殿，纪念八思巴。并追谥八思巴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祜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班弥怛拔思发”。同年，敕建帝师殿碑，碑文就是由当时的光禄大夫大司徒大永福寺住持释源宗主法洪撰写的。因为各路都立有帝师殿，所以碑文中对帝师八思巴的生平记述及评价必须是十分准确的、并且带有官方性质的。英宗让法洪来撰写这一碑文，至少传递出这样两个信息：一是朝廷十分器重法洪的才识；二是法洪对八思巴的事迹十分熟悉。这一碑文被全文收在《佛祖通载》中，进一步说明汉藏僧人在元代水乳交融的关系和汉藏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
明代——无谭：无谭禅师，洛阳人。明代中期白马寺住持。俗姓王，父王表，为大姓巨族。禅师曾从师定允，素尊礼神明，存心养性，博古通今。掌管祖庭寺院事物多年，后退居山下，年80而圆寂。
明代——圆朗：圆朗,生卒年月不详。明代武宗、世宗时期白马寺僧人。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刚夫妇行商经过洛阳,看到白马寺之东金代重修的释迦舍利砖塔,因日久风化颓毁，遂舍资财若干，由寺僧圆朗执掌修缮。工程起于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初一日，告成于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嘉靖三年（1524年）之《修白马寺塔记》碑曾表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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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如琇：如琇（1658～1731年）
世籍洛阳，俗姓潘，字颖石。清代白马寺住持，兼善诗文，工书画。著有《句瞿诗集》及白马、白云语录。如琇十年来辛苦经营，台阁殿宇、诸堂寮舍焕然一新，使白马寺名冠于中土。
如琇和尚于“禅诵之余”，提
“白马寺六景”，从此便有了著名的“白马寺六景”之称。由如琇和尚赋诗并楷书的白马寺六景碑刻，现嵌于竺法兰殿门外南侧壁间，其碑文如下：
1.
清凉台：兰台画阁碧玲珑，皓月清风古梵宫。石磴高悬人罕到，时闻爽籁落空蒙。
2.
焚经台：榆档贝文是也非，要从烈焰定真机。虚空说偈人西去，剩有荒台锁翠微。
3.
夜半钟：古寺云深藓径封，离离百八动千峰。洛阳多少卢生梦，枕上惊回第几春。
4.
腾兰墓：堂封对峙依林隈，断碣模糊长绿苔。金骨流香天地永，不随人世化飞灰。
5.
齐云塔：风回铁马响云间，一柱高标绝陟攀。舍利光含秋色里，崚嶒直欲压嵩峦。
6.
断文碑：笔锋磨灭失真踪，天妒奇文藓尽封。会有秋风生怒雨，森森鳞鬣起蛟龙。
如今白马寺的齐云塔即为如琇大师所改名，大师墓塔坐落于白马寺东隔壁荣康医院内,保存良好。
清代——正觉：正觉,生卒年月不详。清代白马寺僧人。因其品高行正,被选为释源住持。早在咸丰之初,白马寺僧人悟乾等听说寺中旧有土地数顷,因匪荡大半质于村姓。后监生黄协中等控于官府，洛阳知县秦茂林逐出占地村民，返回寺内田产，选出住持正觉法师管理寺内一切事物。还刊刻条规以令恪守，并命寺旁近邻四村中公正士绅按年代管，使数千年古刹得以保存。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的《重修白马寺田碑记》曾记录其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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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德浩：德浩，河南中牟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洛阳白马寺住持。原为上海佛教协会法师。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势力威胁南京。国民党政府决计以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迁洛过程中，国民党中委张继等来洛往访白马寺，见寺院荒凉破败，遂请上海留云寺德请上海留云寺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重行营建。此次营建，重修山门及围墙，修建了山门内的门堂、云水堂、客堂、祖堂、禅堂、斋堂，修复了一殿二殿，至三殿，用料具已齐备，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止。依德浩法师本意，完全修复后的白马寺，将是从前到后，一殿高于一殿，逐步上升，直到清凉台。还在寺院东南角、西南角各修方形，二层，歇山顶阁楼一座（初建为岗楼，经戴传贤指出，和寺院建筑不偕，后改建为阁楼，也称角楼，即钟鼓楼），以青石镶包了印度高僧墓，补修各殿及厢房门窗，各殿内配置高达一米多的铜铁供器，各殿前铸高鼎（今仅存大佛殿一个）云牌、铜钟，这些供器均在上海铸好运来。并把一尊高约0．吕米的白玉佛迁供于寺内，供于毗卢阁，又把魏咸信墓前二匹石马迁置山门之外。在寺院内外广植柏、榆、杨、柳、栋树及花竹。今清凉台上缠柏的灵霄也由此时移栽，原有二株，一株枯死，今存一株。在焚经台前立碑。原来一殿内供有关公像，德浩法师在泰山庙（今白马寺小学）修殿五间将关公迁出供奉。
此次德浩住持白马寺，还作了一项大事。白马寺原有土地数百亩，“自时事变迁，沙门侈靡，费用不支，将地典于村民者甚多。”寺院萧条冷落，目不忍睹。戴季陶、王二苎、闻兰亭等，“慨捐资财，复募化若干，锐意复兴”，专员王次甫，德浩和尚等，在收回土地时，“价目完备，分文莫少”，允许村民将二麦收获，还劝村民遍植树木，振兴实业，争取十年致富。此外，德浩法师还准备修复古唐寺和孙村一座古寺，惜均未实现。德浩法师，德高望重，风度文雅，持戒精严，对修建公程极为认真负责，事先仔细安排（先作模型），完工认真检查。鸱吻等构件，均在寺里建窑烧制而成。金村人王银堂祖母为虔诚的佛教徒，去世时，德浩法师亲为主持放焰口。1942年闹灾荒，德浩法师慈悲为怀，赈济村民。他拿出买面粉的钱，但有人从中克扣，及到村民手中，面粉成了石面，法师自然生气。当时寺内有80多名僧人。僧人育安为会计，云峰打外交，养有二
头牛，二匹骡子，有地38多亩，浇地水井7眼，寺院兴盛一时。德浩法师晚年，身患疾病，住古唐寺疗病并于此回寂。埋葬之时，灵柩由古唐寺送出，白马寺迎接，专员李杏村、僧人净严法师、自如师并众多僧人为之送行，村民夹道，民间社火弥舞奏乐，葬于白马寺东，墓地今存。德浩法师圆寂后，白马寺村民曾为之立碑于村头，以示纪念。
民国——自如：自如，遂平县人，俗姓宋，1932年从德浩法师由上海佛教会来到洛阳白马寺，随法师收回田产、修缮寺院。1946年自如法师接任方丈，他持戒严谨，品德高尚，扛犁耕地，躬自劳作。当时因闹饥荒，平乐乡长张营向自如法师派苛捐杂税，自如和尚交不出，他便把自如法师捆起来，金村人王银堂赶来把自如法师放开。当时僧人有大黑、性宏。解放后，土改初期，寺院划为地主，自如和尚曾倍受磨难，后来落灾宗教政策，情况好转。自如和尚75年圆寂，世寿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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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的历史渊源：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庄即位。一年元宵前夕，刘庄夜寐南宫。恍惚之中，他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从西方飘然而至，见到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刘庄看得入了神，正待开口问话，却一下子醒了。
第二天。刘庄和几个近臣说起了自己昨晚的梦境，其中一位大臣对刘庄说：“据臣所知，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关于佛陀的故事，刘庄被深深地吸引了。很快，刘庄就决定派出使者，前往西方拜求佛法。
公元65年，当汉使西出玉门关，小心翼翼地躲开匈奴的骑兵，踏上茫茫取经求法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佛陀灭度已经500多年。白马寺的历史故事，随着阿育王孔雀王朝的覆灭，整个印度半岛在分裂战争和外族入侵中度过了两个多世纪。在复兴的婆罗门教的挤压下，大量佛教僧侣被迫离开了故土，把佛法带到印度南边的海岛以及印度北边的大月支、龟兹、于阗等国。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支同样怀着前途未卜心境的队伍，在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大月支不期而遇了。一边是一路西行、风尘仆仆的求法使者，一边是一路北上、游化宣教的高僧。如果你看过中国教育电视台3套播出的《发现·中国》系列纪录片之《白马寺》后，就会知道，这似乎不经意间的相逢，竟直接促成了世界两个伟大文明间的一次巅峰对话。
公元67年，西行求法的汉使回到洛阳。白马寺的历史故事，他们不仅带回了佛经和佛陀的画像，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得到了汉明帝极高的礼遇，被安排在负责招待国宾的鸿胪寺居住。
第二年的一天清晨，洛阳的人们发现，西雍门外三里处正在大兴土木，好不热闹。原来，当汉明帝刘庄得知两位高僧并不只是想在中土做短暂停留，而是要常住洛阳传教弘法时，决定在洛阳城西为高僧修建一处清修之所——白马寺。“白马”是佛教话语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传说悉达多王子在逾城出家时，所乘坐骑就是一匹白马；一千余年后，当大唐高僧玄奘西去取经时，传说中骑的也是一匹白马。
今天，摄摩腾和竺法兰到达洛阳后所译的佛经大多失传了，只有一部由42个短小段落所组成的《四十二章经》一直流传了下来。据史料记载。白马寺的历史故事，《四十二章经》译成后收藏于兼有皇家图书馆和皇家档案馆功能的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这个细节说明了汉明帝刘庄对《四十二章经》十分珍视，同时也反映出佛教初传中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皇家秘学被接纳。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公元250年，又有一位印度高僧来到白马寺，他的名字叫昙柯迦罗。此时，中土的国号已经由东汉改成魏，而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白马寺的历史故事，在洛阳的街市上，昙柯迦罗亲眼目睹了中土人士对佛教的热诚，但他也发现百姓们竟当街用牺牲祭祀佛祖，全然不知礼佛应有的仪轨。
精通戒律的昙柯迦罗被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随后，他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了。
公元260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朱士行受戒前就已在洛阳讲授般若学，由于深感前人的译本义理不全，就在受戒这一年，他发愿远涉流沙，西行求法。公元282年，朱士行终于在于阗求得梵文大本《般若》，由他的弟子带回中原，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而朱士行自己则在80岁时圆寂他乡，终生未能重回洛阳。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总之，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在一起的，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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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的破坏保护：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白马寺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为防止人民逃回，他便把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白马寺被烧荡殆尽。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自称皇帝，即位于许昌。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即包括重建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有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之后已经恢复。
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虏掠，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经过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残遭破坏。在迁都邺城之后，洛阳仅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其中，尚有白马寺。大约在“永熙之乱”中，白马寺虽难于幸免，但还是残存下来了。直到清代，在白马寺大殿左侧，还保存一座“白马寺造像幢”，幢有五十余尊佛像，上下左右俱有题名。另在解放前，白马寺曾出土一尊巨大的玉石弥勒菩萨坐像，身高2.16米，系一件极可宝贵的北魏造像佳作。惜已散失海外，至今仍保存在美国一家博物馆中。
唐武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敕修白马寺，这是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白马寺当亦然。“安史之乱”以后的白马寺，还保存着一些唐代或唐代以前的断碑。
唐代末年，洛阳长时期陷入战乱兵火。白马寺再次遭受战乱的破坏。
到了宋代，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宋代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敕修白马寺。
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白马寺；景泰年间，明政府曾规定各地寺观产业限制为六十亩。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身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白马寺。由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石碑，保存了关于此次重修的详细资料。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在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据解放后地面实测，白马寺总面积为四万平方米左右，这和明代重修时占地六十二亩的记载基本相合。
明代末年，洛阳又遭战乱破坏。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立佛殿（接引殿）被焚烧；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复被重建。接引殿是寺内现存规模最小，重建最晚的一重大殿。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曾重修清凉台之毗卢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受到强敌威胁，决计迁都洛阳。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等来洛阳，往访白马寺。时白马寺墙败宇塌，庭阶荒芜，即于一九三一年委请上海佛教会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重行营建。此次重修，修建了山门内左右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和天王殿、大佛殿两侧的客堂、祖堂、禅堂、斋堂，又在寺院东南、西南各修建方形歇山顶二层阁楼一座（即钟、鼓楼，也称角楼），以青石镶包了印度高僧墓和天王殿、大佛殿的台基，补修了各殿阁、厢房之门窗；配置铜铁器，铸宝鼎、铜牌、铜钟，并把一尊高约0.90米的白玉佛迁奉于毗卢阁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殿倾，野草没膝，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白马寺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9年多次拨专款重修。1959年郭沫若先生参观白马寺，曾留下了“白马驮经印度来”一首“七律”作为纪念。1961年，国务院确定白马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革之时，白马寺也惨遭破坏。佛像被砸，经卷被烧。相传为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带来的极为珍贵的三十余片“贝叶经”也化作灰烬。
1972年对白马寺的全面修复，这一次重修，前后持续十年，用款数十万之多，翻修主要殿阁，彩绘天棚、梁、架、斗拱，油漆门窗、殿柱，广骋新老艺人塑造佛像，贴金涂彩；培植花木，彻阶修路。使千年古刹，面貌为之一新。1973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所。1984年，移交洛阳市佛教协会和僧人管理。一些在“十年动乱”时被迫还乡的僧人也先后返寺。国家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其诵经有所，衣食有靠；还为僧人的佛事活动而配设了多种香案、供器、七珍八宝，在大殿内悬挂幔帐，莲台前摆列蒲团，逐渐恢复了这座千年古刹固有的宗教气氛。
1987年3月，寺院的山门、大佛殿、天王殿得到维修加固。1990年，齐云塔院得到扩建。之后，为接待广大游客和前来朝拜的海内外佛门僧众，适应蓬勃发展的大旅游形势，洛阳市对白马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和环境美化，新建了钟鼓楼、法宝阁、藏经阁，新辟了玉佛殿、卧玉佛殿、六祖殿，泰式佛殿，修建了山门前的广场。经过扩建后的白马寺总面积达到200亩左右。
1961年，白马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83年，白马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2001年1月，白马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4A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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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墙外日本高僧空海铜像......
空海法师
（日本平安时代高僧）：空海法师，亦名遍照金刚，日本僧人。空海法师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与最澄法师随遣唐使入唐学法，抵唐之后，展转到长安（今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拜在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受到惠果法师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法师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于次年（806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回国时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对此后的日本佛教产生重大影响。
史上的空海法师，亦名遍照金刚，日本僧人，生于西元774年，卒于西元835年（日本平安时代），于十九岁时，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空海法师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仿中国唐朝于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均可入学，成为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同时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法师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创立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可循。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在《十住心论》一书中，他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法师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并无多大变化，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是由于修行仪式的日趋复杂引起争执。
空海法师同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其所著《文镜秘府论》体大精深，全书包括序言，天卷（声韵调声说）、地卷（体势论）、东卷、南卷、西卷、北卷几个部分。其内容包括了四声说、调声说（天卷），十七式、十四例、十体（地卷），对属论（东卷和北卷），病犯论（西卷），创作论（南卷）等方面，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在最澄和空海两位法师到中国的前后，还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睿、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开启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之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空海法师于公元804年到达中国，向曾经在印度那烂陀寺修行的般若三藏学习梵文，806年归国后，将悉昙体梵文字母传至日本，使得悉昙体梵文字母完整地保存于日本。传说在梵文字母拼写原理的启发下，空海法师发明了日本字母平假名，随着时间的推移，片假名在平假名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因此，空海法师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他还是有名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共称三笔。无论是汉字书法还是梵文书法，空海法师都达到非常高的造诣。
——20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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