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爱国民众从美国传教士手中夺回了戚公祠土地后,集资重修了戚公祠,安放好神像,并用余款修了一座木构双层八角的亭子,取名“复亭”,意在纪念从美教会手中“收复”戚公祠的胜利。抗日战争期间,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把亭子改建成砖砌双层翘角顶的阁楼,取名“蓬莱阁”,取戚继光家乡山东蓬莱之意。1936年国难来临之际,他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以笔当枪、慷慨激昂在醉石亭下巨石上写下《满江红》,表达了他敬仰戚继光,壮志未酬的忧愤心情。
1936年2月4日,郁达夫抵达福州,6日拜见陈仪。陈仪任命他为福建省政府参议,6月12日又任命他为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月薪破格定为300元。郁达夫自幼生长在风景如画的富春江畔,然而,他却十分赞赏闽中景色。他具体地细致地描写福州风光,是在《闽游滴沥》之中。他一生只写了三十多篇游记,写福州的有六篇。如果加上被编入散文集中的《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记游文字就有九篇之多,而且还不包括他的日记。他不仅把这些游记公开发表,还向亲人推荐。前几年新发现,他在1936年3月23日致王映霞的信中写道:“福州风景好极,远胜富春江上。纪游文字在《宇宙风》上陆续寄去发表了,你可曾看见?”
郁达夫到达福州之后,关于闽中景色的记述,首先出现在《闽游日记》。1936年2月4日郁达夫乘轮船到福州,当晚他下榻双杭青年会四楼一间临江的房子里,他在《闽游滴沥之一》中写道:“在南台的高楼上住下的第一晚,推窗一看,就看见了那一轮将次圆满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银子似的闽江细浪的高头”。2月6日,他用简练的语言写道:“午膳后登乌石山绝顶,俯瞰福州全市,及洪塘近处的水流山势,觉得福建省会,山水也着实不恶,比杭州似更伟大一些。”
一、钟情闽江和鼓山。郁达夫对闽江颇为惊艳,他在《闽游滴沥》之二中说:闽江“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弯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河,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他又说:闽江两岸“无山不秀,无水不奇;要取景致非但是十景八景,可以随手而得,就是千景万景,也不难给取出很风雅很好听的名字来。”他对鼓山很向往,曾在诗里写道:“我住大桥头,窗对涌泉寺。日夕望遥峰,苦乏双飞翅。夜兴发游山,乃遂清栖念。暗雨湿衣襟,攀登足奇致。……”他当时是坐轿子上鼓山的,而且在涌泉寺住了一夜,写了一首《宿鼓山寺》(诗题又作《下鼓山回望》):
夜宿涌泉云雾窟,朝登朱子读书台。
怪他活泼源头水,一喝千年竟不回。
三、登于山,颂戚公;登乌山,夸其“秀”。郁达夫在《闽游滴沥》之五中写道:“于山山上,最值得登临怀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里头的一所平远台。明参将戚继光,大败倭寇回来,曾宴士卒于此。至今戚公祠内,供奉着的一张彬彬儒雅的戚将军像,还是为福州全郡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岘山碑。……游人过境,个个都脱帽致敬。浩叹着现代良将的不多。”在这篇游记中,他再次提到“关于戚参将的轶闻故事,以及民间遗爱的证明,如思儿亭、惨恻桥、光饼、征东饼之类,流传在福州界隈的很多很多,将来想做一篇详细一点的《戚将军传》来纪念这位民族大英雄,……”由于郁达夫在当年6月间,就任了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工作开始忙碌起来,社会活动又多,未能动笔写此传。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戚继光传》一直未能完成。但是,他为于山戚公祠新修落成填的词《满江红》,颂扬戚继光抗击倭寇入侵的丰功伟绩,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因而在福州等地很快流传。1938年岁末,这阕词正式交华侨胡文虎在福州创办的《星焰》旬刊发表。到新加坡后,又发表在《星洲日报》上。
郁达夫还有一首诗是他初到于山谒戚公祠感时之作:
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
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这是他想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南侵,而南京政府又奉行不抵抗政策,就在戚公祠里题写的,首次把光饼写入诗里。
郁达夫盛赞乌山的景物。我们在前面已提到,他在日记中,记述登乌石山绝顶的感受,他在这篇游纪中,又写道:“乌石山之秀,是在山头的那些怪石。如香炉峰的奇岩千丈,对辟两开,千年不动,永镇山巅,从远处了望过去,因日光云影的迁移,往往会幻变作种种的形象。到了身涉其巅,爬上这些大石块去向四边一望,又象是脚不着土,飘飘然如腾云驾雾,身子在飞翔的样子。象这样秀丽的一支大石山……我只想说一说我每次登乌石山的时候,所感到的,总是一种清空之气。这一种感觉的由来,大约是因眺望西门南门外的平野,与洪塘乡的水势而得。”他记起元蓝智游乌山道山亭曾写过一首诗,特转抄在游记中,以表示同感:
江国凉风白燕初,道山秋色野亭虚,天连野水蓬莱近,露落汀洲橘柚疏。北望每怀王粲赋,南游空上贾生书,四郊但愿休戎马,独客何妨老钓鱼。
郁达夫的游记约有三万多字,清新自然,引人入胜,诗文并茂,巧引妙喻,直抒胸臆,感情丰富,蕴含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他曾说:“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的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
福州的其他胜迹如西湖、于山等等郁达夫也都题咏过,因其真挚情感绝妙文笔,现当代的很多名作家游福州后都有“崔灏题诗在上头”的压力,为免续貂,大都搁笔了,这倒方便了游客,一卷《郁达夫文集》在手,便可作彳亍之游。
郁达夫在《记闽中的风雅》中宣扬闽中文化。他说:“福建的文化,萌芽于唐,极盛于宋,而理学中闽派,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前清一代,闽中科甲之盛,敌得过江苏,远超出浙江。”郁达夫毕竟不是专业文史家,第一句有误,福建的文化,实则萌芽于南北朝,八王之乱后衣冠南渡,中原人士大量进入福建(福建的地名冠以晋字的很多,如晋江、晋安),也带来先进文化;后一句则属过誉,与郁达夫同时代的丁文江曾经对历代科甲的籍贯做过统计,有清一代福建虽然科甲鼎盛,但还是不及江浙的,而他所记述的闽中风雅却是事实。
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
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稍后,他在提到这首诗时,说:“但在我的心里,却诚诚恳恳地在希望他们能以风雅来维持气节,使郑所南、黄漳浦的一脉正气,得重放最后一次光芒。”郑所南,即郑思肖(1241—1318年),福建连江人,南宋诗人、画家;黄漳浦,即黄道周(1583—1646年),福建漳浦人,明末大臣、理学家、诗人。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都曾表现出高贵的正气和节操。郁达夫的用意就是以两位先贤的精神来鼓励福建人民。
郁达夫来到福州前,曾收到一位在福州的朋友的一封信,言及福建留在其脑子里的印象,依次序排列,当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饮食,第四气候。这封信给郁达夫留下很深的记忆。来到福州之后,他看到了福州的山水,由衷称赞“实在也真美丽”,在接触了许多各阶层的福州女子之后,对于福州女子的赞赏也成为他笔下的一抹亮丽颜色。
郁达夫在杂文《饮食男女在福州》中首先从福建的人种说起,他认为,汉族南下,与福建土人杂婚,“就成了无诸种族”。时间系在春秋战国,吴越争霸之后。“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故而直至现在,福州人还呼丈夫为‘唐晡人’,晡者系日暮袭来的意思,同时女人的‘诸娘仔’之名,也出来了。”那时他看到在东门外北门外许多做工的女人和农村妇女,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
郁达夫描写福州女子的容貌,从皮肤的细白到美的水准,无一不是溢美之词。他认为“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有这种种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汉族,有点两样。大致广颡深眼,鼻子与颧骨高突,两颊深陷成窝,下额部也稍稍尖凸向前。这一种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觉得特别;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线条刻划分明,象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佣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红,象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的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郁达夫高度礼赞福州女人,去新加坡之后的他也与福州女人也有过一段情缘。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后,很快另有情人李筱英,两个人一位是守活寡的怨妇,一位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一拍即合,不久李筱英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入郁家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与郁达夫年纪相差近二十岁,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华语及英语,中英文的造诣都很不错,不论才貌都非常出众。郁达夫的次子郁飞印象中的李筱英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也得到当时在英国宣传部做事的李筱英的协助,在《华侨周刊》连载的《瞬息京华》译文,则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然而,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使然,郁达夫与李筱英最终还是各奔东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筱英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以李筱英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例如“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等。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离乱杂诗》的集子中。
郁达夫自从来了福州,俨然成为了一本行走的美食地图:“饮食外的有名处所,城内为树春园、南轩、河上酒家、可然亭等。味和小吃,亦佳且廉;仓前的鸭面,南门兜的素菜与牛肉馆,鼓楼西的水饺子铺,都是各有长处的小吃处……城外在南台的西菜馆,有嘉宾、西宴台、法大、西来,以及前临闽江,内设戏台的广聚楼等。洪山桥畔的义心楼,以吃形同比目鱼的贴沙鱼著名;仓前山的快乐林,以吃小盘西洋菜见称……”这才是纯正的吃货吧。
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一开头便赞道: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福建菜之所以著名,原因是:“天然物产的富足”, “又加以地气温暖,土地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作料采自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闽菜之名,就宣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至于“福州的水果花木,终年不断。橙柑、福橘、佛手、荔枝、龙眼、甘蔗、香蕉,以及茉莉、兰花、橄榄等等,都是全国闻名的物品。”“清初周亮工著的《闽小纪》两卷,记述食品处独多,按理原也是应该的。”
太平肉燕:郁达夫是这么写太平肉燕的:“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壮强的男子,拿了木锥,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的死劲地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什么回事?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所谓肉燕者,就是将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实为“地瓜粉”),然后再制成皮子,如包馄饨的外皮一样,用以来包制菜蔬的东西。听说这物事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福州的肉燕味美,在于陷的肉质精细,跟皮的完美结合,味道细腻有种入口即化的错觉感,来一碗还不满足,吃两碗才觉得够味。
福州人有语,“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可见太平肉燕在福州人民心中的轻重程度。在过去的喜庆宴会上,每当“太平燕”上席时,鞭炮齐鸣,客人们停筷停杯,恭候新郎、新娘或寿公、寿婆前来向宾客敬酒,使喜宴气氛达到高潮。想必郁先生也格外喜欢这细腻的太平肉燕,估计一下来两碗也不一定。
花生汤:他知晓福州人爱吃甜食,从而写道福州人镶着金牙,这段文字现在看来也格外有趣:“福州食品的味道,大抵重糖;有几家真正福州馆子里烧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是同蜜饯的罐头一样,不杂入一粒盐花。因此福州人的牙齿,十人九坏。有一次去看三赛乐的闽剧,看见台上演戏的人,个个都是满口金黄;回头更向左右的观众一看,妇女子的嘴里也大半镶着全副的金色牙齿。于是天黄黄,地黄黄,弄得我这一向就痛恨金牙齿的偏执狂者,几乎想放声大哭,以为福州人故意在和我捣乱。”
看完还会噗嗤笑出声来,让人不禁想到甜味十足的花生汤,或许只有福建才会把花生做的这般甜,跟无锡的甜却又不一样,想起多年前来北京时,坐的火车从福州始发到北京,座位基本上都是福州人,的确有镶着的金牙,却不觉得不美观,只是格外好奇,觉得好玩,现在看郁达夫这样写,倒也是想明白了。
说到甜美的花生汤,福州好多小店卧虎藏龙,小巷子里就有传统美味的古早味,最受众人追捧的莫过于没牙花
福州鱼丸:说到福州的海味,郁先生匆匆提过,直接转到肉燕,郁先生是浙江人氏,在上海也是常常吃海味的,到了福建吃海味就不觉得新奇啦,而福州的海鲜却格外清鲜味美,做法却简单,不外乎上锅蒸,虾蟹是要样样具备的,放点作料,就吃起来。而福州的鱼丸,可是出了名的,说到海鲜,当然不能不提鱼丸,郁先生倒是没有特别提,倒是没少吃。在福州的大街小巷,都有鱼丸店,可与北方街上的包子铺的数量不相上下。福州鱼丸是用鳗鱼、鲨鱼剁茸,加甘薯粉搅拌均匀,好的店里吃的鱼丸,格外Q弹爽滑,回味无穷。鱼丸的鲜美再把汤水喝完,就把食物的满足感体验的淋漓尽致。
吃荔枝吃到拉稀
福州自古盛产荔枝,西禅寺的“十八娘”荔枝更是闻名天下。每逢旧历四月荔红蕉绿时节,西禅寺的游人众多,都是前来品尝荔枝的。按照西禅寺老规矩:荔枝可以任由游客随意大吃,每人只收银角6枚,但吃完了事,不能打包带走,有点自助餐的意思。
郁达夫非常爱吃荔枝,自然更不会放过这“十八娘”自助餐。当年,大才子就邀约着八九个浙江籍同乡一起去西禅寺大吃荔枝。据当年自助餐友回忆,他吃的荔枝最多,还一边吃一边吟诗,一副大才子派头。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说罢,又埋头大吃起来。但经不住当家僧的热诚,就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不停笔写了四句:“鹓雏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
可是就在这一天大吃荔枝之后,大才子腹痛难忍,腹泻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真是要多囧有多囧。还好,在关键时刻,邻居问了一句:“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大才子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泻了。之后大才子还跟没事人似的,表示:荔枝还可以大吃,有酱油就可以治拉稀。
基本上小孩子都知道形容“懒人”有个民间典故,就是说脖子上挂张大饼,一直用嘴够着吃,吃到饼掉地下为止,都不用手扶一扶。可谁知道福州还真有这么一种饼,传说中也真有类似的这么一种吃法。郁达夫喜欢考证民风民俗,身先士卒,他就演了这么一出“懒人吃饼”的酷秀。
有一天,郁达夫在福州街头闲逛,见到一种很特别的饼,好端端的在中间凿了一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到福州追歼倭寇,便发明这种饼,可穿绳子,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用“光”字来纪念他。
郁达夫觉得这“光饼”很有意义,当天就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题了一首七言绝诗:“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脖子上挂张饼,一边吃一边念诗,大才子可能自已觉得很酷,可把卖饼的囧得不行,大伙儿都说他做的饼有问题,会把人吃成颠子。
一天,郁氏参加一个重要宴会,穿着一身灰色花哔吱夹袍,黑色马褂,兴致勃勃的走到街头,正想要一辆车,忽而被一旁“咚扑咚扑”的声音给吸引住了。他站在一旁,仔细的观看起来。
只见一个小店,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有两个强悍的猛男,各拿了一把大木锥,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拼了命使劲的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怎么回事?大才子百思不得其解,他支着手,托着下巴看了很久,也没能看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又看见店中两个伙计,把打得稀烂的猪肉和入面粉,然后再制成一种面皮。和包馄饨的外皮一样,里面再包上各色的蔬菜,扔进沸水里一煮了事。伙计见郁达夫一直站在一旁发楞,就问他要不要来一碗?大才子这才想起,宴会得迟到了!连忙转身就走,忽然看见自己的黑色马褂上,一层白花花的碎肉末子,大才子叫苦不迭,气得哇哇大叫:谁的肉末?谁的肉末?
这段囧事,大才子把他变成了知识产权。在他那篇很畅销的《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文章中,把这种打得肉末横飞的食物叫做“肉燕”,还煞有介事的说这种食物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只是只字未提,当时肉末挂满马褂,宴会没法参加的囧状了。
(五)酷爱寿山石,细加品评
文人历来与印石有缘,郁达夫一生爱石,尤其钟爱我们福州独有的寿山石。1936年到1938年间,郁达夫曾在福州工作两年有余。那时,他工作的案头摆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寿山石;总督后那条古董街的图章铺里也常留有他的踪迹。他对寿山石和寿山石雕评价极高。
根据他的朋友陈觉民的回忆,有一次郁达夫和他研究印章。郁达夫高谈阔论,从秦国刻治卞和玉为国玺,一直谈到元末明初王冕用花乳石制印的千年印史,指出:元代以前的铜印玉印是权力的象征,是属于权势阶级的;只有石印的出现,文人才有资格涉脚印坛。郁达夫又将昌化鸡血石、青田石和寿山石作了比较,说:鸡血石和青田冻石虽然很负盛名,但都不如寿山石。打个比方:青田冻石如深闺稚女,文静娴雅;昌化鸡血石如小家碧玉,薄施脂粉,楚楚可人;而寿山石则如少妇艳装,五彩翩跹,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所以他在福州新刻的印章也选用寿山石。著名的国画家陈子奋就曾为郁达夫治印。对于寿山石雕,郁达夫也深有研究,他最爱石雕中的“薄意”艺术。他认为“薄意“是寿山石雕的上乘之作,它运用中国画的布局和章法,以石当纸,以刀作笔,在石上浅雕出山水花鸟,是石中的画,画中的石。1938年冬,郁达夫要离开福州赴新加坡的时候,虽然行色匆匆,但仍抽空赶到总督后图章铺选购了30余枚寿山石章带走。由此可见:郁达夫自离福州南下之后,虽然远离祖国,但是与寿山石结缘之心仍然不变,而且以此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眷恋和赤子之忧。
在那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日时期,远在南洋的郁达夫已把对印章和篆刻的个人爱好,上升到爱国御敌的神圣地位。他在《赠万印楼主人张斯仁先生》的七绝里写道:“乱世难期独善身,技能精一始全真。阳冰妙篆山农印,同是千秋处士珍。”有的学者认为,“阳冰妙篆”,即泛指刻印,又实指福州乌石山的李阳冰石崖篆刻;“山农印”,则指寿山石农采制的印章。从以上诗文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对福州寿山石是“缘结千古,终生不渝”的!
郁达夫《闽游日记》中,在1936年3月23日有这样的记载:“晚上在中洲家吃饭,作霞信一,十时上床。”这里的“作霞信一”,即指写给远在杭州“风雨茅庐”的夫人王映霞的一通私人家信。原本身在异乡,给自己老婆写封家信,也没什么可囧的啊。只是这封信和1936年4月2日南京《新民报》“各地通讯”栏目的一则《做官不忘恋爱,郁达夫两头忙》对照着一看,就知道当年大才子还真是被囧了一把。
信的最后一段提到,“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报社,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杭州的友人,大约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总也不少;借花献佛,可以省去我许多作信之劳,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原来,大才子的家信在当时也是可以换稿费的硬通货,郁达夫不但节省了几张五分邮票,还要挣稿费贴补家用,也算是精明到家了。只是报社为了做噱头,并未按照他的意思,没有给这封信加上一个“闽海双鱼”的文雅题目,而是做了一个让他够囧的题目来娱人娱己。这一次,郁达夫再一次囧到极致无怨尤,毕竟还是拿到了稿费,囧一把也不在话下了。
福州的一家报馆《华报》,请郁达夫题诗。他大笔一挥,题了一首很动人的诗:“闽中风雅赖扶持,劲节堪为弱者师。最是亡国家破后,对花溅泪岂成诗。”后来他给福州《南方日报》也写了一首诗:“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菅墓更无田。”这些诗句,处处都在号召新闻界的人士,应该唤醒全国同胞,积极抗战,万万不可做亡国奴。而郁达夫自己,也决不做一个“空虚”的文学家。当时福州《华报》发表了一篇郁达夫的《致×××》公开信(见1936年10月27日《华报》,收信人姓名不详),信中郁达夫谈到自己时说:“我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雄心未死。有着机会,也还想赶上前线去实地工作,因此便感到从前弄文的空虚了。”为了不做“空虚”的文人,他在福州期间,亲身参加了“福州文化界抗敌救国协会”,并被选为理事长。
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任少将设计委员,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为福州的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郁达夫来过福州,在脑海里印象深刻。1926年12月22日,他从广州乘船回上海,因途中遇大风,轮船在马尾停泊。他在罗星塔一带参观后,轮船仍没有开航的消息。翌日清晨,他和同船的两位乘客换乘小汽船来到福州南台。他在日记中曾记述,当时看到的是“帆樯密集,商务殷繁,比福州城内更繁华美丽。十二点左右,在酒楼食蚝,饮福建自制黄酒,痛快之至……”虽停留短暂,但对福州的印象良好,便有了第二次再来游览。
二是郁达夫第二次来福州,与陈仪有密切关系。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期间就认识陈仪。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郁华)与陈仪有过一面之交。郁达夫在《海上——自传之八》曾提到:天气寒冷,他还穿着夹呢学生装,无法御寒。“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据郁达夫长子郁天民说,那件士官学校陆军制服就是陈仪送给郁曼陀,辗转送给郁达夫的。所以郁达夫在1935年写自传时还提到此事。郁达夫对陈仪早就有了好感。
陈仪1934年2月出任福建省主席后,多方延揽人才。1935年秋末,陈仪从北京回福建,途经杭州,遇到郁达夫。这时郁达夫已是著名的文学家,陈仪约他来福建游览。12月中旬,陈仪在福州写信给郁达夫说:“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那段时间,郁达夫不得不忙于与国民党高官应酬,很想换个环境。郁达夫在1933年4月从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移家杭州后,环境仍然险恶,浙江国民党当局对他除了监视外,又笼络利用。到他家的有省市军政要人以及从南京来的大官。表面上看,郁达夫成为西子湖畔的名人。内心里,他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到后来当局纠缠越紧,使他不得不考虑换环境。刚好陈仪主持闽政,郁达夫知道陈仪留日时与鲁迅交谊甚笃,认为他还是比较开明的,1936年2月就应邀离开杭州来福州,下榻南台青年会。
1927年“4·12”政变后,上海的国民党右派为了拉拢郁达夫,曾要他去帮助党务,他托病谢绝了;又有人引诱他去“做个委员”,也被他断然拒绝。所以他是借这次公开演讲的机会既表明自己的心迹,也是对贪官污吏的公开谴责,主张做官要做好官。
郁达夫在青年会期间的手迹,有些是应外地文化人士之请而写的,流传到外地。例如,为厦门诗人苏警予题写的扇面《青岛杂事诗之一》,诗曰:“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在郁达夫的遗墨中,扇面手迹是罕见的。
在榕期间,郁达夫作过多次演讲。他于1936年2月4日到达福州,15日,即应邀前往南台青年会演讲,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指出:“今后新文学的趋向,将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而写作的方法,仍旧继承着普罗文学运动中所提出的新写实主义。”此后的多次讲演涉及议题广泛,如2月21日,在福州英华中学演讲,题为《文艺大众化与乡土文学》;27日,到仓前山华南文理学院演讲,“内容为有关日本这次政变的谈话。”(据《闽游日记》)3月1日,在友声剧场作《青年的出路和主人》演讲。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首推9月25日在福州格致中学作的《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演讲。福州格致中学原是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1927年改为“私立”,但实权仍操在美国人手里。邀请郁达夫来校演讲的,是当时的校长沈廷模,此人与教务主任倪耿光治校有方,不传教,不媚外,工作勤奋,办事认真,颇有作为。郁达夫这次演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郁达夫在此次演讲中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抗战文艺的思想,同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合乎论争的实际情况,观点之正确迄今犹然。
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元老,当1928年创造社与太阳社围剿鲁迅时,郁达夫却站在鲁迅一边。1927年1月,郁达夫敏锐地觉察到广州革命中心内部的危机,发表《广州事情》,遭到创造社同人的批判。同年4月8日,他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把锋芒对准了即将背叛革命的“英雄”蒋介石。果然,四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批判过郁达夫《广州事情》的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通缉,流亡日本十年。1927年8月15日,郁达夫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而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同月,发表《对于社会的态度》,表达对鲁迅人格的肯定,指出:“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这比冯雪峰、瞿秋白对鲁迅的肯定评价,要早得多。郁达夫与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而最初起草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的名字。冯乃超、夏衍拿着这份名单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看后很不满意,说:“你们问过郁达夫没有?为什么不列他的名字?”于是名单上才有了郁达夫,他成了七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曾对徐志摩说过:“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是被“左联”视为敌人的,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于是,1930年11月16日,“左联”开会,“开除郁达夫”。1930年12月1日,郁达夫脱离“左联”,因为他觉得“分传单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蒋光慈后来因发表《丽莎的哀怨》亦被“左联”开除,并被清除出党。郁达夫对“左联”的“左派”幼稚病虽有看法,但他作为左翼作家的本色并未改变。1936年2月,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夏衍等“左联”的地下党负责人,未征得鲁迅的同意,就宣布解散“左联”,同时,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此二事均持异议。冯雪峰从延安来到上海,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一口号提了出来,遂引发“两个口号”论争。几乎有影响的作家都被卷入了这场论争。
确立“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这一论题表明郁达夫已清楚地认识到抗日是全民族的旗帜,而文学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运转。可贵的是,郁达夫没有对开除他的“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挟持私隙,而是识大体、顾大局,提出“两个口号并不相背,却是相成的”观点,郁达夫认为:名目或有出入,但全民族“最后的理想,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完成国防,拯救民族”。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的具体内涵。“一是唤醒民族意识的”,目下中国若不亡国则已,若一亡国,就是灭种灭族,所以处在“这一关头的文学,自然要以唤醒民族意识为主要的内容”。二,这是“鼓励向上奋斗的革命的文学”。这就坚持了抗日文学的阶级性,保持了“左翼”的先锋姿态。三是“暴露现实”,这是在坚持“五四”以来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关于写作技巧,倡导“新写实主义的手法”,“就是有情写实的那一种手法”,这是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郁达夫在演讲的最后,强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唯有国防”这一点。他号召青年,在这一大前提下,个人的自由、利益,甚至生命,有牺牲的必要时,也只好牺牲。他深信:“中国的国运,一定会得隆兴”,“我们的子子孙孙,也永远地不会再受人家的轻侮!”这篇演讲,10月3日发表于福州《建民周刊》第12期上。这篇演讲稿,至今仍闪耀出熠熠光芒!
1936年10月27日,他在一封信中说,“同属一家,安忍操戈”,“危急存亡,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没有余裕“去谈脉论理派别呢”,这是他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一点见解。1936年11月29日,他发表《今日之中华文学——它的动向和作品》,谈及两个口号之争,认为两个口号“有若干差别”,但“实际内容是相同的”,“没有争论的余地”,以前的争论,只不过是文坛宣传者的政治感情用事,出于年轻的人们不肯落后于旧人的“心理”。对两个口号之争的实质及文坛的弊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
1938年3月9日,郁达夫应郭沫若电邀,离闽前往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奔赴抗战文艺的前线!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他的英年碧血与南洋波涛同在。
以笔抗日:“火一般的生命力”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主编。在47天内,郁达夫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偕同妻儿辗转来到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起初,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早报副刊《晨星》和晚报副刊《繁星》的编辑, 后接编和创办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星期刊》《文艺》双月刊等8种报纸副刊和杂志。当时的南洋可说是“文化的沙漠”,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为宣传抗战要在这片“沙漠”上建立一座海外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事实证明,这些报刊几乎都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郁达夫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大举南下。周恩来派胡愈之、王任叔等到新加坡“万里投荒”———开展团结华侨抗日工作。曾经和郁达夫打过笔仗的《狮声》主编、后来任中国新闻社副总编的张楚琨回忆说:“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分散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身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郁达夫30年代曾说“我不是一名战士, 只是一个作家”, 为此而被“左联”开除。此时他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 而是一个战士。”时代洪流,,造就了一个自觉投入抗击侵略的热血爱国者。
据张楚琨回忆,有一次在巴爷公务镇的侨长蔡承连家里,一个日本宪兵发现郁达夫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即报告上司,于是郁达夫被迫给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他编了一套假履历,不断来往两地之间,利用合法身份保护当地华侨、印尼人和我们逃难者。很多华侨都愿意找他帮忙,他对华侨有求必应。”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一文里提到,陈嘉庚曾当面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 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同年5月,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位负责人也对他说:“这位赵廉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汉奸告密的消息传来后,郁达夫赶紧通知并建议身为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而他自己则表示“我已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这时他已有牺牲准备,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却只是斩钉截铁地说:“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 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这些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留在了患难战友的记忆里。
192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参加鲁迅的葬礼时曾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谈及时局时,郁达夫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1938年4月,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的郁达夫,还曾就广州起义作诗一首赠给故人——时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题为《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于同月6日刊登广州《救亡日报文化岗位》上,表达自己投笔从戎的万丈豪情:
年年风雨黄花节,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弹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带着胜利的喜悦, 开始考虑如何在海外为祖国的复兴做些工作。他首先召集当地华侨, 组成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的筹备委员会。然而,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而几个小时后,郁达夫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1952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家乡建立了纪念亭。印尼的苏门答腊也修建了纪念碑。国内外对郁达夫烈士的关注和对他被害详情的调查,一直没有间断。1985年9月27日,新华社曾报道: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他三次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等地调查,寻访了上百名当地人,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宪兵班长,就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铃木正夫与这个头发花白的75岁老人——当时下达杀害郁达夫命令的宪兵班长在日本见过面。这名宪兵班长承认:“责任在我,是我对几个部下下令绑架处决赵廉的。”
这名宪兵班长说,“如果他活下来,日本将会被他毫无遗漏地暴露出来,这终将成为证据”,所以,宪兵队在奉命撤退以前,便决定对郁达夫下手。8月29日晚派4名宪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骗郁达夫出来,把车开到附近荒野,在一个山崖下把赵廉(郁达夫)活活掐死。
最早报告这位战士英勇抗敌事迹的政坛老人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说:“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在中国文学史上, 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郁达夫之死是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灾难的缩影。郁达夫也从此完成了从浪漫诗人到永生战士的人生转型。南洋海面上,回荡着他为抗战奔走呼号的声音。
附:饮食男女在福州(作者 郁达夫)
福州的菜所以会这样著名,而实际上却也实在是丰盛不过的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天然物产的富足。福建全省,东南并海,西北多山,所以山珍海味,一例的都贱如泥沙。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又加以地气温暖,土质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一年四季,笋类菜类,常是不断;野菜的味道,吃起来又比别处的来得鲜甜。福建既有了这样丰富的天产,再加上以在外省各地游宦官营商者的数目的众多,作料采从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于是乎闽菜之名,就喧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清初周亮工著的《闽小纪》两卷,记述食品处独多,按理原也是应该的。
福州的海味,在春三二月间,最流行而肥美的,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房。《闽小纪》里所说的西施舌,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色白而腴,味脆而鲜,以鸡汤煮得适宜,长圆的蚌肉,实在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听说从前有一位海军当局者,老母病剧,颇思乡味;远在千里之外,欲得一蚌肉,以解死前一刻的渴慕,部长纯孝,就以飞机运蚌肉至都。从这一件轶事看来,也可想见这蚌肉的风味了。我这一回赶上福州,正及蚌肉上市的时候,所以红烧白煮,吃尽了几百个蚌,总算也是此生的豪举,特笔记此,聊志口福。
蛎房并不是福州独有的特产,但福建的蛎房,却比江浙沿海的一带所产的,特别的肥嫩清洁。正二三月间,沿路的滩头店里,到处都堆满着这淡蓝色的水包肉;价钱的廉,味道的鲜,比到东坡在岭南所贪食的蚝,当然只会得超过。可惜苏公不曾到闽南去谪居,否则,阳羡之田可以不买,苏氏子孙,或将永寓在三山二塔之下,也说不定。福州人叫蛎房作“地衣”,略带“挨”字的尾声,写起字来,我想只有“诋”字,可以当得。
在清初的时候,江瑶柱似乎还没有现在那么的通行,所以周亮工再说的称道,誉为逸品。在目下的福州,江瑶柱却并没有人提起了,鱼翅席上,缺少不得的,倒是一种类似宁波横脚蟹的蟳蟹,福州人叫作“新恩”,《闽小纪》里所说的虎蟳,大约就是此物。据福州人说,蟳肉最滋补,也最容易消化,所以产妇病人以及体弱的人,往往爱吃。但由对蟹类素无好感的我来看,却仍赞成周亮工之言,终觉得质粗味劣,远不及蚌与蛎房或香螺的来得干脆。
福州海味的种类,除上述的三种以外,原也很多很多;但是别地方也有,我们平常在上海也吃得到的东西,记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不说。至于与海错相对的山珍哩,却更是可以干制,可以输出的东西,益发的没有记述的必要了,所以在这里只想说一说叫作肉燕的那一种奇异的包皮。
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壮强的男子,拿了木锥,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的死劲的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怎么回事?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一位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所谓肉燕者,就是将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然后再制成皮子。如包馄饨的外皮一样,用以来包制菜蔬的东西。听说这物事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
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有这种种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汉族,有点两样。大致广颡深眼,鼻子与颧骨高突,两颊深陷成窝,下额部也稍稍尖凸向前。这一种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觉得特别;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线条刻画分明,象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俑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红,象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的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我们从前没有居住过福建,心目中总只以为福建人种,是一种蛮族,后来到了那里,和他们的文化一接触,才晓得他们虽则开化得较迟,但进步得却很快;又因为东南是海港的关系,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比中原僻地为频繁,所以闽南的有些都市,简直繁华摩登得可以同上海来争甲乙。及至观察稍深,一移目到了福州的女性,更觉得她们的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健康,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
“天生丽质难自弃”,表露欲,装饰欲,原是女性的特嗜;而福州女子所有的这一种显示本能,似乎比什么地方的人还要强一点。因而天晴气爽,或岁时伏腊,有迎神赛会的关头,南大街,仓前山一带,完全是美妇人披露的画廊。眼睛个个是灵敏深黑的,鼻梁个个是细长高突的,皮肤个个是柔嫩雪白的;此外还要加上以最摩登的衣饰,与来自巴黎纽约的化装品的香雾与红霞,你说这幅福州晴天午后的全景,美丽不美丽?迷人不迷人?
亦惟此之故,所以也影响到了社会,影响到了风俗。国民经济破产,是全国到处都一样的事实;而这些妇女子们,又大半是不生产的中流以下的阶级。意思不足,礼义廉耻之凋伤,原是自然的结果,故而在福州住不上几月,就时时有暗娼流行的风说,传到耳边上来。都市集中人口以后,这实在也是一种不可避免而急待解决的社会大问题。
说及了娼妓,自然不得不说一说福州的官娼。从前邵武诗人张亨甫,曾著过一部《南浦秋波录》,是专记南台一带的烟花韵事的;现在世业凋零,景气全落,这些乐户人家,完全没有旧日的豪奢影子了。福州最上流的官娼,叫作白面处,是同上海的长三一样的款式。听几位久住福州的朋友说,白面处近来门可罗雀,早已掉在没落的深渊里了;其次还勉强在维持市面的,是以卖嘴不卖身为标榜的清唱堂,无论何人,只须化三元法币,就能进去听三出戏,只剩了田墩的三五家人家。自此以下,则完全是惨无人道的下等娼妓,与野鸡款式的无名密贩了,数目之多,求售之切,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至于城内的暗娼,包月妇,零售处之类,只听见公安维持者等谈起过几次,报纸上见到过许多回,内容虽则无从调查,但演绎起来,旁证以社会的萧条,产业的不振,国步的艰难,与夫人口的过剩,总也不难举一反三,晓得她们的大概。
总之,福州的饮食男女,虽比别处稍觉得奢侈,而福州的社会状态,比别处也并不见得十分的堕落。说到两性的纵弛,人欲的横流,则与风土气候有关,次热带的境内,自然要比温带寒带为剧烈。而食品的丰富,女子一般娇美与健康,却是我们不曾到过福建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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