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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九里山前古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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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九里山前古战场
      九里山,古徐州形胜。自西南逶迤东北连绵九里,故名之,为冷兵器时代徐州西北天然屏障。《水浒传》中“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的民谣,就真切地道出了九里山作为中国第一古战场的兵戈杀伐。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发生在徐州周围的著名战事,就有400多起,而这其中,又有多少能绕的过岿然不语、亘古永存的九里山的冷眼旁观。
      从《竹书纪年》里“夏帝启15年,彭伯寿征西河”起,历商王武丁起兵灭大彭;周穆王令楚文王伐徐;晋悼公率八国诸侯之兵廿万围彭城;越王勾践北上度淮,与中原诸侯会盟于徐之铜山。九里山都作为徐州古城的前沿阵地,而与中原西北的强敌抗衡中,起到了固若金汤的堡垒作用。及至到了楚汉相争的年代,又因项羽与刘邦、韩信的几场战争,而留名千古。
      古琵琶曲《十面埋伏》就是描绘的楚汉两军激烈杀伐的战斗场面,而其中的“九里山大战”章节,则通过马蹄声、刀戈相击声、呐喊声的交织起伏,将两千多年前发生在九里山的激战,永远地定格在人类的文化传承之中。现在九里山半腰的“白云洞”,已经成了香火初起的白云寺,据说那就是项羽为逃离韩信的十面埋伏,而败走垓下的逃兵之路。
      在九里山的顶端,尚留存一硕大的石坑,史称“旗磨石”。据说那就是狗肉将军樊哙为指挥汉军,而在山顶摇旗所留下的痕迹。其后,灭唐朝而建立后梁的朱温,也在与驻扎徐州的武宁军节度使时溥长达六七年的征战中,不断与九里山照面。而明成祖朱棣起兵南侵,其所帅燕军也曾经在九里山下设伏兵大败明军,在徐州城外逗留近将一月,得以从容整修筹粮,竟不受城中守军干扰。
      在上个世纪的中日徐州会战中,驻守在九里山的中国守军,据说是最后一批成建制撤离徐州战场的中国军队。而其中之隶属滇军系列的第60军,在经历了台儿庄血战和九里山阻击战后付出了重大代价,最后3个师打的只剩下4个团合编为一个师。部署在九里山炮阵地的中国炮兵,在武器装备和弹药储备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仍以铁血的民族精神,给侵华日军造成较大损伤。
       来九里山访古探幽,不禁使人想起了诗人丁辉的《九里山怀古》一诗:“虎跃龙腾古战场,西风岁岁说兴亡。当年铁马金戈地,万木葱葱送夕阳”。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来此视察时说过:“韩信在九里山指挥军队与项羽发生激战,项羽由此退至垓下。”中共杰出的军事家朱德元帅曾经说过:“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在《悼人》一诗中深情地描写道:“望门投止君无畏,九里山前我感君。一别岂知成永诀,悠悠世事岂堪论”。
      如今在九里山穿山大道北侧的山崖上,醒目地镌刻着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九里山古战场遗址”八个大字,为气势雄伟的九里山增添了几分神韵,引人无限寻往。
      古城徐州,群山环抱,易守难攻,自古为军事要塞,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起4000多年里,在徐州一带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400余起,其中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200多起。著名的古战场九里山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绵亘九里,故名。这里群峰起伏,东西绵延,奇岩兀立,怪石嶙峋,宛如古城徐州的一道天然屏障。
      关于徐州历史上的战争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彭城邑。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围绕宋国的彭城邑发生晋楚彭城之战。以楚郑为一方,晋宋为另一方,吴未直接参战,齐参加晋盟未出兵,前后涉及到13个诸侯国,历时8个月。驻守彭城的战车达“三百乘”,按当时部队编制,每一乘1车4马,甲士3人,兵士72人,三百乘合计2.25万人。由此可见,作为宋国陪都的彭城,颇有“千丈之城,万户之邑”的规模,显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初露端倪。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彭城则是义军的指挥中心,最终为摧毁秦王暴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楚汉相争,龙争虎斗,著名的四面楚歌也从此处兴起,至今仍铭刻人心。
      公元前202年,楚汉大战,韩信曾率30万大军在九里山布下“十面埋伏”,将楚霸王项羽所领的楚军围困于此,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当时,樊哙立于山顶,以舞旗为号,指挥调遣汉军进攻。由于樊哙手中的旗杆频频舞动,以致旗杆将一块大石头上磨出了一个大坑(长3米,宽1.3米,深1.7米),故称之为“磨旗石”。项羽当时面对强敌,拼命突围,人困马乏。危急之中,项羽手下有个做过石匠的士兵,为了让项羽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就悄悄地在九里山的西山腰凿开一个石洞,偶然地发现了白云洞。项羽就藏在洞中指挥楚军作战,并秘密部署士兵由此挖掘隧道,最后领兵从隧道中逃出了韩信所设的埋伏圈。著名的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中“九里山大战”一章中所描绘的,正是这次战争波澜壮阔的场面。唐朝末年,朱全忠和节度使时溥在九里山展开争夺彭城之战,并长期坚持,连年进攻,长达十年。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朱全忠攻打徐州,时溥战败,携妻子登燕子楼自焚,方才占领徐州。
      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为争夺帝位,引兵南下,向南京明惠帝朱允炆发动了“靖难之役”,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战争。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破沛县、攻徐州,伏兵九里山演武亭,大败徐军。
北伐时期,张宗昌与孙传芳组成的直鲁联军于1927年7月24日攻占徐州。蒋介石亲自率一路军并合冯玉祥、李宗仁所部于8月1日攻占九里山之后,击溃了直鲁联军,方才把司令部迁抵云龙山。
      1947年4月23日,鲁南军区驻徐情报战地下交通员权兴周成功地策反了一位有厌战思乡情绪的国民党军驻九里山军火库的班长,在权兴周的启发下,这个班长炸毁了九里山军火库,共计炸毁军车80辆,药材400箱,汽油200多桶,机步枪4万余支,弹药无数,大火一直燃烧到次日中午。九里山军火库的爆炸,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对国民党军予以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九里山共有9座山峰组成,最高峰团山海拔181.4米,山之西峰形如伏象,当地人俗称为象山;山中有一峰既高又圆,当地人俗称团山;山之东为宝峰山、虎山、琵琶山等山峰,形似一道绿色的天然屏障。清人邱松月《过九里山》一诗中就有“伤心楚王无王气,满眼山河有战场”之句。作为当年楚汉鏖兵的主战场团山之巅,有处古迹名曰:樊哙磨旗石,又名“旗眼”。明代著名诗人马蕙有诗为证:“天空野烧连垓下,落日苍烟接沛中。唯有磨旗踪迹异,年年常见白云封”。
      现在的九里山上,种植的侧柏四季常绿,每一个的山包之上,都残存着古战场的荒凉。登山的羊肠小路,崎岖而陡峭,随便往拿一个方向看去,都可以看到遍布的碎石。我知道,那绝对不是自然的风化所为,每一块碎石,都经历了岁月的变迁,经历了血与活的渲染。假如,你真的有闲情想拨开历史的束缚,在碎石埋没的表面下,说不得真可以捡到旧时的刀枪。

      神奇的“山”:九里山古名九嶷山,位于徐州北郊,东西长4.5公里,共有9座山峰。在这9座山峰中,团山为九峰之首,雄伟神奇,古墓众多。相传此山上有一眼常年不枯的古泉,为天上小白龙转化,过去若遇干旱,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聚集到这里,祈求甘露。团山上不仅残存着为纪念西汉文学家、目录学始祖、经济学者刘向而建的刘向寺,还有重新整修并对外开放的白云寺、白云洞、刘向碑亭等景点。更为神奇的是,团山山肚中有一深不可测的天然溶洞,洞中有一条宽约两米、奔流不息的暗河,河岸边自然形成的石桌、石椅、石床、石龙柱等使人新奇不已。

      壮观的“城”:徐州汉城由汉宫、相府、汉阙、钟室及藏书阁等23处建筑及28座雕塑精品组成,是一处典型的再现汉代风格的大型仿古建筑群。汉城内部分四大景区:皇宫区、皇城区、市井区、演武区。皇城区由未央宫、长乐宫和建章宫三座相连的宫殿组成。皇城区、市井区、演武区三个景区,设有供游人参观的仿古娱乐景点:四台、一坛、一阵、一树。
      宏伟的“墓”:九里山的古墓众多,其中最为宏伟壮观的莫过于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九里山旅游区龟山西麓,为两座并列相通的夫妻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位于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两条墓道,墓室由人工开凿而成。整个墓葬由2个甬道以及15间墓室组成,两甬道均由26块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每层13块,每块塞石重达6吨-7吨。墓室15间,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此墓工程浩大,气势雄伟,实为世界罕见,中华一绝。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最宽处达33米,总面积达700余平方米,容积达到2600多立方米。

      幽深的“洞”:九里山旅游景区的天然溶洞很多,如白云洞、狼虎洞、响门洞、勃泥洞、悬崖洞、洪来洞、三抬洞等。其中最为神奇的当数对外开放的白云洞。白云洞位于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九里山西麓,距今已有500万年历史,面积近万平方米,属石灰岩溶洞。洞中曾发现大量鹿角及珍奇动物化石,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留下“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的诗句。
      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白云洞位于九里山西麓,冬春季节水气凝聚,当洞内洞外温差悬殊时,就有袅袅云雾溢出洞外,这便是白云洞名称的由来。1400多年前的《魏书》上称之为“黄池穴”。说此洞“有穴潜通琅琊王屋。”唐宋时期成为游览胜地。步入此洞,正所谓:一步一景。洞中水帘,钟乳奇石,石屋大厅,古生物化石等,令人叹为观止。故有打油诗曰:“白云洞可天下怪,白云寺灵八方来。不参白云洞和寺,枉在彭城走一回”。
      白云洞长约40米,宽约10米,属于自然石灰岩溶洞,洞口高3米,宽4米,入口内向东有条30米长的斜坡,其端有60平方米的坦面,一石室大厅高约30米,可容纳数百人。又因楚霸王项羽被困九里山时,由此掘地而出,摆脱了韩信的十面埋伏,故白云洞又有其洞深不见底之说。
      白云洞中的通道宽大幽深,上下盘旋,跌宕起伏,洞中有景,景中有洞,洞中套洞,洞连洞,洞奇景异,现已发现的大小洞穴30多个,均属自然天成,面积近万平方米。根据考古学者在白云洞中发现大量鹿角及其他珍奇动物化石判断,属于中更新世晚期,距今12.7万至50万年,其地质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古猿人动物群、南京汤山古猿人动物群为同一时期。并伴有古人类生活的遗迹,被称为中国汤山第三洞,填补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古生物研究的空白,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

      肃穆的“寺”:九里山古寺庙多,如团山上残存的刘向寺、虎山上的平山寺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白云寺。白云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延续了宋、元、明、清共五个朝代,后被侵华日军毁掉,现在的白云寺于1994年重建,正中为大雄宝殿,北为伽蓝殿,南为三星殿,整个庙宇古朴典雅,充满灵气。
      著名的白云寺东靠白云洞,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座东向西,前望青山,天井方院。寺中大雄宝殿内供奉着十八罗汉,人物造型威严肃穆,独具匠心。北为伽蓝殿,南为三星殿,整体庙宇古朴典雅,呈现出千年古刹风貌。虽历经数千年沧桑,至今仍香火个不断。

      九里山顶......

      中国目录学创始人·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之墓碑......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籍秦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汉朝宗室,先祖为丰县刘邦异母弟刘交。刘向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其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唯一的“馆”:九里山有全国唯一的中国炎黄圣旨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从大清开国皇帝顺治到末代皇帝溥仪十代帝王所颁发的百余道圣旨,其中,天启六年的诰命圣旨为七彩鹤锦面,全长4.6米,书写434字,可谓洋洋大观。馆内还藏有考秀才、举人的试题、试卷、朱卷;进士、状元的殿试卷,以及学子作弊用的丝织夹带和微型小书,令人叹为观止。另有明清进士、状元、名人书法楹联匾额千余件以及雕刻精美的圣旨匾额十余件。
      闻名的“古战场”:巍峨绵延的九里山是闻名遐迩的千年古战场,为了再现昔日惨烈的楚汉相争,今日九里山景区入口处西侧的悬崖峭壁上,能工巧匠们凿刻了“九里山古战场遗址”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是中国现代著名将领张爱萍将军的墨宝。“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战争的飓风刮过之后,它强大的破坏力,往往会在发生地留下一些永远抹不掉的历史印记。正是有了这些印记,后人才得以找到曾经洒满鲜血的古战场凭吊怀古,地方史志才得以将其冠之以古迹之名记载下来,史家才得以用冷静的笔法总结成败、警示后人。崤陵也是这样,不论过去多少岁月,崤之战中幸存至今的物质类遗存以及当地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历史地名,都将以历史遗产的形式,在博物馆的展柜中或在战争的发生地长久保留并传承下去。我们也好,后人也好,都可以通过这份历史遗产,打开久远时光的厚重尘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悟以及对于当代的启迪。
      韩信犯下最大错误——九里山活埋母亲:据说,韩信在出生之后,就跟自己的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生活上虽没有丝毫的来源,整日的乞讨和摘野果维持生命,艰辛的生活,但他们也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
      不知道咋的,韩信出生以来,就头脑敏锐,身体灵活,自己就悟出了一身的好武艺。一日,年轻的韩信在九里山旁嬉戏,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道人来到他的身边,他们两个就闲聊了一阵。过了一会儿,老道跟韩信说:“你呆在这里一会,我去山崖上的树边,你看看是山会不会摇动。答案肯定是没有摇动,韩信对此起了好奇心,并询问老道怎么可以晃动山,于是乎老道就跟他说了方法,韩信信誓旦旦的前去,结果还是不行。
      老道说:“据我所看,只要踩那块石头,这座山肯定会晃动的,只要山能够晃动,把父母的遗体葬于山中,日后肯定能成一番霸业。”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韩信就一直想试试,回家之后就问母亲,父亲到底去了哪里了。母亲只好跟他说早在十几年前就埋葬在姥姥家,并且是一只猴子(传说韩信相貌极像一只猴子,韩信母亲骗他,他的父亲就是一只猴子),韩信用计谋去把骸骨拿回来了,然后按照老道说的,把骸骨放了进去,想要让母亲看看这样埋葬父亲行不行。
      韩信的母亲根本就不会把10几年的那只畜牲放在心上,说什么都不想前去看,但在韩信的软磨硬泡下,只好前去观看。没想到这就是她一生的结束。
      待到韩信母亲去下墓穴一看,韩信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木棒拿起,一下就把自己的母亲砸晕,之后就把母亲和死去的骸骨葬在一起。
      这就是日后常说的韩信活埋母的故事,韩信没有至终也没能当上皇帝,反而拭母有损阴德,不得善终。
      悠悠千载,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有感于九里绿水青山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在此留下大量的优秀作品,大多充满着诗情画意。宋代大文豪苏轼知徐州时写有:“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的佳句。如今,镶嵌在白云洞两侧的一幅楹联为清代乾隆皇帝所题:“神迹千秋仰,仙踪万古留”。
      徐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军事、商贸重镇,根植于古彭大地的战争文化,不仅造就了徐州人剽悍、豪放而又不失狡黠的性格,并且培育了徐州人尚武、好动,为正义而“好勇轻死”的精神,以及多姿多彩的徐州民风民俗,古彭徐州源于战争的特色文化名扬四方,享誉中外。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0

 

2016端午徐州行——彭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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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彭祖园

      徐州,古称彭城,是彭祖的封国,所以徐州就成为了彭祖文化的发源地和集萃地。彭祖园,简称彭园,位于徐州市南郊,西靠云龙山,东接烈士陵园,南临泉山风景区,是为纪念徐州的始祖彭祖而建的一个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兼备、以动物观赏与植物观赏为主要内容、游览与休息相结合的大型综合性公园。园内建有彭祖像、大彭阁、彭祖祠、大彭氏国青石牌坊、福寿广场、彭祖祭祀广场、寿彭石园等景点,还建有动物园、樱花园、景武湖、游乐区、山林区等景区景点。
      说到彭祖,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人,传说他活了八百多岁,据专家论证,相当于今天的百岁老人,因此彭祖拥有众多粉丝。孔老夫子非常推崇他,司马迁描述过他,道家把他奉为先驱和奠基人,西汉文学家刘向甚至把他归入了神仙的行列。彭祖园就是这位神仙养生修炼的地方。4000多年前,彭祖就是在这块风水宝地修炼养生的。彭祖园里有三处重要景点,称为“彭祖三胜”,分别是彭祖像、彭祖祠和大彭阁。



      彭祖园占地520亩,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西与云龙山相连,南与小泰山、凤凰山相望,其地形犹如天地间一把养生的太师椅。彭祖园南北狭长,中部包容了福山寿山两座山头,呈现出中部高四周低的地形特点,福寿山西麓有神话般迷人的不老湖,整个园区山环水绕,景色秀丽。形成春赏樱花,夏看飞云悬瀑,秋观红叶,冬季踏雪赏梅的园林景观。彭祖园内各种珍贵植物生长茂盛。福寿山上以松柏类为主,间植有枫树类、槭树类、黄栌、乌桕等色叶树种,每当春始秋末,红叶染红了山林,彭祖文化景点分布其间,蔚为壮观。全园有梅花、竹类、海棠、樱花、雪松、柏树、枫树、栾树、紫叶李、石楠等珍贵植物200多种,是天然的植物宝库。

      彭祖园原为果园,1976年筹建时称为南郊公园。1977年在北山开辟了花圃,随后又陆续建设了盆景园、小苗圃、花房、温室。1983年徐州市政府决定将快哉亭公园内的动物园迁至南郊公园。因为徐州古称大彭氏国,又有彭祖这位精通导引、擅长烹饪的长寿长者,故在1984年扩建时易名彭园。1985年建成开放。

      景武湖区占地70亩,除33亩湖面外,有观鼎桥、彭祖、石泉坝、玉钓坝、虹桥、锁云亭、龙吟石舫等景点,其中观鼎桥最负盛名。观鼎桥为双桥,在西大门东侧,桥身长32米,桥面宽13米。桥下有一汉白玉鼎。相传大禹划天下为九州,铸九鼎于国都,传之为国宝。后一鼎没于泗水,秦始皇遣千余人求之未果。而今河清波澄,万民乐业,以斯鼎复出喻祖国蒸蒸日上。

      彭祖像:彭祖像是1985年塑的,它的总高4.6米,总重是20.4吨,是目前国内彭祖石雕像中最高大宏伟的一尊。这尊彭祖石像身着巨幅披风、线条粗犷、结构松散、人像下为巨石,人石连为一体,化石般的整体造型头部寿眉浓密修长,双目直视若有所思,颧骨略为凸起,连腮美髯飘洒,神情肃穆刚毅,道家束发打扮,这尊像既体现了上古氏族酋长含辛茹苦﹑矢志创业的强悍气质,又蕴含了古代哲人修养有素的道德风范。
      彭祖本名篯铿,是黄帝的第七代孙,与 尧、舜、禹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彭祖是中华烹饪界当之无愧的鼻祖。当人类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蒙昧中时,彭祖就用十几种食材烹制出了一道汤,名为雉羹,后来被乾隆皇帝赐名为天下第一羹。传说,尧帝身患重病,彭祖知道后,用三尾鸡、五谷和中草药一起熬制了一碗汤献给尧帝,尧帝因此恢复了健康。这碗雉羹不仅奠定了彭祖厨师行祖师爷的地位,还因此被尧帝封到了大彭,也就是今天的徐州,建立了大彭国。后来以国名为姓,称为彭祖,也就有了彭氏一族。
      彭祖氏自尧帝起,历夏朝、商朝。商朝时为守藏史,官拜贤大夫,周朝时担任柱下史;据《史记·楚世家》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氏”在上古多用作宗族的称号。可见,彭祖实际上是以其命名的一氏族,清人孔广森在注《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之句时说:“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彭姓诸国:大彭、豕韦、诸稽。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篯不死也。”就明确说明了这种情况。所谓彭祖年长八百,实际上是大彭氏国存在的年限。
      另有一种所谓的“小花甲计岁法”,其主张者是这样解释的:小花甲计岁法源于“六十甲子日”,就是古代所传六十个星宿神挨次值日一圈的时间。民间崇拜上天星宿,凡人寿命皆与星宿对应,便以六十个星宿神轮流值日一周的时间为一岁,按此计算,彭祖实际寿数合今天130岁。
      但对于彭祖善于养生的种种传说历代并无异议,可以推想,由于彭祖这个氏族精于养生,族中长寿之人辈出,并以此而名闻于世,于是逐渐产出彭祖享寿八百这类的传说并流布于后世。故彭祖这个氏族可以说是上古时代一个有代表性的著名长寿家族。
      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孔子对他推崇备至;庄子、荀子、吕不韦等先秦思想家都有关于彭祖的言论。《庄子·刻意》曾把他作为导引养形之人的代表人物。屈原的《楚辞·天问》中还记载“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求长?”意思是他善于食疗,所以寿元悠长。王逸的注和洪兴祖的补注中都提到他能做一手好菜,烹调的鸡汤味道鲜美,尧帝品尝后甚为欣赏,便把彭城封给了他。《史记》等史书也有关于他的记载;道家更把彭祖奉为先驱和奠基人之一,许多道家典籍保存着彭祖养生遗论。晋代医学家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中还特别为彭祖立传,当时的君王派人向他求道,他只说:“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遭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失四十九妻,丧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
      先秦时期,彭祖在人们心中是一位仙人。到了西汉,刘向《列仙传》把彭祖列入仙界,并称为列仙,彭祖逐渐成为神话中的人物。
      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其中的“彭”指的就是彭祖。另外民间颇为流行的喜联“苏才郭福,姬子彭年”即苏东坡的才学、郭子仪的福气、姬昌般多子、彭祖般高寿。
      唐朝人杨炯《庭菊赋》:“降文皇之命,修彭祖之术,保性和神,此焉终吉。”《太平广记》写他:“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
      相传在三皇五帝中的尧帝时期,中原地区洪水泛滥成灾。《孟子·滕文公上》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史记·夏本纪》又说:“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扰。”作为当时部落首领的尧帝指挥治水,由于长期心怀部落和部众安危,尧帝积劳成疾,卧病在床。数天滴水未进,生命垂危。就在这危急关头,彭祖根据自己的养生之道,立刻下厨做了一道野鸡汤。汤还没端到跟前,尧帝远远闻见香味,竟然翻身跃起,食指大动,随后一饮而尽,次日容光焕发。此后尧帝每日必食此鸡汤,虽日理万机,却百病不生。一时传为美谈并流传下来。雉鸡当时并不罕见,配料也无玄机,“疑点”便集中在彭祖的另一秘方上。《彭祖养道》上曾记载:“帝食,天养员木果籽”。一碗普通的鸡汤能够有点水成药的养生功效也就来自这小小的员木果籽(茶籽)。彭祖正是知道员木果籽(茶籽)的养生功效,才会一招中的。尧帝在位七十年,终于118岁仙寿(公元前2377年——公元前2259年)的秘密也尽在这茶籽之中。
      之后尧便把彭城封给他,所以后世称他为彭祖,舜的时候,他从师尹寿子,学得真道,遂隐居武夷山。
      到商代末年,已有767岁(一说有800余岁),尽管这么大年纪,可他仍不显衰老。他自幼喜好恬静,不追求名誉,不汲汲于世事,不刻意打扮自己,终日以养生修身为事。商王请他作大夫,他推托不了,只好应诺,却常常以有病为由,不上朝听政。他精通补导之术;常常服用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平日沉默寡言,从不夸耀自己有道,也从不作一些诡惑变化鬼怪之事,以博取名誉。
      1.厨行祖师:彭祖因为善于调制味道鲜美的雉羹(野鸡汤),献给帝尧食用,被帝尧封于大彭。中国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写道:“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 这艺术地反映了彭祖在推动我国饮食文化进步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汉代楚辞专 家王逸注曰:“彭铿,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尧,帝尧美而飨食之也”。宋代洪兴祖补注曰:“彭祖姓钱名铿,帝颛顼玄孙,善养气, 能调鼎,进雉羹于尧,封于彭城”。彭铿是彭部族的始祖,以后子孙繁衍,主要是他的“雉羹之道”可祖,便尊称他为彭祖,他的后裔就叫彭祖氏。彭祖的“雉羹之道”逐步发展成为“烹饪之道”,雉羹是我国典籍中 记载最早的名馔,被誉为“天下第一羹”。中国烹饪史略9中称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被尊为厨行的祖师爷。
      2.徐州情缘:彭祖系黄帝之第八代孙,陆终之第三子。传说陆终娶鬼方国女蚩为妻,女蚩只有一乳,怀孕三年,孩子总生不下来。陆终只好剖开其左胁下,取出三个儿子,又剖开右胁取出三个儿子。其中第三个子籛铿封于大彭国——彭城。徐州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彭祖的事迹、遗迹甚多,城中4.6米高的彭祖塑像,白发银须、神采奕奕。还有彭园、彭祖祠、彭祖庙、彭祖、彭婆墓和彭祖井等遗迹。徐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代都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彭祖的经营,功不可没。历史上对于彭祖事迹的传说甚多,其中众所周知的是长寿,赢得八百长寿之声誉。后世之人都把彭祖作为幸福长寿的象征。
      3.彭祖茶油:彭祖的养生之道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健康饮食。彭祖作为史载的第一位养生大家对于食物也十分讲究。彭祖根据自己的养生之道为尧帝调养身体所制的野鸡汤中放入小小的员木果籽,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茶籽。《彭祖养道》上曾记载:“帝食,天养员木果籽”。这也是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使用茶籽的史料。茶油为员木果籽(茶籽)所榨,富含多种营养,被称为“东方橄榄油”,乃我国特有物种。早在四千多年前,彭祖就发现并利用茶籽养生的功效,并融入自己的“雉羹之道”,为后世的“烹调之道”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能不说彭祖不仅是一位养生家、大厨,更是一位发现者,为我们后世的健康饮食养生指明了方向。
      4.死亡诸说
      第一说:古时人们祈望长寿,但又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于是就虚拟出一个彭祖的神话。山西省长治市黎城的西井镇有个村子传为彭祖所居,且有彭祖庙,故得名彭庄。彭祖是中国的传说人物,据说活了八百八十多岁,妻子就娶了一百多个,仍然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很想知道其中原因,就对彭祖撒娇说:“我虽然年轻,但身体却不如你好,请你把长寿的秘密告诉我吧,我们也好长世相守。”彭祖看着如花似玉的爱妻,一时高兴,就说:“告诉你也没用,是阎王爷不小心把我的名字从生死薄上撕下,做了纸捻子,所以我才活到现在。”其实,阎王早就在注意彭祖了,只是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于是,就派了两个小鬼到彭祖所住村子的河里去洗炭。正好彭祖的妻子下河洗衣服,见有俩人在洗炭,嘴里还念念有词:“洗黑炭,洗黑炭,洗白黑炭去卖钱。”彭祖的妻子说:“我家相公活了八百八,也没听说黑炭能洗白。”俩个小鬼就说不信,于是,彭祖的妻子就把彭祖长寿的秘密告诉了这俩个小鬼,小鬼立刻报告了阎王,阎王找见了那根纸捻子,就派勾魂鬼把彭祖勾走了。老百姓大概对此也十分惋惜,就传开了一句顺口溜:“彭祖活了八百八,不能对妻说实话”。
      第二说:传说中的上古仙人:黄帝,西王母(也称为金母)、西王母的丈夫东王公、彭祖、赤松子、王乔(也称王子乔)等。原来彭祖和陈抟老祖两人,都在天宫玉皇大帝身边主事。一个管着诸神的生死簿,一个管着功德簿。有一天,陈抟对彭祖说:“我劳累过度,想好好睡一觉。如有要紧事,你把我叫醒。”彭祖答:“好,你尽管放心睡觉去吧!”彭祖一见陈抟去睡觉,想乘此机会到凡间游玩一番。有一天,他代陈抟更换生死簿名单,发现他的名字也在上面。彭祖一想:不好,如果我到凡间被玉帝发现了,就会很快派人把我召回。他灵机一动,把生死簿上写有“彭祖”名字的那一页纸撕了下来,捻成纸绳订在本子上,从此,这个生死簿上,再也找不到彭祖的名字,他才放心地下凡去了。
      彭祖流落人间,作了商朝士大夫。他先后娶了49个妻子,生了54个儿子,都一一衰老死亡,而彭祖依然年轻力壮,行动洒脱。当他娶了第50个妻子后,就辞官不作,到处游山玩景,直到这第50位妻子由当年的黄花闺女变成老太婆时,才定居到宜君县一个小山村。这时彭祖已800岁了。有天晚上,夫妻俩睡在床上拉话,妻子问他:“我是快死的人了,我死后你再娶妻不娶?”彭祖毫不介意地说:“当然还要娶,不然谁陪伴我!”妻子又问:“你为啥一直不会衰老呢?难道生死簿上没有你的名字吗?”彭祖哈哈大笑:“我永远不会死的!生死簿上有我的名字,他们就是找不着。”妻子接着问:“那你的名字在什么地方?”彭祖一时得意说出了实情。妻子这才明白彭祖一直不死的奥秘。
      这位妻子死后,脱下凡胎肉体回到天宫,向玉皇大帝诉说了此事。玉帝听后恍然大悟,命差神赶快去叫陈抟老祖。谁知陈抟这时还没有睡醒,玉帝只好另派二位差神下凡去找彭祖。
      由于年代久远,派下来的差神根本不认得彭祖,找寻许久毫无音讯。这两位差神不敢轻易地回到天宫交差,只好遍跑人间,四处打问。一天,二位差神来到宜君县彭村,乘木匠吃饭之机,偷走解板大锯,到打麦场上使劲地锯一个碌碡,一下招来很多乡亲围着看稀奇。这时,彭祖也前来观看。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彭祖也因自己年事高,经历广,趁机讥笑说:“我彭祖活了八百岁,没见过有人锯碌碡。”话音刚落,二位差使把锯一扔,当场就锁住了彭祖。这天夜里,彭祖就去世了,享年八百余岁。
      彭祖像的背后有两座山头,北边是福山,南边是寿山。福山脚下有座彭祖祠,是海内外彭氏宗亲魂牵梦绕的祭祖圣地。正可谓“天下无二彭,其根在彭城”,这是彭姓人的共识,更是彭城人的骄傲。
      相传在远古时期,彭祖园是彭祖带领大彭氏国的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养生、健身的祈寿宝地,而园内的马棚山南、北两个山头,即当年彭祖和大彭氏国先民祈寿、祈福的寿山与福山。据记载,彭祖当年创建大彭氏国,把义安山一带(今铜山区大彭镇大彭集村一带)作为根据地,并在福山上修筑了彭祖祠,寿山上建起了大彭阁。于是彭祖园也成了人们祭拜彭祖,寻访彭祖胜迹,探寻养生文化,祈福祈寿的最佳去处。









      福寿广场......

      彭祖祠:彭祖祠内供奉着大彭国的开创者、华夏第一寿星、彭姓的始祖——彭祖。这里是海内外彭氏宗亲魂牵梦绕的祭祖圣地。彭祖祠高11米,建筑面积218平方米,白墙碧瓦,气势非凡。祠堂前是面积330多平方米的祭台,台面用上等青石镶铺,宽敞整洁。祭台中央有一尊鼎状的大铜香炉,炉中香火燎绕,祭拜者络绎不绝。


      寿山......





      大彭阁:大彭阁位于彭祖园寿山山顶,总高18米,建筑面积450平方米,是彭祖园的标志性建筑。大彭阁画栋雕梁,重檐欲飞,琉璃小瓦,金碧辉煌。登阁鸟瞰,有“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之感,是彭祖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大彭阁共分三层,用32根红柱支撑着庞大的房顶,结构奇特,从一层往上向内收缩,楼阁略似于宝塔形,周圈以石栏遮护,游人可凭栏远眺。整座大彭阁,白墙红槛,窗明几净,映衬着绵团般的彩绘,富丽堂皇。“大彭阁”三字由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题赠。两边的壁画描述了彭祖传奇的一生。彭祖是厨师的鼻祖,大家有所不知,他还是气功的鼻祖,这幅画描绘的就是彭祖自创的气功法势《彭祖引导法》。健康饮食,再加上气功修炼,成就了彭祖养生大师的称号。他的养生秘诀简单的说就是三个方面,一是注意锻炼,二是健康饮食,三是心胸豁达。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厚的彭祖文化:那就是富于创造,内外兼修。
  大彭阁的一层200余平方米,称为“彭祖寿堂”,正门上方悬挂着“彪炳春秋”牌匾,喻彭祖的业绩青史留名,照耀千秋万代;第二道门上的牌匾是“道与化新”,这是引用了汉代刘向《彭祖仙室赞》中的句子,意谓彭祖的思想道德体系能够不断推陈出新。





 

      日月石: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徐部队无私支援徐州市的园林建设,1989年5月,徐州市园林局立“日月石”以表彰驻军援助,取名“日月石”,意在赞颂解放军功同日月。此石立于福山西南角,长3米,高2米,形如骆驼。



 

      这里是福山了......



      福山山顶......



      “一门三烈”——革命报人宋绮云:宋绮云(1904年~1949年),原名元培,字复真,邳州八路镇杲堂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推荐安排下,考取黄埔军校第六期。1928年回邳工作,任县委组织部长。1930年担任杨虎城将军主办的《宛南日报》主编,翌年任《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创办《边闻通讯》、《西北画报》、《地方新闻》等刊物,为宣传我党的政策、方针做了杰出的贡献。1941年8月被捕,1949年9月6日,和妻子徐林侠、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
  1929年,国民党在邳县进行暑假大逮捕,时任县妇女委员的徐林侠被捕,而担任县委组织部长的宋绮云却顾不得妻子徐林侠的安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借读北平大学文学系,隐蔽了下来。  
  1930年初,根据党组织统战工作需要,宋绮云来到河南南阳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担任《宛南日报》主编。他利用报纸大量报导抗日救亡消息,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同年的10月,宋绮云随杨虎城入陕,担任西安缓靖公署宣传科长。为了抓住舆论阵地,他要求兼任了《西安日报》主编。1931年的夏天,杨虎城将军接管了顾祝同办的《西北文化日报》,宋绮云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他征得杨虎城将军的支持,毅然将报社一些反动分子清除出去,同时安排一批我地下党员参加了报社工作,并邀请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充实采访、编辑和印刷工作。《西北文化日报》焕然一新,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成为我党的一大舆论工具。
  1933年,宋绮云根据党组织的决议,建立了一条红色川陕交通线。他指派武志平同志,促成了杨虎城将军部下孙蔚茹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我党了解全国动态,他将全国各地报刊伪装成《西北文化日报》,经过这条红色交通线,传到红四方面军,打破了敌人的消息封锁。为了扩大宣传,他还创办了《边闻通讯》、《西北画报》、《地方新闻》等刊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宋绮云主办的《西北文化日报》当即连出两张号外积极宣传张、杨八项爱国主张。宋绮云连夜撰稿,《西北文化日报》详细报导了“西安事变”的原因、经过。接着又连续发表社论和专题文章,阐述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反驳了南京一些反动文人的造谣、中伤和恶毒攻击。当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西北文化日报》根据延安的指示,积极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随之对东北、西北军进行压迫、收买、分化和互解。1937年春,又撤了杨虎城将军的职。这时的宋绮云身份已暴露,无法留在西安,便进入了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后被派到河北省工作,任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在向朱德总司令汇报工作时,朱德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他在17路军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示他今后如有条件,应该继续到那里工作。1939年10月,宋绮云又回到了西安,来到了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任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
  宋绮云的革命活动,早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密切关注。1941年8月,宋绮云为营救杨虎城将军,替孙蔚如总司令起草电报时被特务发现逮捕。被捕后,敌人的软硬兼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宋绮云被捕不久,敌人又诱捕了他的妻子徐林侠和出生9个月的幼子宋振中。
  1949年9月6日,解放大军已胜利入川,垂死挣扎的国民党特务,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将宋绮云和杨虎城两家杀害在重庆歌乐山。

      吴亚鲁(1898.12.18—1939.6.12):共产党徐州地方组织的创建人。原名吴肃,又名吴渊之,字亚鲁,曾用化名李汉民、陈俊卿。南通市如东县人。在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中不幸罹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江苏省南通地区杰出的革命先驱者。
      1939年6月12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国民党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平江嘉义的留守通讯处,将涂正坤(新四军参谋、湘鄂赣特委书记)骗出机关杀害后,又冲进留守处找负责人,吴亚鲁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挺身而出,大声说道:“我就是负责人,有事找我!”国民党兵围上来抓他,他英勇搏斗,中弹后仍高呼口号,壮烈牺性。当天,当地的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收敛了烈士的遗体,将吴亚鲁埋葬在通讯处对面小山坡上。
 

      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名籍,字羽,楚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他是中国军事思想“兵形势”代表人物(兵家四势:兵形势、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以勇武闻名的军事家,李晚芳对其有“羽之神勇,千古无二”的评价。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在吴中(今江苏苏州)起义反秦,项梁阵亡后他率军渡河救赵王歇,于巨鹿之战击破章邯、王离领导的秦军主力。秦亡后称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实行分封制,封灭秦功臣及六国贵族为王。而后汉王刘邦从汉中出兵进攻项羽,项羽与其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期间虽然屡屡大破刘邦,但项羽始终无法有固定的后方补给,粮草殆尽,又猜疑亚父范增,最后反被刘邦所灭。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边自刎而死。
      虞姬:是楚汉之争时期西楚霸王项羽的美人,名虞(一说姓虞) ,生卒年、出生地、结局等均无定论,曾在定四面楚歌的困境下一直陪伴在项羽身边,项羽为其作《垓下歌》。相传虞姬容颜倾城,才艺并重,舞姿美艳,并有“虞美人”之称。后人曾根据《垓下歌》,以及相传是虞姬所作的《和垓下歌》,臆想她的结局是在楚营内自刎,由此流传了一段关于“霸王别姬”的传说。



      解忧公主(公元前120-前49年):出生皇族,祖父刘戊曾是霸居一方的楚王。景帝三年春,刘戊参与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兵败身亡。从此,解忧公主和她家人长期受猜忌和排斥,落入无法扭转的苦难之中。当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因“和亲”远嫁乌孙昆莫(国王)而郁郁以终之后,汉武帝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又将年仅二十的解忧,嫁给乌孙昆莫之孙岑陬。于匈奴攻乌孙时,向大汉求援,双方夹击,大获全胜。于乌孙欲倒向匈奴时,请汉发兵至敦煌,并遣使持汉节行赏西域各地,使乌孙复归汉。前51年,年届古稀,重归故土,两年后辞世。

      李煜 (937年―978年):南唐李后主,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煜继位,尊宋为正统,岁贡以保平安。开宝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李煜去除唐号,改称“江南国主”;并于次年贬损仪制,撤去金陵(今南京)台殿鸱吻,以示尊奉宋廷。开宝八年(975年),宋军攻破金陵,李煜被迫降宋,被俘至汴京(今开封),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七日,李煜被毒死于汴京,世称南唐后主、李后主。
      李煜虽不恤政事,但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李卫(1687年2月2日—1738年12月3日):字又玠,江南铜山(今江苏徐州丰县大沙河镇李寨)人,清代名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李卫捐资员外郎,随后入朝为官,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深受雍正皇帝赏识,历任户部郎中、云南盐驿道、布政使、浙江巡抚、浙江总督、兵部尚书、署理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职,为官清廉,不畏权贵,不论所任何职,在位时能体察民间疾苦,深受百姓爱戴。李卫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逝,年五十一,乾隆帝命按总督例赐予祭葬,谥敏达。

      张昭(156年-236年):字子布。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三国时期孙吴重臣。东汉末年,张昭为避战乱而南渡至扬州。孙策创业时,任命其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将文武之事都委任于张昭。孙策临死前,将其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率群僚辅立孙权,并安抚百姓、讨伐叛军,帮助孙权稳定局势。赤壁之战时,张昭持主降论。孙权代理车骑将军时,以张昭为军师。后拜绥远将军,封由拳侯。孙权两次要设立丞相时,众人都推举张昭,孙权以张昭敢于直谏、性格刚直为由而不用张昭,先后用孙邵、顾雍。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后,张昭以年老多病为由,上还官位及所统领部属,改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晚年时一度不参与政事,在家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今皆佚失。嘉禾五年(236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谥号文 。张昭善隶书,其作品无存。唐张怀瓘在《书估》中将其书法列为第三等。


      徐偃王:嬴姓徐氏,名诞。西周时徐国国君。徐国统辖今淮、泗一带。建都徐城(今宿迁市泗洪县)。周穆王末年,徐君偃好行仁义,前来归顺的东夷国家有四十多个。周穆王巡视各国,听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国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后汉书·东夷传》称:“地方五百里”,向他朝贡的“三十有六国”。曾联合九夷伐周。穆王因其势大,承认其为东方霸主。后为楚所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了仁义避战。其事载《竹书纪年》、《后汉书》、《尸子》、《博物志》、《路史》诸书。《尸子》谓:“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博物志》谓:“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孤独母有犬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孤独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偃王僭越“伯”位而称“王”之后,实质上即是与周王(天子)分庭抗礼。作为徐国的代表人物,徐偃王当之无愧是徐国文明史的奠基人、开拓者和领袖人物。

      刘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生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江苏镇江),自称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后,南北朝时期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曾两度北伐,收复洛阳、长安等地,功勋卓著。后功高震主,代晋自立,国号“宋”,史称刘宋或南朝宋。
      自幼家贫,于公元399年前参军起义,对内平定孙恩和桓玄,又消灭了桓楚、卢循、刘毅、西蜀、司马休之等地方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致力于北伐,消灭南燕、后秦等国,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收复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即位后,又派兵南征林邑国,林邑国全境归附。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定都建康,南朝开始。执政期间,吸取前朝士族豪强挟主专横的教训,集权中央,抑制豪强兼并,实施土断,整顿吏治,重用寒门,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废除苛法,亲自听讼,振兴教育,策试诸州郡秀才,举善旌贤,多次遣使访民间疾苦,改善政治和社会状况,使南方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元嘉之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南朝政治的雏形。被明代大思想家李贽誉为“定乱代兴之君”。他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汉文化的保护与发扬有重大贡献,并开创了江左六朝疆域最辽阔的时期,被誉为“南朝第一帝”。后计划在422年出征北魏,肃清北狄,结果还未来得及出兵,当年刘裕就病逝。享年五十九岁,庙号高祖,谥为武皇帝,葬初宁陵。





      不老潭景区:位于彭祖园西部,福山西麓,南端从俏春园(梅园)起,绵延向北,一直延伸到彭祖园外面的溢洪道。景区面积70亩,潭面东西宽40米,南北长400米,水面23亩。不老潭处于青山拥抱之中,属山间盆地地形,数条山间小溪汇聚于此,水面清澈明亮,波光粼粼。相传彭祖带人在湖畔修练,见此处泉水汩汩喷流,禁不住捧起一捧,一饮而尽,顿觉甘甜滋润,通体清爽,好像年轻许多。后人知彭祖饮此水益寿延年,故称此湖为“不老湖”。

 
      萧何(前257年-前193年):汉族,沛丰人,早年任秦沛县县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汉十一年(前196年)又协助刘邦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刘邦死后,他辅佐汉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辛未去世,谥号“文终侯”。

      刘邦(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沛丰邑中阳里人,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
      刘邦出身农家,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秦时任沛县泗水亭长,因释放刑徒而亡匿于芒砀山中。陈胜起事后不久,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响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任砀郡长,被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马。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军进驻灞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鸿门宴后封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楚汉战争前期,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击败项羽后,统一天下。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于定陶氾水之阳即皇帝位,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登基后一面消灭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异姓诸侯王,又裂土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另一面建章立制并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重农抑商,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不仅安抚了人民,也促成了汉朝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公元前195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同年崩,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毛泽东评价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籍秦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汉朝宗室,先祖为丰县刘邦异母弟刘交。刘向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其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中国第一比丘尼净检法师:俗姓种,名令仪,西晋彭城人。父曾为武威太守。令仪自幼好学,精通琴棋书画,犹雅爱经、史、诗、文典籍。愍帝建兴年间,前往洛阳聆听高僧说法,顿然醒悟,终受智山法师剃度,法名净检,为中国第一位受戒的比丘尼。后在洛阳创建中国第一座女性出家人修行的寺庙——竹林寺。徐州东郊狮子山,东晋时有青园寺,今经重修,改为竹林寺。

      刘义庆(公元403—公元444):字季伯,原籍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南朝宋文学家。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其叔临川王刘道规无子,即以刘义庆为嗣,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等官职,在政8年,政绩颇佳。后任江州刺史。刘义庆是刘裕的侄子,在诸王中颇为出色,自幼就被刘裕所知,称赞其“此吾家丰城也”。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学,广招四方文学之士,聚于门下。刘宋宗室,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著有《世说新语》,志怪小说《幽明录》。京尹时期(15~30岁)。刘义庆15岁一路来平步青云,其中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典籍,对《世说新语》的编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7岁升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以前的副宰相),位极人臣,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仆射一职。

 

      张道陵(34年正月十五日晚-156?):字辅汉。正一盟威道,即天师道创始人,尊称为"老祖天师","正一真人"、"三天扶教大法师"、高明上帝、张天师,传说是西汉宰相张良的八世孙,汉光武建武十年生于丰县阿房村。著作《老子想尔注》,弟子有300多人,设立24治,奠基天师道。张道陵、葛玄、许逊、萨守坚合称四大天师。
      张道陵初名张陵,后改今名。本是太学书生,性好学,博五经,邃于黄老之道,七岁即能通道德经及河洛图讳之书,皆极其奥。长为博学之士。后弃官学道。创立了正一盟威道,简称正一道。汉顺帝时永寿元年在鹤鸣山创建正一盟威道,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自称“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并纂道书24篇。汉桓帝时在四川苍溪县境的灵台山(又名天柱山)飞升,传说时年123岁,道教称为“祖天师”。传说第1代天师张道陵跟太上老君学道得老君亲授,得天独厚,道法高强。祖天师所创道派,称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但因奉其道者,须出五斗米,当时又有称五斗米道。张道陵除书符治病、驱邪禳灾以外,在巴蜀地区建立起二十四个宗教活动中心,即二十四治。道民定期赴治学道,祭祷。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彭祖:先秦道家先驱之一。姓籛名铿.一作彭铿,陆终第三子 。彭祖者彭城是也 ,《庄子》成玄英疏:「尧封于彭城,其道可祖,故谓之彭祖。」《楚辞·天问》:“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王逸注:“彭铿,彭祖也。”洪兴祖补注引《神仙传》:“彭祖姓籛名铿……尧封於彭城。”旧题汉刘向撰《列仙传》将彭祖列入仙界并称之为“硕仙”。彭祖是大彭氏国(今江苏徐州铜山)人,《通志·氏族略》记载:“彭祖建国于彭,子孙以国为氏。又彭亦为姓。”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彭城县”条引《彭门记》云:殷之贤臣彭祖,颛顼之玄孙,至殷末,寿七百六十七岁,今墓犹存,故邑号大彭焉。
      大彭国第一代始祖彭祖篯铿本为尧舜时人,由于经常和神农时神巫巫咸、黄帝时神医巫彭、夏彭伯寿、商彭伯考、商贤大夫彭咸、周柱下史老子混为一谈,遂有“长年八百,绵寿永世”、“非寿终也、非死明矣”等传说,清人孔广森在注《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之句时说:“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篯不死也。”汉代史学家韦昭在《国语·郑语》注中说:“彭祖,大彭也。”可见彭祖寿八百指的是大彭氏这个国家存在了八百余年,《竹书纪年》:“(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如今徐州市境内仍保存有彭祖庙、彭祖祠、彭祖楼、彭祖井、彭祖墓等历史遗迹。

      陈师道(1053~1102):北宋官员、诗人。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汉族,彭城人。元祐初苏轼等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历仕太学博士、颖州教授、秘书省正字。一生安贫乐道,闭门苦吟,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称。陈师道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作家。亦能词,其词风格与诗相近,以拗峭惊警见长。但其诗、词存在着内容狭窄、词意艰涩之病。著有《后山先生集》,词有《后山词》。
      李蟠(1656—1729):字仙李,又字根庵,号莱溪,江苏徐州(铜山)人。祖籍河北真定,元朝至正年间迁来今丰县范楼镇程子院村,明末祖上定居徐州户部山,李蟠就出生在徐州户部山。他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李向阳,是明代天启年间的举人。父亲李弇,是南明小朝廷弘光年间的拔贡。李蟠出身于书香门第,诗礼世家,天资聪敏,28岁入泮为博士弟子;36岁中举;43岁(康熙三十六年)钦点状元,是徐州明清两朝唯一一位文状元。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殿试时,因对军政、吏治、河防靖条答对贴切,符合事理,且见解独到,遂被康熙皇帝钦点为一甲进士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著有《偶然集》传世。所书《东坡放鹤亭记》、《金刚经》,世人视为珍宝,惜已散失。今徐州户部山有状元府旧址,云龙山上有其撰写的碑文3种。
      康熙三十八年(1699),李蟠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期间,正直不阿,坚持以才取人,从应试的秀才中挑选出许多有才干的俊彦,如鄂尔泰、史贻直、杜讷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清朝的一代名臣,其中鄂尔泰更是官至乾隆皇帝的总理大臣。但是,由于李蟠不循私贿,任才唯贤,遭到一些落弟举子的中伤和嫉恨。又由于他清高亮节,不谙逢迎权贵,便有人蜚语中伤,散播谣言,说他在主考乡试中营私舞弊。此事传到康熙耳里,于是将他在乡试中点中的举人,内朝廷大臣主考,重新复试。复试结果,无一落榜,洗清污点。但孔尚任据闻写了《通天榜传奇》一剧,在京城宣播,—时之间闹得满城风雨。李蟠终因与此事脱不了干系,被流放沈阳,3年后蒙赐故里。康熙帝在南巡时,还欲起用李蟠,但李蟠无意再仕,作罢。此后终生未再做官。雍正六年(1728)四月初一逝世,终年七十四岁,埋葬于徐州城南焦山东麓。大约在李蟠死后80多年,曾任江苏巡抚、后任两广和两江总督的蒋攸为李蟠写传澄史正名。
      李蟠返乡后,终日吟诗作赋,自寻乐趣。但是,空有一腔热血和宏伟抱负,枉费满腹经纶和绝世才华,只因一时不白之冤而断送大好前程,渐渐消匿于政治舞台,虽然冤情昭雪。却已清白受污。无从转折。无奈之下,只有在诗词歌赋中小做文章。表达自己壮志末酬的惆怅。这种思想时常表现在他所写诗文的字里行间中,如《户部山探梅》:
      “空山多伴已多年,独有寒梅伴我妍。疏影偏宜闲散地,幽香不到艳阳天。
      含苞带雨未相问,露蕊临风倍可怜。纸账夜深还入梦,罗浮只在一灯前。”
      又有《白燕十首》,有句为“历尽红尘惊独白,冰操不改玉为依”;“千里奇毛夹雪来, —双款语问梅开”;“只缘羞作雷同相,遂尔翻成雪下吟”。
      作者借喻梅花州白燕,抒发自己积蓄已久的哀怨之情。今户部山南有状元府,云龙山有其撰写的碑文,丰县梁寨镇黄楼村李蟠祖居地有状元碑亭、李蟠纪念馆,馆内有其亲笔书信碑刻。

      张竹坡(1670.9.9-1698.10.18):名道深,字自德,号竹坡。生于康熙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于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十五,享年二十九岁。祖籍浙江绍兴,明代中叶迁居徐州。徐州人。张竹坡自幼聪颖好学,6岁即能吟诗作对,8岁入塾攻读,以博闻强记闻名遐迩。15岁时参加乡试,然而一直仕途不顺。 张竹坡同族显赫权贵极多,唯其一支布衣寒门,这促使张竹坡自幼发愤进取,然仕途不顺,屡试不第。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他第四次应试,在名落孙山之后,便遍游京师,在天下名流荟萃的长安书社,大展诗才,赋得诗词百余首,众称其为才子。
      1695年,张竹坡26岁时,以其超人的文学才华在徐州家中评点《金瓶梅》,写下了10余万余字的评论,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对《金瓶梅》下了“第一奇书非淫书”的评语,这一观点破石惊天,从根本上否定了《金瓶梅》为淫书的观点,成为后人研究《金瓶梅》的重要依据,确立了《金瓶梅》为我国四大奇书之首的地位,也为我国文艺理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后寄居金陵、扬州、苏州等地,贫病交加。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离苏州赴永定河治水工地,以图谋进身之阶,不料于当年九月十五日染疾身亡,年仅29岁。著有《金瓶梅评点》和诗集《十一革》,《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传于世。
      万寿祺(1603年-1652年):明末清初文学家、书画家。字年少,又字介若、内景,入清衣僧服,改名慧寿,又名明志道人、寿道人、寿若、若若,世称年少先生,祖籍河北沧州,出生地江苏徐州人,与陈子龙乡试同年,与沛县阎尔梅是同乡。曾参加抗清活动,兵败后隐居江淮一带。代表作有《秋江别思图》、《松石图》、《山水图》等等。 万寿祺为人风流倜傥,工书画,精于六书,癖嗜印章,辑有《沙门慧寿印谱》一册。其后裔第十六代后人万中华,在当今书画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阎尔梅(1603—1679):明末诗文家,字用卿,号古古,因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又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汉族,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甲申、乙酉间,为史可法画策,史不能用。乃散财结客,奔走国事。清初剃发号蹈东和尚。诗有奇气,声调沉雄。有《白耷山人集》。

 

      萧一山:中国历史学家。江苏徐州人。一生专治清史。凭一己之力撰写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文笔流畅,史料详备。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诸前辈及日本今西龙博士等亲为之序。被誉为“奇人”。人们将他与孟森并称为中国清史研究的两大奠基者,又与简又文、郭廷以并称当代著名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

 

      马可:作曲家,江苏徐州人。1935年在河南大学化学系学习,同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在冼星海的感召和引导下,参加河南抗敌后援会巡回演剧第三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参加河南抗敌后援会演剧三队,后担任国军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十队指挥和音乐创作。1939年抵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工作、学习,得到冼星海、吕骥等人的指导,记录、整理过大量民族资料。后在东北解放区从事音乐活动,解放后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一生写了二百多首(部)音乐作品,其中以歌曲《南泥湾》(1943年)、《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合唱》,秧歌剧《夫妻识字》歌剧《周子山》(与张鲁、刘炽合作)、《白毛女》(与瞿维、张鲁、向隅等合作)、《小二黑结婚》,管弦乐《陕北组曲》等流传最为广泛。1942年入党。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1989年12月5日):江苏徐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诗人,画家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水。43岁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山水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72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晚年用笔趋于老辣。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代表画作有《漓江胜境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代表画集有《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李可染中国画集》、《李可染画牛》等。

 

      张伯英(1871-1949):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明代迁居徐州东南张集,出生于徐州铜山区三堡榆庄,徐州市铜山人。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榜举人。少负异才。晚晴桐城派学者,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著名画家齐白石的老师。与张从仁等同乡编《黑龙江省志》 代表作品 《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




      彭祖园西门景观:是一组由牌坊门、耳房、管理房组成的建筑群,其中尤以大门最为高大雄伟,引人注目。西门是一座清式弦子牌坊式建筑,高十米,四柱三门,双层迭檐,四角翘起,斗拱相接。西门正面镶有“彭祖园”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是当代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的墨宝;里面的“山水天金”为徐州市老市长何赋硕先生题赠。西门采用清代官式造法,仿木结构,造型古朴,层次丰富。彩绘运用墨线大点金手法,色彩鲜明,图案精美,多处运用龙锦图案,颇有皇家气派。西门是彭祖园西部景观交汇处,往东过观鼎桥可达彭祖像、祭拜广场,往南过梅园到动物园,往北经玉带路可达龙吟舫、虹桥。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0

 

2016端午徐州行——徐海道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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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徐海道署

      徐州会战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中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捷,徐州吸引我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徐海道署就是徐州会战的指挥所,到了徐州,一定要来这里顶礼膜拜一番。虽知道它很是破烂,但真正走到它的眼前,心还是被狠狠地刺痛了。这样有着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建筑,现在居然沦落到如此境地......

      徐海道署:位于徐州市区文亭街,亦称“道台衙门”,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道台衙门是明清两代徐州地区及民国时期徐海道的最高行政机关,徐海道为民国置,属江苏省,治铜山县,辖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县、宿迁、睢宁、东海、灌云、沭阳、赣榆十二县。民国时期及1949年后又作为高级军事机关驻地,台儿庄大战时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都曾驻于此。

      徐海道署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明清两代徐州地区最高行政机构的办公驻地。到了清末民初,徐海道署又成为徐海道最高行政机关驻地和著名的会议场所。
      辛亥革命爆发,清将张勋兵败南京后退守徐州,把道台衙门作为自己的“大帅府”。1912年初,革命军北伐,张勋北撤,徐州于2月11日光复,第二天清帝就宣布退位。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勋率领“辫子军”卷土重来。他醉心于复辟清室,先后在徐州召开四次督军会议(即徐州会议)。张作霖、曹锟、冯国璋等13省军阀抵徐,张勋派绿呢大轿到车站迎接,包定徐州四大旅馆招待。会议在道台衙门大堂举行,军阀们一致推举张勋为13省区大盟主。从此张勋名声大噪,道台衙门每天车马喧哗,冠盖云集,种种倒退现象重演,直到1917年张勋北上复辟失败而告终。 张勋失败后,其驻徐州“辫子军”被收编,直系军阀陈调元、奉系军阀张宗昌和褚玉璞等先后占领徐州,将道台衙门作为办公处。
      1928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此处结盟誓师,开始了第二次北伐。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部,司令官李宗仁坐镇徐州指挥徐州大会战其中包括著名的台儿庄大战。1937年月10中旬成立司令长官部,即设在徐州道台衙门内,当时旧道署内办公用房多是罗汉墙(上半截木雕花棂,下半截青砖砌成),便于采光通风。办公室后的大花园,占地不太多,但假山、亭池、布置得宜……李宗仁将军不摆架子,经常在司令部里接见民众代表、青年学生和中外记者,如《大公报》主编范长江、新华社汉口记者陆诒、新西兰韦尔根生女士和中国人民的朋友、英国记者爱泼斯坦等。1938年3月至5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使徐州城为国内外瞩目的地方。
      1938年5月19日-1945年8月15日,作为铜山县第一区(现徐州市区)被日伪析置徐州市,徐海道署作为伪苏北行政专员公署、铜山县公署、徐州市公署这三个公署的共同办公地,大门悬挂上述三个牌子。1944年汪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宣布将苏北行政专员公署改为淮海省,郝鹏举任淮海省主席兼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5年随着日本人的投降、汪伪维新政府的覆灭,伪淮海省寿终正寝。整个日伪时期一直在徐州道署办公。
      抗战胜利后,顾祝同率部进驻徐州,在道台衙门设立徐州绥靖公署,顾祝同调走后,薛岳来任绥靖公署主任。徐州绥靖公署在道台衙门设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共有2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被绳之以法。 当时,国共双方在徐州都驻有重兵,为避免军事冲突,1946年初,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军事调停三人小组,曾在这个地方工作过,为了和平积极斡旋。1948年,这个院子成了国民政府徐州“剿总”司令部,淮海战役期间刘峙、杜聿明在这里指挥几十万军队同解放军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
      1952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到徐州视察,曾在徐海道署的部队大院里短暂停留。



      位于徐州市中心的省级保护文物道台衙门面临窘境,除衙门现存的5间大堂因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外,其标志性组成部分衙门照壁更是凄凉,照壁一墙之隔建起的楼房令其失去了恢复原貌的空间。 整个长约30多米的照壁被一栋建筑物阻挡得严严实实,而建筑物距离照壁不到一米。与照壁另一面相对的是居民区,一些生活垃圾堆积在照壁边,壁上被贴满了各种牛皮癣广告。徐州有关知情人士介绍,徐州道台衙门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原有建筑照壁、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后楼等一应俱全。辛亥革命后张勋退守徐州时曾把道台衙门作为自己的“大帅府”。现存的遗迹只有部分大堂和照壁了。
      现存的大堂位于文亭街北侧,整个建筑被铁栅栏围住,大门外立着一块“徐海道署”的碑,上书“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堂墙壁多处破损,门窗木结构也破烂不堪。大厅西墙上部出现一个数平方米的大洞,屋顶瓦片多处缺失,甚至出现一两处较大的破洞。透过大门缝隙能看到,里面堆满了杂物。



      透过残破的墙角,还能看到当年的辉煌......

      徐海道署因台儿庄大捷而“闻名世界”:抗战期间,李宗仁在此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指挥部就坐落在徐海道署(俗称“道台衙门”)。
  1937年抗战爆发。年底,日寇占领南京、济南后,南北夹击徐州,李宗仁临危受命,来徐州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于10月中旬成立司令长官部。长官部的牌子挂在西关段庄的司令部马号所在地,但办公机关实际设在道台衙门内。为保密起见,道台衙门的大门外挂牌“第五战区通讯处”。
      李宗仁将军生活俭朴、平易近人,经常在司令部里接见民众代表、青年学生和中外记者。当时旧道署办公用房多是上半部木雕花棂,下半部青砖砌成的罗汉墙,便于采光通风。办公室后的大花园,占地虽不太大,然而花木扶疏,景色宜人。1938年初,《长江日报》主编范长江、新华社驻汉口记者陆诒、新西兰的韦尔根生女士、英国记者爱泼斯坦等中外记者,臧克家等文艺界人士,黄炎培、顾孟余、梁漱溟、李公朴、冼星海等一批爱国知名人士都曾来到这里,与李宗仁见面会晤,有过关于抗战时局的长谈。
      李宗仁以徐州为中心,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指挥几十万“杂牌”军队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浴血奋战,两方相持了半年,有效阻止了日军西进中原的企图,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时间,主力部队能够突破包围圈,成为参加武汉会战的主力。
      为稳定军心,李宗仁每天骑马巡街、态度从容,一时传为美谈。这半年间,共产党人郭子化、郭影秋等积极组织抗日统一战线,铁道游击队和运河支队全力配合正面抗战,成为国共合作的佳话。台儿庄战役中,张爱萍将军受周恩来委托,专程赶到徐州徐海道署会见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关于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的建议。这半年间,各地的慰劳团体、中外记者冒着炮火深入前线慰问采访,给抗日将士以极大鼓舞,在范长江、郁达夫、臧克家、姚雪垠、陆诒、杜重远等当时来徐州采访的记者和作家笔下,多有记载报道。
  徐州会战期间制订的重大作战计划和下达的作战命令,几乎都是在徐海道署完成的,而台儿庄战役大捷的消息,也是最先从徐海道署向海内外记者发布的。
   徐州会战实际上由两大阶段构成,一是以台儿庄战役为核心的鲁南会战,这阶段中方取得了轰动中外的重大胜利;二是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以徐州为中心部署的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这一阶段中方被迫突围。其中,鲁南会战包括临沂保卫战、滕县保卫战、临城争夺战和台儿庄大捷等主要战役和战斗。
  1938年3月至5月,台儿庄大战期间,徐州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焦点,就是从徐海道署发出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消息。
  台儿庄战役中,时任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武汉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商讨作战方针,周、叶建议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歼灭日军于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地区。还提出派新四军第4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军团,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牵制津浦线以南日军于淮河流域的方针。周恩来还派张爱萍以北路军代表的名义,专程前往徐州徐海道署会见李宗仁,提出该意见。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华北日伪当局派郝鹏为徐州专员,1943年,南京汪伪政权派郝鹏举来徐州成立伪淮海省,下辖苏北、皖北23县,面积5万平方公里,省会设在徐州。徐州百姓讽刺:走郝鹏,来郝鹏,多此一举。两个伪政权均设在道台衙门内,现存郝鹏举建的小洋楼。
  1945年抗战胜利,顾祝同率部进驻徐州,并在道台衙门内设立徐州绥靖公署。当时,中国划出包括徐州在内的15个受降区,徐州受降仪式由绥靖公署主持。1947年,在包括徐州在内的10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徐州审判战犯工作由徐州绥靖公署军法处负责,共有2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被绳之以法。可以说,徐海道署见证了徐州抗战的全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徐州是所有举行受降审判的城市中唯一不是省会的城市,可见徐州的重要程度。

 

      要不是看到了这块牌子,我真的认为自己找错了地方呢......











      让我们看看这座建筑原先的辉煌吧......
      1948年剿总司令部时的道台衙门布局图,约有房屋95间,自南向北依次为照壁、大门、大堂、二堂、三堂、后楼,左右配以厢房,厢房两侧配东西两院,当年作礼堂、办公厅、办公楼、军官宿舍等用途。原道台衙门前的“一字型”大照壁长30米,高5.6米,巍峨壮观,为徐州地区第一大照壁,照壁中心原有一幅太阳彩绘图,现不存。大礼堂面阔5间21米,进深9米,檩16米,脊高9米,歇山式屋顶,屋面原为绿色琉璃瓦(色泽也代表了等级,平民只能用灰色,官家可用绿色,皇家才能用黄色)型制,正脊两端安放有绿色吻兽,为明清官式建筑。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快哉亭公园·徐州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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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快哉亭公园·徐州古城墙

      快哉亭公园公园的历史可追溯到1928年,北伐军进驻徐州后,将快哉亭及荷花池、古城墙北段开辟为公园,建有九曲桥、凉亭、石桥、水阁、长廊、荷花池,园内栽有柳、杨、榆、槐和各种花卉。快哉亭向西一段古城墙在1928年整体拆城墙之时应徐州广大有识之士请求而保留下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公园是纳凉好去处,茶社相继兴起,鼎盛期有快哉亭茶社、芦花州茶社、蔡记茶社、露天茶社等十几家。茶社备有高档茶叶、瓜子水果、冷饮、竹躺椅。当年公园三面临水,夏日时清风徐来,荷香四溢,蝉鸣蛙叫,品茗清唱,好个去处。
      徐州解放后,政府对公园进行大整修,填垫污水坑,清淤荷花池,筑设游园路,立路灯,设石桌石凳,九曲桥、四角亭修缮一新,更名为人民公园,原金城电影院改为中苏友好电影院,公园东侧建动物园(1985年动物园迁到南郊彭园)。
 
 

      追寻着徐州古城墙的遗迹,就来到了快哉亭公园。公园的一边院墙其实就是古城墙......

      徐州古城墙:1928年,徐州城墙拆除。现仅存哉亭公园内约150米墙段。徐州城垣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彭城邑。西汉时期,楚元王刘交,以春秋城郭为基础,加筑城墙。南朝陈太建十年(570年),大将吴明彻攻彭城,以水灌城,城垣被毁。唐贞观五年(632年),重建徐州城。1352年,元右丞相脱脱率军镇压徐州李二起义,以百炮轰城,徐州城毁,后另建城于奎山脚下,并改名为武安州。明洪武年间,废武安城,迁回故址重建徐州城。明天启四年(1624年),黄河决堤,徐州城完全被淹,徐州城迁往城南。崇祯元年(1628年),唐焕于原址重建徐州城,称为崇祯城。清康熙七年(1668年),郯城地震波及徐州,徐州再次毁坏,之后历经56年方完成重建。嘉庆二年(1797年)至嘉庆五年,扩建徐州城,周长十四里半。
  1928年,刘峙驻守徐州,将城垣拆除。

      徐州古称彭城,又名涿鹿,已有六千年文明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的最早都城之一。彭城系少典时代的古城,彭城之称,源出有蟜氏。昔者少典之君大丛娶有蟜氏之女安登,生炎帝。安登氏以“壴”为族徽,因称居地为“彭城”。炎黄时代的彭城,在今徐州一带,这里是南玉北渐时期良渚文化晚期的考古遗址分布密集区和中心区。据先秦古籍《世本》记载:“涿鹿在彭城,黄帝都之”,《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五帝时期,篯铿因擅长烹饪野鸡汤,受帝尧的赏识,被封于彭城,建立大彭氏国,又称彭铿,因而彭祖之名,源于彭城。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当时“徐州”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彭城邑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夏商时期,大彭氏国很强盛,曾为五伯之一。西周时期,徐偃王北走彭城武原,改东山为徐山。春秋战国时期,彭城为宋邑,据考证宋悼公后宋国迁都彭城。秦汉之际,后楚怀王熊心徙都彭城,西楚霸王项羽定都彭城。从这里走出的布衣皇帝汉高祖刘邦则一统天下,开创了历史上辉煌的汉王朝。西汉时期,彭城为刘氏同姓王的重要封国——楚国和彭城国。东汉末年,曹魏迁徐州刺史治彭城,始称徐州。

      徐州古城有四城:一是外城,春秋之彭城,相传为古大彭氏国;二是外城内有金城;三是东北小城;四是小城之西又有一城(乾隆《徐州府志》)。
      周彭城邑:徐州建城的历史,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左传》鲁成公十八年即周简王三十三年(公元前573年)的彭城邑,当时驻守彭城的军队有三百乘,手千丈之城万户之邑。可见城的规模之大,距今(2015年)已有2588年,是江苏省有文字记载建城史最早的城市。
      汉交城:西汉楚元王刘交,以春秋宋都城郭为基础,扩大范围,加筑城外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城邑考》:州外城楚元王交所筑”。修筑后的彭城墙厚壕深,非常坚固。
      晋刘裕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汴水暴涨,城崩塌,时大将刘裕驻徐,“悉以砖垒,楼橹赫突,南北所无”(《水经注》)。
      唐贞观城:南北朝陈宣帝太建十年(公元570年)令大将吴明彻攻彭城,旷日未克,乃堰泗水灌城,城再次被毁。唐贞观五年(公元632年)重建徐州城,但其规模不如刘裕城宏伟。
      金正大城:以后屡有修建,直至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完颜仲德垒石为基,增城之半,这时徐州城之规模方几近刘裕城。
      明洪武城:公元1352年,元右丞相脱脱亲率大军,镇压徐州李二起义,以百炮轰城,城尽毁,后建城于奎山脚下,改名为武安州。明洪武年间废武安城,仍迁回故址重建徐州城。城墙以砖石垒砌,周长九里余,城高及底宽均为二丈三,顶宽一丈一。城门四开:东曰河清门,西曰通汴门,南曰迎恩门,北曰武宁门。城外环以护城河,深宽各三丈许。
      明崇祯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黄河决堤,水深一丈三,城完全被淹,于是迁至城南二十里铺重建,这是徐州第二次迁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水退,城内淤积泥沙厚达一至五米,文物悉埋于积沙之中。时兵备道唐焕于原址重建,是谓崇祯城,城规模及形制与地下洪武城雷同且相重合。城东门、北门沿袭旧称,西门易名为武安门,南门改称奎光门。
      清康熙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郯城地震,波及徐州,全城又毁,后历经五十六年方复建完原城。
      清嘉庆城: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至嘉庆五年,扩建徐州城,周长十四里半,已经大大超过洪武城规模。
      清代咸丰后:清政府为了抵御太平天军的北伐和捻军攻打徐州,在老城的周围增添外土垣,1885年筑北关土城,1858年筑西关土城和西南土城,1859年又曾筑南关土城。土城设六门,炮台十数座。又于黄河以北今坝子街筑城,开四门,设炮台两座,与府城隔河相望,互为倚角。这时的徐州城,规模宏大,城内道路整齐,府道衙门、都司、察院等宫廨林立,半官、学府、祠堂、会馆等雕梁画栋,并有“五楼二观八大寺,七十二庵布其中”的歌谣。
      民国时期:公元1928年,国民党军队刘峙驻守徐州城将城垣拆除,只留下快哉亭公园内约一百五十米旧城墙以资见证。
      现存城池遗址:徐州现存的古城遗址是清朝嘉庆年间所建,是沿袭明城墙城基重建的。 城设四门,以徐州府衙和鼓楼为中心,以府衙三堂相重的轴线向南延伸,出府衙是为鼓楼大街、向南延伸是为南门大街,这是全城的一条中轴线,由轴线向东向西各排列三条大街与轴线相垂交,此外在轴线西边还有一条与之相平行的北门大街,从而构成全城路网格局,在这个路网上分布着衙、署、官、院、庙等公建,南门大街则是商街大街,店铺林立。城东南隅有快哉亭,西南角城楼为燕子楼。古城的这一格局保留至今仍依稀可辨,许多街巷名称还沿用至今,马市街、富庶街、富贵街等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仍保有当年风貌。一些衙署、庙宇除少数被后来新开道路冲掉外,大多有遗址尚存,其中以徐海道署存留最好(现只保存有大堂五间和影壁墙一座.),是江苏省三个道衙仅存的一个。
      北伐战争以前,徐州清代的古城墙还是完好的,毛泽东在年轻时曾经一睹它的风貌。美国人斯诺的《西行漫记》,记录毛泽东的自述:“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1919年)的途中,经历过的这些地方: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
      徐州城墙被拆除发生在1928年。有资料记载:当时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刘峙驻防徐州,他认为旧城墙有碍现代国防建设,决定拆除,便找到铜山县县长刘炳晨(当时徐州市区所在地属铜山县管辖)。
      刘炳晨正为教育经费发愁。因铜山县的教育经费全凭马场湖、石狗湖等处湖田地租收入维持,湖田欠收,资金便没有了着落,县里中小学教职员工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听到城墙拆除后可以变卖城墙砖的提议,刘炳晨很快就同意了,并商议决定,将变卖城墙砖所得的钱款全部充作教育经费。为此,刘炳晨安排教育局长胡锡三及一些地方士绅专门组成“变卖城垣委员会”。尽管此事遭到群众的反对,但几经折腾后,城墙、城门还是拆除了。



      就在这段明代城墙废墟之上,清代重筑的城墙顶上有许多的住宅。那是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军军长刘峙率部驻防徐州时,下令拆除古城墙残留的一截。被拆除或变卖的城墙,购买者可以在城上或沿墙建造房屋。这里的旧民居有个代称,叫“城墙顶”。



























      旧时,城门是整个城防体系的重点,平时它是出入的通道,战争状态下,城门则是攻守双方的主要争夺目标。城门坚固性是维系全城安危的关键,因而,修建城门都以高大、坚固为标准。北伐战争时期,徐州城墙与四座城门被拆除。城门虽然不存在了,但考察古城门的所在,可以了解徐州古城的规模与作用,也可以为今天的城市建设作借鉴。
      “城墙里,城墙外,城墙里面长棵菜。又好吃,又好戴,又好送人又好买。”“城门城门有多高,三十六丈高。骑白马,挎大刀,城门底下走一遭。”这是旧时徐州地区流行的儿歌。那时人们来徐州城里走亲访友买东西,都要穿过高大的城门,晚上出城必须赶在城门关闭之前。千百年来,城墙和城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在人们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记。徐州城墙除了快哉亭残存一小段外,其他城门已不存在了,但是城墙与城门如同陈酒,浸满了乡情,珍藏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南门:历代作为徐州的正门,它与彭城路北端的现市府机关大院原徐州府衙门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内有半圆形的宽广地,那就是瓮城,瓮城之内正对南门有一影壁墙,上镶嵌康熙朝徐州知州姜焯书写的“九州之一”四个石刻大字(镶嵌在徐州云龙山碑廊内)。
      记载南门历史资料,最早是在西汉,“南门”名称一直沿用到晋魏时期:“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与南门受之。”(《宋书《张畅传》)到了唐代,南门称为“白门”。宋苏轼曾有“肩舆白门道”的诗句。可知宋代时依然称南门为白门。元末徐州城毁于炮火,迁城在奎山下。明初洪武时重建徐州城,南门称为“迎恩门”。万历42年(公元1614年),重修四门,并重新命名,南门称为“奎光门”,因为此时奎山塔已经落成,为崇尚奎文故取此名。清朝也曾重修,仍袭用旧称。
      根据城门建制,各城门外都有瓮城,为了防御多与城门不直对,但是由于南门是正门,所以惟有它与瓮门在一条直线上,径直相对。根据八九十岁的老人回忆,徐州南门一个门洞上有门楼,门外护城河上有吊桥,有城门官看守,每晚定时关闭城门。南门内有半圆形的宽广地,那就是瓮城,徐州人俗称瓮圈。瓮圈里还有道影壁,上镶嵌“九州之一”四个石刻大字。
      其实人们记忆里的南门实际上是瓮门,而不是南门。南门按位置应在瓮城与南门大街交接处。上世纪30年代,该处的商店在挖防空洞时,曾在地下四五米深处发现两个相对的城门,考古人员认为该处商店应该是南门的所在地。
      南门大街旧时有丝绸布庄、茶馆酒店、南货酱园、客栈药房以及许多手工作坊。如今南门大街上几乎成为电讯一条街,形形色色移动、联通的广告五彩缤纷,泛亚大厦、电讯钟楼相互竞秀。南门外则是商业荟萃的步行街,“千古繁华地,徐州不夜城”,自古到今,南门内外一直是徐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东门:外面临黄河,古谚说“圣人出,黄河清”,“河清”祈求黄河水清水患泯除。东门大街便是今天的大同街东段。东门在明朝以前,以方向命名,明洪武重建徐州城,称为“河清门”,因为东门外面临黄河,古谚说“圣人出,黄河清”,“河清”祈求黄河水清水患泯除。万历年间改称“明德门”,感恩朝廷的德惠使徐州安宁。崇祯年间重修仍称“河清门”。
      东门的位置在今天徐州市人民舞台附近。1988年8月,在此工地上,发现了明唐焕重建的河清门的门匾,中间楷书“河清门”题铭,每字约半米见方。题铭时间是“崇祯戊辰仲秋”,即1628年秋。这证实了明朝徐州东门的位置。清代几次重建东门,位置也应在此地点。嘉庆三年(1797年)再次扩建。88岁的王大娘曾住在察院街,经常路过东门,她说东门在人民舞台东侧,城楼很高,门洞很深,遇到危急事,夜里关闭城门。后井崖巷在东门南,从那可以去开明菜市。
      东门外有瓮城门,位置在其东面的警备区内。今天大同街东段有一段弯曲的斜坡路,名称叫月波街,实际上,它应该是东门与瓮城门之间瓮城(瓮圈)的残存,瓮城也称月城,旧时曾在瓮门处建有月波楼,有人认为月波街名由此而来,其实,这均与月城有关。
      东门大街名称原是察院街,因为明清时都察院在此街上(中山堂附近),百姓一直称为东门大街。北伐军占领徐州后,为庆祝胜利,期望“世界大同”,便改称大同街。
      北门:如同争战之门。历代知州知府均十分重视北门的建筑和防卫。明洪武时称武宁门,万历年间称拱极门,崇祯重修仍称武宁门。北门的名称告诉人们它的重要性。北门内近府衙门,外临黄河与九里山,易受来自北方强敌入侵,因此肩负防御、护卫双重重任。徐州历史上数百次战争,与北门西门关系最多。所以历代知州知府均十分重视北门的建筑和防卫。
      北门的位置在原统一街的北端,北门外卧有镇水铁牛和“五省通衢”的牌楼。北门其实是徐州和燕、鲁、甘、陕、豫交通的重要门户。许多客商从北门进入徐州,清中期,苏辙后裔来到徐州后,曾住在坝子街一带,并在北门处开设酱菜店,一时很有名气。
      北门也有瓮城,人们记忆里,北门里的街道也是条弯路,弯路连着一片空地,即是瓮城遗址。瓮城里有口井,一直使用到上世纪90年代,清凉甘冽的井水是这一带的老徐州心中挥不去的。
      北门大街和南门大街一样历史悠久,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李洪政先生考证《金瓶梅》的故事原地就在徐州,而书中描写的明代的北门大街,就是这条统一街。统一街上的徐家大院、权家牌坊、鳞次栉比的大小店铺、明清民居,述说着往日的繁华。它和南门大街一样,是古老徐州的历史象征。
      西门:自古以来,城西门外是萧杀之地,是秋后处死犯人的地方,徐州西门外也是如此。徐州西门大街,即今天的和平街,城门在和平街西首。西门在明洪武时称通汴门,说明了西门与汴水的地理关系,万历年重修后称威远门,崇祯年间重修后称武安门,这两个名称凸显出西门对防卫徐州城池的重要作用。2000年7月,就在和平街西门口建筑工地四五米深的黄土下,发掘出一条纵贯工地南北的古城墙、城门和瓮城。这应该是洪武年间新修、万历年间重修的西城墙。西门外为半圆形的瓮城。瓮城门并不与西城门东西相对,位置在西门向南偏离了四五十米,而且门洞朝西南方向。由于天启年间的大水,使之掩埋黄土下,重建时,我们先人的记忆和测量竟那么准确,于是出现了徐州城门与城门叠压、城墙与城墙、街道与街道重合的奇观。
      许多老人回忆也与此相符:出西门有一条向西南去的小街巷,这就是瓮城的残留痕迹。瓮城门的位置在原博爱街的上坡处,即今天欧洲商城东口。瓮城是弯曲坡道,西城门废除后,瓮城两侧修建了民房,便形成了一条弯路。昔日西门大街十分热闹,药店特别多,有家“祥顺兴药店”,店主与徐州名店“祥顺成”是兄弟,第三代人李建新还健在。他回忆说,民国时期,“春发正”、“广济堂”等都在这条街上,是徐州的一道风景。
      到今天,徐州西门大街虽然只有半片街,却基本保持上世纪50年代的模样,这是徐州四大城门大街中,唯一存留至今的旧街,那光滑的石板路,小瓦平房的四合院,透露出平静和温馨。尤其难得的,这也是徐州四门中独一无二的,是那一座曾是看守西城门的衙役居住的小房子居然还在,这低矮破旧的两小间屋,经历百余年,墙头暴露出粗大的青砖。根据西门大街的老人讲,看守城门的人一直住到1928年城门被拆,门外的吊桥也被改建成小石桥,这样城门看守就失去了意义,守门人只好离开。
      徐州西门外旧时是荒野坟冢。那时西门内曾有家酒坊,押出处斩的犯人,路过这儿往往要停下来,向酒家讨碗酒喝。酒家便特别准备一坛,任由犯人饮用。有的犯人竟喝得昏醉,以求得被砍头时,不再感到恐惧和痛苦了。今天西门外完全变了样,矗立起一座现代化的欧洲商城。















 



      公园很美丽,里面多是附近的居民锻炼下棋散步,到处充满了生活和悠闲,漫步其间,好像可以闻到时光的味道......











 

 




 









 

      怎么打听都没有找到快哉亭,锻炼的大爷大妈均摇头,满脸困惑。是在忍不住再看导游图,蓦然回首,那亭却在我背后......

      快哉亭:是徐州市的一处历史建筑,位于徐州市解放路快哉亭公园内。《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在城东南,旧志宋熙宁末李邦直持节徐州,即唐薛能阳春亭故址构建。郡守苏轼名曰快哉,后明奎楼,俗名拐角楼。”快哉亭自北宋熙宁十年(1017年 )任京东提刑使持节徐州的李邦直在唐代阳春亭旧址改建以来,几经兴废。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徐海道吴世熊重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 )太守桂中行又进行扩建。
      新中国成立后,任命政府曾多次拨款维修。因十年动乱遭受严重破坏,1989年又拨款在原址上重建,与新整修的快哉亭公园在建国40周年之际同时对外开放。
      重建的快哉亭坐南朝北,是快哉亭公园内东南角高出地面五米的一座独立院落。沿着二十多级台阶攀登进入枣红色的大门, 跨入快哉亭幽静的小院,亭楼主体建筑坐落正中,古式敞廊环绕相连,显得层次分明。院内的配房、花坛、太湖石河各色花木, 交错别致。院门外台阶下的石板路、小桥,直通对面仿古建筑逍遥堂。小桥东西大面积的荷花池中,凉亭、水榭、曲桥相通。春夏之际,荷花妖娆,清香四溢,占地七十多亩的快哉亭公园,已成为闹市区中安静优美的景点。

      快哉亭取名苏轼的《快哉此风赋》。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后,常约宾朋来此避暑。一天,苏轼登城步入新改建的亭内,李邦直请他命名。苏轼挥毫作赋:“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虽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来,既偃小人之德;飒然而至,岂独大王之雄?如夫鹢退宋都之上,云飞泗水之湄,寥寥南郊,怒号千万,飒飒东海,鼓舞与四维。因此隅晋人一映之小,笑玉川两腋之卑。野马相欢,搏羽毛于汗漫, 应龙所行,作麟角以参差。”从此把阳春亭易名为快哉亭。昔日的快哉亭,建筑在古城墙的角上,北成为奎楼,为徐州古城的五楼之一,与彭祖楼、霸王楼、黄楼、燕子楼、布于古城周围。奎楼祀奎星,为文人崇祀之神。古时每年五月十六日有庙会,香火甚盛。因楼建在古城东南处,有成拐角楼。徐州的古城墙在历史上享有盛名,1928年被当时的驻军扒砖卖钱拆除。今快哉亭下的城墙已修复,游人在快哉亭举目眺望,古城内外景色尽收眼底,为古今登临观赏胜地。北宋诗人陈师道在《登快哉亭》师中写道: 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 夕阳初隐地,暮霭已依山。 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 登临兴不尽,稚子故须还。




      昔日的快哉亭,建筑在古城墙的角上,北成为奎楼,为徐州古城的五楼之一,与彭祖楼、霸王楼、黄楼、燕子楼、布于古城周围。奎楼祀奎星,为文人崇祀之神。古时每年五月十六日有庙会,香火甚盛。因楼建在古城东南处,有成拐角楼。徐州的古城墙在历史上享有盛名,1928年被当时的驻军扒砖卖钱拆除。今快哉亭下的城墙已修复,游人在快哉亭举目眺望,古城内外景色尽收眼底,为古今登临观赏胜地。北宋诗人陈师道在《登快哉亭》诗中写道: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 夕阳初隐地,暮霭已依山。 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 登临兴不尽,稚子故须还。

      此快哉亭非苏辙《黄州快哉亭记》中的快哉亭,而是苏轼《快哉此风赋》中的快哉亭。《快哉此风赋》,是一首苏轼所作的小赋,出自于《苏东坡全集》。
快哉此风赋 并引  蘇轼
      时与吴彦律、舒尧文、郑彦能各赋两韵,子瞻作第一第五韵,占“风”字为韵。余皆不录。
      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虽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来,既偃小人之德;飒然而至,岂独大王之雄。若夫鷁退宋都之上,云飞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号於万窍;飒飒东海,鼓舞於四维。固以陋晋人一吷之小,笑玉川两腋之卑。野马相吹,抟羽毛於汗漫,应龙作处,作鳞甲以参差。
1077,熙宁十年,42岁,徐州
      苏轼命名快哉:黄州“快哉亭”是同为贬谪于黄州的张偓佺(字怀民)元丰六年(1083年)所造,张是苏轼的好友,所以,他请苏轼为新亭命名,苏轼就以“快哉”名之。据《辞源》解释:亭者,有顶无墙之建筑也。亭子一般有两大妙处:一是赏景,二是临风。赏景则是外在观感的延伸,临风则是内在心灵的感受。一般站在亭台之上,由于没有围墙的遮拦,能够极目远眺,自然首先以赏景为主。苏轼登亭临风,他感受到的是“千里快哉风”。由“亭”而“风”,由“风”而“快”,这或许就是苏东坡为亭命名“快哉”的原因。但是,“快哉亭”之名并不是苏轼于黄州才有的灵感,恐怕也不是苏轼一人的灵感,其中还有苏辙的相助相赏。临风称快之时,苏轼总会想起战国时宋玉《风赋》中“雄风”、“雌风”的典故,也不是始于黄州,而是灵感早已来临。
      根据苏轼和苏辙的诗文,“快哉亭”应该有三处:密州“快哉亭”、徐州“快哉亭”、黄州“快哉亭”。临风称快而曰“快哉”并联想到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说也并不是从苏轼谪居黄州开始的,苏轼在与三处“快哉亭”相关诗文中,都提到“兰台”“风有雌雄”的内容。
      熙宁九年密州时期:据苏辙《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句:“自矜新作超然赋,更拟兰台诵快哉”,说明苏东坡在山东密州也建(或命名)有“快哉亭”。苏东坡不仅用“快哉”名亭,而且用“快哉”作赋。此时已经有“兰台诵快哉”的想法了,只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没有面临仕途风浪之险,没有看出他对“雄风”与“雌风”之说是否有多少深究之意。
      熙宁十年徐州时期:徐州“快哉亭”为熙宁十年(1077年)李邦直所造,李邦直和苏轼有旧交,李请苏轼为新亭命名,苏轼即以“快哉”名之,并写下了《快哉此风赋》:“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虽庶民之不共,眷佳客以攸同。穆如其来,既偃小人之德;飒然而至,岂独大王之雄?……”此时的苏轼登亭临风,由风的雄健、风的广博感悟到的“快”,触动了他心灵之“快”。在这篇赋文中,苏轼对宋玉的“雄风”、“雌风”说有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快哉风”是“贤者之乐”。这些已经窥见他后来的《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的影子。
      元丰二年湖州时期:登台临风而称快,由“快”而联想起宋玉《风赋》中“雌风”、“雄风”,因此,风,“雌风”,“雄风”,“快哉风”,很自然地成为苏轼写文赋诗的惯性思维,甚至不是登台临风,只要有风吹拂心头,这一惯性思维都会使他心骛八极,神游万仞。如,苏轼在湖州任时,一次梅雨时节的“舶趠风”(“舶”就是船舶,“趠”是远来的意思,因为此时风自海上与船舶同时来到,因此称为“舶趠风”),也引发他同样的联想。苏轼在这首题为《舶趠风(并小引)》中写道:“三旬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几处萦回度山曲,一时清驶满江东。惊飘蔌蔌先秋叶,唤醒昏昏嗜睡翁。欲作兰台快哉赋,却嫌分别问雌雄。”此时苏轼感受的风是从海上吹来的风,这种被船家称为“舶趠风”的海上之风,让苏轼似乎从昏昏欲睡之中吹醒,给他的感受自然与密州和徐州的原野之风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过,这也让他从心底生出一股快意。但是,原本想再作一篇《快哉赋》的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此时,宋玉的“雌风雄风”之说让他的快意打了折扣。
      元丰六年黄州时期: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又是筑台建亭,又是登台临风,于是就又有了“快哉亭”,就有了东坡赤壁,就有了《(前、后)赤壁赋》,就有了《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于是,就又有了对宋玉《风赋》的联想和引用。但是,对于宋玉《风赋》中“雄风”、“雌风”、“快哉风”这样一组母题,苏辙和苏轼引用的目的似乎有些细微的差别。
      苏辙引宋玉的“雄风”、“雌风”入《黄州快哉亭记》,否定了宋玉的说法,认为“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人应该“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苏辙用“不以物伤性”来安慰同是贬谪黄州的张梦得和苏轼,他认为,虽遭贬谪,只要“不以物伤性”,也会有自己的快意人生的。当然,他这样写,也是对苏轼为亭命为“快哉亭”原因的说明。
      密州快哉亭:第一个快哉亭在密州。大约建于熙宁八年(1075)秋至熙宁九年十一月之间。这是一个饯别用的亭子。苏辙《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有“景物为公争自致,登临约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赋,更拟兰台诵快哉”的记叙。
      徐州快哉亭:第二个快哉亭在徐州。据贺铸《快哉亭》诗序云:“熙宁末,魏郡李公持节来此,构亭于城隅之上。郡守眉山苏公命名曰:快哉亭。”诗描写快哉亭“飞亭冠城隅,空阔延四望。”
沧海桑田,九百年后,神州大地仅留下徐州快哉亭,其余两个快哉亭已在历史的画廊中消失。我们已无法去观赏那两个快哉亭的芳容。
      黄州快哉亭:第三个快哉亭在黄州。元丰元年(1083)闰六月,张怀民在新盖的房子附近建了一个亭子,请苏东坡命名。东坡作《水调歌头· 落日绣帘卷》记其事。这是东坡唯一一篇为“快哉亭”留下的文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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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庙祈雨回阳春亭有怀》
作者: 薛能 年代:唐代
南荣轩槛接城闉,适罢祈农此访春。九九已从南至尽,芊芊初傍北篱新。
池中水是前秋雨,陌上风惊自古尘。欲召罗敷倾一盏,乘闲言语不容人。
《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作者:苏辙 年代:宋代
槛前潍水去沄沄,洲渚苍茫烟柳匀。万里忽惊非故国,一樽聊复对行人。
谢安未厌频携妓,汲黯犹须卧理民。试问沙囊无处所,于今信怯定非真。
《登快哉亭》 
作者:陈师道 年代:宋代
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夕阳初隐地,暮霭已依山。
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登临兴不尽,稚子故须还。
《病后登快哉亭》
作者:贺铸 年代:宋代
经雨清蝉得意鸣,征尘断处见归程。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
鸦带斜阳投古刹,草将野色入荒城。故园又负黄华约,但觉秋风发上生。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金风送爽小窗开,漫步亭边亦快哉。碧水潜流盛不断,荷香四溢骚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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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故黄河风光带·古黄河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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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故黄河风光带·古黄河公园

      故黄河公园是徐州人民改造故黄河的杰作,是徐州人民的骄傲。公园贯穿古城,全长7公里,绿化面积157.6亩,为开放式的大型公共绿地。故黄河公园,北起合群桥,南至鸡嘴坝,横贯市区庆云、济众、和平等9座大桥和中山、淮海、建国等市区7条主干道,全长6313米,宽20米,花坛166个,乔灌木90225株,树种50多个,游园道路8000余米,绿化面积157.6亩。林带面积43亩,每年播种花草30多亩。昔日的黄河故道,而今如绿色玉带,沿碧水清波绕系城区腰间,成为徐州市重要的风景旅游带。

 

      古黄河公园,位于古黄河风光带。古黄河公园100多种植物让人满眼绿色,一组组明清仿古建筑增添了亮丽风景,人们享受着幽静和雅致,其乐融融、流连忘返。
      公园广场,以绿草为主,辅以绿树香花,更加清幽淡雅;双亭为首,曲桥做身,相连婉延,尤如卧龙; 以竹桥相连的河心子母岛,“仙鹤”昂立,“麋鹿”成群,相互依偎,情意拳拳;水面上游船穿梭,宛若鱼儿畅游,更给人以动感的享受。黄河路西面的河滨公园也是古黄河风光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内十二生肖石像栩栩如生,彩色喷泉吐出道道彩虹。晚上,公园彩灯显亮,人们在这里休闲娱乐。

      解放以前:徐州,地处沂、沭、泗诸水下游,历史上汹涌的黄河给沿岸人民带来无数沉重的灾难 ,徐州人民饱受水害之苦。公元1875年,黄河在徐州留下了一条故道,由于黄河故道河床高出地面,堤岸残破,河道淤塞,每逢汛期,故黄河水位高出地面3至7米,严重威胁着市区人民的财产安全。为此,徐州人民曾经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宋知州苏轼、明总理河道潘季训治水保城的业绩和佳话。 但在生产力低下的旧社会,根治黄患,人们只能寄"苏姑显灵"、"铁牛镇水",而故黄河,犹如一条巨大的水袋,千百年来悬吊在徐州人民头顶,随时都有浇顶之灾。
      解放以来:水患不除,寝食难安。解放以来,徐州市委、市政府本着"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方针,先后对河床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五十年代末基本控制了水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人民政府决心从根本上治理故黄河,变水患为水利,一方面对河床进行疏浚、加宽、复堤、砌石挡水,一方面铺路架桥,河岸广植花草树木,大搞绿化,开始了新的黄河综合治理工程。经过十余年建设,一个绿树成荫,四季常青、景点相连、景色宜人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呈现在市民面前。

      故黄河赋:襟带飘舞,柔情大郡雄性;虹桥德厚,广济彼岸众生。云气滞尘,润泽老城繁华;水烟吐雾,妆点午夜梦景。黄楼傲岸,彰显美政正气;子房碑立,垂范俯仰从容。秀美云龙名片,焕然古河逸兴。
      溯源盛汉,九曲若即若离;过往千载,旧事非梦非烟。三面绕孤,千绕挟城;泥沙累淤,高势独擅。河悬若口,地禀利患。四围青山,水润徐州地灵;汴泗交汇,一泄过客灵感。因渠以溉,水过绿岸;借舟而利,河漕扬帆。京杭桨楫,泛境影留;八方通衢,五省系联。花好月满牌楼,人间美境长传。
      至若运积风雨,天漏莫补;螺蚌入塌,蛟螭飞舞。波涛三揖龙山,水患几时去除。汉武遥临,悲泣责问河伯;东坡筑堤,慷慨为民作赋。束水攻沙,潘公借力自然;御阅堤防,乾隆忧思朝暮。往事已然飘渺,胜迹长铭石柱。逮夫浊浪北折,黄沙飞舞朝暮。其后间生水事,百姓举头眉蹙。鉴夫禹帝安澜,谋乎长久;根绝泛滥,变堵为疏。于是拓两岸,浚河床,固旧堤,高石筑。天途飞架城区,柏油翻新公路。广植水草木花,百里顿现澄绿。
      尚记城市工业,发展抛开灵魂。垃圾堆云,污染沿途胜景;废烂集山,臭浑一路人文。更有屎尿,腥臊阑干;鱼虾漂浮,掩鼻莫闻。曦照罕见生机,暮色漫卷风尘。徒念显红淑气,那堪美境沉沦。于是当轴决断,壮士断腕;高瞻远谋,擘划细缜。植木引凤,爪牙跨海清淤;封堵排口,截污网管缤纷。南接云湖,北注运河;放生万亿,荡漾芳芬。波翻潋滟重现,澄澜清澈迷人。
      余谓主城之胜,集于古老之河。天然瑶池,一城分岭两区;生态长廊,满目桃源生活。波扬绿澜,映尽人间繁华;虹架天衢,浑连来往绎络。高耸楚汉雄风,雕塑林立;彰显九畴底蕴,浮墙丛错。广场绿匀,朝阳伴宝剑共舞;佳苑碧茂,黄莺与秧歌齐和。神借苍生清幽,全仰逶迤水德。待夫波恍街灯潋滟,月铺华彩秀色。早忘今夕何夕,岂辨人间碧落?
      追思往日,往事只增感慨;展望未来,古河大业可为。想夫长江之水可饮,秦淮之景可期。水上巴士,分忧人潮之流;堤岸琴戏,声漫舟客之怡。伏羊蛇汤,沾饮彭祖福寿;剪纸香包,尽获驴友恋迷。棋牌钓钩,堪叹城中闲处;茶楼艺馆,真乃江南美地。若乃波荡大龙蒹葭,澜照新区胜概,则满城皆活矣!
      乃作铭曰:巍巍云龙,万古流风。烽火燎炙,黄河俯冲。九畴天下,七劫古城。多难兴邦,山河重整。谐和自然,利害变通。故道新景,一弯碧清。旖旎繁华,泽润生灵。文化走廊,养心旅程。人间福地,万种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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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故黄河风光带·黄楼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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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故黄河风光带·黄楼公园
      故黄河公园贯穿古城,全长7公里,绿化面积157.6亩,为开放式的大型公共绿地。北起合群桥,南至鸡嘴坝,横贯市区庆云、济众、和平等9座大桥和中山、淮海、建国等市区7条主干道,全长6313米,宽20米,花坛166个,乔灌木90225株,树种50多个,游园道路8000余米,绿化面积157.6亩。林带面积43亩,每年播种花草30多亩。昔日的黄河故道,而今如绿色玉带,沿碧水清波绕系城区腰间,成为徐州市重要的风景旅游带。

      看到黄楼了......
 

      徐州,地处沂、沭、泗诸水下游,历史上汹涌的黄河给沿岸人民带来无数沉重的灾难,徐州人民饱受水害之苦。公元1875年,黄河在徐州留下了一条故道,由于黄河故道河床高出地面,堤岸残破,河道淤塞,每逢汛期,故黄河水位高出地面3至7米,严重威胁着市区人民的财产安全。为此,徐州人民曾经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宋知州苏轼、明总理河道潘季训治水保城的业绩和佳话。 但在生产力低下的旧社会,根治黄患,人们只能寄"苏姑显灵"、"铁牛镇水",而故黄河,犹如一条巨大的水袋,千百年来悬吊在徐州人民头顶,随时都有浇顶之灾。
      水患不除,寝食难安。解放以来,徐州市委、市政府本着"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方针,先后对河床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五十年代末基本控制了水患。对河床进行疏浚、加宽、复堤、砌石挡水,一方面铺路架桥,河岸广植花草树木,大搞绿化,开始了新的黄河综合治理工程。经过十余年建设,一个绿树成荫,四季常青、景点相连、景色宜人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呈现在人们面前。





      治水纪念物之黄楼:故黄河公园至庆云桥有三处徐州人民治水纪念物,即牌楼、黄楼和镇水铁牛。黄楼为彭城五大名楼之一,始建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建筑规模宏大,面临大河,气势雄伟,外涂黄土,名曰"黄楼",取"以土胜水"之意。黄楼因有苏轼率全市军民抗洪、建楼镇水之说,历代文人登临怀古,题咏歌颂者颇多。镇水铁牛。在牌楼附近的墙基上,原铸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亦是徐州人民希冀根治水患和饱受水患的见证。
      黄楼屋檐下匾牌上“黄楼”二字为苏轼亲手所书,正门两边书写着两副对联——“湖山共唱黄楼赋,天地同怀苏子功”和“江山信美黄楼千载雄三楚 人物风流赤县万民忆二苏”,表达了数代彭城人对苏子的怀念。

      黄楼故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现重修位于今黄河南路,庆云桥东,故黄河公园内,坐落于故黄河南岸大堤上。为北宋苏轼所建,是徐州五大名楼(即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之一。
      黄楼曾是西楚故宫。公元前206年4月,项羽在秦末战争中获胜,大会诸侯,分封了18个王,他自称西楚霸王,故称其居住的地方为西楚故宫。唐、宋两代,西楚故宫成为当时的刺史衙门,北宋时苏轼来徐州任知州,因建
造黄楼缺少材料,将故宫拆除。他在答范纯甫诗中有:“重瞳遗址已尘埃,唯有黄楼临泗水”之句,即指此事。
      据宋苏辙《黄楼赋》载: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黄河决口,水及彭城下。苏轼适为彭城守。水未至,苏轼使民具畚锸,畜土石,积刍茭,完窒隙穴,以为水备,故水至而民不恐。及水至城下,苏又以身帅之,与城存亡,故水至而民不溃。水退又请增筑徐城,故水既去,而民益亲,于是在城的东门筑大楼,垩以黄土,曰:“土实胜水。”徐人相劝成之。后苏辙﹑秦观等都曾登黄楼,览观山川,吊水之遗迹,作黄楼之赋。后以“黄楼”为登览山水,赋诗作文,以颂功德的典实。
      2007年,对黄楼进行了改造,黄楼公园往东和往北扩大面积,公园面积在原来的5031.34平方米的基础上,增加了995.2平方米。

      《黄楼赋》秦观:惟黄楼之瑰玮兮,冠雉堞之左方。挟光晷以横出兮,千云气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达而无旁。斥丹艧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环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冈陵奋其攫拿兮,溪谷效其吐吞。览形势之四塞兮,识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遗公兮,慰平日之忧勤。繄大河之初决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摇以东下兮,纷万马而争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过而垂延。微精诚之所贯兮,几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远兮,固前识之所羞。虑异日之或然兮,复压之以兹楼。时不可以骤得兮,姑从容而浮游。傥登临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觞酒醪以为寿兮,旅肴核以为仪。俨云髾以侍侧兮,笑言乐而忘时。发哀弹与豪吹兮,飞鸟起而参差。怅所思之迟暮兮,缀明月而成词。噫!变故之相诡兮,遒传马之更驰。昔何负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岂造物之莫诏兮,惟元元之自贻。将苦逸之有数兮,畴工拙之能为。韪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险而皆宜。视蚊虻之过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从公游于斯楼兮,聊裴回以徜徉。
      秦观: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熙宁十一年(1078年)作《黄楼赋》,苏轼赞他“有屈宋之才”。元丰七年(1084年)秦观自编诗文集十卷后,苏轼为之作书向王安石推荐,王安石称他“有鲍、谢清新之致”。 因秦观屡得名师指点,又常与同道切磋,兼之天赋才情,所以他的文学成就灿然可观。后于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哲宗于绍圣元年亲政后(1094年)“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秦观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即位后秦观被任命为复宣德郎,之后在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
      《黄楼赋 并序》苏辙: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河决于澶渊,东流入钜野,北溢于济,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适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锸,畜土石,积刍茭,完窒隙穴,以为水备。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东西北门,水皆自城际山,雨昼夜不止。子瞻衣制履屦,庐于城上,调急夫,发禁卒以従事,令民无得窃出避水。以身帅之,与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溃。方水之淫也,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习水者浮舟楫,载糗饵以济之,得脱者无数。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渊,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渊诚塞,徐则无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请增筑徐城,相水之冲,以木堤捍之,水虽复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亲。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楼焉,垩以黄土,曰:“土实胜水。”徐人相劝成之。辙方従事于宋⒃,将登黄楼,览观山川,吊水之遗迹,乃作黄楼之赋。其辞曰:子瞻与客游于黄楼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叹曰:“噫嘻殆哉!在汉元光,河决瓠子,腾蹙钜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余岁。下者为污泽,上者为沮洳。民为鱼鳖,郡县无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东方,哀民之无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负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伤之。
  嗟惟此邦,俯仰千载,河东倾而南泄,蹈汉世之遗害。包原隰而为一,窥吾墉之摧败。吕梁龃龉横绝乎其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水洄洑而不进,环孤城以为海。舞鱼龙于隍壑,阅帆樯于睥睨。方飘风之迅发,震鞞鼓之惊骇。诚蚁穴之不救,分闾阎之横溃。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缩以自退。栖流枿于乔木,遗枯蚌于水裔。听澶渊之奏功,非天意吾谁赖?今我与公,冠冕裳衣,设几布筵,斗酒相属,饮酣乐作,开口而笑,夫岂偶然也哉?”
      子瞻曰:“今夫安于乐者,不知乐之为乐也,必涉于害者而后知之。吾尝与子冯兹楼而四顾,览天宇之宏大,缭青山以为城,引长河而为带。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斾斾。画阡陌之従横,分园庐之向背。放田渔于江浦,散牛羊于烟际。清风时起,微云霮(上雨下对)。山川开阖,苍莽千里。东望则连山参差,与水背驰。群石倾奔,绝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纷披。鱼鳖颠沛,没人所嬉。声崩振雷,城堞为危。南望则戏马之台,巨佛之峰,岿乎特起,下窥城中,楼观翱翔,嵬峨相重。
  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骈洲接浦,下与淮通。西望则山断为玦,伤心极目,麦熟乔秀,离离满隰。飞鸿群往,白鸟孤没。横烟澹澹,俯见落日。北望则泗水湠漫,古汴入焉,汇为涛渊,蛟龙所蟠。古木蔽空,乌鸟号呼。贾客连樯,联络城隅。送夕阳之西尽,导明月之东出。金钲涌于青嶂,阴氛为之辟易。窥人寰而直上,委余彩于沙碛。激飞楹而入户,使人体寒而战栗。息汹汹于群动,听川流之荡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饮千石,遗弃忧患,超然自得。且子独不见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则项籍、刘戊,后则光弼、建封。战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长啸,风动云兴。朱阁青楼,舞女歌童。势穷力竭,化为虚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盖将问其遗老,既已灰灭而无余矣。故吾将与子,吊古人之既逝,闵河决于畴昔。知变化之无在,付杯酒以终日。”
  于是众客释然而笑,颓然而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
      治水纪念物之铁牛:"文革"中被毁。1985年重铸,仍置旧址。1987年园林部门又在黄河迎春桥头竖起一尊8吨重的铜牛,其形象雄姿勃勃,昂首高吼,象征着历代徐州人民战胜故黄河,拓荒进去时代精神。




       鸡嘴坝水面宽阔,风景迷人,西岸广植花草,雪松滴翠,杨柳依依。东岸幢幢高楼错落有致,色彩明快。阳春三月,紫荆绯红,迎春绽金,草坪如茵,河水凝碧,一派盎然生机。
      河心显红岛,为纪念苏姑"舍身退水"而建。苏姑,宋苏轼幼女。相传苏轼值徐州时,值大水围城。苏轼祈祷河神,河神托梦要送一位年轻美貌女子方可退水。苏轼幼女苏姑依然月上城堞,跳向洪水之中,大水遂退。苏姑红鞋在此现出水面。后人为了纪念她,在河中建一鞋状小岛,故名"显红岛"显红岛周围遍植垂柳、黄杨及其他花草灌木,给波光粼粼的水面平添了几分情趣,也给故黄河两岸的人民留下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显红岛以北和平桥至合群桥河道西侧,各式花架相连,长廊花坛错落有致。沿河玉兰园、老年园、青年园、儿童园、迎春园、畔园依次展开,园园有别,处处相异。花草树木异彩分呈:玉兰,亭亭玉立;木槿,婀娜多姿;丝兰,晶莹碧透......到处花坛锦簇,犹如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长卷。

      问月舫:为两层的水泥和木质建筑,形似一艘美丽的画舫,建于故黄河之中,可以顺着亲水平台拾级而上,上面的对联“移舟邀月近 把盏映星多”让人对夜晚的景色多了几分想象。站在问月舫上,可以清楚地欣赏到岸边的三幅巨型壁画,反映的是苏轼带领老百姓治水和兴建黄楼的情景,并刻有《黄楼赋》的段落。







 

      治水纪念物之牌楼: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1818年),1987年11月重建,为三开间牌坊式结构,耸立于庆云桥东侧,牌楼雕梁画栋,四角飞檐,上覆绿釉筒瓦,横额两面题书,一为"大河前横",一为"五省通衢"。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附:苏东坡与徐州的故事
  苏东坡是徐州人民心中的丰碑,徐州也是东坡功绩辉煌之地,至今在徐州都流传着这一样一句话:“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苏东坡在徐州当任知州仅仅两年,却多次挽救彭城于危难之中,通过苏东坡广施仁政,给徐州带来了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的祥和局面。
  徐州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与苏轼有关:云龙山上的放鹤亭、故黄河沿岸的黄楼、快哉亭以及苏堤、燕子楼等等,而且还对徐州风土民情有着美好的记述,传承着徐州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苏东坡在徐州为官期间,抗洪水,建黄楼;祈雨劝农,抗春旱;找煤田,利国铁;医病囚,改弊政;兴旅游,弘文化等,展示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
  历史上做过徐州“父母官”的人不计其数,惟有徐州使君、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虽然只做了短短的两年知州,却赢得了徐州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抗洪水 建黄楼
  苏东坡初至徐州,就面临突发洪水的严峻考验,危急关头苏轼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亲赴抗洪一线,与彭城父老筑堤抗洪,经过东坡的精心布置与多方协调,徐州终得保全,为此苏东坡与徐州百姓还建筑黄楼以表纪念。体现了作为地方官的苏东坡忠心事民、一心向民的为官原则。
  入秋之后,徐州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水。上游的澶州黄河决口,洪水咆哮而下,徐州城南的清河一夜暴涨。其时又逢暴雨,洪水抵徐州,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并且水势凶猛,飞溅的浪子或要把城墙冲垮。若城墙一倒,徐州城几万百姓难免灭顶之灾。城内早已人心惶惶,不少富裕百姓争着出城避水。东坡当机立断,下令劝阻逃离的富人,同时向百姓们保证:“我在城在,决不让徐州毁于洪水!”百姓们听了稍稍宽了心,紧张的气氛也有几分好转。
  苏东坡又亲赴军营,动员禁军参加抗洪。按宋代制度,知州无权调动禁军,禁军由皇上直接指挥。东坡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禁军为太守的精神所感动,“太守犹不避涂潦”,愿意与之并肩作战。东坡率领兵卒拿着畚锸出去,筑起了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长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抗洪期间,东坡布衣草履,结庐城上,三过家门不入。终于,十月初五,黄河回到旧水道,被洪水包围了45天的徐州终得解脱,百姓欢声雷动,朝廷颁赐重奖。
  此外,洪水退后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増筑“外小城”,以加固内城。次年二月,朝廷拨与苏轼三万贯,一千八百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用于城防建设。为纪念此次抗水经历,又于城东门建筑高楼,涂上黄土,名之曰“黄楼”,意以黄色代表五行中的土,土能吸水,水来无患,并题名“黄楼”以志纪念。
  如今的徐州,街道敞亮,高楼林立,车行人往,繁花似锦,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依山傍水,隐于连绵起伏、松柏叠翠的山峦之中,势若龙盘。而苏东坡当年所建的黄楼,已成为这座城市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见证。仰望着它,仿佛耳边回荡着一种强烈洪水冲撞徐州古城墙的怒号,眼前浮现出东坡振臂高呼的雄姿。可以说,黄楼,不仅是苏东坡守徐州的政绩象征,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给后世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祈雨劝农 抗春旱
  北宋神宗时期,徐州灾害不断,刚发过大水,次年即元丰元年又遇旱灾,徐州百姓再次经受严峻考验。苏东坡悯民悲苦,不仅祈雨于民,为民请命于天,还兴修水库、劝课农桑,通过实际行动来切实缓解旱情。两次大灾,苏东坡皆与徐州百姓同心协力共同应对,东坡在徐州百姓心中的位置更加重要了。
  元丰元年春天,洪水退去不久,徐州又逢大旱,对于此次旱情,苏东坡在《徐州祈雨青词》中有所描述,“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并写道:“臣等恭循旧章,并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数,非鬼神之得专。是用稽首告哀,吁天请命。若其赋政多辟,以谪见于阴阳;事神不恭,以获戾于上下,臣实有罪,罚其敢辞。小民无知,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分敕山川之神。朝阶齐寸云,暮洽千里。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春耕时节,为了让老百姓早日栽种,苏东坡又去祈雨,幸运的是,果然下雨了,解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
  为了让徐州老百姓长久地免除旱灾,苏东坡在祈雨同时,亦因地制宜,踏看水源,征集民夫,修筑池塘、水库,在东坡与徐州百姓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此后不久又下了一场雨,徐州旱情有了很大缓解。夏初,麦浪喜人,苏东坡往徐州城外二十里的石潭谢雨,沿途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惭愧今年二麦丰,千岐麦浪舞晴空。”苏东坡喜不自胜,满怀深情地写下五篇《浣溪沙》,来描绘这幅仲夏丰收的场景。这种感情的自然流露,恰恰反映了东坡爱民如子以及与民众同甘共苦的真实心境。
  查石炭 利国铁
  徐州的冬季大雪过后,往往柴薪奇缺,出现“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的局面。如何解决徐州居民冬季的烧柴困难,一直是萦绕苏东坡心头的一件大事。
  经过反复考察、细致勘探后,苏东坡根据徐州地理环境和掌握的线索,派人四处找石炭,终于在白土镇孤山勘探到了石炭,为此徐州百姓欣喜不已,“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解决了民众的冬季燃料问题,民众无忧,苏东坡亦高兴的写下《石炭并引》,以记录这一史实。
  苏东坡知徐州期间,不仅在徐州发现煤田,帮助百姓解决冬季的燃料之需,同时还致力于徐州冶铁业的发展,通过利用煤炭为燃料以提高炉温,进而生产出优良的武器和工具。
  徐州四周诸山盘踞,自古为产铁之区,地处徐州东北的利国驿当时就有三十六冶之称,但燃料问题很困难。诗中“北山顽矿”即指利国铁矿,苏东坡发现石炭之后,北山的铁矿也可以用本地的煤炭作为燃料冶炼,这对于提高冶铁质量,进而制造优质武器,以战胜北方边境来犯敌人具有重要意义。苏东坡在《徐州上皇帝书》中专门谈到利国的铁矿业,“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可见利国监兵器生产能力之强,利用煤炭为燃料进行冶铁,可以有效增高炉温,进而锻造锋利兵器,来保家卫国,深刻体现了苏东坡的爱国情怀。
  医病囚 治军政
  苏东坡任徐州知府其间,由于连年灾荒,官府横征暴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很多生活不下去的百姓转而成为了盗贼,致使盗贼猖炽,监狱里人满为患。当时的法律规定,囚犯因掠笞致死的,官府要受到重责,然而因为病死在监狱的,官府不负责任。虐待囚犯,不给医药致死的情况很常见,导致很多病囚死于狱中。可以说,当时的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苏东坡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果断上书皇帝,“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窃惧乎狱吏与犯法者旁缘为奸,检视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良可悯焉。”要求追究迫害囚犯的狱吏及县令的责任。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用以加强对狱吏的管束和惩办的办法,间接减轻对囚犯的压迫,保护囚犯的生命和健康。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亲力亲为,关心病囚,提出了一个医疗病囚的具体方法,即对医师进行绩效考核,根据医者诊断的准确率来决定医者所领取的年终粮食,凡病都能准确诊断的为上等,有十分之一不能诊断准确的为次等,有十分之二不能诊断准确的又次一等,有十分之三不能诊断准确的又次一等,有十分之四不能诊断准确的为下等。为此,苏东坡要求每县都要选出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门掌管医疗病囚一事,不得差去做其他事情。在苏东坡的上书和坚强努力下,病囚存活率大大提高,犯人的家属万分感激。
  苏东坡同情啼饥号寒的黎民,哀怜走投无路而触犯刑律的囚徒,表现出他爱民如子的可贵精神。不仅如此,苏东坡还改革陋规,整治地方军政。当时朝廷有一条法令,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差旅费,为筹备盘缠只能借高利贷,回来后还得连本加息偿还,以致上下效仿,克扣军饷,造成军政不修,有的成为逃兵,甚至沦为盗匪,逃兵结伙为盗。苏东坡为肃清盗匪,便从官费中省下几百串钱,专做公差补助金,同时严禁军营赌博酗酒,整治军纪,加强训练。
  兴旅游 弘文化
  苏东坡知州徐州期间,不仅留下许多诗词丰富了徐州文化,更留下不少文物古迹,为今天徐州旅游业带来了丰厚的效益,影响延续至今。
  苏东坡闲暇之余,喜欢饱览徐州的山水风物,如云龙山、桓山、百步洪、戏马台、台头寺、燕子楼……处处留有苏东坡登临凭吊的足迹。在游览的过程中,苏东坡不仅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提出了要保护徐州名胜古迹的计划,以发展人文旅游资源。
  云龙山是徐州的风景名胜之处,更是苏北名山。山海拔142米,山上树木繁茂,翠叶成阴,挺拔天地,粲然四季。远山常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犹如仙境,在云龙山顶端有一座放鹤亭,苏东坡喜欢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姬到放鹤亭饮酒。元丰元年十一月,苏东坡在饮酒之后,诗兴大发,提笔写下《放鹤亭记》使得放鹤亭与云龙山从此闻名于世。
  苏东坡在任时曾有修葺保护徐州古迹的打算,他在《答李昭玘书》中说:“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当时苏东坡已奉命调离徐州,还托人对徐州古迹加以保护,精神十分珍贵。

  苏东坡为徐州人民所付出的心血是天地可鉴的,他为官徐州,给徐州的老百姓带来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和日渐丰裕的生活条件,为此,徐州老百姓铭记于心,世代流传。徐州人民恢复建设了三十余处苏公遗迹,云龙山,百步洪,苏步桥,燕子楼……足以见证,苏东坡在徐州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正所谓“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

 

2016端午徐州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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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近代徐州的两次大的战役——徐州会战、淮海战役的纪念馆都在这里。其实,我更想看的是徐州会战纪念馆,对抗外族侵略才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和值得纪念的丰碑。但淮海战役纪念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显然在规模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历史上徐州发生的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战役就是淮海战役,是决定中国命运,扭转乾坤的一次伟大战役。它以规模大、时间长、歼敌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而闻名于世,被国外享有盛名的军事研究机构列为世界著名战役之一。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自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纵横二三百里的辽阔战场上,60万人民解放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的总前委的卓越指挥下,在543万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谱写了古今中外战役史上最为动人的篇章。此战的胜利,打开了通向国民党首府—南京的大门,决定了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战后,世界著名军事家斯大林曾发出这样的惊叹:“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这里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中心广场,直径一百五十米。整个园林占地77万平方米(约1150亩)共设置大小花坛200多个,种植雪松、侧柏等各种珍贵树木10万余棵。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褒扬战役中牺牲的优秀儿女,1959年4月4日国务院决定在徐州兴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淮海战役纪念馆。八十年代又开辟了徐州双拥陈列馆和党史陈列馆,使这座园林成为一个融现代史,革命斗争史和地方党史为一体的纪念地和园林风景区。纪念塔东南方有淮海战役五前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大型群雕像,每年来此凭吊者络绎不绝。淮塔园林自然景观赏心悦目,粗犷和秀丽熔于一炉,雄壮和典雅汇为一体,各大主建筑独自成景,构成了一个空间辽阔、规模宏大、独具特色、闻名全国的纪念性园林风景区。这里是国家命名的全国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通往纪念塔的主干道宽31米,长250米,共有10个平台,129级台阶组成。台阶全部由花岗岩铺设而成,这一干道的设计也十分巧妙:从下往上看,看到的全是台阶,层层叠叠的踏步如长河奔泻;从上往下看,看到的全是平台,舒缓坦荡,顺山势而下,令人心旷神怡。这里每年都吸引着200多万中外来客凭吊、瞻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也曾来这里瞻仰过。
      祭扫纪念碑需要登上这些台阶,当夏日暴雨时,大水延台阶流下,当时的设计角度特殊,从台阶最底端看到大水形成千米远的水帘,台阶与平台搭配构成的斜面角度是特别计量的。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海战役纪念塔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南郊的凤凰山东麓,是为纪念淮海战役而兴建的。徐州北扼齐鲁,南屏江淮,又处于京沪、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宁失良田千顷,不丢徐州寸土”是过去军事家坚守徐州的信条。历史上徐州地区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战争有300余起,但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它也是三大战役中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消灭国民党军最多、人民支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被誉为世界著名战役之一。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持续66天。在以徐州为中心,纵横二三百公里的辽阔战场上,我军60万人与国民党80万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双方共投入约140余万兵力。其中60万人民解放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前委的卓越指挥下、在543万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浴血奋战,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55.5万人,取得了古今中外战役史上少有的胜利。淮海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南线精锐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打开了通向国民党首府——南京的大门,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为了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15万余人伤亡,其中3万余人为国捐躯,这个数字超过了平津、辽沈战役牺牲人数的总和,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据估算,每激战一昼夜,就有500多名优秀儿女牺牲在这片土地上。
      为纪念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表彰先烈崇高的革命精神,1959年4月4日,国务院决定在徐州兴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1960年4月5日,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在这里隆重举行了有两万余人参加的奠基典礼大会。1965年11月6日,暨淮海战役胜利17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塔高达38.15米,面东朝阳,依山而立,巍峨挺拔,气势雄伟。当年曾以其体量宏大,外观壮美被誉为“亚洲第一塔”。大家请看,塔体正面镶嵌着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镏金大字。九个字的平均高度为1.88米。塔体上端有回形石刻花纹环绕,塔徽由五角星、两支交叉的步枪和松籽绸带组成,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密切合作,共同取得胜利,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及广大人民对淮海英烈的无限缅怀。
      塔座正面的镀金隶书碑文,由陈毅元帅亲自审定的,短短的767个字,高度概括了淮海战役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及胜利的伟大意义,铭记了淮海战役烈士们的丰功伟绩和广大群众奋勇支援前线的英雄事迹。
      塔座背面有奠基文,说明了建塔的始末。

      在塔座南北两侧各有一组大型浮雕,画面高2.6米,总长度为34.5米。右侧是人民解放军一往无前的英雄形象,左侧是人民奋勇支前的壮丽情景。浮雕吸收了中外石刻艺术精华,画面饱满,层次清晰,造型洗练,刚劲朴实,与纪念塔建筑风格十分协调。
      北侧浮雕由27个英雄形象组成,生动细腻地再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不畏艰险,随军转战,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忙支前的感人场面。

      南侧浮雕由28个英雄形象组成,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耐风雪饥寒,架人桥、闯火阵的英雄壮举。



      塔前平台:面积5500平方米,可容纳6000人举行凭吊仪式,每年清明节前后有20余万群众来此凭吊先烈,寄托哀思。
      纪念塔南北西三面的回廊长度为146米,南北回廊2米多高的白色大理石碑上对称的镶刻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淮海战役烈士的题词和三万多烈士英名录。北侧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的题词,南侧有江泽民、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的题词,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淮海英烈的缅怀和对后人的殷切期望。铭刻的烈士英名录共收录31006名,实刻28391名,两侧各有四块无字大理石碑,象征着那些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回廊西面为巨型陶瓷壁画《决战》。壁画长45米,高2.9米,用127个大小不一、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战争画面。































      淮海战役总前委群雕:淮海战役总前委是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淮海前线最高指挥部。由刘、邓、陈、粟、谭五位同志组成,统一指挥我党政军民英勇奋斗,为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表达人民对总前委的缅怀崇敬之情,92年2月,徐州市人民政府开始筹建总前委群雕,96年8月完工,在纪念淮海战役胜利50周年之际(也就是1998年)举行了隆重的落成揭幕仪式。
      淮海战役总前委群雕屹立在塔的南侧。面向东方,背靠凤凰山主峰。前面有鼎式花坛陪衬,后有折型碑墙烘托,两侧有石房石柱拱卫,周围有苍松翠柏环绕,象征着革命家所开创的基业稳如磐石,寓意伟人们的崇高品德为世人敬仰、称颂,激励着后人继承遗志,振兴中华的坚定决心。这个景点总共占地有1万平方米。
      五前委群雕是用70块北京昌平“高粱红”花岗岩雕刻而成。雕塑高7米,宽9.5米,造型浑朴,气派宏大,栩栩如生的再现了当年淮海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五位伟人的光辉形象,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时代特征,刻画了战役指挥员团结战斗,对胜利充满信心的精神风貌。它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伟人群雕。群雕以总前委在淮海战役中唯一的一次合影为蓝本,采取了上实下虚的表现手法,细腻的刻画与自然的虚化相结合,给人以根植大地,稳健雄浑的感觉。这五位伟人身穿冬季戎装,面带威武神韵,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各具特色,形神兼备,个性突出。
      雕像的背面刻着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手稿,后侧的碑墙上铭刻着五前委的生平简介,在人们瞻仰群雕的同时,对总前委成员一生的功绩有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








      这里是原来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它是园林内主要建筑之一,于1965年11月6日落成开放,它坐南朝北,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琉璃瓦顶建筑。纪念馆东西长100米,南北宽45米,总面积2800平方米,正中门廊上方,悬挂着陈毅元帅1965年8月题写的“淮海战役纪念馆”镏金匾式馆标。里面陈列的照片和文物多层次多角度的反映淮海战役的全部过程,说明了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和伟大意义。现在变成了徐州双拥展览馆。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淮海战役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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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

      徐州市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为了纪念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1948.11.6~1949.1.10)的伟大胜利,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英雄们的革命精神而建立的纪念馆。1959年国务院决定兴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1960年奠基,1965年11月6日建成开放,馆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南郊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内。徐州市淮海战役纪念馆已于2007年7月建成新馆,并免费对外开放。全国123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确定,淮海战役纪念馆名列其中。

      淮海战役纪念馆1965年落成开放,馆内陈列面积2800平方米,共展出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及油画、国画、雕塑等2200余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手稿等,曾先后被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淮海战役纪念馆建筑面积3950平方米,馆内陈列面积2800平米,陈列分前厅、序言厅、战役厅、支前厅、烈士厅、后厅六部分,共展出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以及油画、国画、雕塑等2200余件,包括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手稿,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作战用的电台,韩联生等86名烈士的遗像,遗物等。展览文物丰富,重点突出,布局合理,设备先进。
      2007年7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建设的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淮海战役全景画馆建成开放。新馆建筑面积2.56万平方米,陈展面积1.2万平方米,共展出文物、照片、图表近3000件,复原场景9个。全景画《淮海战役》画面周长150米,高20米,运用油画、地面塑型、声光电多媒体技术配合旋转观景平台,展现了淮海战役规模宏大、战场辽阔、战斗激烈、人民支前规模空前的不朽画卷。2009年在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上荣获“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南线主力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歼灭战。战役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英明领导下,浴血奋战,首歼黄百韬兵团与碾庄,继歼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再歼杜聿明兵团于陈官庄,历时65昼夜,共消灭国民党军55万5千余人。纪念馆战役实施部分以大量翔实、珍贵的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和艺术作品,真实再现了淮海战役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示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卓越指挥才能,形象反映了我军指战员英勇无畏、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该馆藏品1.5万多件,其中一级文物79件。共展出文物、照片、图表、美术作品等2000多件。其中有淮海战役总前委用的电台、随军民工之前使用的小竹杆、烈士生前的笔记本等。馆内另设放映厅,放映有关淮海战役的历史影片。专题陈列“徐州双拥陈列馆”,陈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15幅,照片约500幅,实物近40件。
      缅怀先烈厅陈列了86位烈士的生平事迹,遗像和遗物,陈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纪念馆,缅怀先烈的珍贵图片。战役中,3万多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军事指挥员;有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工作者;有视死如归,冲锋陷阵的战斗员,有不畏艰险,保证供给的后勤人员……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奋勇前进。
      烈士英名录中记载着31006名烈士的英名。
      序厅: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建成于2007年7月,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陈列面积1.2万平方米,分为序厅、战前形势、战役实施、战役胜利、人民支前、缅怀先烈六大部分。这里是序厅,雕塑塑造了13个人物,生动展示了淮海战役中我党政军民一往无前决战决胜的精神面貌。







 

 

      前言: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解放军60万大军与国民党军80万人马,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自临城、南达淮河的辽阔战场上,展开了战略决战。历时66天,歼灭国民党军55万5千余人。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战前形势厅......

      战前形势: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经过两年作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使自己转入战略进攻,继而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经过全国各战场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特别是东北的辽沈战役和华东的济南战役,使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迫近的标志。











      美国援助国民党军的武器



      《美式步兵教育纪实》,汇集了美军帮助国民党军训练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天津南开学生《为“六·二”反内战日告全国同胞书》

      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游击队的宣传标语以及使用的印章

      国民党统治区内流通的法币











      国民党八月会议:1948年8月3日至6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史称“八月会议”。会议总结、检讨了过去两年作战的经验与错误,提出下一步作战重点仍放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这是五位核心人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防部长何应钦、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月会议: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九月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从军事、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


















































































































































































































































      总前委蔡洼会议:1948年12月17日至18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首长齐聚安徽省萧县蔡洼村一所普通的民宅中召开会议共商国是。此时,淮海战役已胜券在握,几位首长着重讨论了淮海战役结束后的渡江作战方案,以及部队整编问题。蔡洼会议是一次承前启后、展望未来的回忆,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团结协战的光辉形象。



      阵地新年:为了庆祝1949年元旦,在解放军战壕内文工团员热情洋溢地表演节目,炊事员们将热腾腾的饭菜送上火线,阵地上充满了欢声笑语。于此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军虽然每天出动百余架飞机空投物资,却是杯水车薪,官兵们缺衣少食,冻饿交加,垂头丧气,一派末日景象。



























      全歼杜聿明集团于陈官庄地区:





      华野二纵六师授予十八团炮兵连“密切协同”奖旗













 

      战役胜利厅......















  










 

2016端午徐州行——抗日战争纪念馆·国防教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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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抗日战争纪念馆·国防教育馆

       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园中还有一处值得纪念的展馆,即抗日战争纪念馆,它设立在国防教育馆中。国防教育园 国防园位于园林南部,一期工程占地2万平米,由国防教育馆、兵器陈列场、模拟训练场、军体活动场组成。国防教育馆内设有国防教育厅和电教厅等,五个展厅,通过大量实物、图片和高科技设施,使观众既可学习国防知识,又可亲自参加各种军体模拟活动。园名由刘华清同志题写。 
      展馆前是各类退役的武器装备......

      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是是根据前苏联D-20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仿制而成,1966年生产定型,大量装备部队,是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加农榴弹炮。该炮采用60式122毫米加农炮的炮架,只是将单筒身管更换为152毫米口径的身管,该炮与59-1式130毫米加农炮有60%以上的零部件通用。该炮采用药筒分装式炮弹,配有杀伤爆破榴弹、发烟弹。该炮于60年代末装备陆军军属炮兵和炮兵师,用以压制和歼灭敌生动力量和炮兵武器等装备,破坏野战防御工事,击毁装甲目标。属于中轻型武器运送方便。
      性能参数:行军状态全重:5720千克;战斗状态全重:5650千克;行军状态高:2520毫米;火线高:1220毫米;身管长:4240毫米;初速:655米/秒;最大射程:17404米;最小射程:4400米;直射距离:800米;最大射速:6-8发/分;高低射界:-5度-45度;方向射界:左30右28度;炮班人数:9人
      54 1式122毫米榴弹炮:中国制造,50年代初期研制定型的122毫米牵引火炮,50年代中后期装备部队,用以取代各种旧杂式榴/山炮。本炮系由苏式M-1938式改进而成,使用汽车牵引。是步兵师、军(集团军)属炮兵团基本火炮。每团2-3营(炮24-36门)。70年代开始逐步退役,为54-1式取代。已停产。火炮采用手动螺式炮闩;制退机、复进机分别布置在炮身上、下部;瞄准装置由58式瞄准镜、58式周视瞄准镜组成。该炮配有杀伤爆破榴弹、燃烧弹、烟雾弹、照明弹。
      战术技术性能数据:口径:122毫米;行军状态全重:2500千克;战斗状态全重:2450千克;行军状态长:5900毫米;行军状态宽:1975毫米;行军状态高:1600毫米;火线高:1200毫米;身管长:2670毫米;初速:515米/秒;最大射程:11800米;最小射程:3400米;直射距离:600米;最大射速:5-6发/分;高低射界:-3度-63.5度;方向射界:左右各49度;炮班人数:8人。

      59式130毫米加农炮:1959年产于兵器工业部127厂,按照原苏联M-46加农炮仿制成功。火炮采用单筒身管,装多孔式制退器;手动横楔式炮闩;变后坐制退机,液体气压式复进机,两机分别布置在炮身上、下部,均为杆后坐形式;炮架由摇架、上架、下架、大架和防盾组成,大架装有炮身推拉器,行军时,解脱反后坐装置,将炮身后拉,以缩短火炮行军长度;瞄准部分分为方向机、高低机、平衡机、瞄准装置组成,高低机为单齿弧外啮合式,平衡机为气压式,瞄准装置由瞄准具、周视瞄准镜、直接瞄准镜与照明具组成。全重8.5吨,炮班9人,六轮卡车牵引,射速6-8发/分。最大射程27千米。此后结合了122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加榴炮的炮架和结构设计,使得59式的全重减轻了2.1吨,射速提高到8-10发/分。命名为59-1式。该炮在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表现出来的性能非常优越,火力猛、射程远、命中精度高、使用可靠,受到参战官兵的赞誉。进入80年代,我军又为130毫米加农炮研制了底排弹、底凹弹、子母弹等多种新弹种,最大射程增加到38千米。
      性能参数:口径:130毫米;行军状态全重:8450千克;战斗状态全重:7700千克;行军状态长:11730毫米;行军状态宽:2450毫米;行军状态高:2550毫米;火线高:1380毫米;身管长:6850毫米;初速:930米/秒;有效射程:27400米;最大射程:29150米;最大射速:7-8发/分;高低射界:-2.5度~+45度;方向射界:左右各25度;炮班人数:9人。
      54式122毫米榴弹炮:54式122毫米榴弹炮是根据前苏联M-30式122毫米榴弹炮仿制而成,于1954年定型并装备部队,其改进型54-1式1966年设计定型,1981年生产定型,该炮现已被83式122毫米榴弹炮代替。中国制造,50年代初期研制定型的122毫米牵引火炮,50年代中后期装备部队,用以取代各种旧杂式榴/山炮。本炮系由苏式M-1938式改进而成,使用汽车牵引。是步兵师、军(集团军)属炮兵团基本火炮。每团2-3营(炮24-36门)。70年代开始逐步退役,为54-1式取代。已停产。火炮采用手动螺式炮闩;制退机、复进机分别布置在炮身上、下部;瞄准装置由58式瞄准镜、58式周视瞄准镜组成。该炮配有杀伤爆破榴弹、燃烧弹、烟雾弹、照明弹。
      性能数据:口径:121.92毫米;行军状态全重:2500千克;战斗状态全重:2450千克;战斗状态长:6.02米;战斗状态火线高1.2米;行军状态长:5900毫米;行军状态宽:1975毫米;行军状态高:1600毫米;火线高:1200毫米;身管长:2670毫米;初速:515米/秒;最大射程:11800米;最小射程:3400米;直射距离:600米;最大射速:5-6发/分;高低射界:-3度-+63.5度;方向射界:左右各49度;炮班人数:8人;牵引工具:解放CA-30;牵引长:12.8米;榴弹全重:27.36公斤;杀伤面积:40X20平方米;弹药基数:80发 
      这种榴弹炮是保卫共和国30年的明星炮。1954年式122毫米榴弹炮是新中国军工部门在1954年仿制生产的第一种大口径榴弹炮,作为解放军师属火炮中的骨干,曾大量生产并装备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长述30余年之久。退役后,有为数众多的该型火炮被部队捐赠到全国各地的省市博物馆、纪念馆等用于展览展示。由于它与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M2A1105毫米榴弹炮外观相似,所以在众多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影视剧中它常常作为“替身”亮相,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无论在军队还是在民间,其知名度颇高,被称为“明星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装备的绝大部分武器均从敌人那里缴获而来,种类繁杂、出产国众多,戏称“万国牌”。这种状况为武器的使用、维护造成严重困扰,有的零件损坏了无法修理,或者缴获来的弹药打完了,自己不能生产,花钱也买不来,以致于许多装备成了摆设。鉴于此,我国与苏联达成协议,引进苏制武器装备以替换我军的旧杂式武器,由此开始了我军装备制式化建设之路。
      但是,中央决策者也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不能单纯依靠从国外购买,一则花费巨大,二则受制于人。于是决定国防建设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在购买的同时也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1951年5月25日,由徐向前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出访苏联。抵苏后与苏方几经谈判,直到10月18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在1952年初派出乌达洛夫为首的5人专家组来中国考察了3个月。参考苏方专家组的意见,5月21日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决定利用苏联提供的图纸资料自行仿制15种陆军武器,其中就包括苏制1938年式122毫米榴弹炮。
      1938年式122毫米榴弹炮于1940年开始定型生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经实战检验,这是一种可靠耐用的武器,并根据实战中发现的问题,做了许多改进完善。这种炮在当时属于主流火炮,比较先进,是苏军的主力装备,而且大量出口到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许多国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曾经从苏联购买了一批此型榴弹炮装备志愿军炮兵。虽然苏方提供给我们的是二战中使用过的旧炮,但是志愿军炮兵使用后反映此炮确实可靠、耐用、射击精度良好,所以我国选择其最终改进型进行大量仿制生产也在情理之中了。
      于是,决定由齐齐哈尔的国营127厂承担仿制此炮的任务。1952年下半年,苏联的图纸资料陆续到来。在完成翻译整理后,127厂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试制生产,于1954年9月试制生产出第一批成品。10月25日,毛主席为此亲笔签署了嘉奖信,勉励127厂全体职工尽快生产出合格的火炮。中国仿制生产的榴弹炮通过定型验收后,正式定名为“1954年式122毫米榴弹炮”(以下简称54式榴弹炮)。由于后来127厂又承担了新型远程火炮的试制生产任务,便将54式榴弹炮的生产调整到了位于太原的247厂。
      54式榴弹炮的仿制成功,使我军拥有了可靠的火力保障。源源不断生产出的火炮装备驻防于全国各地的炮兵部队,经受住了南疆湿热、北国严寒等的考验。金门炮战、对印自卫还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等多次大小战役都有它的身影。由于我国新型122毫米火炮研制进度缓慢,54式榴弹炮在我军服役达30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陆续退出现役,被新型火炮取代。大部分54式榴弹炮转入预备役部队继续使用,少部分作为国防教育的展品在我国各地博物馆、纪念馆中继续发挥着余热。

      56式85毫米加农炮:56式85毫米加农炮是前苏联D-44式85毫米加农炮的改进产品,1956年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装备部队,主要用于反坦克。 该炮采用带大侧孔冲击式炮口制退器的单筒身管、半自动立楔式炮闩、筒后坐液压节制杆式制退机和液体气压式复进机;炮架部分由筒形摇架、拐脖式上架、下架、防盾、管式大架和滚轮组成;采用蜗杆式方向机、蜗轮自锁单齿弧外啮合式高低机,平衡机为气压式;采用海绵橡胶车轮和半轴扭杆式缓冲器。瞄准装置包括有58式周视瞄准镜、56式直接瞄准镜和标定器。配用破甲弹、碎甲弹、穿甲弹、榴弹。
      性能数据:行军状态宽:1730毫米;行军状态高:1420毫米;炮身长:4685毫米;后坐长:580-660毫米;全弹重: 666千克;破甲弹:12.61千克;榴弹:16.15千克;破甲厚度:100毫米/60度(破甲弹);初速: 9+999千米
气缸尾翼破甲弹:845米/秒;碎甲弹:730米/秒;全装药:793米/秒;射速:15-20发/分;最大射程: 6666米;全装药榴弹:15650米;碎甲弹:7600米;直射距离:气缸尾翼破甲弹:945米;曳光尖头穿甲弹:900米;曳光高速穿甲弹:1200米;高低射界:-7度-35度;方向射界:54度;炮班人数:8人

      歼-6战斗机:是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工业公司制造的单座双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前线局部制空权,也可执行一定的对地攻击任务。歼-6是中国根据前苏联米格-19仿制和发展的制空战斗机,1958年初开始研制,1960年投入批生产,1964年首批歼-6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到1983年停产,共生产了5205架。该机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中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在各次实战中,歼-6共击落20多架各型战机,而自己没有一架被击落。2010年6月12日歼-6战斗机正式退出中国空军装备序列 。



      T-63式水陆两栖坦克:中国63A水陆两栖坦克(也即是它的制造业者指定为ZTS-63 A)是63式水陆两栖坦克的一个根本地改良的改型。由于一门新的105毫米火炮升级,用计算机处理火控和一台新的发动机,中国63A水陆两栖坦克集多种材质用工艺精心制作而成,车体及炮塔均为合金制造,炮塔可360度旋转,炮口能上下摆动,履带、车轮均可以灵活转动,所有舱门均可以灵活转动,所有舱门均可打开,防浪板可以自由打开或关闭,中国63A水陆两栖坦克为水陆两栖攻击操作用于代替过时的63式。大约几百辆被PLA地面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在台湾海峡附近部署。
      系统参数:坦克乘 员:4人;火 炮:105毫米线膛炮,可发射穿甲弹、破甲弹、碎甲弹;并列机枪:7.62毫米;高射机枪:12.7毫米;弹药基数:炮弹:44发;7.62毫米弹:2250发;12.7毫米弹:500发;发 动 机:1台1215L-7BW式涡轮增压柴油机。;发动机功率:580马力;浮力储备系数:32%;抗风浪能力:5级风4级浪;最大行程:500公里;最大爬坡度:32°;战斗全重:18.7t ;最大陆地速度: 64km/h;单位功率:21.39kw/t;主炮:85mm线膛炮;1x12.7mm 高射机枪;1x7.62mm并列机枪。
      中国63A水陆两栖坦克是中国继63式水陆坦克之后自行研制成功的水陆两栖坦克。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63海改”水陆两栖坦克的基础上研制了63A水陆两栖坦克,这是近年来世界上研制的唯一一型水陆两栖坦克,其换装了炮塔,加大了车体,加强了装甲防护,采用了新型火炮,整体性能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63式107毫米12管火箭炮:中国的63式107毫米火箭炮看起来有些简陋,粘上泥土后竟然分不清是兵器还是农具,和高科技、数字化更沾不上边。尽管其貌不扬,但在其服役期间的50多年中,却屡屡创出另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至今,使用它的武装力量遍布世界各地。火箭炮界的“AK-47”。
      规格参数:口径:107毫米;行军状态全重:385千克;战斗状态全重:613千克;行军状态长:2600毫米;行军状态宽:1400毫米;行军状态高:1100毫米;定向器长:900毫米;全弹重:18.8千克;初速:31.4米/秒;最大飞行速度:372米/秒;最大射程:8500米;发射间隔0.6-0.8秒;高低射界:0度-60度;方向射界:左右各15度;炮班人数:5人。
      实战威名:2005年10月14日,两架英国的“鹞”式战斗机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的美军基地遭到火箭炮的袭击,一毁一伤。这是自2001年美军进入阿富汗以来,联军战斗机首次被击毁。无独有偶,仅在2个月前,停泊在约旦亚喀爸港的美军两艘大型军舰“阿希兰”号与“奇沙治”号遭到火箭炮的袭击。“阿希兰”号两栖登陆舰差一点被击中,火箭弹越过舰艏,将码头的仓库屋顶炸出一个直径2.5米的大洞。两艘美舰立即逃出港口。与此同时,以色列挨拉特市机场遭到火箭炮攻击,这里距离美军向伊拉克运输物资的后勤中心亚喀巴港只有15千米。约旦官方介绍说,袭击者从距离港口8公里远的亚喀巴市郊贫民区一间山顶仓库向美军战舰发射了3枚火箭弹。那是一座两层建筑。袭击者在2楼房顶上辟出一个一平方米的天窗。
      看到这些报道,内行人都明白107毫米火箭炮又发威了。通常,人们将 AK-47突击步枪,RPG-7火箭筒和107毫米火箭炮并列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三种常规武器。尽管美军心理战部门通过媒体大肆宣传这三种武器是“低技术、低价格、低素质人员使用”的三低武器,但在越战和伊战中,这些装备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战术上讲,AK-47、RPG-7和107毫米火箭炮各有分工。对于 300米以外的目标,只有107毫米火箭炮简单实用,廉价可靠的武器。在战场上和107毫米火箭炮交过手的美军一线官兵普遍对这种外形简陋的东方火箭炮心怀敬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非常注意收缴这三种武器。
      横空出世的107毫米火箭炮:中国研制火箭炮比苏联晚的多,但却比西方预计的要早。1948年解放军专家钟林在河北组建了火箭技术室,开始研制A3式6管102毫米野战火箭炮,后转五二工厂继续研制。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天,该炮在北京卢沟桥地区进行了汇报表演,朱德总司令大加赞赏。1951年,中国研制成功427式和488式102毫米火箭弹,最大射程5公里。由于后来中国统一采用苏制装备,也就是所谓的“制式化”,该野战火箭炮没有列入装备序列而转交越军,但它毕竟使中国火箭炮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0世纪50 年代末,八四七厂吉松英等开始试制8公里野战火箭炮,八零三厂等单位有杨荫桐主持开始研制火箭炮使用的火箭弹。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反复实验,于1963年设计定型1963式107毫米火箭炮。该炮有12个发射管,在7-9秒内可以完成一个齐放,火力极为猛烈。
      火箭炮发射的火箭弹是靠自身发动机的推力飞行,不需复杂的反后坐装置,所以发射装置结构简单轻便。107毫米火箭炮设计合理,这方面优势更加突出,他的大多数部件不需要工具就能分解结合,操作、维修十分容易。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单管、两管、四管或八管简易发射。该炮全重613公斤,体积外形尺寸小,重量轻,机动性好,可以由吉普车牵引或骡马拖拽,也可由人力分解搬运,很适合于戈壁、山地、丛林和水网地区作战。所用的火箭弹命名为1963式107毫米火箭炮杀伤爆破榴弹。这种火箭弹为涡轮旋转稳定结构,散布精度较好,最大射程8公里。尔后,又改进设计定型了63-1式107毫米火箭炮。1975年再次改进,命名为 1963-2型杀伤爆破榴弹。最大射程8.5公里,战斗部重8.33公斤,杀伤半径12.5米。这以后,还研制成功了107号火箭磷铝燃烧弹、攻击坦克装甲车以及坚固工事的碎甲弹以及箔条电子干扰弹等弹种,扩大了战场的应变能力。
      火力情况:63式107毫米火箭炮最厉害的是火力猛烈。一次性发射12发相当于一个榴弹炮营,这是普通火炮无法企及的。它是涡轮火箭炮,火箭弹底部是没有尾翼的,仅仅靠从倾斜喷管喷出的燃气,使火箭弹绕弹轴高速旋转,产生陀螺效应,保持飞行稳定。在当年涡轮火箭炮性能尚且算先进,近年来逐步过时。
      机动力:乍一看107火箭炮的性能参数,似乎并不突出那么它是怎样从数百种各型火箭炮中脱颖而出的呢?
其实107毫米火箭炮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精品火炮,各种参数经过了反复优化。首先,该炮火箭弹设计为18.8公斤,一个人正好扛一颗,在复杂地形长途行军也可以承受。相比之下,俄罗斯著名的122毫米火箭弹重达45.8-66公斤,装填一枚往往需要三人;俄罗斯最轻的140毫米火箭弹重39.6公斤,根本无法单兵携行。当然,国际上也有个别几种超轻型的火箭炮,如 比利时的70毫米火箭炮,意大利的51毫米火箭炮,但他们的弹头威力太小,同时这几种炮难以用人力搬运,所以适应性远不及107毫米火箭炮。
      107毫米火箭炮不仅总重量轻,还可以快速分解和结合,拆开后的单个部件重量不超过30 公斤。为满足人背的要求,分解部分在结构尺寸上具备如下特点:上不过颈(便于抬头),下不过臀(便于跨步),宽不过肩(便于通过),重心贴身(防止扭腰)。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火箭炮都无法与107火箭炮相比。
      在阿富汗,当地武装早已把牵引式107毫米多管火箭炮装在各种车辆上,成为自行火箭炮。事实证明,该炮和多种车辆都能结合良好。显示了极好的适应性。107火箭炮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合游击战的和特种部队使用的重武器。1985年式107毫米单管火箭炮早已批量生产,火箭发射管长0.9米,用三脚架支撑,全重23公斤,射程可达8.5公里,并且精度高、威力大。一个肌肉发达的特种部队战士,完全可以独自把这种单管火箭炮和两发炮弹扛到发射点,远距离袭击敌方的要害目标,而后安然撤离。
      操作简便:标准的107毫米火箭炮采用12发联装,发射速度快,重新装弹时间短,火力突然猛烈,是攻击近距离目标的精良武器。与美国和苏联的现役火箭弹不同,107毫米火箭弹飞行稳定采用涡轮旋转方式。火箭弹的中心线都偏转一个小角度,火箭点火后,燃气一面推动火箭弹前进,同时推动火箭弹像普通线膛炮的炮弹那样自转,以此保证炮弹飞行中的稳定,必要时,107毫米炮弹可以不需要发射装置,直接放在地上,瞄准后用几节普通电池和两根普通铁丝或导线就可以发射。一般而言,简易发射时目标距离1000-1500米效果较好。更有甚者,曾经有报道说阿富汗人用石头把107毫米火箭弹的后盖砸掉,在地上摆成一排,然后用火直接点燃发射。如果希望简易发射的火箭弹能精确的击中目标,最好现在地上构筑一个坚实的土石发射台,台上放置火箭弹的平面要平整,平面长度需接近火箭弹的长度,以保证火箭弹起飞时的稳定。当然107毫米火箭弹也可以放在建筑物窗口、汽车顶棚等各种地方发射,但无论如何发射,发射者均需注意避开发射时火箭发动机的尾气伤害。107火箭弹的壳体上有一条与火箭弹飞行方向一致的白色标线,用于简易发射时瞄准。同时厂家为107火箭弹准备了一个极轻便的卡尺式瞄准具,上面有距离和方位刻度,把它卡在火箭弹上与白色标线对齐, “三点一线”精确瞄准,就可以在简易发射时保证实射击精度。
      活跃分子:越战期间,越南和柬埔寨的游击队大量用中国107火箭炮和苏制122火箭炮一起袭击美军关键目标。提起苏军入侵阿富汗之战,美国人始终认为是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使阿富汗游击队赢得了战争,但苏军指挥官坦言,游击队在阿富汗山区对苏军补给运输队频繁的伏击,才是迫使苏军撤出的真正原因。在这些伏击作战中,往往是由107火箭炮的呼啸声拉开序幕的,猛烈的炮击过后,由坦克装甲车护卫的苏军运输队已是人仰马翻。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当年遗留下来的107火箭炮依然是战果辉煌。实例证明,由于107火箭炮射程远,袭击者可在安全地带从容发射,等美军找到火箭发射地点,袭击者早已转移。如果有意消除发射地点痕迹,那么连发射地点都很难找到。美国驻阿富汗军方发言人可拉特上校称,2002年10月9日,美军特种部队在距离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东北160公里处的阿萨巴达遭到一枚107火箭弹的袭击。他说: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找到这枚火箭的嫌疑人所在位置,但是可以确定是,这枚火箭弹的目标是美军。”2005年武装分子在约旦亚喀巴用3枚107火箭弹攻击了当地两艘美军舰船,不过均没有命中。
      美军反击:107火箭炮的致命袭击在增加,美军也加紧反击。唯武器论者以为,反炮兵雷达将向“打了就跑”说不。美、英如果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大量使用高科技反炮兵雷达,并指挥反击火力进行摧毁,就可以让那些指望采用“打了就跑”策略的敌人尝到苦头。TPQ-36和TPQ-37雷达是美军目前的主力反炮兵雷达,但它们也不是万无一失的盾牌。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的行动中,美军炮兵报告称,第三步兵师使用“火力发现者”(两部TPQ-36近距离雷达加一部P、TPQ-37远距离雷达) 21天完成1800多次探测,平均每个反炮兵任务从探测到发射用时6分37秒--这足够袭击者徒步跑出一两公里。更要命的的是,这种装备并不是每次探测都正确,轻武器火力,直升机旋翼桨叶甚至车辆的运动有时也足以产生回波造成虚警,操作人员不得不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方向以及已知的敌军或友军位置来确认每一个探测目标。“轻型反迫击炮雷达(LCMR)”的电子扫描天线能够提供对近距离来袭的迫击炮弹无间断全探测和跟踪。该雷达尚未完成研制就于2002年部署到了阿富汗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基本型全向测程6公里,探测8公里射程的107火箭实在勉强。雷达目标定位误差在5公里处为100米。这么大的误差在城市中根本就难以搜捕袭击者。装备高科技信息化装备的美军,至今仍无法杜绝107火箭的袭击,这个结果可能让美国很伤心。美国《洛山矶时报》承认,在战区的美军官兵们,即使在打扑克牌时也要把枪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然而周围到处都是充满敌意的人群,美军基地几乎每周都要遭到火箭炮的袭击,这给美军官兵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约旦亚喀巴的袭击事件甚至影响到了美军DD(X)隐形战舰的建造计划。排水量在1.2万吨的DD(X)是美军最昂贵的战舰。它的雷达反射截面仅为普通驱逐舰的1/50,复杂的电子装备能应对敌方的多种威胁。该舰不仅有大量精确制导导弹,就连155毫米主炮都能发射制导炮弹,打击160公里之外的目标。美国海军目前正在加紧游说国会批准这一空前昂贵的造舰计划,但国会的反对者却表示,在应对类似亚喀巴的低科技火箭弹袭击时,这种战舰过于脆弱。
      国防教育馆·徐州抗日战争纪念馆:国防教育馆建成于1998年,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陈展面积2000平方米,馆内展示了武器的演革和发展等国防教育知识。200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展馆又增添了中共徐州地下党领导徐州人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和李宗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胜利进行“徐州会战”的悲壮史实。






      徐州抗日战争纪念馆展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以来正面战场首次重大胜利的史料。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广阔地域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史称“徐州会战”。它是抗战爆发之后规模最大、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一次会战,日军虽然打通了津浦线,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却未能达成。 
      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即为徐州会战的重要一役,歼灭日军精锐之师一万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重大胜利,使日军遭到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过万的伤亡也打击了日军全面侵华以来嚣张的气焰,再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和速战速决的企图。而中国军队将日本主力吸引到津浦线上,暂时转移了日军的进攻方向,为部署尔后的抗战初期最后一场关键大会战--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坚定了抗战胜利的意志和信心,同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徐州会战纪念馆运用仿全息幻影成像多媒体手段,再现了徐州会战的场景。7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陈设为“国危民难津浦告急”“万众一心·保卫徐州”“徐州会战之血战台儿庄”和“振国人士气·扬民族声威”四大部分,百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及实物展品,见证了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广大中国军民在徐州会战中的历史贡献。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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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窑湾古镇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缘,京杭大运河及骆马湖交汇处;与宿迁、睢宁、邳州三市县相连,三面环水,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闻名全国的水乡古镇。素有“东望于海,西顾彭城,南瞰淮泗,北瞻泰岱”之说,号称“黄金水道金三角”、“苏北水域胜江南”之美誉及“苏北小上海”之称,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古镇历史积淀深厚,人文景观较多。古镇始建于唐朝初期,随着明清漕运和盐业的兴盛,昔日店铺栉比,商贾云集,街上行人如织,水上舟楫连绵。窑湾成为苏北商业重镇,市井繁华,人气旺盛,全国有18个省的商人在此设立商会,筑店经营,世界上有10个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在此建商号、教堂,经商传教,明末清初形成的两条主街道,至今仍保持原有风貌,现存古民居群834间,商会馆、古庙、碑亭、古桥、古槐、古松等人文自然景观20多处,被专家和媒体称为"南有周庄、北有窑湾"。风水大师云龙子道长云游过窑湾古镇说‘窑湾古镇是道家修炼的福地,历史上有很多著名道观在此。同时窑湾古镇依运河而建,运河乃是华夏的龙脉,窑湾古镇是个风水宝地。
      千年古镇窑湾历史文化悠久而灿烂。据典籍记载,这里,东周时属钟吾国辖地。秦汉时,作为军需品烧窑处。唐时,位于邳州、海州交界处,因周边窑多,故称窑湾。千年运河百道湾,黄金分割在窑湾;千年古槐,见证了古镇窑湾的兴衰;后院酱缸,雕琢着岁月久远的痕迹;老式建筑,散发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她像苏南的周庄有湖有水,水网相连;她又像山西的平遥,有着古老的街巷,文化相袭数千年。

      北门锁钥:原指北城门的锁和钥匙。是进入古镇的必经之道,也是古镇的军事要地。楚汉相争时期,窑湾是古战场;三国时期,刘关张在此驻兵。1644年11月,明朝史可法在北门城楼打退来犯清兵。窑湾原有四座城门,即:北城门、东大门、南哨门、西水门。由于历史的变迁,均被毁掉。现已复建北城门和南哨门。



      窑湾第一秤:明清时期,窑湾成为大运河畔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百业俱兴,商品贸易繁华。窑湾商人经营以德为本,足斤足两,童叟无欺,窑湾商人使用的大秤成为方圆百里标准的度量衡,被誉为“窑湾第一秤”。

      臧纡清与奇门遁甲:臧纡清,字牧庵,生于1795年,卒于1855年,窑湾中宁街人,现仍保留其故居,清道光十一年中武举人。曾参加黄爵滋等人发起的陶然亭集会,力主禁烟。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同奕经赴浙江参加抗英斗争。在窑湾为防外敌入侵,臧纡清依奇门遁甲八卦迷宫为型,按五行金木水火土方位筑城门,建炮楼,在“S”形街道上辟深巷,窑湾古镇虽历经战火及自然灾害破坏,目前仍保持原貌。

 
     古镇景区已投入保护和开发资金5.2亿元,修建房屋800多间,疏通后河及护城河500多米,架设景观桥5座,新建停车场10万平方米;完成了吴家大院、赵信隆酱园店、东当典、西当典、中国典当博物馆、窑湾民俗博物馆、大清窑湾邮局等10个景点的建设。

      古镇中,城门、楼、店、院、宫、寺、庙、殿,自宋至清,代有营建。古老的街巷、宅院、会馆、作坊、商行、货栈、典当、码头等古镇昔日风貌仍基本犹存。



 
      街区旅游线路:北门锁钥——沿河古商业街——月牙桥——商会旧址——界牌楼——淮海战役第一枪——文革记忆馆——西当点——山西会馆——天主教堂——西大街——大清窑湾邮局——窑湾民俗史话馆——赵信隆酱园店——吴家大院——中心炮楼——过街楼遗址——中宁街——东当典——非遗工坊——苏镇扬会馆——蒋家大院——马南圃书画艺术馆——江西会馆——南哨门——大运河古码头。
      窑湾古镇以其独特的古老建筑风格,倚河傍湖的水域风光,丰厚而古老的历史文化遗存。古民居、古街道、古店铺、古码头、古遗存,铸就了窑湾古镇的文化品位与文化内涵,它是古运河文化在民间传承的真实写照。古镇三面环水,碧波粼粼,景色秀丽;街巷独具一格,院舍青砖灰瓦,楼阁亭台交错,房顶飞檐翘角,形胜之美称于江淮,自来为中国大运河第一古镇和游览胜地。
      窑湾镇是一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素有“黄金水道三角”和“苏北小上海”之称。东周时期,该地为钟吾国辖地。公元618年,唐朝实行州县制,窑湾建镇,始名隅头镇。公元1668年郯庐大地震,隅头镇被毁,后迁往镇南运河拐弯处筑窑烧砖,重建新镇,过往船只多在此停泊,窑湾由此得名。依托水运的优势,窑湾逐渐发展成为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和商业重镇。在明清漕运鼎盛时期,窑湾为南北水陆要津,往来船只南达苏杭,北抵京津,工商贸易曾昌盛一时。到民国初期,镇上常驻人口达3万人,流动人口达1.5万人,故一时有“小上海”之称。窑湾镇商号、工厂、作坊360余家,其中不乏著名的当典、槽坊、钱庄、粮行、布庄、客栈。合资企业有中美合资美孚石油公司、中英合资亚西亚石油公司、中法合资五洋百货公司、中英合资鸡蛋清厂等。当时窑湾当典的银票可在中国18个省的定点钱庄兑换现银。镇里有江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福建、苏镇扬8省商会馆和青海、浙江、东三省等10省商业代办处及2座教堂、8座庙宇。镇上驻有美、英、法、俄、意、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的商人和传教近百人。中国大部分省、世界上10多个国家与窑湾有贸易往来。厚重的历史孕育了窑湾独特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与物流文化等。
      窑湾吸引无数名人驻足留步,岳飞、朱元璋、史可法、乾隆皇帝等历史名人都在窑湾留下了足迹,爱国将领张华堂曾在窑湾生活多年。窑湾名人辈出,与史可法一起在扬州奋战的明朝名将高佐将军、清朝震远将军马从凯、武举人臧纡青都是窑湾人。窑湾出土了清代圣旨石碑石刻、壁画字画、刺绣瓷器等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存留下来的古商会馆、古庙、古桥、古槐、名人碑亭等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现存明清古建筑800多间,其中百余处列入新沂市(徐州市)非遗名录。窑湾成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富商、名人,他们走出窑湾后,使窑湾文化广为传播,时至今天,南京、苏州、上海等地还建有“窑湾街”。2013年将同京杭大运河一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太热了,连济公和唐僧都歇息了......

 






      窑湾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鼎盛于明清、民国时期。过去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是苏北鲁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全国八个省在此设商会,有10个省在此设商业代办处。清末民国初期,窑湾镇有商号、工厂、作坊等360多家,其中钱庄就有13家。东三省货物经窑湾远销南洋、新加坡、台湾、日本等地。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商人、传教士来窑湾经商传教,当年镇上设有美孚石油公司、亚西亚石油公司和五洋百货等外国公司。外国的汽艇、国内的小货轮在窑湾码头来往穿梭,河面桅樯林立,街道人流如织,可谓极盛一时。当时有商铺、宅院、教堂、庙宇8000多间。
     厚重的历史孕育了窑湾独特民俗、饮食、商业文化。岳飞、朱元璋、史可法、乾隆皇帝等历史名人在窑湾留下了足迹,爱国将领张华棠曾在窑湾生活多年。窑湾名人辈出,与史可法一起在扬州奋战的明朝名将高佐将军、清朝震远将军马从凯、武举人臧纡青都是窑湾人。窑湾出土了清代圣旨石碑石刻、壁画字画、刺绣瓷器等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存留下来的古商会馆、古庙、古桥、古槐、名人碑亭等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窑湾成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富商、名人,他们走出窑湾后,使窑湾文化广为传播,南京、苏州、上海等地都建有“窑湾街”。窑湾桂片糕和绿豆糕,口味独特,营养丰富;窑湾甜油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闻名遐迩;窑湾绿豆烧酒,有500多年的历史,原是明朝皇宫御酒,用几十味中药酿制而成,曾被乾隆皇帝定为贡酒。



 

     窑湾古镇西依大运河,东临骆马湖,“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自然风光十分秀丽。骆马湖烟波浩渺,碧波万顷,水草丰茂,岛屿星罗棋布,为省级湿地保护公园,加之丰富的湖产、风味独特的小吃,吸引了众多游客。窑湾古镇通过三年多来的保护和开发,集古韵景观、水韵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极具游览、科普、休闲、考古、瞻仰价值,古镇店铺栉比,商旅云集,人气旺盛。特别是吴家大院、赵信隆酱园店、窑湾典当史话馆、窑湾民俗博物馆、大清窑湾邮局、文革记忆馆、山西会馆、江西会馆、天主教堂、过街楼、界牌楼、南哨门、北门等多个景点使人流连忘返。窑湾古镇2010年10月,被省政府评定为“历史文化名镇”,现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被国家住建部、旅游局评定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2010年11月,被中国大运河网评为“最美运河十景”第二名; 2010年12月荣膺“最受徐州市民喜爱旅游景区”称号;古镇特产绿豆烧酒、窑湾甜油等被入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2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国家4A级景区;同年,被中国古镇网评为“最具潜力的古镇”;2014年被江苏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评定为“省级服务业名牌”。

      卖酒翁:窑湾绿豆烧来啦!来啦!又来啦!给俺也来一壶!!窑湾绿豆烧酒始产于清康熙二年,以优质高粱、小麦为原料,用老沂河山泉水酿制酒基,加入人参、砂仁、杜仲等46味名贵中药,佐以冰糖熬制配成,因其颜色似绿豆汤,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窑湾赐名“绿豆烧”,并将其定为贡酒,流传至今。
      月牙石:月牙桥位于老沂河与后河交界处。始建于清咸丰年间,为单孔石拱形桥,外观似月牙卧波,因而得名。抗战期间毁于战火。2010年在原址复建。此处展示的这两块石拱为原桥遗物。





 


 

 

 
      手摇电影放映机......

      邳宿窑湾商会:因位于邳宿交界而得名。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进院落,占地730平方米。前门面为商会事务所,后院为商会小学,由江苏省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崔荣中担任会长,管理窑湾三百多家商号,一度以商代政,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下设滩上、土山两分所。1938年,窑湾沦陷关闭。
      窑湾商会旧址申遗保护说明:2011年3月,窑湾镇历史街区被列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窑湾商会旧址作为窑湾古镇的一部分,在申遗进程中须按原貌保留,未进行修缮,以保持历史的原真性。特此说明。
  走在小街的青石板路面上,一溜儿望过去,路两旁的店铺门脸儿都不大,一家紧挨着一家,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玩儿的,看上去就透着一股淳朴劲儿,一如当地淳朴的民风。







 

      这些仿古建筑都带有自动喷雾装置,既可以降温防暑,还是消防措施,一举两得啊......

      绿豆烧酒展示馆:又名华棠酒坊,坐落于界牌楼处。展馆为仿古式建筑,青砖小瓦、翘角飞檐。院内小桥流水、华亭琼阁、酒香四溢、景色怡人。坊内目前仍在生产白酒和绿豆烧酒。窑湾绿豆烧以优质白酒为基酒,佐以红参、桂花、砂仁、杜仲等48余味名贵中药材和冰糖、蜂蜜勾兑而成。其色宛如绿豆汤,故名绿豆烧。窑湾绿豆烧具有白酒之醇烈,果酒之香甜,药酒之功效等特点,有祛湿、舒筋、活血、开胃之功效。
      窑湾绿豆烧,宫廷秘方秘制而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始产于明天启二年,本展馆从酒文化、酿造工艺、储存等角度,全面展示了窑湾绿豆烧的历史文化。

 



      又热又饿,于是找了家小店坐下歇会儿......

      好吃的小鱼,只要十元一份呢......






 



 



 

      大清窑湾邮局:窑湾的邮政业兴办于1874年,距今已有130多年历史了,是我国最早出现邮政的城镇之一。窑湾邮政最早为清前邮政,先后更名为大清邮政、民国邮政、新沂邮政局窑湾邮政所等。至今窑湾邮政所仍正常处理邮政业务。



      窑湾民俗史话馆: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内容分为四部分:流水玉珠,介绍窑湾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夜猫子集,将音频、视频、光电效果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塑像相结合,逼真地再现了窑湾传统早市的热闹与繁华;昌埠华街,着重介绍窑湾码头经济的繁荣与昌盛;芳华民生,展出的是窑湾的民间习俗与民俗特色。整个展馆通过艺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古镇窑湾千年沉淀的民俗文化与市井风情。

      赵信隆酱园店:始建于明熹宗三年(公元1623年),距今已有 380多年历史。这是古镇“前店后坊”布局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其酱、甜油产品自清乾隆时期一直作为御膳房的上等佐料,并因此而声名远播。院内的酿造作坊沿袭了传统的工艺流程。展室内详尽地介绍了酿造全过程。该店于2006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家大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是窑湾古镇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宅院,也是古镇里的主要景点之一。吴家原籍福建,主要靠经营烟丝发家,当时拥有房屋500余间,共有五处产业,拥有资产白银三十余万两,号称“吴半街”。
      明朝末年,福建沿海被清兵占领,当地明朝官员不肯降服清兵而遭缉捕。清康熙十年,皇帝大赦一批沿海官员。其中吴姓大户,原是明末海税官,被发配到窑湾落户。定居窑湾后,因比较了解海上贸易,就做起了烟草生意。吴家在窑湾一共经营了五处烟丝店,其中最有名的是“吴洪兴烟丝店”。
      现存的吴家大院共有四进院落。第一进院为烟草展示厅,主要介绍烟草的起源与发展,用人物塑像、实物、壁画等手段展现了从采烟到最后装烟成品的过程;第二进院复原为吴家厨房、粮仓、佣人房所在地;第三进院场景再现了当时吴家的第三代子孙吴保廷行衙办案的场景。当时吴保廷在京城官至四品,曾奉旨来窑湾赈灾,就把行衙临时设在了吴家大院;第四进院为吴家主人生活区,通过古旧家具摆设复原了当时情景。在当时大户人家对于他们的住房和建房都是非常讲究。东面住的是公子,西面住的是小姐,后屋住的一般都是家中长辈或者有身份地位的人。
      吴家大院沿袭了南方沿海的建筑风格,房屋构造全部采用明式的砖木结构,具有防台风防暴雨防盗的功能。墙基比较厚实,具有防寒避暑的作用。吴家因是窑湾大户,房屋高低自是讲究。整体院落前高后低,这样出门的时候就要向上迈,也就寓意着步步高升。







 









      典当博物馆:是我国首家专门介绍典当行业的博物馆,通过图文形式详尽地介绍了典当业的起源、演变及衰亡的历史。目前展示的为一期工程。







 













      山西会馆:始建于康熙初年,院内有千年古槐、三晋风情园、晋善阁、观古今古戏台等景点。清康熙年间,清兵在山西施行圈田令,将地主土地夺去,将他们赶到苏鲁地震灾区荒无人烟地区开荒生产。一批山西财主来到窑湾,看到古槐和关帝庙,便在此住了下来,关羽是山西人,他们希望关老爷能保护同乡难民安居乐业,便集资在关帝庙建山西会馆。















      文化大革命纪念馆,还没有开业......







 



      天主教堂:始建于1909年,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是苏北最大的天主教堂。2011年6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2012年12月24日圣诞前夕正式对外开放。教堂建筑面积2040平方米,双塔塔尖高40.6米,大钟直径1.6米,每小时报时一次,声音可传5公里。新修建的教堂集天主教 建筑、文化、艺术展示与婚纱摄影、婚庆礼仪、电影放映等多功能于一体。





      邳州京杭运河风景区:邳州,古称“下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早在夏商时代,这里称“邳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九:“下邳县,本夏时邳国”)。秦置下邳县(公元前221年),至南北朝,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改称邳州。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改邳州为邳县。1992年撤县建市,定名为邳州市。邳州市政府驻地,叫“运河镇”。因为京杭运河绕城而过,故得其名。在绵延数千里的京杭运河两岸,以“运河”命名的县城,只有邳州独一家。邳州城区的重点小学,叫“运河小学”(运小),重点中学叫“运河中学”(运中),境内唯一的一所高校,又叫“运河高等师范学校”(运师)。除此之外,在邳州还有“运东”、“运西”、“运南”等方位名称。京杭大运河纵穿南北,两岸只有东、西之分,怎么还有南、北之别呢?这是因为京杭运河流经邳州县城西侧,至三汊河,又拐头从城南向东流去,再偏向东南,流入骆马湖。所以,在邳州便有“运河南岸”、“运河北岸”之说。
  这还不算什么,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邳州竟然有纵、横两条大运河:一条是从境北台儿庄方向流入的京杭运河中运河段,另一条是从境西徐州方向流入的京杭运河不牢河段。这两条大运河,交汇于滩上大王庙,犹如“二龙戏珠”,流淌在邳州大地,滋润着两岸万顷良田。
  京杭运河北起京门通州,南达浙江杭州。自北而南,先后流经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沧州,山东德州、聊城、济宁、枣庄,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嘉兴、湖州、杭州,共计6个省(直辖市)、19个大中城市(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与长江、钱塘江这“三河两江”流域,全长1794公里。如果以这6个省(直辖市)为地标的话,京杭运河可分为6个河段:北运河(通州—天津)、南运河(天津—聊城)、鲁运河(聊城—台儿庄)、中运河(台儿庄—淮安)、里运河(淮安—扬州)、江南运河(镇江—杭州)。邳州地处鲁南苏北,属于京杭运河中运河段流域。
  从山东台儿庄向东南至江苏淮安的中运河,全长186公里。穿过骆马湖,以此为界,中运河又可分为上段与下段。自台儿庄至骆马湖为上段,出骆马湖至淮安为下段。邳州在中运河上段。从车辐山镇黄楼村入邳的中运河,一路东南,至张楼马庄东流入骆马湖,在邳州境内长达56.1公里。
  邳州境内的另一条运河,全称“京杭运河不牢河段”,为京杭运河委员会所命名。它西起微山湖蔺家坝,流经徐州、铜山,于宿羊山镇新安庄入邳,至大王庙汇入中运河,全长72公里,其中流经邳州13.5公里。这条运河不仅是江苏北煤南运的水路干线,也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东输水线路,它承担着邳州大运河水上运输大半以上的任务,对邳州水运事业的发展举足轻重。
  京杭运河历史悠久,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时算起,已有2500年了。而它流经邳州的时间并不长,自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开泇济运”,至今只有400多年的历史。当年,由于“黄河夺泗”,导致泗水等河床淤塞,漫流肆溢,给邳州带来严重的水患。河督李化龙征集民工从沛县夏镇(今属山东微山县)李家口引水入东南接通彭河等小河流,至泇口汇入古老的泇河,再导水至宿迁皂河西直河口入黄河,时称“东运河”(也叫泇河)。这就是如今流经邳州境内的京杭运河中运河段。而京杭运河不牢河段,则是由原来的不牢河改建而成,始竣于1958年,至今只有50多年时间,是京杭运河最年轻的一条河道。
  400多年来,京杭运河给邳州带来诸多好外,特别是在水利和水运方面,促进了邳州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先说水利方面。邳州地势低洼,是历史上有名的“洪水走廊”,十年九淹。这里北近微山湖,南接骆马湖,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高程在海拔32.6米—20.4米之间,落差达12米之多。境内的泗水、沂水等,皆为天然河道,弯曲狭窄,且河床变迁无定。夏秋季节,每逢连降暴雨,鲁南客水涌进,邳州辄成泽国。明代开挖东运河,上能承泄微山湖水,下可排至骆马湖,为患邳州的洪涝灾害初步得到了控制。明清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邳州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中运河两岸相继开挖疏浚了陶沟河、不牢河、邳苍分洪道、西泇河、官湖河、六保河与房亭河等10多条中运河支流,形成了中运河水系。再加上修筑黄楼、小吴、艾山和杨庙等水库,设计总库容量为722万立方米,使邳州的防洪能力达到了50年一遇的水平。往昔鲁南的“洪水走廊”,如今变成了苏北的商品粮基地。
  再说说水运方面。邳州的水上运输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早在春秋时代之前,境内的泗水即已通航。《尚书•禹贡》在记述九州贡路时说:“浮于淮泗,达于河。”这里的“河”,即黄河;“泗”,就是贯经邳州的泗水。由此可以推断,那时的邳州已经有了水上运输,只是在经济地位上不怎么突出,史书上少有记载罢了。明代开挖东运河之后,水上运输由东运河经微山湖北上,避开了从直河口溯黄河西上至徐州的旧道,为邳州的水上运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运水滔滔,白帆点点,往来舟楫,穿梭如织,邳州的水上运输一片繁荣景象。
    邳州自古有泗水流经下邳城南,沂河经境内腹地至下邳城会入泗水。南宋时黄河夺泗,泗水实为黄河。由于河身泥沙日久积淤,水患日多,影响漕运,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自夏镇(山东微山)开河,经韩庄接彭河,会洳河(西洳河),导水至皂河西直河口入黄河,长130公里,从此中运河通过今州境中部。雍正二年(1683),为济漕运,拦河建三闸,计为梁王城河清闸、大王庙河定闸、徐塘河成闸,后乾隆又建马庄汇泽闸。原河道从徐塘向东,经二庙流向东南。康熙六十一年(1722),因徐塘口淤塞,从徐塘向南经三岔河向东,至旧河头附近开新河段,长5.6公里。旧河段至清末淤废。
    明崇祯十四年(1641),为了引沂济运,引沂水从芦口坝(今铁富镇沟上石坝窝)分流至徐塘口(即官湖河)注入运河。后分流不畅,又开山东苍山段沂河江风口,由武河入运。结果引水无法控制,沂河不入骆马湖,每年山洪夺境内武河、燕子河、洳河,泛滥成灾,邳境内形成洪水走廊,水患日巨。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改由今道入海,运河堤堰被冲毁,河道多有淤塞,大型船只无法通航。邳州的水上运输,特别是大运河北上运输,趋于没落近百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京杭运河中运河段的疏浚拓展,邳州的水上运输得以复苏,迅速发展起来。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年邳州只有驳船43艘/1210吨位,木帆船342艘/2838吨位。到了1987年,邳州已拥有轮船头160只/19505匹马力,驳船2186艘/146159吨位,挂桨机船1921艘/47984吨位,内装机船79艘/9200吨位,木质船悉被钢质船所替代。邳州港成为全国最大的内河煤港,其机械化作业程度多年来在京杭运河沿岸各大港口中稳居首位。2005年,邳州港年吞吐量达401.62万吨。邳州刘山闸是京杭运河不牢河段上的大型船闸,可供2000吨级船队双线行驶,其设计能力为年货物通过量2100万吨,而现在货物通过量则达5000万吨。邳州的水上运输业兴旺发达,形势喜人。
  京杭运河不仅对邳州的水利和水运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培育了邳州大运河两岸众多的小城镇(集镇)。旅店、饭店、药店、珠宝店,粮市、柴市、布市、鱼肉市,学校、医院、剧场和教堂,各行各业,随着这些小城镇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兴旺起来。可以说,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就不会有邳州如此繁荣的今天。邳州人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俺是喝运河水长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京杭大运河又无愧于邳州的“母亲河”。
      京杭大运河为邳州市主要的航运通道。大运河之水灌溉了沿河流域的土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大运河流经邳州,是区域内主要行洪河道和沟通南北的主航道;大运河文化源源流长,对邳州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京杭运河邳州段沿线水面宽阔、鱼虾丰富、环境优美,两岸植被茂盛,景色怡人。沿途历史文化古迹众多。运河流域共有古迹遗址及文物点116处,其中最著名的有6000多年前的大墩子遗址、新石器时期大汶口文化系统的刘林遗址、春秋时期的梁王城遗址以及战国时期的九女墩古墓群。运河沿线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1988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的一对古象牙,距今已有40万年,是亚洲纳玛象象牙化石之王。此外,从这些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万多件精美的彩陶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 
  在大运河开凿、通航以来的一千多年中,邳州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的曲艺、舞蹈、文学、民间艺术等非物质遗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邳州运河文化。明朝散曲家陈铎、琵琶演奏家汤应曾是古邑邳州的骄傲,他们所独创的乐曲到今天大多失散了,流传下来的就成了千古经典。
 
  1757年,在当政的第22个年头,乾隆皇帝从北京的乾清门起銮,开始了沿运河下江南的路程。乾隆走的是一条“亲情路线”。 他沿运河而下,在山东境内没有走聊城、济宁一线,而是从泰安城到兖州、再到曲阜,除了要登泰山以小天下、到岱庙祭祀外,还有一个私人活动,就是看一下远嫁的女儿。 在探望了女儿之后,乾隆再走泗水、邳州,顺运河而下,巡视江南…… 
  大运河诞生以来,酝酿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掌故和民间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陈肇宪告御状以及皇帝和村妇的故事。 
  康熙七年也就是1668年,郯城大地震,黄河决口,邳州城整个沉没在水中。百姓流离失所,清政府不但不体恤灾民,反而催缴历年所欠钱粮。康熙二十七年,皇帝沿着运河南巡,经过邳州。当时邳州有个秀才叫陈肇宪,为人正直,深知百姓疾苦。他连夜写了一篇奏折,恳请皇上免除钱粮,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陈肇宪打听到康熙经过大运河的具体时间,他知道皇帝身边一定戒备森严,普通人不可能接近。于是他事先在运河的堤岸上挖了一个洞,把自己藏在洞里,又把奏疏扎在头发里,然后让同伴把洞口伪装好,以避开清道官兵的检查。当康熙的龙船行到洞前时,陈肇宪从洞里跃出来,一边向龙船靠近,一边大喊“民子有冤”。被官兵押上船后,他递上奏折,康熙皇帝看完奏折,很受触动,一面派官员核实情况,一面继续南巡。康熙二十八年七月,皇帝终于下谕旨,邳州被免掉租赋十四万两,免掉公粮三万四千石,除掉将近一万个逃亡的户籍,被淹没的土地共计四十六万亩。 
  陈肇宪的墓碑,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我市新河镇梨园村。一介书生冒着生命危险为民请命,体现了运河儿女大无畏的精神。这也是邳州有史可考的第一个上访者。 
  接下来这个皇帝和村妇的故事,则表现了我们沿河居民的智慧。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我们邳州逗留了两天。他一身布衣打扮,沿着河岸散步。忽然看见一个农妇,手里拿条皮鞭,在赶牛耕地。那牛特别听话,鞭子指向哪它就耕到哪。皇帝老儿非常奇怪,又不好多问,于是顺口就念出一首诗来:“自从为官这些年,未见妇人来耕田;从来都是汉养妻,怎么此地妻养汉”。耕地的村妇听到了,鞭子一指,牛就停了下来,她也顺口就对了一首诗:“妇家耕田这些年,官人未见不为鲜;请问天下先有女,还是天下先有男”?   
  乾隆皇帝被问住了,他才认识到邳州不仅有出手不凡的秀才,还有出口不凡的村妇,真是民间处处有学问。
  骆马湖既有平湖落雁的宁静,也有惊涛拍岸的动感。骆马湖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青蛙都是不叫唤的。传说隋炀帝凿通大运河之后,由五百名童男和五百名童女为他拉纤,到扬州去看琼花和美女。到了这里,夜宿骆马湖。周围青蛙叫声不断,扰得皇帝老儿睡不着觉。于是这个贪玩好色的昏君就传下圣旨,所有的青蛙都不许叫,否则格杀勿论。青蛙们慑于他的淫威,从此只有气得鼓肚子却再也叫不出声来了。所以我们这里有句歇后语叫做:骆马湖的蛙子——干鼓。 
  在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的那个地方,就是窑湾古镇。那里三面环水,是一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现仍存有八百多间明清古建筑。明末清初形成的西大街和中宁街至今仍保持其原有风貌,被称为“苏北的周庄”。 





 
















      又过界牌楼......

 

      登上城门......









 





      窑湾对面的一条碧绿的河,很少见呢......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附:门票

      窑湾古镇可自由进入,参观景点需购买门票,联票60元,门票包含吴家大院、赵信隆酱园店、窑湾民俗史话馆、文革记忆馆、大清窑湾邮局、窑湾典当博物馆。也可以单独购买门票,吴家大院20元、赵信隆酱园店10元、窑湾民俗史话馆20元、文革记忆馆10元、大清窑湾邮局10元、窑湾典当博物馆10元。








  赵信隆酱园店。您看,门前的对联也写得有趣:黑酱自黑非墨染,甜油微甜是蜜香。甜油可是咱们窑湾特有的一种调味品,它比酱油更提味儿,比味精更养生,尝一口甜丝丝的,满口生香。当年乾隆皇帝路过此地,品尝过甜油之后,赞不绝口,并且命人将其运到了宫中。既然连尝遍了山珍海味的乾隆皇帝都对甜油爱不释手,那这甜油一定自有它的奇妙之处。那接下来就请随我一起到作坊里去一探究竟吧。
  瞧!这景象够壮观吧?整个院落被200多口大缸挤得满满当当,每一口缸上都盖着一只斗笠,来给它遮风挡雨。这些大缸已经在这儿呆了300多年了,别看它们其貌不扬,这肚子里可是自有乾坤。精选的黄豆和面粉加工发酵后放入缸内,再加入水和盐,然后经过整整一百八十天的日晒和夜露,才能逐渐形成,它可是凝结了日月之精华。如此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甜油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健康养生,窑湾人的餐桌上都离不开它,不知是不是因为常吃甜油的缘故,这里的长寿老人也比别处要多呢。
  刚才提到了乾隆皇帝,咱窑湾有一样东西还是他给赐的名儿呢,那就是中国绿酒——窑湾绿豆烧。此酒色泽金黄,乍一看宛如绿豆汤的颜色,品一口香醇可口,回味悠长,既有白酒的甘醇,又有果酒的香甜,还具有药酒的滋补疗效呢。
  当年进贡给乾隆皇帝的窑湾绿豆烧,如今却是咱们当地百姓的寻常饮品。夕阳西下,忙完了一天的活计,窑湾的人们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抿上一口绿豆烧酒,就一口自家腌的鱼干儿或是咸鸭蛋,那感觉,别提多惬意了!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华棠酒坊(绿豆烧酒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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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华棠酒坊(绿豆烧酒展示馆)

      绿豆烧酒展示馆,又名华棠酒坊,坐落于界牌楼处。展馆为仿古式建筑,青砖小瓦、翘角飞檐。院内小桥流水、华亭琼阁、酒香四溢、景色怡人。窑湾绿豆烧,宫廷秘方秘制而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始产于明天启二年,本展馆从酒文化、酿造工艺、储存等角度,全面展示了窑湾绿豆烧的历史文化。

      坊内目前仍在生产白酒和绿豆烧酒。窑湾绿豆烧以优质白酒为基酒,佐以红参、桂花、砂仁、杜仲等48余味名贵中药材和冰糖、蜂蜜勾兑而成。其色宛如绿豆汤,故名绿豆烧。窑湾绿豆烧具有白酒之醇烈,果酒之香甜,药酒之功效等特点,有祛湿、舒筋、活血、开胃之功效。

   

      可爱的酒瓶......


      本以为就是一座酒坊,进得院来却发现别有洞天,这里不仅有美景,还长知识,联票因这一个景点就值了!

  将军亭:“窑湾第一泉”,窑湾三大古井之一,位于窑湾沂河岸边,井水甘甜,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里一直是酿制窑湾绿豆烧的主要取水处,后来一度因淤泥堵塞,水质变差。1931年,西北军冯玉祥将军领导的骑兵第一师师长张华棠,率部从陕西、河南转移至宿迁和窑湾一带驻防。张华棠将军亲自带领士兵对这口井加以重新整修、清淤,使该井之水再次清澈洁净。1932年,张华棠将军亲手刻制“窑湾第一泉”石碑立于井口。后人感念将军对窑湾的诸多贡献,在此井处修亭纪念,并命名为“将军亭”。
  井水含有丰富的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人体有益的18种微量元素在河水中几乎均可检测出来,其中钙、镁、锌、铁、碘、硒等元素对人的身体健康最为重要。在酿酒的过程中,自然带入酒中,不仅使酒中富含诸多对人体有益的常量元素,而且含有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人体免疫力作用的微量元素。尤其是有软化心血管作用的二氧化硅含量丰富。水质特优,这是窑湾绿豆烧品质出众的主要原因。


      月牙桥上看到的不合时宜的烟囱,原来是酒厂的啊......

      我国是有五千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酿酒、藏酒、饮酒和酒文化的发展历史几乎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同步,无论传说中仪狄造酒,还是用粮食酿酒的杜康造酒,都足以说明我国是酒的发源地和酒的故乡。酒文化是酿酒、藏酒、饮酒历史的沉淀与写照,更应该成为酿酒企业的灵魂。
       如果想了解绿豆烧酒3百年积淀的酒文化,走进绿豆烧酒酒文化演示馆是最快、最直接的捷径,该馆坐落在古镇窑湾景区内核心位置,紧邻西大街中段,是由新沂市窑湾华棠绿豆烧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原厂房位于古镇景区优势地理位置,投资1800多万改造、兴建的,是一座明清古民居风格改建的古建筑群落,演示馆集制曲、勾兑、窖藏、酒器展示、销售和文化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文化展览分为绿豆烧酒文化展区、白酒工艺展区、中药文化展区、勾兑展区、窖藏展区、酒器文化博物馆展区、产品销售与文化交流区七个部分。由沿西大街店铺、白酒车间、锅炉车间、药材和窖藏车间等组成。绿豆烧酒文化演示馆还修复完善了张华棠将军“窑湾第一泉”碑址,保护了窑湾绿豆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镇窑湾旅游景区重要组成部分,在该景区,游客不仅能全方位、立体化地领略绿豆烧酒生产制作过程,还能够浏览到窑湾绿豆烧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绿豆烧酿造技艺、历史溯源、传承沿革、精品物产以及未来发展。
      新沂市窑湾华棠绿豆烧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的该演示馆是江苏省第一家位于AAAA级旅游景点专业酒博物馆,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是传播绿豆烧酒起源和打造”绿酒”文化的最佳载体。该馆在展示绿豆烧独特的、富有自身特色企业文化的同时,更展示了中华酒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
  白酒作坊:窑湾绿豆烧是用白酒作基酒,再配以各种名贵中药材配制而成的。白酒作坊的窖池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为了发展工业旅游的需要,在原窖池的基础上修建了这座二层车间。
  白酒的酿造工艺分为制曲和酸酒两个阶段。
  大曲是酿酒的动力,没有好曲就不能酿造出好酒。制曲阶段分为选粮、配比粉碎、制坯、曲坯入房、曲坯发酵几个工序。曲坯发酵对温度湿度的环境要求较严,游客不便进入。游客可以参观的是酸酒阶段,一号池、二号池等池子就是窖池,是白酒的发酵设备,窖池埋在地下,池口与地面齐平,窖龄越长酒质越好。
  酸酒阶段分为选料、原料处理、出窖、配料、拌和、蒸酒蒸粮、打量水、摊凉、撒曲、入窖、封窖发酵几个工序。
  酒醅及酒糟统称为糟。生产过程中采用经多次循环发酵的酒醅(母糟、老糟)进行配料,人们把这种糟称为“万年糟”。“千年老窖万年糟”这句话,充分说明白酒的质量与窖、糟有着密切关系。
  俗话说“生香靠发酵,提香靠蒸馏”,说明白酒蒸馏相当重要。蒸馏的目的,一方面要使成熟酒醅中的酒精成分、香味物质等挥发、浓缩、提取出来;同时,通过蒸馏把杂质排除出去,得到所需的成品酒。

      窑湾绿豆烧产于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其前身是明皇宫御酒——“绿酒”,有5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明朝李时珍任皇宫御医时,用珍贵药材配制宫廷保健酒,酒色棕绿,故称“绿酒”。后来,在历史上也曾有“金箔酒”、“辣黄酒”、“墙缝酒”等雅称。窑湾籍海外商人和美、英传教士将“窑湾绿豆烧酒”传入了欧美和东南亚等地,被中外人士称为“中国的白兰地”,专家学者亦称之为“东方的XO”。
      窑湾绿豆烧酒始产于清代康熙二年,即1663年。由当时皇宫后宰门守将马从凯,祖籍窑湾人,将宫庭保健秘方带回家乡酿酒配制而成。窑湾绿豆烧酒在历史上曾有“金泊酒”、“辣黄酒”之雅称、倍受雅士的青睐。
      窑湾绿豆烧,香醇甜美,久享盛誉,被列为江苏省新沂市地方特产。万茂酒坊是自清朝康熙年间,就在古镇文明遐迩的酒坊,生产一种叫“老瓦缝”的绿酒很畅销,路人有口皆碑,后得乾隆赐名“窑湾绿豆烧”。窑湾绿豆烧产于新沂市窑湾镇,据传乾隆皇帝三下江南两经窑湾,一次偶染小疾,饮此酒后顿觉舒爽,赞不绝口,遂将其定为贡酒。“窑湾绿豆烧”以优质高梁,大小麦等为原料,加入人参、砂仁、杜仲等50余种名贵中药酿成,色如金波,香醇甜美,具有舒筋、活血、开胃、健脾之功效。畅销京沪、宁、杭,远销东南亚各国及港、澳等地。

      一组陶塑展示了工人们制酒的过程......






      功效作用:窑湾绿豆烧酒具有滋阴补肾,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和养颜润肤的药物,酿出的窑湾绿豆烧酒色绿味甜,绵软浓淳,既有绿豆烧酒的口味,又有健身防病的功效,对风湿性神经痛、气血不足、妇科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有特效治疗作用。绿豆烧酒内中药有活血去瘀,生肌,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可治胃肠炎,黄病,跌打损伤,要退病,皮肤溃疡,小型火烧饭烫,内服外涂成为家庭常用的万能药。
      新沂窑湾绿豆烧既具有白酒的醇烈,果酒的香甜,又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由于绿豆烧中加入了多种中草药,可以抗病毒、滋阴补肾、活血化瘀、生肌、解毒、消炎、止痛、增强人体免疫力功能,并能养颜润肤。它对祛湿、舒筋、活血、开胃、健脾、补肾有特殊的疗效,对风湿性神经痛、失眠健忘、气血不足等也有辅助治疗作用。可治胃肠炎、黄病、浮肿、跌打损伤、腰腿病、皮肤溃疡、小型火烧饭烫,内服外涂成为家庭常用的万能药。“喝了窑湾绿豆烧,无须看病病自消”,这种饮之有效的中性补酒,得到了医学技术的普遍认可。安徽省中医学院院长陈可望教授研究后认为:饮此酒有百益而无一害。常饮此酒可保健滋补,延年益寿,是一种货真价实的中性大补酒。
  据《明史》记载,公元1559年,李时珍任宫廷太医院院判时,为皇帝专门配制了一种药酒,此酒具有清热解毒、强身健体、滋阴壮阳之功效。因酒色微绿,时称“绿酒”,深受皇帝的青睐。
  明亡之际,御医赵学敏携此酒配方逃出京城,隐居窑湾。1668年,山东郯城至莒县发生了8.5级大地震,灾民涌至窑湾,瘟疫盛行。赵学敏连同在窑湾隐居的御药师宗柏云等人拿出“绿酒”配方熬制此酒,分给灾民饮用,从而遏制了这场瘟疫。又据《新沂县志》记载,1696年窑湾遇特大洪灾,赵学敏再次使用“绿酒”遏制了灾后瘟疫的大流行。
  1796年,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途经窑湾,在福建会馆下榻,大学士纪晓岚建议饮用当地特产“绿酒”。乾隆皇帝饮后精神大振,见此酒颜色似绿豆汤,便问:“此酒是绿豆烧的吗?”地方官员忙说:“是,是。”就这样,“绿酒”从此得名为“窑湾绿豆烧”,并作为贡品年年进贡皇宫。
  1931年,时局动乱,绿豆烧酒厂当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国民党骑兵师师长张华棠将军进驻窑湾,除时弊,兴实业,地方经济得以恢复,绿豆烧酒声誉鹊起。后来绿豆烧酒厂以华棠命名厂名,以示答谢,并延续至今。

  绿豆烧酒文化展厅共分5个展区,全面介绍窑湾绿豆烧的历史文化。

      名称来历:位于京杭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的古镇窑湾,窑湾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素有“黄金水道金三角”和“北小上海”之称。窑湾古有“四季时菜迎宾客,苏北水乡胜江南”之美誉,可谓物华之地,鱼米之乡。其历史名酒——窑湾绿豆烧香醇甜美,久享盛誉,被列为江苏八大名酒之一。名为绿豆烧,是乾隆根据酒色命名的,从此“窑湾绿豆烧酒”进入清廷皇宫。
      品质特征:窑湾绿豆烧香醇甜美,酒性正和,回味悠长,别有风味 。
      酿造工艺:窑湾绿豆烧酒基以优质大麦、小麦和豌豆为原料,采用传统作坊酿造成大曲酒,配以红参、当归、杜仲、淡竹叶、虫衣、砂仁、栀子、藏红花等40余味中草药和冰糖、白砂糖,经过入缸静止沉淀,并让酒、药、糖慢慢溶为一体,至一定时间,即成绿豆烧酒。

      中草药储藏室:窑湾绿豆烧所需的各种中药材的采购,均为有生产许可证的地道药材,进场验收,不合格的作为废品处理,合格的中药材放入储藏室。
  中药要储藏在干燥、低温、阴凉通风的条件下,才能保持其药效、质量和价值。防止出现虫蛀、霉烂、变质、挥发、变味等现象,不仅失去药效,而且服用后还会产生毒副作用。

      药材配制粉碎坊:依据窑湾绿豆烧原始配方将中药材进行粉碎、配制。配制期间,外人不得入内。

      药材熬制勾兑坊:
  1.药液煮制:将配好的药材装入布袋,药材和水按比例配比,共同放入锅中熬制2-3小时,把药袋捞出,过滤提取药液。
  2.母液配制:药液,冰、白糖按比例配比,放入锅中熬制1小时。
  3.配制:将贮存期3年以上的65%vol优质基酒按照窑湾绿豆烧酒工艺要求勾兑,将勾兑好的基酒和配制好的母液按比例配制,降度到窑湾绿豆烧相应度数。
  4.过滤:过滤后的酒液清亮透明。
  5.入库贮存:过滤后的酒液经品评化验后分级,入库贮存。贮存六个月以上方可出库成装。


      勾兑间
  窖藏室:人们常说“酒是陈的香”,其意思是说白酒储存的时间越长越醇。配制窑湾绿豆烧的白酒对于储存条件比较挑剔,最好是在恒温恒湿的情况下,忽冷忽热的环境都会对酒质造成影响。最好的地方是地下室,因为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而且温度保持凉爽,阳光照射不到,不会产生改变酒质的物质。储存白酒和绿豆烧的容器最好是瓷罐或瓷缸,能够保持酒质的稳定性。将配制好的绿豆烧放入地下窖藏室,静置不低于半年之后灌装出库,再放入成品库待售。窖藏室要求严格的湿度、温度,所以窖藏室平时不允许外人进入。

      原料粉碎体验区:大曲是酿酒的动力,没有好曲就不能酿造出好酒,制曲的主要原料为大麦、小麦、豌豆等。浓香型白酒生产所使用的原料主要是高粱,要求高粱籽粒饱满、成熟、干净、淀粉含量高。大曲原料和白酒原料都要先进行粉碎。目的是使颗粒淀粉暴露出来,增加原料表面积,有利于淀粉颗粒的吸水膨胀和蒸煮糊化,糖化时增加与酶的接触,为糖化发酵创造良好的条件。粉碎原料的用具就是“碾子”。在影视作品和部分农村地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石器。
  碾子,由圆柱形的碾砣和承担碾砣的碾盘组成。碾盘就是用来承托碾磙子的石底盘;碾砣碾盘上滚压谷物的圆柱形石头。




      站在二楼眺望美景......


 

      这一展区展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酒具,简直是太可爱了......
      九州华棠酒器文化博物馆:有酒就有器,上古时期盛放天然果酒的天然石坑就是那个时代天然酒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同时代盛酒、温酒、饮酒的各类器具尊、壶、爵、角、觥、杯、卮、缶等都是人造酒器,不同的酒器是酒器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说酒与器同源共存,酒器是酒文化的重要载体,酒器文化是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酒器传播酒文化,是华棠绿豆烧酒文化传播又一亮点。
       九州华棠酒器文化博物馆是绿豆烧酒文化演示馆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绿豆烧酒酒文化演示馆二楼,本馆由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窑湾绿豆烧”酒,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颜希广倡议,联合徐州酒器藏友张辉、王海共同建立的,分为15个专题,19个橱窗(柜),将近代千余件精美酒器给予展示,它以另一种方式传播着独特酒文化,让参观者了解酒器发展的历史,学习更多知识,更加全面地了解绿豆烧酒文化。如今,绿豆烧酒文化演示馆已经成为窑湾古镇的一个重要景点,到过古镇窑湾的游客基本上都会走进绿豆烧酒文化演示馆参观。借助酒文化演示馆,绿豆烧酒的酒文化得以迅速而广泛传播。绿豆烧酒文化演示馆展现的是绿豆烧厚重的历史、丰富的企业文化和民族品牌的崛起。游客来此参观,随着导游的讲解和实物的再现,往往会不自觉地进入“时光隧道”。

      这盏青花瓷的宫灯太有意境了......
  108将酒,再现历史形象:水浒108将人物雕塑文化酒,是由水浒故事发生地——水泊梁山脚下的山东省梁山水浒城酿酒厂生产,其灌以二十年以上优质高粱原浆酒为母本,采用传统发醇工艺,由国家级调酒师精心调制生产出卓越品质的酒。整套酒瓶做工精致,并获得造型专利。
  水浒108将人物雕塑文化酒以古典名著《水浒传》为蓝本,以水浒酒文化为底蕴,根据文学名著中对宋江、林冲、鲁智深等108位梁山好汉的形象描写,由江苏宜兴雕塑世家传人、著名雕塑师金惠鹤、沈建卫先生精心设计,选用宜兴紫砂材质,采用古铜工艺,历时六年,把水浒108人的形象,手工雕刻成盛酒器具,整套酒具嬉笑蹲站,造型逼真,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古香古色。这套酒被水浒酒文化收藏界誉为酒器“三绝”。一绝,人物造型千姿百态,各具神采;二绝,瓶口取于城墙之上,不破坏人物形象;三绝,底座瓶口采用美国硅胶先进技术,酒分毫不洒。限量出品1000套,每套都有唯一收藏证书。
  水浒108将人物雕塑文化酒,目前在成套酒发行的酒器数量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小说《水浒传》如此规模的酒文化描写也是不多见的,可谓无酒不成书。在一百二十回书中,回回都能够见到酒的身影,书中的每个章节,涵盖的酒的种类、酒业、饮酒器具、饮酒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大量酒文化的描写,丰富了小说文本的内容,酒为小说增添了色彩,彰显了人物性格,自古英雄爱美酒,酒助英雄扬威名,酒与英雄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是酒推动了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无论从文化层次、观赏收藏还是饮用层次,这套酒都可称之为 “最具升值能力的收藏品”。


 

      福禄寿

      扬州八怪酒:扬州,古九州之一,有着2500年的建城史,进入清代,经康雍乾三朝发展,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更呈繁荣景象,成为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有“天下名士,半在淮扬”之说。而“扬州八怪”正是在这时期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群体。
  据各种著作记载“扬州八怪”有十六、七人之多,较为公认的是郑板桥、汪士慎、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等8人为代表的书画家,他们锐意变革,行为狂放,个性普遍孤傲清高。他们的作品,不受古法约束,用笔奔放自如,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和创新精神。他们作品的艺术风貌背离了当时统治者所推崇的“正统”画派,甚至把社会的阴暗面搬到他们的书画、诗文作品之中,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这种行为使得统治者的利益受损,故被称为“扬州八怪”。
  2013年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诞辰320周年,扬州春江酒业有限公司推出烟花醉“扬州八怪”系列纪念酒,其酒瓶采用扬州八怪的人、字、画为题材,由深圳市千指佛包装有限公司总设计,由景德镇聚艺陶瓷艺术中心承制。这套酒瓶所用的书法、绘画、人物资料均由扬州市八怪纪念馆提供,其中人物图形由著名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家王野翔绘制。
  纪念瓶主体选用人物雕塑,按照中国画的风格、根据历史资料缔造个性人物,造型古朴大方,栩栩如生,形态各异。酒瓶一套共8个,每个长17厘米,宽9厘米,高22厘米。每个人物旁边配以一块圆形的屏风,上有各位画家的代表画及书法,屏风背面是人文章来源华夏酒报物的简介,三位一体,相得益彰,每个酒瓶正面底座部位都有“烟花醉酒”字样,背面都有香型、执行标准、质量等级、配料、生产许可证号、酒精度、净含量500ml、生产日期、产地、地址、电话及厂名等,酒瓶底部有“景德镇制”及“珍藏限量版”字样。
  为了凸显纪念瓶的文化价值,灌制了地方名酒扬州春江酒业有限公司旗下的“烟霞醉”美酒,编号限量发行,并配有收藏证书。







      唐僧师徒







      八仙





      老子与道家

      京剧脸谱

      卡哇伊的造型







      棋局可以是这样的





      四大名剧套瓶:这套纪念酒瓶在题材上选择了目前中国酒器制作大家都没有选择过的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为题材,立意新,中国古典四大名剧《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是我国历史戏曲中最为显著的代表,在我国绚丽多彩的艺术百花园中,戏曲也是传播最广、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套瓶酒瓶的瓶型设计成书本的形状,更具文化元素,以黄、灰、蓝、粉的纹饰分别为《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的底色,颜色和书籍内容风格相对应,也是设计者对古典文化的理解吧。瓶身上下边界都是棕褐色文条,棕褐色文条是书案的体现,四个酒瓶都是以此式样,代表了四大名剧之间的呼应。四个酒瓶上的共同点:在瓶身的侧面,也就是相当于书脊的地方,上部放上作者图像,中部为书名及作者姓名、生活的朝代,下部为酒瓶按照国家标准必须呈现的内容,像酒的香型、酒精度、容量及限量收藏编号,及为什么活动而制作的酒瓶,特别是会员珍藏非卖品这7个字越加显得这套酒瓶的收藏价值;书脊上还有两道像竹节一样的突起,显然像两条仿古书的书线,这样一来会再添几分古书神韵。书本酒瓶瓶身的背面印制该书介绍,一般为150至200字的内容,主要介绍作者是谁,写作背景,该书内容,该书有什么深远意义等等。
     在书本酒瓶瓶身的正面,是该套纪念酒瓶彰显改剧内容的主要部分,字、画组合也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四个书本瓶身正面上部都有——中国古典戏剧名剧八个字占据一行,上下占据十分之一画面;下部都有赣州市酒文化研究会及首届酒器交流会纪念,占据二行,上下占据十分之二画面,该面字体都采用汉字中最为庄重的隶书,用彰显古味繁体字体越发显的该剧古老,文字在该行都是左右居中。
     在书本瓶身的正面中间部分分别选择一幅该剧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作为封面,上下占据十分之七画面,采用上下与左右长度比例2比1椭圆画面,左右居中,在图片右侧也是采用隶书繁体字体,上下排字,也分为三个部分,上部为改剧书名,中间为作者生活年代,下部不为作者姓名,上部字体较大,基本占据上下十分之三画面,中部下部字体较大,加一块基本占据上下十分之一画面,突出主题,让人一看一目了然。
     《桃花扇》所采用的画面是:站在背景为桃花的草丛中,有明末四公子之称的文人侯方域,头束圆髻,门目清秀,面如桃花,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谐调,身穿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对襟青衫,腰缠淡绿长裙,一脸怒容,手撕与秦淮歌妓李香君定情之物、扇面上带有桃花、扇骨挂有象征二人永结同心如意结的宫扇,通过即将撕裂扇面的画面就可以联想到文人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进而展现了在历史大变革背景下王朝的兴衰历程。
     《牡丹亭》所采用的画面是:牡丹花前,垂柳树下,牡丹亭畔幽会场景,身穿斜开襟黄衫,头戴硬脚幞头帽文弱书生柳梦梅含情目目、左手拿垂柳,右胳膊挽着有着落雁之貌、面带羞涩、垂发披肩、身穿红色缎服、官宦富家小姐杜丽娘,一副郎才女貌,花前树下,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意境。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并且最终写出了“情”战胜“理”的结局。
     《西厢记》所采用的画面是:普救寺内西厢房外,面部表情显得聪慧而痴情、却又穷酸潦倒的落魄书生张生,本是去欣赏普救寺美景,无意中见到了容貌俊俏,苦闷压抑的深闺小姐崔莺莺,张生随即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崔莺莺也随即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邂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一个佛教寺庙里的凄美爱情,这是何其的绝妙,从而描绘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
     《长生殿》所采用的画面是:金碧辉煌骊山行宫,雕花红木睡踏床上,体态丰腴,肌肤凝脂,面如桃花,眉如柳,长头束髻、两侧插满珠花簪,上戴盛开牡丹花,身披大红霓裳羽衣,穿着打扮的雍容华贵,仪态风情贵妃杨玉环,与面显疲怠唐明皇李隆基对视交谈。由此画面可以联想到李隆基作为皇帝,荒废政务、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纸醉金迷、荒淫无度、穷奢极欲、较多的沉湎于杨贵妃的姿色和妙曼的身材,以致朝政败坏,藩镇叛乱,造成他们自身的爱情悲剧,致使生民涂炭、国破家亡的历史事实。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窑湾大清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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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窑湾大清邮局
      古镇窑湾为明清时期运河要津,加之古运河漕运鼎盛,该处为商贾云集、人口稠密的商铺,相应出现了通邮需求,先后兴办了清前邮政、大清邮政和民国邮政,并见证了新中国邮政的发展和进步。官、民用办通信服务最早于1874年窑湾商人叶竹三开设的民间组织“徐天顺民信分局”。1903年,窑湾开办官办三等邮局。民国期间,窑湾大清邮局在原局基础上直接替代产生了中华邮政。
      1896年清政府正式开办国家邮政,距今也才114年历史,而窑湾的邮政历史,可查竟然有百年,最辉煌时还是一个响当当的“二等邮局”呢。依原貌窑湾老邮局,复制和搜集古文物和史实资料,对外展览开放,并申请该旧址为文物保护单位。门面悬挂“窑湾大清邮局旧址”牌匾,设置古式铸铁邮筒。二楼展示窑湾和新沂以及近代邮政的各种历史资料、图片和实物,通过贴在墙壁上的画像和图片,展示当年邮局为顾客代写家信的情形和当年小镇上人们的生活。


      走进这座大半已算作邮信业历史展厅的“窑湾邮局”,入眼可见一座铜像。简介中“叶竹三”的名字非常醒目。正是此人,开创了窑湾邮信的历史。据史料显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窑湾商人叶竹三率先在窑湾西大街开设了“徐天顺民信分局”,至此窑湾有了同外埠沟通的民间通信机构。
      创始人叶竹三是一个十分精明、很有经营头脑的人。他发现经营民间信局这种商机,既能得到信资,又可得到赏银,是一项本小利大,只赚不赔的生意,于是民信业在窑湾的先河一蹴而就。随着徐天顺民信生意日隆,叶竹三雇用私人船只,往返水路传递信件和包裹,这些船只在当时被称为“窑湾民信班船”。船形多为两头尖翘,中间宽大的木帆船,载重量均不超过十吨,每船有船夫五至七人不等。自民信班船启运,窑湾至宿迁、窑湾至滩上、窑湾至台儿庄的邮船在桨声灯影中定时往返。每条信船船夫会被发给带有“信”字马甲一件,班船船尾后梢都插有一面印有‘信’字三角杏黄小旗一面,船行遇关卡,不受搜查或抓差,故有“乱世安全船线”之说。
      扩展 1903年,官方窑湾邮政局建立:清朝邮政建立后发展快速,分支机构也迅速增加。众兴和窑湾的信柜,已改为内地邮政代办处,陈通明被任命为众兴代办,月薪4元;钱有度被任命为窑湾代办,每月3元。从3月29日开始。这是《清末镇江邮界总局档案摘译汇编》中,对1903年大清窑湾邮政局建立的文字记载。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正式批准总理衙门奏折,开办大清邮政官局,至此,大清邮政建立。同年4月9日大清镇江邮政总局成立,成为全国最早的24个总局之一。次年,镇江总局即逐步向周围及运河沿线发展邮政业务,建立分支邮政机构。1899年6月28日,向北在宿迁设二等邮局,在窑湾设立信柜(引自《镇江邮区1899年成立宿迁邮政局批复》),同年7月在山东台儿庄设立邮政分局,从而形成沿运河的干线邮路,取代了传统的驿站和民办信局,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
      大清窑湾邮政局的肇始,经历了邮政信柜、邮政代办处等级发展过程。邮政业务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呈现出日新月异不断攀升的状况。其在邮政行业中等级也不断地晋升,在创立同年一跃从代办处升格为三等邮局,乙类汇兑局,并首设局辖官湖、滩上邮政代办处,形成徐州府东部地区邮政中枢。

      古代邮政传递的发展,从烽火到邮局: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异地之间传递书信、信息,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日益迫切的需要。而我国的邮政史,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春秋战国时 烽火传军情:信息传递,是人类产生以来就需要解决的问题。防范敌人的入侵,是古代国家和部族最重要、最需要迅速传达的信息。早在西周时,在都城镐(今陕西省长安县)东部的骊山设有许多烽火台,每座烽火台都间隔一定距离。敌人入侵时,就燃起烽火报警。京城附近的诸侯看到信号便赶来救援。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开始构筑长城,并在长城上设置烽火台。最初的长城就是由一个个烽火台和孤立的列城组成、联系起来的。这种行之有效的通信方法一直沿用到明清。例如明朝为防范倭寇入侵,曾在今天的山东省烟台市设置著名的狼烟台,烟台市的名字即因此而来。用烽火传递军情,虽然很快,却无法把中央政府的具体命令传达下去。所以人们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还利用人力、畜力进行通信。早在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已经有了邮驿,往返传送官府文书。《孟子·公孙丑》中曾引用孔子的话:“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道德学说的传播比邮驿传递信息还快。孔子用邮驿作对比,说明当时邮驿已为人们熟知。
  唐宋邮驿专为官府用:唐代的邮驿盛极一时,全国设驿1639所,遇有紧急公文,通信使者扬鞭催马,朝夕可行三百余里。“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唐代诗人岑参的这首诗是对当时邮驿发达的生动写照。唐朝的邮驿除负责通信外,还接待过往的官吏和宾客,为他们提供食宿和车马。唐代还出现了几件与通信有关的新事物:一是“邸报”,即当时的官方报纸,记录朝中大事,用雕版印刷,直接交邮驿传递到各道州及边镇。二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飞钱”。据赵璘《因话录》记载,有一个读书人在外地卖了一块地产,得到数百缗钱,因回家的路途遥远,随身携带不安全,就托人把钱交到当地有关部门,取得收据。回去后凭收据在当地领取钱款。这种用票据代替铜钱周转的“飞钱”,类似现在的汇兑。急递铺是一种处理紧急文书的机构。它创于北宋初期,原称递铺,驿卒由厢兵充当。宋代的递铺有三种:步递,马递、急脚递。其中急脚递传送公文的速度最快,日行400里。后来又出现了金字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急脚递,由皇帝御前直接发出,铺兵腰系响铃,手执金字牌,兼程急进,接力传达,规定昼夜飞驰500里。宋人形容说,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绍兴十一年(1141年)夏,正当岳飞在抗金前线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达到停战求和的目的,竟于一天之内连下12道金字牌,传递紧急诏书,迫令岳飞退兵。
  明代出现私信传递的民信局:但无论是邮驿还是急递铺,都是传递政府公文的机构,不办理民众的通信。普通百姓想要互通音讯,只能遣人远道传书,或托行商携带,非常不便。为了适应民众通信的迫切需要,明朝永乐年间出现了一种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组织——民信局。民信局开始出现于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以后逐渐延伸到内地。民信局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浙江的宁波。同时,随着东南沿海侨居海外人口的日益增多,又出现了专门办理华侨同国内亲属通信与汇兑的侨批局。“批”是福建方言,即“信”。 
  西方侵略输入近代邮政概念:近代邮政与古代邮驿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而我国最早的邮政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侵略过程中强行输入的。1842年4月15日,在鸦片战争尚未结束、香港主权还属于中国的时候,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就以“香港英国总督”的名义,宣布成立“香港英国邮局”。8月29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从此,英国便以香港为基地,开始在通商口岸随意开办英国邮局。他们把邮局设在领事馆内,把邮局称为“领事邮政代办所”,直属于伦敦英国邮政总局。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日本、德国和俄国等也先后以“利益均沾”为借口,纷纷在上海设立了各自的邮局。清朝政府不但听任列强在华滥设邮局,还给这些邮局起了个挺好听的名字,叫“客邮”。这些“客邮”主要经营中国和外国之间的邮件互寄业务,实行外国的邮政章程和资费。邮戳上用本国文字刻写中国地名,贴外国邮票,顶多在邮票上加印“中国”字样。
  中国近代邮政由海关试办:在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一些谋求国家富强的仁人志士意识到兴办邮政的重要性。中国人中最早提出兴办邮政的是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他是在《资政新篇》一书中提出这种主张的。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人倡议兴办近代邮政的呼声日益高涨。1878年初,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疏通下,总理衙门同意由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海关试办邮政,并首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和牛庄(今营口)5个城市试行。1880年1月,赫德在海关内部建立起一套新的邮政机构,定名为“海关拨驷达局”。拨驷达,就是英文post的音译,意为邮局。1882年11月,海关拨驷达局公布了《海关邮局章程》,其中规定邮局信箱从早7点到晚19点,对所有寄信的中外人士开放。邮件由海关听差投递或收信人自取。海关试办邮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刷邮票。1878年7月,天津海关收到了从上海海关造册处发来的首批邮票,是面值银为3分和5分的邮票各10万枚,接着又加印了面值银为1分的邮票10万枚。这就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大清邮政逐步统一邮递业务:海关试办邮政后,又经历了18个春秋,到1896年才由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即大清邮政,并委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总邮政司。大清邮政开办之初,全国通信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有外国在华设立的“客邮”,古老的邮驿,还有经营情况不错的民信局。中国传统的邮驿臃肿腐败,清政府每年用在邮驿上的经费多被各级官吏贪污,流入私囊。新式邮政出现后本应裁撤邮驿,但这关系到大小官吏的实际利益。为减少阻力,赫德竭力声明开办国家邮政不必裁撤邮驿。直到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才宣布废除邮驿制。对大清邮政来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民信局。民信局历史悠久,业务种类广泛,经营方式灵活,深得中国商民信赖。大清邮政利用官方设限和业务竞争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压缩民信局的生存空间。大清邮政在局所设置上更加广泛,把邮局逐渐延伸到内地和农村,同时在城市内增加每天开取邮筒的投递班次。到辛亥革命前夕,大清邮政各类邮政局所达到6201所,邮路总长381000里,邮件达1亿件以上。而组织松散的民信局无法与其竞争,纷纷改业或倒闭了。而“客邮”退出中国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清朝灭亡后的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联。与国际的通邮已不需要“客邮”居间中转。而且许多“客邮”经营的情况不妙,经济上不能自给。但直到1922年2月1日,邮联太平洋会议才通过了撤销各国在华“客邮”的决议。会后,英、美、法等国相继撤销了在华的“客邮”。俄国在华“客邮”早在十月革命后即已撤销。只有日本的“客邮”赖着不撤。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均无结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在华“客邮”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
      大清窑湾邮政官局肇始: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正式批准总理衙门奏折,开办大清邮政官局,至此,大清邮政建立。同年4月9日大清镇江邮政总局成立,成为全国最早的24个总局之一。次年,镇江总局即逐步向周围及运河沿线发展邮政业务,建立分支邮政机构。1899年6月28日;向北在宿迁设二等邮局,在窑湾设立信柜(引自《镇江邮区1899年成立宿迁邮政局批复》),同年7月在山东台儿庄设立邮政分局,从而形成沿运河的干线邮路,取代了传统的驿站和民办信局,逐步发展成为社会各界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为窑湾地区的市场繁荣,促进物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窑湾依托沂、运河水上交通优势和工商业繁盛的苏北商埠条件,成为南来北往信函传递交接枢纽。因此,仅在大清政府开办近代邮政不久后,便在此设立邮政信柜,邮务隶属于镇江邮界总局。  
      据《清末镇江邮界总局档案摘译汇编》中对大清窑湾邮政局的建立有以下记载:   
      局谕 第304号  众兴和窑湾的信柜,已改为内地邮政代办处,陈通明被任命为众兴代办,月薪4元;钱有度被任命为窑湾代办,每月3元。从3月29日开始。  
局长 雷乐石(L·Rocher Louis) 1903年4月13日

      竞争,窑湾成隐于乡镇的“区域级”邮局:官方邮政资费下调、管理加强,民营邮信衰落。藏于“窑湾邮局”的一份光绪三十二年《大清通邮汇编》记载:“徐州府:宿迁、睢宁、窑湾”。可见,徐州府当时所辖分局有三,其中前两局都是县级局,唯独窑湾是一个区域性邮政局,可见当年窑湾的经济地位之高,邮政事业之发达。此时邮政业务上主要办理信函、明信片、挂号、汇兑、包裹等各类函件。为了同当时民信局竞争邮件,邮政局邮政资费不断下调,来挤压民信局。从原四分一封平信降为一分,本埠降至半分,以银元分钱为计算单位。随着大清邮政官局正式开办,逐渐形成了民信局与驿站、邮局并存的形式,然而官办的邮政一开始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利用政府干预和加强经营管理手段,挤压民信局,使民信业逐渐衰弱萎缩。于是,上文提及的天顺民信局,也终于在几经波折之后,抵挡不住近代兴起的邮政冲击,一朝雨打风吹去。



















 


 中华民国成立后,窑湾大清邮政转变为中华邮政,先后增办保险信函、快递等业务。由于业务范围不断地拓展,业务量也不断增加,加之窑湾地处徐海之间的“中心地带”,水陆交通两便,自然成了重要邮路上邮件交换点,这给窑湾邮局提升等级局奠定了基础和空间。

     民国年间,交通便捷,窑湾邮局升为“二等”:增办快递等业务,邮差薪水每月6美元。民国24年(1935年)苏皖邮区(江苏邮务管理局)根据交通部的通令,取缔民信局,后者正式结束了它辉煌的历史。而在此之前,窑湾大清邮政转变为中华邮政,先后增办保险信函、快递等业务。由于业务范围不断地拓展,业务量也不断增加,加之窑湾地处徐海之间的“中心地带”,水陆交通两便,自然成了重要邮路上邮件交换点。1912年10月2日,窑湾邮局正式向上级局——镇江总局提交了晋升二等等级局的报告。一个月后,也就是11月5日,镇江总局邮务总办英国人沙木罗浮(Schanmloffel·E·A)署名签发批复,正式下达给时任窑湾邮政局局长钱正元。从批复的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窑湾邮政局发展轨迹及当时所开办的业务范围、邮件传递路线、业务收支分配指标等相关不为人知的信息,就连时任窑湾邮政局局长钱正元每月薪水(12美元)和邮差薪水(6美元),都作详细记载。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时民营信局已被迫退出了邮路,而航行在运河上的那些邮船却没有“失业”,船家都另寻主家,随后都被“中华邮政”窑湾邮局所雇用,继续航行在这条邮路上传递邮件。
      在新沂市档案馆,可以看到了一份民国时期窑湾邮船通行执照——“为发给执事照得局寄递内河一带邮件必须雇用民船以资转运惟该船一经承寄邮政官局公件即负有按时达到之责任诚恐沿途关津局卡或军警人等不辨虚实多所盤诘既碍该船程期复延公众邮寄至多不便合行发给执照以为证据须知邮船关系各界交通自不能片时延宕惟该船户倘带有客货等项仍應逢关报税遇卡抽釐如有偷漏等弊均归该船主自受其咎邮局概不过问以重要公而杜假冒须至执照者……”
      这份通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执照”是发给窑湾船主李广才的。陈广德告诉记者,“既是船主身份证明,也是接运邮件的凭证,还是一份航运通行证。”















      1949年5月,窑湾邮政局进入了人民邮政新的历史时期,新组建的窑湾三等邮局,直属淮阴邮政指挥局领导,先后恢复了各类邮政业务;1952年2月10日,窑湾邮局划归邮电部新安镇邮电局管辖,11月改为窑湾邮政营业处。1955年12月,改窑湾邮政营业处为邮电支局,隶属新沂邮电局领导。
      解放后,除供人游览,老邮局仍在运转:邮政转变为融合物流、金融等服务的综合体。1948年11月,窑湾解放,新政府全面接管了中华邮政窑湾邮政局,至此窑湾结束了中华邮政的历史。1949年5月,窑湾邮政局进入了人民邮政新的历史时期,新组建的窑湾三等邮局,直属淮阴邮政局领导,先后恢复了各类邮政业务;1952年2月10日,窑湾邮局划归邮电部新安镇邮电局管辖,11月改为窑湾邮政营业处。1955年12月,改窑湾邮政营业处为邮电支局,隶属新沂邮电局领导。
      80年代以后,窑湾邮局新建三层邮政大楼,大大地改善了办公条件,新的邮电设备不断增加,通信能力明显增强,业务经营范围扩大,先后开办特快专递、邮政储蓄等业务。1993年中继传输全部光缆化,全镇区实现数字化通信——自动电话。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窑湾邮政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送信、寄包裹”的传统邮政,而成功转变为融现代物流、商业邮务和金融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经营实体。
      而那座保留着清代建筑风格的“窑湾邮局”,除了让每日络绎不绝的游客观览其间,缅念一隅、一地乃至一国的邮业发展历史,更至今发挥着它作为一个邮局的功效——当地的居民可以在这里办理包括寄取信件等日常邮递业务,或如记者般买一张明信片,将它投入千年老镇中、百年老邮局前那个同时代的邮筒内,寄给自己的“未来”。







  世界邮递发展: 
  古埃及 公元前约1991年至前1786年的第十二王朝,已有关于通信活动的记载。
  亚述帝国 公元前10世纪,亚述帝国以本部为中心建筑石砌驿道,驿道遗迹至今犹存。
  古代罗马 邮驿机构已成为军事和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中世纪欧洲 11世纪以后,欧洲新兴城市、商业和文化的发展,使民间对通信的需要日益增长,从而导致了私营邮递业的发展。
  近代英法 法国路易十世于1477年建立皇家邮政。英国亨利八世于1516年在从伦敦辐射出去的主要道路上建立定期的邮递网。这些皇家邮政初期不准公众使用,后来私自带运个人信件的日益增多,甚至无法禁止。约在1600年,这种专为皇家使用的邮递组织,逐步准许为私人传递信件。由于国家经营邮政既对国家安全有利,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英国于1635年、法国于1672年规定了邮政由国家专营。这标志着近代邮政的产生。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附:理顺一下凌乱的资料《大清窑湾邮政官局——帆影映繁荣》
  光绪丁未年(1907年)3月22日盖有窑湾邮戳的二分大清国蟠龙邮票。   
  民国二年(1913年)6月27日盖有窑湾邮戳的三分大清国蟠龙邮票。  
  大清窑湾邮政官局肇始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正式批准总理衙门奏折,开办大清邮政官局,至此,大清邮政建立。同年4月9日大清镇江邮政总局成立,成为全国最早的24个总局之一。次年,镇江总局即逐步向周围及运河沿线发展邮政业务,建立分支邮政机构。1899年6月28日;向北在宿迁设二等邮局,在窑湾设立信柜(引自《镇江邮区1899年成立宿迁邮政局批复》),同年7月在山东台儿庄设立邮政分局,从而形成沿运河的干线邮路,取代了传统的驿站和民办信局,逐步发展成为社会各界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为窑湾地区的市场繁荣,促进物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窑湾依托沂、运河水上交通优势和工商业繁盛的苏北商埠条件,成为南来北往信函传递交接枢纽。因此,仅在大清政府开办近代邮政不久后,便在此设立邮政信柜,邮务隶属于镇江邮界总局。
  据《清末镇江邮界总局档案摘译汇编》中对大清窑湾邮政局的建立有以下记载:   
  局谕          第304号
  众兴和窑湾的信柜,已改为内地邮政代办处,陈通明被任命为众兴代办,月薪4元;钱有度被任命为窑湾代办,每月3元。从3月29日开始。
  局长 雷乐石(L.Rocher Louis)                                     1903年4月13日
  以上文献反映了窑湾大清邮政代办处的建立过程与建立时间及建立时的负责人等信息,由时任(1902—1904年)镇江邮界总局雷乐石局长署名签发。雷乐石(罗歇.路易斯1849—1911)法国人,1869年进中国海关为帮办,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授三品衔双龙三等第一宝星官员,大清邮政官局创办组织者及大清第一套邮票发行人之一;先后任职于上海、烟台、汕头、厦门、天津等地海关,1907年退休。其间,1876年曾兼任京师同文馆法文教习,1880—1881年一度任中国驻英、法使馆参赞。
  大清窑湾邮政局的肇始,经历了邮政信柜、邮政代办处等级发展过程。邮政业务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呈现出日新月异不断攀升的状况。其在邮政行业中等级也不断的晋升,在创立同年一跃从代办处升格为三等邮局,乙类汇兑局,并首设局辖官湖、滩上邮政代办处,形成徐州府东部地区邮政中枢。
  据(《大清通邮汇编》京华印书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版)所载:“徐州府:宿迁、睢宁、窑湾”。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州府当时所辖分局有三,其中前两局都是县级局,唯独窑湾地处在一个乡镇中的邮政局,就当时而言,窑湾的经济地位之高,邮政事业之发达,令人欣羡。
  早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之前,窑湾就有通邮至周边各地多条邮路,这些邮路大都是信局所辟,至1903年3月共“开辟窑湾至皂河23公里,至土山30公里逐日步班。窑湾至皂河是水路,雇佣木船运送邮件。窑湾至土山由脚夫人背肩挑运送邮件。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宿迁至台儿庄逐日船班邮路途经窑湾镇,运送邮件(引自《新沂邮电志》)”。另有“窑湾至滩上30公里;窑湾至官湖27公里,各邮路均为步班,昼夜兼程(引自《邳州邮电志》)”。
  此时邮政业务上主要办理信函、明信片、挂号、汇兑、包裹等各类函件。为了同当时民信局竞争邮件,邮政局邮政资费不断下调,来挤压民信局。从原四分一封平信降为一分,本埠降至半分,以银元分钱为计算单位。宣统元年总邮政司署对邮政资费又作了下调。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邮局收寄邮件的计量单位是英镑,这是因为我国邮政大权掌握在“客邮”手中,邮政管理办法不能自主。而当时国内市场通行的是“斤”(16两折合一斤),百姓对“英镑”都不怎么理解,邮局为此专门作出解释:一英镑等于十二两;英镑一两等于七钱五分,英镑一钱等于七分五厘,当时会这么换算的百姓真不多。有如在货件一栏有这样一项规定:“重不逾英十二两”。这英十二两到底折合中国的斤是多重,恐怕连秀才也算不出来。
  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窑湾又出现一种新的通信媒件——电报。
  电报局始设于今窑湾西大街,胡连升任总办。自始,窑湾有了电报通讯,窑湾人第一次认识了这种神奇的稀罕之物,奇怪的是能快速同各地取得联系,相互传递信息,很快被人们融入生活。业务可直接于清江浦、众兴、台儿庄、徐州等地直达报路,资费按路程远近而定。
  “1894年9月起,电报局的定价实行省制,即以府、省为单位,规定同府华文每字收费五分,同省每字一角,出省每逾一省加费三分(1897年8月28日起,改为三分),洋文加倍(《交通史.电政编》上海民智书局1936年版)”。到了清宣统元年(1909年)按原来价目又下调两成。
  随着大清邮政官局正式开办,逐渐形成了民信局与驿站、邮局并存的形式,然而官办的邮政一开始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利用政府干预和加强经营管理手段,挤压民信局,使民信业逐渐衰弱萎缩。同时邮驿的功能也在下降,也逐渐被近代邮政、电信所取代。
  民国时期的窑湾邮政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到1925年,中国处在北洋军阀执政的军阀混战局面。这一时期的邮政事业,归交通部统辖,“大清邮政”这块招牌虽然换成了“中华民国邮政”,简称“中华邮政”,但交通部并没有完全控制邮政大权,这是因为从交通部邮政总局的邮政总办到各级邮务长官几乎全部“循旧”仍由外籍人担任,所有中华邮政公文,必须用英文书写下发,全国22个邮区的邮务长官,他们均有颁布法规、下发公文、决定事务的权利。
  这时期虽然军阀混战,政治背景复杂,但邮政受政局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这一时期的邮政业务的运行仍较平稳,少数地区还有所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窑湾大清邮政转变为中华邮政,先后增办保险信函、快递等业务。由于业务范围不断地拓展,业务量也不断增加,加之窑湾地处徐海之间的“中心地带”,水陆交通两便,自然成了重要邮路上邮件交换点,这给窑湾邮局提升等级局奠定了基础和空间。
  等级局的划分,是按业务量的多寡分设为一、二、三等的,收入在5000元左右、开发汇票20000元左右为一等邮局;收入在600元左右、开发汇票6000元左右为二等邮局;收入在200元左右、开发汇票1000元左右为三等邮局(这里的元当时指的是美元)。从大清邮局转为中华邮政后的窑湾邮局,已具备一定规模从三等邮局转升为二等邮局的条件。
  1912年10月2日,窑湾邮局正式向上级局——镇江总局提交了晋升二等等级局的报告。一个月后,也就是11月5日,镇江总局邮务总办英国人沙木罗浮(Schanmloffel.E.A)署名签发的批复,正式下达给时任窑湾邮政局局长钱正元。
  我们从批复的文件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窑湾邮政局发展轨迹及当时所开办的业务范围、邮件传递路线、业务收支分配指标等相关不为人知的信息;就连时任窑湾邮政局局长钱正元每月薪水(12美元)和邮差薪水(6美元),也都作一一详细显现。
  窑湾邮政局升格为二等局后,邮路仍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维持原邮路;但邮区范围略微扩大了一点,原属宿迁邮区的堰头、古邳、运河、猫儿窝等地,变更后归窑湾邮区;邮政业务也随之日渐增多,原来单一的普通汇票,至此发展成为高额汇票、电报汇票国内代收货价和投递国际代收货价等业务。
  从1912年至1937年;窑湾邮政平稳地发展,可以说窑湾邮政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2月22日窑湾沦陷,窑湾邮政遂被日伪控制,期间只简单办理一些业务。
  1945年抗战胜利,宿北县交通局派何细生接管窑湾邮政局,这才恢复一般邮政业务。1947年1月,宿北县党政军北撤,国民党占据窑湾邮局遂为“国统”。因连年战争,交通经常受阻,物价飞涨,市场经济不稳,邮件业务大减,包裹邮寄停办。
  1948年11月,窑湾解放,新政府全面接管了中华邮政窑湾邮政局,至此窑湾结束了中华邮政的历史。
  新时期窑湾邮政
  1949年5月,窑湾邮政局进入了人民邮政新的历史时期,新组建的窑湾三等邮局,直属淮阴邮政指挥局领导,先后恢复了各类邮政业务;1952年2月10日,窑湾邮局划归邮电部新安镇邮电局管辖,11月改为窑湾邮政营业处。1955年12月,改窑湾邮政营业处为邮电支局,隶属新沂邮电局领导。
  嗣后,随着行政区划分和变更,窑湾邮局邮路逐年进行合理调整,部分水路邮件改由陆路步班邮递的方式,逐渐被自行车邮递取代;再后改汽车传递,大大提高了邮政通信能力和传输速度。
  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窑湾邮局新建三层邮政大楼,大大地改善了办公条件,新的邮电设备不断增加,通信能力明显增强,业务经营范围扩大,先后开办特快专递、邮政储蓄等业务。1993年中继传输全部光缆化,全镇区实现数字化通信——自动电话。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窑湾邮政从古老的通信发展成为现代化水平的邮电支局。
  如今虽然改变了原来的经营模式,电脑和电话的普及,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电子邮件代替了传统书信,手机短信代替了纸质贺卡,电话和互联网代替邮差。
  随着现代通讯工具不断涌现,人们的生活日益现代化、电子化的同时,我们曾经熟悉的窑湾邮政也已经悄悄地跟着时代在“变脸”,依然坚守着独特使命,身边的邮政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送信、寄包裹”的传统邮政。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环境中,传统邮政早已转变成融现代物流、商业邮务和金融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经营实体,让人们享受着现代“鸿雁传书”的温馨与浪漫。
  历史的记忆闪烁着微茫的光亮,文明的脚步一直在风雨中兼程。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赵信隆酱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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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赵信隆酱园店

  窑湾古镇的东西两条大街上,老字号的商铺林立,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位于西大街的赵信隆酱园店,该店始建于明熹宗3年(公元1623年),距今已有近400年历史。这是古镇窑湾“前店后坊”经营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赵信隆酱园店其酱香产品自清乾隆时期一直作为御膳房的上等佐料,并因此而声名远播。到了民国时期,赵信隆酱园店的分号已遍布上海、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并由上海等地的经销商将其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等国。院内的酿造作坊沿袭了传统的工艺流程,酱油、甜油、甜酱等产品的主料、配料等成分一目了然,展室内更为详尽地介绍了酿造的全过程以及难得一见的相关知识。
       门前的对联写得有趣:黑酱自黑非墨染,甜油微甜是蜜香。
    赵信隆酱园店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坐落在窑湾古镇西大街,四道宅院66间房,青砖瓦房,酿造用缸百余口,以生产当地特产“甜油、豆瓣酱”为主。甜油是窑湾特有的一种调味品,它比酱油更提味儿,比味精更养生,尝一口甜丝丝的,满口生香。清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甜油由当地官员邳宿运河道千总陆修钠进贡,被选中为御用贡品,乾隆下江南也曾多次驻留窑湾品膳。伴随着这位天子和这一贡品的一些故事趣闻,甜油开始在江南各地流传开来,如今已成为中华饮食中独特而重要的调味佐料。

  瞧!这景象够壮观吧?整个院落被200多口大缸挤得满满当当,每一口缸上都盖着一只斗笠,来给它遮风挡雨。这些大缸已经在这儿呆了300多年了,别看它们其貌不扬,这肚子里可是自有乾坤。精选的黄豆和面粉加工发酵后放入缸内,再加入水和盐,然后经过整整一百八十天的日晒和夜露,才能逐渐形成,它可是凝结了日月之精华。如此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甜油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健康养生,窑湾人的餐桌上都离不开它,不知是不是因为常吃甜油的缘故,这里的长寿老人也比别处要多呢。

      院内的酿造作坊沿袭了传统的工艺流程,酱油、甜油、甜酱等产品的主料、配料等成分一目了然,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酱油的生产制作工艺,的确令人惊叹。不由想起了电视上整天做的喜感广告:“厨邦酱油天然鲜,晒足180天。有图有真相,就这么晒,晒足180天,晒出美味晒出鲜!”还真的要晒180天呐!



 



     赵信隆酱园店,窑湾甜油、酱产于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有500多年的历史。目前窑湾镇有多家酒业公司生产甜油、酱料,而赵信隆酱园店是为此类生产厂家的始祖。赵信隆酱园店-2006年6月5日被评定为“江苏省级文化保护单位”。
    赵信隆酱园店始建于明·熹宗3年(既公元1623年),距今已有380多年历史了。这是古镇窑湾“前店后坊”经营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赵信隆酱园店是一家蜚声海内外的老字号,其酱香产品自清·乾隆时期一直作为御膳房的上等作料,并因此而声名远播。到了民国时期,赵信隆酱园店的分号已遍布上海、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并由上海等地的经销商将其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等国。



      赵信隆酱园店展厅:该楼为保留下来最完整的明代建筑。现为赵信隆酱园店展厅。展室内更为详尽地介绍了酿造的全过程以及难得一见的相关知识。展览分为“甜油的来历”、“甜油的工艺”、“酱园文化的传播”三个部分。
      甜油酿法是在每年春天取小麦熟面块遮光高温发酵,待面块生出乳黄色菌性线绒,将其从室内搬出在通风处晾干,放入露天大缸内加水浸泡。白天阳光暴晒、夜晚月照晨露。立秋之后,从缸中的滤筒内取出的杏黄色液体叫甜油。甜油酱香浓郁,色泽清澈,鲜美爽口,体态浓厚,集鲜、甜、浓、香于一体。加入了甜油的凉菜、生鱼虾不仅味道异常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大大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健康。









      窑湾酱园史:窑湾传统酱菜手工业有3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赵信隆酱园店。自清康熙年间至今,赵信隆酱园店凭借精湛的加工工艺,优良的酱园产品和“以义为利,趋义避财”的经商之道,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自清乾隆至光绪二十四年,赵信隆酱园店的甜油产品更是作为御用贡品进贡皇宫。

      百年老店赵信隆:清康熙年间,赵家人定居窑湾,创建了赵信隆酱园店。赵信隆酱园店坐落在窑湾古镇的中大街上,西临十字哨楼,南北共有四道宅院,含青砖小瓦楼房66间。旧时,酱园店临街的四间大门上方,挂有黑漆金字门匾,上书“赵信隆酱园店”,门两旁有对联一副,上联为“黑酱自黑非黑染”,下联为“甜酱微甜是蜜香”。到了清朝末年,酱园店在窑湾南哨门设立了赵信隆分店,民国初年,又分别在南京、镇江设立了两处分店。
      赵信隆酱园店开业伊始,店内只经营酱油买卖。当时店主赵老板身边有一位技师叫徐竹秋,做得一手好酱油。后来机缘巧合,赵老板先后与隐居窑湾的明代御医赵学敏和明代御药师宗柏云相识。

      他们三人和徐竹秋经常在一起研究酱油工艺,并将养生之道融入到传统工艺之中,经过一系列的尝试,终于研制出了一种新产品——甜油。之后,徐竹秋又凭借多年的酿制经验和过人的智慧,陆续研制出许多酱菜制品,深得窑湾百姓的喜爱。

      酱园店的祖师爷:徐竹秋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终将甜油这一新产品的加工工艺完善并使之能够批量生产,才真正成为天下人的佐餐珍品。徐竹秋对赵信隆酱园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赵家后人将他尊为赵信隆酱园店的祖师爷,每年的阴历十月十日为祖师爷的寿辰。

      酱园店可生产出酱油、甜油、醋、豆半酱、甜酱、咸大头菜、五香大头菜、酱菜蒜、甜酱菜、小宝菜、糖蒜、包瓜、臭豆卤、五香豆卤、豆干、五香豆干、花干、千张等二十多个品种。其制作工艺技术有腌、煮、蒸、酿、炒、包、切、晃八项基本功。

      八宝酱菜:顾名思义至少有八种蔬菜,经腌制而成。 一道菜能吃出八种宝贝,酱香中透着清香,还有淡淡的甜味和辣味,口感多样,是下饭的好菜。由至少八种蔬菜,经腌制而成。品种多样,口味清新可口。
      腌制八宝酱菜常用的原料有:苴莲、白萝卜、茴子白、笋尖、中期黄瓜、莲藕、大青椒、荸荠、银条、花生仁、生姜等。一般配菜时苴莲、笋尖、生姜、花生仁必不可少,其它则可任选四种。要挑选脆嫩,无虫、无伤,水分大的菜。也可根据地方盛产的蔬菜,因地制宜地选料配菜,但品种必须多样,否则,不能称为“八宝”菜。同时,还要备足食盐、黑酱和各种调味品。
      腌制八宝酱菜的原料都要去皮、刮皮、削根和反复洗净。但由于各种蔬菜不同,加工时要各有重点。如苴莲要去根、除叶,刮去外面的硬皮,白萝卜要削去菜头、尾梢,刮净毛根和伤疤。直径大于8厘米的萝卜,要从上到下切开。黄瓜要挑出过嫩和过老的,以中期的为最好,并要切成2厘米长、8毫米厚的薄片。莲藕要刮去硬皮,切成薄片。荸荠和银条要洗净粘附在上的土杂,掐头去尾。笋尖要削去外皮和硬皮,但不必切开。茴子白要从上至下切开,使其宽不超过7厘米,直径小于7厘米的可不切。要冲洗干净、放在竹筛内沥尽水。花生仁要拣去破粒、杂质,青椒去掉果柄,即可腌制。这两种菜不必入酱缸。生姜洗净后,可上盐腌制20天,然后切成细末,供配菜时用。
      将加工好的苴莲切成4厘米厚、重0.5公斤左右的大块,这样可尽快腌透。然后一层层放入腌缸内,放一层菜撒一层盐,每公斤菜约需食盐150克,腌24小时后,将菜取出,倒入另一缸内,放一层菜,再稍撒一层盐,并将用过的盐液倒入缸内,几天(春季2-3天、冬季4-5天)后,倒第二次缸。这样可使所有菜充分吸收盐分,真正腌透。如果盐液挥发减少,腌不住菜时,可另加盐水,使菜全部浸入盐液中,再加入少许花椒、大茴和五香调料等调味品。最后,要放上木架,压上干净的石头腌制。夏天7天左右,冬天10天左右即可入酱了。具体做法是:将苴莲取出,切成4厘米长、3毫米厚的细丝,装入干净的布袋内,每袋不超过4公斤,扎紧口袋。然后放入盛有黑酱腌液的第一酱缸内,20天后,倒入酱液较浓的第二酱缸内,再腌20天,最后倒入第三酱缸内,并要根据酱色深浅,适当加入新黑酱,复腌20天后,就可配菜食用销售了。白萝卜、黄瓜、荸荠、银条、笋尖、茴子白菜腌制,入酱,用盐量等 ,均与苴莲相同,但要分别单独腌制,以保持各自的气味和特色,大青椒和花生仁一般腌制一星期后即可配菜。
      为保持八宝酱菜的独特风味,配菜工作也很重要,待上述各菜腌好后,即可用来配菜了。通常配菜比例 为:白萝卜40%、苴莲30%、黄瓜10%、笋尖5%、花生仁2%、生姜末适量。其它菜则根据本地食用习惯,任意进行搭配,但要品种多样,才能体现八宝酱菜清香可口,别具特色的风味小菜。

      中华酱文化:我们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始掌握发酵技术的族群。我们的祖先广泛利用各种动植物原料的发酵盐渍食物“醢”。经过科学考证, “醢”是我国古代先人对酱类食品的总称谓。“以豆合面而为之”,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是以豆和麦面为原料来制曲后再加盐的工艺来制作“中国酱”的,这在人类发酵食品史上堪称是独树一帜、极具魅力的,我国古代先人的这一伟大创新与发明,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数千年直至现在。并且也深深的影响了整个东方世界广大地区的许多国家和民族。 
      前言:我们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始掌握发酵技术的族群。我们的祖先广泛利用各种动植物原料的发酵盐渍食物“醢”。经过科学考证, “醢”是我国古代先人对酱类食品的总称谓。“以豆合面而为之”,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是以豆和麦面为原料来制曲后再加盐的工艺来制作“中国酱”的,这在人类发酵食品史上堪称是独树一帜、极具魅力的,我国古代先人的这一伟大创新与发明,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数千年直至现在。并且也深深的影响了整个东方世界广大地区的许多国家和民族。此种影响甚至还远不止于历史上的这一地域范围。由此而形成了渊源久远、形态丰富、蕴含深厚、流被广阔、影响巨大的“中国酱文化”。今天我们对“酱文化”的理解,可以主要概括为:“中国酱”是以大豆为主要原料制曲,经加盐发酵等多道工艺而酿制成的发酵食品。“中国酱文化”是人们在酱的制作与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思想认识、行为方式等一切与之相关联的事象总和。从大的时空和角度去仔细观察中国酱文化的历史变迁,不仅对认识以中国的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的饮食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形态规律是有益的,而且对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同样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从“醢”到“酱”
      讨论“中国酱”和“中国酱文化”,理所当然要从“醢”说起。所谓“醢”, 《说文》:“醢,肉酱也”。据【周礼·天官】记载:“醢人掌四豆之实,醓醢、蠃醢、蠯醢、蜃蚳醢、兔醢、鱼醢、鴈醢”。【注】凡作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杂以粱麴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甁中,百日则成。郑司农曰:无骨曰醢。“醢”,就是用小的坛子类器皿装的发酵了的肉酱。也就是说起先我国先人制酱大多是用动物肉为原料来加盐发酵并用坛子来盛装的。
      从《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诗经》等先秦元典中对“醢”有更多的描述与记载。按《周礼》的说法,周天子每次正餐都要遵循制度摆满六十个“醢”的品种;此外,《周礼》的“食医”和“膳夫”职文还分别说到“百羞、百酱”与“酱用百有二十瓮”。不过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关于这六十个品种醢、一百品或一百二十品酱名目的确切文字记载了,用郑玄的话说是当时“记者不能次录,亦是有其物未尽闻也。但这也同时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早在距今三千左右的古代,中国人生活中的酱品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了。
      中国的酱文化与盐文化:作为咸味的酱以及其他各类咸味食品,毫无疑问都离不开必须有的咸味调料——盐。人的日常饮食和生命的维系都离不开盐(其他动物也是如此),酱类食品的发明,显然是基于这种生活需求和生命依存需要的结果。它其实也是一种必然,早早晚晚会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的。但是,这种发明或出现,对于整体人类来说不会是机缘均等的,它只应当最早被某种特别生态环境中的人群所优先认识和掌握。我们不难认识到酱类食品的存在,对拥有它们的人群的生活来说至少有如下三大功用:一是日常饮食生活中盐的需要;二是咸味食品(同时也是咸味调味品)的丰富;三是食物原料保藏(腌藏和盐藏)的需要。对于近海或近陆地盐源(如池盐、湖盐、岩盐、土盐、井盐等)的先民们来说,自然盐料的认识和获取并不困难,只是他们是比较便利地利用了自然盐源的天赐之福罢了。但是,如果这个天赐之福过于便利,就很可能从某种意义上限定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与方向。相反,只有那种经过克服许多困难的努力,才最终有所获得,才可能将人们的思想智慧与创造力激发得更加完全彻底。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史前史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黄河流域文化带上的中华民族祖先—炎黄族群就是这样的早期人类的文明群体。于是,盐在他们的手里使上述三种功用充分发挥到了历史的极致。
      因为盐是民以食为天的人们的每日必不可缺的必需品,这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政权中几乎无一例外的、把盐生产和经营作为专营,而实行垄断的史实里得到了间接的证明。汉武帝时国家就明确制定了“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的严厉禁断之法令。但盐是一种极易吸湿潮解的物质,于是增加了保管的难度。古代食用盐的家庭保管,主要是放在相对封闭的粗糙的陶器中的,因为廉价陶器的不渗水功能可以避免潮解了的盐遗失。为了不浪费任何一点盐份的目的,贫苦大众甚至采用了将盐充分溶解在水里的办法,这样在烹调时仅仅舀取适量的盐水使用。直到今天,笔者在一些农村和边远山区田野考察时,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盐如此珍贵,于是用造酱来充分发挥盐的食品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存盐,无疑是非常可取的聪明方法了。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中国黄河流域中原地带早在史前期就已经出现的民艰于食的食事形势与此有关。因为很可能正是由于这只无形而巨大的手,才很早就全面启动了炎黄先民用盐保藏食料的普遍尝试,于是各种盐渍物接踵出现了,于是最原始的“酱”也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酱类食品“醢”主要是取自各种动物性原料这一基本特点,应当正足以说明重要食料保藏的目的。也就是说,随着原始农业的步伐不久,同时也因为陶器(甚至更早的其他自然形态器皿物)的使用,最早的中国酱就可能出现于我们祖先的日常生活中了。“酱”字字形的演变,也正足以表明谷类原料酱——中国酱从“醢”中独立出来,并获得长足发展的历史是完全可信的。最初的“酱”与“醢”同义。因此说中国的酱文化与盐文化是相辅相成和互为依托的。
      关于做酱的豆和盐,也是研究中国酱文化不应忽略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国家政权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盐实行垄断专卖政策。因为盐是天下百姓赖之活命、不可一餐离之的生活必须品,于是盐就自然而然成了有力量治民者强加诸人民身上的最牢靠、又最广大而又最持久的财税来源。然而,由于酱是贫苦得几乎一无所有的庶民大众一年365天进食果腹的绝对性依赖,因此保证百姓造酱时节用盐供应,又自然而然成了统治者“民安国泰”政治需要的基本政策。故虽乱世至尊王莽亦诏告天下:“夫盐,食肴之将”,力求保障市场需求(《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下)。“百家酱,百家味。”这句久有历史的民谚,表明中国人对酱的深深依赖,也表明手工操作、经验把握传统民间工艺条件下中国酱风味口感的细微变化与微妙差异。造酱同时是中国历史上的中馈要务和妇功大端;能造出味道宜口的酱,是“好媳妇”、优秀“内当家”的重要标志,是可以为本人和家庭赢得美好声誉的重要本事。
      中国酱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中国酱的酿造技术,是经历了十分缓慢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史前时代炎黄先民的造酱技术理所当然是原始的,简单的盐渍,应当是其基本特征。先秦时期中国酱的酿造工艺应当在各种“醢”中去认识。醢,《说文》释为“肉酱也”。酱,《说文》则释为:“醢也,从肉、酉,酒以和酱也。”“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酹酒。”“酒,就也……从水酉”。段注:先秦“醢无不用肉也”;“为酒多用黍也”;“以水泉于酉月为之”。就是说:先秦的醢基本是分别用各种肉料(加入适量的谷粉)与酒合制的。这里,适量的谷粉(当时应当主要是黍粉)是为了促进发酵,而酒则是用来有效掌握发酵的(当然谷粉和酒同样也有味道和口感的意义)。这种方法,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田野考察时发现。笔者数年前在海南黎族山寨,曾惊喜的品尝了黎家的鲊:鲜鱼剖净,裹以糯饭,调入酒、盐等料,置于透气、沥水坛中,缓慢发酵而成。此即中国古代文书中屡屡提到的“鲊”,也就是先秦时醢的基本酿制工艺。汉代人所说的“酱,以豆合面而为之”,是肉料基本被豆类取代了的情况。
      酱的分类: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庶民大众平居生活中每日相伴的酱,自汉以下基本是“以豆合面而为之”的谷物酱。这种“以豆合面而为之”的谷物酱,几乎一开始就走着以豆为主料和以麦为主料的两种类型并存的道路,也就是说豆酱和麦酱是中国酱的两大主体类别。正如南朝梁人、著名医家陶弘景(456~536)所说:“酱多以豆作,纯麦者少。”
      当然,两大类别不是完全对等与平分秋色的,古往今来豆酱一直是中国酱的大宗,其文化蕴含和影响也相对大得多与深远得多。直到20世纪末,中国中国大豆主要产地的东北以及华北等广大地区仍不同程度保持着这一传统。当然,中国酱的种类和品种绝不仅仅止于豆酱、面酱两类,依中国食品酿造工艺的基本分类方法,中国酱大约可以分为黄酱类、面酱类、清酱(酱油)、豆豉、甜酱类、蚕豆酱、辣椒酱、花生酱、芝麻酱、鱼子酱、果酱、蔬菜酱、虾酱、肉酱等十余种类别。
      黄酱:黄酱北方又俗称为“大酱”,传统是农历二月初二日的下午,将大豆(黄豆)精选,剔除黑大豆(担心黑皮影响酱色)、变质的豆粒和其它杂质,清水洗二至三遍,以净为度,入大锅中烀,待汤焅净(切不可焦糊)、豆粒用手一捻极酥烂,熄火焖至次日上午(主要目的是将豆焖成呈红色)。随后,将豆入绞刀(一种铸铝的手动工具)绞成均匀豆泥,或在碾盘上反复碾压(大户人家为大批佣工备常年所用,需酱量很大,故用碾子加工)成泥状,也有直接在锅中用粗干面杖捣成豆泥的(不过这样的豆泥不易均匀)。酱泥干湿适宜,过干则难以团聚成坯,影响正常发酵;水分过多则酱坯过软难以成形,坯芯易伤热、生虫、臭败。酱坯大小一般以三斤干豆原料为宜,约为30公分长的横截面积20平方公分柱体,易于发酵酶变。于室内阴凉通风处晾至酱坯外干(约三、五日),然后在酱坯外裹以一层毛头纸(多用于糊窗户)或牛皮纸(防止蝇虫腐蚀、灰尘沾污等),用绳系悬于灶房梁上,下距锅台约四、五尺高。或摆放于室内温暖通风处,坯件间距约一寸,酱坯多时可以分层摞起,但以黍秸或细木条隔开,约一周时间将酱坯调换位置继续贮放如前。待之农历四月十八或二十八开始下酱。去掉外包装纸后将酱坯入清水中仔细清洗,刷去外皮一切不洁物;然后将酱坯切成尽可能细小的碎块,放入缸中。缸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分照射之处,为避免地气过于阴凉,一般要将酱缸安置于砖石之上。随即将大粒海盐按二斤豆料、一斤盐的比例用清净的井水充分融化,去掉沉淀,注入缸中,水与碎酱坯大约是二比一的比例。然后用洁净白布蒙住缸口。三天以后开始打耙。大约坚持打耙一个月时间,每天早晚各打一次耙,每次二百下左右。直到将发劲儿(酱液表面生出的沫状物)彻底打除为止。此间,要特别注意避免“捂了酱头”——酱液发酵过劲儿而产生异味。为了通风防雨,缸口上要罩上一顶“酱缸帽子”。农村酱帽的传统制法是就地取材用秫秸或苇子秸编成大草帽形状,既透气又防雨水。城里的酱帽一般是用煮饭的大铁锅反扣在缸口上,为了通风则在缸口上用木条将缸撑起。
      山东农村黄酱的做法与上述东北地区、内蒙古及山西等地区酱的制作方法基本相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不同是:将玉米炒熟后用碾子碾粉,然后用沸水烫和,攥成直径约十公分的球状,如豆酱坯一样贮放酶酵;届时按豆酱坯与玉米粉球各占一半的比例做酱。这种玉米豆酱的酱味甜于纯豆酱,而所以以玉米粉为原料,除了山东富产玉米之外,还因为大豆不是最主要的口粮谷物因而种植很少。清代时的山东人被俗呼为“山东棒子”,因为玉米在山东人的口粮结构中占有很高的比重;玉米结实,其形如棒,习称为“玉米棒子”或“包米棒子”、“包谷棒子”。
      与黄酱做法略异的是盘酱的做法:将与做黄酱同样的酱坯用盐水调成如稠粥状糊,置于缸中,酱糊上层表面遮上一层干净纱布,纱布上再略撒一层盐;让后用牛皮纸封好缸口,缸置于阳光充足处。满一个月后即可开缸酌量取出食用。因盘酱干稠,故食用时要在酱里调入适量的清水。盘酱的便利是省却了打耙的繁琐,而且一定程度可以避免黄酱因打杷不及时等原因可能造成的可口性变异的顾虑。北方的蒙古族,还基本以玉米粉为原料做一种比黄酱稀,且味略酸的玉米酱。那主要是历史上长期缺少大豆原料而又不能不作酱的结果。
      豆豉:各种豆豉,是西南各省区寻常百姓家久有传统的家庭制品。在四川许多县分的农家可以了解到这种生动多彩的文化:如淡豆豉做法:将豆入清水泡一夜后蒸熟,放入缸或坛中,为保温助酵要将缸或坛用被絮围裹起来。数日之后,豆豉酵而不酸,调以辣椒、花椒、姜、紫苏叶和少许盐拌和均匀即可食用。亦可于秋季从店中买来豆瓣(豌豆或蚕豆),再按各家习惯爱好拌入辣椒、花椒、桂皮、八角、姜、盐等储备食用。各家各户还习惯用豆腐再加工经发霉等工艺制成腐乳,家制腐乳是家家户户久藏随用的风味美食。改革开放前,农家还将做豆腐后的豆渣抟成直径6公分左右的团,将豆渣团长期置于灶突附近熏至黑褐色。此时的豆渣团内里已经酵糯,入火中烧烤后,香气口感皆甚诱人,孩童视为美食。亦可切片炒腊肉成肴,平居下饭、待客佐酒皆宜。此亦是贫苦百姓家珍惜食料的传统使然,而今则罕有其事了。
      酱油:酱油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称谓是“清酱”或 “酱清”、“豆酱清”、“豉汁”、“豉清”,东汉末年的《四民月令》中就已经记载了“清酱”被庶民百姓普遍利用的史实:“正月……可作诸酱,肉酱、清酱。”《齐民要术》更是将其作为烹调动物类原料菜肴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种取酱清作为“酱油”用的方法是中国庶民百姓自汉代以下一直沿袭到现代的可谓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笔者的幼年时代,家祖母就在邻近春节时取酱清自制“酱油”以备在除夕至初五的“年里”用作吃饺子时的蘸汁。这样做是为了节俭,祖母诸如此类的行为被邻里赞羡为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并且还引得许多人的效法。而当时的我则大不以为然,我想商店或食杂店里的酱油才是真正和道地的,而祖母的“酱油”只能算作土法的赝品。这种取酱清制酱油的方法一般是不采用的,因为酱清提取之后会影响酱的味道。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到了黑龙江的农村,再次见到了农民家庭里的这种土法酱油。此时,笔者已经怀着对几近赤贫农民的关心认同直接参与土法制作了:将酱清入锅中和入适量清水、精盐、花椒数粒、干辣椒片几片、姜片略微(有则最好,寻常农家多无)煮沸去沫,调入少许糖、味精,再沸后舀出,仅用清汁。尝过此种酱油者,皆认为比从农村供销社大缸中经常兑了生水的劣质货好得多。“酱油”一词,宋时已多见于文人笔录,如北宋人苏轼(1036~1101)曾记载了用酽醋、酱油或灯心净墨污的生活经验:“金笺及扇面误字,以酽醋或酱油用新笔蘸洗,或灯心揩之即去。”南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一书“杜诗‘夜雨剪春韭’,世多误为剪之于畦,不知‘剪’字极有理:盖于煠时,必先齐其本(如烹薤园,齐玉箸头之意),乃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竖汤内少煎其末,弃其触也,只煠其本,带性投冷水中,取出之,甚脆。然必用竹刀截止。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滴醋拌食,能利小水,治淋闭。”。《本草纲目》对酱油的制法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豆酱有大豆、小豆、豌豆及豆油之属。豆油法:用大豆三斗,水煮糜,以面二十四斤,拌罨成黄。每十斤入盐八斤,井水四十斤,搅晒成油收取之。”其后,明末戴羲的《养余月令·南京酱油方》、清初顾仲的《养小录》、清中叶李化楠的《醒园录》等食事书均有详细记载。
      麦酱:麦酱其实就是面酱(又称甜面酱)。关于麦酱的工艺,贾思勰频繁征引的《食经》一书中对“麦酱”工艺也有记载: 即以小麦一石浸泡一夜,蒸熟后平摊,使黄色霉菌充分生长繁殖。按水一石六斗、盐三升的比例煮取咸汤,沉淀后取澄清盐水八斗注入瓮中,随将长好霉菌的小麦投入,搅拌均匀,经阳光照射十天后即可食用。《食经》麦酱工艺的特点是:全部原料都经过了制曲过程,许多有益微生物得以充分繁殖并产生出相应的酶类,日光作用下发酵过程中的分解、合成作用亦可以充分发挥。
      衍生与演变:中国酱文化历史的演进流变,自然应当以中国酱的品种及其工艺为重心和主线。但中国酱文化的拓展,则越出了狭义的酱形态范畴,逐渐衍生出了豉、酱油、酱菜、腐乳(又称乳腐)以及酱或酱油的各种制成品等等。
      中国人利用豉的历史,逻辑思考应当不会很晚于用菽制醢的时间。但是,明确可资的文字记载则要晚到战国末期。《楚辞》记载的楚地传统食品中有“大苦咸酸”的品目,东汉著名学人王逸注云:“大苦,豉也”。《本草纲目》:“豉味苦,故逸以大苦为豉”。如此看来,豉的历史一定还要比春秋时期更早。尔后更可信的资证则不断出现,长沙马王堆汉墓就提供了这样的证据。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的妻子辛追大约死于公元前168~160年,殉葬品中就有酱、豉、豆豉姜。西汉人史游的《急救篇》已经将“芜荑盐豉醯酢酱”记录为百姓日常食生活的必需品。古往今来,中国人普遍地喜爱豉,而且发明了需多种风味不同的豉。豆豉有干豆豉、水豆豉、咸豆豉、淡豆豉、黄豆豆豉、黑豆豆豉等。豆酱、豆豉都是豆类经过制曲、发酵而成的。
      中国酱菜的历史应当开始得很早,最初的萌芽应当可以在植物原料醢品种中发现,三代期的“芥酱”、“榆酱”是其力证。蔬菜、盐、曲霉、器皿是酱菜制作的条件,而这一切早在文字史以前很长时期就已经完全具备了。当然,具备条件并不等于就一定会发生,历史科学要求的是史实证据。事实上,三代时人们普遍食用的“菹”也已经孕育了酱菜的基本形态:“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菹是经过乳酸发酵的酸菜,可以是盐或盐水渍菜,也可以是清水渍菜。周天子常膳必备的“盐菜”品种就是菹:“大羹,肉湆,不调以盐菜。”在中国人食用酱菜的漫长历史上,我国原产的蔬菜品种芥菜、萝卜、菘(白菜)、冬寒菜、百合、萱草、莲藕、韭菜、水芹、大葱、蒲菜、荸荠、芜菁、茭白、芹菜、宝塔菜、葫芦、黄花菜、紫苏、菜瓜、塌菜、姜、山药、藠头等基本都被用作或用作过酱菜原料了。迄今,人们很熟悉并经常在家庭餐桌上出现的酱菜品种所用的蔬菜原料主要有:芦菔、壶卢、薤、菘、姜、大蒜、葱头、青菜、大芥菜、榨菜、紫苏菜、韭、黄瓜、生瓜、小蒜、葵、冬瓜、胡罗卜、莴笋、苤蓝、甘蓝、茄果、四季豆、辣椒、胡芹、蕨等。百姓家的各种酱菜自然不拘于上述种种的范围,民间酱菜的取材有很强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随意性,如西瓜皮入酱腌,各种野菜入酱腌,甚至煮熟的马铃薯也可以用酱腌制,酱腌菜的功用几乎被中国人发挥到了极致。
      同时不应忽略的是中国酱的药用价值理念与实践历史意义的认识。陶弘景据汉、魏以下名医用药增益《神农本草经》而成《名医别录》,即已将酱录入为药品,认为酱有“除热,止烦满,杀百药及热汤火毒”的功用。陈日华《经验方》认为酱可以“杀一切鱼、肉、菜蔬、蕈毒,并治蛇、虫、蜂、虿等毒。” 李时珍的用方则是:“酱汁灌入下部,治大便不通。灌耳中,治飞蛾、虫、蚁入耳。涂猘犬咬及汤、火伤灼未成疮者,有效。又中砒毒,调水服即解。”《本草纲目》又转录了《千金》、《外台秘要》、《古今录验》、《普济方》、《千金翼》、《濒湖集简方》等医书所载用酱治疗手指掣痛、疠疡风驳、妊娠下血、妊娠尿血、浸淫疮癣、解轻粉毒等症的旧方一、新方五;以及《食疗本草》所载“榆仁酱”、“芜荑酱”主治功能的历史资料。用酱治疗烫伤、蚊虫叮咬、皮肤炎肿等病症,是历史上中国百姓、尤其是下层贫苦大众的习用方法。既是笔者幼少时城市生活所常见,更为成年以后农村生活时常目击,并且至今忆起仍有不愉快的视觉印象和沉重的感受,同时无法淡化每次目击所涌起的怜悯同情。中国劳苦大众在最艰难处境中求生存的顽强韧性、聪明智慧,令人震撼,中国酱的确是中国人的生命依赖。
      小结:历史上的中国劳动大众饮食生活是十分贫苦的,他们很少吃到动物性食料,是“准素食者群”。但他们的机体健康在太平年间所以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主要的功劳就应当属于包括中国酱在内的菽类食品的三餐依赖。“种豆造酱”还是中国历史上数百万计佛教徒的食生活传统,并因此在物质上支撑了中国历史上“素食文化圈”的存在。中国酱文化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不仅造成了中国饮食史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而且很早就越出今日版图的地域范畴,传播向朝鲜半岛、东南亚广大地区、日本列岛。时至今日,中国酱则已经几乎是环球同此凉热,无土不之,鲜无人识了。中国酱文化走出国门以后,在异国他乡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韩国酱、日本酱、东南亚广大地区的酱等等,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原料,适应了当地人群的需求嗜好,经过当地的聪明借鉴再造,使中国酱文化更加绚丽多彩、福佑无数人民。“泛亚洲酱文化圈”的历史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是与“中华饮食文化圈”基本重合存在的历史事实。
      本被豆取代了以后的情况,变化了的主要是基本原料,而非基本工艺。这种工艺,我们可以从贾思勰《齐民要术》中的“肉酱法”得到参证:“牛、羊、麞、鹿、兔肉皆得作。取良杀新肉,去脂,……大率肉一斗,麹末五升,白盐两升半,黄蒸一升……内甕子中,泥封,日曝。寒月作之,宜埋之于黍穰积中。二七日开看,酱出无麹气,便熟矣”。显然,先秦时制醢工艺中必用的谷粉和酒一起被“麹”(麦麹)和“黄蒸”(带麸皮的酱麹)取代了。《齐民要术》是详细记录具体的工艺过程,《急就篇》则是仅仅强调要点,因此后者连作醢必不可少的盐都省略掉了。
先秦醢的制作工艺,我们获得了上述的理解。但是,汉代谷物酱——传统的中国酱的工艺,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明确属于汉代人的确切详细文字记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四百余年的两汉时期根本没有任何人去作过这种记录,问题恐怕仅仅是没有流传下来而已。不过,这并不能限定我们就无法了解汉代造酱的基本工艺了。事实上,《齐民要术》的记载,恰恰是汉代造酱法的流传承续。《齐民要术》记述造酱法,首先是豆酱,其次才是麦酱、肉酱、鱼酱等其他酱类。
      《齐民要术》对中国酱工艺的记载,应当是两汉时期民间社会(至少是中原和黄河流域广大北方地区)中国酱制作的历史记录。《齐民要术》的成书,上距东汉时期的完结仅三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其间又充满了战争荒乱,人民颠沛流离,居无常所、食不果腹。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不排除三百年间会有新的经验积累、技术提高,但其基本成分与成果是汉代的延续流传。
      中国酱的制作工艺,在漫长的历史上当然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唐末的《四时纂要》一书就记录了《齐民要术》之后的新变化。《四时纂要》一书主要是纂辑诸书资料按月记载各项事宜而成,因此,其所记叙的事项自是其前的历史文录无疑。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记的“合酱”法与《齐民要术》所记中国酱工艺的一个明显不同之点是:后者已经是将豆、面原料同时参与制麹的“全料制麹工艺”。这种全料制麹工艺,无疑要比《齐民要术》所记工艺前进了一步,既充分强化了微生物的酶解作用,也对原料利用率以及酱品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这一传统基本上保持和延续到了近现代。在中国的东北城镇,酱菜作坊和广大城乡庶民百姓之家,中国酱的制作方式、方法也大概如此。全料制麹法大约沿用了四个世纪左右以后,又有了新的改进。元人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的纪录,是《四时纂要》中国酱工艺的继承和继续。据《农桑衣食撮要》的记载,制酱用炒熟的白面调稠偏稀酱醪的方法,以及用芳香料增强酱风味的做法,这虽然算不得工艺革新进步,但作为文字记载毕竟是新内容的出现,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足够注意。

      结束语:“酱”不仅是一种食品,更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赵信隆酱园店便是中国酱文化百花园中灿烂的一朵。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赵信隆酱园店作为窑湾古镇重要的古迹,被列为江苏省省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窑湾甜油独特的生产工艺也已经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请程序,受到政府的悉心保护。窑湾甜油的保健美容功效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并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光大。

      跨院内的生活区再现了主人会客、议事、饮食起居等场景。

 



 
      绣楼:赵家小姐的闺阁,也是练习琴棋书画、描龙绣凤的地方,通过实景再现当年小姐生活的场景。

      楼下是丫鬟房......

      外界和小姐的沟通交流是这样进行的......



      真正的绣楼......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吴家大院(吴洪兴烟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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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吴家大院(吴洪兴烟丝店)

      吴家大院是窑湾古镇最大的宅院,前门在回民街口,后门在中大街,前后四进院落,全宅子午线80米,酉卯线20米,面南大门是坐如意门楼,为紫红漆大门,1.5尺高门档,三级青石台阶。门两边青石鼓户对,门楼两边各一间耳房。头到院中央是坐影壁墙,2米高,2米宽。影壁墙后是五间行衙大堂,堂前一排廊檐柱,1938年日本占领窑湾时,怕日本占用改为南屋。行衙大堂后是二道院,五间东楼廊檐出厦,西边三间瓦房,北三间过道房。第三到院东三间楼,西三间瓦房,北是三间过道楼,前后都有廊檐出厦。第四到院是吴家临中大街商业门市,院内青砖铺地,东面五间楼房,西三间楼房临街,六间门市楼和街北面松柏堂药店相对。
      吴家大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是窑湾古镇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宅院,也是古镇里的主要景点之一。吴家原籍福建,主要靠经营烟丝发家。清道光年间,拥有房屋500余间,共有五处产业,拥有资产白银三十余万两,号称“吴半街”。
      明朝末年,福建沿海被清兵占领,当地明朝官员不肯降服清兵而遭缉捕。清康熙十年,皇帝大赦一批沿海官员。其中吴姓大户,原是明末海税官,被发配到窑湾落户。定居窑湾后,因比较了解海上贸易,就做起了烟草生意。吴家在窑湾一共经营了五处烟丝店,其中最有名的是“吴洪兴烟丝店”。
    吴家大院是明式砖木结构楼房,带有福建沿海建房风格,有防台风、暴雨功能,墙基比较厚实,具有防寒避暑的作用,有防海盗门窗。吴家因是窑湾大户,房屋高低自是讲究。整体院落前高后低,前屋不能高于主屋,这样出门的时候就要向上迈,也就寓意着步步高升。西屋房间不能多于东屋房间数,吴家大院院落宽大,是窑湾其他房屋不可相比的。吴家大院的建筑布局为前后四进院落,左右带横屋。院内分别为老爷房、公子房、小姐房、私塾房、轿房、磨房、下人房、会客房以及行衙,并设有佛堂,供奉妈祖像。

      现存的吴家大院共有四进院落。第一进院为烟草展示厅,主要介绍烟草的起源与发展,用人物塑像、实物、壁画等手段展现了从采烟到最后装烟成品的过程;第二进院复原为吴家厨房、粮仓、佣人房所在地;第三进院场景再现了当时吴家的第三代子孙吴保廷行衙办案的场景。当时吴保廷在京城官至四品,曾奉旨来窑湾赈灾,就把行衙临时设在了吴家大院;第四进院为吴家主人生活区,通过古旧家具摆设复原了当时情景。在当时大户人家对于他们的住房和建房都是非常讲究。东面住的是公子,西面住的是小姐,后屋住的一般都是家中长辈或者有身份地位的人。

















      吴家老三——吴保廷当时在京城官至四品,曾奉旨来窑湾赈灾,把行衙设在吴家大院中。













      墙壁上难得一见的“烟标”,印明某某公司出品的香烟,画中人就像是电影里再现的解放前旧上海,手夹香烟、妖冶十足的大美女! 









 

  东厢房正中端坐着一尊蜡像,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案子上摆着笔墨砚台和两大针线筐烟草,是一位正全神贯注拨拉着算盘的账房先生!





      私塾......






  二进院是吴家厨房、碾房、粮仓,吃饭桌子就是方方正正、敦敦实实的“地八仙”啊!













      三进院子有点阴森恐怖,原来吴家第三代分支弟兄3人,老三吴保廷曾在京城官至四品。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苏北地区洪水灾情大,饥民造反。吴保廷在京城领旨前来苏北地区赈灾。行衙设在久别40年的吴家大院,清兵营盘设在窑湾河北会馆,杀人法场设在西城门外沙滩。吴保廷是四品顶戴花翎,西到徐州府,东到海州,杀犯人令都要由他在此签发。这真是:“朝廷有人好做官,官宦之家造卷烟,烟雾缭绕吴家院,声名显赫震窑湾!” 
      院中的几棵树木,分别是枣树、柿树、石榴、桂树等。这些树木多在本地常见且被各赋其意。枣树寓意早生贵子,为吉兆;柿树寓意红红火火,事业发达,为吉兆;石榴寓意多子多福,为吉祥物;桂树也谓贵,本地称木犀,又有九里香之称,与枣树相合,正是早生贵子,寓意人丁兴旺,大吉大利。
  四进院落是吴家当年的生活区。那里摆满蜡像,充满吉祥,还有气派的“公子房”,恬静怡然的“闺房绣楼”。琳琅满目的绣品陈列室,让我们看清楚了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推崇为“美”的三寸绣花鞋,触目惊心,也让今天的我们仿佛看到和听到了,当年有多少妇女被封建制度伤害致残,绫罗裙下的“三寸小金莲”怎么能走出封建家庭的深宅大院?“裹足不前”成语大概就是这么得来的吧? 

      清末家庭民俗文化展: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是人民在长时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套极具民族特色的礼俗惯制,历经千百年传承,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规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它如同一根长长的丝线,把人的一生串联了起来,它既是礼仪活动,更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民俗生活。
      该展览主要选取了人生礼俗中的育儿、婚嫁、祭祖三个主题,凭借有限的空间,一起感受充满爱的育儿习俗,一起解读烛光摇曳中的婚俗,一起观看虔诚隆重的祭祖大典。





















































      信昌巷:因紧邻“信昌茶食店”而得名,前通回民街,穿过中大街后止于后河,全长166,5米。因高墙耸立,巷深,路狭,阴森恐怖,俗称“鬼巷”。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窑湾民俗史话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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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 ·窑湾民俗史话馆

      窑湾民俗史话馆的前身是同道成钱庄......
      同道成钱庄:清代建筑,三进院落,占地约2300平方米。除办理存贷款业务外,另发庄票,凭票兑换货币。兼营棉纱、洋布等。抗日战胜期间老板梁寿安曾聘请国民党政府检察院院长、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提写过点牌。解放后,为公安派出所、水警大队办公处所。



      窑湾民俗史话馆: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内容分为四部分:流水玉珠,介绍窑湾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夜猫子集,将音频、视频、光电效果等现代科技手段与塑像相结合,逼真地再现了窑湾传统早市的热闹与繁华;昌埠华街,着重介绍窑湾码头经济的繁荣与昌盛;芳华民生,展出的是窑湾的民间习俗与民俗特色。整个展馆通过艺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古镇窑湾千年沉淀的民俗文化与市井风情。

      禁收落地税告示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京杭大运河窑湾段复堤工程中,出土清乾隆二十六年窑湾口合镇商民遵示公立的《为再行禁革以杜滋浸事照》碑,俗称“禁收落地税告示碑”,即免税碑。碑文的内容是重申雍正十三年之上谕,是时任江南徐州府宿迁知县王坤发布的一则禁令通告。此碑高约140厘米,宽53厘米,碑额镌刻“德遍恩会”四个篆书大字。
 






      一、流水玉珠:“天下之为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玄中记》
      窑湾,枕水临流,天水浑然。京杭大运河给这片土地带来财富和繁荣。明清时期,窑湾随着运河漕运的兴起而逐步走向鼎盛。到了清末民国初期它成为苏北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回溯古镇的悠远历史,其中不乏精彩跌宕的民间典故与历史人物,这些灿烂的历史极具水的灵性,与窑湾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交融成中华文明的缩影。



      古镇溯源:相传公元前209年,项庄在下邳郡和泗水郡交界处,骆马湖西岸古沂河湾内,强迫大量奴隶建窑烧制泥瓦罐、盆、缸、碗等,这是“窑湾”地名最初的说法。迄今还有上窑、下窑、五里窑、六里窑等村名。
      窑湾在东周时期为钟吾国辖地,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经过窑湾,使窑湾成镇;公元618年,唐朝实行州县制,窑湾建镇,始名隅头镇;公元1668年郯庐大地震,隅头镇被毁,后迁往镇南运河拐弯处筑窑烧砖重建新镇,过往船只多在此停泊,每逢船到之时,船家便问“何处弯船”,就答“窑上弯”。于是就有了头湾、二湾、三湾,窑湾的得名由此而来。依托水运的优势,窑湾逐渐发展成为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和商业重镇。
      秦砖汉瓦:所谓“秦砖汉瓦”是说明这一时期建筑装饰的辉煌。建筑的结构和装饰非常华美,建筑的墙面不是素面的。秦代的建筑相当可观,如名振千百年的阿房宫,其间雕梁画栋,壁画、壁饰充满各个角落。据说陕西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曾发现过咸阳故城建筑基址,出土了一部分壁画残片,图案以红、黄、蓝、黑等颜色绘成,色彩鲜艳,变化丰富,风格雄健。颜色使用矿物质材料,能够保持很长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建筑壁画,一般都按以下的工艺步骤完成:现在墙体上涂一层厚约0.5厘米伴有草灰的细泥,再刷涂一层很薄的石灰然后在白底色上绘制壁画。壁画结构层牢固耐久,色泽历久变化不大。从现存的秦宫壁画残迹中,可以看到人物、车马、楼台以及树木、植物等等,线条运笔流畅、平涂设色,豪放大气。
      秦砖:秦代的砖素有“铅砖”美喻。秦砖的特征,纹饰主要有米格纹、太阳纹、平行线纹、小方格纹等图案以及游猎和宴客等画面。也有用于台阶或壁面的龙纹、凤纹和几何形纹的空心砖。有的秦砖上刻有文字,字体瘦劲古朴,这种古砖十分少见。
      汉代画像砖的制作更为普遍,内容也愈加丰富,如阙门建筑、各种人物、车马、狩猎、乐舞、宴饮、杂技、驯兽、神话故事以及反映生产活动的画面。
      汉瓦:汉代瓦当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除了造型完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外,兔、鹿、牛、马也是品种繁多;秦代瓦当以莲纹、葵纹、云纹最多;秦宫遗址出土的巨型瓦当饰以动物变形图案,与铜器、玉器风格相近。可以推想,建筑的其它结构和装饰如此华美,建筑的墙面不可能是素面的。
      秦代瓦当的纹样,主要有植物纹、动物纹和云纹三种。还出现了文字瓦当,例如"羽阳千秋"、"千秋利君"等,字体多是较典型的小篆书体,行款亦较固定,少见图案。
      汉代的瓦当纹饰更为精进。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形神兼备,力度超凡,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各种动物、植物等纹样,如龟纹、蚊纹、豹纹、鹤纹、玉兔纹、花叶纹等,汉代瓦当中,以文字瓦当的数量最大,特点是在形制上分区划界,中心是乳钉与联珠,给铭文安排一个固定模式,在此范围内作上下左右的变化。文字数目不定,最长可达十多字,例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万寿无疆"、"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等,字体有小篆、鸟虫篆、隶书、真书等,布局疏密相间,用笔粗犷,成为中国陶制品中独具魅力的珍藏。



      古老的楼梯上,映射着现在设备投射在墙上的文字简介......
      地理概况:窑湾在东周时期为钟吾国辖地,唐初建镇后隶属宿迁县,现属徐州新沂市。古镇位于古海州与邳州交界处,与宿迁、睢宁、邳州三市县一水相连,素有东望于海,西顾彭城,南瞰淮泗,北瞻泰岱和鸡鸣听三县之描述。窑湾古镇西依大运河,东临骆马湖,三面环水,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码头之一。明、清漕运和海运鼎盛时期,扼南北水路之要津,是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素有“黄金水道金三角”之称。
      孕育了窑湾古镇的骆马湖,总面积45万亩,在新沂市境内水域面积18.24万亩,滩地1.76万亩,湖岛69个,滩地植被丰富,芦荻丛生。湖面碧波万顷,风光秀丽独特,湖产丰富,所产湖蟹、青虾、银鱼等远近闻名。窑湾古镇就像镶嵌在骆马湖边的一颗明珠,呈现出水乡古镇的特有风韵,有苏北水域胜江南之称。

      历史文化:窑湾历史上又是军事重镇,韩信点将台、楚王城楼、关羽马槽等遗迹见证了窑湾的古代战史。军事建筑也是窑湾古镇的特色建筑,古镇建有城墙、城门,设有军事哨楼18座,过街哨楼7座,护城河上建有吊桥,四面城墙设八处炮台,到处是高墙深巷,外地生人白天入街都会迷路。清道光年间,窑湾人臧位高、臧纡青在窑湾还建造了砖石结构奇门遁甲八卦迷宫阵,防犯太平天国军队进攻。
      建筑遗产:窑湾古镇古建筑遗产是运河文化的象征,在整体规划和建筑特点上独具风格,街区规划为一个中心区,二条放射状古街道。建筑特点既不同于北方的四合院,也不同于江南的小桥流水,体现出街曲巷幽、宅深院大、过街楼碉堡式等特色。窑湾古镇古民居、古街道、古店铺、古码头、古遗存,铸就了窑湾古镇的文化品位与文化内涵,是古运河文化在民间传承的真实写照。古镇三面环水,碧波粼粼,景色秀丽;街巷独具一格,院舍青砖灰瓦,楼阁亭台交错,房顶飞檐翘角,形胜之美称于江淮。窑湾出土的清代圣旨石碑石刻、壁画字画、刺绣瓷器等大量珍贵历史文物,存留下来的古商会馆、古庙、古桥、古槐等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历史足迹:窑湾历史上人文荟萃,岳飞、朱元璋、史可法、乾隆皇帝等历史名人曾在窑湾留下足迹。窑湾名人辈出,与史可法一起在扬州奋战的明朝名将高佐将军、清朝震远将军马从凯、武举人臧纡青、1945年8月15日,在台湾代表中国人民接受驻台日军投降书的陈宜鼎将军都是窑湾人。窑湾成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富商、名人,他们走出窑湾后,使窑湾文化广为传播,南京、苏州、上海等地都建有窑湾街。西北军爱国将军张华棠驻军窑湾三年,纪律严明,兵不扰民;建立华棠小学,亲自授课,鼓舞学生爱国热情;修建;五四公园和体育场,热心公益事业;在城河上建造石桥三座,命名为:戒赌桥、戒烟桥、戒色桥,合称三戒桥,疏通古镇交通,针砭时弊恶行,给窑湾民众留下美好的印象,三桥村、华棠路华棠巷等地名均为纪念张华棠在窑湾所建功业。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窑湾长期设有秘密联络站,抗日军民与窑湾日军多次浴血奋战。淮海战役首战窑湾,全歼敌63军1万余人,也为窑湾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宗教文化:古镇宗教体现出多元化特色,不仅有天主教堂,还有慈云寺、观音庵、大仙堂、碧霞宫、奶奶庙、玄帝庙、关公庙、小街子奶奶庙、城隍庙等庙宇,涵盖释道儒,供奉的既有北方的关公,也有南方的妈祖,各个行业都还供奉着自己行业的祖师爷。
      民俗风情:窑湾古镇的特色食品口味独特,营养丰富。窑湾船菜,食材均为河湖时鲜,精心烹调,色香味俱佳,为苏北厨艺一绝。窑湾绿豆烧原名绿酒,为明朝宫廷御酒,明末有宫廷御医赵学敏等传入窑湾,加入名贵中药达50多种,用老沂河泉水,按传统独特工艺酿造。酒如绿豆汤色,故名为窑湾绿豆烧。清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两经窑湾,饮此酒后定为贡酒。窑湾甜油是清康熙年间,由窑湾名医宗柏云和赵学敏,在酱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窑湾甜油为保健食品,可滋阴养肾、增强人体免疫力,有健胃、美容的作用。窑湾云片桂花糕由江米粉、机白糖粉、绵白糖、饴糖、香油、桂花精、熟面制作而成,取其喻意:一年更比一年高(同音),一年比一年好;步步高之意!

      窑湾的两条主要古街,一条叫中字街,一条称西大街。中字街一里多长,石板铺路,两边为木板门面的店铺,弯弯曲曲纵贯古镇南北,过去一直商贾云集。西大街则以民居为主,既有望族豪门的深宅大院,也有芸芸众生的陋室寒舍。窑湾古镇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清最为鼎盛,曾有18个省的商人在此设会馆和办事处。当时,镇上有两大当铺、30余家钱庄,拥有银行、布庄等大的店铺作坊360余家,还有美、英、法、日等10个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在此经商传教,建起了10多所教堂和寺庙。有5个国家还在此设立了代办处。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窑湾长期设有秘密联络站,抗日军民与窑湾日军多次浴血奋战。淮海战役首战窑湾,全歼敌63军1万余人,也为窑湾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淮海战役之:窑湾战役——窑湾战斗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地方部队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场战略大决战。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即黄伯韬)兵团(即国民党第七兵团)。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点,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
      实现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目标是从窑湾(今新沂市下辖的一个镇)战斗正式开始的。窑湾战斗的对象是黄百韬兵团的63军。针对黄百韬兵团63军的作战是一个完整的追击、拦截、围歼的战斗过程。华野聂风智9纵在堰头(今新沂市下辖的草桥镇的一个村)的战斗和华野胡炳云11纵在窑湾运河西岸的战斗是窑湾战斗的组成部分;华野叶飞1纵在窑湾的战斗是窑湾战斗的核心。
      (一)堰头追击战
      国民党1948年11月5日徐州军事会议后,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立即部署所属的驻防在新安镇(今新沂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区的25军、63军、64军、100军(9月划归黄百韬兵团序列)和驻防在海州的44军(11月初划归黄百韬兵团序列)向徐州集结。华野司令部掌握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动向后,代司令、代政委粟裕迅速决定将发起淮海战役《攻击命令》规定的开始时间由11月8日晚提前到11月6日晚。
     1948年11月6日晚戌时(19点至21点),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按照预定战役计划,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从四面八方挺进淮海战场,围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华野第1、6、9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主力以及特种兵纵队5个连攻击新安镇之敌;华野第2、12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5个连攻击阿湖(今新沂市下辖的一个镇)之敌;华野第4、8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3个连攻击邳县、官湖之敌,并控制运河以东阻击阵地;鲁中南纵队一部包围郯城;华野第7、10、13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6个连攻击韩庄、台儿庄之敌,促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起义,然后直出陇海路,切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与徐州联系,并准备阻击由徐州东援之敌;华野第11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由宿迁向北疾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
     1948年11月8日下午,华野聂风智9纵的先头部队赶到新安镇时,担任侧翼掩护任务的黄百韬兵团63军后卫部队刚刚离开2个小时。11月8日傍晚,9纵27师79团在堰头追上了63军后卫部队和军部。在战斗中,为了迅速渡过沂河的一条分支10多米宽的中沟迂回包围敌人,79团1营2连的10个战士跳进冰冷的水中,用肩膀托起木板架起浮桥,保障部队完成了任务。“淮海战役中流传着一个‘十人桥’的故事,就发生在堰头战斗。我27师79团1营尖兵2连为了尽快渡过沂河,围歼堰头之敌,命令该连2排3班火速架设浮桥。3班临时找到了一些木板和两架梯子,扎在一起横在河面上,因没有桥桩很不稳固,人通过容易翻转落水。这时,敌人火力已封锁渡口,为了不延误时间,在副排长范学福和班长马选云带领下,全班一齐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10人分为5对,人当桥桩扛起浮桥,保障全营顺利通过,完成了战斗任务。这一先进事迹在部队广为宣传,鼓励部队团结协力,克服困难,完成作战任务。其政治意义,大大超过这一行动的军事价值。”(时任华野9纵司令聂风智《敢打敢拼英勇奋战——记华野九纵参加淮海战役始末》)堰头战斗于1948年11月9日拂晓结束,歼敌2000余人,其中俘敌1337人(华野司令部《阵中日记》记载)。
     1948年11月26日新华社随军记者黎明在《大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十人桥》的通讯,使“十人桥”的英雄事迹蜚声全国。10位勇士扛起浮桥的画面被雕刻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的浮雕中;“十人桥”的英雄事迹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小学课本。10位勇士用普通的木梯,用沸腾的热血,用革命的激情和对新中国的无限希望,谱写出了流传百世的华彩乐章。
      (二)窑湾运河西岸阻击战
     为了从窑湾渡过运河往西开进,黄百韬兵团63军军长陈章命令第152师455团和第152师、第186师工兵连先行赶到窑湾架设浮桥。当63军的第152师师长雷秀民于1948年11月6日率一个团赶到窑湾时,才发现窑湾运河西岸国民党孙良诚的第107军人影全无,阵地已被华野胡炳云11纵的33师占领,无法架桥。第152师师长雷秀民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强渡运河,企图占领对岸阵地,结果该营被围攻,损失惨重。随后华野11纵队33师用交叉火力封锁河面。黄百韬兵团63军在窑湾渡河计划落空后,遂决定固守待援。
     (三)窑湾围歼战
     华野9纵在堰头战斗的同时,“主力继续向窑湾追击,并于9日拂晓包围了窑湾敌63军主力。纵队一面部署攻击,一面报告野司。这时1纵追击部队已经赶到,根据上级指示,窑湾之敌由1纵负责解决,要求我纵队迅速渡过运河。”(时任华野9纵司令聂风智《敢打敢拼英勇奋战——记华野九纵参加淮海战役始末》。
     华野参谋长陈士渠1948年11月9日面示1纵副司令兼参谋长张翼翔,将围歼窑湾黄百韬兵团63军主力的任务交给了1纵。任务传达到部队后,干部战士斗志昂扬,决心将63军干净、彻底歼灭在窑湾镇。1纵“根据窑湾的地形特点和敌人仓促布防、立足未稳、工事不坚、士气低落、军心动摇的情况,决心不予敌以喘息机会,采取急促勇猛的战斗行动发起攻击,打敌措手不及。为此,纵队在行进间即令第1、2、3师,分别由东、北、东南三面包围压缩敌人,首先肃清外围。同时做好不经调整部署,即可转入总攻的一切准备,务于12日前全歼窑湾之敌。粟裕代司令听了张翼翔对上述决心和部署的报告之后,当即在电话中询问:‘你的一个纵队消灭敌人一个军,有把握吗?’‘有!’张翼翔坚定地作了回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年10月出版的《淮海战役》中时任华野1纵司令叶飞、副司令兼参谋长张翼翔回忆文章《机智迅猛歼顽敌--记淮海决战中的华野第一纵队》)10日拂晓,各师同时向窑湾外围发起攻击,战至翌日下午3时,窑湾外围大部分被1纵控制。11日下午4点30分,按预定计划集中炮火向63军主阵地和指挥所猛烈轰击。在1纵向窑湾发起总攻击战斗时,国民党刘峙集团派三架飞机数次向63军阵地空投粮食和弹药。促使63军作绝望挣扎,以延缓其覆灭的命运。1纵指战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从东、北、东南三个方面席卷窑湾镇。12日拂晓,战斗胜利结束,歼敌13000余人,其中俘敌7000人(华野司令部《阵中日记》记载)。63军军长陈章毙命窑湾。黄百韬兵团63军在窑湾战斗中全军覆没,这是淮海战役中首先被全歼的国民党正规军。
     淮海战役发起时间为1948年11月6日。窑湾战斗前进行的战斗都是保证部队向主要作战区域开进的外围战斗和一些牵制配合性战斗。如11月8日前,华野鲁中南纵队打的山东郯城战斗(11月6日晚开始)、华野6纵打的山东马头战斗(11月6日晚开始)、华野7纵打的山东万年闸战斗(11月7 日开始)都是保证部队为实现歼灭黄百韬兵团目标向主要作战区域开进的外围战斗。中野1纵和华野3纵打的河南张公店战斗(11月7 日开始)是保证部队为实现歼灭黄百韬兵团目标的牵制配合性战斗。11月8日开始的窑湾战斗是直接与黄百韬兵团作战的实质性战斗。
     在窑湾战斗中,华野尤其是叶飞的1纵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955年4月,窑湾镇党委、政府和直接参与指挥窑湾战斗的张翼翔、曾如清等领导联系,将在战斗中牺牲的分散在100多处掩埋的烈士遗骨统一搬迁到了刘宅村东北边一块30多亩的高坡地上,立起了“淮海战役首战窑湾革命烈士纪念碑”。
     窑湾战斗“对于整个淮海战役来说,这只是序幕中的序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4月出版的《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时任华野1纵1师政委曾如清回忆文章《首战窑湾——回忆淮海战役追歼敌人六十三军》)。
     窑湾战斗是淮海战役展开以后第一次针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规模最大的战斗。窑湾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在碾庄圩全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奠定了基础。 
      窑湾战斗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

      宿北第一党支部:1928年10月,共产党员王书楼、李觉民、王守宽等人在窑湾闫溜村王守宽家中开会,成立党支部。由此宣告了新沂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

      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徐玉珍:徐玉珍(1910—2004)江苏邳州人。1910年年12月23日出生于邳县东部二区窑湾(今属新沂市窑湾镇沂运村)。宿北革命武装的主要组织者、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华东地区著名的爱国抗日英雄。
      从红军战士、地方武装指挥员到党的高级干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邳州、宿迁、新沂、淮阴等地留下了一行行辉煌的人生足迹,敌人恨他入骨,悬赏2万银元买他的头;百姓爱他在心里,用歌声颂扬他。1917—1928年,徐玉珍在本村读私塾,后在家务农。他是个心忧天下的青年农民。传统的春耕秋收乡村生活,旧式的教育,都没有压住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了为农村短工增加工资的斗争。1930年,他在邳县暴动(旧州起义)失败后,写传单,贴告示,隐蔽地打击敌人气焰。不久,邳县成立青救团,他积极参加,在邳东区发展人员。1934年,徐玉珍经人介绍,先后在尹庄、陆口小学教书,同时还举办农民夜校,传播革命火种。他注意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教唱爱国歌曲,鼓励同学之间互相团结帮助,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很多学生就是在他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然而,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教书育人的梦想。
      “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南侵。在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紧要关头,1938年2月徐玉珍与王书楼等拔剑而起,在邳东发展青年救国团抗击日寇,并于7月任邳县青救团抗日义勇队三中队队长,动员亲人一起参加革命,智夺窑湾日伪维持会十多支枪,于1939年3月初创建了宿北县抗日自卫队,后又粉碎了马环地主武装妄图收编的图谋,月底编入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宿北独立大队第三中队,任中队长。徐玉珍从建立第一支武装到1949年2月的10年间,先后舍生忘死组建了五支抗日武装,且全部补充、升编到了八路军、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被誉为“革命的兵贩子”,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甘做嫁衣、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操。1939年6月初,他率部在尹庄伏击日军,未损一兵一卒,毙敌50余人,创造了沂运平原上的“平型关大捷”。充分体现了徐玉珍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赶走了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对根据地的围攻。任宿北县独立团团长的徐玉珍带着队伍,面对10倍于自己的敌人毫不畏惧,与敌人激战,展开拉锯战、反击战、歼灭战,越战越勇,创造过7天8 战的胜利。黄甲庄反击,歼灭敌正规军成建制一个营。在敌人主力尾追时,撤退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整整一个侦察连……在战斗中徐玉珍身先士卒,曾身负重伤。历经九死一生,迎来了家乡的解放。为了换取乡亲们的好日子,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变卖了土地,房屋几次被敌人焚烧,无法照顾家庭,两个女儿夭折,他自己身负多处枪伤。
      “我是党的一块砖,那里需要哪里搬。”这句话徐玉珍经常说起。建国初朝鲜战争打响后,他没有贪恋舒适的日子,主动要求再上战场。组织考虑他的伤病,没有允许。他先后任苏北行署民政处副处长、江苏省卫生厅药政管理局局长。1961年下放后,担任中共清江市委常委、副市长。他1983年离休,后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官位上,他勤政廉洁,造福群众。离休后,他生活简朴,坚持学习,保持着爱党爱国的革命本色,从不去为自己提要求,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子女树立模范榜样。
      追忆抗日英雄徐玉珍:抗日战争时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是日军侵华的战略要地,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沿阵地,涌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威震敌胆的英雄人物。在昔日徐州所辖的宿北大地上曾活跃着一位传奇英雄,他就是宿北地区早期抗日革命武装创建人之一——优秀的共产党员徐玉珍同志,他在民族遭遇外敌入侵之时,毅然投笔从戎,创建革命武装,以救家乡为己任,党性坚定,服从大局,临强敌而愈勇,历危难而弥坚,始终坚信奉献为共产党员的一种信仰,他五次创建队伍,五次被升编,五次留在革命根据地从事革命斗争,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宿北地区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投笔从戎 组建邳县抗日义勇队: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共两党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以中共党员刘剑为团长的第五战区抗日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团”) 在徐州成立,随后,徐州各县抗日青年团救国团成立。满怀报国壮志的教书先生徐玉珍毅然投笔从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邳县青救团的筹备和组建工作。在邳县青救团宣布成立后,又在邳东区发展青救团组织,和王书楼、杨学忠一起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支援台儿庄战役。
  在徐州沦陷后,徐玉珍被上级组织委派去协助炮车西赵坝村的共产党员赵兴仁组建抗日武装。1939年7月,以赵兴仁的游击队为基础在土山镇关帝庙组建邳县抗日义勇队,下辖一、三中队,徐玉珍为第三中队中队长,从此他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活跃在运河两岸、铁路南北,动员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日寇,围剿日伪组织的维持会、惩治汉奸、公审处决出卖邳东区党组织的叛徒张桐,令敌人闻风丧胆。
  在一次单独执行侦察任务时,他途经窑湾被窑湾国民党区公所区队队长曹六认出,受严刑打入牢房,准备押送给日本鬼子。在邳县青救团团部工作的王维栋得知后积极营救,徐玉珍脱离魔窟后急忙赶回队伍驻地,由于形势所迫队伍早已转移。从事革命地下斗争多年的徐玉珍深知队伍的行动是秘密的,第一次与自己辛苦创建和率领的队伍失去联系后,心中很是失落,他决定潜回家中,时打听消息,随时重返队伍。
      除奸夺枪  建立宿北抗日自卫队:1939年春天,日军沿陇海铁路自西向东进犯,相继侵占了炮车、草桥、瓦窑诸站。伪首刘福龙及匪首王振率部千余人,带领日军山口部再度侵占窑湾,并成立“徐海剿共军”。在期间由徐玉珍单线联系和发展的地下党员陈振化面对日寇淫威,立场丧失,叛变投敌,沦为汉奸,这对徐玉珍为开展抗战工作构成了直接威胁。徐玉珍为尽快找到队伍,家人也四处打探共产党队伍活动的情况,妻子晁沂兰走娘家时打听到堰头一带有共产党活动,负责人叫吴云培。徐玉珍得知消息立即前往,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任沂河区委书记的吴云培,同时也遇到曾在邳东区一起发展青救团的杨学忠,三人相见格外高兴。徐玉珍请求吴云培帮助他尽快找到自己的队伍,上前线抗击敌人。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身为沂河区委书记的吴云培一边介绍当前的形势发展,一边要求徐玉珍要利用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开展除汉奸夺枪,组建抗日武装活动。徐玉珍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吴云培将自己与杨学忠的捷克式和三九式步枪给他作为组建武装的基础,同时赠送了一本毛泽东《论持久战》。徐玉珍如获至宝,成为了徐玉珍日后指挥战斗,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徐玉珍从堰头潜回家中的当晚,得知天黑前叛徒陈振化带十几人枪回家活动的详细情况,激动不已,认为机不可失。在众乡亲的帮助下,用仅有的两杆枪和两颗手榴弹,打散了汉奸陈振化的走狗,智取了十几支枪。由于战时疏忽,致使叛徒陈振化逃出,出现恶虎归山的局面。徐玉珍用这十几支枪,利用他过去办农民夜校的影响,很快拉起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宿北抗日自卫队。队员有的是过去的农民夜校学员,有的是地下党介绍来的,有的是扛枪自发加入的(如祁庄刘学斌,建国后曾任安徽某军分区参谋长),很快队伍扩充到三十多人。并在窑湾地下党情报人员的配合下,袭击鬼子的哨兵,伏击维持会会长等,活动的范围扩大了,社会影响也逐渐增大。随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宿北抗日自卫队被编为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宿北独立大队,徐玉珍任第三中队中队长,他依靠对地形的熟悉,带领队伍活跃在沂河、墨河两岸,曾在一天的时间里奔赴三处擒捉汉奸,如囊中取物,在沂河、墨河两岸引起来极大震动,狠狠地打击了汉奸走狗的嚣张气焰。
  1939年7月底,徐玉珍奉钟辉司令员和吴云培的命令,率领第二梯队部分人员前往马陵山五华顶,接应在沭阳东“汤沟事件”中受挫的“南支”三团到邳睢铜根据地休整,不料遭国民党宿迁常备旅重重包围,面对敌强我弱、形势不利的局面,团领导采纳了徐玉珍提出的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部队夜里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的建议,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11天的骆马湖反“摩擦”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在骆马湖反“摩擦”战斗结束后按计划转移途中,徐玉珍带领队伍巧妙设伏,袭击从窑湾向炮车运送给养和药品的日军骑兵,施计引诱鬼子相互残杀,死伤无数,被老百姓誉为沂运平原上的“平型关大捷”,事后战友胡振球称赞徐玉珍:“徐公好身手,打了就撤走,引敌相互打,活像狗咬狗。”不久为了壮大主力部队,徐玉珍服从组织安排,顾全大局,第二梯队被编入三团五营,他任五营副营长。徐玉珍对第二次拉起的队伍编入主力部队很是高兴,但对宿北三角地带失去地方抗日武装后,盘踞的日、伪、顽、匪势力会更猖狂、变本加厉的残害支持抗日武装的人民,人民又回到水深火热之中的形势深表忧虑,主动向上级提出在宿北地区要重建地方抗日武装建设的建议。
      卖地买枪 组建青救自卫大队:1939年10月底,当主力部队转移至洪泽湖边的金锁镇一带活动时,徐玉珍的建议引起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司令员钟辉的高度重视。钟辉司令员认为徐玉珍长期在敌后搞武装斗争,具有创建武装,指挥武装的经验,是一位难得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针对当前的时局,决定委派他回宿北地区,重新动员和组建地方抗日武装,打击宿北三角地带的敌顽势力。当团政委杨纯找徐玉珍谈话说明上级的意图后,徐玉珍毫不犹豫的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只身返乡第三次组建武装。
  徐玉珍返乡后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取统战对象杨树田,第二个任务迅速买枪组建武装。买枪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徐玉珍从来没有向组织伸手的念头,为了尽快搞到枪组建武装,妻子晁沂兰痛下决心,将仅有的一亩多地卖出得50块银元、向亲戚借了28元,筹款78块银元终于买来了一支三膛盒子枪。有了枪徐玉珍利用自己的声望很快动员了六七个青年,不久又遇到曾一起组建邳县青救团的王书楼率领武装从运西过来,他得知徐玉珍的情况后,立即送来7支步枪,以此为基础徐玉珍很快拉起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组建了宿北青救自卫大队,重新活跃在沂河两岸,驻扎在过去的老根据地桑墩。
  叛徒陈振化深知叛变革命,罪逆深重,不会有好下场,但自己又不是徐玉珍的对手,心里经常发怵,不断地派出眼梢探听行踪,欲将其除掉。每次徐玉珍行动,细心妻子晁沂兰都会站岗放哨,躲过了敌手一次次的围捕。为了除掉这个可耻的叛徒,徐玉珍向杨树田借了6支短枪,将计就计诱捕叛徒陈振化,顺利将其活抓处决,此举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助长了抗敌的烈焰。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宿北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党的活动已经无法开展,此时徐玉珍带领的抗日武装也已经成为敌人围剿的重要目标。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徐玉珍与沂河区区长张九峰(当年支助他上学)商量,将队伍交由张九峰带到宿东邵店一带,以避敌人锋芒,待机再返回,自己原待坚持,了解敌情。由于形势所迫,宿北青救大队再次编入沂河大队。徐玉珍得知卖田筹款买枪拉起的队伍被收编后毫无怨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无私奉献。后不久他凭借自己忠诚和智慧,凭借在地方群众中威信和声望,在地下党张九峰、魏倜等同志的帮助下,再次组建起10多人的队伍,打击汉奸鬼子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很快又扩大到二十多人枪。
      组建马陵大队 粉碎大扫荡:1941年,侵华日军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敌后根据地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宿北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5月初时任宿北工委书记的王子鲁,专程跑了几十里地来桑墩找徐玉珍,商谈当前的形势发展和革命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决定以徐玉珍带领的队伍、王子鲁带领的队伍和骆马湖刘洪鼎中队为基础成立马陵大队,徐玉珍任大队长,王子鲁任政委,建立了以棋盘为中心的根据地。在1942年春,徐玉珍带领马陵大队,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汉奸,消灭敌伪军,战斗力不断增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以棋盘为中心的一小块根据地迅速扩大到方圆数十里的范围。
  敌人面对不断扩大的民主抗日根据地大为惊恐,日、伪、顽、匪相互勾结,轮番对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抢掠,在根据地周围建立据点,不断地向根据地蚕食,马陵大队与沂河大队相互配合,先后粉碎了敌人几十次进攻,活捉了特务机关派来活动的伪警巡官乔继美,端掉了伪唐店乡公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徐玉珍寻找有利战机,机智灵活,惩处内奸胡培干,处决汉奸臧四。马陵大队在辗转游击四处活动,不断巩固扩大根据地。
  当队伍驻直河涯时徐玉珍突发急病,无法随部队四处辗转,不得不留下疗医。5月,为实现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扩大八路军主力,马陵大队升编为九团,隶属淮海军分区。部队升编广大指战员既兴奋又留念。全体指战员由衷佩服和绝对信赖的马陵大队创建人之一的徐玉珍却没有被升编,令大家迷惑不解。原来淮海地委、军分区和宿迁县委制定关于队伍升编方案时,希望徐玉珍留在地方继续发展武装,并征求徐玉珍有什么想法?徐玉珍说:“我还是那句话,既然革命需要我留下来发展武装,我就留下来;等我再拉起了武装,革命斗争需要升编就再升编!”对背后相传的“兵贩子”、“枪贩子”,他却高兴地说:“为革命当‘兵贩子’、‘枪贩子’有什么不好?贩得越多,对革命的贡献就越大”。
      大显身手 再建沂河区中队:马陵大队升编走后,徐玉珍继续留下开辟沂河区,并被委任为沂河区区长。他病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武装。凭借他昔日的声望,被打散的杨树田旧部得知徐任沂河区区长,管辖沂河两岸一带,纷纷前来投奔,徐玉珍及时从地方联防队抽调骨干,很快成立了沂河区区中队。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又发展到一百多人。盘踞在沂河一带的马桓和娄宪青的保安团,反共反人民的恶劣行径,已经引起了人民的公愤,1943年9月14日,徐玉珍率沂河区中队为主力当向导,配合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团、九团一起发起了消灭马桓和娄宪青的沂河战斗,拔除王楼、臧圩、官界、庄杨、林场等据点,活捉马桓、王兆明,吓跑娄宪青,沂河战斗胜利结束,解放了一大片地区,终于使宿北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
  为了适应宿北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宿北县委与1944年夏秋之交,决定将沂河、墨河、墨云三个区中队合编为宿北县总队第二营,徐玉珍为营长。自独立营成立以后,徐玉珍先后率领独立营驰援王圩乡,与其他主力部队打跑张凤仪勾结瓦窑车站据点的日伪军,解救出被敌人火烧围困的乡队队员、全歼黄文明匪部、围剿张凤仪匪部、夜袭敌腹地,捣敌心脏,粉碎敌人夹击,设伏日军汽车,壮大了武装队伍的士气。群众把徐玉珍打仗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辗转相传,结果愈传愈奇,愈传愈神。群众听了受到极大地鼓舞,敌人听了心惊肉跳。后来敌人一听到徐玉珍的名字,往往不战而逃,徐玉珍所率独立二营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为宿北地区抗日的胜利作出了自已的贡献。
  传奇的故事来自于传奇的人物,徐玉珍神机妙算、威震敌胆的故事传遍了沂河两岸:“夺枪斩豺狼,七天打八仗;发展游击队,扩编主力忙;鬼子吓破胆,汉奸见阎王。”

      窑湾历史上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窑湾成就了一批有影响的富商、名人,他们走出窑湾后,使窑湾文化广为传播。

      臧纡青:字牧庵,清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清史稿.臧纡青传》载:“臧纡青敦行博学,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自少倜傥好谈兵,所交多不羁之士,当世贤杰。”道光十五年(1836)春,臧纡青第二次赴京参见会试,与朝中禁烟派人士有来往,参加过黄爵滋、徐宝善、陈庆镛等人发起在陶然亭举行的集会,针对鸦片流入问题,写文章、发议论,力主禁烟。“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络,宰执畏其峰。”(《水窗春艺.禁烟疏》)鸿胪寺卿黄爵滋所写《严塞漏危以培图本疏》初稿,就受到臧纡青等人影响。史书有载:“禁烟之疏,实牧庵等夜读剪烛,无意及之,遂成一稿。而黄爵滋函上之,其言危悚,上(道光帝)闻之大动,遂决计施行。”同时,臧纡青还积极投入抗击侵略者的斗争。鸦片战争之初,“当英吉利入寇,纡青见武备废弛,久不知兵,寇至多被残害。”(《清史稿·臧纡青传》)“曾绘海防图成三万余言上请朝廷。”(同治《宿迁县志》)陈述了他对加强海防的意见,希望朝廷能重整军备,坚守海防,抵御侵略。他还“团练乡兵万人”,以备抗击入侵之敌。道光二十年(1841年)十月,清政府继失广州后,又失浙江重镇定海、镇海、宁波。为挽回败局,十月十八日,道光帝任皇侄奕经为杨威将军前往浙江。途径宿迁,得知纡青“有智略”,将其“聘入幕府”。 纡青入奕经幕府后,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在政治上,要求奕经上奏朝廷,把因坚决主张抗战而被革职的林则徐从开封召来浙江襄办军务;在军事上,去鲁汴江淮募选勇士,将浙江沿海一带的所谓“土贼”组织起来与清军联合作战,互相支援;在战术上,提出分兵埋伏,以小部队出击,主力为援,水陆并攻,人自为战,内外交迫的手段,伏勇散战,形成“诸夷出入,处处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的局面,达到收复浙江三城目的。奕经虽口头表示同意,但并未实行。结果三城未复,又失慈溪。
      据《夷氛闻记》载,纡青对三城未能收复愤愤不已,暴怒伤肝,向奕经坚辞告归。当奕经以“左右无运筹决胜之人,一时智士无出于纡青右者”而坚留时,纡青又提出“请复行伏勇散战法”,奕经为挽留之,勉强同意,令手下部队在一次战役中取此法,结果“杀黑夷三百余,擒夷目四,白夷五十余”。“自是夷每见勇纷至,莫敢还拒,纷逃归舟。”
      道光二十一年(1842年),南京议和告成,战争以清政府接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纡青扼腕痛惜,恨意连连。奕经曾奏请授以“叙同知事”,但遭纡青拒绝,他愤然说:“无功而赏,不可。且以和受功,不亦耻乎?”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江淮,纡青团练乡勇配合湘军围攻安徽桐城,结果被太平军所杀。
      陆文椿(1861—1935):字寿山。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人,世居窑湾。1895年,陆文椿去北京会试,参加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抗议清廷丧权辱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为力主维新的人物之一。103天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维新派,陆文椿逃回窑湾。1908年,因支持沂河、骆马湖水灾尤甚,陆文椿向宿迁县官陈杭建议减免湖租,陈不允,引起湖民抗缴湖租,县令陈杭下令抓捕他,陆文椿被迫流亡在外,逃到上海法租界,后在上海参加兴中会、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毕业于上海清政讲习所(政法大学前身),1912年(民国元年),他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众议院议员。这一年,他以议员的身份,积极参政议政,与时任江苏省长公署水利署主任、主管全省水利工作的省议员武同举、王宝槐等一道,向议会提交了《提议武估淮北水道规划导淮予提早疏浚泗沭沂案》,议案提请民政长宜商导恳局将淮北所有各水道纳入“淮干入海”工程治理。陆文椿、武同举等,见苏北“无岁不灾、无灾不酷”的状况,痛心疾首,奔走呼吁,为我江北数十县数百万之生灵请命,呼吁政府当局治理淮、泗、沂、沭。所以“为苍黎谋百年之生计,则数载之狂呼,亦为不虚矣。”从1906年至1909年的四年中,多次上书徐署、省民政长,写成《请开长河导沂水以工代赈禀》,禀报“骆马湖尾闾淤垫,沂运为灾,绘图胪陈”,恳请疏浚。即成《导沂图说》一书。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考中中国科举制最后一名状元的南通人张謇被任命为实业部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并为解决临时政府极其困难的财政作出了贡献。后孙中山根据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张謇被任命为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此时,“中运河、盐河、六塘河堤工程损坏及双金民便闸之建造、洪湖大堤、苏村格堤之修筑,謇已请海属徐守增、徐属陆文椿两先生分头调查,并派测员三班,实地勘测,俟测查完竣,即估工兴办。”(见:张謇《淮沂沭治标商榷书》)陆文椿深受西学的影响,精通数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足迹遍及淮、沂、沭、泗流域,实地勘测,成其《导沂图说》,呈准省长备案,列入治运、治沂计划,以其分年修治。
      民国三年(1914年),沂沭河发大水,窑湾北门外沂河堤决口,骆马湖地区尽为泽国,人畜伤亡无数,冲倒房屋千余间,庄稼财产损失无数。邳州名士窦鸿年为减轻邳北水灾,不惜以邻为壑,向省里提议掘开苏堤格堤(东起猫儿窝,西至唐山脚下的一条大堰),这样就会使洪水窜入黄墩湖、骆马湖,加剧洪水危害,省政府不经调查,竟然同意该提议,并下令邳宿执行。为此,陆文椿不顾个人安危,愤而领导两湖人民,群起抗拒,并上书南京省府,同时印发《驳窦鸿年建议书》散发两县各界,呼吁社会各界评论曲直。省府怕激起民变,急忙收回决议。因此,两湖人民对陆文椿先生深为感激。先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至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历时四年完成的《请开长河导沂水以工代赈禀》即《导沂图说》一书。
       民国5年(1916年),陆文椿大胆提倡教育改革,把旧私塾馆改为新学堂。他先从师资着手,动员弟弟陆文榜(清廪生)和儿子陆冰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桃源县县长)回家兴办新学堂。为了培养师资,陆文椿借助宿迁县政府财力,于1916年,陆文椿受聘担任宿迁县办甲种师范讲习所国文教员,在宿迁建甲等师范讲习所。他把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增加算术、英语、地理、音乐、劳作等。他从1920年至1925年,在窑湾办起四所小学一所中学。后辍教家居读书,不复外事。
      陆冰安(1892——1960):字炳经,窑湾南大街人。早年熟读经史子集,大学先就读于北京协和大学,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教育家蔡元培、马叙伦是他的老师。他的哲学、文学、英文、数学水平都很高,善诗词,长于四六对句的骈体文。著有《诗经新注》,对《易经》、《陆宣公奏议》等深有研究。
      陆冰安热心教育。1926年,他在窑湾前河天后宫会馆创办“志成中学”(取众志成城之意),并担任校长。他教育学生爱国家、勤学习,加强道德修养,努力锻炼身体。学校办了两届,因军阀混战,1928年停办。
      1947年秋,陆冰安又在原窑湾鸡蛋厂内创办私立“窑湾初级中学”,自任教导主任,请自己的大学同学胡明柏担任校长。校训是“允执厥中”,语出《尚书 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为真诚坚持中庸之道。学校办公室的后墙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教学人教即学”,下联是“办公事办须公”,是胡校长所拟,陆冰安用行草书写的。解放后,陆冰安任新沂中学教师,于1960年病故。
      从上文可以看出窑湾古镇的中学教育源远流长,陆冰安先生功不可没。1952年,新沂县人民政府又在紧傍大运河的原窑湾鸡蛋厂位置创办“窑湾中学”,招收新沂、邳县、睢宁、宿迁等地的学子,校址初设天主教堂,1954年迁至现址至今,六十多年来培养出数万名合格毕业生。                                                  
      陈颐鼎(1906年3月—1994年3月):字又新,窑湾镇中大街人。家境殷实,上中学时受一位同盟会会员的老师影响,立志要报效祖国。中学毕业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后在北伐军中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棉湖、南昌等战役。
      1935年秋参加句容、溧阳地区大演习,后调到江阴驻防,8.13淞沪战役爆发。陈颐鼎奉命率部连夜奔赴上海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战斗中陈颐鼎亲临前线,多次向日军投过手榴弹,开过轻重机枪。
      1937年12月8日,担任国民党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少将)的陈颐鼎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立足未稳,即与尾随而来的日军展开战斗。他指挥了“最惨烈的守卫光华门之战”,从早到晚,敌机轮番轰炸,地面炮火不断猛烈轰击,阵地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阵地被炸平,光华门两侧城墙被炸开两个缺口,大量的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光华门。光华门防线岌岌可危,形势危急。趁敌立足未稳,二五九旅旅长易华安亲率一个加强团在通济门外向东北方向进攻侵入光华门之敌,陈颐鼎率两个加强营由清凉巷、天堂村协同第二五九旅夹击日军背后,经过八个多小时浴血奋战,终于将这股突入之敌全部歼灭。恢复了阵地,光华门内外横尸遍地。由于后援乏力,经过五天的浴血苦战,二六一旅已抵抗不住,13日凌晨二时从阵地撤退。赶往下关、燕子矶,想渡江突破敌人包围圈。陈颐鼎到江滩一看,全是撤下来的宪兵、警察和散兵,大家都有枪,不下三千人。陈颐鼎随即派旅部特务排十多人去土山上警戒,然后开始组织:“军官站在左边、士兵站右边”,部队刚要整编到位,这时山上突然响起枪声,负责警戒的部队和日军搜索部队交上火了。“那边枪一响,还未组织好的队伍一窝蜂地散了”,陈颐鼎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南京城破之后,侥幸逃生。在徐州找到八十七师,集中到洛阳附近整补。
      1938年4月,日军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徐州,不意在台儿庄附近遭坚决抵抗,被迫改变计划,陆续向津浦线南北两段增兵进犯。陈颐鼎的八十七师原拟车运徐州砀山,中途改在兰封下车,受命去兰封以东的仪封寨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中途在葡萄架附近与敌激战,并乘势攻下仪封寨。随即在兰封又歼灭日土肥原师团一部,取得局部战役的胜利。
      1942年5月,日本发动浙赣战役,企图摧毁衢州飞机场,以解除对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胁。兼八十六军副军长六十七师中将师长的陈颐鼎率六十七师参加衢州保卫战,5月底至6月初与敌奋战数日,给敌以重大杀伤。终因上峰放弃衢州而突围撤退,在余下的抗日战场上,他奋勇杀敌,除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浙赣线上的衢州会战外,陈颐鼎率部先后还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湖湘会战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几乎所有战役。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颐鼎迎来了他军人生涯的最高荣光,率部跨越海峡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收复失散半个世纪的台湾。
      日本投降后,作为国民党第70军军长的陈颐鼎接到蒋介石命令,担负收复台湾的任务。10月17日上午十一时,陈颐鼎率部沿着清除水雷后的一条狭窄通道,进入了基隆港。登上码头,发表了情辞激越的演说,代表全军将士向台湾的父老乡亲表示慰问。台湾同胞终于第一次见到自己国家的军队,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人群中有笑的,有又喊又跳的,有失声痛哭的,狂欢的场面正如记者所描述的:“其欣喜之情非亲历其境者所能想象之万一。”台湾同胞饱受了五十年倒悬之苦,终于迎来了这梦寐以求的一天。
      陈颐鼎率七十军一部和随行要员们登上专列,前往台北。基隆至台北不到三十公里,但专列却走了四个小时,沿途不断被欢迎的群众团团围住。陈颐鼎一次又一次走下火车,握住一只只同胞们伸出来的手。10月25日,受降仪式上,陈颐鼎激动得泪流满面。对于一名军人来说,收复国土算得上是最高荣誉。他为此赋诗:“也曾抗战领雄师,育将参政未足奇。快意平生唯一事,台湾宝岛受降时。”
      新中国成立后,陈颐鼎又回到南京,任教于南京军事学院,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政协江苏省常务委员,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顾问,南京航空联谊会顾问。江苏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务,著有《八十浮生》。

      乾隆与窑湾:乾隆皇帝在公元1765年第四次微服南巡回京,路经宿迁,行宫设在皂河黄墩庙。晚间,乾隆问纪晓岚前面是什么地方,纪晓岚回答“是窑湾”。次日,乾隆同纪晓岚化妆成商人乘船来到窑湾。上了码头,乾隆看到街道两旁,屋檐交错,古色古香,店铺鳞次栉比,人声喧哗,好不热闹,很是高兴。
      一行人来到一家望月酒楼,乾隆看到大运河上船来船往,便吟诗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纪晓岚接着道:“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乾隆甚是高兴,纪晓岚叫店家上酒菜和乾隆畅饮,乾隆看酒杯中酒色呈绿莹色,问道:“这是酒,还是茶?”纪晓岚道:“这是窑湾绿豆烧酒。”乾隆品尝后感觉甚好。纪晓岚于是将甜油倒入青虾中,乾隆吃着觉得味道鲜美,别有一番风味,问道:“这是啥作料?”纪晓岚答道:“这是窑湾特产——甜油,是宫内没有的。”乾隆拿起桌上的桂片糕,吃着,觉得甜香细软,松脆爽口,连声说“好吃”,二人边和边品边聊,不知不觉到了傍晚,微服回到行宫。
      乾隆到窑湾住在天后宫(福建会馆)。他看到天后宫东西花厅建筑幽美,江西会馆戏楼玲珑秀丽,于是绘下图纸带回北京,据说现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圆明园戏楼都是仿照当年窑湾绘图纸所建。 
      纪晓岚与窑湾:当时乾隆皇帝南巡到窑湾镇“安营扎寨”。镇上出了一个官至四品的吴愚奎,原来是做烟叶烟丝生意的,家有“四进四出”大院,叫吴家大院,财产超过30万两白银。纪晓岚随乾隆皇帝到吴家,吴愚奎送给他一支用2.8斤白金做的水烟袋,后来被和珅告为“受贿”。从此,纪晓岚被乾隆皇帝戏称为“第一大烟袋”,这个绰号一直跟他度过了后半生。

      爱国爱民的好将军张华棠:
      这杯酒,敬新娘,窑湾师长张华棠;修马路,盖茅房,江西会馆安学堂;推乱岗,平乱岗,到处栽些柳树秧。
       这是一首不同寻常的婚礼送房歌,表达了窑湾民众对原西北军爱国将领张华棠的赞誉之情,真实而具体地记录了张华棠将军驻防窑湾期间所建功业,同时也记述出张将军同苏北姑娘徐新茹在窑湾结为伉俪的佳事。歌词言浅意浓,道出了窑湾民众与张华棠亲密的情感。
      张华棠,冯玉祥将军所部国民军骑兵第一师师长,渤海(今天津市大港区)人氏。
      1930年10月,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退到黄河以北,冯玉祥部第5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于10月18日,在新乡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6路军。原西北军骑兵第一师张华棠部归入整编后第26路军。1931年5月,张华棠率部骑兵第一师移防江苏窑湾,由于战争死伤,这时张华棠兵力已不足一个师。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后,第26路军重新整编,骑兵第一师番号撤销,张华棠骑兵师改编为独立第44旅,直属第26路军。
      窑湾地处沂河、运河交汇处,水陆交通要道,城傍河畔,河为城池,舟车辐辏,商旅云集。镇上有居民万余户,常住人口最多达到4万多。江西、福建、山西、浙江等省份在此设立18家会馆,六百多家店铺,钱庄、当铺、茶馆、衙门等,使小镇具备了商贸、物流、金融、服务和管理功能,在当时完全是一派都市的气派,有“小上海”之称。
      张华棠所部,虽然是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但大部分粮饷还靠驻地供给,窑湾富户商号众多,所以张华棠借助窑湾这得天独厚的交通环境和财贸优势,便移防到窑湾安营扎寨。
      张华棠所部来到窑湾,对部队约束很紧,教导官兵“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冯玉祥语),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乡亲。每到农忙季节,所有官兵,每人自带工具干粮,帮助农家收割庄稼,劳动间歇,高唱着:“这些饮食全是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等歌曲。部队纪律严明,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张华棠的处罚力度是相当严厉。
      张华棠将军驻节窑湾时,窑湾虽属繁华市镇,但没有一所官办学校,许多乡绅和地方百姓子弟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求学,张华棠于是发动本镇商家富户出资捐献,即利用窑湾南大街江西会馆地址,筹办学校,在会馆后院戏楼两旁加盖平房作图书馆,戏楼改为讲演台,并命名为“华棠学校”。有了校舍,又组建了校董事会,张华棠自任董事,并聘请窑湾知名人士李克恭先生任校长,不惜高薪聘请有声望的教师。关于学校规模、校园规划、经费筹集,他都作出全面安排,为办好华棠学校排除一切困难。校董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不但解决了窑湾数百学龄儿童入学问题,而且学校规模之大,教学成绩之好,在窑湾首屈一指,享有很高的声誉。
      学校在校舍环境上也是独树一帜,在戏楼讲演台廊柱上书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怡性怡情勿忘五三杀倭寇”,下联是“且弹且唱惟期赏花到扶桑”,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情绪。校园四面墙上画有“卧薪尝胆”、“誓雪国耻”及陶侃运甓等壁画,大门匾上书有“业精于勤”四个大字,鼓励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国家,努力学习。全校二百多人,一律蓝布制服,实行军事化训练。张华棠时常到校亲自讲课,鼓舞学生的爱国热情。
      张华棠不仅文武双全,还酷爱体育运动,他的部队不仅有武术队,还有篮球队,队员以丁冰、王建民(人称老毛腿)最为闻名。在张华棠思想领域里,开展体育运动跟热爱教育一样,部队走到哪里就把体育运动开展到哪里。
      窑湾虽然拥有众多人口,但没有运动场设置,于是张华棠号召全体官兵利用窑湾大东门内义冢荒地每天抬筐运土加以平整场地,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场地平整好了,南半部辟作具有四百米跑道的公共体育场,在体育场东面建有演讲台,台前两侧柱上书有对联:“口若悬河泽国耻,舌如利刀剪扶桑”;体育场北半部辟为五四公园,公园中间设有圆形花坛,植有精工培育的“百鸟朝风”松树一株,建造了假山、凉亭等景点;在公园西门外大路以西,还建了篮球场,篮球场北面是进出窑湾的东大门,为使市镇加强安全防犯措施,加盖了城门楼,下层城门上嵌有石匾,镌文曰“华棠门”,上层门楼四面分别镶嵌有石刻,文曰:“东望于海”、“西顾彭城”、“南瞰淮泗”、“北瞻泰岱”,这既美化了城楼,又增添了诗情画意。在体育场、五四公园建成后,一切设施就绪,又在张华棠将军的多方努力下,举办了规模空前的邳、宿、睢、沭、铜五县运动大会,数百名男女体育健儿竞技在窑湾,颇极一时之盛,给窑湾体育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张华棠很热心社会公益建设,在他驻防窑湾近三年时间里,窑湾到处都有他的建设痕迹。就当时的窑湾而言,商贾云集:南来北往过客众多,难免有很多弊端,张华棠认为,“必须革除。一曰:市风不正,吸毒、嫖娼、聚赌之恶习盛行;二曰:市镇道路陈旧,交通不畅,护城河上仅有木桥数座,狭窄拥塞,且不牢固”。
      1932年底,张华棠决定在城河上建造石桥三座,命名为:戒赌桥、戒烟桥、戒嫖桥(后改名“试德桥”),合称“三戒桥”。他还对另一座大桥“崇俭桥”进行大规模整修。三座桥梁架成,行人莫不称便。桥名各针对一种流行之恶习,使有此恶习者过桥惭然,百姓莫不称快。
      随后几经战乱,三戒桥均坍毁,现仅存戒赌桥,仍横跨城河之上,便利来往。
      戒赌桥长十五米,宽七米,高五米,单拱,用青砖、条石砌成,桥面铺设青板条石旁有青石栏杆,桥南石栏上镌刻有“戒赌桥”三个大字,桥北有碑一方,文曰:
      赌足以伤身败德,本为牧猪奴戏,嗜之者不只误事败财,而人格且多因之堕落,宜深戒之。
渤海张华棠题
      碑文劝人戒除赌博,情词恳切,足见张华棠关心世风民俗,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将军。至于“牧猪奴戏”一词,典故出自《晋书》,本是对赌徒的鄙称,然而,也含有不尊重百姓的意味,碑文原样引用,表现了立碑人的思想局限。
      护城河上的桥建好了,张华棠将军又将所有通往市镇的各条道路修得平平坦坦,四通八达,道路两旁栽上粗细高矮间距相等的杨柳树。几年以后,由于有了得力的保护,路路绿树成荫,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惜这些树木后来横遭战争破坏,无迹可寻,但是张华棠这种热心公益建设的精神,给窑湾民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正当张华棠将军在窑湾兢兢业业大展宏图之际,忽于1934年初奉命调离窑湾,窑湾民众及各界人士沿街挥泪送将军。
      七十多年过去了,人民怀念将军,地方人民政府为了纪念张华棠在窑湾所建功业,将原“三戒桥”所在地改称“三桥村”:从北门进入窑湾镇的大道改称“华棠路”;原会馆巷更名“华棠巷”,沿用至今。
      生平简介:1927年张华棠任冯玉祥部队骑兵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1927年3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0军。1933年5月,参加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成东北抗日联军。1939年3月张华棠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30师师长。1948年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1950年退伍,在台湾基隆瑞芳商业学校任教,担任地理、历史和武术教师。1993年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台湾,享年93岁。张华棠是位抗日爱国爱民的好将军,窑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华棠学校戏楼(原江西会馆戏楼)两边对联:怡性怡情勿忘五三杀倭寇,且弹且唱惟期赏花到扶桑。
      五四公园“讲演台”对联:口若悬河涤国耻,舌如利刃剪扶桑。
      1932年秋张华棠师长操训队伍后步游街西作:
徒步城西阳,偶过古巷里。遥遥闻书声,古槐西斜倚。地灵缘人杰,壮哉王故址。
夙号虎狼秦,微王何电驰。乃今有倭寇,较秦尤倍徒。王已作古人,向往愿继起。
扶桑赏樱花,三岛歼倭鬼。丈夫当如是,国耻应能洗。目的如下达,奋斗必到底。

 

  二、夜猫子集:窑湾古镇至今保留着一个传统的早市———“夜猫子集”:
      每天三更半夜,四面八方的小商小贩和镇里居民不约而同地来到街市,做起小买卖小生意,待天亮时分又各自散去。当地有民谣道出其盛况:“梆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
  以“半夜开张,天明罢市”而驰名四方的窑湾传统早市———“夜猫子集”,又称“鬼集”,整整延续了三百年历史,它映衬出当年窑湾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
  夜猫子即猫头鹰,夜行性鸟类,窑湾的集市因此得名。其“夜猫子集”的形成,主要与运河漕运有关。
  隋炀帝开凿京杭运河经过窑湾,窑湾人建立码头,南来北往船只必经窑湾。运河在窑湾以北水位较浅,只能行空船,而窑湾以南则水位较深,可行货船,不论是南方的泊来品,还是地产物品均需在窑湾装卸,这就形成了运河北端是最大的水旱码头。当时的交通状况是商船只能在白天航行,商货船停靠窑湾后,脚夫们需夜间装卸货物、补充食物,船民们也需在窑湾备足日常生活用品,早上启航。因此,地方上规定,每当三更天后(夜二点半)各城开城门,落吊桥,让船商和街上的居民早起买东西。乡下农民的粮食、蔬菜、鸡、鱼、肉、蛋上市;街上店铺、钱庄、布庄和经营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的店铺也就同时开门营业。此时,渡河口也开始船渡,船上桅灯和集上街灯交相辉映。农民蔬菜水果鸡鱼肉蛋进城,粮商驴车队、盐商骡马驼队熙熙攘攘,万人进入夜集,喧哗叫卖声传十里之外。
  赶集的商贩、农民多在前一天晚饭后就准备好了货物,配好了担子,或捆好了车子。鸡叫头遍就得起身,肩挑手推地往集市赶,一般在三更时分,镇上店家也已开门。卖早点的多集中在五个门内的路两旁,排成长长的一溜,赶早集的人,多在这里歇脚、打尖。喝的有稀饭、豆汁、五香嘛糊、萝卜丸子汤,吃的有包子、油条、粽子、馒头、大饼。待吃饱喝足后,再赶往市场交易。市场上叫卖声、讲价声不绝于耳。
  待到天渐渐亮起来时,赶集的人便手拉肩扛运着货物离开集市,夜猫子集也就结束了。虽然时间短,但赶集的人却来自四面八方。周边的王楼(现划入窑湾)、张楼(邳州张楼乡)、运河对岸的胡圩(现邳州新河镇)、黄墩(宿豫黄墩镇)都正常来窑湾赶集。特别是家有红白喜事办大席的奇缺货物,必须赶窑湾才能办齐。当地流传的“梆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民谣,是夜猫子集盛况的最好写照。

 

 



 



       三、昌埠华街,着重介绍窑湾码头经济的繁荣与昌盛。
      “大运河,衢通千万家,船舶往来,千帆竞发,舟楫如织,商旅辐辏。”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给古镇窑湾带来了无限商机。从明朝开始,窑湾水路经商多向南方发展。清朝初期各大会馆的形成加快了南北物资的流通,窑湾街道青石铺面,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街巷纵横交错,商品琳琅满目,形成了特有的“小上海码头经济”。

      古铁匠铺:到如今,从未停过炉的只有颜家铁匠铺。从其师祖太爷王荣坤算到现在的传人颜振中和颜振,已是九代了。
  颜家铁匠铺的老址在窑湾中宁街49号,与德全堂医院邻墙。其产品大致有三类:铁勺、饭铲、切菜刀等生活用品;锨、锄、镰、镢、犁头、耙齿等农具;铁锚、铁链、铁钉等船上用品。近年来,老店已迁到新街劳武东路南一排20号。有门面50平方米、车间50平方米。产品也增加了轴套、铁卡子、弯管头、水枪头等沙泵附件。
  颜家铁匠铺是一家铁工作坊,一直靠传统工艺生产。用原始的手拉风箱,用铁锤在铁砧上煅打,用祖传的方法淬火。但他们制出的刃具竟比享誉中外的“扬州三把刀”还锋利。革命战争年代,店主颜士先曾为徐玉珍的马陵大队打过鬼头刀,专割小日本的脖子。打刀的材料,都是游击队扒来的铁轨,所以既锋利,又坚硬。老店主解放后曾任新沂化机厂锻工车间主任,后退休,81岁无疾而终。他的儿子颜希胜17岁随父学艺,从未辍业。如今一家十口,三世同堂。车间里挂着革命伟人像;饭桌前贴着佛家警世语“人生二十最”每天念一遍。用最朴素的方法教育子女,爱党、爱国家,诚信做人。





      市井百态 中西交汇:窑湾发展到清代,经济繁荣昌盛,文化基础雄厚,社会安定。有全国各地的商人到窑湾来经商,形成了以山西会馆、福建会馆、苏镇扬会馆、江西会馆、山东会馆、安徽会馆、河北会馆、河南会馆八省会馆为中心的商贸经济,同时,洋买办美孚石油公司、祥记英美纸烟煤油公司进入窑湾,手工制造与服务业日益发达。清末民国初期,窑湾成为苏北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窑湾清明上河园》以面塑形式细致入微地再现了窑湾古镇清代的繁华场景。整部作品共有100多场景,600多个人物,并且人物造型千姿百态,活灵活现。这组清代窑湾古镇的街景模型,全长10米,宽2米。模型中众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子间,布满了各种形象和姿态的小面人,每个人物大约10厘米左右,个个表情独特、栩栩如生,清代窑湾古镇尽收眼底。整部作品中,最具生活气息的是古镇中心广场场景,广场上有卖菜的、修鞋的、打铁的、弹棉花的、耍猴的,各行各业聚集于此。还有很多人正在吃朝牌(饼的一种)喝豆脑。这种饮食风俗在窑湾乃至新沂地区一直延续,算起来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整部作品包含了9个关于窑湾的历史典故与传说,包括柳琴戏、收养流浪儿童的孤寒院、乾隆吃花酒、纪大烟袋、吴家三公子与歌伎肖三娘凄美的爱情故事、水龙会、千年不坏的古槐、吃朝牌喝豆脑、耍猴场景。











      窑湾“小上海”码头经济:明清时期窑湾是苏北鲁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码头停泊南北往来的粮船、盐船等商船。八省商人在窑湾设立会馆,13家富商在这里设钱庄。1914年窑湾人在上海滩周家渡设码头,向西欧五国出口粮食,换回石油。上海滩自有了窑湾码头后,又有了窑湾街、窑湾路、窑湾巷。外国商船停泊靠岸,举目看到的是“上海窑湾港”,货物标签、电报合同上均印有“上海窑湾”字样。因此,窑湾被称为“小上海”。



























      行业与民间信仰:窑湾随着码头经济的发展与移民文化的植入,民间信仰多种多样。传统的72行祖师爷信仰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行业信仰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窑湾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

      刘海戏金蟾:来源于道家的典故。常德城内丝瓜井里有金蟾,经常在夜里从井口吐出一道白光,直冲云霄,有道之人乘此白光可升入仙。住在井旁的青年刘海,家贫如洗,为人厚道,事母至孝;他经常到附近的山里砍柴,卖柴买米,与母亲相依为命。一天,山林中有只狐狸修炼成精,幻化成美丽俊俏的姑娘胡秀英,拦住刘海的归路,要求与之成亲。婚后,胡秀英欲济刘海登天,口吐一粒白珠,让刘海做饵子,垂钓于丝瓜井中。那金蟾咬钓而起,刘海乘势骑上蟾背,纵身一跃,羽化登仙而去。后人为纪念刘海行孝得道,在丝瓜井旁修建蟾泉寺,供有刘海神像。

      四、芳华民生,展出的是窑湾的民间习俗与民俗特色。整个展馆通过艺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古镇窑湾千年沉淀的民俗文化与市井风情。
      “窑湾街,两头大,不带奶奶不说话。窑湾街,薛丁门,来人过河不要钱。窑湾街,臧陆郭,来人过河不用说”
      窑湾的民俗文化因地制宜,独具特色,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活动、岁时节令、婚丧嫁娶在窑湾世代传承,相沿成习,展现了世代窑湾人的芳华民生。

      放河灯:放河灯是窑湾的传统民俗。为缅怀明末的史可法带领窑湾百姓反抗清兵时期,被清兵屠杀的普通窑湾百姓家庭,自发于七月十五日在河内放上纸船点上灯悼念去世的亲人,同时也是对活着的人们的祝福。







      迎亲队伍:窑湾地区的民间婚配,迎亲是六礼中最隆重的礼节。古代普遍是用八人大轿徒步去女方家。遇上别人家的花轿,绝对不可以与对方碰头,需绕道走。迎亲回来时,还要换一条路回去,以取不走回头路之意。

      红火的娶亲小场景面塑作品中有三四十个人物个个披红挂彩,仪仗队在前开路,新郎官骑着高头大马紧随其后,出嫁的小姐和陪嫁丫鬟分别坐在八台和四台大轿中行进在队伍中间,殿后的则是十几个挑夫抬着嫁妆。这是窑湾明代御医赵学敏儿子娶亲的场景。









 

      窑湾水龙会:窑湾水龙会是民间自发的救火组织,机构设有正副会长各一名,成员若干人,每人配备专用服装。水龙会经常组织救火培训,24小时有人值班。防火设施在每条街的两侧都置有大木桶,成为“太平桶”,常年存水。过去的窑湾水龙会就设在现民俗史话馆内。


      救火装置,联想到窑湾屋檐的自动喷雾装置和停在赵信隆酱园店门口的小巧别致的火警车,不由对窑湾居民的防范意识由衷地敬佩......

      民间文学:窑湾的民间故事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窑湾民间故事包括了神话传说、传奇故事、生活故事、才子佳人和公案故事等,其中尤以《刘伯温在窑湾》、《打蛮船》、《千年古槐的传说》、《蛇精》、《河鬼》、《神针吴和尚》等故事最为出名,地方色彩浓郁。
      蛇精:话说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窑湾还叫隅头镇,镇里住着一位名叫季存善的穷秀才,此人忠厚善良。虽然家里很穷,但他总是尽心帮助穷苦的乡亲和逃难的路人。
      窑湾紧靠大运河和骆马湖,每年的雨水很多。一到夏季,雨水猛增,穿镇而过的老沂河就会发洪水。有一年夏天,连着几天的暴雨过后,老沂河又发了大水。河岸的树木,房屋全被冲倒,许多小动物也被卷入大水当中。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季秀才看着雨小些了,便划着木船出了门。当他将船划至月牙桥下时,忽见水中有条小花蛇正在拼命挣扎。季秀才见状,立刻将小花蛇捞上木船。只见小蛇腹部的几处伤口正在不停地往外渗血,季秀才立马将它带回家中敷药包扎,悉心照料。不几日,小蛇的伤口便已痊愈。
      一日傍晚,季秀才正在灯下看书,突觉屋内闪过一道亮光,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站在了他的面前。这位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他前几日从洪水中救起的那条小花蛇。原来她是居住在窑湾一带的蛇精,看雨停了想出洞透透气,不想遇上降妖道士,一路被追杀,躲在桥洞缝隙中,才逃过一劫。看道士已走,想爬回洞中,无奈身上多处受伤,刚爬出就掉入水中。多亏季秀才及时相救,才保住了性命。小花蛇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便与他结为夫妻。婚后夫妻恩恩爱爱,勤勤恳恳,一年后生下一对儿女,小日子渐渐红火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几年后的一天,夫妻俩正陪着一对儿女在院中玩耍,突然来了三个道士,手拿七星降妖剑要捉拿蛇精。季妻知道自己的劫数已到,只是不放心一对儿女,便掏出一个布袋交于丈夫,含着眼泪说:“这是专治蛇毒的秘方,你好好保管,以后一定大有用处。如果这次我大难不死,三年后我定会回来,两个孩子就靠你了。”说完,三道士带着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年后的一个晚上,季妻突然回到家中,一家人劫后相逢。季秀才知道妻子已经躲过了大劫,以后便会相安无事,三年中所发生的事情他也没再询问。从那以后,夫妻俩专心研究秘方,免费帮助窑湾的百姓医治蛇毒,并一代代地把秘方流传下去,季家也因此成为窑湾一带有名的蛇医。
      蛇精从未害过人,又真心帮助贫苦的百姓,受到大家的称赞。因此有人猜测,也许她已经成仙,受玉皇大帝的派遣,下凡拯救苍生。
    刘伯温在窑湾:玄庙始建于宋代景德四年(1007年),当时窑湾烧窑人为让老君炼丹炉的神火帮助烧窑,在山河南岸集资修建了老君庙,此庙前后两进大院院内有千年古槐树,树下有诸葛亮石碑。公元1324年(元大德二十七年)10月4日,刘伯温率军二十万,在窑湾一带同元军十万铁骑决战。刘伯温进道观拜了玄坛大帝,看到后院槐树下有块石碑,上刻:“未出茅庐便知天下大事,吾前算八百年吉凶,后算八百年未来……”落款汉诸葛亮。刘伯温看后大笑此人太狂妄,如有本领为什么未一统三国?命士兵将碑给砸掉,士兵们用锤砸坏石碑,从大石碑里出现一块小石碑,碑上刻:“一千年后砸碑者刘伯温也”。刘伯温看后大吃一惊。跪下便拜,说道:“望先生保佑我将蒙古兵打跑,收复中华,而后一定看守先生石碑悔过终生。”叩拜后领兵而去。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带领下最终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火烧庆功楼时,刘伯温预先逃走来到窑湾,在玄帝庙内隐居下来。

      神针吴和尚:很久以前,大运河边上有一个小镇叫“窑湾”。镇上的首富吴家,原籍福建,后因躲避战事,隐居窑湾。吴家主要经营烟丝生意,在西大街开了家“吴洪兴烟丝店”。吴老爷生了四个儿子,其中老三吴敬岭长相英俊,能写会画,多才多艺。
      在窑湾后河街秦淮之家有个歌妓肖三娘,年方十八,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人称“女秀才”。
      吴敬岭对此女充满好奇,很想一睹芳容。一日,他悄悄走进后河岸上的一家酒楼,对面就是秦淮人家。恰巧肖三娘正在楼前手扶琵琶,专心弹奏。吴敬岭被优美的曲子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拿出长箫,一同伴奏。箫声惊动了三娘,她抬起头向对面观望,刚好与吴敬岭满含爱意的目光相遇,三娘害羞地低下了头。
      第二日傍晚,吴敬岭来到后河月牙桥上,抬头看到肖三娘在窗台前向他招手,便快步上楼,二人你谈琵琶我吹箫,配合地十分默契,直到二更时分,才依依不舍地分别。日复一日,两人交往逐渐频繁,互相难舍难分,不久便私定了终身。
      吴家父母听闻此事,极力反对。吴家是窑湾的大户,家财万贯,在当地威望极高,怎会娶一个歌妓做少奶奶?为了让二人断绝来往,吴家父母痛下狠心,将吴敬岭锁在书房,不许他走出家门半步。一对恋人就这样被活生生地分开了。两人不能见面,只能在夜深人静时,以长箫和琵琶声互诉相思之苦。
      半月过后,邳州一姓窦的大财主,看中了肖三娘的美貌,不惜花费重金把她强娶进门,纳为第四房姨太太。肖三娘始终念着与吴敬岭的情分,在洞房花烛夜时,为了抗拒窦财主,吞金而死。
      吴敬岭得知三娘的死讯,如五雷轰顶,当场昏了过去。吴家老爷请了窑湾所有的名医给他医治,都不见好转,一直昏睡不醒,头发每天都在大把地脱落,没几日就全部掉光,成了秃头。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吴夫人进房看望儿子,谁知床上竟空无一人,吴敬岭不见了踪影。吴家四处寻找打探,一年、两年、三年……始终没有吴敬岭的音信。大家都私下猜测,吴敬岭莫非在那个雷雨之夜,想不开,跳进运河自尽了?吴家老爷夫人因为寻子未果,愁白了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淡忘了此事。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水旱灾情严重,全国瘟疫横行,死人无数。瘟疫蔓延到了窑湾,百姓们求医无门。一天,小街子奶奶庙内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僧人,给百姓医治瘟疫不仅分文不取,而且技术高明,逢治便好,十分神奇。于是,方圆百里的百姓都来求他医治,一时间,庙内挤满了患病的乡亲。话说,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失踪多年的吴敬岭。
      原来,在数年前的那个雷雨之夜,吴敬岭被响雷惊醒后,想到肖三娘已死,顿时心灰意冷,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家门。出门时身上未带任何银两,就一路走,一路讨饭,一直到了南海,饿昏在了一座庙前。醒来后,他发现身边坐了位白发苍苍的老僧人。老僧人说:“施主,你已昏睡了三天三夜,既然来到了南海育王庙,说明你与佛有缘,是佛祖救了你,你可愿入佛门,了却俗世烦恼?”吴敬岭想想三娘已死,自己的心也已随她死去,对凡尘俗世再无任何留恋,便答应老僧人,剃度为僧。
      转眼间几年过去,吴敬岭在育王庙不但饱读经书,还跟老僧人学会了佛家针灸的本领。当听闻家乡瘟疫肆虐,吴敬岭的心不再平静。他心系窑湾百姓,匆匆告别师傅,日夜兼程,赶回家乡。在瘟疫横行期间,他不分昼夜地为众乡亲针灸治病,救人无数。相传,有位村民得了大肚病,之前多方求医问药都不见好。家人听说小街子奶奶庙里来了位和尚,针灸医术高明,无论啥病,经他针灸后,立马见好,便一路奔波,请求吴和尚医治。见到病人后,吴和尚细看了一会,二话没说,一针下去,腥臭的黄水不断从针空中渗出。不到一刻钟的功夫,村民肚子渐渐变小,人也精神了许多。吴和尚又给开了些汤药,服用几日后,村民竟奇迹般地痊愈。此事在窑湾方圆百里被迅速传开,百姓们叹服吴敬岭的针灸医术,一致尊称他为“神针吴和尚”。
      从那以后,吴敬岭一直在窑湾一代走街串巷,医治百姓。在他八十六岁时,一天黄昏时分,他救治完病人回到庙中,坐在椅子上歇息,不知不觉睡着了。谁曾想,这一睡就再没醒来,天亮时人们才知他早已死去。当地百姓传说,吴和尚是西天卧佛转世,专程下凡人间,救治贫苦百姓。
      如今,虽然小街子奶奶庙历经战火岁月未能保存下来,但吴家当年的府邸——吴家大院还依然完好地存在于新沂窑湾古镇景区。院中用实物与塑像相结合,真实地还原了吴家当年的生活情景。

      千年古槐的传说:窑湾“S”型自然河岸的五里长街,按八卦九宫方位建房屋,并广植槐树。因此窑湾槐树很多,但能被称为古槐的就有七棵。有趣的是,它们按七星北斗方位排列布局:窑湾山西会馆关帝庙前这棵古槐,不知植于何年,传说三国时的关羽在此树上栓过战马,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圣人,便在此建了关帝庙。后来宋朝的岳飞在这棵树上拴过马,明朝的开过元勋徐达曾利用它布过阵。明崇祯十七年,清兵攻进窑湾,杀人放火,古槐枝叶被烧的光秃,当年十一月,史可法同副将高佐率明军杀退清兵收复窑湾,史可法将他的战马栓在古槐树下,进入关帝庙叩拜武圣关公,立誓杀退清兵,保卫国土。
  据说这棵千年古槐很有灵性: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夏历六月十七日晚8时前后发生大地震,自西北向东南地声如雷,房屋倒塌无数,窑湾地区遍地喷沙喷火,西北三里隅头镇沉陷地下成为一片湖泊,古槐在百次颠波后被一次大余震冲斜向西,其余树木全部倒在地下。震后不久,古黄河睢宁段洪水决口,黄河、运河之水向窑湾冲来,冲到老槐前百米处,似一股无形大堤将洪水逼了回去。古槐如同巨人立在窑湾街西,水涨地高,百里之外都被洪水淹没,独窑湾成为孤岛,大地震人畜死亡无数,洪水冲来,没震死的人也被大水淹死,独古槐周围百米之内房屋没倒塌一间;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山西洪同县喜鹊窝原明末旧官员闫乃梅,带领山西洪同县闫、丁、薛、许、沈、窦、刘、王、段、梁十大家族千余户人家往窑湾迁移。见千余只喜鹊追赶上来,在行人队伍头顶飞翔盘旋,就随着喜鹊,浩浩荡荡,来到窑湾,在关帝庙前这棵古槐下建山西会馆;公元1938年日军侵华,8月17日古槐枝叶及槐角子脱一夜落满地。七年间老槐枝枯叶落,枯洞内不断流出泪水;公元1946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春天,古槐长青枝绿叶,开出片片黄花,秋后结出串串槐角;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古槐在这年春、秋两次开花结子;公元1976年打倒四人帮,古槐枝叶茂盛并从主干背上长出碗口粗新枝,百年罕见此奇迹般旺盛。
  只可惜,这株老槐,是窑湾唯一的一棵千年古树了,其它六棵都先后不复存在了:山西会馆西约六十米玄帝观内有棵千年古槐,在1914年洪水暴发季节,被雷电劈死。据传说是邳州巨山中千年蜘蛛精变成美女藏在古槐枯洞内,夜间出来吸年青男子精血,玉皇大帝派一条火龙来捉拿殃及古槐;玄帝观向南六十米有一棵千年古槐,1908年建天主教堂,将这棵古槐砍倒,让地建洋楼;天后宫院内一棵千年古槐,在清光绪年间,福建会馆仓库桐油失火,将库房边古槐烧死;江西会馆戏楼西南有一棵千年古槐。在1931年秋张华堂将军将古槐砍伐用于建“五四公园”“演讲台”和“快活林书馆”。南埝鸡蛋厂一棵空心古槐,1910年被砍伐让地建房;江西会馆戏楼西南三圣庙西院一棵千年古槐,在清道光年间一场特大火灾(天火)火烧一条南大街二百多户,位于码头库房边古槐被火烧死。

      打蛮船:是清朝乾隆年间发生在宿城东关口运河上一桩真实故事,流传至今已有300多年。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湖南道运粮官罗恒太押遭运皇粮进京,一路上贩卖私盐,坑害百姓。回程途中,经山东临清州,乘该地灾荒,趁火打劫,拐卖民女。灾民苏梅一家借贷无门,无奈将妻子刘瑞莲卖到罗恒太官船上,船到宿迁遇东南风不能前进,停靠东关口码头。刘瑞莲思念家人在船上啼哭,恰遇外出多年从南方做生意刚刚归来的胞兄刘奉先,人称刘武举。刘认出胞妹,方知家乡遇到灾荒妹妹受害,刘武举愿出钱赎回胞妹。罗恒太依仗权势坚决不允。宿迁好汉王三愣等一班人闻知十分气愤,联络数千穷兄弟抱打不平,于东关口痛打官船,救出刘瑞莲及被卖民女,罗恒太只身逃走。此故事在道光、咸丰年间,于民间广为流传,有的编成故事传说,有的编成琴书曲目演唱,影响较大,家喻户晓,至今传承不衰。
      河鬼:从前,窑湾运河南码头边住了一户姓郭的人家,家中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靠打渔为生。母亲郭陈氏,60多岁,双目失明,体弱多病。儿子郭二,30多岁,是个孝子,因家里太穷一直没能娶上媳妇。
      一天傍晚,郭二正坐在船头为打不到鱼发愁,不知何时船尾竟然坐了位壮实的中年汉子。中年汉子看到满脸愁容的郭二笑着说:“大哥,劳驾借个火,吃袋烟。”郭二顺手将洋火递给了他。中年汉子便问郭二家住何处,家中有何人?一来二去,两人聊得很是投机。临分别时中年汉子告诉郭二,明日清早到韩湾子旁边的三棵小柳树旁打上三网鱼。郭二刚想细问缘由,突然一股风吹来,中年汉子转眼消失不见了。郭二心想,“无论真假,去试试吧!”
      第二天一早,便来到了三棵小柳树边,第一网下去什么也没捞到。紧接着又下第二网,往上拉时感觉很沉,哪知却拉上了一团水草。郭二想着中年汉子的话,并没有放弃,于是又下了第三网。这网下去不打紧,一拉上来郭二呆住了,只见鲤鱼、草鱼、钢针鱼活蹦乱跳,满满一大网,足有上百斤。这时,中年汉子忽然现身,帮郭二把鱼运到集市上卖掉。
      日复一日,两人熟悉起来,成了好兄弟。原来中年汉子是窑湾段运河里的河鬼,看郭二善良孝顺,于是决定化身为人,以帮助郭二娘俩过上好日子。后来,河鬼又指点郭二救起一个落水的女子。女子相中了郭二,便嫁给了他。两人一起侍奉老母亲,过上了幸福甜蜜的小日子。从那以后河鬼再也没有出现。









 




      饮食文化:清末民国初期,窑湾经济发达繁荣,饮食服务行业发展很快,酒楼餐馆布满大街小巷和船上。窑湾菜肴有三大系列:窑湾船菜、秦淮扬菜、福建菜肴。窑湾菜肴除了讲究色、香、味外,还讲究“名、形、乐”,其中尤以船菜深受南来北往客商的喜爱,窑湾船菜自此成为苏北厨艺一绝。

      窑湾船菜:窑湾船菜源于明,盛于清。窑湾傍湖临河水产丰富,为窑湾船菜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一代又一代渔家人的不断改良,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菜系。明末清初一些明朝旧官、御医和御厨或贬或迁来到窑湾,他们也为窑湾船菜增添了丰富的元素。自此窑湾船菜日渐成熟,成为苏北厨艺一绝。
      窑湾船菜的来历:船菜,顾名思义是在船上制作,船上享用的美味佳肴。窑湾船菜源于明,盛于清。窑湾傍湖临河水产丰富,为窑湾船菜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一代又一代渔家人的不断改良,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菜系。明末清初一些明朝旧官、御医和御厨或贬或迁来到窑湾,他们也为窑湾船菜增添了丰富的元素。自此窑湾船菜日渐成熟,成为苏北厨艺一绝。
      1765年,清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微服私访窑湾,在天后宫望月楼吃的就是窑湾船菜。店家上了一道色泽鲜明的“银鱼炒鸡蛋”,乾隆问“何菜”?纪晓岚道“这是银鱼爆蛋”,乾隆品后感觉香软味鲜,便道就叫“金银满贯吧”。纪晓岚又将“鱼汤”盛入米饭中,乾隆吃着觉得味道鲜美,别有一番风味,又问到“这又是何菜”? 纪晓岚答道“这是窑湾较有名的菜,“鱼汤泡米饭”,当地人说:“家有万贯,不如鱼汤泡米饭。”接着乾隆又品尝了窑湾熏肉和活蟹,味道十分鲜美,龙颜大悦,当即挥笔写下“味极天下”。
      窑湾船菜的特点是精细,尤其注重原料新鲜和烹饪手艺。又因窑湾地处京杭大运河畔,原料主要来自骆马湖的特色时鲜,如鳜鱼、毛刀鱼、银鱼、白米虾、蟹、之类。素菜同样丰富,原料仍以湖鲜为主,如藕、菱角米、 蒲菜、鸡头米、藕葶、荸荠等。
      窑湾船菜种类繁多,但尤以鱼胜,如红烧桂鱼、清蒸白丝、红烧甲鱼、大闸鱼、咸鱼烧肉、鲫鱼喝饼等;汤羹类如银鱼鸡蛋汤、长鱼辣汤、香菜鱼脸粥等等;凉菜类也不乏鱼类,如毛刀鱼、腊鲜鱼、酥野生鲫鱼;春夏秋冬,四季时鲜不断,即时烹调,佐以现代风味,兼顾传统,不仅是食客视觉的盛宴,更是味觉的天堂。
      窑湾船菜讲究“名”、“型”“乐”。用 “万事如意”、“日进斗金”、“福寿满堂”这些吉祥菜名给客人以祝福。用漂亮的艺术造型和色彩搭配,营造进食氛围。
      船菜的美,除了得力于菜色风味之外,更得力于饮食环境的自然和清新。人们在游览窑湾古镇之余,品尝湖鲜船菜,满足了口腹之欲,精神之需。
      窑湾船菜代表:
      富贵鱼头汤:以骆马湖产的花鲢鱼头及冬笋、香菇为原料,经独特工艺加工烹制的菜肴。肥嫩味美,润滑可口,味道香醇。
      红烧鳜鱼:鳜鱼,又名鳜花鱼,桂花鱼,季花鱼,桂鱼。鳜鱼历来被作为宴席之佳肴,深受人们的喜爱,历来被认为是“鱼中上品”。由于它每到春天最为肥美,所以被人称为“春令时鲜”。窑湾船菜素以红烧为主,外酥内嫩,肉多刺少,肉洁白细嫩,呈蒜瓣状,食之难舍,为淡水鱼中的上等食用鱼。风味特色:汁浓味厚、鱼肉鲜嫩。
      二孬双色鱼丸:以骆马湖产的白丝鱼为原料,经窑湾厨界张氏传人张二孬独特工艺加工烹制的菜肴。白的晶莹,绿的剔透的双色鱼丸,配上作为装饰的胡萝卜、香菇,像是在汤盆中荡漾的青山美景。故名二孬双色鱼丸。口味:清鲜爽口。 形态:双色鱼圆晶莹剔透,交错摆放,形似满园春色。口感滑嫩,爽口怡情。
      清蒸白鱼:白鱼是骆马湖淡水鱼之一,也是骆马湖三白珍贵之一。这种鱼体长、口大、嘴上翅、性凶猛,以鱼、虾和水生昆虫为食,肉白细嫩,属名贵鱼种。鱼肉汁鲜嫩、郁香。益气补中、开胃、调理气血、补肾填精。
      素炒蒲菜:蒲菜产自骆马湖沼泽及淡水湖中,其营养体幼嫩部分风味独特,营养丰富。素有嫩笋之称味。温中下气、养阴清热。
      银鱼抱蛋:“银鱼抱蛋”即银鱼炒鸡蛋。银鱼为骆马湖盛产鱼类,身材细小银白,通体透明,无鳞无刺,肉质细嫩,是“骆马湖三白”之一.,也是湖边人家待客的上等佳肴。这道菜色泽美艳、味道极佳。温中补虚、镇心安神。

      窑湾桂片糕:窑湾云片桂花糕是窑湾古镇当地的土特产,其特点是质地滋润细软,口感绵软,由糯米粉、桂花、青红丝、绵白糖等制作而成,原料都要挑选上品;在制作上也很是讲究,一般要贮藏半年左右,以去其燥性,使其在切片时不干硬;对绵白糖的选择也较严格;使用的几案都是用树龄在数百年的银杏木制作,至于糕的切片要求也很高,每条糕长约25厘米一般要切320片左右(民国前为纯人工切片)。逢年过节当地人经常买云片糕,除了己用,还可以馈赠他人。取其喻意:“一年更比一年高(同音),一年比一年好;步步高之意!”
      糕点茶食在窑湾有三百多年历史。1645年清兵打开南京,南明弘光王朝灭亡,御膳房御厨马洪不愿给满清服务,逃回老家镇江。不久清政府下达“剃头令”,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马洪同邻居醋店杨大忠等十多人夜间乘船顺运河逃亡到窑湾投奔他表弟徐青。徐青找到窑湾南大街正大马家糕点茶食店,让他在店中做了糕点师。马洪施展御厨糕点绝技,制作的糕点食品味美、色美、造型美,很受地方居民欢迎。他收八名徒弟学糕点绝技,收四名徒弟传授御厨技艺。将一生绝技教给后人,嘱告徒子徒孙不忘国耻,饿死不给清朝做事。

      窑湾甜油 (类似酱油的作料) :新沂窑湾镇位于京杭运河畔,四面环水,水路交通十分发达。据文字记载,明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以后,口合镇成为运河畔商业重镇,商贾云集,贸易兴旺。“十里桃花渡,九里闻芳香”,闻名遐迩。时至清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年),更有皇家御医赵学敏、御膳房调味师宗柏云隐退定居口合镇,开创了甜油的酿造历史。
      窑湾镇气候潮湿,当地人惯食凉菜、生鱼虾,常受腹痛腹泻、肠胃不适之苦,严重者甚至食物中毒。为解决这一问题,赵学敏、宗柏云会同当地知名酱园店老板赵信隆,将养生理念融入传统的酱油酿造工艺,研制了一种新的调味品,因其鲜味异常,余味微甜,当地俗语称之为甜油。
      清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甜油由当地官员邳宿运河道千总陆修钠进贡,被选中为御用贡品,乾隆下江南也曾多次驻留窑湾品膳。伴随着这位天子和这一贡品的一些故事趣闻,甜油开始在江南各地流传开来,如今已成为中华饮食中独特而重要的调味佐料。
      甜油酿法是在每年春天取小麦熟面块遮光高温发酵,待面块生出乳黄色菌性线绒,将其从室内搬出在通风处晾干,放入露天大缸内加水浸泡。白天阳光暴晒、夜晚月照晨露。立秋之后,从缸中的滤筒内取出的杏黄色液体叫甜油。甜油酱香浓郁,色泽清澈,鲜美爽口,体态浓厚,集鲜、甜、浓、香于一体。加入了甜油的凉菜、生鱼虾不仅味道异常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大大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健康,当地再也没有因饮食中毒等问题发生。
      中医认为,甜油入肾经,可滋阴养肾。现代研究也证明,由于经过200多天自然光合作用,甜油含有很多人体必需营养物质,年轻人常年食用,有健胃、强身、美容的作用。老年人常食用,有滋阴养肾、健胃、调节血压之功效。对宿迁地区人群抽样对比、追踪查证表明,常年爱食甜油的人很少是高血压患者和癌症患者,证实常年食用甜油的人高寿、血压正常,很少有脱发、早白发现象。

      窑湾绿豆烧:窑湾绿豆烧酒始产于清代康熙二年,即1663年。由当时皇宫后宰门守将马从凯,祖籍窑湾人,将宫庭保健秘方带回家乡酿酒配制而成。早在明朝李时珍任皇宫御医时,用珍贵药材配制宫廷保健酒,酒色棕绿,故称“绿酒”。后来,在历史上也曾有“金箔酒”、“辣黄酒”、“墙缝酒”等雅称,倍受雅士的青睐。。窑湾籍海外商人和美、英传教士将“窑湾绿豆烧酒”传入了欧美和东南亚等地,被中外人士称为“中国的白兰地”,专家学者亦称之为“东方的XO”。
      历史传说:窑湾古有“四季时菜迎宾客,苏北水乡胜江南”之美誉,可谓物华之地,鱼米之乡。其历史名酒——窑湾绿豆烧香醇甜美,久享盛誉,被列为江苏八大名酒之一,其前身是明皇宫御酒——“绿酒”,有500多年的历史。追溯起源,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呢。
      据考证,公元一五五九年,李时珍任宫廷太医院判时,针对宫廷官员营养过剩,身体偏胖、无力、时头晕、易生病等症状,配置了此有清热解毒、强身健体、滋阴壮阳之功效药酒,因酒色微绿时称“绿酒”,并深受历朝皇帝信赖。
      明末,御医赵学敏携此方出逃京城隐居窑湾。一六六八年山东郯城至莒县发生了八点五级大地震,他为救治灾民,动员一同在窑湾隐居的御药师宗柏云等人,一边治病救人,同时将此酒配方拿出熬制,分给灾民服用以增强体力,从而遏制了瘟疫。又据《新沂县志》载,一六九六年窑湾等地大暴雨,遇洪灾他又用此法遏制瘟疫。
      清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同纪晓岚第四次南巡,巡查徐州至洪泽湖附近水利“清口”经窑湾,在福建会馆由窑湾邳宿两地官员相陪饮酒。乾隆帝品尝此酒后大悦,见颜色似绿豆茶,便问:“此酒是绿豆烧的吗?”地方官员岂敢言明这是明朝皇宫御酒,忙说:“是,是”。窑湾绿豆烧酒因此而得名并作为皇宫贡品。
      万茂酒坊是自清朝康熙年间,就在古镇文明遐迩的酒坊,生产一种叫“老瓦缝”的绿酒很畅销,路人有口皆碑,后得乾隆赐名“窑湾绿豆烧”。窑湾绿豆烧产于新沂市窑湾镇,据传乾隆皇帝三下江南两经窑湾,一次偶染小疾,饮此酒后顿觉舒爽,赞不绝口,遂将其定为贡酒。“窑湾绿豆烧”以优质高梁,大小麦等为原料,加入人参、砂仁、杜仲等50余种名贵中药酿成,色如金波,香醇甜美,具有舒筋、活血、开胃、健脾之功效。畅销京沪、宁、杭,远销东南亚各国及港、澳等地。
      酿制工艺:窑湾绿豆烧酒基以优质大麦、小麦和豌豆为原料,采用传统作坊酿造成大曲酒,配以红参、当归、杜仲、淡竹叶、虫衣、砂仁、栀子、藏红花等40余味中草药和冰糖、白砂糖,经过入缸静止沉淀,并让酒、药、糖慢慢溶为一体,至一定时间,即成绿豆烧酒。
      功效作用:窑湾绿豆烧酒具有滋阴补肾,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和养颜润肤的药物,酿出的窑湾绿豆烧酒色绿味甜,绵软浓淳,既有绿豆烧酒的口味,又有健身防病的功效,对风湿性神经痛、气血不足、妇科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有特效治疗作用。绿豆烧酒内中药有活血去瘀,生肌,解毒,消炎,止痛的功效,可治胃肠炎,黄病,跌打损伤,要退病,皮肤溃疡,小型火烧饭烫,内服外涂成为家庭常用的万能药。

      医药文化:古镇窑湾随码头经济的发展,医药业也非常发达。据史记载,清康熙十年明御医赵学敏在窑湾设济世堂药店行医,御药师宗柏云在窑湾设松柏堂药店行医,崇祯十三年江西名医喻昌创办江西会馆,经办医药市场,后来又出现药师设东仁和堂、西仁和堂、保和堂药店行医,兼营药材。窑湾的医药文化因而逐渐日昌,行医讲究医道医德,以义治药。

      结束语:民俗演变总是与历史发展紧密融合。于2011年正式建成开放的窑湾民俗史话馆浓缩提炼、全面客观地展示了窑湾古镇流传千年的民俗文化传统。规划者充分利用室内面积约为1400平方米,室外面积约为790平房米的仿古民居建筑群,并提取窑湾历史与苏北民俗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通过艺术与科技结合的陈列手法,创造出窑湾独具民俗文化氛围的空间形态,形成现在集纪念与旅游、兼具教育传播的“体验性”民俗史话馆,让不同层面的参观者从不同视角了解真实的窑湾。
      本馆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专家和领导的极大关注和大力协助,在百忙之中为本馆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与历史实物,并题签作序,促成了窑湾民俗史话馆的圆满建成,让窑湾民俗文化得以传承与流芳。

  婉凝面塑:面塑艺术手法精致,构思巧妙,人物表情细腻传神,服饰飘逸质感丰富。2010年8月中旬曾接受中央电视台《徐州印象》摄制组现场采访,《都市晨报》对其作品《窑湾清明上河园》进行专题报道。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窑湾典当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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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窑湾典当博物馆

      窑湾的典当行也是很著名的。乾隆皇帝在公元1765年第四次微服南巡回京,路经窑湾,在望月酒楼吃饭时,看到大运河上船来船往,便吟诗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纪晓岚应对:“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由此可见,清代,这里的典当行业就已经很是发达了。
      窑湾的东典当行位于中宁街入口处,院内宽阔,内设演艺茶座,,院内古迹众多。西典当行位于西大街,旁边是中国首家典当博物馆,对面是山西会馆和千年古槐。 

      典当博物馆:是我国首家专门介绍典当行业的博物馆,通过图文形式详尽地介绍了典当业的起源、演变及衰亡的历史。目前展示的为一期工程。这家典当博物馆好像是中国首家呢......

      好高的柜台呀......

      典当行的起源及历史:中国是典当行业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距今已有1800年的历史。被称为典当行或当铺的典当机构在中国产生于南北朝时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随着南朝佛寺典当经营活动的兴起和普及,一个专门从事以物抵质押借贷的行业即典当业逐渐形成。不过,南北朝时期的典当业还处于萌芽阶段,属于寺院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经营者是佛寺僧人,但当时并没有典当行或当铺的称谓,一般叫做寺库。佛寺兼营典当或专门的典当机构。直到唐代,中国典当业才真正跳出仅为佛寺独家经营的狭小圈子,成为整个社会十分走俏和蓬勃发展的古代金融业。
     在外国,典当行的形成同样是在中世纪,犹太人大办典当行,使典当业日益兴起,并使欧洲成为世界典当业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应当晚于中国。这是各国专家和学者最基本的共识和定论。
      历史演变:典当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鼻祖,是抵押银行的前身。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典当活动并形成典当业的国家之一。经考证,中国的典当业萌芽于东西两汉,肇始于南朝佛寺长生库,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宋朝,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被取缔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复兴于当代改革开放,经历了1600多年的历史沉浮。关于典当、典当行及典当业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分为八个阶段。
     1、萌芽于西、东两汉    典当在我国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后汉书·刘虞传》,书中描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与部将公孙瓒发生矛盾。“虞所贲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刘虞原打算把受赏之财质押外族,却被公孙瓒劫掠。这是历史上将“典当”二字最早连用的一次,是把典当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加以记载的。它表明,典当在中国至迟兴起于东汉,中国是典当行为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距今已有1800年的历史。
     2、兴起于南北两朝    被称为典当行或当铺在中国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南史·甄法崇传》中记载,宋江陵令甄法的崇孙甄彬(时届南宋),“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质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这里提到的寺库,指的就是寺院经营的专门当铺。另在《南齐书》中记载:“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韶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幌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总之,佛寺兼营典当或专门的典当机构,在中国至迟起源于南朝,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
     3、成熟于大唐五代    随着南朝佛寺寺库质钱活动的兴起和普及,到了唐代,一个专门从事以物质钱的借贷行业—典当业便逐渐形成。当时的称谓很多有“质库”、“柜坊”、“质舍”、“寄附铺”。当时老百姓将家具、衣服,甚至牲畜、庄田作为质物换取钱两,十分便利。并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为便利市民,促进流通,活跃唐朝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典当作为社会专门从事资金融通的特殊行业已经发展成熟。
     4、立行于北金、两宋    到了宋代,典当业随着当时都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典当资本性质与唐代大体相同,仍呈官当、私当、私库当三者并营格局。我国历史上最早冠以“典当”对整个行业的称呼。北宋画家张择端《明清上河图》中就绘有一座当铺。其行会组织相当成熟,成为中国典当史上最早的行会组织。
     5、鼎盛于明清两朝    元末明初,民间商业典当逐渐取代佛寺的典当,其典当资本主要以商人资本为主。尤其是山西晋帮和徽州商帮,有“无徽不典”的民谚。到了清代,典当业进一步繁荣,其丰厚的赢利引来皇宫贵族及官府纷纷赤资典当业,涌现出不少皇当、官当。典当市场又呈现出皇当、官当、民当等三大典当资本分割的经营形式,且内部分工明确,专业化趋势明显,内部经营管理水平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据史书记载:乾隆年间,全国当铺共18075座,年收典税9万两白银。嘉庆年间,全国当铺发展到23139座,年上缴税银11万5千两。可见中国典当业的极盛之至。
     6、衰落于清末民初    由于清末民出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割据,货币混乱,苛捐杂税等原因造成典当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另外,由于民国时期西方现代金融对我国渐渗入,传统典当业在于钱庄及国内外资本兴办的借贷所、合作社、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的竞争中,未及时转化经营理念,适应社会进步,导致亏损,经营形势一落千丈。
     7、消亡于建国初期    1954年底,人民银行召开反高利贷会议,开始对典当行进行限制。1956年,公司合营时期,各地典当行陆续被改造成人民银行领导的“小额质压贷款处”。从此,典当行作为一种高利贷剥削行业被全部取缔,并开始进入一个历史消亡期。
      8、复兴于改革当代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推进,1987年12月,我国大陆第一家典当行—四川成都华茂典当商业正式复出成立。标志着沉寂了30余年的典当业奇迹般苏复.




      一、典当的历史沿革
  综合史料来看,中国典当业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唐宋两朝至明代中期,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清末民初至新中国建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时代的鲜明特点。
      1.唐宋至明初的典当
  典当自南北朝产生以后,曾一度局限于寺院经济。然而从唐朝起,典当行按东主的身份地位和资金来源划分,开始出现多种类型,即除了僧办以外,还有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其中民办即地主商人涉足,而官办又有官僚自营和政府投资两种,从而打破了寺院质库的单一典当模式和典当一统天下。
  唐朝国力强盛,工商业发展加快,货币需求迅速扩大,这些都为民营典当业的倔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民营典当行的特点之一是当本极低、当期极短,此类一般由地主或商人经营。
  与民营典当行资本短少的经营者相比,皇亲国戚、高官显宦就不大相同了。例如,曾横行唐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公主,依仗其父唐高宗、其母武则天之威,不但横征暴敛,"田园遍于近甸膏服";而且热衷经商之利,"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俱造,相属于路"、"货殖流于江剑。"以此富可敌国之雄厚资本,她又在家中开设质库,其规模、实力可以想见。这是官僚资本最早向金融业转移的典型例子。
  唐朝政府也涉猎典当,即所谓公私质库并举,此风亦波及五代十国。
  宋朝也有官办典当行。北宋时,政府所设质库称"抵当免所",后又改称抵当库、抵库。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还曾下诏,要求官办典当行多设集镇,因为这些地方"井邑翕集",属于"商贩要会处",客源充足,生意兴隆。
  不过,宋朝典当行最突出的特点是典当物品的变化和僧办,典当行的复兴。
  金代历史虽短,但其典当的发展却颇具特色。其一是广设官办典当行。据《金史》载,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63年),政府在"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置质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在"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兄二十八所"。开设这些官办典当行即流泉务的目的,名义上是为减轻民营典当行收取高额利息给当户造成的危害,而实际上是想借此"以助官吏廪给之费",由国家来垄断对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典当融资的权益。其二是颁布典当法规。大定十三年,政府在开设流泉务的同时,还出台了一项有关官办典当行的法规:"凡典质物,使、副亲评价直,许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计之。经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出帖子时,定实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银等第分两,及所典年月日钱贯,下架年月之类。若亡失者,收赎日勒合于人,验元官本,并合该利息,依新价偿。仍委运司佐贰幕官识汉字者一员提控,若有违犯则究治,每月具数,申报上司。"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93年)曾以钞5000锭为资本设立公典,称"广惠库",放贷收息。这是《元史》中披露的元代官办典当行的若干史料之一。
      2.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的典当
  元末明初,僧办典当行急剧减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民办典当行。自明中叶起,典当行无论是从数量、资本方面,还是从种类、业务方面来说,都有十分显著的发展变化,堪称我国典当业史上的分水岭。明中叶时,民办典当行中的商营典当行最为兴旺发达,构成这时期典当业的一个新的特点,即商人纷纷投资经营典当行并且成为典当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明代当商,还具有浓厚的地区专业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州当商。论分布范围,其触角遍及全国。《明神宗实录》载:"令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质库拥资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县,"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论资金后盾,其实力名列前茅。《明季北略》上说: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江苏江阴县的徽商程壁,广有资财,"开张典铺十八处。"小说《豆棚闲话》中的那个徽州典商汪彦家,不仅有数十万的资本,而且"大小伙计都有百十余人"。论经营方法,其灵活技高一筹。拿利率设定来说,《金陵琐事剩录》描述,南京"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可见,福建典当行坚持高利率,是难以与徽州典当行竞争的。
  进入清代后,典当业开始形成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典当自产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所没有的现象。民当,即所谓地主商人出资开设、经营之民办典当行;官当和皇当则均属官办典当行,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
      3.清末明初至新中国建立的典当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钱庄、票号、银行兴起和发展的影响,许多信誉卓著、财力强盛的典当行还开始从事兑换、发行信用货币等业务,这与接受存款一样,都是比当年一些官办典当行进行多种商业经营更便捷繁杂的金融活动。 
  典当行收当时,有时不付现钱或现银,而是付给当户本行发行的、可以随时兑换的同额钱票或银票充顶,一时期颇为流行。信用好的典当行,其钱、银票均可上市流通,因而成了信用货币。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曾特准一些典当行享有发行之权。1930年晋钞跌价后,山西全省510家典当行有158家获准发行典当行兑换券,总发行额134.6247万元。当时规定一般以不超过典当行资本数额的3倍为限,然而其中忻县民生当,因后台老板是山西王阎锡山,故虽资本仅为1.5万元,却发行了高达27万元之多的兑换券。这是典当行依仗官势大搞金融投机活动的典型例子。
      二、典当的历史作用
  典当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作用可以从旧时典当行所具有的社会职能方面体现出来。
      1.典当行是货币流通的重要渠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离开出发点,又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转手的运动,叫货币流通。货币流通的过程是货币不断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过程。货币。一经问世就成为流通手段,即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又成为支付手段,如农民使用货币缴纳地租,债务人使用货币支付利息等。人类早期货币借贷活动的频繁,导致货币的支付手段作用日益加强,而这种加强又促进了货币流通的发达。正是封建社会货币流通发展到一定高度,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惟一的、专营货币借贷的信用机构--典当行。
  典当行出现以后,在原有的货币流通渠道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货币流通渠道,即以典当行为中心、完成货币投放和回笼的渠道。当年最早的典当行--寺院质库的运作,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情形。
  佛教自东汉初期传入我国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对其推崇备至,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广为传播,渐布全国。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笃信佛教,并对寺院施舍大量钱财。如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又由群臣公卿凑足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将其赎回。官僚富豪也竞相把他们的私蓄托僧尼保管,或由其代为放款取息。而寻常百姓则认为寺院神圣不可侵犯,丝毫不敢赖债或盗窃寺院财物。此外,政府还给予僧尼种种优待,如免役、免税等。这些都使寺院财产最为稳妥且迅速膨胀,堪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为其经营货币借贷创造了有利条件。
  寺院质库利用手中握有的巨额资本,在社会上大规模放债取利。它一方面满足统治阶级上层如官僚地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城乡下层人民如农民、小工商业者的需要。作为信用机构,质库把货币贷给不同类型的当户,使货币得以从质库流向社会;经过一定时期的周转,当户则将这些货币以债和利息的形式返还质库,从而使货币又从社会流向质库。正是这一过程,形成了封建社会前中期特有的货币流通渠道。据史料记载,中国5-10世纪时,寺院僧侣大都程度不同地利用质库从事放贷活动,其目的并不在于谋得生活必需品之购买费用,而在于发财致富。这无疑是使以典当行为中心的货币流通渠道得以畅通无阻的基本动力。如唐中期福田寺的常俨法师,"与常住铺店,并收质钱舍屋,计出镪过十万余资",便是明证。
      2.典当行是商业募资的有效途径
  典当行在本质上是具有商业性的金融组织。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必然要参与商品交换并为其服务,从而赚取利润,维持自身生存。
  典当行的商业性首先表现为,它在产生初期主要担负着筹措资金的任务。自南北朝(420-589年)以来出现的质库,虽然是人类最早的信用中介,但颇受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故实际上还是尚未独立的、完全依附于寺院的一个经济部门,或者说,是寺院经济多种经营方式中的一种。
  当时,佛教与商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上层僧侣坐食空谈,奢侈腐化,过着"不拼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平均每人一年的衣食费用"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而要满足僧尼如此庞大的开支,寺院除了勾结统治阶级、欺骗善男信女获取布施外,必须自筹资金,充盈无尽藏。出于这种目的,寺院的三大经济部门--地产、商业和高利贷便各显神通。然而,广占良田,带来的只是实物地租,这使经营商业成为寺院积累货币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初具规模的质库作为高利贷的一个分支,则起着为商业募资的作用。
  早期的寺院庙宇,常常坐落在市场附近或城乡商业最繁华的街道上,因而大大便利了寺院经营的商铺、邸店、质库开展的经营活动。质库为南来北往的客商人等提供服务,通过放款收息,增加寺院的总体财富,从而为寺院经济更重要的部门--商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这也是后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开端。
  典当行的商业性还表现为,它在一定条件下直接从事市场活动。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典当行的财力日趋加强。特别是在其成为独立的金融机构之后,典当行便开始兼营商业或其他副业,从而于借贷生息之外,另辟一条增殖其自身资本的新途径。
      进行粮食买卖就是典当行经商的典型例子。明末清初,手工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商业资本的活跃。一些"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救,岁人或数万金",甚至"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商业资本的嚣张,突出地表现为对重要生活资料如盐、粮的垄断。在这种垄断过程中,典当行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乾隆初年,江浙、安徽一带的典当行与商人相互勾结,大搞粮食投机,类似宋朝"谷典"。即商人每到秋收粮贱时,便以较低的买入价收购大量谷米,然后转手以较高的卖出价当给典当行,取得质钱后再去买粮,好比批发商,通过"随收随当,辗转翻腾","资本无多,营运甚巨"。而典当行则得以先利用当金折扣赚取差价,再将收当的粮食囤积起来,待到青黄不接之际、商人未赎之时,高价抛售,有如零售商,只等"市价一腾勇,顿取数倍息"。对此,一些朝廷命官也感到不安。乾隆十二年(1747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汤聘在《请禁囤当米谷疏》中指出:"近闻民间典当,竞有收当米谷一事,子息甚轻,招来甚众,囤积甚多。在典商不过多中射利,而奸商刁贩,遂侍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彼此结合、共牟其利的景况。
      3.典当行是国家财政的补充来源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加之各种战争比较频繁,致使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搜刮,或通过加重赋税来支撑局面。 
  朝廷搜刮的对象遍及各行各业,典当行自然也在劫难逃。唐朝中期以来,自安史之乱后,中央大权旁落,藩镇割据日盛,兵祸连年不断。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唐德宗因虑河南、河北"用兵月费度支钱一百余万",而府库不支数月,于是下沼,"大索京畿默商",并美其名曰为"借"。规定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但由于受到商民抵制,政府虽动用严刑酷法,甚至逼死人命,造成"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搜刮"的惨况,也仅得到八十万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筹措军费、充盈国库的目的,政府便把罪恶之手伸向典当行等信用机构,遂有"少尹韦祯又取僦柜、质库法拷索之,才及二百万"。可见,尽管典当行的钱是被抢走的,然而其资金储备却是很丰厚的,它和柜坊中专门代人保管贵重财物的僦柜,在暴力剥夺之下,已成为封建国家维持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
  典当行成为国家财源的另一个标志是交纳当税。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非常严酷。除了作为正税的夏税、秋粮之外,历朝历代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不仅有中央政府的公开加派,而且还有地方官吏的暗中加派。明朝末年,内廷宦官多达10万人,宫女9000人。其宗室的消费无限扩大,仅工部每年用于内廷的营建费便需银200万两。最小的开销,即宫女的胭脂费,每年用银也高达40万两。为权转颓势、新辟税源,天启年间(1621-1627年),政府曾拟向典当行征税。具体办法是,按照典当行资本数额税1/10,预计全国每年可收20万两。尽管此举尚未实施,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典当行纳税问题却已经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
      清朝入关执政后,国家迅即开征当铺税。据《大清会典》记载:"康熙三年题准,当铺每年纳银五两"。当时每年可征得11万多两,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财政不足。雍正六年(1728年)政府又规定,见民间开设典当,均须领取"当帖",即营业执照,并缴纳"帖捐",同时照例按年缴纳当税。清朝末年,当税改为预支缴纳。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河工需政府令各省每家典当行缴银100两,作为预完20年之税;光绪二十年(1894年),复因海防等饷,每家典当行又须捐银200两。除此之外,当税税额亦开始陆续提高,且各地还有许多陈规陋习。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也在当税上打主意。1913-1925年,全国每年平均当税预算为70万元左右,其中山西、山东两省,年缴数额约达三、四万元。尽管当税收入不多,但它毕竟已是政府一项不愿放弃的税源。
      4.典当行是调节经济的辅助部门
  古代典当行是特殊形式的信用机构,故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倚重。封建国家有时还把它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推行某种经济政策的辅助部门加以利用。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通货紧缩,必然造成物价下跌;货币贬值,肯定导致物价腾升。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两种情况往交替存在,且均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唐宋以来,货币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特别是唐行两税法、明行一条鞭法,导致货币流通量急待增加。而另一方面,由于铸造官钱缺铜,加之民间藏钱和毁钱改制器物之风很盛,又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额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甚至出现"钱荒"。如唐建中初年(780年),粟价斗值钱一百,而到元和五年(810年),则仅值二十钱,可谓暴跌,皆因通货短缺所致。每逢此况,政府或采取措施强迫商人出钱易货,以减少流通壅滞;或乞援于典当行,令其营运小额货币缓解乏钱局面。如清初闹钱荒时,政府自乾隆九年(1744年)后,在铸钱时加入少量黑锡,以防商人毁钱制物;同时,下令允许唐宋、元明各朝所铸铜钱统统进入流通,但社会上钱仍不够用。于是,政府便拨出一批银两,给当时北京城内外的六、七百家大小典当行充作资金,要它们千方百计收当,或兼营兑换业务,从而吸收民间手持铜钱送官局发卖,以便通过典当行所具有的能够操纵钱价的力量,去稳定因钱荒造成的物价波动。
  封建国家不仅靠典当行来对付钱荒,而且也利用典当行来推行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官钱私铸,是中国历代币制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历代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私铸之弊,在于伪造者不用足铜、好铜,致使货币减重、变质。而劣钱一经流通,商民为保本赢利,往往卖少收多,因而造成物价上扬,导致通货膨胀。对此,历代统治者或制定严刑酷法打击私铸伪造,或整顿币制流通以图调节经济。然而,统治者每遇战乱不已、民穷财尽的非常时期,却实行大钱制度,即官钱提高面值、减少含铜量,从而节省铸钱原料和铸钱费用。此举乃与私铸殊途同归之法。如王莽曾铸大钱,企图挽救西汉末年财政亏细;明未曾铸大钱,旨在筹集军费用于镇压农民起义。无独有偶。清咸丰年间也开始铸造大钱。因鸦片战争耗去巨额战费赔款,加之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影响江南税源却增加军费开支,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政府只得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咸丰三年,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相继问世,一经流通,引起货币迅速贬值,市面物价飞涨。与此同时,政府还于当年发行官票和宝钞,规定用于课税及一切上缴之款。由于大钱、票钞受到商民抵制,于是政府要求典当行负责协助推行。即利用典当行放款取息之机,采用强迫性的搭收搭付办法,保证大钱和票钞的流通。咸丰四年,户部侍郎、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就上奏提出:"典铺出入均格现钞"。但是,典当行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只吃进制钱(官铸标准货币),而抛出大钱或票钞。据史料记载,直隶五团县曾有典当行,对"当物者以大钱赎当时不收大钱",并勾结官府"反将用大钱之人责打,锁押数月不放"。另外,尽管平民"所当之物反值数百文",典当行却"与以当百,当五十大钱数枚"。如果要求付给制钱或搭配零钱,典当行不是"以仅有大钱并无零钱为辞",就是拒绝收当,"将原物掷还"。
      三、历代典当法律制度简介
  中国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历史很长的国家,表现在法制方面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重刑轻民",即刑法比较健全,民商法十分薄弱。因此,对于典当这种民事行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历代几乎都没有专门法规加以调整,而只是由散见于其他法规中的零星条款予以提及。这种状况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改变。
      1.先秦至隋代的典当法规
  中国西周时代已出现借贷活动,但局限于实物借贷。春秋战国时期则不仅有实物形式的粟贷,而且有货币形式的泉贷,特别是高利贷开始盛行。对此,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富国强兵、稳定社会,曾颁令抑制高利贷,为贫民免去借贷本息。《管子·轻重丁》篇载,齐恒公曾说“……愿以为吾贫萌决其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然而,由于当时并未有典当活动,故国家法规仅针对高利贷。
  汉代的高利贷活动更加发展,并且与商业资本合为一体。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贯贷行贾遍郡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调控措施相继出台,法律规范趋于严格。《汉书·王莽传》载:王莽统治时期推行政府放贷,"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于民,收息百月三(即月利率3%)"。
  北魏时期高利贷加剧社会两极分化,迫使朝廷对高利贷加以禁绝,或采取强制性废债措施。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八月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
  南北朝时期,随着高利贷的继续存在,寺院财重,典当兴起,货币借贷出现了新的方式和途径,故尔政府关于借贷的相关法规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对典当行为及典当业的调整和约束。
      2.唐至元代的典当法规
  唐代的典当业比较发达,政府对典当机构--质库的经营活动也予以制约。据《唐会要》载,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曾规定:"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不得回利作本"即不许按复利计算。对于放款月利率,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下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朝廷还多次诏书屡禁自营官当,称"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今日已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奏闻。"而据《唐令拾遗》所载,唐代对典当业还有更加详尽的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收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者,听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这里是说,以动产典当,交易自由,但月息上限为六分;典当期限再长,仍不得超过一本一利。同时,典当机构只有在利息超过本金时才可以向当地政府请求变卖质押物品受偿,且变卖当物的溢价部分必须返还当户。
  宋代的典当业进一步发展,典当法规的内容也得到丰富。如《宋刑统·杂律》指出:"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否则,按《庆元条法事类·杂门》所称:"即系违法取利,自不合理索。"此外,政府还立法鼓励公营官当开展经营活动。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规定,"市易务在太平坊,隶都提举司。召人抵当借钱出息,乘时贸易,以通货财。"
  与宋同时的金代,典当法规是大定十三年(1163年)出台的,已如前述,堪称是中国典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金代的这项法律,其内容十分丰富。关于当金,规定按当物估值七成折价,即所谓"许典七分",从而使官办典当行有了统一的折当比例的客观标准;关于利息,规定月利一分,即1%,从而比当时天下其他典当行"重者五七分,或以利为本"者要大为降低;关于当期,既规定比以往延长至二年,又允许展期一个月,从而比唐宋时期对当户的苛求缓和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律还专门提到当票的书写内容,及当物灭失后须由典当行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至于设专人管理典当行、每月向上申报实情、违法必究等规定亦颇有新意。
  这项法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关于典当的完备法律,一方面反映出金代统治者对本朝高利贷活动过于猖撅的一些限制,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封建社会典当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进入元代后,典当法规仍以诸法混合的形式颁布、但局部专项条款所在多有。《元史》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曾行敕令:"民间贷款取息,虽逾期限止偿一本息。"另《元史·刑法志》中规定:"诸典质不设正库、不立信帖,违例取息者,禁之。"《大元通制》则规定:"诸以财物典质,……经三周年不赎,要出卖。或亡失者,收赎日于元典物钱上,别偿两倍,虽有利息,不在准折之限。"由此可见,元代官方对典当双方的制约和保护是十分明确的。典当行不得违例取息,当物毁损须赔偿;当户逾期不赎,将缴纳相应利息,且在一定条件下由典当行对物进行变卖。
      3.明清两代的典当法规
  明清两代是中国典当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关的法律规范得到同步充实和不断完善。
  对于典当利率,《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
  清初未入关时,政府从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出发,曾一度禁止和打击典当业。如《满文老档·太祖》卷载,努尔哈赤进驻辽沈地区后,下令?quot;诸申、尼堪的当铺全部停止。如果典当给银,邪恶的人将偷盗他人衣服,典当银钱逃走。"清代中后期,典当业重新得到支持和保护,但亦有一定限制。如政府依照明制,在《大清律例》中规定:"凡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不必多取余利,有犯即杖八十。"
  典当行纳税,始于清初。清顺治九年(1652年)税例规定:"在外当铺每年征税银五两,其在京当铺并各铺,该顺天府酌量铺面而征收。"康熙三年(1664年)户部规定:"当铺每年征银五两,大兴宛平大行店铺同,十五年定京城行铺税例,上等每年五两,余二两五钱。"这里我们看到,惟独京城典当行受到酌征或减税的优惠待遇。
  典当行领取营业执照,始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据《十通·清朝通典》载:"雍正六年设典当行帖。"此处"行帖",即为执照,亦称当帖、典帖。当帖制度规定:"凡民间开设典当,均须呈明地方官转布政司请帖,按年纳税,奏销报部;其因无力停歇者,缴帖免税,当帖由各省布政司加盖印章交与各州县负责核发,一般均注明准许典当行合法经营的年限,定期更新换旧。凡不报官备案、私自设立典当行者,视为违法,故俗有"公当私押"之称。
  关于当物失窃、毁损,清代亦有详细法规。《大清律例·户律》规定,当物被盗,损一赔一,"无论衣服米豆丝棉木器书画,以及银钱珠玉铜铁铅锡各货,概照当本银一两,再赔一两;如系被劫,一两再赔五钱,均扣除失事日以前应得利息"。即少则赔偿50%,多则赔偿100%。但"如赔还之后,起获原赃,即与典主领回变卖,不准原主再行取赎"。即典当行一方面虽负有赔偿遗失当物之责任,而另一方面又享有变卖查获赃物清偿本息之权利。至于当物因火灾水患等受损,《户律》规定:"凡典商收当货物,自行失火烧毁者,以值十当五,照原典价值计算,作为准数,邻火延烧者,酌减十分之二,按月扣除利息,照数赔偿,其米麦豆石、棉花等粗重之物,典当一年为满者,统以贯三计算,照原价值给还十分之三;邻火延烧者,减去原典价值二分,以减剩分之数,给还十分之三,均不扣除利息。"即一般当物出火险自行失火者加赔100%,赎当50元,给付100元;邻火延烧者加赔100%,再减20%,赎当50元,给付100元。而粗重当物出火险,自行失火者加赔30%,赎当50元,给付65元;邻火延烧者先减本金20%,再加赔30%,赎当50元,给付62元。
  关于滋事图财、人为致祸如监守自盗、故意纵火等,清代则从刑法角度予以制裁。《户律》规定:"如典商店伙人等图盗货物,或先有亏短,因而放火故烧者,即照放火故烧自己房屋,盗取财物,及凶徒图财放火,故烧人屋各本律例从重问拟。
      4.民国时期的典当法规
  民国初年至国民党政府退出中国大陆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的典当业不如明清两代兴旺,但典当法规却是中国典当史上最为发达的。无论是在法规的性质、数量上,还是在法规的级别、层次、内容上,都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首先是地方性典当法规的相继出台。民国初期,各省关于典当的专门法规纷纷亮相,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对中国各地典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统计,当时各省几乎都有典当法规,有些省还不止一部,另外一些省会城市或中等城市也有自己的典当法规。其中较著名的典当专项法规有:1913年《江苏省典当修正木榜规条》(共15条):1927年重新修正颁布为《当典营业新则》(扩充为18条)。另为1915年《陕西省征收当税章程》、1915年《河南当税章程》、1929年《安徽省押店营业规则》、1930年《北平市当商营业暂行规则》、1930年《修正上海市典当营业规则》、1931年《浙江省典当营业暂行规则》、1932年《天津市华界当商减息办法》等等。民国时期15个省市关于典当业的立法规定内容大同小异。关于设立典当的资本金,少的仅为500元,多的要求在1万元,最高为20万元。关于典当利率,20%以上的占压倒多数,即月息2分左右为大头。关于典当期限,一般为6个月以上,长的在12个月至18个月,甚至还有长达27个月的。
  其次是全国性典当法规的颁布实施。在各省典当单行法规的基础上,民国中央政府拟制过一部《内政部管理典当规则草案》,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典当业管理规则》的名称公布。
  该规则将典当按性质划分为"典当"和"押当"两种。其中规定:
      (1)典当监管机构:省会城市为民政厅,一般市为社会局,县为县政府。治安管理机构为公安警察部门。如第4条规定:"南京市为首都警察厅及所属各局;省会为警务处或省会公安局;市为市公安局;县为县公安局。"第5条规定:"典当之设立及停业须呈经主管官署之许可。设立分号时亦同。公营典当由主管官署经营者不在此限。"
      (2)典当金额:第31条规定:"公营典当贷付金额最高不得过50元。但有特殊情形不在此限。"而私营典当的当金数额法规末做限制。
      (3)典当期限:第34条规定:"公营典当之满当期限最短不得少于6个月。"即公当当期在半年以上,当户有十分充裕的时间赎当。第45条规定:"私营典当之满当期限最短不得少于10个月。"这里给私当当户留出的赎当时间更长。
      (4)典当利率:第32条规定:"公营典当之利率得依各地情形自行决定之。但最高不得超过月利1.5%。"第44条规定:"私营典当之利率最高不得超过月利2%。"由此可见,公当月1.5分,私当月息2分,私当月息略高。关于计算方式,第3条指出:"不满1月之日数在16日以上看作1月计算。不满1日者作半月计算。"
      (5)死当处理:第35、37条分别对公当做出规定:"满当应以投标方法拍卖之。""就满当物品标卖后所得之金额扣除其金及应得利息并规定之手续费外,如有剩余部分应还给原当户。" 而对于私当的死当物处理方式,法规未做限制。
      清代典当业活动范围由城市伸入农村,成为遍布全国城乡的重要借贷组织。康熙时,据税收资料估计,全国至少有典当二万余家。乾隆时,北京城内外有官民开设的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家。鸦片战争后,由于城乡人民生计日益贫困,典当业出现典、当、质、按、押不同等级的划分。
      最大的是典铺,资本较多,赎当期较长,利息较轻,接受不动产和动产抵押,对押款额不加限制;当铺只接受动产抵押,押款定有限额;再次为质铺(山西、安徽称质,广东、福建则称按);押店最小,赎当期最短,利息也最高。由于清政府所征当税、帖捐不断增加,视营业规模大小而多寡不等的各项摊派日益繁多,商人为减轻负担,并摆脱典当行会业规的限制,后来新设典当多称质铺或押店,原有典当也有改称押店的,各类界限已难区分。
      此外,还有一种所谓“代当”,亦称“代岁”,或称“接典”,多设于乡镇,如为大典当的分店,称“本代”;与大当铺订立合同,经营质押的代理业务,则称“客代”。
      借款人去当铺借贷,主要是应付家庭生活上的紧迫需要,也有个体小生产者用于小本经营,或农民用于生产的。
      借贷时先要送上实物验收作押,由当铺付给“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押借价款,作为当户到期赎取押品的凭证。为使业外人无法辨认,书写当票多用特殊字体。当物虽为新衣,必写成旧衣或注明“破烂”;对金银照例写成铜铅;对器皿则冠以“废”字。借款期限、押借金额和利息高低,根据押品性质和当铺大小因地而异。期限一般自六个月至二年不等。押借金额大多在押品价值五成上下,到期无力取赎,就成“死当”,押品由当铺没收。
      清代官方规定,典当利息每月不得超过三分,实际上大大超过,利息须按月计算。过月几天,也加计一月息。当铺在收付款项时,又以所谓“轻出重入”或“折扣出满钱入”的手法,盘剥当户。贷出现金只按九四、九五甚至九折付款,当户赎当时则要十足偿付,利息也照当本十足计算;此外还有各项额外费用的征收。而且抵押品价值越小,赎期既短,利息也最高,故贫穷劳动人民所受剥削也最沉重。乡镇上的当铺还有以粮谷为当本或与大囤户勾结,进行粮食的贷放和买卖等投机操纵活动,农民又须承受实物损耗和进出差价等损失。典当业的残酷剥削,曾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尽管官府对当铺予以保护和扶植,各地抢劫、焚掠当铺一类事件仍时有发生。
      早期典当业多系独资经营,资本自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几乎为山西、陕西商人(俗称山陕帮)和徽商的专业。封建官府和贵族官僚也把它看作营运资本的有利处所。内务府曾在北京开设官当铺十几处,地方当局也有由官自行设典生息。国库和地方各库官款经常拨出一部分发交典商当商生息,称生息银,利率约七八厘至一分。大官僚大商人投资开设典当牟利的,亦屡见不鲜。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曾将本银十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经营典当;乾隆朝大学士和珅拥有当铺七十五座;光绪时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有当铺二十余处,分设各省。
      典当业集中体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官款存放生息曾是这种高利贷活动的有力支柱;一般当铺还可自己签发银票、钱票,作为信用工具,因而其贷出金额(俗称“架本”)远远超过自有资本。后来,官银钱号开设,票号、钱庄业务发达,官额存放减少,则依靠票号、钱庄转手借贷的支持,原有典铺、当铺逐渐衰落。光绪十四年(1888),北京以外各省典当约共七千余家,较前期减少很多。1912年,全国登记的典当数减至四千余家。押店则继续增加,其营业重点亦逐步由城市而转向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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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11

 

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山西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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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端午徐州行——窑湾古镇·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窑湾古镇山西会馆位于窑湾西大街,原为唐代关帝庙,院内有棵千年古槐。它始建于康熙初年,院内有千年古槐、三晋风情园、晋善阁、观古今古戏台等景点。清康熙年间,清兵在山西施行圈田令,将地主土地夺去,将他们赶到苏鲁地震灾区荒无人烟地区开荒生产。一批山西财主来到窑湾,看到古槐和关帝庙,便在此住了下来,关羽是山西人,他们希望关老爷能保护同乡难民安居乐业,便集资在关帝庙建山西会馆。

       “五国十六省代办”汇窑湾:昔日窑湾声誉鹊起,曾呈现一镇设“五国十六省代办”的繁荣开放景象,它记录着当年窑湾经济、政治、文化极不平凡的地位。
      从清康熙至清道光年间,窑湾社会繁荣,物埠民安,商贾云集,设有“八省会馆”。清中晚期,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窑湾地方豪强为保护自身利益,以武举人藏纡青为首,在窑湾组练三万六千人的地方武装,建哨楼、城门、城墙、炮台、护城河,设“骑行八卦阵”军事防御工程。这期间正当发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小刀会等,战乱连绵。此时窑湾籍清官大内一品大将军马从凯,与窑湾籍帝师藏位高联手,以“剿匪”为名,促成朝廷调派官兵轮流保护窑湾,以致清朝三百多年间窑湾未遭大的兵匪战乱,因此外埠商人都愿意来窑湾经商做生意。在福建会馆,有浙江、广州沿海一带商人设代办处;在江西会馆,有西藏、云南、四川、贵州四省商人设代办处;在山西会馆,有山西、甘肃、青海三省商人设代办处;在河北会馆,有辽宁、热河、哈尔滨、天津的商人设代办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914),窑湾举人陆文椿利用用上海老同盟会外交关系,促成了英、法、美、加拿大、比利时五国在窑湾设办事处,以履行用粮食换石油等外贸业务。这五国办事处设在窑湾,大大提高了窑湾的经贸地位,使其成为当时苏北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重镇。

      清康熙年间,清兵在山西施行“圈田令”,将地主土地夺去,将他们赶到苏鲁地震灾区荒无人烟地区开荒生产。一批山西财主来到窑湾,看到古槐和关帝庙,便在此住了下来,关羽是山西人,他们希望关老爷能保护同乡难民平安,安居乐业,便集资在关帝庙建山西会馆。
      清乾隆年间,尊孔敬儒,山西会馆主事闫一忍,在关帝庙建孔圣殿、岳王殿,在院中建钟鼓楼。正中门楼书写“心印尼山”四字,钟鼓楼右边两块石碑刻记建会馆捐款人名单。左边一块是建会馆事记,另一块是唐代建关帝庙事记。古槐树下有汉末时关公喂马槽和关公磨刀石。会馆大院地面青石板铺地,院东西两边各建5间花厅。正前门3间楼,正中大门上方石板刻“山西会馆”四字。前门楼北面就是戏台,东西两边花厅楼都能观赏戏楼演戏,前门楼两边还有厢楼各一座。
      1920年,山西会馆改为邳县第二小学校,1949年改为新安县窑湾区小学本部,1958年改为新沂县抗美小学。现保存东厢楼5间,后改为绿豆烧酒厂,现保存了东厢楼5间原屋。2011年3月初,窑湾镇计划投资4000万元,启动了山西会馆和天主教堂旅游景点修复工程,2012年11月先后完工,并与2012年12月24日和28日举行了关帝庙开光仪式和天主教堂开放仪式 。新修建的山西会馆恢复了关帝庙、古戏台、山西会馆的东西厢楼,并修建了庭院式建筑——三晋风情园。
     关帝庙:窑湾古镇山西会馆关帝庙始建于唐朝,一年四季香火旺盛延续千年之久,后在文革时期不幸遭到毁坏,近两年重修兴建,庙内有三个殿堂:关圣殿(供奉关公、周仓、关平)、文昌殿(供奉文昌、雷祖、赵公明)、观音殿(供奉观音、神医华佗、土地)。
     该庙位于窑湾西北角沂河边,相传是当年关羽驻守防地,有关羽拴马的千年古槐树,树下有关羽喂马槽和关羽磨刀石。曹操十万大军打来,关羽兵败,骑马跳越沂河,后退四十里,在邳州土山镇被困,投降曹操。此庙初建于唐代玄宗五年,到清康熙初,山西帮人建山西会馆,在关帝庙大殿两侧扩建偏殿,东侧建孔子庙,西侧建岳王庙。






 

 
      千年古槐:窑湾西大街山西会馆内(原关帝庙、现绿豆烧酒厂)有一棵千年古槐,树高20米,围长3米,它经历过千年的烽火岁月,至今叶枝旺盛,它见证了窑湾的沧桑历史。
  窑湾古槐是窑湾的一大奇观。窑湾“S”型自然河岸的五里长街,按八卦九宫方位建房屋,并广植槐树。因此窑湾槐树很多,但能被称为古槐的就有七棵。有趣的是,它们按七星北斗方位排列布局。
      窑湾山西会馆关帝庙前这棵古槐,不知植于何年,传说三国时的关羽在此树上栓过战马,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圣人,便在此建了关帝庙。后来宋朝的岳飞在这棵树上拴过马,明朝的开过元勋徐达曾利用它布过阵。明崇祯十七年,清兵攻进窑湾,杀人放火,古槐枝叶被烧的光秃,当年十一月,史可法同副将高佐率明军杀退清兵收复窑湾,史可法将他的战马栓在古槐树下,进入关帝庙叩拜武圣关公,立誓杀退清兵,保卫国土。
      明洪武七年(1374年)冬,一大批山西洪洞县老鸹窝移民来到窑湾,就暂住在关帝庙,后来山西人定居下来,建造房屋,山西会馆,至今和老槐树保留完整。
  据说这棵千年古槐很有灵性:康熙七年(1668年)夏历六月十七日晚8时前后发生大地震,郯城大地震波及到窑湾,隅头镇沉陷,自西北向东南地声如雷,房屋倒塌无数,窑湾地区遍地喷沙喷火,西北三里隅头镇沉陷地下成为一片湖泊,古槐在百次颠波后被一次大余震冲斜向西,至今保留现状,其余树木全部倒在地下。震后不久,古黄河睢宁段洪水决口,黄河、运河之水向窑湾冲来,冲到老槐前百米处,似一股无形大堤将洪水逼了回去,拐了一个弯向东南方向冲去,(至今后山河存在)。古槐如同巨人立在窑湾街西,水涨地高,百里之外都被洪水淹没,独窑湾成为孤岛,大地震人畜死亡无数,洪水冲来,没震死的人也被大水淹死,独古槐周围百米之内房屋没倒塌一间,从此窑湾人对古槐树崇拜、迷信起来。清康熙十年(1671年)山西洪同县喜鹊窝原明末旧官员闫乃梅,带领山西洪同县闫、丁、薛、许、沈、窦、刘、王、段、梁十大家族千余户人家往窑湾迁移。见千余只喜鹊追赶上来,在行人队伍头顶飞翔盘旋,就随着喜鹊,浩浩荡荡,来到窑湾,在关帝庙前这棵古槐下建山西会馆。1938年日军侵华,8月17日古槐枝叶及槐角子脱一夜落满地。七年间老槐枝枯叶落,枯洞内不断流出泪水。1946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春天,古槐长青枝绿叶,开出片片黄花,秋后结出串串槐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古槐在这年春、秋两次开花结子。十年文化大革命,窑湾的古建筑,古文物被毁被拆除,这棵老槐树差一点也遭厄运。有一天一群造反派要破除老百姓对古槐树的迷信,要把它砍掉,被一位老人劝说阻止住,才保存下来,老槐树又停歇了好多年没有长出叶子,人们以为它死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古槐树又长出了新叶,并长出新枝,叶茂枝繁起来,并从主干背上长出碗口粗新枝,百年罕见此奇迹般旺盛。
  只可惜,这株老槐,是窑湾唯一的一棵千年古树了,其它六棵都先后不复存在了:山西会馆西约六十米玄帝观内有棵千年古槐,在1914年洪水暴发季节,被雷电劈死。据传说是邳州巨山中千年蜘蛛精变成美女藏在古槐枯洞内,夜间出来吸年青男子精血,玉皇大帝派一条火龙来捉拿殃及古槐;玄帝观向南六十米有一棵千年古槐,1908年建天主教堂,将这棵古槐砍倒,让地建洋楼;天后宫院内一棵千年古槐,在清光绪年间,福建会馆仓库桐油失火,将库房边古槐烧死;江西会馆戏楼西南有一棵千年古槐。在1931年秋张华堂将军将古槐砍伐用于建“五四公园”“演讲台”和“快活林书馆”。南埝鸡蛋厂一棵空心古槐,1910年被砍伐让地建房;江西会馆戏楼西南三圣庙西院一棵千年古槐,在清道光年间一场特大火灾(天火)火烧一条南大街二百多户,位于码头库房边古槐被火烧死。
    古槐是一位历史老人。我总认为古槐是窑湾古镇的第一符号,他既有天籁自然的风骨,又有历史沧桑的风貌。虬劲峥嵘的雄姿,让你体会着窑湾古镇历史的繁华和性格的坚韧。他的根扎在盛唐时期,然后穿越了宋元明清,至今一千三百余年。他储存了多少的历史记忆?唐时的“霓裳羽衣”,可能在他的绿阴下歌舞,“安史之乱”的烟尘也可能熏炙了他的婆娑。大宋的“清明上河图”,他也许想前去兜风,朱元璋曾经大快朵颐的“捆香蹄”,他也许曾闻香摇枝。大清的辫子,他也许鄙夷,那就像剪掉他的半个树冠。近代百年的民族羞辱,国家危难,也可能让他一声叹息。淮海战役的第一枪,也可能让他浑身一震。如今的太平盛世,也可能让他身心如洗。他的枝枝叶叶里,好像都是历史影像的拷贝,他也应该是一部史书,一部典籍。
     总觉得,古槐长寿,但并不孤单。古老的花厅文化,他一定会认为那是滋养温润他的源脉,钟吾古国也一定是生他养他的祖籍。大运河应该是他的兄长,他和大运河时代相隔不远、南北相距咫尺。泉潮律院,亦与他生于同朝,也应是兄弟情谊。我幻想着一千多年来,律院的梵声,古槐的风声,大运河的涛声,此起彼伏,此扬彼应,交响于钟吾大地的历史天空,那会多么壮美动听。他还应该有一个祖孙关系或者是父子情深的近邻,那就是山西会馆。带有标志性窑洞建筑的山西会馆,依恋于古槐身边。几百年来山西会馆也像古槐的坚韧一样,一砖一瓦剥而不落,挺拔之气傲然不减。多少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或许平遥古镇和乔家大院的商人骚客,憩息于会馆,小酌于古槐树下,自豪地谈论着家乡会馆选址依傍古槐的英明。他们可能会对古槐投去膜拜的目光,以求古槐如神灵保佑他们财源滚滚,旅程平安。
     古槐一定是有灵性的。恭敬地站在古槐树下,如同仰望国旗般,向古槐行注目之礼,一边听着耳熟能详的导游姑娘的解说。古槐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因国耻而“自戗”,表达着悲愤屈辱,“文革”的时候,古槐又因愤时而“自凋”,郁懑着忧国忧民。这些古槐大义高节的传说,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我心里仍荡漾着对古槐的崇敬。今春的古槐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置身其下,人们纷纷拱手祝福。古槐的树围粗壮,确实像是对世人宣示着脊梁。千年的遭逢,以致其树胸中空,却又像是一位千年老者“大肚能容”的襟度。树干匍訇而向西南,既像他有意亲近大地,敬仰与感恩千余年来给予他生机的根下之土,又像是他播撒洪福、庇荫众生的悲悯情怀。
     在古镇,古槐是旗帜,是象征,是领袖,是神灵。其他的那些历史文化的遗存,都比古槐年轻了许多,何况古槐历经千余年之后,还在顽强地演绎着生命的奇迹。我想,所有的景点,从时空伦理上都该向他致敬,从精神魅力上,都该对他景仰,在他的旗帜之下,其他所有的景致众星拱月,熠熠生辉,共同绘就一幅古镇历史和文化的宏大而又浑厚的灿烂画卷!因为有了勤劳善良智慧的古镇的人民,一代一代,一朝一朝地呵护、养护着古槐,才有了古槐的千年奇崛,生命不息,才有了明清以来古镇的繁华和今天的重生。古槐的品格和风格,也就是古镇人的品格和风格,古槐的精神和意志,也就是古镇人的精神和意志,千年不减,万年不衰。
 

      山西会馆位于窑湾西大街中段,坐北面南,原为唐代关帝庙,清康熙年间,清兵在山西施行“圈田令”,将汉人土地夺去,把他们赶到苏鲁地震灾区荒无人烟地区开荒生产,一批山西人来到窑湾,看到古槐和关帝庙,便在此住了下来。关羽是山西人,他们希望关老爷能保护同乡难民平安,安居乐业。由闫、丁、薛、刘、王、吴、段七家集资在关帝庙建山西会馆。关帝庙大殿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殿门上方匾书“万古英风”,大门左右书有对联,上联“志在春秋功在汉”,下联“心同日月义同天”。大殿中神翕塑关公像。清乾隆年间,尊孔敬儒,山西会馆主事闫一认,在关帝庙东建孔圣殿,正殿西建岳王殿,在院中建钟鼓楼。正中门楼书写“心印尼山”四字,钟鼓楼右边两块石碑刻记建会馆捐款人名单。左边一块是建会馆事记,另一块是唐代建关帝庙事记。古槐树下有一大铁钟,铸文记载明洪武七年夏修大运河,邳州窑湾口合镇铸制。古槐树下有汉末时关公喂马槽和关公磨刀石,会馆大院地面青石板铺地,院东西两边,各建五间花厅。正前门三间楼,正中大门上方石板刻“山西会馆”四字。前门楼北面就是戏台,东西两边花厅楼都能观赏戏楼演戏,前门楼两边还有厢楼各一座。一九一二年,清宣统皇帝退位。全国各地宣布自治。窑湾维新派陆文椿举人,在窑湾推行自治维新改革。取消各省会馆,建立窑湾商会,市场由窑湾商会统一管理。到一九二O年,山西会馆改为邳县(解放前窑湾界牌口以西的地方属邳县管辖,叫邳地,界牌以东属宿迁管辖,叫县地)第二小学校。一九四九年改为新安县窑湾区小学本部。解放后钟鼓楼和四通石碑被推倒,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改为新沂县抗美小学,又改名口西小学,口西小学迁址,将其中的三通石碑运到新址,原址建成窑湾绿豆烧酒厂。三通石碑的碑额上刻写《永垂不朽》、《万古流芳》、《众商题名》均为繁体字,该碑刻于清道光十八年,碑文清晰可见是建关帝庙和山西会馆时,个人和各商号的捐款数额和所捐款项的用途。



      三晋风情园......

 

      文化大革命纪念馆,还没有开业......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6.11













 








 

2016夏南京培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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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夏南京培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雕塑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30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展览集会区、遗址悼念区、和平公园区和馆藏交流区等4个功能性区域。展览集会区:该区分为史料陈列厅和集会广场。史料陈列陈列展示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集会广场上有主题雕塑—冤魂呐喊、标志碑、灾难之墙、和平大钟,每年的12月13日,人们都会在这里集会,公祭遇难同胞,撞响和平大钟,发表和平宣言。遗址悼念区:该区包括“古城的灾难”大型组合雕塑、“历史证人的脚印”铜版路、《狂雪》诗碑墙、石壁墙与邓小平手写馆名、墓地广场、浮雕《劫难》《屠杀》《祭奠》、“母亲的呼唤”立雕、“万人坑”遗址陈列和悼念广场祭场、冥思厅等。和平公园区:该区以和平为主题,是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和平交流的重要场所。包含胜利之墙、和平公园、汉白玉雕塑《和平》、紫金草花园、日本友人植树林等。馆藏交流区:该区是寓馆藏、交流、办公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域,其主要设施有学术报告厅、图书馆、特藏库等。

      江东门丛葬地:江东门是当时南京城西的外城门,城门早就没有了,这块地方是一片荒郊。1937年12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之后,把城西的老百姓、被俘的中国军人关在附近的原陆军监狱院内,连续3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1937年12月16日傍晚,为了防止他们暴动,侵华日军竟下达就地处决的命令,把他们一批批地从监狱里赶出来。当时西边有一条河叫江东河,江东河的东岸有两个大水塘和几个小水塘,侵华日军就把老百姓和被俘军人赶到两个水塘边,突然用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遇难者有一万多人。尸体被抛露于郊外数月,没有人来收殓。直到1938年2月以后,被当时的红十字会就地掩埋在两大土坑内。尸体被扔进去后撒上一层土,再扔一层尸体,再撒一层土,一共堆积了七层。为了防止瘟疫,还在最上面一层撒上石灰。最早是在1984年、1985年发现了埋葬在这里的遇难者遗体,1998年又发现了“万人坑”遗址。为保存原貌,目前只挖掘了表层土层中的部分遇难者遗骨,陈列在馆内外形为棺椁状的遗骨陈列室中。1998年4月至1999年12月,在17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再次发现208具表层遇难者骸骨。骸骨分布零乱,有的严重扭曲变形,有的伴有弹穿刀刺痕迹,男女老幼群葬,并阶梯状交错重叠掩埋达七层,呈现出非正常死亡后仓促集体掩埋的特点。1998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考古工作人员对骸骨进行了挖掘与清理,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的法医对这些骸骨进行了法医学鉴定,南京鼓楼医院测定了这些骸骨的骨密度为1.803,对照《法医人类学》和《法医诊断学》等中日两国法医教材提供的数据,判定这批骸骨已在地下掩埋了60年。
      纪念馆的所在地,既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也是遇难者丛葬地。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篡改为“进入”,妄图以此来否认侵略中国的史实,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市民的强烈愤慨。为了顺应人民的呼声,南京市政府于1983年迅速决定为南京大屠杀30多万死难同胞建馆、立碑、编史,紧急着手开始筹建工作,并决定在“万人坑”遗址上建馆。1983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江东门立下奠基碑,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

  家破人亡 主题雕塑高达11米:雕塑长墙的起首,是一尊高达11米的母子雕塑,这便是主题雕塑《家破人亡》,这一雕塑作品描绘一位母亲手托死去的婴孩,悲痛欲绝地仰望苍天控诉着不尽的伤痛。底座上镌刻着:“被杀害 儿子永不再生;被活埋丈夫永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子,苍天啊……”抱着孩子萎谢的身子,受辱的母亲眼泪也已干涸……

      南京大学吴为山教授以文人写意手法和意象造型形式来塑造主题性群雕作品对传统写实雕塑观念予以了大胆的颠覆,以此强化悲怆的平民形象、唤起民族精神的崛起、祈望永久和平,这不仅在视觉形式上,而且在心灵层面上都给人而强烈的震撼。整个群雕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一个日本侵略者形象,这也是作者一个匠心独运之处,那就是人民始终是世界的主体,始终是正能量的代表,也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一雕塑作品始终是在为人民大众立碑树撰,不愧为大众史诗、平民丰碑。
      走过母子雕塑,约50米的距离后,迎面而来的,便是逃难的人群,表现人们为躲避战乱而离家出走的惨景。雕塑的尺度比真人略大。逼真的形象,让人产生强烈的感情震撼。
  名为《逃难》的第二组群雕,记录了一个个家庭在大屠杀中的悲惨经历:有无奈的知识分子临终前的挣扎,丈夫拖着被恶魔强奸的妻子艰难前行;有在恶魔飞机的轰炸声中,惊吓逃生的失去双亲的孤儿;有13岁的少年背着被炸死的奶奶,亡命逃难;有壮年的男子不离不弃地携着80岁的老母,“赶快逃离这恶魔的血腥”;有被污辱的少女,决意投河以死抗争;也有僧人在逃难路上,看到冤死的少年,为他抚平难以瞑目的双眼……这一尊尊、一个个形象,全都有活生生的原型。这十组“逃难者”形象,都从大屠杀的记录中得来。
 

      惨啊,我可怜的妻!恶魔强奸了你,捅了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一个无奈的知识分子临终前的挣扎

      1937年12月13日,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啊,逃难,是求生的唯一。

      恶魔的飞机又来轰炸了......失去双亲的孤儿,在禽兽的杀声里,在尸横遍地的巷道里,在已经麻木了的惊吓与恐惧里......

      逃啊!恶魔来了......

      十三岁的少年背着被炸死的奶奶,逃难——逃难——逃难——

      八十岁的老母啊,赶快逃离恶魔的血腥。

      圣洁的灵魂岂容禽兽的凌辱?!只有死!只有死!只有死可洗去这污浊!!!

      寒冷、惊恐将这哭僵的孩子凝冻!可怜的宝宝怎知母亲已被捅死  血水、乳水、泪水  已结成永不融化的冰
  逃难 常志强一家的惨剧被永久凝固:在一组组逃难的人群中,有一组雕塑格外让人震撼:母亲倒在地上,挣扎着用最后的力气去给哭叫的小儿喂奶,终于不支死去;而可怜的孩子还浑然不觉,使劲地吮吸母亲的乳汁,在寒冷的冬天里,两人很快被冻结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在无助地痛哭……
  相隔70年,这个当年痛哭的小孩,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如今,这位80岁的老人——常志强站出来,向世人亲述着当年令人心神俱碎的惨剧:日本兵冲了进来,妈妈被刺了好几刀,倒下。小弟弟被刺刀一挑,摔得老远。我连哭带叫昏过去了。醒过来发现三个弟弟已被刺刀刺死。妈妈还没断气,我哭着把几米外的小弟弟抱到妈妈面前,妈妈不停拽衣服,要给弟弟喂奶,小弟弟不懂,还爬上去吃奶,但是妈妈肺都被刺穿了,弟弟吸出来的都是血泡泡。一会,妈妈头一歪,死了,小弟弟也没了声息……第二天,幸存的人们发现,母子俩已经冻僵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了。

      纵火、抢劫、强奸、活埋......三个月的小孙儿也被那恶魔杀了。



      啊,闭上双眼,安息吧!灵魂!可怜的少年啊!——一个僧人逃难的路遇

  冤魂的呐喊 不出现一个日本兵的形象:第三组《冤魂的呐喊》,一座被劈开的山,成了纪念馆的大门,浓烈地烘托出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沉重氛围。所有的人要进入大屠杀纪念馆,都必须经过这道“屠杀之门”、“死亡之门”、“逃难之门”。被劈开来的这半边山,高达12米,长19.9 米,山顶是直指苍穹的巨手,似在发出冤魂的呐喊;另半边山,6米高,是无辜百姓被屠杀的场面,被绳索捆绑着的百姓群情激愤,如波浪一样涌动,却被四周的刺刀围得严严实实……“我痛恨日本兵,从一开始,我就确定,遇难同胞的雕塑中,不会出现一个鬼子的形象,在文字说明中同样也不会出现。”雕塑家吴为山说,的确,在所有的文字说明中,“恶魔”一词代替了大家心目中人所共愤的那个词。整个雕塑所产生的巨大张力隐寓着正义的力量, 并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反抗。





      集会广场:广场上面以灰色的脊背石铺地,空旷的广场营造了一个没有生命的空 间,对面是由一级级台阶组成的“和平之船”的船头。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市民都会在这里集会,悼念 遇难同胞,发出和平的誓言。

      标志碑:灾难之墙的东侧是一座十字架形状的标志碑,上面刻着一排阿拉伯数字—“1937.12.13—1938.1”, 这是南京大屠杀的六周时间。该碑下面铺着一层层碎石,意味着这里是建立在“万人坑”遗址之上的。 

      国家公祭鼎:国家公祭鼎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武器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于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
      公祭鼎一尊高1.65米、鼎上外口径1.266米,内口径1.156米,鼎耳高0.498米,鼎足高0.915米,底座为高0.450米、长宽各2米的黑金沙石重2014公斤的三足圆形铜鼎。公祭鼎正面的铭文有160个字。160个字均匀排布,每列8字,共计20行的版式。“国家公祭鼎”身后,还有用楷书刻成的铸鼎记事。
      形制寓意: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解释“鼎”字说:“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可见“三足鼎”的器型具有代表性。“国家公祭鼎”采用“三足两耳”的器型,以在安徽寿县出土的东周时期用来祭祀的礼器、最大的圆鼎“楚大鼎”(又称“铸客大鼎”)为原型,按等比例放大铸造,既保存了古代青铜器的古朴之美,放大了的器型更加宏伟壮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有纪念碑、和平大钟、灾难墙等其他纪念物相协调,还与现祝贺、庆典用的“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器型有所区别。
      “国家公祭鼎”高1650mm,鼎上外口径1266mm,内口径1156mm,鼎耳高498mm,鼎足高915mm,底座为高450mm,长宽各2000mm的黑金沙石,铭刻有“国家公祭鼎”五个篆体鎏金大字。铜质的鼎身和铜质的底座重2014公斤,石质的底座重1213公斤,象征2014年12月13日,举行首次国家公祭。
      寓意:鼎深古铜色,以显庄重与肃穆。鼎上颈部和两耳侧面纹饰以所在地南京市常见绿色植物的枝叶为图案元素,象征着绿色和平、生命重生。铜质底座部分铸有南京标志建筑城墙图案,象征首次国家公祭在古城南京举办。鼎颈部纹饰为传统雷纹,鼎足上端采用犀角纹,足下端为象腿足形,两足在前,一足在后,圆睛张目,粗犷有力,象征中华民族在历史记忆中觉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记事:鼎的后侧左右两边铸有记事,共287个汉字,楷体简体字。详细记载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设立“国家公祭日”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举办首次国家公祭的事实。
      全文如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十二月十三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十二月十三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市首次举行公祭仪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铭文:“国家公祭鼎”正面铸有160字的铭文,魏碑简体字,邬烈炎介绍这一方面是青铜鼎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考虑到魏碑简体字较容易辨认。铭文由中宣部、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古文研究专家撰写,经中央办公厅修改,报中央领导审定。铭文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谴责之情,对遇难同胞表示痛悼、祭奠之意。记述了南京大屠杀激发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胜利的历程,表达了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维护和平、圆梦中华的坚强意志和决心。考虑到祭器是古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铭文采用“骈文”体来写,讲究对仗押韵,立意内涵深刻、行文气势磅礴,与国家公祭鼎浑然一体,体现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增强了公祭的感染力、震撼力、历史传导力。 
      公祭鼎铭文: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仁风远播,大化周行。洎及近代,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苍生。卅万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宇震惊。
      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同胞何辜,国难正殷。哀兵奋起,金戈鼍鼓。兄弟同心,共御外侮。
      捐躯洒血,浩气干云。尽扫狼烟,重振乾坤。乙酉既捷,家国维新。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
      铸鼎铭史强化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大创伤,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之痛。古之以鼎记事,今之铸鼎铭史,设置国家公祭鼎并永久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无论对历史记事,还是凝固社会记忆,都起到积极作用。
      灾难之墙:集会广场北边的墙叫做灾难之墙,在黑色的花岗岩石上刻着中、英、日等 12 国文字的“遇难者 300000”。

      和平大钟:灾难之墙的右侧是一个寓意为“倒下的300000 人”的抽象雕塑钟架。它用三根黑色的三棱柱和五 个褐红色的圆圈,组成了“300000”的数字,中间的三根黑色横梁为一个倒下的“人”字。钟架上挂的是和 平大钟,它是由旅日华侨捐资铸造的,钟面上刻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文,钟体正面是由原中国书法家协会 名誉主席启功先生书写的钟名。每年的12 月13 日,和平大钟都会被撞响。

      展陈区(史料陈列厅):纪念馆展览陈列分两部分:一楼基本陈列为《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主要分《南京沦陷前的中国形势》、《日军从上海攻向南京》、《日军入侵南京与中国守军南京保卫战》等十一个部分,展示1937 年12 月至1938 年1 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陈列面积约4200 平方米。 二楼专题展览为《胜利1945》,陈列面积约1700 平方米,主要分《日军侵华暴行》、《14 年的艰苦抗战》、等五个部分,展示1874 至1945 年间日本70 年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1945 年9 月9 日南京受降典礼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华北、华南及台湾受降典礼等史料。 展览共展出了 3500 多幅历史照片、3000 多件文物、100 多部影视资料、近 20 个日本老兵的证词,1.4 万名遇难者和幸存者等历史证人的个性化档案,并根据历史记录和照片搭建了10 多处实景。丰富的文物资料、 先进的表现形式,大大增强了展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古城的灾难”组合雕塑:下面我们将参观的是遗址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名为“古城的灾难”大型组合雕 塑。它是由残破的“城墙”、残缺的“军刀”、“历史的桥梁”、“遇难者的头颅”和“手臂”、“长明火”等一个个雕塑,以及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组合而成的。它们表达的主题为悲与愤。 象征古城南京的高大城墙上弹痕累累,墙体的左上角虽然被炮火震开了裂口,但仍然刚强地屹立,不倒不塌,寓意为中国人民在侵略势力面前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把折断的“日本军刀”后半截,刀的截面好像仍残留着遇难者的血迹,刀面上刻着“300000”的数字,寓意30 多万遇难同胞。象征着遇难者的头颅高2.7米,直径为2.5米,重达2吨,是用青铜浇铸而成的。它圆睁着不屈的双眼,张开着含冤的嘴巴,脸颊因被刀砍开一条深深的缺口而痉挛的抽搐着。那座用青铜铸造的手臂长 7 米、高2.75 米、 重 5 吨,意为被活埋的遇难者从泥土中伸出不屈的手臂,那只挣扎着的大手仍紧紧地抓住南京的土地。这两尊青铜雕塑,是由南京青年雕塑家吴显林设计,整座雕塑寓意为:站在历史的桥梁上,回眸 20 世纪 30 年代 发生在古城南京的特大惨案。

 

      “历史证人的脚印”:脚下的这条路就是“历史证人的脚印”铜版路,长 40 米,宽1.6 米。2002 年12 月13 日,南京大屠杀65 周年纪念,222 位幸存者在铜版上留下脚印,以期留下永久的记忆,这里的两尊雕像是幸存者的代表倪翠珍与彭玉珍。

      铜版墙长诗《狂雪》:在北面的黑色花岗岩石墙上有铜版墙长诗《狂雪》,是中国军旅诗人王久辛的作品,记 述和谴责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

 

      张纯如铜像:著名旅美华人作家张纯如女士的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首次以英文著述的形式披露了侵华日军施暴南京城的罪恶,引起西方世界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普遍关注。
      石壁墙与馆名:迎面的石壁宛如一块巨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馆名。石壁前有三排 郁郁葱葱的松柏,是对纪念碑的点缀和衬托。登上台阶,迎面的石壁上用中、英、日三国文字镌刻着一排黑 色大字:“遇难者300000”。


      墓地广场:在平台上看到的是墓地广场。地上鹅卵石铺地,寸草不生,象征着 白骨累累,象征着死亡;而两边翠绿的草坪和院墙外的常青树又象征着生命力和抗争精神;生与死在这里形 成了强烈的对比,生与死的主题展示在一线之间。那几株枯树既代表着南京城当年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烧毁,又点缀了凄惨的氛围。 
     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远处的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用青灰色花岗岩贴面,外形如同棺椁,室内陈列着从“万 人坑”挖出来的部分遇难同胞的遗骨。四周围墙呈断垣残壁形状,标志着南京城当时受到严重的毁坏,到处 是一片废墟。 围墙上镶嵌着三组大型浮雕。它是根据历史的照片,用艺术的手法,向人们再现了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 前后的情景。 院内小道两旁,安放着17 块小型碑雕,这是全市各地所立遇难同胞纪念碑的缩影和集中陈列。 

      鱼雷营丛葬地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侵华日军将被其搜捕之我市平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守城官兵九千余人,押至鱼雷营,以机枪集体射杀。同月,日军又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再次杀害我军民三万余人。死难者之遗骸,直至次年二月,犹曝露于军营码头等地,惨不可睹。后由红卍字会就地掩埋,仅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三天,埋尸即达五千余具。惨史难忘,忆往志慨,特立此碑,正告方来。

      第一组浮雕:这组浮雕名叫“劫难”。它反映了南京城沦陷前后的情景:有母亲用孱弱的身体护卫着4 个幼童; 有被攻破的南京城门;有被绳索捆绑着押往屠杀地点的人们。





       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陷城之初,南京难民如潮相率出逃。内有三万余解除武装之士兵暨两万多平民,避聚于燕子矶江滩求渡北逃,遭日舰封锁达五万余人。悲夫其时尸横荒滩血染江流,罹难之众情状之惨乃世所罕见。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永志不忘,庶使昔之死者,藉慰九泉后之生者汲鉴既往奋志图强,振兴中华,维护世界之和平。
      草鞋峡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之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共五万七千余人,遭日军捕获后,悉被集中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因连日惨遭凌虐,冻饿致死一批;继于十八日夜悉被捆绑,押解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伤而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残骸悉弃江中。悲夫其时,屠刀所向,血染山河;死者何辜遭此荼毒;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谨志其哀。藉勉奋发图强,兼资借鉴千古。 

      上新河地区遇难同胞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大批解除无章之士兵和群集上新河一带之难民,共一万八千七百三十余人,悉遭日军杀害于此处。日军屠杀手段极其残酷,或缚之以溺水,或积薪而活焚,枪击、刀劈,无所不用其极,对妇女乃至女童,均先强奸而后杀害,惨绝人寰,世所罕见,至使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劫后,湖南木商盛世征,昌开运雨先生目睹惨状,于心不忍,曾由私人捐款收埋一批遗尸,嗣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又经南京红卍字会在上新河一带收埋死难者遗尸计十四批,共8429具。

      普德寺丛葬地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寰宇。血流中山,水赤秦淮,我无辜同胞不幸遇难者逾三十万人。普德寺系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经南京红十字会先后埋葬于此者共达九千七百二十一具,故亦称“万人坑”。



      第二组浮雕:这组大型浮雕名叫“屠杀”,它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侵华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画面上, 有被砍头刀劈的;有被火烧的;有被枪杀;有被活埋的;有被抛尸长江的;有遭奸淫痛不欲生的妇女。
      第三组浮雕:这组浮雕名叫“祭奠”。用焚香跪拜等中国传统的方式,来祭奠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遇难的同 胞。右上角是中国人手挽手,肩并肩,坚持抗战,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在武定门正觉寺,将该寺僧人慧兆、德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晓侣、慧璜、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广祥、广善等十七人集体枪杀:与此同时,日军还在中华门外将尼姑真行、灯高、灯光等杀害。兹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特立此碑,悼念死者,永诫后人,铭念历史,振兴中华。

      清凉山遇难同胞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撼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我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在本院境内,即清凉山附近之原吴家巷、韩家桥等地遇难。为纪念死者,激励后人,振兴中华,维护和平,特立此碑。

      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屠杀我南京同胞达三十万众。仅此北极阁毗近之处,惨遭杀害者即达两千余人。其时,鼓楼至大石桥,北门桥至唱经楼,太平门、富贵山及蓝家庄等地,伏尸残骸,盈街塞道;涂膏凝血,触目生哀。翌年一、二月间,罹难同胞之遗骸经南京崇善堂收殓,丛葬于此山之麓及近山之城根等处。爰立此碑,永志不忘,藉勉后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国运其昌。

      挹江门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挹江门附近,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南京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先后六批,共收死难者遗骸5l00多具,埋葬于挹江门东城根及其附近之姜家园、石榴圆等地。特立此碑,以志其事,藉慰死者,兼励后人,牢记历史,振兴中华。

      五台山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血腥事件中,五台山一带是我受害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据崇善堂、红卍字会等慈善团体埋尸记录记载,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曾在此先后四批埋葬我被害同胞尸骨共二百五十四具。特立此碑,以志悼念。 

      东郊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略日军疯狂实施南京大屠杀我东郊(中山陵西洼子村)一带,惨遭杀害之无辜同胞,尸蔽丘陇,骨暴荒原,因久无人收,而致腐烂腥臭,迨至翌年四月,始由崇善寺等慈善团体从事收殓计于中山门外至马群镇一带,收尸三万三千余具,就地掩埋于荒丘或田野。越数月,察及于丘壑丛莽间尚遗其余故时或恶气四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复经伪市政督办责成其卫生局,又于马群、茆山、马鞍、灵谷寺等处,收集死难者遗骨和残骸三千余具,丛葬于灵谷寺之东。嗣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立《无主孤魂墓碑》为志。考其碑文拓片犹在,惜原碑已湮没无存。爰特重立此碑,以示悼念,且告方来。 

      花神庙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即进行血腥大屠杀,尸横遍地,惨不忍睹。南京红字会和崇善寺堂两慈善团体,自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4月18日止,在中华门外雨花台、望江矶、花神庙一带,共掩埋遇难同胞尸体27239具。南京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组织难民30遇人,于1938年1至2月的40余日内,在花神庙一带,掩埋中国军民尸体7000余具,其中难民尸体5000余具,军人尸体2000余具。特此立碑,悼念遇难同胞,永志不忘历史,振兴中华。

      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及遇难同胞纪念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外侨代表,为了收容来不及撤离的大批难民,以原金陵大学等处为中心,在城内设立了“国际安全区”占地约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内设二十五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约二十五万人,其中原金陵大学校园本身就是较大的难民收容所之一,收容难民多达三万余人。 
  原金陵大学附近,也就侵华日军对我遇难同胞实施集体屠杀的场所之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军以辩理难民“登记”为由,将避难于原金陵大学图书馆内之两千余名难民,迫令集中在网球场上(现该地已建为地质实验楼),从中搜捕了三百余名青壮年,驱至五台山及汉中门外悉加杀害。 
  原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也是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据当时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埋尸资料记载: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该会曾先后在城北各处收殓,于金银街原金陵大学农场及阴阳营南秀村埋葬遇难者尸体达七百七十四具。五十年代,南京大学在南秀村建设天文台时,还曾掘出过这批尸骨。 

      主题雕塑“母亲的呼唤”:这座立雕高4 米,用花岗岩雕刻而成,名叫“母亲的呼唤”,是位中国30 年代母亲的形象。她神情悲愤,左手向前伸着,为死难儿女而悲怆,右手攥紧拳头,表示她内心的不屈。 这座长43 米、高3.5 米的花岗岩石墙,名叫遇难同胞名单墙,老百姓称之为“哭墙”。名单墙有遇难同 胞的名单6000 多个,墙体上有不规则的石洞,透出绿色与光亮,寓意对生命的期盼。 背后是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这些遗骨是1985 年纪念馆建馆时,从“万人坑”中挖掘出的部分遇难者遗骨。它们是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
      “万人坑”遗址:是于1998 年4 至1999 年12 月,发掘的遇难者遗骨, 3 遗骨分7 层,共208 具,足可见当时屠杀是如此的惨烈。 

      走出展厅,压抑的心情眼前豁然开朗,仿佛一下从黑暗中来到光明。这里是和平公园,中间一片静静地水面,水中三个泉眼不断冒出清泉,右侧是胜利之墙,不远处耸立着高大的《和平》雕塑。 眼前的水池长 160 米,由黑色花岗岩铺面,平静安宁的水面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冥思厅、胜利之墙 投影在水面上,让人牢记“以史为鉴,昭示未来”的警示。 
      胜利之墙:右侧长达120 米的“胜利之墙”。它也是著名雕塑家吴为山教授主持创作。在8 米高的墙上,一个 大大的“V”字象征着胜利。 



      《和平》雕塑:左侧的这片绿地就是和平公园。正前方是汉白玉制成的主题雕塑《和平》,雕像是一位手托和平鸽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孩子,艺术的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战争,以及战争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苦难的痛恨以及对于和平与发展,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像高30米,以示对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同胞永恒的纪念。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7.20

 

2016夏南京培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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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夏南京培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展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选址于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及遇难者丛葬地,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也是国际公认的二战期间三大惨案纪念馆之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为铭记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而筹建,是中国人民承段全民族灾难的实证性、遗址型专史纪念馆,也是中国唯一一座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专史陈列馆及国家公祭日主办地。
      截至2015年,纪念馆占地面积12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5000平方米,展陈面积近18000平方米,馆藏文物史料20万余件。2014年接待人数达803.4万余人次,自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至2015年8月15日参观总人数6072.79万人次,来自美、日、德、英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人士近300余万人次,在全世界博物场馆中仅次于故宫博物院。

      1937 年12 月13 日,日军在侵占南京后,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30 万同胞惨遭杀戮, 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页。为了永远铭记这血的历史教训,反对战争,维护和平,1985 年南京市就在 原日军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的江东门建起了这座纪念馆。该馆由两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 所长齐康教授担任总体建筑设计,后经 1994 年至 1995 年,2005 至 2007 年两次扩建,现在占地面积约 7.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5 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达9800 平方米,新馆于2007 年12 月13 日南京大屠杀30 万 同胞遇难70 周年之际建成开放,分展览集会区、遗址悼念区、和平公园区和馆藏交流区4 个功能性区域,是 一座纪念性的遗址型历史博物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西班牙《趣味》 周刊评选世界十大“黑色旅游”景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景点。 

      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订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的记述改为“进入”。日本在教科书事件里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1983年底,南京市人民政府经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开始筹建纪念馆,设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张耀华任组长。1985年2月3日,邓小平到南京视察,题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邓小平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纪念馆的建设,工程随即于2月20日(正月初一)动工,当年8月15日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当天建成开放,同时南京市还在17处大屠杀遗址设立纪念碑。1985年8月15日,南京人民政府于建成并开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场馆的所在地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者丛葬地,故又称江东门纪念馆。199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二期工程建设。2002年12月12日,“历史证人的脚印”铜版路建成开放。2015年12月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对公众开放。2015年12月7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期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展馆的整体设计形状为“和平之舟”,像是一座拔地而起的船头造型。从侧面看,又像一把被折断的军刀;从空中看,又是一个化剑为犁的立面。展馆的建筑设计由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院士主持,外观大气肃穆,设计布局寓意深刻。纪念馆前半部分寓意为“白骨为证、废墟为碑”,后半部分体现了“人类家园、走向和平”。整个建筑设计构思可以用“死亡、和平”四个字来概括。
      新馆陈列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指导思想,强调以史实说话。基本陈列“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得到扩展,还新增两个小型专题展览:“胜利一九四五”及“‘万人坑’遇难同胞遗骸展览”。展馆的占地面积达7.4万平方米,展示的文物从100多件扩大为3000多件。新馆完整保留了原馆遗址和场馆部分,同时向东西两方延伸。东部拔地而起的高大“船头”是陈列丰富的展厅,周边庄严肃穆的广场可容纳万人集会;中部是原馆的遗址悼念区;西部大片开阔区域是树木葱茏的和平公园。
      展览陈列区达到9000多平方米,很多文物都是首次面世,如新发现的南京八卦洲埋尸记录、当时金陵女大教师程瑞芳的日记等。现在的展览陈列区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名为《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的基本陈列,主要展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二是名为《胜利1945》的专题陈列,主要展示1874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典礼及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华北、华南及台湾受降典礼等史料。
      纪念馆内还有遇难同胞遗骸遗址陈列,展示的是1985年和1998年两次发掘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骸,用典型、有说服力的图片以及相关文物,简要展示了两次发掘和考证的全过程。
      新馆展陈有三个明显的改变,一是内容上新增了南京保卫战的内容,扩充了日军轰炸南京的内容。二是文物及影视资料大量增加,影视资料由4部增加到100多部,特别是近几年新发现的史料、文物等大量运用在新展览中。三是较多地运用了富有说服力、感染力的表现形式。新展增加了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的证词;为4000名幸存者等历史证人制作了个性化档案;为当时施援的外籍人士制作了专题资料。

       日军遗留碉堡......

      南京大屠杀指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屠杀[1]  。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 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
      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史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5年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15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馆藏文物:主要陈列的文物有当年日军屠杀现场照片,历史档案资料,中外人士当年对这次历史惨案所写的纪实、报道和出版的专著、图书、报刊,至今尚健在的1000多位幸存者的名册、证言、证词和实物;当年屠杀南京军民的日军军官和士兵的日记、供词;崇善堂、红卍字会、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的照片、统计表、臂章证词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谷寿夫审判的照片、判决书等。电影放映厅,有200个座位,向观众放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纪录片。
      陈列室还有约翰·马吉的16毫米摄像机及4盘电影胶片;拉贝、京特、威尔逊等外籍证人的日记、信函、墓碑、手杖、望远镜等一批文物;日本老兵东史郎等人的日记、勋章等;日军中国战区投降典礼受降桌;李济深、张治中等11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题词和留言;侵华日军南京司令部使用过的挂钟、保险柜、军旗;日军使用的指挥刀、机枪、手雷、炮弹、毒气弹、毒气武器箱、皮带、绑腿、军装、军毯、钢盔、啤酒瓶、饭盒、警报器等,日军焚烧遇难者尸体用的汽油桶、残害南京市民的铁钉、抢劫财物毁坏的木箱;日军当年发放的“良民证”、“支那事变纪念章”、1644细菌部队使用的手术剪刀和证章,慰安所日军题字墙、战死在紫金山的日军官兵碑;肖娴、华君武、肖平等创作的一批南京大屠杀书画作品;美国李自健创作的《南京大屠杀屠·生·佛》油画;赵勇创作的《南京大屠杀》系列组画;香港施禀谋创作的鸡血石雕刻;军旅诗人王久辛创作的《狂雪》长诗铜版墙;“留下历史证人脚印”铜版路及幸存者彭玉珍、倪翠萍铜塑、呈十字架形的“标志碑”、“倒下的300000人”抽象雕塑及铜质“和平大钟”、“古城的灾难”组合雕塑、“母亲的呼唤”花岗岩圆雕、“劫难·屠杀·祭奠”三组高浮雕、“母与子”和“埋尸队员”泥雕、“拉贝”和“马吉”半身雕像等,共500余件。

      第一部分 南京沦陷前的形势:日本军国主义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即策划了对中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并把进攻上海作为进攻南京的第一步。上海沦陷后,日军兵分三路,攻向南京。日本媒体争相报道战况,煽动日军官兵的功名欲,日本国民也狂热躁动,支持前线部队侵占南京。日军先后侵占苏州、无锡、常州、江阴、镇江、湖州、泗安、广德、芜湖等地,所到之处,大肆屠杀、焚烧、抢劫、奸淫,江南一带的民众陷入了悲惨境地。



      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历史背景: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事件过程: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吉星文(1908年-1958年8月23日):字绍武,乳名黑星,河南扶沟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国民革命军中将,中国抗日战争名将。少年时期立志效族叔吉鸿昌之为人,当兵报效祖国。
      他15岁时,家贫辍学,正逢在西北军任职的堂叔吉鸿昌回乡省亲,受其影响,吉星文弃学投军,从此走上行伍生涯。1926年,不满20岁的他只身到灵宝县文地镇,由19师师长吉鸿昌介绍,到宋哲元旅当骑兵。因其刻苦钻研军事,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连长。
      1933年3月,他参加了长城要塞喜峰口对日作战。该处地势险要,日军经常来骚扰。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逼河北迁西县北部的长城重要隘口喜峰口。宋哲元二九军受命增援,赶赴长城御敌。3月11日,任37师109旅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接到命令,驰援喜峰口,带兵袭击敌后。双方激战,战事十分惨烈。面对强敌装备精良,二九军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实施近战夜战,出奇制胜,挥舞大刀,痛歼顽敌,威名远扬。3月11日深夜,吉星文率兵出击,他们身背令敌丧胆的大刀,由当地樵民猎手引路,冒着大雨,接近日军前沿阵地,出其不意地偷袭了正在酣睡的日军,他们挥动寒气逼人的大刀,令敌魂飞胆破,斩杀了300余人,并夺获日军坦克一辆、大炮20余门。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于次日凌晨攻战王家、瓦房等村,将村中敌人全部歼灭。3月12日,为防止日军卷土重来,吉星文激励全营战士:“只有拿铁血来洗国耻,收失地,为国家效命。”在随后的战斗中,吉星文作战骁勇,多次与敌展开肉搏,击退敌人进攻。因此次胜利,吉星文被提升为219团团长。二九军长城抗日,声名大振,狠狠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嚣张气焰,作曲家麦新为此专门谱写了二九军大刀队的战歌《大刀进行曲》,唱响了长城内外。
      1937年6月,219团奉命调往卢沟桥。卢沟桥是北平通往内地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7月7日,日军诡称在军事演习时一士兵失踪,无理向中方要人,声称要到宛平县城搜查。面对日军的威胁,吉星文当即拒绝。7月7日夜,日军向219团阵地开炮轰击。吉星文立即向37师师长冯治安请示,冯当即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寸土不能让,可采取武力自卫。”吉星文立即命令守桥部队还击。
      日军遭到反击后,竟然派兵杀害我执勤官兵并将我桥头堡占领。吉星文非常痛心,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因为卢沟桥一旦失守,整个平津局势将动荡不安。在这民族危急的关头,吉星文提出,卢沟桥坚决不能丢。7月8日晚,吉星文进行了精心安排:一、将日军要进宛平县城搜查的事,交给王冷斋专员应付;二、宛平县城防务由姜团副负责;三、自己带人悄悄出城,直奔三营营长金振中营部,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商议。他分析形势,鼓舞士气,组织敢死队夺回桥头堡。在他的号召下,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当时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有300多人。吉星文亲自挑选出150名精干人员,编成5个组,敢死队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准备出击。
      7月8日夜晚,吉星文前往第三营营部,亲自精选青年战士组成突击队,缒绳梯出宛平城,出敌不意,冲入日军阵地,如风卷残云,杀得敌人仓皇逃窜。战斗中,吉星文头部被炸伤,他全然不顾,略作包扎,仍指挥战斗。接着,又组织150人的敢死队,每人一支步枪、一把大刀、四枚手榴弹,准备夺回桥头阵地。吉星文屹立桥头督战,将桥头与附近阵地的日军几乎消灭殆尽,敢死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神出鬼没,在20分钟内,将几十名日本兵全部消灭,一举夺回了桥头堡。吉星文立即把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向上级作了报告。日军吃了亏,疯狂向中方阵地炮击,企图再次夺回桥头堡。由于216团的坚决抵抗,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尽快履行在西安事变时的承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7月17日在庐山上宣布准备应战和必要时守土抗战到底的决心。7月19日,蒋介石发表了《最后的关头》的演说,正式宣布开始全面抗战。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对于这场恶战,京津各大报纸均以特大号标题或号外加以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斗志。7月20日,多处负伤仍不下火线的吉星文接受著名战地记者陆诒在卢沟桥前线采访时慷慨激昂地表示:“卢沟桥是平西的屏障,又是华北的咽喉,日军屡次背信进攻,我们自然不能坐视国土沦陷……只要我吉某人在,日军就休想在此花小代价得大便宜。”吉星文团在卢沟桥坚持抗战 23个昼夜,与顽敌殊死鏖战,始终未让日军占领卢沟桥与宛平城,直至7月30日,奉命撤出防地。23天中,吉星文以一团之力,歼敌3000余人,对日军、武器多有斩获。
      由于南京政府的妥协,1937年7月26日下午,吉星文奉命将卢沟桥防务移交给地方保安部队。就在219团撤离的数小时后,卢沟桥失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吉星文晋升为109旅旅长。
      1938年5月初,吉星文奉命开往安徽宿县,急进涡河,占领赵家集、芦沟集,迎战蒙城以北进犯的日军第九机械化师团。到宿县后,虽然吉星文旅连夜急行军,但仍赶不上敌机械化部队的进度,日军占领了那两个集镇。吉星文为完成阻击日军之任务,将全旅及配属的一个团分成两路投入战斗,并亲自指挥一路进攻赵家集,利用地形迅速接近敌人,将敌人死死缠住。这次战斗使敌人未能前进,使得徐州中方数十万大军安全转移。不久吉星文晋升为37师师长,后任33军军长。
      1958年,在金门炮战中中,解放军一枚炮弹击中了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司令部,其副司令被当场炸死,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吉星文将军。当年的抗日英雄,竟这样永别人寰,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当然,整个国共内战,乃至扩展到二十世纪初几十年的战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台湾当局追晋他为陆军二级上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国家在卢沟桥畔修建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吉星文的抗日事迹,也陈列在其中。
     "八一三"事变:1937年8月13日,是抗日战争初期继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侵华战争在中国上海制造的事变。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江、吴淞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以后,又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驻上海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滕要藏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遭到中国守卫士兵的阻拦后,他们竟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官兵二人击毙。这一事件被称为“虹桥机场事件”。以此为借口,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如下要求——中国方面的事件责任者谢罪,并处刑;限制停战协定(地区内)内保安队员人数、装备、驻军地点;撤除该地区内所有防御工事;设立监视以上实行的日支兵团委员会、力行取缔排日抗日。如此苛刻要求几乎等同于宣战布告,国民政府方面当然无法接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不可能接受如此条件,准备战斗。
      8月13日傍晚5时,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下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严密警戒。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不和南京政府谈和平,要严厉惩罚南京政府,当晚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下令:“第二空袭部队对南京、广德;第三空袭部队对南昌;第十战队及第一水雷战队飞行机对虹桥机场予以突袭。”当夜,日本近卫内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陆军派兵上海;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断固膺惩”南京政府。由于东海台风,日本海军对于中国各地的空袭延迟至8月14日开始,首先袭击了杭州、广德。8月14日,中国空军对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实行了轰炸。
      近卫内阁的声明《帝国政府声明》选择于8月15日凌晨1时30分发布,此时,两小时前即8月14日11时30分,台北和长崎的日本海军基地已经接到命令“明晨出发,空袭南昌、南京。”随后,日军派遣军舰16艘,陆战队在淞沪登陆。
      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第二天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1937年8月14日,日守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张治中决心扩大战果,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中国军队经长期激战,消耗很大。同时在军事装备上又不占优势,日本又有海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虽经英勇奋战,但处境渐渐不利。11月5日,新增日军杭州湾登陆后,严重威胁中国军队侧翼,战局于中国极为不利,中国军队遂进行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
      八·一三事变以后,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也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这就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增调军队,实行抗战政策。从此,中国军民发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 全面抗战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发动的抗战。全面抗战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剑及胜及的抗战。全面抗战是在决心牺牲,抗战到底的意义下的抗战。全面抗战是持久的有准备的抗战。





      淞沪会战 (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谢晋元团坚守四行仓库:淞沪抗战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开始。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和广大民众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在三个月的激烈战斗中,以重大牺牲为代价,重创日军,粉碎了日军开战之初叫嚣的“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在淞沪抗战中,谢晋元团以孤军坚守闸北四行仓库大楼的战绩最为悲壮。
      谢晋元(1905—1941),广东省蕉岭县人,1925年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1926年毕业后参加北伐。“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谢晋元所在八八师二六二旅调防上海,他被调任五二四团团附,率部驻防北火车站,与日军对峙两个月之久。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上海市区作战的中国守军被迫全线撤向沪西,谢晋元临危受命,率五二四团一营扼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大楼,掩护八八师主力撤退。四行仓库大楼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六层大楼,墙厚楼高,易守难攻,东、南两面比邻公共租界,西、北两边是中国地界,已被日军攻占,这里事实上已成为孤岛。谢晋元率领一营官兵,号称八百壮士,实则仅452人,他们由北站转入四行仓库后,连夜加固防筑工事,集中兵力防守大楼左右两翼,誓与日军血战到底,保卫当时上海唯一属于中国军队守卫的一块国土。谢晋元作战前动员,自己写下遗书,以必死的决心感召部下,他要求全体官兵,舍生报国,与仓库共存亡。战士们群情激奋,按命令分头设防,居高临下,迎头痛击并击退了来犯日军。
      10月27日晨,日军包围了四行仓库,动用了坦克、大炮,但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当日军接近大楼时,胸有成竹的谢晋元一声令下,官兵们集中火力一起射击,用集束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日军死伤惨重,第一天毙敌80余人。日军在大楼西北角纵火,企图借火势发动强攻,但三次进攻均被击退。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一昼夜,数万上海群众从早到晚聚集在苏州河南岸围观,心系八百壮士的安危,他们对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宁死不屈、浴血杀敌的事迹深感敬佩,连租界里的外国人也对这支孤军赞叹不已。上海各界人民组织起来,箪食壶浆,慰劳自己的军队。10月28日晚,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少女杨惠敏趁着夜色,泅渡苏州河,冒着枪林弹雨,潜行到四行仓库,向守卫四行仓库拒不撤退的勇士们敬献了一面国旗。当29日凌晨,国旗在大楼六层楼顶升起的时候,租界内围观的群众欢声雷动,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喊:“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当天,谢晋元率部仍与日军血战,并亲手击毙了两个爬上仓库大楼偷袭的日本兵,八百壮士依托区区弹丸之地,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凶猛的进攻,四行仓库依然屹立!
      一连四天的血战,谢晋元率部先后打退日军六次大规模的围攻,打死打伤日军200余人,自己也付出了十余人牺牲、30多人受伤的代价。他壮怀激烈、豪情万丈地作诗抒怀:“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10月31日,接到撤退命令,谢晋元率部挥泪忍痛撤离了四行仓库,在三挺机枪的掩护下,冲出大楼,退入租界,谢晋元最后一个撤出。谢晋元和八百壮士视死如归、忠勇爱国的壮举震撼了全国人民,国民政府电令升任谢晋元为中校团长。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誉“八百壮士”,把他们与“平型关”、“台儿庄”的勇士们并列,堪称“民族革命典型”。










      侵华日军登陆杭州湾: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以来,中日战火已经延续燃烧了两个多月,日军统帅部又迫切的想取得到日军在上海的预期战果,但是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侵略步伐未进一步,迫于在上海方面的压力,日本大本营不得不想另外办法来遏制中国军队。10月20日,日军统帅部决定从华北抽调第6、第114师团和即将派往中国东北的第18师团,军队编成第10军,柳川平助担任司令官,企图在上海“背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威胁中国军队,从而策应日军在上海的进攻。 
    在杭州湾北岸原设有一个守备区,就是为了防备日军偷袭而设立的,然而,在淞沪会战爆发后,为了缓解上海战场的紧张局势,主要以中国国民党第8集团军中的第55、57、62师及独立第45旅,先后抽调了大约70万的兵力作为支援部队投入到了淞沪战场,因此,只有2个连的少数兵力和地方武装继续守卫。
    11月5日凌晨,杭州湾突然起了大雾,日军第10军与海军一道,趁着弥漫的大雾,乘虚而入。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日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指挥下,集结舰艇80余艘,杭州湾北岸的江浙交界处的全公亭、金山卫、漕泾镇等处同时登陆。
    为了掩护陆军部队能够顺利登岸,日军出动了战机和战舰,向乍浦、澉浦、海盐、镇海等杭州湾沿岸城市进行了猛烈轰炸和炮击,面对敌人3个师团约3万人的部队,留守在杭州湾不足200人的中国军队,防不胜防,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登陆。
    日军登陆后被金丝娘桥乡公所海防哨卫兵朱希文等10余人发现,并与日军在迷雾中展开激烈枪战抵御日军入侵,但敌众我寡,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我薄弱的守军未几被击破,而刘集团军行动迟缓,未能适时对敌夹击,让敌长驱直向松江前进。”《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中说。
    日军登陆杭州湾北岸后,兵分两路,一路,朝着东北方向上海进发,另一路,则朝着沪杭铁路前进,妄图占领沪杭铁路沿线中的重要城市松江和嘉兴。以便于日军从松江向青浦、昆山地区推进,从南面对上海进行迂回战术,占领嘉兴的话,可以控制杭州湾至太湖南岸的战略要地,从而能够轻而易举的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
      当日军向嘉兴平湖县城进犯时,在平湖独山、虎啸桥、广陈镇一线布防的第79师相遇了,在师长陈安宝的率领下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坚守阵线长达10天之久。此后,陈安宝在浙西抗日游击战中屡歼日寇,因战功显赫,获国民政府晋升为第29军军长兼79师师长,在1939年5月6日在南昌反攻中壮烈殉国,1940年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198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第二部分 日军入侵南京与中国守军南京保卫战: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同时制订了守卫南京的计划,任命唐生智为卫戍司令长官,投入10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约20万的日军部队展开了攻占南京的“竞赛”。中国守军在装备差、部队建制不全、条件艰苦的状态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利,南京沦陷。















      饶国华将军用生命保卫南京:1937年11月中旬,饶国华部到达江南前线时,上海失陷、苏常失守。攻击南京的日军在海空军掩护下,对我采取战略包围,直趋安徽芜湖,威胁南京侧背。蒋介石命令刘湘的第23集团军唐式遵部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进犯南京的敌人。因无援军可盼,唐式遵只有委派能征善战的饶国华率部镇守。他对饶国华说:“广德作战关系重大,应决心与城共存亡,否则提头来见!”
      中日对决,武器悬殊,敌人炮火及空中优势明显。敌人每轮攻击前,总先发四至六千炮歼灭射击,才由轻型坦克放射烟幕弹,掩护士兵向前攻击。攻击的时候,敌炮兵又做远距离的隔离射击,坦克车才掩护战斗兵向前。一次,日军先用15辆坦克开路,步兵在后跟进,缺乏重炮的中国士兵,将捆好12个集束手榴弹抱着冲到坦克下爆炸。据21集团军第16师的刘启尧回忆,8位战士用自己的生命炸毁了3辆坦克。
      在民族危亡之际,被推到了“南京保卫战”生死一线的的饶国华,当时处境:武器不如人,又没有援兵可用,他又怎么坚守广德呢?
      1937年11月22日,日军牛岛师团侵入宜兴、长兴,尔后分兵两路准备抢占泗安,直扑广德。
      饶国华指挥第433旅佟毅部,在广德前方约60里的泗安占领阵地,于27日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日军依靠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发动多次猛攻。我方将士武器装备虽然窳劣,但仍然拼命抵抗,终因炮火甚密,我伤亡惨重、寡不敌众。泗安于30日失守。饶国华得此凶信,心急如焚,深知广德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拱卫南京必不可失。于是,他率领第433旅官兵奔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牌,顽强阻击进犯日军。敌人空中优势亦明显,我军伙房近在咫尺,却因轰炸猛烈无法送饭。不久,我方从宣城至广德的铁路干线被敌机炸毁。补给中断,饶国华所部被日军三面包围,我方战局渐成颓势。当时报道称,“此役战事之激烈,为我军退出淞沪以后所仅见。”但终因第145师装备较差,伤亡惨重,加上团长刘汝斋违背军令擅自后撤,以至全线溃败。泗安失守,祠山岗失陷。日军趁势向广德县城扑来……
      30日,饶国华率残部一营兵力,仍受命组织反攻,被日军包围于十字铺。当时已经是孤军奋战,孤城了,交通也中断,弹尽援绝。增援上不来,牺牲也很大,部队兵力所剩无几。饶国华本身负伤、带伤指挥作战,他便决心人在阵地在,誓与守城共存亡。日军派出军使一再劝降,饶国华将军宁死不屈,他紧握雪耻刀对左右说“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令出川抗战,引为生平快事。诸君还记得吧,我们离川时,蜀中父老兄弟姐妹曾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潘文华军长代表我们川军将士致答词,表示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必死,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当天晚上,弹尽援绝,人残马伤。饶国华困乏已极,沐浴焚香祷祝完毕,即给刘湘写绝命书:“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职唯有不惜一死,以报甫公知遇及川中父老之情。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已达成任务。我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余死无恨矣。”时至黄昏,饶国华带卫兵连夜疾奔广德飞机场,命令士兵向机场各仓库内油桶发射弹药。顿时,火光冲天,仓库被焚,给敌人留下一片废墟。尔后,他又来到广德城东门外,嘱卫士铺好地毯,喝退左右,盘腿坐于地毯中间,并面对广德方向大呼:“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他所说的威廉第二,就是领导德国走向强盛的德皇威廉二世。他因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倒台。饶国华说罢,向敌军方向怒目而视,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以死报国,时年43岁……
      1937年12月1日凌晨2时许,饶国华在郎溪县十字铺阵地自杀,实践了他“以保卫国土为己任”的誓言。以死殉国、慷慨成仁,壮哉!进攻,有力地掩护了中国主力部队的撤退。
      1937年12月,饶国华的遗体由民生公司的“民俭”轮,沿长江运送回川。饶国华遗体途经各地,各界人民自发举行了公祭大会。四川、重庆各界群众集会悼念这位骁勇战将。芜湖、宜昌、万县、重庆、成都及资阳等地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公祭大会;国民政府、各战区长官部、各机关学校、民间团体等也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各地报纸连日用特写、专题、评论等形式作了大量的报道:《二千余人吊国殇,各界追悼饶国华》、《饶国华忠骸抵渝,本市各界今到江干迎祭,殉国经过可歌可泣,雍容遗像万人争睹》、《悼饶国华将军》……各界敬献的花圈、祭文、挽联“罗列夹道、触目墨花、婉如泪点、香绕烛泣、哀悼忠魂。”家乡资阳更是拦灵公祭,表达了他们对抗日英雄的崇敬心情。12月12日,重庆市江北巴县各界追悼饶师长暨全国抗敌卫国将士大会,于当天上午在重庆市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到会民众万人以上,情绪悲壮。12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饶国华英勇事迹,同时追赠陆军上将军衔,准予国葬。
      1938年1月4日,遗体运抵资阳,县长带领各界几千人去迎接,接受家乡父老的膜拜和祭奠。下午两点多钟,灵柩才回到下西街66号的家,全家披麻戴孝跪迎。当时,全城百姓摆香案,挂挽联,哀哭声不绝于耳。饶国华的遗体在家停了一段时间,1月23日,以国葬标准下葬宝台镇协议村甘溪沟。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对饶国华等爱国将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八个月中,陆空方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日军对南京的第一次空袭:日本人最先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是8月开始的大轰炸,因此南京保卫战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1937年8月15日,即淞沪大战的第三天,日军战机便开始对南京实施大轰炸。9天前的8月4日,日本军令部次长已经向在华的第三航队司令部发出了战斗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制定攻击南昌、南京、句容、蚌埠、广德和杭州的空袭计划。首次攻击南京的是第一联合航队的木更津航空队。据笔者查阅到的,日方第一次轰炸南京的飞机共20架,由林田少佐指挥,上午9时从日本本土的大村空军基地起飞,横跨东中国海,直抵南京。下午2点50分到3点半之间以南京机场为主要目标实施了轰炸,晚上9点20分才回到本土,被我方击落4架。
  8月16日,日机再次准备袭击南京,由于海上台风起,日军机临时改为轰炸苏州机场。两天下来,日军机损失很大,担任空袭南京的木更津航空队由20架飞机减少到了8架,“这是由于在恶劣的气象下,断然进行白天和黑夜低空攻击的缘故”,日方这样称。损失数量如此之多,给日军的心理上打击很大,“由于牺牲的增加,使对渡洋轰击产生不安情绪”。于是,日大本营调整轰击战术,尽量少用本土的军机进行隔洋袭击和低空轰炸,改用驻台湾机场的军机飞抵中国大陆。
  此间,中国空军尚有战斗力,因此日军机轰炸南京,中国军机除了出击迎战外,也向日本在上海的部队驻地发起攻击。那些日子里,京沪杭大地的上空,真正是演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日大空战。至18日前,双方不分胜负,虽然中方地面损失很大,但也消灭了日空军的有生力量。19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原因之一是日海军成功破译了中国空军的部分密码,故能迅速准确地察知我军战机的移动和集中情况。日军19日下午开始轰炸南京城里的火药库,随后又在黄昏时轰炸了军官学校和兵工厂,同时还袭击了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好在南京的对空防御设施尚有还击之力,这一要害部门并没有惨遭严重破坏。
      中国护送日本侨民撤离南京:日军的轰炸机是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就在这时候,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同时一起撤离的日本侨民团参事庄司得二在他撰写的《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第二天,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庄司得二回忆说: "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脱离战火而高兴欢呼,但中国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乐以琴 (1914年11月11日―1937年12月3日) :别号一忠,四川芦山人,中国空军飞行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著名的抗日英雄。曾一次空战中击落敌机4架,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的奇迹。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位空战王牌飞行员,抗日战争中他总共击落敌机8架。四十年代小学国文课本中专有一篇纪念他英雄事迹的课文。乐以琴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并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有“空中赵子龙”、“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美誉。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现安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14日下午,早已潜伏在河南周家口机场的第4大队,接到命令全队紧急飞往杭州笕桥机场和安徽广德机场参加上海保卫战。而此时,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空军,派出了两队共18架轰炸机,分别偷袭笕桥机场和广德机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21中队率先对日本空军展开了空中打击。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击落日机3架,其中两架都是高志航打下的。乐以琴所在的22中队和23中队赶到广德机场时,机场已遭敌机轰炸。八一四空战第4大队狠狠打击了日军,更严峻的空战在等待着中国空军。
      第二天,日本海军航空队派出了34架飞机直扑笕桥机场,第4大队起飞迎战。乐以琴驾驶着2204号战机首次与日本空军交战就显示出他出色的本领。他沉着、机智、敏捷地驾驶着战机犹如蛟龙般在敌机中穿梭,看准时机扣扳机,一串子弹射向敌机。敌机应声冒烟栽下去,乐以琴旗开得胜打下了一架日机。大队长高志航、23队梁添成也分别击落敌机一架。越战越勇的乐以琴抓住时机再次对准日机猛烈开火,亲眼看见被他击中的敌机在空中爆炸成碎块坠落下去。日军航空队被中国空军第4大队打得四处逃窜。乐以琴紧追逃跑的敌机,从杭州的笕桥一直追到绍兴曹娥江上空,乐以琴把最后的子弹都射向了敌机,又打下了两架日机,一架栽入曹娥江中,一架坠落于山麓中。空战结束后,乐以琴不解气地对战友王倬说:“他妈的,我打下一架日机后,怒火未息,我摸摸自己脑袋还在,身上也没有出血,反正自己已经够本了,于是又向第二架、第三架日机追去并瞄准开火,直打到第四架往下掉的时候,两挺机枪里的子弹已打完,汽油也用完了,只好放其他敌机逃生。”
      八一五空战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6架,乐以琴一个人就打下4架。中国空军首战大捷,一时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报道了此次战况,美国报纸称“高志航首建奇功”,苏联通讯社报道“乐以琴一口气击落敌机4架”。一次空战中单机击落4架敌机是抗战时中国空战史上的奇迹,这真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灭日本人的威风。人们把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梁添成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
      当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上海抗日战场人人奋勇杀敌,7天之内竟击落日机60余架,乐以琴一人就打掉敌机8架,创下辉煌战绩。他所驾驶的2204号座机成为令日本空军闻风丧胆的克星。曾有战友劝乐以琴变更机号麻痹敌人,他却答:“以身许国,本是男儿分内事。岂能希图保全自己而变更机号,而向敌人示弱呢。”
      按国际惯例,凡在空战中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飞行员被称作“王牌飞行员”。八一五空战乐以琴击落敌机4架,1937年8月21日,乐以琴奉命阻击日机,在上海西郊又击落两架敌机。从1937年8月15日到21日,仅仅7天的时间,乐以琴就打下了6架日本飞机,因而乐以琴是我国空军史上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淞沪会战时,乐以琴奉命飞往浦东,在张发奎炮兵阵地上空与日机作战,他的战机不幸中弹,失去控制。乐以琴从4000多米的高空跳伞,然而日军却不顾国际公约,对丧失战斗力的乐以琴开枪射击。幸好没有被日军击中,乐以琴着陆后被当地民众送回了基地。随后,乐以琴调防南京。
      当时我国不能自己制造飞机,从国外购买的战机跟不上战场上的消耗,因而中国空军战机越战越少,到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能飞上天的战机已不足20架。12月3日,中国空军只有乐以琴和董明德两人升空对付数十架日机。面对众多的敌机,乐以琴毫不畏惧,他用娴熟而高超的飞行技巧在敌机中穿梭飞行,他使两架企图左右夹击他的日机相互碰撞,日机在空中爆炸而亡。激战中,乐以琴的战机中弹,飞机冒着浓烟向下坠落,他被迫弃机跳伞。有上次跳伞被日军在空中射击的经历,乐以琴决定冒险推迟打开降落伞的时间,这样可以缩短在空中降落的时间,减少被日军射击的机会。不幸的是开伞时间晚了一点,他落地时头部受重伤去世,年仅23岁。
      戴广进(1914-1937):安徽合肥人。 空军第4大队第23队少尉飞行员。 1937年9月19日,在南京青龙山空战中, 架机穷追敌寇,中弹殉国。
      戴广进家祖籍在合肥南郊戴家花园,家中薄有田产。1932年,上海“1·28”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抗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考进光华大学不久,适逢杭州笕桥航空军官学校招生,他立志投笔从戎,退学报考航校。当时,他的父母希望他能留在大学深造,对其报考航校力加劝阻,但戴广进不为所动,说:“我就是要报考航校,抗敌御侮,即使牺牲,也是光荣的。”父母尊重他的意愿。戴广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航校六期,1936年10月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编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二十三中队,任战斗机驾驶员。他立志报国,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将为国捐躯,弟应加倍敬奉双亲,勿以我为念。
  戴广进参加过1937年“8·14”对日寇的首次空战,以后在京、沪、杭上空,多次与日寇厮杀。一次,掩护轰炸机去长江口轰炸敌航空母舰,遇雾失群,被敌机包围。他镇静如常,相机应对,在左冲右突不得出围时,他关上油门,对准敌机猛撞,想与敌机同归于尽。敌机退缩闪让,他趁势占领高空,向敌机群扫射,击退敌机,安然返航。1937年9月18日,为“9·18”国耻日六周年,中国空军从南京起飞,对上海日军阵地进行彻夜大轰炸,敌损失惨重。9月19日,日寇为了进行报复,从舰上起飞轻轰炸机19架,战斗机12架和水上侦察机多架,杀奔南京。我方空军出动21架战机迎敌。戴广进所在的23中队,由队长毛瀛初率领,在南京郊外的青龙山上空发现敌机群。敌机两层配置,轻轰炸机居下,战斗机居上。毛瀛初队长指挥赖名汤等四名队员对高空敌战斗机进行警戒,他亲自率领戴广进、王殿弼两名队员,向敌轻轰炸机群展开攻击。敌轻轰炸机第一分队的两架僚机,首先中弹,向右下方脱离。我战斗机又集中火力向敌领队的长机进行射击,只见一束束子弹射向领队的长机,但未击中要害,敌机碎裂的残片却正巧击中了紧追而来的毛瀛初战机,毛瀛初战机左下翼被撞破,而且子弹也已打完,不得已退出战场。这时,戴广进、王殿弼与敌机群缠斗,王殿弼奋战得脱,而戴广进在与敌机激战中,因油箱中弹起火,机身坠落,以身殉国。在这次战斗中,我方空军击落敌轰炸机四架,毙敌飞行员两名,生擒五名,我方空军健儿牺牲四名。
  戴广进牺牲时年仅23岁,航校毕业不过一年。他的生命历程是短暂的,但却发出耀眼的光芒。

      苏联援华航空队: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而苏联政府抱着对中国抗日战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20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1年6月22日,由于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8日)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
      1937年10月,从苏联的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通航。10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先后到华。第一批共有空、地勤人员254名,分别组成以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途经凉州时,库尔丘莫夫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普罗科菲耶夫接替指挥战斗机大队。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
      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采取轮换形式,先后在华参战的有2000多人,像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戈维申斯基等著名空军将领都曾来华与日军作战。
      1937年,日军频频侵扰南京上空,羸弱的中国空军虽屡屡迎击日军,但由于悬殊的敌我实力,难以抵挡日军的空袭。1937年11月,来自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战机,开始在南京上空痛击日军。这些异域战鹰,有的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南京。
  11月22日的援华首战中,苏联牺牲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涅日丹诺夫中尉,他1913年出生,牺牲时年仅24岁。这意味着,他成为首位阵亡的苏联援华飞行员。
  此外,《中国和国际援华航空烈士名单》记录,南京沦陷前,葬在南京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烈士还有五位。他们五个人都牺牲在1937年12月2日这一天。分别是—布尔丹诺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上尉、阿列克赛耶夫·瓦西里·谢尔盖也维奇中尉、安德列耶夫·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中尉、彼得洛夫·阿尔西尼·彼得洛维奇中尉和波波夫·谢尔盖·葛里高利耶维奇准尉。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912年,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魏特琳日记: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见证灾难: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临危受命: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危机重重: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忠于职守: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情深义重: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他们,给他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与包抄。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大义凛然: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荣誉抚慰: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林,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 。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悼念仪式,国民政府也在获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哀悼,并授给他一枚精致的银质奖章。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拉贝日记》是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记录。时间跨度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写作日记之外,拉贝还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说明。它的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它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定其可信度。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有力证词。
      1908年,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1931年,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开始书写《拉贝日记》。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其中“西门子”难民收容所为拉贝租住的院子。“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膜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 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1938年的新年,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约翰·拉贝宅邸的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的大红绸布。同年2月拉贝离开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拉贝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三色彩玉勋章。
      拉贝1938年1月16日在日本大使馆便宴上的发言中说:“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第三部分 日军入侵南京与中国守军南京保卫战: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同时制订了守卫南京的计划,任命唐生智为卫戍司令长官,投入10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约20万的日军部队展开了攻占南京的“竞赛”。中国守军在装备差、部队建制不全、条件艰苦的状态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利,南京沦陷。









 







      南京保卫战外围战役:1937年11月8日,日军兵分两路直逼南京: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之第九、十三、十六师团主力尾随我国左翼部队沿沪宁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之第六、十八、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全部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企图切断我军退路。
      11月中旬,我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部共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奉命千里迢迢由四川赶赴广德、泗安、长兴一线,迎击侵略军。与此同时,第五十七军某部从河南直赴前线,该部第一一二师和由上海撤下来的第一○三师奉命固守江阴,以江阴要塞为依托,阻敌继续西进。
      11月30日,广德失守,日军逆向南京右侧背迂回,形成对南京东南至西南面的包围。12月1日,江阴要塞失守。4日,日军完成了对南京东面的包围。这样,南京的第一道防线———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之线暴露在敌军的面前。
      我军自决定固守南京后,将在宁的教导总队、首都警备部队和由上海战场调回南京正在整补的第七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军以及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编成卫戍军战斗序列,同时又命第二军团徐源泉部由湖北星夜兼程开赴南京。我军投入南京保卫战的总兵力共十余万人。
      12月8日晚,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战垣阵地继续抵抗,同时采取措施,决心背水一战。9日起,敌军结束外围战开始进攻南京城。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战役背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方面在上海的不断挑衅,深感位于上海的日本驻军是对于整个东南沿海省份的巨大威胁,为了确保民国政府重要的财税来源和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让中日战争获得国际间的注目,并希望借由国际压力逼迫日本停止华北的进攻。
      8月11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向上海的日本租界发动进攻,随后因作战不利逐渐自各地加运部队至上海;随后因战局僵持,中日双方均调集大量军队投入这一战场。国民政府前后共计投入70万部队,日本方面亦前后增援30万兵员左右。日方从战局僵持到后期登陆杭州湾取得战场主动权,最终取得淞沪会战全面优势。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
      国民革命军在面临前后夹攻因此下令全线撤退,10月末决定迁都,11月,仍留南京的军事委员会也移至武汉。至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临命600号(统制线)”,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为苏州、嘉兴连结之线以东,只扫荡上海附近之敌,不准进取南京。9日,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虽然锡澄线上的江阴保卫战对阻击日军海军逆江而上进犯内地有重要意义,但南部无锡的快速陷落使锡澄国防线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松井石根在未报请日本统帅部批准的情况下,下令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南京。12日,上海全部陷落。13日,日军舰15艘入长江。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庆。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任职命令24日才发表)。22日,松井石根正式向参谋本部呈报,主张“必须攻占南京”,并表示“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两个月以内可以达到目的”。24日,当时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规模,据一般估计,均可守一相当时期,而各方且又相信苏嘉线工事可能发生作用,故各机关及私人撤退,无一定计划,及至京沪战事急转直下,若干人已无法撤退。松井石根制定《第二期作战大纲》,决定12月上旬进攻南京。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指第5号(第二统制线)”,废除临命600号统制线,华中方面军之作战区域扩大到无锡、湖州一线以西部分地区。28日,随着无锡、常州、广德的沦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南京追击。
      战役过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是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下达大陆令第八号:“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其后,日军占领镇江、句容、溧水,突破南京外围及复廓防御阵地,直逼南京城垣。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空前的拼死决战。南京保卫战开始,蒋介石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8.1万国军抵抗作战。4日,在句容以东40里的地方,在江南灰色阴沉的冬日中,日军便衣侦察队与国军前哨部队发生了短暂的交火,南京作战外围战从此开始了。5日,日军的各个小部队开始从间隙穿插与国军第66军发生交战,在几处阵地上甚至出现国军全部打光的壮烈场景。7日,日军兵临城下,松井石根司令官从空中投函唐生智劝降。唐生智不予理睬,继续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日军三路进攻势如破竹,南京外围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就突破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作为回答。企图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死战。10日,日军发起总攻,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9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83军的第156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66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103师及第112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156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方面,日军2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88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18师团占领了芜湖。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导总队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惟其右翼部队攻占了第2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16师团进攻容易及适时切断守军的东退道路,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13师团中调山田支队(第13师团兵步第103旅团长山田指挥的步兵3个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从第16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日军第10军的第114师团及第6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88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114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88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6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2团的1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北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占领芜湖的日军第18师团因转用于杭州方面,不再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
      12月12日,从拂晓开始,日军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集中轰炸,城墙四周房屋倒塌,城墙洞开。战至中午12点,雨花台被日军占领,紫金山第二峰沦陷,中华门和中山门被日军突破。成千成百的中国士兵在没有长官指挥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敌人。
      撤退:南京保卫战期间,蒋介石所在的武汉大本营对南京的战况也极为关注,每日均有询问及指示的电报,当蒋介石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作战,南京外围主阵地带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逼城垣时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感局势危急。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遂于12日凌晨2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是日,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长谷川部队在南京中华门外准备总攻击的一刻。
      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日军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遂即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蒋介石曾在12月11日致电守军司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本来南京国军司令唐生智在战前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并没有控制船只。但是唐生智突然在12月12日下令阵前撤退,从后面的结果来看,其所制订的撤退计划毫无可行性可言,并且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并且在撤退安排上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甚至也没有人通知担任督战任务的第36师。结果第36师为了阻止国军各部队撤退,双方还发生了交火。马嘶人喊,人员嘈杂,伤兵勉强拄着棍子也跟在后面。码头上的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没有船。幸亏第74军司令俞济时有路子找了1艘小火轮1次可以装300多人,经过12日1夜的忙活拉走了第74军的5000多人(后又有2000人归队),第88师第264旅的辎重营在下关控制着一批木船把第88师抢运出去2000多人,教导总队突围4000人,第36师突围3000-4000人(南京大屠杀60年祭专辑给出的国军突围撤退的数字是32144人)。
      溃败: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国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12日下午即率其第41师和第48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36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36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83军第156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4艘)也于12日夜驰去大通,12月13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16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16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宪兵代司令萧山令(唐生智撤退后由萧山令代理国家宪兵司令一职)指挥未渡宪兵,辗转冲杀,终以弹尽援绝,力竭阵亡,以自己的义举,实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日军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12月14日,根据中国大本营的指示,唐生智在临淮关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激战紫金山:防御紫金山12月9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紫金山防御战打响。11月底,南京守军教导总队奉命防守岔路口、紫金山、孝陵卫、中山门、太平门地区。12月9日拂晓,敌人集中兵力攻击紫金山东麓老虎洞阵地。教导总队第五团罗雨丰营利用构筑好的阵地,以密集火力退敌。敌空军投掷大量炸弹,炮兵不断轰击,步兵连续冲锋。下午,守军牺牲过半,营长罗雨丰壮烈殉国,守军不得不向紫金山第二峰后撤。10日至11日,敌人向紫金山第二峰、陵园新村、孝陵卫西山主阵地发起猛攻。敌空军也常来轰炸助战,坦克、步兵一齐出动,战场硝烟弥漫,枪炮声震撼山谷,双方伤亡都很大。鏖战至12日下午6时,第二峰西山阵地被敌攻占;防守陵园新村的第三团退守天堡城、明孝陵东侧高地。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擅离总队部,致使紫金山落入敌手。
      血战光华门:12月9日,教导总队与日军激战光华门。拂晓,日军进至光华门外,占领大校场及通光营房。守卫光华门的教导总队第二团第一营官兵立即紧闭城门,垒起沙袋。日军用野山炮将光华门打穿,泥沙外泻,有少数日军从泥沙上爬入,很快被守军歼灭。10日上午,中国守军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增援光华门及通济门。敢死队用绳索从城墙上吊下,用机枪和手榴弹把进入城门洞的敌人消灭。城外守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和二六一旅奉命从黄昏开始进攻光华门之敌军,奋战几小时,退敌进攻。旅长易安华、旅参谋主任倪国鼎等30余名官兵为国捐躯。晚,光华门城垣守军以大量手榴弹痛击第二次入城敌人。夜,守军谢承瑞团长将开口的汽油桶从城墙上丢到城门洞口,投下火种,火烧敌人。11日拂晓,谢团长派一排战士,用十几挺轻机枪同时扫射,全歼隐蔽在外廓城门洞内之敌,光华门、通济门转危为安。
      死守雨花台:12月11日,日军的进攻重点转向中华门外的雨花台。负责防守雨花台的是右翼阵地88师262旅和左翼阵地88师264旅。从12月9日到11日,雨花台阵地不断受到日军的进攻。262旅和264旅凭借地形殊死抵抗,寸土未失。日寇的进攻在11日达到最激烈的程度。雨花台守军的伤亡越来越大。262旅旅长朱赤少将和264旅旅长高致嵩少将手中再也没有一兵一卒可供投入战斗,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援军。战斗进行到12日凌晨,伤亡惨重的守军依然牢牢控制着雨花台。日军暂停了进攻,调集重炮和飞机轰炸262旅阵地。炮声停止后,蜂拥而上的日军步兵再也没遇到抵抗。守军262旅全军覆没,旅长朱赤少将殉国,时年37岁。此时,雨花台右翼264旅的坚守更加艰难。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已冲上阵地,与守军短兵相接。混战持续到下午。264旅阵地失守,旅长高致嵩少将阵亡,时年39岁。
      雨花台失守,日军取得了制高点,继续向中华门进攻。至12日,守军74军51师302团团长程智殉国。但中华门守军依然死战不退。下午5时许,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撤退。撤退令下达后,各军师长大多未回部队,只是打电话将命令下达后就各自跑掉。守军各部纷纷退向挹江门,形势大乱。
      在大多数部队溃退之时,紫金山教导总队阵地依然战斗激烈,光华门上第二团仍然在竭力反击。当撤退令下达到第二团时已是13日凌晨。教导总队立即奉命转移。伤病交加的谢承瑞团长就在此时牺牲在阵地上,时年33岁。









 



      血战光华门:1937年12月9日拂晓,日军第9师团胁坂部队趁5师87师换防,抢占光华门外的大校场和通光营房,随后连续数日,日军飞机、野山炮和坦克不停地猛烈轰击光华门。城楼被炸飞,80米段的城垛被炸平。10日下午5时,日工兵第9大队在对光华门东南角残墙实施爆破,日军百余人从被击穿倒塌的城门沙袋掩体工事中冲入光华门,胁坂36联队伊藤善光少佐将太阳旗插在南京城头。光华门成为最先被日军突破的地点。消息传回日本,日本立刻举国若狂。担任光华门防务的中国守军,以大量集束手榴弹、机枪和步枪与日军展开激战,在短短数小时内整连整营编制的中国官兵大批伤亡,终于夺回城门、堵住城墙缺口。中国军人又将汽油桶抛下,纵火焚烧据守在城门洞里的日军。12日,光华门再度被日军突破,被守军谢承瑞团长亲率战士用十余挺机枪的火力,将第二次入城的日军悉数歼灭,并用沙袋重新堵塞缺口。当夜,中国守城部队撤退,胁坂第36联队占领了残破的光华门。
      光华门是日军攻打南京时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日本方面对南京光华门争夺战印象颇深,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军在光华门外城墙下树立墓标,凭吊战死者,还在光华门一侧书写“和平”两个大字。还组织有关材料编成军事教材广为宣传。光华门是朝香宫鸠彦王等日本军政要员到南京参观、巡视、凭吊的必选之地。光华门作为“战绩”保存,原状保护,没有进行修复。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南京市工务局修补了被日军炸毁的城墙豁口。
在南京保卫战中,无数将士为国捐躯,在南京保卫战中直接参与了光华门之战的就有四位将军以身殉职。让我们一起记住他们:
      萧山令(1892-1937):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南京市长等,字铁侬,湖南益阳人。1910年入陆军小学。次年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回湖南蔡钜猷、贺耀祖部任连长、营长、团副、参谋等职。1928年任益阳县县长。1929年1月任首都宪兵司令部中校参谋,1930年升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总务处处长,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1936年3月攫升为少将参谋长。1937年11月中旬宪兵司令谷正伦赴武汉就医,升任宪兵司令部副司令,成为南京宪兵首脑。旋首都卫戍司令部成立,长官唐生智命令其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暨南京市市长,以便宪警协调行动。因积极组织修筑野战和城防工事、维持市内秩序等,颇受好评。12月,南京保卫战开始,所属1万余名宪警除负责防守城内重要据点外,还协助防守上新河、雨花台、光华门等处复廓阵地,光华门战斗最激烈时清凉山宪兵部队曾被调遣驰援。12月12日上午城防危殆时,命令宪兵增筑城内街垒工事,准备巷战。下午奉命撤退,并殿后督队。夜于仪凤门外又指挥宪警与追敌激战,渡江时为日军汽艇机枪扫射身亡。后追晋中将。
      易安华(1900-1937):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字福如,号济臣,江西宜春人。江西省立第八中学肄业。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宪兵科。次年毕业,任军校宪兵教练所见习少尉队长,后调任中央宪兵团排长,参加北伐。1927年升任浙江警备司令部第三补充团上尉连长。1928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次年入中央教导队。毕业后任教导第一师第一团上尉连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升任少校营长。次年,教导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七师,任该师第二六一旅五二二团中校团副。1932年赴上海增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年冬,升任该团上校团长。 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随八十七师围攻上海市区日军阵地,毙伤大量日军,遂任该师二五九旅旅长。11月,奉命撤离上海。后于镇江任戒严司令。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中华门右翼阵地。9日,日军猛攻光华门、通济门、雨花台。10日午后,第九师团部分日军冲入光华门,占据沿街房屋。乃率部与该师二六一旅经过8个多小时血战,全歼入城日军。易安华与二六一旅参谋主任倪国鼎等30余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谢承瑞(1905-1937):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江西南康人。1927年10月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攻读陆军专业,1930年1月毕业。1937年时为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所部与八十七师二六O旅防守工兵学校。9日,防守淳化的五十一师败退回城,在尾追的日军第九师团的猛攻下阵地失守,遂退入光华门与八十七师、一五六师、宪兵教导二团等坚守城垣,并迫退城外日军。10日,光华门两次被突破,但入城日军均被歼灭,有少量残敌隐藏于城门洞内。遂建议组织敢死队清除残敌获准。半夜,从箭楼上将汽油桶摔到门洞口,点燃烧敌,并亲率教导二团敢死队打开城门,与从城上缒下的一五六师敢死队前后夹击,敌人悉数被歼,且俘获一人,原本抱病参战的谢承瑞为火焰灼伤。此后坚守光华门。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后追赠少将。
      黄纪福(1902-1937):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七旅上校副旅长,广东梅县人。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后入第十一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1936年在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任团长。1937年率部在刘行、广福等地奋勇抗击日军,予敌重创。12月,任四七七旅副旅长,参加南京保卫战,在汤山拒敌。汤山失守后经麒麟门退大水关集结待命。10日随一五九师调驻明故宫,策应增援光华门的一五六师。12日,南京失守,随六十六军经太平门突围,沿途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追赠少将。






 

      南京大屠杀·轰炸:日军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对南京周边地区的狂轰滥炸。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站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这一天,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2联合航空队(1937年9月10日刚刚从大连转场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上午8时15分,警报声大作,江阴要塞瞭望台报告:大批敌机正自下游向江阴飞来!海军各舰炮手均各就各位。几分钟后,只见一个由33架敌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在3000米高度向西南飞去。这天正是著名的“9·19空战”日,敌机被我空军第四大队击落4架,击伤1架。中国空军后来的传奇人物刘粹刚自此一战成名。 9时20分左右,警报声又起,海军见1小时前西飞的敌机群正杂乱无章错落地返航,料定必是被我空军击败,便以排炮“欢送”。敌机惊魂未定,无心恋战,未发一枪,未掷一弹,均高速向东逃窜。下午2时30分,又传来警报声,见敌机28架,又在南京被中国空军击溃。这次,该机群未敢沿江飞行,绕开中国高射炮火有效射程返航。
      南京大屠杀·屠杀
      大规模集体屠杀:进城兵力约50000人,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人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杀人竞赛: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强奸: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文化掠夺: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1937·燕子矶》:反映了1937年12月日军南京燕子矶大屠杀的情况











      第四部分 国际安全区不安全:南京沦陷前夕,数十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南京,利用其中立国国民和红十字会委员等特殊身份,创建国际安全区和难民营,在保护难民生命财产、抗议和阻止日军暴行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南京国际安全区:1937年11月22日,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仿照de Besange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他们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南京)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
      中国政府承认了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对南京城长达数月的屠杀中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的生命。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难民还家,并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但实际上杀戮依然在继续。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约翰·马吉(John Magee):美国传教士,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马吉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人道主义乐章。马吉牧师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1946年,马吉牧师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1937年11月22日,随着战事临近,部分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当选为主席,马吉为委员,着手准备难民救济工作。从日机轰炸南京开始,马吉就忙着救助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和上海方向逃过来的受伤难民。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红十字会对伤员的帮助也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挠,马吉随时跟着救护车,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汽车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抢走。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到处抢劫杀人,尤其强奸城内妇女的兽行更是天天发生。因马吉住的道胜堂为美国财产,日军不敢肆意胡为,因此成为了中国妇女的避难所,这里住满了来寻求庇护和他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马吉在南京大屠杀的两个多月间,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400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与此同时,马吉还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很多封信,内容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
      马吉在南京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在他拍摄的这些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市民进行扫射,城内也到处是残垣断壁,以及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1937年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身中37刀。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在战后多次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马吉用摄像机除了拍摄日军的暴行外,同时也用它记录了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尔救援难民的情景。1938年2月16日,马吉携同刚认识不久的丹麦人辛德贝尔,驱车到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在江南水泥厂,马吉见到了1万多难民。马吉取出摄影机,拍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和病人排队等候诊治以及农民把伤员运来急救的情景。当时,马吉还前往距水泥厂仅5里的栖霞古寺。马吉在两天的栖霞之行中,一直带着这部摄影机。在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并将这些令人悲痛的场面拍摄下来: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80%的农民房屋被烧;逃到乡间的城市老龄妇女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处决后扔进水塘;四川籍士兵的尸体横陈路上……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马吉凭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和一副慈悲心肠,在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了解到日本兵的许多罪恶和难民们的诸多疾苦,并对眼前的所见所闻作了拍摄。
      马吉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马吉在1941年日、美开战后,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传教。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马吉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该馆的一件珍贵历史文物。













 





      南京国际安全区边界示意图













      此为德意志红十字会1939年6月颁发给南京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负责人卡尔·京特的勋章及其证书,以表彰其在南京保护难民的义举。——2002年7月德国伊迪丝·京特夫人捐赠





      此为原侵华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太田寿男少佐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供词,内有1937年12月在南京日军毁尸15万具的记录。——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此碑为1939年1月,伪南京市政督办(市长)高冠吾书写的“无主孤魂碑”,碑文记叙了灵谷寺以东掩埋被日军屠杀的遇难者尸骸三千余具。——根据南京博物院藏碑文拓片复制。

      第五部分 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审判: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奋起进行了14年的浴血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投降典礼,抗日战争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专案审理,确认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同盟国组织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但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二战”后日本战犯是如何被审判和处置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据笔者所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投降后被同盟国起诉的各类日本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被判处死刑者941人。
      成立“东京法庭”审判日本战犯: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书》和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授权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组织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称“东京国际法庭”或“东京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区分了三种犯罪:(甲)破坏和平罪;(乙)战争犯罪;(丙)违反人道罪。法庭的宪章中,用的是主要战争罪犯的称呼,人们把这类战犯称为“甲级战犯”。甲级战犯,一般由国际法庭审判。其他战犯分为乙、丙级战犯,一般由犯罪地国的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都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检查处安排,分别在苏联、中国、日本等国设立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颁布法庭宪章,规定远东国际法庭的成员由5名以上、9名以下法官构成;法官由在从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9个受降国(中、苏、美、英、澳、加拿大、法、荷兰、新西兰)所提出的律师候选人名单中各任命1名。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任命了9名法官。1946年4月26日修正远东法庭宪章,法庭成员最高额增加2名,定为11名,印度和菲律宾被规定为提名国。
    11名法官是:澳大利亚法官兼庭长 韦伯 59岁、美国法官 克莱墨尔 63岁、中国法官 梅汝璈 42岁、英国法官 派特里克 57岁、苏联法官 柴扬诺夫 62岁、加拿大法官 麦克杜哥 58岁、法国法官 柏奈尔 47岁、荷兰法官 罗林 40岁、新西兰法官 诺斯克罗夫特 62岁、印度法官 巴尔 58岁、菲律宾法官 哈那尼拉 63岁
  中国法官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中国江西南昌,1924年赴美留学,1926年他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至1928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梅汝璈离美后曾在欧洲各国及苏联旅行,归国后,先任教于国立山西大学,1930年任教天津南开大学,1931年至1933年担任国立武汉大学英美法教授,1933年秋被任命为中国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1934年冬,梅汝璈被任命为中国立法院立法委员,担任该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讲授英美法课程。从1943至1946年,梅汝璈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东京法庭审判结束后,他曾滞留东京半载有余,后在新中国政法界工作,1973年逝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坐席后面插有各自国家的国旗,他们所乘的汽车上涂有各自国家的国徽。法官会议用英语进行,法庭的一切程序都要采用两种语言,即英文及日文。
  美国占领日本之初,对逮捕日本甲级战犯是积极的。从1945年9月至12月,盟军最高统帅部分四次指名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分批整肃了近二十万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凡是被整肃的人,在整肃没有被解除之前都不准担任任何公职。1952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的时候,大部分被整肃者都已恢复了公民权。后日本政府全部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整肃。
  后来,美国包庇日本,开始释放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开始审讯前,美国释放了19名日本甲级战犯。检查处决定提起公诉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后,其余在押的甲级战犯原本是应由国际法庭第二批、第三批审判的。但在远东国际法庭案审判第一批甲级战犯过程中,国际检察处于1947年秋天释放了23名日本甲级战犯。1948年年底,国际检察处又全部释放了其余19名日本甲级战犯。
  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的常设地址是在市谷区的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东京,该市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房屋都被炸毁烧光)。审判大厅以及整个法庭的警卫由盟军总部的宪兵队担任。开庭时,在审判大厅里站着大约二十名宪兵,散布全厅,大都是面向法官台。在新闻记者席和楼上普通旁听席站岗的宪兵,他们背着法官台面对记者及旁听群众。1946年5月3日上午九时半,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庭。
  在法庭上,对于日本战犯罪行时间起点开始有争论: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起点、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起点,还有主张从1928年4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算起。后决定从1928年皇姑屯爆炸案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国际检察处递送给远东法庭“第一号”起诉书,控告被告的罪状共为五十五项。法官们缩减为十项判决书宣布。每一被告除了自己聘任的几名日本律师之外,还有一名美国律师替他辩护。远东国际法庭对于被告的日美辩护律师的人选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审查,一切由盟军总部包办。
  远东国际法庭从1946年5月3日开庭,经过两年半的审讯,共开庭818次,阅读了双方提出的4300多件书面证件,接受了双方提供出庭作证的419名证人。前伪满皇帝溥仪的作证用了8天,证人还有“日本通”美国专家黎伯特、来自东南亚的英军上校魏尔德、来自美国的海军上将理查逊、前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卢沟桥事变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宛平专员兼县长王冷斋、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以及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等人。审讯记录达4800多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1948年11月4日上午,开始举行宣判庭,1218页判决书宣读了8天,其中有关中国部分300页。审刑时,法庭庭长韦伯主张将日本战犯流放在荒岛上,印度法官巴尔主张慈悲为怀全部将其释放。经过争论,在11票中以6票多数作出了判决。11月12日下午最后宣布各被告的刑罚。
      日本各级战犯的审判结果:在审判过程中,甲级战犯中的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患病死亡,大川周明精神失常。因此,1946年5月法庭开审时被告原是28名,到法庭宣判的时候是25名。其中被判处绞刑者7人,判无期徒刑者16人,判处有期徒刑者为2人(1人20年,1人7年)。
  绞刑7人:
  1.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生,从关东军参谋长一直升职,进入日本内阁,成为日本首相。“七七”事变主要策划者,大举发动侵华战争主谋,太平洋战争策划者之一。判处绞刑。
  2.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生,日本陆军大将,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从1913年开始在中国从事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判处绞刑。
  3.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前后驻华13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判处绞刑。
  4.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大将,原日本陆军“炮兵专家”,1939年4月在中国进行扫荡,1940年10月,调任关东军参谋长,专事围剿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许多处制造“万人坑”;1944年8月30日,被调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被称为“缅甸屠夫”,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血案。判处绞刑。
  5.广田弘毅。1932年任日本外务大臣,1921年以后,历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公使;1930年出任驻苏联大使;1933年9月,进入内阁,担任外相,后出任内阁首相;1936年11月,同德国法西斯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初参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判处绞刑。
  6.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1938年5月,任内阁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下令扩大战争范围。判处绞刑。
  7.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1937年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日本驻苏门答腊第2守备师团长等职,对当地的和平居民进行屠杀。判处绞刑。
  7名被判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曾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其释放。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世界舆论为之哗然。面对国际压力,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1948年12月23日凌晨,由中、苏、美、英四国代表监督,在东京市巢鸭监狱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了绞刑。
  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服刑的日本战犯除病死在狱中者外,到1958年4月7日,其余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有的后来还当上了日本政府要员。
      据统计,被同盟国起诉的各类日本战犯总数为5423人。对乙、丙级日本战犯,分别在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缅甸、越南、苏联、中国等地进行了审判。乙、丙级日本战犯被判刑者4201人,被判处死刑者934人。
  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法庭根据调查和民众的控告信,向东京盟军总司令部提出,要求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和其他罪大恶极的战犯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1946年8月1日被盟军总部关押在巢鸭监狱的战犯谷寿夫由中国驻日代表团派人押送至中国。1947年5月22日,国民政府要求引渡杀人比赛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9月2日,向井敏明被盟军总部捉拿归案,10月25日被引渡到上海;战犯野田毅也于同年被引渡到中国;战犯田中军吉于同年5月被引渡到中国。随后四名战犯被判处死刑。
      1950年7月,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时逮捕的部分日本战犯移交中国,这部分战犯共969人,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
  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日本军人参加了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6年4月25日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据此,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进行了公开审判。
  1956年6月9日至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进行公审,并判处铃木启久有期徒刑20年,其他7名战犯分别被判处13—18年有期徒刑。7月1日至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进行了公审,这些战犯分别被判处12—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6月10日至20日,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战犯富永顺太郎等8名战犯进行公审,8名战犯分别被判处8—18年有期徒刑。
  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成功地接受了人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于1956年夏天,分3次对他们宣布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判刑战犯1964年也全部释放回国。



      此为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中国战区投降典礼时,美军上校格里斯·L·麦克当场收缴的日军军官指挥刀。——1999年9月美国退役上校格里斯·L·麦克捐赠

      松井石根 (1878.7.27~1948.12.23):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驻扎中国13 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1937 年指挥日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除此之外, 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犯下滔天罪行。因此在战后被订为甲级战犯,经东京审判被送上绞刑架。
      谷寿夫(1882.12.23~1947.4.26):日本陆军中将,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1937 年 12 月 13 日,其指挥的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市,在其授意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列为乙级战犯。1947 年2 月在南京特别法庭的审判下,判处死刑,在雨花台执行枪决。 





















 



 




      南京受降: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投降原则。9 月8 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9 月9 日上午9 时,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今南京军区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宣告全面胜利。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7.20

 

2016夏南京培训——雨花台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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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夏南京培训——雨花台风景区

      到达这里已是下午四时多了,纪念馆都已经关门,只能匆匆浏览一番。认识这里是因为雨花石,从儿时起,只要有出差来南京的叔叔阿姨,带回的礼物一定是雨花石。
      雨花台属丘陵地带,最高海拔60米,占地面积113.7公顷。山岗顶部如平台,布满大大小小的砾石,它们都是在距今1200万年到300万年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早期,由长江古河道的滔滔流水从安徽贵池以远的中下游搬运而来的,途经磨擦水蚀等天然加工,磨去了棱角,有的滚圆如卵,有的扁如圆饼。这些砾石主要由石英岩、石英砂岩、硅质灰岩等一类坚硬岩石和石英、蛋白石、玉髓等一类矿物质组成,由于所含矿物质成分不同,呈现出各种美丽的色彩,有白色、乳白色、徽黄、深黄、红色、绿色、紫色和黑色等,且多为透明或半透明状,更显晶莹光泽,被称为“雨花玛瑙”。
      因雨花台产雨花宝石,古人将这一带山岗称为“聚宝山”和“玛瑙岗”,孙吴时还称其为“石子岗”。至于雨花台的来历,还有传说:在1400多年前的南朝梁武帝时,有位叫云光法师的和尚,曾在岗上的高座寺讲经说法。他的一片诚心感动苍天,顿时落花如雨,变成宝石,于是人们就把这里称为雨花台。明、清时期,这里分别被列为“金陵十八景”和“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成为江南登高览胜的佳地。
      雨花石因为色彩艳丽,又有各种生动形象的山水、花鸟、鱼虫、奇花异卉等图案,形状也丰富多样,有球状、饼状、卵状、核桃状等,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常被用作案头、茶几、书架上的摆设;大块的雨花石经加工后,还可成为项链、鸡心、领带结等“雨花石巧件”。其实早在5000多年前,当地已开始将雨花石作为装饰品了。在鼓楼北阴阳营的氏族公共葬地,发现死者的口中和身旁有雨花石。我国著名的现代画家徐悲鸿、敬爱的周总理也都曾对雨花石情有独钟。
      南门休闲广场:景区南大门占地面积约2970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由二个亭式建筑、二个耳房组成,成条状对称布局。建筑轴线达80米长,房屋建筑面积为14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浇灌框架结构,外坪为干挂金山石板和绿色玻璃幕墙。高度为3.1米至3.7米。建筑造型与周边环境十分协调。门式建筑轴线中间部分设置了小型喷泉水池,长12米,宽4.5米,形成树冰状、鼓泡状及彩虹状等形态各异的水体造型。距小水池4米距离处又设置了一座塑假石水池,长25米,宽8米,居中以园林造石手法塑造了一块长17米,宽2.5米,高近3米的仿真雨花石,形象逼真,石纹清晰,石面上镶嵌雨花台三个金色大字,由著名书法家武中奇书就,每个字高宽各约1.2米,是风景区入口处的标志性题名石。整座建筑是新颖、具有现代气息的门式建筑的代表。

      进入园区,大巴车一路奔行,这种学习亦或是游览,也只得是走马观花了。南京,南京,来过多次,但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历史文化,却一次也未有之,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雨花台风景区又名雨花台风景名胜区,亦简称雨花台。位于南京市中华门外1公里处,面积为153.7公顷,绿地覆盖率达90%以上。以自然山林为依托,以红色旅游为主体,融和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全国独具特色的纪念性风景名胜区。
      雨花台是一座松柏环抱的秀丽山岗,高约100 米、长约3.5公里,顶部呈平台状,由2个紧紧相依的山岗组成:东岗名为梅岗,中岗也称凤台岗。历史上曾将延伸至安德门外的西岗,与前两个山岗合称聚宝山,明朝的南京南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即由此山而得名(西岗即为石子岗)。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烈士殉难处,在这里遇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0万之多。雨花台烈士陵园是雨花台风景区的主要功能区,六朝雨花凝天地神韵,一部青史铸千秋圣台。
      从公元前1147年泰伯到这一带传礼授农算起,雨花台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筑“越城”起,雨花台一带就成为江南登高揽胜之佳地。三国时,因岗上遍布五彩斑斓的石子,又称石子岗、玛瑙岗、聚宝山。南朝梁武帝时期,佛教盛行,有位高僧云光法师常在此地高座寺后的山顶设坛讲经,有僧侣五百余人,趺坐聆听,讲得精彩,听得入神,盛况空前。相传此事感动了佛祖,遂落花如雨,化作遍地绚丽的石子,雨花台由此得名。明、清两代,景区内的“雨花说法”和“木末风高”分别被列为“金陵十八景”和“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相传南朝梁天监六年(507 年),金陵城南门外高座寺的云光法师常在石子岗上设坛说法,说得生动绝妙,感动了佛祖,天上竟落花如雨。唐朝时根据这一传说将石子岗改名为雨花台。
      在雨花台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古圣先贤和仁人志士曾在此演绎了壮丽的人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历代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从李白、王安石、陆游、朱元璋、康熙、乾隆到鲁迅、田汉、郭沫若、刘海粟,都留下了吟咏雨花台的优美诗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雪映山眉紫,烟消树顶圆”,这些美妙的诗句,正是历史上雨花台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栩栩如生的写照。
      南朝时盛极的高座寺于洪武初年被废,后建筑也多毁于大火。景泰癸酉(1453年)年间,礼部尚书胡滢前来进香,该寺的规模尚存,只是破败不堪。成化年间,僧人照堂广募钱财,想要加以修缮,到弘治戊申年(1488年)腊月正式动工恢复拓建,丙辰年十月(1496年)完工,先后恢复了药师、净业两大殿以及东室、西堂、钟鼓楼、厨房等建筑,寺后即为古雨花台。
      雨花台风景区中,历史上有著名景点“江南第二泉”,原名雨花泉,古时亦称永宁泉,泉有二孔,水出地面1米,纤湮缕浸,清洌甘美,色味俱绝,南宋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到四川任职时途经建康,登雨花台游览,用泉水沏茶,备加赞赏,称之为二泉,位列金陵名泉之首。明代赵谦为二泉题匾,“江南”二字、及之后的“第”字为后人所加,如今镌刻在大理石上的“江南第二泉”是当代著名书法家萧娴题写。 在江南第二泉上面,是百年老店“二泉茶社”。原茶社建筑为木结构,经白蚁常年侵蚀,已成危房。随着雨花台风景区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为拓展雨花茶的文化特色,2001年,雨花台风景区对二泉茶社实施整体翻修。
      由于雨花台是南京城南的一处制高点,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晋豫章太守梅颐曾在此抵抗外族入侵,南宋金兵入侵,抗金名将岳飞在此痛击金兵;此后的太平天国天京保卫战,辛亥革命讨伐清兵,抗日战争“首都保卫战”,都曾在此掀起连天烽火,雨花台也因此逐渐荒芜。
      1927年以后,雨花台沦为国民党统治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决定在此兴建烈士陵园。
      风景区的建设可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至1979年,根据“先绿化、后建设”的方针,主要进行大规模的绿化造林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又陆续兴建了大规模的纪念建筑群,在全长1500米的中轴线上,由北向南,烈士就义群雕、烈士纪念碑、倒影池、纪念桥、纪念馆、忠魂亭等依次展开。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大会”上,这组巧夺天工的纪念建筑群荣获“艺术创作成就奖”。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景区景点建设,修复和新建了乾隆御碑、二忠祠、木末亭、木樨苑、怡苑等景点,新建了雨花石博物馆和江苏省国家安全教育展览馆,陆续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烈士纪念区、名胜古迹区、雨花石文化区、雨花茶文化区的建设,和游乐活动区、生态密林区的建设。
      如今的雨花台,已是一座以自然山林为依托,以红色旅游为主体,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全国独具特色的纪念性风景名胜区。雨花台风景名胜区由名胜古迹区、烈士陵园区、雨花石文化区、雨花茶文化区、游乐活动区和生态密林区六大功能区组成。风景名胜古迹有雨花阁、甘露井、甘露井亭、二忠祠、乾隆御碑亭、李杰墓、明太监义会碑、杨邦乂剖心处、方孝孺墓、木末亭、辛亥革命人马合冢、木樨苑、曦园、怡苑、梅岗、雨花石博物馆、江苏省国家安全教育展览馆等20余处。
      雨花台风景区的主要功能区是贯穿南北中轴线的烈士陵园区。位于景区北面的陵园大门由花岗石砌成,高11.7 米。大门内三面环山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烈士群雕,雕像高10.3米、宽14.2米,由179块花岗石拼装而成,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花岗石群雕。雕像采用了上实下虚的手法,着重刻划了烈士的面部神态。两侧的环陵大道可直达雨花台主峰,主峰上矗立着一块42.3 米高的石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七个金字,背面刻着纪念碑文。碑前还竖有一座高5.5米的烈士青铜塑像。在纪念碑南边的山岗上还有一座呈"U "字型,颇具民族风格的花岗岩结构的大型建筑——“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94米、宽49米,主堡高26米,建筑面积5900平方米,馆内陈列着烈士们的遗像、遗书和遗物等。
      站在纪念馆开放式的门庭中央,北望南眺,纪念碑、倒影池、纪念桥等纪念建筑历历在目,忠魂亭以绿树为屏屹立于眼前。至此,我们不难发现雨花台红色纪念建筑群,是沿着南北中轴线上对称展开的。设计者巧借自然山水的形式结构布局,把建筑与四周的山冈,围合成了一个富有情感表达的纪念空间,历史、建筑与自然在这里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就像是一首用建筑的语言写在青山绿水之间壮丽史诗。因此,自雨花台红色纪念建筑群建成以来,前来参观的中央和各省市领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参观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红色纪念场馆评星级的话,那么,雨花台就是五星级的。这里也吸引众多外国客人前来参观。在纪念馆南门石阶东边第一棵龙柏,就是前民主德国总统昂纳克亲手栽种的。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位于雨花台任家山上,是由原来的安隐寺改建而成的,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1983年重建,为两层白色古典式建筑,馆名由1题写。馆内收集了1000万字史料和1500件实物,展示了辉代英、邓中夏等71位烈士的照片、遗作和辅助材料800多件。
      纪念馆东西展开长90米,南北伸展宽49米,高26米,建筑面积5900平方米,为传统大屋顶造型的现代建筑。古朴典雅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是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先生生前设计的最后一座建筑。当年,在中国建筑界,杨廷宝先生和梁思成齐名,被誉为“南杨北梁”,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就是他创作设计的。纪念馆建筑平面呈“凹”字形,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建筑。屋顶,采用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重檐形式,加以简化,轮廓简洁而庄重,富有纪念性的美感。屋面特别的白色琉璃瓦,白色马赛克饰面的外墙,白色大理石窗框以及白色栏杆,使整个建筑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白色,与馆周围的绿色树林形成明显对比,在阳光下显得分外巍峨壮丽。 馆门庭南北两面均雕有“日月同辉”花岗石浮雕,象征着烈士精神与河山共存,与日月同辉,这也是纪念馆的馆徽。门庭南上方刻有邓小平手书的馆名。纪念馆整个建筑面积5900平方米,1988年建成对外开放。纪念馆内陈列着雨花台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史料。他们当中,有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有刘少奇的第一位夫人何保珍、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妻子徐全直,有毛泽东介绍入党的毛福轩、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朱克靖、八路军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等。1999年,纪念馆陈列进行改造。新的陈列融多媒体系统、随身听讲解系统、灯光音响系统以及著名艺术家创作的背景音乐和美术作品为一体,成为同类场馆中的一朵奇葩。















      照壁:《国际歌》和《国歌》照壁位于倒影池南北两端,花岗石质地,分别用汉、蒙、藏、维、壮5种文字镌刻。









      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碑建于雨花台海拔60米的制高点上,原碑为奠基碑,碑上刻有“死难烈士万岁”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是集毛主席书迹而成。新建的纪念碑碑建成于1989年,位于占地面积5010平方米的雨花台主峰广场上,广场由纪念碑、碑廊、地下大厅三部分组成。
      纪念碑高42.3米(寓意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宽7米、厚5米,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额似红旗如火炬。碑身正面“雨花台烈士纪念碑”为邓小平题写。碑身背面刻有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所撰、著名书法家武中奇书写的碑文。碑前立有一尊5米多高以“宁死不屈”为主题的革命志士青铜塑像。









      纪念碑廊:纪念碑廊位于纪念碑护墙内侧,东西各90块黑色磨光花岗岩石壁上镌刻了由国内36名书法家书写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新民主义论》3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纪念桥:纪念桥跨越雨花湖,通向绿树环抱中的纪念馆。桥长103米,桥面铺设斑斓的雨花石,两侧为1米宽的卧式花岗岩坡面,各有12个直径1.2米的石花圈,喻义是12个月24个节气,我们后人对烈士们的无限缅怀之情。



      忠魂亭:忠魂亭位于雨花台中心纪念区最南端,1996年由南京市30万共产党员捐资建造。为尖顶方形四门的钢混结构。“忠魂亭”三字由江泽民题写。整体建筑由忠魂亭及其周边广场、思源池和忠魂颂浮雕构成。
















      我的旅程到此结束,但要记录网上查阅的资料,已备下次再来这里时细细品味......

      烈士雕塑群像: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1政变后,南京成为1反动统治中心。在22年的法西斯1统治时期,在雨花台残酷杀害了十多万名0员和各界爱国志士,雨花台的每一块山石都浸透了革命先烈的鲜血,每一寸土地都埋葬着革命烈士的忠骨。新中国成立后,南京人民为缅怀先烈,在雨花台建立了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和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等,使这里成为人们瞻仰革命烈士的纪念地。
      烈士陵园北侧建有高约11.7米的花岗石陵门,隐含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之意。门内为陵园广场,广场周围种满了青松翠柏和名贵花木。广场南端矗立着一座巨型烈士群像雕塑,令人肃然起敬,这是雨花台风景名胜区的标志。这座雕塑于1980年建成。整座塑像由大小不等的179块花岗石雕塑而成,高10.3米,宽14.2米,厚5.5米,重达1374吨,是目前我国同类题材花岗岩雕塑之最。它主题突出,层次分明,上实下虚,生动地展现了党的工作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学生和报童等九位烈士英勇就义前不屈的光辉形象。他们有的昂首挺胸,有的镇定自若,有的怒目圆睁,有的咬牙切齿,栩栩如生,神态逼异,充分表现了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群雕是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大师设计,由广州、上海、北京、杭州、南京等地的雕塑家集体创作完成的。
      殉难处:雕塑后面是当年1杀害烈士的刑场之一,称为“北殉难处”,在中台岗的东、西两侧,还有“西殉难处”和“东殉难处”。据统计,在22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从全国各地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在这里被杀害的爱国志士多达十万之众,其中有辉代英、邓中夏、罗登贤等中国0中央委员会委员,有领导江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候绍裘、张应春、许金远、陈振等0党员,有苏北联军抗日纵队司令兼参谋长卢志英,有前南京市委书记孙律川,还有年仅17岁的晓庄师范革命学生沈云楼和郭凤韶,及湖南韶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毛福轩等四五百名知名烈士。

      雨花阁:清“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雨花阁,复建于1997年,坐落在古雨花台遗址上,位于雨花台风景区东岗(又称梅岗)。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尤其是城南雨花台地区寺庙林立。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反映了当年的景象。相传梁武帝时期,有位高僧云光法师在高座寺后的山顶设坛讲经说法,僧侣500余人趺坐聆听,讲得精彩,听得入神,数日而不散,感动佛祖,天降雨花,落地为石,遂称雨花石,雨花台也由此得名。北宋末年,古雨花台上始有建筑物,至晚清,在遗址上又建云光寺,后毁于兵燹。如今复建的雨花阁,阁叠三层,檐卷四重。内厅有巨幅云光法师说法瓷砖画,追寻雨花台历史源头。内存一尊讲经石座,四周散缀99粒雨花石,营造出云光法师讲经讲得天花乱坠的场景,讲经石座后墙上,悬挂30米长《法显和尚西天取经画卷》,详细的描述了比唐僧西天取经早300年的法显和尚到西天(锡兰)取经,在雨花台译经的全过程。凸现了雨花台千年历史的丰厚底蕴。外阁环以南郊名胜图,陈列文物古玩仿古器物。由著名书法家陈大羽、尉天池领衔的22位书法家书写的44条楹联条幅装点着楼台回廊。


      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阵亡将士人马合冢: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11月,南京的清军在秣陵关起义,留下两座巨冢,1981年江苏省政协出资修缮。



      甘露井:南京最古老的甘露井,始建于西晋,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因水质清纯甘甜,被人誉为“甘露井”。1997年,雨花台风景区建甘露井亭于其上。亭呈八角,秀亭空透,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站在井前向上看,亭顶部开有"天井",与古井水面相辉映,形成“坐井观天,井天一色”的独特景观。

      杨邦乂墓:杨邦乂(1085-1129),北宋人,字希稷,吉水县杨家庄(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黄桥乡云庄村)人,和南宋文天祥是同乡,并称二忠。北宋政和五年(1115),以舍选登进士第。先后任歙州婺源县尉,蕲州学教授。授宣教郎、建康府溧阳县知县。建炎三年(1129)九月,除通判建康军提领沿江措置使司等职。
    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再次入侵,建康岌岌可危。留守杜充等人投降金帅兀术,杨邦乂迎难而上,奋勇抗敌,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金人劝其投降,杨邦乂严词拒绝,并咬破手指。在衣服上书写“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兀术许他仍做溧阳知县。他以头碰柱.鲜血直流,并说:“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幸速杀我”。兀术派降金的户部尚书李税等多次劝降。十一月二十七日,杨邦乂见李税等人在兀术的宴会上,就当面痛斥:“天子以若捍城,敌至不能抗。更与其宴乐,尚有面目见我乎?”兀术大怒,竟命刽子手割其舌头,开其胸膛,剜其心脏。杨邦乂在金陵(南京)慷慨就义,年仅四十四年。杨邦乂被誉为“庐陵五忠一节 ”。

      二忠祠:雨花台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掩埋忠骨的地方。南宋抗金英雄杨邦乂,拒不降金,被金人在雨花台下剖腹取心,宋高宗赐谥号,建“褒忠祠”,是祭祀杨邦乂的祠堂。150年后,抗元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在押解大都(现北京)的途中经过建康(南京),在《怀忠襄》一诗中表达了对杨邦乂的敬仰之情和殉国之志。因他从小景仰杨邦乂,两人又同为江西吉水人,文天祥殉难后,人们在“褒忠祠”附祀他,遂改名“二忠祠”。1998年复建"二忠祠",其主体建筑为九檩举架单檐歇山仿古寺院建筑。祠宽15米,进深10米,屋面正脊高9.9米。祠堂正门25米处砌筑了硬山式折线形照壁,长6.88米,武中奇书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篆刻在黑色磨光花岗岩上。

      方孝孺墓:方孝孺(公元1357年—公元1402年),为明朝宁海人,字希直。建文时,为侍讲学士。燕王朱棣举兵南下,攻陷京师,惠帝仓皇出奔,棣乃自立为帝。召孝孺,令其起草诏书。孝孺哭号殿陛,并且把笔扔在地下说:“死即死而,诏不可草!”遂被磔于市,宗族亲友坐诛者873人,学者称这为正学先生。相传门人拾其遗骸葬此。
      方孝孺墓位于雨花台江南第二泉后山,雨花台烈士陵园北山坡上。方孝孺墓从明万历年间汤显祖为其修墓建祠开始,历代均有修葺,现存明代方正学(孝孺)墓碑,是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八月,两江总督李鸿章所立。其旁的碑志为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重修。抗战期间也被砸毁,倒卧在地。后又被修复。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重修方孝孺墓。现墓区由牌坊、神道、方孝孺铜胸像、24块碑刻组成。方孝孺铜像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所塑,碑刻均由当代知名书画家所书。墓前平台、墓碑、墓丘及墓后照壁组成轴线对称式布局,依山就势,保持原有的环境风貌。
      石牌坊高5.05米,神道连接牌坊和墓碑,墓碑高4.2米,著名书法家尉天池手书“明方正学先生之墓”镌刻镏金。墓丘建在原土冢上,下部为直径4.6米的圆柱体,上部为2.1米的半球体,总高达4.5米。墓区全部由青石筑就。环境幽静,树高林密,古柏参天,自成一景。现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木末亭:清“金陵四十八景”的又一重要景观“木末亭”,位于雨花台东岗之巅,始建于明代。“木末”二字,最早见于屈原的《九歌·湘君》,意为高于树梢之上。以此名亭,谓亭秀出林木也;在雨花台建木末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木末亭畔,有泰伯祠、有南宋杨邦乂剖心处,有明代大学士方孝孺墓,有海瑞祠、曹公祠遗址等,“木末风高”有称赞历代志士仁人高风亮节之意。武中奇书写的“木末风高”、赵绪成书写的“金陵胜景”贴金匾额高悬亭中。刘浚川、季伏昆书写的“木末亭”以及言公达、张杰、王福成等挥就的楹联妆扮着古朴的亭台廊柱。台上的隔断木壁西边刻制凌文铨手书六首吟咏木末亭的古诗,东厢缕刻六幅古梅。两侧镶有古石刻。底台十二块石刻线刻清朝“金陵胜景”及“木末亭记”,该亭在复建时设计师还巧妙将日寇侵占南京时在木末亭原址上修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包含在内,使亭址高于周边树木,不仅保留了日寇侵占南京的罪证,而且还成为现在木末亭的仓储之地。

      清乾隆御碑:清乾隆皇帝游雨花台时所题诗句的碑刻-乾隆御碑。乾隆弘历是位心怀大志,胸有谋略,且潇洒飘逸,风流倜傥的皇帝。他即位后,承袭了他祖父康熙大帝的遗业。康熙帝曾六下江南,以巩固对汉地的统治,乾隆帝自称效法皇祖,也先后六次到江南巡游。在驻骅南京时,三到雨花台游览并题诗。此御碑即为三次题诗的诗碑。碑高2.55米,宽0.8米,厚0.21米。碑额刻有二龙戏珠图案,碑身正面为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游雨花台所题之诗。诗曰:“崇岗跋马晚春情,凭览遗台触概情。便果云光致花雨,可能末路救台城”。碑背面为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所题之诗:“闻道文枢问病由,雨花摩诘座无留。法师便果诚能致,已落人间第二筹”。1997年,雨花台风景区在其上建四角亭,供人们浏览休憩;并在旁边开辟了雨花喷泉,这是具有电动程控功能的喷泉,分为内外三圈上百个喷水头,几分钟内可变幻出各种水流轨迹,游人坐亭观景,顿感清新爽快,如沐春风,似饮甘露,将现代的感觉融入古典的意境之中。



      李杰墓:明开国勋贵李杰之墓位于雨花台烈士陵园区外东面,北纬32°15′,东经119°8′,三忠祠旁,四周翠竹环抱。李杰墓坐北面南,规制颇宏。现有神道碑一通,石刻4对8件,即石羊二、石虎二、石马二、石武将二。分列神道两侧,神道碑通高3.94米,宽1.20米,厚0.33米,碑额高0.80米。龟趺长2.50米,宽1.20米,高1.45米,龟趺首残缺,后修复。碑额周饰浮雕云纹螭龙中,镌刻有“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事赠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铭”及“洪武三十一年(1398)夏五月二十一日立”等字。碑文为明初文学家宋濂奉敕撰写,武林翁孜镌刻记载了李杰的生平事迹。石羊作跪卧状,左石羊下巴,羊角及左耳残缺。石虎作蹲式,左石虎头部缺损,右石虎左耳残,脚残。石马旁有拉马侍者牵马敬立,左石马夫臂部缺损;右石马双耳残缺,石马夫头部缺损,手臂断裂。石武士按剑而立,顶盔贯甲,威武雄壮,左武将右耳残缺。



      明太监义会碑:明代“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简称太监义会碑。碑身通高2.64、宽0.84、厚0.23,底座高0.84,宽0.94、厚0.42米,通体无剥蚀,碑文字迹清晰。碑首双凤欲衔,云纹作饰,圭首额书竖题阴刻篆书“皇明”二字,“皇”字长18公分,宽15公分,“明”15公分见方。碑身阳面自右向左横书“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十五个字,每字约6×4公分,碑文竖行书写镌刻楷书分六排,姓氏每字4.5公分见方、名讳桑梓每字3公分见方:第一排王章、王弼、党存仁、舒忠、赵继暹等5氏;第2—4排,每排6公,列刘登、赵秀、贺贵、王德、马龙、张宠、(佚名)、孙相、王守谦、李利、刘尚忠、朱相、刘芳声、李奉、杨安、刘王、李荣、周元诏等18氏;第5排李国祥、刘进朝、杨奉等3氏;最后一排仅朱有光氏,计列27氏(见附)名讳、桑梓。其中顺天府人最多,10位;保定府5位;关中4位;西安府2位;河间、真定、南阳、湖广各1位;无籍贯2位。第12氏可能因故得罪于世,名号俱废,只知是关中咸阳氏。文字基本可辨,个别字漫浸不清。周边饰有薄纹,碑身阴面素面,无文无饰。碑座云纹飞鹤为饰,略有残缺。碑身乃青石质,碑座为汉白玉材质。明太监义会碑原俯在地下,背面素面,所以多年没有注意。后在文物工作者的请求下,请诸多人夫翻过,才现出文字。经多方考证研究,并请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先生评定,确定明碑无疑。

      梅岗与梅廊:东岗即梅岗,又称梅岭岗,东晋初期,胡人压境,都城南迁,豫章太守梅颐(一作梅赜、枚颐)带兵抵抗,屯营于此。为了纪念梅颐将军的高风亮节,后人在岗上建梅将军庙,广植梅花,遂称为梅岗。到明清时,这里已形成梅海,与钟山脚下的梅林成为南京东郊、南郊两大赏梅胜地。为重振梅岭雄风,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在此复建梅岗,由“访梅亭”、“问梅阁”、“寒香轩”、“曲廊”四部分组成,曲折幽深的长廊与周边的千树梅花相映成趣,成为南京市的重要赏梅之地,中国南京国际梅花节的重要分会场。

      曦园孔雀园:南京最大的孔雀生态观赏园。这座依山傍水、小径曲折的小院有个很古朴典雅的名字叫“曦园”,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原来是雨花台风景区的外宾接待室,1993年建成南京孔雀园。它占地面积36.5亩,为江南庭院式花园。曦园圆形石门古朴幽邃。迎门是雨花石铺就的阶台。走进曦园,雨花石小径载您缓缓前行,阳光从两侧的雪松枝叶间泄出来,给您无限温馨。园中山清水秀,林茂竹翠,梅、桂、紫竹,枯藤老树山花,营造出几许思忆之情。曦园以放养孔雀闻名遐迩,园内有蓝、白孔雀100多只,人与美丽的孔雀共处,流溢着安宁、静谧、幸福和快乐的气息。
      木樨苑:绿化以桂花为主。配以野生杜鹃(映山红)。桂花,古称木樨。1999年在此建木樨苑,由桂花专类园、假山瀑布、流杯亭、木樨榭、曲桥、小径等部分组成,占地12亩。桂花专类园栽植了26个品种的千株桂花,湖堤上垒起了高达8米的假山群,瀑布从假山顶向南喷射,转而往东一泻而下。苑内花树常开,绿草如茵,春季杜鹃红满山,夏季竹林翠幽深,秋季桂花香四溢,初冬红叶染层林,寒冬苍松势尤存,木樨苑充溢着诗情和灵气。
      怡苑盆景园:怡苑建于80年代初期,占地2公顷,由东南大学潘谷西教授设计,是具有江南古典园林风格的园中园。迎门而立的是灵动的假山,各色花木,布于其前。两旁是对称的花房,山后是水池。2亩大的池内,鱼翔浅底、鸳鸯戏水、野鸭呱呱。苑内圈养了蓝、白孔雀及八哥、虎皮鹦鹉等。2002年在怡苑建成了大型现代盆景馆、银杏林广场、瀑布水景、自然山石与溪流、旱喷景观、木桥、怡亭等设施。盆景馆内种植了南京地区罕见的椰子树、假槟榔、美国金琥及侏罗纪时代的亿万年活化石植物“桫椤”等,集中展现了南国特色植物风光。苑内还配植了鱼鳞木(亿万年前成活至今的活化石植物,又名珍珠黄杨)、映山红、金银花、金银木、羽毛枫、榆树桩、雀梅、赤楠等形态各异的古桩盆景和菖蒲、鸢尾、灯心草、野生兰花等丰富多彩的水生植物。楼台亭阁、鸟语花香,构成了一幅动静和谐的绚丽彩图。
      竹林:雨花台景区的竹林,是南京市区最大的连片竹林。请看这万株翠竹,端直挺秀,疏密得体;林中一片静谧,风雅宜人,疏风醉影。此刻竹径小路就是无声的导游,请各位沿路欣赏两边的竹姿,近显远隐,层出不穷,配以小亭小景,真可谓“竹径条条通幽处,游人处处画中行”。刚毅不拔、傲雪不凋,竹的魅力在此得到充分体现,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游人到此观竹态、赏竹影、闻竹声、学竹品,给人以无限的力量、激情和雅趣。
      雨花石文化区:雨花石文化区分为“神话传说”、“科普展示”和“溪滩观赏”三大部分,由天降雨花广场、踏花寻石甬道、《雨花石的传说》暨《登台问天》雕塑、雨花石博物馆、雨花茶馆、雨花溪滩、植物观赏等景区(景点)组成。其中,雨花溪滩层积厚达三十公分的雨花石,为中外游人尽情体验“到雨花台捡雨花石”的乐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
      天降雨花广场:入口处的照壁上“天降花雨”碑刻由南京著名的寺院——栖霞寺的住持隆相大师亲笔题写,具有世外高人的神韵。壁照前设置的雨花宝鼎1.8米,为圆形三足鼎,立耳,圆形腹。腹下微敛,三柱足中空。鼎腹前后饰蟠螭纹图案,意为一方圣土,其间点缀梅花,意为天降花雨。鼎腹的四面分布“雨花宝鼎”四字。鼎腹蟠螭纹图形为经典的古代饰纹图案,铜鼎的纹饰格式均参照经典的古代铜鼎的模式设计,造型质朴、大方,并具有雨花宝鼎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内涵。雨花宝鼎的周围栽植单瓣樱花,利用早樱凋谢时落英缤纷的景象,体现“天降雨花,坠地成石”的主题,营造出“游人不知春将尽,来往亭前踏落花”的意境。云光法师虽已一去不返,但那落花如雨的玄妙一刻却被永远地定格下来。

      雨花石博物馆:坐落在雨花台风景区内(雨花石文化区东侧)的南京雨花石博物馆创建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为中国首家赏石文化专业馆。新馆于二00七年九月建成并正式对社会开放,是弦扬雨花石文化,普及雨花石科普知识,丰富人们文化生活,开展雨花石文化艺术研究和交流,享受美的重要场所。展厅共八百平方米,重点介绍雨花石的来源与成因、历史与文化、审美特征与馆藏珍品;集中展示了雨花石的收藏与研究成果。流动展线将引领您走近雨花石,感觉雨花石,感受雨花石的大美、宁静、坚贞与无我。
      该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和翔实的标本,全面介绍了雨花石的定义、成因及研究价值,观众可在天然雨花石的艺术中欣赏到各种古今人物、田原风光、花鸟禽兽以及雨花石工艺品等。同时还展出历代文人墨客、藏石大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专著和诗词,以及许多精美的雨花石图片,具有较高的观赏性,人们在领略精美的雨花石中也能感受到雨花石博物馆优美环境所带给人们的愉悦。
      胜地特产
      雨花石:雨花台的特色-景区雨花石博物馆常年展览的雨花石可称为中华一绝。雨花台原是二三百万年前古代长江和支流秦淮河的泥沙经过不断沉积而形成的山丘,山丘上的石英岩石和玛瑙石,色彩艳丽,晶莹剔透,犹如石中生花一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雨花石。明《一统·南京》称:“雨花台石,聚宝山出”。雨花石是玛瑙的别支。它讲究质、色、形、纹,其色彩极为丰富,形状纹路也是千变万化。根据其天然色调及纹路形象,文人墨客常赋予许多诗情画意的名字。
      雨花石在地质上称作砾石。一般提到雨花石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南京雨花台,都以为雨花石仍是产自雨花台一带,实际上这只是人们的误解,现代雨花石并不产于雨花台,而主要产自南京市郊及长江沿岸的六合、仪征(真州)、江宁、江浦等地。
      雨花石产于南京雨花台砾石层(注:并不在雨花台内)。雨花台砾石层为古长江及其支流秦淮河、滁河的沉积物。形成距今约1200万——300万年的地质时代,即中新世、上新世,乃至第四季早期。雨花台砾石层是南京附近的重要地层,在1924年世界地质大会上,由地质学家刘季辰、赵汝钧创名。雨花台砾石层中的砾石来源与长江及支流有关。
      关于雨花台砾石层的砾石来源有两种假说:
      一是远源,即来自长江中游一带;二是近源,即来自南京附近。李立文教授经过对幕府山、铁心桥和秦淮新河畔的原生玛瑙标本及湖北松兹、四川宜宾的玛瑙质砾石标本的研究后认为:雨花台砾石层的来源较为复杂,它既有远源,也有近源,并以近源为主。
      问及雨花石的来历,往往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叫云光的高僧在石子岗(今雨花台)设坛讲经说法,感动上苍,为之雨花,落地后便幻成了五彩缤纷的雨花石,后人将讲经处便称之为雨花台。还有不少散见于史料中的诗文称:雨花石为女娲补天的遗石。如“珍重养清泉,有时天可补”。(孔尚任咏《六合石子》) “天也物也,物有不足,故昔女娲氏炼五色之石,以补其阙”。(战国《列子》)雨花石也五色之石也,是否就是补天的遗石呢?其实,这都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想象,不足为据。很显然,雨花石的成因是科学的,雨花石的历史比云光说法更加久远。云光说法与雨花石的结合源自所处年代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如今时过境迁,当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江南春》)的情景早已被历史的烟云所湮灭,而云光说法这一神话传说伴随雨花石赏玩活动的延续,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雨花茶:雨花茶,是雨花台50年代引种创制的茶中珍品,色泽翠嫩,滋味香淳,曾获中国食品博览会银奖,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茶园位于陵园景区西南部,占地4.5公顷。
雨花茶,茶叶外形圆绿,如松针,带白毫,紧直。冲泡后茶色碧绿、清澈,香气清幽,品饮一杯,沁人肺腑,齿颊留芳 ,滋味醇厚,回味甘甜。
      南京雨花茶是绿茶炒青中的珍品,也是中国三针之一,是优质细嫩针状春茶,产于南京中山陵、雨花台风景区,当茶芽萌生至一芽三叶时,于清明前约十天开采直至清明,只选一芽一叶芽叶,采下长度为2--3厘来的茶芽,杀青,揉捻,整形干燥,涂乌柏油手炒,每锅只可炒250克茶。
      雨花茶,以紧,直,绿,匀为其特色,其形似松针,条索紧直、浑圆,两端略尖,锋苗挺秀,茸毫隐露,色呈墨绿,绿透银光,香气浓郁高雅,滋味鲜醇,汤色绿而清澈,叶底嫩匀明亮。沸水冲泡,芽芽直立,上下沉浮,犹如翡翠,清香四溢。颇受全国人民的垂青。雨花茶是南京特产,也是全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外形圆绿,条索紧直,锋苗挺秀,带有白毫,犹如松针,象征着革命先烈坚贞不屈,万古长青的英雄形象,故定名为雨花茶。
雨花茶色、香、味、形俱佳,冲泡后,茶色碧绿而清澈,香气清雅,滋味醇厚,回味甘甜,有止渴、清神、消食、治喘、除烦去腻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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