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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于山·蓬莱阁(郁达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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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于山·郁达夫纪念馆

       1918年,爱国民众从美国传教士手中夺回了戚公祠土地后,集资重修了戚公祠,安放好神像,并用余款修了一座木构双层八角的亭子,取名“复亭”,意在纪念从美教会手中“收复”戚公祠的胜利。抗日战争期间,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把亭子改建成砖砌双层翘角顶的阁楼,取名“蓬莱阁”,取戚继光家乡山东蓬莱之意。1936年国难来临之际,他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以笔当枪、慷慨激昂在醉石亭下巨石上写下《满江红》,表达了他敬仰戚继光,壮志未酬的忧愤心情。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荫生、阿凤,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精通五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代表作《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1945年8月29日,在苏门答腊失踪,后被证实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四十九岁。
       2006年郁达夫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到福州从事抗日救亡活动70周年,还是他殉难61周年,于山风景区管委会将《满江红》题刻不远的蓬莱阁改建成“郁达夫纪念馆”,纪念这一位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作家、爱国主义者及反法西斯的文化斗士。展览共分为“前言”、“爱国一生”、“入闽事迹”、“诗文篇章”、“后语”五个部分,展现了郁达夫爱国抗战的一生。大门上题着一幅律师出身的潘守正题于1918年的对联:“栋宇重新,问沧海桑田,我原过客;江山依旧,看高邱浚谷,中如有人”。
       郁达夫的福州情节:
       郁达夫对福建、福州是十分热爱的,在苏门答腊流亡的岁月里,他化名赵廉,自称福建人。早在1926年12月,郁达夫从广州乘船往上海的途中,因大雾船在福州马尾港停靠三天,他由此上岸,并到福州市内一游。榕城的秀丽景色,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到上海后,曾在《村居日记》中作了记述。1935年,他在散文《住所的话》中又提到“濒海的福州等处,也是住家的好地方”。正因为这样,他在刚过完农历丙子年(1936年)春节之后,就应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再度作八闽之游。郁达夫与陈仪及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都是留日同学,据说陈仪邀郁达夫旅闽,也有借重他的日本同学关系的意思,以便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他第二次到福州后,便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两年多。为了纪念他在福建的这段工作经历,他与王映霞生于“风雨茅庐”的第四个男孩还以“建春”作乳名(因为他是1936 年春天到福建的)。
       (一)“福州风景好极……”
       1936年2月4日,郁达夫抵达福州,6日拜见陈仪。陈仪任命他为福建省政府参议,6月12日又任命他为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月薪破格定为300元。郁达夫自幼生长在风景如画的富春江畔,然而,他却十分赞赏闽中景色。他具体地细致地描写福州风光,是在《闽游滴沥》之中。他一生只写了三十多篇游记,写福州的有六篇。如果加上被编入散文集中的《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记游文字就有九篇之多,而且还不包括他的日记。他不仅把这些游记公开发表,还向亲人推荐。前几年新发现,他在1936年3月23日致王映霞的信中写道:“福州风景好极,远胜富春江上。纪游文字在《宇宙风》上陆续寄去发表了,你可曾看见?”
       郁达夫到达福州之后,关于闽中景色的记述,首先出现在《闽游日记》。1936年2月4日郁达夫乘轮船到福州,当晚他下榻双杭青年会四楼一间临江的房子里,他在《闽游滴沥之一》中写道:“在南台的高楼上住下的第一晚,推窗一看,就看见了那一轮将次圆满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银子似的闽江细浪的高头”。2月6日,他用简练的语言写道:“午膳后登乌石山绝顶,俯瞰福州全市,及洪塘近处的水流山势,觉得福建省会,山水也着实不恶,比杭州似更伟大一些。”
       郁达夫在福州的日记公开发表的有三篇,共两万多字,看看他是如何描绘福州的:
       一、钟情闽江和鼓山。郁达夫对闽江颇为惊艳,他在《闽游滴沥》之二中说:闽江“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弯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河,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他又说:闽江两岸“无山不秀,无水不奇;要取景致非但是十景八景,可以随手而得,就是千景万景,也不难给取出很风雅很好听的名字来。”他对鼓山很向往,曾在诗里写道:“我住大桥头,窗对涌泉寺。日夕望遥峰,苦乏双飞翅。夜兴发游山,乃遂清栖念。暗雨湿衣襟,攀登足奇致。……”他当时是坐轿子上鼓山的,而且在涌泉寺住了一夜,写了一首《宿鼓山寺》(诗题又作《下鼓山回望》):
       夜宿涌泉云雾窟,朝登朱子读书台。
       怪他活泼源头水,一喝千年竟不回。
       二、羡慕鼓岭的纯朴民风。在《闽游滴沥》之四里,郁达夫以浓重的笔墨记下一次鼓岭之游,他认为鼓岭有:“小家碧玉之美而无暴发户之气。”他一改前人游记状寺庙建筑之宏、摩崖石刻之精的老套,居然杂入到岭上居民中间,去过了一个很愉快很满足的清明佳节:“在光天化日之下,岭上的大道广地里,摆上了十几桌的鱼肉海味的菜。……一位须发斑白的老者,前来拱手相迎,说要我们去参加吃他们的清明酒去。”“酒的颜色,红得来像桃花水汁;浮在面上的糟滓,一勃一块,更像是美人面上着在那里的胭脂美点。……尝了几口之后,却觉得这种以红糟酿成的甜酒,真是世上无双的鲜甘美酒,有香槟之味而无绍兴之烈。”“酒宴完后,是敬神的社戏的开场;男女老幼,都穿得齐齐整整,排列着坐在一个临时盖搭起来的戏台的前头;有几位吃得醉饱的老者,却于笑乐之余,感到了疲倦,歪倒了头,在阳光里竟一时呼呼瞌睡了过去。这又是一幅如何可爱的太平村景哩!”临走之时,他“涌起了一种惜别的深情”,发愿“千秋万岁,魂若有灵,我总必再择一个清明的节日,化鹤重来一次,来祝福这些鼓岭山里的居民。”从这一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地人十分好客,也可见郁达夫对福州确实是情有独钟!那些被祝福的山民确实也没有忘记他,建了一座“鹤归亭”来招他的魂。
       三、登于山,颂戚公;登乌山,夸其“秀”。郁达夫在《闽游滴沥》之五中写道:“于山山上,最值得登临怀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里头的一所平远台。明参将戚继光,大败倭寇回来,曾宴士卒于此。至今戚公祠内,供奉着的一张彬彬儒雅的戚将军像,还是为福州全郡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岘山碑。……游人过境,个个都脱帽致敬。浩叹着现代良将的不多。”在这篇游记中,他再次提到“关于戚参将的轶闻故事,以及民间遗爱的证明,如思儿亭、惨恻桥、光饼、征东饼之类,流传在福州界隈的很多很多,将来想做一篇详细一点的《戚将军传》来纪念这位民族大英雄,……”由于郁达夫在当年6月间,就任了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工作开始忙碌起来,社会活动又多,未能动笔写此传。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戚继光传》一直未能完成。但是,他为于山戚公祠新修落成填的词《满江红》,颂扬戚继光抗击倭寇入侵的丰功伟绩,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因而在福州等地很快流传。1938年岁末,这阕词正式交华侨胡文虎在福州创办的《星焰》旬刊发表。到新加坡后,又发表在《星洲日报》上。
       郁达夫还有一首诗是他初到于山谒戚公祠感时之作:
       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
       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这是他想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南侵,而南京政府又奉行不抵抗政策,就在戚公祠里题写的,首次把光饼写入诗里。
       郁达夫盛赞乌山的景物。我们在前面已提到,他在日记中,记述登乌石山绝顶的感受,他在这篇游纪中,又写道:“乌石山之秀,是在山头的那些怪石。如香炉峰的奇岩千丈,对辟两开,千年不动,永镇山巅,从远处了望过去,因日光云影的迁移,往往会幻变作种种的形象。到了身涉其巅,爬上这些大石块去向四边一望,又象是脚不着土,飘飘然如腾云驾雾,身子在飞翔的样子。象这样秀丽的一支大石山……我只想说一说我每次登乌石山的时候,所感到的,总是一种清空之气。这一种感觉的由来,大约是因眺望西门南门外的平野,与洪塘乡的水势而得。”他记起元蓝智游乌山道山亭曾写过一首诗,特转抄在游记中,以表示同感:
       江国凉风白燕初,道山秋色野亭虚,天连野水蓬莱近,露落汀洲橘柚疏。北望每怀王粲赋,南游空上贾生书,四郊但愿休戎马,独客何妨老钓鱼。
       郁达夫的游记约有三万多字,清新自然,引人入胜,诗文并茂,巧引妙喻,直抒胸臆,感情丰富,蕴含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他曾说:“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的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
       福州的其他胜迹如西湖、于山等等郁达夫也都题咏过,因其真挚情感绝妙文笔,现当代的很多名作家游福州后都有“崔灏题诗在上头”的压力,为免续貂,大都搁笔了,这倒方便了游客,一卷《郁达夫文集》在手,便可作彳亍之游。
       (二)记闽中的风雅
       郁达夫在《记闽中的风雅》中宣扬闽中文化。他说:“福建的文化,萌芽于唐,极盛于宋,而理学中闽派,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前清一代,闽中科甲之盛,敌得过江苏,远超出浙江。”郁达夫毕竟不是专业文史家,第一句有误,福建的文化,实则萌芽于南北朝,八王之乱后衣冠南渡,中原人士大量进入福建(福建的地名冠以晋字的很多,如晋江、晋安),也带来先进文化;后一句则属过誉,与郁达夫同时代的丁文江曾经对历代科甲的籍贯做过统计,有清一代福建虽然科甲鼎盛,但还是不及江浙的,而他所记述的闽中风雅却是事实。
       郁达夫到福州以后,觉得最触目的,是这里的平头百姓居然把只属文人雅士的打灯谜做诗钟当成日常娱乐。“晚上无事,上长街去走走,会看见一批穿短衣衫裤的人,围住了一张四方的灯,更老看见有某某社征诗的规约及命题的广告。而征诗的种类,最普遍的却是嵌字格的十四字诗钟。譬如“微夹”“凤顶”,就是一个题目,应征者若呈‘夹辅可怜工伴食,微臣何敢怨投闲’(系古人成句)的一联,大约就可以入上选了。”“开卷之日,许大众来听,以福州音唱,榜上仍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目。摇头摆尾,风雅绝伦,实在是一种太平的盛事。”文中说的“微夹”“凤顶”,是诗钟的一种规格,即以“微”和“夹”两字起首做一联,联需对仗工整,可用古人成句,也可自撰,但需有典故可证。诗钟分为两种体式,嵌字体要求在上下联指定位置嵌上毫无关系的两个字(或几个字),如福州人林则徐作过《陈•人凤顶》:“陈迹浑如牛转磨,人情几见雀衔环。” 感慨因循守旧,世风浇薄;分咏体要求在上下联分咏出绝不相干的两件事物,如晚清名臣张之洞作过《凉棚•申报》:“阴阳舒卷长绳里,欧亚纵横乱纸中。”凉棚可以随天气阴晴用长绳舒卷顶席,申报是最早报道欧亚新闻的报纸。诗钟是学习对偶技巧的一种训练方法,也是欣赏对偶佳趣的一种文字游戏。诗钟从清朝中叶在福建兴起,很快传开,“五四”以后趋于沉寂,唯有当时的福州仍存。
       “闽中风雅”郁达夫后来在《说写字》中再次提及,“金石碑贴字画之类的嗜好,似乎中国人特别的强。当然外国人中间之偏嗜瓷器骨董,或古书古画的人,也时常有,可终没有中国人那么的普遍。到了福州之后,第一着使我感到奇异的,是福州人的风雅绝伦。做十四字嵌字的诗钟,或打打灯谜,倒还不在话下,你若上冷街僻巷去走走,则会在裁缝铺的壁上,或小酒店的白锡炉头,都看得到陈太傅萨上将的字幅。海滨邹鲁,究竟是理学昌明之地,大约雨天在街上乱跑的黄包车夫,将来也势必要念几句诗。”世易时移,风流难免要被雨打风吹去,郁达夫的美好愿望恐怕要落空了,现在不要说贩夫走卒,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又有几个会做诗钟呢?但是福州人依然感念诗人,是他用笔记录了这里曾经的风雅。
       1936年春,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南侵之际,郁达夫看到福州那种“太平的盛事”也另有一种感受,在一次新闻界宴会上挥毫题诗:
       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
       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稍后,他在提到这首诗时,说:“但在我的心里,却诚诚恳恳地在希望他们能以风雅来维持气节,使郑所南、黄漳浦的一脉正气,得重放最后一次光芒。”郑所南,即郑思肖(1241—1318年),福建连江人,南宋诗人、画家;黄漳浦,即黄道周(1583—1646年),福建漳浦人,明末大臣、理学家、诗人。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都曾表现出高贵的正气和节操。郁达夫的用意就是以两位先贤的精神来鼓励福建人民。
       (三)礼赞福州的女子
       “及至观察稍深,一移目到了福州的女性,更觉得她们的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康健,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
——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
       众所周知,女性是郁达夫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动力,在《饮食男女在福州》、《闽游滴沥》中,郁达夫充分表现了他对福州女子之美的礼赞。
       一封书信留下深刻记忆
       郁达夫来到福州前,曾收到一位在福州的朋友的一封信,言及福建留在其脑子里的印象,依次序排列,当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饮食,第四气候。这封信给郁达夫留下很深的记忆。来到福州之后,他看到了福州的山水,由衷称赞“实在也真美丽”,在接触了许多各阶层的福州女子之后,对于福州女子的赞赏也成为他笔下的一抹亮丽颜色。
       描写性格,爱恨分明最刚烈
       郁达夫在杂文《饮食男女在福州》中首先从福建的人种说起,他认为,汉族南下,与福建土人杂婚,“就成了无诸种族”。时间系在春秋战国,吴越争霸之后。“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故而直至现在,福州人还呼丈夫为‘唐晡人’,晡者系日暮袭来的意思,同时女人的‘诸娘仔’之名,也出来了。”那时他看到在东门外北门外许多做工的女人和农村妇女,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
       不仅如此,他还联想到了当时在台湾的福建籍妓女,“亡国到了现在,也已经有好多年了,而她们却仍不肯与日本的嫖客同宿。若有人破此旧习,而与日本嫖客同宿一宵者,同人中就视作禽兽,耻不与伍”,大肆称赞“谁说犹唱后庭花处,商女都不知家国的兴亡哩”!
       描写美貌,天生丽质难自弃
       郁达夫描写福州女子的容貌,从皮肤的细白到美的水准,无一不是溢美之词。他认为“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有这种种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汉族,有点两样。大致广颡深眼,鼻子与颧骨高突,两颊深陷成窝,下额部也稍稍尖凸向前。这一种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觉得特别;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线条刻划分明,象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佣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红,象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的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最为经典的是,郁达夫称赞福州女子“天生丽质难自弃”,“因而天晴气爽,或岁时伏腊,有迎神赛会的关头,南大街,仓前山一带,完全是美妇人披露的画廊。眼睛个个是灵敏深黑的,鼻梁个个是细长高突的,皮肤个个是柔嫩雪白的;此外还要加上以最摩登的衣饰,与来自巴黎纽约的化装品的香雾与红霞,你说这幅福州晴天午后的全景,美丽不美丽?迷人不迷人?”言语之中的赞美与欣赏,今天读来都觉得迷人。
       《饮食男女在福州》中对福州女子的描写,郁达夫似乎意犹未尽,他在著名的《闽游滴沥》中再一次大肆赞扬福州的女子容貌,并媲美罗丹手下的作品。他说:“我们从前没有居住过福建,心目中总只以为福建人种,是一种蛮族。后来到了那里,和他们的文化一接触,才晓得他们虽则开化得较迟,但进步得却很快。”他甚至认为:福州的女性,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康健,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福州的女子,不但一般皮肤细白,瞳目黑大,鼻梁高整,面部轮廓明晰,个人都够得上美的资格,就从身体健康、精神活泼两点来讲,也当然可以超过苏杭一带的林黛玉式的美女。我所以说,福州的健康少女,是雕塑式的、希腊式的;你即使不以整个人的相貌风度来讲,切去了她的头部,只将胴体与手足等捏成一个模型,也足够与罗丹的Torso媲美了。
       描写爱人,此情可待成追忆
       郁达夫高度礼赞福州女人,去新加坡之后的他也与福州女人也有过一段情缘。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后,很快另有情人李筱英,两个人一位是守活寡的怨妇,一位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一拍即合,不久李筱英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入郁家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与郁达夫年纪相差近二十岁,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华语及英语,中英文的造诣都很不错,不论才貌都非常出众。郁达夫的次子郁飞印象中的李筱英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也得到当时在英国宣传部做事的李筱英的协助,在《华侨周刊》连载的《瞬息京华》译文,则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然而,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使然,郁达夫与李筱英最终还是各奔东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筱英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以李筱英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例如“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等。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离乱杂诗》的集子中。
       其实,郁达夫谈福州女性,并不是偶然。可以说,女性,或者女人的爱,是他时刻追求的理想,是推动他创造、奋斗的动力。郁达夫对女性的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分明映射着五四人发现的光芒。
       郁达夫与福州女子的奇谈佳话
  郁达夫每日坐马车前往省府路省政府公干。某日一同僚邀请他去西门街定远桥附近的可然亭菜馆就餐,该菜馆依西湖而建,风景殊胜。尤其是徐娘半老的女老板嫩妹,据说民初就已出名,西门街一带的人都叫她“西门西施”,郁达夫并不知情。这一天被郁达夫偶然碰上,不料这位民国的福州“白富美”有些病恹恹,大家要郁达夫为嫩妹诊断。闽中习俗,呼医生为“新衫”(老师),与教书先生的叫法是通用的,盖因古时闽地文化人不多,许多教书先生同时也行医通医的缘故。大家是开玩笑,郁达夫却有些骑虎难下。他一边切脉一边执笔,却不知如何开处方。忽然瞥见墙壁上对联:“浓香开末利,初日照夫容。”灵机一动,笑说:“以茉莉花蕾一把,白莲花瓣一朵洗净,沸水冲服。”这处方实乃花茶,茉莉花性甘平,白莲花滋阴降火。此事传为佳话,亦为沪报登载。这个故事记载在近人郑丽生著作的《闽中广记》中,福建省图书馆有收藏。
       (四)赞美福州的饮食物产
       郁达夫自从来了福州,俨然成为了一本行走的美食地图:“饮食外的有名处所,城内为树春园、南轩、河上酒家、可然亭等。味和小吃,亦佳且廉;仓前的鸭面,南门兜的素菜与牛肉馆,鼓楼西的水饺子铺,都是各有长处的小吃处……城外在南台的西菜馆,有嘉宾、西宴台、法大、西来,以及前临闽江,内设戏台的广聚楼等。洪山桥畔的义心楼,以吃形同比目鱼的贴沙鱼著名;仓前山的快乐林,以吃小盘西洋菜见称……”这才是纯正的吃货吧。
       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一开头便赞道: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福建菜之所以著名,原因是:“天然物产的富足”, “又加以地气温暖,土地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作料采自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闽菜之名,就宣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至于“福州的水果花木,终年不断。橙柑、福橘、佛手、荔枝、龙眼、甘蔗、香蕉,以及茉莉、兰花、橄榄等等,都是全国闻名的物品。”“清初周亮工著的《闽小纪》两卷,记述食品处独多,按理原也是应该的。”
       谈及福州的海味,他写道:“在春三二月间,最流行的最肥美的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房。《闽小记》里所说的西施舌,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并记下一件听到的轶事:从前有一位海军高官,老母病重,颇思乡味,远在千里之外,欲得一蚌肉,以解死前的愿望,部长纯孝,就空运蚌肉至京。他说自己到福州,正是蚌肉上市之时,吃了几百个蚌,特纪此口福。同时,他认为福建的蛎房,却比江浙沿海一带所产的,特别的肥嫩清洁。谈了海味之后,他特别介绍福州肉燕的加工过程,说这是福州独有的特产。
       追随郁达夫的文字趣谈福州的美食
       福州七星鱼丸:福州人的性格从“食”中便可窥探到,福州人如此重视“食”的,恰逢节日祈年迎新,大袋小袋,淘淘洗洗,一家人,整整齐齐,一大圆桌,主妇们来来往往,忙得不亦乐乎,一起沉浸在火锅、干红、高声谈笑中。福州的性格就藏在这杂烩火锅、佛跳墙、荔枝肉和芋泥、肉松、线面等种种“食”中,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糊”。融美味与精髓于混沌状态之中,融生活于不事张扬中。
       太平肉燕:郁达夫是这么写太平肉燕的:“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壮强的男子,拿了木锥,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的死劲地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什么回事?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所谓肉燕者,就是将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实为“地瓜粉”),然后再制成皮子,如包馄饨的外皮一样,用以来包制菜蔬的东西。听说这物事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福州的肉燕味美,在于陷的肉质精细,跟皮的完美结合,味道细腻有种入口即化的错觉感,来一碗还不满足,吃两碗才觉得够味。
       福州人有语,“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可见太平肉燕在福州人民心中的轻重程度。在过去的喜庆宴会上,每当“太平燕”上席时,鞭炮齐鸣,客人们停筷停杯,恭候新郎、新娘或寿公、寿婆前来向宾客敬酒,使喜宴气氛达到高潮。想必郁先生也格外喜欢这细腻的太平肉燕,估计一下来两碗也不一定。
       花生汤:他知晓福州人爱吃甜食,从而写道福州人镶着金牙,这段文字现在看来也格外有趣:“福州食品的味道,大抵重糖;有几家真正福州馆子里烧出来的鸡鸭四件,简直是同蜜饯的罐头一样,不杂入一粒盐花。因此福州人的牙齿,十人九坏。有一次去看三赛乐的闽剧,看见台上演戏的人,个个都是满口金黄;回头更向左右的观众一看,妇女子的嘴里也大半镶着全副的金色牙齿。于是天黄黄,地黄黄,弄得我这一向就痛恨金牙齿的偏执狂者,几乎想放声大哭,以为福州人故意在和我捣乱。”
       看完还会噗嗤笑出声来,让人不禁想到甜味十足的花生汤,或许只有福建才会把花生做的这般甜,跟无锡的甜却又不一样,想起多年前来北京时,坐的火车从福州始发到北京,座位基本上都是福州人,的确有镶着的金牙,却不觉得不美观,只是格外好奇,觉得好玩,现在看郁达夫这样写,倒也是想明白了。
       说到甜美的花生汤,福州好多小店卧虎藏龙,小巷子里就有传统美味的古早味,最受众人追捧的莫过于没牙花生汤店,小店有着很多年的历史,能把花生汤与芋泥做的这般美味,不仅用心,而且是用情。福州本地人也常常去食,当然到福州吃花生汤,这家是最不能错过的。
       福州鱼丸:说到福州的海味,郁先生匆匆提过,直接转到肉燕,郁先生是浙江人氏,在上海也是常常吃海味的,到了福建吃海味就不觉得新奇啦,而福州的海鲜却格外清鲜味美,做法却简单,不外乎上锅蒸,虾蟹是要样样具备的,放点作料,就吃起来。而福州的鱼丸,可是出了名的,说到海鲜,当然不能不提鱼丸,郁先生倒是没有特别提,倒是没少吃。在福州的大街小巷,都有鱼丸店,可与北方街上的包子铺的数量不相上下。福州鱼丸是用鳗鱼、鲨鱼剁茸,加甘薯粉搅拌均匀,好的店里吃的鱼丸,格外Q弹爽滑,回味无穷。鱼丸的鲜美再把汤水喝完,就把食物的满足感体验的淋漓尽致。
       吃荔枝吃到拉稀
       福州自古盛产荔枝,西禅寺的“十八娘”荔枝更是闻名天下。每逢旧历四月荔红蕉绿时节,西禅寺的游人众多,都是前来品尝荔枝的。按照西禅寺老规矩:荔枝可以任由游客随意大吃,每人只收银角6枚,但吃完了事,不能打包带走,有点自助餐的意思。
       郁达夫非常爱吃荔枝,自然更不会放过这“十八娘”自助餐。当年,大才子就邀约着八九个浙江籍同乡一起去西禅寺大吃荔枝。据当年自助餐友回忆,他吃的荔枝最多,还一边吃一边吟诗,一副大才子派头。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说罢,又埋头大吃起来。但经不住当家僧的热诚,就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不停笔写了四句:“鹓雏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
       可是就在这一天大吃荔枝之后,大才子腹痛难忍,腹泻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真是要多囧有多囧。还好,在关键时刻,邻居问了一句:“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大才子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泻了。之后大才子还跟没事人似的,表示:荔枝还可以大吃,有酱油就可以治拉稀。
       脖子上挂饼耍酷
       基本上小孩子都知道形容“懒人”有个民间典故,就是说脖子上挂张大饼,一直用嘴够着吃,吃到饼掉地下为止,都不用手扶一扶。可谁知道福州还真有这么一种饼,传说中也真有类似的这么一种吃法。郁达夫喜欢考证民风民俗,身先士卒,他就演了这么一出“懒人吃饼”的酷秀。
       有一天,郁达夫在福州街头闲逛,见到一种很特别的饼,好端端的在中间凿了一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到福州追歼倭寇,便发明这种饼,可穿绳子,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用“光”字来纪念他。
       郁达夫觉得这“光饼”很有意义,当天就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题了一首七言绝诗:“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脖子上挂张饼,一边吃一边念诗,大才子可能自已觉得很酷,可把卖饼的囧得不行,大伙儿都说他做的饼有问题,会把人吃成颠子。
       谁的肉末在飞
       一天,郁氏参加一个重要宴会,穿着一身灰色花哔吱夹袍,黑色马褂,兴致勃勃的走到街头,正想要一辆车,忽而被一旁“咚扑咚扑”的声音给吸引住了。他站在一旁,仔细的观看起来。
       只见一个小店,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有两个强悍的猛男,各拿了一把大木锥,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拼了命使劲的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怎么回事?大才子百思不得其解,他支着手,托着下巴看了很久,也没能看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又看见店中两个伙计,把打得稀烂的猪肉和入面粉,然后再制成一种面皮。和包馄饨的外皮一样,里面再包上各色的蔬菜,扔进沸水里一煮了事。伙计见郁达夫一直站在一旁发楞,就问他要不要来一碗?大才子这才想起,宴会得迟到了!连忙转身就走,忽然看见自己的黑色马褂上,一层白花花的碎肉末子,大才子叫苦不迭,气得哇哇大叫:谁的肉末?谁的肉末?
       这段囧事,大才子把他变成了知识产权。在他那篇很畅销的《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文章中,把这种打得肉末横飞的食物叫做“肉燕”,还煞有介事的说这种食物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只是只字未提,当时肉末挂满马褂,宴会没法参加的囧状了。
       (五)酷爱寿山石,细加品评
       文人历来与印石有缘,郁达夫一生爱石,尤其钟爱我们福州独有的寿山石。1936年到1938年间,郁达夫曾在福州工作两年有余。那时,他工作的案头摆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寿山石;总督后那条古董街的图章铺里也常留有他的踪迹。他对寿山石和寿山石雕评价极高。
       根据他的朋友陈觉民的回忆,有一次郁达夫和他研究印章。郁达夫高谈阔论,从秦国刻治卞和玉为国玺,一直谈到元末明初王冕用花乳石制印的千年印史,指出:元代以前的铜印玉印是权力的象征,是属于权势阶级的;只有石印的出现,文人才有资格涉脚印坛。郁达夫又将昌化鸡血石、青田石和寿山石作了比较,说:鸡血石和青田冻石虽然很负盛名,但都不如寿山石。打个比方:青田冻石如深闺稚女,文静娴雅;昌化鸡血石如小家碧玉,薄施脂粉,楚楚可人;而寿山石则如少妇艳装,五彩翩跹,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所以他在福州新刻的印章也选用寿山石。著名的国画家陈子奋就曾为郁达夫治印。对于寿山石雕,郁达夫也深有研究,他最爱石雕中的“薄意”艺术。他认为“薄意“是寿山石雕的上乘之作,它运用中国画的布局和章法,以石当纸,以刀作笔,在石上浅雕出山水花鸟,是石中的画,画中的石。1938年冬,郁达夫要离开福州赴新加坡的时候,虽然行色匆匆,但仍抽空赶到总督后图章铺选购了30余枚寿山石章带走。由此可见:郁达夫自离福州南下之后,虽然远离祖国,但是与寿山石结缘之心仍然不变,而且以此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眷恋和赤子之忧。
       在那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日时期,远在南洋的郁达夫已把对印章和篆刻的个人爱好,上升到爱国御敌的神圣地位。他在《赠万印楼主人张斯仁先生》的七绝里写道:“乱世难期独善身,技能精一始全真。阳冰妙篆山农印,同是千秋处士珍。”有的学者认为,“阳冰妙篆”,即泛指刻印,又实指福州乌石山的李阳冰石崖篆刻;“山农印”,则指寿山石农采制的印章。从以上诗文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对福州寿山石是“缘结千古,终生不渝”的!
       (六)做官不忘恋爱
       郁达夫《闽游日记》中,在1936年3月23日有这样的记载:“晚上在中洲家吃饭,作霞信一,十时上床。”这里的“作霞信一”,即指写给远在杭州“风雨茅庐”的夫人王映霞的一通私人家信。原本身在异乡,给自己老婆写封家信,也没什么可囧的啊。只是这封信和1936年4月2日南京《新民报》“各地通讯”栏目的一则《做官不忘恋爱,郁达夫两头忙》对照着一看,就知道当年大才子还真是被囧了一把。
       信的最后一段提到,“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报社,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杭州的友人,大约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总也不少;借花献佛,可以省去我许多作信之劳,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原来,大才子的家信在当时也是可以换稿费的硬通货,郁达夫不但节省了几张五分邮票,还要挣稿费贴补家用,也算是精明到家了。只是报社为了做噱头,并未按照他的意思,没有给这封信加上一个“闽海双鱼”的文雅题目,而是做了一个让他够囧的题目来娱人娱己。这一次,郁达夫再一次囧到极致无怨尤,毕竟还是拿到了稿费,囧一把也不在话下了。
         郁达夫的民族气节:郁达夫的抗日态度非常鲜明。1936年2月4日晚上初到福州,在饱览闽江风光的时候,他不忘写下这样三首诗:“剩水残山月仍圆,客心何用转凄然。春风十里南台处,且听珠娘弄管弦。”“南朝往事去悠悠,有福何尝一福州。今日凭栏休洒泪,偏安事业亦千秋。”“东南形胜足偏安,赵宋王朝梦里残。奚怪今人吟风月,新亭我却耻儒冠。”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一年的2月19日,郁达夫在日记里写道:“以后的工作愈忙了,等明晨清早起来,头脑清醒一点之后,好好儿排一张次序单下来,依次做去。虽然我也在害怕,怕以后永没有恢复从前的勇气的一日了。”果然如他所说的,工作愈忙了,许多进步青年来拜访他,他还经常演讲。有一次,他在青年会礼堂作全民抗战的演讲,礼堂里人潮涌动,群情激昂,大家把他当作文艺界抗战的一面旗帜。
       游历于山戚公祠后,郁达夫写下《满江红》,慷慨激昂:
       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
       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
       郁达夫留词不多,且多写交往应酬,这首写于1937年9月的《满江红》却独辟蹊径,与他不久后游于山题写的七绝《游于山戚公祠》及此前过杭州写的《过岳坟有感》一样,痛切抒发感时伤事决心报国的壮志豪情,一股雄迈千古之英气咄咄逼人。时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及八一三上海战事不久,郁达夫从上海绕道宁波,杭州到福州。当年九月国共二度合作,抗战全面展开。郁达夫到达福州后,毅然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处此祖国危亡之秋,诗人登上福州于山顶,凭吊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一股怀古伤时,以古代民族英雄岳飞和戚继光的精神品格自勉自砺的民族豪情便油然而生。 
  写下此词,诗人意犹未尽,嗣后他二登于山,又赋一首《游于山戚公祠》绝句,句云:“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诗人冀望而今如有戚继光一样的猛将义将,那么日寇怎敢犯边略境?诗人对于抗战政府的寄望是多么的热切!
       他又写了杂文《记闽中的风雅》。文章的开头谈了许多福建历代名人,特别推崇宋末郑所南和明末黄道周的民族气节。认为当今国难时期,很需要郑所南、黄漳浦(道周)的一派正气,得重放一次最后的光芒。但在提到当时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福州人)时,却用一种蔑视的笔触写了一句“汉奸郑孝胥不算中国人”。这么平凡的一句话,骨子里却饱含了郁达夫的一种强烈的民族气节。
  有一次,日本人办的《闽报》社长松永荣氏(日人)邀郁达夫赴宴。同席而坐的有日本领事馆须贺武官等人。在席间,郁达夫竟乘着酒兴,直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这在“国际礼貌”上是不妥当的,但是郁达夫竟然为了民族大义,而忘记了所谓“国际礼貌”,可见郁达夫的民族正气是令人钦佩的。
       1937年初,郁达夫访问日本,经台湾归来,所见所闻,增加他忧国之情,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郁达夫对于日本侵占下的台湾同胞,寄以深厚的同胞骨肉之情。他曾去过台湾,把对台湾的观感告诉给福州的文化界人士:“台湾青年苦得很,没有书读,读的不是汉文,而是日文。若有3个以上的学生站在路旁谈话时,就有日本警察过去干涉。但是台湾青年经常想念他们还未见面的‘妈妈’——中国。”最后,郁达夫深有感慨地对福州同胞说:“亡国奴是做不得的啊!”
  福州的一家报馆《华报》,请郁达夫题诗。他大笔一挥,题了一首很动人的诗:“闽中风雅赖扶持,劲节堪为弱者师。最是亡国家破后,对花溅泪岂成诗。”后来他给福州《南方日报》也写了一首诗:“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菅墓更无田。”这些诗句,处处都在号召新闻界的人士,应该唤醒全国同胞,积极抗战,万万不可做亡国奴。而郁达夫自己,也决不做一个“空虚”的文学家。当时福州《华报》发表了一篇郁达夫的《致×××》公开信(见1936年10月27日《华报》,收信人姓名不详),信中郁达夫谈到自己时说:“我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雄心未死。有着机会,也还想赶上前线去实地工作,因此便感到从前弄文的空虚了。”为了不做“空虚”的文人,他在福州期间,亲身参加了“福州文化界抗敌救国协会”,并被选为理事长。
       他邀请董秋芳、杨骚、楼适夷等知名作家来福州工作,共谋抗日。所以,他很少再写记游文字,寓居光禄坊期间只写了一篇《福州的西湖》。抗战爆发后,他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他多方联系,筹划创办《文救周刊》、《救亡文艺》并担任主编。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和杂文,号召人们以笔当枪,跟敌人作持久的、殊死的斗争。在该会成立47天里,他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曾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他还经常主持宣传讲演会,并三次到福州电台去作抗日的播音演讲,可见他的抗日热情是何等感人!
       福州文化界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因而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由保安处派特务持枪到《救亡文艺》编辑部用武力迫使停刊,并杀害了协和大学进步女教授李冠芳。郁达夫和五位常务理事愤然辞去理事之职,以示抗议。《救亡文艺》被迫停刊。反动当局终于把本来大有作为的文化界救亡运动压制下去。
       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任少将设计委员,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为福州的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久,抗战形势日紧,诗人毅然决定奔赴南洋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以唤醒东南亚人民共同对抗企图猖狂霸吞全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诗人一边秘密宣传,一边却被迫担任翻译,一九四五年日寇败亡前夕,诗人竟为日寇宪兵队识破身份,暗杀于苏门答腊,为祖国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诗人用自己的热血实践了“教秦灭”的宏伟诺言。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爱国,是贯穿郁达夫“以笔代戈”战斗生涯的主线。1913年,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在日记中写道:“……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也是在那时,他写下了著名白话小说《沉沦》。
  1937年,郁达夫家乡富阳被日寇占领,母亲不肯做“亡国顺民”而绝食自尽。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得知此噩耗,悲痛不已。年末隆冬,他在福州青年会的小屋中,为前来拜访的爱国青年写下了震撼人心的题词:“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郁达夫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与战地记者的视角,亲历并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中国军民的不屈。1938年底,他自福州抵达新加坡,担任新加坡文艺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接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郁达夫还在新加坡成立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亲自授课宣讲。战时的飘零、流亡、落魄,并未熄灭郁达夫内心的斗争热火。从新加坡撤至印尼后,郁达夫还多次帮助当地的爱国抗日志士。“父亲忍辱负重,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做通译,帮忙偷偷销毁信件、传递消息……”郁达夫的儿子郁大亚说,“宪兵队抓了抗日人士,父亲就想办法把宪兵灌醉,再偷偷放人。”
  “精诚团结,持久抗战”:“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唯战线后之生产问题,战胜后之建设问题,却为我民族目前之最大课题。”——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立国在这物质文明进步极速的时代,自然须注重科学……但是人格的修养,精神的健全,是创造物质运用物质的根底……”——1939年《语言与文字》
  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共发表了400多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针砭时弊、富有远见。
  “父亲认为,抗战最大的目的是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策略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郁达夫小女儿郁美兰说。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背负国仇家恨的情况下,郁达夫依然能冷静、辩证地剖析中日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苏立军说,1940年,郁达夫在《晨星》副刊上发表《敌我之间》一文,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的不同。”
  “祖父带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除了爱国,就是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广袤的视野。”郁达夫的孙子郁伟说,虽然郁家后人从文者少,但并未忘记继承先辈遗志。“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希望更多中国人能通过语言文化的‘武器’,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1942年,郁达夫在《离乱杂诗》中写道:“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郁达夫身上,首先体现的是风格——其文学创作是中国所有现代文学作家中辨识度最高的一个;其次是风度——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革新、公私雅俗、国难家仇等矛盾中产生的精神涅槃与人文救赎;最重要的是风骨——创作起源于觉醒,升华于战斗。“从病弱、颓靡,到刚健、强大,犹如近代中国民族性格的缩影。”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正在家中会客,突然就被日本宪兵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郁达夫的生死迷局: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所以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证实。
       郁达夫在福州青年会:
       郁达夫1936年2月为什么要来福州,有两个原因:
       一是郁达夫来过福州,在脑海里印象深刻。1926年12月22日,他从广州乘船回上海,因途中遇大风,轮船在马尾停泊。他在罗星塔一带参观后,轮船仍没有开航的消息。翌日清晨,他和同船的两位乘客换乘小汽船来到福州南台。他在日记中曾记述,当时看到的是“帆樯密集,商务殷繁,比福州城内更繁华美丽。十二点左右,在酒楼食蚝,饮福建自制黄酒,痛快之至……”虽停留短暂,但对福州的印象良好,便有了第二次再来游览。
       二是郁达夫第二次来福州,与陈仪有密切关系。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期间就认识陈仪。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郁华)与陈仪有过一面之交。郁达夫在《海上——自传之八》曾提到:天气寒冷,他还穿着夹呢学生装,无法御寒。“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据郁达夫长子郁天民说,那件士官学校陆军制服就是陈仪送给郁曼陀,辗转送给郁达夫的。所以郁达夫在1935年写自传时还提到此事。郁达夫对陈仪早就有了好感。
       陈仪1934年2月出任福建省主席后,多方延揽人才。1935年秋末,陈仪从北京回福建,途经杭州,遇到郁达夫。这时郁达夫已是著名的文学家,陈仪约他来福建游览。12月中旬,陈仪在福州写信给郁达夫说:“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那段时间,郁达夫不得不忙于与国民党高官应酬,很想换个环境。郁达夫在1933年4月从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移家杭州后,环境仍然险恶,浙江国民党当局对他除了监视外,又笼络利用。到他家的有省市军政要人以及从南京来的大官。表面上看,郁达夫成为西子湖畔的名人。内心里,他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到后来当局纠缠越紧,使他不得不考虑换环境。刚好陈仪主持闽政,郁达夫知道陈仪留日时与鲁迅交谊甚笃,认为他还是比较开明的,1936年2月就应邀离开杭州来福州,下榻南台青年会。
       郁达夫到福州后,2月6日到省政府见陈仪,叙谈后,陈仪知道郁达夫不仅文才好,也学过经济,曾在高校任教授,当即表示要以经济设计事务相托,将委任他为省政府参议。这是郁达夫没有想到的。翌日,接受委任状,算正式到职了。省会各报纷纷报道,消息很快传播到沪杭一带。上海、南京、杭州的小报突出报道:郁达夫做官了,有些记者大做文章说:郁达夫竟把文学家的头衔卖了!郁达夫除在《说我的做了官》谈了这个问题外,3月1日,在福州青年学术研究会发表题为《青年的出路和做人》的演讲,再次作了阐述:“做官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先来解释这个官字。官尤事也,官者,人尽其责之谓也。若是如此,那做官就是做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不贪污,不敲吸民间的膏脂,这是正当的做官,像这种官,也大可以做得。”话锋一转,他说:“可惜以前贪官污吏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类的官太多,所以把做官二字弄得不好听了,现在的官,只变成升官发财,贪官污吏之官。”
       1927年“4·12”政变后,上海的国民党右派为了拉拢郁达夫,曾要他去帮助党务,他托病谢绝了;又有人引诱他去“做个委员”,也被他断然拒绝。所以他是借这次公开演讲的机会既表明自己的心迹,也是对贪官污吏的公开谴责,主张做官要做好官。
       郁达夫在青年会期间用毛笔书写的诗、联,不计其数,其中多数是古人成句,他创作的诗联很少,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手迹更是凤毛麟角。1936年3月1日在一次宴席上作的《赠〈华报〉同人》手迹,当年6月1日《华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出,流传很广。诗云:“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郁达夫在散文《记闽中的风雅》提到此诗说:诚诚恳恳地希望他们能以风雅来维持气节,使郑所南、黄漳浦的一脉正气,得重放一次光芒。郑所南即郑思肖(1241~1318),南宋诗人、画家,福州连江人。黄漳浦(1585~1646)明末诗人、书画家。福建漳浦人。他俩在国难来临时都保持着崇高的民族气节。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发表杂文《双十节感言》,又再次提到这首诗,“系缀拾杜老的‘感时花溅泪’与‘国破山河在’的两句而成的”。并说,现在虽还没有到这境地,但我们却不可不以此自警。此诗曾被称为“民族文学的佳构”,激励人们奋起抗日救亡。
       郁达夫在青年会期间的手迹,有些是应外地文化人士之请而写的,流传到外地。例如,为厦门诗人苏警予题写的扇面《青岛杂事诗之一》,诗曰:“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在郁达夫的遗墨中,扇面手迹是罕见的。
   郁达夫在福州格致中学的演讲
        郁达夫三次入闽,第一、三次(1926年冬、1938年秋)都是路过,居闽时间短。第二次入闽(1936.2.4-1938.3.9)历时两年,其间,赴日招回郭沫若、赴沪参加鲁迅葬礼,回杭小住,等等,实际时间不足两年。他在榕引领了福建的抗日文艺运动,留下了20余万字的创作,度过了一段相当辉煌的人生历程。
        在榕期间,郁达夫作过多次演讲。他于1936年2月4日到达福州,15日,即应邀前往南台青年会演讲,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指出:“今后新文学的趋向,将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而写作的方法,仍旧继承着普罗文学运动中所提出的新写实主义。”此后的多次讲演涉及议题广泛,如2月21日,在福州英华中学演讲,题为《文艺大众化与乡土文学》;27日,到仓前山华南文理学院演讲,“内容为有关日本这次政变的谈话。”(据《闽游日记》)3月1日,在友声剧场作《青年的出路和主人》演讲。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首推9月25日在福州格致中学作的《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演讲。福州格致中学原是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1927年改为“私立”,但实权仍操在美国人手里。邀请郁达夫来校演讲的,是当时的校长沈廷模,此人与教务主任倪耿光治校有方,不传教,不媚外,工作勤奋,办事认真,颇有作为。郁达夫这次演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郁达夫在此次演讲中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抗战文艺的思想,同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合乎论争的实际情况,观点之正确迄今犹然。
        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元老,当1928年创造社与太阳社围剿鲁迅时,郁达夫却站在鲁迅一边。1927年1月,郁达夫敏锐地觉察到广州革命中心内部的危机,发表《广州事情》,遭到创造社同人的批判。同年4月8日,他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把锋芒对准了即将背叛革命的“英雄”蒋介石。果然,四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批判过郁达夫《广州事情》的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通缉,流亡日本十年。1927年8月15日,郁达夫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而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同月,发表《对于社会的态度》,表达对鲁迅人格的肯定,指出:“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这比冯雪峰、瞿秋白对鲁迅的肯定评价,要早得多。郁达夫与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而最初起草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的名字。冯乃超、夏衍拿着这份名单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看后很不满意,说:“你们问过郁达夫没有?为什么不列他的名字?”于是名单上才有了郁达夫,他成了七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曾对徐志摩说过:“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是被“左联”视为敌人的,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于是,1930年11月16日,“左联”开会,“开除郁达夫”。1930年12月1日,郁达夫脱离“左联”,因为他觉得“分传单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蒋光慈后来因发表《丽莎的哀怨》亦被“左联”开除,并被清除出党。郁达夫对“左联”的“左派”幼稚病虽有看法,但他作为左翼作家的本色并未改变。1936年2月,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夏衍等“左联”的地下党负责人,未征得鲁迅的同意,就宣布解散“左联”,同时,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此二事均持异议。冯雪峰从延安来到上海,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一口号提了出来,遂引发“两个口号”论争。几乎有影响的作家都被卷入了这场论争。
        确立“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这一论题表明郁达夫已清楚地认识到抗日是全民族的旗帜,而文学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运转。可贵的是,郁达夫没有对开除他的“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挟持私隙,而是识大体、顾大局,提出“两个口号并不相背,却是相成的”观点,郁达夫认为:名目或有出入,但全民族“最后的理想,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完成国防,拯救民族”。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的具体内涵。“一是唤醒民族意识的”,目下中国若不亡国则已,若一亡国,就是灭种灭族,所以处在“这一关头的文学,自然要以唤醒民族意识为主要的内容”。二,这是“鼓励向上奋斗的革命的文学”。这就坚持了抗日文学的阶级性,保持了“左翼”的先锋姿态。三是“暴露现实”,这是在坚持“五四”以来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关于写作技巧,倡导“新写实主义的手法”,“就是有情写实的那一种手法”,这是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郁达夫在演讲的最后,强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唯有国防”这一点。他号召青年,在这一大前提下,个人的自由、利益,甚至生命,有牺牲的必要时,也只好牺牲。他深信:“中国的国运,一定会得隆兴”,“我们的子子孙孙,也永远地不会再受人家的轻侮!”这篇演讲,10月3日发表于福州《建民周刊》第12期上。这篇演讲稿,至今仍闪耀出熠熠光芒!
        1936年10月27日,他在一封信中说,“同属一家,安忍操戈”,“危急存亡,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没有余裕“去谈脉论理派别呢”,这是他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一点见解。1936年11月29日,他发表《今日之中华文学——它的动向和作品》,谈及两个口号之争,认为两个口号“有若干差别”,但“实际内容是相同的”,“没有争论的余地”,以前的争论,只不过是文坛宣传者的政治感情用事,出于年轻的人们不肯落后于旧人的“心理”。对两个口号之争的实质及文坛的弊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
        1938年3月9日,郁达夫应郭沫若电邀,离闽前往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奔赴抗战文艺的前线!
       郁达夫与福州西湖:福州西湖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名胜,不仅是本地人常去之处,外地人到福州,也多会慕名前往一游。上世纪30年代中期,郁达夫旅榕期间,福州的名胜古迹大多留下了他的足迹,西湖当然也不例外。郁达夫去西湖,不仅仅是游览,也是为了慰藉思乡之情。因为他的故乡杭州也有一个西湖。1937年3月4日,他在福州时写的《里西湖的一角落》(载1937年《越风》增刊第一集“西湖”)中就写道:“福州的西城角上,也有一个西湖,每当夏天的午后,或冬日的侵晨,有时候因为没地方走,老跑到这小西湖的边上去散步。一边走着,一边也念着"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西湖"这两句成语,以慰乡思。”
  福州的西湖是郁达夫常去之处。郁达夫1936年2月4日傍晚才到福州,8日这一天,他就到西湖游览。“中午在那里吃饭。”他初游福州的西湖,感觉“西湖规模虽小,但疏散之致,亦楚楚可怜,缺点在西北各小山上没有森林,改日当向建设厅去说说。”(见郁达夫1936年2月8日日记)此次郁达夫似独游西湖。
  郁达夫是著名作家,当时福州各阶层人士均以能与郁达夫结交为荣。而郁达夫平易近人,又很好客,故交游甚广。郁达夫游览西湖,多与友人同去。如同年4月6日,郁达夫“晨起,正欲写家信,而顾君等人来……就和他们出去。先在西湖公园开化寺门前坐到中午,照相数帧。”(见郁达夫当天日记)。郁达夫是个浪漫文人,与他同游西湖的友人中,也不乏女性朋友。他当时的同事蔡圣焜曾回忆:“当时福州仍甚闭塞,对郁达夫时偕女友泛舟游于西湖或闽江之上,时有蜚语流言。”(《郁达夫在福州二三事》刊《福建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郁达夫虽然几乎游遍福州一带的山水、名胜,但他专门为某个景点题诗撰文的,也不多见。福州西湖不仅留下了郁达夫多次行吟的足迹,1937年7月他在福州期间,还写下了《福州的西湖》(载1938年7月1日广州《宇宙风》第70期)的美文。
  这篇文章,郁达夫参阅了很多福州历史文献,如《福州府志》、《三山志》、《闽都记》、《闽书》和《西湖志》等,简述了西湖的前世今生。他以其故乡杭州的西湖与福州的西湖对比,觉得如果把杭州的西湖作为一个理想的粉本,那么,福州的西湖独得了她的疏散。他以一个文学家的视角,平视处于福州城西的西湖,“水中间有一堆小山,山旁边有几条桥,与许多楼阁与亭台。远一点,是附廓的乡村;再远一点,是四周的山,连绵不断的山。”郁达夫接着把视线移向山中景物:“山上的树木危岩,以及树林里的禅房,都看得清清楚楚。”在郁达夫的笔下,福州西湖一带的湖光山色,简直就是一幅古典的、充满诗情禅意的写意山水画。郁达夫看惯了故乡杭州雄伟壮阔的西湖,因而觉得福州的西湖“湖面太小了一点”,加之一些景点已无迹可寻,福州的西湖有些“楚楚可怜”的意味。
  西湖作为福州的名胜,千百年来留下了包括郁达夫在内的无数文人骚客的足迹与诗文。他们的造访与吟咏,为清浅的西湖增加了文化的深度。
       你不知道的革命烈士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更是抗日时期文艺界抗敌御侮斗争中的翘楚。“神州旧恨遗徐福,南粤新谣怨蒯通。卷土重来应有日,俊豪子弟满江东。”他远赴南洋七年多,以笔为枪控诉日寇、以机智巧妙周旋于南洋战场,甚至释然面对死亡的威胁——“每到岁首,立作遗言”。最后,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他的英年碧血与南洋波涛同在。
  以笔抗日:“火一般的生命力”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主编。在47天内,郁达夫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偕同妻儿辗转来到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起初,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早报副刊《晨星》和晚报副刊《繁星》的编辑, 后接编和创办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星期刊》《文艺》双月刊等8种报纸副刊和杂志。当时的南洋可说是“文化的沙漠”,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为宣传抗战要在这片“沙漠”上建立一座海外文化中继站,“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事实证明,这些报刊几乎都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郁达夫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大举南下。周恩来派胡愈之、王任叔等到新加坡“万里投荒”———开展团结华侨抗日工作。曾经和郁达夫打过笔仗的《狮声》主编、后来任中国新闻社副总编的张楚琨回忆说:“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分散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身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郁达夫30年代曾说“我不是一名战士, 只是一个作家”, 为此而被“左联”开除。此时他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 而是一个战士。”时代洪流,,造就了一个自觉投入抗击侵略的热血爱国者。
       掩护陈嘉庚:了不起的“赵廉老板”
  1942 年2月4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郁达夫和胡愈之、王任叔等19人被迫撤离。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省一座叫“巴爷公务”的小镇住下,为了隐蔽身份和解决生计,他们经营“赵豫记酒厂”,酒厂的老板就是郁达夫,经理是张楚琨,帐务是胡愈之。由于郁达夫巧于周旋,这里还比较安全。许多文化界人士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青年也来到小镇避乱。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郁达夫又开办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赵豫记酒厂”成了抗日人士的活动中心,在郁达夫的掩护下建立秘密组织“同仁社”,搜集情报,开展抗日宣传。
  据张楚琨回忆,有一次在巴爷公务镇的侨长蔡承连家里,一个日本宪兵发现郁达夫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即报告上司,于是郁达夫被迫给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他编了一套假履历,不断来往两地之间,利用合法身份保护当地华侨、印尼人和我们逃难者。很多华侨都愿意找他帮忙,他对华侨有求必应。”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一文里提到,陈嘉庚曾当面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 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同年5月,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位负责人也对他说:“这位赵廉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汉奸告密的消息传来后,郁达夫赶紧通知并建议身为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而他自己则表示“我已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这时他已有牺牲准备,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却只是斩钉截铁地说:“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 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这些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留在了患难战友的记忆里。 
  忧国爱国:“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192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参加鲁迅的葬礼时曾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谈及时局时,郁达夫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1938年4月,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的郁达夫,还曾就广州起义作诗一首赠给故人——时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题为《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于同月6日刊登广州《救亡日报文化岗位》上,表达自己投笔从戎的万丈豪情:
  年年风雨黄花节,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弹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
       以生命尽民族节:从浪漫诗人到永生战士
  1936年时,郁达夫在一首诗中说:“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这竟然成了诗谶。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带着胜利的喜悦, 开始考虑如何在海外为祖国的复兴做些工作。他首先召集当地华侨, 组成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的筹备委员会。然而,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而几个小时后,郁达夫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1952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家乡建立了纪念亭。印尼的苏门答腊也修建了纪念碑。国内外对郁达夫烈士的关注和对他被害详情的调查,一直没有间断。1985年9月27日,新华社曾报道: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他三次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等地调查,寻访了上百名当地人,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宪兵班长,就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铃木正夫与这个头发花白的75岁老人——当时下达杀害郁达夫命令的宪兵班长在日本见过面。这名宪兵班长承认:“责任在我,是我对几个部下下令绑架处决赵廉的。”
  这名宪兵班长说,“如果他活下来,日本将会被他毫无遗漏地暴露出来,这终将成为证据”,所以,宪兵队在奉命撤退以前,便决定对郁达夫下手。8月29日晚派4名宪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骗郁达夫出来,把车开到附近荒野,在一个山崖下把赵廉(郁达夫)活活掐死。
  最早报告这位战士英勇抗敌事迹的政坛老人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说:“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在中国文学史上, 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郁达夫之死是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灾难的缩影。郁达夫也从此完成了从浪漫诗人到永生战士的人生转型。南洋海面上,回荡着他为抗战奔走呼号的声音。

郁达夫为何遭日军秘密杀害
  在我们生活的京华大地上,曾经涌现出大批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郁达夫就是其中之一。
  (一)弃医学文立志做革命志士
  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很早就开始显露,获得过县立高等小学的特别奖励。不久,长兄受命赴日本履职,他获得了随同到日本求学的机会。这前后,日本在东亚海战中打败了中国北洋水师和俄罗斯远东舰队,日本公众普遍视中国为弱国,看不起在日的华人。
  陌生的环境、蹩脚的语言、无形的歧视,所有这些都在幼年郁达夫的心底深深扎下了根,这个自幼就极度要强的男孩,想用尽全力去试图扭转这一切。很快他获得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官费生的资格,正式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在长兄指引下,郁达夫首选了医科专业,想“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但随着年龄增加,他经历的国家衰亡、家庭破败的现实,逐渐让他意识到,作为强邻的日本,也不是理想中可以安心读书、学以报国的世外桃源。
  1916年秋,郁达夫毅然决定放弃医科改学文科。1919年5月,郁达夫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发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震天呐喊,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专门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站立像,说,“瞧!这不很有些像那位革命义士么?”
  (二)《故都的秋》 在北平放飞文学
  1919年9月,郁达夫应长兄之召,抱着“整理颓政”的愿望回国参加外交官与高等文官的考试,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平。但国内吏治的腐败,导致他这次尝试失败,国内官场的腐败让他满腔激愤。他决定从喜爱的文学入手,继续努力。1921年10月,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由此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1923年10月,郁达夫代替北大教授陈启修到北大教统计学。寄住在巡捕厅胡同(今民康胡同)28号长兄家。在北大教书的这段时间,郁达夫时常拜访鲁迅,他们无话不谈,从政治到文学。鲁迅并不同意郁达夫的某些文学见解,但却从未批评过他。郁达夫敬仰鲁迅,鲁迅欣赏郁达夫,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1924年春,郁达夫将妻子孙荃和长子小龙从家乡富阳接到北平,住在什刹海北岸。在这里郁达夫创作激情迸发,先后完成了《一封信》、《北国的微音》、《十一月初三》等作品。1934年7月,郁达夫“不远千里”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写下了《故都的秋》,文中提到“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1936年,郁达夫又创作了《北平的四季》一文。文中郁达夫毫不掩饰对北平的喜爱。他写到“中国的大都会,我前半生住过的地方,原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一个人静下来回想起从前,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以及杭州的沉着,总归都还比不上北京——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当然还是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这两个词精准地概括了北平的特点,彰显他对北平的念念不忘。
  (三)疾呼呐喊全民奋起为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郁达夫挺身而出,以自己的一支笔,号召民众抗战。他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九·一八特刊》写道:“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成我军之愤。这次被迫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军而当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蓍龟。”并提出只要“持久抗战”,则“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在47天内,发表作品达20篇。
  7月27日,郁达夫去上海迎接自日本回国抗战的郭沫若,恰逢“八·一三”事变,目睹日本侵略者暴行,并由此撰写了报告文学作品《全面抗战的线后》发表在《闽政公余合刊》“战地写真”专栏。
  1938年3月9日,应日本同窗、国民政府政治部厅长郭沫若的邀请,郁达夫离开福州,到武汉担任第三厅设计委员。之后,他积极参加武汉当地的抗日宣传活动。时值台儿庄会战大捷,他非常激动,当即邀请其他文化界人士一道,代表政治部去台儿庄劳军,并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巡视山东、江苏、河南一带战地防务,直至5月初才返回武汉。6月底,郁达夫又去第三战区所辖的浙东与皖南前线巡查,直至7月初才返回武汉。作为一个文学家,郁达夫能够在国家对日作战的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宣传抗战的实际工作中,深受人们敬爱。他在武汉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常务理事,担任协会研究部主任和会刊《抗战文艺》编委。
  (四)海外抗日在南洋遭汉奸出卖
  1938年9月,郁达夫接受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毅然决定出国,开展海外宣传抗日救亡工作。郁达夫在新加坡共计三年有余,主编了《星洲日报·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并一度成为《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
  虽然远在海外,但郁达夫始终重视与国内抗日宣传力量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常务理事,郁达夫经常在《晨星》副刊上报道“文协”的活动消息。1939年3月,当“文协”经费发生困难时,郁达夫发起募捐运动,号召《晨星》投稿者,将稿费捐出。日军轰炸重庆后,郁达夫三次汇款给“文协”作为活动经费。郁达夫的行动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带动了南洋华侨支援抗日的爱国义举,鼓舞了国内从事抗敌宣传活动的朋友。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郁达夫化名“赵廉”,进入日军内部从事翻译类工作。在此期间,郁达夫利用语言优势和多年文学工作锻炼出的敏锐直觉,多次解救遭日军围困的抗日志士,极大掩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抗日活动的安全。1944年初,一名福建籍的汉奸发现了郁达夫的秘密,将其出卖给日军。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秘密抓到日军驻马来西亚武吉丁宜的司令官石原直少将面前。石原直问他,“赵先生,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这些宪兵部的人,免不了要作为战犯来处置。”其实,日军意思很明显,是想堵住郁达夫的嘴,消除作恶的证据。此时,郁达夫凛然答道,“我会如实作证的,将军阁下。”日军恼羞成怒,秘密杀害了郁达夫。
  至今,在距离武吉丁宜3000米的华侨公墓中,有一个高约2米的方形烈士纪念碑,它是为了纪念郁达夫等十位华侨抗日烈士。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7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书。2014年9月1日,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有郁达夫的名字。

附:饮食男女在福州(作者 郁达夫)
  福州的食品,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前十余年在北平,说起私家的厨子,我们总同声一致的赞成刘崧先生和林宗孟先生家里的蔬菜的可口。当时宣武门外的中信堂正在流行,而这中信堂的主人就是刘家的厨子,曾经做过清室的御厨房的上海的小有天以及现在早已歇业了的消闲别墅,在粤菜还没有征服上海之先,也曾盛行过一时。面食里的伊府面,听说还是汀洲伊墨卿太守的创作,太守在扬州日久,与袁子才也时相往来,可惜他没有象随园老人那么的好事,留下一本食谱来,教给我们以烹调之法,否则,这一个福建萨伐郎(Savain)的荣誉,也早就可以驰名海外了。
  福州的菜所以会这样著名,而实际上却也实在是丰盛不过的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天然物产的富足。福建全省,东南并海,西北多山,所以山珍海味,一例的都贱如泥沙。听说沿海的居民,不必忧虑饥饿,大海潮回,只消上海滨去走走,就可以拾一篮的海货来充作食品。又加以地气温暖,土质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撷。一年四季,笋类菜类,常是不断;野菜的味道,吃起来又比别处的来得鲜甜。福建既有了这样丰富的天产,再加上以在外省各地游宦官营商者的数目的众多,作料采从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于是乎闽菜之名,就喧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清初周亮工著的《闽小纪》两卷,记述食品处独多,按理原也是应该的。
  福州的海味,在春三二月间,最流行而肥美的,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房。《闽小纪》里所说的西施舌,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色白而腴,味脆而鲜,以鸡汤煮得适宜,长圆的蚌肉,实在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听说从前有一位海军当局者,老母病剧,颇思乡味;远在千里之外,欲得一蚌肉,以解死前一刻的渴慕,部长纯孝,就以飞机运蚌肉至都。从这一件轶事看来,也可想见这蚌肉的风味了。我这一回赶上福州,正及蚌肉上市的时候,所以红烧白煮,吃尽了几百个蚌,总算也是此生的豪举,特笔记此,聊志口福。
  蛎房并不是福州独有的特产,但福建的蛎房,却比江浙沿海的一带所产的,特别的肥嫩清洁。正二三月间,沿路的滩头店里,到处都堆满着这淡蓝色的水包肉;价钱的廉,味道的鲜,比到东坡在岭南所贪食的蚝,当然只会得超过。可惜苏公不曾到闽南去谪居,否则,阳羡之田可以不买,苏氏子孙,或将永寓在三山二塔之下,也说不定。福州人叫蛎房作“地衣”,略带“挨”字的尾声,写起字来,我想只有“诋”字,可以当得。
  在清初的时候,江瑶柱似乎还没有现在那么的通行,所以周亮工再说的称道,誉为逸品。在目下的福州,江瑶柱却并没有人提起了,鱼翅席上,缺少不得的,倒是一种类似宁波横脚蟹的蟳蟹,福州人叫作“新恩”,《闽小纪》里所说的虎蟳,大约就是此物。据福州人说,蟳肉最滋补,也最容易消化,所以产妇病人以及体弱的人,往往爱吃。但由对蟹类素无好感的我来看,却仍赞成周亮工之言,终觉得质粗味劣,远不及蚌与蛎房或香螺的来得干脆。
  福州海味的种类,除上述的三种以外,原也很多很多;但是别地方也有,我们平常在上海也吃得到的东西,记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不说。至于与海错相对的山珍哩,却更是可以干制,可以输出的东西,益发的没有记述的必要了,所以在这里只想说一说叫作肉燕的那一种奇异的包皮。
  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壮强的男子,拿了木锥,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的死劲的敲。把猪肉这样的乱敲乱打,究竟算怎么回事?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一位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所谓肉燕者,就是将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然后再制成皮子。如包馄饨的外皮一样,用以来包制菜蔬的东西。听说这物事在福建也只是福州独有的特产。
  因为福州人种的血统,有这种种的沿革,所以福建人的面貌,和一般中原的汉族,有点两样。大致广颡深眼,鼻子与颧骨高突,两颊深陷成窝,下额部也稍稍尖凸向前。这一种面相,生在男人的身上,倒也并不觉得特别;但一生在女人的身上,高突部为嫩白的皮肉所调和,看起来却个个都是线条刻画分明,象是希腊古代的雕塑人形了。福州女子的另一特点,是在她们的皮色的细白。生长在深闺中的宦家小姐,不见天日,白腻原也应该;最奇怪的,却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农俑妇,也一例地有着那种嫩白微红,象刚施过脂粉似的皮肤。大约日夕灌溉的温泉浴是一种关系,吃的闽江江水,总也是一种关系。
  我们从前没有居住过福建,心目中总只以为福建人种,是一种蛮族,后来到了那里,和他们的文化一接触,才晓得他们虽则开化得较迟,但进步得却很快;又因为东南是海港的关系,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比中原僻地为频繁,所以闽南的有些都市,简直繁华摩登得可以同上海来争甲乙。及至观察稍深,一移目到了福州的女性,更觉得她们的美的水准,比苏杭的女子要高好几倍;而装饰的入时,身体的健康,比到苏州的小型女子,又得高强数倍都不止。
  “天生丽质难自弃”,表露欲,装饰欲,原是女性的特嗜;而福州女子所有的这一种显示本能,似乎比什么地方的人还要强一点。因而天晴气爽,或岁时伏腊,有迎神赛会的关头,南大街,仓前山一带,完全是美妇人披露的画廊。眼睛个个是灵敏深黑的,鼻梁个个是细长高突的,皮肤个个是柔嫩雪白的;此外还要加上以最摩登的衣饰,与来自巴黎纽约的化装品的香雾与红霞,你说这幅福州晴天午后的全景,美丽不美丽?迷人不迷人?
  亦惟此之故,所以也影响到了社会,影响到了风俗。国民经济破产,是全国到处都一样的事实;而这些妇女子们,又大半是不生产的中流以下的阶级。意思不足,礼义廉耻之凋伤,原是自然的结果,故而在福州住不上几月,就时时有暗娼流行的风说,传到耳边上来。都市集中人口以后,这实在也是一种不可避免而急待解决的社会大问题。
  说及了娼妓,自然不得不说一说福州的官娼。从前邵武诗人张亨甫,曾著过一部《南浦秋波录》,是专记南台一带的烟花韵事的;现在世业凋零,景气全落,这些乐户人家,完全没有旧日的豪奢影子了。福州最上流的官娼,叫作白面处,是同上海的长三一样的款式。听几位久住福州的朋友说,白面处近来门可罗雀,早已掉在没落的深渊里了;其次还勉强在维持市面的,是以卖嘴不卖身为标榜的清唱堂,无论何人,只须化三元法币,就能进去听三出戏,只剩了田墩的三五家人家。自此以下,则完全是惨无人道的下等娼妓,与野鸡款式的无名密贩了,数目之多,求售之切,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至于城内的暗娼,包月妇,零售处之类,只听见公安维持者等谈起过几次,报纸上见到过许多回,内容虽则无从调查,但演绎起来,旁证以社会的萧条,产业的不振,国步的艰难,与夫人口的过剩,总也不难举一反三,晓得她们的大概。
  总之,福州的饮食男女,虽比别处稍觉得奢侈,而福州的社会状态,比别处也并不见得十分的堕落。说到两性的纵弛,人欲的横流,则与风土气候有关,次热带的境内,自然要比温带寒带为剧烈。而食品的丰富,女子一般娇美与健康,却是我们不曾到过福建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发见。
民国廿五年六月二日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6

 

2016年春节游福州——于山·补山精舍(十九路军筹划福建事变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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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于山·补山精舍(十九路军筹划福建事变旧址)

       从于山戚公祠右折进入花墙,就是补山精舍。精舍始建于北宋,最早是白塔寺和尚接待达官贵人大施主的地方,因其小巧玲珑而得名。后几经毁建,现存为清道光年间(1821-1850)重建。精舍为亭阁式建筑,傍岩而筑,面阔三间,进深五柱,穿斗式构架,单檐歇山顶,泥灰塑龙首脊,龙头翘角,雕梁画栋,周廊栏杆纤巧,四周依地势高下建围墙。东傍补山,岩石突兀;西有巨榕生自隙,绿荫覆舍,依山筑垣,将古建筑艺术与书法艺术、树根艺术融为一体。民国22年(1933年)秋,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曾在精舍召开秘密会议,筹备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动反蒋“闽变”。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补山精舍”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补山精舍也成为了“福建事变展厅”。
       平远台:“平远台”始建于宋代,位于号称“于山第一峰”的补山,围绕在补山精舍、万象亭、戚公祠、榕寿岩中间,始建于宋朝。据《名胜志》记载:“山有二十四奇,最著者,曰平远台,居中占胜”。平远台原建筑物已毁于清初,现在的平远台是民国22年(1933年)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人兴建的。
       据说戚继光胜利率师返回浙江,路过福州的时候,当地父老在于山的平远台特地设下了酒宴,为他们庆功、饯行。在欢乐的锣鼓声中,戚继光带着部下将领,通过了夹道欢迎的人群,踏着山石的小径登上了平远台。他接过当地长官献上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拱手作揖,感谢福建百姓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接着,当地长官便令人抬上一块纪功碑,立在平远台上。

 



       这块巨石算是一绝了吧......

 

       榕寿岩:在福州于山风景区补山精舍旁,围径9.1米,高度30米,冠幅直径40米,榕岩相抱,其树根斜盘在一榕寿岩上生长,状如悬岩菊。相传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有人在此大摆筵席为榕祝寿,并在岩壁刻上2.22米的行书“寿”字,故称“寿岩榕”。
  “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人生目标。福州有许多像“寿”、“福”这样的单字榜书摩崖石刻,尤其以“寿”字为最,在鼓山喝水岩旁、观音亭前,在乌山霹雳岩侧都有,还有一处是在“榕城三山”之一的于山。于山的这个“寿”字刻在有“于山第一峰”之称的“补山”上,字高2.23米,宽1.26米,行书,南向,旁署“道光乙末年秋日、奎联”等字,是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秋天,一个叫奎联的满人所题。
  丰润饱满的“寿”字占据了岩石的大半部,字旁是一棵盘根屈干于悬岩峭壁上的古榕,二者重叠交缠,一起组成于山上一道极为靓丽的景致。传说,这个“寿”字就是奎联为这棵榕树祝寿而写。而这棵伟岸苍劲的古榕也因为这个“寿”字成为了一棵吉祥树,并得了一个雅致的名称——“寿岩榕”,它所依附的岩石也被称为“榕寿岩”。寿岩榕、榕寿岩,榕以岩名,岩以榕显。岩围榕、根裹岩,榕盘岩错,岩抱榕附,这大概就是它二者之间的写照吧。

  寿岩榕:也叫“寿字榕”,它有380多年的树龄,高30米,胸围径9.1米,冠幅达到40米。它的西侧可以看到白塔,东侧则是后来成为福建事变展厅的“补山精舍”。它生长在岩隙中,垂须盘错,枝柯苍虬,绿荫覆舍,根生石隙,站在它正前方6米处,可见岩石旁的三个躯干构成一个五官俱全、极其形象的“龙头”,嘴边垂落的树须,就是传说中的“龙须”。石旁的树根错落有致地重叠交缠在一起,又有点象是凤尾,所以有人说它生得“龙头凤尾”。它的枝叶有三分之一覆盖在岩顶的补山精舍上空,剩下的三分之二则伸向岩下的挹翠园,状若悬岩菊,亭亭如盖,翠绿葱茏,与补山、平远台、补山精舍一起构成古建、书法、树根艺术的统一体。 

       小楼内部现在是“福建事变”展厅了......


       福建事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同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变失败。
        事变起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由于他们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1932年凇沪抗战的参战主力是十九路军(后期增加了中央军第五军),迫于日本压力,蒋介石政权签署中日《凇沪协定》,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开赴福建剿共。1932年,国民党军第19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触犯了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违令”抗日的19路军进行“整肃”,下令将该军3个师分别派到皖、鄂、赣三省“剿共”前线参加内战。6月,19路军陆续入闽后,蒋介石整肃、收编了陈国辉、张贞等杂牌部队,并举兵进占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在军内外进行反共活动。年底,蒋介石改组福建省政府,任命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为省主席、军长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19路军总指挥。
       事变准备: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第二天,蒋、蔡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赤”军事失败的刺激下,放弃了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和红军代表彭德怀在南平王台签订停战协定,划分“国界“,并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事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0日,李济深等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爆发。11月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随后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
       成立政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于1933年11月22日正式宣布成立。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黄琪翔、戴戟、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等11人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委员,由李济深担任主席。废除南京政府年号,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中华共和国首都。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另立新国旗。并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
       最终失败: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以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为三路前敌总指挥,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人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同时,蒋介石大撒金钱,收买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使其内部自乱阵脚,军长师长几乎全部向中央军投诚。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蒋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保留60、61、78师三个主力师番号,军官大多调整为黄埔系。
       历史评价:福建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事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为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而且为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不少启示,这些启示可以从一个侧面增进对统一战线这一革命“法宝”的丰富历史内涵的了解,对加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有所裨益的。 
       福建事变失败原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曾提到,中国地形多山水,这些山水将中国分割成许多小块的地区。这样的环境,比欧洲更容易形成割据。但是恰恰相反的是,不适宜割据的欧洲却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国,而适宜割据的中国却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原因,主要在于人的制度,特别是中国历来的大一统的思想所造成的。这种思想不但中央领导人有,就是普通的民众的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形成一时的割据局面,各个割据政权的领导人最热衷的就是击败其他军阀,统一天下,以获得名正言顺的统治地位。这就是福建事变失败的历史传统原因。
       而福建事变的失败第二个原因,就是李济深的旗号有问题。李济深周边所形成的反蒋小集团,绝大部分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以曾追随过孙中山为荣,只认国民党的旗号。但是福建事变,李济深却打出了“生产人民党”的旗号,得不到这些人的认同,很多人因此没有支持李济深,甚至反戈一击。1949年时,李济深发起组织新党时,只能打国民党的旗号,但为了和老蒋的国民党相区别,而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是现在的“民革”。
       第三个是内部派系林立,有李济深派和陈铭枢派的争权夺利,也有临时收编的地方实力派的离心倾向。在国民党特务的收买和分化瓦解下,最终完蛋。这其中,黄浦一期的范汉杰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十九路军的所有军、师长都倒戈了。后来范汉杰在功德林,虽然表现积极,但在十九路军老人的反对下,很迟才被特赦。
       第四个就是红军没有及时出手相助。福建事变爆发后,毛泽东立即上书中央,要求马上集中部队,不去打敌人的碉堡工事,利用老蒋抽调部队平定闽变的有利时机,穿出国民党军后方,纵横驰骋于浙、苏、皖等国民党中心地带,吸引国民党军回援,以便各个击破。老蒋也为此十分担心,怕红军来这一手。但是博古、李德一心要进攻国民党的碉堡工事,没有采纳毛泽东的主张,最终失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国民党十九路军被迫从上海淞沪抗日前线撤退,进驻福建,在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其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并策划反日反蒋。众将因于山的补山精舍地势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便作为指挥部,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联共、倒蒋、抗日大计。
       1933年11月20日,在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李济深、萨镇冰等主持大会,黄琪翔为总主席,黄琪翔率领农工党(时称第三党)参与策动领导“福建事变”,还有来自全国25个省市及华侨代表100余人和福建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员、十九路军驻福州部队七十八师官兵、福州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几万人参加大会。并发表《人民权利宣言》。 
       11月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政府委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萨镇冰、徐谦、李章达、何公敢、陈友仁等,以福州为首都,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为国旗,划福建为闽海、延津、兴泉、龙汀四省。向全国发表宣言,人民革命政府的使命是:(1)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2)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 (3)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4)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5)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劳工劳苦群众。宣言表示:本革命政府为保障世界及中国之和平起见,不得不坚决反对蒋中正亡国残民之政策。因此竭诚希望全国人民各政治集团与各军队一致奋起,拥护革命政府,坚决与蒋中正政府作殊死战,以实现中华民族当前迫切之要求。
       1934年1月21日,“闽变”历经两个月,以失败告终,历史上称它为“福建事变”。这一事变震惊了中外,成了三年后“西安事变”的前奏,也为呼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打响了漂亮的第一枪,影响了整个中国抗日的进程。

       十九路军曾号称“铁军”:
       “福建事变”的主角19路军曾是一支血战疆场战功显赫的铁军,其前身是由粤军第1师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0师。1927年3月,第10师原师长陈铭枢、蒋光鼐脱离武汉政府投靠南京蒋介石。继任师长蔡廷锴率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撤退途中,蔡突然改变主张,率部改道赣东,宣布服从南京政府,部队由赣入闽,参与剿共,于1927年10月进驻福州。蔡立即将原何应钦部所属谭曙卿的新编第1军缴械整编,第10师改番号扩编为第11军,原师长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蔡廷锴任第10师师长,黄质胜任第24师师长。随后这支部队参加了蒋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血战两湖,攻取赣、豫。1930年8月攻下济南后,扩编为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下辖第60师,师长蔡廷锴(兼),第61师师长戴戟。19路军组建后,即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扩编了区寿年的第78师。
       据萧克将军在《勇冠三军:铁军纵横谈》与《铁血南国:北伐名将谱》等书中回忆道:19路军作战风格上还保持着铁军风格,能打硬仗,是个硬钉子。驻兴国期间,工事筑得好,兵力又集中,红军指导思想是不打这个强敌。但反围剿后期,对19路军方针有变化,敌人撤退红军就可以打。在高兴圩一役,红军与19路军恶战一场,双方伤亡惨重,蔡部险被围歼。蔡廷锴在回忆中称:“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19路军在最后时刻突破重围,逃过一劫,但死伤惨重。红军也同样付出巨大代价,萧克将军回忆道:这一仗打成平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19路军固然损失很大,从战略上说对红军更为不利。我们不应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打这个硬钉子。
       1931年春,胡汉民与蒋介石闹翻,被扣汤山。汪精卫、李宗仁、张发奎、孙科等联合广东陈济棠另立中央,双方剑拔弩张,当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宁粤双方碍于国难当头,不得不在沪举办和谈,19路军从江西奉调宁、沪一带布防,以确保粤方代表安全。
 

       血战淞沪,勇挫日寇的一支劲旅:
       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爆发。日本驻上海领事村井苍松于1月26日声称中国排日,向上海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挑起战端,要求正式道歉、赔偿损失、惩办凶手、制止反日运动,限48小时答复,否则采取行动。上海市长吴铁城如限答复,完全接受所提要求。村井表示满意,但日本遣华舰队司令盐泽少将却借口护侨,于28日夜间要求驻沪19路军退出闸北。不待市府回答,于11时10分(市府收到通牒前15分钟)即以海军陆战队4000余人分5路发动武力进攻。19路军义愤填膺,奋起抵抗,凇沪抗战全面爆发。全国各界纷纷声援19路军,捐钱捐物,万众一心。1月30日,日军增派第3舰队驰赴上海,蒋介石则委第5军军长张治中中将率部驰沪应援。2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2月14日,日军以第9师团、混成24旅团增援上海。2月29日,日军11、14师团组成的上海派遣军抵达上海,于国军防线侧翼的浏河登陆。国军被迫放弃苦守34天的防线后撤。3月3日日军停止攻击。5月5日,在国际联盟委派的19国委员会斡旋下,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此后中方在上海仅保留少量驻军,日方则屯兵租界。19路军在血战凇沪后,撤回福建。在这场血战中,许多战死疆场的将士是原福建卢兴邦部被收编的部队,其中闽籍的尤其是尤溪子弟很多。

       “东方军”由赣入闽作战:
       中央红军在江西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夏,蒋介石策划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1933年7月初,以红3军团为主,包括福建军区19师、34师及闽赣两省红军独立师团组成的“东方军”由赣入闽,目标是“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红军”。在此期间,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入闽指挥军事行动,留下红色足迹。此前毛泽东也数度来闽,召开“古田会议”,在闽留下“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及“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等不朽诗篇。东方军在这段非凡岁月里,在福建军事史上留下极其重要一笔。
       1933年7月5日,东方军在宁化以西集结,上旬以“围点打援”战术,包围了宁化泉上一座建于清初的圆形大土堡,内驻福建民军卢兴邦307团及宁化、清流、石城、长汀等民团1000余人,屯有大批粮食、物资。红3军团在距泉上以南30里的延祥全歼援军卢部旅长张兴隆所率309团后,占领嵩溪、岭下、雾阁及归化县城,于19日晨以坑道爆破法炸开土堡,全歼守敌。东方军随即向连城朋口、吕溪的蔡廷锴部19路军区寿年部467团进攻,当天即全歼467、466两个主力团,区率残部逃向永安,红3军团追击一天一夜,在连城姑田与敌作战,至永安小陶又歼其一个团。随即乘胜攻克清流、归化、连城、新泉,开辟红区数百里,转战闽北。
       东方军在红3军团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英勇善战,于1933年7月间,一举攻占宁化、归化、连城。蒋介石迭令19路军收复连城、朋口、吕溪等地,19路军78师区寿年部向连城进攻,东方军主动放弃,诱敌深入,7月28日,东方军红4师、红5师回师合击,在朋口聚歼区部丁荣光467团,并回击援敌466团,迫使区寿年弃城向永安溃逃,险被生俘。78师是19路军三大主力之一,训练有素,能征善战,连城一役,两个主力团转瞬即被东方军干脆彻底地成建制消灭,在该军军史上尚为首次,极为震动。
       东方军在闽西连战连捷,由西向北,连克永安、沙县、将乐、顺昌、邵武等地,于1933年9月3日,在夏道设伏,围点打援,全歼19路军补充旅一个营,在水口重创2个营,威逼省城福州。蔡廷锴急令其精锐61师毛维寿部增援延平,红3军团第4、5两师主力在西芹、沙溪口一线展开阻击战,战斗异常激烈,经1小时激战与肉搏,全歼61师前锋366团,歼200余人,俘获1000余人。至此,迫使蔡廷锴对苏区的主动进攻战略改为收缩防御。
       东方军在闽的节节胜利给原本就不甚情愿而被迫来闽的19路军以极大打击,李济琛、陈铭枢等上层人士多方努力,并派代表到上海寻找中共会谈,但当时中共驻上海机构已撤离,经与潘汉年积极斡旋,促使19路军下决心派代表同东方军作停战谈判。军事上节节失利,成为促使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发动了以“联共抗日反蒋”为目标的“福建事变”(史称“闽变”)的主要因素。“福建事变”虽然很快被蒋介石派大军镇压而告失败,但其历史影响却十分深远,成为福建近代史上一件大事。

      “福建事变”爆发:
       1933年11月,蒋光鼎、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领袖黄琪翔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发表《人民权利宣言》。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随后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22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南校场宣告成立,向全国发表宣言,表明人民革命政府的使命是:(1)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2)消灭反革命之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 (3)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4)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5)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劳工劳苦群众。宣言表示:本革命政府为保障世界及中国之和平起见,不得不坚决反对蒋中正亡国残民之政策。因此竭诚希望全国人民各政治集团与各军队一致奋起,拥护革命政府,坚决与蒋中正政府作殊死战,以实现中华民族当前迫切之要求。同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人民政纲,大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制裁没收有违害中华民族利益之外资企业;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实行外贸统制;厉行关税自主;开放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确认民族自决;确定人民身体、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实行普选:废止一切苛捐杂税;耕者有其田、计口授田;严禁高利贷;取缔奸商;改良农工生活;厉行教育普及;实行征兵制等。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受到各地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随即遭到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镇压。第三党的创始人是宋庆龄、邓演达等人,主张“平民政治”,中国革命应依靠农工阶层,故后来改名:农工民主党。
       中共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与应对:
       蔡廷锴和蒋光鼐在事变前10月上旬曾派全权代表徐名鸿等,携信求见毛泽东、朱德,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当时在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认为这是我党政策的感召和苏维埃政权的威望所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应该抓住这个良机实现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成全国范围的抗日阵容。同时,从军事角度上讲,假如与19路军能够达成合作,就可以抽调东方军回师赣东北,扭转眼前不利局势。因而博古倾向于“可以一谈”。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反对,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请示报告,得到指示后方可行事。博古一边安排谈判,一边向上海共产国际联系,决定由潘汉年为全权谈判代表。潘汉年很快与徐名鸿顺利谈妥: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福建省政府和19路军方面赞助福建境内一切革命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罢工等自由。1933年10月26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福建省政府及19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草签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终于出炉,这标志着中共与19路军的合作关系形成。11月20日,19路军正式举事。
       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和红军领导人,都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可改变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以至可能改变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机遇,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毛泽东在给中央的建议中指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彭德怀建议中央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支援19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可惜,博古、李德这时已改变他们起初同意19路军与红军合作的态度。由他们控制的中共中央,粗暴地否定了毛泽东等的合理建议。他们断言毛、彭的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计划,害怕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地区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又怕打了大军阀,帮助了小军阀,致使红军未能及时援助19路军,错失有利战机。
1933年12月5日,博古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指责福建人民政府除了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因而“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这一系列战略性错误,令蒋介石大喜,使本来提心吊胆入闽的蒋军,得以长驱直入,直捣福州,对19路军形成压顶之势。

       19路军被全面肢解,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惊闻“福建事变”,蒋介石暴跳如雷。其时,神州大地已是“三国鼎立”,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面对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福建的“中华共和国”两个敌手。权衡再三,老蒋不得不暂时放下中共这边,而集中兵力先讨伐19路军。于是,蒋介石一面在政治上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各行政机关对“闽变”实行镇压;一面在军事上从围攻中央苏区的北线主战场及江浙一带抽调11个师开赴福建“讨逆”,又派空军、海军、特务参与其事。很快,蒋介石三路入闽部队先后到达建瓯、顺昌一线,进逼延平,威胁福州。
       蔡廷锴在厦门鼓浪屿水操台留题。老福州话有:看见蒋介石,双脚会拔直;看见蔡廷锴,吓得不拉屎。可见,当时这两人在福州人心目中的威慑力!
       对中共方面来说,这本是一个解除中央苏区和红军四面受敌之困、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绝好机会。蒋介石也十分担心红军策应19路军,袭击蒋氏由赣入闽部队,或由闽北突进到浙皖苏一带,掏他的老窝。1934年1月6日,19路军控制的闽北重镇延平失守。13日,李济深等逃离福州去香港,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15日,福州易帜。21日,蔡廷锴交出军权,随一批骨干流亡香港。19路军主力投蒋。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就此以失败落幕,19路军被全面肢解,人员或制裁,或遣乡,部队番号取消,曾经号称的铁军转眼间烟消云散,遗落于烽火云烟中。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向苏浙皖突进的缺口被封死,痛失了一次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军事“围剿”的良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性大转移,即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北上长征。

       近年学者研究,有不同看法:
       据《历史学家茶座》一书(王兆成主编)提到,在《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一文中,论及读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蒋介石日记,蒋在这一时期日记中对福建事变记载颇详,不仅有针对事变决策的具体内容,更有决策的变化过程,日记所呈现的历史流变证实了与历史文献所述有不同之处。历史是真实鲜活的,不是由后人固定的。
       1933年11月,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反蒋事变爆发,蒋介石遭受重大打击,对此,其日记记载颇详。11月10日日记提到:“陈铭枢欲在闽捣乱心切。”对陈和福建方面的异动已有注意。12日日记记有:“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此时,他还寄希望于通过笼络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稳定福建,消弭事变于无形。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陈铭枢作为老长官对十九路军的影响力。11月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报,蒋当夜“几不成寐”;而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此时,经过长期变乱纷争,国民政府稍显喘息向好之机,衡诸大势,蒋自认其内外应付方策都进入关键的实施时期,不欲内部再生事端。因此,东南方再掀波澜,其心理打击之大,可以想见。
       十九路军此时兵力总计5师10旅,每师四五千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对蒋而言,这样的实力尚不足以构成致命威胁。事变正式发动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判断:“于此讨逆虽无问题,而剿匪已受影响。”对展开“讨逆”军事行动有充分信心。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更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据此,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在事变爆发后立即制订对闽作战计划,要求入闽军集中优势兵力于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中共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并迅速向南进展。
       老蒋部署平定闽变:
       事起福建,但蒋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两广的态度和中共的动向。事变后,两广方面与福建各怀心思,加上闽方抛弃国民党正统的决绝行动,更使两广对闽望而却步,这使蒋暂时了却一大心病,应对红军威胁成为蒋介石平定闽变首先顾虑的重要环节,虽然蒋判断“赤匪未必急助伪闽”,但在抽调十个师左右兵力用于入闽时,仍然不敢大意,在江西保持强厚兵力,留赣及赣浙边境部队达十数个师之多,兵力数倍于红军。蒋并要求向福建进兵时,江西方面部队应大力配合,以攻为守,主动向赣闽边境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对浙江后方地区多有部署,日记中留有加强江浙一带军事防御部署的记载,1934年1月初,叮嘱顾祝同、熊式辉“注意预备逆军窜浙之预防”。蒋介石用兵向主谨慎,虽少出奇之举,但战场上应该注意的各个环节他绝不会随意忽略。
       以往的回忆文章和有关研究中,都强调福建事变期间中共应该向江浙一带出兵,通过扰乱对手后方,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不过,在蒋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记载:11月26日,蒋计划研究“如何使闽逆来攻浙”,晚间有闽方攻浙消息传来时,他更“不禁转忧为乐”。江浙一带为其基本区域,实力坚强,蒋内心竟十分期望闽方红军主动攻浙。因此,事变期间他指示属下“宣传逆匪进攻浙边庆元、泰顺、龙泉消息”,颇有点诱敌深入欲擒故纵之意。南京入闽军的关键一路也绕道闽西北进发,实际是其针对闽浙边境进退攻守的活棋。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及蒋在江浙一带所作部署看,蒋介石想引诱红军离闽入浙,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勿论浙江,十九路军出闽西北与蒋决战尚无信心;而以红军当时的力量,挺进到江浙一带这一南京政府的纵深区域,在不具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应该说也相当巨大。其实,红军出江浙的想法并无确凿史料证明当时已经提出,而据此所作的种种论断未免有事后闭门造车之嫌。战争是对垒双方的棋局,好点为双方所必争,也为双方所必守,复盘者判断优劣,恐怕不能一厢情愿地做单方面的推断吧。

       “福建事变”与中国共产党:1933年11月20日,以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为核心,联合黄琪翔领导的第三党人和李济深、陈友仁等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左派势力,以及福建地方知名人士陈耀、何公敢、林植夫、萨镇冰等反蒋力量,在福州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这一事件的发生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福建事变”于次年1月以失败告终,究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处于孤立。事变前,蔡廷锴等福建事变组织者们曾多次派人寻找中国共产党,希望能联共反蒋抗日,在政治上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双方亦实行了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然而合作最终没能取得成功,原因除了十九路军及其福建事变领导者政治上动摇不定,虽然采取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策略,仍试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间另走一条中间道路外,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所持的态度,也是福建事变失败另一重要因素。那么,福建事变期间,双方建立的是怎样的一种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十九路军和事变本身的态度如何?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做了哪些工作?福建事变对中国共产党方面又有哪些影响?
       一、福建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建立了初步合作关系
       1 、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早期的关系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运动对十九路军的影响,为福建事变期间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之一部,北伐战争时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曾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影响和配合下,屡建战功。攻克武汉后,他们扩编为第十一军。当时在蒋光鼎、蔡廷锴领导的第十师中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是共产党员,如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和廿八团、廿九团徐石麟、朱恶紫、于以振等。大革命失贩后,第十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曾一度加入南昌起义军的行列,师长蔡廷锴兼任起义军参谋团成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和左翼总指挥等职务。
       1930年底,中原大战刚结束,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第一至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这时,一些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潜入该部队,如郑乃之(原名郑雄冠)、游毓桢等。他们互相联系,开展零星活动,曾“在江西几次兵变计划不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党连续发表了抗日宣言,在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怒潮。随着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高涨,国民党营垒中的抗日反蒋情绪也在不同程度的增长,陈铭枢等曾声言与共产党、红军妥协。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由拥蒋转向反蒋,他们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奋起抗战,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给日军以重创。中国共产党对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予以极大的支援,与十九路军的地下中共党员接通了关系,派了不少党员加入十九路军。此外,还派潘汉年同志为代表,与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
       1932年6月,十九路军奉蒋介石之命入闽“剿共”,针对十九路军既反共又反蒋,中共中央采取从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予以坚决反击的策略,在十九路军入闽不久即发出《为十九路军调闽致福建各级党部信》,提出争取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中去”的主张。
       1933年初,为反对日寇入侵华北,戳穿蒋介石制造“红军扰乱后方”的反共宣言,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共同抗日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福州中心市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把这一口号去发动广大士兵的革命兵变,特别是对进攻闽西北的十九路军和五十六师等中心部队进行宣传”。十九路军领导人“获悉之后,寄以新的希望”,感到“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
       总之,民族危机的加深,全国抗日浪潮的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的关系和对十九路军的影响,这些都为十九路军作出联共抉择,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2、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初步协定》的实施
       1933年6月26日十九路军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它标志着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形成了初步合作关系。这一协定是十九路军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建议,派徐名鸿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前往瑞金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谈判,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潘汉年和徐名鸿代表双方草签的。毛泽东出面接待了陈公培和徐名鸿。协定宣称“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
       《初步协定》草签后,陈铭枢等人认为发动事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初步协定》第五条关于“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规定,分别在香港、福州、漳州等地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讨论发动事变的问题,李济琛、黄琪翔等各方反蒋人士纷纷赴闽。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根据《初步协定》第六条关于“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即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入十九路军总部内。潘、黄对福建事变前后的情况作了考察,多次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潘汉年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还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做了一些推动事变领导人的工作。
       根据《初步协定》第一条关于“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等规定,1933年1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张云逸、方方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在长汀进行谈判,签定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条约对双方军事疆界线的划分,驻兵的限制和双方人员来往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毛泽东在接见陈小航时,请福建人民政府方面在贸易等问题上予以帮助。
       根据《初步协定》第二条关于“双方恢复输出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的规定,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派“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赖祖烈和副总经理刘秉奎前往龙岩与闽西善后处负责人陈小航、傅伯翠商谈贸易事宜,达成了双方在物质贸易方面互通有无,不受控制区域运输限制的口头协议,从而打通了从闽西苏区到闽南沿海的贸易通道。
       根据《初步协定》第三条关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福建人民政府于1933年12月1日发布了《大赦令》,指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先后释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其中包括中共方面青年团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等数十人。
       除上述方面外,双方还就“谁领导谁”和“双方人员往来,互负保护安全之责” 以及“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等问题进行合作商谈。双方之间的合作进一步促进十九路军等抗日反蒋势力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向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使福建各地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较大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在与十九路军谈判,以至签订协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意见。但是,在对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上,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部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以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要坚决予以斗争、揭露。
       1、毛泽东、彭德怀提出出击苏浙皖赣等支持十九路军主张
       福建事变爆发,从政治上、军事上给蒋介石集团以沉重打击,蒋介石惊恐万状,为阻止连锁反应,决定暂停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派军队进剿十九路军。这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和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十分有利的。毛泽东根据这一客观形势,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彭德怀的见解与毛泽东相似,主张实践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达成的协议,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并提出集中一定兵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遏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的实施。毛泽东、朱德在《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中指出:“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敌人一一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他们的这些正确主张却由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关门主义者的反对而没能实行。
       2、共产国际与其驻上海军事顾问团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事变采取关门主义方针
       福建事变前后,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高峰时期,他们对事变采取“左”倾关门主义方针。共产国际与其驻上海军事顾问团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派别”,其目的“无非为一种诱取中国民众之企图”。直到福建事变接近尾声时,共产国际在《福建局势估计与策略意见》的电报中仍坚持其错误主张。“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更加无视客观形势和与十九路军已建立的初步合作关系的实际情况,全面推行关门主义的方针。他们认为,“在新的欺骗把戏之下,来挽救福建的反动统治,是此次事变的主要原因”。对“福建人民政府”性质也作了错误的论断,认为“福建政府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还把“福建人民政府”的纲领看成“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完全是一种新式的欺骗”等等。他们不仅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政治措施采取抨击、排斥等错误做法,当蒋介石调动军队以十五万人“讨伐”仅有五万人的第十九路军时,在军事上也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积极的配合和援助。十九路军由于失去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最终被蒋介石消灭。
       三、福建事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
       1、福建事变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十九路军与红军的联合。当时蒋介石企图通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尽管这次“围剿”情况相当严重,但红军仍然有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一方面是红军已比过去强大,另一方面红军有了丰富的反“围剿”经验。当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蒋介石慌忙调集“围剿”中央苏区的九个师和宁沪杭的两个师去“讨伐”十九路军,在中央苏区的东线和江浙地区的兵力因此薄弱,此时正是红军打破敌人“围剿”计划,进而夺取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时机。可是,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导下,红军和十九路军失去了在军事上进一步合作的机会,蒋介石在消灭了异己十九路军之后,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结果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和教训,正如叶永烈先生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谈及“福建事变”时对这一情况描述的那样,“坐失良机,良机坐失!那年月,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历害,把盟友推向敌人一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从这惨痛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1935年8月1日,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言把1933年提出的“共同抗日三条件”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年10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又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再次重申,“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同他们签订抗日作战协定,并共同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在批评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时指出,“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福建事变为多党合作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事变领导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铺平道路。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事变本身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抗日反蒋情绪和力量,看到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势力,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为此,当事变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仍积极进行争取十九路军余部的工作。如驻闽代表潘汉年、张云逸曾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进行最后磋商,希望能挽回局势;周恩来对“左”倾领导者的“昏君”做法十分气愤。认为他们把党的抗日合作三条件当作儿戏,是失信于天下。曾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殷切希望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诸人继续与苏维埃合作反蒋,并通过十九路军驻瑞金代表尹时中电告蔡廷锴“打起红旗继续革命”,请他来苏区;潘汉年在十九路军撤出福州时,曾与梅龚彬等人一起去香港,推动福建事变的诸领导在香港继续开展反蒋抗日活动等等。这些不仅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福建事变领导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走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铺平道路。闽变后,李济深等人继续闽变未竟之事业,从事反蒋活动。此后,蒋介石要反共,他们则要联共反蒋;蒋介石要独裁,他们则力争民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们则为和平奔走呼号;蒋介石要投靠美帝国主义,他们则积极反对美帝侵华,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鼎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分别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代会委员会、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等重要领导职务,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参政议政,领导新中国建设。  





        戴笠与福建事变:
  1932年初,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杀敌,使日本军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三易其帅。虽然,十九路军的举动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但由于蔡廷锴等人抵制了不抵抗政策和坚持了抗战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这年的5月,蒋介石强令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开往江西、安徽和湖北,以此欲削弱第十九路军的影响。对此,蔡廷锴等人据理反对。尽管蒋介石后来修改了命令,但还是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利用福建红军入赣作战的空隙,占领了闽西和闽北两个根据地的不少地方。不久,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而在闽北又歼灭两个团,并围困顺昌等县城,直接威胁福州。
  这时,蔡廷锴才明白过来蒋介石是想让红军来消灭十九路军,他这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于是,蔡廷锴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同时采取积极的步骤派人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由香港入闽的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荐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11人为委员。
  福建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全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戴笠在福建事变前,已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他曾在福建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处的下属组织,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活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同时,还抽调大量的特务人员南下,以加强香港区和华南区的力量。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进一步严密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由于戴笠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要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五十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此,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座机到福州后就被扣留了。
  蒋介石被激怒了,但他又左右不了福建方面的形势,只有向戴笠不停地催要情报。
  当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福建事变已发生时,他正在江西怃州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字,可蒋介石反复地看了多遍,而且神色也异常紧张,嘴里不停地说:“糟了!糟了!”过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他那样子对福建发生的事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蒋介石身边的人说,福建事变发生的起初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得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得最多的是戴笠来电报的数量,只要有他每份都要细看。当蒋介石从戴笠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他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边上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于是,透过气来的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彻底瓦解“福建事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将在北平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紧急召回,向他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他去福建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老乡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过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前往最为合适。当郑介民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后脸上有了难色,他认为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也了解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上门送死!郑介民不愿前往福建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他上门去岂不自我暴露身份。为此,任凭戴笠如何做工作和威逼,郑介民在去福建的事上就是不表态。此时,蒋介石又一日数次查问去福建之事的落实情况。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策反和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有他的考虑的:一是这里早就有特务处的情报人员,在监视十九路军活动方面获取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的情报都是由这里报到戴笠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马尾和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应派重兵防守,但由于兵力有限已无暇顾及;三是鼓浪屿如同上海的租界,外国的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便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和隐蔽。此时的戴笠心里非常清楚,策反“福建事变”这么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如能在这次策反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么他会声名大振,地位将更加巩固,也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乡间。
  当时,福建的形势是四分五裂,地方政权是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几方加在一起约有四万多人。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和收编。为此,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对红军和十九路军几乎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戴笠离开南京时,带去了大量的银洋和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他利用这些土著和杂牌军急于想找靠山和想升官发财,用这些银洋和委任状逐一将其收买过来,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然成事不足,但他们善于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此外,福建还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老百姓的队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富豪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安全的武装团队。戴笠到厦门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又很广,觉得大可短期给予利用。于是,也给这些“民团”的头子发了委任状,让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和偷袭等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成功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结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向戴笠密报,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此外,戴笠还充分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做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如,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用老乡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朋友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戴笠还用郑介民暗插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副团长的欧剑城,直接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通上了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对张炎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是明白人,当即在电话里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接着,戴笠通过张炎的关系,多次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联系,促其叛变为中央政府效力。不久,经过戴笠的努力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也被拉拢了过来。就这样,在戴笠一番细致而又大胆的活动后,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与戴笠建立了关系,并都表示归顺中央脱离蔡廷锴的控制。
  1934年1月中旬,在蒋介石的三路大军紧逼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被逼到了绝境。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听从蒋介石指挥,逼迫负责十九路军指挥的蔡廷锴出走香港。过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人参加此次会议,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停止抵抗,解散福建人民政府。
  终于,“福建事变”经过50天后被平息了。
  “福建事变”的迅速平息,戴笠所组织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蒋介石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戴笠所做的事不便于公开,更不能公开嘉奖,蒋介石为了不亏待戴笠,任命他为南昌行营调查科上校科长。这任命对外人来说并不起眼,但对专搞秘密工作的戴笠来说终于有了一个能公开的头衔,而且手里所拥有的权限瞬间扩大了许多。



      于山真是一座名山,沿补山精舍下行,还可以参观到著名的严复读书的法雨堂、辛弃疾写《西江月》的万象亭,还有著名的福州标志——白塔......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6

 

2016年春节游福州——屏山·镇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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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屏山·镇海楼

        福州的风景被概括为“三山、二塔、一江”,一江是闽江二塔是乌塔和白塔;三山是乌山、于山、屏山。我们今天的旅行计划就是踏遍福州的三山。于是乎,趁着夕阳尚未西下,又来到了屏山公园继续欣赏福州的美景。
       屏山:屏山是福州城著名的“三山”之一,位于鼓楼区北端,其山如屏,拱卫州城,因而得名。又称平山,俗称样楼山。狭义的屏山,指镇海楼、华林寺、苔泉等古迹所在的龙峰和龙腰山,占地约50公顷。屏山海拔62米,面积50公顷。据史书载:汉代闽越王无诸曾于前麓建“冶城”,故又称“越山”、“越王山”。山之北面亦名“龙腰山”。宋代诗人陈轩诗曰: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筑南北“夹城”,将屏山南段围入城内。

       屏山东南为冶山,旁有欧冶池,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铸剑处,又称剑池,池旁还有重建的欧冶亭、剑光阁。南麓有座建于宋代。至今保护完好的长江以南第一木构巨作华林寺。
       汉闽越王无诸建冶城,相传就在山的东南冶山一带。冶山北有福州最早的冶炼遗址欧冶池。晋子城、唐罗城,也都是从此向南扩展的。越山巅旧有环峰亭、绝学寮,为宋丞相张浚读书处。又有天泉池、泉山堂、玩琴石,相传为闽越王鼓琴处。山下一泓清泉,传为闽越王饮马泉,在今华林寺大殿前院东南。山南麓有福州第一座佛寺——乾元寺,毁于明初,今半野轩系其残余部分。山南现存五代十国之一吴越鲍修让兴建的“越山吉祥禅院”,即今之华林寺。“宝刹越城边,千花绣佛前”,越王山在宋代就是福州的游览胜地。南宋高宗赵构曾御书“越山”、“环峰”刻石于寺,今残碑犹存。寺几经兴废,仅存大殿,经专家学者论证和C14测定,确认华林寺大殿是千年以前原构,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古建筑中占有一席之地。
       山西北有井“苔泉”,又称龙舌泉。水从山的峭壁裂缝中涌出,流注井中,微呈澄蓝色,味清甜,宋代书法家蔡襄知福州时,喜用这里的水烹茶,今井旁一方石碑,刻“苔泉”,相传是蔡襄的手迹。越王山因为是闽越国发祥地,早在唐宋就禁止樵采,是福州最早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屏山公园:屏山北麓有1987年新辟的屏山公园,由福飞路往东拐至思儿亭之间。占地总面积9.4公顷,园内一派南国风光,上百个品种三四千株的乔灌木遍布整个公园,近5千平方米的草皮,使整个公园绿草茵茵景致独具。园内新铺的石板路曲径通幽。辟有1公顷多的小湖泊绕园而流,湖岸上密布依依的垂柳。园内还有一龙井古泉,有忠义亭,八仙阁、湖心亭等5个小亭。



       看到屏山最著名的景点——镇海楼的影子了......



 

       镇海楼:明洪武四年(1371年),附马王恭重筑福州府城,造样楼于山巅,作为四城建楼样板。是当时福州最高的建筑物,又称镇海楼。登楼眺望,可极目闽江口。民国34年(1945年)改建为林森纪念堂,不幸此楼毁于“文化大革命”中。2006年,屏山山顶重建镇海楼,2009年建成,为福州市重要旅游景区。

       屏山镇海楼建于1371年,曾与黄鹤楼、岳阳楼、烟雨楼等并称为中国九大名楼,并与广州越秀山镇海楼、杭州吴山镇海楼同称为中国东南沿海三大镇海楼。
       明初,福州时有海患。为了防御倭寇的入侵,也为了城市的发展,明洪武四年(1371年)驸马都尉王恭负责砌筑石城,称为福州府城。府城北面跨屏山,南绕于山、乌山。城墙东、西、南三面依宋代的外城遗址修复。如今,在福州南门兜于山脚下,还保留有一段明福州府城的城墙,成为历史的见证。
       重建福州府城时,王恭先在屏山顶修建一座谯楼,作为各城门楼建造的样本,称为样楼。样楼是重檐歇山顶的双层城楼,高约20米,是当时福州最高的建筑物,成为城正北的标志。样楼楼上祀真武帝君,楼前广场有七口石缸,排列如北斗七星,称“七星缸”,人们说当年石缸中的积水,从来不干涸。
       因为样楼突出于城市天际轮廓线,登上楼顶可看到五虎门潮水起落,过去海船夜航进闽江口,都以此楼为航标,后来就称样楼为镇海楼。清代谢章铤在《重建镇海楼记》中说:“且夫楼以镇海名,意在楼,实在海。嗟呼,海风叫啸,海水飞扬,登斯楼也,其忍负中流砥柱之心哉。”
       三山是福州的标志和代称。而三山之上,又各有标高之志。屏山有镇海楼,乌山有乌塔,于山有白塔,形成三山两塔一座楼。镇海楼,北倚北峰,南有五虎山为案,东衬鼓山,西托旗山。左前于山相扶,右前乌山呼应。乌龙、白龙双江如玉带环腰。明代闽中十才子之一的陈亮,写下《登北城镇海楼》诗:东西屹立两浮屠,百里台江似帝纡。八郡河山闽故国,双门楼阁宋行都。自从风俗归文化,几见封疆入版图。惟有越王城上月,年年流影照西湖。当年的“样楼望海”与“龙舌品泉”等被列入福州西湖八景,载入《新修西湖志》。
      历史上,镇海楼屡毁屡建,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修。曾作为中山纪念堂,民国中毁于火。1945年改建为林森纪念堂。镇海楼最后一次是在文革期间因担心作为敌人的进攻目标而被人为拆除,因为屹立山巅易被敌机发现而殃及全城。2006年福州政府开始重新修建镇海楼,2009年春节正式对平民大众开放。        

       镇海楼于 2006年12月在原址重建,2007年底主体工程完工,2008年主要进行室内外装修和陈列布展。重建的镇海楼占地4200平方米,楼高23.9米(含架空层),宽43.5米,基本保持了原楼样式。抽检这座样楼的大部分也是下南洋的
       镇海楼正门前的石阶上是两只龙的石浮雕,一层展厅里正面对称放置着两个巨型紫水晶作为避邪消灾的镇楼之宝。听人们说那年龙王台风把福州城淹了一大半,可自从2008年重建了镇海楼以来,常遭台风之害的福州,似乎就没有再发生过正面袭击的情况,于是便有了台风被这座楼“镇”住的说法,并在老百姓当中广泛流传。
      此屏风是用金丝楠木制成的呢乃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的文物,上面有梅花浮雕,以及“清客肯来榻下我”的词句。

 

       砗磲(学名:Tridacnidae spp.):是软体动物门双壳纲的海洋动物。共有1科2属9种,是海洋中最大的双壳贝类,被称为“贝王”,最大体长可达1米以上,重量达到300千克以上。壳质厚重,壳缘如齿,两壳大小相当,内壳洁白光润,白皙如玉。外韧带,通常有一个大的足丝孔。铰合部有一个主齿和 1~2 个后侧齿。外套痕完整,前闭壳肌消失,后闭壳肌近中央。全部为热带种,通常以足丝附着在珊瑚礁上生活。为双壳类中个体最大的贝类,其中大砗磲(Tridacna gigas)壳长可达 1 米。砗磲外套膜内有大量的虫黄藻,借助膜内玻璃体聚光,使虫黄藻大量繁殖而作为自身养分,二者形成互利共生的特殊关系。主要分布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中国共有 6 种,分布于台湾和南海各岛礁。


 



       镇海楼以红色斗拱相构,外围红柱红墙,配以大红宫灯。飞檐翘角,蓬勃向上,喜气洋洋,古色古香。大厅里内传统文化气息浓郁,屏风、字画、盆景等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和其他展品让人叹为观止......

  

       整个楼的确很有气派,上下三层,登楼远眺,尽观全城。登上镇海楼四处远望,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根本无法看到闽江了,曾经高耸的屏山如今显得那么矮小。 



 

 

       林森(1868年2月17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虎洞老樵、啸余庐主人。福建林森县(今闽侯县)人,近代著名政治家。
       林森幼居福州,入英华学堂,因反清被开除,后参加反割让台湾斗争,并加入兴中会;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率会加盟。辛亥革命中,领导九江起义,并促海军反正,派兵援鄂、皖,稳定革命大局,被举为民国开国参议院议长。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又担任过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等职。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12月23日,接替因九一八事变而下野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森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并率员于11月底抵达重庆。1941年12月9日,林森代表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943年8月1日因车祸在重庆逝世,葬于重庆歌乐山林园。
       林森为福建闽侯县尚干镇人。林森幼居福州,1877年入学读书。1881年进鹤岭英华书院。1883年考入台湾中西学堂电科。
       晚清时期:1884年在台北电信局工作。1891年与邻村郑氏女结婚。1893年郑氏病故,誓不再娶(无子嗣)。1895年台湾被割让日本,参加抗日军,失败后回闽侯入母校英华书院任教。1898年再度赴台湾,加入兴中会。考取台南地区法院嘉义支部通译,联络岛上爱国志士,进行反清抗日活动。1899年因日本侦捕返回闽侯。1902年考入上海海关任职,组织旅沪福建学生会。1905年创办福州阅报社。1909年由上海调往江西省九江海关工作,设立当阳书报社宣传革命。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联络新军,为武装反清作准备。1911年10 月武昌起义后,23日九江响应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
       民国初年:1912年1月任南京国民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13年4月出席北京第一届国会,被选为参议院议长。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议员离京南下。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2月赴日本。1914年离日本赴美洲,开展筹饷和党务活动,在此期间策划谋杀民国三大名记者之一的黄远生(后证明是误杀)。1916年6月袁世凯死,7月离美回国,8月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1918年10月被选举为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1921年1月任非常国会议长。1922年出任福建省省长。1923年2月被召回任大本营建设部部长兼治河督办。10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
       革命时期:1924 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为西山会议派领袖之一。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被选为常委,多次被选为西山会议派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部长。1926年元旦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受警告处分,会后不久赴南京主持中山陵建设。
       土地革命: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被推为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28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0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29年1月任国民政府任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1月21日任国民政府主席,2月赴菲、澳、美、英、德、法诸国慰问侨胞并视察党务。3月还在国外,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其为立法院院长。4月国民党中央4名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时虽在国外,也列名其中。6月蒋介石复任国民政府主席, 12月蒋介石下野,被推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确定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932年元旦就职。此后国民政府虽多次改组,都一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主持召开国难会议,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常务监察委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明确表示 “讨伐令不可下”,力主和平解决,认为“张学良部队是爱国的”,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1月4日、2月18日以主席名义连下赦免令、复权令,但蒋介石拒不执行,反而长期幽禁张学良。
       抗日战争: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 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遂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10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随只身入蜀。不久北平、南京相继成立伪政权,便发表严正声明,并发布明令通缉汉奸头目。1938年3月赴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7月召开国民参政会致词,手书“抗战必胜”来激励全国军民。12月汪精卫叛逃投敌,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身份力主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明令通缉。1941年12月9日以国家元首名义,向德、意、日三国宣战。此后致力于废除美、英等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签署,不胜欣喜,特邀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合影。1943年8月1日因车祸在重庆逝世,终年75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葬于重庆市歌乐山南麓“林园”内。同年8月15日下午2时,延安各界数千人在边区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大会。到会的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林伯渠、吴玉章、高岗、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政府军事会员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以及边区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的代表。9月7日上午,公祭林森的典礼分别在重庆的山洞双河桥、市内的新运服务所以及夫子池忠义堂举行。典礼开始后,每隔30秒,即鸣放礼炮一发,直至101响。官方及民间人士络绎不绝地前往吊唁。同时,在重庆以及全国各地都设置灵堂进行了吊唁活动。
       林森临终之时,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要光复台湾!
       中共中央致唁电说:“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慈闻溘世,痛悼同深。”《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内容为"这是抗战中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以后我国最大的损失……(他)继承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亦莫不钦佩。林主席逝世,这是抗战中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后我国最大的损失。林主席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12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
       1979年,中共中央认为林森“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
       人物评价:
       胡适:“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
       叶楚伧:“公生平宁静淡泊,勤整廉贞,举措抑扬,不私奸匿,造次颠沛,不离规矩,居常和易,童稚可亲。临大难,持大节,则峥峥岳岳,凛乎如神。”
       国民党称其为“一代完人”、“千秋模范”。国民政府发布褒崇令:“林故主席子超先生,以高龄钜德,任职十有二年,恭已临民,睿谟默运,育成民德,邦本用宁。故能临大事,决大疑,处变而不惊,慎谋而能断。洵足光耀史乘,表率群伦。”
       中共中央唁电称:“国民政府林主席治丧委员会公鉴: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称:“这是抗战中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以后我国最大的损失……(他)继承国父的遗志。林主席逝世,这是抗战中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后我国最大的损失。林主席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主要事迹:
       他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国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1868—1943),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尚干乡凤港村。林森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是很值得后人研究的。林森虽身居一国之尊,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革命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革命贡献卓著。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中山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在孙中山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共”转向反共,并因此获誉“反共先知先觉”。在抗战时期,林森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不遗余力宣传团结抗日。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蒋介石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国民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蒋介石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与积极合作者,林森对孙一直是敬仰有加的。特别是在孙逝世后,他致力于为孙建造陵寝,树碑立传,并率先提出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动议,无疑对弘扬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和精神遗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但由于这种风格,也使林森倍受冷落,在他任“国府主席”时,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林森去世时间较早,在抗战未结束即因突遇车祸而不幸身故;而且他身后无子女,唯一的养子在30年代即死去,因此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也不易查找。
       林森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当时的国民党内,是众望所归。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林森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因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1927年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但是这时的林森,全身心地投入到总理埋葬事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埋头致力于修建南京中山陵。林森对中山陵的建设十分用心,倾注了满腔热情,从葬事的筹备,陵园的勘定,到工程图纸的审定,工程招标乃至工匠的确定,他都亲自一一过问,认真筹划,亲自落实。在当时大小军阀之间为了利益而进行混战之际,林森则似乎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在从事着似乎与战争状态、烽火岁月不相称的事情。
       1931年3月2日,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要员。在此之前,林森为避开政治旋涡,飘然出国,到海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视察活动。因此他是在海外旅途中被选为立法院长的。他这次出国任务是视察党务、慰问侨胞、募捐等三项任务,走遍五大洲,历时8个月,于1931年10月中旬满载而归。在这次海外旅行中,林森有3个月是在瑞士避暑度假的。当时他委托人在瑞士日内瓦租房,时间3个月,而且还规定了价钱,按他的要求要在当地租到房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位朋友经过多方打听,最后在日内瓦近郊外租到一个仅有两小间的农舍。林森来看后却非常满意,他与陈耀垣一起整理房子,洗涤衣物,烧饭做菜。由于那里只有西式餐具,而没有中国餐具,菜烧好了,却找不着筷子。朋友建议去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团那里,借一些中国餐具来,却被林森阻止了。他说:“这次顺道到瑞士度假,完全是一种私人行动,和公务无关,不要惊扰到公家机构,用具不妨将就一点。”于是他们就自己用木头削成木条备作筷子之用。有时朋友来访,没有床睡,就和林森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清晨,客人醒来之时,林森已经烧好了稀饭,等着与他共进早餐。这段海外之行的小插曲足以说明林森公私分明、生性淡泊、安于清贫的品格。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之际,国民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了搞倒蒋介石,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据当事人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实际上当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先生。但蔡元培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蒋青睐的人选,而被粤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革命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国民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淫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林森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他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林森纪念堂纪念碑......

       轶事趣闻
       鳏居之谜:林森身居高位,深居简出,一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颇多怪癖。在国民党要员中,他是一位“元老”,又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古怪老人。最令人费解的,还是林森鳏居独处的生活方式。他从年轻时起就独往独来,及至当了国府主席以后,仍然孤身一人。堂堂国府主席,不要说是娶一个夫人,就是娶三个、五个的,也没人敢怎么样。按理说,有个夫人在侧,平日生活上便可以有个照料,公开场合也可以做做门面。林森的周围人也曾为他张罗过,可他坚辞不允。对此许多人甚表纳罕,颇觉蹊跷,特别是国民党要员中那些妻妾成群的人,更感到难以理解。是林森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他不懂感情?当然都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其中的秘密被揭开了。这要从林森珍藏的一具白骨骷髅说起。林森向来喜爱收藏古董。他的住所里,到处摆设着各种古玩。闲暇之时,常常赏玩再三。在他收藏的众多古玩中,有一件林森极为珍视的东西:一具白骨骷髅。林森并将它摆在居室的显要处,十分刺目。据林森的随从讲,林森对这一具白骨骷髅珍爱异常,视同生命。常独自对其凝视良久,陷入深深的沉思。据说,有人偶然来到国府主席的住所,猛然间看到这个白骨骷髅,不禁毛骨悚然,骇然中诺诺而退,竟至惊悸数日。后来,又有人在国府主席的办公桌上看到过这具白骨骷髅。于是关于国府主席的传闻便纷纷扬扬,神秘中夹杂着恐怖。谜团越来越大,那些专事刨根究底的人,便四下打听,打听不出结果来。某日,一位稍懂一点解剖知识的人看到了这具骷髅,他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个女性的头骨。消息一经传出,闻者莫不张口结舌。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国府主席不近女色,何来女人骷髅头?既不近女色,要这女人骷髅头作什么?但是,林森毕竟是国府主席,当时即使是再好奇的人,也不敢、也不好意思向主席当面发问。爱刨根究底的好事之徒,于是把目标对准国府主席的身边人。
       国府主席有个贴身随从朱某,跟随林森多年,对林森的生活隐秘了解较多。一天,朱某被熟人请到一座酒楼,宴席摆开后,朱某见在座各位均为挚友,顿时来了豪兴,一阵豪饮之后,朱某已有些微醉,乘着酒兴,众人便向他问起国府主席的白骨骷髅一事。朱某始不肯说,禁不住众友人的再三追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解开了谜团。据朱某讲,那具白骨骷髅,是国府主席表妹的遗骨。他带着酒意,断断续续地向众人叙述了国府主席青年时代的一段颇为沉重的罗曼史:福建一带的旧时风俗,小女婿大媳妇很普遍,男子娶妻时年龄一般都很小。林森也不例外。十几岁还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时,便由家中长辈作主,迎娶比他年龄大的郑氏为妻。婚前他与郑氏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故婚后并无感情。而他对自己的表妹却十分倾慕,一往情深。他与表妹从小性格相投,处处以大哥哥的身份关心爱护着她。两人虽算不上青梅竹马,却心心相印。表妹从小受家庭熏陶,虽然没有进过洋学堂,却知书识礼。她自幼温柔幽娴,性格内向,对林森的爱始终是默默的、深沉的,于不声不响中蕴含着炽热的情感。她对林森的这种柔情密意,除了林森以外,谁也没有觉察。林森娶妻以后,表妹的这种默默的爱没有丝毫稍减。1893年林森的发妻郑氏突然患病,不久不治而亡。这时林森跟表妹的感情更加浓烈,难舍难分。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林森表妹的父母突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婚事是背着表妹悄悄进行的,等到表妹知道时,一切都已成定局,难以改变了。表妹对这门亲事竭力反对,拚死不从,然而木已成舟,她的反抗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紧要关头,她不顾众人议论和父母的阻拦,大胆地跑到林森的身边,向他表明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她恳求林森带她一同私奔,远赴重洋到国外谋生。满含热泪哭诉道:“哪怕过流浪生活,也决无怨言。”表妹的一片痴情,使林森激动万分。当得知表妹将要嫁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时,内心十分痛苦。不能让表妹失望,可是又无法使表妹不失望。带着表妹一道私奔,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正好孙中山先生电邀他远赴他乡,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一想到革命刚刚开始,常年在外东奔西走,带着一个女人有诸多不便。再说当时的环境险恶,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苦思再三,终于没有答应表妹的恳求。就在表妹婚期到来之前,怀着痛苦与深深的负疚,离开了家乡。林森的离家出走,使他的表妹悲愤至极,她感到完全绝望了。眼见婚期一天天逼近。在一天凌晨,她躲开家人的注意,悄悄跑到树林里,吊死在一棵树上。林森在外得知表妹自杀的消息后,内心受到深深的刺激和强烈的谴责。从那以后,发誓终生不再接近女性。
       平民品质:林森在衣着饮食方面都很朴素。他经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一身布衣,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在饮食方面,他也很简单,他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更是一切从简。据厨师诉苦说,每天只限买两角钱的肉。初到重庆,还可买得斤把。后来物价高涨,只能买得两个指头这么大的一块。你想,叫人怎样做菜呢?如果采购的人买回来的菜贵了,林森还要批评。
       在住宿方面,林森也很简单,他喜欢清静、自然。据其下属、曾居国民党内要职的张群回忆描述:“其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迨抵重庆以后,初住李子灞,后住歌乐山林园,均只普通房屋。”这与一些国民党内高官住公馆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行方面,林森更是不讲究。他喜欢轻车简从,习惯独来独往,除司机外,平时不喜随带侍从。有一次,林森出席一个重要的集会,他的座车路经一个路口,因未悬通行证,前座没有随从,汽车又这么老旧,警卫人员就予拦阻,不许前进。这时林公把手杖伸出车外,轻轻向警卫人员身上一点。警卫这才警觉到车里坐的是谁,离开敬礼放行。他还经常随意停下车来,自己一个人走下车与旁边的人闲谈;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或者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了解民情民意,那些与他说过话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长须飘飘、衣着朴素的老人家就是国家元首。
       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任国家主席遭到各派反对,被迫下野后就将国民政府主席改为虚职,不负实际责任,不兼其他职务,使五院独立负责。林森对此有清醒认识,曾说“我的地位相当于神龛中的神位,受人景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家宅之安康。若神主显灵,则反倒一室彷徨,怪异百出。国家主席是虚君地位,其意义在于垂拱而治,不该去管的就不要去管,让有办法的人放手去做嘛。”林森生性淡泊俭朴,不嗜烟酒,不近女色。他具有一个优良政治家所应拥有的品质:正直宽容,温和稳健,不徇私情。却无心政治,被称为“超然派”,他的官邸十分简陋,如同普通民居,甚至没有卫生设备。而因为房屋少,仅有的一个班警卫只能借住在邻居的空屋里。他因公外出时一般都是轻车简从,而私行则多是独自一人。
       林森当了国府主席后,成了蒋介石的一件“摆设”,世人对他不无讥讽,新闻界尤甚。对待蒋介石,处事谨慎,鸦雀无声,才坐稳了国府主席的宝座。林森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如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来拜访,他拒绝接见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啦。”一个熟人找林森要个职务,林森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林森对手下的要求是:不发表意见,不参加宴会,不写条子。一次,他的秘书想要到一个政府的重要宴会上开开眼界,被他呵斥:当好你的秘书就行了,认识那些要人干什么?林森平易近人,南京浮桥如意里2号是他的公馆,从住处到国民政府不足一华里,林森一向步行,身着长袍马褂,布鞋布袜,持手杖,附近的居民都认得他。除了浮桥的公馆外,林森在南京最著名的住处就是桂林石屋。这栋别墅建在中山陵以东,灵谷以西的高阜上,因周围遍种桂花而得名,在这种地方盖别墅,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蒋介石当初盖小红山官邸,也是打报告,费了不少周折的;林主席可以例外,他不犯嫌,连蒋介石也不会去说他。
       林森曾经弹劾过蒋介石,林森对蒋的态度是配合而不迎合,礼貌而不恭敬。一次,散步的林森遇到了戒备森严簇拥而来的蒋介石。林森即在道旁的小庙赏玩古董,并不迎接或避让,直到蒋介石走来致意“主席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众人争相向蒋介石致意,林森则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后,上前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对秘书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可见林森对蒋仍存芥蒂。抗战后,林森迁至重庆,见到蒋介石的别墅如世外桃源,赞叹不已。蒋介石就将别墅赠给林森,称为“林园”。晚年林森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寄情花草,古玩。他虽然喜欢古玩,却舍不得花许多钱去买,他一般出的价位都在三五元上下,从不出高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上千件藏品字画编号,放到一家古玩店抽签拍卖,本来这些古董字画不值什么钱(而且有许多赝品),但由于是林故主席遗物,盖有“青芝老人鉴赏”朱印,这批大多是赝品的字画身价顿升,不到三天,所有藏品即被抢购一空,共卖得银元近万元。而所得之款全部捐献给了福建闽侯(林森故乡)中学作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深造。 

 

       七星缸:楼前草坪设有七星缸,成北斗七星状排列,斗勺盛水,意在伏火灾,喻示神州城平安吉祥。”人们说当年石缸中的积水,从来不干涸。 
 

 
       屏山公园泉塘桥......

       华林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州鼓楼区北隅、屏山南麓,福建省人民政府东侧。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吴越国王钱氏割据时,福州郡守为祈求国境安宁而建,初名“越山吉祥禅院”。

       苔泉:位于福州市屏山西麓龙腰,又名蔡公井、龙舌泉、龙腰井。唐元和间建石泉院。相传宋福州知州蔡襄常用此井水煮茶,并书“苔泉”两字刻于石上,今石碑尚存。井石构,圆形,内径为1.10米,深数米。井栏于1986年重建,六角形,边长1米,高54公分,砖构,内外施水泥。井台用条石和三合土铺设。1988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苔泉井,位于鼓楼区福飞路西端的龙腰,地处屏山北麓,为古代闽国四大名泉之一。《闽都记》称之为龙舌泉。泉水清甜,宋蔡襄知福州时,烹茶必取此泉,今井旁还立有一方石碑,刻“苔泉”两字,就是他的手笔。《闽书》里名为苔井。《大清一统志》里又叫作龙腰井。李家瑞诗道:“龙腰山下日初斜,闲挈铜瓶试井华”。此是蔡公功德水,不教孟浪向人夸。”民国初,何振岱把“龙舌品泉”列为“增修西湖八景”之一。今井仍保存完好。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汉族,兴化军仙游县(今枫亭镇青泽亭)人[1]  。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逝世,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南宋乾道(1165年—1173年)年间,追谥忠惠,故称“蔡忠惠”。
       蔡襄任泉州知府时,主持建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倡植福州至漳州700里驿道松;在建州时,主持制作武夷茶精品“小龙团”,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所著《荔枝谱》被称赞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蔡襄工书法,诗文清妙,其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
 

  

 
       龙峰泰山庙: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龙峰社区。明崇祯三年(1630) 始建,历代有修,现存建筑保留清代风格。坐西北朝东南,依山而建,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由山门、披榭、二殿、戏台、两廊、拜亭、大殿、临水宫等组成。大殿穿斗式木构架,悬山顶,殿内供奉温康两都统及十二元将(即十二生肖)等神祇,两廊有保稷、五谷、瘟疫等十四司神像彩绘及泥塑。二殿穿斗式木构架,悬山顶。龙峰泰山庙内的壁画上,绘有福建十府两州(福州府、漳州府、延平府、邵武府、福宁府、兴化府、泉州府、建宁府、汀州府、台湾府、龙岩州、永春州)的城隍形象,其中“台湾府”作为福建“十府”之一,特别引人注目。它见证了台湾在尚未建省之前曾隶属于福建管辖201年之久的历史。2009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泰山庙供奉的是“泰山”部将温康二都统。“泰山”源自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商朝大臣“镇国武成王黄飞虎”。因不满昏淫无道的殷纣王,黄飞虎反商助周,是姜子牙登坛封神的第二位人物,被封为“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居五岳之首,掌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享受人间香火。福州泰山神祖殿称 “东岳庙”,在东门外的岳峰村,始建于唐末五代,龙峰泰山庙和福州城乡其他泰山庙一样,都尊东岳庙为祖殿。神也有等级之分,温康二都统被民间认定是泰山手下的大将。在旧时,每年农历九月初四,龙峰村的重要活动就是抬着神像到东岳庙朝拜,到初六才回来。
       经清代重修和扩建,保留至今。据传,这座庙是为纪念村民在明代抗倭而建的。现在大门上的一副题有“龙峰”二字的藏头联,就记录了这段历史。左联“龙舞在天挥云驱倭寇”,右联“峰回越麓建庙佑黎民”。据当地传说,明嘉靖年间,倭寇侵犯福州北郊,烧杀抢掠,龙峰村在遭到倭寇攻击时,激起村民的反抗,正当村民寡不敌众危急之时,突然天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声中还伴随着“喊杀”之声。别看这群心性凶狠的倭寇,也被一阵阵雷声给吓住了,慌作一团。看到前临河,后是山丘,找不到出路,为了保命,个个跪地求饶。这时,一道闪电让倭寇找到了一条逃生之路,他们再也不敢停留,落荒而逃。后来,有人说这是温康二都统在帮助村民赶走倭寇。这个民间的传说就为后来的建庙提供了理由。

        福建在元朝时行政区域称为“路”,元朝之前福建均简称为“七闽”,到了明朝,福建行政区域改称为“府”,这时全省有八个府,即福州府、兴化府(今莆田地区)、泉州府、漳州府、延平府(今南平)、邵武府、建宁府(今建瓯)和汀州府(今长汀),故称“八府”为“八闽”。
       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了台湾,第二年(1684年)设立“台湾府”,归属于福建省管辖。这时,“八府”(八闽)加进了“台湾府”,便成了“九府”,这就是“九闽”别称的来历。这时的福建省与台湾同为一省。
       中法战争中,福建巡抚刘铭传,奏请清政府要求加强台湾防务,确保国土完整,防止外国势力入侵。他在奏本上说:“台湾为我国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今大局虽云初定,而前车可鉴,后患方殷,一切设防、练兵、抚番、请赋,诸大端,均须筹办。”这份奏章是很有远见的。它从政治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教训等方面强调了台湾防务的重要性,强调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于是在内阁大学士左宗棠的支持下,清朝政府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决定台湾单独立省治。从此,台湾开始成为我国的一个省份。此前,台湾隶属于福建管辖的时间长达201年之久,它充分说明了福建与台湾在行政区域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清道光年间有人用壁画的形式,描绘在龙峰泰山庙里,如今成了难得的历史见证与珍贵文物。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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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西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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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西湖公园

       参观完福建省博物馆后,来到了福州最古老的公园——西湖公园。
       福州西湖公园位于福州市区中心区域,至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福州保留最完整的一座古典园林,被人称为“福建园林明珠”,名列全国36个西湖前茅。现占地面积为42.51公顷,其中陆地面积12.21公顷,水面面积30.3公顷。福州西湖为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郡守严高所凿,在唐末就已经是游览胜地;五代时,福州西湖成为闽王王审知次子王延钧的御花园;到宋代更富盛景;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林则徐为湖岸砌石,重新修建;1914年辟为西湖公园。

       据史载,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郡守严高筑子城时凿西湖,引西北诸山之水注此,以灌溉农田,因其地在晋代城垣之西,故称西湖。五代时,闽王王审知扩建城池,将西湖与南湖连接。其子延钧称帝,在湖滨辟池建水晶宫(在今水关闸附近),造亭、台、楼、榭,在王府与西湖之间又挖设一条复道,便于携后宫游西湖。西湖成了闽王朝的御花园。此后渐成了游览区。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南宋宗室、福州知州兼福建抚使赵汝愚又在湖上建澄澜阁,并品题“福州西湖八景”:仙桥柳色、大梦松声、古堞斜阳、水晶初月、荷亭唱晚、西禅晓钟、湖心春雨、澄澜曙莺。
       历代文人墨客对西湖美景赞叹不止,多留有佳篇。宋词人辛弃疾《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词中赞曰:“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明谢肇淛《西湖晚泛》赞:“十里柳如丝,湖光晚更奇”。1830年,林则徐重修西湖荷亭,留有诗句:“人行柳色花光里,身在荷香水影中”。可见福州西湖公园魅力独具。 
       民国3年(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辟西湖为公园,当时面积仅3.62公顷。解放后,西湖公园几经扩大。集福州古典园林造园风格,利用自然山水形胜,并以乡土树种配置为主,讲究诗情画意,“小中见大”,使西湖景色愈见秀丽,遐迩闻名。修复及新增的景点有仙桥柳色、紫薇厅、开化寺、宛在堂、更衣亭、“西湖美”、诗廊、水榭亭廊、鉴湖亭、湖天竞渡、湖心春雨、金鳞小苑、古堞斜阳、芳沁园、荷亭、桂斋、浚湖纪念碑、盆景园等。

       西湖公园系三个小岛组成,分别由柳堤桥、飞虹桥、步云桥、北闸桥边接而成。犹如三块翠玉镶嵌在碧水之中。园内长堤卧波,垂柳夹道。悦虹桥东,有建于唐代的开化寺,现辟为园林花卉和工艺品展列所。寺后宛在堂为明代闽中诗人傅汝舟的别墅,取诗名“孤山宛在水中央”之意命名,现为傅汝舟纪念堂。过步云桥到荷亭,林则徐在此为北宋李纲建祠,并架屋三椽,植桂,取李纲晚年住年桂斋而名。斋旁建林则徐读书处。夏日观荷,秋则闻桂,风景优美,怡然自得。北闸桥又称玉带桥,连接窑角屿,此处为全省展览中心,省博物院拥有展品达10万件之多。林则徐逝世140周年之际,立铜像于馆前草坪上,凭吊瞻仰之人,四时不绝。
       有乡贤林承强七律诗赞曰:
       步云河畔彩霞香,开寺游人迷盛唐。大梦松声溶画谱,仙桥花道洒阳光。
       湖天竞渡隐风雨,堤柳飞虹映水鸯。玉带流金春烂漫,文忠振国业辉煌。
       开化屿:开化屿是西湖的核心游览区。开化屿往北、过玉带桥是窑角屿,有福建博物院、美术展览馆等建筑。开化屿往西过飞虹桥,到谢坪屿。谢坪屿原是儿童娱乐园。

      开化寺:位于开化屿(一名小孤山)中央,为公园最古老的建筑物,据传建于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知府汪文盛捐资重建。现有建筑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总督金世荣重建,中为正殿,后为禅堂,两翼系钟鼓楼,又左为客寮,右为方丈室。寺内昔有"十八娘"荔枝,颇负盛名。宋蔡襄《荔枝谱》云:“俚传闽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此得名”。今寺前尚有一株古荔。寺在红花绿柳、碧波如镜的湖心屿中。1986年整修后与盆景区相连浑然一体。庭院内种植珍稀花木,花卉盆景、根雕等。

       开化寺位于福州西湖公园内,原是明代谢廷柱私宅,寺前身不过是宅旁一小庵。明嘉靖三年(1524年)知府汪文盛捐资建寺标“开化”之名。清康熙四十四年(1707年)总督金世荣疏浚西湖重修开化寺。寺大门三楹,中为正殿,后为禅堂;两翼钟鼓楼,禅堂左为客寮,右为方丈所居。乾隆十三年(1748年)巡抚潘思渠浚湖时又重新修葺,二十六年郡守李拔在寺内建云中堂,后历代名人常为寺重修。原寺内有数十株荔枝,与福州西禅寺的荔枝一样闻名。相传寺内荔枝由王氏之女十八娘手植,故有“十八娘”之称。《西湖志》云:荔枝“雪霜肌肉丁香骨,瘦腰细核”,清芬甜美。古时寺外环湖遍植桃柳,春回大地,桃红柳绿,翠竹掩映,寺内钟声,湖面渔歌,黄昏红霞,白鸥掠影,好一派湖光秀色。清代诗人郭雍曾赞美开化寺:“金碧湖心寺,澹烟朝夕横。我来芳树暖,钟动晚波平。欲结鸥边侣,空题竹上名。寂寥听偈后,孤月向人生。”

       1914年,许世英辟开化寺前为公园,重修开化寺古迹,并在寺前建矩节、海棠等亭。抗日战争时寺内荒芜,解放战争时曾为伤兵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开化寺屡次整修,成为人们赏花观景之地。福州西湖公园对开化寺进行全面改造修葺,使这一古景焕发青春。
       如今,开化寺大门上悬挂着陈奋武先生手书的“开化寺”题匾,两旁题联是“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中吞”,“鸟识天机衔得春来苍上弄”,即景寓意,妙不可言。步入寺内,只见数株福州珍贵的波斯皂荚树郁郁葱葱,绿洒满院;幸存的两株古荔古朴苍劲。新修的钟、鼓楼粉饰一新,飞檐上彩雕绘刻,引人注目,人们可登楼观赏庭园景色。栗红色的曲廊将云中堂和小楼相连。院内金桂飘香,花草宜人,幽静清新,这是个用中国古典造园手法营造的庭院。庭院南侧原来的盆景园改建成一精美的小园。园内灰瓦白墙,如意花窗,小桥流水,假山盆景,珍稀花木,更显得古朴典雅。一池碧水将亭台楼榭连成一气,假山叠石上流水潺潺,丁冬作响,在静谧的小园中回荡,自然山石或巧卧池边或立于园中,使花木山水相映成趣,诗情画意,组成一幅优美的画卷。小园还将新修建具有民居特色的福寿堂和古色古香的宛在堂连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古典园林。置身其中,可听泉、赏翠、闻香、观景,让人领略自然山水的美妙意境和古典园林的空间艺术。开化寺不愧为福州西湖公园著名景点之一。





 

       公园里正在举办花卉展,在冬季的正月里百花齐放,这是北方见不到的美景啊......



       更衣亭:在开化屿东南,始建于五代,相传闽王王延钧每与王后金凤及宫娥乘船游湖时,在此更衣休息。 





 

       柳堤:堤卧波,垂柳夹道。原堤建于1930年,宽8米,长139米,中段为桥,即仙桥。1985年拓宽堤面为18米,堤边有石栏杆,并种植垂柳、碧桃及花灌木。春来佳日,柳丝泛绿,桃花似火,远望如湖中锦带。1994年改桥为拱桥,宽10米,长36米。湖中几个自然的湖屿间还有飞虹桥、步云桥、玉带桥等相连。

       宛在堂:在开化屿东,系闽中诗人纪念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诗人傅汝舟营建。招诗友高濲等同来隐居。宛在堂木构三楹,以诗名“孤山宛在水中央”为堂名。一时诗人云集,传为佳话。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改建为湖心亭。乾隆十三年(1748年)黄任倡议复建,在堂中设立诗龛,作为福州诗坛同人吟诗聚会之地。后来堂为洪水冲毁。道光四年(1824年)重建。道光七年(1827年),林则徐丁父忧归家,重浚西湖,借宛在堂为办公场所。1914年,西湖辟为公园后,宛在堂修葺一新。此后,春秋皆有雅集,名人墨客荟萃吟咏。

       神秘雕像:福州西湖公园宛在堂前矗立着一尊古人雕像,从衣着上可以推测出雕像原型应该是一位唐代或宋代的人,但由于其身上和周围未有任何文字说明,其身份一度成谜。2008年6月经过媒体报道,福州市民曾引经据典热议古人雕像的身份。
       这尊雕像的作者叫高金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福州市工艺美术学校当老师时,接到了市里在西湖公园安放雕像的任务。“当时对宛在堂前这尊雕像要以谁为原型还起了不小的争议。”高老回忆,当时有关部门对雕像的要求就是一个文人的形象,以配合宛在堂的历史。“最初定的是以李白为原型,后来又有人考虑到他与福州的渊源不深,提出辛弃疾、李纲两个方案,因为他们都曾到过福州,也都是著名文人。”几经商榷,最后定下的方案是融合三者的形象,制作一尊代表诗人的雕像,“面部神情比较接近李白,身上穿的是明代文人衣服,帽子的样子是宋代的。”
       高老说,他们当年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采用假石原料制作出这尊高2米多的雕像。20多年过去了,他有空就会到西湖公园看看这尊雕像,“想不到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注着它。”



 


   









 

       击楫:民国四年,许世英将福州西湖辟为公园时,不仅题“击楫”刻石立于飞虹桥旁,还题“西湖公园”用于荷亭“李忠定公祠”外竖立的牌楼上。
       许世英(1873年—1964年10月13日):字静仁,号俊人,安徽省秋浦县(今东至县)人。19岁中秀才,光绪23年(1897)以拨贡生选送京师参加廷试,得一等,以七品京官分发刑部主事,从此跻身官场,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宦海浮游60余年,成为中国近代政坛上一位著名历史人物,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

 

       环湖步行道:南起廊桥韵景点,沿湖滨路北侧绿地至福建会堂,以外挑步行道形式至西湖宾馆,顺其沿湖福州西湖环湖步行道绿地宽约25米向北,经北湖岛至左海公园。环西湖步行道往南经芳沁园至福建博物院(包括“古堞斜阳”和“金鳞小苑”两处景点),沿博物院南侧绿地向西至湖头步行街,顺其南下穿“荷亭晚唱”景点,环西湖一周再回至廊桥韵景点。为方便游人入园,环西湖步行道规划沿途设置6个主要入口及多个便捷入口,主入口分别是:西湖南入口、西湖胜境入口、西湖宾馆入口、左海入口、湖头街入口和“荷亭晚唱”入口。

       荷亭晚唱:为旧八景之一。在湖西岸大梦山麓。古时大梦山,一面衔山,三面环水,跨湖有一条长堤,自南迤北,接梅亭铺,直抵万安桥(洪山桥附近),系北上通京驿道。堤的东西两侧盛植荷花,荷亭建在堤的突出地带。亭三面临湖,视野广阔,池畔环植碧桃垂柳,夏夜凉风习习,荷香阵阵,古时为品茗赏荷听曲之所。古时,亭北有皇华亭,亭东有迎恩亭,为接待皇使节的馆舍。道光十年(1830年)林则徐重修荷亭,将亭北的皇华亭改建为李纲祠堂。现存的四方形荷亭,为清代建筑物。
  
       桂斋:在荷亭西北侧,背靠"大梦松声",紧邻"荷亭晚唱",北与"湖心春雨"相望,东可望及"仙桥柳色"。林则徐建李纲祠堂时,在祠堂架三椽,植桂两株,取李纲晚年在福州住所的名称,曰"桂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称"林文忠公读书处",后又在斋旁建室一间和禁烟亭一座,篆书石刻"林则徐读书处"嵌于墙上。李忠定公祠堂和桂斋文革期间被破坏,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林则徐撰书《新建李忠定公祠堂记》碑在文革中下落不明。
       1985年,在纪念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之日,整修过的桂斋对外开放。林则徐曾在桂斋读书、游赏湖景。林则徐在一首七言律诗中描绘了当时的美景:“风物蛮乡也足夸,枫亭丹荔幔亭茶。新潮拍岸添瓜蔓,小艇穿桥宿藕花……”   

       宋丞相李纲祠堂原在屏山。1830年林则徐重修西湖荷亭时,将李纲祠堂移到皇华亭,以李纲在福州的书斋“桂斋”命名,并撰写《新建宋李忠定公祠堂记》,题“进退一身关庙社;英灵千古镇湖山”联。
 

       李纲:字伯纪,祖籍邵武,1083年生于无锡,1112年中进士,历官太常少卿、兵部侍郎、尚书右丞。他与福州的关系特殊:他被贬赋闲在福州,他的书斋在福州,病逝在福州,墓在福州,祠堂在福州。

       林公则徐读书处:嵌于墙上的篆书石刻“林公则徐读书处”。1985年,重建桂斋时,该读书处被移于斋后。 
 
       道光戊子(1828年)正月,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林则徐丁忧在家。当时西湖“奸民侵盗,壅为园池,陆种蔬菜,水种菱藕,湖日益隘”。同年八月,林则徐为兴修水利以惠桑梓,在总督孙尔准,巡抚韩克均的支持下,与海防同知陆我嵩,闽县知县陈铣着手重浚西湖。其工程浩大,历时一年有余,在湖边四周砌石为堤,以杜占垦,其长1236.5丈,湖堤自是始。同时还修荷亭,置画船,又把宋丞相李忠定公祠(李纲祠)从屏山移建于荷亭边,补以旧额,并献联云“进退一身关庙社,英灵千古镇湖山”。又因李纲所居为桂斋,旧址无可考,故又辟桂斋,植桂树二株。
       1829年(清道光九年)浚湖工程结束,林则徐建宋李纲祠,撰写《新建宋李忠定公祠堂记》,勒碑祠侧,并在祠旁架屋三椽,植桂两株,取李纲晚年福州住所的名称号“桂斋”,并撰楹联:“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后因林则徐有死后入祀桂斋的愿望,故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十二日,邑人奉林文忠像祀于桂斋。 
       宋爱国名相李纲生前最爱桂花,曾题写过有关桂花的《采桑子》词:“幽芳不为春光发,直待秋风,直待秋风,香比余花分外浓。步摇金翠人如玉,吹动珑璁,吹动珑璁,恰似瑶台月下逢。”
       林则徐非常钦敬李纲。据福州地情网记载:1850年5月,英国传教士庶枕与医生委里董强租福州乌石山神光寺和积翠寺。当时在家养病的林则徐率同里人士群起反对,迫其退出。那时林则徐在叹“既无斧柯,又不能谋肉食”的苦恼之际,约主战派的亲友数人二游西湖,拜李纲祠,以李纲屡贬不屈的民族气节激励自己。他曾激情写下一首《观鹤》诗:“高胫迎风立,长吭逐雨销,终当厉双翔,万里奋云霄。”同年11月,林则徐不幸因病与世长辞。福州亲友奉林则徐像祀于西湖桂斋,以遂其志。
    禁烟亭:亭柱右边刻着:“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左边落款为“福建省政府禁烟委员会建”。

       鸦片战争后,原本支持林则徐的道光皇帝屈服于国内外压力,指斥林则徐“轻启边衅”,并派琦善继任两广总督。虎门陷落,关天培殉国的噩耗令林则徐悲痛欲绝,他挥泪撰写了挽联: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西湖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年),闽巡抚王凯泰在福州西湖旁的书院旧址设立“致用堂”一所,重新修葺旧西湖书院(址在福州动物园旧址附近),设置宽敞的房屋,并建“十三本梅花书屋”。同治十三年,改称致用书院,取“学以致用”和“通经致用”之义,专习经史、古文,聘林寿图为山长。
       书院招收全省举、贡、生、监,使他们成为“明体达用之才”。除每年二月由总督、巡抚亲临举行甄别试外,其余月课均由山长主持。初录取内课10名,每名膏火银4两;外课20名,每名膏火银3两;附课无定额,一概不给膏火。
       光绪年间书院移到乌石山范公祠(范承谟祠堂)左近。书院依山建筑,院基比较高,由下层经石阶几十级才到达大门。前为讲堂,高爽宏敞,为各书院所不及。但无学舍,只有书斋几间和藏书室一所。后院有楼房几间,是山长住宅。左边空地比较大,种了不少梅树,后面建屋,就是“十三本梅花书屋”,有山长谢章铤所撰楹联:“青山本是吾家物,老树不忘天下春”。
       这所书院从成立到停办,山长只有林寿图、郑世恭和谢章铤3人。书院培养很多人才,如研究经学、文学的黄增,研究史学的张亨嘉(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该书院改为全闽师范学堂简易科(现福建师范大学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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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6

 

2016年春节游福州——福建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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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福建省博物馆

        福州市福建的省会城市,了解福建的历史,那是必定要来省博物馆的。福建博物院位于福州西湖湖畔,紧邻着有1700多年历史的西湖公园,是福建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基础设施。博物馆由主馆、综合馆、自然馆、博园等建筑,以及古堞斜阳、金鳞小苑等景观组成,占地面积6公顷,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
       主体建筑是数个具有福建文化特色元素的集合:富有福建民居特色的几字形屋顶,体现“闽”字内涵的图腾柱,汇集大中国文物精华的浮雕墙体,模拟福建土楼风格的自然馆建筑,扩散水纹状的主体建筑广场。这些元素结合福建博物院三面环水的地理位置,既体现了福建的民俗风情和扬帆远行的发展愿景,也体现了水意象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蕴涵;在学科层面来讲,体现了各学科融合撑起的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寓意。
       福建博物院是集历史,文物考古,自然标本研究为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院,是全省文物收藏、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共有15个展厅,其中有包括7个基本陈列展厅和6个临时展厅。内设陈列设计、文物保护、宣传教育、业务交流、考古、自然、艺术、保卫和行政管理等机构。馆藏文物、自然标本等近20万件,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6千余件。

       博物馆现已推出了《福建古代文明之光》、《福建近代风云》、《福建古代外销瓷》、《工艺藏珍》、《福建戏曲大观》、《恐龙世界》、《动物万象》,以及《馆藏中国历代书画展》等陈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福建文化发展的成就。开辟了一个弘扬优秀文化的窗口。

        福建博物院其前身是1933年设立的“福建省立科学馆”,1953年4月成立福建省博物馆,2002年10月,投资2.7亿元的新馆落成并对公众开放,更为今名。 

       福建的历史较为近代,古代的真品并不多见,所以只是着重参观了博物馆里的基本陈列——福建古代文明之光。其近代历史早就在三坊七巷的诸多名人故居中有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也就只是匆匆浏览。至于其他的展馆,除了来自西藏的临时展览,其他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福建古代文明之光:闽山苍苍,闽海茫茫,福建的历史从幽黯蒙昧的山洞中走来,跨越闽越人驾舟荡歌的古朴岁月,融合了中原移民的智慧与勤劳,步入宋元时期的百业兴旺,万商云集,成为人文蔚起的“海滨邹鲁”。明清时期,郑和、郑成功等海上英雄又纷纷在这里了书写历史的辉煌。本陈列完整地展示了福建从远古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发展脉络,令人从中感悟到历史深处的文明之光。
       基本陈列包括“山海家园闽之先民”“青铜辉映礼乐初萌”“越魂不灭王族世家”“衣冠南渡闽中隆兴”“丝路云帆海国雄风”“风云际会东西交流”几部分内容。

       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地处北纬23°33′至28°20′、东经115°50′至120°40′之间,东北与浙江省毗邻,西部、西北与江西省接界,西南与广东省相连,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相望。东西最宽约为480公里,南北最长约为530公里,陆域面积12.4万平方公里。福建省行政区划中,马祖列岛(连江县)、金门群岛(金门县)及乌丘屿(属莆田市,金门县代管)等实际由台湾当局有效控制。

  福建简称闽。闽字最早出现于周朝,闽与八闽,都是福建省的简称和别称。“闽”是最原始的名称。《山海经·海内南经》说:“闽在海中”,这说明福建在远古时代还是属于海浸之区。闽为蛮之别种,是当时居住在福建的七个部落的总称。八闽作为福建的别称,是经唐、宋、元、明逐渐演化而来。“福建”这一称呼源自唐代。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政府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从福州、建州(今建瓯市)各取一字,设“福建经略使”(军事长官职称),它和福州都督府并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福建”名称。福建简称的另一公认的说法是:古闽人以蛇为图腾崇拜,常将蛇奉于家里,闽字门是声旁,里面这个虫字是念做huǐ(虺)”,是蛇的意思。蛇在古闽人中是他们的图腾。故上报朝廷地名时,就造出了“闽”字,即,“门”:家内;“虫”:蛇;“闽”:把蛇供养在家里的意思。

       山海家园闽之先民:在遥远洪荒的旧石器时代,人们依山傍水、以天然岩洞为居,使用简单的木棒、石器、骨角器,战胜着毒虫猛兽。他们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在亘古的岁月中磨砺出生存的经验与智慧。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原始农业、手工业、建筑等方面的不断发展进步,文明的火种在福建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积蓄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福建历史悠久,原始社会就有人类活动,属于古越族的一支,被称为“东越”。战国时期,越国为楚兵所败;越国一些王族南逃至福建和浙江南部,其后裔与福建的闽族人融合,成为“闽越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福建设闽中郡,第一次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出现在中国版图上。

  唐朝中期设福、建、泉、漳、汀5州。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为加强边防;设“福建经略使”。始有“福建”一词。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据闽成立闽国基本上奠定了后来的省界。福建又有“八闽” 之称,南宋时福建设l府5州2军,府、州、军为同级行政机构,共计8个,故称“八闽”。宋后基本延袭旧制。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增设台湾府,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单独设省。清末福建共有9府2州,58县6厅。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除府、州制,设省、道、县三级制,几经调整,至解放时止,全省设2市、7个行政督察区,共有67县。1949年福建解放后,全省设2市、8专区,共有67县。1951年,增设泉州、漳州2市,委托专署领导。此后20多年间,行政区划又曾数次调整。开革开放以来,福建根据自己的特点,调整了行政区划,地区改为地级市,形成市带县体制。至2000年底,全省设9个省辖市,共有14个县级市、25个市辖区、46个县(含金门县)。

  福建历史源远流长,科学文化曾盛极一时。5000年前,先民们就在此生息繁衍,创造了可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相媲美的昙石山文化。三国时因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发达,福建成为孙吴的一个水军基地和对外通商口岸。南宋和元代,泉州成为世界上最大商港之一,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关系,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在福建驻泊,招募水手,修造船舶,从福建扬帆出海。清同治五年间,在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和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船工业的摇篮。福建历史上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杰出人物,如天文学家苏颂,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思想家、文学家李贽,音韵学家陈第,学者、书法家蔡襄、黄道周,文人严羽、杨亿、柳永,史学家郑樵、袁枢,民族英雄郑成功、林则徐、俞大猷,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林纾,他们以自己的胆识和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上福建人民为反压迫、反侵略进行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福建在上古时代原为越族人的属地。越人身体矮小、短面、鼻形广、眼睛圆而大,习惯傍水而居、善于驾舟行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

  战国晚期,无诸在福建境内称王。之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削去无诸王号,降为君长,在闽越故地设闽中郡,但未委派职官,仍由无诸统辖。秦在福建设置闽中郡是第一个在福建设立行政机构的中国政权,但秦王朝并未能对福建实施直接管辖,福建地方政权作为秦的实际藩属国而存在。

       刘邦起兵后,无诸率兵相随。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复立闽越国,封无诸为闽越王。封福建为闽越国,其形式仍为藩属国,都城设于东冶。余善在武夷山城村修建闽越王城。
       汉武帝时,闽越王余善反汉,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派大军攻打闽越国,在占领闽越国都城后焚毁城池宫殿,闽越国亡,举国迁往遥远的长江淮河一带内地。汉廷即设东部候官,派兵驻守,隶属会稽郡东部都尉。东汉末,改属南部都尉,并置候官长。此后三百年间闽地人文断层。东汉末年汉人逐渐聚集,于建安元年在今福州市设侯官县,此为福建并入中国版图的开始。

三国时,福建隶属吴国,先后统属于会稽郡和建安郡,时置候官县。

       三国时期,福建属东吴,北方汉人移民福建逐渐增多,先后统属于会稽郡和建安郡,时置候官县,出现了福建历史上第一个城镇——晋安(即今之福州)。
       魏晋南北朝梁时期,建安郡先后分设为晋安、建安、南安三个郡。汉人移民有8个姓氏较多: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晋朝时,福建始属扬州,后属江州,境内置建安郡和晋安郡,委派太守管辖。南朝宋时,增设晋平郡,置太守;南朝齐时,撤晋平郡;南朝陈时,曾设闽州刺史,不久裁撤,福建先后隶于东扬州和丰州刺史管辖。后仍设建安郡和晋安郡,由太守管辖。
       隋朝时,撤晋安郡,改为泉州,后改为闽州,置刺史管辖。后改建安郡,由太守管辖。      

  唐初,福建仍由各州、郡长官分治。因福建属边远地区,所以设中都督府,委派都督监管。唐中期设福建道,道的军政长官有:福建经略史、福建都防御史、福建观察使。福建观察使实际上成为统领福建道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大权的行政长官。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军区长官职称),始出现“福建”之名。唐末,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膨胀,成为实际军政长官。王潮占据福建后,唐廷升福建路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前期仍由节度使统辖;后福建独立,王审知兄弟设立闽国,后唐时,王延翰建闽国。再后来为南唐所据,区划名称几经变迁。

  宋初,福建军政长官仍是节度使。宋太宗时设福建路,,统辖六个州(福州、建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与两个军(邵武军、兴化军),最高军政长官为福建安抚使。另有福建转运使,掌管财赋;福建提刑,掌管司法;福建提举,管赈荒救济事宜。此外,由中央政府派任福建及所属州、军的官员有节度使、承宣使、观察使、制置使、宣抚使、巡抚、招捕使、抚谕使、发运使等,多是临时性官员,或是有官无职的虚衔官员。宋代军、政分设,福建军事长官有都总管、都钤辖、都统制等。

       南宋时,泉州发展成国际著名的港口,市内形成大批外国侨民(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的居留地“蕃坊”,当年留下的清真寺一直保留至今。宋代的六州两军以及后来改称为八个路或八个府的区划建制(“八闽”的由来)。

  元代,福建行政区划变更频繁。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福建行中书省于泉州;次年,改置宣慰使司;至元二十年(1283年),复置行中书省,迁福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为行尚书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改宣慰使司,并入江西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重置福建行中书省。大德元年(1297年),改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治所从福州迁至泉州。大德三年(1299年),改为宣慰使司,治所迁回福州。至正十六年(1356年),重置福建行中书省。福建行省长官有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提刑按察使;改置宣慰使司   福建省时,最高长官为宣慰使。还有管监察的肃政廉访使。军事最高长官为都元帅。

 

 

  明初,福建仍为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在福建设承宣布政使司,又改路为府,委派布政使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布政使司主要官员有: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另置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掌管全省刑狱。军事方面置都指挥使司,主要官员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与之并行的还设有镇守和镇守总兵官。明朝中央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监管,经常派官员到地方办事并视察监督。由中央派出的主要职官有:巡抚都御史、镇守太监、巡抚、刷卷监察御史、清理军政监察御史、督银课御史等。

       在明代,倭寇经常袭扰福建,政府宣布海禁,福建正常的海上贸易受阻。明末清初1645年(清世祖顺治二年)7月19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福京天兴府)登基,年号隆武。1646年10月6日被清军俘虏。此后,国姓爷郑成功家族以“延平郡王”之姿,先后以厦门和台湾为基地继续抵抗清军大约40年之久。

  清初,福建最高军政长官为镇守和总督。“三藩之乱”后,废镇守耿精忠,以后不复设。福建和浙江为一大区,设闽浙总督统管两省军政。巡抚为全省最高军政长官,下设布政使,具体负责行政事务。布政使品级与巡抚相同,为从二品官,但职权仅限于掌管民政和财政。还设按察使掌管全省司法。因旗兵驻扎福建,清时设驻防福州大臣(福建将军)统管,为从一品,与总督品位相同,但职权远不如总督。汉族兵为绿营,其全省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福建省先设提督,后分设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分管陆军和水师。光绪三十年(1904年)撤水师提督,设提督总管全军。

       清朝时福州是与古琉球国首里(现日本冲绳县那霸市)通航贸易的指定口岸。清代,在福建本土,增设了福宁府和龙岩州、永春州。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占领台湾,台湾郑氏王朝灭亡。并杯清政府划入福建省版图。直到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年)台湾才单独设省。1895年的《马关条约》台湾主权交予日本,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放弃台湾主权。
       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厦门和福州辟为通商口岸,向外国商人开放。1902年在厦门还开辟了鼓浪屿公共租界。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
       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袭击了马尾军港。
       福建还是近代西欧传教士人数最多也最活跃的省份。
       辛亥革命后,历届政权均设置福建省。1933年,19路军兵变,福州成为中华共和国临时首都。
       多山的福建在近代一直未能修建铁路(直到1956年建成鹰厦铁路),因而阻碍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
       1949年国共内战后,福建省分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金门,马祖地区)政府进行实质管辖,双方的行政区划中也都设有福建省,中华民国福建省已虚级化。

       青铜辉映礼乐初萌:在中原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时,活跃在福建境内的“七闽”部落创造了地域特征浓厚的土著文化,中原礼乐之风的浸润、吴楚文化的影响,为这一时期已然成型的闽越文化增添了多元的色彩。

       八闽: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属于中国华东地区或华南地区。福建是中国著名侨乡,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人华侨1088万人。其中,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这三地的闽籍华人华侨最多。福建与台湾源远流长,关系最为密切,台湾同胞中80%祖籍福建。福建居于中国东海与南海的交通要冲,是中国距东南亚、西亚、东非和大洋洲最近的省份之一。  唐上元元年设福建节度使,辖福、建、泉、漳、汀五州。福建因五州的前二州得名。明置福建省。唐开元21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始称“福建”。南宋设有1府5州2军,故又称“八闽”。

  关于八闽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建古为闽地,北宋时始分为八州、军,南宋分为八府、州、军,元分八路,因有八闽之称;另一种是《辞源》的说法:福建省在元代分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明改为八府,所以有八闽之称。建、延、邵、汀,为上四府;福、兴、漳、泉,为下四府。共八府,号称“八闽”。 


       青铜铙·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西周云纹青铜大铙,1978年12月26日,建瓯县小桥公社阳泽大队社员在阳泽村东北黄科山开垦茶园时所发现的。铙重100.35公斤,通高76.8厘米,造型浑厚、铸造精细、纹饰精美、通体锈色翠绿,整件器物稳重古朴。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铙,形制似铃,但无舌而有中空之柄,属手执敲击乐器,其用途是在退军时敲击之止鼓,以示退兵,是一种古代的军乐器。铙腔体外表多有纹饰,体内外与柄或有铭文,纹饰与铭文皆以柄所在方向为正,由此可知铙在使用时,口是向上的。小型的铙,应是在中空短柄中接续木柄,手执木柄敲击发声的。但大型的铙不便手执,则当是插在座上敲击的。

       建瓯出土的这件铜铙为大型铙,为双范合铸而成,铙口朝上,此铙器形高大,应是插在器座上敲击的。铙体两面花纹相同,无铭文,每面各有圆枚十八个。左右各列三行圆枚,每行三个。枚作半球状凸起,直径3.5、高约2厘米,上饰涡纹,枚上为景,景作乳头状,高约0.8厘米。铙通体纹饰以商周时期流行的云雷纹为主,甬(即柄)上部两面各饰兽目一对,与云雷纹组成兽面纹。旋(甬上凸起的一圈为旋)上以细云雷纹为地,饰凸起的勾连云纹。鼓部(铙体的上部,敲击处为鼓)中央稍高起,装饰有云雷纹及其兽面纹。

       建瓯是历史上著名的铜矿产区,建瓯县出土的西周云纹青铜大铙显示出与同时期南北各地相似的时代特征:这时的中国青铜器工艺正进入鼎盛时期。建瓯云纹青铜大铙具有礼器与乐器的双重功用,整体造型端庄严谨,两面相同的纹饰华丽而繁杂,铙体两侧各排列三排三列共十八枚音钮。一般地说,殷商至周的中国青铜器有三个演化阶段:单体依次浇铸——夏、商;分模多次浇铸——西周早中期;失蜡法热铸——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建瓯西周云纹青铜大铙据分析应为为“分模双范浇铸”,当属于西周早期的作品。
       武夷山高胡南坪宫殿建筑复原模型:城村汉城遗址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西南1公里,发现于1958年。已知有高胡南坪和胡北坪的宫殿建筑,以及下寺岗和马道岗,以高胡南坪建筑规模最大,是福建省已发现的古城址中保存较好的一座汉代古城址,也是我国江南地区比较完整的一座,为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被列为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的古汉城遗址保护区。1996年12月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村古城是闽越王立国后建设的。公元前202年,刘邦登上皇位,复立无诸为闽越国王。无诸成为西汉中央王朝首封的少数民族异姓诸侯。无诸死后,无诸的后代东越王余善最后刻"武帝"玺自立为帝,发兵反汉。汉武帝调遣四路大军围攻闽越国,汉武帝为了彻底消除后患,诏令大军焚毁闽越国的城池宫殿。城村古城及其宫殿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被汉武帝派遣的大军所毁。

       越魂不灭王族世家:据《史记》记载,闽越国的开国之君无诸是春秋五霸之一的越王勾践的后裔,他与族人迁避到这里,融合当地土著越民,奠定了闽越国兴盛的基础。秦统一全国后,置闽中郡,福建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公元前202年,汉朝立闽越国,开始了长达近百年雄踞东南的时代。闽越国在农耕、建筑、制陶、冶铸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显著,开创了地方文化的灿烂篇章。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发兵攻灭闽越国。

       西汉楼船模型:汉代楼船是中国汉代楼船军的主要战船,也是中国早期出现的战船之一,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多层上层建筑。楼船是水军的代称,也是对战船的通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

       船上能起高楼,所以叫楼船。这是汉代重要的战船船型。楼船秦时已有,汉代时,其规模、形制均较秦时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现是汉代造船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根据古籍记载,汉代楼船甲板上布置多层上层建筑,甲板下设置有舱室,供棹卒划桨之用。棹卒是划桨的士兵,在舱内的棹卒具有良好的保护,可以免受敌人之攻击。楼船甲板上的战卒手持刀剑,以敌人短兵相接,进行接舷战。
       在汉代楼船的舷边设有半身高的女墙,以防敌方的矢石。在甲板上女墙之内,设置第二层建筑,称为庐,庐上的周边也设有女墙,庐上的战卒手支长矛,有居高临下之势。在庐上面有第三层建筑,称为飞庐,弓弩手就藏于飞庐内部。弓弩手发射箭矢,是远距离进攻力量。最高一层为爵室,相当于现代舰船的驾驶室和指挥室。
       汉代楼船是汉代楼船军的主要战船,汉代楼船军拥有数千艘楼船。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曾率有大小楼船两千艘,战士两万余人,可见汉代楼船军规模之大。
       世界之最:福建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的世界之最、中国之最的项目非常多。

       我国最早出现烧制瓷器的阶级窑 ——福建泉州市德化县在分室龙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窑。

    世界当前现存单拱跨径最长的贯木拱廊桥——福建寿宁县下党乡下党村鸾峰桥

       中国最长的海港大石桥 ——福建泉州的安平桥

    中国唯一的一座海事博物馆—— 福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全国仅存的摩尼教(明教)遗址 ——福建泉州市晋江罗山华表山草庵摩尼教寺,建于元朝。

       最古老的桑树 ——福建泉州开元寺内的千年古桑,树龄1300多年。

       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 ——福建泉州清源山老君岩的老君造像,建于宋朝。

       我国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圣迹 ——福建泉州丰泽区灵山伊斯兰教圣墓,建于唐朝。

       我国最早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 ——福建泉州鲤城区涂门街清净寺,建于宋朝。

       我国现存最多的祈风石刻 ——福建泉州市南安丰州九曰山祈风石刻群,建于宋朝。

       我国现存最早的海港大石桥 ——福建泉州市惠安县洛阳的洛阳桥,建于宋朝。

       我国现存最高石塔——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开元寺的镇国塔,高48.24米,建于宋朝。

       现存最早保护最好的三世佛石雕像——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喇嘛教三世佛造像,建于元朝。

       我国现存最完整的花岗岩滨海石城 ——泉州市惠安县崇武古城,建于明朝。

       年代最早的妈祖庙—— 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始建于987年,是5000多座妈祖庙的祖庙,也是建筑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

       世界最古老的荔枝树——福建莆田的“宋家香”荔枝,超过1200年的树龄。

       世界上最贵的床——福建莆田沉香木“龙床”,价格高达2亿。

       世界第一块“金镶玉”——莆田人“张阿岳”是“金镶玉”技艺的鼻祖和创始人。

       世界离海平面最近的大桥——厦门演武大桥。

       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隧道。

       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

       全国移动信号最好的省份。

       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不包含台湾省。

       中国最古老的古街——福建福州的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市市区,部分建于唐代与宋代。

       中国最宏伟的建筑形式——福建福州的燕尾脊与马鞍墙,福州市区与郊县皆有。

       中国福州是著名的鱼丸之乡,最初的发明者。

       中原汉人王审知入闽称王,葬于福州市区北郊的闽王祠。

       中华民族历史最久远的习俗——福州的人日节,正月初七;年尾与年初迎神的习俗。

       中国福建是历史上中原汉人最多次大规模迁徙的目的地,始于汉末。

       福建福州——是中华历史上最南的一个首都,即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南宋首都;明代末年,即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南明首都;福建事变“中华革命共和国”的临时首都。

       福建是最大造船的基地,孙权曾在——福州造船(今福州市长乐县吴航镇),赐名“吴航”。

       衣冠南渡闽中隆兴:闽越国消亡之后,福建经历了人口稀少、发展较为缓慢的时期,却也为中原文化的融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两晋时期,北方战乱不断,中原地区的族群不断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与福建土著居民共同开发、不断发展,促进了福建历史上的再次隆兴。

       从汉代开始,烛火逐渐成为人们居室照明的常用光源。各类青瓷插器如同简朴的“小台灯”,不但照亮了一方天地,也平添了情趣与美感。而羊、蟾蜍、莲花等造型或寓意吉祥,或体现当时的宗教观念。


       青釉莲花灯架·南朝(公元420-589年)·闽侯南屿墓出土

       青釉羊身插器·西晋(公元265-316年)福州龙腰山出土

       青釉五联罐·东晋(公元317-420年)·闽侯桐口山墓出土 

       青釉博山炉·南朝(公元420-589年)·闽侯南屿墓出土

       戴风帽执物女俑·双髻执物女俑·高髻拱手女俑:五代时期,泥质灰陶,福州市新店刘华墓出土。其中高髻拱手女俑,高102厘米,俑面庞丰满,神情端庄,头梳高髻,穿对襟广袖过膝外衣,袒胸,双手拱于胸前广袖内,着如意鞋。

       独角羊咀神兽俑·卷发尖咀执物神兽俑·双角神兽俑

       朱雀陶俑·五代(公元930年)福州新店刘华墓出土

       青龙陶俑·五代(公元930年)福州新店刘华墓出土

       仪鱼俑·五代(公元930年)福州新店刘华墓出土

       墓龙俑·五代(公元930年)福州新店刘华墓出土

       丝路云帆海国雄风:宋元时期,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福建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发达的海上贸易,带动了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这个时代,百业俱兴,人才辈出,铸就了福建人文历史的辉煌。



       福建茶文化:追溯过去,福建已经有一千多年的茶文化历史,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比《茶经》早300余年,著名的莲花峰及其莲花茶构筑了一道独特的侨乡茶文化风景线。建茶、斗茶在宋元二朝尉然成风,明清时期,茶叶创新增多,开创乌龙制茶工艺,茶叶贸易渐盛,武夷山的茶山、茶水更加点缀了福建茶的文化底韵。现代福建茶文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进一步发扬光大,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制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构成独特的福建区域人文特征。
       福建茶文化凝聚着地理灵性,除了历史久远的优势以外,在茶类的创制上要数福建最多,品茶的技艺也数福建最奇,福建茶叶在中国茶叶发展乃至世界茶叶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许多诗人的优美诗句也在不断地把福建茶的曼妙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莲花茶襟书东晋,南洋思乡忆石亭
  福建产茶文字记载,最早见诸于南安县丰州古镇的莲花峰石上的摩崖石刻“莲花茶襟”(公元376年)。这比陆羽《茶经》记载的要早三百余年。
       古时丰州是闽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莲花峰位于镇北桃源村的西北处,峰高约120米,远在西晋即建有莲花岩寺。至唐,山腰上建有一座欧阳詹书室。唐末诗人韩偓在此隐居时,曾咏诗“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以描写当年莲花峰茶的生产情景。公元1011年,泉州太守高惠莲题刻“岩缝茶香”至今尚存。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始建“不老亭”。亭名因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戴忱题诗(诗刻于莲花石上),诗中有“一莲花不老,过尽世间春”而得。不老亭因全亭的梁柱、屋盖及所有的构件都是花岗石雕刻成的,俗称“石亭”。自此莲花峰茶改称石亭绿茶。至清道光年间莲花峰下种茶更盛,且在南安一带渡海谋生的人较多,石亭绿茶渐成为侨乡送祝“顺风”的礼品,久而久之,华侨嗜饮,随后,石亭绿茶畅销南洋诸岛,甚至远销英伦。
       游子思乡,石亭寄意,茶与亭与人构筑了一道独特的侨乡茶文化风景。如今古镇焕彩,新楼成片,但山门楹联依然:“茶绿峰青,开放几更今古;亭高莲傲,醉醒一样乾坤。”
       宋词偏爱建溪春,元曲令兴武夷风
       建茶因产于建溪流域而得名。建茶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南北朝时期(479-502),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今陕西宝鸡市南部)日与僧道异人往还,每至冬时,即溪敲其冰(以)精壶煮建茗,共宾客饮之。”表明建茶历史悠久。北宋林逋在《建茶》中写道“石碾清飞瑟瑟尘,乳香烹出建溪春。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
       唐冯贽撰的《记事珠》称“建人谓斗茶为茗战”,说明闽人斗茶习俗始于唐。时至宋代,福建以北苑贡茶和斗茶活动闻名于世,开创了一代斗茶比艺的茗饮之风,并风靡全国。可谓龙飞凤舞倾朝庭,斗茶比艺创时兴。北宋·丁谓(962-1033)《咏茶》;北宋·范仲淹(989-105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宋·蔡襄撰(1049-1053) 《茶录》;宋·宋子安撰(1064前后)《东溪试茶录》;宋·黄儒撰(1075前后)《品茶要录》;宋·徽宗赵佶撰(1107)《大观茶论》;宋·熊蕃撰(1121-25).熊克增补(1158)《宣和北苑贡茶录》;宋·赵汝砺撰(1186)《北苑别录》等详尽记载和研究了当时福建的栽茶、制茶、品茶技术及饮茶风习。据报道记载北苑茶的宋代茶书有一半以上,茶诗词达千首以上。宋代武夷茶为建茶组成的一部分,至元大德六年(1302年)创立焙局,设置御茶园于九曲溪之四曲畔,每年制“龙团”五千饼。从此,武夷茶大量单独入贡,元朝鼎盛,至御茶园解体长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宋、元两朝福建出现了以“龙凤盛世”“茗战成风”为特征的宫廷茶文化与文人茶文化的鼎盛时期,九曲溪孕育而成的中国皇家茶园——御茶园不仅代表是武夷茶的历史辉煌,而且象征闽茶在中国茶叶的特殊地位。
  明清有心话工夫,咸丰无意问茉莉
  当斗茶之兴渐减,明清时期的福建茶进入了创新时期,创制了多种茶类。继宋代贡茶和斗茶之后的又一次辉煌。
  明末清初福建创制了乌龙茶,释超全(1625-1711) 《武夷茶歌》、《安溪茶歌》;清·陆廷灿(1734)《续茶经》引的《王草堂茶说》;清·董天工编(1751)《武夷山志》等记载了乌龙茶的制作技术。乌龙茶问世后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并出现了适于乌龙茶的独特品饮方式,俗称工夫茶。清·彭光斗(1766) 《闽琐记》、袁枚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或稍后亦注1786)《随园食单》、梁章钜撰(1845)《归田琐记》、施鸿保撰(1857)《闽杂记》、徐珂《清稗类钞》;连横(1878-1936)《雅堂文集》等都有记载。此间,乌龙茶也传入了台湾。
  福建生产工夫红茶,相传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在福安坦洋村试制成功,经广州运销欧洲,很受欢迎。此后大批茶商接踵而来,入山求市,开设茶行,周边茶叶云集坦洋,“坦洋工夫”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在福建境内,还有白琳工夫、政和工夫,通常称为福建三大工夫红茶。
  福建用茉莉花窨茶大约始于明朝。到清朝,窨制方法较明朝又有发展,并开始出现大量的商品茶,清咸丰年间(1851-1861),茉莉花茶大量生产,畅销华北各地。1890年前后各地茶叶运到福州窨制花茶,福州便成为花茶窨制中心。创新茶科技,丰富茶种类,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此时茶叶贸易渐盛,在相当一段时期,武夷茶(Bohea)成了中国茶的代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乌龙茶以其独特的魅力风靡日本饮料市场,可谓是樱花时节念水仙(指:水仙茶等),乌龙东渡创奇迹。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
  刘超然、郑丰稔在《崇安县新志》(1940年)记载:“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复兴于清。……然孙樵《送茶焦刑部书》云:“甘晚候十五人遗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丹山碧水为武夷之特种,唐时崇安本设县,武夷尚属建阳故云。然则此茶之出于武夷,已无疑义。……武夷茶最古之文献其在斯乎。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刘子翚、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曾经给予“武夷茶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制茶技术不断革新,创造了驰名中外的名茶,历次输出外销。誉满全球,为提高我国茶业科学技术水平作出了贡献。”的高度评价。
  武夷茶文化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元代始成为皇室贡品,并在武夷创办御茶园,茶文化遗址遍布武夷山中。有唐至民国古茶园、宋遇林亭窑址、元大德至明嘉靖御茶园、明大红袍名丛、清庞公吃茶处、明至民国古茶厂、清茶政告示石刻等。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同山之处,著名史学家蔡尚思教授曾赞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1962年冬郭沫若游武夷诗云:“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清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茶与三教有不解之缘,茶中蕴和,茶中寓静,茶的“和、静“的禀性乃三教所追求的境界,三教思想之精华也丰富了武夷茶文化的内涵。
  古典美学认为:“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武夷山是山水石的一体化,是中国古典山水美学的精粹之所聚者,自然风光独树一帜,“三三秀水清如玉”的九曲,与“六六奇峰翠插天”的三十六峰、九十九岩的绝妙结合,它异于一般自然山水,是以奇秀深幽为特征的巧而精的天然山水园林。武夷岩茶与武夷山堪称一体,“好山,好水,出好茶”,武夷是“茶以山名,山以茶而名”。
  当今武夷山人在挖掘继承历代品茶艺术的基础上,总结整理出一套《武夷茶艺》,其程序:恭请上座焚香净气丝竹和鸣叶嘉酬宾山泉初沸孟臣沐霖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浴玉液回春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鉴赏三色喜闻幽香初品奇茗再斟流霞品啜甘露三斟石乳领悟岩韵自斟慢饮敬献茶点欣赏茶歌游龙戏水尽杯谢茶。把品茗、观景、赏艺融为一体。蔡镇楚教授在《武夷山茶韵》中赞美道:“武夷山——我心中的山水茶缘,我梦中的千古茶神,我笔底流转如珠的旷世茶韵。”
  武夷茶文化已成为武夷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寻香首推茶,品茗此为都
  安溪产茶有字可考于唐。唐末,阆苑岩岩宇大门有:“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开先县令詹敦仁(914-979年)曾留下许多茶诗。明清崛起,至光绪三十年茶园面积达3.1万亩,并有规模出口量。如今是乌龙茶出口基地,中国名茶(乌龙茶)之乡。
  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制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是如今安溪茶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淑勉在《大坪,我为你祝福》一文中描述过:只见红砖粉墙的楼房里,随处可见一袋袋焙熟包装的“秋香”。主人端出的全是青一色白不锈铜的巨形茶盘,配上古铜紫砂茶壶茶盏,别具一格茶乡特色。他们沿袭“没有三杯不成礼数”的风习,劝茶款款,言笑晏晏。安溪茶艺的推出,总结了古人的品茶经验,结合地方品茶习俗,简古纯美,主要以铁观音的特殊茶韵为本体茶性,阐明其沏泡技艺和茶艺精神内涵。其茶艺流程有:神入茶境、茶具展示、烹煮泉水、瑶池出盏、观音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瓯里酝香、三龙护鼎、行云流水、观音出海、点水流香、香茗敬宾、欣赏汤色、细闻幽香、品香寻韵。通过茶艺,传达了“纯、雅、礼、和”的精神追求。颇有嫩柳池塘初拂水,简古纯美问春风之美。
  “志寄茶韵,笔唤乡情”是茶乡人对茶文化的特殊理解。在吴小猛的《给老父》诗文中写道:“一垄垄茶园爬上山坡/爬上额头/绿色的弥漫/把日子染得金黄金黄……嫩芽上的白毫/什么时候/悄然爬上双鬓/爬满你的头”老茶师的辛劳和执着,都真实地溶入了茶叶,而当人们品饮时领略的是清香和甘醇。在长坑乡工作的龚伏龙题的“观音茗韵醉人香,陆羽当年惜未先,茶叶文化大手笔,乌龙云岭谱新篇。”把茶、茶文化、茶乡事业连在一起。
       苏宇霖的“茶王百克成天价,极品一瓯满座香。”郑梦集的“似诗似画安溪县,如露如泉铁观音。”安溪大观园门联的“清风陶醉归来客,溪茶温暖故人心。”(安溪古称清溪)。无不体现茶乡人钟爱自己的凤山、兰溪、茶林、茶师、茶都。甚至一个地名,长坑,也有赋联,“长滋雨露茶园绿,坑作砚池墨宝香”(长坑陈文信题)倾注了茶乡人对茶和文化的钟爱与抱负。

       烟色罗广袖袍:南宋时期(1127-1279年)烟色罗广袖袍,福州新店黄升墓出土。黄升墓出土了一批各种颜色的南宋丝质品,历经千年保存如此完好,非常珍贵。

       刻宋蔡襄《茶录》书版·明(公元1368-1644年)·传世品
       除瓷器外,宋人也多用金银器制作茶具,如诗词描绘的“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银铜碾俱官样,恨欠纤纤为捧瓯”。

       建窑,是宋代名窑之一,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后井村一带,所产黑釉瓷盏俗称"建盏".建盏中以漆黑发亮的乌金釉和变幻莫测的兔毫釉为主,尤以兔毫釉更具盛名,故又称"兔毫盏"

       建窑乌金釉兔毫盏·宋(公元960-1279年):建阳县水吉镇后井村出土

       青绿釉凤首执壶·宋(公元960-1279年)顺昌九龙山墓出土

       鎏金银碗·南宋(公元1127-1279年)福州茶园山许峻墓出土

       阿拉伯文墓碑·宋(公元960-1279年)泉州地区出土:1965年,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出土了一方墓碑,一面阴刻波斯文,一面竖刻汉文。翻译墓碑上的文字可知,墓主阿含抹是一个古代波斯人与刺桐妇女所生的混血儿,先辈娶刺桐人为妻,在刺桐城居住数代,所以墓碑称“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从泉州出土的大量伊斯兰墓碑可以看出,艾哈玛德家族久居刺桐城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莲花十字架墓碑·元(公元1271-1368年)泉州地区出土:福建泉州独特的基督教石刻充分显示了蒙元统治时期这个多元文化港口城市拥有十分成熟而繁荣的基督教艺术传统。在中国,没有其它哪个城市拥有如此众多来自蒙元时期的带有题铭与丰富图像的基督教石刻。

       在泉州石刻上可见的最普遍的标志是莲花十字架。十字架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并在蒙元时期重新出现,这就为如下观点提供了论据:莲花十字架是中国东方教会最典型的标志。从交叉文化影响的角度看,不少竖立于莲花上的十字架都有格外引人兴趣的特点。

       这些墓碑基本上起了两个作用:一是以铭文来缅怀亡人,二是以图像展现生的希望。但图像的复杂程度也是他们在蒙元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象征。由于与蒙古统治阶层的密切关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享有特权和受保护的少数群体。反复出现的高举十字架的天使像显示了一种胜利的救世神学,其来源于早期基督教,但也投合了当时基督教团体的归属感。

       印度教石雕·元(公元1271-1368年)泉州地区出土:秦汉时期,婆罗门教的势力已初植于越南南部,汉初建立一个婆罗门教统治之国家于此。波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在华南作蠕动式的传播,其苦行的教徒已把其教传播于华南。80年代,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东南亚、西南亚输入的器物,为这个论断提供有力的物证。对狗的崇拜,是波罗门教的遗风。泉州印度教石刻的艺术风格可能源自南印度朱罗王朝。
       泉州发现的印度教石雕,其故事内容系出于古代侨居泉州的印度人、锡兰人和马八儿人之授意,而雕刻艺术及风格,则受到泉州石匠工艺的深刻影响。石刻上常可以看到素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花纹,如双凤朝牡丹,狮子戏球、海棠形图案及菊花案、母鹿教子等。泉州这批印度教石雕,带有浓厚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如哥林多式柱头石、半人半兽柱础石、半鸟半兽门楣石、人面狮身间柱石,以及印度风格的用蛇作为图案的门框建筑石构件。这些泉州印度教神庙、祭坛的遗物,是中国与印度、希腊文化交流的物证。

       釉陶多嘴罐·宋(公元960-1279年)南平地区出土 

       青釉谷仓·宋(公元960-1279年)顺昌九龙山出土
       青白釉褐彩龙虎瓶·宋(公元960-1279年)蒲城出土

       铜麒麟·元(公元1271-1368年)南平大桥工地出土

       蛙形歙砚·宋(公元960-1279年)福州市兴利山墓出土

       龙泉窑青釉松鼠水注·宋(公元960-1279年)莆田出土

       宋·苏颂制水运仪象台模型:水运仪象台是中国古代汉族天文学家发明的一种大型天文仪器,由北宋天文学家苏颂等人创建。它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天文台。这台仪器的制造水平堪称一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富于创造的精神。
       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开始设计,到元祐七年全部完成。它是中国古代的卓越创造。其中的擒纵器是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人认为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整座仪器高约12米,宽约7米,是一座上狭下广、呈正方台形的木结构建筑。其中浑仪等为铜制。全台共分三隔。下隔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等。中隔是间密室,放置浑象。上隔是个板屋,中放浑仪。这台仪器的制造水平堪称一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富于创造的精神。

       国际上对水运仪象台的设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也是现代天文台的跟踪器械 — 转仪钟的祖先;水运仪象台中首创的擒纵器机构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它又是钟表的祖先。水运仪象台为了观测上的方便,设计了活动的屋顶,是今天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
       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国际上对水运仪象台的设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水运仪象台为了观测上的方便,设计了活动的屋顶,这是今天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从水运仪象台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力学知识的应用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北宋·福州屏山华林寺大殿模型:华林寺历经几多春秋,仅存大殿,后增建山门、左右配殿和廊庑。大殿为抬梁式构架,单檐九脊顶,高15.5米,面积574平方米。大殿有18根木柱,柱子以上全由斗拱支撑,不用一根铁钉。其建造手法在全国唐宋木构建筑中独具一格,对日本镰仓时期(12世纪末)的“大佛样”、“天丝样”建筑风格影响颇大。尽管福州地区多雨潮湿,白蚁繁生,木构建筑很难以存,但华林寺的主要构件却仍然保存九百多年前的原物,是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

       惠安洛阳桥模型:洛阳桥位于福建省惠安县,始建于北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古称“万安桥”。古桥长360丈,宽1.5丈,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它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洛阳桥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它是当时广东、福建进京城的必经之路。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唐宋之前,泉州一带居住着越族人,到了唐朝初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时有战争爆发,所以造成大量的中原人南迁,迁到泉州及闽南一带的多数为河南、河水和洛水一带的人士,现在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所用的语系称为河洛语,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闽南语,这些中原人士,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经验,引导当地人们开垦、发展,他们来到了泉州,看到这里的山川地势很象古都洛阳,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为洛阳,此桥也因此而命名。
       洛阳桥的建造,是对世界桥梁科学的一大贡献。由于当时洛阳江潮狂水急,“水阔五里”、“深不可址”,桥基层被摧毁。造桥工匠创造了一种直到近代才被人们认识的新型桥基——一筏形基础,就是沿着桥的中轴线抛置人量石块,形成一条连结江底的矮石堤,然后在上面建造船形墩。同时采用“激浪涨舟,浮运架梁”的妙法,把一条条重达数吨的大石板架在桥面上。他们又在桥下养殖大牡蛎,把桥基石和桥墩石胶合凝结成牢固的整体。这就是造桥史上最别出心裁的“种蛎固基法”,也是世界上笫一个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创举。洛阳桥的建成,不仅使洛阳江天堑变成通途,对泉州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风云际会东西交流:明清之际,世界文明的进步拉近了东西方的距离。面向海洋的福建在大一统封建王朝的背景下,经历了更多时代前进的冲撞与交融。崭新的人文历史画卷正在这里徐徐拉开,海洋文化的主脉博依旧澎湃跳动,民间生活也展示出更多元的因素。

       “靖康元年李纲制”铭文铁锏:李纲锏,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制,传世珍品。锏身为钢制,全长96.5厘米,重3.6公斤。锏身为呈棱形,四面刃,近格处嵌金篆书“靖康元年李纲制”。锏茎为花梨木,刻斜旋纹,锏首为瓜楞状。锏是一种近战兵器,宋代一般为高级将领专用。该锏为是靖康元年李纲率领京师汴梁军民抗击金兵时打造。李纲(1083-1140年),北宋著名政治家、抗金名臣,高宗时期官至宰相,曾因力主抗金被贬至海南

       明·郑和铸青铜钟:该青铜钟重77公斤,高83厘米,是明宣德六年(1413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停泊在长乐期间铸造,上面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字样。

       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成祖朱棣命三宝太监郑和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寻找建文帝朱允炆,《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一说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支出,有史料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国用充足”;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寻找麦加朝圣等说法。

       成化款铜犀尊·明(公元1368-1644年)传世品

       成化款铜象尊·明(公元1368-1644年)传世品

       铜狮形熏炉·明(公元1368-1644年)传世品

       西班牙银币·16-17世纪传世品

       同治三年铭琉球墓碑·清(公元1864年)福州地区出土

       乾隆54年铭琉球墓碑·清(公元1789年)福州地区出土

       景德镇窑“大清乾隆年制”款青花六联瓶·清(公元1644-1911年)

       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原始社会,但闽台文化作为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体系的最后形成是在清代乾嘉年间,与清政府统一台湾,闽人大批入台,台湾成为定居社会,以及闽台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闽台文化固然是中原文化的延伸,但富有区域特色,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在这里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丝路帆远:福建在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伊斯兰教等重要文化发源地和商贸集散地,福建泉州是世所公认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东方起点,从唐宋到明清直至近代,福建都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明代前期,郑和从福州开洋远航七下西洋;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近代中国五口通商中,福州、厦门占了其中之二,泉州曾是古代世界第一大港口。闽江口的马尾港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和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

       展厅里基本只有图片,没有精美的实物,因此匆匆而过......


       福建省博物馆里还有几个固定展览,稍稍进行介绍:
       意匠天工——福建传统工艺精品陈列: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技艺精湛,在世界工艺文化中独树一帜。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历代不乏能工巧匠,他们秉承了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精髓,又在创作中融入了浓郁地方特色。这里诞生出寿山石雕、脱胎漆器、德化瓷塑、木雕等享誉海外的工艺珍品。所陈列的工艺精品强调文化品位,突出名家名作,让人从中欣赏到艺术带来的美感。


       明代德化窑文昌坐像:坐像背有阴文“何朝宗印”篆书款,胎质洁白细腻,釉色乳白。文昌正面端坐,眉目清秀、神情庄重。其右手执如意,左手扶膝藏于袖内,外穿宽袖袍,腰束带,衣褶线条清晰流畅。

       一楼展厅大堂展示着一只出土于西汉时期的独木舟西汉独木舟,1975年出土于连江山堂村,全长7.1米,用整根樟木凿成,是闽越人早起造船的实物。

 

       福建省博物馆里还有几个固定展览,稍稍进行介绍:
       福建戏曲大观: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舞台表演艺术。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历经秦汉俳优、百戏,隋唐歌舞戏和参军戏,宋元南戏、杂剧,明清传奇的发展,最终形成唱、念、做、打为一体的表演艺术,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福建戏曲是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的名花奇葩,源于唐五代,形成于宋元,兴盛于明清,传承于当代,具有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剧目丰富、特色鲜明、艺术精湛等特点。以莆仙戏、梨园戏、闽剧、高甲戏、芗剧五大剧种为主体的多种地方戏曲以及木偶戏活跃在八闽大地,并随着福建移民而传播到台湾地区和海外各地,影响广泛。福建博物院举办此展览,旨在通过文物展示、视听演绎,让观众领略戏曲魅力,并参与到中国传统戏曲的保护、传承、弘扬的行列,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血脉。
       福建古代外销瓷:这里是古代瓷器随着如云的帆樯,航销海外的重要起锚之地;这里荟萃了难得一见的外销瓷器品种,它们有些来自早已荒废、没入尘土的古代著名窑址,有些来自沉睡千年的海底沉船。从唐、五代时期福州怀安窑的青瓷,到宋元明清享誉海内外的德化白瓷,福建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精巧的陶瓷工艺和灿烂不朽的文明。

       馆藏中国书画精品陈列:方寸之间别有洞天,古朴的意境,自如的挥洒,本陈列带给大家自唐宋以来山水、人物、花鸟及篆、隶、楷、行、草等绘画书法作品,其中不乏弥足珍贵的稀世精品,你可以在幽静的氛围中品味历代大师的旷世手笔。
       自然馆基本陈列:具有土楼式风格的自然馆建筑,在视觉上就给人以独特的享受。这里汇集了《恐龙世界》、《动物万象》二个陈列,从中生代昂首长啸的“巨无霸”——恐龙,到现今缤纷于天地间的各类生灵,一一展示于眼前,其中不乏一些濒危物种,更激发了人们关注自然,保护地球生态的意识。这里是最受青少年观众欢迎的参观场所,也是激发他们想象力、增长知识的最好课堂。



       林则徐塑像:在福州,到处都可以看到林则徐的塑像。林则徐从政40年,辗转14省,“身行万里半天下”,所到之处,不论是禁烟抗英、改革弊政,还是治水兴农、开科取士……无不功绩卓著。后人感恩戴德,为其塑像,以示敬仰。

       可是你知道吗?世界上第一尊林则徐塑像竟然是英国人塑的。据林则徐的后人介绍,在鸦片战争之后,在闻名于世的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塑有林则徐蜡像。这充分说明了当年敌对的英国人也钦佩林则徐,因为林则徐是为国家利益、“为天下万世计”抵制侵蚀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毒品。

       英国人之所以尊敬林则徐,是因为其在禁烟过程中,表现出的清廉的为官之道和崇高的人格力量。

       1839年,林则徐受命赴广州查禁鸦片。英国商务代办义律认为清政府官场腐败,官员受贿成风,林则徐也不会例外,便在他的私邸设宴款待林则徐。席间,将装有一套价值10万英镑豪华的鸦片烟具的精美方盒送给林则徐。

       林则徐看后自知义律的用意,不动声色地说:“义律先生,本官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义律听后窃喜,认为林则徐是借故收礼,马上回应:“是、是,林大人只管没收。”没想到林则徐话锋一转,说道:“这些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这珍贵的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览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正是林则徐的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从3月10日抵达广州,到3月28日义律同意交出鸦片,总计只用了18天。而虎门将所收缴的115万多公斤的鸦片销毁焚烧却用了23天。

       禁烟斗争的胜利,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崇。

       鸦片走私的泛滥和清王朝的腐败是分不开的。走私商贩通过贿赂,从清朝官吏那里得到了保护伞。他们也企图用行贿的方式在林则徐身上打开缺口,但屡试不爽的一招不灵了,就连当时敌对的英国人都感叹:“林钦差的手没有被贿赂玷污过。”

       对于清朝官场腐败,马克思曾怒斥“风纪败坏净尽”,而林则徐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是极其难得的。这固然与他的“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的家训有关,也与他早年接受的“经世致用”思想教育有关,更与他“无欲则刚”品格操守不无关系。

       他曾在写给友人诗中写道“有欲刚则无,此际伏病根”,认为为官的贪欲是一切腐败的根源。为此,林则徐曾书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条幅,借以抒发他刚正清廉的坚定信念。

       林则徐是近代史上的第一位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我们以往更多的是通过禁烟来认识他,随着了解的深入认识到,他能够做出虎门销烟这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支撑他的则是“无欲则刚”、刚正不阿的精神力量。

       走出福建省博物馆,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西湖......



       充满生机的生命,在二月的天空郁郁葱葱......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6

 

2016年春节游福州——福建省博物馆·雪域梵音 高原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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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梵音 高原宝藏——西藏罗布林卡文物精品展
       福建省博物馆给我印象最深的展览并不是福建本省的展品,而是一组临时展——“雪域梵音高原宝藏”。来自西藏罗布林卡的唐卡很容易让人产生惊艳之感,所以必须单列出来,着重介绍......
      罗布林卡始建于十八世纪中叶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时期,是此后历代达赖喇嘛避暑理政的夏宫。一九八八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零零一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西藏规模最大、营造最美、最具民族特色的园林式宫殿建筑群,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园林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布林卡: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藏拉萨西郊。其始建于18世纪中叶、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时期,是历代达赖喇嘛消夏理政的地方,是一座典型的藏式风格园林,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建园林。经过二百多年的扩建,全园占地36万平方米,园内有植物100余种,不仅有拉萨地区常见花木,而且有取自喜马拉雅山南北麓的奇花异草,还有从内地移植或从国外引进的名贵花卉,堪称高原植物园。建筑以格桑颇章、金色颇章、达登明久颇章为主体,有房374间,是西藏人造园林中规模最大、风景最佳的、古迹最多的园林。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

       1755年落成后,经雍正的批准,七世达赖每年夏季在格桑颇章处理政务,后被历代达赖沿用,作为夏天办公和接见西藏僧俗官员之用。从此,罗布林卡逐渐由疗养地演变为处理政教事务的夏宫。以后的历辈达赖均在每年的藏历三月十八日从布达拉宫移居罗布林卡,至藏历九、十月之交返回布达拉宫。亲政之前的达赖则常年在此习经学法。八世达赖在此基础上扩建了恰白康(阅览室)、康松司伦(威镇三界阁)、曲然(讲经院),把旧有的水塘开挖成湖,按汉式亭台楼阁的建筑风格,在湖心建了龙王庙和措吉颇章宫(湖心宫),两侧架设了石桥。1922年,十三世达赖对罗布林卡再兴土木,在园林西侧建金色颇章宫、格桑德吉宫、其美曲吉宫,在西南建金色林卡,并种植大量花草树木。1954年,十四达赖又在园林中部建达旦明久颇章(永恒不变宫),在北面也建了新宫,使罗布林卡发展为已有的规模。

       藏语中,人们将花木繁茂、景色清幽的园林,并可供旧时权贵开展避暑、游玩和筵宴等具有西藏特色营林活动之地称为“林卡”。作为西藏规模最大、营造最美、最具民族特色的园林式宫廷建筑群,罗布林卡是西藏林卡的集大成者。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继承和拥有的财富,是中国古代园林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布林卡的文物,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西藏本土制造的宗教文物,另一类是历朝中央政府和皇帝赏赐和馈赠给西藏地方上层的各类珍品,两类文物各有千秋,制作工艺都十分精美考究。
       佛像、佛塔:西藏本土制造的宗教文物,以金铜造像最著名。罗布林卡兴建之初,七世达赖为给刚建好的宫殿佛堂添装佛像及佛教用具,曾在布达拉宫脚下建立了一所名为“雪堆白”的造像场,汇集了藏区内几百名能工巧匠,在这里精心打造各种佛像器物,以满足拉萨及周边地区寺院的需求。罗布林卡从初建到最后完善,每座佛堂里的大小佛像都被指定由“雪堆白”工匠量身定做打造。除此之外,园内很多佛龛、宗教用具、金顶屋檐、门楣雕饰等,也都出自“雪堆白”工匠之手。“雪堆白”造像特点是制作精细、比例匀称、色彩鲜明艳丽,佛像上的镀金厚重,镀金面光洁度高,佛冠、耳坠、臂钏、手镯、飘带等饰物,一律用绿松石镶嵌。这些明显特征,说明18世纪中叶以后,西藏本土佛像打造技术已步入了独立发展的成熟阶段。
       唐卡:除佛像、佛塔外,唐卡收藏也是一大亮点。罗布林卡珍藏了大量18到20世纪勉唐画派、钦则画派和嘎赤画派的各类作品。早期唐卡著名的有觉仲师徒像、帕木竹巴·多吉杰布像、印度尊者比瓦巴、那若巴像。其中觉仲师徒像唐卡,描写的是印度尊者,噶当派始祖阿底峡向贴身弟子仲敦巴(师徒合称“觉仲”)传授佛法的故事。画面中心主尊阿底峡头戴锥形遮耳帽,身披袈裟,双手结说法印,给身旁仲敦巴讲法,仲敦巴着藏式袍服,结跏趺坐,侧身聆听大师教诲。画面上、下分别绘有如来、药师、观音、度母诸佛及绘画施主像,人物刻画逼真、栩栩如生,背景以朱砂填色,轮廓用金线勾勒。这件13世纪绘制的“赤唐”作品,十分稀有,弥足珍贵。另外,在收藏诸多的嘎赤画派作品中,以84位印度大成就者唐卡最具特色。这些唐卡的画面,不同以往其他画派作品,构图较为简洁,色彩淡雅。人物形态被描绘的极为夸张,塑造了一个个特殊而诙谐逗趣的大成就者形象。这种一反常态的画风作品,在外边难得一见。还有以唐卡形式绘制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收藏也比较完整。系列挂图,藏族称为“曼唐”,它是以彩色连环画形式系统描述了藏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人类解剖构造,生理功能、疾病诊断治疗方法,各种药物种类以及人类如何养生保健、饮食搭配等内容。“曼唐”制作完善于清代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执政时期。最早成79幅,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令人又增补了一幅“历代西藏名医图”,形成80幅。这批系列挂图,被视为标准蓝本,完整保存在罗布林卡内。
       寺内壁画:罗布林卡寺内壁画众多,而寺内的新宫中的壁画更是丰富。新宫是坐落在罗布林卡内的名建筑之一。新宫内,栩栩如生的壁画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的是新宫北殿西侧经堂内画的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与八大弟子图。释迦牟尼画的最大、最细致,一幅善良平静的尊容。八大弟子形象很生动,那种静穆沉思的虔诚神态刻画得非常逼真。新宫一层的壁画丰富多彩,二楼南殿的壁画,从西沿北到东,是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的一部西藏简史,它的内容包括:藏族起源、吐蕃王朝兴亡、公元846年至1391年西藏佛教后弘及噶当、噶举、萨加、格鲁等教派的陆续举起,1391年一世达赖根登竹巴出世至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1955年在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以及陈毅元帅身着元帅服的画面,从北京返回拉萨为止的各世达赖传记等共301幅画面。这些画面为研究藏族的历史和藏汉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整个画面生动活泼,色彩合谐,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是西藏绘画艺术的一个集锦。
       皇帝赏赐品:由于罗布林卡的地位特殊,除收藏有大量本土制造的文物外,明、清两朝政府和皇帝赐给西藏地方上层的赏赐品也不少。如明永乐年间宫廷制作的金刚持金铜佛,宣德年间绣制的大慈法王缂丝唐卡以及各类瓷器,都是稀世珍品。清朝时期,流入西藏的赏赐品更多,除佛像佛具瓷器外,还有许多珍玩摆设。如乾隆年间烧制,寓意多子多孙长寿的珐琅彩葫芦瓶,八仙庆寿瓶以及象征安定吉祥的珐琅三足鼎立香炉,都是工艺顶级御用品。此外,还有红木嵌玉如意、翡翠玛瑙鼻烟壶、华丽雕漆果盒,这些是皇家贵族才有的陈设玩赏之物,也被皇帝拿来作为赏赐品赠给了西藏上层。

       本次展览由福建博物院、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管理处共同主办,是罗布林卡园林文物首次来闽展出, 100件/套珍贵的西藏文物在以浓郁的藏式风格的展陈设计衬托下,为观众们营造一个深度感知罗布林卡人文景观和园林魅力的平台。

       在精心挑选的100件套文物中,二级以上文物有40件套,将近占展品总数的一半,其中有6件国家一级文物。展品中年代最早的可追溯至公元8世纪的古西藏吐蕃时期,亦不乏像宋代铜合金携子观音像、清代铜鎏金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等精品藏传佛教造像。还有不同流派的传世唐卡,甚至稀世典籍、佛祖和高僧舍利塔、金刚(铃)杵、酥油供灯、嘎巴拉(人骨)念珠、等藏传佛教法器及祭器,以及历代高僧起居礼佛、处理政务的生活用品、陈设家具、服装饰物等。 
       展览共分为“佛教造像,艺术经典”、“传世唐卡,藏地百科”、“宗教法器,典籍文献”、“起居生活,稀世珍宝”四部分。展陈风格将以浓郁的藏式色彩为主导,结合品类丰富的文物展品,全面展现了藏地园林的独特文化表征和汉藏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
       一  佛教造像  艺术经典
       佛教造像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部分,以其历史悠久、风格多样、别具异彩著称于世。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赤尊公主,带入释迦牟尼十二岁、八岁等身像,自此开启了藏传佛教和造像艺术的序幕。历经一千三百余年的漫长历史,形成了具有藏地宗教和文化特色的造像艺术体系。罗布林卡藏造像一万余件,集中体现了藏传佛教造像的艺术成就。
      镀金铜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 ·清代(1636-1912)

       红铜大威德金刚像·清代(1636-1912)

       合金比瓦大成就者像·明代(1368-1644)

       镀金铜大成就者像·清代(1636-1912)

       合金空行母像·清代(1636-1912)

       铜大白伞盖佛母像·清代(1636-1912)

       镀金铜绿度母立像·清代(1636-1912)
       发现西藏的佛像不仅造型奇特,好像还都挺凶恶,没有中原地区的慈眉善目......

       二  传世唐卡  藏地百科
       唐卡,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其主要有勉唐画派、嘎玛噶赤画派、钦孜画派等。罗布林卡收藏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唐卡制品千余件,内容涉及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等诸多领域,是西藏的文化名片和百科全书。

       布画女魔仰卧图唐卡·近代:七世纪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尺尊公主主持修建大昭寺。唐文成公主曾为修建大昭寺和造就千年福祉而进行卜算。她揭示蕃地雪国的地形是一个仰卧的罗刹魔女,提出消除魔患、镇压地煞、具足功德。主张在罗刹女魔的左右臂、胯、肘、膝、手掌、脚掌修建十二座寺庙,以镇魔力。尺尊公主根据文成公主的推算,以山羊驮土,填平卧塘湖,并在其上修建了大昭寺,供奉神像,镇住女魔心骨。为了进一步镇住女魔,又在当时吐蕃各地修建了昌珠寺、章丈寺、噶采寺、仲巴江寺、贡布布曲寺、洛扎空汀寺、绛真格杰寺、巴扎冬孜寺、康龙唐度母寺、坝卓杰曲寺、智慧度母寺、弄伦寺等十二座镇魔寺。此后,吐蕃这片沃土呈现一片功德圆满和吉祥之相。

       此图构思巧妙,细密的线条,丰富的想象力和色彩,既描绘了高山、河流及谷地,又能使魔女的身躯、五官及十二镇魔寺清晰地呈现出来,是广大藏族信众乐见的一幅佳作。

       布画婆罗门玛哈嘎拉(白贡常索)唐卡·清代(1636-1912):婆罗门玛哈嘎拉乃是密集金刚本续中愤怒四面玛哈嘎拉的化身,后多以婆罗门造型出现,属于密集金刚续的特别护法,藏语为贾西巴,之后成为萨迦传承中极为秘密的不供护法。

       此幅唐卡主尊为婆罗门玛哈嘎拉,形象为一面二臂,手持筋骨做成之法器,头发上竖。上方左右为龙树、达玛扎,整幅画面有山、日月、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背部下方丝绸上有藏文铭文。色彩鲜艳、工笔流畅,为一幅勉唐画派作品。


       布画时轮根本续唐卡·清代(1636-1912):时轮是指时间的轮流循转,它是本尊之名,又是时轮理法的名称。这里是指宇宙和生命在时间中的生灭规律与其相应的修持方法和最终目的。所以,以时轮表示“三时”,即内、外、别三种。

       此幅唐卡是按《时轮根本续》内容所绘,唐卡中的佛塔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主塔居中,中央为时轮金刚,四周小塔林立。佛塔的四周绘满各式庙宇和佛殿,每个佛殿内供有六臂观音、释迦牟尼、度母、还绘有梵天、湿婆、毗瑟纽等外道的造物主。中央佛塔的外围绘有88个小型佛塔。佛塔的顶部有飞天和祥云,下方的中央绘有时轮明王。画面气势宏伟,布局巧妙合理、结构错落有致、人物惟妙惟肖,颜色艳丽,多处采用工笔微画手法绘成。有的人物高度虽不及一厘米,但眉目清晰可见,神态姿势描绘十分生动。与传统的块面表现相比,尤其注重线条的运用,十分工整流畅,色调变化也活泼鲜明,不失为勉唐画派之精品佳作。

       贴花拥妃大威德金刚唐卡·清代(1636-1912):大威德金刚,梵语称“阎曼达嘎”,是文殊菩萨降伏妖魔的愤怒像,为密宗本尊之一,密宗典籍中说“有伏恶之势,谓之大威;有护善之功,谓之大德。”画面是用各种彩缎,剪裁成各种人物和图形,粘贴在织物上。主尊为大威德拥妃金刚像,九头、三十四臂、十六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所修本尊之一。上方依次为宗喀巴、忿怒莲师,下方依次为阎罗王,六臂贡布护法。画面做工精细,庄严华丽,人物形象生动,极富立体感,不失为西藏贴花唐卡之精品。


       布画时轮金刚唐卡·清代(1636-1912):时轮金刚为密宗本尊之一,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所修本尊。源于释迦牟尼佛在庄严聚米宝塔所秘密宣讲共计一万两千颂的《时轮根本续》;由悉达河北方的密宗国(香巴拉)月贤国王用文字记载下来,并带回香巴拉依次相传。主尊时轮金刚与佛母交抱以双运相立于莲花和日、月、星轮之上,双足踩着大自在天和天母,表示催伏贪、目真、痴等各种障碍,画面上方依次为释迦牟尼佛、香巴拉月贤国王,下方为时轮金刚、作明佛母。整幅唐卡构图严谨、色泽艳丽,是一幅上乘佳作。

       布画莲花生大师唐卡·清代(1636-1912):画面中的莲花生,是他为化度众生,所示现的八种变化身之一,藏语称“白玛桑巴哇”。据说,8世纪莲花生就是以此装束入藏弘传佛法。这尊莲花生像头戴紫红色通人冠,身穿密宗乘衣,右手持颅器,肘内挟有三叉天杖;左手作施法印,半跏趺坐姿。上端画有长寿三尊像,下端画有吉祥天母、金刚手菩萨、犀达护法神像。

       这是一幅勉唐画派的唐卡,15世纪兴起的勉唐画派,一改早期的西藏唐卡棋格式布局为山水风景式构图,使平面空间得到极大开拓。画风承袭了印度-尼泊尔绘画样式,但在背景处理上加进带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和花卉,线条匀称精到,浅淡施色加金线勾勒,使画面绚丽多彩。

       美丽的西藏唐卡,让我对西藏越来越向往了......

       三   宗教法器   典籍文献
       罗布林卡珍藏有大量佛教法器及文献典籍,如舍利塔、金刚杵(铃)、酥油灯、念珠、擦擦等。这些藏传佛教中用以观想、供养、膜拜、佛事活动、积累功德、弘传佛教的重要器具,是凝聚藏民族高度智慧与高超技艺的结晶。

       经典文献:根据《尼巴宗教史花鬘》记载,5世纪吐蕃第二十八代拉坨坨日年赞时代,就有经卷传入西藏,被当成“玄秘之物”供奉起来。直至7世纪,赞普松赞干布的大臣吞米桑布扎创造藏文后,佛教经典大量传入吐蕃。至此,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手工抄写制版印刷,西藏地区累积了浩如烟海的典籍著作。罗布林卡藏有大量经书,以手抄本为主,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佛教经典、历史、文学艺术、藏医药学、天文、历算、数学等,以及诸多藏传佛教上师活佛传记,可谓弥足珍贵。

       在这里参观,需要有强大的心理及自制力,展柜中陈列的人骨法器让人不寒而栗,连我这个自恃胆大的人都有点儿毛骨悚然,不敢拿手中的相机记录它们的影像。但这种独特的祭祀行为是一定要说一说的......
       说说西藏的密宗与其独特的法器:
       密宗又叫真言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流传于西藏、青海等地,由于其在实践中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崇拜为特征,所以一直具有神秘主义的特征,其法器多用人骨,当然人骨念珠所用人骨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它必须是喇嘛高僧的遗骨,我们知道西藏喇嘛死后流行天葬,把自己的尸体喂食给老鹰,以达到世祖割股喂鹰的佛教境界,肉体已经成为生灵的食物,骨头便捐出来做法器,那么人骨念珠是用人体哪个部位的骨头呢?最多则是手指骨和眉骨,因为佛教讲究因缘,僧人作法手指自然用得最多,而眼睛则是阅佛经明世情的地方,这两个部位可谓是最有因缘,是具有悟性的骨骼,当然可以成为开启后人之智的法器,手指骨做成的念珠一般来说较为容易,一般一副念珠十个手指的骨骼便可制作而成,而眉骨是比较硬的,所以一副念珠可能要用十几位高僧的眉骨制作而成,试想小小的念珠竞有十几位高僧的因缘在里面,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说那将是多么珍贵,而且人骨念珠的制作十分复杂,因为全是手工制作而成,所以僧人要拥有非常高技艺的,每天还要磨出其光泽,这样可能要用十几年的时间,同时要凑足一副念珠所有的眉骨,需要等十几位高僧圆寂,这样一来可能一副念珠需要花去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
       西藏人骨制品俗称嘎巴拉。其用材,一般由已获圆满报身有修为的藏族人在死亡之后,将其头盖骨,腿骨,指骨捐出以制作成特殊的法器!是密宗法器之一。 而只有指骨和眉骨制作的人骨念珠才能叫嘎巴拉,而小腿骨等人骨制作的念珠只能叫做人骨珠,不能被称之为嘎巴拉。
       人骨念珠只有佛教中的密宗才用。人骨念珠108颗 表示求证百八三昧, 断除一百零八种烦恼, 一百零八种烦恼六根为: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各有苦、乐、舍三受, 合为十八种, 六根各有好、恶、平三种, 合为十八种, 共三十六种, 再以前世,今世,来世三世合成一百零八种烦恼。
       西藏密宗法器:
       骷髅碗:藏传佛教密宗盛行用人的骨骼制成各种法器。骷髅碗也称人头器,它是密宗修祛者举行灌顶仪式时,在灌顶壶内盛圣水,头器内盛酒,师傅将圣水洒在修行者头上,并让其喝酒,然后授予密法。灌顶的意义是使修行者聪明和冲却一切污秽。
       人骨笛:藏语称为“罡洞”,长约三十厘米,是用人的小腿骨制成,局部包银或铜,吹起来声音尖利刺耳,给人以恐怖之感。
       骨珠:以修持成就之喇嘛的眉心骨或头顶骨做成。一位喇嘛只能取一枚,故一百零八颗的念珠,即是一百零八位成就喇嘛之加持。另外,骨珠所代表的意义,若依世俗义来说,是表示无常,提醒死亡随时到来,当精勤修持。若依胜义说,则是表徵空性。
       人皮鼓:忿怒尊或持明尊所持之法器。以两个天灵盖相背接合,两面再蒙以人皮,涂作绿色。修法中,於颂讚时,配合金刚铃杵使用。
       嘎巴拉:即天灵盖,怒尊所持之法器。通常以喇嘛死后的头盖骨做成,表徵空性。平通用以盛甘露,供於坛城上。

       银镶翅法螺·清代(1636-1912):法螺是藏传佛教常用法器之一,是法会吹奏的乐器,听到法螺的声音,可以消除众生的罪障,登升极乐世界。这件法螺洁白细腻,法螺顶部嵌葫芦形银嘴,包银翅,翅上侧浮雕双龙戏珠,单瓣仰莲,螺尾系挂五色彩带。天然的自左向右旋转螺纹视为上品。

       银朵玛·清代(1636-1912):“朵玛”意为食子。其原型以面、糌粑、酥油花等制作。这件银质朵玛,用于寺庙之礼仪供器,亦作灌顶加持之器物。整体为“朵玛”形制,器身整刻精美的缠枝莲、火焰宝、莲瓣图案,并嵌以绿松石。
       铜珐琅彩长寿瓶·清代(1636-1912):此珐琅长寿瓶由身和盖两部分组成。正中供有无量寿佛。瓶口填八宝纹,以四叶垂落的花叶装点;瓶身饕餮吐宝;圈足为覆莲纹,通体以蓝色为底,用红、黄、绿、白、紫珐琅釉填饰,形制美观稀有。

       合金金刚铃、杵·明代(1368-1644):金刚铃、杵·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法器之一。金刚铃、杵·经常合用,使用时左手持铃,右手执杵。金刚铃代表智慧,具有摧破、坚固的作用,以表明佛智坚固,能够摧破烦恼。在修行时摇动金刚铃可以惊觉诸尊,警悟有情。金刚杵代表阳性,表示坚利之智,可以断烦恼、心静专注、不染烦恼、伏恶魔。佛首、铃身金刚杵分别象征“身”、“语”、“意”。铃杵合用,有阴阳和合的意思,智慧与善巧双运方便。
       象牙鼗鼓·清代(1636-1912):鼗鼓,藏语称“达玛如”,藏传佛教法器之一。鼗鼓的鼓面多以牛皮或羊皮制成,种类繁多,大小不一。这件鼗鼓鼓身有两块象牙粘合而成,腰部装饰有镀金的束带,并镶嵌绿松石。腰带的两个圆环上系有用来击鼓的绒线小球,鼓系有彩带,彩带有细小的珍珠串构成精美的花卉及八宝图案,工艺精湛,色彩艳丽。

       锦缎柱帘·清代(1636-1912)

       铜珐琅彩吊熏炉·清代(1636-1912):这件香炉球形钮盖,炉盖部分采用镂刻技法,炉身嵌有铜制钱币纹饰物及四龙。四龙口衔四条铜链与上部的莲叶相连,用以将香炉垂吊于高处。束腰圈足,通体以蓝色珐琅彩为主色调,满覆缠枝莲花纹,整体造型优美,高贵典雅。

       镀金铜指捻转经筒·清代(1636-1912):转经筒又称“嘛呢”经筒、转经桶等,与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有关,藏传佛教认为,持颂六字真言越多,越表对佛的虔诚,可得脱轮回之苦。因此人们除口诵外,还制作“嘛呢”经筒,把“六字大明咒”经卷装于经筒内,用手摇转,藏族人民把经文放在转经筒里,每转动一次就相当于念颂经文一次,表示反复念诵着成百倍千倍的“六字大明咒”。有的还用水力、灯火热能,制作了水转嘛呢筒、灯转嘛呢筒,代人念诵“六字大明咒”。

       银质手摇转经轮·清代(1636-1912):手摇转经轮是转经轮的一种形制,将六字真言或经咒刻于轮身,转轮内也装有六字真言等经咒。每旋转一周等于将转轮内的经文诵读一遍,以此记积功德。此转经轮主体为银质圆筒,配上木柄,圆筒壁的图案分上下两层,在莲瓣和莲叶间,等距离地交错配置的六字真言与吉祥八宝等,圆筒一侧缀有螺状小索坠,旋转时,此坠饰有增强旋转惯性和装饰的功用。
       四 起居生活 稀世珍宝
       罗布林卡作为历代达赖喇嘛起居礼佛、处理政务的夏宫,日常用品门类繁多,内容丰富,包括生活用具、家具陈设、服装饰物等各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时西藏上层社会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情趣。

       镀金铜高足碗套·清代(1636-1912):在西藏,碗的材质繁多,有金碗、银碗、木碗、陶碗、瓷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中瓷碗在西藏碗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自元代起,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以来,瓷器和玉器、丝织品等传统中原工艺品一道,经常作为贵重的礼品被历代中央政府赏赐和馈赠给西藏地方的上层人物,随着进贡与赏赐关系的增多,“赏赐文化”在藏汉之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这种赏赐为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乃至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到了明朝时期这种赏赐达到了高潮。这期间,明朝各种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传入西藏,成为向西藏上层人物身份、权利、等级的象征。其中高足碗是明代瓷器在西藏地区最为常见的器物造型。其一般使用于宗教仪礼当中,成为像神供奉的圣物,通常用于盛装鲜奶、酥油、青稞酒、清水等供品。
       银质多穆壶·清代(1636-1912):“多穆”本为藏语,是蒙古族和藏族人民的生活用具,原意为盛酥油的桶,也有用作盛奶及酒。最早的多穆壶是以木或其他物料制成,需用皮带或金属带箍起来,然后用金属钉固牢,后来演变为华美灿烂的法器。清代大量的册封和法事需要大量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因此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也供清帝赐高僧之用,故多穆壶更是流行,各种材质均有制作,有金属也有瓷质,且以金属器为多,主要为各种金属胎珐琅器,存世常有所见,但瓷质多穆壶比较罕见。

       银僧帽酒壶、酒杯·清代(1636-1912):僧帽壶因其形制酷似僧人的帽子,故称“僧帽壶”。早起仅限于寺院使用,随着寺院文化的世俗化,这种器形也传入了民间,人们纷纷以此器形制作各种质地的日常生活用具。其器形包括:酒壶、茶壶、油灯等等。此套银质酒壶、酒杯在婚宴等大型庆典中使用,用来盛放青稞酒。直至现代,藏民族举行婚宴,必有银质或铜质的这种酒套以示庆贺。其器形端庄典雅,图案精美,做工考究。

       珍珠松石项饰·清代(1636-1912):此件项饰由嘎乌的另一种形制,是把嘎乌的形状从原来的盒子变为轮状。这种轮状嘎乌,内有八轴支承,外有八个三角尖形,显然是法轮的表现形式,寓意及宏福、持永久、发宏愿等,尖端表示吉祥安顺。藏族佩戴饰品,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自己,还有实现某种心愿的目的。

       珊瑚朝珠·清代(1636-1912):朝珠,清代朝服上佩戴的珠串。珠用珍珠、珊瑚、翡翠、琥珀、蜜蜡等制作,以明黄、金黄及石青色等诸色绦为饰,挂在颈项垂于胸前。由于清朝皇帝笃信藏传佛教,凡皇帝、后妃、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上,另外侍卫和京官等均可佩挂朝珠,并且可作皇帝所赏赐的物品。根据官品大小和地位高低,用珠和绦色都有区别。此件朝珠为108颗珊瑚串珠,由27颗穿入一粒大珠,大珠共4颗,称分珠。色泽温柔,珠大粒饱,匀称纯净,为宫廷御赐。

       珊瑚天珠串·清代(1636-1912):天珠藏语称为“斯”,源于西藏本土,常用作护身符,以抵御各种邪恶。“斯”分为两类:一种是圆筒形棕色或黑色条纹相间,上有圆形“睛”或环。另一种是圆形玉髓或光玉髓变体,上有螺旋形赭色、白色或金色条纹,这款天珠是圆筒状棕色或黑色的“斯”,上有九个白“睛”,十分罕见。

       铜珐琅彩葫芦瓶·清代(1636-1912):珐琅又称“佛郎”“法蓝“”,其实又称景泰蓝,是一外来语的音译词。珐琅一词源于中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菻。当时东罗马帝国和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制造的搪瓷嵌釉工艺品称拂菻嵌或佛郎嵌、佛朗机,简化为拂菻。出现景泰蓝后转音为发蓝,后又为珐琅。1918~1956年,珐琅与搪瓷同义合用。1956年中国制订搪瓷制品标准,珐琅改定为珐琅,作为艺术搪瓷的同义词。
       珐琅是以矿物质的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等原料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和,分别加入各种呈色的金属氧化物,经焙烧磨碎制成粉末状的彩料后,再依其珐琅工艺的不同做法,填嵌或绘制于以金属做胎的器体上,经烘烧而成为珐琅制品。
      珐琅的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料)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中国古代习惯将附着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称“釉”;附着在建筑瓦件上的称“琉璃”;而附着在金属表面上的则称为“珐琅”。
       金属胎珐琅器则依据在制作过程中具体加工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和透明珐琅器等几个品种。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此瓶形制取天然葫芦之造型,器身通体为珐琅彩绘葫芦藤叶,并嵌满白色玛瑙小葫芦。以葫芦和葫芦藤蔓构成吉祥图案,葫芦为多子植物,借喻子孙繁衍,“蔓”和“万”谐音,藤蔓缠绕盘曲绵长,寓意万代久长之意。瓶底刻有“乾隆年制”,制作工艺精湛,集制铜、篆刻、掐丝、镀金等多种工艺,寓意国泰民安,福禄寿喜的宫廷陈列工艺品。

       红地描金祥羚法轮纹小藏桌·清代(1636-1912):红地三折叠长方形,通常用于帐篷内使用,桌面为红地描金祥羚法轮纹。环以描金缠枝花卉纹,下方三面雕缠枝法轮、吉祥结等,折叠处为描金竹节相连,正面绘有十三世达赖喇嘛验兵图,左右侧绘有友谊桥和藏兵在丛林中搭帐篷情景。附带橘黄色包布及精致的镶铜红地木盒内为黑漆活页为黄铜并有螺丝固定,木盒带有铜环扣的开关,造型精致,绘画艺术技巧流畅,笔法富丽,易携带,是宫廷家居之上品。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6

 

2016年春节游福州——萧梁古刹·开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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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萧梁古刹·开元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诗中感叹的这些寺庙中的一部分,就在福州。福州的佛教历史源远流长。今天是年三十,我将步履定在了古都的记作知名寺院之中,也算为来年祈福吧!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三国吴、晋之际传入福州。福州最早的佛教寺院建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有史以来,福州境内名寺遍布、高僧辈出,晨钟暮鼓,梵音袅袅,堪称“佛国”。
       福州佛教的发展也曾一波三折。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三国吴、晋之际传入福州。唐、宋时期,福州佛教达到鼎盛。《八闽通志》称其:“名山胜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宋朝时,福州市佛教寺院曾达1625所,僧尼万余人;南北两宋,全国官私共刻有5种不同版本的藏经,福州就占了2种。明朝时,朝廷加强控制,福州寺院废多增少,明末战乱,福州佛教一蹶不振。清朝,福州佛教复苏,并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传播。现存于福州的寺庙仍然有将近400所。

       大清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福州现存最古老的佛寺——开元寺。
       福州开元寺,福州现存最古老寺院,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著名道场。曾为皇家寺院、宗庙。寺额“开元寺”三字,出自唐朝名书法家欧阳询之手,笔力险劲,结体紧密,今尚存。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大师、日本天台宗祖师圆珍大师、印度密宗高僧般若怛罗大师于唐代入华修学之地。闽王王审知、王鏻父子极力护持之古刹。宋代刊刻佛教经典大工程—《毗卢大藏经》全藏。
       福州开元寺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原为大财主黄守恭的桑树园,后来捐给匡护大师建寺。也因地处市中心,香火相当旺盛。开元寺是福建省现存较古老的寺院。开元寺建造于芝山上。芝山,相传古时因发现此地有灵芝生长故而得名。开元寺因此也曾经称为灵山寺。后改为“大云寺”,唐初又名隆兴寺,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改为今名。

        开元寺曾是福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其范围东起现井大路,西至现尚宾路,南达三牧坊,北抵现龙山巷,约占当时城区面积的十分之一。
       会昌五年(845年),整饬天下佛寺,一州只准保留一寺,当时开元寺在福州规模最大,得以保存。开元寺在历史上遭受数度火灾,寺基逐渐被侵占,到清末,大殿亦焚殿,所存寺宇不及十分之一。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年,寺复遭敌机轰炸。民国三十年(1941年)和三十三年(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寺更遭毁。幸得雪峰寺宝松和尚下山入寺住持,得存殿宇数椽。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后一年,由群众和南洋华侨捐募重建铁佛殿,并创办佛教医院及佛学图书馆等。佛教医院即今福州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其院址是从前的药师殿。1979年重修后,现存铁佛殿、灵山堂和佛化社等数座殿宇。 

      药师殿: 寺院左侧三进大殿,第一进就是药师殿。匾额为福州陈奋武书,门口有对联曰:千秋香火地;万古老禅林。是上海韩天衡书。药师佛是健康之王长寿之王消灾之王吉祥之王,他有药王和药上两位菩萨常随辅佐,十二神将二十四小时值日随护。历史上,药师佛灵验事迹数不胜数。
       开元寺是药师佛信仰中心道场,,据说这座大殿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因拜药师治好癌症慨然捐赠100万修建的。现在的福州中医院,前身还是福州开元寺佛教医院,是开元寺前方丈宝松和尚创办的呢。

       殿内中央,主供消灾延寿药师佛,佛手一持药罐一持药草。殿内两侧供着数百尊藏式与汉式药师佛,是信徒们永久供奉的。

       《药师佛灵签(方)》清朝版
       神秘文化——药签:据说,佛家有药师佛信仰,比如福州开元寺,便是古皇家寺院与宗庙,又是著名药师佛信仰中心道场。开元寺有药师签,每一签都是一幅药方,共100签。药签是否灵验,暂不去说,但这一神秘文化,倒值得我们去关注。

       灵源尊阁:在开元寺灵源背面东边的小阁中,立着一尊空海铜像。只见大师身着布衣,左手握禅仗,左手拿念珠,脚登草鞋,背负草帽,双目平视,一副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神态。铜像通高3.5米,其中身高2.8米,重1.3吨,是日本真言宗信徒出资委托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所属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的。1993年,日本“日中友好空海像建立奉赞团”一行一百二十多人,专程前来开元寺参加空海铜像的安位典礼。
       空海法师 (日本平安时代高僧):空海法师,亦名遍照金刚,日本僧人。空海法师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与最澄法师随遣唐使入唐学法,抵唐之后,展转到长安(今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拜在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受到惠果法师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法师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于次年(806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回国时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对此后的日本佛教产生重大影响。
       史上的空海法师,亦名遍照金刚,日本僧人,生于西元774年,卒于西元835年(日本平安时代),于十九岁时,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空海法师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仿中国唐朝于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均可入学,成为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同时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法师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创立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可循。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在《十住心论》一书中,他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法师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并无多大变化,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是由于修行仪式的日趋复杂引起争执。
       空海法师同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其所著《文镜秘府论》体大精深,全书包括序言,天卷(声韵调声说)、地卷(体势论)、东卷、南卷、西卷、北卷几个部分。其内容包括了四声说、调声说(天卷),十七式、十四例、十体(地卷),对属论(东卷和北卷),病犯论(西卷),创作论(南卷)等方面,是日本汉诗学的第一部著作,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在最澄和空海两位法师到中国的前后,还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睿、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开启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之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空海法师于公元804年到达中国,向曾经在印度那烂陀寺修行的般若三藏学习梵文,806年归国后,将悉昙体梵文字母传至日本,使得悉昙体梵文字母完整地保存于日本。传说在梵文字母拼写原理的启发下,空海法师发明了日本字母平假名,随着时间的推移,片假名在平假名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因此,空海法师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他还是有名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共称三笔。无论是汉字书法还是梵文书法,空海法师都达到非常高的造诣。
       开元寺左侧第二进大殿,即大名鼎鼎的铁佛殿。福州开元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物而闻名遐迩,其中尤以千年巨型铁佛一阿弥陀佛造像最负盛名。铁佛外贴金箔,螺髻敝胸,两耳垂肩,叠掌合坐在莲花台上,法相庄严,容颜慈祥,脸部丰满,颇具唐代风格。这尊铁佛无疑是开元寺的镇寺之宝,因此,开元寺亦有铁佛寺之别称。
       铁佛宝殿:铁佛殿内有铁佛一尊,称“阿弥陀佛”,叠掌跏趺坐于莲花台上,外披泥贴,法相庄严。铁佛高5.3公尺,头部实心,身躯空心,人立其肩上,伸手摸不到头顶,估计重量达十万斤以上。清乾隆时陈云程《闽中摭闻》载,铁佛殿前柱子两侧刻有明末举人曾异所撰楹联:“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说是金身。”
       铁佛的铁造年代,不见记载,人们多误认为是后唐王审知所铸的三万斤铜佛(其实王审知所铸的是辟支佛一组共三尊)。清初“海外散人”所写《榕城纪闻》中有一则曰:“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初一日,重建铁佛殿,在佛座下开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正月初一日立,刺史刘瑾。’”据此,铁佛当铸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之前,也有记载为五代后梁贞明四年。
       开元寺铁佛是福建省最大的铁佛,据考证,铁佛是以蜡铸法浇铸,这在当时十分不容易,为研究我国古代冶炼技术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实物资料,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和才智。1961年,铁佛列为市级保护文物,现仍完整保存。1980年,重修了铁佛殿。有关大铁佛的民间传说有多种,尤以大作家冯梦龙的“许逊斗孽龙”的故事最为生动感人,流传最广。

       开元寺铁佛:铁佛连着莲花座高有5.8米,胸围8.5米,脚围12.5米,头高2米,头的平均直径为1.45米。专家们还测量了铁佛背部洞口壁厚为200毫米,一般前壁都会比后壁厚,推测铁佛前壁厚度可达250毫米。根据数据,估计这尊铁佛重量在30吨以上。地方志记载铁佛高5.3米,宽4米,有10万斤。如果地方志记载的铁佛头像为实心属实,仅铁佛的头像重量估计就可达40吨,这样铁佛将比地方志记载的还要重。目前铁佛结构包含三层,即原始铸件、表面涂层、涂层外贴金络;铸造方法主要采用分段铸造,有的地方采用蜡模铸造法、泥模或沙模铸造法。该铁佛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好、最大的古代铸件之一,也是迄今发现的古代最大的铸铁阿弥陀佛,其冶炼技术、雕塑艺术在我国古代都属一流水平,堪称国宝级文物。
       由于历史记载说法不一,这也让铁佛的铸造、体重、成分等成了谜。这么大的铁佛,铸造起来很困难,移动就更难了。依照当时的移动水平,专家们认为该尊铁佛极有可能是就地铸建的,铸成后再搭建房子,绝对不可能是外地运进来的。同时,福州是冶金基地,从冶金地(现有的冶山路一带)运输铁等原料到开元寺并不是不可能。根据铁佛可以了解当时福建的冶金技术。按古代铸铁惯例,在所铸器上会留有何时何人所铸的字样,推测在该铁佛脖颈处会留有相关说明。但铁佛经过几次修缮,外表已被石灰等物重重包了起来,根本无法看到那些字样,也已经很难有机会再看到那些字样了,这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目前,专家对铁佛的铸造年代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铁佛铸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5);另一说法则认为,铁佛是唐末闽王王审知所铸。两种说法一直僵持不下。
       持北宋元丰年间铸造说的理由有三:一是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王审知治闽期间曾于唐天佑三年((906年)和后唐同光元年(923年)两次大规模地铸造佛像,但这两次记载都是铸造铜像而非铁佛。二是据清代《榕城纪闻》记载,清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于石座下取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亥正月初一日立,刺史刘瑾干癸亥四月初一日发开”。由此推断铁佛就是在北宋元丰癸亥年(即元丰六年)落成,当时刺史刘瑾赐银塔置于石座之下。三是据开元寺戒灯法师珍藏的拍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的铁佛真身照片显示,铁佛面相有世俗特征;衣褶线条繁复折叠多,架装胸部开襟较低;佛像禅定印手心向上。这些均为宋代造像的特征,与唐以前造像之面相丰满,衣褶线条少而流畅,佛像禅定应两手手背向外等特点迥然不同。
       北宋铸造说的理由显然并不足够充分。首先,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已经是非常发达了,福州又是福建路的首府,如果说开元寺巨型铁佛铸造于宋代,那么,这样一件大事在地方文献上一定会浓墨重彩记上一笔。然而,为什么不见文献记载呢,尤其是像熙淳《三山志》这样修于同一朝代的地方志,为何也不作任何记载呢”?其次,《榕城纪闻》所载,清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时,于石座下开出银塔一座,上题“宋元丰癸亥(六年)正月初一日立”。我们认为,银塔与铁佛并不是一件整体事物,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另一件物品放置于铁佛石座下,假如说,顺治十六年重建铁佛殿时,也将一件物品置于石座下,是否也说明铁佛造于顺治十六年呢?因此,银塔的根据没有说服力,它只能证明开元寺铁佛铸造于北宋元丰六年以前。再次,在中国古代三大石窟中,唐代的佛像也有不少架装衣襟较低的造型艺术,并非北宋所独有。唐代人物画风受吴道子“吴带当风”的影响,衣纹裙带线条特别圆润飘逸,这尊铁佛还是保留了唐末五代的风格。此外,我国古代佛像双手的放法,细分起来有1000多种,所谓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手背向外等佛像双手放法在各个朝代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因此,不能只凭外表就断定铁佛为北宋特征。
       如上所述,铁佛铸造于北宋元丰年间的证据明显不够充足,而铸于元丰以后更不可能。那么,铁佛究竟铸于什么时期,在当前尚无确凿的文献记载和其他证据下,我们更倾向于唐末五代铸造说。理由如下:
       其一,唐末五代时期,福州有大规模铸造巨型佛像的氛围和背景。王审知父子笃信佛教,治闽期间,增建寺院267所,并用大量的铜铁金银制造佛像钟罄之属。唐天佑三年(906年),王审知于福州九仙山定光多宝塔之右,铸丈六金铜像一尊,丈三菩萨像二尊,铜为内肌,金为外肤。在乌石山神光寺,“王氏用铜六万斤、黄金三百两铸弥勒像,方三丈六尺。”后唐同光元年(923年),王审知析建怀安太平寺,“于城西南张炉冶十三所,备铜蜡三万斤,铸释迎弥勒像”。又用“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王审知之孙王继鹏,“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后梁贞明四年(918年)“润王以梦故,炼口口口万斤,以橐衡七十所于城东。故口口口万三丈有七尺,创以金,置太平寺。”此外,还铸造了大量的钟磬之属,此不再赘言。由于王氏父子笃信佛教,遂使阂国时期,福州掀起了大规模的铸造佛像的活动,形成了一种崇佛造像的文化氛围,有人统计当时共铸造大小不等的佛像计3000多尊。这种现象在福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只有在五代社会分裂割据,中原王朝无遐顾及,闽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经济实力较强的偏霸政权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此后的宋、元、明、清历代福建地方政府,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是没有这种胆魄和实力从事这种极为奢侈、规模巨大,甚可惊动中央的铸造佛像活动。否则,将落个劳民伤时、糜费巨资的罪名。
       其二,王氏父子治闽时期所铸造的这些巨型佛像,是铜抑或是铁,仍值得商榷。按照文献的记载,王氏父子数次所铸佛像的材料主要是铜与金,即“铜为内肌,金为外肤”。唯后梁贞明四年(918年)所铸的辟支佛像,因程氏抄本与四库本《三山志》所记缺文而无法知道其材料是铜还是铁,但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刊本《三山志》所记也是用铜铸造。总之,仅照文献的记载,王氏父子所铸这些巨型佛像似乎都是铜像。但笔者对此问题一直存疑。长期以来,福建是一个贫铜富铁地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福建的福唐、尤溪、邵武、将乐、南安、长汀、宁化、沙县等八县有铁矿,尤溪、建安、邵武、长汀、沙县等五县有铜矿,铁矿的数量多于铜矿。当时福建的矿山规模较小,以至唐代全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而没有在福建设冶。铜矿既少且规模又小,哪有如此之多的生铜用来铸造这些巨型佛像呢?况且,在铸造钟磐、钱币及生活用品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生铜。当时,仅福州一地就新增寺院267所,堪称“东南佛国”,仅寺院所需的钟磐之属就要耗费大量的生铜。1964年在政和县发现了后晋夭福四年(闽王曦永隆元年,939年)铸造的铜钟,重132.5公斤,高92厘米,口径55厘米,至今敲击仍发出浑厚深沉的声音,这显然就是当时寺院所用的铜钟。因此,笔者认为,唐末五代时朝,王氏父子所铸巨型佛像的材料不可能都是用铜,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用铁,只因涂以金身,而混淆不清,以至数百年后的文献记载以讹传讹。这种推理使福州开元寺铁佛铸造于唐末五代成为可能。此外,据清乾隆时陈云程《闽中摘闻》记载,开元寺铁佛殿前柱子两侧刻有明末举人曾异撰所撰楹联:“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说是金身”,此联含义是双关的,其中含义之一是说佛像原本是铁铸的,因涂以金身,而被坊间传为金铜所造,这是否可以印证铸于唐末五代的铁佛,因涂以金身,而后人及后世文献记载均以为是铜铸而以讹传讹呢,其三,唐末五代时期,福建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为大规模铸造佛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王审知治闽期间,实行保境息民、鼓励农桑和轻摇薄赋政策,大大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农民的辛勤开发,当时福建境内出现了“汗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由于社会稳定,吸引了许多战乱中的北方汉人入闽,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闽国作为一个封建割据小王朝,曾设立一个官方手工业机构——百工院,百工院兼容南北工匠,并蓄百工技艺,促进了福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福建矿冶业、制茶业、制盐业、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等主要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及其技术水平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王审知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经济而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史称“公(审知)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鹰市,匪绝往来,衡麓舟绞,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觳摩肩,竞敦廉让之风,骤睹乐康之俗。”同时,王审知十分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为了“招徕海中蛮夷商贾”而开辟了甘棠港。还在福州设置榷货务,专门处理外商贸易事务。任三品官张睦领榷货务,张睦任职期间,“佑审知甚忠,能与抢掠之际,雍容下士,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
       王审知治闽期间,由于政策得当,使得福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家给人足”国家“旧以富饶”,拥有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从事大规模的铸造巨型佛像活动。
       开元寺左侧第三进大殿......

       宝松禅师纪念堂:寺内的宝松禅师纪念堂建于1992年,纪念1946年重建铁佛殿以及创办佛教医院、佛学图书馆的宝松和尚。
       宝松和尚:俗名陈开熙,长乐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生于福州,27岁出家,在鼓山涌泉寺受戒为僧。先后任雪峰崇圣寺、槟城极乐寺及林阳寺住持。民国时期,福州名刹开元寺被当作监狱。民国30年(1941)宝松挺身而出,为恢复古刹同当局交涉,虽几经挫折,但毫不气绥,坚持说理斗争,终于使名寺重光。民国36年11月,宝松在修建开元寺的同时,在寺内创建福建佛教医院。翌年,他为募资扩建开元寺和佛教医院,远渡南洋,遂留海外。先后栖身于新加坡极乐寺的念佛堂、马来西亚的明远莲社。1962年移居锡怡保的东莲小筑。同年7月29日子夜,发愿祈祷世界和平,消灭核战争,率徒广稀一道舍身自焚。此举对世界和平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开元寺内建筑布局:外山门、内山门、药师殿(灵源阁)、铁佛殿、毗卢藏经阁、观音阁、四面佛阁、明旸法师图书馆、宝松和尚纪念楼、提润和尚纪念楼、108罗汉堂、观音苑、禅悦斋、僧寮。
       开元寺内有许多珍贵文物。寺门口的“开元寺”牌匾,据说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刚刚在铁佛殿介绍的铁铸的“阿弥陀佛”坐像。开元寺还遗留下来宋代石槽3个,系香积厨内所用的贮水槽,其一为宋大观二年(1108年)所制,上镌铭文52字,为古代石器题识之罕见。此外,寺中还有宋代七层石塔;宋代石槽;明式阁楼;清代殿堂。
       开元寺山门右侧台阶上为观音阁,还有一尊四面佛......

       提润和尚纪念楼:提润法师俗姓林名春发,1923年出生于福州市郊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勤奋好学,但由于家境清寒,为生活所逼,只好辍学随父从事竹器制作工艺。父母笃信佛教,经常带着他到附近各寺庙进香,在耳濡目染之中,他渐渐地对庄严的出家生活起了向往之心。13岁那一年,瞒着父母,在福州涌泉寺一位老和尚的引领下,于闽侯县雪峰寺出家,法号提润。翌年在素有“八闽首刹”之称的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
  在佛门中严格修学的提润法师,道德学问颇有长进,后因目睹隐于高山密林间的出家僧众,求医困难,有时候仅因为一些小病而死亡,遂激起了他学医济世救人的大愿。19岁那一年,他到闽东寿宁县三峰寺,跟随擅长中医的明洁法师学习医道,并精研《黄帝内经》、《金匮要术》、《伤寒论》等唐宋元著名的医学著作,更常随明洁法师上山采药,一方面行医深入乡间,一面藉以弘扬佛法。
  1956年,提润法师34岁,正式于福州金山寺挂牌行医,救助治愈患者无数。1958年在福州开元寺驻锡,并于七十年代初受聘为当地鼓东接到卫生所中医师。目前提润法师除了是福州开元寺住持之外,还是福建省佛教中草药医院筹委会主任及肿瘤科主任,并且是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提润法师驻锡的福州开元寺,是前任住持宝松和尚创办的大陆首家佛教医院所在地,1962年宝松和尚为祈求世界永久和平,在马来西亚舍身自焚,震惊世界。为了续宝松和尚的遗志,1989年提润法师继任福州开元寺住持后,便在寺中创办了“福建省佛教中草药医院肿瘤科”,主治各种恶性肿瘤。
  大方公开治癌草药,希望众生皆平安:半世纪以来的临床经验,加上首席各种山草药的特性,提润法师特别注意草药在止痛、消肿、解毒和开胃等方面的功能,大胆地尝试利用各种草药的特性,配合中医的理论,诊治癌症。在行医初期根据病人的罹症征状,如肿块、食不下咽等现象,以中草药的开胃、通便为宗旨,事实证明效果良好,更加坚定朝这方面钻研的信心。
  有关提润法师的治癌的山草药,他大方公开秘方,在治癌的山草药中,提润法师所用的不乏白马骨、一枝黄花、平地木、马鞭草、绣花针和半支莲等等,在诊治的过程中,以避免并发症的产生为前提。
  接受提润法师处方的癌症病患,最重要的前提使禁食任何补品,饮食以清淡为主,最好是以全素配合,这样才能让山草药彻底地清除体内恶性物质,以达排泄淤积的目的。长久以来,癌症一直被医药学界认为是最难医治的绝症,但在提润法师多年的研究下发现,并且相信山草药能够治癌,把癌细胞攻破,从而排出体外。
 
  开元寺四面佛:在福州开元寺,我也看到有尊四面佛,据悉,是曼谷四面佛的分身,由南亚留学背景的现任方丈本性大法师从泰国迎请回来的,还受到过已故泰国僧王智护上座的加持。该尊四面佛在曼谷开光后又在福州开光。现场的信众说,这四面佛很灵,不仅保健康,保婚姻,还保财运与事业。
       四面佛有四面,原是南传佛教甚至可说是南亚民间信仰,不知为何,到了汉地,不仅水土很服,而且还生根发芽了,有人说,四面佛亦是观音菩萨的应化,为此,福州开元寺的四面佛就供奉在观音苑内,观音苑内供着三十二观音石雕像,名树名花围绕,挺优雅的。
       特别喜欢这几句话......

       寺庙中能看到这么可爱的造像,让人心情轻松愉快......

       苏公井:宋提刑苏舜元所凿,凡十二井,皆在城内,俗称苏公井。在闽县者四:一在嘉荣坊内,嘉荣坊即今南营,井在张氏祠前。一在开元寺南,一在庆城寺南,一在石井坊。即石井巷。
       苏舜元,公元1006年至1054年,字子翁,(一作才翁)梓州铜山人,苏易简之孙,与苏舜钦一起,祖孙三人并称为"铜山三苏"。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卒于仁宗至和元年,年四十九岁。为人精悍任气,歌诗豪健,尤善草书,为弟舜钦所不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开元寺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经刻印场所。宋时刻的梵本(毗卢大藏经》,共有1451部、6132卷,与神州东禅寺的《崇宁万寿大藏》合称福州藏。开元巷,曾以印制元版佛经而闻名于世,旧名“经院巷”。
       开元寺现存建筑除铁佛殿、灵源阁、宝松纪念堂外,还有毗卢阁、地藏殿等。

       寺院中的动物们都是很从容的,我们早就见惯不怪了。但这只小猫咪却还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它一点儿也不怕人,还主动在儿子的腿上蹭来蹭去。只要儿子蹲下,它就贴在儿子身边转圈,竟然屡试不爽呢!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唐代建筑奇迹·华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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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唐代建筑奇迹·华林寺

       在福州,有一座堪称国宝的建筑——华林寺。它是继山西省五台县的南禅寺大殿等六座中国现存最古老木建筑之外又一处木构建筑。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寺庙木建筑。在1982年就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经春秋,华林寺最主要的建筑仅存大殿。大殿虽经后代屡屡修葺,仍保持五代始建时的特征,体现出晚唐营建特点。清嘉庆道光年间增建了山门、配殿和回廊,形成一座小小的院落。这里平时少有游客光临,据说一般学建筑的学生和日本人才会造访。学生专门欣赏领略古建筑之美,而对于受中国唐代建筑影响颇深的日本人,他们则是寻根觅祖来的。 

       一心想来参观这座古建筑,但在福州时前后两次来到寺院都吃了闭门羹。于是只能把在青岛市了解的资料粘贴在日志中,以稍解心中的遗憾之情。
       被誉为国宝的华林寺,位于屏山南麓,地点在省政府旁,华林路上。据《三山志》载:北宋乾德二年(964年),闽国灭亡之后,吴越国国王钱镠割据闽浙等地,福州郡守鲍修为祈求国境安宁,拆除闽王宫殿,利用所拆下来的材料在屏山南麓建成华林寺前身“越山吉祥禅院”,建成文昌祠、普陀岩和正殿等。此后,又建造数座禅院,规模宏大。但据碳14测定部分构件的结论,大殿的时代可能要提早到4~5世纪之间。宋高宗赵构赐御书“越名“越山吉祥禅院”。宋高宗赵构赐御书“越山、环峰”。名臣李纲、张浚等均曾寓游于此。
       寺内正殿之后有法堂,法堂之西有祖师殿,都以屏山(越山)为靠背。明正统九年(1444年),御赐匾额"华林寺",一直沿用至今。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附近的罗汉院、越山庵等并入,后又增建了御书阁、环峰亭、绝学楼、胜会亭等建筑物。清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六年(1818~1826),重建大殿、天王殿、山门、廊庑、客堂、僧舍等,增建回廊。但今仅存大殿。1988年8月修复。
  大殿平面近方形,为单檐九脊顶抬梁式木构建筑,高15.5米面积574平方米。面阔3间(15.84米),进深4间(14.70米),通面阔15.84米,通进深14.70米,台明面积为 495.6平方米。大殿主体构架为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彻上露明造。共用18根柱子支撑,14根檐柱柱头由间额、额枋纵横连结,形成外层大方形框架结构。内柱4根,每根高7米,内柱高过檐柱2.62米,是为了容纳内槽佛像的高度。正面无侧脚,两山前后内柱各有侧脚 4厘米。内柱之间,由前后内额、四椽筏纵横连结,形成内层四方框架。大殿四檐及内柱头上均施斗拱,而柱头上更用特别粗大的斗拱承托,单材31.5×16厘米,断面为2∶1,这是同时代实物中罕见的断面比例。梁架斗拱为七铺作、双抄、三下昂、偷心造,具有唐宋风格。耍头做法与下昂一致。斗栱总高为檐柱高的3/4 ,体量雄大,不用普柏枋,栌斗底部用皿板,山面斗栱后尾连续用五跳偷心华栱及下昂;在梁架中大量使用斗栱,多用驼峰而少用蜀柱,各榑外端顶部用生头木等。大殿在构造和艺术处理上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如柱子的上下卷杀做法,云形驼峰,昂面的双枭双混曲线,圆形断面的月梁,柱头方、罗汉方和撩檐方上镌刻团窠等。在整个架构中没有用到一颗铁钉,这是华林寺的独特所在。这种框架结构的合理性和稳定性,使大殿经受了千年风雨的考验,至今保存完好。这种木柱风格流行于南北朝时期,隋唐以后已不多见。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风格使华林寺在唐宋时代的木构建筑中独树一帜。
       华林寺大殿在1958年文物普查中被鉴定出建造时间,从而取代宁波的保国寺大殿,成为中国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木构建筑物。华林寺的建造手法在全国唐宋木构建筑中独具一格,对日本镰仓时期(12世纪末)的建筑风格如“大佛样”、“天竺样”等有着巨大的影响,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还存有宋高宗赵构篆书残碑一方,清康熙《华林禅寺香灯碑》、民国《林森纪念堂碑》等文物。

       华林寺大殿虽经历代重修,但大殿主要构架还是初建时原物。可称得上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研究我国南方木建体系的珍贵实物资料。
       梁柱上字迹清晰......

       大殿落架大修时,对各主要部位构件取样,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14测定,受测样品普遍达到1200年,最高的达到1400多年。据现存史籍文献的研究及科学的测定,大殿的建造年代确认为964年。若按建筑年代排列,它列在山西省五台县的南禅寺大殿、佛肖寺大殿、芮城县的广仁王庙、平顺县的天台庵和大云院、平遥县的镇国寺大殿之后,居全国第七位。前六座建筑均保存在气候干燥的高原地区,华林寺大殿则是长江以南最为古老的木构建筑了。虽经后代屡屡修葺,仍保持北宋初的法式特征。

       它的建成,比《营造法式》这部建筑史上有里程碑之称的官方典籍还要早近200年;比浙江宁波的保国寺大殿和莆田的元妙观三清殿要早半个世纪左右。经中、日专家学者考证,华林寺大殿对日本镰仓时期(12世纪末)的建筑风格有着巨大的影响。可见,华林寺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华林寺大殿1982年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国家拨款落架重修,新址较原址东偏14.6米,南移8.3米。采用有机化学灌浆等新技术工艺,保存了原构件各种精美造型和特色,整修如旧,并配建附属建筑:山门、东西配殿、回廓及工作室等等。1989年10月全部竣工,耗费人民币144万元,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寺内存有宋代高宗赵构篆书残碑一方,清康熙《华林禅寺香灯碑》、民国《林森纪念堂碑》等。

       除了换下来的木构件,大殿里还通过文字与图片的方式向游客介绍福建省的著名古建筑......
       殿内陈列着一些老旧的木构件.......





       简直精美绝伦啊!古代的工匠是在用一生的时间塑造一件工艺品,绝不追求速度与金钱,这是现代人再也造不出绝世精品的根本原因呐......





       这件大殿模型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福建省著名工艺大师完成,而且所用材料都是维修大殿时替换下来的宋代的木材......
       大殿有18根木柱,柱子以上全由斗拱支撑。
       大殿四檐及内柱头上均施斗拱,而柱头上更用特别粗大的斗拱承托,梁架斗拱为七铺作、双抄、三下昂、偷心造,具有唐宋风格。在整个架构中没有用到一颗铁钉。这种木柱风格流行于南北朝时期,隋唐以后已不多见。这里虽然只留存一座大殿,高超的建筑技艺使它历经千年而不倒,很是值得一看。



       散落于角落中的古物件......

     御书刻石:据宋梁克家《三山志·寺观》载,乾道三年(1167年),太上皇帝(赵构)因宠臣王继先贬谪福州寓居越山吉祥禅院,特地将寺院原有四见(倚云)亭,赐名“环峰亭”,又御书:“环峰、越山”四字,刻石于寺。由于年代久远,碑石散佚。
1980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福州闽王祠发现残碑。碑残长1.1米,宽1.2米,圭形,额完整,正中篆书两行:“光尧云龙缠绕,鳞爪毕露”。额下残存一斜角,依稀可辨的是碑身,也是周以云龙图案为饰,碑文尚存楷书一“山”字,“山”字尚缺右边一点的一角,比较短促,近似部首,可能是“峰”字的残存。“山”字左边有小字款识:“德寿殿书”,其下已断残。在“殿”字下刻长方形印记,篆书双行:“德寿殿御书宝”,“书”字则刻在印记之中。 
       大殿右侧的回廊与配殿......

       闽越王饮马泉......

       站在大殿台阶上拍山门 两侧是回廊 有一些关于福建民居的图片展览......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八闽古刹·西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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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八闽古刹·西禅寺

       福州有五大禅寺:西禅寺、林阳寺、涌泉寺、崇福寺、崇圣寺。趁着明媚的阳光,我们来到了这座古寺。别看门头不怎么起眼,寺院里面可真是别有洞天,让人大开眼界呢!
       佛教在吴晋之际传入福建,至梁代呈迅速发展之势。宋代,佛教在闽达到全盛,据《三山志》载,庆历年间,仅福州地区佛寺就达1625座,知州谢泌曾赋诗曰:湖田种稻重收谷,道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历史以来,福州境内名寺遍布、高僧辈出,晨钟暮鼓,梵音袅袅,堪称“佛国”。
       国务院公布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42座,福州有6座,数量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古往今来,创宗立派的高僧巨匠不时涌现,如祖藉长乐的百丈怀海律师,定立了禅门清规,使佛教律制中国化;祖藉福清的希运禅师,创立了黄蘗宗,其弟子义玄开创临济宗;祖藉长溪的灵祐禅师,创立了沩仰宗,另外,云门、法眼二宗源出闽侯雪峰崇圣寺。

       “八闽”:是福建省的别称。具体原因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福建省在元代分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明改为八府,所以有八闽之称。
       《辞海》的解释是:“八闽”是福建省的别称。福建古为闽地,北宋时始分为八州、军,南宋分为八府、州、军,元分八路,因有八闽之称。《辞源》的说法是:“福建省在元代分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汀州、邵武八路,明改为八府,所以有八闽之称。” 这八个相当于府的行政单位,历元、明、清几个朝代,基本上无变化,所以“八闽”之称一直沿用下来。如今的“八闽”则只是代指。
       关于八闽的来源,有两种说法:第一种:福建古为闽地,唐朝时分为五州,为福、建(今建瓯、武夷山市、浦城等地)、泉(今泉州、厦门、莆田)、漳、汀、南剑(今南平、尤溪、将乐、邵武、光泽诸地)。北宋时分为八州、军(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邵武、兴化二军),南宋分为八府、州、军(福、泉、漳、汀、南剑五州,建宁府,邵武、兴化二军),元分八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明改为八府,因有八闽之称;第二种:晋时中原战乱频仍,衣冠南渡,始入闽者,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本系中原大族,入闽后先在今闽北地区及晋安(今福州)定居,而后渐向闽中和闽南沿海扩散,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故称“八闽”。
       “七闽增一闽”:秦以前的福建,一般称“七闽”。《周礼》上有“五戎、六狄、七闽、八蛮”之说,那是因为福建土著民族在秦以前有“七国”(即有七个部落)的缘故。唐初增设漳州,正所谓“七闽宜增为八”,这才是八闽由来,其后宋、元的州、军、府、路的变迁,只是因其数恰好为八,正符合此前已有的八闽称谓,后人套用而已,绝不能误以为八闽由宋始。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台湾列入版图后之翌年,改设台湾府,隶属福建布政使司,逐称“九闽”。后升福宁州为福宁府。福建全省共有十府,故又称“十闽”。

        西禅寺门坊名冠全国最大,坐西朝东。大门坊柱上镌刻一副楹联:“荔树四朝传宋代,钟声千古响唐音。”这是清代周莲撰写的联句,点明“西禅寺”是唐朝的古寺。
       关于古寺的壁画......

       福州城中命运迥异的东南西北禅寺:古代中国有一定规模或文化底蕴的古城,都会按地理方位,建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古寺,福州也不例外,只是东禅寺、南禅寺已经湮没在历史尘埃里,北禅寺隐于闹市中难寻觅,独西禅寺依然是福州五大禅林之一。现在,我们只能从古诗里窥见当初的盛况,宋熙宁二年,福州郡守程师孟赞康山(东禅寺所在):“出城林径起巷烟,白马遗踪俗尚传。第一僧居兰若处,几番身醉荔枝前。百年骚客来闲寺,三月游人作乐天。更爱堂前迎太守,路头先坠碧云鞭。”

       东禅寺:建寺于梁大同五年,四大禅寺中最早,比福州现存最古老的寺院开元寺还要早十年。东禅寺寺院非常大,坊间流传,规模跟现涌泉寺相当。建国后,东禅寺被借用充当军火库,1952年左右在一次意外爆炸中被毁,东禅寺就此消失了。1956 年,废墟上建起了福州锅炉厂。

       南禅寺:建成于五代时。王审知为改变南郊寺院独缺现状,在今南禅山边,大兴土木建寺,至此,福州才形成四城门四禅寺的布局,而福州南郊默默无闻的小山也因寺得名南禅山。1917年左右,台江发生特大火灾,南禅寺亦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遗址存于今十四中内。

       北禅寺:位于铜盘台后13号,又名“北禅庵”,属临济宗。始建于唐朝,清姚循义《西湖志》载:“北禅寺在北关外五凤村”。后禅寺旋废。宋朝宰相李刚重建。“文化大革命”中,佛像和古物毁损严重,唯余大雄宝殿、天王殿、五观堂、一眼井、一尊玉佛、一口古钟而已。

       硕果仅存的西禅寺:西禅寺名列福州五大禅林之一,为全国重点寺庙,位于西郊怡山之麓,工业路西边南侧。古刹大门坊柱上镌刻一副楹联:“荔树四朝传宋代,钟声千古响唐音。”这是清代周莲撰写的联句,点明“西禅寺”是唐朝的古寺。
       相传南北朝时炼丹士王霸居此“炼丹成药,点石为丹”。每逢饥岁,便靠卖药卖金换米救济穷苦百姓。后来王霸“服药仙蜕”人们便在他的故居建寺。隋末废圯。唐咸通八年重建,定名为“清禅寺”,后改"延寿寺”、“怡山西禅长庆寺”,现称“西禅寺”是因为福州旧时东西南北四郊均有禅寺,而长庆寺在西郊,所以得此名。宋代《三山志》记载:梁时有王霸在怕山修道,隋末废记,唐观察使李景温招僧起新。立寺距今已有1130余年历史了。
       西禅寺占地百余亩,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客堂、禅堂、方太室、念佛堂、库房、斋堂、明远阁、钟楼、鼓楼、玉佛楼、观音阁、报恩塔、新念佛堂、上客堂、海会楼等数十座等大小建筑36座,占地7.7公顷。石埕广阔,佛殿斋堂在松林和荔枝树掩映下,自显园林艺术和佛地风韵。

      寺院在海内外久负盛名,在福州市的下院有开化寺、护国寺、观音阁、万寿头陀寺。海外廨院有新加坡的双林寺、马来西亚槟城的双庆寺、越南的普陀寺、二府庙、观音寺等寺院,它们都属西禅下院,各下院都由西禅寺派僧常住管理,这里是福州与东南亚一带文化交流的窗口,每年许多国外高僧信徒登临参遏,又成古刹与众不同的一大景观。

       寺内名胜古迹甚多,有传说梁代王霸升天之冲虚观及白龟吐泉遗址,有唐开山祖懒安禅师《唐福州延寿禅院故延圣大师塔内真身记》石碑、还有唐七星井、五代慧棱禅师舍利塔、清康熙御笔《药师经》、寺僧刺血撰写的《法华经》、《楞严经》、清代壁画,还有弘一大师放生池碑,雪庵禅师朱底金字百寿屏等。寺内玉佛楼,专奉海外侨胞捐赠的两尊玉雕佛像。一是坐佛,身高2.3米,为释加牟尼的坐像;另一尊是卧佛,身长4米,重10吨,为释加牟尼的卧像,是玉佛之一。观音阁内供千手千眼观世音,用29吨黄铜铸成。

       放生池与九曲桥:放生池的九曲桥有似江南园林格局。在拱桥上观赏景致,塔影湖光,红梅翠竹,与数百本大小不一荔枝树相映,秀色宜人。另有“寄园”遗,荔木稀疏,假山嶙峋,刻石昭示:“宋荔”。附近有一座明远阁,是历代名家应邀映荔吟唱的所在。史有韵事,其中有清代朱彝尊、吴震、查慎行等《咏荔》联吟和黄宰田的“荔支风点佛宪灯”传世,广布佳话。30年代作家郁达夫的《西禅唆荔》,以“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名句,轰动一时。西禅寺荔枝诗会,形成禅地的独特文化氛围,驰名远近。  


       说说西禅寺历史:南朝:据宋代淳熙年间梁克家《三山志》载:“梁时有王霸仙人在怡山修道。”据传说,南朝梁时有一个名叫王霸的方士渡江入闽,宿栖怡山练丹修仙,每遇饥荒岁月,便“金运米食贫者”后得道成仙。怡山是“飞凤落羊”的一块福地,是炼丹士王霸居所。后来王霸在皂荚树下“蝉蜕而去”,羽化成仙。后来人们便在他的故居建寺。

       唐朝:《福建通志》载:唐贞元中,观察使李若初登城楼望见有五种色彩的云在王霸住所上向天上飘去,于是就在原址上建冲虚观祀之。唐咸通八年(公元867年)观察使李景温延请长沙懒安禅师来此兴建佛寺,居首开法席。两年后改名清禅寺,不久又改名延寿寺。唐朝时,西禅寺的高僧有大安和慧稜等。大安禅师(793-883年),又称懒安,福建福清县人,据寺内保存下来的唐代碑刻《塔内真身记》载,大安法师是在黄檗山出家,24岁时在浦城县乾元寺受戒,后至江西参拜百丈怀海禅师,又在湖南沩山居住30年,接任沩山密印寺住持。兴建西禅寺时,大安回到怡山,从者甚众。咸通十四年(873年),唐懿宗赐其号延圣大师,并赐紫袈裟和开元藏经给西禅寺。在大安禅师的住持下,西禅寺有僧三千人,规模宏大。大安圆寂后,谥号圆智大师,骨葬于楞伽山(今祭酒岭),塔内有唐刻《塔内真身记》石碑。1953年,《塔内真身记》出土,现这一珍贵文物珍藏在西禅寺客堂,成为研究早期西禅寺历史的珍贵史料。慧稜法师俗姓孙,杭州盐官(今嘉兴海宁)人。在苏州通玄寺出家,曾到雪峰义存禅师门下参学三十年。后梁开平三年(909年),任西禅寺住持,当时有僧侣1700人。慧稜曾在法堂前后种植4株荔枝,现尚存西边一株,成为千年古物。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慧稜圆寂后,葬于怡山丈室后。今寺内尚存慧稜禅师纪念塔及林文盛撰写的碑记,为西禅寺重要文物古迹之一。

       西禅寺在唐代最为鼎盛,在高僧大安和慧稜先后住持下,香火兴旺,寺僧众多,大安任住持时有僧三千多名,慧稜任住持时有僧1700多名。慧稜曾在法堂前后种植4株荔枝,现尚存西边一株,成为千年古物。


       五代: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改名长庆寺。后遭战乱破坏,唯大殿、藏经阁、法堂、西僧堂尚存。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复建。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敕号“怡山长庆寺”。请顺治七年粤东空隐禅师来访懒安旧迹,巡远佟国鼎延请住持,捐金重建,未几复驰。清光绪间,微妙禅师,渡洋募金,兴废举坠,今之殿宇田园,皆其遗泽,寺周围垣内地一顷余,垣外同。福州旧时东西南北四郊均有禅寺,而长庆寺在西郊,故俗称“西禅寺”。


       宋朝:唐末,西禅寺遭战乱,北宋初唯大殿、藏经阁、法堂、西僧堂尚存。宋朝时,宗元和元智法师在天圣年间(1023-1031年)和嘉熙年间两次重修西禅寺。景祐五年敕号“怡山长庆寺”。宋时主持西禅寺的高僧还有文慧、如然等禅师。南宋初再遭兵燹,理宗嘉熙年间再次重修。
       元朝: 西禅寺在元兵攻宋中焚毁,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僧人又重修古刹。方丈有佛铿和道杰。

       明朝: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寺僧定心主持重修西禅寺。明毅宗祟祯十年(1637年),明梁法师再次重修。明代的住持还有续乘、明方等法师。 不久又毁于明末兵燹。


       清朝:清顺治七年粤东空隐禅师来访唐代建寺的懒安禅师旧迹,福建巡远佟国鼎延请住持,捐金重建。此间空隐、继云等禅师相继住持西禅寺,对寺庙进行了维修。光绪三年至十五年(1877-1889年),微妙禅师多方集资,进行重修。微妙禅师,又名耀源,福建仙游县人。他15岁在西禅寺出家,后到涌泉寺清修十年。但同治年间,西禅寺又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同治末年回到西禅寺时,见殿堂废圯,大雄宝殿的三宝佛头戴斗笠以遮风蔽雨.微妙就立志要重修西禅寺。1876年,他赴京诸经,光绪皇帝赐《龙藏》一部,康熙御书《药师经》一部。随后,微妙又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缅甸、菲律宾、泰国及台湾等地莫款。回国后主持新建了藏经阁,重建了大雄宝殿、法堂、天王殿等30多座殿堂,形成今天西禅寺的规模和格局。应部分华侨的请求,微妙禅师在寺内寄园旁修建了一座妈祖宫(又称天后宫),供奉妈祖神像。

       民国时期:1928年,住持智水、监院证亮重修寺院,增建明园阁一座,开辟寄园和放生池。今寄园内花木似锦,有古荔枝数百余株。西禅寺荔枝,“皮光而薄,味清而甘”,自唐以来时人争相品评。历代文人墨客前来品荔,留下许多轶事和诗词。西禅寺仍年年举办荔枝会,名人雅士在此吟诗作画。“怡山吃荔”成为韵事。 

       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战争期间,西禅寺被日军飞机炸毁,西禅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方丈室、念佛堂都毁于炮火。后由该寺监院证亮等以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各地的下院积极募款修复,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禅寺又屡加修复,焕然一新。1953年,《塔内真身记》出土,现这一珍贵文物珍藏在西禅寺客堂,成为研究早期西禅寺历史的珍贵史料。慧稜法师俗姓孙,杭州盐官(今嘉兴海宁)人。在苏州通玄寺出家,曾到雪峰义存禅师门下参学三十年。后梁开平三年(909年),任西禅寺住持,当时有僧侣1700人。慧稜曾在法堂前后种植4株荔枝,现尚存西边一株,成为千年古物。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慧稜圆寂后,葬于怡山丈室后。今寺内尚存慧稜禅师纪念塔及林文盛撰写的碑记,为西禅寺重要文物古迹之一。宋朝时,宗元和元智法师在天圣年间(1023-1031年)和嘉熙年间两次重修西禅寺。宋时主持西禅寺的高僧还有文慧、如然等禅师。元朝至正九年(1349年),僧人又重修古刹。

       文革:十年“文革”动乱,西禅寺再次遭劫,佛像全部被毁,殿堂被占无余。1979年,省、市政府落实宗教政策,西禅寺才得到重新开放。198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西禅寺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海外华侨闻讯纷纷回国朝觐,谈禅、清禅、法禅、成雄、达贤、李光前、李成义父子,以及郑格如居士及其子郭鹤年、郭鹤举等为修复各殿堂慷慨解囊,并创建了玉佛楼,修建了报恩塔,使西禅寺的规模得到扩充。

       1979年,“文化大革命”中关闭的西禅寺重新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开放,爱国侨僧谈禅等捐款修复各殿堂,并创建了玉佛楼。楼中供奉两尊缅甸玉佛,一尊为卧佛,长3.7米,重10吨;另一尊坐佛,高2.97米,重8吨。近年来,海外侨僧又捐资兴建了报恩塔,塔高67米,共13层,十分壮观。在今天大雄宝殿的石柱上,保存着不少清代台湾同胞敬题的对联。1994年,新加坡莲山双林寺侨僧谈禅法师募捐130万元港币建造的千手观音铜像及仿古建筑观音阁,在著名古刹福州怡山西禅寺完成。观音大士结跏跌坐于莲台之上,慈悲垂视,呈十一道、千臂、千目之庄严妙相。造像总高11.3米,膝间横宽4.5米,以40吨青铜铸就。

       顺着林间石砌南道,入山门,步进天王殿,穿廊历庑,来到大雄宝殿...... 

 

  




 

 

       天王殿:始建于唐咸通八年(867年),现有建筑为光绪十四年(1888年)住持微妙禅师重建。1980年起又作修建。殿中所奉有弥勒菩萨像、四大天王像与韦陀菩萨像。

 

       超喜欢这有着闽地特色的屋檐......
      大雄宝殿:佛相庄严,画梁雕栋,尤增金光辉煌:大柱刻有一副楹联:“宝刹镇怕山,溯当年初辟荆棒,七源通斗极;法轮转瀛海,喜此日重装龙象,上方钟梵迦陵。”署名“三品卿衔候补道淡水林维源敬题”。林维是清代台湾巨富,居淡水县。
       大雄宝殿始建于唐咸通八年(867年),现有建筑为光绪八年(1882年)住持复本禅师、监院微妙禅师重建。1980年起又作修建。殿中正面供奉释迦牟尼佛像、药师佛像、阿弥陀佛像,两侧为十八罗汉像,后面供奉观世音菩萨像、文殊菩萨像、普贤菩萨像。 

       独具特色的钟楼和鼓楼......

 

       殿后通向法堂前庭,埕地清净,花丛幽雅......
       宋荔古迹:大雄宝殿右有一株荔枝树,盘根错节,高不过3米,粗于则双臂难搂,标名“宋荔古迹”,非同凡品。怡山产荔,肇于唐而盛于宋,蔡襄“荔子丰标全占夏”诗句便是明证,旧时荔林成片,佳种有中冠、天香、天洗碗等,此为宋荔之孑遗。
       对峙在左侧的一株唐代慧棱禅师手植的荔枝,俗名"天洗碗",几年前已枯毁。

       据《西禅荔枝谱》记载:荔枝“核小如丁香,亦谓之蛀核,皆小实也”,每年从小暑至末伏皆有。“怡山啖荔”成为福州人的时尚。自唐以来时人争相品评。历代文人墨客前来品荔,留下许多轶事和诗词。现在,西禅寺仍年年举办荔枝会,名人雅士在此吟诗作画。“怡山吃荔”成为韵事。放生池附近有一座明远阁,就是历代名家应邀品荔吟唱的所在。其中清代朱彝尊、吴震、查慎行等《咏荔》联吟和黄莘田的“荔支风点佛龛灯”传世,广布佳话。1937年,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啖荔后留下七绝一首,其中以“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的名句轰动一时。西禅寺荔枝诗会形成禅地的独特文化氛围,驰名远近。

       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首次访遏时,题咏一绝:“百柱堂空观劫后,千年象教话当时。禅师会得西来意,引向庭前看荔枝。”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劫后”,只见“百柱堂空”的初复景象,丛生百慨。 
       法堂:始建于唐咸通八年(867年),现有建筑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住持微妙禅师重建。1980年起又作修建。堂中供奉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地藏王菩萨像,目连尊者像,两侧为二十四诸天像。



 

 
 
       七星井:唐咸通八年(867年)开山大安祖师开浚,共有七口,此为其一,井水甘甜清冽,虽大旱不竭。

  

        出了法堂,绕过后墙,新建一座华严三圣佛殿,与西禅古寺3殿坐落在一个中轴线上。佛宪新铸3尊大佛,左文殊骑狮,右普贤驮象,形象逼真。



       华严三圣阁:创建于1992年,阁中供奉铜铸的华严三圣像,配以汉白玉砌成的底座,精美庄严,居中者为毗卢遮那佛像,连同佛光屏高18米,重20吨。两侧分别为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像,各重15吨。
       精美的阁顶......

       庄严的佛像......

       高大宏伟的殿堂......





       从这里左行几十步,便进玉佛楼,径登阶石,步入观音阁......

 

       观音阁:厅正中新塑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佛像,造像总高11.3米,膝间横宽4.5米,以40吨青铜铸就,为全国仅见。1994年,由新加坡莲山双林寺侨僧谈禅法师募捐130万元港币建造。 
       玉佛楼:阁前玉佛楼,柱刻:“宏法大雄,胜迹重开存宋荔;安禅贞志,空门高讽隐诗僧。”概述“胜迹重开”的艰辛和“宏法大雄”的盛况。重修古寺的诗僧梵辉,著有《福建名山大寺丛谈》、《西禅古寺》等书行世。
       楼内有两尊玉雕佛像,全由海外侨胞捐赠。一在楼下,坐佛,身高2.3米,为释迎牟尼正面坐像;一在楼上卧佛,身长4米,重10吨,为释迎牟尼卧像,居全国最大的玉佛之一。附近还有一座藏经楼,藏有清康熙御笔的《药师经》、刺血缮写的《法华经》等,属于珍贵文物的经卷。

   

   

      顺着阶石,穿过花庭甬道,来到新建的报恩塔前......
   


       有着别致建筑造型的小楼,好像尚未完工......

       宋荔:始于唐朝的福州西禅寺,在建寺之初就遍植荔枝,千年来“怡山啖荔”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据《西禅小记》中记载,“最多时有荔枝树四五百株,其中多名种,核小、肉厚、汁多、香甜异常。”自明朝开始,寺僧每年均举办荔枝会,邀请地方人士参加,寺里拿出保存的古今字画,请人赏析。每年盛夏蝉声高鸣荔枝红熟之际,福州文人雅士就应邀莅寺,开园采摘品尝荔枝。击钵擘笺斗韵,或挥毫书画,堪称盛事,留下许多轶事与诗词,成为福州一大传统民俗文化。蔡襄曾经这样称赞西禅寺的荔枝:“荔树风光占全夏,荷花颜色未留香。”

       郁达夫喜欢吃荔枝,刚好西禅寺有一棵宋荔“十八娘”闻名天下,便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吃的荔枝最多,边吃边吟诗,好不潇洒。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但经不住当家僧的热诚,就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不停笔写了《西禅唆荔》一诗:“鹓雏腐鼠漫相猜?熏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

       1981年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首次到访就留下名句:“百柱堂空观劫后,千年象教话当时。禅师会得西来意,引向庭前看荔枝。”
  在疯狂的文革中,西禅寺不可避免地遭到浩劫。现存的这株宋荔先后经历过四次枯荣,主干中心已经枯朽,仅靠外侧剩余不到10厘米厚的残余皮层支撑而顽强地生存着。十几年前,为了保证这株宋荔的正常生命代谢,一位名叫品性的法师为它牵引水管,确保其从树根到树端都有充足的供水。在寺内僧人精心照料下,宋荔枯木逢春,重新开花结果了。
       如今寺内数百棵荔枝树有一半以上是以宋荔为母体嫁接繁殖的,它们的果实肉厚、核小、甜酸适口。每当荔枝采摘时节,都会吸引大批善男信女前来品尝。

       报恩塔:1990年落成的这座以现代建筑材料施工的高塔,高67米,15层。塔内设8厅,外造9廊,仿古建造8角飞檐,屹立突兀,为国内最高的石塔。乃新加坡双林寺主持谈禅法师募资建造。

       谈禅法师从1983年起,被西禅寺委派为双林寺继任主持,为答谢祖寺培育之恩,故命名为“报恩塔”。报恩塔以钢筋水泥为骨,贴上色质高雅的花岗石,每层塔壁镶嵌有惠安著名石匠精心雕刻的佛像和佛教故事,并以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的图案装饰其间,是一座庄严美丽的艺术石塔。

  报恩塔建于1986年,是最年轻的佛塔。西禅寺历史上并没有塔,为什么要建这么高的塔呢?这得从谈禅法师说起。谈禅,福建长乐人,16岁出家于西禅寺,他天资聪慧、善于经营管理,曾到广东南华寺和国内名山大寺参修佛理,学问大进。1941年被福州鼓山涌泉寺聘为知客,1945年后,西禅寺委派他担任西禅分寺——福州于山护国寺住持。1948年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经营佛经、法器及道场用品,历时30余载,积有巨资。自1983年起,西禅寺委派他接任西禅寺的分寺--新加坡双林寺住持。他即发愿要为祖寺建一座全国最高的佛塔,以报答祖国、祖寺的培育之恩,这就是"报恩塔"名称的由来。建塔之前,曾组织以工程师为主的古塔考察团,到全国各地著名的古塔参观,吸取各种精华,确定了一个"最"字,又不拘泥于此,从而确定了如今的高度和层数。


 

       精美的建筑艺术造型......

           报恩塔旁新筑一座罗汉阁,塑有500罗汉,各具神态,栩栩如生......

       五百罗汉堂:创建于1993年,堂中供奉500尊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罗汉造像,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好美的景致啊......

 



       福州不愧“榕城”的称号,到处都是参天古榕......







       山门背面的壁画......



 

 

       门口的石狮仿佛在回望千年历史......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 江中名寺·金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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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 江中名寺·金山寺


       福州金山寺位于福州市西郊洪塘村附近乌龙江上,建于宋代,是福州唯一的水中寺。金山寺原是江心的小石阜,因为它的形状象石印浮于水面,早在宋代当地人就在这石埠上建了一座寺庙,因为很像镇江的金山寺,故取名小金山寺。据《洪塘志》记载:“金山江心矗起,形象印浮水面,似江南镇江,故曰小金山。有塔七级,故曰金山塔寺。”

       金山寺始建于宋朝的煕宁、绍兴年间,有近千年的历史。元代王翰的一首诗,颇能道出它的天然之处:“胜地标孤塔,遥津集百舱。岸回孤屿火,风渡隔村烟;树色迷芳渚,渔歌起暮天。容愁无处写,相对未成眠。”明末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曹学佺在四百多年前也著文,向世人介绍家乡的金山寺名胜:洪塘“小金山,四面皆水,有一矶盘据其上,堪舆(风水)家言,以为印浮水面。里俗以为似扬子江之金山而差小,但以小金山目之。水自三溪来者,洄旋于矶之下,潴而为潭。相传有异物潜其中,因建寺塔以镇制之”。

       金山四周水流汹涌,白浪滔滔,有“砥柱中流”之势,俗传它能“从潮高下,水涨而山不没”。七八百年前的宋代,人们在这小阜上盖起一座七层八级的实心塔,高约7米,花岗石砌成,后又在塔周围建成殿堂。现在的金山寺系1934年重建的,因限于地形,寺院没有巍峨的殿阁和巨大的佛像,但却小巧玲珑,佳景天然,在福建省寺院中独具一格。  

       美丽梦幻的景致令人着迷......

       古老的洪塘渡口......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唐朝福建观察使常袞(gǔn)编的童谣,许多“老福州”都唱过。“水深不得渡”的码头,说的正是金山寺旁的洪塘码头。

  始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年)的金山寺,位于闽江江心之上。从岸边到金山寺原有石桥相连,明万历乙未年(1595年),洪塘乡绅在金山寺造桥以通人,但文人墨客认为“通以桥反损佳趣”,在帝师翁正春的主持下,拆除了石桥。昔日,闽侯上街诸乡民众往返福州城,都在此渡上下船。时至今日,香客想要入寺,仍需小舟引渡。


       这样的摆渡船只,我们游览了半小时左右,这位摆渡人已经来回了五六趟了。只见他立船头、拽麻绳、双手交替用力、左右渡船前行,每日数十趟,往返于码头和古刹。他,大概是最虔诚的修行者吧。

   金山寺建于江心礁石上,浮于水面,似江苏镇江之金山而较小,故亦名“金山寺”;又因石上先有塔,后有寺,也称“金山塔”。1997年大修时,为了扩大建筑面积,礁石四周打了很多桩柱,上面添了水泥平台和其他建筑物。当地不少村民坚信,金山寺下面的礁石是“鼋”变的,闽江水涨高,寺就能“浮”高。

       对岸就是洪塘古渡,来回摆渡一趟收费5元......

       现存金山寺的格局,于1934年重建,殿堂小巧,独具一格。金山寺主要建筑物有观音阁、大悲楼、金山塔及东、西厢房。塔前有“观音阁”,塔后有“大悲楼”,左右各有一间斗室。左室名“怡怡斋”,右室名“借借室”。

        “日夜长浮,不用千篙争上水;乾坤屹立,独能一柱砥中流。”这副由朱熹撰写的楹联,悬于福州金山寺正门柱上。四周环水,川流不息,水绕寺转,寺随江浮,这样的奇景让金山古刹成为八闽大地独一无二的江中名寺。

       金山寺宝一:“金山寺”寺牌系全国首届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书,这是里人书法家肖心涛三次求索而得之。悬于金山寺正前方。

       金山寺规模虽小,但胜迹颇多,塔寺四周仍可寻见古时八景:“洪塘古渡”、“石仓秋烟”、“妙高钟声”、“半洲渔火”、“云程石塔”、“水岊风帆”、“环峰夜月”、“旗麓斜阳”,踏踪觅迹,访古探幽,别有情趣。

       寺庙依地形和自然景致而建,四周围以护栏。弃舟登寺,就可见寺基石缝上有一榕树,虬曲多姿,形状很像黄山的迎客松。

        “飞榕”临江成标志:金山寺殿前原有两株古榕。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川按察使曹学佺因著《野使纪略》揭露魏忠贤所制造的“梃击”案而被诬谄,削职南归。他回乡时,就在这两株榕树间盖起一座房子,仿古巢居,命名禅楼,如今人去楼废,而古榕尚存一株,老树扶疏,岿然独存。这棵榕树临水而立,细细的枝杆斜斜地伸向江中。这棵榕树是“飞榕”,是隔岸榕树的种子飞过来落在石缝里长成的,它恰好长在金山寺的正前方,因此成了金山寺的标志。不过,原来的老榕树因为年代久远,树冠太大,重心无法平衡,在很多年前就倾倒在江里。现在这棵榕树是从老榕树根上重新生长出来的。

  金山寺是洪塘一带居民心中的“圣地”,前殿“天后宫”,后殿“大慈楼”,分别供祀着妈祖娘娘和观音菩萨,香火十分旺盛。





        天后宫:供奉的是妈祖娘娘。在莆仙一带民间传说中,妈祖(生前叫林默娘)原本就是观音菩萨身边的龙女。观音派龙女下凡转世成林默娘,到海上保护沿海渔民和商船生命财产安全。林默娘二十八岁羽化升天后,当地居民便塑像纪念,尊称她为“妈祖”,历代皇帝也不断加封,最后成了护海女神。

       洪塘金山塔寺文昌阁:洪塘金山寺原始文昌阁,土木结构,面阔三间,坐南朝北,直视闽侯莲花山峰,三面廊楼,有藻井,门楼、斗拱、翘角十分典雅,阁内陈列族贤文物,楹联旌匾连连,是乡贤功迹的展示厅。塔左右建亭,四面开窗、以资游览……內祀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即文昌星。古代星相家,将其释为主大贵吉星,是主管功名爵禄、文章学问之神,特别朝廷以科举取仕,以后文昌帝君更是文人学子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金山文昌阁香火鼎盛,可想而知,几乎人满为患,时幸有平阳陈姓施主献池塘一口为资。举办盛大的迎送仪典,把文昌帝君移銮洪塘东岐山大王宫院内。据传洪塘自古文风鼎盛,莘莘学子以宫为勤学之所,十载寒窗,唯求功名,赴京之前,不免拈香一柱以祈佑庇,金榜题名。每年二月初三,文昌帝君圣诞致仕信众络绎不绝,日夜香火不息,庆典十分热闹。金山寺文昌阁专供文人墨客聚会,咏诗作赋,交流学术,浏览胜景。此后洪塘有两个文昌阁,不过随着时光流逝,风雨水浸袭,社会变迁,两个文昌阁均已倾圮。
       民国时期,洪塘乡人,又集资重建,仿古模式,抬梁穿斗式结构,飞檐翘角,造工精细,土木金碧,焕然一新,扶栏观景,极目眺望,可见旗山如黛,斜阳如血,江帆逐浪,烟水苍茫湖山生色。重建后的金山寺文昌阁,金碧辉煌,别具一格,清静优雅,风景宜人,引人入胜,招来不少文人墨客,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倾圮于狂风大水之中,阁宇遭到破坏,渐消盛迹,唯有神功灵传,再建文昌阁又成为洪塘人的夙愿。今欣逢太平盛世,百废俱兴,为掘发文化蕴根,倍觉神恩厚泽,激发我寺同心决策筹建。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抗倭名将福州人张经,年轻时曾在这里读书。右名“借借室”。爱国学者、莆田人林龙江倾囊捐助掩埋了被倭寇杀戮的受难者尸体之后,来这儿著书立说。他所用的桌椅器具等物全向附近村民借来的,所以人们称他借寓的这个斗室曰“借借室”。他自己还在门上署一副对联:“山川寄迹原非我,天地为庐亦借人。”就在这“借借室”里,他撰写了《防倭管见》等书,提出保国安民的良策。林龙江每年夏天都设坛纪念被倭寇杀害的乡亲,他逝世后,乡民便在附近的龙腰山下盖了龙江寺,表达对他怀念之情。

       1870年金山寺的老照片......


       悠悠金山寺三代琼斯情:1868年,英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用黑白胶片记录了金山寺,江寒寺瘦,水波不兴。金山寺首次在历史的画面中定格了。
  1860年10月,一位名叫特德·法朗西斯·琼斯的美国人来到了福州。琼斯在福州经营茶行,从事武夷岩茶、茉莉花茶等生意,逐渐成了在福州赫赫有名的埃奇公司总经理,并在福州成家立业。不久,老琼斯的儿子查里斯·莱昂·琼斯在福州降生,老琼斯按中国人的方式给儿子取了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小名“福生”。琼斯爱拍摄福州的风景照。最初,他只是从洋人摄影师那里购买福州古建筑照片。后来,他干脆聘请摄影师,人挑肩扛摄影设备到北岭、鼓山,闽江沿岸,拍下一帧帧他认为美的照片。1870年,金山寺被摄进老琼斯的镜头。1880年,老琼斯携带妻子和3岁的福生(小琼斯)返回美国。这套照片也被带回美国。后来,老琼斯和小琼斯福生相继逝世了;直到1986年10月上旬,76岁的西奥多.琼斯专程来到福州,向福州市赠送48张100多年前的祖父生前拍摄的福州景物照片,其中就有金山寺老照片。


       金山寺宝二:“最是胜处”横匾。此匾系1935年5月民国国府主席林森游金山寺时挥笔书写,位于妈祖厅后门上方,与寺牌前后呼应。


  金山寺宝三:前殿的后门的千年石塔。位于金山寺正中央,系五代时期(公元960年)建造的七级八角实心石塔,无疑是“镇寺之宝”。这座石塔高10米,由185块白梨石砌成,正因这座塔的存在,才会为此建金山寺,它是“主心骨”,寺内房屋都是环之而建。千百年来风吹浪打仍巍然屹立,完好无损。此塔与镇江金山塔同名齐辉。由于塔把小院落占满了,所以它虽只十多米高,站在塔下却望不到塔尖。

  我国传统说法,建塔是为了避邪趋吉,但这座石塔建在闽江水中,主要还是发挥行船航标的作用。每到夜间,石塔上点起灯来,“浮丘塔夜放花灯,江上看时信几层。”古时,洪塘一带江面,常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盛景。为祈佑航运平安,人们在江中寺内天后宫供祀妈祖。如今,闽江航运锐减,但出国留洋的人仍不忘前来祈福,在外发了财也必回来答谢妈祖娘娘。每逢农历三月廿三妈祖圣诞,寺内香烟缭绕,蔚为壮观。

  金山寺浮于江,如一枚金印,寺内石塔则是印柄,当地人认为,洪塘官员、文人频出,全赖这颗“浮塘金印”。

       金山寺楹联:
       正门处:
       屿许当中,山势两开树旗鼓       群流任奔下,石根独拨辟金焦
       日夜长浮,不用千篱争上水       乾坤屹立,独能一柱砥中流   
       天后宫妈祖殿内:
       行地无疆,溯在湄洲,海上战功凭一助      与天立极,尊为圣母,女中徽号冠群神 
       此间真福地洞天,无一毫尘俗气      此外皆高山流水,作千古画图观  
       妈祖厅门口
       自神禹后一人盛德在水       由大宋来千古崇祈配天
       金山地理位置:
       楼观跨中流,江势昔曾分两派       山川钟闲气,人文今尚话三元   
       宝塔镇中流,远渚烟波分马渎       飞甍凌碧汉,古祠香火对龙江   
       大慈楼左厢房怡怡斋
       莲窗剪烛孤弹剑 草屋禁风静掩扉  
       慈楼右厢房借借室
       山川寄迹原非我 天地为庐亦借人  
       大慈楼殿内
       波涛震撼  天堑长流  
       柳叶洒甘露,欲渡苍生离苦海       莲峰观自在,常教赤子上慈航   
       露白秋江鸥一梦  月明寒渚雁双归    
       佛系心田便是灵山面目       人皈释教都从苦海回头
       是最胜处
       塔湖环孤屿澄潭碧波夜月      金山耸古刹楼阁暮鼓晨钟

       金山寺宝四:“大慈悲”横匾。此匾系全国著名书画大师刘海粟88岁高龄为金山寺观音堂题写,据说这是刘老封笔之作。大慈楼内,观音菩萨和妈祖娘娘比肩,双双端坐在佛龛里,慈航普渡,救苦救难相得益彰。这是民间信仰、不同宗教互相包容、兼收并蓄的又一例证。


       在金山寺凭栏远眺,可见碧波上浮着风帆,沙洲处掩映着蔗林,“四周九山如群龙,矫若云海来相从”。现在新建成的福建省最长的公路大桥——洪塘大桥,从金山寺的上游不远处跨江而过,为这座江中古寺增添了现代化的一景。

       这里的水,每天有两个时段水位最低,本被淹没的“鼋(yuán)石”会露出水面,形成天然石桥。“这是潮汐带来的变化。”经鼋石走到金山寺,只需半分钟。“鼋”是神话中的大鳖。时至今日,洪塘一带仍有渔民相信,金山寺之所以能“从潮升降,水涨山升而不淹没”,因古寺所建的岩石是鼋的化身。潮落鼋则下潜,潮起鼋则上浮,即使是洪水泛滥,古寺也会在鼋忠心耿耿的守护之下安然无恙。清《榕城考古略》中虽有云“江渚突出一埠,随潮高下,水涨而不没”,但金山寺只“长浮”在人们美好的愿望中。





       金山寺宝五:航标灯后有棵树干粗壮、虬龙盘曲的古樟,称为“连理古樟树”。位于金山寺西侧,据说为明朝状元翁正春所植,树龄已四百余年。此树“浓荫压瓦,六月生凉”,古樟枝杆相连,细看之下,竟牵成个“心”字形,因此又被誉为“状元树”、“爱情树”、菩提树“”,有“塔尖樟影是金山”之说。


       爱情树边上盛开着娇艳的百合花,居然也成双成对......

 


 

 





       父与子......

 



 







       福州金山寺,一座如漂浮在闽江水面上的盆景,江涛风雨沐浴着它,日落的金辉冶炼着它,映出是那一片神秘而独特的美景。如果在金山寺凭栏远眺,可见到碧波荡漾,风帆浮动,分外别致。入夜后会渔火点点,繁星闪目,玉塔亭亭,更是一番风景。

 

       附:下载了金山寺的美景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洪塘古渡(洪塘渡口廉政文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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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洪塘古渡

        要渡到金山寺,唯一的渡口就是洪塘古渡。洪塘古渡是金山寺周边的八景之一。浦口渡、厚陈渡、新洲渡三个渡口统称洪塘渡口,这个渡口背靠妙峰山峦,三面临江,有着山青水秀的自然景观,历代文人墨客都喜爱到此一游,吟诗作赋。明嘉靖八年(1529年),洪塘进士林璧笔下的洪塘渡口是:“香积秋花供,清尊竹叶浮,千岩兼万壑,如在镜中游。”明代诗人沈慧在《金山塔寺晓望》中写道:“洪塘渡口晓烟含,欸乃渔舟过二三,似此小金山一阜,风光未必逊江南。”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游洪塘金山塔渡口时曾写下日记:“坐小舟,去洪塘乡之金山塔下,此段闽江风景好极,大有富春江上游之慨。”由此可见,洪塘渡口历史悠久,可谓闽江沿岸最负盛名的古渡口之一。
  洪塘古渡形成的准确年间难以考究。相传,洪塘是风水宝地,人才辈出,官员众多,他们只靠妙峰山边曲曲弯弯的小道通行,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因此选择水路是便利的交通线路,久而久之形成了洪塘渡口。洪塘曾是闽侯县的县治,当时官员“下察民情”或进京进城,从渡口顺水行舟向乌龙江东行,沿江可见凤岗里三十六宅风光民情,不但不会迷失方向,而且可以清晰地判断各宅方位。

  洪塘渡口自古以来是疍民的谋生场所,江面是他们长期劳作的平台。解放后,洪塘渡口十分繁华,洪塘街早市排满了船民卖鱼虾、蚬子等鱼类的摊位。渡口运输工具也几度更新,从古时的小雀船发展到大型木船,由原来的人工摆渡、竹篙撑船逐步演变成机械化运输。1978年第一艘120匹马力的拖带船取代人工劳作。1991年建成洪塘大桥,洪塘渡口随之销声匿迹。
  如今,三环路沿南台岛从江滨而过,使金山寺引人注目。为宣传人杰地灵的洪塘,乡民吴信昌倡导村民捐资,在金山寺渡口岸边筹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浮雕长廊,聘泥塑工艺师吴华,将洪塘的历代名人及周边的胜境、遗迹,塑上画廊。由九旬里人庄可庭老先生纂述、高祥杰执笔,撰写了画廊的序文与逐幅浮雕的文字解说,让游客在游览金山寺名胜的同时,又能领略洪塘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

  洪塘浮雕长廊:承载着厚重人文历史的浮雕长廊80米长,共雕塑十一幅彩色巨型故事画面。形象地雕塑了洪塘的历代名人乡贤30多位,如明代抗倭名将张经,明代按察使、礼部尚书、诗人、闽剧儒林班始祖、石仓园主人曹学佺,明代万历年间的科举状元、礼部尚书、三朝谏官翁正春等。洪塘还出了众多的儒学教官,河南提学使赵奋为其首,府之教授、州之学正、县之教谕,可查者就有三十余人。

  浮雕生动地描绘了流传至今的当地乡间民俗,著名的当数赛龙舟、儒林戏、逢甲普度等。洪塘古渡是古时的集市商港,是闽江上下游水路交通的集散地,舟楫千百。船工们擅长撑船划舟,洪塘的龙舟称“青蛇”、“白蛇”,浮雕刻画了端午赛龙舟的热闹场景。闽剧起源于洪塘的儒林班,曹学佺归隐故里后,构建石仓园,广交戏剧名流,独创逗腔,创作演出《紫玉钗》、《女运骸》等,成为当地数百年来久演不衰的传统剧目。最体现当地习俗的洪塘逢甲普度,始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每十年逢甲岁,必设道释经坛题缘普度,届时上演儒林戏,观者云集,至今已持续办了四十二届。

  浮雕还向游客展示了洪塘周边的文化古迹。历史名人朱熹曾小住洪塘,乡人建“敛迹寮”以纪念之。“敛迹寮”位于盐屿山,朱熹手迹“环峰”二字就镌刻在其山顶巨石上。金山寺古时曾有桥相通。曹学佺认为石桥虽便于往来,却使得佛界与凡俗之间少了分界,还破了金山寺特有的“浮水之印”的风水,建议将桥拆去,使佛俗得以区分,于是游客游金山寺就非坐渡船不可,让金山寺多了一份神秘色彩。浮雕还将妙峰山、妙峰寺、云程塔等呈现在游客面前。洪塘所倚妙峰山,逶迤磅礴,分劈九支趋入江滨,号曰“九龙渡江”。其上松涛怒鸣,涧云遄飞,朝晖夕阳,气象万变。妙峰寺建于宋朝天圣年间,先哲多读书其中,使其名声远播。云程山因林氏五兄弟联登云程而得名。


        洪塘渡口廉政文化园简介:本园依托金山寺洪塘渡口优美的自然风景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打造一块“主题石”,一条“思廉路”,一排“示廉栏”,一串“廉明灯”,一座“清水亭”,一面“守望者牌匾”,一堵“历史文化墙”,一口“警世钟”,等八处景物来展示廉政文化的内涵,实用性和教育性相结合,寓教于景,自然和谐。人们在游览参观中,置身于大自然的山水,陶冶情操,修心养性,吸收借鉴传统的忠义、孝友、勤政、俭约、谦让、亲民等伦理道德,从中得到启示和警醒,提升对廉政文化的理解,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闽江的支流乌龙江流经洪塘时,江面特别开阔。江面开阔的乌龙江把洪塘和闽侯县上街镇一带一百多个村庄分割开来,于是洪塘成为上街镇各乡村通往省城的必经之路和购物集市。这是洪塘由于闽江支流——乌龙江流经形成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福州西郊商业重镇的重要原因。也因于此,洪塘一带文化发达、人才济济。历代名人辈出,旧称文儒之乡。明、清两朝科举时代,每三年一科的科举选拔中,都有洪塘学子金榜题名。据《闽江金山志》记载:“洪塘前朝人物之盛为吾闽之冠而最彪炳者。”志中详细收入洪塘57名先贤的姓名及其官职:明万历年间状元翁正春;明嘉靖年间官居七省经略、兵部尚书张经;明天启年间官居礼部尚书曹学佺;还有林玭、朱家相、周亮、翁煌、林塘等16个进士都是洪塘人。

       妈祖娘娘:在莆仙一带民间传说中,妈祖(生前叫林默娘)原本就是观音菩萨身边的龙女。观音派龙女下凡转世成林默娘,到海上保护沿海渔民和商船生命财产安全。林默娘二十八岁羽化升天后,当地居民便塑像纪念,尊称她为“妈祖”,历代皇帝也不断加封,最后成了护海女神。


       张经(1492年—1555年10月29日):字廷彝,号半洲,福建候官县(今福建福州)洪塘乡人。明朝中期抗倭将领、民族英雄。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嘉兴知县。嘉靖十六年(1537年)进授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以镇压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有功,进兵部左侍郎。不久与毛伯温定计抚定安南国,进右都御史。之后平息思恩九土司及琼州黎民起义,再进为兵部尚书。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后改任兵部。次年五月,明廷以东南倭寇猖獗,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便宜行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初一日,张经获王江泾大捷,杀敌一千九百八十多人,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而严嵩的亲信赵文华,为攘夺其功,竟在张经报捷之前秘密上疏,说王江泾之战是他督师出战的结果,同时诬陷张经。首辅严嵩即禀报嘉靖帝,嘉靖帝大怒。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十六日,嘉靖帝下诏逮捕张经。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与李天宠、杨继盛一起被斩于西市。隆庆初年复官,追谥襄敏,著有《张半斋稿》。

       早年官途:弘治五年(1492年),张经出生,父亲张海,家贫而孤,随母蔡氏回外家;外家无后,张海和张经都袭用蔡姓,张经及第成名后,才恢复张姓。张经自幼勤读经史,长大后体貌魁伟,具文才武略。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任浙江嘉兴知县。嘉靖四年(1525年),入京任吏科给事中,后升太仆寺卿、右副都御史、协办都察院事。张经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兵部尚书金献民接受宁夏总兵种放的贿赂,张经带领同官提出弹劾,金献民因而告病辞职;河南巡抚潘埙匿灾情不报,也被张经弹劾去职。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是专门侦察官民言行的特务机构,官校们挟势勒索,大为民害。张经上疏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十分猖獗,建议予以撤除,为世宗嘉靖帝所采纳。
       安定两广:嘉靖十六年(1537年),由于徭役的频繁和汉官的勒索,以侯公丁为首的瑶族武装占据罗滩,攻城杀官。朝廷命张经任两广总督,总督两广军务。张经与御史邹尧臣等筹划前去围剿叛乱,把军事全都派给副使翁万达,诱使侯公丁中计被抓。参议田汝成请求乘势进讨叛匪。命副总兵张经率领三万五千人为左军,翁万达为监军,指挥王良辅等六员大将分六道进军会师南宁;都指挥高乾率领一万六千人为右军,副使梁廷振为监军,指挥马文杰等四员大将分四道进军会师宾州,抵达叛匪巢穴之后夹击。叛匪被击败之后向东逃奔林峒去了。王良辅等率兵出击阻拦,叛匪被破中断,再次向西回奔,明军趁势斩首一千二百余级。叛逃到东面的叛匪躲进了罗运山,翁万达等人率军前去攻打。又传书右军沿江东进,绕到叛匪的背面。叛匪用巨大的树木砍下阻塞关隘入口,在地下布满了蒺藜,埋伏起来射出毒镖,并且把石块放在树上,遇到紧急情况就撼动大树,石块全都会掉下来,明军破解了叛匪的这些计策。右军延误了日程,导致田州的土酋卢受放了叛匪离开。明军在此战中俘获叛匪四百五十人,招降的人有二千九百多人。当地的土人说,祖祖辈辈在这里居住已经八世了,从来没听说官军有到这里剿匪的。向朝廷奏捷之后,张经被进为左侍郎,加秩一级。
       累有军功:在镇压了两广的瑶族叛匪之后不久,安南国相莫登庸杀其王自立,致使内乱不息,长期不向明政府进贡,且又侵占明朝边境土地。明政府决定兴师问罪,派原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毛伯温到广西,与张经会商进兵。廉州知府张岳和广西副使翁万达相继进言,认为安南正忙于战事,没有工夫前来请贡,并不是有意怠慢明朝上国的;况且远征安南劳师糜饷,这不是一条上策,应该想法子震慑他们让他们不敢不听从号令。张经和毛伯温采纳他们的建议,一面用重兵压境威慑,一面派张岳入安南,晓以利害。最终,莫登庸权衡利害关系,向明朝谢罪,避免了一场战祸。副使张瑶等讨伐马平瑶族的叛乱屡屡失败,于是嘉靖帝怪罪张瑶而起用张经。给事中周怡弹劾张经,张经于是乞求免职,嘉靖帝不准许。后来因为丁忧而罢官归乡,丁忧完成之后起用他为三边总督。此时,给事中刘起宗上书弹劾张经在两广的时候参见克扣官兵的饷银,所以明廷取消了之前的任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张经又被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之后改为兵部。
       大败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朝议以倭寇猖獗,应要设总督大臣,命张经解除之前的职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各省的兵马,便宜行事。于是张经征召了两广的狼土兵为之听用。同年十一月,明廷听用兵科所言讲张经改任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办讨贼的事务。张经初到任时,因各将位崇气骄,与倭寇作战屡次失败。世宗下令罢免屠大山应天巡抚职,张经因负连带责任,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替屠大山负责当地防务。当时,倭寇两万多人盘踞浙江柘林川沙堡,且人数愈聚愈多。张经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俍兵齐集,一举尽歼倭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倭寇进犯乍浦、海宁,攻破崇德,转掠浙西。江南百姓长期受倭寇侵犯,纷纷责怪张经按兵不动,纵容倭寇。世宗闻知,大为恼怒,限期要张经进剿。这时,权相严嵩的干儿子、兵部侍郎赵文华巡海督师到浙江,催促张经进兵。赵文华自恃与严嵩关系特殊,对张经颐指气使,又向张经索贿白银两万两,张经以自己位望在赵文华之上,不买其账,因而激怒赵文华。适值倭寇四出劫掠,赵文华督战更急。张经回复他说:“倭寇十分狡猾而且人数众多,等到援兵到达之后再进击倭寇,才能保证万全。”但是赵文华认为张经瞧不起自己,极为恼怒,便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上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并且害怕敌人贻误战机。赵文华刚上疏不久,永顺、保靖的狼兵即开到,在石塘湾打一胜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初一日,倭寇数千人突然从水陆两途进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带领保靖俍兵、总兵俞大猷带领永顺狼兵由泖湖向平望急进,参将汤克宽带领水师从中路楔入,合战于王江泾。激战数日,倭寇大败,被杀死1900多人,烧死和堕水溺毙者不计其数,取得东南抗倭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冤屈被杀:浙江取得大捷同时,嘉靖帝看到赵文华的奏疏却下诏逮捕张经。浙江捷报传到北京,给事中李用敬、闻望云陈奏:“军队取得大捷,倭寇的嚣张气焰被遏制住,此时不宜更换主帅。请召回锦衣使者。”嘉靖帝认为李用敬、闻望云与张经结党回护,将二人施以廷杖后削职为民,仍把张经逮捕到京下狱。嘉靖帝想弄清浙江大捷的真相,于是问到严嵩。严嵩却颠倒黑白,称:“徐阶、李本浙江人,都说张经养寇不战,完全是李文华、胡宗宪在一起谋划进剿,张经是冒功请赏。”廷讯时,张经向嘉靖帝陈述这次歼灭倭寇的经过,并指出:自任总督以来,先后斩杀和生俘倭寇共达5000人之多。但嘉靖帝还是听信严嵩的谗言,于当年十月冤杀张经。张经有功反遭诛戮,天下人都为其鸣不平。隆庆初年,张经之孙张懋爵上疏鸣冤,朝廷乃恢复张经官职,赐祭葬,追谥“襄敏”,并给予后代袭封官职的恩典。
       人物评价:《明史》:张经功不赏,而以冤戮,稔倭毒而助之攻,东南涂炭数十年。谗贼之罪,可胜诛哉!蔡东藩:至张经继任,虽傲然自大,不无可訾,然王江泾一役,斩馘至二千级,当时推为第一胜仗,要不得谓非经之功。谷应泰:倭患愈剧,张经再出。经以功在铜柱,因而偃蹇凌轹,度亦自大匹夫耳。然视事一月,指挥群帅。王江泾之捷,贼兵宵遁。史称其兵骄将悍,或亦谗人之蜚语,狱吏之深文也。梅毅《大明朝的另类历史》: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其实给予了倭寇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严嵩、赵文华一伙人的背后拆合,加上张经死后入江、浙一带的狼兵、土兵不听调遣,倭患逐渐转剧。
       个人作品:今存《半洲稿》四卷,《四库总目》行于世。
       诗词:福州于山下报恩定光多宝塔,俗称白塔。在青砖矗立的墙壁上,留下张经一首七律诗:
       燕王本意筑金台, 只谓能收济世才。何事荆轲终远去, 空怜乐毅不归来。
       平沙古嶂河山在, 落日鸣琴草木哀。三辅云晴瞻北极, 九重宫阙自天开。
       在福州守孝期间,张经还热心教育事业,撰写了《四门学碑记》。此书现今碑存于于山碑廊。

       翁正春(1553~1626年):初名允桩,字克生,金华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熹宗天启中前后在世。明末纵游江湖。工诗,殊多哀厉之音,正春诗有《益斋存稿》—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明万历七年(1579年)举人,任延平府教授,转龙溪教谕。万历二十年(1592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历春坊中允,主顺天乡试,进庶子,擢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知贡举,升礼部左侍郎,主持部事,充日讲官。上“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下,重贤才,慎财用,惜民命,重边防”八箴,皇帝不予采纳。又上疏议科场舞弊,反被劾徇私,奏请辞职,不许。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改吏部左侍郎,詹事府日讲官。再以母老侍养告归。天启元年(1621年)起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实录副总裁。天启四年(1624年),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正春亦上疏揭发,被诘责,遭魏忠贤报复,再次疏请辞归,获准,加太子少保,赐传车回里。卒谥“文简”。有《南宫奏疏》及《青阳集》传世。
       明史记载: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万历中,为龙溪教谕。二十年,擢进士第一,授修撰,累迁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礼部左侍郎,代吴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极言阙失,不报。明年秋,万寿节,正春献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僚,宝贤才,谨财用,恤民命,重边防。帝不省。吉王翊銮请封支子常源为郡王。正春言翊銮之封在《宗籓条例》已定之后,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镇国将军。王贵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为言。命偕中官往择地,得吉。中官难以烦费,正春勃然曰:“贵妃诞育元良,他日国母也,奈何以天下俭乎?”奏上,报可。代王欲废长子鼎渭,立次子鼎莎,朝议持二十余年。正春集众议上疏,鼎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贡,正春言:“中山已入于倭,今使臣多倭人,贡物多倭器,绝之便;否亦宜诏福建抚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
       四十年,进士邹之麟分校乡试,私举子童学贤,为御史马孟祯等所发。正春议黜学贤,谪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给事中赵兴邦、亓诗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许。顷之,言官发汤宾尹、韩敬科场事。正春坐敬不谨,敬党大恨。诗教复劾正春,正春疏辩,益求去。帝虽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寻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养归。天启元年,起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抗论忤魏忠贤,被旨谯责。明年,御史赵胤昌希指劾之,正春再疏乞归。帝以正春尝为皇祖讲官,特加太子少保,赐敕驰传,异数也。时正春年逾七十,母百岁,率子孙奉觞上寿,乡闾艳之。未几,卒。崇祯初,谥文简。
       正春风度峻整,终日无狎语。倦不倾倚,暑不裸裎,目无流视。见者肃然。明一代,科目职官冠廷对者二人;鼐以典史,正春以教谕云。

       曹学佺(1574-1646):明代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闽中十子之首。字能始,一字尊生,号雁泽,又号石仓居士、西峰居士,福建福州府侯官县洪塘乡人。清兵入闽,自缢殉节。曹学佺藏书万卷,著书千卷。毕生好学,对文学、诗词、地理、天文、禅理、音律、诸子百家等都有研究,尤其工于诗词。精通音律,擅长度曲,曾谱写闽剧的主要腔调逗腔,被认为是闽剧始祖之一。名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就出自曹学佺之手。

       初任闲职:曹学佺于万历二年(1574)出生在福州侯官县洪塘乡的一个小商贩家庭。父曹极渠,卖饼为生,母亲早逝,家庭贫寒。曹学佺自幼好学,曾在长乐上学,十八岁入府学,万历十九年(1591)中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会试落第后,回乡与龚用卿之女结婚。当时龚用卿已辞官在家,借助龚用卿的关系,曹学佺得以结识乡绅名流。万历二十二年(1594)冬,再赴北京备考次年的春闱考试,并有机会和诸多名士交流。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会试中,曹学佺以二甲五十名考取进士。会试时,策问“车战”,答曰:“臣南人也,不谙车战,请以舟战论。”因而详陈舟战之法。考官张位奇其才,初定第一,因不能破例,改为第十名,授户部主事。后张位被罢官,其门生故吏不敢前往看望,独有曹学佺带许多干粮赶往码头为之送行。事为执政所闻,遂摘取曹学佺会试卷中言论,斥为“险怪不经”,被调任南京天柱大理寺左寺正的闲职,之后又任南京户部郎中。在任闲职七年间,曹学佺精心研究学问。
       被劾去职:万历三十七年(1609),曹学佺任四川右参政。当时,四川发生灾荒,曹学佺设厂煮粥,赈济饥民,又将饥荒情况绘图上报,获准发放300万两赈济款,“蜀人诧为三百年未有之殊恩”。四川有行、坐二税,行税取自商贾,坐税取自百姓。饥荒后百姓多逃亡,坐税无所出,曹学佺以历年行税盈余抵作本年坐税,使百姓免受追比之苦,而贪官污吏却因少去搜刮机会而生怨。蜀王府毁于火灾,蜀王要地方官筹资70万两修复,曹学佺援宗藩条例予以拒绝。四川道路险绝,曹学佺集资修复不少道路、桥梁,受到行旅的好评。万历三十九年(1611),曹学佺升任四川按察使。万历四十一年(1613)考绩,因得罪蜀王为其所谤,被罢职,蜀人遮道相送。是年,曹学佺回籍,在故乡洪塘建石仓园,藏书万卷。时常邀请文友,赋诗会文,谈今论古,并创剧社“儒林班”,闽中文风因之昌盛。
       天启二年(1622),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桂林宗室素来骄横,常有不法行为,曹学佺执法不阿,遇宗室犯法者,即命主管官吏究治;又亲自反复开导,使宗室肃然奉法。有人倚仗宗室势力,私铸钱币,曹学佺严逮问罪,不稍宽纵,私铸之风遂敛;钱局舞弊营私,两年中赢利仅千余金,经曹学佺订立制度,严加管束,一年获利5000金。广西少数民族众多,官吏、差役敲诈勒索,驻军责供给酒食,骚扰不已,经常激起民变。曹学佺对官吏、差役严加约束,改置营镇于他处,严禁驻军骚扰,局势很快恢复安定。
       天启六年(1626)秋,曹学佺迁陕西副布政使,尚未赴任,突生变故。事因其在所著《野史纪略》中直书“梃击案“本末,魏忠贤党羽刘廷之挟嫌劾之,谓“私撰国史,淆乱是非”。曹学佺被囚禁70天后削职为民,《野史纪略》书版被毁。
       崇祯(1628~1644)初年,曹学佺又被起用为广西副使,但力辞不就。当时,福建沿海海盗猖獗,曹学佺建议当局在闽江口梅花、双龟一带屯兵并建碉堡、编居民,共同防守;又条陈机宜九事。当局采纳其建议,海寇从此远遁。曹学佺热心故乡公益事业,曾筹资疏浚城内外河道与西湖,并建造洪山、万安、桐口3座桥梁。乡人感其德,在洪山桥头立祠塑像以祀。
       国破身殉: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曹学佺闻讯,投池自杀,为家人所救。次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曹学佺进见,被授为太常寺卿,不久迁礼部侍郎兼侍讲学士。以纂修《崇祯实录》,进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当时诸事草创,朝中大事由曹学佺和大学士黄道周参决。隆武二年(1646),力赞隆武帝亲征收复失地,因年迈不能从行,便捐银万两助饷。同年八月,隆武帝亲征失败。清军于当年进入福建,郑芝龙降清,隆武帝在逃亡汀州的途中被俘,绝食而死。九月十七日,清军攻陷福州,次日,曹学佺香汤沐浴,整顿衣冠,在西峰里家中自缢殉国,死前留下绝命联:“生前单管笔,死后一条绳。”另有说法称他是在鼓山涌泉寺自缢的。曹学佺死后,其家被清兵所抄,家人也遭逮捕,藏书被清军抢光。清乾隆十一年(1746),即曹学佺逝世一百年之后,清政府追谥他为“忠节”。

       赵奋 (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宁波府推官) :字庸卿,福建省福州市侯官人,璧之弟。嘉靖乙丑进士。初释褐乞就广文,得温州学教授,寻擢宁波府推官。平恕不苛,议狱多所平反。召入为给事中,时有谠言,与执政不合,出守广平府,廉慈声溢于畿辅。举卓异,受旌转河南督学宪副,校士称得人。以疾乞归卒。奋与其兄璧相友爱,怡怡无间言。叔季而下,鲜有俪者。

       洪塘所倚妙峰山,逶迤磅礴,分劈九支趋入江滨,号曰“九龙渡江”。其上松涛怒鸣,涧云遄飞,朝晖夕阳,气象万变。妙峰寺建于宋朝天圣年间,先哲多读书其中,使其名声远播。云程山因林氏五兄弟联登云程而得名。

      林瑭(1446~1496年):字廷玉,号西园,侯官县洪塘瓦埕村(今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瓦埕村)人,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生。成化元年(1465年),林瑭同兄静庵上京会试,至鹅湖,静庵疾发,林瑭送兄回福州。静庵逝世后,林瑭也无意功名,唯在乡里教读静庵子林文缵(后文缵成进士)等人,直到成化十七年(1481年),才赴京会试,赐同进士,历政工曹,奉命督造周藩府坟。成化十九年(1483年)授行人司行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三载考满,进阶修职郎。第二年(1487年)升云南道监察御史。弘治三年(1490年),巡按云南,率官兵力剿夷患。弘治四年(1491年),奉敕审理冤狱,平反无辜,其中有个叫阿你的人,才13岁,被仇家诬告为匪,经林瑭重新审理,无罪释放,大家敬服。林瑭又将镇守所渔利的名目,除去八九成,于是上下交相称赞曰:“吾阅御史多矣,无如林者”。弘治五年(1492年),林瑭敕进阶文林郎。第二年奉命督学南畿学政,黜浮华,重廉退,声名愈高。弘治九年(1496年),擢太仆寺少卿,回乡祭坟,至浦城病逝,年50岁。遗著有《西园遗稿》、《宗法存古录》等。

       林坣(1491~1570年):字茂贞,号云山,侯官县洪塘瓦埕乡(今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瓦埕村)人,明弘治四年(1491年)生。嘉靖五年(1526年)成进士,授浙江淳安县尹。他在淳安县建清溪桥,创南山书院,以德治县,颇有政绩。嘉靖十一年(1532年)转知随州(今湖北省随县),正逢干旱,为百姓徒步祈雨,以志心诚,后果大雨滂沱,百姓雀跃,建“喜雨亭”以为纪念。林坣在随州仅3个月,回乡奔太孺人丧,服阕补知太仓州(今属江苏省),清狱、积谷、新学宫,建桂花亭,太仓为之一新。当时狱中关一大盗,密以千金行贿;又有一个争嗣案,当事人家资巨万,情愿一半入官,惟求一嗣。林坣秉公执法说:“放走大盗,率乱本支,我怎能教人以偷?”皆置之于法。民称他为“神君”。不久改知万州(在海南岛)。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升南京刑部员外郎,不久转正郎。嘉靖三十年(1551年)出补云南临安府(今建水县)知府。时苗兵扰乱,林坣毅然以靖乱自居,轨章程,筹粮饷,提兵数千人出郊次为声援,郡邑赖以不惊。林坣在临安府仅几年,因病辞官归里,独治一室,散列图书古玩,喜吟咏。他待人以诚,处族戚尤为和厚。有人要侵占其资产,他说:“物有常主耶?”有人要盗埋其坟山,他说:“文王泽及枯骨,吾爱一抔之土耶?”不予计较,有古君子之风。刑部员外郎郑元韶称赞他“生可祀于国,死可祀于乡”。隆庆四年(1570年)病逝,年79岁。


       警世钟......

       洪塘古渡是古时的集市商港,是闽江上下游水路交通的集散地,舟楫千百。船工们擅长撑船划舟,洪塘的龙舟称“青蛇”、“白蛇”,浮雕刻画了端午赛龙舟的热闹场景。

       洪塘乃是闽剧的发源地。明末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礼部尚书曹学佺,晚年在老家洪塘的石仓园创建闽剧的前身——儒林班,收徒教戏,阵容强大。曹学佺手下的演员曾在福州乌山、于山、南较场、金山寺古渡口等地演戏,故而四百多年来曹学佺毋庸置疑地被福建人尊为闽剧的始祖。

       闽剧中的儒林戏:闽剧来源通常从明朝万历年间,曹学佺削职遣返故里算起。曹学佺精通音律,创研出适合福州方言音韵演唱的新唱腔。当时曹府夜夜笙歌、艺伎聚唱,家庭戏班演的大都是具有浓重文人戏曲印记的儒林戏。清兵入关后,儒林班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江西弋阳腔开始进入福州,因戏班长年累月走乡闯寨流动演出,又称江湖戏。由于江湖戏唱白均操土官话,后来又有了用纯正福州方言演唱的平讲戏。平讲戏的兴起,促使了儒林戏的复苏。儒林戏的发祥地洪塘乡的乡亲,为了纪念曹氏,在清朝咸丰年间办起了洪塘儒林班,让沉寂了200多年的儒林戏重敲锣鼓。戏班首演节目是《水漫金山》,戏台搭在闽江畔的金山寺,产生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让早期曹氏的府第家班从深宅大院走向了民间,这是儒林戏的大突破。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儒林戏与江湖戏、平讲戏结合融汇,形成了今日的闽剧。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徐州府萧县,南宋时朱氏家族移居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林龙江:林兆恩,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明正德12年(1517年)7月16日出生于莆田县埭内赤柱官宦之家,万历26年(1598)正月十四日病逝,终年82岁。他祖父林富是明弘治年间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他屡试不第,后专心求道,精心研究儒道、释之学,创三教合一学说。在东岩山林富的别墅传教授徒。学者称林龙江为三教先生。

       林龙江,本名林兆恩,莆田人,明代思想家、三一教创始人。林龙江本为儒生,中秀才后屡试不第,三十多岁时愤而脱离儒籍,遍访道行之士,研求心身性命之学,糅佛、道、儒三家学说为一体,创立了三一教,并在闽、赣、江、浙等省义务行医传教。福州是他主要的活动地,他先在洪塘金山寺建一小楼“借借室”,作为在榕常驻之所。不久后又在金山寺西北向不远处的龙江寺今址又筑一住所,亦名“借借室”。传说他曾携老母在此长住,以制作售卖竹捞篱谋生,奉母至孝,故今龙江寺南面的一乡间小道得名“笳(捞)篱弄”。
       林龙江在福州期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名学者陈第等曾慕名造访求道,“借借室”一时随林龙江的大名而闻名遐迩。林龙江死后,“借借室”改名借借祠、龙江祠。信徒奉林龙江为神,塑像供祀,香火甚旺,林龙江家乡莆田信徒亦多有来往,龙江祠遂成为三一教的活动场所。
       林龙江所处的时代正是倭寇扰乱最为猖獗的年代。倭寇屡次扰乱攻陷兴化城池,沿途烧杀掠夺,百姓死者不计胜数。城内外尸横遍地血迹斑斑。龙江乐善好施,多行义举,变卖家财收尸埋骨;施舍钱粮赈济难民。林龙江在莆仙、福清南部和惠北一带很受百姓爱戴。
       明代倭寇扰乱是莆田历史上最大的祸患,先后侵犯骚扰兴化府先后达15次。特别是明嘉靖22年(1543)至42年(1563)最为严重,抢劫民财,残杀百姓,给莆仙人民带来莫大灾难。嘉靖40年(1561),倭寇从夏到冬三次攻埭,扰乱周围村庄,城郊荔浦一带百姓被杀甚多,血流染红了沟水。城内瘟疫并起,死者为数不少。林龙江命弟弟兆居、弟子黄仕钦等七人,雇工在城内外收尸2220多具葬于太平山。嘉靖41年(1562)春,倭寇攻陷兴化城,百姓被杀甚众。林龙江先生请北京僧无闻、漳州僧静园等10多人在城内外收尸火葬约5000多身。南北洋各地也尸骸遍野。同年5月,他又命僧云章等10多人收尸,前后历时8个月,收尸约万余身。
       更为严重的是嘉靖41年(1562)11月29日,倭寇攻破城池,占据兴化城时达60天,大肆凶残杀害百姓,烧焚民房、县府衙门,被烧杀的百姓达2万多人,其中进士就有19人、举人53人、府县生员356人。当时,戚继光率领军士来莆剿灭倭寇。贼兵闻讯后惊慌退出兴化城逃窜沿海。这次,城内外百姓被杀不少。龙江再次派弟子刘献策、僧法从等18人到处收尸骸,完整的尸体就有4000多身,残缺不全的尸骨有百余担,全部烧化后葬于南北河尾山。
       嘉靖42年(1563)11月,倭寇另一路侵犯仙游城,次年贼寇被戚家军剿灭,积尸遍野。林龙江命门人许梦笔、僧明圭等10多人往仙游收尸800多身,并为莆仙县城清理街头街尾秽腥。据传,新任知府易道谭知城内外尸体遍地,停留福清不敢来兴化府上任,龙江派人清洒之后才进城。自嘉靖37年至42年,倭寇侵犯莆田达9次,杀死百姓不计其数,林龙江前前后后5次用卖田的银两共收埋、火化尸体骸骨共23000多身,收尸骨一百多担。
       此外,据当时县教授刘仕锐查勘上报朝廷,林龙江先生有义行善举13项。他家财变卖的所得巨款全部用于收尸埋骨,或赈济难民、灾民。嘉靖39年(1560),倭寇拢乱莆田,城外百姓进城避乱,龙江先生给予每人钱和粮。万历18年和22年,莆田先后二次发生饥荒,他捐银2万多两、稻谷100多石赈济灾民。嘉靖37年(1558)4月14日,倭寇进攻兴化城。当时湖湘麻阳兵千余人过境,龙江先生获悉后与仕绅们计议,请麻阳兵退寇,给酬金2000两。龙江先生先垫付部分银两。
       作品一览:林龙江创造“九序心法”(也叫艮背法)可以治病。他把技术传授门人为百姓治病。当时,也有不少官吏士大夫也登门求教治病之方。林龙江对明朝政治腐败及一些贪官污吏,不顾人民痛苦,极为愤慨;对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深恶痛绝。他自觉献粮献钱、出卖田地支援官兵抗倭及受倭害的群众,很受人们敬仰。
       林龙江母亲李氏患病去世,林在家守丧,心里很悲痛。有一天,林龙江听门人报告说,有一股日本倭寇窜到莆田来,正疯狂地攻打府城。守城官兵思想准备不足,粮钱欠缺,难以抵敌。这天寒风呼呼,阴雨连绵。守城官兵防守非常艰难,府城危如累卵,林龙江听到这个情况,在丧母极度悲痛中,马上召集门徒和家人商讨援助官兵抗倭之事。大家都一致赞成,林龙江家属同意献粮献钱。门徒们看林家要献粮钱,纷纷表示要克服阴雨和道路泥泞的困难,决心把粮钱送到军营去。
       林龙江挑选一批身体强壮的门徒和当地的青壮年帮助把钱、粮送去。官兵们得到粮钱,很高兴。城内附近群众听到林龙江送粮钱援助官兵,也筹集粮款联合送给守城部队。官兵受到援助,吃饱用足,认清敌情,个个精神振奋,士气高昂,一举赶走了倭寇,府城终于无恙。林龙江得到群众敬仰,莆田处处建祠纪念。
       林龙江先生多行善举,乐善好施,变卖家财,济世救人,堪称一代慈善先贤。


       渡口对面美丽的金山寺......

       桥栏上篆刻着几位洪塘名人对自己家乡的贡献......


       为民伸冤:林瑭,字廷玉,号西园,洪塘瓦埕人。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明弘治三年巡按云南,率官兵力剿夷患。弘治四年,林瑭奉敕审理冤狱。他对每一个案件认真审阅,仔细研究,发现疑点,深入调查,准确审判,对一些冤假错案,坚决予以平反。其中,有个叫阿你的人,年仅13岁,被仇家诬告为匪,关入重狱。他发现案件疑点,主持重新审理,终于查清此案系仇家诬告,阿你为匪没有事实,遂判仇家诬告有罪,阿你无罪释放,大家十分敬服。林瑭又将衙吏盘剥渔利百姓的苛捐杂税除去八九成,于是上下交相称赞曰:“我见过很多御史官,没有像林公这样清廉为民的”。

      李兴爱民:李兴,字希杰,怀安人。明永乐初年,由国子生授太平府推官。他为官廉慎,断案公平,很快被提升为户部郎中,在他任内,别人不敢以私情干预。在严州知府任上,他宽以抚民,严以束吏,做了很多惠民的事情。他在公共的地方设置量衡工具,以促进民间公平交易,促进商业经济发展。他安排催收赋税,能考虑百姓的实际情况,预告收缴期限,给人留有余地,百姓不受惊扰,均主动按时交纳。宣德年间,他调任广州知府,顺乎民情,不避权势,兴利除弊,大胆改革。他届满离任,两袖清风,行李萧然,空手离去。史志均将其列为良吏。

        神君林坣:林坣,字茂贞,号云山,洪塘瓦埕人。明嘉靖五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正郎。他知太仓州府时,
秉公执法,绝不徇私。当时狱中关着一个大盗,要以千金行贿以求减轻案情。另一个争后嗣案,当事人家资巨万,情愿一半入官,只求判得一后嗣。林坣勃然大怒,拍案斥责道:“放走大盗,率乱本支,我怎能教人以偷?”皆置之于法。他鼓励百姓发展生产,积攒粮食,以备荒年。他还兴建学宫,大兴教育,修建道路,设置凉亭,改善环境,百姓赞他为“神君”。

       清廉陈复:陈复,字鼎初,怀安人,明永乐甲辰进士,官至户部主事知杭州府。陈复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明察秋毫,狱讼大省。公庭无事时,他常坐堂上读书,时或与群吏讲解律令,深受百姓爱戴。适逢家中父逝,应丁忧三年,百姓舍不得他走,自发涌路叩拦,皇帝知道后,下诏准许陈复“夺情视篆”。陈复去世时,杭州百姓罢市巷哭,痛表哀悼。谁知他一生清廉,竟无钱办丧事,百姓纷纷送上丧礼,但陈复的儿子坚决不肯接受,泣曰:“吾父生平清白,讵可殁而污之。”后在按察使轩袿的协助下,陈复的灵柩才运回老家办理了丧事。

       正统四年,以荐知杭州,廉明简静,讼狱大减。公庭无事,日坐堂上读书,时或与群吏讲解律令。杭,剧郡也,复处之裕如。会以忧去,遮留者数千人。省臣上闻,诏夺情视篆。未几卒,杭民罢市巷哭。贫无以敛,民竞致赙,其子不受,泣曰:“吾父生平清白,讵可殁而污之。”按察使轩袿为归其丧。见《杭州通志》。


       张经抗倭:张经,号半洲,洪塘人。明嘉靖年间官拜兵部尚书、七省经略。1554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皇帝下诏令张经总督江南五省抗击倭寇。张经选将练兵,英勇奋战,在王江泾大捷,杀敌近二千人,打败倭寇,取得“东南战功第一”之赞誉。但是,奸臣严嵩把抗倭的功劳全归其义子赵文华身上,并诬陷张经“养寇靡财”等莫须有罪名。皇帝听信谗言,1555年10月把张经斩于西市。张经孙子张懋爵闯关万里为其祖父鸣冤叫屈。皇帝痛悔,为张经平反昭雪,赐金头御葬,谥号“襄愍公”。张经死后,民众在他的家乡洪塘建祠纪念,将其居住的街巷以他的字号命名为“半洲街”。

       弹劾贪官:张经为官一身正气,疾恶如仇。明嘉靖四年,张经任吏科给事中时,宁夏总兵种勋遣人进京向京官贿赂,受贿名册涉及在朝中的兵部尚书金献民。张经不畏权贵,与御史高世魁等上书弹劾,迫使金献民辞职罢官。河南巡抚潘埙隐匿灾情不报,推卸责任,也被张经弹劾去职。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的官校挟势勒索,大为民害。张经上疏,指责此辈“譬则虎狼蛇虺,遇者无不毒噬”。竭力建议撤除,明世宗采纳其意见,撤销锦衣卫和东、西厂。其诗言志曰:赤心悬日月,壮志薄鲵鲸。憨直缘忠愤,生全仗圣明。

       拒腐为民:曹学佺,洪塘人,隆武年间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明万历三十七年任四川按察使时,皇族蜀王府火灾,门、殿尽焚。蜀王奉旨令地方筹银70万两用于修复府邸。曹学佺不怕得罪皇族,坚持《宗宗藩条理》,不予会签,坚决抵制地方拨银修王府。那年,恰逢蜀大饥,曹学佺深入乡里,察看灾情,打开官仓,设厂煮粥,绘图上请,发帑金三万赈灾。同时,大胆改革税赋之弊,免除农民田赋之累。因此得罪皇族,蜀王寻隙构陷,曹学佺被贬,“获罪而归”。临行,民众“遮道挽留,数日不散,几不得发”。曹学佺归隐洪塘故里后,建“石仓园”,自喻石君,诗曰“山川凝结成,天地同寿考”。

       亲民惠民:明天启二年,曹学佺任广西右参议。广西地僻,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安复杂。曹学佺严禁官吏扰民,严惩犯法歹徒。有不法之徒躲进皇亲王府,衙役不敢入府拘办,他不畏权势亲自带领官吏进府搜捕。同时,曹学佺恩威并举,订制度,明纪律,加大风化教育,倡导民族团结,使“蛮荒”边隅成为弦歌诵读之地。曹学佺归隐福州后,聚集家童侍女组成家班,在家自行调教,唱曲演出,俗称“儒林班”,成为闽剧之始。并在家乡倡导修桥铺路,主持修建闽江上的潘渡、洪山、万安、桐口等桥梁,筹资疏浚福州内河和西湖,民众在福州西湖“苑在堂”和洪山桥畔为他建祠立像以纪其功德。

       爱国尽节:曹学佺辞官居家时,福建沿海倭寇猖獗,他上书官府,请求在闽江口梅花、双龟等地组织民众设防,提出九项防卫训练措施,令倭寇无机可乘,闽海一时得安。曹学佺忠君爱国,不事二主,以身尽节。李自成攻陷北京,曹学佺悲愤不已,投池自尽,幸被家人所救。1645年,唐王朱孝健在福州称帝,曹学佺任礼部尚书,力主宣帝亲征,收复失地。他因年迈不能从行,遂变卖家产倾资助军。他说:“与其存为子孙用,不如先为国家用。成败利钝,非子所知,诸君勉之!”清兵入榕,曹学佺以身殉国,自缢家中,留有“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之绝笔。一百年后,清乾隆皇帝追谥其为“忠节公”。

       直谏皇帝:翁正春,洪塘人,明万历二十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万历三十八年,皇帝荒废朝政好久不上朝,政务废弛。翁正春以这年的日食为契机,上书直谏皇帝“天变之不可不畏”,应当赶快“幡然转移,举从前缺失,立见施行,将日中之治行”。次年八月,翁正春又以为皇帝祝寿之名,提出“清君心,遵祖制,振国纪、信臣僚、宝贤才,罢聚敛,恤民命、重边防“等切中时弊的治国八策。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气焰嚣张。翁正春痛恨奸党,不畏权贵,据理力争,上疏弹劾阉党二十四条大罪,反被阉党诬陷为“东林巨魁”,受皇帝斥责,上疏告老还乡。《明史》赞翁正春“风度峻整”“见者肃然“。


       状元亲民:万历壬辰年,翁正春进京会考得中状元,全村欢声雷动,拍手称好。翁正春的邻居羊倌和其母又喜又愁,喜的是翁正春得中状元给乡民争光,愁得是按当时的定制,新科状元肯定要回乡建盖府第,那么他的房屋将会被拆除。果然,翁正春衣锦还乡,皇朝赐建“状元府”。但翁正春始终感德乡民关心,特别感念羊倌家境贫寒,而在他得中状元时,第一时间牵着羊羔狂奔回村报讯,因用力过度致羊羔被拖死。于是,翁正春在建盖“状元府”的同时拆掉羊倌的破房子,建造一幢新房屋给羊倌一家居住。“状元府”与“羊仔厝”至今还在,状元亲民的故事也广为流传。

        秉公止荐:明万历年间,翁正春初任礼部左侍郎,适值吉王朱翊銮上殿奏请皇帝赐封他的支子朱常源为郡王。翁正春认为朝廷已经颁布了《宗藩条例》,按照《宗藩条例》的规定,王的支庶最多只能风爵。吉王要求赐封支子朱常源为郡王不符合条例规制,不能任人唯亲,违例赐封为王。他当着皇帝的面,向皇帝谏言:“朱翊銮之封在《宗藩条例》已定之后,其支庶宜止本爵。”百官都为翁正春刚直不阿、秉公举荐的精神所折服。万历皇帝也只得忍痛割爱,乃授吉王支子朱常源为镇国将军。


       村民自发在古渡口建了这座遮雨亭,为游客们遮风挡雨......

       亭上有展板点出了金山寺的五宝:

       宝一:“金山寺”寺牌系全国首届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书,这是里人书法家肖心涛三次求索而得之。悬于金山寺正前方。      

       宝二:“最是胜处”横匾。此匾系1935年5月民国国府主席林森游金山寺时挥笔书写,位于妈祖厅后门上方,与寺牌前后呼应。

       宝三:“大慈悲”横匾。此匾系全国著名书画大师刘海粟88岁高龄为金山寺观音堂题写,据说这是刘老封笔之作。

       宝四:连理古樟树。位于金山寺西侧,系明朝当地状元翁正春所植。此树“浓荫压瓦,六月生凉”,又被誉为“状元树”、“爱情树”、菩提树“”。
       宝五:千年石塔。位于金山寺正中央,系五代时期(公元960年)建造的七级八角实心石塔,无疑是“镇寺之宝”。这座石塔高10米,由185块白梨石砌成,正因这座塔的存在,才会为此建金山寺,它是“主心骨”,寺内房屋都是环之而建。千百年来风吹浪打仍巍然屹立,完好无损。此塔与镇江金山塔同名齐辉。


       最古老的民间歌谣《月光光》:福建省最古老的民间歌谣《月光光》也诞生在洪塘古渡。这首源自1300年前的歌谣,是福州地区流传最早的一首歌谣,它很好地诠释了福州老百姓对闽江的依恋与情感。“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撑船来接郎。”
       据《福建编年史》记载,《月光光》为福建观察使常衮所作,完成于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常衮(729—785),字夷甫,今陕西西安人,是唐代著名的状元宰相。他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状元及第,由于为人正直,有政声,官至宰相。唐德宗即位后,几度遭贬。贬为福建观察使任上,依然忠于职守,重视教育。可以说,福建真正的文教是从常衮开始的。他多用民歌民谣教导福州民众识字,创作有百首以上,其中就有《月光光》。常衮把这首歌谣作为启蒙识字班的教材加以传诵。
       由于《月光光》的内容写得明白易懂,通俗感人,所以传唱一千多年历久不衰。先是洪塘周围各村的村民,唱起《月光光》来琅琅上口。后来传播到福州各地,男女老少个个耳熟能详。
       据志书记载,唐朝金山塔寺沿江就有疍民以捕鱼为业,以船为家,《月光光》歌谣反映出疍民的渔业活动规律和生存环境。唐代以前洪山没有桥,浩浩闽江阻隔了两岸的交通。当地百姓要过闽江,必须从洪山东岸渡口乘竹排,过渡到洪山西岸的郭厝里(今闽江大道“观邸花园”附近)上岸,然后从郭厝里经同逸亭到洪塘。“水深不得渡”的码头,说的正是金山寺旁的洪塘码头。
       从《月光光》歌谣里可知——
       由于历史上福州交通落后,洪塘人用竹排代替轮渡,以竹代马,故称“骑竹马”。
       由于古时没有电灯照明,不少行人趁着月光赶路,故称“月光光”。
       由于从福州西门至洪山桥不足5公里路程,途中却有13口池塘,故称:“月光光,照池塘。”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福州满城仍是池塘遍布,内河纵横,乃福州市容一大景观。
  唐代洪塘疍民谋生方式各异,他们用毛竹制成竹排打鱼,小木船用以摆渡。当时,年轻男女疍民之间习惯是郎君撑竹排捕鱼摸蚬,女子在渡口撑船营运人货。诗人常衮把这对相爱至深的青年疍民,以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描述渔业分工,并表达青年男女纯真感情,情深意笃。


       站在金山寺远眺对面的洪塘古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艘艘乌篷船结队划过,多的时候渡口有三四十艘船。摆渡人咯吱咯吱摇着船桨,到对岸一般要划三四十分钟,票价就一两角,一般上午和傍晚人最多。那时主要是闽侯郊外的一些村民到城里卖农产品,但不管你坐船有多急,大部分船家都会等船坐满了才开船。一些生意人为了赶着出货,就会跟船家讨价还价,花一两块钱包船渡河,就像打车一样。
  二三十年前,往来上街和福州城区的人,都要到洪塘老渡口坐船,洪塘村成了必经之路,人流量最多时一天可达到6万多人次。大家等船时,当时唯一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逛街,而洪塘渡口周边的村落就成了商机遍地的福地。供销社商品物美价廉,加之渡口交通辐射,供销社在福州西郊小有名气,这也成了福州西郊的商业中心。当时渡口边还有卖各种小食,如糖葫芦、鱼丸等,渡口要从清晨一直热闹到傍晚。洪塘街早市排满了船民卖鱼虾、蚬子等的河鲜摊位,热闹的时候就像赶集,真是“塔影江声随波动,渡口人声尽日喧。”

  “撑船接郎来,郎今归何晚;江水深且寒,共载月光返。”这首诗作者已无法考证,但“江水深且寒”说的就是洪塘古渡。如今,渡口已无往日繁华,只有一艘小船,往来于金山寺和洪塘古渡间。我们游览了半小时左右,这位摆渡人已经来回了五六趟了。只见他立船头、拽麻绳、双手交替用力、左右渡船前行,每日数十趟,往返于码头和古刹。他,大概是最虔诚的修行者吧。

  金山寺浮于江,如一枚金印,寺内石塔则是印柄,当地人认为,洪塘官员、文人频出,全赖这颗“浮塘金印”。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涌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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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涌泉寺


       鼓山景区以古刹涌泉寺为中心,东有回龙阁、灵源洞等20多景;西有洞壑数十景,其中以十八景尤著;南有罗汉台、香炉峰等50多景;北有大顶峰、白云洞等45景。这些景点主要由花岗岩经长期剥蚀、风化、崩塌、堆积而成,千姿百态,构成蟠桃林、刘海钓蟾、玉笋峰、八仙岩和喝水岩等自然景观。此外,还有历代摩崖石刻多处。根据2008年我国公布第二批31座山峰高程测量结果,鼓山高度应修正为870.3米。漫步其中,能感受到“石鼓灵源苏万物,闽山古刹阅春秋”的胜境。

       鼓山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名闻遐迩。西晋尚书郎郭璞在《迁城记》中就有“左旗(山)右鼓(山),全闽二绝”之赞。它因顶峰有一巨石如鼓,每当风雨交加,便有簸荡之声,故名鼓山。鼓山胜迹以涌泉寺为中心,分东西南北四路,160多景。

       要想见识鼓山的真面目,一天时间都不够,更何况我们这样行色匆匆的外地游客,只好选择有代表性的涌泉寺和达摩十八景来了解鼓山了...... 

 



      这狮子,牙口真好......

       涌泉寺始建于783年,相传它的旧址为“华严寺”。据清代黄任《鼓山志》记载,涌泉寺“其先为潭”。唐建中四年(783年),有龙居灵源洞(《鼓山志》载:“其先为潭,毒龙居之。”),从事裴胄认为“神物所蟠,宜寺以镇之”,请高僧灵峤入山诛茅设台念《华严经》,遂成华严寺,从此龙不为害。现在,人们都把建中四年(783年)作为涌泉寺创建之始。唐武宗灭佛时,华严寺被毁。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延请国师神晏主持修建新寺,寺成之后赐名“国师馆”。王审知迎请神晏法师来住持涌泉寺,主持扩建殿奈,聚徒千百,称盛一时。因天王殿前有罗汉泉,后梁乾化五年(915年),改名为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宋朝时,宋真宗赐额“涌泉禅院”。明永乐五年(1407)年改称涌泉寺。永乐六年(1408年)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该寺曾两次毁于火灾,殿堂残存无几。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启间相继修复,后几度扩建,形成今天的规模。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颁赐的御书“涌泉寺”泥金匾额,至今仍高悬于天王殿寺门之上。

       鼓山山门上的对联:“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这是一副名联,语意双关。这山门建在山坡口,山风直冲而来,能将落叶尘土吹得干干净净,无须人工清扫;到了夏秋季节,台风频频,山门常被刮倒,干脆就不再设门,留下现在这个空门,而从它的寓意看,净地指佛门净地,纤尘不染,自然无须清扫;空指佛门四大皆空,信仰来去自由,自然不用关。这副对联还是一副藏头联,分别取“净”“空”二字,是为纪念涌泉寺已故方丈净空法师而题。


       兰花圃:1961年,朱德委员长和副省长陈绍宽来参观,朱指着古枫树说:“兰花长在树上”,众人不信,即派和尚上树,果然从树上采下寄生兰花,后培植成园。朱德委员长题书“兰花圃”3字。如今新兰放蕊,花香四溢,成了新的景点。

       朱德元帅一生酷爱兰花,视其为“国宝”。他养兰,咏兰,留下诸多诗文名篇,如“东方解冻发新芽,芳蕊迎春见物华;浅淡梳妆原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他常说,兰花生性高洁倔强,有自己的脾气个性,养育时要顺着它。不然,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死。他曾把自己培育的兰花名品赠送给北京中山公园、成都杜甫草堂等单位,让国人共同分享。

  1961年3月3日,正是兰蕙飘香时节,朱德元帅南巡广州,来到越秀山下游赏兰苑,有感而发,随口吟出“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1962年,全中国人民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在即。朱德在江南得春兰一株,联系风起云涌的世界形势,感慨万千地咏诗一首,“幽兰吐秀乔木下,仍自盘根众草傍;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用以赞叹兰花精神,鼓舞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1963年1月初朱德元帅视察海南岛时登上尖峰岭,在雨林中采得一株名贵兰花。他喜出望外地赋诗一首,“尖峰岭上产幽兰,古木林中朽树边;多费专家勤采掇,新种移出任人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井冈山的幽兰朱德元帅更是情有独钟。解放后第一次故地重游时,他停车崖岭拜访兰花,在山林深处采得一株,爱不释手。随行的陈奇涵将军助兴赋诗,“祖香隐长在深幽,清香吐芳自风流;三三幸会逢知遇,淑人君子美胜收”。朱德看后称妙,随即吟诵“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诗中巧用寻香万重不辞远,反衬出井冈幽兰之珍贵,因为这里的兰花浸润过革命者的鲜血。

  朱德元帅为兰花而写下的诗句很多,充分表达了他对兰花的热爱,也留给后人一段段难以忘怀的佳话。

       朱德为什么喜欢兰花:朱德喜欢兰花是因为他喜爱兰花的朴素高雅,兰花寄托着他对战友,妻子伍若兰的思念。朱德的前妻伍若兰也是革命战士,1932年被捕入狱,她受尽严刑拷打,至死不透露党内的任何消息,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朱德悲痛万分,自此常常思念爱妻,借物抒怀,喜欢上了兰花。不管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在莺歌燕舞的和平年代,他对兰花都是一往情深。
       在朱德心里,他的妻子有兰花的品德。自古以来,兰花就被文人所崇拜。兰花象征;高尚、脱俗、奉献、爱心、忠贞、爱国、团结等。任何一人有这里的一个词汇,就值得尊敬。
       朱德很爱这位妻子,并且对此很难过。为了纪念她,一辈子都在种植兰花,还特意从井冈山带回了井冈兰花,以缅怀和纪念自己的妻子。

       伍若兰(1903-1929)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 长,革命烈士.湖南省耒阳县(今耒阳市) 人,女,1903年3月出生于耒阳县城南九眼塘村一户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12岁入耒阳县女子职业学校。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同毛泽东堂妹毛泽建同班读书,结为挚友。
       她从少年时代起就同情贫苦大众,嫉恶如仇,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解放,带头剪发放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她积极投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带领青年妇女查抄仇货,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来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部长,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宣讲革命道理。她编的“如今世道大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的歌曲,富有鼓动性,在全县流传很广。
       长沙马日事变后,遭到耒阳反动当局的悬赏通缉,她不惧风险,坚持地下斗争,几次危急关头,都在亲友和群众的掩护下脱险。1928年2月19日耒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当选为妇女界联合会主席。她泼辣的工作作风,出色的组织能力,广博的知识,深受朱德的赞赏和喜爱,经县委同志介绍,同朱德结为夫妻,并随红军上了井冈山。参加红军后,她不仅细心照顾朱德的日常生活,而且积极地协助丈夫做红军政治工作。调到军部政治部任宣传队长后,不辞辛劳,带着宣传队深入到宁冈新城的塘南村开展分田运动。塘南村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反动气焰嚣张,她紧紧依靠贫苦农民,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惩处了村里作恶多端的大土豪劣绅,受到湘赣边区工农兵政府的通报表扬。她认真钻研军事技术,常请朱德教她射击、投弹、刺杀等。她刻苦学习,军事技术掌握很快,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她率领战士参加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红四军向赣南进军途中,同战士一道行军打仗,鼓舞了全军将士。1929年2月1日,部队途经江西寻邬县吉潭,遭国民党军刘士毅的一个团包围。朱德率警卫排同敌人展开了激战。她为保护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首长的安全,率一部分战士从敌人侧翼进行突击,将火力引向自己。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领导脱离了危险,而她却陷入敌军重围之中,因弹尽负伤被俘,押往赣州。

       起先,敌人并没有认出伍若兰,但因为朱德曾经的一句玩笑,把她送入了绝境: 

       朱德性格开朗豪爽,伍若兰也是女中人杰,须眉丈夫,二人结婚以后常开开玩笑,说说笑话。朱德是络腮胡子,伍若兰脸上有浅浅麻子,新婚之夜朱德风趣地说:“我脸上有胡子,你脸上有麻子,咱俩就麻麻(马马)胡胡(虎虎)过一辈子。”逗得伍若兰开怀大笑,说:“那就你别嫌我麻,我不嫌你胡,谁也别嫌谁。”夫妻间坦诚开朗,毫无芥蒂,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
       没想到这夫妻的私房玩笑话被听房的人听到了,作为佳话迅速传开。当时斗争错综复杂,反水叛逃的事时有发生,老总的这句玩笑话也传到了敌人耳中。敌人从伍若兰脸上的麻子,认出她是朱德的妻子,对其严刑拷问。伍若兰不愧为共产主义战士,也不愧是朱德的妻子,面对凶恶的敌人,掷地有声地说:“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而死最光荣。若要我低头,除非日头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敌人诱其同朱德脱离关系,自首投降,她威武不屈,怒斥敌人:“要我同朱德脱离,除非赣江水倒流!” 她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当时,她肚子里怀着朱德的孩子,生生被敌人从肚腹取出剁成肉泥!凶狠残忍,令人发指。

       她牺牲后,朱德深感悲痛,并长久地怀念她,曾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深情地介绍说:“她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是一个又会搞宣传,又会打仗,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难得女子。
       全国胜利了。1962年3月4日,朱德委员长重上井冈山。他临下山时,什么也不要,只带走一盆井冈兰,是井冈兰!这是一盆永不凋谢的井冈灵兰!她香飘万里,长青万年!


 



 

  

 

       涌泉寺广场前有两口泉眼,一是罗汉泉,一是石池。传说千年来泉水不断地从泉眼里涌出,从不干涸。涌泉寺因此而得名。相传在建寺时,一住持和尚,梦到罗汉指点此处有泉眼,第二天,和尚们在此处挖掘,果然有清泉,于是众僧为感谢罗汉赠泉,把此泉叫着罗汉泉,涌泉寺因此而得名。
       题刻“知恩报恩”,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意思吗?
       涌泉寺寺院建在海拔455米的鼓山山腰,占地约1.7公顷,前为香炉峰,后倚白云峰,整个寺院建在山峰的颌处,依山偎谷,槛廊连缀,大小殿堂簇拥其间,堪舆行家称为“燕窝穴”。使得寺院藏而不露,所以,游人无论是步行、乘车,还是坐缆车,都看不到寺院,即使进了山门,仍见不到规模宏大的涌泉寺,素有“进山不见寺,入寺不见山”之说。寺院分别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及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两度毁于大火,明崇祯七年(1634年)重建,到清代又几次修建后,于1983年重修至今。目前的涌泉寺基本上保持了明朝嘉靖年间的布局。寺院依山偎谷,槛廊连缀,25座大小殿堂簇拥着大雄宝殿。由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祖堂、藏经阁、禅堂、念佛堂、库房、客堂、斋堂等组成,此外还有钟楼、鼓楼、学戒堂、法界学院、东际楼、明月楼、放生池、回龙阁、岁寒楼等。整座寺院以大雄宝殿为中心,沿山坡地形层层上升,构成一错落有序的寺院建筑群。这座千年古刹,寺貌宏伟,殿宇辉煌,法像庄严,素有“闽刹之冠”的称誉。

  涌泉寺有“三宝”——陶塔、雕版、血经;“三铁”——铁树、铁锅、铁丝木,价值连城。陶塔是指涌泉寺前两侧的一对陶瓷千佛塔,此塔烧制于宋元丰五年(1082),立于东者名“庄严劫千佛宝塔”,立于西者名“贤劫千佛宝塔”。通高8.3米,座径1.2米,木构八角九层楼阁形式,现东塔有佛像1092尊,西塔有佛像1122尊。悬挂陶制塔铃72枚。这两座陶塔国内罕见,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涌泉寺的一大宝。寺内藏经阁,保存明以来佛经雕版万块,成为涌泉寺的第二大宝。涌泉寺有悠久的刻经史,据《鼓山涌泉寺经板目录》一书统计,至1932年止,共刻经359种,其中明刻84种,清刻195种,多为楷书方册,精妙绝伦。1929年,弘一大师来寺,见后大为赞叹,誉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大师倡缘刷印十九部道霈禅师的《华严经疏论纂要》赠予扶桑各寺。目前,寺中尚存有明末清初所刻的佛经及佛学著述板片3613块,清末至1949年所刻的7696块,各种佛像、书画板片66块,总计11375块。其中用“贝多罗”树叶制成的巴利文南传佛经七种和历代高僧大德刺血书写的经书657册,此为涌泉寺的第三宝。涌泉三铁是寺里的又一特色。一是大雄宝殿内三圣像前安放着一张铁丝木供桌,据说遇火不燃,入水不濡,遇阴则潮;二是方丈室前有三株千年铁树,两雌一雄,灵气独钟,雌树黄花如绒球,雄树花型似绒塔;别处铁树罕见开花,唯这三株年年开花,真是奇观,游人可饱眼福。三是寺僧斋堂香积厨中,有一口大铁锅,口径达1.67米,深0.80米,煮一次饭需放5包大米,1吨水,可供千人食用。

       千佛陶塔:两座立于古刹门前的陶塔,位于鼓山涌泉寺门前两侧。是1972年从福州南郊的龙瑞寺移过来的,已有千年历史,成了镇寺之宝。体量如此巨大、烧制如此精美的大型土宝塔,在国内罕见。千佛陶塔是宋元丰五年(1082年)用陶土分层烧造,然后拼合累叠而成的。千佛陶塔平面呈八角形,九层,高度一样,都是 6.83米,底座直径1.2米,仿木结构杰出阁式。一对孪生兄弟,名字不同,右称“贤劫千佛陶塔” ,左称“庄严劫千佛陶塔”。之所以有“千佛”之称,是因为两座塔上各塑1078尊佛像,雕刻工艺之精湛,令人惊叹。

       陶塔系用陶土分层烧制,砌叠而成。塔身施釉,呈棕褐色。塔身逐层收缩,造型轻巧玲珑。专家分析了陶塔的烧制过程:塔身、门窗、柱子、塔檐、斗拱、椽飞、瓦陇等构件,事先按照木构形式雕模制出泥坯,而后上釉,分层逐段烧制,再按榫口安装。塔身细部为仿宋代木构楼阁建筑风格,装饰富丽。各层塔身上贴塑佛像共1080尊,塔基座上塑出的金刚力士,有力负千斤的姿态。还有奔跑追逐的狮子、各种花卉图案,塔檐檐角上有镇檐佛,转角处的檐下均悬有风铃,清风徐来,叮铛作响。塔刹为三重葫芦式,上冠以宝珠。更为珍贵的是塔座上除刻有烧制的年代和塔名之外,还刻有施舍者和烧制的工匠姓名。千佛陶塔上涂紫铜色釉彩,表面光泽明亮,还是研究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寺庙与塔有着很深的渊源。塔,梵文卒堵坡,原为坟冢、圆丘的意思。在古印度,人们称寺庙为塔庙(塔院)。寺庙是以塔为主,人们把一些德道的高僧的舍利及经书存放于塔中。塔在寺庙被奉为吉祥的圣物,后来衍变为一种特有的宗教建筑。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善于融化外来的文化,创造出富有民族物色的文化。作为佛法象征的塔,在佛教汉化的过程中,塔的形式就有了多样性,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圆的、方的、铁的、木的,塔的用途,由以前只贮藏舍利、象征佛法,扩大为功德、寄托、纪念,甚至做为海上航行的标识,以及与风水有关的特殊建筑。

 
 

       从寺门沿着石砌的台阶,步入天王殿。殿门有一副对联:“面对炉峰,何用隔江招手;背临屴崱,请看顽石点头。”殿中供奉着塑金大肚弥勒佛像,佛像两旁是明代文人所撰的一副对联:“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樾信心时,用何物供奉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得意处,有什么来由”。


 

 


  


       过天王殿是大天井,正上方题刻《石鼓名山》四个大字,中间横桥卧波,称“石卷桥”。两边铁塔入云,为清洋务运动时福州船政局建造。
        涌泉寺分别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及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两度毁于大火,明崇祯七年(1634年)重建,到清代又几次修建后,于1983年重修至今,如今的涌泉寺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两代的建筑风格和布局。整座佛寺有大小殿堂25座,以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三大殿堂为主体、依着山势层层上升、构成完整的古代建筑组群。

       在大雄宝殿前两侧的钟、鼓楼上悬挂有古钟、鼓,是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铸成。钟楼上的大钟该钟是用金银铜锡合铸,重约两吨,钟面上铸有《金刚经》全文,共有汉字共6372个字,至今有300多年了。

 
       沿长廊拾级而上,两侧是闽王祠、伽蓝殿,正中为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初建于五代开平二年(908年),宋朝重修。明朝毁于火灾,现存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重建的建筑。殿中供奉三世佛像,两侧为十八罗汉像。供桌前有一鼎铜铸大香炉,两旁各立一尊铜童子像。大雄宝殿巨柱耸立,飞檐凌空,雄伟辉煌,是涌泉寺的核心。
       殿中间有三尊释迦牟尼塑像,称为“三世佛”,塑于明朝天启元年。佛像造形细腻,慈眉善目,十分传神,身披唐代服装,不着梵服,金碧辉煌。殿内两尊1米多高的铜铸小仙童,头上打双结,两颊留酒窝,一手抱仙桃,一手扛荷花,神态天真,是本世纪初福州铜绿艺术杰作。在三世佛的背面,有清康熙年间铁铸的三圣像,外表贴金,每尊重2300斤。这三尊观世音塑像形态优雅、做工精细,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铸造工艺。三圣像前安放着一张“铁桌”,是由铁丝木制造的供桌,历经多次火劫,至今仍完好如初,被称为镇寺之宝。据记载,供桌是康熙丙午年间(1666年)海外华侨弟子捐赠。它通热见潮,入水即沉,遇阴则潮,遇晴渐干,成了寺里的晴雨表。
       大殿内外有许多橡联佳句,如:“座上白云多,正丹风浴时,苍龙卧后;眼中沧海小,看七鲲东去,五虎南来。”等,皆为古寺历史和环境的生动写照。大雄宝殿和圆通宝殿的天花板上彩绘艳丽夺目。其中,大雄宝殿有清光绪十三年(1882年)绘制的各种样龙图案129块,丹顶鹤图案86块,另有麒麟、白马、象、猿等图案27块。它与圆通宝殿的清光绪十三年(1882)绘制的故事彩绘75幅皆是涌泉寺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大雄宝殿后为法堂。东侧下方为藏经楼。在圆通宝殿西侧有圣箭堂,俗称“方丈”室。传说当年闽王到雪峰请义存法师来鼓山主持寺时,义存不能脱身,他推荐自己的高徒神晏代替,神晏离开雪峰时,义存法师依依不舍,他认为神晏此去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定能使鼓山超出雪峰,就对众僧说:“一支圣箭,直射九重城去了”。故称“圣箭堂”。
       在方丈室的庭院内种有三析铁树,相传有两株树龄已超过一千年,其中一株为闽王王审知所种,一株是开山祖神宴法蚰所植。1929年虚云老和尚应当时福建省主席杨幼京之请,回鼓山涌泉寺任住持,讲经传戒、整顿寺规、创办戒律学院,恢复禅堂规制,修建颓废殿宇,整顿经版文物,勋劳卓著。1930年,他为僧众讲《梵网经》,恰逢两株千年的凤尾铁树开花,远近来观乾,络绎于道。当时,聘任羯摩师文质和尚撰小文记之:“庚午春(1930)值虚云兄主持石鼓,传授戒法,余以随喜之余,航海赴闽,参予盛典。既至。则铁树开花,繁茂无比,花大如盆,须瓣若凤尾,咸以优昙相庆。询之耆日,皆言叟物也,其一为闽王手植,一为圣国师手植,迄今千载,敷此妙华,实为希有。邀虚兄摄影留证,用志涌泉寺瑞应焉。”是年虚云和尚已九十一岁了,方丈室铁树三株,两雌一雄,雄花似小狐尾,雌花如黄绒球,真是奇观。

       从大雄宝殿的旁边沿石阶拾级而上,是该寺最后的殿堂,称法堂,亦称圆通宝殿。
       法堂正中供奉一尊汉白玉的玉佛,是从缅甸运来的,重三吨左右。玉佛后面的倾佛龛中还供奉有汉白玉的千手观音,妙相庄严。在玉佛两侧塑有二十四诸天像。
       圆通宝殿里还有清光绪十三年(1882年)绘制的故事彩绘75幅,此外,还有清台湾知府庆保和福州将军庆霖两兄弟同献的巨匾“宝珞尊严”。殿中还保藏着几十部明版锦装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及明清的佛像、花瓶等。

 
 
 
 
 

 

 

 

        涌泉寺还保存着唐代以后的陶瓷器,明清书画、佛像和法器,宋代陶制观世音佛像、白玉石佛像,泰国的铜钟和缅甸、印度等国的贝叶经等文物。藏经殿正中有一座释迦如来灵牙舍利宝塔,塔中仅存三颗舍利子与佛牙。舍利子是佛门高僧精、气、神的结合物,火化后遗留下的,会发光。在塔的背后安放着一尊缅甸送来的汉白玉卧佛象,佛身匀称,体态安详,作睡卧状,据说这就是释迦牟尼圆寂时的形态。

      据说这是唐代的木鱼......

        鼓山涌泉寺最盛时,僧人曾达1500多人。香积厨仍保留有4口钢铁合铸的巨锅,为宋朝时所制,距今有960多年。
       其中最大的一口直径1.67米,深0.8米,一次可装水20担、下米5担,真可谓是“千口之锅”,养千人之众。

 

        涌泉寺南侧有回龙阁,罗汉台、佛阁等,回龙阁前的放生池是北宋绍兴年间(1131~1161年)开辟,元明两代重开修缮,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砌池岸石栏。现放生池内放养着上百只乌龟和红鲤鱼,最大的龟有上千年龟龄了。放生池内还塑有一尊高大的滴水观音菩萨石雕像,观音手中圣水瓶可流出圣水。
        涌泉寺曾为中国寺院的一所重要经书出版机构,仍保留有明末清初及近代的各种雕板2万多块。寺内的藏经殿,建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藏有佛经2万多册,其中有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御赐的佛经《明朝南藏》、《明朝北藏》、《清朝梵本》,近代涵芬楼影印《日本续藏》、《杂藏》善本,康熙年间彩色绘制的《佛祖道影》贝叶刻经600多册。所藏佛经中以元刊本《延祐藏》最为珍贵。《延祐藏》是元延祐二年(1315年)建阳县后山报恩寺刊印的《大藏经》。涌泉寺所藏762卷,虽非全部;但字体秀丽,刻印精美。《延祐藏》在国内已很罕见。最引人注目的是清代涌泉寺方丈道霈法师著作《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共120卷,分装48册,雕板2425块,这是康熙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佛学著作,十分珍贵。1925年,弘一法师曾印了几十部赠送给日本各大寺。寺院还存有古版印刷的各类佛经9000部,计2.79万多册;手抄经书200多册;用血书写的《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657册。
       涌泉寺从宋代起就刻经、印经;清康熙间,成了全国出版经书的重要场所。至今,寺内还保存历代佛经雕版13375块,堪称一座佛经的宝库,驰名国内外。过去由福州佛学书局承印,在国内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流通。1929年,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来考察佛教史迹时,称涌泉寺为“中国的第一法窟”,对这里的藏经、藏版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涌泉寺曾以刻书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闻名天下,为鼓山赢得“中国的第一法窟”的美誉,寺里保存的一万多片饱经沧桑的经板。雕版印经技术文革时断档了,后来,在普法大和尚的努力下才得以恢复。现在,寺里熟练掌握该技术的只有首座和尚一人,已年过八旬。涌泉寺藏经殿颇有神秘色彩。虽然大厅对外开放,但一旁的小厢房却大门紧闭。刺血写成的珍贵经书,大都保存在这处厢房内。血经,是前代高僧刺破自己的舌尖或手指,用滴出的鲜血书写而成,由于血液黏稠,无法直接书写,所以血液中还加入中药朱砂,一部经书往往要耗费四五年的时间,是涌泉寺最为珍贵的文物。
       2005年的“龙王”台风来袭,鼓山也遭遇700年一遇的山洪,涌泉寺藏经殿内,超5000册古籍、经书被浸泡,珍贵的血经也未能幸免。大部分血经曾经历修复,含大量糨糊,霉变也因此更加严重。当时有老僧感慨,血经被洪水浸泡后,原本鲜红的字迹也变淡了许多,十分可惜。洪水来袭,陶塔的安危也牵动人心,亲历灾难的僧人,至今心有余悸,万幸的是,天王殿石壁倒下后,正好压住塔基,陶塔得以幸免于难。
       明清以来,住持涌泉寺的名僧辈出,先有永觉元贤、为霖道霈,后有古月、地华妙莲,近代有虚云、圆瑛诸名僧大德。清朝末年,妙莲法师为修寺出洋募化,在南洋槟城建极乐寺为鼓山下院。古月禅师住持涌泉寺期间,带领僧人将寺庙修缮一新,盛极一时。1929年,近代名僧虚云在林森等人的邀请下,任涌泉寺住持,率领僧众,重振宗风。首先革除挂名职事,建立禅堂规则,恢复首座、西堂、后堂、堂主四班首及维那等首领执事。其次,创办鼓山佛学院,请慈舟法师主讲,造就僧伽人才。第三,整理涌泉寺所藏佛经经版,编《鼓山经板目录》。虚云法师还亲临禅堂与僧人一起“坐香”、“讲开示”,并带领僧人植树造林,参加生产劳动。   

       从小径往上走,可以继续登山,前往摩崖石刻聚集的喝水岩景区......
       鼓山涌泉寺的名人题句甚多,在鼓山摩崖题刻最集中的灵源洞至听水斋沿途,布满宋元明清题咏300多处,有相传朱熹所书的“寿”字,高达4米,是福建省最大的古代石刻。这些题刻,荟集篆、隶、草等书法精华,是研究鼓山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从山麓廨院登鼓山有三条途径:一是从廨院东侧的一条1954年修建的盘山公路约8.5里,直达涌泉寺前停车场;二是在廨院西侧建了一条空中索道(缆车)到达鼓山十八景区,长达1000多米;三是在公路和索道中间有一条石阶古道,道长3.5公里,有2145多级台阶,每隔500米左右就盖有一亭,供游人登山歇息时用,古道成之字形,蜿蜒而上,穿过七亭后进山门直达涌泉寺。我是懒人,且时间有限,因此是沿着盘山公路逶迤而上的......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喝水岩(灵源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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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喝水岩(灵源题刻)
       出涌泉寺东行,过放生池、迴龙阁,再拾级穿过密林幽径即达灵源洞。寺院山门东边,有一石砌拱门,上书“灵源深处”。傍崖而下石阶60余级,中裂一涧,宽约3米,深约10米,有似石洞,故名“灵源洞”。因为“喝水岩”石刻,这一带又统称“喝水岩”。
       从没见过这样密集的石刻,让人震撼......
       沿石梯向下行,左侧岩壁上的石刻一段接着一段,应接不暇。看来中国人热衷于“到此一游”是有历史可循的。只是不明白:古人到此一游算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现代的人到此一游就要受到道德的谴责
  灵源洞两侧,荟萃了自宋以来摩崖石刻200多段,约占鼓山现存摩崖题刻480多段的一半;真、行、草、隶、篆诸体俱备,犹如一座天然石刻书法宝库,誉为“东南碑林”。题刻中有宋刻近百段,元刻12段,明刻30余段,清朝至今百余段;其中尤以宋代名书法家蔡襄的“忘归石”,施元长的“喝水岩”以及理学家朱熹,民族英雄李纲和当代郭沫若等题咏石刻,最为著名。
       纵观鼓山刻石,上起北宋,下迄清代以至当代,前后延续近千年,内容丰富,字体篆、隶、行草、楷俱全,堪称福州碑林,对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有重要参考价值。自宋以来, 名人笔迹荟萃于此,共有石刻549段。其中宋刻89段,元刻11段,明刻31段,清刻168段,民国刻96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刻2段,另有疑刻152段。主要分布在灵源洞、石门、达摩十八景、绝顶峰、白云洞等处。灵源洞是全山摩崖石刻最集中处,有宋以来的真、行、草、隶、篆书体的题刻100多段,被誉为“东南碑林”。
  喝水岩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900多年前,涌泉寺祖师神晏法师在此诵经,嫌洞下涧水喧哗,便大喝一声把流水止住。从此,涧水改道从东侧半山观音阁石壁涌出,原来的溪涧也就干涸了。宋时徐锡之题喝水岩诗:“重峦复岭锁松关,只欠泉声入座间;我若当年侍师侧,不教喝水过他山”认为此处重峦叠嶂,不可无水;当年要是他在,就会劝法师不要让溪水改道。用反意评说历史传说,亦饶有风趣。 


 










 
 

  
 

       前面的亭台就是弥勒阁了。这里是摩崖石刻最为集中的地方。有真草隶篆各种字体的摩岩题刻,“振衣”、“遐想”、“入胜”、“渐入佳境” 、“山水知音”,以及郭沫若游鼓山诗刻等。
       灵源洞为两峰夹峙之深涧,深达6米~7米。此处山石叠嶂,古树蔽日,苔痕斑驳。从灵源洞至听水斋沿途,布满宋元明清题咏300多处,山石上到处是夺目的摩崖题刻,堪称碑林。 
       山石上到处是夺目的摩崖题刻,从宋代到当时,缘、隶、真、草、行,应有尽有,约有200多段。其中年代最早的在灵源洞东壁,为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蔡襄等人的题名刻:“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戌孟秋八日游灵源洞”。在这里留下墨迹的宋人,还有李纲、赵汝愚、朱熹、张元斡等人。明代谢造制,与近现代太虚法师、郭沫若等人的摩崖题刻也很著名。
  “寿”刻在灵源蹴鳌桥下深涧岩壁上,正楷,字高4.15米,宽3.05米,刚劲敦厚,旁款题“晦翁”,晦翁,即朱熹,但近10年来文史界对“寿”是否是朱熹所书颇有争议,无以定论。“寿”字也是福建最大的古代摩崖石刻之。据传福州地区刻有福、寿、康、宁四个大字,“福”字在乌石山,“寿”字在鼓山,“康”字在长乐,“宁”字在福清,其中以“寿” 字最大,也最出名。
       在灵源洞璧,有清代朱彝题的一首《南乡子》词:“披露晓同游,竹杖蓝舆各自由。翠蹬红亭三十里,淹留,行到松门路转幽。僧饭雨初收,风未钟声树杪楼。多事山僧曾喝水,桥头,只少飞泉一道流。”这些题刻,荟集篆、隶、草等书法精华,是研究鼓山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近代画家李霞的巨幅绘画“顽石点头”的阴刻摩崖造象,刻于灵源洞蹴鳌桥下西南侧岩壁上,佛像高3米,手捧经卷,跌坐蒲团,栩栩如王。佛像上面刻有 “顽石点头” 四个大字。李霞(公元1871 - 1938年)字云仙,号髓石子,福建仙游人。少时随伯父(民间雕刻艺人)学画,为庙宇作壁画。16岁始以卖画为生。1908年在北京故宫以《麻姑晋酒图》誉满京城,被称为“麻姑李”。1910年,先后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个人画展,轰动一时。1914年,其名作《十八罗汉渡江图》被选送巴拿马参加世界博览会,获优等奖章。1923年所绘的《函谷跨牛图》在美国纽约赛会上又获优等奖章。
       “顽石点头”典故,出自晋《莲社高贤传·道生法师》,竺道生(355-434)东晋佛教学者,本姓魏,巨鹿(今邢台市平乡县)人。官宦世家,幼年跟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后来从鸠摩罗什译经,是鸠摩罗什的著名门徒之一。传说道生法师因为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不容于寺庙,被众人逐出。回到南方,他住到虎丘山的寺庙里,终日为众石头讲《涅盘经》,讲到精彩处,就问石头通佛性不?群石都为此点头示意。围观者将这一奇迹传扬开去,不到十天拜他为师的人越来越多。
       “喝水岩”3个楷书大字刻于灵源洞弥勒阁旁峭壁上,字径67厘米,系宋嘉佑六年(1061年)施元长所题。据说开山祖师神晏在此念经,因恼于涧中流水之喧哗,于是大喝一声令溪水改道,所以称“喝水岩”。有台湾何希梁五言诗刻:“水流回喝返,千古绝喧豗,犹有悬崖瀑,还从雨后来。”1962年,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游鼓山诗:“节届重阳日,我来访涌泉。清风鸣地籁,微雨湿山巅。浮岭多松柏,依山有杜鹃。考亭遗址在,人迹却萧然。”就镌刻在石门旁。1982年,国画大师刘海粟也有“胜于天竺”的题刻。

       宋时徐锡之题喝水岩诗:“重峦复岭锁松关,只欠泉声入座间;我若当年侍师侧,不教喝水过他山” 认为此处重峦叠嶂,不可无水;当年要是他在,就会劝法师不要让溪水改道。用反意评说历史传说,亦饶有风趣。
       宋时姜特立《游鼓山喝水岩》:昔闻鼓山名,未到鼓山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今朝忽勇猛,便作入山计。虽无济胜具,尚可策疲致。松下止呵导,山前屏车骑。仰窥白云峰,俯蹑青螺髻。半天开佛刹,杰阁照金翠。路穷两崖间,巨石擘元气。何年泻白虹,一喝回狂势。冲波落山后,余务泄厚地。山灵畏定力,仙鬼吝幽閟。至今千仞底,不见波流驶。寻师水倒回,卓锡泉涌沸。异事惊倒人,此理本无二。亭边数苍石,刻画几大字。顾怜身后名,惨戚当时意。茫茫千万古,存灭可胜记。灰劫同一尽,要自济儿戏。不知生前酒,对石聊一醉。醉到无何乡,却就僧床睡。

 

 
 

       冬天的太阳光线竟如此之强...... 



       旁边的绿字——典型的到此一游哈......

       鼓山灵源洞的 “忘归石”是鼓山中、早期的摩崖石刻之一,宋庆历六年(1046年)蔡襄所题,为鼓山重要的摩崖题刻。据说,蔡襄任福州知府时爱游鼓山,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游玩得兴趣勃勃,竟忘了时间,暮色苍茫还没有下山的意思。经随从一再催促,始知暮色已降,遂书笔力遒劲“忘归石”三个颜体楷书大字,字径约70厘米,刻在灵源洞蹴鳌桥东端岩壁上。“ 忘归石”也是鼓山摩崖石刻的名片。宋赵晋有诗曰:“ 登山心悦信精神,欲往山间未有因,刚道忘归又归去,白云何不且留人” 。

 

 

  现存题刻最早的是灵源洞东壁宋庆历六年(1046年)蔡襄等人的题名,其文曰:“ 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孟秋八日游灵源洞”共二十四字,楷字,字径40厘米。邵去华,当时任福建水陆计度转运使,苏才翁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郭世济任福建路同提刑,蔡君谟即蔡襄,时任福州知州。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这些题刻,被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国师岩” 刻于 “忘归石”东侧岩壁,笔法端重,仿颜鲁公体,字径70厘米,乃宋代襄所书。国师岩为神晏法师喝断涧水后的参禅处,因闽王王审知尊神晏为国师,故名“国师岩” 。





 
 

        山路一转,林深茂密,小径上布满落叶,间或有虫鸣之声传来,才明白“曲径通幽”之意境。

 





 






 
       观音阁泉:这里的泉水从石雕的龙头嘴中喷出,清冽甘美、沁人心脾,被称之为“龙头泉”,可与杭州“虎跑泉”媲美,若用五分硬币置放于杯中注满泉水的水面上,水满而不溢,更币也不会沉入水中。用“龙头泉”冲泡的鼓山半岩茶,清纯甘冽,令人拍手叫绝。









       含铁的矿石吧,这是?

 
 

 

       “喝水岩”之南有“石门”,两石相峙,仅容一人通过。在石门岩上,刻有郭沫若于1962年11月游鼓山涌泉寺诗:“节届重阳日,我来访涌泉。清风鸣地籁,凝雨湿山川。浮岭多松柏,依崖有杜鹃。考亭遗址在,人迹却萧然。”
 



 

       这里的石刻真的遍地都是......









  朱熹与赵汝愚的石刻在观音阁东石门附近的岩壁上。两方宋代名人题刻相凑紧挨。一方为朱熹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所书,当时朱熹从江西来福州拜访赵汝愚,不料赵已调任四川为制置使去了,朱熹到水云亭后,留下了一方潇洒飘逸的行书刻,表达强烈的思友之情。三年后赵汝愚再度任福州郡守,也留下题刻在石门西向:
  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
  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世人祗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
  诗中的“故人”指朱熹,“禅客”指鼓山方丈无嗣,当时已圆寂。朱熹和赵汝愚在福州一直无缘相会,靠题刻来交流友情,这也是书法艺术史上一桩韵事。后人取诗中“天风海涛”刻在绝顶峰上。

 

 
 
 
 
 

       水云亭:过观音阁拾阶而上,到达朱熹读书处“水云亭”。石亭不大,因亭内壁镶有青石雕刻的朱熹自画像,所以又称“朱子亭”。

 



 

 















       2001年06月25日,鼓山摩崖石刻作为宋至近代时期文物,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达摩十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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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达摩十八景

      鼓山西路庵堂岩洞罗多,最著名的是达摩洞十八景(俗称十八洞)。达摩十八景位于涌泉寺之西的鼓山上,又称十八洞景,景色以自然风光为主调。
       十八景是清道光年间,诗人魏杰根据这里的自然景观和民间传说。将十八景之说刻于达摩洞外的一面岩壁上,它们为达摩面壁、南极升天、山猿守峡、古鹤巢云、仙人巨迹、福寿泉图、蟠桃满坞、玉笋成林、蚁艇渡潮、渔灯普照、狮子戏球、金蟾出洞、伏虎驮经、神龙听法、铠甲卸岩、慈航架壑、八仙岩洞、千佛梵宫。

       鼓山达摩洞十八景在福州鼓山西坡,位于鼓山涌泉寺西南侧,范围东至狮子峰顶,西至卸甲岩,南临古石蹬路,北至千佛庵。这里苍松滴翠,怪石嵯峨,风光秀丽。明代涌泉寺僧开辟达摩洞,清代福州盐商魏杰重修达摩洞,同时根据自然风貌和民间传说在达摩洞及其附近开辟十八景,并亲自在各景点镌刻诗文和景观名称。2003年,福州市有关单位在十八景区内新镌16段摩崖石刻。鼓山风景区管理处耗巨资整修达摩洞十八景、开辟景点之间的石磴路,同时增设南、西两门,2007年5月完成景观改造工程,使其成为继鼓山涌泉寺、灵源洞、石门、白云洞、绝顶峰之后又一个重要景区。
       观景台......
       达摩十八景公园,收费10元/人......

  2003年,福州市有关单位在十八景区镌刻16段摩崖石刻:郭沫若《游鼓山》诗、蒋平畴书翁承赞诗、朱以撤书朱德诗、郑述信书罗瑞卿诗、陈章汉《鼓山赋》、吴乃珖书陈襄“进无所苟,退无所愧,惟义所在”文句、张潜华书林则徐“当官期于世有济,行事求其心所安”联句、傅永强书林则徐“静坐读书各得半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联句、林公武书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文句、陈奋武书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文句、丁文波书严复“新知无尽,真理天穷”联句、郑春松书林纾“万象混一绿”文句、方松峰书陈衍“美色沉吟久,名山约略过”文句、余险峰书冰心“爱在右,同情在左”文句、王世襄“清风明月”榜书、陈章汉“石瀑”榜书。新镌16段石刻中,郭沫若诗刻及王世襄榜书最有文史、艺术价值。

       鼓山赋  :天生石鼓,地奉玉壶。雄峙左海,坐拥闽都。率九峰而迤逦,案五阜而沉浮。三江如练,岭下盘桓旋舞;二潮有约,望中吞吐自如。山雍雍兮鉴水而慧,水穆穆兮觐山而苏。
      夫石鼓之成名山,盖物润更兼人泽。去东城万武,席地晋安;凌绝顶千寻,抚穹屴崱。智者与谋,仁人同德。潭填龙徙,蒙灵峤之穷经;壑隐泉喧,劳神晏之一喝。贤关聿启,大道斯张。钟鸣四野,阶引十方。闽王虔心,未至而更衣罢舆;游客恣意,随缘亦净手拈香。
       尔其摩崖之衔声,多书卷气息。远而观也,曾经野老布棋;近以察之,历代鸿儒走笔。隐隐兮若天风挝鼓,荡荡兮有海涛卷席。是以将军卸甲,郡守休炊。晦翁耽读,君谟忘归。赋巉岩以灵性,寓浩气于崔嵬。无价遗产,有字丰碑。剔藓摩挲,每见达人智慧;实话石说,尽抒仁者胸怀。
       而或云开福寿全图,鱼贯松篁曲径。耳接万殊,目收无尽。涤尘虑以舒心,汲精华而却病。欢声互答,嗟胜景之频添;洗爵对觞,感名山之可近。至若长亭短阁,欲罢不能。前呼后应,登顶为峰。挹清籁于海末,掸覆釜于云端。江涛共山风两袖,闽地并南天一宽。其时也,石鼓虽无语,心扉自有声焉!
      噫唏!拔地凌云,建瓴高屋,鼓山之大气也。峰雄脉远,听潮御风,鼓山之傲气也。泉幽林翳,涵养千华,鼓山之灵气也。回眸吾州兮,灯火万家。东扩南进兮,跫音不寂。岁月峥嵘兮,精神如砥。古邑新篇兮,见大手笔。何为闽人精神?曰:读懂鼓山,可知妙谛也!
公元二零零三年秋于闽都骥斋



       1961年2月朱德游鼓山作《游鼓山》一诗:鼓山高耸闽江头,面貌威严障福州。纵有台风声猖獗,从来不敢到闽候。



       再前行,见一块巨岩平展如台,岩上“罗汉台”三个大字特别醒目。相传灵峤禅师系罗汉化身,曾在此与八仙中的蓝采和会面,请他传授医道。蓝采和将自己精湛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灵峤禅师后,化成一阵清风飘走了,在罗汉台上留下了三个巨大的脚印,称为"仙人巨迹"。

  魏杰题“登罗汉台”。
       魏杰(1796~1876),字拙夫,号鹤山樵者、桃岩居士、魏拙夫、鹤山樵者拙夫,福州东门村人。著名盐商巨富,盐运中受官府鞫讯过堂48次。在福州东郊广置田舍,捐资重修鼓山达摩洞、新修鼓山八仙岩等景观。魏杰喜爱山水,历游福州名山胜迹,好文学,工诗词,著有《逸园诗抄》《鼓山吟草》《九峰志》。在鼓山、于山、乌石山、北峰九峰山、北郊象山,以及金鸡山地藏寺均镌有摩崖石刻;据笔者实地调查,福州现存魏杰摩崖石刻28段,其中鼓山22段,九峰山3段,乌石山、象山、地藏寺各1段。题刻中有诗、榜书两种,以诗为多。诗文通俗易懂,境意深邃。



       在罗汉台下断壁上刻有的33个佛名......
       在佛窟左边这一块岩壁上,刻有的55个佛名,两处共88个佛号,这些均为道霈法师的手迹......

       “佛窟”为清代鼓山涌泉寺主持道霈(1614~1702年)所题的摩崖题刻。



       继续向西行,见路标上提示,前方是玉石云梯。云梯很陡峭,悬崖一侧是铁链护栏杆。在陡峭的巨岩上开凿的一级级台阶,超过了45度,云梯共128级台阶,如果担心安全,旁边另有石级可上。

       楼梯也很陡峭......



  郭沫若诗刻在鼓山十八景区登高台边,东向。摩崖高175厘米,宽102厘米。草书,纵5行,正文字径14厘米,旁款字径9厘米。文:
  关上耸群峰,闽江一览中。人来挝石鼓,我欲抚苍穹。
  万岭波涛涌,千帆烟雨濛。车随山道转,如看万花筒。
  郭沫若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书。
  1963年郭沫若游鼓山而赋此诗,诗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保存,2003年秋由卢嘉锡后代供稿而镌刻。



       别致的等高台......


 

  

       无孔铁槌,佛学术语,禅林用语。原指无柄之铁槌,佛学术语,禅林用语。原指无柄之铁槌;禅林中用以比喻欲引导众生却缺乏引导之方法,犹如无孔不得加柄之铁槌,全无著手处。或比喻拘泥于言教而失去开悟之机缘。碧岩录第十四则(大四八·一五四下):‘对一说,太孤绝,无孔铁锤重下楔。’此例即针对学人徒然执着于祖师或前人之语句而僵化不知变通之情形,讽刺以‘太孤绝’,并谓实应开启活泼圆融之法眼来领受当前之机缘。古人有过一句这样精辟的论述:"锋芒不露无孔铁锤,八面玲珑,多虚少实。"比喻人心思灵巧,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周到,工作自然顺心,人缘也好。
       旁边还有“恍悟前身”的题刻......

       前面看到的就是达摩洞和望州亭了......



       达摩洞在狮子峰,系天然岩洞,西向,洞广16米,深7米;洞内有一清泉,洞壁有拙夫“面壁”题刻,洞额由魏杰楷书“达摩洞”擘窠大字。多年来,有不少人认为达摩洞是魏杰开辟的,事实上达摩洞始辟于明代。达摩洞前侧悬崖上,遗存一段明代赵以忠等人《游新辟达摩洞》的摩崖诗刻。其诗刻西向,摩崖高145厘米,宽105厘米。楷书,诗文:
    古洞藏青霭,重开碧嶂巅。渡芦闻昔日,面壁自何年。
    鸟道踈\藤合,猿声夕照悬。西来应不远,入境即诸天。
    天启乙丑季夏三山赵以忠、韩邦址、赵从□、任天宠、杨大成、陈金铉游新辟达摩洞,同赋纪胜。
    摩崖诗刻说明鼓山达摩洞开辟于明代天启乙丑(1625年),并非清代魏杰始辟。


 
       达摩十八景俗称十八洞,位于鼓山涌泉寺之西、狮子峰下。岩洞为天然,广16米,深7米,高约4米,内有一尊2米左右的达摩坐像。洞内一壑清泉,洞前插一石壁,古人取达摩面壁之义,名“达摩洞”,始辟于明代
 
       洞内左壁有拙夫“面壁”题刻,在洞里中间有达摩塑像,高2米左右,是用龙眼木雕刻的。
       达摩洞的右边有台灶,相传灵峤禅师初入山时曾在这里煮食。洞内有一泉眼,称甘露泉,可饮,且常年不涸。  

 


 

       冰心说道:“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 这爱情、这友情,再加上一份亲情,便一定可以使你的生命之树翠绿茂盛,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风雨里,都可以闪耀出一种读之即在的光荣了。
       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而爱情则是一种纯度。亲情是一种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阳光沐浴;友情是一种浩荡宏大、可以随时安然栖息的理解堤岸;而爱情则是一种神秘无边、可以使歌至忘情泪至潇洒的心灵照耀。 “人生一世,亲情、友情、爱情三者缺一,已为遗憾;三者缺二,实为可怜;三者皆缺,活而如亡!”体验了亲情的深度,领略了友情的广度,拥有了爱情的纯度,这样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人生。

       望州亭鼓山铭:鼓屴崱,峰顶特。穷岛夷,頫封域。屏闽东,拱辰北。岁辛亥,帝司赤。竦绅烈,从陗陟。搴若华,揖瑶极。呵蜚霆,蹴鳌脊。披霄根,殚目力。高者仰,深必惕。谨其至,惟古则。

       魏杰重修达摩洞和新开辟十七个景点(合称十八景),对鼓山风景区来说功德无量。这些景观被他分别命名为达摩面壁、南极升天、仙猿守峡、老鹤巢云、仙人距迹、福寿泉图、桃满坞、玉笋成林、蚁艇渡潮、渔灯普照、狮子戏球、金蟾出洞、伏虎驮经、神龙听法、铠甲卸岩、慈航架壑、八仙岩洞、千佛梵宫。
       魏杰对每景点均撰一诗并刻于石壁。其《达摩洞十八景》刻文:
       一入名山百尺巅,如何面壁坐枯禅;洞中有佛无人见,唯有乔松不记年。
       南极仙翁气象新,巍峨冠冕乐天真;蟠桃林下闲翘首,仿佛云端见老人。
       孤高一片石天然,恰似猿栖古洞前;慧性也知清静好,名山独守听谈禅。
       万树松关曲径通,千年老鹤势盘空;瑶池有水有芝草,莫履苍苔白石中。
       采药仙人去不回,尚留距迹在岩隈;一声铁笛吹何处,月白风清百尺台。
       远浦潮生字字明,图开福寿自天成;西方古佛称无量,东海神仙亦有情。
       松作柔花草作皮,嵯峨山势舞青狮。抛球狮子岩前戏,似喜皈依力不疲。
       刘海台前一洞天,此中有壑出金蟾;寄言漫把金钱恋,脱得风波便是仙。
       白马驮来一卷经,山君也解诵黄庭;阶前俯伏皈依切,缩爪藏牙不显形。
       谁种蟠桃树一丘,开花结实几千秋;山中金母年年宴,仙果须防曼倩偷。
       灵峤栖岩独诵经,神龙无耳角能听;何尝徙向沧溟去,变化飞腾若有形。
       谁将铠甲卸深山,道是将军百战还;记得钟师轻汉世,更来羽服隐仙关。
       欲登觉岸岂无因,幸有慈航可渡人;寄语世间诸善信,此身切勿坠迷津。
       遥望琅玕竹一林,许多春笋列森森,高峰犹恐仙人折,留与禅师玉版参。
       十二时中两度潮,潮来潮去听风飘;长江舟满看如蚁,架壑沿岩上九霄。
       万点灯球灿碧流,江干夜夜聚渔舟;佛光普照无边境,仿佛三山与十洲。
       万里长江绕翠烟,盘旋九曲九重天;此中别有丹丘境,世上无人识八仙。
       无诤庵中眼界开,双江环绕白云隈;百千万亿恒河佛,都现金光护法台。
       魏杰还在十八景镌有《新修鼓山八仙岩纪游七绝九首》、《达摩洞》、《降龙洞》、《题葛仙居》、《登罗汉台》诗刻,以及《达摩洞》、《八仙岩》、《太乙洞》、《岩壑俱飞》、《灵峤岩》、《西望瑶池》、《面壁》、《仙佛高蹤》、《且憩》、《仙猿岩》、《及其广大》、《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等榜书。



 

  









 
 
       八仙岩:八仙岩洞的传说始于元代,相传铁拐李首先得道成仙后,度汉钟离,汉度吕洞宾,二人又共度韩湘子和曹国舅,而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则是分别得道后共成八仙,经蓝采和的大力推荐,八仙们曾来到这里欢聚,一起共渡八月十五中秋之夜。

       清朝道光年间诗人魏杰(字拙夫),其赞鼓山十八洞景的七绝九首诗,题在岩石壁上。选看右边第一首:“石门不锁自高坚,九曲盘旋住八仙。开辟丹梯七层磴,此身直上洞中天。”

       刻在八仙岩石上还有林觉民的“为天下人谋永福”,由福建书法家陈奋武书。



 
       八仙师岩壁上有拙夫的“西望瑶池”题刻,沿“西望瑶池”题刻一侧的小石板路走去,别有洞天。

       王世襄榜书在鼓山十八景区八仙岩,西向。摩崖高约150厘米,宽80厘米。楷书,纵2行,正文字径约20厘米,旁款字径约9厘米。文:清风明月。癸未重阳,闽侯王世襄。
       王世襄(1914~2009),号畅安,祖籍福州,1914年5月出生于北京。燕京大学硕士。先后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获荷兰克劳斯亲王文化基金会最高荣誉奖,同年12月当选文化部、《光明日报》、中国网等举办的2003度十大杰出文化人物之一。


 
       刘海台和金蟾洞分列在石道的左右两边。右下方是金赡洞。金赡洞洞顶岩形如蟾蜍行将出洞,岩底平白一片,犹如蟾腹,伏在坡旁草丛中,跃跃欲出。
       刘海台位于左下方,旁边有林则徐的“当官期于世有济,行事求其心所安”的题刻。

    在金蟾洞的东南向,有数块巨大的岩石,错落而成,就似几个蟠桃堆放在一起,故这里叫蟠桃林。

       曼倩岩:蟠桃林的旁边还有一岩石洞,上刻有“曼倩岩”3个字。传说:当年曼倩曾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忠实的看守官。但他终究挡不住仙桃的诱惑,在离任时斗胆偷了几个蟠桃,溜下人间,来到鼓山,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就把蟠桃种在了鼓山,曼倩怕王母娘娘知道后怪罪,也就留在了鼓山。经过多年的经心栽培,这里到处布满了仙桃。后来,这事被天兵知道后禀报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亲临鼓山,要把曼倩带回天庭问罪,曼倩宁死不回。王母娘娘盛怒之下,把曼倩和这里的蟠桃都点化成石。
       过蟠桃林,又到另一景点——法华岩洞,它由两个互通的岩洞组成。洞前的这一块小平地,相传过去常有白鹤盘旋,停栖,故名“古鹤巢云”。

 

 
       洞内刻有清代魏杰的题词:“且憩”。

 

 
       鼓山是福州最巍峨的山脉了......
       林则徐在家所作对联“读书静坐各得半日,清风明月不用一钱”
       宋理学家陈襄“进无所苟,退无所愧,惟义所在”文句,吴乃珖书。



       伏虎祠:伏虎洞顶岩石伸出,酷似虎首,藏牙缩爪,远看如一只被降服归依之虎,背上驮着一块平石,如驮着佛法经书,故取名“伏虎驮经”。伏虎祠祀奉伏虎禅师,并将每年的二月二十九日定为伏虎禅师的诞日,在此前后三日都举行祭祀活动,纪念伏虎禅师诞辰。





       葛仙居 

  如今,这18洞景经过风化瓦解、岁月淘洗现在有的景点已看不到了,但大部分景点仍然惟妙惟肖,连同那美妙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感觉到大自然的无比神奇。 


       鼓山十八景的传说:涌泉寺西有狮子峰,形如狮子,沿狮子峰西下行数里,即到达摩洞。洞内有一尊2米左右的达摩面壁坐像;洞外一巨石,石壁如斧削,上刻清朝道光年间诗人魏杰,根据这里的自然景物和民间传说,整理编写成的18景,这就是鼓山十八景:达摩面壁、南极升天、仙猿守峡、古鹤巢云、仙人巨迹、福寿全图、蟠桃满坞、玉笋成林、蚁蜓渡潮、渔灯普照、狮子戏球、金蟾出洞、伏虎驮经、神龙听法、铠甲卸岩、慈航架壑、八仙岩洞、千佛梵宫。这18洞景经过风化瓦解、岁月淘洗现在有的景点已看不到了,但大部分景点仍然惟妙惟肖,连同那美妙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感觉到大自然的无比神奇。
  镇虎岩相传清朝时,方圆数十里的鼓山,常有几只大虎,经常下山残害生灵,山下百姓,追赶大虎。每追到此处,大虎都奇迹般地消失,大家认为这巨岩下可能是个虎穴,于是请来了涌泉寺的法师来此诵经降虎,在镇虎岩边刻上“南无增福寿佛”,用佛法来镇虎,还在十八景西面建了一个伏虎祠,从此鼓山再无虎患。
  仙人巨迹一块巨岩平展如台,岩上"罗汉台"三个大字特别醒目。相传罗汉化身的灵峤禅师,曾在此与八仙中的蓝采和会面,请他传授医道。蓝采和将自己精湛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灵峤禅师后,化成一阵清风飘走了,却在罗汉台上留下了三个巨大的脚印,称为"仙人巨迹"。罗汉台上往南这3块巨岩,形状如三艘船,荡漾在林海碧波之中。
  慈航驾壑传说观世音听了八仙们对鼓山的介绍后,亲自光临鼓山,也被这里的美景迷住了。真是“风光优美这般好,怎令慈航不掩留?”观世音在饱览了鼓山的胜景之后,返回南海。转眼间,一年一度的蟠桃盛会又将来临,观音向王母提议放在鼓山举行,王母喜极。于是,观音拨了3艘船,满载各路神仙,驾着祥云,飞向鼓山。后来这3艘船就留在了鼓山,“慈航驾壑”由此而来的。
  佛窟在罗汉台上方的“佛窟”,为清代鼓山涌泉寺主持道霈(1614~1702年)所题的摩崖题刻,道霈大师曾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著写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共有120卷,分装48册,木刻雕版达二千多块。1928年弘一法师来福建时,曾将它印了几十套分别赠送给日本的各个寺院,日本人民称道鼓山是“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在左边这一块岩壁上,刻着55个佛名,连同罗汉台下断壁上刻着的33个佛名成为88个佛号,这些均为道霈法师的手迹。此处有一窟清泉如镜,终年不涸不溢,洁净不染。
  玉石云梯玉石云梯是新近开辟的一个景点,要扶着铁链护栏杆,从陡峭的巨岩上开凿的一级级台阶登阶而上。虽然只有128级台阶,但是云梯的陡峭程度使人更富有刺激感,而且有惊无险。登上云梯,眼前视野宽阔,身边时有云雾缭绕,放眼望去,烟波浩渺,榕城新貌尽收眼底,近看脚下林海碧波,松涛阵阵,不远处索道缆车象一条银色的珍珠项链,绕在莲花峰上。向上望去,悬崖上有一题刻“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这是清代魏杰所题,他把万壑山水的壮丽气势,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达摩面壁达摩洞宽,约15米,深约8米,高约4米。洞内左壁刻有“面壁”两个大字,达摩塑像高2米左右,是用龙眼木雕刻的。洞内有台灶,相传灵峤禅师初入山时曾在这里煮食,洞内有泉一眼,甘寒可饮,常年不涸。千佛梵宫、千佛庵千佛庵,也叫福圣庵,原名叫无净居。此庵三面靠山,面临乌龙江和白龙江,为比丘尼修行之地,久负盛名。数百年来香火旺盛,来往习经修行的比丘尼成千上万。庵内佛像逐渐增多,以至达到上千佛像,十分壮观,故更名为千佛庵,也称为“千佛梵宫”。
  八仙岩洞八仙岩洞的传说始于元代,相传铁拐李首先得道成仙后,度汉钟离,汉度吕洞宾,二人又共度韩湘子和曹国舅,而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则是分别得道后共成八仙,经蓝采和的大力推荐,八仙们曾来到这里欢聚,一起共渡八月十五中秋之夜。
  金蟾出洞刘海台和金蟾洞,分别在石道的左右两边,右下方的金赡洞洞顶岩形如蟾蜍行将出洞,岩底平白一片,犹如蟾腹,伏在坡旁草丛中,跃跃欲出。
  蟠桃满岛金蟾洞东南向,有数块巨大的岩石,错落而成,就好像几个蟠桃堆放在一起,周围也有很多岩石酷似蟠桃,因此,这里叫蟠桃林,旁边还有一岩石洞,上刻有“曼倩岩”3个字。传说:当年曼倩曾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忠实的看守官。但他终究挡不住仙桃的诱惑,在离任时斗胆偷了几个蟠桃,溜下人间,来到鼓山,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就把蟠桃种在了鼓山,曼倩怕王母娘娘知道后怪罪,也就留在了鼓山。经过多年的经心栽培,这里到处布满了仙桃。后来,这事被天兵知道后禀报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亲临鼓山,要把曼倩带回天庭问罪,曼倩宁死不回。王母娘娘盛怒之下,把曼倩和这里的蟠桃都点化成石。
  古鹤巢云法华岩洞,它由两个互通的岩洞组成,洞内刻有清代魏杰的题词:“且憩”。洞前的这一块小平地,相传过去常有白鹤盘旋,停栖,故名“古鹤巢云”。
  福寿全图法华岩洞右边的亭子,叫法华亭。据传,站在此亭俯瞰榕城,道路、农田、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天然勾勒出福寿全图,点划不误,令人叫绝。现在,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已经看不到这幅“福寿全图”了。
  伏虎驮经伏虎洞顶岩石伸出,酷似虎首,藏牙缩爪,远看如一只被降服归依之虎,背上驮着一块平石,如驮着佛法经书,故取名“伏虎驮经”。伏虎祠祀奉伏虎禅师,并将每年的二月二十九日定为伏虎禅师的诞日,在此前后三日都举行祭祀活动,纪念伏虎禅师诞辰。
  岩壑俱飞 莲花岩有巨岩如独木冲天,摩崖题刻"岩壑俱飞"四个大字,形象地描绘了这里的景色。
  铠甲壑岩路旁有一奇岩怪石,其石表面有很多规则的小裂痕,形如古代将军铠甲上的鳞片,岩石上刻有"卸甲"二字,故称"卸甲岩"。
  玉笋成林站在“卸甲岩”上,向东仰望,可见到对面云雾环绕,玉笋峰上露出了许多大小尖峰。岩石耸列,犹如雨后春笋,出土成竹,这是这里最为特别的景观,古人誉为"玉笋成林"之景。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登山古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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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鼓山·登山古径
       鼓山是福州的名胜,搜索旅游攻略时,提到最多的就是三坊七巷和鼓山了。大年二十九的中午,我们驱车来到了鼓山的大门口。鼓山连绵起伏,是福州最像山的山脉。来到这里才知道,对鼓山的估计完全不足,所以只好选择了涌泉寺和十八景作为终极目的地。汽车在盘山路上行驶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到达了涌泉寺。虽然没有从登山古径往上攀登,但我仍然想记录一下这条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登山路。下次再来福州,一定要从容地从这里登顶......
       鼓山是福建省十佳风景区之一,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山位于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距离市中心区约8公里,是福州市最著名的风景区。据传山上有巨石如鼓,每当风雨大作,便簸荡有声,故名。绝顶屴崱峰,海拔925米。峰岩秀拔,峡谷幽雅,古树名木郁郁葱葱。山上胜迹众多,林壑幽美,引人入胜。2002年5月,福建省鼓山风景名胜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鼓山景区以古刹涌泉寺为中心,东有回龙阁、灵源洞等20多景;西有洞壑数十景,其中以十八景尤著;南有罗汉台、香炉峰等50多景;北有大顶峰、白云洞等45景。这些景点主要由花岗岩经长期剥蚀、风化、崩塌、堆积而成,千姿百态,构成蟠桃林、刘海钓蟾、玉笋峰、八仙岩和喝水岩等自然景观。在众多的峰峦岩洞中,以屴崱峰、白云峰、喝水岩、白云洞、达摩洞等尤胜。还有溪洞峡谷,如鳝溪、磨溪、鼓山溪等,有的溪水奔泻,有的细水长流,鳝溪瀑布更是壮观;典型的峡谷如喝水岩、灵源洞被称为“谷中之谷”。此外,还有历代摩崖石刻多处,其中不少是历代名人的题刻,有着很高的文物价值。据统计,鼓山的摩崖题刻不下300余处,宋代的题刻就达109处,这说明早在宋代,鼓山就是文人达官赏览胜景的所在。2001年06月25日,鼓山摩崖石刻作为宋至近代时期文物,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根据2008年我国公布第二批31座山峰高程测量结果,鼓山高度应修正为870.3米。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名闻遐迩。西晋尚书郎郭璞在《迁城记》中就有“左旗(山)右鼓(山),全闽二绝”之赞。它因顶峰有一巨石如鼓,每当风雨交加,便有簸荡之声,故名鼓山。从山麓廨院登鼓山有三条途径:一是从廨院东侧的一条1954年修建的盘山公路约8.5里,直达涌泉寺前停车场;二是在廨院西侧建了一条空中索道(缆车)到达鼓山十八景区,长达1000多米;三是在公路和索道中间有一条石阶古道,道长3.5公里,有2145多级台阶,每隔500米左右就盖有一亭,供游人登山歇息时用,古道成之字形,蜿蜒而上,穿过七亭后进山门直达涌泉寺。
       古人评价:或云有石状如鼓,故名;或云每雷雨作,其中簸荡若鼓声、因名。赵汝愚诗:“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壮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元黄镇成诗:“屴崱峰头万丈梯,上方高与白云齐。青山尽处海门阔,红日上来天宇低。” 石鼓。相传此石鸣,则为兵应。 灵源洞。在山之涌泉寺左。岩窦颇嵚怪。五代梁徐寅有十二咏诗及记。 将军石。在灵源洞道侧,峙立若甲卒,故名。 喝水岩。相传昔有僧神晏诵经于此,恶水声喧轰,叱之,西涧乃涸,逆流于东涧。小顶峰。在涌泉寺后。下视殿阁,若骑其尾。西望郡城,列雉数千。市廛阛阓、丽谯浮图、台门府寺、释老之宫,辉霍崇丽,斗出其间。

       《鼓山》朱德:鼓山高耸闽江头,面貌威严障福州。纵有台风声猖獗,从来不敢到闽侯!
       《破阵子(登鼓山)》乔帅:六百逶迤闽水,三千迢递河山。庭榭阶台杨柳雨,涧鸟春花云岫烟。翠峰入眼帘。岁月风光无限,春秋蝶梦连年。昔者羊公酬四海,我辈今朝心泪潸。补天志未干。
  《游鼓山喝水岩》姜特立(宋):昔闻鼓山名,未到鼓山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今朝忽勇猛,便作入山计。虽无济胜具,尚可策疲致。松下止呵导,山前屏车骑。仰窥白云峰,俯蹑青螺髻。半天开佛刹,杰阁照金翠。路穷两崖间,巨石擘元气。何年泻白虹,一喝回狂势。冲波落山后,余务泄厚地。山灵畏定力,仙鬼吝幽閟。至今千仞底,不见波流驶。寻师水倒回,卓锡泉涌沸。异事惊倒人,此理本无二。亭边数苍石,刻画几大字。顾怜身后名,惨戚当时意。茫茫千万古,存灭可胜记。灰劫同一尽,要自济儿戏。不知生前酒,对石聊一醉。醉到无何乡,却就僧床睡。
       台阶小道:走进鼓山,与环山马路并列,有一条曲折蜿蜒的台阶小道在树林里逶迤而行,一直通往山顶。游人步行在林荫深处,能感受到树林的静谧和大自然的神秘。丰富多姿的古树名木,是鼓山风景名胜区的一大特色。百年以至千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有1600多株,植物种类繁多,约1000多个品种,有柳杉、马尾松、香樟、枫香、苏铁、丹桂、油杉等,稀有珍贵植物有刺桫罗、香杜鹃以及寄生石懈,冬凤兰等。众多的植物郁郁葱葱,构成“林海波涛”与山石,建筑相映成趣。
       古径:这是古时登鼓山之道。从山麓下院登上2000多级台阶,经过“七亭七里路”就可到达涌泉寺山门。第一亭:“东际亭”。过廨院即是东际桥,桥上过亭就开始登山。上99级石阶至“仰止亭”(已废)。此后途中岩石上有诸多字刻可观。第二亭:“石门亭”,古名“听涛观瀑亭”。距第一亭367级台阶。水淙淙不绝于耳。第三亭:“乘云亭”,与前亭之间有271级,沿道有石刻“乘云”、“仰涛”、“小鼓”、“天风吹梦”、“风怒涛飞”等。第四亭:“半山亭”。由第三亭至此,共有494级台阶。亭在半岭,故名。过此亭百余阶,有石刻“路通仙苑”,转小径可达“十八洞景”。“半山亭”后近300阶有石刻“桃岩洞口”,往东可到桃岩洞,桃花精舍。第五亭:“茶亭”。过半山亭约520台阶即可达此。因亭附近有茶园而得名。道边有石刻“欲罢不能”、“宜勉力”等。据说清乾隆时福州知府李拨登山至此,气喘吁吁。往上走,力有不逮;往回走,心不甘愿。遂题 “欲罢不能”于亭旁大石上。第六亭:“松关亭”。距“荷亭”有300多级台阶,附近有石刻一笔“寿”、一笔“龙”、一笔“虎”,还有文天祥所书的“忠、孝、廉、节”等。第七亭:“更衣亭”。过“松关亭”几十步即是。传说闽王当年上山入寺,便在此更衣。有联曰:开门曾仰前王节,入寺还更此地衣。登山至此,汗流浃背,而高处生寒,正需更衣、添衣。附近石刻有“毋息半途”、“眼底浮云”、“心路须平”等。

       福州鼓山共有3条登山道,古道、松之峦登山道、勇敢者登山道,起点均在鼓山下院闽山第一亭,终点均为眺望台,离鼓山涌泉寺还有1公里左右。古道居中,坡度稍缓,左边松之峦登山道,右边勇敢者登山道,坡度较大,3条登山道半路互通。
       登山古道是古时登鼓山之道。从山麓廨院登上2000多级台阶,经过“七亭七里路”(即东际亭、石门亭、承云亭、半山亭、茶亭、松关亭、更衣亭)就可到达涌泉寺山门。
       登山古道原先只是羊肠小道,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涌泉寺建成后,才出现石板条铺的路,相传为闽王王审知所辟。宋黄环《江上望鼓山》诗,有“万嶂云收石径回,上方楼阁郁崔嵬”句。在离万松湾48米处的摩崖上,有一石刻写着“比丘善文绍定癸巳砌二十丈”,说明古道五代之后不断进行修缮或拓宽,这方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的石刻可作见证。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为涌泉寺御笔题匾,这在封建时代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极为慎重、严肃,一定要先把路修好,才好动用仪仗由文武百官护送进山,否则会以欺君之罪论处。由此可以推断,这次修路规模必然最大。乾隆末年(1793年前后),闽县人萨龙光(1752~1816年,字肇藻,号露萧,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户部主事、工部朝议大夫等)见入山道路失修、行走不便,捐巨资建山麓达寺门之石阶2000余级,寺僧视为大施主而塑像祭祀。尔后历经200余载,古道原貌基本不变,仍完整、畅通。1994年曾进行维修。
       古道的绝对高程不过四五百米,为使坡度平缓,路线故意弯曲,从廨院“闽山第一亭”至“知足常乐园”,铺设石阶2224级(近年整修后为2633级),总长2000多米,而且数级一平台、里许一小亭,方便游人歇足、品茗,以避烈日风雨。蜿蜒的山路串着7座古亭,仿佛是一条被谁扯断的数珠,随意抛在绿意蒙蒙的山坡上。其中观瀑、半山、更衣三亭,或险或闹或幽,各具特色。

       沿途风景优美,巉岩隐显起伏,幽谷云蒸霞蔚,在在引人入胜。古道侧旁,历代骚人雅士依崖凿石,留下累累题刻。有的记叙游踪,有的托物言志,有的赋诗抒情,书法艺术和禅林风光合拍,点缀山色,饶有意趣。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或妙趣横生、或饱含哲理、或天机深藏的石刻,领略无边胜景,体会多样人生。游客身处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不时驻足沉吟、品味欣赏,并不断鼓劲登攀。
       第一亭:“东际亭”。过廨院即是东际桥,桥上过亭就开始登山。上99级石阶至“仰止亭”(已废)。此后途中岩石上有诸多字刻可观。
       第二亭:“石门亭”,古名“听涛观瀑亭”。距第一亭367级台阶。溪水淙淙不绝于耳。
       第三亭:“乘云亭”,与前亭之间有271级,沿道有石刻“乘云”、“仰涛”、“小鼓”、“天风吹梦”、“风怒涛飞”等。
       第四亭:“半山亭”。由第三亭至此,共有494级台阶。亭在半岭,故名。过此亭百余阶,有石刻“路通仙苑”,转小径可达“十八洞景”。“半山亭”后近300阶有石刻“桃岩洞口”,往东可到桃岩洞,桃花精舍。
       第五亭:“茶亭”。过半山亭约520台阶即可达此。因亭附近有茶园而得名。道边有石刻“欲罢不能”、“宜勉力”等。据说清乾隆时福州知府李拨登山至此,气喘吁吁。往上走,力有不逮;往回走,心不甘愿。遂题 “欲罢不能”于亭旁大石上。
       第六亭:“松关亭”。距“荷亭”有300多级台阶,附近有石刻一笔“寿”、一笔“龙”、一笔“虎”,还有文天祥所书的“忠、孝、廉、节”等。
       第七亭:“更衣亭”。过“松关亭”几十步即是。传说闽王当年上山入寺,便在此更衣。有联曰:开门曾仰前王节,入寺还更此地衣。登山至此,汗流浃背,而高处生寒,正需更衣、添衣。附近石刻有“毋息半途”、“眼底浮云”、“心路须平”等。

       沿着古径一直往前走,穿过公路向下,有一“石鼓名山坊”。再往前就是涌泉寺了......

       摩崖题刻:文物价值很高的摩崖题刻鼓山的一大特点,比比皆是,其中不少是历代名人的题刻。据统计,鼓山的摩崖题刻不下300余处,宋代的题刻就达109处,这说明早在宋代,鼓山就是文人达官赏览胜景的所在。现存题刻最早的是灵源洞东壁宋庆历六年(1046年)蔡襄等人的题名,其文曰:“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群谟庆历丙孟秋八日游灵源洞”共二十四字,楷字,字径40厘米。蔡君谟即蔡襄,时任福州知州。
        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苏轼、黄庭坚、米芾。在一处壁上刻有“忘归石”三个大字,笔力遒劲,字径约70厘米,也是蔡襄所书。蔡襄的这些题刻,被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也在鼓山留下了字迹。在大顶峰磐石上刻有“天风海涛”四个在大字,即为朱熹所书。朱熹还写了一字径达四米的“寿”字刻在喝水岩石壁上,是福建座崖石刻中少见的大字。鼓山刻石,上起北宋,下迄清代以至当代,前后延续近千年,内容丰富,字体隶、行、草、楷俱全,是福建古代石刻最多最集中的地点,堪称福州碑林。
        它对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和发展,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以涌泉寺为中心的百余景点鼓山的景点很多,有名称的就达160多个。这些景点基本上是以涌泉寺为中心,分东西南北四路。涌泉寺在山腰,相传因寺前有一股泉水涌出地面而得名。“涌泉寺”的匾题,是康熙手书。此寺始建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明代曾两次毁于火,明天启七年(1627年)重建,清顺治、康熙年年间又几次扩建。寺基本上保持了明嘉靖年间的布局和明、清两代的建筑物。游览鼓山的人,一般是先到涌泉寺,然后再去寻幽探胜。东路有回龙阁、灵源洞、喝水岩、龙头泉、白猿峡、水云亭、听水斋、甘露松等25景。想欣赏古人题刻的,就走东路。鼓山的题,多集中的灵源洞、喝水岩一带,几无隙地。西路庵堂岩洞罗多,最著名的是达摩洞十八景(俗称十八洞)。 
        “声满天下”是清郡守李拔题。李拔,四川犍为人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由楚北郡丞升福宁知府(今霞浦),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五月,调任福州知府兼理海防。重文化,有政绩。先后纂修《福宁府志》、《福州府志·艺文志》(补4卷)等。他喜欢鼓山并多次徒步登山,留下许多饶有趣味的题刻。在鼓山下院登山古道的进口旁,有李拔“声满天地”的题刻,可能是赞誉鼓山的名气。

       “爱护树木”,题写者周赞枢,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所中校所长,同时还是福建抗敌剧团的两位分团长之一。
       中华民国时期前福州私立三山中学校长周靖书的“去私救国”。
       “云程发轫”,这也是清朝福州郡守李拔题写的。表达了对平步青云、步步登高的美好前程的期盼。
    萧梦馥先生题写的“国货救国”。萧梦馥,字浩观,清朝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一八七五至一九0八)年武秀才,弃去。就文场,中举人。工书画,近何道州。客京师久。画家萧厔泉(一八六五至一九四九)聘为课子弟,乃学画于厔泉。精山水,善摹八大山人作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州人民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各地抵制日货、英货,揭发奸商私运日货。后来,不少爱国华侨回国,振兴国货,这些石刻就很好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民国时期药店卖药也时兴广告,其中一种广告形式,就是请一些名人刻于鼓山崖壁之上,让游玩的市民看到。
       这一带是民国石刻广告群。小儿疳积散。由使君子(炒,去壳)、榧子(炒,去壳)、青皮(炒)各174g,党参、芡实、麦芽(炒)、山药、茯苓、莲子,鸡内金(炒)、蛤蚧、山楂(焦)、白术(炒)各87g,雷丸、鹤虱各44g,蔗糖324g组成。有平肝驱虫,开胃健脾之功效。旁边小字为:有康健的婴儿,然后有康健的国民,华来疳积散,为增进婴儿健康良药,对于国民健康实有莫大贡献”。
 



       “卓尔”这两个字也是郡守李拔所提写。意即高高直立的样子。多形容一个人的道德学问及成就超越寻常,与众不同。“乘云”楷书,径二尺,刻半山乘云亭石上,元代王用文书写。

  维行。福建平潭陈魁梧书写。陈魁梧,抗日战争期间是国民革命军海军上校。他与同为平潭老乡的平潭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副总指挥兼游击队队长周裕藩烈士共同合作组建了福州鼓山抗日游击队。

  “天风吹梦”李世甲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题写。李世甲,(1894~1970),又名渚藩、德声,字凯涛,福建福州长乐沙京人,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二十日生于侯官县(今福州市)朱紫坊。父李复礼开“生花堂笔店”,以制笔为生。世甲14岁考取烟台水师学堂,学习驾驶。他学习勤奋,每试均列前茅。宣统三年(1911)六月毕业,到“通济”练习舰见习。同年,武昌起义爆发,“通济”舰响应起义,他随舰参与光复金陵等战役。  

       “小鼓”济南高鹊桥题写。乾隆丁卯年,即乾隆二年(公元1747年)。 高鹊桥,山东济南人,乾隆年间举人。
       历史悠久的石刻,“欲罢不能”、“善哉”等。据说清乾隆时福州知府李拨登山至此,气喘吁吁。往上走,力有不逮;往回走,心不甘愿。遂题 “欲罢不能”于亭旁大石上,道出一种进退两难的心情。“善哉”清朝林世信刻于同治十年(即1871年)。  

 “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吴兴一清敬书。这里的吴兴为浙江的湖州古称。

 


 

  
   

  “作如是观”光绪丙申孟夏江西南城渭卿胡印滨题。泛指对某一事物作如此的看法。出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光绪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方的“毋息半途”也是清朝福州郡守李拔所题。

  “天地正气,行良心、求真理、须爱群”。中华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这几行字好像是权势官长们之间在共勉。须爱群,在海峡对岸应该是说要亲民,在我们这边大概也是说要走群众路线了。



 

  “今古名山”题写者是苏廷玉。苏廷玉,字韫山,号鳌石,晚号退叟,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澳头村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殁于咸丰二年(1852年)。父苏光彩,精医术;母庄氏,泉州城区人。道光十三年(1833年),苏廷玉调任四川按察使,署(代理)布政使(布政使:巡抚属下,掌一省民政)。后代理四川总督。在成都地区米价暴涨事件中,废寝忘食,救活了无数穷苦民众,而他却“须发全白”。成都百姓纷纷送匾额给他,都被他婉拒了。

        在更衣亭一带有清代林可桐所书文天祥的“忠、孝、廉、节”等......

 

       “心路须平”同治癸亥年仲冬立。同治癸亥即同治二年,也就是1863年,这也是福州仓山城门林可桐、杨豹所题。大概是说不要动不动就心里不平衡。
       “石鼓名山法席开,更衣亭外见楼台,一声钟磬碧云暮,人自万松深处来。”杨庆琛题写。杨庆琛,原名际春,晚号绛雪老人,今福州市区人。自幼聪明好学,13岁入鳌峰书院,受业于名儒郑光策,与林则徐等同学。1804年中举人。1820年中进士,道光九年至二十二年,历任刑部河南司主事、陕西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广东司郎中、安徽宁池太广道、湖南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1843年召入京,改光禄寺卿。1844年辞归。
  “一梦”,不知是否用来泛指人的一生?

       “眼底浮云”,是清朝咸丰元年(即1851年)林秉淳所书。

  “了了空空”作者就是了空。不写是空,题写也空。

 

  “一壑风烟”:题写者大概是引用了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一首诗《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翠岩千尺倚溪斜,曾得严光作钓家。越嶂远分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明时刀尺君须用,幽处田园我有涯。一壑风烟阳羡里,解龟休去路非赊。诗人表示对仕途已经不抱有太大的期望,现在思念的只有阳羡别业那山谷的风和烟雨。现在若辞官归去的话,阳羡离睦州不远,赶去还来得及。我总觉得这四个字与“神马浮云”很般配。

  “霖雨苍生”杀人如麻的中国大军阀孙传芳,晚年是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因此写下“霖雨苍生”吧。

     衔笔口书题刻在国内极为罕见。鼓山更衣亭西侧石壁上就有一方衔笔口书石刻“静神养气”。这是清光绪年间鼓山住持卧云禅师,把笔弄短,衔在口中,书写后刻下了的。口书石刻0.72米宽,2.18米长,行书,苍劲有力。



       “雪磴”:石磴不可攀,前头有积雪。安得冰玉人,对此清高节。这是宋朝胡仲弓的诗句,题写者把它浓缩起来就是“雪磴”。胡仲弓,中国宋朝诗人,公元1266年前后在世,字希圣,清源人,胡仲参之弟。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度宗咸淳二年前后在世。登进士第为浙江会稽县令。

  “人海飞鸿”人在社会,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人海飞鸿,而达到上乘境界。但即便作为一个普通人,仍需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


       “皆大欢喜”刻于光绪丙子年间。题写者为朱宝年。



       “我无人相”落款为温演明(清代同治年间)。我无人相”之句疑指菩萨。《佛学大辞典》曰:“我相,实我之相。四相之一。金刚经曰:‘菩萨有我相、人相、众坐相、寿者相,则非菩萨’。”《金刚经》有云,菩萨如果能看到我相、人相、众坐相、寿者相这四相,那就不是菩萨,这四个字,指的是菩萨境界。



 

       为善最乐......

       提倡国货......



 
       壬申年间,福建连城人陈秉刚题“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该句取自《孟子,离娄章句上》。意为:人人各自爱自己的双亲,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就会和睦安宁。

       “维国之径”刻于1927年。

 

  “莫做心上过不去之事”,郡人即本地人的意思。这是古代福州市仓山城门林可桐、杨豹题写的。

       “草堂愿如”。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夏,江西临川汉卿刘士泉题。刘士泉,汉族,籍贯江西万安,1903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罗塘区委委员。1927年,参加万安暴动,任罗塘区纵队总指挥,后任逐万泰独立师第九团团长、政治委员。1930年,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
  民国时期前福州闽侯县长欧阳英书写的“闽侯县政府布告:鼓麓森林,各宜保护,禁止蹧踏,违即严捕。”欧阳英分别于1928年3月至1930年5月与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两次就任闽侯县县长职务。闽侯县是民国第二年(1913年)由闽县与侯官县合并而成的。辖区包括福州市区以及鼓山、城门、螺洲、马尾、营前、琅岐、北峰等地,比现在五区一县(闽侯)还大。清末民初以来由于时局动乱,文物古迹多有受损。1930年,欧阳英与老师陈衍一起,联合部分地方上的文人,发起组织了“闽侯县名胜古迹保存会”,从福州泉山入手,逐步修复受损毁的古迹。
       欧阳英祖籍闽侯县竹岐村。曾经就读于福建公立法政学校,为甲班法律本科最优等毕业员。毕业时学校为他颁发了“品行端正,学业优长”奖状。欧阳英从学校毕业后先后任天津地方审判厅司法官、山西太原知事、汀州县县长、闽侯县县长等职。

       这石刻头三字原是蒋中正…,古山与蒋介石有关的还有一处——民国政府第一任海军总长、海军上将杨树庄墓蒋介石赠送的塔状青石香炉,炉身正面阴刻:“幼京上将  懋绩丰功  蒋中正 ”。



       炉身上蒋中正三字依稀可见......

 
       在鼓山更衣亭西侧石壁还有清光绪年间戴定邦的 一笔“寿” 、一笔“龙”和一笔“虎”题刻。其中“龙”字刻一气呵成,草书,字高约1米,宽约0.5米。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仔细瞧瞧,在“龙”字中,似乎还可以看到“我到佛国”字样。

       这是一笔一气呵成的“虎”字。是清朝光绪年间戴定邦书写的。戴定邦曾在两江总督、陕甘总督下面当过总兵官、提督一职,是省一级的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员。

 
  “寿”:光绪丙午后屿望奎楼勒,开窍星君行笔于松山某某山馆,望奎楼“寿”。望奎楼,鼓山后屿人,光绪丙午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巍峨连绵的鼓山......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附:以下是一些登山爱好者整理出来的8条鼓山最佳登山旅游路线,供大家参考:
       1、下院——般若庵鼓山下院下车,经新登山道东线登山经楚云庵、海会塔到舍利院(观赏九龙聚会),继续东行到般若庵(遗址上重新修建)。庵前小路下山,经龙门水库到龙门村。
       2、下院——情侣谷鼓山下院站下车,经新登山道西线登山,半山向西进情侣谷,沿溪谷向上攀登,经缘潭、同心潭,向东小路上攀至观景台。经千佛庵、达摩洞十八景下山。
       3、下院——桃源洞鼓山下院下车,经新登山道西线登山,途经达摩洞十八景、千佛庵。走一段上山公路、见桃源洞路标。下山到桃源洞(有寺庙和僧人),洞前小路下山返回下院。
       4、下院——喝水岩鼓山下院下车,经新登山道西线登山,沿古道登山,经半山亭、茶亭、更衣亭(欣赏摩崖题刻)。万松湾下山,经过安乐桥,再上山经水晶山茶园到喝水岩,顺石阶经“石鼓名山坊”下山。
       5、下院——绝顶峰鼓山下院下车,经新登山道西线登山,经茶亭、更衣亭到“石鼓名山坊”后至山门、千年枫树、松涛亭。从绝顶峰下面经过到凤池,由老古山、白云洞下山。
       6、魁岐——舍利院 由魁岐村小学旁洞长寿路登山至1080米。走一段公路经杨树庄墓到舍利院。小路下山,经观音岭,返回魁岐。
       7、埠兴——白云洞由埠兴村(鼓山中学附近)登山,经凡圣寺,龙脊道到白云洞(良心寺)观风动石(乌龟石),向西行至仙人脚迹。下山经十八罗汉台(石刻罗汉)、积翠庵,返回埠兴村。
       8、埠兴——古寺西来院由埠兴村登山,经凡圣寺、白云洞、石棺头岩到仙人脚迹,西行到古寺西来院遗址。沿石阶古道下山,到樟林村、秀岭自然村。
 
附:福州鼓山的风水及传说:
       说到福州,就不能不提及鼓山。早在东晋时期,福州民间就流传“右旗左鼓,八闽二绝”的风水之说,这左鼓即指鼓山,耸立于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总面积约48平方公里,分为鼓山、鼓岭、鳝溪、磨溪、凤池白云洞五大景区。自宋朝至今皆为游览胜地,鼓山就是福建省“十佳”风景区之一。它与福州旗山遥遥相峙,重峦叠嶂、终年苍翠,山上处处有奇岩,峰峰有洞府,风光旖旎,主峰海拔900多米,对福州风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的地位。
       青龙鼓山佑民安康:自古以来,福州百姓在选择及组织居住环境方面,就有采用封闭空间的传统。为了加强封闭性,还往往采取多重封闭的办法,如四合院宅就是一个围合的封闭空间;多进庭院住宅又加强了封闭的层次,而里坊又用围墙把许多庭院住宅封闭起来(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的构造)。
   作为城市也是一样,从城市中央的衙署院(或都城的宫城)到内城再到廓城,也是环环相套的多重封闭空间。在城市的外围,按照风水格局,基址后方是以主山为屏障,山势向左右延伸到青龙、白虎山,成左右肩臂环抱之势。山的左右为青龙白虎(比如说福州的以金鸡山为青龙,大梦山为白虎,于山、乌山把住南门成左右肩臂环抱之势),遂将后方及左右方围合。基址前方有案山遮挡,连同左右余脉,亦将前方封闭,剩下水流的缺口,又有水口山把守,这就形成了第一道封闭圈。如果在这道圈外还有主山后的少祖山及祖山,青龙、白虎山之侧的护山(比如说福州青龙之侧的护山的鼓山;白虎山之侧的旗山)。案山之外的朝山,这就形成了第二道封闭圈。可以说风水格局是在封闭的人为建筑环境外的一层天然的封闭环境。
       由此我们可知,鼓山为作福州的青龙山,守护着福州这块难得的宝地,保佑着有福之州风调雨顺,人民安康。 
       鼓山之“鼓”意义非常:鼓山为作福州的青龙山,自有神奇之处,由其顶峰有一如鼓巨石而得名。相传这支鼓是天上的擂鼓将军为了镇住恶龙特地留下的。每当风雨交加,石鼓便有簸荡之声,那就是鼓将军在鼓山顶面对海上龙王进犯而击鼓,号召三军准备战斗。
       鼓,在易经中为震、为东方。易经云:震者亨。震来,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其意思是重雷发向,千里传声,有惊无险之象,亦有变动之意。
       易经《震卦》象征震动的鼓声:可致亨通。当惊雷鼓动的时候,天下万物都感到恐惧,然而君子却能安之若素,言笑如故;即使雷声震惊百里之遥,作为君子却能做到从容不迫,表示大丈夫威武不能屈,所以能成就大事。鼓山顶峰的石鼓亦在点醒居住福州的人们,匹夫兴亡人人有责。每当国家风云变幻之时,应该走出去,为国效力,由闽化龙之意。
       九座山亭有玄机:坐落在鼓山的涌泉寺更为名扬天下,其位列闽刹之冠,是福州的骄傲,素有“既来福州,必游鼓山”之说。
       涌泉寺寺院和自然景观浑然一体,山坡里原有的山泉、峭壁怪石都被巧妙地镶嵌其中,寺庙前后左右环抱着苍郁的古老大树林,可谓“进山不见寺,入寺不见山”,宛如这寺院是盘古开天地就有,是上天降落在此处。这一典型唐代建筑,坐北朝南,以三级宫殿群,顺山势而上。迈过高高的门槛,一阵佛门清静的淡雅清香就会扑面而来。很多人走进殿内,烧上一炷香,虔诚地祈祷、祝福,让人徒升心安平静之感。
       建造这所寺院的开山祖师神晏更具有传奇色彩。由于寺院建造在鼓山的燕窝穴上,燕窝发燕仔燕孙,所以涌泉寺能居僧干众,蒸蒸口上。相传当时涌泉寺建成后鼓山香火愈来愈旺。为了让香客们上山方便,寺院僧众决定修条上山道路。历经七七四十九天努力,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头山道,从鼓山脚下一直铺到涌泉寺的大门。
       开山祖师神晏看见这条石砌大道,心里很高兴。可过了几天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条石砌大道寺院的僧众,病的病,死的死,香客们也闻知涌泉寺发生瘟疫,也不敢上山来了。一时间,鼓山涌泉寺僧侣四散奔逃,香客稀少,冷清寥落。
       神晏心中好疑惑,为探明原因走到鼓山白云峰顶朝看石道。远远望去,隐隐约约中,他发现整条石道一股凶气缭绕不散。他连忙再仔细一一辨认,这才惊骇得他几乎失去控制喊叫出来。这条从山脚铺到涌泉寺大门口的石道,弯弯曲曲就如一条巨大蟒蛇蜿蜒而上,岭道上的一块块石头板就如蟒蛇身上的鳞甲一片片。那蛇的头对着涌泉寺大门正张着血盆大口对着燕窝吞吃出门的燕子,这石道分明是“蛇窜燕窝”!这明摆着涌泉寺的风水被这石条道破坏了。
       好在神晏不愧为一代大师。他返回涌泉寺,召集众僧在新修的这条上山石道上建造了九座山亭,从山脚到山门。这条“蟒蛇“变成的石头道路中间的九座山亭,依次为闽山第一亭、东际亭、仰止亭(今已废)、观瀑亭(又名石门亭)、乘云亭、半山亭、茶亭、松关亭、更衣亭。这九座山亭像九根大铁钉,牢牢地钉在这条蟒蛇变成的石道上,把这“蟒蛇”斩成七段,使它不能再作怪。之后又从喝水岩修建一条石道,用条石铺设,直达山门。该道为蜈蚣岭道,意为蜈蚣叮七寸。蛇怕蜈蚣,这样这条毒蛇就不能复活了。蜈蚣岭道铺设完,上山道路变得四通八达了。
       这一来,蟒蛇不能动弹了。而化成蟒蛇的那条石道,永远僵死在那儿,被千人万人踩。此后,涌泉寺渐渐香火旺盛了,僧众越来越多,涌泉寺越来越闻名于世终于成了南方著名的佛教圣地。在鼓山其摩崖石刻也很闻名。
 
附:福州摩崖石刻之鼓山
  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文人墨客,雅好诗书,流连山水,留下大量写景抒情的崖书石文,成为福州人文一大景观。宋代梁克家《三山志》,始记载福州摩崖石刻,到民国时期出现石刻专著的陈衍的《福建金石记》,近来黄荣春经过考察研究,确认福州(包括五区)历代共有摩崖石刻1355段,其中现存1016段,佚失339段,摩崖造像9处,崖画1处,这其中包括解放后30段,涉及了近2000多位历史人物。福州摩崖石刻散见于三山、城郊丘陵地或江畔,以鼓山为最多,以乌山 “般若台” 为最古,以于山碑廊为最全。
  鼓山崖削壁立,摩崖题刻,比比皆是,其中不少是历代名人的题刻,有着很高的文物价值。主要集中在灵源洞、登山道旁、十八景、白云洞等处。鼓山摩崖石刻共计562段。在现存的摩石刻中有宋刻89段、元刻11段、明刻31段、清刻172段、民国刻102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刻4段、疑刻153段。分为题刻、诗刻、榜书三种形式。以灵源洞最为密集,约占全山的一半。正、行、草、隶、篆体俱全,犹如一座石刻书法宝库,誉为“东南碑林”。
  其中宋刻中有丞相赵汝愚、李纲,吏部尚书张镇,理学家朱熹,书法字蔡襄,礼部尚书黄冕仲,参加政事真德秀、常挺等。元刻题名的有中书平章事朵儿只班,都元帅参议焦德裕,闽海肃政廉访副使郑至等。明刻题名的有吏部尚书王翱,巡按关中,福建李元阳,册封琉球国使郭汝霖、陈侃,状元龚用卿,福建布政使周颐、屠侨、徐乾健,镇守福建太监陈道等。清刻中题名的有闽浙总督李率泰,福建巡抚余国鼐、黄国材,太子太傅陈宝琛,福州将军成基、长庆,船政大臣沈葆桢,四川总督苏延玉等人。民国题名的有军阀孙传芳,海军台澎要塞司令李世甲等人。1949年以后题名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等。此外,有宋丞相郑昭先、明工部尚书林庭昂、清副都统王应虎、民国总统介石等佚失的摩崖石刻59段。
  现存题刻最早的是灵源洞东壁宋庆历六年(1046年)蔡襄等人的题名,其文曰:“ 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孟秋八日游灵源洞”共二十四字,楷字,字径40厘米。邵去华,当时任福建水陆计度转运使,苏才翁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郭世济任福建路同提刑,蔡君谟即蔡襄,时任福州知州。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苏轼、黄庭坚、米芾。在灵源洞一处壁上刻有“忘归石”三个大字,笔力遒劲,字径约70厘米,也是蔡襄所书。蔡襄的这些题刻,被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忘归石为宋庆历六年(1046年)蔡襄出任福州知府时喜游鼓山,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经随从一再催促,始知暮色已降,遂书“ 忘归石”三字。宋赵晋有诗曰:“ 登山心悦信精神,欲往山间未有因,刚道忘归又归去,白云何不且留人” 。
  “喝水岩”刻于灵源洞弥勒阁旁峭壁上,楷书,字径67厘米,系宋嘉佑六年(1061年)施元长所题。在灵源洞璧,有清代朱彝题的一首《南乡子》词:“披露晓同游,竹杖蓝舆各自由。翠蹬红亭三十里,淹留,行到松门路转幽。僧饭雨初收,风未钟声树杪楼。多事山僧曾喝水,桥头,只少飞泉一道流。”词味隽永清新。
  “国师岩” 刻于 “忘归石”东侧岩壁,笔法端重,仿颜鲁公体,字径70厘米,乃宋代襄所书。国师岩为神晏法师喝断涧水后的参禅处,因闽王王审知尊神晏为国师,故名“国师岩” 。
  “寿”刻在灵源蹴鳌桥下深涧岩壁上,正楷,字高4.15米,宽3.05米,刚劲敦厚,旁款题“晦翁”,晦翁,即朱熹,但近10年来文史界对“寿”是否是朱熹所书颇有争议,无以定论。“寿”字也是福建最大的古代摩崖石刻之。据传福州地区刻有福、寿、康、宁四个大字,“福”字在乌石山,“寿”字在鼓山,“康”字在长乐,“宁”字在福清,其中以“寿” 字最大,也最出名。
  朱熹与赵汝愚的石刻在观音阁东石门附近的岩壁上。两方宋代名人题刻相凑紧挨。一方为朱熹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所书,当时朱熹从江西来福州拜访赵汝愚,不料赵已调任四川为制置使去了,朱熹到水云亭后,留下了一方潇洒飘逸的行书刻,表达强烈的思友之情。三年后赵汝愚再度任福州郡守,也留下题刻在石门西向:
  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
  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世人祗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
  诗中的“故人”指朱熹,“禅客”指鼓山方丈无嗣,当时已圆寂。朱熹和赵汝愚在福州一直无缘相会,靠题刻来交流友情,这也是书法艺术史上一桩韵事。后人取诗中“天风海涛”刻在绝顶峰上。
  “喝水岩” 刻于灵源洞弥勒阁旁峭壁上,楷书,字径67厘米,系宋嘉佑六年(1061)施元长所刻。
  近代画家李霞的巨幅绘画顽石点头的阴刻摩崖造象,刻于灵源洞蹴鳌桥下西南侧岩壁上,佛像高3米,手捧经卷,跌坐蒲团,栩栩如王。佛像上面刻有 “顽石点头” 四个大字。顽石点头典故,出自《蓬杜高贤传》,是说鸠门四大门徒之一的竺道生擅长讲解佛经,能使身边的顽石为之点头折服。
  在灵源洞附近,还有真草隶篆各种字体的摩岩题刻,“振衣”、“遐想”、“入胜”、“渐入佳境” 、“山水知音”,以及郭沫若游鼓山诗刻等。 
       鼓山登山古道也有不少名刻,如第五亭 “茶亭”有福州知府李拔的 “欲罢不能” ;第六亭“胜收”。在更衣亭一带有,清代林可桐书文天祥“忠孝廉节”、林秉淳的“眼底浮云”、卧云的“静神养气”;还有独特的戴定邦的一笔“龙”、一笔“虎”等。以及“ 高山仰止”、一笔“寿”、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附:八游鼓山印象记
  福州鼓山景色不但是福建十二名胜中首屈一指,在全国许多胜迹中,也可算是负有相当盛名。兹就十载以来八度登山、遨游所得的印象,与参考旧志及近代作家们所写关于她的游记,加以分门别类,作个有系统的介绍,使今后游石鼓者虽无山僧引导,亦能按图索骥,得个粗线条的轮廓而归。
  悠久的历史
  考鼓山建寺的历史,相当悠久。其先白云峰下原为一潭,毒龙居之,每兴风雨,损人禾稼。唐建中四年(783年)龙现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胄请僧灵峤诛茅为屋,诵《华严经》于潭旁,龙来听经,久之,自行他徙,因奏建寺,号曰“华严台”。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填其潭为寺,并往雪峰邀请僧神晏主持,号“国师馆”。其后,宋真宗赐额“鼓山白云峰涌泉院”,明永乐五年(1407年)改为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毁于火,僧遂迁居廨院。万历间,僧月江等营静室以居。天启七年(1627年),僧道瑞、宏晓任兴造之事。请博山无异大和尚住持之。清顺治初,僧元贤重修,如是兴而复废,废而复兴,凡有几度,及历年来时加修葺,故迄今寺貌结构,仍能保持当日的庄严堂皇。
  登山的前奏
  廨院上山到涌泉寺行程约长十里,并历经七亭及二千五百零五级的石阶(按:陈文涛说三千八百九十五磴),好在石阶都是宽阔平铺,且数级一坦途,里许一小亭,屈曲蜿蜒,状如羊肠。夹道茂松翠柏,涧壑潺潺流泉,实在在引人入胜,虽迈步登山,亦不为劳。      松篁十里间
  到了廨院,最先映入眼帘,就是路旁“闽山第一坊”。她系宋僧德融建的,初名“通霄”,后以朱晦翁书“闽山第一”四字揭眉,遂改今名。过此五十武,经利见桥,有“瑞泉”与“祝圣万年碑亭”在对面白墙边,中横长方形石碑一块,上刻“祝圣万年亭”五字。从这里左转,即“白云廨院”,该院乃用以安行僧、办道粮及云水宾客之往来,为涌泉寺之化城,与寺同时建。其中大殿多古佛,后面系法堂。对门“南园”内有“普贤殿”,中多杂树。院左十武,流水一弯,上架以石,名“东际桥”,亭名“东际亭”。登阶六级为平地,走十步,上三十三级,又是平地,如是十步三级,八步三十八级,一百六十六步四级,八步三级,八步十级,共九十九级,始抵第一亭。
  (一)第一亭——仰止亭,即观音亭。山下到此计登九十九级,亭的建筑极平凡,四面皆空。此时山上岩上的石刻,亦从此开始呈现于吾人眼。傍于道右,有一片硕大平铺的岩壁,镌上不少名人题字。首先为清福州知府李拔书“声满天地”及前私立三山中学校长周靖书“去私救国”。再登上四十六级间,沿途乃有不知为何人所书的“东障鹏霄”、“云程发端”等字。过此,为前闽侯县政府当民十九(1930年)那年,为保护“名山禅林”的布告,全文简短数十言,刻在石上。接着就是萧梦馥书的“青山绿林”。走过这一段石级,道左有“洗心台”,台为岩石,形如人心,下面水声潺潺。附近阶旁有条石椅,供人一憩。从这里起,在亭与亭之间,每相距不远,都有同样石椅设备。再缓步而登一百六十六级,便至一石屋,即为第二亭(沿途石刻共计十处)。
  (二)第二亭——俗称头亭。第一亭到此,计登三百六十七级,山下到此,共四百六十六级。亭内空无所有,前后辟两门,以通上下往来。左右有围墙围着,壁间嵌前闽侯县长欧阳英书“听涛观瀑亭”五字。越过此亭,登上二百七十一级至第三亭(沿途石刻只有一处)。
  (三)第三亭——即乘云亭。第二亭到此,计登二百七十一级,山下到此,共七百三十七级。该亭俗呼“水亭”,初名“梯云”,后因亭旁有泉曰“灵泉”,故又名“灵泉亭”。亭中题有“愿登觉岸”四字,附近有宛平县弟子那福书“七佛师”。又上一百四十九级间,沿途石刻有“空色相”、“现五蕴光明”、“大慈悲度一切苦厄”、“卓尔”、“乘云”(王用文书)、“高坚在望”、“维行”(平潭陈魁梧书)等字。抵此又有条石椅,再登三百四十五级,这段中途石刻,计有“南无阿弥陀佛”、“仰涛”、“尚远”、“天风吹梦”、“风怒涛飞”(不知何人所书,笔力雄劲有神)、“小鼓”(高鹤楼书)、“南无阿弥陀佛”、“半山”(表示走到此处,才抵半山。),转瞬间即抵第四亭,沿途石刻共十六处。
  (四)第四亭——半山亭,第三亭到此,计登四百九十四级,山下到此共一千二百三十一级。该亭所以名“半山”,盖以亭在岺之半,故名,又称“合珪亭”,因有两石如合珪,故名。亭中有匾题“神皋奥区”及石佛塔一座。僧人在此设茶桌,卖糕饼,以招待游客。亭前空地陈列石桌、石椅。由该亭再连登三百四十七级后,道旁又有一条石椅,续登至八十三级时,先望“能通仙苑”石刻。路之右边有杨树庄墓碑亭,它为一现代化水泥钢骨建的凉亭,雕梁画栋,颇为华丽。杨乃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年)间福建省政府主席,死后葬此山上。其墓园即在亭之附近里许,墓碑系青石所琢,手工颇精,字乃汪精卫所题,后人以汪为卖国汉奸,将他名字毁坏,并画个乌龟以见弃之。又九十级过桃岩洞及五谷祠,即至第五亭,沿途并无石刻。
  (五)第五亭——茶亭,第四亭到此,计登五百二十级,山下到此,共一千七百五十一级。游客到此,无不感觉足疲力竭,李拔在亭旁所书“欲罢不能”四字,命意殊深。亭的建筑规模,可算七亭之最,并有庵及佛像,陈设甚佳。堂上有达摩祖师壁书,据云:为一台湾美术家的杰作,全幅仅用毛笔蘸墨,绘于白色壁间,寥寥不及几十笔,十分传神。附近有舍利窟,亦名“茶园”,在香炉峰前。自山腰分径而入,别为一区,倚岩架屋,居民二十余家。传闽王创寺时,谪罪人于此,使之种茶,以供香积,即世所称之“鼓山半岩茶”。茶色香,风味佳,推为闽中第一。从茶园上去,沿途左右,石刻更多,几令人目不暇接。计所登三百三十级间,有“善哉”、“宜勉力”、“做好人,行好事,读好书,说好话”、“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云路”、“望奎楼”、一笔“寿”字,活跃如神龙飞舞,曾为人用墨拓去,当作中堂悬挂。“开窍星”、“蓬莱在望”、“莫作心头过不去之事”、“无量寿”、“南无阿弥陀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威音王佛”、“高山仰止”、“何修到”、“宝筏度人”、“南无无量寿佛”、“立念回天”、“作如是观”(南城渭卿胡印)、“毋息半途”、“天地正气”、“求真理”、“宏法利生”、“行良心”、“佛”(这个佛字写得非常笔化)、“河山冠冕”、“阿弥陀佛”、“慧日辉煌”等三十一处。看到这里,石阶亦告一段落。同时左边更现出一条小径,乃通往十八洞。正面缓步行一百零九步,杨树庄墓即可看到。又一百二十步,升上十级,走八十八步,再登十四级,有望云居士于光绪丁酉年(1897年)用口衔着笔书“静神养气”四字。再上二十级,先见古佛塔两座继到第六亭,沿途石刻共三十二处。
  (六)第六亭——更衣亭(又名观化亭),这里距山门只有一里,传闽王审知上鼓山访异僧时,曾更衣于此。亭中有清杨庆琛对联:“开门曾仰前王节;入寺还更此寺衣”。附近有“五贤祠”。过此亭,又是坦荡石道,使人气爽,且沿途九十步间,石刻特多;如一笔“虎”、“白云沧海”、“道心坚固”、“云程”、“忘机”、“是胜因地”、“灵山岐岺”、“足以名志”、“今古名山”、“人海飞鸿”(下面另附诗一首)、“皆大欢喜”、“福城东胜”、“我无人相”(附诗一首)、“五蕴皆空”、“一壑风树”、“霖雨苍生”、“为善最乐”、“悟境”、“心”、“佛”、“提倡国货”、“忠孝廉节”(后学林可相敬录宋忠臣文信国公书,每字径约数尺,极为雄壮,有魄力)由此登上二百级有“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云磴松涛”、“草堂愿如”(附诗一首)、“心路须平”、“南无阿弥陀佛”、“宛如极乐”、“亦到涌泉”。至此登一百三十级后,即为一段斜坡。同时右边通往放生园,左通佛窟(乃一壁立巨岩,中刻经文)。正面再行四十步,下五十级,乃巨松夹道,苍翠欲滴的“万松湾”,蒋介石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莅榕游石鼓时,所题“其介如石”四字,即在此途中的左边岩上,因字体不大,很容易忽略。附近更有卢兴邦书“行仁义事”,及不知名所书“以进大同”等。该寺前代和尚塔数座(即海会塔)即造于此,最后为“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知足常乐”等处,沿途题字,欣赏至此,全部告终,统计共九十处。其中以第六亭至第七亭这段途中最多(共三十六处),第二亭至第三亭这段途中最少仅一处。再徘徊八十六武,即至山门的第一个牌坊,前额曰:“石头路滑”,后额曰“又恁么去”,过七十步,趁迎面那列短垣绕入,垣上壁间嵌一黑碑石,横书“入佛境界”。经香炉峰边(此峰在钵头峰东,为寺的前案,俗呼“阿弥陀佛”山),左转二十步,抵第七亭。
  (七)第七亭——驻锡亭,即最后一个亭。第六亭到此,计登三百八十级(其中最后五十级系向下走,盖地势至此,又低落下去),及二百九十二步(分三段),山下到此,总计二千五百零五级。向此亭直穿下去,系通往灵源洞。亭右左壁,有福州名画家李霞画的佛一帧,颇活跃神妙。亭左正面,乃鼓山山门,门额之上直书“无尽山门”(此乃山门旧址,古额为无尽门),左右石柱对联的佳句写着“通霄路远尘氛尽;无尽门开法界宽”。又左右所悬木板联句,是“石点头,虎甘受戒;鼓晨钟,龙来听经”。门左右大石柱刻着“振刷精神功参妙谛;光明磊落法证菩提。”(此联系前福建省高等检察厅厅长邱在元题,又左右前柱刻着“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另一付木板对联写着“门纳海天宽,披残碧汉,浮云万里空中参富贵;钟敲山月落,唤醒黄粱,大梦一番见后薄公侯。”(宁化名书家伊秉绶之子宗陶所题)句法雕琢极精,读之有味。跨入山门,后面左右两柱对联:(1)“弘菩提之愿;开入圣之门。”(台湾李盛福题),(2)“石鼓浮海岛;灵泉涌寰宇。”(台湾女信士林朝姑题)对面墙边有石龛,中竖石刻“南无阿弥陀佛”,两边小柱对联刻“顶上月光高屴崱;指头甘露沛锦江。”从此龛前,循曲径行一百三十武,至第二个牌坊,前额曰“万福来朝”,后额曰“回头是岸”。楼之右边即迥龙阁,过此牌坊又是一弯,走百余武为第三个牌坊,前额写“海天砥柱”(前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书),后额写“佛圣门庭”,拾级登两石阶,过十数武,为罗汉泉(相传有僧来此,以手指地,而泉水忽上涌,故名。寺之称涌泉,典故即出于此),泉口四方形,旁有石牌,刻着“罗汉泉”,径约一尺,迎面即庞大的广场(这个广场系用雪白的石条砌成斜度,别饶风趣)与巍峨壮观的涌泉寺。
  痛心一回事
  当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福州二次沦陷期中,附近鼓麓双峰等乡的不肖乡民,乘火打劫,成群结队任意砍伐森林当燃料,贩售于市(时福州柴价每斤高至五百元),以致自廨院至半山止,这一路上千百年的参天古松悉被腰斩,与市区乌石山前师范学校海天阁前号称“十八学士”之古松,惨遭同一厄运,殊为惋惜。
  放生园旧话
  新放生园情况,兹补述于下:旧园原在寺左,十几年前,虚云和尚特于罗汉台前新建一所,颇具规模,其中猪、牛、羊、鸡、鸭不下数百只,下有陈宝琛题联及跋。又在松篁十里间,那条蜿蜒而上的石路,相传其中有一段神话。据云:涌泉寺与西禅寺乃福州两大禅林,唯涌泉建寺后,盛极一时,而西禅反逐渐冷落,有狡僧思以风水术破之,乃伪与涌泉寺方丈结好,并称当寺大道应砌石为途,以便出入,又告以砌石方式,中间须用一整形长方石块,旁衬入杂石头,如是迤逦延有数里(即今从廨院起身,所步的石路),涌泉寺方丈一时不觉,乃从其计,及寺僧死亡,财物损耗甚大,乃悟西禅寺方丈所告之铺石路形,乃一蛇甲形状,盖取“蛇窜燕巢”之意,乃急于离寺数武地,植入“南无阿弥陀佛”(即今无尽山门后面)石碑截断之,取闽谚“打蛇打七寸”之意,以期此蛇不能作祟,西禅之计遂破,故西禅盛况就永不如涌泉。
  迥龙阁今昔
  走进山门的曲径途中,即可望见恍如宫殿式的迥龙阁,此阁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不戒于火,全座被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陈培锟等募数万元巨款,请福州工程师林天民绘图设计而重建,故极为富丽堂皇。又该阁系清代妙莲和尚所建,前为“澄心亭”,俗称“鱼池亭”,后改为古老式的迥龙阁。现改建三层楼,四面明窗净几,远胜于前。阁旁有陈氏自建别墅岁寒寮,规模虽较小,亦颇可观。
  放生池观鱼
  池在寺之东,迥龙阁之前,凿自宋代,水源出于寺后,作方形,周围四十余丈,深四尺,水澄清,所收养人家放生的鱼,无虑千百,大者数尺,小者数寸,不时可见。它们重重匝匝,游来游去,好像僧人早晚齐集大殿,雁行礼佛之状,亦有螺髻有丝,轮转不停,观者叹赏之余,多向前开小摊的僧人,购特制光饼饵之,于是鱼儿成群结队,首尾相继,跳跃争食。斯时情景实不让杭州西湖“玉泉观鱼”专美于前。传宋绍兴间,寺僧多病,僧宗演乃开此池,池成而众僧病皆愈。
  寺南胜迹
  寺门至廨院沿途所经胜迹,已如上述。兹总录其新旧的如下:罗汉泉、海天砥柱门、放生池、迥龙阁、岁寒寮、万福来朝门、无尽山门、驻锡亭、望江亭、香炉峰、石头路滑门、石门亭、万松弯、松关亭、衣钵塔、吸江兰若、钵盂峰、罗汉堂、新放生园、化身窟、更衣亭、纱帽牌、佛窟、海会塔、深翠塔庵、五谷祠、舍利窟、新槐庵、东峰、圆通庵、卓锡峰、平楚庵、鼓崎岗、萧湾岺、蓬崎岺、桃岩洞、桃岩精舍、五贤祠、乘云岺、灵泉、合珪石、合珪亭、乘云亭、听涛观瀑亭、洗心台、仰止亭、狮眠岗、半月岗、牛眠岗、黄石公庙、子房溪、东际桥、遂楼、南园、白云廨院、普渡塔院、利见桥,闽山第一坊,祝圣万年亭、瑞泉、龙桥等六十一处(其中有的已荒废)。
  走进涌泉寺
  寺门口两旁有联,写着“面对香炉,不用隔江招手;背临屴崱,请看顽石点头。”又“尘外不相关,几阅桑田几沧海;胸中无所得,半是青松半白云。”缓步入寺,即“天王殿”,亦称“弥勒殿”,又称“牟尼殿”,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建,历经灾毁修建,中有一尊贴金弥勒佛,盘趺而坐,身子胖胖,满面堆笑,两旁为土塑四大天王,状貌魁梧奇伟,高约丈余,脚踏小鬼,面目狰狞可怕,两者之中有一副对联:“四大皆空,除非般若门墙,更无坐处;六根已净,但论魁梧奇相,犹是安观。”弥勒龛后,为韦陀像,亦甚宏伟。这几尊菩萨,龛前都有特制玻璃窗,装璜讲究,非其他寺观可比。凡禅林必供弥勒,后必有站立的韦陀一尊,唯涌泉寺所奉的韦陀,乃坐定的,与众不同。
  东西钟鼓楼
  分列天王殿后东西庑的钟鼓楼,乃崇祯六年(1633年)郡人林弘衍建,右边钟楼那个钟,为清康熙间僧为霖募铸,以精铜白金参制,高约二丈许,钟外周围铸全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负责撞钟的和尚,每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百零八遍后,手拉粗绳,上面的木槌即向钟敲击,而传出洪亮清越的“康……”一声,遍闻全寺,那时任何人思虑都为之澄清。
  大雄宝殿上
  天王殿后正面庭中,有池一口,跨池为桥,曰“石卷桥”,桥之两旁,有铁灯杆两根,高五丈有奇,系马尾船政局所造。其上“大雄宝殿”乃梁开平二年(908年)王审知建。但屡毁屡修,才存今日这样新耳目。殿门口联云:“屴崱巍巍千古秀,灵源湛湛万年清。”其余尚有两联,从略。殿内正面释迦,弥陀,药王三佛,均高约四五丈。佛后有粤制铁佛三尊,高约七八寸,又三佛左右供有十八罗汉。不但金光辉煌,雕刻也很精刻。至于佛前排列许多香案中,以那个福州大商家所供献大可两人合抱的铜制香炉,与炉旁左右站着一对孩儿的烛台,最为名贵。同时该殿为早晚寺僧课佛之地,数百个蒲团分列两旁,井井有条。从两旁拾级登十数阶,到殿后“圆通宝殿”(又称法堂),亦梁开平二年(908年)建,内供铁佛三尊,佛的后面供白玉观音一尊,为暹罗(今泰国)所贡。
  藏经殿巡礼
  大殿下右边为藏经殿,系明崇祯九年(1636年)郡人曹学佺建。藏经很多,计有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御赐藏经四橱,乾隆七年(1742年),又赐藏经七千二百四十卷,共分装六大橱,其中最珍贵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阳比丘华能刺臂血,由信士王谷楷书《大乘般若波罗密多经》全部,又乙亥(1875年)仲冬,定慧大师刺血,克定书《佛说四十二音经》及菩提叶上绘罗汉的《贝叶经》。此外,还有一个佛龛,中有释迦如来灵牙,乃福州林得山居士,于燕京寺中得来。牙纵六寸,广五寸有奇,重七十八两,其大龈如金,齿如玉,坚好香洁。又舍利宝塔中,有玻璃瓶如酒精灯,内贮数十个“舍利子”,供人参观。在此处曾住有一百零三岁老僧——养贤大师。原籍湖南凤凰县,早岁曾在台湾服过兵役,对台湾沦陷历史尚能记忆,其卧室陈列亦相当雅洁,但此老僧已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间逝世。
  方丈堂附近
  方丈室即古“频伸斋”,在法堂右,内列仪仗,为清妙莲和尚进京领经,谒慈禧太后奉旨还山所赐。堂前有铁树两株,传一为王审知手植,一为僧神晏手植。从前该寺方丈为古月师,他圆寂后,由达本继任,近达本也圆寂,请鸡爪山德清和尚为方丈。他道行颇深,在寺内佛学院每日说法一次。此堂前面为禅堂,乃僧家坐禅之所,黄帐下垂,别有天地。禅堂外为“且本堂”,此系供僧住宿。堂前有古松如盖,传为神晏手植,名“罗汉松”。堂前为戒堂,亦称“戒月寮”,以供每年浴佛节各地寺院前来受戒者小住。更前为梵王堂(即梵王寮),后改为禅堂,以居行僧。又此堂前为“华严堂”,传寺内昔有“华严岩”,为僧灵峤诵《华严经》驱龙处,该堂即其旧址也。
  寺内诸景
  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宝殿、伽蓝殿、闽王祠、钟鼓楼、地藏殿、祖堂、斋堂、香积厨、沩雪寮、白云堂、星聚堂、大悲楼、净业堂、明月楼、东际楼、藏经殿、祖师堂、寿昌堂、宝积仓、方丈堂、禅堂、戒堂、梵行堂、华严堂、佛学院、佛教医院、经楼、如意楼、老人堂、巡山楼、宝月堂、学习楼、水亭、兴圣国师塔,永觉禅师塔。
  食宿可勿愁
  谈到食宿,此间都很方便,只怕没有钱,如寺内右边白云堂,专供官绅憩息,陈列颇佳。堂左为星聚堂,又左为大悲楼、净业堂、明月楼、东际楼,以上各处床榻俱备,帐被皆有,电灯、电话应有尽有。抗战前僧厨素菜有数元、十余元不等,普通三餐约在数角左右。我们的膳食都由香积厨包办,该厨规模甚大,凡六间,且铜铁两巨鼎,径大数围,深及丈,木盖的开闭,系用绳拉吊。又他们自制的甕菜(即俗呼糟菜),味极香,富贵之客游罢下山,寺僧多持此菜及岩茶相馈。此外,山中私人别墅也有好几座,如陈宝琛的听水斋、陈培锟的岁寒寮、林寿国的遂楼等。至于寺旁的“光霁”、“振声”两楼,乃新建的洋房,与火后重修的迥龙阁,多供团体旅行住宿,惜内部空无所有,须自带卧具。
  受戒的洗礼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届时有受戒之举,各地寺院新收僧尼,多上山受此洗礼,故年年游客必多,但最近该寺当局为避免观众拥挤,早于初三、初四夜提前举行,致使游客败兴而返。兹将受戒实况介绍如下:每个新来的僧尼先将发剃光,跪在佛像前,由执行者把一种特制的香和艾,在他的额头燃以火。此时,被受戒者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口中频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减轻痛苦。至于所烧孔数,由六孔、九孔至十二孔,因这样可使头上留几个白点,永远不会再生发,为僧尼唯一标识。据云:烧三孔者可在本山吃饭,烧六孔者可在全省内禅寺吃饭,至烧十二孔者可在全世界禅院吃饭。
  和尚的教育
  寺内设立佛学院,为僧众研究佛学的地方,僧徒来此受戒,就算为该寺的和尚,不过先要受几个月的训练。院内设教务、训育主任各一人,掌理一切,并建教室一间,传授衣钵。同时早晚还有礼拜念经和一切仪式,课程分讲经、坐禅、养心、国文等。训练三年,期满毕业,便到各岩洞里修养,或是到各院堂自行修道,俾成正果,现改为佛教医院。
  寺东的游程
  关于寺东胜迹,共计二十四处,兹录如下:驻锡桥、灵源洞、弥勒院、雊雒墓、蹴鼇桥、艮止亭、喝水岩、国师岩、忘归石、将军石、仙迹石、鸡头石、龙头泉、观音亭、龙泉亭、白猿峡、石门、临沧亭、水云亭、甘露松、石帆书屋、听水斋、般若庵、天镜岩。
  灵源洞探幽
  此洞去寺百余武,为大顶峰的左支。岩窦嵌怪,从迥龙阁迤逦而登,树木阴翳,至额书“灵源深处”的穹门,下重叠石磴六十级,豁然开朗。四面岩壁,怪石纵横,石刻如麻,古木参天,清幽为一山最。中裂一洞,跨以石桥(即蹴鼇桥),俯瞰深可三丈,有似于洞,故名。李拔题联云:“地出灵源润海表;天生石鼓镇闽中”。洞之桥下,有朱熹书“寿”字,附近上下岩石,皆为宋、元诸诗人、名士的遗墨,因年代久远,苔藓半蚀,致难辨识。东壁为“忘归石”,乃蔡襄所书,径三尺。洞侧有峙立状若甲士的“将军石”,石下有四个指痕迹,称“仙迹石”。又洞中有鸡头石,一峰独耸,旁垂如俛啄状。洞侧有雊雒墓,题曰:“八哥灵鸟之墓”。
  蹴鳌桥神话
  此桥乃跨灵源洞上,建于唐时。传唐黄朴五世祖太和,少好导引术,年三十,弃家入鼓山,妻子求之弗得。至大顺初,忽坐此桥之上,人馈以食不吃。璞游山偶见之,问其家世,始知为自己的五世祖,乃悲泣请他还家,不听。翌日,璞再率家人往谒,竟不复见。
  国师岩来历
  岩在灵源洞西涧底,东壁深广各十余尺,僧神晏曾以神力涸其涧水后,移居于此,尝掇石而食,至今指痕犹存。相传神晏道行高深,一日,闽王王审知上山游玩,抵岩下,见他破衲不完,而神清气足,眉宇慈祥,知为非凡,乃向前致礼,僧如不见不闻,王私计:“吾以南面称王,全闽寸土皆吾所有,何物老僧,傲慢若是!”转念之间,老僧似有所觉,突然飞锡卓立石岩之顶,人坐其上。王复思:“践土之义安在?”霹雳一震,杖临空而悬,僧安坐其端如故,王见其神异,乃合掌敬礼,僧徐徐而下,挽王而笑曰:“兹山与王有缘,合当创建丛林,阐扬佛法。以故衲子面壁空山,专候车骑,敢请大发信心,尽量布金,为开山第一檀越。”王问:“需地丈尺?”僧曰:“但乞一袈婆足矣。”王许之,僧遂出图中水田,披不盈一握,就地平展,续续不完,僧遥指曰:“可矣。”于是四十里山地,皆属图之范围。王益信佛法无边,乃鸠工庀材,寺貌悉依僧之图本,赐名“涌泉”,封僧为国师,并以名其岩。今洞底石壁,刻有“国师岩”三字,径二尺,传为陈襄所书。
  听水斋船轩
  从灵源洞下四十九阶,即可望见对面岩壁间,刻一神光祖师像,趺坐蒲团,手捧经卷,神采栩栩如生。上题“顽石点头”,闻系画家李霞所绘。附近岩壁更有“横息尘劳”,“是曰缘”,与陈肇英所书“千里乘龙”。从此上四十八级,为清遗老陈宝琛建的船轩。轩又名船屋,颜曰“听水斋”,上有楼,祀净名庵乩仙。福州人龚易图、叶大庄暇曰曾扶乩于此。石柱有陈宝琛书联:“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楼下有石隙,数年前可喷水丈余高,今已坏矣。
  观音阁龙泉
  观音阁里的龙头泉,泉水喷自石壁中,相传即喝水岩西涧之水,被神晏国师一喝,而逆流于此。涧水势甚凶猛,滚流如泻,朝夕不息。引以石龙,注于石池,池水弗溢。伏流而下,出于前涧。僧人于池中装一轮转机,绳牵于钟上的钟,机受泉冲激而转动,于是机转钟鸣,颇有趣味。泉水味甜可煮茗,满盛以杯,水则高浮杯面,游客至此必一试为乐。传说阁的观音签甚灵应,故香火颇盛。过此阁数十阶即“白猿峡”,闻昔有白猿居之。峡左右有二石嵯峨,对峙如门,即所谓“石门”。门的左右古人名人题诗甚多。
  瞻仰朱子祠
  过石门不远,到朱子祠(即水云亭,又名凤尾亭),祠壁有朱子画像,勒于黑色石碑。亭下有甘露松,传为神晏手植。根蟠石壁上,夭矫如虬龙,因恒有甘露降其上,故名。过此,为石帆书屋(已废)、般若庵、天镜岩(岩中有洞深八丈,广二丈,上通一窍,其圆如镜,天光下透,故名,明崇祯时,僧知谛始辟楼倚涧而居)等胜迹。
  寺西的游程
  寺西多岩、洞、庵、阁,最著者为十八洞。一路尚见平坦,徒步亦不为劳。关于寺西胜迹,共计二十九处,兹录如下:狮子峰、达摩洞、古望州亭、石灶、无诤居、仙猿岩、八仙岩、福泉庵、刘海台、金蟾洞、蟠桃林、葛仙岩、曼倩居、伏虎洞、灵岩洞、降龙洞、玉笋峰、太乙洞、木公庵、卸甲岩、翠峰阁、三会塔、定空洞、莲花亭、北斗亭、紫竹林、华岩洞、华藏海、福尔庵。
  达摩十八景
  达摩洞在小顶峰右支,形若狮子踞地的狮子峰之上,四面峰峦降伏,涧流环绕。洞广五丈余,深二丈余,前有石壁,高一丈二尺许,阔二丈余。古人以石壁在面前,故取达摩面壁之义,现壁间有清盐商魏杰题“面壁”两大字,洞中有灵泉一壑,甘露可饮,大旱弗竭。洞外附近有岩石一片直立,上刻十八景之名,及七言诗十八首。十八景为:①达摩面壁;②南极升天;③仙猿守峡;④老鹤乘云;⑤仙人巨迹;⑥福寿全图;⑦蟠桃满坞;⑧玉笋成林;⑨蚁艇渡潮;⑩渔灯普照;(注11狮子戏球;(注12金蟾出洞;(注13伏虎驮经;(注14神龙听法;(注15铠甲卸岩;(注16慈航架壑;(注17八仙岩洞;(注18千佛梵宫。以上十八景,均相距不远,可以畅游。有的是夜景,须留宿该洞,须及时观赏,才有意思。洞右“仙猿岩”高五丈余,似猿坐而听讲。洞左为“八仙岩”,列嶂重叠,耸秀如画,洞口石壁镌“八仙岩”三字。近岩前后有千佛庵、福泉庵、刘海台、金蟾洞、蟠桃林、葛仙岩、曼倩居诸胜。洞后有宋时建的“望州亭”,今已废。石灶传系灵峤初入山时,炊饭于此。洞前有石池、仅容斗水,盛夏不竭。下有灵峤岩。岩侧一巨石,如独木冲天,高约十余丈。岩下为“降龙洞”,祀有开山灵峤禅师法像。洞广五丈余,深三丈余,远吞山光,平挹江濑。洞附近有古梅万株,环抱如屏,花开时,红红白白,如际晚霞,如漫天雪,香闻数里。立洞口,俯视田畴,曲折回旋,成“福”、“禄”、“寿”、“喜”四字,秧穗平分,点画不苟。洞口有石船、帆棹俱全,魏杰题“慈航”二字。渡石船,有“龙首岩”,上有灵泉滴之,大旱不涸,注以石龙,流于洞侧。左有“伏虎洞”,前一巨石,如虎皈依。又有玉笋峰、太乙洞、木公庵、卸甲石、翠峰阁、定空洞、莲花洞、北斗岩、紫竹亭、华岩洞、华藏海、福尔庵、三会塔等,以上诸景,或以景胜,或以形名。
  寺北的游程
  寺北胜景最著者。推屴崱峰与白云洞,唯路径较崎岖,昔人多畏难而止。最近自曾汀藩先生亲自督造一条“鼓通路”,从寺起经大顶峰口、越凤池山、绕白云小顶峰(有两岐路达白云洞),循柯坪下岺,渡溪桥,复上岺,至鼓岺之梁厝窟止,长约十华里。沿途铺石,建小亭,岐路处竖立界碑为引,旁栽乌栢五千株,从此寺北之游,始无跋涉之苦。关于寺北胜迹,共计四十四处,兹录如下:屴崱峰、天风海涛亭、海天一览亭、白云峰、忘归岩、缒猫石、调象庵、凤池山、浴凤池、石鼓岩、观音掌、塔石、云卧庵、佛手岩、风动石、栖船岩、槨石、海音洞、佛头岩、腾云寮、青龙寮、梅花寮、白云洞、吼雷湫、印月潭、金刚石、云屏岩、三天门、吽佛岺、龙脊道、天梯、元真庵、说法台、龙舌岩、观瀑台、化龙桥、凡圣庵、通天洞、挹翠台、东山岩、卧潭桥、积翠庵、胡忠节墓、烈潭亭。
  攀登屴崱峰
  循寺后曲折向北行,约数百武,有池围以石,山岩诸水汇于此,盖即寺之蓄水池。凡寺内所用之自来水,悉于此引流,设管通之。过此,行约五里,至白云小顶峰,有石如鼓,径二丈,据云:鼓山即因此得名。再行约里许,地有窦泉涌出,称神泉,大旱祷雨辄降,而《请雨记》与《鼓山铭》则镌岩上。旁有忘归石、缒猫石,更上,石愈峭峻,约二里,至屴崱峰。峰为鼓山绝顶峰之别名,一名大顶峰,海拔二千九百英尺,约高十余里,状如覆釜。山顶常为云气所笼罩,必须天气晴明,登临其上,始可举目远眺。夜半登绝顶峰,可看日出,唯须逢极好天气,才能如愿。峰前有“海天一览亭”乃宋淳熙间僧元嗣建,初名水云,后朱熹据赵汝愚诗句,改为“天风海涛”,并书此四字刻石。不久以前,林秉周曾重修之。现亭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为风所毁。此外,明代汪文盛在其附近亦题有“青天白日”四字。此峰从下望,虽颇尖税,但既登其上,则宽旷平地,周围有一里多。又闻其旁,从前有神泉喷于石壁中,可以愈病。清代遇有大旱,官方常祈雨于此。
  凤池与海音
  大顶峰北七八里,有“凤池山”(距寺十余里),三面皆山,南辟为门,中平衍百余亩。山上有池,广十亩,不纳他流,而大旱弗涸。回岸修竹千竿,花木幽雅,茅舍数椽,往来僧道多居于此。相传:唐末有樵者见五色雀群浴于此,故名浴凤池。附近更有两石,对结如髻,称“双髻石”,有石如掌,上刻“观音掌”三字,有石如塔,名“塔石”。有古庵曰“云卧庵”,现已废。庵的遗址,有佛手岩、风动石、栖船岩及槨石诸胜。又从凤池,右历数峰,可到海音洞,洞口可列四席,中深不可测。传有道人居此,时闻海涛之音,以为通于海,故名。洞前隆起如佛头,岩之左右有腾云寮、梅花寮。
  白云洞中游
  白云洞离寺十余里,系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僧悟宗所辟。如由黄坑而来者,沿途可见石壁嵯岈,中开如门者三,仅容侧身,如三天门。过吽佛岺,仰视危岩如削壁,俯视长涧若深渊,石径逼狭,几难容踵,即龙脊道。天梯自一天门历石磴七百二十级,至一坪,又百步,始至洞。洞势崄嶻峻峭,巨石棋布。有时洞中白云漫布,咫尺莫辨,须到山色开霁,始能四望俱澈,而福州市区灯火也近在眉睫。
  岩壁划开深丈许,广逾五丈,倚岩为屋,石天如盖,长有十二丈。相传入洞深处,可至连江县,但从未有人尝试。洞前有水悬注,声如雷吼,名“吼雷湫”,有潭澄清,名“印月潭”。潭上有“金刚石”,潭前有“云屏岩”,岩石稍坦者为“说法台”(台旁为潭,即谶所谓三潭、九井之一)。又从金刚石上数百级,有龙舌岩、化龙桥。桥旁有观瀑台,瀑布如线,溅散入桥下。再下有凡圣庵,为里人曾尊彝募建。再下为积翠庵,附近一门通天洞、挹翠台、东山岩、卧潭桥诸胜。洞下有明忠臣胡忠节(梦泰)墓,与烈潭亭。亭在庵下的溪潭旁,据林尧所作该亭碑记云:“当民十九年四月廿三日,烈妇何春香,浙之明西里人,五岁为董知县养女,笄年归埔头乡陈姓。逾年,夫瘵而死,妇倾奁为殓。既为营葬,过此潭,爱其洁,不忍去。及夫将葬,遂投潭中殉焉。”现潭边尚有曾汀藩先生题“烈妇陈董氏殉节处”,一忠一节,前后辉映,尤为名山生色不少。同时,游程至此,可全部结束。
  ——节录《鼓山导游》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十七日福州《中央日报》副刊
  丙 公 生平不详。
  游鼓山记
  鼓山是福州的著名胜地,位于城东三十里地,志书述其形势及得名之由说:
  “(鼓山)延袤数十里,郡之镇山也,山之南麓屹峙江滨,为戍守要地,顶有巨石如鼓,因名。其最高者为大顶峰,一名屴崱峰,正东可望海中,又有小顶峰,与大顶峰相去二里,其余峰顶岩洞之属称名胜者,不可胜纪。”(《读史方舆纪要》)
  登大顶峰上,可俯瞰万山,远眺大海诸岛,气势雄伟,山上有朱熹手书“天风海涛”刻石,有名于时。
  过去游鼓山,由于交通不便,自山下至山顶全靠拾级而登,现有了公路,汽车可以直达鼓山涌泉寺门前。
  我们乘坐的旅游车,盘旋绕山而行,不久就到了涌泉寺头山门的广场上,四围都是百年以上的古柏青松,苍翠幽森,显示了这所名刹古寺绝俗超尘的非凡气象。
  头山门是高大牌坊,油漆一新,中间题了“石鼓名山”的门额,我们在这里得到鼓山管理处负责人员的接待,通过二山门,被引带到大会客厅进茶,稍作休息,同时由管理处的普雨法师介绍本寺的历史,以及历年修缮的情形。
  据介绍:涌泉寺的历史由唐末开始,五代闽王王审知建庙,曾经历过火烧两次,最后于明崇桢十六年(1643年)重建,自清初至清末陆续修建,始有今天的规模。
  1955年修成上山公路,1971年又作了一次大修建,故此寺修缮一新,喝水岩、涌泉寺左前方又修环山公路,建桥造路,方便游人。
  普雨法师系河北省人,建国前就南来涌泉寺,建国后,寺中出家人,凭个人志愿大多还俗,余下的也都由国家安排,拿工资,普雨法师也是其中的一位,听他们所作的介绍,仔细详尽,加上正宗北京话,语音清晰,声音宏亮,娓娓道来。很能引人入胜。
  先参观天王殿介绍毕,普雨法师带我们参观,随行随作解说:
  先参观天王殿,接着是唐宋二泉,千佛塔、大雄宝殿、法堂等处。
  第一,天王殿,殿阶下左右竖立两支铁铸的灯杆,仿佛是大轮或码头上的起重设备,看上去很不调和,问起来才知道这又与清末的洋务有关,原来这是马尾海军造船厂,用西法铸造奉献给佛寺的,科学与宗教竟能如此相济而不相忤,确是奇事。
  游天王殿,栋宇宏深,正中供弥勒佛,两旁侍立四大天王高大的立像,都有一丈多高,雕塑精美,气象森严。据说:这是清光绪年间所塑制的。
  入第二进,参观大雄宝殿,殿前广庭有唐宋二泉,宋泉称“罗汉泉”,唐泉是唐代名僧灵峤于建中四年(783年)所开辟的,为寺中最古的古泉。
  殿阶两旁,各立高塔一座,最初我们以为它们是用砖石所筑成的,后来才看清楚,是用陶土烧制的。两塔均九层,七米高,每层还有烧制极为精致的小佛像,总共有一千零三十八个,故又名“千佛陶塔”。每层塔座上,又悬挂小铜铃八个,九层共七十二个,据说这两座稀世之物,建成于宋元丰五年(1082年)距今近九百年。
  大雄宝殿正门门额是康熙帝的御笔,题:“涌泉寺”三字。走进大殿,殿宇巍峨,宏敞壮丽,飞金涌碧,绚丽华好,这是近年大事修缮的成绩!
  殿中正座供释迦佛,东座是影光佛,西座弥勒,后二者代表过去界和未来界,殿两侧供十八罗汉。
  佛像雕塑,造型全采唐代风格,衣饰作汉民族形式。法相庄严,起人敬心。
  大雄宝殿两侧是鼓钟二楼,楼高三层,各悬钟鼓,以警晨昏。
  我们被带到钟楼上,参观康熙时铸造的,重约二吨重的大钟,钟身上遍铸《金刚经》文,共六千字,铸过程极为复杂,每经行文都先以木条创模,再浇铸文字。若非匠工的高度技巧,决不能铸造得如此精美。
  讲解的普雨法师拿起叩钟的木棒,叩了几下钟,钟声清越,久久在我们耳际回荡。他还让我们试一试,我于是双臂平持木棒,也对钟上叩了三下,可是钟音不强,那因为我的手不得劲儿,用不上力的缘故。
  殿后是藏经殿,殿的正座,供了白玉雕琢的卧佛,它们形体洁白,线条柔和,雕刻是十分精美。
  殿正中屋顶悬额上题《御颁藏经》四字。殿中现存《华严纂经》全部的木板,二千四百二十五块,均保存完好。
  涌泉寺过去以所藏珍贵佛经著称于世,著名的有将经文写在菩提叶上的贝叶经,还有一部血写的《金刚经》。这天参观时,法师展视了一部血写卷给我们拜观。……现在殿内仍藏有明清各代经书四万册。
  过去寺中还存有一瓶舍利子,称作镇寺之宝,匆忙中竟也忘记问起了。
  走出藏经殿,后面便是法堂,这是旧日传法受戒之所。现在它已改作寺中古文物保藏处,平时不对外开放,此日却特别招待我们参观。
  原堂日中的题匾,仍旧悬在堂中屋顶,正中题的是:“莲界重辉”右边题的是:“法界尊严”左边题的是:“宝洛庄严”。
  殿顶天花板是五彩雕绘,绘了善才童子五十参的故事。
  随后我们经方丈堂步入一个小庭院,那里有三株(两雌一雄)千年以上的古铁树,树心壮大,高有八九尺,世人每形容事之难成为“铁树开花”但这三株铁树却年年开花!参观时浅白色的花正在开着,看来貌不惊人,不知竟何以享此盛名。
  我们参观殿宇完毕后,在回明月楼途中,经过香积厨——寺中大厨房,房宇高大,房内可以煮千人饭食的大铁锅就有几个,在右手边的大灶头下,有一块近人叶恭绰书写的碑刻,竟拿来修成灶壁。
  中午,我们在明月楼用膳,管理处以斋宴款待。涌泉寺的素席斋菜,过去是颇为有名的,制料不外豆类,豆腐、笋、蘑菇、栗、果之类,但制成的素菜却多种多样,品式都能别出心栽,创出专名而各具风味,现将当日午饭的菜谱全抄录于下,以供读者异日赴涌泉寺用素食时的参考。
  鼓山管理处素食菜谱
  首度:六大盘:
  加喱炒虾仁、白汁如意笋、炸桔烈枇杷,重卤脍花生、油烧小春卷,炸溜金枣丸
  三大件:
  白梅银针翅,脍花川发菜。虫寸甫酿肚,
  二度:六小盘:
  生炒素排骨,干烧麻苏仔、奶油萝葡珠、南煎金钱菰、酿芥菜胆心、干炸苏包蛎,
  三大件:
  高汤豆腐丸、当归烧鸡腿、五丝炸线面,
  尾度:豆沙八果飰、即位龙眼汤
  这份菜单是用打字机印在粉红的笺纸上,古香古色,大方典雅,每个宾客前摆了一张,以便食者所进的素菜为何名,我保留了一张,作为纪念。
  灵源洞与喝水岩
  ……寺东墙外有植物园,其温室所养植的仙人掌,仙人球就有上千种。出东门行约一里许,便是灵源洞。沿路道侧石壁上陆续出现了宋以来各代名人题刻。有的署名,署年时,有的则没有。像“灵源洞”三字,下有“咸丰”辛酉中的纪年。“上善若水”下有“古越顾凤熊题”的署名。“凤池山”后题“道光辛卯岁”。“灵泉法雨”下面就什么都没有留下。
  在遍观石刻之中,出于好古的心理,笔者特别注意那些年代较早的石刻。这里面应当(一记)是北宋时代的三题刻,最早的是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丙戍的四题名石刻。
  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漠,庆历丙戍孟秋八日游灵源洞。
  其次是仁宗嘉祐六年(1016年)辛丑的六人题名石刻:
  官方子容,观察椎宦赵瑾,节度推官赵咨,节度推官通判钱昉,权签判宋球东,憩灵源洞。知福州燕题。同宾僚游鼓山,登大顶峰,嘉祐辛日岁七月十八日。
  再次是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
  已未的三人题名石刻
  莘老、德孺、景述、元丰已未
  岁季秋戊子日同游。
  莘老、刘挚的号,德孺,范纯粹乃范仲淹的第四子,景述则不知为何人。在去喝水岩的道上,还有北宋蔡襄(字君谟)的字刻“忘归石”。从此稍北而行,就到了喝水岩。喝水岩是游鼓山必到之处,因为故事传说动人,尤为招引游人。据说五代后梁开平中(907~909年)圣僧国师神晏在此诵经。由于讨厌泉水声的的喧轰,在他一声有力的喝止下,于是山泉的流水为之改道,涧水也因之干涸,因有此名。
  还另有一说法,清代曾官福州道的洪若皋(字虞鄰、浙江临海人,顺治乙未进士,著有《南沙文集》)的《游鼓山记》说:
  灵源洞稍北为喝水岩,相传石龛中有异僧入定,厌其嘈聒,喝水右转,故名。
  总之,喝水岩的故事传说如此之奇,我所到达喝水岩的地方,只见幽暗峭壁间题刻殆遍,岩下深涧,落叶填塞,确是不见有水。
  灵源洞下,经石级到达一条深约丈许的石涧,涧上有天然的石桥,立桥上朝西面桥下石壁望去,就看了朱熹手写石刻的一个巨大“寿”字,高二丈四尺,宽约一丈。
  灵源洞北靠山处,有一座小楼三楹,楼上列有茶桌,椅凳。女招待员烹以名茶,遂小坐休息。
  下楼沿石级而行,又见一所殿堂,有女招待员用小水车汲水烹茶出售,有十多游人在盛了泉水的碗面上观察泉水的水质。
  在殿外的平台上,见游人仍络绎向高处而去,看看表已接近四时半了,此时山上风劲。我则全身汗水湿透,感到有些寒意,于是赶忙下山,沿寺外大石板路到寺前的停车场,坐在旅游车上等待大队归来。
  坐在旅游车上,望着车外四周的苍松古柏,嶙峋山石,巍然的山门牌坊,想着如此“石鼓名山”,不知异日有没有重临的机会,为之怅然者久之。
  
 
  四、杂 录
     徐 铉 字鼎臣,浙东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仕南唐,官至吏部尚书,入宋,为太子率更令,累官散骑常侍。
  唐慧悟大禅师塔铭
  士有佩服圣道,阐扬师训,进不累于轩冕,退不滞于丘樊,务勤身以济众,不养高以绝俗,其惟仁人矣。
  大禅师名冲煦,字大明,姓和氏。昔者帝尧光宅天下,厥祖世掌天官,保姓受氏,冠冕百代。在汉则调鼎之重,在晋则专车之贤。末叶湮沈,徙居固始。父从郡豪王氏,南据闽中,今为晋安人也。大禅师生禀异气,幼挺玄机,生十有五,诣鼓山兴圣国师出家。既具戒品,博览经史,雅好文词。郡多俊秀,咸见推仰。证无为之理,演不信之教,绰为先达,端然妙门,出世城北之升山。
  于时,王氏衰沦,乱臣专恣,滛刑飞语,虐及善人。师杖策去之。适临川郡中书令宋公齐邱作镇南楚,颇尚空玄。闻师之来,远加延纳,言意不合,拂衣而行。下至池阳,郡守王公继勋,乡国之旧,宾礼甚渥。时季唐二叶,像教方兴,嗣君闻其名,召与之语,移晷而罢。眷瞩殊优,命居光睦禅院,后迁长庆道场,俾与储贰游处,实羽翼也。
  后主即位,恩旨特隆,特赐法智禅师之号。庐山开先禅院,昔嗣君所创,真容在焉,命师居之。精严修奉之仪,以申罔极之感。居数年,召还建康,正报恩禅院,加号慧悟大师。师名其所居曰“智度堂”。精庐栉此,选胜而处,礼秩之数,有逾于前。出则居奉先道场,入则居净德内寺。开宝七载夏六月,寝疾旬余,乃集大众,与论死生之理。十九日清旦,上疏告辞。后主遣使问之,至则化矣。享年五十有九,法腊四十有四。即其月二十五日,从西域之礼,收灵骨葬于钟山之阳。礼物官给,中使监护,至某年月日,弟子省才迁于庐山,其所遵理命也。
  师风骨秀整,机神颖悟,博该众艺,综以玄理,王公大人咸所钦尚。铉非学释氏者,不能言其道业,徒以倾盖之分,久要不忘。今京师复与才公胥会,才公以文艺精敏,见重于时,永惟严师之义,愿刊不朽之迹,嘉其伟志,为作斯铭。铭曰:慧悟禅师,释雄之奇。有文饰己,有道应时。生延世宠,没有遗思。归舟翩翩,九江之湄。庐峰胜境,莲社余基。门人禀训,迁神于兹。哀公怀旧,勒铭志之。兰菊无绝,高深与斯。
  ——《徐公文集》卷三十 南昌徐乃昌影宋明州本
  绍 孜 宋乾德(963~967年)时,福州罗山寺僧。
  兴圣国师《元要集》序
  夫释迦西现,张教化于多门;达摩东来,指人心于径路。不由名相,顿悟真乘;靡历化城,直之宝所。自少室之花开六叶,曹溪之允布诸方,爰出石头,号纯金铺。格高调古,言崄理幽,厥后子孙,从宗行步,阔狭毫厘弗差矣。即有先兴圣国师法嗣雪峰,乃石头五叶也。坐道场则三十二年,拥毳侣则一千余众。或抵牾学者,提倡宗乘,机锋迅而金鸟取龙,格致高而般倕匠物。言如电火,搓之而一点随流;事比蟾辉,唱之而孤轮不堕。破空有而旋敲中道,话君臣而匪称当人。排净名而未是本参,斥圆常而非为极则。往前所集,漏落者多。渐迈金鸟,恐成水鹤。
  今者了宗大师,昔推入室,今契传衣。凡以枢要之言,并蕴胸襟之内。泻瓶传器,分灯散明,虑有抛遗,再从编录。总一十六会,偈颂次之。自量浅识之徒,获睹未闻之教,挥毫承命,聊述端由。时乾德三年乙丑角黍后五日,绍孜序。
  ——乾隆《鼓山志·艺文》
  王 廊 失其籍邑,宋元祐时(1086~1093年)白龙禅院住持。
  鼓山涌泉新修忠懿王祠堂碑
  五代之间,诸侯割据,天下瓜剖,训练士卒,更相吞噬,而佛法独盛於其时。以国王大臣犹能倾心奉道,人重法故也。当是时,孟氏起西蜀,钱氏据浙右,李氏守江南,以至闽之王氏,皆严塔庙,崇圣教,延访高僧,咨求法要。间有奇伟之士出乎其时,担荷大教,激扬妙旨,片言悟主,为王者师,若江南法眼,浙右智觉,西蜀禅月,闽则开山兴圣国师是也。嗟乎!轻千乘之尊,隆礼於匹夫,以道之所存,故重道以忘势。倘非夙钟愿力,承佛记莂,来为外护者,讵能如是耶?
  兹山建中四年,筹造佛祠,灵峤禅师居之。遇会昌之难,鞠为榛莽七十余年。王氏考其遗迹,更兴之,而兴圣国师出焉。自是四方净侣,云集雾拥,王氏倾资给施,宠赍金绘,殆无虚日。因资其余羡,启辟田畴,养徒岩谷,使学道之士得栖神净域,不以衣食婴其心,王氏之赐也。
  迨国师示寂,继踵者十五代,及至定慧大师来主是山,曾未半纪,废事毕举。甲子岁,始卜上方,创王氏祠字,严香灯,奉荐羞,晨夕无阙。每于讳日,营斋供僧,资彼净土之报,亦不忘其德也。
  颖川陈彬捐金钱二万,委下院库主僧转质,岁收其息。于王氏斋日以助施僧。噫!闽佛刹千有余区,本其兴废,皆王氏绩。其协力奉教如是,后之蒙泽者立其祠宇,谨其祀事,不亦宜乎!庸录其本末,使后之览者评焉。
  白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王廊撰。新授建阳县主簿陆恂篆额。朝散郎、致仕轻车都尉、赐绯鱼袋、黄子春书丹。宋元佑三年十月初四日,住持传法赐紫定慧大师显宗立石。
  ——乾隆《鼓山志·艺文》
  药 山 宋至和(1054~1055年)时,福清药山僧人。
  鼓山禅院列祖记后序
  圣宋皇祐二年庚寅岁仲春,予自万安归故山。越明年暮春,有知兴化军屯田俞公,假道福唐,来游是院。余因迎见之,及坐,公辄问之曰:“鼓山开创于今有年,累世子孙陞堂嗣续,星岁始末,其有录乎?”予对曰:“往世难於稽考,近事尚可访询。”公笑曰:“传家之谱何可阙欤?盖亦修其记录耳。”予退而讨诸旧志,询耆年,得当代宗师法要行实存诸,此但记其住持初终,联芳继业,总成一集。寘于开山国师真堂,俾司是堂者递相传世,毋随前事,后之住持,当继岁月于列时。至和元年甲午夏六月望日,住福清药山比丘。
  ——乾隆《鼓山志·艺文》
  按:皇祐乃宋仁宗年号,二年庚寅当公元1050年。原文末本书“至正元年甲午”,至正乃元世祖年号,元年当公元1264年,上距皇祐已二百余年,有误。“至正”当作“至和”元年确为甲午,当公元1054年。
  惠 深 宋高宗绍兴初,(约1131~1135年)涌泉寺住持。
  《列祖列芳集》后序
  住山诸尊宿俱有塔铭,详载其始末,此所谓《列祖列芳集》者,不过书其所生之地,得法之由,并出世嵗月,兹山有大兴建,亦书之末,后载其示寂之日,僧腊俗寿多寡,所葬之方而已。自圆觉以下数传,皆不得前人之式,每有一事则衍为二三百言。或誇他家勋烈之多,衲子辏辐之众,火后舍利之繁,皆失其实,使观者厌见,得非反诬前贤之德耶?今从圆觉传始删去繁词,使简洁可观,于山门少有营作者,亦书之,不敢没其功也。览者幸察焉!
  绍兴甲寅住当山孤峰惠深题。
  张 浚 (1097~1164年)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宋政和八年(1118年)进士,为太常寺簿。擢殿中侍御史。建炎初,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屡抗金人有功。绍兴九年(1139年)以资政殿大学士领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因反对秦桧和议,贬永州。孝宗时,官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
  重修鼓山白云涌泉禅寺
  天下之事未有为而不诚,诚而不至充尽。夫至诚之道犹不能有克成者,佛家者流,毁衣粝食,惟道是求,祖祖相传,师法具在,举措施设,虽千万众若出一化。智者尽谋,壮者竭力,有余者分施,不足者求人,事功敏速,不日而成。如降于天,如出于地,如有鬼神阴来相之;且其道以清净不争为本,无浊恶气,无杀害声,无斗争语,无私邪事。虚静平和,上格高穹,龙天归仰,神佛护持。历世以来,天下被患于刀兵水火之厄,不知几数矣,而梵宫秘宇,罗列山间,巍然焕然,多有存者。借使近市喧杂,夤缘回禄之变,苟为名刹,率免于难,夫人而能道之也。
  呜呼!是理真实,同诸天地而不昧,质诸鬼神而无疑。奈何学圣人而不究尽其道,使有愧于佛也哉。虽然,释氏之先,其教甚严,其仪甚简,其道勤苦而难入,食惟充腹,择草木之实以食,衣惟蔽体,取蒲荷之叶以衣,路宿不再,惧有恋意。则夫高峻其制,丹青其木,平齐其址,彩绘其像,疑非佛之本心。后世通儒博识多以是而疑其徒也。然而实际一尘之不受建立,一法之不遗世间,万法切等空幻。圣贤设心犹有示化,运广大心,具坚忍力,辨庄严事,不信者睹相以生善,吝啬者易虑以出材,企慕者捨爱以学道,于教不为无补。酂侯当平定之初,大筑汉宫阙,议者或讥其侈,而侯亦自记,以昭示壮观之意。予谓侯深晓世法,非小智浅陋所能窥测也。(……以下阙文)
  绍兴十二年,检校少传、崇信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南阳郡开国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实封二千五百户张浚撰文,显谟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知福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福建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文安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程迈篆额。左朝奉郎、充福建路安抚使司,参议官何大珪书丹。
  ——乾隆《鼓山志·艺文》
  程 迈 字进道,徽州伙县(今安徽黟县)人。宋元符三年(1100年)进士。建兴十二年(1142年)知福州领安抚使,去后,民立生祠于九仙山圆明寺祀他。
  重修涌泉寺碑
  鼓山白云涌泉寺肇始于朱梁开平,定慧国师神晏居之。自晏至今,更住持二十有五,历年二百二十有四。真宗皇帝在御之二年,始赐院号。绍兴乙卯,福唐大旱,斗米千二百有奇。主僧法勋负积券一千六百万钱,谢事而去。前帅给事张公迁乾元长老士珪董院事。珪以儒生弃缘,早见龙门佛眼。禅师神机默契,得大自在解脱法。贯穿经史,下至诸子百家之说,可与论古今天下事。得檄之夕,负囊以发。平日交游多一时贤士。黎明交至,问其所阙。瞬息之间,无不辨事。于是大敞觉林,四方衲子争先以趋。有江左、庐山盛时气象。珪方一寝食,均劳力,汲汲行道,启迪后学,安僧众。堂敝甚,议大新而增广之。
  明年,更修五百罗汉阁,下辟三门,傍通两廊,翼以随阁,俨然有飞走之状。又明年,创前资涌泉寮,犹以为未也。乃于已未岁,复立老僧阁,以处高年,恐或遗于后进,化募五千缗,设立长生度僧会。以其余钱三百余万,结石为路以便行。又明年,大建法堂,规模雄大,几冠天下。予兄昭远喜而为书额,复出其私,造十方住持之塔。辛酉,修白云老宿窝,以待观览,以奉耆旧,而病者之居,受业之室,亦莫不鼎然一新。顾视古佛大殿,壮实不挠,姑易其栋而整顿之,凡费钱九千六百余万,不待劝率,人争以施。山中常产濒江,率在州渚,浮沙聚散,出没不一。岁输纳有司最重,所得不偿费。分遣徒属,穷治沦没,整整有绪,图籍具存。住持六年而内外大小无不备举矣。
  夫天下事每成于至诚,危者可安,败者可成,难者可易。天理默通,犹如反掌。若非至诚,则人于此不生信心。信苟不生,何以感格?又安能有成之敏速若此哉!予观珪之施为,慊然有感于心也,于是辍公家之余,亲为之记。
  绍兴十二年,五月望日,显谟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知福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福建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文安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程迈撰。住山传法沙门士珪立石(按程迈以是年知州事,碑云前帅张公,乃张浚也)。
  ——乾隆《鼓山志·艺文》
  
         林希逸 字肃翁,福州福清人,宋瑞平二年(1235年)进士,善画能书,工诗,官至直秘阁,知兴化军。
  鼓山愚谷佛慧禅师塔铭
  愚谷名玄智,枯禅法子密庵二世孙也。枯禅道眼高,师初从枯禅于凤山,叩请甚勤,禅已奇之,去而游方,谒浙翁琰于双径,谒少林崧于北山,留掌记有声。少林移径山,枯禅继席,师喜曰:“青凤山而事未竟,今竟矣。”禅至,仍掌记。俄而机契,万境如如。禅移天童,甫至而寂。师往奠,有偈甚悲,其词曰:“拟擘春云作楮钱,传遍诸方。”曰:“石屏风又题破矣。”归留南北颇久。妙峰、石田皆以座元挽之。石田病,贵珰当至,俾师领客。珰有数问,师与语,要而明,珰密以闻,名彻中禁。其人约师一见,师力辞之,一众惊服。
  嘉熙己亥,出驻吴门荐福,移翠峰,又移毘陵芙蓉。道价日隆,辞归灵隐。宝佑某年,泉守以法石致,三夏迁西禅。寺久废,师兴之,增筑二庄海田:曰福清大宁、长乐大泽。居六年,俄退席。逾岁,帅阃竹居王君移处屴崱,甫一夏以病告,退老东庵。咸淳丙寅正月十七日,趺坐,书偈而化,寿七十一,腊五十八,塔于鼓山南院。
  师姓薛氏,世为长溪儒家,亷村薛补阙之后。年十四,治书笔颖出,非其所好。出家邑之清潭,二十受具,道貌充然。识践兼美,渟涵愈富,退敛若虚,和而有容,犯而不校,其所造诣,未易涯涘。余初得师于冷泉余老溪上,师自法石北来,一见良喜,自此书问不绝。师素寡言,每言默然以意相怡悦。余多方外交,师尤质重者也。师没三载,其门人九峰某谒铭于我,语怆然曰:“吾无以报吾师,师不得铭,吾弗子也。”余知师之贤而多某之义,遂为之铭曰:“欿然而虚,虽有若无,是曰愚。淡然而足,虽下不辱,是曰谷。有屴其崇,有崒其封,我志此翁。”
  ——乾隆《鼓山志·艺文》
  徐鹿卿 (1170~1247年)字德夫,号泉谷,江西丰城人,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进士,宝庆间,任福建安抚使幹办公事。累官宝章制特制,致仕。
  请雨记
  绍定壬寅夏六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遍走群祀,未效。大帅番阳李公以石鼓闽重镇,其下众水所汇,必出云,为风雨,乃命属吏南昌徐鹿卿致祷。丙申,诣寺斋宿。丁酉,黎明登屴崱,礼毕而雨,是夕大雨。戊戌,又大雨,己亥,雨止。槁者获,涸者流,刻而识之,侈神之休。
  ——乾隆《鼓山志·艺文》
  按:绍安为宋理宗年号,壬寅,此二字当为庚寅(1230年)或壬辰(1232年)之误。
  白玉蟾 字如晦,北宋初居琼洲(今广东琼山),号海琼子,后至雷州(今广东海康)为白氏子,名玉蟾。博洽群书,善篆隶草书,工画梅竹,事道士陈翠虚九年,始得其道。世传其神异莫测,是道教中人。
  蛰仙庵序
  己卯之春,三月适闰,溪山已夏,草木犹春。琼山白玉蟾游于鼓山之下,饮于蛰仙之庵,前眺后啸,左瞻右眄,崇冈复岫,丰泉茂树,诸友皆贤哲,不减兰亭之集也。
  是日,宿雨为霁,叆日羞明,残枝有花,老莺无语。于是举太白以酌客,客有沉嘿而以恕自持者,雍容而以谦自牧者,好尚有异,静躁不均,惟一吟一醉,其乐所同,而独余凄然自感,喟然自叹。慨绛阙之寥寥,怀青鸟而杳杳,嚼大道以自笑,惊浮生而自悲。有不可释然者寓之于酒,而又不能超然者形之于诗。
  顷而杲日丽空,祥风无边,俄若有所忆,复若有所脱,顾谓诸友曰:“夫人之根于斯世,与朝菌何异焉?方皓皓然于东隅,而又芒芒然于桑榆矣。然则半炊之睡,早已一生,七日于山,归而千载,亦无怪乎其非诞也。盖天地日月之不同,梦幻泡影之中,身随境转,心逐物移。未悟老椿之春秋,大鹏之南北,而或与腐草俱化而为萤者有之,或朽麦与之俱化为蝴蝶者亦有之矣。
  尘沙浩劫,邈然渺沵,来日如波,任缘也已。以今观之,俯仰一世,酬酬百为,似以明月夜光,而弹断崖之禽,此而韪矣乎。吾亦曰:与其轶荡于心目之外,放浪于事物之表,孰若回风返景于寸田尺宅之间,而飞神驭炁于大庭华胥之国。以虚无之境界,为静定之工夫,凿开混沌,擘裂洪濛可也。吾复绎思其所否者。经不云乎?“生我于虚,置我于无,我本虚无,因物而有。”苟悟乎此,可以了万世于一电,括大千于粒粟。纵赤子于大方,彼有朝煎金鼎,夜控火符者,亦赘哉!颜、跖、彭、殇,吾亦不可晓也。鹤飞凫短,非天而何?尹子则曰:“以盆为海,以石为岛,鱼游其中,一日万里。”又曰:“众人逐于外,贤人執于内,圣人皆伪之。”噫!理哉斯言。
  嗟乎!石火电光,出然如呼,入然如吸。虫臂鼠肝,倐然如此,忽然如彼,尚非异也。曾知夫海与天接,月随水生,吾道只一气耳。天无冬夏之可为寒暑,而人以裘葛自时其身;时无昼夜之可为明晦,而人以日月自幻其目;地无山川之可以胡越,而人以飞伏自局其足,物无荤茹之可以美恶,而人以饥饱自萌其念。有能穷一时之根,掣造物之时,则虽天、地、水、火、山、泽、风、雷,吾皆得与之俱化,夫何悲欢之有?
  ——乾隆《鼓山志·艺文》
  善 缘 了心禅师,讳善缘,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姚氏子,七岁出家,后参鼓山蓝田和尚。明永乐五年(1407年)春,朝廷诏征天下名僧,师应诏入南京,说法称旨。秋归任涌泉寺方丈。后示寂。
  灵源集序
  灵源乃石鼓山之洞名,何为而有集也?盖集古今名公钜卿,文人墨客登览之所题咏也。然而鼓山大刹创自梁开平二年,迄今五百余岁矣。檀越者谁?王審知也。开山者谁,神晏国师也。若其山之灵异亦有可言者焉。始有彩凤来浴于大顶之地,而池面郡治,使郡人无燹火之虞,故郡人立凤池匾于郡城中以应之。又有白龙潜于屴崱下之潭。维时神僧灵峤者,阅《华严》于石台,其龙听法,遂舍去,因斯祥而辟斯寺。
  其寺之栋宇翚飞,金碧交映,复阁危楼,左右拱向,乔松苍桧,烟云缭绕,隐然蓬莱仙境也。寺之右皆石径,陟于石门诸普贤境界。度松关亭,松关下一里许曰:圆通。少曲数百步,有半山亭。下半山亭而历乘云,造东际而抵化城。由化城而出,右有瑞泉。瑞泉东,竖祝圣万年山之石匾。万年山之前曰:通霄路,而覆以亭,因神晏师有“他家自有通霄路”之语也。寺之左有境,而入于灵源洞。洞口虽狭,中则宏廓。每雷雨作,其中簸荡若鼓声。经数十武有白云亭,亭覆蹴鳌桥。过桥有喝水岩,昔晏师于此安禅,恶西涧水声喧轰,叱之,西涧乃涸,遂逆流于东涧。再越数十步,有涌泉亭,越涌泉亭而至临沧亭,抵于天风海涛极焉。有羽化之步迹,有将军之崖石,与夫朱晦庵之书,蔡君谟之文,赵子直之诗,灵迹奇踪,叠出敻现,诚闽南第一峰也。
  然山川既如是之明秀,殿刹又如是之壮丽,故闻者若不歆慕而登览,览者靡不伤怀而咏述。故见于诗歌有若良金美玉铮然其声者;有若吴绫蜀锦郁然其华者;又有若长江、巨海汪洋无际者;又有若严霜、积雪莹然无埃者,是皆襟怀之豪放者也。杨子曰:“身登高而心旷远,故其言溜亮。”非此之谓乎?然历年既久,诗文浩瀚,有己刻于石者,则苔封藓侵,观者艰于览诵;有未刻于石者,则时移人换,久而散佚失传。故予不揣,并而集之,名之曰《灵源诗集》,一以使后人之题咏,续此源源而不绝也。昔李太白作《麻姑山赋》,而麻姑之名随重于天下,矧鼓山为闽南之甲,峰峦特耸,踪迹异常,梵宇壮丽,而得名公钜卿,文人墨客倡和之盛,其名岂不益重哉?是为序。
  时大明永乐十二年岁次甲午,本郡都纲善缘了心书。
  ——乾隆《鼓山志·艺文》
  王 褒 生平见《诗》。
  送了心上人还鼓山序
  鼓山,闽刹之甲也。昔晏国师以明心见性之学,为开山第一祖,阐敷玄旨,扶植教基,四方衲子归之如市,其众殆千人,而禅林矩度,卓卓为天下称道。继往兹山者,非性质高朗,机警圆明,无以率其众。况山水之胜,尤为东南之甲,名公钜卿,词人墨客,往来其间,日不知其几。启问唱答,手弗少辍,非学问该淹,言语疏畅,无以称其任。故鼓山之选,恒与灵隐,净慈并称,戞戞乎难其人矣!
  吾乡了心缘公,俗姚氏,闽大族也。幼性勿迩荤肉,骨格若夙定。遂入鼓山拜蓝田禅师而师之。僧腊未再,头角崭然出众上,咸推其先觉也。无何,蓝田师付以衣钵,逊丈室而居之。永乐四年秋,诏选天下高僧,大建广荐法会。了心率其众,首应明诏,留京师半载矣。时从翰林、诸缙绅游,情洽甚。将归,第惜其别。予因而诘之,曰:“方外之士,摆脱声利者也。了心,明僧也,鼓山,名刹也,利而居之,其心盖未之了欤?讵所谓慧则通,通则流?盖通则无窒碍,流则为溪,为壑。孰垫其壑,而迹其窒碍乎?要自吾心之了了也。”了心笑而谢曰:“先生其知我矣,请序其言,以为南归之赆。”
  ——乾隆《鼓山志·艺文》
  宗 泐(1318~1391年),浙江临安(今杭州市)人,八岁依大诉出家。明洪武初,以高行沙门,往西域求经。他弘扬佛法,颇多贡献。后因胡惟庸案被诬,拟斩,遇赦。不久,死于江浦石佛寺。他是南岳第二十代的传人,临济宗十六世祖师。
  请用明和尚住鼓山疏
  岩头在鄂,嗣德山不肯德山;雪峰归闽,出鸢岭复入鸢岭。道既行于乡里,迹未泯于江湖。孰谓斯时,乃逢作者。某辞倾三峡,气吞诸方,潜子上书万言,心存大法,善财历城百所,学无常师。久闻持斧住山,犹自领徒行脚。机缘再举,圣箭射入重城,山水昔游,轻车驾就熟路。岂无望尘下拜,亦有负弩前驱。乘天风,观海涛,一何壮也!布慈云,洒甘露,众所望焉。勿以遐陈,遂疏义友。
  ——《全室外集》卷九 台湾文明书局本
  王 佐 生平见《诗》。
  僧智澜上人住持鼓山寺序
  佛氏之教自西域入于中国,历汉、晋、唐、宋至于今日,盛行而不塞者,虽其宏阔胜大之言,足以鼓诱世俗,起人敬信,亦由世有卓异辩博之人,如遁、安、远、休之徒以学其教,从其阐扬之也。使世之学佛者俱与凡僧等夷,宗规不守,戒行不修,视明心见性为何物,而欲望阐扬其教难矣。岂得久而不塞哉?
  闽邑智澜上人确守宗规,精修戒行,常师事呆庵,呆庵以其可致远大,悉授以空有之传,尽得其宗旨。成化改元,众以住持鼓山。鼓山胜慨为八闽第一,臬司诸君子尝登临其地,览胜之余,造上人方丈,因与交好,相与谈论,见其性质不凡,精于明心见性之理,谓其能阐扬其教,求予文以赠之。
  予惟晋、宋诸贤,亦尝与学佛者游,若谢安于支遁,习凿齿于道安,陶元亮于远公,谢灵运于慧休,皆与为方外之交。第不知当时所往返谈论者,儒之道耶?佛之道耶?抑有合耶?抑无合耶?抑儒能援佛以入于儒耶?或佛反援儒以入于佛耶?又不知谢、陶诸公重遁、安、远、休之卓异辩博,因与往来,而儒自儒,佛自佛也?
  今诸君子谓上人能阐扬其教,则庶几乎遁、安、远、休之流矣。予非学佛者,尚奚言哉?诸君子学儒者也,苟欲其闻儒者之道,则有昌黎文畅之言尽矣。载之方册,上人一寓目焉,必有去故就新之美,奚以予言为?因书以复诸君子之请。
  ——乾隆《鼓山志·艺文》
  王克复 字师仁,福建福清人,明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中,以明熟法律,屡奉命按大狱,累官南京吏部右侍郎,致仕,年七十八卒。
  重建白云廨院碑
  鼓山距冶城东三十里,其顶有寺。山之西麓为廨院,以接宾客、理钱谷,实寺之别馆也。主僧常择徒之能者治其事,而寺以无扰。寺创梁开平二年,自政和以来,值寇、兵、水、火之变,经几兴废。弘治辛亥,厄于回禄。癸丑,复被山水所溃。都纲德丰与其徒慧钦,顾力不赡,乃以其事请于钦差总镇陈公。公慨然捐资为倡,度才砻石,工役大兴,前为三门,中为观音殿,后为法堂。凡僧房庖库之属,靡不毕具。壮固宏丽,超越前规。经始于是年四月,落成于甲寅正月。慧钦间诣予道其事,请为文刻诸石。
  予惟鼓山,全闽胜境也。其山自雪峰来,鸾翔鹤翥,突然出于群山之间,雄伟峭拔,岩谷环复。其南则虎头诸峰,如笔格、如莲花、如牛羊驱而狮象舞。其东则巨海汪洋,当风收烟敛,万里一碧,远而琉球诸山,咸在目睫之下。西北则郡城百雉,市廛阛阓,杂遝鳞次。是寺实据江山之会,名公钜卿,骚人墨客登眺游览者殆无虚日。远方来闽而往游者十常八九焉。
  闽虽多名刹,若兹寺盖不可以甲乙数,而廨院又寺之废兴所由者也。然非得人以振其坠,举其废,则将为凉烟白草之区。寺虽胜,其何凭藉而可久乎?
  今总镇公于抚绥之暇,乃能留情名胜,加惠沙门,输奂之功,遹观其成,所谓境不自胜,因人而胜,其所係岂轻哉!惜余不文,无以发公之盛美,以传于无穷,姑仍其请,以记岁月云。
  明弘治七年岁在甲寅春二月,赐进士第,进阶正奉大夫,吏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玉融王克复撰;赐进士第,通奉大夫,正治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新宁谢士元篆额,赐进士第,通奉大夫,正治卿,广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三山谢瑀书丹。
  ——乾隆《鼓山志·艺文》
  按:总镇陈公指镇守太监陈道。
  何乔新 生平见《诗》。
  《鼓山纪游诗》序
  鼓山在福州冶城东二十里,其雄势秀为附郭诸山冠。予与寮友约同游者屡矣,辄为事所夺。成化六年,春二月辛末,监察御史清漳陈公弥旦将之京,过福城,乃相与游焉。
  是日,陈公肩舆先抵山下寺,余从宪使永新刘君叔荣,副使四明钱君廷珍,淮西潘君景澄,佥宪羊城康君文瑞、泰和康君主一,淦川周君守谟视事罢,乃行。共饭寺中,遂登山,过圆通庵,历半山亭,约五里许,乃至山上寺。林樾苍润,岩壑谽谺,真佳境也。茶罢,屏驺从,游寺左灵源洞。洞有泉出石罅。据石饮之,甘寒可爱。又行数百步,至天风海涛亭,亭额紫阳朱夫子所书也。其遗刻在山巅,欲往观之,以倦于跻攀,不果。徜徉久之,乃还。抵寺,出酒共饮;寺僧亦汲泉瀹茗以饮客。酒酣,童子歌雅词数阕,宾主欢甚。陈君首赋律诗一章,诸君子亦相继有作,薄暮乃归,刘君谓清游不可数得也,命侍史录诸作阎。刻诸壁间,而予为之序。游之又明日,赐进士第、中顺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旴江何乔新书。
  ——乾隆《鼓山志·艺文》,又见 《椒邱集》卷九 台北文海出版社印本
  按:《鼓山志·艺文》间有脱误,据《椒邱集》改正。
  黄用中 生平见《诗》。
  鼓山志序
  山志,寺有刻板,僧秘不传,盖虞索者难给也。予家夙有此,病其录采尚遗,序列无纪,亟欲检订增刷之,以羁念泥迹,未能也。嘉靖壬寅,倪子进和借去,比归,落首二简,使人懊恨,若失珠璧,遂周觅两年,竟无得者,未曾不中宵一念掩面诸峰也。
  甲辰冬日,偶过剑崖先辈林翁,得本几间,欢逾重宝。乃知既有续刻,而纂入更疏,兼之末牍复亡,使人惆怅,尤似素昔焉。意必山灵笑予,尘寰不谅此衷,故有阴靳,使俟别日,不可知也。
  友人萧子世济与诸僧游,获此完本。既慰夙心,乃喜而序。客或嘲序曰:“子叙鼓山,黠贾程货也。虽涣子奇思,映楮辉帙不难矣。”予应之曰:“山与吾,可废一哉?淑灵妙杰,山资吾矣;飏播奇颖,吾岂无酬山哉?他日四方之志既遂,当筑庐涧阿,腹心雪松,党伍岩嶂,毕山所有,大侈于文,俾吾名与山无斁,山名缘吾益暴焉。此志固曾屡约山灵,岂僅赖简短叙语哉!”客壮予言,因改之曰:《鼓山志》,并旧本藏之,以矢予之不负山灵也。
  嘉靖乙丑岁二月,山人黄用中书于江上之宜晚楼。
  ——乾隆《鼓山志·艺文》
  龚用卿 生平见《诗》。
  跋石鼓清游小卷
  此游石鼓倡和也,斯游也,省方以观风也,集燕以结欢也,修辞以寓志也,访旧以怀古也,诸义备见焉,岂曰慢游玩物已哉?昔儒先每登高远望,必思者人曾到此否?亦有今日之乐否?是故山川之历览而感慨系之,自古已然矣。
  ——《玉堂稿山居集》卷四 旧抄本
  徐 □  字子瞻,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明嘉靖末,以易学名家,由岁贡知永宁县。
  鼓山寺施茶疏
  窃以随缘应物,无非回向菩提;指事传心,总是行深般若。若欲破人间之大梦,须凭劫外之先春。伏唯鼓山某禅师,宝集正宗,转轮真子。学冠于竺乾华夏,智本圆通;神游于教海义天,理无罣碍。笑辟支独醒于一己;拟菩萨普悟于群生。借水澄心,即茶演法。涤随眠于九结;破昏滞于十纏。于是待蛰雷于鹿苑野中,声消北苑;采灵芽于鹫峰顶上,气靡蒙山。依马鸣龙树制造之方,得地藏清凉烹煎之旨。焙之以三昧火,碾之以无碍轮,煮之以方便铛,贮之以甘露碗。玉雪飞时,香遍阎浮国土,白云生处,光摇紫极楼台。非关陆羽之家风,压倒赵州之手段。以故居人共啜,过客争尝。使业障、报障、烦恼障即日消除;资戒心、定心、智能心一时洒落。今者法筵大启,海众齐臻,法是茶,茶是法,尽十方世界是个真心;醒即梦,梦即醒,转八识众生即成正觉。如斯煎点,利益何穷。更欲称扬,听末后句。龙团施满恒沙界,永祝龙图忆万春。
  ——乾隆《鼓山志·艺文》
  叶向高 生平见《诗》。
  重兴鼓山寺田碑
  夫天下之号丛林者众矣,有其兴之,胡可废也?其废也以幻教绌,其废之而不与废也,以祝圣义不得绌。其废之以乏物力绌,其废而复兴,兴之于重废之日也。长吏之所护持,神功之所托庇,义又不得绌。噫嘻!兴废之故盖难言之矣。
  吾郡以鼓山为钜镇,寺建于梁开平;其溃于水也,以明弘治辛亥,其不戒于火也,以嘉靖壬寅。寺既燔且圮矣,独山下廨院巍然若鲁灵光,而以输租、以焚修、以饷众僧,以当供亿,以需词人墨客之登临,一切取办于檀那之田。田为畝者以七千计,后裁其五之一者寄诸学。佃入虽得以禾忽若秸输,而额仍隶寺,僧坐受困矣。寻以兵兴饷重,吏持之急,豪右乘其困,耽耽虎视,且侵渔焉。缙绅之仓箱日溢,而苾蒭如洗,计有鼠雀窜耳。
  岁乙己,王令公之入闽也,辄弹指悔恨,畴为名刹而榛芜若此;畴为租庸而逋逃若此;畴为金身丈六而剥蚀若此,抑何以为呼嵩者地也?实邑宰重贻之羞。遂括故牒,按旧额,清宿逋,蠲苛役,籍汙邪之蚀于豪者,奏记於左辖范公。既报可矣,随清浮粮之累僧者三十石。未几,令公入觐,閧者复起,孙守公以定力胜之,右辖陈公,督抚中丞徐公以全力护之;而督学熊公雅不欲诸生之有加于僧也,於是田之归寺者种种矣。令公又察比丘性聪之堪负荷也,籍而授之,而聪辄薰沐和南曰:“不腆山灵,惠徼令公,借此法力,饱兹香积。令公及诸大夫其永有誉。”乃请余为志之贞珉,以垂不朽。
  余谓是役也,诸大夫之赐也,令公之力也。为山者尸祝于一篑,而穿井以一锸为功,则谓令君什倍于诸大夫可也。因论兹寺亦阽危矣:一厄于祝融,再厄于波臣,佹废矣,废而复兴,天实为之,而田复厄于豪,以祝融波臣之不能与豪格也,豪之不能与良令格也,亦天意矣。天不欲此田久蚀于豪,而沙弥辈不能任,故假诸良令之手,又欲使良令树德建功,千秋百世,假此少试经纶之技,岂天意奉令公耶!
  令公在余四封之内,郡人颂其廉而谦,敏而断,疆直而温厚。治行在五凤、神爵间,非久当内召,侍台端,直左掖,而斯寺之祝令公与山俱敝可也,后之感废兴者,当于是乎?
  考之徐公名学聚,兰溪人,癸未进士。范公名涞,歙县人,甲戌进士。陈公名所学,景陵人,癸未进士。熊公名尚文,丰城人,孙公名大庄,黄冈人,俱乙未进士。王公名世德,永康人,辛丑进士,法得并书。
  明万历辛未冬,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福唐叶向高撰。
  ——乾隆《鼓山志·艺文》
  赵世显 生平见《诗》。
  鼓山旧志序
  古今之为志者,迁,固其选矣。他如《博物》、《述异》,祗足以炫奇,《夷坚》、《虞初》徒资谈噱,然犹古之遗也。晚近有作,匪考之弗实,则语焉弗详。甚至附会芜杂,荒唐谬悠,吾无取焉。
  鼓山旧无总志,虽游踪不绝,奈文獻无征。失今不图,后将何述?友人谢在杭夙嗜司马之游,雅擅三长之誉。宅忧之暇,爰与朋辈东窥屴崱,遍寻古迹。披荆棘,辟草莱,剔苔藓。凡危峰秀峦靡弗历,灵岩窈洞靡弗探,镌石留题靡弗录,古碣残碑靡弗辨。嘉木奇石,园圃土田,委径故道,精庐佛刹,神区仙迹,缁锡源委,靡弗穷其始而究其终。积日累月,编次成书,务俾幽隐毕达,高深咸晰。烟霞生色,猿鹤扬声。是故首之以胜迹,而灵异昭矣。次之以建置,而规制备矣。又次田赋,而供需赖矣。物产志则名区之生息以章,沙门志则衣钵之相承有绪,贞珉志则历览之人代有稽,艺文志则今昔之咏题弗泯。至于丛谈亦并载罔遗,则骚逸之麈柄弗竭。洵名山之信史,资千古之考镜,斯志不与兹山相为无穷者乎?
  予惟曩昔三陟山巅,晚岁病疲,实同宗炳。睇此瑶编,神情飞动。不谓鄙语亦荷兼收,弁以芜辞,逾滋汗颊。纵在杭不我吐弃,得无贻笑山灵乎。
  万历戊申岁,冬十一月既望,前进士郡人赵世显撰。
  ——《芝园集》
  《游鼓山》序
  地设晋安,天成屴崱;亭开凤尾,泉涌龙头。紫阳寄迹之区,黄石栖神之所。圆通闳敞,天风直送海涛;喝水岩幽,山色遥连江树。野径分而茗园积翠;石潭响而竹坞浮青。禅榻隐苍藤,诸天缥缈;镌题封碧藓,千字微芒。僧定云端,瓶水雨花寂寂;樵过涧曲,浴凫飞鹭悠悠。贝阙珠宫,恍东去蓬瀛之胜概;金函玉检,延西来衣钵之真传。雾散烟消,海外见琉球之岛;天晴日暖,云中瞻闽粤之城。
  时过青阳,序当朱夏。莲塘漾绿,榴径舒红。雨底熟黄梅,荒郊气润;风前纷紫麦、亭午阴清。卢桔影中,觏青虫之隐见;蔷薇香里,听玄鸟之呢喃。童冠昔偕,曾播舞雩之咏;宾朋今合,言追河朔之欢。凡我同盟,从吾所好。钟毫、薛素预敛于行箱;桓笛、稽琴早修而就道。雕鞍既歇,嘉宴旋开。幽怀暢而动植增妍;游兴新而乾坤借色。通玄倐步,窥窈洞于灵源,超凡继升,瞩悬崖于大顶。涉鳌桥而望远,万象呈辉;临凤沼以探奇,群峰列峙。瀑泉飞而泻玉,山鸟哢以铿金。杯勺随人,树底频传鹦鹉;珠玑在手,壁间时走螭虬。清歌发而鹤梦惊;长啸舒而鸾音朗。既乘时而骋望,亦抚景以兴怀。嗟胜地之难逢,怅浮生之若寄。越宫罗绮,惟见青苔;汉代衣冠,空余绿草。花开花落,倐岁月之更新;年去年来,独江山之似昔。是以季鹰快意于杯酒,至若太白兴思于夜游。洵达人之大观,为吾徒之所与。惟兹同志,咸多雅怀,共播声歌,用垂不朽。
  ——《芝园稿》
  徐 熥 生平见《诗》。
  《游鼓山集》序
  鼓山东临大海,其高无量。余自甲申夏至戊子秋,五年中三登其顶,而景界变幻,皆成瑰观。今年九月,陈振狂、王玉生、谢在杭、仲弟唯起将买舟游,邀予同往,适予与陈汝大有于山登高之约,不果,语在振狂记中。
  夫吾闽山水奇胜甲天下,霍童、武夷、七台、九鲤、玉华、太姥、大武、清源诸山,自古蹑?赍粮者趾相错,然其事有传,有不传也。鼓山雄于吾郡,游屐不少,著有仅蔡君谟、赵子直、朱元晦、李伯纪诸公,余皆湮没不称,此其故难言之矣。余三游皆有佳景,皆有诗,以同游者寡和,寻复弃去。问有一二书寺壁者半为苍烟碧藓所蚀,磨灭不可读,心甚恨之。
  兹游也,翩翩同调,唱和诗文烂然成帙,足以不朽,而余复不得与,怏然于怀。在杭既汇然游稿,殺青以传,而属余序其简首,庶几当卧游之一助耳。万历庚寅,重阳后二日题。
  ——《幔亭集》 福州沈氏抄本
  谢肇淛 生平见《诗》。
  新开白云洞碑
  夫山川无尽而人有尽,以有尽遇无尽,故耳目所不及接,手足所不及探,率付之无可奈何,以还造化,而山川之遇合显晦,又自有时。前之创者常留其无尽,以俟后之人,非其人,山灵不与也。
  闽鼓山之有涌泉也,自僧灵峤始也。其岩之喝水也,自僧神晏始也,而洞之有白云也,自僧悟宗始也。悟宗出世学道,苦行精进,隐国师岩者二载,编茅居凤池者五六载,戒律坚定,天人护持,每夜见圆光,自他峰飞至,熠熠烛天,初谓野烧,继疑游磷。久而踪迹之,披榛五里许而得石。穿石抉土,土尽而得洞二:上小者为海音洞,稍下高广,延袤二丈许,如覆钟,如削玉者为白云洞。洞前空青隆起者为佛头岩,岩石稍坦者为说法台。台旁为潭,即谶所谓三潭九井之一云。而石之仰者为钵,竖者为禅杖,皆以形似名也。登洞则日月蔽亏,云霞从足底生灭,长江如带,巨海若杯,而无诸诚郭隐见烟中,一蚁垤耳。
  悟宗性行超凡,慧心独运,鸠工蒐材,鼎建祠庑,而同事有善乩卜者,护法伽蓝凭焉,言应如响。于是远近云集布舍,物力毕具,金身碧殿,精舍香厨,不月而成巍然之观。然下视斗岩绝壁,势逾天险,自非猿猱,难以飞渡;则又凿石千武,悬梯万仞,起于平地为三天门。蛇屈而登,跨龙背,渡吼雷湫、印月潭,逾金刚石数百级,至化龙桥。观瀑布如线,散入桥下,天梯矗云嶻嶻然。王懋复太史为题“白云洞天。”行者两膝击颐,肩高于顶,喘如吴牛而未得休也,虽折笋之险巇,大峄之窈窕,蔑之加焉,嘻!亦奇矣。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神僧之所剖辟,高贤之所杖履,经百千万劫所未有之奇,至今日以无意得之,而悟宗者又了然一身耳。不内交豪右,不借资陶猗。一旦稽天凿地,别开世界,非神识大力不至此,岂灵峤、神晏所留以俟其人者耶?
  悟宗后居郡城之罗山,罗山法海寺为势豪所夺,且一甲子,历数主矣,而能引法曲谕,顿令檀那发心,舍宅还寺。不三年间,金碧珠林,焕复旧观,光复圣教,法力尤宏。其开白云洞,又藐然者耳。余时方志鼓山,感高僧之遗事,而嘉悟宗之能嗣其钵也,于是乎记。
  洞开于万历丙戌,而天门凿于甲午。悟宗俗姓傅,郡之闽县人。万历戊申七月望曰,前进士、兵部尚书郎陈留谢肇淛撰。
  ——《小草斋集》 旧抄本
  徐 ■〈火勃〉  生平见《诗》。
  九日鼓山游宴序
  白帝司权,黄菊篱边呈色;金商转候,紫萝囊里生香。兹当重九之辰,共作登高之乐。江南王、谢,邺下陈、徐,遂挟青尊,同寻白社。小舟可买,泝几百里之鲸波;双屐堪携,历千万层之鸟道。晓攀叠嶂,千头古木撑云;夜渡石门,四壁垂萝絓月。崔嵬覆岭,岚光松影交青;幽翳丛林,蝉咽籁声阙响。遥观大海,蜃气成楼;俯瞰长江,马头如带。北拱已低莲崿;西来又隘旗丘。蕞尔一区,隐隐无诸城郭;渺然数点,茫茫天外琉球。洞中流水去何方?法祖诵经喝绝;山半祗林遗故坵,樵夫举火烧残,借宿虚龛,对高僧参禅演偈;采真深洞,与坐客酬酒赋诗。狂游遍灵迹之中,意气超形骸之外。兹游特妙,胜事堪传。何必登戏马之台?不让陟龙山之顶。故人生贵适志,几人能共此烟霞?而行乐须及时,尔辈当坚盟泉石。凡我同志,请各摛辞!
  ——《鳌峰集》
  鼓山赋
  翳石鼓之崔嵬,作海邦之巨镇。周回百里,壁立千仞。地轴盘峙乎坤,山势障屏于震。并华顶之穹窿,齐嵩高之极峻。下临沧海,远望扶桑。遐哉渺渺,郁乎苍苍。眄瀛涯而点缀,眺岛屿之微茫。盱硫球之国而隐见,瞩天吴之首以昂骧。隘群峰于下界,空万顷于八荒。观曜灵于昧谷,接羲驭于东旸。若乃山含岈窈窕,岝崿幽邃,萃川岳之郁葱,钟岩壑之灵秘,寒云际晓而锁青,古木当春而积翠。灵水澄源,甘泉涌地。缁衲聚僧,精蓝创寺。开山则祖师神晏,檀施则闽王忠懿。标佛土以庄严,表禅宫而壮丽。祗园宝殿,绀宇珠林;台铺碧瓦,地布黄金。驯鸽纷飞,现半空之影;频伽解语,送静夜之音。旃檀有香而馥馞,檐卜有气而萧森。至于国师登坛,高座说法,涧底泉声,奔流聒聒,杂梵呗而喧豗,混摩诃而活泼。立运神通,放声一喝,回别窦而倒流,涸空潭而停歇。望石壁兮徒存,听涧澌兮永绝。洞门蛸蒨,磴道岧峣。石封苔而棱渐损,藤抱树而叶微凋。亭跨丹凤之尾,桥蹴巨鳌之腰。摩名贤之篆刻,辨姓氏于前朝。法嗣曾兹以卓锡,高人昔此而挂瓢,怀古迹而心悸,感往事而魂销。
  尔其异草奇花,珍禽怪兽,妖艳蒙茸,高飞远走,弥布于叠嶂嵁岩,吟啸于穷崖广岫。岭旋别径,路转人家。错村落其如绣,开场圃以种茶。植先春之粟粒,采未雨之灵芽。老翁负笤而向火,稚子持筐而踏霞。笑北苑龙团之莫匹,渺阳羡紫笋之难誇。极林峦幽翳之足赏,何陵谷变幻之堪嗟!樵火夜遗,琳宫瓦砾;佛国榛芜,禅房荆棘。风吹蔓草兮芊绵,水漾寒花兮寂历。山魈哭雨以啼霜,行客抚今而追昔。痛颓废兮六十余秋,悟残灰兮百千万劫。宝销佛面已多年,金舍给孤于何日?登临自美,吊古空劳。歌以咏志,赋必凭高。等沧溟于一勺,睇天风之海涛。蹑应真而飞渡,挟子乔以游遨。身陟云山兮渺渺,眼空尘海兮滔滔。优哉游哉!以翔以翱。
  ——《鳌峰集》
  卜履吉 字讷斋,江南上元(今南京市)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官泉州府推官,迁福建按察使副使。税监来闽开矿,将毁民居,履吉具疏朝廷,禁其暴行,又捐金助其矿税,使之出境,闽地以安。
  元真庵记
  夫外象幪虚,穷无之妙斯着;先天何物,未始之征罔闻。故博观则无相不入,冥遡则有力同沦,不可以未画传,不可以无极悟。大矣哉,其湼槃之旨也。盖自西方诞圣,灭雪堕其飞仙,中土抚期,恒河钦其荒界,法流既远,象教遂夷。然后帝振革蘖,沦响振于迦陵,王梦审求,缄经尊于石室。齐梁表刹于方兴,林远护门于未坠,异代同情,固亦有焉。昔者越都熄伯,岿峙鼓山之存,蜀土游魂,异托沙门之梦。于是碧天禅师道庇交丧,缘济未来,固已借冥力于西椒,颜白云于辟石矣。于霄嶛刺,俯日间天门,荡邪之池华清,蔽径之竹峭蒨,盖闽东之胜地也。
  万历二十七年,将军许公讳国威,嬴缩阴阳,神化韬略。飞霜细柳,宁需函谷之泥;嘘风大树,已纪燕然之石。既而汉阁让麟,华山归马。负趋夜壑,悟返出门之车;探取邻环,妙湛受轮之器。遂于洞下立元真庵,以庇经像,复为堂,中形大觉之额,以发果体马。芟薙投模,卜中夏而经始;崇构留观,阅初秋而竣事。乃冈岩郁抱,云霞舒卷,背以佛头双髻之奇,表以莲峰方山之秀,三山抗虎,孤峙降龙,长江献其天堑,万落效其棋峙,亦已畅无穷之盈,视极安闲之世界矣。藉钵于焉证玄,趺坐于焉入定,可谓灵就移山,庵罗别舍者乎?是举也,偶物阐胜,地杰辉于当符;镂文纪代,世远著其可知,敢寓言于不朽,庶洪范之无歇。其辞曰:
  幹维焉系,形上难名。眷彼群族,西方笃生。极妙无上,想体圆明。众生斯瘼,爱恼成瀛。爰造净土,皇济恒沙。超诸填坑,烦恼万差。阐提三昧,息言拈花。允赞多士,正象流遐。玄关不键,秕夷乃治。教始等慈,灵亦殉鸷。霜露所坠,戾止大庇。苦海慈沦,祗园易施。邈矣汉台,列刹惟弁。冠山垂葩,焕若舒电。聚珍既贲,若华易扬。瞻兹灵宇,日月齐光,胜地不易,乘数闻章,于昭至教,替崇未央。
  ——乾隆《鼓山志·艺文》
  广 靖 明万历时,鼓山寺僧。
  元真庵记
  元真庵者,元真居士自捐俸所创也。堂额“大觉”,志觉已觉人也。居士生而好佛,癖嗜内典,参访多方,习静无地,近乃投戈林下,慕闽东鼓山西麓白云洞之胜。洞据山之巅,摩霄咫尺,人迹罕到,时惟白云缥渺而已。有石横亘十余丈,深二丈,巑岏屹峙,白乳时流,前有天池,左右有翠竹。下有三天门,门俱自然,苍石夹立。门之上则瀑布飞流,四时不绝,辟是洞者,悟宗上人也。
  上人戒行精严,信心深笃,五丁托梦,石穴自开。居士结庵于下,依为胜友。庵之景莲峰送秀,方山拱色、三山万雉,争入眉睫。佛头岩插其鬓,双髻峰锁其口,龙脊岡跨其背。庵依洞,洞依庵,天造人设,默有相成。时一阴晦,咫尺不分;时一清霁,万里在目。时一闭关入定,则尘嚣都泯,法界混融;时一临高远望,则舟楫往来,耒耜交错。佥云:“极乐之士可以演习上乘。”客有登陟,肩舆可到,若洞在绝巅,磴道孤危,非扪萝附葛,莫能至是。
  庵之兆工也,以万历庚子五月中旬,完以七月终旬,费钱十万。择是地者,莆堪舆翁友云,董是役也,山下老人郑九道也。居士姓许名国威,闽人,癸未武进士,历官征矮游击,元真其道号也,乃取元明真心之义云。万历庚子中秋记。
  ——乾隆《鼓山志·艺文》
  袾 宏 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明万历时,云栖寺僧。
  元真庵记
  许国威自号元真居士,而福城以东十余里鼓山之胜,居士庵其中,即以厥号,名庵曰元真庵。尝考《华严》,福城东去有娑罗林,林有塔庙。文殊师利童子教善财童子处也。夫不坏元真,名之曰童。兹居士跨海内,论兵底有成绩,倦游而归真,以是人居是地,而适与《华严》所称“福城”冥契,所称“童子”冥契,似非偶然者,可弗顾名而思义乎?假居士树立,摹麟阁、图云台、如梦如幻,妄也,非吾真也。吾归吾真矣,一归永归,予重嘱焉,是为记。
  万历癸卯上元,古杭云棲寺沙门袾宏识。
  ——乾隆《鼓山志·艺文》
  明 超 号越山,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请无异大师开堂疏
  闽川法运将新,师承有待,鼓岭宗风虽替,佛窟长存,道必人宏,珠随方现。恭维博山无异大师大和尚,古佛再生,今时落尽。秉寿昌之剑,播曹洞之风。棘栗蓬任气急于喉咙,冬瓜印不浪施于面孔。盲棒狂喝,一时潜踪。簇锦攒花,末由吐气。茧足走千山之衲,象踏截众溃之灛。光已放于闽南,迹犹悭于江右。顾兹鼓山片石,兴圣遗基,喝水之声常传,搴旗之略未坠。悲祝融肆虐七十载,如星及晨,仰妙喜入闽五十朝,如茅斯拔。仪等瞻风有日,诵语如雷,遣专使以陈词,先四众而请命。伏惟降神足于龙蟒杂居之所,设大冶于顽金跳跃之林。石鼓当轩,直令众山皆响,通霄有路,咸期圣箭飞来。仪等不胜颙望悲仰之至。
  ——乾隆《鼓山志·艺文》
  杨瞿崃 字稚实,福建晋江(今泉州市)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官至提督江西学政,未几告归。
  请永觉和尚住鼓山疏
  石鼓山龙山从,首作闽邦之巨镇;花宫窈窕,长为禅学之稠林。嗟宗风偶替于先年;幸旧案重拈于此日。机从天启,道待人洪。恭惟永觉大宗师慧云含涧,杲日当空。系出西山,家富七贤之学;英蜚艺圃,笔生五色之花。忽厌筌?,思穷神奥。偶触机于南泉刀下,遂归心于黎水桥边。摆手出寿昌,夺来不传之印,卧舟过剑水,抛却久蕴之珍。洞上宗风,宜复起于兹日;南来道脉,信独荷于一人。不沛屯膏,曷濡渴望?时虚鼓山之席,仰借荷岭之辉。伏惟宝杖垂光,法幢移彩,摛毒龙于巨海,全露爪牙;射圣箭于重城,侭教围绕。庶人天于焉胥庆,山海顿尔增荣。崃等临楮,不胜颙望驰神之至。
  ——乾隆《鼓山志·艺文》
  元 贤 生平见《诗》。
  重建鼓山涌泉禅寺碑
  天下之事佹兴佹废,若靡有常;然亦若有常而不可强者,则时焉耳。时之未至,虽巨力任之而弗就;时之既至,虽绵力举之而克成。吾于涌泉之事见焉。
  自涌泉之废于嘉靖壬寅也,僧之欲力起其废者不一其人,需之至九十载不一其时,而卒莫底绩,至远延博山父子主其席。彼望重一时,僧众乐归,诸檀乐护,则兹寺之复宜同插草,而竟以博山任重辞去,此岂非时之未至,虽巨力任之而弗就者乎?余之来兹山也,在崇祯之甲戌。其时寺中犹半草莽,有大殿巍然中立者,宫保曹公同僧道东、智谛所建。殿之傍为斋堂,堂之后为客寮,为香积,为库司,则皆众僧建之以延博山者。殿之后为法堂,堂之右为方丈,则僧宏晓之力也。方丈之前为禅堂,乃以西庵改为之,狭陋不足以居广众。余时徘徊四顾,凛然有弗胜之惧。是冬,兵宪林公弘衍为建钟鼓二楼。明年,曹公为建天王殿。丙子秋,为建藏经堂于法堂之东。
  丁丑春,余以间谷大师没,千里赴吊,遂留居真寂,凡五载而后归。归则见大殿为海风所劫,两角已崩,淋漓满地,虽佛象如生,而金碧亦且剥落矣。乃谋再造,即命石工甃殿前月台及大庭石。明年癸未,求术于建州。冬,乃鸠工造殿,复移正天王殿而益其旁为十方堂。甲申夏,于大殿左右各翼以游廊,而上达于法堂。廊之西为禅堂,大中丞邵公捷春之所建也。堂之前为梵行堂,乃改旧禅堂而广之,用居行僧。梵行之西为圊,为湢,凡十二间。冬复建伽蓝、闽王二祠于殿之左庑,建祖师、寿昌二祠于殿之右庑。乙酉夏,改斋堂南向,斋堂前为白云堂,以待宾客。白云之东为小客寮,即移昔之客寮于此也。斋堂之东为香积者六间。丁亥,塑三宝、天王诸大像。庚寅,建净业堂于白云堂之前,建华严堂于梵行堂之前,建碓磨坊于寺之东臂。癸己,重建山门。至是而寺之废无弗举者。
  是役也,前后凡十五载而功始竣,是皆龙天之默荫,檀那之乐输,僧行之勤劳,而余实尸居丈室,说颟顸佛性,证瞌睡三昧而已,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也。此岂非时之既至,虽绵力举之而克成者乎?是知天下之事,功不可以倖成,势不可以力争。大易为五经之源,而吉凶悔吝惟时是趣。孔子为诸圣之尊,而仕止久速惟时是律。时乎!时乎!其可违之以自立乎?寺既成,例当有记,乃为纪其岁月,用贞之石云。
  ——乾隆《鼓山志·艺文》
  铸法华钟疏
  众生碍于形,局于方,分寸成隔而不能通,其能通者惟声与闻也。是知声之所暨最广,而闻之所迨最神。凡寓内齐众之法,醒众之方,捨声、闻无能及者。
  今上自朝廷,下及僧舍,凡警晨昏,齐进止,必有藉于钟。岂非钟以声闻为用,乃处众者所必资乎?至于释典所载,冥途闻钟声而苦具为之顿息,关内闻钟声而髑髅为之顿碎,则其用益神矣。
  鼓山涌泉寺辟草重创,能始曹公首建大殿、斋堂,得山林公乃于大殿之前,建钟鼓二楼。乃方伯申公来游兹山,遂捐俸金,命范法华铜钟。由是遣僧行乞,翼成胜事。
  夫以《法华》而入钟声,以钟声而宣《法华》,俾人人著耳孔,即领全经。无劳濡滞草庵,而顿获家藏;不庸走出火宅,而稳驾白牛。其为福田,利益为何如也?抑闻钟之为器也,必三合而后成声,必五合而后成闻。夫声必假于三合,则声而非声矣;闻必假于五合,则闻而非闻矣。声而非声,则非声之声逼塞虚空矣,闻而非闻,则非闻之闻,周遍法界矣。从兹悟入,鼓山钟早铸成了也。如其未然,且待一火功成之后,自有大口阿师,普为一切人说破在。
  ——乾隆《鼓山志·艺文》
  鼓山志序
  鼓山之镇我闽也,非独以其形胜奇伟,足昌群峦,实以诸祖之硕德宏声,辉煌千载。故东南半壁,咸式仰之,是岂令其湮没于凉烟荒草,而弗之传乎?夫考古传今,实惟志之是藉。兹山古无志,志之自明永乐间善缘始。然序列无纪,采录亦疏,观者病之;至万历戊申,郡绅谢在杭同布衣徐兴公再为纂辑,则纲举目张,井然有纪,旁搜远揽,纤愁靡遗,大有功于是山者也。迄今四十六载,黄金重布,绀宇再隆,石门壁耸于青霄,毒鼓雷轰于白日,亦庶几续狮絃之绝响,继喝水之遗声。且游屐日众,歌咏日繁,兴公复采而集之者二卷。及余自浙东归,兴公以所集见付曰:“■〈火勃〉老矣,精力弗逮,师其卒成之!”余顶受如获瑾璧,由是乃因前志而更修之,详其所未及收,广其所未及纪,间有讹误者正之,泛滥者删之,合之为目者六,为卷者十有二。余山野之鄙人也,三长有愧,五技俱穷,何敢妄登作者之坛,但为当今之世抱长才者,方志图其大,弗暇及此,或有余力者又鲜究心禅学,则以兹山为登眺之区,吟啸之境而已,任是者实鲜其人。况余今年已衰暮,木末残照,光景几何,释今弗为,后将安托?故不揣愚谬,谬成斯志。志成于山野之笔,不敢邀弁首于名门,但自叙其颠末,以告来者云。
  ——元 贤《鼓山志》卷一
  永觉禅师寿塔铭
  甲申之春,乌程陈白庵太守以余老且病,为营寿域于涌泉寺之西畬,继以世难,阻弗克成。迨辛卯冬,功始竣,而余老病益甚,因思圹中片石,后人必欲邀荣光于峻秩,假藻绘于鸿章,是重余之愆也。然考古诸师,有自状其行者,有自铭其塔者,世所共传,不以为非,乃效颦而为之。
  余名元贤,字永觉,建州建阳蔡氏子,禀性枯淡,不乐世氛;又才实迟钝,不善趋时,故虽习儒业,为邑诸生,而每怀出世之志。至年四十,始弃妻子,往建昌寿昌寺,礼无明和尚落发。未几,谬承心印。及和尚迁化,往依博山三载,又归闽隐山一十二年。灰头土面,拟与草木同朽。一日,因谒闻谷大师,力勉其出世,遂推主福之鼓山,因以大戒付之,时年已五十有七矣。继而历主泉之开元、杭之真寂,剑之宝善,后复归鼓山,乃重创梵宇,诸所撰述并语录,凡二十种,计一百余卷,并不藏丑拙,恣世指摘。
  呜呼!生平履历,浑如昨梦,一场败阙,难免高鉴。其入道为最钝,其出世为最迟,其应世为最拙,又不能广罗英衲,以张大其门庭,较之诸方,若跛鳖之望飞龙,何足道哉!今年已七十有五,不久将化为异物,故预为此圹以待,亦预为之铭,其铭曰:
  是谁髑髅,建兹窣堵。寿昌之儿,石鼓之主。不通世情,一味莽卤。志大言大,眼空佛祖。据兴圣座,呵今骂古。役鬼驱风,重建兹宇。撇下皮囊,掩藏荒坞。莫道无口,有声如虎。生耶死耶?请绎斯语,广告来者,谁继吾武?
  ——乾隆《鼓山志·艺文》
  《鼓山无异大师衣钵塔铭》有序
  博山无异大禅师既迁化,弟子智訚辈奉全身,塔于本山栖凤岭之阳。吴宫谕应宾已为大书特书铭之,而弟子之居闽中鼓山者,以师实开化鼓山,厥功靡眇,特请衣钵,拟建塔以寄永思,力弗克就。今春贤自浙归闽,众复请住鼓山,乃率众建塔,藏衣钵于钵盂峰之前,去师迁化,则十有二年也。众谓塔不可以不铭,复请于贤。贤于师为法门昆季,而实禀具于师,且相依三载,屡尝法味,有师资之义,不可忘也。但自师既没,虚空中忽见坑壍,未得焚片香于栖凤,实贤隐痛而不能言者,呜呼!铭师之塔,乃在今日也耶!
  据状,师讳大舣,一字元来,学者称无异和尚,龙舒沙氏子。年十六,有出世志,逸游金陵,过瓦棺寺,闻雪浪师讲《法华》,喟然叹曰:“是法非思量分别所能解,习讲何为?”遂弃去,过五台静庵通和尚,乞为薙落。通诏习空观,每观心露地,身土湛如,如是者五年。别通,往参无明老人于宝方,及见,以为一簑笠翁尔。乃入闽,止光泽之白云峰,仍以空观为事。一日,因宝方、印宗上座到,勉以参究。因举船子藏身话,忽疑情顿发,凡五旬有半,于赵州有佛无佛处,如释重负,遂作《心经指南》寄宝方,方立焚之,复书云:“直待饮光破颜,别出相见。”而印宗亦勉以偈,有“低头始见月孤明”之句。师犹自负所见,以为老人或不我知也。乃趣宝方,尽呈伎俩,曾不得一颔。居再阅月,形色枯瘁,望之似木鸡矣。
  一日,从赴玉山途中,扬扢洞上,宗旨时得,印可忽问佛印云:“蚁子解寻腥处走,苍蝇偏向臭边飞,是君耶?是臣耶?”师曰:“臣边事。”方呵曰:“大有人笑你在。”师曰:“前何以是?今何以非?”方曰:“此一非,一切非矣。”既达,避人端居。顷间,闻护法神倒地,不觉心开,呈偈曰:“玉山诱一言,心灰语路绝,几多原解会,如佛汤浇雪。没巴鼻金针,好因缘时节。梅蕊绽枯枝,桃花开九月,触目如休辨别,急水滩头抛揬篙,溺杀无限英雄客。”方曰:“一到多门又到门后。”别居宗乘堂三载。一日,睹登树人,始澈源底。趋谒宝方,入门便拜。方问:“近日事何如?”师曰:“有个活路,不许人知。”方曰:“因甚不许人知。”师曰:“不知,不知。”方举婆子烧庵话诘师,师曰:“黄金增色耳。”复举元则龙吟雾起公案,命师颂。师援笔立就曰:“杀活争雄各有奇,模糊肉眼岂能知?吐光不遂时流意,依旧春风逐马蹄。”方笑曰:“子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师自是佩离文字,印入正遍知海,香幢刹土,涌没毫端,多闻总持,得大无畏正偏妙挟,圆顿双销,不知五位之为三元,六相之非三堕矣。方乃命首众。
  万历壬寅夏,往信州鹅湖圆戒,鹅湖亦以元座属焉。是冬,隐静于丰邑之博山,凡三阅寒暑。邑刘孝廉崇庆、郑节推维城、杨别驾时芳请师住博山能仁禅寺。虽草昧乎禅律威仪,居然三代礼乐。戊申年,无明老人开法于闽中董岩,乃召师分座说法。师不得已,勉为一众,举似家珍,而博山宗风遂震天下,故六和麋至,四事云臻。久之,金碧荧煌,园林葱菁,而据灯王师子,称八百人善知识矣。闽中鼓山大仰诸刹亦屡请结制,频垂鞭影。时宇内名流,载自纶扉圭弁,洎乎墨绶铜符,西向而咨,北面而礼者多至不可殚述。
  崇祯己巳,金陵余开府大成同文学陈丹衷闻所闻而至,见所见而慕,乃谋诸缙绅,邀请竖法幢于天界。魏国徐公首先归依,由是狂奔昵就,号为四辈弟子者,指以万亿计。师圆音曲唱,无不人人各欣所得。及归,辄营窣堵,经始子来,忽命简录方丈,若远行者之戒,处守未几,而大悲之疾示矣。延及经旬,师曰:“会当行矣。”遂有遗训,漏当子夜,坐脱翛然,时崇祯庚午季秋十有八日也。却顾来时,万历乙亥仲冬念有九日,僧腊四十有一,世寿五十有六。逾年辛未孟冬念有一日,奉全身塔于寺之西栖凤岭之阳,师所筮也。
  师慈容满净,道骨坚凝,眉采晔然,春秋在颡。法筵清众,不肃而严,刈麦负薪,无不人人委蛇详序,若有深湛之思者。为法求人,婆心彻困,而高提祖印,把断要津,相似悟头推入活埋坑里,痛与钳鎚。故三十年中,不少当机罕闻付法,终不以如来慧命,博禅雏手中瓣香矣。有所请益,惟勉以真参实究,深戒知解如鸩毒焉。其说法之语如雷震,如电激,如云蒸,如瓶泻,如海若瀰漫,莫可涯涘,三百年来实鲜匹其休者。当此魔罗竞起之日,瓜印之徒,尘沙蔽日,使无有力抗之者,将大地僧伽尽化为波旬孽子,而师独能唱道于晦冥否塞之秋,有若返鲁阳之三舍焉。其卫道之功岂在禹下哉!
  手所著有《禅警语》、《拈古颂》、《古净土诗》、《宗教答响》、《宗教通说》凡十余卷。语录则《信地说》、《回源录》、《锡类法檀》、《归正录》、《剩录》凡二十余卷,并行于世。其铭曰:宝镜三昧,露隐尘蒙。寿昌崛起,如日涌东。吾师继之,厥化弥隆。圆照无外,赫赫日中。云包雨笠,万派朝宗。公孤以降,靡不景从。拣魔辨异,袪惑破梦。唯师一人,壮哉释雄。屴崱岧峣,势压群峰。衣钵斯藏,高入穹窿。说法音声,海涛天风。千载之下,式此遗封。
  ——乾隆《鼓山志·艺文》
  道 霈 福建建安(今建瓯)丁氏子,年十五,往建州白云寺出家,参闻谷大师密云和尚,后侍永觉禅师。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继永觉为住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示寂。世称为霖禅师。
  迁三塔于舍利窟记
  昔云居祐禅师疾诸方死必为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无穷。他日塔将无所容。”于是于开山宏觉塔之东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坏,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为骨石填于此。”诸方则之,谓之三塔。
  鼓山三塔建自宋绍兴庚申,住山竹庵珪和尚。中奉历代住持,自晏国师嗣了宗大师、了悟大师而下,先后住山共三十三位,其行迹具载《本山联芳集》。在昔诸祖,塔散他处,珪公悉迁于此,以便香火,谓之最胜幢。左塔安尊宿,右海众,在大普同塔之下,去舍利窟一牛鸣地,计今凡历五百有余祀。塔身崩裂,拜石毁尽。道霈承乏兹山之三年,始与监院成源谋,重为修葺。及启塔,见磁瓶、瓦棺,次第排列,水津津然盈流于外,诸祖骨石俱淹没其中,知地不吉利。乃卜于诸祖,别迁于舍利窟之阳,坐子向午,以顺治庚子腊月十九日大寒节开圹,念七日戊申奉诸祖,诸尊宿及海众灵骨入塔。塔圹高深,俱依旧制。所损益者千百什一而已。第陵谷变易,成坏何常。坏而复成,实望来者,故谨以贻诸后。
  ——乾隆《鼓山志·艺文》
  建正法藏殿记
  盖闻如来不出世,亦无有湼槃,但以方便自在之力,于众生心中,聊示现耳。机感会也,乃见佛降迹中天,广说法要;机感尽也,见佛匿耀双林,徧布舍利。出没皆属机感,佛体本来无作也。如来灭度之后,正法东流以来,迄今殆三千载,众生所赖以开慧眼,植福田者,惟《三藏微言》。舍利塔庙,在在建立,大作津梁。
  鼓山古藏经系闽王命工缮写,年代深远,已湮没不可考。先师重兴是山,乃以建州秀华滕君旧所施万册藏经,安于法堂之东,既而温陵居士黄公植三者到山,乃发心施资,同僧太靖等炤往金陵,取梵策藏经,一以便僧朝夕翻阅,一以永远供养,法海洋洋,随经饮啄,诚不思议大法施也。
  灵牙,三山林公得山居士所施也,居士得是牙于燕京古寺中,纵六寸、广五寸有奇,重七十八两,其大龈如金,细齿如玉,坚好香洁,盖是过去古佛大牙,实希有之灵踪也。舍利,昔宜兴曹安祖居士于崇祯甲戌间,监军中州,因流寇侵境,取通许县洪福寺圯塔修城,至第四层,得一石匣,启之,中有水晶瓶七,俱贮舍利,银瓶一,中贮佛骨一节。舍利如黍者甚众,考之旧碑,系宋仁宗皇佑元年,太后曹氏命中官取宫中所有佛骨、舍利藏之于此。时当事者遂各持散,曹公得其一持归,拟建塔于邑之南岳寺,以病弗果。临易箦,付槜李曹愚公居士,居士转付先师。先师既以原瓶建殿,立塔于宝善庵,乃复分其半来鼓山,巨细共计七十八粒,贮以沈太树所施之晶瓶,亦拟建殿塔,以启四众福基。第以时事多故,未及就绪,道霈勉承遗意,乃命比丘太靖、等照、兴宣募化富沙,温陵,庆元、寿宁众善信,于净业堂之前,鼎建正法藏殿五楹间。始工于己亥之冬,落成于庚子之秋,共费金钱若干。殿堂廊庑,黝垩丹青蒦,无不如法。左右安奉二《藏经》。比丘道悟、寂影、化清、信弟子陈寂知,王法龄共造石塔一座于殿中,以供灵牙舍利,皆一时缘起之功,例得并书,以传于无穷也。
  是举也,使凡登斯殿,礼斯塔,翻阅斯藏者即是于灵鹫山中亲见如来,谛聆妙法;亦是亲见自己,更无凡圣之隔,自他之殊,所谓三际一时,因果一致者,于此可概见矣。方知如来常住,真身本无出世及与湼槃,虽随机示现,但如镜像水月,何莫非自心之光影?愿诸来者幸毋怠斯旨,庶不负众居士檀施之功,与诸比丘勤劳之力耳。或有问于予曰:“此殿不以舍利名,而名正法藏何也?”曰:“为法藏所发起也。”抑予尝考之:舍利有二种,一法身舍利,三藏十二部是也;二,生身舍利,灵牙珠子是也。然则法藏即舍利,舍利即法藏。标法藏,舍利在其中矣。问者唯而退,因并记之云尔。
  顺治十七年八月,住山道霈记,监院成源立石。
  ——乾隆《鼓山志·艺文》
  重建白云廨院疏
  鼓山之麓有白云廨院,创始于闽王审知,用以安行僧,辨道粮,与接纳云水宾客之往来,实涌泉之化城也。迨今余七百载,沧桑屡更,因革不一,旧有三门、佛殿、法堂及两游廊,岁月既久,柱根腐坏,栋宇差脱,岌岌然,过者疑将压焉。而僧之隶是者,又为残产所累,日收租输官不暇,况能修葺院宇哉?坐是,败屋颓垣,满目荒榛,大约如逃亡人家。客岁,住僧又化去,而院益无主,由是,护法方公克之率众护法及诸善信以残田累僧者,乃援旧例,充送入官,而院始清脱,复归上寺,且捐金为倡,谋鼎新之。
  予惟天下之事,缘会则兴,缘离则废。废兴固若靡常,而亦有数存焉。廨院与涌泉、判而为二也,不止百余年。至于今日,粮产荡尽,住僧凋落,金像蒙尘,殿宇崩塌,废可谓极矣。然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故又得方公及诸护法同诸善信、殚力恢复,合二院为一,以还旧观,谓非当今之会乎?但所费不赀,独力难举,用是谨持短疏,仰乞檀门,且佛法常住世间,则布金给孤,插草帝释,岂无其人?但施藏一启,则胜因自然成就耳。况一粒一文无非福田嘉种,信地灵苗,因果历然,终不虚也。
  ——乾隆《鼓山志·艺文》
  朱彝尊 生平见《词》。
  鼓山题名
  鼓山去福州府治东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郑埕,乘竹轿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阴三里,达涌泉寺。寺创自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所建,延国师神晏居之。入门,山僧迎客,饭香积厨,寻挟之出探灵源洞,下岩磴数十级,中裂一涧,跨以石梁,下视乏水,山僧语予,“此喝水岩也。国师安禅于是,恶涧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为怅然。旁多宋人题字,有徐锡之者,刊诗于石云:“重峦复岭锁松关,只欠泉声入座间。我若当年侍师侧,不教喝水过他山。”辞颇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郑子登屴崱峰,予纳凉僧廊,日既暮,留憩廊下,爱青松架壑,信宿乃还。用苕帚拂尘,题名于壁。
  ——《曝书亭集》卷六十八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高 兆 字云客,号固斋,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崇祯间诸生,入清曾一度附耿精忠,以布衣终。他在当时是一个名气很大的文人。与毛奇龄、施闰章等均有深交。
  千佛庵记
  岁戊子,先府君既营生圹于凫屿,自题其碑曰:“高公真隐”,日来往丛林与诸长老游,一日遇蜀中行实□公于途,破衲苍颜,提竹筐俯拾字纸马通中,揖而询之,云:“二十年矣。”明日延于家,居以草堂右轩,行公有友九达宗公,故涌泉监院,真实大德,先府君爱重之如行公。久之,念行公老,为谋退居地,宗公云:“涌泉之右,有洞曰达摩,石屋山园,足以栖吾友。”于是先府君与先安人捐捨私钱买置。时行公行愿未毕,达公适辞监院之职,先府君乃属宗公居以待之。亡何,行公偕先府君侍空隐禅师游古灵归,渡江示疾舟中,不果居。明年庚寅,宗公以其地狭隘且瘠,相其东偏,得无诤三昧大磐石,其阴平坦,来谋于先府君,徙其宇,益以左右楹,稍治松下隙地,种茶蔬,辛卯落成。永觉禅师来过,喜之,曰:“石书无诤居,斯名之矣。”越三年,先府君捐馆,又十三年,宗公手凿层岡,己日平衍,屋后松竹已长,山坳且成畎浍,于是拓屋之堂为殿,翼楹为寮,庖湢井舂之庑,无不次举;又大造毘卢千佛,像设庄严,钟鼓镗镗,复以余力镂镌大乘,易居之名,曰:“千佛庵”。庵甫成,心力亦瘁,遂以丁巳二月,示疾化去。宗公殁之先一月遇予,云,“宗已衰老,请举此庵并所辟田施诸常住,公为我作记,留示山中。”予伟公斯论,谓公精神尚固,姑唯唯。未几日,疾作且殁矣。宗公既殁,门徒太瀛来赴丧,予与四众则留瀛公主庵事。瀛公者自童子执侍,长出参方,得法南归,隐九峰,固先府君所见有志之士也。
  越四年,予入山,瀛公请曰:“庵之记,公许先师矣。逝者复四易寒暑,公安忍忘之?”予惟庐舍田园,守成百世,此愚夫子孙之计,非所论于道人。是庵也,溯自行公以来,三十有二年耳,一徙其地,两拓其宇,三易其名,庵之宾主,无复有存,存者惟予与瀛公矣。予又将老,人生何物,是为常住,更二十年,瀛公亦六十。瀛公他日能成阿师末后之志,副府君买山之意,则兹庵可以记矣。
  ——《春霭亭杂录文稿》 旧抄本
  题鼓山僧赠黄学庵检校□后
  乙未六月十六日
  十年中予入鼓山不一,或一岁再至,或隔岁一至,山中麋鹿皆相识,而僧则有识,有不识者。麋鹿以余来往故识,僧则以予所共游之人,为识不识,故不相识矣。学庵仪曹今夏入山,慮僧不识之,索吾儿八行往。予归知之,语儿曰:“儿误黄公矣,以黄公苍然伟岸之貌,山中人见之必疑,疑则必将迎接待,徐叩姓氏,群聚而奉教焉。使出儿札,误黄公矣。”阅月,学庵还,持山中僧赠诗一卷示予,予喜僧能识学庵,而学庵尚能使僧识,三诵其诗。学庵曰:“予入山投君儿之札,僧不发函,曰:‘此僧他往矣。’数日,昇稍稍以篆文与语,又越曰,昇作篆,篆成,应接不暇,煮清泠之泉,设蔬笋之供,惟昇饥渴是视。比昇归,挽留坚固不许,则倾院出送千松万壑间,杖笠之影行廨院石桥,尚依依不捨去。”予顾儿曰:“予以黄公必有以动山中人之心,果然也。儿几误黄公矣。”嗟乎!学庵之篆如予所挟游之人,所挟游最胜之人也。山中人有不识学庵者乎?今而后学庵即隔岁不至,一二十年不至,无有不识学庵者矣。第恐学庵为僧所苦,未出尽泉石之兴,他日麋鹿未必识学庵。
  ——《春霭亭杂录文稿》 旧抄本
  兴 隆 福建莆田人,幼业儒,年二十五,游鼓山,依恒涛和尚出家。后结茅天台,清乾隆九年(1744年)回福州,十四年(1749年)为涌泉寺住持,修建殿堂,重整山门,为众所信仰。世称遍照禅师。
  募修涌泉寺疏(时辛未年)
  天下名山僧占多,非僧占也,僧特为十方名贤、名士守此名山耳。所以者何?地方风水之盛衰,由于形胜之废兴,而省会所关尤钜。吾闽领郡十,州二,福称首。西北倚山,东南际海,登样楼一览,九峰如列屏,五阜如展案,左鼓右旗,洋洋乎大观哉!四山周密,轮廊迥环,独巽方微缺。昔人砌塔江心,作水口罗星似矣,而不知天地自然之补苴,已实具于石鼓山中,所赖有心培植者,时时加之意焉已。
  鼓山发源千里,拔地千寻,松杉葱蒨,障蔽长空。屴崱峰岿然屹立,涌泉寺实居峰际。五代晏国师开山以来,祖灯法席,屡废迭兴,一千余载。其间名公、钜卿修饰题镌,更难仆数;若名宦赵公“天风海涛”之句,先贤朱子“闽山第一”之书,尤彪炳者。入本朝康熙间,勅赐御书匾额,钦颁御藏十厨,崇奉高悬,人天钦仰。蒙前制府郝公倡缘,率当事诸宪,捐田六十亩,所以珍护名山者,至周悉矣。历岁祝国焚修,競競顶颂,无非为十方名贤、名士谨守此名山也。去秋霖潦连旬,飓颱屡发,山高寺古,罹害尤剧。贫衲蒿目飘摇,侧身呗颂,大有侨将压焉之惧,宁尚敢漠然作秦越人视乎?用是普请十方善信、宰官、居士随缘乐施,择吉重修,广种胜因,定圆福果,庶弹指告成,圣祖天章永焕,众擎易举,昔贤胜迹长昭,则省会之形胜既雄,全闽之风水鼎盛矣!
  然贫衲尤愿十方名贤、名士,同心协护名山,无讶山僧祗为我佛如来筑舍道旁,谋久占也。幸甚!幸甚!
  ——乾隆《鼓山志·艺文》
  鼓山志序
  鼓山自唐灵峤禅师以诵《华严》徙毒龙,郡从事奏请立寺,赐名华严,实开山之鼻祖也。五代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具百戏、香花诣雪峰,延神晏法师,始乃洪开丛林,大转法轮,食常万指。宋真宗二年,赐额“白云峰涌泉禅院。咸平二年,赐御书一百二十卷。皇佑三年赐御书二轴。至和元年,赐《新乐图》三卷。国朝康熙三十八年,勅赐御书“涌泉寺”匾额。五十三年,又赐御藏四橱。乾隆七年,赐御藏七千二百四十卷。晨昏诵祝,朔望呼嵩;且名贤之探奇岩阿,镌刻石壁,其胜迹流风,岂可任其湮没而不志哉?
  兹山古无志,明永乐间,住山善缘裒《灵源集》始。万历戊申谢方伯(按指谢肇淛)与布衣徐兴公再为纂辑。国初,永觉老人以真儒度世,复承徐兴公以续稿见付,志乃大备。迄今百余年已。隆驽钝固陋,承乏住持,十有三载,每思黾勉续修,奈缘时事不偶。戊寅春,制府杨公(按指闽浙总督杨应琚)以劝农之便入山,问国朝勅赐御书藏经曾编入志不?隆惭谢无以对。由是录文献,剔苔藓,搜古今名贤之遗文剩字,弥月稿就。延郡绅纂修,三年编葺成书。山僧一言莫措,惟汲汲典缾钵,锲枣梨,窃自幸曰:“永祖百余年不了之公案,今日完矣。”昔有客得孙知微活水遗法,绘画浪于壁间,于三伏溽暑时,坐一堵之间者,须曳足江湖万顷之势,壮波怒涡,洼窿千状,而有不穷之变。阴风徐来,毛骨震掉,忽然如舟洞庭,而望霜晓也。睇兹新编,神与境会,不移跬步得与苏才翁、赵子直、朱晦翁、蔡端明诸君子,把酒吟咏于天风海涛、忘归、喝水之间,仰瞻宸翰御书之辉煌,玉轴瑶函之广润,庆喜见阿闪佛国,岂可思议乎哉!
  时乾隆二十六年、岁次辛巳、端阳日,现住鼓山沙门兴隆叙。
  ——乾隆《鼓山志》卷首
  李 馥(1661~?年) 字汝嘉,号鹿山,福建福清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人,官至浙江巡抚。为人和厚谦谨,藏书甚富,乾隆九年(1744年)重宴鹿鸣,时年八十四。
  请遍照禅师住鼓山疏
  伏以毒鼓雷轰彩映,伽黎金缕艳,石门狮吼光摇,柏子宝花生。月惟智而常圆,即心即佛,云垂慈而遍覆,是色是空。故净土为彼岸之登,弹指亦传灯之偈。大千世界,现出三玄三要真世尊;不二诸天,请个一钵一瓶活菩萨。
  恭维遍公大禅师,智空丽象,慧现金客,嗣恒和尚之正宗,阐为老人之真谛。批风抹月,处处山色溪声;飞絮沾泥,点点天花散雨。蒲团面壁,何止九年?般若参玄,已通五乘。
  兹者鼓山涌泉寺、十郡无双巨刹,三山第一名蓝。地辟尊严,道开兴圣。半天钟磬,蒲牢月落长江;万磴松筠,棒喝泉归别涧。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殿上维摩见了今今古古;甚么闻,甚么见,甚么觉,心头佛火照到万万千千。法有盛而无衰,寺必兴而不废。奈飞空掷锡,近留绀室袈裟;喜顽石点头,同奉云堂领袖。上莲花之座,开贝叶之台。说法山中,五百阿罗汉齐来拍掌;讲经松际,百千大头陀尽向拈花。灵源出洞,新振法雷;屴崱登峰,重开慧日。庶大拳小指,长看佛国之菩提;暮鼓晨钟,永奠山门之昙缽。馥等俗缘未了。安知水印瓶中,至教难闻,谁悟云在天上?但遥瞻宝盖,如游鹿苑而洗尘心;翘望珠林,恍入鹫峰而生净念。齐钦宝筏,普庆慈航。谨疏。
  ——乾隆《鼓山志·艺文》
  黄 任 生平见《诗》。
  鼓山志序
  历代志乘,递相沿袭,莫不各有所仿。《三秦》、《三辅黄图》、《决录》之属,仿于班氏之十志也。《十洲》、《洞冥》、《真腊》、《佛国》之属,仿于《山海经》也。自是而支分派别,一地、一事亦各有著述,《洛阳伽蓝》、《建康宫殿》、《襄阳耆旧》、《汝南先贤》虽尺帙寸楮,亦蔚然自成一书。迨庄、老退而山水滋,于是有《寰宇记》,有《名山志》,有《名胜志》,莫不发宇宙之瑰玮,而聚山川之秀灵,览者可卧游而得焉。
  吾闽之鼓山,去城三十里而近,至唐而始显。僧神晏象教继兴,宋苏才翁、蔡君谟、朱晦翁诸君子各有题味,而名人韵士之流连景光,发为歌吟者,又不可以计数也。然则山志可任其残脱不修乎?
  考旧志始末,僧善缘著《灵源集》,黄用中改为《鼓山志》,后谢在杭、徐兴公、僧元贤相继纂辑,及今复百余年矣。旧板漫漶不可辨,记载亦未备。住持遍照和尚出元贤旧志,乞余续而成之。因细为编阅,于旧志之逸者存之,繁者汰之,讹者正之,疑者缺之,不分纲目,统别八类,非故立异,究亦何必尽同?
  书成,私自喜曰:“八十衰老之身,不复能杖履,作谢康乐之游,犹得从几帙之余,如躬履其地,挹屴崱,灵源之胜于缥缃砚席之间,山灵其不我遐弃耶?
  前者山寺颇颓废,遍师有重开忄刃利、再振精蓝之功,余论志不必评书。
  乾隆二十六年蒲月,郡人黄任,时年七十有九。
  ——乾隆《鼓山志》卷首
  徐景焘 字璞斋,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清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擢庶吉士,十五年至十九年(1750~1754年)任福州知府,曾编纂《福州府志》,官至盐法道。
  仰膏序
  乾隆辛未夏,郡中弥月不雨,陂堰将涸,秋稼难殖为惧。于是制府喀公、中丞潘公暨同郡镇守大吏,率厥官属,步祷群祀,旬浃几遍。
  去州城东三十里,郡镇山曰鼓山。山之峰最高者曰屴崱。峰之左有洞,秘涧水曰灵源。宋徐鹿卿尝奉郡帅命,祷雨于此而验。六月丙辰,制、抚二公亲撰词具币,命予偕参戎杨君廷栻,窦君宁,知闽县事吴君至慎,布政椽属王君作人祷于峰下,又祷于灵源。越三日,戊午,日既中,礼毕,睨峰西有云,簇簇如奔马。俄顷,蔽翳山谷,雷电晦冥,甘雨大注。余与诸吏人休于是亭,咸以为灵贶昭答,不爽如是。
  余谓山川百神,其鉴吾二公精神有素,兹山用能洩云兴雨,以膏我禾黍,兆成丰穰,不疾而速,有以也夫。众以为然,自是连二日雨,农野具徧。
  兹役也,斋宿于山中日三,致祷于峰,于源者九。每祷辄有云气栖峰上,既事渐散,是日独无有。然顷之,卒雨,亦异矣。亭去灵源百步,余以得所请,而因偃息于此也。爰忆《左氏传》:“百谷仰膏雨”之语,摘其二言,揭于楣间,以彰山灵之庥,而又记其大凡云。
  ——乾隆《鼓山志·艺文》
  叶观国 生平见《诗》。
  鼓山住持遍照禅师捐修崇妙石塔记
  崇妙保圣坚牢塔在城西乌石山之麓,建于闽王永隆三年辛丑,旧称贞元无垢净光塔,今俗所谓石塔者是也。其制匪砖匪木,周以山骨,为层者七,为门十六,为角七十有二,合层刻琢菩萨像六十二躯,与报恩定光塔东西正相望。形家谓郡城坐龙之腹,九仙、乌石耸龙之角,而二塔实增其势,为省垣之胜概,阛阓之具瞻者旧矣。历代递有修葺,国朝顺治六年又加修焉,经今百余载,风雨之所飘射,人迹之所践蹂,鸟鼠之所穿穴,日积岁仍,凡週遭之栏楯,旁近之院宇,渐就堕颓。都人士登揽至斯者,往往嘅作叹兴,谋所以修废举墜,而鼓山遍照禅师时或挂锡其侧,仰睇相轮,尤滋惶赧,乃发宏愿,将事版筑,谂于抚军余公,公嘉许之。于是捐衣钵,诹令辰,具石材、鸠匠氏,倾者正之,摧者补之,蚀剥者垩绘之,复大治塔院,重整塔亭,经始于乾隆癸已孟秋朔,洎重阳告工成,计糜白银六百余两。由是向之所为影笼千室,势入重霄者,复厥旧观,丕焕新模焉。
  余惟华言塔者,佛土谓之窣堵波,所以纳舍利而庋梵?,故阿育建之以展敬,多宝涌之以示神,洵金轮之卫护,香界之准标。至若通都大邑,岡亘川回之处,亦多有浮图,以镇其地。盖用储灵表胜,拥奠居人,斯皆有其举之,莫敢或废。今禅师能以大愿力为法王阐光明相,而抚军又能佐成之,为邦人迓庥衍庆,所谓具足十善,种无量福,莫大于是,乌可无记?故述其本末云尔。
  ——乾隆《鼓山志·艺文》
  李 拔 生平见《诗》。
  《仰止亭铭》有引
  福州鼓山倚天临海,林壑奇奥。宋先贤朱考亭尝游其间,有手书“寿”字,及“天风海涛”四大字,刻于岩壁,端直遒劲,千载不磨,游屐接踵,称名胜焉。乾隆庚辰孟夏,予自福宁郡来守福州,闻而慕之,公务匆促,未暇登陟。明年四月,乘劝农之便,乃得跻乎其岭,徘徊周览,恍然有悟于为学之旨,默识心契,流连不能去。既为文以记之,复作“仰止亭”于绝顶,以志愿学之意,亭既成,因为之铭。铭曰:
  于铄闽疆,古之瓯越。大海汪洋,奇峰突兀。代产真儒,文风理窟。嫓美鲁邹,蓬蓬勃勃。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羹墙犹见,梦寐犹起。矧兹旧游,敢或忘矣。芳踪可溯,书法可尊。巧力何异,道艺何论。心正笔正,理为之根。穷源探本,入德之门。贤关聿启,大道斯张。循墙而走,入室升堂。孔颜乐处,油油未央。诞登彼岸,庶免望洋。闵予小子,孤陋寡闻。不识其径,焉陟其藩?孔卓曾唯,一望无垠。心游目想,呫哔斤斤。嗟我将伯,切磋是资。高山在望,怅怅何之?毋荒末路,毋悲练丝。登峰造极,昭示来兹。
  ——《福州府志·艺文志补》卷三 旧抄本
  谈登鼓山玄旨
  鼓山陵谷幽邃,游人不绝,世所称灵皋也。郡守李拔两陟其巅,寓言为乐之旨。山中有泉流,刻石曰:“洗心台”,言必先洗其邪心而后可以入道也。又刻有“高坚在望”,言初望之而苦其难也。半山亭曰:“欲罢不能”,言既见而不能止也。灵源洞曰:“寻乐处”,言孔、颜之乐至此而寻挹不穷也。山顶曰:“欲从末由”,言末路之难,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登山者当如是观矣。
  ——《福州府志·艺文志补》卷四 旧抄本。题目为编者所加
  张伯谟 字思训,号宏轩,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人,官广西天保知县,曾参与《鼓山志》的修订。
  重修鼓山涌泉寺疏
  環海孕奇,灵源韫秀。巃嵷鼓岫,拓地轴以盘旋;嶻嵲桃岩,障洪波而耸峙。蔽日干霄之势,壁立千寻;兴云降雨之功,润流百里。白龙蟠石窦,近藏幽涧久潜踪;丹凤浴池波,远控遥岑来焕彩。烟开西望,云中之列雉回环;日霁东瞻,雾里之青螺隐现。海浮蜃雾,远望楼台;江涌鳌波,交流蜿蟺。极山川之灵秘,萃涧壑之奇观。乃有贝阙凌空,香林选胜。金函玉检,衍五蕴之真传;琅笈云书,嗣三车之胜果。凌翠岩而结宇,金碧飞甍;当丹嶂而开轩,烟霞绕桷。熏炉夜热,遥来海岸之香;法鼓晨讙,远动泗滨之石。
  粤自后梁季世,肇开鹿苑庄严;洎乎有宋盛时,再整鹤林壮丽。溯重兴于明代,曾传煜爚金铺,观改葺于本朝,复见玲珑绮欂。颁来赐额,凤藻昭回,锡以嘉名,麟书纠缦。篆烟缥缈,石幢清影入松云;梵呗悠扬,古涧寒涛流夜月。无何杯沉溪渡,芝洞尘封;鹤去檀栾,石楼苔遍。名香消净土,曇花几冷岩烟;澹月映空林,贝叶畴沾晓露。涉凤池而远眺,列嶂荒芜;临狮岭以揬奇,群峰蔓草。讵知聚而不散,灵气久蕴于山川;所以废而必兴,胜事屡修于人力。况八闽之重镇,上方日月遥开;观百仞之高标,下界风雷环拥。问仙灵窟宅,有黄石神栖;攷名辈遨游,则紫阳迹寄。悬崖墨跡,赵子直久擅江月天风;扪壁诗题,蔡君谟远振灵源清吹。沧海白云之句,寄逸兴于幽寻;山中松际之词,激清风于远眺。凡夫流连胜境,决不情湮;景仰高山,尤为神注。寄心鹫岭,法宇重新;骋目鹏霄,苏金再布。丹楹绮井,务令胜地增华;螭栋虹梁,要使名区耀采。无庸全输柰苑,已看雁塔悬珍;但能少助珠林,亦使龙城愧饰。烟消丹徼,并日观以称尊;气朗瑶穹,同霍童而挺秀。云从石门起,俨南来壶峤之乡;风逐海潮生,恍东去蓬瀛之境。山中幽旷,日月长闲;天宇高寒,星辰可接矣。
  ——《筠心堂集》卷三 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
  孟超然 生平见《诗》。
  遍照禅师年谱序
  鼓山为吾乡最胜,涌泉寺自唐以来梵刹最有声,去会城三十里而近。余少日未获一游,自遍照禅师来住持,脩墜起废,力量感格,士大夫游山返者咸讚叹,谓禅师最有功名山。余益思往游,未果。洎出里门,萍梗万里。近十三年,眷怀故土,乌石、九仙,朝烟暮霭,梦寐如或遇之,而屴崱之峰,天风海涛之概为乡土最胜;又得导师发大愿,力振宗风,有问者辄瞠目不知置对,每念及,未尝不窃自笑也。
  壬辰夏,余请急归省后,决意往游,复中止。癸已春,禅师下山来访余,意甚勤,且订为山游。其弟子出所述《年谱》示余,余受而读之,益叹禅师之用力于鼓山也勤且久,净居胜地,攘剔培植,劫烧余灰,咸复旧观。禅悦之余,助扬法化,钵缘所至,众心倾服,盖三十年于兹,而其惓惓之思犹未已也。
  嗟乎!人生岁月,不可把玩,学道者悠悠泄泄,晚而循省,光阴皆虚度也,视禅师之坚苦护持,初终不怠,为何如哉!
  时雨方霁,青山在望,余将摄屐,遍历岩洞之胜,观禅师修复之所,述其用功之勤且久者,为赋诗纪之,是为序。
  ——《亦园亭集》卷五 同治六年(1867年)刊本
  重修定光塔记
  鼓山遍照禅师募缘新无垢净光塔,中丞余公嘉元,寻有以修报恩定光塔请者,禅师复慨然任之。经始于乾隆癸己十月朔,逾月讫工,而请余为之记。
  余考塔之建于闽忠懿王也,据唐御史黄滔记,为昭宗甲子改元天祐岁也。记又称天佑二年乙丑,大陈法会,则帝祝元年,仍天祐记年也。旧志称梁开平元年造,则丁卯矣,误也。塔在九仙山之麓,内砖外木,七层八面,玲珑窈窕,其号为报恩定光也,具详滔记。其下万岁寺,旧为祝厘所,故闽人又称为万岁塔。今即志祗载元、明塔铭,于滔记反缺焉,未之考也。自昔有事修葺者,宋以前不可考,于元则有释宝峰,于明则有陈询。自万历四十年以后,无闻焉。风雨飘摇,丹青蒦剥蚀,亦已久矣。自今伊始,相轮悬铎,切霄丽都,孱孱颜颜,千年如昨,微禅师之勤不及此。兹二役也,中丞公实亟许之,公修坠起废,凡在官者无弗举,而方外之士所能任者乐成之,亦中丞公之志也。乾隆三十八年癸丑冬十月合朔,孟超然记。
  ——《瓶庵居士文钞》卷一 嘉庆二十年(1815年)刊本
  按:本文与《鼓山志·艺文》所载有出入,今以《文钞》为准。
  陈祚康(1789~1866年) 字黻屏,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官卫辉知县。著《重修鼓山志》,稿大部佚。
  募建鼓山舍利窟吸江兰若碑
  无异和尚虽重开山,而当山祇九十日耳。所有始终再造鼓山寺,实维永觉师一人。嗣是修墮举废,重兴之力则遍照师为多。距今百有二十余年,石松大师可称继起,而又过之。盖自三领大众,修葺无虚日,兹复募建舍利窟,开垦田亩,皆先代所未有也。
  先是舍利窟在国朝顺治间,僧永源同里人建有吸江兰若,寖久而圮。其地租人,栽种地瓜。同治五年丙寅,松公自措已资,给还租值,而归地于寺,募化建筑文殊殿、净业堂等处,于七年戊辰春落成,仍如原建所称。中午则集众课诵,旦晚与大寺相闻。外则庀工疏泉,垦田二十余亩,以益斋粮,其功不视前为茂与?松公以为是皆诸善信之功,请为叙其始末,泐其姓氏,以垂示后辈,可矣,他非敢望也。吁,前修具在,俯仰不有余感哉!
  今观碑文所载寺之废兴,关系乎山,钜矣,而读国朝周中丞封章,康熙、乾隆间示谕,其勒石碑,竖之藏殿廨院间,岿然在人耳目。凡所以护卫名山者不视碑纪烈乎?吾得并碑而备录之。
  ——《重修鼓山志》卷五 旧抄本
  魏 杰 生平见《诗》。
  建立五贤祠序
  鼓山涌泉寺在山之半,其先为潭,毒龙居之,每作风雨,伤人禾稼。唐建中四年,郡从事裴胄请灵峤禅师入山,栖西岩,诵《华严经》,龙出听法,遂去不为害,因奏建华严寺。会昌中,汰僧徒,鞠为榛莾,垂七十年。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填其潭为寺,请雪峰僧神晏法师居之。宋真宗赐额“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明永乐五年,改为寺。嘉靖壬寅年,厄于火災。万历已未,郡人曹学佺重建大雄宝殿。崇祯甲戍,又建天王殿,藏经堂,无尽山门。崇祯已巳,郡人林弘衍建法堂,并钟鼓二楼。郡人徐熥、徐■〈火勃〉、谢肇淛同僧元贤募建白云堂,伽蓝殿、闽王二祠,祖师、寿昌二堂、斋堂、梵行堂、旦过堂、净业堂、香积厨、戒月寮等处,辑补集成《鼓山志》十四卷,功莫大焉。明祚将尽,诸公避居鼓山天镜岩、白云洞、吸江兰若等处,守节完义,故元贤老人有“满朝袍笏迎新主,一领袈裟哭旧王”之句,甚可悲也。
  嗟乎!沧桑变幻,岩壑归依,贤人遁跡于桃岩,烈士捐躯于天镜,大功已立,大义已完,诸公与名山足以并传不朽矣。
  咸丰五年,岁次乙卯,余建桃岩精舍,内祀五贤,非徒以纪名胜也,亦以表诸公之功德云尔。
  ——《鼓山吟草》卷一
  新修八仙岩纪事
  余自未冠时登鼓山,至今纪游百余度矣。攀屴崱峰、过凤池山,游海音、白云二洞,竭积翠、平楚两庵,憩灵源洞,构水云亭,寻舍利窟,吸江兰若,般若庵,石帆书室,登天镜岩,罗汉台,云屏岩诸名胜。《鼓山志》载:“桃岩洞在寺之西南麓。”同寺僧几度搜寻,无处可觅。
  岁甲寅春三月望后来山,路遇樵子导引,始得桃岩洞真境,住山数日重修矣。寺之西南狮子峰下,更有千佛庵、钵盂峰,下更有达摩洞,两处俱未曾到。是岁浴佛日来山,呼僧导游千佛庵废址,至达摩洞一览,四面峰峦降伏,江流环绕,洞广五丈余,深二丈余。洞中有灵泉一壑清冷,大旱弗竭。洞前有石壁,高一丈二尺许,阔二丈余。古人以石壁在面前,故取名达摩面壁之义,余因题“面壁”二大字于石壁间。左有望州亭废址,香来径,万松关,右有静坐居,石灶。仙猿岩高五丈余,似猿坐而听讲。洞中有坞,广六丈余,深四丈余,可构精舍。洞中榛莾荒秽,即雇工重修,砌石建洞门,创石磴数十级通洞,下达半山茶亭,路极平稳,以便游人登眺。石磴铺毕,余游洞,下见右边一带,列嶂迭岩,耸秀如画,扳藤拊草,遍寻得一洞天,高岩阻隔,人迹罕到。余即呼匠,凿石为梯而上,见其间九曲盘旋,八面开辟,有清幽,无怪险,或卧,或坐,或隐,或游,可登高,可远眺。江风、山月、岩花、林果、茶树、芝草,顿觉非凡。绝顶有巨石台仙人迹,又得名山一仙境矣。即雇工刈莾除荆,凿石铺磴,累日兴修。樵夫、牧子、游客、寺僧闻知,往来俱说此中不及到之处,有此一大观也。无不啧啧称善,应觉山灵之与我有缘也。洞口仍镌“八仙岩”三大字于石壁间,以纪岁月新修,是为序。
  ——《鼓山吟草》卷一
  新修灵峤岩降龙洞记
  甲寅之秋,八月朔日,登鼓山,憩达摩洞,见一牧童,向余遥指洞下二里许,溪旁一巨石,曰:“石下有洞,宽广清幽,不亚于此。”越数日往观之,路由刘海台,搜得金蟾洞,经葛仙居,过蟠桃林,曼倩岩,憩南天门,游伏虎祠,逶迤而下,寻到岩前。见其间一巨石,如独木冲天,高约有二十余丈,洞门低小,榛莾荒芜,即请樵者删除之。入其间,见灵岩罗列,洞壑异常。洞广五丈余,深三丈余,远吞山光,平挹江籁,极乐世界,景不尽言。即兴工修整,祀开山灵峤禅师法像,洞额镌“灵峤岩降龙洞”六大字。洞口有石船,帆棹俱全,故镌“慈航”二字。度石船,有龙首岩,岩上有灵泉滴滴,大旱弗涸,注以石龙,流于洞侧。洞有巨石,如虎皈依,呼匠点晴,盖欲象形维身,亦以取“降龙伏虎”四字之义。洞右有一窦,凿石铺磴而登龙首岩,沿溪过仙桥,憩纱帽石,坐观溪山挺秀,岩壑俱飞,重峦叠嶂,筍列蝉联,游之不尽,望之无边,真可与武夷、方广诸名胜并传千古,故记之。
  ——《鼓山吟草》卷一
  谢章铤 生平见《诗》。
  游鼓山诗录序
  论山川者曰:天下三大龙,南龙之脉发崑?,度石门,环滇海,道贵筑,趋五岭,又趋闽浦之渔梁;南散为闽省之鼓山,然则鼓山,南脉之屏障也。
  近者,夷艇内驱,广艇外讧,刀剑之影逼於山,烽火之熖熸於山,山几几不能自保,呜呼,又何论山中人哉!吾辈低首山之下,山笑之,昂头山之上,山怪之。怪之,笑之,实怜之也。三四日间,忽日忽月,忽风忽雨,晦明奇诡,目不停赏。世法既尽,佛法皆空,是生平得意之秋也。乃相顾苍茫,恦然不自慊,山憐我,我不能不憐山也。
  嗟乎!鼓山固南脉之屏障也,而吾辈若幽虫落叶,萧萧唧唧于其间,山憐之乎?怪之乎?笑之乎?不敢知也,姑与录而存之可矣。
  ——《赌棋山庄文集》卷二 光绪十年(1884年)南昌刊本
  陈宝琛 生平见《诗》。
  鼓山灵源洞听水斋记
  凡物能为声者莫如水,水之在山也清激剽厉,又什倍于常声。世传神晏僧安禅于此,恶水喧、叱使东,至今涧流犹潺潺从东下。然遇冻雨,则灵源洞口,如飚号雷殷,万马之奔腾也。余既爱兹地幽僻,林木之美。因岩为楼,与弟叔毅读书其中,寒暑昼夜,备诸声闻,洗心涤耳,喧极生寂。水哉!水哉!余尝登陇坂,泝赣滩建溪七里之泷,纵身江海,风涛呌啸,千谲百骇,亦自谓穷水之变矣。而在山之声,盖今始得恣吾听也。不知晏僧当时,何所恶于水者?夫喧耶,寂耶,岂于水乎系哉!
  ——《沧趣楼文存》 1958年海澄陈氏油印本
  鼓山放生园记
  虚云和尚建放生园成,予曰:“此异牛祠故址也。”忆左文襄公(宗棠)督闽时,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召寺僧奇量,令善畜之。越十八年,督师至闽,遣沈道应奎往视之,已斃矣。追述其皈依后异迹,寺僧就其葬处,立异牛祠焉,今又将五十年,此鼓山放生一故实也,予所亲见者,故及之。
  癸酉夏五月,听水居士陈宝琛记,时年八十有六。
  复榜一联日:
  诵莲池大师文,与世同修净土忏;感湘阴相国事,鼓山曾见异牛祠。
  ——《虚云和尚年谱,民国二十二年》 台湾文海出版社本
  观 本 (1868~1945年),俗姓张,名寿波,号玉涛,广东香山县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人,东渡日本,为横滨东文学校校长。民国十九年(1930年)往鼓山出家,依虚云受戒,法名明一,号观本,虚云以整编《鼓山宗图》及经板事交他处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示寂。
  鼓山涌泉禅寺经板目录后跋
  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之西厢,宝积仓上危楼五楹,插架连云,藏有古刻经板多种。查此经版,自明崇祯间,永觉贤祖继紫柏尊者之径山寂照庵而起,为霖霈祖绳武主之。时在有清康熙中叶,刻经最多,其中如《华严经疏论纂要》,凡百有余卷,四千有余页,为海内未经见之本。其他刻本属于近代名德之著述,多非龙藏及日本弘教藏本所有,惟近代日本明治藏经院所编之《续藏始》搜采之,然亦不备,故于例外加列《备考》一门,条而举之,以知藏本之有无。至于年湮代远,板之缺佚不全者,原书在则录而存之,其不存者亦记之,以待将来之考补。若夫篇帙残缺,书板朽坏,如本山禅德义著述,诸山法属之语录,虽零篇断简,亦分记之,以备后人之采访,其它一依所授之法式为之,此本编纂集体裁用意之大略也。
  初,余未至鼓山,尝闻申江圆净李居士述,大德弘一律师前游闽江,曾至鼓山,对此古刻经板,景仰赞叹,许为吾国最古之经板,欲举此秘阁所藏,仿“崇文”列目,以公于世,余闻而有志焉。壬申结夏,依止云公老人,承老人慈谕,畀此事务,令与一云师分任,从事检查。夏满,因事请假归粤,就道匆匆,乃勉强塞责缴卷。犹忆童应考月课,笨钝嬾拙,枯肠索索,勉强捱去,迨至烛跋,慌忙而后缴卷,今犹未改当年笨伯之习气也,一笑。
  民国壬申九月,明一观本甫跋于镜海莲峰。
  ——《鼓山涌泉禅寺经板目录》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本
  虚 云 生平见《诗》
  鼓山涌泉禅寺经板目录序
  宋儒有言:“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予于斯语,重有感焉。粤自腾兰入汉,白马驮经,乾竺贡书,代有增益。自东晋以迄六朝,斯时佛法专重经教,世主以译经为妙严,僧伽以试经而得度,语法以依经为本据,行道以转经为功德。必至博通三藏,始称法师,纵云究极一乘,罔识真药。是故正法眼藏以不立文字,故目为虚妄,阐提佛性以未见经文,故争相诘难。甚至重溟五舶,预言被摈于关中,面壁九年,达摩见毒于熊耳。以胶柱而鼓瑟,遂饮水而分河,此《圭峰》、《禅源》诸诠集之所由作也。
  李唐以降,拈花一脉,五宗分化,禅德辈出,类多博该三学,于时禅教始渐融通。试观少室以楞伽为印心,东山以金经为下种。乃至字则不识,义即请问。坛经不乏说教之文,读经看教宛转归已,百丈所许自由之分。凡兹理事,明示风规。若夫金弹银弹之权譬,佛说魔说之淆讹,拈止啼钱,勦绝儿孙解路;挝塗毒鼓,死尽魔外偷心。甚至把断要津,喝佛骂祖,直目三乘十二分教为拭疮疣纸,自非亲乘入室之真子,罔知格外提持之著落,以死语会则祸事矣。迨其末流,执指忘月,弃金擔麻,未解得鱼而忘筌;不免因咽而废食,禅教聚讼,又极纷纭,此又《永明宗镜录》之所由作也。古德云:“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参禅须开宗眼,阅教须明教义,此当人脚跟下事,切忘自瞒,自救不了,争论奚为?耽著鬼家活计,与入海算沙相较,其能免于五十、百步之诮乎?
  石鼓涌泉,自华严开山,兴圣阐化,演曹源之一滴,跨石门以千年。其间列祖列宗,缔造艰难,凡属后昆,饮水思源,皆当敬念。即以流通经教一端而论,溯自闽王贡写本之秘笈,岁久无徵,元刻剩般若之残篇,待补全帙。有明一代,南板初来,梵箧散藏,继得全书。逮于清初,乃颁龙藏之赐书,迨及康熙,复锓永通之板片。其间耗心血,费净财,蒙艰贞,糜岁月,如永觉请经之记,乃冒万死;紫柏刻经之愿,尽此劳生。或舍利同供,建设正法藏殿,掷千万金于玉楹;或钵资罄舍,装修残破古经,积廿二年如一日。今者吾辈幸沾法乳,应思先进贤劳;我佛妙演圆音,当体法王圣训。又岂可拾野狐之涎唾,自居无孔铁锥;巢焦螟于眉睫,甘作不快漆桶。遂令龙宫秘藏,化为蟫蠹之丛,鹫岭玄文,讹作乌焉之马。爰拟清厘,重记目录,依补亡之例,立整理之条,加丹黄之标签,分简册之部居,考译撰之人名,纪锓梓之年代。命门人明一依此法式,循而考之,缺者补之,经夏告竣,成此经目一卷,题曰:《鼓山涌泉禅寺经板目录》。查其钩稽,尚能如例。昔为霖霈祖于清康熙年间,尝则有《鼓山永通斋流通法宝画一经目》刊行于世,古今余二百年,币价相悬,奚翅天渊,各籍价目,尚待改订,故缺而不录。予以亟亟于此,所冀禅讲四众,宗通说通,追踪古人,得髓之真传,勿忘先德嘉惠之至意云尔。
  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九年岁次壬申,幻游比丘虚云叙于鼓山圣箭堂。
  ——《鼓山涌泉禅寺经板目录》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本
  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序
  《联芳集》一卷为本山第十三代住持宋庆麟禅师创始,三十七代孤峰惠深禅师继之。孤峰,宋绍兴中住持。今刊本及于明正统中简翁禅师,则不知谁作继辑。简翁至今又四百余年矣,其间住持已五六十易。山志所纪,止于清乾隆遍照禅师,以下则无纪载。明以前,《联芳》与山志所纪,间有异同,使年更久,盖莫衷其是。前此住持皆不虑顾及此,余常惄然忧之,因牵于他事,不暇搜求采证。今春增订佛祖道影,将近朂事,乃始取山志与《联芳集》二本,参证以别集,一一正文。乾隆以前之往持历略,析为二本而增削之,庶就于简明。乾隆以后则本于碑记、万年簿,及故老遗闻可采者纪之,其无徵者,或存名而阙史,昭其实也。
  呜呼!余弱冠落寀兹山,圆具以后,行脚四方,山中之事,不知经几许沧桑。行年七十余,始策杖还山,谬主山席。凡一切设施,悉求合先哲、先贤之矩范,日劳日怨,所未敢辞,即此一编,亦不宜少缓者也。他日观文,庶乎一滴之源,万叶之本,皆了然可指也焉。
  佛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乙亥端阳节,住山幻游老人虚云识于圣箭堂。
  ——《增校鼓山列祖联芳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鼓山涌泉寺刊本
  圆 瑛 (1878~1953年),俗姓吴,福建古田县人。年十八岁,往鼓山涌泉寺出家,法名弘悟,字圆瑛。后参访各方诸名刹,在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习禅,融会贯通各宗派,尤崇拜禅宗。他禅、净双修,历任国内外十大名刹住持在国内及日本、朝鲜、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开堂论法,又在泉州开元寺兴办慈善事业,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在宁波天童寺示寂,有大量著作及诗文。
  鼓山廨院开浦碑记
  尝闻帝尧之时,洪水横流,禹疏九河,天下平治,拯四民于泛滥,俾五谷以丰登。伟绩奇功,永垂后世。自是以降,开决江河,疏通沟涧,洵称美举。仁人善士,靡不赞成。而我鼓山,国初之时,聚僧数千指,常住淡泊,斋粮不敷,大众各出钵资,置买民田二百余亩,坐址廨院门前,洋里地方,虽近大江,只有小浦。年久壅塞,水路不通。久雨则山水充溢,禾苗多浸溺之虞。大旱则江潮莫入,稻梁无成熟之望,以致该田,每每失收。
  前住老和尚常欲议开新浦,以保僧粮。奈钜款难筹,旋议旋息。主莲公大和尚主席,发宏誓愿,无利不兴。十方衲子,闻风而集,则僧众愈多,斋粮愈形不足。遂公议将南北园,祖手所种荔树四十八株,年久无有果实,拟将砍卖,以为开浦之费。乃蒙林大护法景熙,筹助洋蚨六百元,添买陈、黄之田,方能开浚。自后水旱无虞,非特常住无失收之患,即附近民田,亦均沾利益,此诚莲公开浚之功,与林公赞襄之德。
  莲公复思先人创业维艰,乃于南北院重植荔树二百余株,继培祖业。迄今果实丰盛,常住获益殊多,可见世间诸事,自应通权,未可固执。倘复荔树,枯而无果,亦可砍卖重栽,以将此欵,为常住公益之用。盖当砍伐荔树,曾经禀官给示。今将示谕,另泭诸石,以免后人争论。瑛系本山具足弟子,出外参方十载,今日旋归常住,嘱记其事,聊摭数语,俾来哲知所由焉。
  ——《一吼堂文集》 1948年圆明法施会印本
  鼓山涌泉禅寺《千佛大戒录》序
  夫法身本净,原无持犯之名,如来应机,乃有篇聚之制。根分大小,法益自他。止作兼持,定慧所赖。故《楞严经》云:“摄心为戒,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各为三无漏学。”则戒学为定慧之基础也明矣。昔日世尊,于菩提场初成正觉,首演《华严》,即为菩萨宣说梵纲。临欲涅槃阿难问佛:“如来在世,我等以佛为师,如来灭后,我等依谁为师?”佛即答曰:“依戒为师。”是知五时教法,始终注重于戒学也,抑又明矣。
  本山为闽中首刹,禅教律净,四宗并行。每年夏季开坛传戒,圆瑛亦本山戒子之一。光绪二十三年,在山求戒,为时七日,便毕三坛。觉戒相之繁多,竟仓皇而授受。徒具登坛名字,还称得戒比丘。心焉伤之,即发宏愿,他日机缘相凑,自当展长戒期。故前住持浙江天童寺,即将十八日之期,改为五十三天。今春接住本山,适逢周甲之期。两序劝传千佛寿戒,仍照天童日期办理。以初心入道,须假琢磨,冀将来为僧,堪成法器。况尝此佛法垂秋,人根浅薄,罕逢上智,中下者多。非锻炼之有方。恐毗尼之虚设。倘能人人如高沙弥,亲见本来面目,即得无作妙戒,又何须向人觅戒灯,以破烦恼之昏衢,求戒舟而渡生死之苦海耶?是为序。
  ——《一吼堂文集》
  弘 一 (1880~1942年)俗姓李,名叔同,河北天津市人,卒业南洋公学,性喜艺术,对金石书画戏剧,皆有兴趣,曾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员。民国七年(1918年)披鬀杭州虎跑寺。法名弘一,此后云游各地。十八年(1929年)夏,曾来鼓山,其后驻锡闽南各地,圆寂于温陵养老院。
  福州鼓山庋藏经板目录序
  佛典雕镌,昔人惟称宋刻,近年于敦煌石室发见佛典,有唐末及五代刊者,乃知刻经始自唐末,然东国扶桑于神护景云四年已刊《无垢净光经》、《陀罗尼》四种,其古印本犹存法隆寺中,考彼时代,当吾唐国大历五年,较敦煌发见者尤胜,遂为世界最古佛典雕版焉。尔后东国扶桑,历宋迄清,雕板日盛,印传之本于今颇有存者,而珍逾球璧。残楮一卷值及数百乃至千金。良由彼土学者,博闻好古,深识雕版意趣。近今且有宁乐刊经史等诸书传布,为佛典雕板系统之研考,而吾国缁素犹未闻于此少加意者,不其憾欤!
  昔年余游鼓山,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绝伦,以书法言,亦足嫓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谓神技,虽版角有少腐阙者,亦复何伤,弥益古趣耳。又复检彼巨帙,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而《华严疏论纂要》为近代所希见者。余因倡缘印布,并以十数部赠与扶桑诸寺。乃彼邦人士获斯秘宝,欢喜忭跃,遂为摄影镂版,载诸报章,布播遐迩。因是彼邦佥知震旦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然鼓山经板虽驰盛誉于异域;而吾国犹复湮没无闻。逮及前岁,李圆净居士乃劝请观本法师往住鼓山,理整经板,并辑目录以开流布之端绪。尔者目录辑就,虚云、观本二老人悉有序言,圆净复请余别书弁辞,以赞鼓山雕板殊胜,为略述之末尽意耳。
  岁次甲戌十二月,晋水尊胜院沙门演音。
  ——《鼓山涌泉寺经板目录》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印本
  陈慧剑(1925~?) 江苏泗阳人。
  弘一涌泉寺访经记
  一九二九年四月间,弘公在中国南方第一次接触到亚热带的火焰,向他那瘦削的形体上侵袭而来,他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已耐不住初来的炎热,便有意回到春寒未退的温州城下寮。
  这时,他与南闽的因缘还没有成熟,因此还没有动念头在这里长期住下去,他内心真正要把那一块地方当作茶毗色身之所,不是群山郁郁的南闽,而是夏丐尊为他建造小屋三椽的“晚晴山房”。
  热——是他急于及早离开南闽的第一因;他的色身之脆弱,不仅酷寒使他无法强撑,而太烈的长夏也同样令他如坐热风之中。
  因此,在四月下旬,便买舟北上,可是,因为海轮要经过福州,福州以“鼓山”闻名于佛教界,当代禅宗大师——虚云老和尚,便是鼓山的中兴人物。
  当时与弘公同时北上的,有佛教界知名的居士——苏慧纯陪伴,他们在福州下船,便趁兴参礼鼓山佛刹,掛单在涌泉禅寺。
  鼓山在闽江之北,福州的东郊,也是福州风景区。
  由于涌泉寺是历史上著名的佛刹,它底藏经楼上藏书极多,又不乏古代的珍本、手写本。因此,弘公便在此盘桓,留恋,除了欣赏名刹景物,便把自己埋身在经书之间,从事短暂的整理工作。
  在涌泉寺的藏经楼上,他无意中发现了这所名刹中,藏有当代最古老的、最精致的刻本。同时,有世间不可一见的佛学著作《华严疏论纂要》。这一发现,使他动念要影印这部《藏经》中未收入的珍品。
  在这里,他对中国刻经事业,作了如下的研究:
  1.当敦煌石室未发现以前,世人对佛经在中国古代的刻本,概称“宋刻”,而不知有唐、五代。
  2.敦煌石室之秘被揭开,乃发现中国刻经事业,自唐末开始。可是,该要令人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当他们神护景云四年,已刊刻过《无垢净光经陀罗尼》等四种,这古经的藏本,还收在日本东京法隆寺的书楼上。由此追索,日本的刻经时代,当在中国唐代大历五年,这比敦煌所发现的古本更早,这该是世界上最古的佛经版本。
  3.自那时起,日本刻经事业,日益精盛,他们的古本藏经,即使是断简残篇,也是视如珍宝,这该是日本学者的博学深修,对刻板佛经,有浓厚的修养与体认的结果。
  4.在鼓山,弘公发现那里所藏的《法华》、《楞严》、《永嘉大师集》等雕本,是楷字方册,精古无比,书法可上追唐宋,在技巧上已登峰造极。在那一堆古藏书中,发现清初刻印的《华严经》及其《疏论纂要》,《憨山大师梦游集》为近代的珍品。
  基于上述的研究,弘公当这一年由温州再度经过白马湖小住,到上海时,请苏慧纯居士发心印《华严疏论纂要》二十五部,二十五部的印行,恐怕是历史上印行最少的一种书了。这是弘公对佛学典籍保存的一种心愿。
  书出版之后,其中十三部送给中国学术界及佛教丛林,另十二部送给日本友人保存。
  那时,弘公另一位崇拜者——日本出版家内山完造在所著《上海霖雨》中写道:“……夏先生将这位和尚向我介绍,我才知道他是弘一法师。……他说,还有一种《华严疏论纂要》的书,正在印刷中,这书只印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给日本方面,将来出书以后,也送到尊处,拜托你。……我因此因缘,就将快出版的《华严疏论纂要》十二部,决定了赠送范围,下列十五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大正大学,东洋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京都东福寺,黄蘖山万福寺,比叡山延历寺,高野山大学,大和法隆寺,上野宽永寺,京师妙心寺等。”(著者原注:十二部是第一次赠送,后三部是后来要去的。)
  大师在涌泉寺流连二十多天,便收拾再从海道回到温州城下寮居住。
  ——《弘一大师傅·闽缘》
——摘自燕山和远的博客

 

2016年春节游福州——泛船浦天主教堂·石厝教堂·仓山旧领事馆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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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泛船浦天主教堂
       泛船浦有座著名的教堂,就名叫泛船浦天主堂。它位于泛船浦新民街北、海关巷东,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据《福州地方志》记载:明天启五年(1625年)相国叶向高归故里,路过杭州时,在监察御史杨廷筠家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他们一起到福建。艾儒略就在福州传教,并在宫巷建大堂一座,名三山堂,为福州最早的天主堂。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仓前山设立了各国领事馆、外商洋行、教堂、教会学校、医院等。仓前山南面在清光绪年间被辟为占地达250多亩的跑马场(今福州市体育中心)。《藤山志》记载,明弘治年间(1498年),督舶太监将中洲无偿割让给外国人开辟新港,以便番船停泊,而得名“番船浦”,由于福州方言里把外国人叫做“番仔”,带有贬义,后来就改称谐音“泛船浦”。
       鸦片战争以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一。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闽海关(洋关)建立后,在泛船浦码头设立验货厂与连锁仓库。规定马尾港进出口货物必须运至泛船浦海关验货厂查验。若大型轮船不能驶入泛船浦,就由驳船盘运至泛船浦海关连锁仓库或验货厂候验。后来为了方便进出,经闽海关核准,可在营前海关办事处查验。清同治元年(1862),在泛船浦建成福州第一个能停靠机动船码头——海关码头,作为各国的进出口货物集散贸易的重要港口,形态各异的外国番船汇聚于此,引得各界民众纷纷前往观看,故有“走马仓前看走马,泛船浦内看番船”的俗语。前者说的是最近因为恢复公交站名而大热的跑马场;后者则是仓山的泛船浦,全省最大的天主教堂,就在这个地方。

       泛船浦天主教堂坐落于福州仓山泛船浦菖蒲墩,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原为木构单层建筑,1868年,福建教区主教李宏治在泛船浦建一教堂,下作教堂,楼上为神父居室。光绪初年,教区买下仓前山乐群路一家洋行二层西式洋楼作为临时主教公署。民国元年,泛船浦教堂改作福州教区主教座堂。清宣统三年(1911年),西班牙籍主教宋金铃将福州天主教主教堂由南门的澳尾巷迁至这里。1932年,将旧堂拆除,改建双层24开间的新主教府,并在旁边建造新座堂。1932年由宋金铃主教募集10万银元重建,1933年座堂与主教府同时竣工,总面积18亩,此即现存的泛船浦天主堂。新建的泛船浦总堂为钢筋水泥砖木混合结构,单塔楼仿哥特式建筑。该堂面对闽江,气势宏伟,是全省最大的天主堂,时称江南第一堂。1946年福州教区升格为省总主教区,该堂成为福建天主教主教区总堂所在地,是全省教会活动中心。
  “文革”期间,泛船浦教堂遭到破坏,塔楼尖顶十字架被锯断,堂内塑像、设施也各有损毁。教堂后来被福州市蓄电池厂占用,1986年底归还,并同时复堂。修葺后,教堂原来的三合土地面改铺成水磨石,堂内设施全部更新,比当年更加富丽,吸引了众多游客信徒。

      艾儒略在福建传教23年,建圣堂22座。从1848年到1936年约80余年期间,福州教务最为兴旺的主要有泛船浦天主堂、西门三官堂、仓山乐群路小教堂、上渡天主堂等9座。这些教堂最早租用民房,或利用旧式民房改建,虽保留原来建筑的外貌,但内部装饰西化。1933年落成的泛船浦天主堂和1938年建成的花巷尚友堂等是完全西式的建筑。
       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实行禁教,闽浙总督驱逐外国天主教传教士,宫巷天主教堂被查禁、没收改为关帝庙。福州成为通商口岸后,传教士接踵而来,恢复传教工作。同治三年发还旧时没收的教产,福建省通商总局以泛船浦民田抵换宫巷原天主堂。

        中世纪和近代的建筑大师大多来自欧洲,拜占庭式、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也随着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的入侵,带到了福州。
        新建的泛船浦天主教堂为钢筋水泥砖木混合结构,单塔楼仿哥特式建筑,塔尖距地面31.2米。教堂钟楼有20米高,上面的十字架有3米多高。塔楼上装有报时大钟,钟声可传5千米之外。堂身十字形,长60.2米,宽19.5米,面积为1371.4平方米,可容2000余人。堂内顶部作拱形穹窿,缀以星辰。四周装有彩色玻璃窗。该堂面对闽江,气势宏伟,是全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20世纪60年代电影《地下航线》还曾在此拍摄外景,1988年被列为仓山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因道路建设需要,泛船浦教堂神父楼不得不进行迁移。考虑到其为文物,故有关方面选择了整体平移的方式来迁移该建筑。10月6日,经过一个多月重达1500多吨的教堂神父楼整体平移80.7米后,安全抵达旋转的指定位置,开始进行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转身”,由原东西朝向变为南北朝向,最终与主教堂平行。神父楼整体平移后,还对其破旧部分进行修缮,经过修缮的神父楼将发挥更多的功能。成为全国首例通过平移、旋转进行保护的文物。
       2012年1月,福州有关部门开始在教堂前建设下沉式广场,2012年7月终于完工。下沉式广场铺设了覆盖教堂周边的排水系统,将雨水汇集到泵房集水井,再通过市政雨水管进入闽江。泵房也得到充分利用,上面建成观景台,与教堂风格保持一致。 

        自福州被划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泛船浦便形成清代中国最大的茶叶码头,当年的繁荣景象早已不见,留下唯一的历史,便是这座闻名遐迩泛船浦天主堂。位于南江滨路菖蒲,面朝闽江,多年来它临江而立,依然故我。


 

 

 

 


 

 


 

 

 

 
 
       这就是那座平移加旋转九十度的建筑,这个移动过程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2008年10月6日,经过一个多月重达1500多吨的教堂神父楼整体平移80.7米后,安全抵达旋转的指定位置,开始进行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转身”,由原东西朝向变为南北朝向,最终与主教堂平行。这是全国首例通过平移、旋转进行保护的文物。
  

       教堂对面美丽的闽江......

       从泛船浦教堂出来,想去看看仓山旧领事馆区遗址,据说附近还有一座石厝教堂,也很著名。跟着GPS七拐八拐,终于来到了石厝教堂的门口,大门紧闭,只能看到这座石墙。 



       石厝教堂(圣约翰堂 St.John's Church):位于福州市仓山区乐群路。清咸丰十年(1860年)由英国圣公会创办,原名安日间会,坐北朝南,青石砌成,占地600平方米,仿哥特式建筑,屋顶原有一钟楼也称“约翰堂”,又为当时外国人在仓山聚会场所,有国际教堂之称。199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只好网上下载几张图片解馋......
       石厝教堂于咸丰六年(西元1856年)由侨居福州的英国侨民集资筹建,并得到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于咸丰八年(西元1858年)聘请香港土木工程师T.G.Walkers设计,由本地建筑队施工,十一年(西元1861年)落成。
       与福州的其他面向中国教徒的教堂不同,圣约翰堂主要供侨居在福州的英国人举行宗教活动用,故包括建筑形式、命名方式等都不同,是典型欧洲方式。连神甫也不是受教会派遣的传教士,而是由侨民集资聘请的专门神甫。乐群路一带是福州当时的外侨聚居区,教堂建成后,不仅英国侨民到此弥撒,欧美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徒也多选择此处进行宗教活动,故亦有“国际教堂”之称。
       光绪三十二年(西元1906年),圣公会成立福建教区。约翰堂属于圣公会福建教区。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组为中华圣公会,约翰堂属于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1950年代,中华基督教圣公会脱离英国教会,加入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约翰堂属于福建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文化大革命”中,教会停止活动,教堂被挪做他用,教堂内外原有数处纪念物不知所终。这些纪念物包括:
       铜质纪念碑,位于教堂内,纪念1906年死于海难的福建安立间教会(圣公会的前身)驻港会督霍约瑟主教(The Right Reverend Joseph Charles Hoare, D.D.,1851.11.15 - 1906.9.18)。铜质纪念碑,位于教堂内,纪念“Taplake”号军舰的船员,他们于1874年在台湾海峡遇台风而全部遇难。纪念坊,在教堂外大门正中,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福州前往参战阵亡的英侨。
       到1990年代中,为海军闽海印刷厂使用。
       石厝教堂为花岗石砌成的仿哥特式建筑,由蓝灰两色石块搭配砌成,上为木桁架屋顶,双层小青瓦通风屋面。教堂平面近似工字形,由教堂主厅、侧厅、门厅和圣坛等组成。主厅为长方形,双坡顶,东西两面为山墙,西山墙开三个哥特式尖券窗,山墙顶设有小型八角形钟塔,塔顶高耸,上有十字架,于“文革”期间被毁。东山墙外为突出半圆形圣坛。圣坛两侧为侧厅。门厅设在西南角侧厅位置,正门朝南,哥特式尖券门。教堂外原为墓地,后逐渐发展成街市。教堂前方还有两棵风水树,一棵银杏为一级保护古树,一棵樟树为二级保护古树。

 

       破败的街区,正在进行旧城改造。看到江边的房地产广告,才知道这里就是福州以前的老城区——烟台山和仓山一带。也就失去了寻根的乐趣,只好期待着下次的福州之行了......
       其实,像所有的被殖民过的沿海城市一样,这里就是以前的使馆区。像厦门的鼓浪屿,青岛的八大关......
       把以前搜集的资料贴出来,省得遗忘...... 
       福州仓山旧领事馆区遗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福州被定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各国开始在福州设领事馆。在福州仓山区这个岛屿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先后有17个国家设驻领事馆: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德国、俄国、日本、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意大利、墨西哥。http://wanghong77.blog.sohu.com/144586173.html
 
       拆迁中被保留的老建筑......

       仓前公园:公园位于仓山区仓前路北侧闽江畔。该公园始建于1988年,为敞开式、开放式带状公园。公园全长780米,总占地1万平方米。该公园当初建设突出以绿取胜的特色,移植了榕树、蒲葵、铁树、假宾郎、伊拉克蜜枣、长短穗鱼尾葵、皇后葵、南洋杉等数十种植物,并按树木种植种类划分4个分区,被时称植物公园。仓山区政府后又对该公园进行多次改造,1996年建设林觉民广场。由于受到闽江水流长期的冲刷,公园沿江驳岸出现大面积坍塌,园中园林景观设施受损严重,安全隐患突出,2002年,该公园结合岸线整治,对公园进行改造。并在防洪堤外建占地2800平方米大广场和体现中国水利历史文化的雕塑长廊。在堤内对林觉民烈士广场及公园的园林绿化、灯光夜景工程进行整治改造,并健全完善公园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

  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一时间,外商、传教士大量涌入,仓山一带成了洋人的聚居地,洋行、教堂、别墅、教会学校、医院,形态各异的洋派建筑,形成了一副别样民国图景。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陈文龙纪念馆(万寿尚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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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陈文龙纪念馆(万寿尚书庙)
       陈文龙纪念馆(尚书庙)位于福州市下杭路,占地1000余平方米,是由台江区坞尾街2号原万寿尚书庙移建而成。福州共有5座陈文龙庙,万寿尚书庙是其中规模最大、建筑最精美、历史最古老的。尚书庙也是明清两朝福州市和闽江口历史的真实见证。原万寿尚书庙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具有极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同时,它承载了大容量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记载了“与文天祥齐名”(林则徐语)的陈文龙抗元的历史事迹,还记载了民间传说陈文龙死后由人变成内河以及成远洋“保护神”的演变过程。
       陈文龙尚书庙始建于明代,是纪念抗元忠烈陈文龙的祠堂。清道光年间“奉旨重修”。民国10年(1921年)重修,虽经清道光和民国初两次重修,但仍保持明代的建筑程式和艺术风格。因陈文龙被敕封为“水部尚书”,被称为“尚书公”,所以后人通称这些庙宇为“尚书庙”。1988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文龙不是福州人,而是莆田人,但在福州却有上十座专祀陈文龙的庙;陈文龙不是“神”,而是宋代的一位官员,却被历代福州百姓敬为神明;陈文龙生前没当过“尚书”,而且历史上朝廷有吏、礼、兵、刑、户、工等各部,并没有“水”部,但陈文龙却是“敕封水部尚书”。这些都是福州民俗文化中很奇特的现象。徜徉在尚书庙,望着庙门上的“履仁”、“蹈义”题刻,就会感悟出百姓对陈文龙的感情所在:陈文龙身上体现了百姓敬重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陈文龙是宋咸淳四年(1268年)状元,当过镇东军节度判官、崇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杭州知府、左司谏、侍御史、参知政事等。宋末,端宗赵昰在福州称帝,陈文龙和文天祥一道护驾抗元,并被任命为闽广宣抚使兼知兴化军。陈文龙因兵败城破被捕,不屈不降,绝食死在杭州岳王庙,被端宗谥为“忠肃”,庙号“昭忠”。正是这种“惟有丹心天地知”(陈文龙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让百姓对之倍加敬仰,深切怀念,成为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福州地处沿海河口盆地,历史上中原兵荒马乱之时,往往成为人们避难之地。虽然被称为“有福之州”,但天灾人祸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祸,除异族入侵外,还有贪官污吏。陈文龙的清正廉洁自然为人们所崇拜。历史上,包拯、海瑞之所以受百姓欢迎,也就因为他们是清正廉洁、嫉恶如仇的清官。陈文龙中状元后,权相贾似道想拉拢他,就予以栽培、提拔。然而后来担任监察御史的陈文龙,却一再上疏揭露贾似道亲信贪污渎职的劣行,要求严惩。这种刚正不阿的精神,正是百姓所敬仰的,并代表老百姓对清廉官员的期盼,所以历来福州尚书庙香火都很旺盛。  
  天灾,对史称“左海”的福州来说,突出的是海难。福州人把鸭蛋(福州方言“鸭卵”与“压浪”谐音),称为“太平”,就寄寓了对航海安宁的祈望。陈文龙死后,民间传说海上商船队遇狂风巨浪,行将倾覆,有挂“水部尚书陈”旗帜的船相救,使商船逢凶化吉,平安到达目的地。人们又考证出这个“水部尚书陈”就是陈文龙,于是就奉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海神,与妈祖一样,成为海上保护神。明朝统治者利用民间信仰治民,索性把陈文龙作为“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指令让福州奉祀,并敕封为“水部尚书”,加封镇海王。清道光皇帝还特别题赐“护国佑民”。
  在福州台江及仓山两区,共有奉祀南宋抗元英烈陈文龙的5座“尚书庙”。即阳岐、万寿、新亭、龙潭和竹林。这些庙宇先后建于明清两朝,都位于闽江下游两岸,凸显了陈文龙“生为名臣,死为明神”的内河和海上安全保护神的特点,是名闻海内外的福州重要的崇贤、神缘和民俗文化的景观,吸引着无数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侨胞,到此参观、瞻仰和朝拜。
  近年台湾马祖同胞还专门组团回福州祭祀陈文龙。陈文龙尚书庙及其传说在福州和周边地区的传承,说明一个人,只要爱国家、爱人民,人民就不会忘记他。一个官员,只要为政清廉,真正为人民谋利益,不管他是哪里人,人民都会敬仰他。尚书庙中有一副民族英雄林则徐手书对联就是最好的诠释:“节镇守乡邦,纵景炎残局难支,一代忠贞垂史传;英灵昭海澨,与信国隆名并峙,十洲清晏仗神庥。”
  陈文龙,是人,也是民间信仰的神。陈文龙,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至今仍需继承和发扬的爱国爱民的精神。
       尚书庙门口存有两只石狮。庙门额青石贴金匾额至今犹存,一块在上,直书“奉旨重修”,一块在下,横书“敕封水部尚书”。左右旁门,刻“履仁”、“蹈义”。墙基堵石刻“民国十年东西社捐造石基全座”。

  福州尚书庙的来历:福州市曾经有好几座奉祀陈文龙的庙宇,都称为“尚书庙”,尊陈文龙为“水部尚书”、“镇海王”。陈文龙没有任过尚书官职,明清两朝官制“六部”也没有“水部尚书”。陈文龙在抗元斗争中壮烈殉国后,宋、元两朝皇室也并没有对他敕封“水部尚书”、“镇海王”。民间传说这些封号是“天帝”所封。传说毕竟是传说。据专家考证:明代崇祯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曾三次敕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和加封“镇海王”。
  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中国后曾命中书省派员到地方访求应祀的神祗。凡有功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到祭。”他特别重视江西庐陵的文天祥和福建兴化的陈文龙。
  福州乌龙江上段有个村庄叫阳岐。阳岐村临江边古时有一过往船只停泊的码头,热闹异常,特别是经营南北京果杂货和土特产品生意的莆仙一带商贾,要进入省城的船舶多停泊于此,然后再弃舟陆运。史称此码头为“化船道”或“兴化道”。莆仙一带商旅为祈求生意兴隆,平安往返,就于明洪武年间,在兴化道旁大松树的浓荫下建一小庙坛,奉祀海上女神妈祖和抗元英雄陈文龙的遗像。这个小庙坛面积约30平方米,遗址至今犹存。明天启七年(1627)阳岐村民、水上居民和莆仙一带在省城的商贾,出自对乡贤忠贞气节的景仰,开始将原庙宇移到阳岐村“凤鸣山”下,新建陈文龙庙。这座陈文龙庙历代旨奉祀典。
  琉球自明洪武五年(1312)之后,直至清光绪十年(1879)止,琉球与中国是藩属关系。明清两代政府曾派遣册封使团前往参加“册封礼”庆典。因琉球与中国隔着浩瀚大海,而福建距琉球最近。所以,凡“册封使团”出发前必定就近先到“旨奉祀典”的陈文龙庙祭祀之后启程,或将陈文龙造像陪同使团前往琉球,祈求保佑使团平安往返于中琉之间。陈文龙“神灵显赫”,都能尽到“责任”,每次都使使团平安,很受皇朝赞赏,所以,皇朝就对他一次次地加以敕封,以“水部尚书”作为中琉之间海上交通安全庇护神的封号,直至加封为“镇海王”,以求使团永远受到陈文龙的庇佑,能在风平浪静,海不扬波的情况下保护册封使团平安往返于中琉之间。
  从此,福州南台沿江建起了一座座的尚书庙。陈文龙作为水上航行安全的庇护神受到从事水上商品运输贸易的商贾和长期久住闽江下游两岸的水上居民的崇拜和景仰。陈文龙的尚书庙数百年来香火旺盛,经久不衰。现在,福州新建的陈文龙庙、堂已达十余座之多,而史书上记载,遗址至今尚存的有5座。因陈文龙被敕封为“水部尚书”,所以,福州人通称这些庙宇为“尚书庙”。陈文龙也被民众称为“尚书公”。陈文龙进入了福建民间信仰的神祗行列,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现象。 

        纪念馆主殿保留了明代建筑风格,其主殿采用原万寿尚书庙的主殿梁架。坐北向南,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封火围墙。殿堂面阔五间,深七柱,高6.5米,前廊后堂,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分前殿和后殿,前殿左右又有两偏殿,正中央奉祀尚书公。宽阔的回廊上下两阶呈凸字形。后殿奉祀妈祖,旁有“千里眼”、“顺风耳”泥塑雕像两尊,高达丈余。万寿尚书庙前左右建有“马将厅”,隔穹墙为万寿庵,即五帝庙。西为民居,至今仍保留原貌。 


       祠厅正面石廊柱有清太子少保、云贵总督林则徐手书楹联:“节镇守乡邦,纵景炎残局难支,一代忠贞垂史传;英灵昭海澨,与信国隆名并峙,十洲清晏仗神庥。”大殿回廊正上方和中心亭处,前后悬有两块烫金木质横匾,为清嘉庆、道光帝题赐,上面分别题有“朝宗利济”和“保国佑民”。大殿有22根方、圆古柱。除林则徐手书题刻的对联外,尚存福建巡抚部院李殿图、钦赐二品花翎闽安协副将杨廷辉手书题刻的书联。  
  大殿中央陈文龙的塑像。陈文龙造像清代曾“旨奉册封琉球"。因此大殿中央左右共有18武将,各持不同兵器,威武尊严。此外,尚有两个单独神龛供奉“番将”,一身琉球服饰,是陈文龙造像册封琉球后由琉球派遣护送使团回福州的侍者。后人造像纪念。
       南宋莆田陈文龙与抗元英雄文天祥是同时代人,都是南宋后期的状元、丞相,他们的出身、仕途、遭遇几乎相同,最后又同样为国殉职。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赞颂陈文龙和文天祥“隆名并峙”,同为“一代忠贞”。
       陈文龙,南宋参知政事、著名抗元英雄。原名子龙,宋绍定五年(1232)生于莆田玉湖(今荔城阔口村),宋名相陈俊卿第五代从孙。咸淳四年(1268)廷对第一,状元及第。
       陈文龙生于1232年,福建莆田人,与抗元英雄文天祥齐名,曾中状元,官至监察史,后任参知政事。1276年11月,元兵围攻兴化,在陈文龙的激励下,人人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陈文龙被俘后绝食而死,年仅46岁。后人敬仰陈文龙的崇高气节,明初在福州阳岐建造第一座纪念庙宇,后因出海的商人和渔民纷纷来此朝拜,且都说此神极灵,“海上保护神”的美名遂传开,陈文龙被人们追封为“水部尚书”,后人将其庙宇统称为“尚书庙”,陈文龙也被称作“尚书公”。 
       陈文龙他一生为人刚直不阿,忠贞坚毅。在抗元斗争中,他率军民英勇保卫兴化城,因寡不敌众被俘,押离兴化时便一路绝食。至合沙(今福州)时,他寄诗和次子诀别,诗曰:门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径沟渎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
  景炎二年(1277)四月二十四日,文龙抵杭州,囚于供奉岳飞的太学中。当夜,文龙具香拜谒武穆神像,一恸而绝,终年45岁,骸葬于西湖智果寺旁。讣闻于朝,诏赠太师,谥忠肃,赐庙号“昭忠”。
  历代史传、诗文、戏曲等都对其备加褒扬,并将陈文龙与岳飞、于谦并称为“西湖三忠肃”。民族英雄林则徐对陈文龙十分景仰,并撰联歌颂陈文龙“一代忠贞垂史传”与文天祥“隆名并峙”。陈文龙还被海峡两岸奉祀为海上保护神,影响遍及闽东南、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国家,被省政府认定为福建省十大历史名人之一。
       大殿里还有许多福建当地的民俗道具...... 

 

  
       两厢“酒楼”与钟鼓楼、三神殿相连。东西墙尚存多方嘉庆、道光年间捐资修庙碑刻。陈文龙原庙中的珍贵文物也被移至新殿中,庙中现存有明清三代皇帝御赐给多位总督、巡抚的题刻12方及康熙、嘉庆、道光三代皇帝以及林则徐、沈葆祯等名人祭祀陈文龙题写的匾额与柱联。还有一幅由台湾马祖水部尚书庙社友敬送的“护国佑民”的匾额和来华琉球人与福州人民一道捐款修建陈文龙庙的碑刻等。它是迄今为止福州保存较好、不可多得的尚书庙,是福建海洋文明和民俗文化的历史见证物。庙不大,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民俗文化内涵。

       说说陈文龙其人: 陈文龙(1232~1276),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原名子龙,字刚中,号如心,,陈俊卿五世从孙。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二月。因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属泉州的莆田、仙游两县改隶于兴化军,故《宋史》与《八闽通志》皆称陈文龙是兴化人。早年随父陈粢定居连江长乐(今阜山)。建于宋代的玉湖陈氏祖祠迄今仍保存有“陈丞相里第”、“状元里”等石刻。
       陈文龙的家学渊源,应该从其曾祖父陈俊卿谈起。宋绍兴八年(1138年)科举考试,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两位莆田人联袂题名。廷试时,皇帝问道:“莆田乡土贫瘠,怎么会人才辈出?”陈俊卿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话后来成了莆田读书人的口头禅。陈俊卿官至左丞相,封魏国公,赠太师,成为与李纲齐名的南宋名相。
       从小就“濡染先训”的陈文龙,深受曾祖父“人才当以气节为主”观念影响,自幼立志“忠君报国”,少年时期便显示出了超凡的聪颖和勤奋。据清末莆田进士张琴所著《陈忠肃公年谱》载:“公幼颖悟,苦学不厌。年未弱冠,以赋律名郡庠。”只可惜他的诗文流传后世数量太少,这也是他名气不如文天祥的原因之一。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陈文龙幼颖悟,苦学不厌。淳祐十一年(1251),入乡学。宝祐四年(1256),陈文龙“补入太学,累捷私试。”年方25岁,其书法已称誉一时,《安石仓诗选》载有时人所写《王一送陈刚中归莆》诗,说的就是其书艺:“近得钟王法,才华世共称。剑锋看舞女,笔阵笑狂僧。散帙花前席,鸣琴竹里灯。石渠成远别,白下酒如渑。”陈文龙的手迹传世极少,过去笔者仅看到他写的《文宝论杨徽之诗》,全篇如下:“杨徽之能诗,太宗写其警句于御屏风。僧文宝谓,当以天地皓露涤笔于金瓯雪碗,方与其诗神骨相投。”结体浑然天成,着墨枯湿自如,骨力神韵,颇得钟繇、王羲之等大家笔意。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34岁的陈文龙参加了春考并夺魁,随即“升补外舍积分,私试分数中内舍优奏。”咸淳三年(1267年),陈文龙36岁。这年夏季的5月,度宗皇帝临殿考核,“对策试,赐进士六百六十四人,擢公第一,状元及第。公本名子龙,唱第日,御笔改为文龙,赐字君贲。”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陈文龙学而优则仕之时,正是南宋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危难之秋。陈文龙任宣义郎镇东节度判官驻节越州(今浙江绍兴)期间,对趋炎附势、行贿受贿等官场现象深恶痛绝。他雷厉风行革除政弊,秉公执法,嫉恶如仇,关心民瘼,政声卓著而“人皆惮之”。得到了上司镇东军元帅刘良贵的器重,“政无大小,悉以询之。
       贾似道从理宗开始当权,到度宗时权倾朝野。“文章魁天下”的陈文龙,几年内从镇东军节度判官历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直拜为监察御史,均得力于贾似道的提携,但道不同不相与为谋,正直耿介的他对贾弄权误国的行径予以严厉抨击。浙西转运使洪起畏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上奏请求推行理宗时未施行的“公田法”,致使浙西一带“六郡之民,破家者多”,民怨沸腾。陈文龙上疏陈述得失,据理力争,并要求严惩洪起畏,才平息这场轩然大波,百姓拍手称快,“朝绅学校相庆”,赞扬陈文龙“乃朝阳之鸣凤也”。
       度宗三年(1267年),元军长驱直下,围攻南宋国防重镇襄阳、樊城。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率兵驰援,却临阵逃遁。守将吕文焕降元,被围困达6年之久的襄、樊重镇相继陷落。朝野震动,舆论哗然。贾似道为掩饰其咎,对范文虎只作降职一级、出任安庆知府的处理。同时,任命“曾多献宝玉”的小人赵晋任建康知府,又让卖身投靠的无耻之徒黄万石出任临安知府的肥缺。陈文龙对贾氏结党营私的丑恶行径极为愤慨,毅然上疏度宗力陈贾之过失,并提出弹劾范文虎、赵晋和黄万石三人。因此触怒了贾似道,被贬职到抚州。
       陈文龙在抚州任上仍然不改初衷。他为官清廉,深得民心。贾似道找不到借口,就以官爵收买监察御史李可,以陈文龙“催科峻急”的莫须有罪名,于1275年11月将其罢官,他只好返回兴化军故里。 
        疾风知劲草,国危见忠臣:不久,范文虎降敌,贾似道兵败鲁港时,赵潜最先逃跑,导致其余守将弃城而逃。南宋朝廷后悔当初没有采纳陈文龙的意见,于是诏令到兴化,宣召他进京。临行时,其叔陈瓒说:“为今之计,莫若尽召天下之兵屯聚要害,择与文武才干之臣分督之。敌若至,拼力奋斗,则国犹可为也。”文龙听言,感慨万千地说:“叔之策非不善,然柄国政者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表明此行已下定以死报国之心。
       果然不出所料,朝廷虽然罢黜了贾似道,但又起用了投降派陈宜中为宰相。不久,元军攻下了临安北面文天祥据守的独松关,附近的郡守县令风声鹤唳,争相弃官逃亡。12月28日,陈文龙与文天祥、陈宜中、张世杰等文臣武将商议。陈文龙主张背城一战,他对张世杰说:“宋家天下,被人坏了,今无策可支。愿太尉无奈收拾残兵出关一战,大家死休报国足矣!”文天祥主张入闽广再图匡复,可陈宜中力赞议和,最后陈的意见得到谢太后的同意,遂于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派人向元军奉表称臣。
       陈文龙痛心疾首,便以母老乞求归养为辞,无限惆怅地回到了故乡莆田。德佑二年2月,元军攻陷了南宋首都临安,宋恭宗及皇室成员被俘北去。景炎元年(1276)5月,益王赵正在张世杰、陆秀夫等大臣的拥立下,在行都福州登基,陈文龙再次被起用为参知政事(左相),一上任就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漳浦、兴化叛乱。9月,元军向闽粤进军,兵锋直向榕城,福州知府不战而降。张、陆等保护端宗从海上逃亡避难于泉州。朝廷任命陈文龙依前职充闽广宣抚使,并于兴化(莆田)开设衙门。
       于是,陈文龙倾尽家财招募兵勇组成民军,厉兵秣马备战。在福州、泉州两城守将先后叛降后,陈文龙固守孤垒,四次斩杀前来劝降的元使,对军中的议论,文龙道:“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他在城头竖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大旗,以表明心迹、激励士气。最后一次其姻亲被元军抓来劝降,陈文龙大义灭亲,复信说:“孟子曰'效死弗去’,贾谊曰'臣死封疆’,国事如此,不如无生,惟当决一死守……若以区区之守义为不然,或杀身复家,鄙意则虽阖门磔尸数段亦所愿也?请从此诀,勿复多言。”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守志誓难移丹衷天地知:然而,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德佑二年12月,被陈文龙派往福州打探敌情的部将林华、陈渊,和降将王世强勾结,引元军来到兴化城下,通判曹澄孙开城投降,元兵蜂拥而至,陈文龙寡不敌众,力尽被擒。他见元军在城中放火烧杀,怒声喝斥:“速杀我,无害百姓。”(《宋史·陈文龙传》)
       第二天,文龙和两子三女以及母、妻等一家人被押至福州元将董文炳军中,董令左右百般凌挫,陈文龙以手指腹正色道:“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周围的人无不为他宁死不屈的气节所感动。董文炳还不死心,对陈文龙说:“国家兴亡有成败,汝是书生,何不识天时?”陈文龙回答:“国亡我当速死?”元将唆都企图以“母老子幼”来动摇他,陈文龙慷慨而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关念。”(事见《弘治兴化府志·陈文龙传》)?其忠肝义胆的《复元将唆都书》也千古传颂,迄今仍为大学课文。
       元军见劝降无望,就把陈文龙押往杭州。他从离开莆田即开始绝食,行至合沙时,赋诗一首给他的仲子诀别,表达了视死如归、尽忠报国的强烈心声。(《陈忠肃公墓录》)
《元兵俘至合沙,诗寄仲子》
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
须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竖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
       陈文龙到杭州后,被囚禁在太学里。景炎二年(1277年)4月25日,他要求拜谒岳飞庙。当他以孱弱之躯蹒跚进入岳庙时,不禁失声痛哭,哀恸悲绝,当晚死于庙中,年仅46岁,后被葬在西湖智果寺的翠竹园里。陈母被拘禁在福州一座尼庵中,身患沉疴,而不愿看病服药。她对监守说:“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周围的人无不为之黯然泪下,感叹:“有斯母,宜有是儿。”至此,陈文龙一家,包括其季弟陈用虎(弟媳朱氏在陈文龙被俘后就自缢)、其叔陈瓒,都忠贞不屈,为国捐躯。
       这位出身“世代簪缨”之家的名臣,在一个动荡腐败的年代洁身自爱、不移操守,却因为忤逆权贵而不容于官场,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南宋朝廷的悲哀。

       精灵接前贤英风总肃然:明初,朝廷下令访求民间应祀神祇,“凡有功国家及惠爱在民者,着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在上报的名单中,朱元璋特别重视南宋隆名并峙的两状元文天祥和陈文龙。于是,在福建境内建有“历代奉旨祀典”陈庙十余座,诏封文龙为福州府城隍,福州人称文龙为“尚书公”。
       在祭祀陈文龙的寺庙中,以福州阳岐的尚书祖庙时间最早。相传当年阳岐村民在乌龙江边拾到陈文龙遗落的官袍,便自发集资在兴化古道边建庙。明天启七年(1627年),当地村民及部分莆仙籍商贾,出于对陈文龙的敬仰,将原庙宇移至阳岐村凤鸣山下。庙建成后,历经沧桑,几度重修。庙前空坪上至今保存了几方古代残碑,分别记载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嘉庆九年(1804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咸丰九年(1859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五次重修的情况。其中乾隆碑刻载:“祖殿水部尚书三次敕封,加封镇海王”。所以福州百姓都称陈文龙庙为“尚书庙”,陈文龙为“尚书公”。福州市区的其他4座庙均由此分香,阳岐尚书庙也被称作“尚书祖庙”。1919年,阳岐人、大思想家严复发起又一次重修。他亲自撰写《重建尚书祖庙募缘启事》,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萨镇冰、前清福州知府叶大庄等都有善捐。严复为祖庙题写镌刻了3副石柱联,其中大殿正门的草书联为“十万家饭美鱼香,惟神之助;百余乡风清魔伏,为民所依。”他还赋诗“天水亡来六百年,精灵犹得接前贤。而今庙貌重新了,帐里英风总肃然。”表达了对陈文龙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景仰之情。
       历代史传、诗文、戏曲等都对陈文龙备加褒扬。明永乐六年(1409年),朝廷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能保佑航运、渔民,加封“水部尚书、镇海王”;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皇帝加封陈文龙为镇海王。明清时期,每三年科举后,历朝皇帝都委派新科状元率册封团赴琉球(今冲绳)、台湾册封当地官员。册封团在海上行船为祈求平安,将陈文龙立于船中祭拜。由此,就有了“官船拜陈文龙、民船拜妈祖”之说。闽台及东南亚等地,都将陈文龙比作“海上保护神”。,福州人称文龙为“尚书公”。仅在台湾和马祖,保存完好的陈文龙庙就有16座之多。
  
 







  

       这里也是福州城隍庙。城隍庙中都有古戏台......
 

        这里的庙宇虽然破败。但戏台上方的藻井却是金碧辉煌......

  严复重修阳岐“尚书祖庙”:福州历史上留下的5座“尚书庙”中阳岐“尚书祖庙”最早建成,所以就有“祖庙”之称,而其他4处皆由这里分炉。阳岐祖庙历经几度沧桑,又几度重修,随着时光流逝,仍然残破不堪。1919年元月,大思想家严复出于对民族英雄陈文龙的景仰,亲自撰写《重建尚书祖庙募缘启事》。在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36人的董事会,发起重修,共募到捐款10多万银元进行重修。重修后的尚书祖庙面积达到3805平方米,四周环以灰砖围墙,门墙外两旁建“马将厅”,门墙内有戏台、酒楼、钟鼓楼、天井、中心亭、大厅、享殿等,整座庙重檐叠宇,雕梁画栋,蔚为壮观。该庙四进、三殿堂并列,中殿祀守土尊王和水部尚书,左为“毓麟宫”,祀临水夫人陈靖姑,宫后为凤鸣寺和观音阁;右为“忠肃祠”,祀陈文龙。大殿门额嵌有青石四方,上刻严复亲自书写的“尚书祖庙”四个遒劲浑厚的楷书大字,上有一方直书“历代旨奉祀典”的石刻。大殿内有楹联10多副,皆出自名臣学者手笔,有郭尚先、林鸿年、林则徐、王仁堪、陈宝琛、严复、郑孝胥、叶大庄、李厚基、萨镇冰、高稔、吴继、严叔夏等,书法楷、行、草俱备,各臻神妙,相映成趣,给祖庙增添无尽的光彩,各殿悬挂横匾也出自名人手笔,美轮美奂,平添几分历史文化价值。该庙的建筑艺术出自名匠蒋源成之手,堪称一流。戏台裙上的磨光青石20方由莆田进士、礼部右侍郎、著名书画家郭尚先绘以兰竹并配诗,雕刻精细。尚书祖庙庙门前大埕立有7通石碑,是重要的历史文物,是研究陈文龙尚书庙的实物资料。

       三通古桥:位于福州市下杭路东头,台江区新桥仔河上,曾是福州一景。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桥长36.7米,宽3.1米,花岗石二墩三门拱桥。始建于清代嘉庆丙寅年间(1806年),石构拱桥,二墩三孔。桥墩为船形,颇具气势,长度为36.7米,宽为3.1米,桥栏石板有“嘉庆丙寅年仲秋吉旦造”题刻,至今保存完好。
       所谓“三通”,是指城内三条小河通过此桥,东通小桥,西通三保,南通新桥仔。河流、水位没改变之前,三条小河同时在桥下涨潮、退潮的奇观,令人拍手叫绝。古河道自唐五代以来就是福州的重要航运通道,历史上这一带就是交通便捷,物流通畅的地方,桥下百舸争流,桥上行旅络绎。1992年,它被列入福州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市人民政府立的石碑上刻着:“保护范围:桥两端五十米及两岸河床”。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7

 

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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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

        福州马尾地处福建闽江下游出海口,与台湾仅一水之隔,自古是福州母城的水上门户,近代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1985年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早在1866年左宗棠、沈葆桢在这里创办福建船政,这是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家专业机器造船厂,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严复、詹天佑、萨镇冰、邓世昌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同时,福建船政开风气之先河,大胆提出“冷眼向洋看世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被称为中国近代历史的“活化石”。
       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以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为中心,包括中坡炮台、昭忠祠、英国领事分馆、轮机车间、绘事院等多所船政遗址;展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国防建设、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折射出立志进取、积极作为、虚心好学的传统文化神韵,形成独特的船政文化。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先后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及国防教育基地。

       船政文化所涵盖的马江海战炮台、烈士墓及昭忠祠,福建船政建筑分别于1996年、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弘扬船政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闽台文化交流、促进旅游经济发展,自1998年,马尾先后投资上亿元,建造了船政文化博物馆,修复船政遗址,开辟船政文化旅游线路。2005年福州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被中宣部评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0年,国家国防教育办在全国选择9个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作为国家国防教育主题公园试点建设单位,船政文化遗址群是福建省唯一入选的单位。
       马尾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包括罗星塔园、马限山公园,公园内不但有中坡炮台、昭忠祠、马江海战烈士墓、圣教医院、英国分领事馆等大量船政相关古迹,还有新建成的大型船政群雕、船政精英馆等。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为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位于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尾)昭忠路马限山东麓。该馆依山而建,为五层建筑,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正面造型为两艘乘风破浪的战舰,气势磅礴,颇具现代建筑风格。馆内陈列分为序厅、船政概览厅、船政教育厅、船政工业厅、海军根基厅、船政名人堂。通过大量船政文物、历史照片、图表、壁雕等,立体地展现了中国船政的诞生、发展与以“精忠报国、自强不息”为主旨的船政文化。
        船政文化内涵:苍苍鼓山,泱泱闽水。依山傍水的福州马尾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
1842年,西方列强炮火轰开了福州大门。一个多世纪以来,面对血与火的洗炼,福州人沉思、探索、追求、呐喊、拼搏。
       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他们直面强敌,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疆场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气、智慧和力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因时代局限,福州马尾福建船政的辉煌只延续了40多年。但在历史的弹指挥间,却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为此,我们将之称为“船政文化”。它是福州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船政文化,发扬光大船政文化精华,营造再掀闽江开放潮、推动福州大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有着深远的意义。
       船政文化精神内涵:文化通常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福建船政事业历时近百年,成效卓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福建船政文化既是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有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
       1、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船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第一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尝试,也是中国学校以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教育学生的开始。堪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中国官僚机构与近代工业企业、科技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有机体。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官办船厂和船政学堂。
       3、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福建船政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设备最完整的造船基地。
       4、近代中国培养科技队伍的基地。船政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高等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科技海军学校,培养了大批造船和航海以及其它相关人才。船政局产生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和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5、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建船政局制造出一艘艘兵商轮船,组建起中国近代第一支舰队;船政学堂培养了许许多多海军人才,成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各级将领的供应基地,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与发展。
       6、中国航空业的摇篮。福建船政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自行设计制造出中国首批达到当时国际水平的飞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飞潜学校,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工程人才。
       7、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船政文化所体现的自立自强、开放革新、学习进取等等精神,世代传承,永放光芒。
       船政文化名人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原名永昌,字正卿。清末海军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汉族,广东番禺(今广州市海珠区),祖籍广东东莞怀德乡人。生于富裕人家,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1867年6月,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职。以制造轮船须培养造船人才,开办制造学堂(前学堂);因法国长于制造,故应用法文教学。以驾驶轮船须培养驾驶人才,开办驾驶管轮学堂(后学堂);因英国长于驾驶,故应用英文教学。这两个学堂与船厂同时兴办,所招学生,都是福建省本地人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船政第一次招考学生后,又从广东招来已学过英语,并且基础较好的学生邓世昌、叶富、吕瀚、李和、张成、李田、黎家本、林国祥、梁梓芳、卓关略等十余人。他少年时就聪颖好学,“有干略”。1868年,他怀着救国的志愿,以各门课程考核皆优的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成为该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1年被派到“建威”练习驾驶,随船巡历南洋各岛。1874年被任命为“琛海”兵船大副,以后历任“海东云舰”、“振威舰”、“飞霆舰”等兵船管带。1879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他被调到北洋海军,任“镇南”炮船的管带。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1年,被派至“建威”舰练习航海。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管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军侵台,邓世昌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得补千总。又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升守备,加都司衔。1880年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和“扬威舰”、“致远”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萨镇冰(1859年—1952年):字鼎铭,先世为西域色目人(蒙古族),原籍山西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始祖萨拉布哈,为元世祖忽必烈所信任,使掌兵权,“元统年间,家于闽”世居榕城朱紫坊。16世传至萨镇冰。父萨怡臣,字怀良,号纳吉,为诸生,以教书为生。萨镇冰经历了前清、民国与解放初期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海军史上一位卓越的人物。同时,他一生扶贫济困,广造福祉,被人民大众称为“活菩萨”。生前享有隆声,死后享有美誉。
       早岁轩昂报效国家:萨镇冰幼时家境清贫,而勤奋好学。11岁考进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天文、驾驶,毕业时名列第一。分配“扬武”练习舰见习,光绪二年(1876年)冬,他与叶祖珪、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帝海军学院学习驾驶。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报效国家。甲午年间(1894年),他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威海卫港保卫战,率水兵坚守刘公岛炮台,奋勇抗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为北洋水师帮统,兼带“海圻”兵舰。翌年庚子(1900年)义和团事起,他率舰南下,集中江阴,协助防守东南各省,后任广东水师提督。当时清廷要整顿海军,故派载洵同他往英、美、德、法、日、俄等国考察,回国后,以载洵为海军大臣,他为海军提督。威海卫陷落萨镇冰献降。北洋水师管带萨镇冰献降辛亥(1911年)革命,他率舰驻刘家庙及武汉、九江之间。当时革命军虽已得武昌,而清军与革命军仍在对峙。由于海军官兵皆心向革命,他便引退,所属的海军遂易帜,参加革命。1912年,他从教就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他又出山任海军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1918年冯国璋为大总统,他入阁任海军总长,次年5月14日,萨镇冰兼代国务院总理,至8月9日才免兼职,1921年5月14日他卸了海军总长职务,遂回闽任福建省清乡督办。1922年10月15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福建省长,同年11月31日解职。1923年2月,军阀王永泉等策动毛一丰掀起“倒林(森)拥萨”风潮,他由福州南台中洲海军公所迁入城内省长公署,担任了“自治”省长。1933年,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榕发动“闽变”,当时他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和身家性命的安危,参加这一抗日反蒋的义举,被聘为高等顾问,任命他为福建省省长,但不久又解职。
       热爱乡土造福桑梓:萨镇冰引退后,致力于慈善事业。他热心家乡各项建设事业,同情关心民间疾苦,他在福州倡设孤儿院、工艺传习所、收容所等安置孤儿、残疾者,提倡医生义诊,接受福州开元寺住持宝松和尚等聘请,为佛教医院董事长。他函电海外闽侨募集巨资,佛教医院建成后以济世救人为本,施医赠药,僧尼、居士及贫民受惠存活者甚众。1926年冬,漳泉镇守使军阀师长张毅率部窜袭福州,兵败后,窜到闽县,大掠南港瓜山一带,民舍悉付一炬,乡民流离失所,走投无路。萨镇冰以下台省长之身,走遍南洋群岛,向侨胞乡亲募集了20余万元巨款,重建灾区,亲自督办救济事宜。93个乡村人民为他建起长寿亭,称赞他为“活菩萨”。他在福州扩建道路,以利交通,市民感戴其德,该路命名为“肃威路”。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号眷诚,字达朝,汉族,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婺源)。英文名:Jeme Tien Yow。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村里人都很佩服这个孩子。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亲眼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而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带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
       船政文化遗址群:
       *船政文化广场(参观反映船政风采、海军摇篮的大型雕塑)







        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1919年8月9日,中国试制成功第一架水飞机——“甲型一号”。这是一架100匹马力,拖进式双桴双翼水上教练机,高3.8米,身长9.32米,幅长13.70米,最大时速126公里,空机重量836公斤,载重1063公斤,装油量114公升,飞行高度3690公尺,可航行3小时,航距340公里,乘员2人,可载炸弹4颗。
  飞机的性能、质量并不比巴玉藻等人在美寇提司、能用、波音三厂前此所造的飞机差。这架飞机在试飞时,由于操纵杆失误而坠毁。第二年又制成一架"甲型二号",试飞时操作无误十分顺利。
  1916年,刘冠雄在福建马尾建立了海军飞潜学校,聘请曾留学美国学习航空工程,以后又分别任美国"通用"飞机厂和"波音"飞机厂总工程师的巴玉藻和王助来校任教,培养飞机、潜艇人才。
  1918年春,北京政府海军部在马尾福建船政局内设立飞机工程外,开始水上飞机制造。以留学英、美归国的学生为技术骨干450人,并在马尾船政局工人中挑选数十人加以训练、掌握制造飞机之工艺。海军飞潜学校飞机制造班的学生均随厂实习。利用福州船政局的机械设备,进行研制,终于成功地制造了"甲型一号"第一架木质水上飞机。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船政文化的发展历程)

       *船政文化主题公园马限山园(参观梅园监狱、英国领事分馆以及中坡炮台、观摩船政雕塑)
       *中法马江海战纪念馆(了解马江海战历史)
       *马江海战烈士墓(悼念在马江海战中为英勇抗敌而牺牲的福建水师官兵)
       *马尾造船厂(参观厂史陈列馆、轮机车间等文物古迹,了解船政发展中造船工业的兴衰)

 
       *船政文化主题公园:以罗星塔公园和马限山公园两个公园为基础,由“两园两馆一船坞”组成,即罗星塔公园、马限山公园、马江海战纪念馆、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和一号船坞遗址等的景点,以及船政创始人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的雕塑,造船浮雕,展现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船政群贤的石雕等。公园占地7.9公顷,共设景点36个。
 
       *罗星塔公园:罗星塔公园是船政文化主题公园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福州市闽江下游三水合汇处的罗星山,面积2.33公顷。山脚沿闽江砌驳岸,围栏杆,堆叠假山,广植草木。罗星山顶屹立一塔,砥柱海天。这便是驰名中外的罗星塔。罗星塔是国际公认的航标,是闽江门户标志,有“中国塔”之誉。世界邮政地名称为“塔锚地(Pagoda Anchorage)”,过去几百年中,从世界各地邮到马尾的信,只要写上“中国塔”就可寄达。
       据说,一两百年前,老外船舶到福州马尾外海远远望见罗星塔,欢呼道:“china Tower”(中国塔)。以前,国际公认的译音(Amoy)是福州话音。——这又说明了福州与西方的接触为时甚早。
       塔下是罗星公园,公园旁有国际海员俱乐部。登临塔顶,港口码头,开发区尽在眼底。江岸两旁还有古炮台,可以看到当年烟火弥漫的中法战役的古战场。
       这里先有塔,再有公园。罗星塔始建于南宋。据王应山《闽都记》:广东一豪强阴谋夺取年轻漂亮的妇女柳七娘,先诬陷其夫,把他押到福建。柳七娘坚贞不屈,随夫来闽。不幸途中夫死,她变卖家产,替亡夫祈求冥福,建塔于此。原来木塔于明万历年间(1572—1620)已毁。此时福州对外贸易发达,港口需要一个标志。天启四年(1624年)就地重建,改用石砌,楼阁式结构,七层八角,内外均设神龛,塔座直径8.6米。塔刹石桌式,上放一灯,晚上灯光四射,引导航船。清同治五年(1866年)设船政于马尾,船政员工为保护古塔免受雷击,在塔刹上安一大铁球,上插避雷针,(针尖到塔基31.5),针连铁条,直通江底。铁器日久锈蚀,后被台风刮走,1656年,明郑成功率师恢复中原,进驻罗星塔,在塔下筑土堡城寨,所部坚持抗清一年。清初,筑城山上,称罗星塔城;设汛,号罗星塔汛;以塔为眺望台、烟墩(烽火台)。近代,国际传为盛世的跨越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飞箭(剪)船大竞渡,参赛船只11艘就在塔下水域竞发。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清水师官兵在此展开英勇的抗敌斗争。1926年重新安装。1964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将罗星塔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修缮,修补大铁球,重装避雷针,各层外加铁栏杆。1985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罗星塔山现己开辟成公园。西侧有溯江楼,南麓有望江亭。园中还有忠魂台、鸣潮阁、友谊轩等。穿过公园人口处的牌楼,园内四时花木繁茂,风景宜人。几株参天古榕,紧紧相挨,郁郁葱葱,像一座绿色的城墙,环抱着巍巍古塔。从塔内拾阶而上,旋至塔顶,视野突然开阔,心旷神怡。纵目四望,远观闽江两岸的风光,近看港区建设新貌,一幅幅色泽鲜明的图画,水天一色,山秀物新,尽收眼底。
      
       *马江海战纪念馆:马尾的马限山东南麓有中法马江海战纪念馆和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马尾兴办船政,原江西总督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中国第一艘钢质军舰(平远号),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中国近代第一支军舰队均出于此。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学校。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邓世昌、詹天佑等一大批英才,中国近代海军五分之三的军官出自马尾。
1884年8月23日,法国侵华舰队突袭福建水师,挑起中法马江海战。由于清政府妥协求和,不敢抵抗,使福建水师仓促应战,796名官兵阵亡,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牺牲的福建水师官兵被安葬于马限山麓,1920年,由海军界和船政学校校友从京、沪、榕等地募捐经费,建立马江昭忠祠,1983年成立马江海战纪念馆。在马尾有关福建船政的古迹遗址众多,保存较完整的有船政轮机厂、绘事院、钟楼、一号船坞、昭忠祠等。马江海战纪念馆和船政轮建筑群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昭忠祠
福州中法马江海战烈士墓和昭忠祠位于马尾的马限山东南麓。由于清政府软弱,使得福建水师仓促应战,官兵 796人牺牲,打捞烈士 400多具遗体,分 9冢安葬于马限山麓。两年后,墓东建“昭忠神祠”,1920年重建墓园,合9冢为一丘,并成立了马江海城纪念馆。
 
马尾造船厂就坐落在博物馆旁,据说这也是唯一一家对外开放供参观的造船厂。之所以供参观,是因为在船厂内,有一个依然保存至今的当年船政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生产船用蒸汽机的轮机厂车间。车间里,铸铁的柱子上还保留着当时吊车行走的轨道。车间顶部的花梨木框架据说都来自东南亚,相当牢固。工人们说,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中国第一艘钢甲军舰的发动机都诞生在这里,这里生产出的发动机,武装了中国第一支现代水师舰队。
轮机车间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不再生产了,宽大的车间两侧,是关于造船的工艺模型。从轮机车间一旁的楼梯拾级而上,是当年的船政绘事院。百年前,一幅幅船舶设计图纸就是在这里绘制而成。现已经改造成马尾造船历史陈列馆。
 
 

 

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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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来自中学历史课本关于洋务运动那一节。福建水师、福建船政局、福建船政学堂都是那段历史中最辉煌时期的产物,福州马尾港作为我国近代船政的摇篮和海军发源地,曾名噪一时。因为这一段历史,在福建马尾区,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位于福州市马尾区昭忠路马限山东麓,北马江海战烈士墓地(福州昭忠祠)为邻。该馆依山而建,为五层建筑,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正面造型为两艘乘风破浪的战舰,气势磅礴,颇具现代建筑风格。博物馆为中国第一个以船政为主题的博物馆。拾阶而上,你会在馆内看到山的“容貌”,树的“姿态”,很有历史感。馆内陈列分为序厅、船政概览厅、船政教育厅、船政工业厅、海军根基厅、船政名人堂。展览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图片、模型以及各种仿真场景,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展示了中国船政在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体现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
       2006年,时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曾到该博物馆参观。他在参观时对记者说:“船政博物馆叙述了整个船政建设发展的现代化过程,非常艰辛,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所以,前人的努力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要怎样共同富国富民,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的责任。”临走前,连战还为博物馆题词:“东学为体西学用,马江巨舰驭狂涛”。
       这里是中国近代史的“活化石”:福建马尾岛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源地,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化石”。1866年,福建船政在福州马尾创办;2005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在福州马尾开馆。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防工业基地在此建立,第一批近代科技专科学校——船政学堂、电报学堂、飞潜学校在此奠基。
       这里创造了近代教育和军事辉煌: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建船政。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所谓“左创沈成”,择址于福建马尾的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开学堂、引人才,以及派遣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这里是近代教育的发祥地: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船政学堂在此创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入学招考、借才异域、师夷长技的新式教育模式,是中国第一个采用全英文教学的学校,也是第一个请进外国教师、引进国外教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学校,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船政学生留学深造制度,所谓“闽堂是开山之祖”。
       这里也是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创造了中国造船的数个第一。这里有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福建海军,造就了一批近代海军英才,如叶祖珪、萨镇冰、邓世昌、刘步蟾等。
       这里还是中国现代兵舰业和航空业的首创之地: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第一个潜艇制造厂、中国第一个军舰设计院……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也是在这里制造的!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一段悲壮的海战史:参观船政博物馆,就是在读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馆内尤其珍贵地保存了中法马江海战的大量史料。1884年8月23日法国侵华舰队突袭福建水师,由于清政府妥协求和,不敢抵抗,使福建水师仓促应战,796名官兵阵亡,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但福建水师官兵和沿江人民为保卫家乡,英勇抗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马江海战的惨烈,无法想象。尤其是清朝廷“彼若不动,我亦不发”的命令,导致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时,清军几无抵挡之力,最终惨败,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海峡海权拱手让给法军,辉煌一时的船政毁于一旦。而震动世界近代史的甲午中日黄海海战,更可以说是马尾船校“以一校敌日本一国”。中方12舰共有舰长、管带14人,几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而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属于马尾学堂校友的更是不计其数。这14人中,有4人阵亡,3人因败而自尽,可谓惨烈之至!

展厅第一层为序厅,以浮雕和圆雕组合,展示船政总体概况......


       前言 :19世纪中后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有识之士莫不为之痛心疾首,积极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独开风气先。洋务运动随之兴起。
       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建船政,择址于福州马尾,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船政直隶中央,设局造船、培养人才、建设海军。船政借鉴西学,造舰船与育才并重,终为中国近代工业之嚆矢、近代海军之摇篮。
       船政四十余载,在近代中国积弱求强的途程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国防建设、东西方文化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励志进取、积极作为、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伟大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
       威斯窝斯(Whitworth)120mm后堂复合闩式舰炮

       清·阿姆斯特朗1860式后膛复合炮闩式  舰炮口径:120毫米  射程:3200米
       船政生产的中国第一艘木质巡洋舰“扬武”号(模型制作比例1/13) 







       上二楼继续参观,楼梯旁边展示了应该在马限山上的船政管界模型......
 
       第二层为“船政概览”,造设船政衙门景观,展板依次以洋务运动兴起背景,介绍左宗棠、沈葆桢创立船政之艰辛,集中反映船政之最......

       船政衙门:福州马尾船政衙门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是清末直属清廷的中央职能部门,也是船政领导机构(也称节使署),同时也是船政钦差大臣及其幕僚办公、议事、休息的场所,在马尾婴豆山下。船政衙门前为辕门、竖俩旗杆;衙门前座6柱5间,分设中、左、右3个大门,每扇大门均画着巨幅门神。正门上方挂一直匾,上刻“船政”二字。衙门外有两石狮镇守,内列十八般武器。
       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大清帝国再也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傲,面对着水师的次次败绩、同胞的鲜血、国土的沦丧,朝野上下有识之再也坐不住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等主张充斥中华大地,清廷面对对外作战接连败北的局面也深感海防的重要,痛下决心对旧式水师进行革新。
       1866年,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奏折,在福建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迈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步。
       1867年,马尾船政衙门成立时,沈葆桢特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大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激励广大员工勤奋进取,认真刻苦学习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船政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行政管理层层负责、处处把关,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洋务。
       1867年沈葆桢任总理船政(钦差)大臣,“由部颁发关房”。关防为木质,外包铜皮,长10.5厘米,宽6.5厘米,文曰“总理船政关防”,于1867年8月10日正式启用。
   

       船政概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终于付诸实践。清政府仿效“西法”,兴办洋务。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首创、沈葆桢接办的船政,可谓洋务运动的最大产物,形成近代中国最早的造船工业。但是,船政所涉及的范畴并不局限于中国近代工业,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影响到现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沿海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状况的专著,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启迪了晚清洋务派,并影响及日本的明治维新。 
       《海国图志》: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最详实的专著,书名中“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已达500卷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当时,即便认可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人,也对偏于全图一隅的画法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也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魏源虽然了解世界各国的分布,但在他的意识里,世界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了“海国”这一概念,其实他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惟有中国例外,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可见,作为新思想倡导者的魏源,虽然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
       《海国图志》是1841年起,由思想家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  1847年刻本扩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历史的知识。司马迁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被誉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金潭),咸丰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殁于杭州。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中国船政“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
  船政之父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福州船政局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就上疏, 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 86 7 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
  沈葆桢上任后,不顾重重阻力, 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在“ 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而1 5 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
  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恢复天皇统治权力, 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 5 天后,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
  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 万年青”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 “千代田” 或“清辉” 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万年青” 号,于1887年1月20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没。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号、“ 福星”号和 “伏波” 号。在造第七号舰“扬武” 号时,舰炮被提高到1 3 门,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
  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 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为此, 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 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 前学堂),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 亦称“英语学堂”, 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 以后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20 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另有4 0 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按照沈葆桢的策略, 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 0 0 0 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 两。所以,代价还是颇高的。
  其次, 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 海军)的浪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 年1 月,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 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决不可“ 功败垂成”。沈葆桢捍卫他“ 死生以之”的船政, 不顾丁忧服丧,于18 7 2 年5 月7 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欣表示支持,乃于8 月2 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当日奉旨“ 依议,钦此”!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
  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 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 直到1 8 7 7 年初,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 月31 日,该计划正式实施, 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
  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 人,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其余学生均于1 8 8 0 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1 4 年后,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在1 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 人任管带,其中有5 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其中,“ 济远”管带方伯谦于1 8 9 4 年9 月2 4 日被清廷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殉国的“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
  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 2 月1 7 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林泰曾自认失职, 忧愤下于1 9 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
  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1 4岁考取船政学堂、1 8 77 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著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日意格:在福建船政创办及发展过程中,有位外国人参与其事二十余年直至逝世,发挥了诸多重要作用,他就是曾被聘任船政正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
       日意格(1835—1886年),自幼家庭贫寒,勤奋好学。他涉猎颇广,尤其对造船、驾驶深感兴趣,后成为法国海军一名年青上尉军官。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他随军来华。1857年12月参加了攻占广州的侵略活动,1861年9月,任宁波海关税务司。太平军攻占宁波后,日意格抗交关税。次年1月,在上海与英、法两国领事及清苏松太道吴煦会商上海防务,对付太平军。5月,参加攻陷宁波之战。7月,会同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等募华勇千人(后增至三千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名曰“常捷军”(又称“信义军”、“花头勇”).由法国军官任教练,日意格任帮统,协助清浙江巡抚左宗棠镇压太平军,由此与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1863年。左宗棠开始酝酿设厂造船,就经常与日意格和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商讨造船事宜。
       左宗棠筹办造船厂:当时,法国海军在宁波开办一家船厂,曾造过三艘炮船,但不景气的经营使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耀来斯感到这是一个包袱。他得悉左宗棠要办船厂,遂让日意格去游说,企图转让这家船厂,条件是一旦法国人需要则要允许利用。左宗棠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不愿让中国新办的造船厂受制于外人。日意格当即收起这一主张,进而积极协助左宗棠筹划建新厂。1866年8月他随同已升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来到福州选择厂址,勘定马尾中歧山下濒江民田为建厂基地。
       左宗棠选择日意格:左宗棠在国内没有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条件下开办近代造船工业,只有依赖洋人帮助。当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左宗棠主张给洋人以优厚的报酬,聘用他们为中国服务。左宗棠对英国很反感,却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在实行建厂计划中,坚决反对英国人插手和抵制他们的控制企图,而另一方面想通过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取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
       日意格争取到法国支持态度:英国人赫德对此十分恼火,挑动他的下属福州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出面干扰。美理登遂散布流言,指责日意格想把法国卷入到中国一个有风险的计划中去,致使法国决策人士产生了“船厂的冒险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担忧。他们不但不支持中国造船厂的计划,甚至要撤销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职务。日意格据理力争,通过多种渠道阐明与中国进行合作有助于法国的利益。他首先争取到了海军界的理解和支持,进而直接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还争取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当面说明了情况。通过一系列活动,法国政府改变了不支持中国办船厂的态度,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及出口机器设备。当然,日意格的这些努力,是站在维护法国利益的立场上、但在客观上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争取到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技术力量支持。
       担任正监督:1867年,船政聘日意格担任正监督,并不仅仅因为他与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不仅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是一个“当时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而不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法国人”。左、沈创办船政,有很强的主权意识,紧紧把握“权自我操”原则。日意格尽管出身于法国海军,与中国官员交往中并未显露太多的殖民主义者色彩,且办事热心,很为左、沈赏识,故让他出任正监督,而军衔比他高的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则任副监督。船政与日意格有明文约定,所有洋员须听命于船政中方最高负责人。日意格也明确表示:“我们来为中国政府工作,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作为法国臣民的权力,但我们不再寻找通常已到这些国家居住的法国人的那些条件(指领事裁判权)。”这种态度就排除了船政早期雇佣的外国人员借助当时不平等条约而不服约束的可能性。在日后也确实出现了这方面的纠纷,如洋员博士巴“作工固勤,物癖太甚”,态度蛮横,经常辱骂他人,另一个叫巴士栋,还煽动一些洋员不服调度。沈葆祯命日意格依据“合同规约”第十条“……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等随时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薪工,不发路费”之规定,立斥两人回国。法国驻福州副领事想干涉此事,沈葆祯认为这是船政内部事务,坚决顶了回去。在当时中国主权屡遭侵犯的大环境中,船政能保住一方”洁地”,不让外国人胡做非为。日意格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不负重任:身为船政总监督,日意格较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作勤勉,沈葆祯在向上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在船政初创时期,日意格为采购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屡赴法国及东南亚,不辞劳苦。他亲自从法国招募第一批洋师匠来华工作。建厂事宜大体就绪后,便抓紧时机开工造船,并确定造船为船政中心任务。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在设厂造船的同时,日意格也关注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船政学堂的建设,从选配教员到制订教学方针,他也一样花费心机,全面落实“包造”、“包教”的合同条款。值得一提的是,日意格经手大量采购、募工、发包工程等经费,做到账目清楚,未发现挪用、巧取等事。
       丰厚的回报:自1866年至1874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督导数十名外国人较好地履行了与左宗棠订立的合约。这期间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船政学堂及艺圃等也培育出了一批能设计监造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海军干部以及能管理工厂的领导人员,这种成绩,和同时期也与法国合作创建的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相比较,是明显地超过了。合同期满后日意格又留在船政工作一段时间,主要办理了带领船政学生赴欧留学事宜,担任留学生洋监督。直至1886年初病逝,可以说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与船政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日意格较尽力地为新兴的中国造船工业工作,他也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报酬,月薪高达1000两白银,并在五年合同完成后,获得20万法郎的奖金。正如他给一位法国朋友信中所说:“我将带一大笔钱回法国”。
       评价:客观地说,日意格为中国第一家造船厂的创设及最初的顺利发展,花费了心血,施展了才干,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值得肯定的。鉴于他的功绩,清政府于金钱酬劳外,也给了他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

日意格和他的福建船政梦
发布时间: 2014-10-23来源单位: 海峡时报【字体:大中小】
  2014年10月19日北京,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内,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携女友——法国旗帜基金会主席马尚·贝莱女士(Marie-France Marchand Baylet)将一尊法国人日意格的塑像赠给福州市副市长、马尾区委书记林飞。那一刻,闪光灯照射下的日意格,嘴角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1866年,他到中国马尾筹建造船厂和船政学堂,1874年恋恋不舍地离去。140年过去了,正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日意格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中国马尾!
  日意格是谁?他与中国马尾造船厂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为什么法比尤斯外长和马尚·贝莱女士从不远万里的法国送来了这尊塑像?故事还得从一百多年前讲起……
  “我要学中文”
  1835年,日意格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区(Bretagne)的一个海港城市——洛里昂(Lorient)。1857年,年仅22岁的他,作为一名重要的军事人员,随法国海军来到中国。在这里他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中国人:他们善于观察思考,勇于实践,思维敏锐,举止文明。他感到无比幸运能来到这里!耳濡目染间,日意格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学中文!”
  初来乍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经过18个月的学习,日意格已经能和中国人简单地日常交流了,还可以应付一些工作上的事务,这让他感到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经常与“鸿儒们”自在地交流;并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在日记里像一个孩子似的写道: “vous respirez à l’aise dans un milieu qui vous paraît être des plus intéressants[1]” (在一个令你欢喜、感到有趣的社会里,自由地呼吸。)
  日后,他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法汉词典》,这不仅帮助了更多的法国人学习中文;同时,也让中国人学习到了法文。可以说,他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语言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功在船政
  1861年末,日意格被法国政府派往宁波,负责与大清朝廷接洽海关事务。后来在协助清廷攻打太平军时,与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不久,常捷军被解散,日意格被左宗棠请进了自己的中军帐... ...
  左宗棠恳请日意格促成中法两国合作,帮助大清朝廷建设一所海军兵工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需要一支海军,捍卫领土。
  1866年,海军兵工厂被左宗棠率日意格等人精心地设计在福州闽江口马尾一块三十多公顷的泥滩上。它在法国文献中被写做 “Arsenal de FouTcheou (le chantier naval de MaWei )” 译成中文是:福州兵工厂(又名马尾造船厂)。这是当时苏黎世运河以东,世界上最新式的兵工厂(l’usine la plus moderne du monde à l’est de Suez)。在马尾造船厂的旁边,同时开始建设马尾船政学堂。
  此刻的马尾,建设者们的热潮如火如荼!日意格带着五十多名法国工程师、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尾造船厂、船政学堂的建设中;日意格回忆道:“战舰上,我与将士们分享实战经验;课堂上,我向清政府选派来的学生们讲解造船理论。”他发自内心地把所掌握的海军知识,对海军的理解,舰船的建造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学生们,并把他对海军基地的构想,连同他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马尾船政的建设中。
  马尾造船厂开办初期,日意格在一篇写给设在巴黎的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技术报告中描述道:
  “1867年初,一些筹备工作开始着手,如召集员工和准备材料,但在该年的10月1日之前,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当我从法国——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劳工和物资——返回时,那些工厂,严格来说来应该称之为船政局的工厂有了真正地发展。坐在裸露的稻田里,看到厂房即将从那里拔地而起,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再也无法忘记为此而遭受的罪。从法国购置的机器还没有运到,码头上也没有来自欧洲的工具和机械。但我们却不得不去工作。
  “所有到过福州并写下游记的旅行者,都毫无例外的对船政局给与了赞扬。此种结果比预想的要好。良好的管理和秩序,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如一的和谐,对船政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2]”
  “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万年清’号。[3]”从1867到1874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他把西方先进造船技术引进到了中国。“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4]”
  两位法国作家Amiral Louis de Contenson 和René Viénet在他们的合写文章 《Qui se souvient de la première université francophone de Chine ?(谁还曾记得中国的第一所法国式大学?)》中这样描述:1872年,法国驻中国军事最高长官Guy de Contenson来到马尾,视察了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之后他专门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高度赞扬了日意格对马尾船政的贡献,表彰他为中国乃至世界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先驱的业绩。
  后来,日意格促成并亲自安排了船政学生到法国、英国留学。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成效的留学活动。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学有所成,并且日后都成为中国在军事、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开创者、奠基人。其中包括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军舰制造专家魏瀚,清末外交官陈季同等。
  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祯在向朝廷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正当马尾船政与日意格以及他的团队合作得渐入佳境时,一场突如其来爆发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出乎了所有船政人的意料。
  一群法国人的欢呼与一个法国人的愤怒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的夏天,法国把战火延烧到了闽江口。
  法军在半小时内摧毁了大清福建水师十几艘战船——这几乎是日意格在马尾这十几年来的全部心血。这十几艘战船承载着日意格的使命、以及洒在这片热土上的辛勤与汗水,一同悲壮地沉入在这滚滚的闽江里。
  一群法国水兵胜利后的欢呼,被雕刻在当时的木版画里。而此时身在法国的日意格,却只能把愤怒一刀一刀地刻在自己的心里。从1883到1885年,在日意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几乎用尽浑身解数,为避免和停止这场战争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一个法国人对中国的情怀在拿破仑三世的威严号令面前,显得是多么渺小与无助啊!
  1886年2月19日,日意格在法国戛纳(Cannes)去世了。据WIKIPÉDIA(维基百科法语版)记载,在病榻上,他甚至坚持着为再次回到中国马尾,做临行前的各种准备,并梦想着再次为中国打造一支全新的海上舰队!
  勋章和他的葬礼
  1886年2月26号——他去世一周后,日意格的葬礼在巴黎玛德琳教堂(L’église de la Madeleine)里举行。葬礼当天的情形,被详细地记录在 《纪念日意格(A LA MÉMOIRE DE PROSPER GIQUEL)》这份文档里,它现在仍被完好地保存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以下是其中一段令人动容的描述:
  “Un maître des cérèmonies portait sur un coussin en velours noir, les nombreuses décorations du défunt, les médailles commémoratives de ses campagnes, et sa pelisse de mandarin en soie jaune impérial.”[5]
  “主持仪式的神父手捧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蒲团,上面摆放着死者生前的遗物,战争中所获的若干纪念章和一件满清朝廷的御赐黄马褂。”
  那些勋章中,就有一枚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意格在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工作期间,因他在船政教导中的功劳,所获得的朝廷封赏。可以感觉出,黄马褂、勋章是他此生最看重的东西,他要让所有法国人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是带着对中国福建船政事业的遗憾,怀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限的眷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归来
  2014年2月,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法国的前夕访问了中国,期间专程来到了福州。福州与法国渊源颇深,本次福州之行,法比尤斯先生参观了设在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以及法国人日意格在洋务运动时期参与建设的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在这里,马尾人民向他讲述了一个故事:
  “日意格去世不久,清廷出于对他的感激与怀念,精心打制了一尊日意格半身塑像,托专人带到法国,作为礼物送给了日意格的家人。”
  当地政府求助外长先生,一定要帮他们找到这尊日意格半身塑像,做一个复制品,再带回这里。因为,在中国人心中,在福建马尾人心中从来没有把他忘记!他的功绩和塑像将被看作中法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的传承和见证。
  于是,才有了文前的这一幕。
  马尾张开怀抱拥抱你——日意格!
  冯宇雷 Caroline POURET(法)
  作者:
  冯宇雷 中国人,在读博士,现就读于法国利摩日大学,研究方向:跨文化间交流。1997年随父母移居福州马尾。
  Caroline POURET 法国人,硕士,毕业于法国利摩日大学“法国法语问题研究”专业
  脚注:
  1, Prosper Giquel, Comment on devient chinois., Monde chinois n°11 : Information & désinformation sur la Chine de François Guizot à François Jullien
  2, 陈季同 《中国人自画像》(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3, 4 百度百科:日意格
  5, À la mémoire de Prosper Giquel,... ancien officier de marine... : 1835-1886 Mémorial de Prosper Giquel, source gallica.bnf.fr/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书目
  Prosper Giquel,Comment on devient chinois.(《怎样成为中国人》)Monde chinois n°11: Information & désinformation sur la Chine de François Guizot à François Jullien
  Amiral Louis de Contenson et René Viénet , Qui se souvient de la première université francophone de Chine? (《谁还曾记得中国的第一所法国式大学?》)article du Nouvelobs-rue 89, du 02/03/2014
  À la mémoire de Prosper Giquel,... ancien officier de marine... : 1835-1886(《纪念日意格,...一个老海军军官...: 1835-1886》)Mémorial de Prosper Giquel, source gallica.bnf.fr/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德克碑(Paul.Alexandre.Neveue d’Aigwebelle)1831年—1875年,法国军官,常捷军头目。1862年(同治元年)7月,德克碑与宁波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乐、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相勾结,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派法国军官教练,用洋枪洋炮装备,在宁波组成“常捷军”,对太平军作战。10月,参与攻占奉化。次年1、2月间,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买忒勒在绍兴相继受伤毙命,2月底奉驻上海法国舰队代理司令伏恭(Captain Faucon)令,接统常捷军,并参与占绍兴,夺富阳等军事行动,1864年3月,破杭州。不久,陷湖州。官至浙江总兵,得提督衔。10月,常捷军解散。1866年,在福建福州船政局(即马尾船政局)任副监督。1870年,随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甘肃,镇压回民起义。
  《清史稿》记载:德克碑,法参将。初,助攻奉化有功。旋奉其公使檄,将受代归,谒左宗棠,宗棠抚谕之。德克碑感服,愿易服色受节度。令驻守萧山。蒋益澧攻杭城,檄助战,游击何文秀攻鸡笼山,德克碑从宝塔岭登岸,攻倚城贼垒。会天大雾,贼搆嘉兴援贼自万松岭逼都司张志公营,势张甚。德克碑率众助击,败之。益澧督水陆军并进,连破九垒,令总兵高连升据其五,德克碑据其二,屯馒头山。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城遂复。贼溃,奔湖州。攻安吉思溪,德克碑率所部助之,轰击双福桥,不克,驾小舟泊河汊,火八角亭,支木桥以济。贼阻兵中流不得进,德克碑贾勇逼岸,所部遇伏却走,改趋荻港,越壕入,克三垒。事宁,撤兵还上海。五年,充船政局副监督。七年,马尾设船厂,督役兴工,赏花翎。九年,宗棠平回乱,檄调甘肃,隶麾下。十三年,录经始船政劳,膺奖赏。后卒。
 
  海底电缆残存物,2003年12月1日,在连江县川石岛觅及。1887年10月,由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参与敷设的川石至台湾淡水海底电缆,是中国自己敷设的第一条远距离水线,被誉为“电信丝路”。
 
  艺新舰:1875年,由船政学生独立设计制造的近代木壳兵舰“艺新号”,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因此沈葆桢称之为“实中华发创之始”。
 
  平远舰:船政于1888年1月建造下水的第一艘钢甲舰“龙威”号(后改名“平远”号),排水量达2100吨,标志着我国近代造船技术达到更高的水平。
 
  船政一号船坞在当时被誉为仅次于英国利物浦的世界第二大船坞。船坞左侧的房子为水泵房。
 
  1932年清华大学清华学报单行本《福州船厂之沿革》(王信忠著)
 
  “扬武”号时为远东最大的巡洋舰。中法马江海战中“扬武”号为福建水师的旗舰。图为“扬武”舰官兵在加强训练、积极备战。
 
  至1875年止,福建轮船水师共有16艘舰船,分布于沿海各省港口,并由船政统一节制。图为1874年日本侵台之前水师舰船分布情况。
 
  1874年清廷为表彰合同期满即将回国的洋员和洋教习,颁发金质、银质奖章,以资鼓励。金质奖章直径4.8厘米,重55克,正面楷书“大清御赐金牌”,两旁为象征皇家的神龙;背面楷书“福州船政成功”两边为代表祥瑞之气的卿云。
  御赐金牌系马尾海军学校英籍教官戴乐尔先生后裔于2004年11月16日捐赠(其中一枚是福州市台江区陈蒲先生捐赠)
 
  清宣统元年七月二十日(1909年9月4日),海军大臣载洵(皇帝生父监国摄政王载沣之弟)南下巡阅海防时视察船政,设行台于船政储材馆。图为载洵(中)、萨镇冰(右三)等返京后于8月赴欧考察海军时的留影。
 
  1912年4月19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回粤时,专程到福州慰问黄花岗烈士家属,并考察著名的船政工厂,对船政成就就多有赞许:“船政足为海军根基”。
 
  图为孙中山与福州同盟会成员合影留念。
 
  船政之最:
  1、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船政成功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科技专科学校(船政学堂)和第一所技工学校(艺圃),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入学招考、借才异域、师夷长技、学用结合的新式教育模式,别于科举之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闽堂是开山之祖”。
  2、近代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产业基地。“船政为中国造船创始之厂”,创造了中国造船的数个第一:第一艘千吨级兵商舰船“万年清”;第一艘远东最大巡洋舰“扬武”;第一艘铁胁船“威远”;第一艘钢甲舰“平远”;第一艘钢甲鱼雷舰“广乙”;第一艘猎雷舰“建威”;第一艘折叠式水上飞艇等等。船政41年来生产的舰船总吨位占当时全国的82.26%,创办初期产业工人占全国同期人数的30%。
  3、开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之先河。船政首次大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和人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设备运行和管理技能,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形成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生产关系变革和民族工业发展的动力源。
  4、中国制造肇端之地。船政制造第一台实用蒸汽机、起重机、车床、锅炉、新式抽水机,以及机制铜钱、精密仪器(钟表、经纬仪、罗盘、气压计、望远镜、瞄准器)、大炮、水雷和鱼雷等。
  5、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船政造就了一批近代海军英才,如叶祖珪、萨镇冰、邓世昌、刘步蟾等;建造了40多艘近代海军舰船;创建了中国近代海军“福建轮船水师(福建水师、船政水师)”;实现了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远航。
  6、中国现代航空业的萌生地。创办第一所飞机潜艇学校和第一个飞机制造工程处;制成中国首架水上飞机并批量生产;建成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站;制造的中国飞机第一次用于实战。
  7、创立留学生制度,派遣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留学生学成均归国,使中国培养科技人才提升了一个层次。如造船专家魏瀚、轮机专家陈兆翱、启蒙思想家严复等。
  8、中国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船政实行开放型的教育方式,推动了中学西渐、西学中传和中西文化的融合,成为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如陈季同把《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林纾、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严复翻译世界八大名著《原富》、《法意》、《天演论》等;马建忠撰写第一部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日意格编撰《法汉袖珍词典》等。
  9、近代先进科学技术之倡首。船政最早在国内发展电讯技术,创办中国第一家电报学堂,铺设中国第一条(川淡)海底电信电缆;最早在国内使用发配电照明,适用范围从生产、生活扩大到船上,并在船上首次使用探照灯、电风扇。

第三层为“船政教育”,主要介绍船政学堂和培养出的船政精英。第四层为船政工业与科技,设置船政轮机车间景观造型,制作展示船政造船成果之船模,介绍船政造船技术的发展过程及科技成果。第五层为“海军根基”,突出近代海军的形成、船政十三厂造舰船的规模数量、地位,船政学堂培养的海军将领。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11

 

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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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游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二)

       继续我的马尾船政文化之旅。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第三层展示的是“船政教育”,标题名为“科教夙兴”,主要介绍船政学堂和培养出的船政精英。

       科教夙兴:左宗棠在设局办厂的同时,开艺局学习造船与驾驶,以为“造就人才之地”。沈葆桢进而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阐明了学校教育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船政大胆挑战“私塾、官学、国学”等旧学教育,革新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和重义理、轻技艺的教育模式,突破了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传统观念,吸取外来精华,传授科学技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模式为天津、南京、黄埔、威海卫、昆明湖等地所相继效仿。“闽堂是开山之祖”。
       船政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是海军人才,无可非议地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而彪炳史册。
       《求是堂艺局章程》:左宗棠在折中提出的《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第一条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学、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第二条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第三条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第四条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学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第五条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第六条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查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第七条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惟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第八条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66年12月30日)清廷批准左宗棠所奏的艺局章程。招生开学

 
       日意格和他的福建船政梦:
  “我要学中文”:1835年,日意格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区(Bretagne)的一个海港城市——洛里昂(Lorient)。1857年,年仅22岁的他,作为一名重要的军事人员,随法国海军来到中国。在这里他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中国人:他们善于观察思考,勇于实践,思维敏锐,举止文明。他感到无比幸运能来到这里!耳濡目染间,日意格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学中文!”
  初来乍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经过18个月的学习,日意格已经能和中国人简单地日常交流了,还可以应付一些工作上的事务,这让他感到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经常与“鸿儒们”自在地交流;并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在日记里像一个孩子似的写道: “vous respirez à l’aise dans un milieu qui vous paraît être des plus intéressants[1]” (在一个令你欢喜、感到有趣的社会里,自由地呼吸。)
  日后,他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法汉词典》,这不仅帮助了更多的法国人学习中文;同时,也让中国人学习到了法文。可以说,他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语言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功在船政:1861年末,日意格被法国政府派往宁波,负责与大清朝廷接洽海关事务。后来在协助清廷攻打太平军时,与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不久,常捷军被解散,日意格被左宗棠请进了自己的中军帐... ...
  左宗棠恳请日意格促成中法两国合作,帮助大清朝廷建设一所海军兵工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需要一支海军,捍卫领土。
  1866年,海军兵工厂被左宗棠率日意格等人精心地设计在福州闽江口马尾一块三十多公顷的泥滩上。它在法国文献中被写做 “Arsenal de FouTcheou (le chantier naval de MaWei )” 译成中文是:福州兵工厂(又名马尾造船厂)。这是当时苏黎世运河以东,世界上最新式的兵工厂(l’usine la plus moderne du monde à l’est de Suez)。在马尾造船厂的旁边,同时开始建设马尾船政学堂。
  此刻的马尾,建设者们的热潮如火如荼!日意格带着五十多名法国工程师、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尾造船厂、船政学堂的建设中;日意格回忆道:“战舰上,我与将士们分享实战经验;课堂上,我向清政府选派来的学生们讲解造船理论。”他发自内心地把所掌握的海军知识,对海军的理解,舰船的建造技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的学生们,并把他对海军基地的构想,连同他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马尾船政的建设中。
  马尾造船厂开办初期,日意格在一篇写给设在巴黎的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技术报告中描述道:
  “1867年初,一些筹备工作开始着手,如召集员工和准备材料,但在该年的10月1日之前,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当我从法国——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劳工和物资——返回时,那些工厂,严格来说来应该称之为船政局的工厂有了真正地发展。坐在裸露的稻田里,看到厂房即将从那里拔地而起,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再也无法忘记为此而遭受的罪。从法国购置的机器还没有运到,码头上也没有来自欧洲的工具和机械。但我们却不得不去工作。
  “所有到过福州并写下游记的旅行者,都毫无例外的对船政局给与了赞扬。此种结果比预想的要好。良好的管理和秩序,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如一的和谐,对船政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2]”
  “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 ‘万年清’号。[3]”从1867到1874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他把西方先进造船技术引进到了中国。“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4]”
  两位法国作家Amiral Louis de Contenson 和René Viénet在他们的合写文章 《Qui se souvient de la première université francophone de Chine ?(谁还曾记得中国的第一所法国式大学?)》中这样描述:1872年,法国驻中国军事最高长官Guy de Contenson来到马尾,视察了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之后他专门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高度赞扬了日意格对马尾船政的贡献,表彰他为中国乃至世界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先驱的业绩。
  后来,日意格促成并亲自安排了船政学生到法国、英国留学。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成效的留学活动。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学有所成,并且日后都成为中国在军事、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开创者、奠基人。其中包括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军舰制造专家魏瀚,清末外交官陈季同等。
  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祯在向朝廷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正当马尾船政与日意格以及他的团队合作得渐入佳境时,一场突如其来爆发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出乎了所有船政人的意料。
  一群法国人的欢呼与一个法国人的愤怒: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的夏天,法国把战火延烧到了闽江口。
  法军在半小时内摧毁了大清福建水师十几艘战船——这几乎是日意格在马尾这十几年来的全部心血。这十几艘战船承载着日意格的使命、以及洒在这片热土上的辛勤与汗水,一同悲壮地沉入在这滚滚的闽江里。
  一群法国水兵胜利后的欢呼,被雕刻在当时的木版画里。而此时身在法国的日意格,却只能把愤怒一刀一刀地刻在自己的心里。从1883到1885年,在日意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几乎用尽浑身解数,为避免和停止这场战争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一个法国人对中国的情怀在拿破仑三世的威严号令面前,显得是多么渺小与无助啊!
  1886年2月19日,日意格在法国戛纳(Cannes)去世了。据WIKIPÉDIA(维基百科法语版)记载,在病榻上,他甚至坚持着为再次回到中国马尾,做临行前的各种准备,并梦想着再次为中国打造一支全新的海上舰队!
  勋章和他的葬礼:1886年2月26号——他去世一周后,日意格的葬礼在巴黎玛德琳教堂(L’église de la Madeleine)里举行。葬礼当天的情形,被详细地记录在 《纪念日意格(A LA MÉMOIRE DE PROSPER GIQUEL)》这份文档里,它现在仍被完好地保存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以下是其中一段令人动容的描述:
  “Un maître des cérèmonies portait sur un coussin en velours noir, les nombreuses décorations du défunt, les médailles commémoratives de ses campagnes, et sa pelisse de mandarin en soie jaune impérial.”
  “主持仪式的神父手捧着一个黑色的天鹅绒蒲团,上面摆放着死者生前的遗物,战争中所获的若干纪念章和一件满清朝廷的御赐黄马褂。”
  那些勋章中,就有一枚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意格在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工作期间,因他在船政教导中的功劳,所获得的朝廷封赏。可以感觉出,黄马褂、勋章是他此生最看重的东西,他要让所有法国人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是带着对中国福建船政事业的遗憾,怀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限的眷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马尾海军学校(又称福州海军学校)是中华民国海军在福建省福州所设立的一所培养初级海军军官的学校,其前身是沈葆祯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913年,原船政后学堂改为马尾海军学校(前学堂则改为海军制造学校),隶属于海军部。1926年,海军制造学校与海军飞潜学校(1920年设立)同时并入马尾海校。1928年,烟台海军学校停办后,其末届学生归入该校。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迁往湖南湘潭、贵州桐梓、四川重庆等地。战后于1946年与上海的新制海军官校合并而停办。1913年至1946年间,马尾海校共计有24届458名毕业生,分为航海、轮机、造舰、军用化学等专业。而担任过该校校长的则有王桐、张斌元、陈兆锵、沈觐宸、夏孙鹏、杜锡圭、朱天森、李孟彬、高宪申等。

       马尾海校第九届毕业生李作健手抄《航海学》课本
       该书为烟台海校驾驶第六届毕业生倪则烺在海军“通济”练习舰担任见习官时所用的课本。 
       海校学生陈允权的应用力学作业本
       庄怀远笔记本。(记得庄怀远好像参加了抗战,是一名飞行员来着,所以照下了这一张照片......) 














































 
 
 
图为1886年8月创办的昆明湖水操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创办于1890年10月。图为江南水师学堂督办(校长)办公楼。
 
1880年7月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图中有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和正教习萨镇冰。
 
黄埔水师学堂于1893年正式设立,其前身为1880年创办的“实学馆”,即“水陆师学堂”。图为黄埔水师学堂全景及校舍。
 
近代航海使用的罗径(德国制造)
 
后学堂学生航海实习时使用的经纬仪(1870年英国制造)
 
船政前学堂于1867年12月开设设计专业,又称“绘事院”、“画院”,教授绘制船图和机器图。图为马尾船厂内现仍在使用的绘事院建筑。
 
 1868年,船政设立“艺圃”培养技术工人,白天入厂学艺,晚上上课。日意格将之称为学徒班,这是我国最早的技工学校,学堂学生称艺童,学圃学生称艺徒。图为艺圃旧址。
 
图为遗留至今的马限山法国教师住宅(北座)。
 
学生入学前接受的都是封建文化教育,要接受近代科技知识、学习外语,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但是,学生们无比勤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掌握了外语和造船科技知识,令人惊叹。洋监督日意格为帮助学生学习法语,于1868年编撰出法汉工具书《福州船政学堂常用技术词典》(中国最早的一部中法词典),不久又改编为《法汉袖珍词典》(1873年12月以后由上海美国长老会印刷出版,北京图书馆现存有该版本)。
 
船政学堂实行严格的考核淘汰制度。章程规定,连考三次三等者退学。因此,开办之初艺童、艺徒300余人,至1874年只剩下163名(根据《名册》记载),也就是从入学到毕业被淘汰者将近一半。
 
船政学堂教学使用的显微镜(1872年英国制造)
 
后学堂学生航海实习时使用的六分仪(1852年)英国制造
 
船政学堂前后共聘用洋教师(含船厂兼职)42人,大多数都受学生欢迎。1871年,船政后学堂23名学生离开马尾即将驾船远航时,曾联名在丝绢上用彩饰写成了一封动情的英文信,送给他们崇敬的英国老师嘉乐尔(Fames Carroll)。
 
1871年2月,船政聘英国海军少将逊顺为“建威”(购自德国)练船教习。逊顺态度傲慢,常侮辱学生。12月,不满洋教习非礼虐待,后学堂学生由刘步蟾、邱宝仁为首罢课。沈葆桢缴去逊顺教习职务,遣返英国,学潮平息。
 
 
 
抗日雄鹰—马尾海军学校学子
马尾海军学校为抗日前线输送数百位海军将士。在江阴阻击战、武汉保卫战、布雷战及欧洲战场上,马尾海校学生奋勇杀敌、舍身救国,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1926年,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和1918年设立的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并入福州海军学校,改称马尾海军学校。1930年,海军部公布《海军学校规则》,定校名为海军学校(以下简称海校),由海军部在全国统一招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机经常轰炸马尾,9月海校迁鼓山涌泉寺上课,次年6月迁湖南湘潭,10月移至贵州桐梓(史称桐梓海校),1946年1月,再迁重庆山洞海军总司令部旧址待命。12月,与上海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合并,迁青岛办学。1947年6月,尚未毕业的学生全部并入“青岛海军军官学校”,至1951年底陆续毕业。抗战期间,海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并严把教学关,培养出不少海军人才。1937年至1945年共毕业航海班五届、轮机班两届、造舰班一届共133名学生,招收航海班四届、轮机班两届学生共323名。同时,烟台海校因生源不足,海校将原编航一届、航二届、海军制造学校丁戊两班、第二次再编航二届学生转入该校,编为烟台海校第十二、十三、十七、十八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进步思想影响的海校航七届学生何康、何澄石、田里、陶炳坤,航八届学生黄汉基、黄炎、彭协中、陈光,轮机班学生赖坚、何进等10名学生,以“犯错误”、“考试不及格”等方式退学,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战场。何康先行到武汉,随即参加武汉的抗日演剧队。其余学生则打着“海军学校抗日流动宣传队”的大横幅,沿途贴标语、演讲,宣传抗日。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步行到了延安。已毕业的海校轮八届(原编轮机五届)王彻后也步行至延安。海校迁至贵州桐梓后,为激励学生不忘国耻,报效祖国,在图书馆门楣悬挂“雪甲午耻”匾额,围墙上书“制海图强”标语。师生利用课余时间,与县城各中小学生配合,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航七届学生甘敏主演《凤凰城》、导演《中山舰》等宣传抗日的话剧,轰动全城。1943年,海校航九届学生在湖南辰溪水鱼雷训练班学习时,与田汉等作家联系,出版《海洋》杂志,宣传海军抗日事迹。1939年,海校一些毕业生联手创办《海风》月刊,提出海军应打破派系,团结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淞沪战役爆发,海军部为确保首都安全及防范日舰进入长江,一面实施破坏航路标志,一面实施江阴封锁。从1937年8月11日晚开始,由海军部长陈绍宽亲自指挥,总计沉舰艇12艘、商船23艘,共约6.4万吨,另趸船8艘,民船185艘(尚不计盐船在内),12日完成。9月21日后,又将“海圻”等四舰沉塞在堵塞线,构成另一辅助阻塞线,并以“平海”、“宁海”、“逸仙”、“应瑞”等主力舰列在最前线严阵以待。江阴阻塞线使日军溯江作战计划受阻,即对我舰队实施空中攻击,制造令世人震惊的中日“海空大血战”。
1937年9月22日,日机以大编队机群向江阴空袭,分队狂攻,弹如雨下。“平海”舰舰长高宪申指挥全舰官兵奋勇迎战,弹中腰部,海校航五届毕业生、高射炮见习生孟汉霖装弹御敌,被敌弹击中脑部阵亡,其同班同学高昌衢被敌弹炸亡。翌日,日机72架蔽空而来,以“平海”、“宁海”两舰为轰炸目标。“平海”舰舰长高宪申腰伤甚剧,由副舰长、烟台海校航十七届叶可钰率领全舰官兵奋勇抗战。不久,机枪射击过量,运转不灵,海校航五届毕业生、机枪指挥官刘馥忍痛持赤热之无架机枪,向敌发射,敌机始退。同时,“宁海”舰也多处中弹。激战中,海校航四届毕业生、航海员林人骥在望台被爆片穿脑阵亡;寄闽班陈嘉桪跌伤腿部,裹伤指挥;海校航四届毕业生、军需长陈惠出入弹林,奋不顾己,身受重伤;海校航五届毕业生孔繁均在枪兵受伤后冒险疾进,自充射手,拼命御敌;海校航三届毕业生、运炮员刘崇端奋战到最后;副舰长、烟台海校航十二届甘礼经指挥炮兵发出最后一弹,敌机退去。此役日机向“宁海”舰投弹150余枚,“宁海”舰发炮700余发,高射机枪15000余发,击落日机4架。当时特许观战的外籍顾问均叹为观止,谓“第一次欧战四年中,未有如此恶战者。”9月26日,“条谕”军委会第一部奖勉海军将士。陈嘉桪、陈惠、刘崇端、刘馥、孔繁均等分别奖叙有加;林人骥除并案照阵亡例给恤外,复经呈准追加一级给恤。
1938年,海校航六届与轮八届共53人,至洞庭湖的岳阳向各舰艇报到。10月24日,“中山”舰与日机恶战。海校航五届毕业生、航海员魏行健,航六届见习生周福增、陈智海殉职。海校航二届毕业生、副舰长吕叔奋代理舰长职继续指挥作战。当舰身倾斜40余度,动力已全部丧去,吕叔奋下令全体官兵弃船,海校见习生陈鸣铮、张奇骏、林鸿炳、康健乐、刘洛源及海军艺术学校毕业生、电信官张嵩龄等一同跳入水中,或泅水或抱着漂浮物挣扎游上岸,或靠着附近渔船的捞救生还。
 
刘冠雄题写的马尾海校
武汉弃守后,海军在长江流域抗日作战主要采取水雷封锁、开展敌后布雷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日军舰艇及运输船,破坏与切断日军水上交通。1939年6月,“海军水雷监造办公处”改称为“海军水雷制造所”。烟台航十三届毕业生曾国晟任所长,海校、船政学堂、烟台海校等一些毕业生分任各课课长与香港、桂林、韶关、辰溪办事处主任。抗战期间海军所用水雷多由海军湖南辰溪制造厂自制,由火车、汽车运至皖赣鄂湘布雷队所在地,再用人力或畜力运入敌占区。1944年,“海军水雷制造所”改称“海军第二工厂”,海校航三届毕业生郑天杰任人事股股长兼海军总司令部驻厂美籍联络官。下设制雷、机械、炼油三部分,由海校军用化学班毕业生王衍绍,船政学堂管轮班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毕业生黄以燕、黄贻庆负责,一直到抗战结束。
长江是日军占领区的一条主要水上交通线,为了破坏这条交通线,海军在长江开展广泛的布雷游击战,陆续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布雷总队。海军布雷队频频出击,屡获奇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至1943年,长江三个游击区布放漂雷共1883具,炸沉日舰艇179艘(不包括定雷)。
日军闻雷丧胆,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恨之入骨,抽调大批兵力严加防范与封锁,布雷队员历尽艰辛,许多将士因此牺牲,但布雷游击战削弱了侵华日本海军的力量,有效地牵制了日军的军事行动。1943年后日本海军已难以控制占领区的水上交通线。日军妄想“控制长江、溯流西侵”的战略目的被中国海军布雷队粉碎。
1938年1月,为加强空军力量,海军总部选派海校航三届毕业生陈祖珂、航五届见习生林君颜、张家宝、庄怀远、刘祁、卢国民、柴耀城等七人到重庆广阳坝机场参加航空委员会侦察班学习。1939年空战中,卢国民、柴耀城为国捐躯。为保卫重庆,国民政府还在宜巴区和巴万区设立临时炮台。寄闽班王廷谟任宜巴区第一总台第五分台台长,海校航一届毕业生蒋兆庄、罗榕荫分任宜巴区第二总台第三台、第七分台台长,寄闽班刘崇平任第八分台台长,后由海校航三届薛宝璋担任。1941年,海校航八届17名学生毕业,葛敦华、陈嘉镔、李景森、陈水章、李护为派赴宜巴要塞区第一总台见习,宋季晃、何宜庄、陈以谋在宜巴要塞区第二总台见习,周瑾江、江济生、王庭栋在巴万要塞区第三总台见习,郭成森、刘渊在巴万要塞区第四总台见习。1943年,海校航十届10名毕业生也被分别派往各炮台服务。同年,国民党军委会考选100名海军青年军官到英美两国海军受训参战。海校毕业生伍桂荣、葛敦华、郭成森、邹坚等25名被派赴英国参战,刘馥、孟汉钟等7名被派赴英美现役的大型军舰参战,先后参加围歼德舰的海战和诺曼底登陆战,无一伤亡。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役,航八届毕业生郭成森在“肯特”号担负护送登陆部队的任务,由于作战英勇,获得了与舰长“共进晚餐”的战时最高褒奖。
马尾海军学校学生秉承船政先辈们爱国图强、自力更生、团结御侮、舍身救国的民族气节,前仆后继英勇抗日,在中国海军抗战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彪炳史册。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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