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丙申年夜饭——福州·聚春园·万事如意宴

       今年过年真的是一身轻松啊！那真是心情倍儿棒，吃饭倍儿香。游在福州这个全国唯一带“福”字的吉祥城市，又预定了百年老店——聚春园的年夜饭，希望今年诸事顺遂，幸福如意。

       闽菜的主要发祥地——福州聚春园：“聚春园”始创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坐落于福州市区王者之地东街口，是福建省现存年代最悠久的历史名店，驰名中外的“佛跳墙”就源于聚春园。聚春园作为闽菜的主要发祥地，是清同治、光绪年间福州首屈一指的大型餐馆；创始人郑春发在闽菜传统烹饪技术基础上，吸收京广苏杭等南北菜肴的精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成为近代福州菜式的开山鼻祖；历史上的聚春园是达官显贵、商贾名流会聚之所，聚春园的楹联“聚多冠盖、春满壶觞”就是当年经营盛况的写照。

       因为想起订年夜饭时有些晚，东街口的聚春园已被订满，所以在网上预定了泰禾广场新开的这家分店的年夜饭，这里服务周到，菜品也是不错，让人很是满意，赞一个。

       由于不熟悉这里，竟然被GPS导到了五四路的泰禾广场，因此迟到了。这里的经理亲自下楼接我们，真的好感动，还帮忙照了全家福，让人在新年了心里暖暖的，就像福州暖暖的冬日...... 

       年夜饭名称：万事如意宴。上菜单......

       上汤伊面焗龙虾......

       脆皮乳鸽拼叉烧......

       生炊大闸蟹......

       葱油淋龙胆鱼......

       锅仔香露鱼燕鸡太平......

       豉油菜心、糖油年糕、水果拼盘，还有两个各吃：木瓜炖雪蛤、海鲍罗汉佛......

       好喝的玫瑰山楂汁，店家还送了福州著名的福橘。总价1188，因预交了300定金，今天付了888，真是吉祥的数字。对这样一顿年夜饭，真是满意极了！

      说说聚春园：起源于清末，创始人系中华名菜“佛跳墙”的首创者及清末闽菜系代表人物郑春发。聚春园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为福州聚春园集团旗下品牌，是“中华老字号”品牌。聚春园集团由福州市饮食集团公司、福州颐丰集团公司、福州大酒家三家国有企业于2002年合并组建而成。

　　郑春发祖籍福清南门，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祖上一贯务农，父郑天贵，在郑春发11岁时亡过，其母又是裹足妇女，此时他们寡母幼子，生计无着，日夕难度。
　　十二岁时，郑春发上穿背心，下着短裤，足蹬木拖鞋，痛别亲娘，离乡背井，由同乡人叶依嫩带到福州，进入叶依嫩开设的“玉春馆”厨店（原东街白鸽弄口）当学徒。随后，其母也搬来福州，居住在旧闽县小巷。不幸的是郑母在来福州后的第二年也弃幼儿而去。此后，郑春发便一直在玉春馆学艺，由于为人聪颖、厚道、能吃苦、肯钻研，技艺提高很快，深得叶依嫩欢心。叶依嫩有一儿子叫叶骏清，小名可三，系清末举人。郑春发与之交好，甚为相得，并从叶骏清处学得一些文化，郑春发的儿子后来还和叶骏清的儿子成为连襟，俩家关系更为密切。
　　郑春发17岁时，玉春馆停业。叶依嫩为了使郑春发的厨艺能进一步得到提高，即带郑春发前往苏杭京沪粤等地的名菜馆当帮厨，以深入学习各个地方烹调的特点和长处。郑春发在学习各地烹制名菜技艺中，能在保持闽菜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菜系的长处，力以兼收并蓄，融汇贯通，以使福州菜的品种更加多样化，口味更加丰富，地方特色更加突出，更加鲜明。这次四出学习，使郑春发的技艺确实得到很大提高，为郑春发后来创立闽菜代表——福州菜和使“闽菜”成为一个独立菜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郑春发随叶依嫩外出四年，回到福州后即去总督府和各司道衙门包厨。清朝时期，官场奢侈之风甚盛，清初就已开始五口通商，官僚与买办合流，加上卖官鬻爵盛行，饮宴之风更是变本加厉，各衙门官员之间也竞相酬酢，以宴席来讨好上司。郑春发行走各个官府衙门，颇受欢迎。后来一位满族官员，由京城外放来福建，带有一石姓“京厨”是烹调京菜高手，对郑春很是赏识，将自己包括烹制“满汉全席”等的全身厨艺悉数加以传授。
　　此时郑春发名声已出，请他包办宴席的很多，且越来越多，重要宴会非要郑春发主厨不可，致使郑在各个衙门，各个深宅大院之间东奔西走，行动自由，穷于应付。因此就想：自己手头积攒有一笔钱，能开设一家菜馆有多好，同时，叶依嫩等人见郑春发如此应接不暇，怕难以支持，也都劝郑春发开办一家菜馆，做为立足点，才能打开局面，并将当时福州最大的菜馆“三友斋”要招股的事告知。
　　三友斋开业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是当时福州唯一的大型菜馆。起始是安民巷一陈姓和北门外梅柳张姓两人想合股开设菜馆，因见城内多是官员士绅，富豪商贾，认为必须请一个与官场有关系的人参加股份，才能办好菜馆。他们看中福州府一位熟悉官场情况、交游广泛、手腕灵活的绍兴籍师爷，发动他参加了股份，成了三股，店名定为“三友斋”。三友斋馆址设在双门前的狮子楼口（即旧聚春园处）。由于地点适中，设备齐全，布置富丽，当时许多重要的大型宴会为了显示高雅和阔绰都要假“三友斋”举行。
　　至清光绪年间，因熟悉官场的师爷告老回绍兴，菜馆失去与官场的联系，加上福州被辟通商口岸后，有许多广东人跟着来福州，在南台开了十多家“广”字号菜馆。这其中以“广聚楼”最具特色，一是聘请当时的名师杨荫朗（人称“将军朗”）主厨，二是仿照北京做法，在菜馆内设立戏台，既能饮宴，又能看戏。城内许多顾客为了赶“新鲜”，即将重要宴会移南台举行，三友斋营业大不如前，入不敷出，正在一筹莫展之中。
　　郑春发闻知此情，即找陈张两人商议，由于双方各有所求，陈张二人需郑的厨名、资金、技艺和经营管理经验，而郑春发正好需要这样一处创业的场所，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郑春发入股“三友斋”，此时的郑春发一方面仍包办各衙门的伙食，另一方面则精心经营三友斋，他的烹调名声和高超技艺很快使三友斋有了转机。
　　十几年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周莲由直隶按察使调任福建按察使。周莲是个官府美食家，湖南黔阳人，能诗、工书、善饮。他来福州后，吃惯北味，初尝清鲜、和醇、荤而不腻，偏于甜酸的福州菜后感到别有一番风味，很是喜爱。因而对技艺高超的郑春发也很赏识，经常加以称赞，还能在烹调术方面对郑进行指点，使郑的技艺更臻完善。
　　郑春发对周莲也很佩服，对周的要求无不照办。一次，官钱局的一个官员准备邀请周莲等到家饮宴。因知周善辨味，一般的菜肴都已吃腻，就决定由自己深谙厨事的内眷主厨。该内眷是绍兴人，独出心裁地把整只鸡鸭和鱼翅、刺参、鲍鱼以及鱼唇、蹄爪、鸽蛋、羊肘、猪脚，猪肚等十多种原辅料分批投入绍兴酒坛内，用文火煨制。此菜上桌时气味芬香，别具风味取“吉祥如意，福寿双全”意，取名“福寿全”。果然，周莲听到菜名就满心欢喜，尝味后更是赞不绝口，称道是平生从未尝过的美食。
　　此后，周莲为了自己日常享用和宴请宾客的方便，命郑春发仿制“福寿全”，几次都未能成功。周莲只好向官钱局官员提出派人前来学烹“福寿全”的想法，该官员一听，认为这是巴结周莲的好机会，即满口应允。一次周莲假“官钱局”以办“福寿全”请客为名，命郑春发前往“帮厨”。郑春发喜出望外，一则可以进一步得到周莲的赏识，二则可以学到受人们喜爱的菜肴烹制技艺。郑春发借此机会，加上自己深厚的厨艺功底，很快就将此菜的烹调技艺学到手，并还加以改进，使之不但具有闽菜特有的风味，且能变幻出无穷的美味。
　　一次周莲寿诞，郑春发即烹调经他改进后“福寿全”。当菜端上席，并启开坛盖时，一股芬香气味冲坛而出，充溢在厅堂，大家品尝后感到味道极其鲜美，赢得了满堂喝彩，连官钱局那位官员也感到比自己内眷制作的更加精妙。同样精于饮宴当日位列首席的闽浙总督许应骏也认为此菜不同凡响，是他平生从未尝过的第一美味。使人有：“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之感，此时周莲洋洋得意，认为在总督面前露了一手，高兴之余称郑春发为“闽菜第一手”。随后，周莲又为郑春发捐了一个六品衔头，周莲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升迁为布政使。后来，又有一批文人在品尝“福寿全”后即兴赋诗道：“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众人公议后将此菜改名为“佛跳墙”。
　　郑春发自从有了周莲做靠山，认为可以大干一番，极力主张扩展菜馆，而陈、张二人怕冒风险而退出经营。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郑春发独力承接了“三友斋”并将店名改为“聚春茶园”。为了适应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将只有一个厅堂的菜馆改建成有天井和五厅一堂的规模，按“整齐、清洁、舒适、典雅”的要求，对宴会厅堂进行布置。一切就绪后，郑春发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聚春茶园”最后改名为“聚春园”，并逐渐成为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的基地，也成为培养名厨的摇篮。
　　1950年，聚春园成为福州市政府赎买的第一批国营企业。1956年3月划归新成立的福州饮食公司管理。由“聚春园”的闽菜厨师制作的“佛跳墙”广受欢迎，历经百年而不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逢重要的国事外交活动，各届中央领导均以“佛跳墙”作为国宴的第一道主菜招待外国元首，如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美国前总统里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受到广泛赞誉。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曾说：“没吃过‘佛跳墙’,就不算吃过中国菜。”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中国尝过“佛跳墙”之后,还将其带回日本。现在日本东京的著名食府中均推出“佛跳墙”。
　　1986年，在福建省名优菜肴评定会上，“佛跳墙”夺取魁首，名列闽菜状元。1990年，“佛跳墙”荣获国家商业部“金鼎奖”。1996年，“聚春园”被国家商贸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2008年6月，“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彰显出“佛跳墙”的尊贵。现在的聚春园生产销售福州特色传统食品，有年糖年饼、各类年糕、佛跳墙、坛烧八味、手工线面、芋泥、肉燕、鱼丸、中式糕点、月饼、粽子、传统风味食品等。

       福州东二环的泰禾广场......

       直上四楼的自动扶梯，没见过......

       有创意的橱窗......



       超喜欢这家书店......





 



  
       音乐喷泉......

——2016.2.7除夕夜

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三坊

“三坊”之第一坊——衣锦坊

       衣锦坊由来：“衣锦坊”最早的名字叫"通潮巷"。这让人联想到宋代福州"百货随潮船入市，千家沽酒户垂帘"的盛况，并且记起古城区的内河是通海感潮的。大海的广博、渊深与外向，时时引人上下求索、奋发有为。这个巷于是不断有人出人头地，得享锦衣玉食，并赢取外界无数艳羡的目光。而觥筹交错、掸冠相庆时，最易激发的是雁过留声的雅兴。于是先有该巷荣归的春风中人，改"通潮巷"为"禄锦坊"或"棣锦坊"，后有更得意的主儿，易其名为现在的"衣锦坊"。人们几无例外地，将荣宗耀祖的成就感和娇人傲物的心态，直接地广而告之。

       给这个坊带来负面影响的人也有。比如从洗银营小巷走上近代政治舞台却不幸丢了国格的那个大书法家（ 郑孝胥曾任伪满洲国总理）。但始建于乾隆年间的郑家宅院至今还在，照样地砖是砖、瓦是瓦，只是朱颜改。衣锦坊也有大隐隐于市者，竟把舞台歌榭建到自家院子里来，而且是搭在水池之上，成为三坊七巷里的唯一水榭。如今虽风光不再，正待修复，却仍让人想像当年"台上半癫、台下全癫"的一派自得其乐情景。最有看头的还是坊内的欧阳氏花厅，好像在这里发生过木工泥匠漆艺雕师的才艺大比拼。封火墙、泻水檐，马鞍翘、六扇门、漏花窗、覆龟亭、美人靠、楠木格、金鱼缸……，建筑的精细和摆设的经心里，无不透露着主人生活的信心和艺术的用心，同时记载着一些具体年代衣锦坊里富余祥和的升平气象。

       衣锦坊史话：衣锦坊在三坊七巷中颇有特别之处，它不是直通的，中间有一小段拐弯，北边一处与雅道巷相通，另一处与北林坊相通。南边一处与闽山巷相通，另一处与洗银营相通。

       衣锦坊旧名通潮巷，古时这里水道发达，每日与闽江同潮汐，附近有大水流湾和小水流湾地名，至今还有“合潮桥”（即著名的双抛桥）。后来，又称棣锦坊，这也是古代名人效应的例子，原来宋代侯官人陆蕴、陆藻兄弟都考中进士，都到外地做官，又先后做过福州知府。《诗经·常棣》是周公宴兄弟的乐歌，中有“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后人以“棣鄂”为兄弟的代称。福州人认为陆氏兄弟双双衣锦还乡，居住此巷，就取《常棣》诗意，称“棣锦坊”。陆蕴、陆藻兄弟官秘书，都住在善寿坊，后人又将此坊改名“秘书巷”（在今温泉路附近）。陆氏兄弟又有别墅在西门外，名陆庄园，有园池亭馆之胜，是宋代有名的私家花园。至今还有陆庄这个地名（今陆庄花园新村附近）。陆藻与福州温泉还有一个故事：宣和六年（1124年），陆藻在秘书巷附近温泉坊重修温泉浴室四间，中有振衣亭，公休日才开放，“非衣冠不许游也”。专门为休假官员洗浴服务。

       不过百年，闽县人王益祥考中淳熙十一年（1184年）进士，官做到江东提刑，因为同乡人陈自强居相位，为了避嫌，辞官回福州也住在棣锦坊，认为坊名棣锦不是陆氏兄弟的专利，做官的人都可以“衣锦还乡”，率性改名“衣锦坊”，沿用至今。果然，历代名人多住于此，明代江西巡抚陈一元就住此地，雅道巷住有清云南巡抚林绍年、福州最早的共产党员翁良毓烈士。福州林姓有“四林”（东林、西林、南林、北林），北林坊因住南京都察院事林廷玉而得名。洗银营住有吏部主事郑守廉家族，闽山巷住有船政人物梁鸣谦及其后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槃，等等。

       衣锦坊保存许多明清古建筑的精品，有造型别致的水榭戏台、雕刻精美的欧阳氏花厅、别具风格的郑家花园、保存完好的清代汪氏宗祠等。

       福州民谚有“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闽山为“看不见”，闽山巷近闽山，故名。有闽山庙，古时元宵节在此看鳌山，演杂剧，热闹非常。清诗人郑洛莫《榕城元夕竹枝词》写道：“闽山庙内夜人繁，闽山庙外月当门。槟榔牙齿生烟袋，子弟场中数十番。”古代福州坊巷口多设有神龛，据说坏人不敢在此撒野。如今社会进步了，神的功能也退化了，闽山巷口旧有神龛，现在仍然供奉财神，还见有香火，然未听到有什么人发了财。如果当作民俗史来研究，衣锦坊的内涵还是丰富的。

       在文儒坊里，有一条幽深清静的小巷，叫闽山巷，俗称“三官堂”，那是因为该巷古代建有三官堂而闻名。据清朝道光年间林枫《榕城考古录》卷中“坊巷第二”记载：“三官堂，在文儒坊南闽山巷，南有小巷通光禄坊，西口达常丰仓河沿。大抵皆以寺而得名也。而此则以闽山保福寺名也。”由此可见，三官堂与保福寺之密切关系。是在宋朝至少已有七八百多年以上悠久历史。

       原始状态下的文儒坊是一条穿过小山包的林荫道。这些小山后来都被高大的风火墙围进了深宅大院，所以最初的名字叫山荫巷。当小山看不见，林荫又消失的时候，坊内住下的人物个个以“鸿儒”自居，于是改名为“儒林巷”，进一步将“白丁”们拒之巷外。宋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国子监祭酒郑穆在此安居，里人学风日盛，巷人引为自豪大笔一挥改成了“文儒坊”。明清两代文武官员聚居于此，有明代的抗倭名将张经，清代台湾总兵甘国宝，清代五代世进士陈承裘，近代诗人张衍、中国近代天文学家高鲁等。

       城市会长大，坊巷也一样。文儒坊原只是乌山北面的一条巷，按山北为阴、山南为阳的说法，这个坊在正式命名前俗称“山阴巷”。按风水学的约定俗成，人们结庐而居一般都愿选在山的南麓。因为山之南日照时间长，地气比较暖和，适合于万物生长。但福州地势特殊，城外是群峰环峙，城内是三山鼎立；古城区原在三山这内，后来三山反被包在了城区之内，固有“城在山中、山在城中”的说法。乌山之阴即是屏山之阳，从大的位置上看，整个福州城都处于北岭山系的南麓，所以，坊巷的每一户都可称是“向阳人家”。而这城内三山又都不足百米高程，太阳的光辉对山南山北一样普照。

       以此观之，这个带点霉气的“山阴”巷名，迟早是要改的。而改名的契机，就在这个坊巷次第走出了好一批大儒。在《儒林外史》行世之前，“儒林”的名声何等地好。孔圣人的有教无类，愿将个个弟子都引上入世之旅、出仕之途。这与佛家普渡众生、愿人人成佛的悲心，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山阴巷，一边是聚居户日见其多，“巷”渐渐地变成“坊”；一边是士子们不断地走向外部世界，融入主流社会，各各有建树于家国。因此宋代定坊名时，很自然地就有了“儒林坊”的雅称。到了主持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祭酒郑穆住进了这个坊巷后，经一番“一字师”的工夫，易其名为现今的“文儒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陋室所以不陋。

       文儒坊因历代文儒辈出而得名。宋祭酒郑穆、明代抗倭名将张经、清代台湾总兵甘国宝、清代“世进士”之家陈承袭故居皆在坊内。陈承袭的长子就是清宣统皇帝老师陈宝琛。近代诗人陈衍的故居也在坊内。陈衍曾自吟一联：“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

       文儒公约：文儒坊东头北墙上，还嵌着一块高约2米、宽1米的阴文碑刻：“坊墙之内，不得私行开门并奉祀神佛、搭盖遮蔽、寄顿物件，以防疏虞；三社官街，禁排列木料等物”。这是光绪辛巳年（1881年）订立的文儒公约。

       文儒坊位于南后街西侧。西通金斗门桥河沿，原名山阴巷，后改儒林坊.宋时海滨四先生之一、祭酒郑穆居此，改称文儒坊。中间有闽山巷，通衣锦坊，闽山境曾以著名社火闻名福州。另有三官堂与支巷大光里，南经早题巷通光禄坊。明尚书林瀚居此，设尚书里，且在坊西建林氏家祠。明七省经略、抗倭名将张经居此，旧宅尚存。清帝师之父、咸丰进士陈承裘“六子科甲”第装修精美，台湾总兵甘国宝住宅、祠堂在坊西端南侧。清著名学者陈衍、何振岱都住在大光里，这里还有陈衍主持修建的诗人聚会处“听雨斋”。民国时期林白水创办蒙学堂也设在坊内，民国海军将领陈季良也居于此。近代福州富商尤恒盛，在坊内占有大量房产，故有“尤半街”之说。坊东口北墙上，镶嵌一方清光绪七年（1881年）文儒坊公约碑，是福州古坊巷仅存的公约碑。因历代文儒辈出而得名。宋祭酒郑穆、明代抗倭名将张经、清代台湾总兵甘国宝、清代“世进士”之家（五代都中进士）陈承袭故居皆在坊内。陈承袭的长子就是清宣统皇帝老师陈宝琛。

       文儒坊，这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古民宅花厅几乎攘括了清朝花厅宅院的所有格局和肌理，进入里面，仿佛到了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它由正座两进和隔院前后花厅组成，坐北朝南，面积约一千多平方米，中轴线自北而南依次为门头房、首进、二进院落。一路看过去，有接檐、门廊、六开门、进门屏风等肌理，两侧为耳房。大院四周为风火墙，墙中间开有石框门，门楣上绘有三组浮雕，从左到右分别为灵羊、泻水檐，仙鹤，门楣上还有长方形的泥塑门额，花饰三匝，中间为三狮戏球图。正屋宽约十二米，中间为厅，旁为房，深约十三米，左右厢房的八扇门全是楠木精雕花窗。厅中梁架上有条巨大灯秆，贴有金花。厅前为宽阔的天井，左右走廊各有一米多宽的泥塑“看月亮”，左边塑的是“吴刚伐桂”，右边塑的是“嫦娥看玉兔捣药”。整座大院最有特色的是西隔院的前后花厅，面积约四百平方米。花厅宽十二米，深三十二米，由上客厅、书房、复龟亭组成。前花厅为三开间，中间为厅，旁边为房，还有后厅、后天井。客厅两侧各有六扇窗子，窗下另有玻璃窗框，窗框下为楠木壁板。通向后花厅的两侧门为双开，门框上以花格为额，客房门为四扇四开，房前向还有四扇窗子。书房在客厅对面，为三间木结构式房子，中间是厅堂，旁边为两间书室，堂前八扇屏门，每间书室都有四扇撑开式窗子。

       民俗活动：文儒坊传统节庆活动和时令节俗很多，春节拜年、正月十五闹元宵、逛灯市、清明节祭祖扫墓、端午划龙舟、七夕话鹊桥、中秋赏月、重阳敬老、过小年（十二月廿四，也叫”祭灶”；家家户户打扫厨房，迎接新年，食品主要是灶糖灶饼），除了以上这些中国传统节日外，福州地区独有的节俗主要有拗九节、冬节搓丸、祭灶、迎春、迎年、中元节、做夏等。

       历史人物：陈承裘故居位于文儒坊西口。陈承裘官刑部浙江司行走。陈承裘生六子皆中科甲，故有“六子科甲”的掌故。长子陈宝琛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走进陈承裘故居，木柱雕梁威严犹在，古朴的宅院却显得有点萧索。整座房子共分两进。与别处的民居不同，陈承裘故居格局气派，厅柱、门面还可以看出当年精雕细琢的痕迹。正房楠木门上部框架雕饰漏花，中嵌楠木板雕刻着鼎、瓶、盆、壶，第二进大厅四扇门板雕刻着花、鸟、鱼、虫，刻工精细，线条流畅。屋檐连着一间临时搭盖的木屋顶，墙顶泥塑造型大体完整，仿佛诉说着当年的辉煌。

       陈季良原名世英，家居文儒坊，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任“海容”舰大副。武昌起义中支持革命军，任“江亨”舰长兼江防舰队分舰队领队长，在东北支持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发生中日“庙街事件”。事后改名季良，继续在海军任职，历“海容”舰长、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海军部常务次长。抗日战争中，组织江阴防御战，打破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三坊”之第三坊——光禄坊

       这个街口就是南后街与光禄坊的交界处了......

       光禄坊西接通湖路，东连吉庇巷，坊名光禄，正是清代嘉佑七年（1062年）方寘御封光禄大夫，所居坊赐名为“光禄”。在光禄坊西侧有一小巷，叫早题巷。辛亥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殉难广州之后，他家从南后街迁出，曾避难栖身于巷内。 

       光禄坊：是“三坊”中的第三坊。光禄坊原名玉尺山，又名闽山，是福州“三山藏”之一。宋时，光禄坊内有一座法祥院，俗称“闽山保福寺”（在今光禄坊公园内）。当时曾任过光禄卿的福州郡守程师孟时常到此吟诗游览，僧人就刻了“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上。为了感谢僧人，他吟了一首诗：“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光禄坊的名字就从此而来的。宋末寺废，改为民房。1949年后作为省高院等办公楼， “光禄吟台”四个篆字石刻今尚存省高院大楼背面。1990年末，除光禄吟台四周的亭台榭池保留外，其他都已改建为现代楼房。光禄坊也因道路改造被辟为马路，后又因保护需要将地面改回石板铺设，并且将两边陈旧的现代建筑给予拆除。

       名人居所：光禄坊也是名人聚居的地方。明末有万历间举人、画家林有台，提学孙昌裔，以及学政许豸，其子许友、许宾，孙许遇，曾孙许鼎、许均，玄孙许良臣、许荩臣，都是诗人、书画家。清康熙年间有林侗、林佶兄弟。林侗是考古学家，著有《来斋选古》、《来斋金石考》等。林佶精诗文，著有《朴学斋诗文集》，又善书法，他手写的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尧峰文抄》、《古夫于亭杂录》、《午亭文编》非常有名，被称为“林佶四刻”，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有诗人、著名藏砚家黄任，琉球国册封使齐鲲、同榜兄弟两进士——刘齐衢和刘齐衔、博物学家郭柏苍、近代小说翻译家林纾、著名作家郁达夫等等。还出过不少才女，如黄任之女黄淑宨和黄淑畹，齐鲲之女齐祥棣，郭柏苍之女郭拾珠姐妹，她们或精书画，或工诗文。

       建筑特色：光禄坊名胜以光禄吟台最为有名，擅池、台、亭、石、花、木之胜，以及宋至清摩崖题刻多处，1961年被列入福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光禄吟台西荔枝树下，原有石刻“鹤磴”，是光禄坊纪念林则徐晚年放鹤处。还有清代大木构造、宽敞明亮的刘家大院（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末古朴木构房的黄任故居，高墙窄道的早题巷，明代石板铺设的老佛亭桥，都保存了明清建筑的特色。

       结构：光禄坊28—34号为刘家大院，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为福州市区可数的大住宅。建筑用料十分讲究，门窗、窗扇、隔扇等多用楠木制成，3米多长的抱围大柱有100多根，青石柱础上雕有八骏马等精美图案，长3米以上的铺地石多达300多条。于2005年5月被公布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东侧两座原是清初著名画家许友的故居米友堂，西侧两座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的林佶故居，后数易其主，清道光年间为刘齐衢、刘齐衔兄弟改建。刘齐衢(1813～1860年) 为刘齐衔之兄，自幼父母双亡，由其伯父刘家镇收养。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与弟刘齐衔同进士，“兄弟同榜两进士”成为福州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 

       刘家大院：光禄坊中段有四座（落）一字排开的宅第，门牌号顺序为34、32、30、28（旧10-13号），老福州人似乎更习惯称之为“刘家大院”。刘家大院的主人祖籍河北大名府龙山镇，明宣德年间迁到福州，到十三代刘照时，刘家于此购房居住。

       刘家大院东起道南祠（今鼓三小），西至早题巷，南临光禄坊，北与大光里何振岱故居相邻，占地5000多平方米，现存4000多平方米，是三坊七巷最大的单姓宅第，号称“刘半街”。
       刘家人才辈出，即有轰动一时的“兄弟同榜两进士”刘齐衢、刘齐衔（为林则徐大女婿），又有号称“电光刘”的刘崇佑、刘崇伟八兄弟，还有陈宝琛的外甥、李鸿章幼弟李昭庆的孙女婿、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何应钦内阁财政部长刘攻芸，以及曾任福建盐运使，号称“福建理财三杰”之一的刘鸿寿。

 

       光禄吟台：本为乌石山余脉，称闽山，又名“玉尺山”。唐始建闽山保福寺，宋初为法祥院。宋熙宁元年，程师孟以光禄卿知福州事，闲余常来游玩，喜登池畔岩石上吟诗，寺僧遂名之为“光禄吟台”，并请题榜书。前后历十余主，林则徐晚年一度归籍，应邀至光禄吟台，并在此放鹤，传为佳话。后人遂题“鹤磴”于此。“同光派”福建代表人物陈衍、郑孝胥、林纾等也常在此聚会作诗。光禄坊内的名胜以光禄吟台最为有名，它集池、台、亭、石、花、木之胜，保留有清代曲池、石桥、小亭等景观，并有宋至民国12段摩崖题刻，为游客观览之地，文人雅士集聚之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物价值。早在1961年此处就被列入福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沁园为假山构筑，在光禄吟台前。郭柏苍于光绪七年（1881年）挖漾月池，取土筑假山，假山层累曲折，植松竹梅杏李木62株。假山之巅今新建一座凉亭，亭六角、木构，名曰：“追昔亭。”（图四）追昔亭原在光禄吟台西侧，系郭柏苍于光绪八年（1882年）为祀光禄卿、知福州事程师孟而建造；郭柏苍《追昔亭》诗：“读遍名山石上文，吟台清兴更凌云。万株手植无人忆，我独瓣香忆使君。”

 

特别介绍：文儒坊中陈季良

       陈季良（1883—1945），福建福州人。国民革命军海军名将。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任海容舰大副。武昌起义中支持革命军，任江亨舰长兼江防舰队分舰队领队长，在东北支持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发生中日庙街事件。事后继续在海军任职，历海容舰长、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海军部常务次长。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江阴海战，打破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1945年去世，追赠海军上将。

       陈氏家族世代书生，出过七位进士。陈季良的曾祖父陈鸣昌和祖父陈翼谋都是举人。父亲陈镜河在江苏任知县，母亲蔡氏夫人，生四子一女，陈季良最幼。陈季良兄弟皆读书走科举之路，唯陈季良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学堂第四届驾驶班。毕业后历经“建安”、“海容”等舰。武昌起义时，时任“海容”舰枪炮大副的陈世英指挥炮击刘家庙，打响了海军投向共和的第一炮。1914年调任“江亨”舰长。
       在庙街期间，曾将“江亨”舰边炮一尊，“利川”舰格林炮一尊，炮弹21发借给苏联红军游击队。红军利用此炮攻破日本领事馆，并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后来日本政府就“庙街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1922年升任“海容”舰长，1923年1月，陈季良晋升为海军上校；1924年5月，晋升为海军少将。次年2月，陈季良升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闽厦海军警备司令。在北伐龙潭战役中，指挥海军炮击孙传芳部三小时，将孙军击溃。1928年任海军总司令。1932年任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
       抗战期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陈季良指挥了被外军观察家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战”──江阴海空战；在没有任何空军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他率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的四艘战舰与日本三百多架战机、七十多艘军舰，浴血战斗了两个月零一天，击落敌机二十多架。江阴海战后，陈季良晋升中将。
       1940年任海军第一校阅组组长，组织校阅各江防要塞、海军学校等机构。1944年转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
       1945年，因旧伤复发逝世，终年62岁。陈夫人遵照遗命，为陈季良制了一口水泥棺放在重庆山坡上的稻田里。1945年5月25日追赠海军上将军衔。
       庙街事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苏维埃政府，决定将沙俄侵占的黑龙江航权归还中国。
       为了能够控制黑龙江，北京政府海军部决定建立吉黑江防舰队。由于舰艇不足，海军部决定调拨第二舰队的“江亨”、“利捷”、“利绥”3艘炮舰和“利川”武装拖船组成北上舰队前往支援。在这4艘军舰中，最大的是“江亨”舰，排水量550吨，舰长是陈世英。他是福建人，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
       从第二舰队驻地上海到达吉黑江防舰队驻地哈尔滨，这是一次艰难的远航。为了增加北上舰只的抗风浪性，第二舰队对各舰进行了改装，并专门派运输舰“靖安”舰拖带护送。1919年7月21日，北上舰队在“靖安”舰长甘联趝的带领下从吴淞港出发，向北方前进。
       北上舰队渡过黄海、日本海，穿过鞑靼海峡，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航行，终于在9月上旬到达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进入黑龙江。此时，“靖安”舰已完成了拖带任务，南下返沪，北上舰队的指挥任务交给了陈世英。
庙街位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是进入黑龙江的必经之路，当时有华侨2000多人。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进行武装干涉，近千名陆军进驻庙街，另外还有4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除了日本军队，庙街还驻扎着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当地形势极为复杂。
       陈世英率舰到达庙街后，受到了当地华侨的欢迎和慰问。他们告诉陈世英，黑龙江再有10天即将封冻，若往哈尔滨应尽快起程，否则就有被困的危险。陈世英接受了华侨的劝告，于当天起锚沿江西上。但舰队起航不久就遭到了日军炮火的拦阻，4舰被迫退回庙街。不久，黑龙江封冻，陈士世英不得不率舰在庙街过冬。
       10月下旬，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红军向帝国主义干涉军发起反击。一支红军游击队向庙街地区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发起进攻，庙街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一天，一个白俄军官匆匆忙忙来到陈世英的住处，一进门就说：“我军遭到了红军的袭击，贵军在我军地盘之内，应派4艘军舰协助我军截击红军。”此人口气十分强硬。陈世英打量着这个满脸凶气的白俄头目，心中感到不快。他未加思索地告诉他：“我等乃是客军，舰中皆系水手，未谙陆战。”一句话就把对方打发了。白俄军官只得悻悻而去。
       几天后，红军游击队进占庙街，白俄军队终因难抵红军攻势，向东溃逃。此时，日军已经占据了日本领事馆，打算利用地形守住防线。
       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城里一切秩序井然。这支游击队的正副司令员听说中国舰队驻在庙街，便亲自登门拜访。司令是一位中年独臂汉子，他的一只左臂在战斗中失去了；副司令是一位20岁出头的姑娘，带有稚气的脸上透着一股刚毅。陈世英在这两位游击队司令员的身上看到了苏维埃红军为民族独立而不怕牺牲的精神，心中不由升起敬佩之情。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转眼就到了11月。一天，驻守在领事馆的日军突然向红军游击队驻地发起进攻，红军奋力反击，将日军打回到领事馆内。在这场激战中，独臂司令壮烈牺牲。由于日本领事馆防御坚固，红军游击队没有重型火器，久攻不下。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中国海军。
       红军游击队派了一名代表前来拜会陈世英，想借两尊舰炮，以便攻破日军占领的领事馆。陈世英当即召开4舰舰长会议，商议借炮事宜。各舰长都认为，红军游击队自入庙街以来，纪律严明，不扰百姓，与中国海军关系融洽；而驻扎在庙街的日军，经常残害当地的侨民，对中国海军蛮横无理，发炮阻挠中国海军西上，迫使中国海军不得不在庙街过冬，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满足红军游击队的要求。陈世英采纳各舰长的意见，将“江亨”舰边炮一尊，“利川”舰格林炮一尊，炮弹21发借给游击队。果然，红军有了大炮后，不久便将领事馆攻破，并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
       1920年3月，江冰开始融化，红军游击队决定撤出庙街。临行前，他们将所借舰炮全部归还中国海军，并告诫陈世英，日本在开冻时定来报复，劝中国海军4舰开到其他港口暂时躲避一下。陈世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舰上人员将“江亨”舰和“利川”舰进行了改造，对两艘舰上的大炮进行重新安排，并改编弹药库存表册，以备查对。温暖的春风吹到了北方，被围困在庙街整整一个冬天的北上舰队的官兵都满怀希望地为开航做着准备。
       当江冰渐渐融化后，江面上出现了日本军舰的影子。正如红军游击队所预料的，这是日本调来报复的援兵，共有军舰20余艘。与此同时，白俄的浅水炮舰也从上游顺流而下，它们一起向中国舰艇开炮示威。
       没过多久，日本方面派了数名海军军官来到“江亨”舰上，一方面是来谴责中国海军借舰炮给苏维埃红军游击队，协助他们打日本；一方面是来为此事搜集证据。但最终他们是一无所获。日军扬言再等一个星期若找不到证据，就将中国海军的4舰全部击沉，不留一个中国人。此话一出，日本就派人将4舰监视起来。
       面对眼前日益严峻的形势，陈世英进行了认真地思索。他预感到，正在返航途中的北上舰队可能已经受到了日本和白俄军舰的联合攻击。为应付不测，他一面命令各舰将舰底水门准备好，一旦日军开炮则打开水门，使舰沉没；一面告诫各舰官兵要抱九死不悔的信念，全力对敌。“庙街事件”就这样演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
       数日后，日本政府就“庙街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气急败坏的日本政府提出了4条无理要求：(一)由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道歉；(二)由驻庙街的中国海军向日本总司令道歉；(三)严加惩处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中国人；(四)向死亡的日本海军的家属支付一定数额的抚恤金。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竟屈从了日本的要挟，全部答应了这些条件，给予“江亨”舰长陈世英撤职处分。“庙街事件”的交涉到此得以平息。1920年秋天，陈世英率4舰到达了哈尔滨。
       由于陈世英率舰远航北上，历尽困苦，不畏艰难，功绩卓著，在“庙街事件”中又表现出了凛然的气节，受到海军同仁的同情和钦佩。最后，海军部没有执行北京政府的决定，而是让陈世英改名“陈季良”，继续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还授予他“文虎”勋章，以示肯定。
       血战江阴：据史料记载，抗战前夕的中国海军共有舰船五十七艘，连小艇算在内，总吨位也不过六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二十五分之一，且多半是超期服役的旧舰。最大的宁海、平海、逸仙、应瑞四舰，加起来还不如日寇一艘万吨巡洋舰的吨位大。从舰艇数量、吨位大小、装甲优劣、火力强弱、射程远近、速度快慢、舰龄长短等各方面比较，当时的中国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海军。因而，没有制海权的中国海军，根本不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的旗舰被击毁，就再二再三换舰继续升起令旗指挥战斗。直至自己的腰部中弹，血流如注，仍不下火线，而是顽强地举起手枪与盘旋在头顶狂轰滥炸的敌机对决—─他，就是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血洒沙场的最高级将领海军上将陈季良。
       为阻挡日寇进犯当时的首都南京，中国海军选择在江苏江阴一带构筑阻塞线。陈季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江阴封锁区总指挥。其实，早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际，陈季良即做好了为国献身的准备。在战前动员会上，他坚定地对大家说：“军人当忠于职守，勇于从战，以身报国。在陆地战场，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在海上战场，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不管战场环境如何险恶，人人都要杀敌致果，坚持用最后的一发炮弹或一颗鱼雷，换取敌人的相当代价。”
       日寇也十分清楚，若不能突破江阴防线，日寇舰队的行动范围将只能在崇明岛、黄浦江一带，而不能突入长江腹地。于是，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上的广播传出猖狂的叫嚣：“必须对中国海军加以惩罚报复，要突破江阴封锁区，必须首先摧毁中国防守部队。”于是，日寇集中了七十多艘军舰，三百多架飞机和十多万兵力，计划一举攻破江阴防线。
       1937年8月12日，中国海军在长江的江阴段江面上，以十二艘老舰艇、二十三艘商轮、八艘趸船和一百八十五艘民船及大量石方筑起了第一道江阴阻塞线；接着，又将当时中国海军序列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等四艘老舰沉入江中，在第一道阻塞线后构成一条辅助阻塞线；而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四艘主力战舰列于最前线。8月21日，日寇派出了包括当时独霸全球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在内的精锐空军，对江阴封锁区进行狂轰滥炸。严阵以待的中国海军战舰在陈季良的指挥下立刻予以还击，首轮还击就击落敌机一架，初战告捷。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惨烈的海空战”──江阴海空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试探性攻击后，1937年9月22日，日本海军联合航空队出动三十多架攻击机、战斗机，携重型炸弹，窜犯江阴，向长江江阴封锁区实施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中轰炸。显然，没有空中力量掩护的中国海军面临的将是从未有过的海空血战。当时平海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所以，敌机首先分批环攻平海舰，以求擒虎之功。陈季良指挥平海舰官兵冒着弹雨，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猛烈还击，击落敌机五架。但平海舰也被炸伤，舰上有五名官兵牺牲，二十余人受伤。平海号舰长高宽申腰部中弹受伤。见首轮攻击未达到目的，日寇即改变战术，增派兵力，以八十多架次飞机分四批集中攻击当时中国海军实力最强的平海、宁海两舰。中国海军官兵殊死抵抗，使敌不得近前。不久，平海舰、宁海舰相继被敌机炸毁。陈季良移驻逸仙舰，并挂出司令旗继续指挥战斗。9月25日，十六架敌机猛攻逸仙舰。陈季良率官兵猛烈还击，击落敌机两架，而逸仙舰也被击中，舰上官兵牺牲十四人，重伤六人。官兵们劝陈季良快撤，陈季良喝道：不！我们还剩十几发炮弹，我们要和敌人拚到底！激战中，逸仙舰再次中弹，舰身左倾，舰首炮与舰尾炮都被炸毁，陈季良被弹片击中腰部，血流如注，摔倒在甲板上。他忍着巨痛，果断地下命逸仙舰抢摊。敌机见逸仙舰无力还击，就超低空飞行，继续轰炸逸仙舰，陈季良顽强地站起来，大吼一声：“中国革命军队人最好的归宿，就是与敌人战死在最后一刻！”他拔出手枪与敌机对决。陈季良将军的精神感染了全舰官兵，包括那些身负重伤但还有一口气的官兵也从血泊中顽强地站起来，用手枪、用步枪与敌人血战，直到所有的子弹打光。
       负伤后的陈季良依然不下火线，继续移驻定安舰，再次升起司令旗，指挥与敌作战。有人劝告他说：“挂司令旗暴露目标是很危险的。”可陈季良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司令旗在，中国的舰队就在，对敌是蔑视，对自己的人是个鼓舞。”
       据统计，仅平海、宁海两艘战舰，在两天内就发射高射炮弹一千三百多发，高射机枪弹一万余发，共击落敌机二十多架……当时在江阴海空战场观战的一位德国顾问被陈季良和中国海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所震撼。他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亲眼看到的最惨烈的海空战。中国海军的参谋长如此英勇，中国民革命军队人如此无畏，中国必胜。”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2.5

2016年春节游福州——舌尖上的福州

       来到福州，最重要的任务是——“吃”！！！

       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发源于福州，以福州闽菜为代表，狭义闽菜指以福州菜为主体，代表着闽菜的文化与时尚。闽菜最早起源于福建福州闽县，在后来发展中形成福州、闽南、闽西三种流派,即广义闽菜。福州菜淡爽清鲜，讲究汤提鲜，擅长各类山珍海味，闽南菜包括泉州、厦门、漳州一带，讲究作料调味，重鲜香：闽西菜包括长汀及西南一带地方，偏重咸辣，烹制多为山珍，带有山区风味。故此，闽菜形成三大特色，一长于红糟调味，二长于制汤，三长于使用糖醋。

       福州菜其特点为味道偏甜、酸、淡，尤其重视汤的烹制，有“一汤十变”之说，烹调方法上则以溜、蒸、炒、煨、炖最为常见。福州菜常用的典型调味料有虾油、红糟等。传统福州菜常以虾油取代食盐和酱油等作为咸味调料进行烹饪，而其注重清淡、鲜香的特点也决定了福州菜极少使用像辣椒一类的辛辣调料。

       一、福州五大代表菜：佛跳墙、鸡汤氽海蚌、淡糟香螺片、荔枝肉、醉糟鸡。

       佛跳墙：佛跳墙，又名满坛香、福寿全，是福建福州的汉族名菜，属闽菜系。相传，它是在清道光年间由福州聚春园菜馆老板郑春发研制出来的。佛跳墙富含营养，可促进发育，美容，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乃进补佳品。1965年和1980年分别在广州南园和香港，以烹制佛跳墙为主的福州菜引起轰动，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佛跳墙热。各地华侨开设的餐馆，多用自称正宗的佛跳墙菜，招徕顾客。佛跳墙还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美国总统里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等国家元首。

       菜品历史：“佛跳墙”名的由来，在福州民间有三种传说：

       说法一：佛跳墙原名“福寿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福州官钱局一官员宴请福建布政使周莲，他为巴结周莲，令内眷亲自主厨，用绍兴酒坛装鸡、鸭、羊肉、猪肚、鸽蛋及海产品等20多种原、辅料，煨制而成，取名福寿全。周莲尝后，赞不绝口。问及菜名，该官员说该菜取“吉祥如意、福寿双全”之意，名“福寿全”。后来，衙厨郑春发学成烹制此菜方法后加以改进，口味胜于先者。到郑春发开设“聚春园”菜馆时，即以此菜轰动榕城。有一次，一批文人墨客来尝此菜，当福寿全上席启坛时，荤香四溢，其中一秀才心醉神迷，触发诗兴，当即漫声吟道：“坛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同时，在福州话中，“福寿全”与“佛跳墙”发音亦雷同。从此，引用诗句之意：“佛跳墙”便成了此菜的正名，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说法二：福建风俗，新媳妇出嫁后的第三天，要亲自下厨露一手茶饭手艺，侍奉公婆，博取赏识。传说一位富家女，娇生惯养，不习厨事，出嫁前夕愁苦不已。她母亲便把家里的山珍海味都拿出来做成各式菜肴，一一用荷叶包好，告诉她如何烹煮。谁知这位小姐竟把烧制方法忘光，情急之间就把所有的菜一股脑儿倒进一个绍酒坛子里，盖上荷叶，撂在灶头。第二天浓香飘出，合家连赞好菜，这就是“十八个菜一锅煮”的“佛跳墙”的来头了。

       说法三：一群乞丐每天提着陶钵瓦罐四处讨饭，把讨来的各种残羹剩菜倒在一起烧煮，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和尚闻了，禁不住香味引诱，跳墙而出，大快朵颐。有诗为证：“酝启荤香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
       其他说法：据说，唐朝的高僧玄荃，在往福建少林寺途中，传经路过“闽都”福州，夜宿旅店，正好隔墙贵官家以“满坛香”宴奉宾客，高僧嗅之垂涎三尺，顿弃佛门多年修行，跳墙而入一享“满坛香”。“佛跳墙”即因此而得名。
       传统做法所需食材：佛跳墙菜的原料有几十种之多：海参、鲍鱼、鱼翅、干贝、鱼唇、鳖裙、鹿筋、鸽蛋、鸭珍、鱼肚、花胶、瑶柱、鸽子、排骨、蛏子、金华火腿、猪肚、羊肘、蹄尖、蹄筋、家养老母鸡鸡脯、家养黄嘴鸭鸭脯、鸡肫、鸭肫、冬菇、冬笋等等。

       菜品特色：由于“佛跳墙”是把几十种原料煨于一坛，既有共同的荤味，又保持各自的特色。吃起来软嫩柔润，浓郁荤香，又荤而不腻；各料互为渗透，味中有味。同时营养价值极高，具有补气养血、清肺润肠、防治虚寒等功效。上席时如配以蓑衣萝卜（白萝卜切成的丝）一碟、油芥辣一碟、火腿拌豆芽心一碟、冬菇炒豆苗一碟，再用银丝卷、芝麻烧饼佐食，更是妙不可言，其味无穷。
       说起佛跳墙这道菜，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并且做过各种想象，但是真正吃过佛跳墙的人却很少，博学如梁实秋先生雅舍谈佛跳墙，最后却转到了红烧肉，何况平凡之人。
       佛跳墙之煨器，多年来一直选用绍兴酒坛，坛中有绍兴名酒与料调合。煨佛跳墙讲究储香保味，料装坛后先用荷叶密封坛口，然后加盖。煨佛跳墙之火种乃严格质纯无烟的炭火，旺火烧沸后用微火煨五六个小时而成。如今有的酒店宣扬自己的菜品如何香气扑鼻，与佛跳墙相比的确欠一点含蓄。真正的佛跳墙，在煨制过程中几乎没有香味冒出，反而在煨成开坛之时，只需略略掀开荷叶，便有酒香扑鼻，直入心脾。盛出来汤浓色褐，却厚而不腻。食时酒香与各种香气混合，香飘四座，烂而不腐，口味无穷。

       鸡汤氽海蚌：鸡汤氽海蚌是一道福建的汉族特色名菜，属闽菜。使用漳港海蚌、鸡肉作为主料，配以牛肉猪里脊肉等辅料制作而成的美食。以鲜活海蚌为原料，氽以滚热的鸡汤而成，口味咸鲜味。

       食材：主料：鸡汤氽海蚌所选用的海蚌，为福州长乐出产的漳港海蚌。壳体略呈三角形，壳长通常有7～9厘米，壳顶在中央稍偏前方，腹缘圆形，体高为体长的4/5，体宽为体长的1/2。壳厚，壳表光洁，生长轮脉明显,壳顶呈淡紫色,其余部分呈米黄色或灰白色。广泛分布于印度-太平洋海域浅滩。其个体较大，肉质脆嫩，味甘美，具有很高的营养和食用价值，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名贵贝类；鸡肉。辅料：牛肉(肥瘦) 、猪里脊肉；调料：盐、料酒。

       历史文化：海蚌是我国海产品中的珍品，肉质脆嫩，色白透明，在淡海水文汇处的海水的沙中生长，壳薄，略呈三角形，以福建省长乐市漳港品质最佳。鸡汤氽海蚌是以鲜活海蚌为原料，氽以滚热的鸡汤而成。

       淡糟香螺片：淡糟香螺片，福州市汉族传统名菜，属闽菜系，雪白的螺片淡妆着殷红的糟汁，舒展似花，令人叹为观止。将香螺肉尾部切除，切成大小均匀的薄片，放入热水中氽一下捞起。将冬笋片下锅过油后捞起，将蒜米、姜末下锅煸香，再放入香糟略煸，随即加入花菇和过油香菇片，倒入用上汤、味精、白酱油、芝麻油、湿淀粉调成的卤汁烧沸芡匀，放入氽好的螺片，翻炒即成。雪白的螺片配上殷红的糟汁，脆嫩鲜爽，馨香淳美。本品是福州独具地方特色的名菜，亦为闽菜中著名的刀工菜之一，雪白的螺片淡妆着殷红的糟汁，舒展似花，令人叹为观止。

       荔枝肉：荔枝肉是福建省福州、莆田等地汉族传统名菜，属于闽菜。已有二三百年历史。因原料中有白色的荸荠和切成十字花刀的猪肉，烹调后因外形型似荔枝而得名。制法是将猪瘦肉剞上十字花刀，切成斜形块，因剞的深度、宽度均匀恰当，炸后卷缩成荔枝形，佐以番茄酱、香醋、白糖、酱油等调料即成。荔枝肉已有二三百年历史。因原料中有白色的荸荠和切成十字花刀的猪肉，烹调后皆似荔枝而得名。荔枝肉独具闽菜特点，味道酸甜可口。

       醉糟鸡：醉糟鸡是福建福州地区汉族传统名菜之一，属于闽菜-福州菜。是将肥母鸡加红糟煮熟、醉糟而成。色泽淡红，骨酥脆，肉软嫩，味道醇香，食之不腻。以红糟作配料烹制菜肴，是福州菜的一大特色。红糟具有防腐去腥，增加香味、鲜味和调色的作用。用于菜肴上的有枪糟、拉糟、煎糟、红糟、醉糟、爆糟等十几种烹调方法。尤以传统名菜“糟炒香螺片”、“醉糟鸡”最负盛名。
       原料：肥壮净嫩母鸡、白萝卜、辣椒，红糟、五香粉、白糖、绍酒、高粱酒、精盐、白醋、味精、鸡汤。

       特点：色泽淡红，骨酥脆，肉软嫩，味道醇香，食之不腻。

       二、福州五碗代表：太极芋泥、锅边糊、肉丸、鱼丸、肉燕。

       太极芋泥：芋泥也叫芋茸，是福建省闽菜中的汉族传统甜食之一，以芋头煮熟捣烂加红枣、樱桃、瓜子仁、冬瓜糖、白糖、桂花和熟猪油等辅料制成。福建东部沿海地区有做芋泥的习俗。芋泥常作为福州宴席上的压轴甜点推出。其中又尤以福鼎的八宝芋泥最为地道。它的盛名与其选材密切相关。福鼎八宝芋泥选材自福鼎土特产——省名牌农产品福鼎芋。福鼎芋以其个大、质松、味香而闻名，是制作八宝芋泥之上品。在福建一些地区，芋泥也会用作食物的馅料。用芋头烹制的芋泥，以独特的味道而脍炙人口。原料可选：竹芋、红芋、猴头芋等，但以槟榔芋最佳。将芋头蒸熟，去皮碾压为泥，拌上猪油、白糖、香料、芝麻等在旺火热锅上翻搅均匀后装入盆中，并用红枣、山揸熟莲子、冬瓜糖等在芋泥面上装饰太极图案，淋上一层熟猪油，上笼用旺火蒸熟透即可上席。芋泥中的上品称为“太极芋泥”和“八宝芋泥”。由于猪油蒙盖，制成后貌似冷食，实则热食。在酒宴上常在收席前做为甜点推出。福建东部沿海地区皆有做芋泥的习俗。其中尤以福州芋泥最为有名，是福州地区典型的甜食。此菜香郁甜润，细腻可后，是闽菜的传统甜食之一。每当宴席接近尾声时，上的最后一道“压轴”菜，通常都是芋泥。

       锅边糊：鼎边糊（又称锅边糊），福建福州汉族著名佳点，风味小吃，与肉饼等配食，为当地早点佳品，一直流传到海南、台湾等地。是用大米加清水磨成浓浆，摊在锅边，半熟后铲入正在熬煎的汤中，煮制而成。锅边糊简称鼎边糊或料棵，福州人都叫鼎边糊，是福州的大众小吃，如果佐以蛎饼，更加可口。
       锅边糊始于何时，无从查考。有说古时有一家主妇磨了米浆准备蒸九重粿，临时来了客人，家里煮的饭不够吃，主妇灵机一动，在烧着菜的锅边绕烙米浆，既做菜又当饭，客人吃得甚满意，赞扬一番。不久这种吃法在福州传开，各家争相仿效，时久成俗，如今几乎所有福州小食店都经营锅边糊，几乎所在家庭主妇都会做锅边糊，几乎所有福州人无人没吃过锅边糊。
       福州风味小吃丰富多样，其中鼎边糊（又称锅边糊）已成为福州著名的风味小吃，成为福州地方的一种特殊标志。凡在福州生长或长期客居福州的人无不爱吃。离乡旅居海外的福州人在异国他乡一听见“鼎边糊”三字，也会感到好象亲眼看到了家乡的“倩影”，成为恋祖爱乡的风味小吃。
       锅边糊(鼎边糊)是用蚬子汁为汤，在锅里烧开取其鲜味，再把磨好的米浆沿着锅边一圈浇过去，米浆在锅边烫成干皮后用锅铲刮到汤里，加芹菜、葱、虾皮、香菇等作佐料，烧开后起锅就是一盆滚烫的“锅边糊”了。锅边糊，在铁锅里盛上蚬子、香菇、虾皮、葱、黄花菜等配料熬成的清汤，待铁锅上方四周烤热，将预先备好的浓米浆均匀浇铁锅内缘四周，烘干后铲入汤中，稍煮片刻即成。刚出锅的鼎边糊白脆薄润，汤清不糊，食之细腻爽滑，清香可口。

       传统的福州人家几乎家家都会做鼎边糊，每到中国农历立夏时节，福州市民与郊区的农民都要做鼎边糊“做夏”。因为立夏已进入农忙旺季，这一天煮鼎边糊，不仅是一家人吃饱吃好然后下田劳动，还要互赠左邻右舍一起品尝。像涮鼎边糊一样，“一纹（涮）就熟”，借以联络感情。

       来历故事：1961年，朱德元帅在福州品尝鼎边糊时说，这么简单的原料，这么简便的制作，这么简化的吃法，却有这么吸引人的魅力，真叫人难以忘怀。清代郑东廓所著《福州风土诗》写道：“栀子花开燕初雏，余寒立夏尚堪虑，明目碗糕强足笋，旧蛏买煮锅边糊”，由此可以看出，锅边糊这道小吃在福州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说起鼎边糊的来历，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明朝嘉靖年间，福州沿海城乡常遭倭寇骚扰，戚继光带兵入闽剿倭寇，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与欢迎，老百姓经常送粮送食犒劳戚家军。有一天，戚家军到了福州南郊，当地乡民摆下八仙桌，主动送来大米、鱼肉、香菇、虾皮等，准备热热闹闹地招待凯旋的战士们。就在此时，又有一股倭寇袭击，戚继光问清情况，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歼灭敌寇。老百姓一听着急了，无论如何也要让战士们吃了饭再去打仗。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将大米磨成浆，肉丝、蚬子、金针、木耳、蛏干、干贝等一股脑混煮成清汤，涮米浆于锅边，不消一刻钟，一锅又一锅的鼎边糊就出来了。众将士吃饱后奋勇上阵，把倭寇全部消灭。 “过夏”吃鼎边糊，缅怀民族英雄，也有着爱国主义的内涵。

       木金肉丸：木金肉丸是福建省传统的汉族名菜，属于闽菜系。1910年由姚木金采用芋头、薯粉、猪肉、红枣、芝麻、红糖等为原料，加工成一粒粒蒸熟的肉丸。每粒包有甜咸可口的肉馅，由于他家住在城内后街澳门路营房里口，地方比较偏僻，故每日雇佣流动摊贩头顶着小甑子，沿街叫卖“木金肉丸真好吃”，路人争相购买。他还想方设法改变口味，做出了甜中带咸、咸甜适口、别具一格的木金阃馅肉丸。这种肉丸，晶莹透亮，如琥珀，似玛瑙，气味芬香，味道清纯，脆韧耐嚼，具有独特风味。此时的木金肉丸，除在城内鼓楼区大量销售外，许多小贩还贩运到台江商业区、仓山文化区以及郊区叫卖。不少名厨和菜馆也向他定购这种肉丸作为酒席上的点心。

       木金肉丸以如此受人喜爱，主要是质量上乘。首先是选料严格：白芋头是制作肉丸的主要原料，要选用闽侯尚干出产的，蒸熟后肉质软绵爽润；菇粉要选用闽清或罗源产的，洁白、不含杂质；红糖要选用新洲产的，清甜、纯净；豉（酱）油要选用口味鲜美醇厚、气味芬香的。此外，还要选用颗粒饱满、新鲜的芝麻和红枣，板厚精白的肥肉，上海的名牌味精，德国产的食用色素。其次，配方要符合卫生要求，又气味芬香、味道可口，食后能令人齿颊留香。产品外观要色泽鲜艳、晶莹透亮，既能使人赏心悦目，又能诱人食欲，食不粘牙，外壳脆而韧。

       姚木金在工艺操作上能做到精工细作，一丝不苟。外壳皮的制作，先要将白芋头去皮，刨成粗细均匀的芋丝；将菇粉3公斤研成细末，取其中半公斤，用沸水冲成熟浆；红糖3公斤，加水熬成糖浆；将10公斤芋丝投入锅内，加熟浆、红糖液搅动，再投入余下的生菇粉，加适量五香粉和金黄食用色素，加水搅拌均匀，放置一夜，让其出胶。制馅，要先将肥肉切成0.5厘米的小方块，再将红枣去核切碎，将芝麻炒熟，然后将三者混合，掺上白糖、豉油、卤汁、味精等，搅拌均匀后放置一夜，让五味互相渗透。第二天，先将面料舀入小碟，在中间留出空位，将馅料嵌入，用面抹严封密，再一块块摆入铺有经生油水浸过的荷叶蒸笼内蒸熟。这样繁杂的工艺流程，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创名牌的意识是办不到的。姚木金一生勤劳，终于创出了名牌。

       永和鱼丸：永和鱼丸是福建一带的汉族风味名菜，属于闽菜系。永和鱼丸店创建于1934年，是福建福州市现存最老的鱼丸品牌，2001年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
       鱼丸最早出现于秦朝江浙一带。秦始皇云游江南到了湖州，喜爱鱼米之乡的鲜鱼，但鱼肉剌多，吃起来极为不便，便下一道谕旨，要求随行厨子送上的鱼必须将鱼剌剔净，否则斩首。厨子前思后想不得要领，气急之下，抡起刀背猛砸砧板上的鲜鱼，没想到歪打正着，鱼肉与鱼骨竟截然离析。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种剔骨法让厨子惊喜不已。他灵机一动，索性将鱼肉剁成稀泥，然后包上鲜猪肉馅，团成一粒粒丸子，煮汤送上。这种吃法，深得秦始皇欢心，从此鱼丸便在南方流传开来。
       永和鱼丸创始人是三坊七巷人氏，叫刘二弟（大名刘必松）。上世纪20年代，刘二弟跨过海峡到台湾，在永和市一家小食店里落脚，以自己娴熟的打鱼丸技艺，为店老板打工。由于他所制的鱼丸有鱼香味而没有鱼的腥味，大受当地人的欢迎。该店营业额因此剧增，让老板发了一笔财。刘二弟省吃俭用，也积攒了一些钱，掘得第一桶金。上世纪30年代初，刘二弟回到福州，他做了一担鱼丸担，每天挑着自制的鱼丸，敲着叮当作响的碗匙，在三坊七巷中叫卖。不多久，街坊里巷住户一听碗匙声音，就知道“鱼丸二”来了。于是，纷纷走出家门品尝他的鱼丸。人们认识了刘二弟，也认识了他做的鱼丸。鱼丸分为鲨鱼丸和鳗鱼丸两种，汤里加入胡椒粉，味道独特。

       同利肉燕：在福州僻街小巷，听到一串有节奏的“嗒、嗒”之声，循声而去，就可寻及燕皮店。不过，要买正宗上好的燕皮，还得到福州南后街澳门路3号的同利肉燕老铺，正所谓“百年同利，中华燕皮”。

       同利肉燕是福建福州一带的汉族传统名吃，属于闽菜系。同利肉燕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严格遵照祖方，选用猪后腿的精肉，配以上好的番薯粉，通过精细复杂的工序手工打制而成。圆头散尾，形同飞燕，入眼如润玉翡翠，入口则滑嫩清脆，其口感和形状均不同于馄饨。因此，在福州有“同利肉燕，百吃不厌”之说。肉燕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燕子意味着家业兴旺、团圆，所以逢年过节和亲友、朋友聚会一定都会吃肉燕，因此，福州又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之说。肉燕还是思乡菜，福州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能吃到肉燕就仿佛回到了故乡，所以肉燕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特别受欢迎。

       同利肉燕老铺创始于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至今已传承五代，历经三朝，是福州一家创业一百三十多年制售燕皮的“中华老字号”。听已执掌“同利”的陈君凡说，他的父亲，第三代传人陈存谈，现年七十多岁，是从十二岁时开始打制燕皮，至今已有六十多年。
       肉燕是福州特产中的精品，堪称举国无双，神州一绝。“同利扁肉燕，人人吃不厌”是陈君凡挂在嘴边的广告词。此说在福州街头巷尾流传。

       相传，早在明朝嘉靖年间，福建浦城县有位告老还乡的御史大人，家居山区，吃多了山珍便觉流于平淡。于是，他家厨师取猪腿的瘦肉，用木棒打成肉泥，掺上适量的蕃薯粉，擀成纸片般薄，切成三寸见方的小块，包上肉馅，做成扁食，煮熟配汤吃。御史大人吃在嘴里只觉滑嫩清脆，淳香沁人，连呼“大妙”，忙问是什么点心，那厨师因其形如飞燕而信口说“扁肉燕”。后扁肉燕与鸭蛋共煮，因福州话里鸭蛋与“压乱”、“压浪”谐音，寓意“太平”，而又有“太平燕”之说。
       “太平燕”是福州的一道著名地方风味小吃，也是福州风俗中的喜庆名菜。福州人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亲友聚别，必吃“太平燕”，即取其“太平”、“平安”之吉利，故“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肉燕亦由此成为馈赠佳品，为福州人包括海外乡亲所衷情。
       百余年间，陈家严守祖训打制燕皮，猪肉必选后腿的精肉，配以上好的蕃薯粉，肉粉配比恰到好处；通过精细复杂的工序手工打制而成，薄如白纸，其色如玉，口感软嫩，韧而有劲。同时，“同利”一贯遵循薄利多销原则，节日与平日同价。正是这近于“迂腐”的生意经，使得老铺盛名于世，燕皮远销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一带。

       三、风味小吃：当地的风味小吃有鱼丸、拌面、肉燕、虾酥、蛎饼、光饼、鼎边糊、春卷、炒粉、福州线面等数十余种。
       福州春卷：福州春卷，历史悠久，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相传宋朝年间，有一个书生名叫陈皓，年方十八，材貌出众。他有一个非常聪明、贤慧、漂亮的妻子，叫阿玉。两人你敬我爱，情投意合。陈皓有志气，有抱负，读书专心致志，常常日以继夜，通宵达旦。贤惠的阿玉眼看着自己丈夫消瘦下去，心里好不难受。为了照顾陈皓，她总是伴随着他起五更，睡半夜，每餐给他送去香美可口的饭菜。但陈皓读书实在太专心了，经常总是忘记了吃，阿玉只好拿去热了一次又一次。阿玉想：老这样下去，丈夫的身体累垮了，怎么好啊！她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阿玉用米磨成粉，制成皮，包上肉和菜，加上佐料作为馅，然后用油一炸，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好啊!既能当饭，又能当莱，既省时间，吃起来也方便。陈皓从心里感激贤惠的妻子对自己的体贴关怀，从此他餐餐吃得香，吃得饱，读书的劲头更足了。不久，陈皓进京赶考，一路上除了带去应试的用品外，携带的干粮，就是妻子特地给他制作的这种食品。三场试毕，陈皓得中头名状元。红榜一出，他高兴得把自己带来的干粮送给考官先生品尝。先生一吃，赞不绝口，便问陈皓是从哪家名师的饭铺里买的。陈皓笑着告诉他，是自己的妻子做的。先生一听，诗兴大发，顿时写诗作文，一时纷纷传闻，并称这干粮为“春卷”。从此，福州春卷名声大振，后来竟成了地方官吏向皇帝进贡的上等礼品。

       主要食材：米粉、蔬菜、肉。

       捞化：是福建福州著名的汉族小吃，享誉中外。福州本地的小吃很多，细数不下数十种。捞化”其实应该叫捞米粉，那米粉是原产莆田的“兴化米粉”，很细很细的细米粉，一捞就熟，故俗称“捞兴化”，后顺口简称“捞化”。捞化，作为福州的大众美食，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吃的。能经历这么多年依然这么受欢迎，自然有它过人之处。捞化虽然好吃，但做法非常简单，可以用英文的“Simple yet Beautiful (简者美)”一词来形容。

       米粿：用一种俗名叫“大稻”的大米做成。“大稻”粒圆，外形有点像珍珠米，其黏性介于普通大米和糯米之间。在屏南，有句俗话：种田人家三样米都要有，即糯米、“大稻”和“早米”（即普通大米）。糯米做糍粑，重阳、冬至、年夜饭和酒席少不了；“大稻”做米粿，除了腊月的年粿以外，冬春时节还有人用鼠曲草加“大稻”做鼠曲粿；“早米”主要供平日熬粥煮饭之用。
       准备做米粿之前，要先拿些豆萁来烧成灰，接着用沸水浇沃，沉淀后得到碱水。然后把适量（刚好一臼）的“大稻”放在碱水中浸泡一段时间，再放入沸水中稍微煮一煮，等煮好后捞起来沥干，倒入洗好的石臼用臼棰（状如镐头而较为壮硕）筑几遍，用手掰成小块，放在饭甑里蒸熟了，再倒进石臼去舂。

       舂粿类似于某些地方的打年糕。舂糍容易舂粿难，若是舂糍，一个人舂一臼还绰绰有余；而若是舂粿，则非叫上两三个壮汉不可。因为糍粑越舂越细越柔软，比较省力；而米粿越舂越细越劲韧，比较费力。因此舂粿的时候，几个壮汉要轮番上阵，一人抡上十几二十棰。如此车轮战术，才能将一臼米粿舂细。

       舂好的米粿蘸点白糖或者酱油即可食用，但是年粿主要不是即做即食，而是要将它做成各种形状加以保存，等到来客人的时候拿出来煮成下酒菜招待客人。米粿的形状多种多样，有做成圆柱形的，有印成橄榄形的，有印成满月形的，还有做成乌龟形的。孩子们因为好奇，还会请求大人把米粿做成各种动物，形状各异，全凭兴致。

       做好的米粿要先放在竹匾上晾干，但是晾久了又会开裂，所以如果要储存较长时间，晾干后就必须浸泡在清水里，水必须常常换一换，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味和口感。吃的时候，捞几块上来，或炒或煮，或甜或咸。

       光饼：汉族特色小吃，是福建省地方食品，福州、建瓯、顺昌、尤溪(梅仙)等地最受喜爱的传统饼类食品之一。光饼用面粉加少许食盐烘制而成的饼类食物，直径约6厘米，中间带有穿孔，食之香脆可口。光饼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改盐为糖，形状也比咸饼大一倍，被称为“征东饼”。但无论“光饼”还是“征东”饼，其名均与戚继光入闽抗倭的传说有关。福州人每逢祖先祭日与每年清明节扫墓时，在众多的供品中都少不了“光饼”，它成了人们怀亲念祖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

      在河南固始也有一种炭火烧烤的“火烧馍”（“烙馍”）。它是将面团和好、切块、搓圆压扁，然后刷水贴在炭炉烧烤。有甜的、有咸的、有不甜也不咸的，外观、色泽、大小都与福州光饼一模一样，只是少了饼中心用以穿线的那个孔。唐代固始隶属光州，中原南迁的福州人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光州固始。可以推断，自从唐末王溯、王审知兄弟入主闽都开始，福州便有了“火烧馍”（“烙馍”），因来自光州固始而称“光饼”。“光饼”是福州传统名点，古时，福州书生晋京赶考，也往往身带“光饼”作为旅途充饥之物，由于它便于携带、便于就食、便于保存，故成了物美价廉的“三便干粮”。

       从历史而言，制作简易的“光饼”在前，即所谓戚继光将军下令赶制的行军杀倭的干粮。从“光”字而解，既指饼形、色泽的特征，当然也包含传自光州固始及也含有纪念戚将军的“光”，饮食文化的内涵丰富深湛，很有历史风采。相传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民族英雄戚继光率军入闽追歼倭寇，不想连日阴雨，军中不能举灶，戚继光便命烤制一种最简单的小饼，用麻绳串起挂在将士身上充当干粮，大大方便了作战歼敌。后人感念戚公，便把这种小饼叫作“光饼”。

       历史溯源：光饼的历史，还得从戚继光抗倭说起。据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率军入闽追歼倭寇，连日阴雨，军中不能开伙，戚继光便下令烤制一种最简单的小饼，用麻绳串起挂在将士身上充当干粮。

       还有一种起源说是闽东南民众为戚继光的军队预备的干粮。但关于这种说法，浙江慈溪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传说却能提供一点佐证。据说，戚继光率领士兵追杀捕剿倭寇，贵在用兵神速，但行军过程中，架锅烧饭拖延不少时间，戚继光又想不出其他的好法子。有一次，行军至慈溪龙山东门外，一老农为戚家军献上许多中间小孔、外置芝麻的咸饼以作慰劳，并对戚继光说，这饼光光的，用绳子穿上带在身边，饿时即可充饥。消息传开后，沿海各地的百姓争相为军队做光饼。光饼名称从此流传开来。由于助戚家军平倭有功，据说明嘉靖帝赐名曰“继光饼”。也因为该饼略带咸味，又称咸光饼。

       另有一种说法是，戚继光解放了被倭寇关押的百姓后，把自己的干粮分给百姓充饥，于是百姓称之为“继光饼”。

       光饼深受福州人的喜爱。古代文人喜吃光饼，那些进京赶考的举子路过福州时，都要买许多光饼用作途中干粮，久而久之，吃了多少光饼就成了衡量举子们用功程度的代名词。。有将炒干的海苔菜夹在饼中再加上酸辣佐料的苔菜饼，有将芥菜心夹在饼里的辣菜饼，还有将米粉肉夹在饼里的夹肉饼等等。以前光饼属于街头小吃，不登大雅之堂，如今福州人宴桌也摆上了光饼。福州人在请远方客人品尝光饼时，都要自豪地给客人介绍光饼的传说。从前，光饼都是百姓吃用，登不得大雅之堂。可能是风水轮流转吧，如今福州的大酒楼、大酒店，也把光饼切个蛤口，夹上糟肉、粉蒸肉、雪里红、苔菜，浇点醋蒜汁，当作酒席上的一道特色点心待客。谁也不曾想到，光饼还有今日这等的风光。

       蛎饼（diā-biàng福州方言）：又叫海蛎饼，福建福州汉族传统风小吃，具有浓郁的福州味，与众不同，名闻遐迩，魅力所在。圆形，色呈金黄，壳酥香，馅鲜美，可单独食用。福州人大多把蛎饼做早点下粥小菜，特别是蛎饼配吃鼎边糊，一干一稀，风味佳美。用大米和黄豆粉将海蛎肉、猪瘦肉、芹菜馅包起来炸制而成。成品为圆形，色呈金黄，壳酥香，馅鲜美，味荤。福州人大多把蛎饼做下粥小菜，若与鼎边糊同吃则味道更好。在福州的大街小巷的小食摊上均有蛎饼这种点心。

       海蛎饼都是福建人从小到大百吃不腻的美味，海蛎大名牡蛎，又名蛎黄或蚝(蠔)、蚵，属贝类动物，纯雄无雌，故得状名（牡即公的意思）。海蛎饼外酥里嫩，香气四溢，荤素搭配。极大的乐趣就在吃到里面唯一的一只海蛎的时候，如果运气好，碰到老板粗心，多放了一只海蛎在里面，就仿佛占了大便宜一样高兴。

       蛎饼的传说：传说清初有一位年青人，继承父业在闹市设摊卖早点，他虽然勤劳，但生意清淡，只能糊口，不能成亲．他朝思暮想，如何才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成家立业，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位白发老人对他说：你的后运好！他急问：好运向何处求？老人不答不理，飘然而去，他追赶不上，这时只见天上月白云清清，星星闪闪，他看了出神，接着月亮下沉，黄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霞光万道．醒来却是一场梦．后来，他从梦中悟出了奥妙，就用米豆为原料磨成浆，把似明月般的蛎饼放在油中炸。饼在油中翻滚，似在彩云之间，熊熊火焰犹似霞光万丈；蛎饼熟时呈金黄，好比金黄色太阳、这就是由月亮到太阳的蛎饼制作来历．开市之时，顾客尝了，拍手叫好．于是生意兴隆，发家致富，后人争相仿效，一直流传至今。

       美食用料：海蛎饼用料讲究，将浸泡后的大米、黄豆磨成浆，主料是一定要用海蛎的。将稀稠得当的米浆，舀到特制的长铁篦上，在其中放用猪瘦肉、芹菜等调好的馅，外加一只牡蛎，再浇些米浆，把它盖满封密，然后放入油锅中炸，直到两面焦黄，即可捞起。因为加了海蛎，所以出锅的蛎饼鲜香扑鼻、外酥内嫩、油而不腻。还有一种贫民蛎饼，用料简单，没有海蛎，用的是虾米、韭菜、萝卜丝、菜干，小时候外婆就做过，我喜欢吃萝卜丝和菜干的。有海蛎和没有海蛎的蛎饼，一眼就看得出来，有海蛎的要更丰腴、更大一些，当然价格上也会毫不客气地贵出一倍。

       旧时蛎饼做法，很是辛苦，往往早上天微亮，一家人就得起床，将头天晚上浸的大米、黄豆从水平捞起，然后套起石磨，用水将石磨清洗干净。石磨磨米须得两人，因石磨眼小，需要一人推磨，一人不停往磨眼添水添米，数九寒天，也不例外，添水之人，往往冻得跳脚搓手。米浆磨成，盛在一大铁盆或瓦缸中。将海蛎肉、猪瘦肉、小葱、韭菜（也有用白菜或紫菜）调成馅。浆和馅分列油锅两侧，油锅上架一密眼铁架，炸制蛎饼的人，左右各握一特制长柄瓢勺，左勺勺浆将右勺勺底铺满，铺上馅，再盖上米浆，伸右勺入沸油锅，炸至金黄，捞起放在铁架，食者自取。

       虾酥：虾酥，福建福州汉族风味小吃。用虾肉，马蹄，葱，面粉等材料加在一起，再用腐竹皮包起来揉成细长条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用油炸成金黄色即可。食物原料：大米、黄豆、河虾、韭菜。盐、五香粉、植物油。制作方法：1、大米、黄豆分别淘洗干净，放清水中浸泡2小时，磨成浓浆；虾洗净，剪去长须；韭菜洗净，切碎。2、浓浆盛入大盆中，加入韭菜碎、盐、五香粉拌匀成虾酥浆料。3、锅内倒入植物油，放进两把长柄铁勺烧热，取一把铁勺，在勺底放2只河虾，舀入一汤勺浆料盖在河虾上，中间拨开一个洞，放入油锅中炸制；再取另一把铁勺，重复以上操作，炸至虾酥两面呈金黄色，浮出油面，捞出沥干油即可。

       菜头粿：菜头粿即萝卜糕。菜头系萝卜俗名，菜头粿是潮汕地方汉族年糕的一种，每逢过年时节，各家各户都有蒸制。制作时先将萝卜刮去粗皮，刨成丝，下鼎锅炒软，加入腊肠粒、虾米粒、香菇粒、芹菜粒，和入适量味精、精盐、胡椒粉，同米浆、薯粉拌匀，然后入蒸笼内（先用布垫于笼底）蒸熟，以筷子插入不粘为熟。又法：萝卜丝不经炒过，直接拌入大米粉及其他配料，以水调匀再入蒸笼蒸熟。食用时将菜头粿切块，下平底锅用油煎至呈金黄色即成。菜头粿外酥内嫩，味道清香而不甜腻。吃法：菜头粿切片，锅里放油，油热放入菜头粿，煎至微黄翻面，再煎至微黄即可，蘸辣椒酱风味更佳！

       马蹄糕：马蹄糕是一种广东，福州及闽南地区的汉族传统甜点名吃之一。以糖水拌合荸荠粉蒸制而成。荸荠，粤语别称马蹄，故名。其色茶黄，呈半透明，可折而不裂，撅而不断，软、滑、爽、韧兼备，味极香甜。
马蹄糕口感甜蜜，入口即化；夏季蚊虫比较多，吃完马蹄糕极容易被蚊虫叮咬，建议品尝美食后建议不要外出，以免被蚊虫叮咬,在室内做好防蚊虫措施。

       饮食文化：最早的马蹄糕是用几样简单的材料做出来的，这些马蹄糕是古老宗教神话与奇迹式迷信的象征。早期的经贸路线使异国香料由远东向北输入，坚果、花露水、柑橘类水果、枣子与无花果从中东引进，甘蔗则从东方国家与南方国家进口。在欧洲黑暗时代，这些珍奇的原料只有僧侣与贵族才能拥有，而他们的糕点创作则是蜂蜜姜饼以及扁平硬饼干之类的东西。慢慢地，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西方国家的饮食习惯也跟着彻底地改变。从十字军东征返家的士兵和阿拉伯商人，把香料的运用和中东的食谱散播开来。在中欧几个主要的商业重镇，烘焙师傅的同业公会也组织了起来。而在中世纪末，香料已被欧洲各地的富有人家广为使用，更增进了想象力丰富的糕点烘焙技术。等到坚果和糖大肆流行时，杏仁糖泥也跟着大众化起来，这种杏仁糖泥是用木雕的凸版模子烤出来的，而模子上的图案则与宗教训诫多有关联。马蹄糕最早起源于西方，后来才慢慢的传入中国。

　　福州红年糕：年糕，从其以“年”字为首，便知是中国过农历新年常用的小吃之一。神州广大，东西南北地也因此有了各式各样的年糕。福州红年糕，是用粘性较大的大米水磨成浆，滤成半稀半干，加红糖浆搅拌，用手使劲揉成韧性后，放在圆形的蒸笼里炊熟做成的。她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吉祥物——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生活“一年更比一年高”的美好愿望。在春节时，当地人也盛行炊发糕，发糕是用麦类磨粉掺入适量水和糖加发酵粉用手揉成富有韧性，待糕团发酵时，放在蒸笼上炊，炊法与炊年糕相似，讲究的人家在发糕上面抹上一层红色，安上几粒红枣，撒些麻油，炊出来的发糕，味美香甜，当地人称之为“炊发糕”，寓意发家致富，大吉大利，节日里与年糕同时搭配食用。每年除夕之夜，一家人团圆的年夜饭餐桌上，少不了一盆油煎的年糕或发糕。

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刘家大院

       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光禄坊，有座老宅子占据了光禄坊的半条街，这座宅子就是著名的“刘家大院”。刘家大院在光禄坊北侧，从西到东。西为早题巷，东是道南祠，南临光禄坊大街，北靠大光里，总面积4532平方米，分别为28号、30号、32号、34号（旧10-13号），老福州人似乎更习惯称之为“刘家大院”。刘家大院的主人祖籍河北大名府龙山镇，明宣德年间迁到福州，到十三代刘照时，刘家于此购房居住。

       刘家大院东起道南祠（今鼓三小），西至早题巷，南临光禄坊，北与大光里何振岱故居相邻，占地5000多平方米，现存4000多平方米，是三坊七巷最大的单姓宅第，号称“刘半街”。

       刘家大院是龙山“电光刘”刘氏家族的产业，是当时福州城内的豪宅之一。刘家四座院宅皆坐北朝南，四面风火高墙，双坡屋顶，院墙檐下有彩色灰塑的花边纹饰。每座临街皆有双重错位石框大门，古朴凝重。入大门，三面环廊，中为天井。登天井的石阶即为大座，面阔五间，中为前厅，旁为厢房。进深七柱，减柱穿斗式木构架。从前厅过边门到后厅堂和后厢房。接着是后天井，到二进。二进、三进、四进的布局基本相同。四座院宅之间隔墙相邻，有小门相通。共有12间大厅，48间厢房，6座花厅，3口鱼池，3座假山，6处亭阁，还有门头房、粮库、闺阁、藏书楼、观音阁、佛堂等。大院的建筑材料全部经过精选和特殊加工。围墙高达6米，墙砖坚牢耐火。铺地青石板平整光滑，长3米以上，宽0.6米以上的达300多条。长3.3米的抱围大木柱有100多根。青石柱础上精雕细刻着八骏马等图案。40多间大小厢房的门扇、窗门、窗棂、壁扇、花隔等，皆为楠木。院内的家具皆为红木精制。最东端的28号厅堂用南瓜悬钟，悬钟前兽嘴衔封板，刻夔龙回纹，卷棚梁上施斗拱替木;厢房楠木窗刻着花纹，襻间用卷书斗拱等，精致之极。

　　东头的28号、30号，还有28号的花厅，清初原是著名画家许友的故居，名“ 米友堂 ”。许友(1615—1663)，明崇祯廪生，著有《米友堂集》传世。诗书画皆绝，生平钦慕宋代米芾书法，称其书房为“米友堂”。有“紫藤花庵”、“岸船斋”、“樵歇斋”、“君到轩”、“见山轩”等诸胜。福建布政使周亮工与许友友善，因周贪污入狱，许友受牵连，家道中落，把“米友堂”卖了。清乾隆、嘉庆年间，被龙山刘氏第十三世刘照和他的儿子刘家镇购买。道光、同治年间，为刘家镇的侄儿刘齐衢、刘齐衔继承。今为“社区博物馆中心展馆”。

　　西头的32号、34号两座还有34号的花厅，原是清康熙进士、内阁中书林佶的“朴学斋”，也为刘家镇所有。两座各有两重错位的石门框。进石门框为门头房、插屏门、前天井到大座，面阔5间，进深7柱。二进、三进的格局与一进相似。34号一进的大堂上高挂横匾“安宠花龄”。另有多副楹联，如：“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庭列钟彝筍传祖绶，文悬日月字动烟霞”等。二进大堂上高挂“春晖寸草”横匾，两边有楹联曰：“行仁义事，存忠孝心。”三进有清末代帝师陈宝琛亲书横匾“朴学斋”。另有林则徐的楹联：“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林佶的自撰联曰：“敷文华以经国典，逸骐骥而超天风。”陈宝琛的联曰：“立脚怕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等。花厅在34号之西，也有三进。有木构楼阁，称“志在楼”。林佶自记云：“吾师尧峰先生赠诗有‘区区朴学待君传’句，因以名斋。中有‘志在楼’、‘栖鹤巢’、‘陶舫’等。”林则徐有关“陶舫”的诗曰：“银河如练桂花秋，老鹤衔来碧海筹。才子前身是明月，诗家清福付扁舟。幔亭会近笙歌沸，陶舫筵开水竹幽。一曲南飞怀自写，倚声吾欲梦黄州。” 

　　清光绪年间，曾任福建盐运使、刘齐衔的孙子刘鸿寿等筹资改建成“翄均居”。“翄均居”者，谓“诗书礼乐的场所”。大厅有匾曰：“宝气光腾”，楹联有：“名教自有乐地，经史乃是良田”;“华厦生辉三春暖，锦堂添福五世昌”等。以后刘齐衔的后人刘崇伦(俗称电光五)、刘崇乐、刘栋业、刘永业等，大多都世居在这里。

　　1992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对刘家大院挂牌保护，2005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刘家大院是整个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的“序厅”，以解读坊巷为展示主线，通过里坊制度寻根、明清建筑探微、坊巷文化传承、闽都名人追忆等主题，来集中介绍社区居民的邻里生活，多侧面辐射老福州社会生活，生动展现三坊七巷的个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社区博物馆信息中心、档案资料数据库。

       我们来福州的时候正是年节，三坊七巷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但在这个付费的展馆里参观了半天，却连人影都没有看到一个。服务人员态度超好，总是赶在我们前面把声光电设备打开，我们参观过后再关掉。聊天时才知道，到下午三点为止，门票只卖出了我们这三张。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

 

       刘家大院坐北朝南，由自东向西相连的四座清式建筑组成。现存的大院是清道光、咸丰年间刘齐衢、齐衔兄弟大规模改建后的清式构筑。院内构造基本上遵循当时的典型格局：两道石框门后，是石埕铺地、三面环廊的首进天井。经天井入前厅，厅堂阔五间，减柱造穿斗式木构架，两边正房。屏门隔开前后厅，由后厅经后天井而至二进、三井。四座大院间共墙相邻、小门相通，临街处则各建大门，每院落既可独立，又能相互通连。据统计，刘家大院原有大厅12间、厢房48间、花厅6间、假山3座、鱼池3口、亭台楼阁6处，另有藏书阁、观音阁、佛堂等。其围墙高达1.5-2丈，尤坚实耐火；长3米以上、宽0.6米的铺地石板计300多条；3米左右长的抱围大柱就有100多根；门窗户扇尽用楠木。作为显赫一方的大户，刘家住宅建筑用料考究，颇有不同凡响处。

       厅堂两侧的厢房有些意思，是北方建筑了不多见的结构......

       本次修复的刘家大院本有三落，其中西落两进、中落三进已修复，东落因为还住着人，尚未动工。另外最西侧的花园已被毁，无法复原。

       第一展厅介绍的是“里坊制”：里坊制承传于西周时期的闾里制度，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城市和乡村规划的基本单位与居住管理制度的复合体。这种制度不仅是一个营建制度,更是统治者维护专制权力的一种有效的管理制度.从城市规模形态、职能组织配置、街道空间形态和城市公共空间等四个方面论证和分析,探索里坊制度下以唐长安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形态,进而解析里坊制度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深刻影响。

       里坊的概念：里坊制的确立期，相当于春秋至汉。把全城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制在一些定时开闭的“市”中。统治者们的宫殿和衙署占有全城最有利的地位，并用城墙保护起来。“里”和“市”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全城实行宵禁。

 

       发展概况：汉代的棋盘式的街道将城市分为大小不同的方格，这是里坊制的最初形态。开始是坊市分离，规格不一。坊四周设墙，中间设十字街，每坊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坊门。市的四面也设墙，井字形街道将其分为九部分，各市临街设店。到唐代后期，在如扬州等商业城市中传统的里坊制遭到破坏。坊市结合，不再设坊墙，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演变，此外夜市也逐渐兴盛。
       里坊制的极盛时期，相当于三国至唐。三国时的曹魏都城——邺城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确的里坊制城市格局：平面呈长方形，宫殿位于城北居中，全城作棋盘式分割，居民与市场纳入这些棋盘格中组成“里”（“里”在北魏以后称为“坊”）。

 

       别具一格的窗扇......

 

       西落的建筑，一进是清代的木构梁架，民国的隔扇。那些楠木窗格扇，基本上都是利用原有的木构件。二进的青石竹节窗，还有民国的两层木楼，雕刻都很精致。两层木楼是由清建筑改建而来，一楼檐下保留有悬钟、雀替等木雕构件，二楼木雕栏杆上装饰着木雕的礼器——壶和鼎。西落的门头房原先被破坏缺失了，此次市古建所在修复设计时，根据地面挖出的遗址，恢复了西落的门头房。

       这里展示了整个三坊七巷的面貌，如果有时间驻足倾听，在大屏幕中滚动播出的宣传片，可以让你深入地了解三坊七巷的历史，及其在近代史中的辉煌。如果你能停下匆匆的脚步，一定会有所收获，至少，可以选择到自己喜爱的景点去探访历史......

       第二进大厅东西厢房介绍的是三坊七巷的建筑特色：三坊七巷的古建筑风貌主要表现在：石板深巷，青瓦粉墙。各式精雕细刻的门罩，风火墙式的多进院落，从高处俯视犹如海上层层波浪，那此起彼伏的万顷波涛既无比壮观又震撼人心。 

        从建筑空间的处理来看，三坊七巷在中轴线上的主厅堂，比北方的厅堂明显高、大、宽，与其他廊、榭等建筑形成高低错落，活泼而又极富变化的空间格局。厅堂一般是开敞式的，与天井融为一体。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了使厅堂显得高大、宽敞、开放，一般在廊轩的处理上着力，承檐的檩木，或再加一根协助承檐的檩木，都特意采用粗大的而长的优质硬木材，并用减柱造的办法，使的厅堂前无任何障碍，这在北方建筑及其他南方建筑中，都极少见到。例如宫巷林聪彝故居之轿厅以及祠庙的戏台，均是如此处理。这是福州古建筑的重要特色之一。

       三坊七巷除了在布局结构上与众不同之外，在围墙、雕饰、门面上都很有特色。

       马鞍墙：三坊七巷民宅沿袭唐末分段筑墙传统，都有高、厚砖或土筑的围墙。墙体随着木屋架的起伏做流线型，翘角伸出宅外，状似马鞍，俗称马鞍墙。墙只作外围，起承重作用全在于柱。江南建筑中，绝大多数是成90度角的直线构成的阶梯形的山墙，福州仅个别建筑有，包括福建的闽北、闽南、闽东也有存在，惟独福州三坊七巷民居的马鞍墙是曲线形的马鞍墙。一般是两侧对称，墙头和翘角皆泥塑彩绘，形成了福州古代民居独特的墙头风貌。

       雕饰：三坊七巷在建筑装饰方面最有特色的要数对门窗扇的雕饰。普通居民梁柱多不加修饰，简洁朴实，而在门窗扇雕饰上则煞费苦心。其窗棂制作之精致，镶嵌的木雕之华美，是其他省份居民难以企及的。窗饰的类型特别丰富，有卡榫式图案漏花，有纯木雕式窗扇，也有两者相间使用。可以说是江南艺术的集大成者。在卡榫式漏花中，工匠通过精心编排，构成不同的装饰效果，有直线型、曲线型、混合型--直线型疏密有致，曲线型富有动感，混合型变化多端，且各有吉祥寓意。在木雕式窗扇中，有透雕，有浮雕，题材有飞禽走兽，人物花卉，整个窗扇雕饰有对称式有不对称式。如文儒坊尤恒盛的明代古宅，在二进厢房的门窗隔扇上，透雕了较复杂的瓶花图案，花瓶寓意住居平安。涤环板上是浅浮雕的花开富贵.这些用卡榫斗拼或木材镂空精雕而成的花窗雕饰,充分显示了福建民间工匠的高超技艺。

       建筑门：三坊七巷建筑门的处理也极具特色，约有四种。一种是在前院墙正中，由石框构成的与墙同一平面的矩形师门，另一种则是两侧马鞍墙延伸作飞起的牌堵，马鞍墙夹着两面坡的屋盖形成较大的楼，像沈葆桢故居、陈承裘故居、林聪彝故居都是这种门楼。

 

 

       二进院落后面展示的是福州人的生活场景......

 

       转而走进中落三进建筑。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院墙檐下饰有彩色的灰塑。这些彩绘修复前，有的被水泥封堵。这次修复时，专门请来彩绘工匠慢慢清洗，再根据清洗出的原样来恢复。彩绘左右两侧是渔樵耕读图，有渔夫打鱼、农夫踩水车、樵夫打柴等图案。中间是主人衣锦返乡时的画面和一些生活场景，此外还绘有荷花、鲤鱼、牡丹、锦鸡等吉祥物。

       这一展厅介绍的是三坊七巷里走出的芸芸才子：从三坊七巷走出的100多位名人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在中国历史进程有过重大贡献和重大影响的，堪称历史名人，如民族英雄林则徐、黄花岗烈士林觉民，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明抗倭名将张经、船政大臣沈葆桢等。

       第二类是历史上担任过重要军政官职的人物，如宋太宰余深、国子祭酒郑穆、御史中丞陆蕴，明礼部侍郎萨琦、户部尚书林津、应天府尹陈一元、巡抚梁章钜，清台湾挂印总兵甘国宝，民国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司令蓝建枢、海军部副部长陈季良等。

       第三类是名门望族，如住在宫巷的林则徐次子林聪彝、大女婿刘齐衔，住在黄巷的清道光进士、湖北巡抚郭柏荫，五兄弟皆中举，在福州传为佳话，世称“五子登科”，解放军著名儒将郭化若是郭氏后代。住在文儒坊的陈承裘世家更为著名，六子皆中进士或举人，其祖父陈若霖，其父陈景亮，其子陈宝琛为末代帝师。

       第四类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如唐代学者黄璞，宋嘉定状元郑性之，著名诗人黄任、杨庆琛、张际亮、林昌彝，何振岱，《福建通志》总纂、“同光诗派”代表人物陈衍，当代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等。

 

 

 

       福建有名的书院......

       对面的展厅则展示的是福州的婚俗：结婚是人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这里可以让大家感受福州独特的婚俗魅力...

       “过礼”：“过礼”的第一步，是由媒人把男方的生辰八字送到女方，女方的生辰八送到男方，有些迷信的父母，自认为是对儿女的婚事负责，往往在接到红帖之后要请算命先生推算一下，看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合，如果不合；婚事就要重新考虑。“换帖”、“合八字”之后，媒人要选个好日子，带男方去“过礼”订婚。“过礼”是大事，一般嫁娶的主动者（无论男女）要向另一方送一笔重礼，一般都在事先由媒人同双方分别协商好，不能由男方（或女方）给多少算多少。

      “过礼”之后，男女双方即可商定日期。

       男方下聘礼：男方父母、媒人带着新郎去女方家订婚。男方要送聘(议定的聘金尾数必为三字。福州方言三与生谐音，象征婚后多生儿女)。喜庆十色(喜糖5斤2包、2个大猪腿、2只大鱼、2头目鱼干、线面5斤2包(线面要用大红纸包好)、红蛋若干、苹果或桔子若干、红酒2瓶、10只脚脚健全的煮熟后变红的2只大螃蠏{意为十全十美}、一对活鸡{要用三尺三的红绳将两只鸡的脚绑在一起的，得打活结哦。男方回去的时候要把母鸡带回去，这时候母鸡的两只脚用那根红绳绑好。)

       女方回礼：可备一只母鸡，以便与男方订婚送来的母鸡交换下，让男方带回一对鸡(包括对方原来送来的那只公鸡也返还)回去。有的女方家里不事先备母鸡，只是把男方送来的母鸡留下，让男方只带回公鸡去。须回送：新郎内衣一套、新郎西装一套、新郎衬衫一件。新郎男袜一双(不能是白色的袜子)、金戒指一个。其中的“袜金裤”，寓意新郎以后发展为：“活金库”。

       女方置办嫁妆：生活用品、红伞（这也是旧时讨吉利的说法，比如挡灾，辟邪）、红塑料桶：需用3尺3的红布(男方提供)包裹 (意为新娘马桶，桶内要放上红枣、花生、莲子、桂圆、瓜子，寓意早生贵子)、喜娃：一男一女娃娃一对，讨吉利的说法，多子多福之意。

       新房布置：门框两边贴对联一副，加横批（横批一般写“鸾凤和鸣”四字）门上贴大红双喜字、新房正中悬彩灯、窗户上贴剪纸的大红双喜字，四角贴剪纸的蝴蝶图案、窗户两边贴对联、墙壁四周挂字画、厨房：正门对联一副，加横批，门上贴红“喜”字、其他：所有房间门上均贴“喜”字一个

       接亲：结婚第一天，男方家要来女方家接新娘与嫁妆，也叫接亲。当新郎的婚车到女方家时，女方家要放鞭炮，放完后新郎方可进入女方家。新人在女方家里，拜见完祖先后，要吃太平面(注意：太平面的汤料必须是鸡。而且新娘要吃得慢点，最好不要比新郎吃得快)。新人吃完太平面后，带上嫁妆准备出嫁。在新人出门前，新娘家还要放鞭炮，放完后新人才可出新娘家门。新娘迈出女方家后，千万不可回头，要高高兴兴地往前走。福州女儿出嫁，一定要在上午12点到男方家。

       吃太平面：新郎到女方家时，新人一定要吃一碗太平面，新娘接到男方家里后，同样还要再吃一碗太平面。意为保平安。按福州传统，新人在见家人之前，要吃太平鸡面，新郎吃鸡头，预示着一家之主，新娘子吃鸡翅膀，鸡脚，这个要用福州话来讲，大意就是持家有方，多子多福。太平面里还有两个太平蛋，通常要吃一颗留一颗，意思为大家一起平安。　　
       铺床：福州人要男方家的长辈铺新房的床，长辈要选父母，儿女齐全的表示新人可以象这位长辈那样幸福。然后找1至2个乖巧，聪明，漂亮的小男孩到新床上打几个滚，意将来会生漂亮的男宝宝。如果喜欢生女宝宝，就找一男一女，或者直接女生来打滚好了。还得记得给每个小孩包红包。

       见长辈：下午3到4点，新人就要开始拜见祖宗，及长辈，老人和亲戚，讨红包。福州人叫“见厅”。

 

　　设酒宴：差不多5点新人们就要迎宾客。

       回门：按福州婚俗“请回门”，通常只来一天，当晚便回男方家的，叫“请赶烛”，要在烛明夜黑前返回夫家。结婚时，第一天是男方家办酒。第二天，女方家办酒，也叫办回门酒。婚后第二天是回门的日子，“请回门”时，娘家要派小舅子去接新娘，新郎要给小舅子钱，同时要对新郎进行有趣的逗乐和滑稽的调笑，作为新女婿定要以礼待人，婉转答对，避免落入的“圈套”，弄得既要受罚，又要被人取笑。然后新郎备礼品，和新娘一起往岳父母家拜见，当日需返回。

       展厅里还有福州独特的节日风俗介绍......

       走出展厅，右手边有个小小的戏台。寂寞的服务人员非要让我猜猜它的用途，还好一顿夸我“有见识”。晕......

       美丽的福州花灯，好有节日的气氛呢......



       展厅里介绍的是福州独特的手工艺场景......

 

       展厅外转角处的一面独特的墙壁。好会利用楼梯下的空间呢！喜欢！如果我家也有这样几面墙，我的书就有地方放了......

 

       楼上是未开放的区域......

       中落正厅的插屏门，是漆金团鹤图。二进天井紧靠回廊处，有一对直尺形的相对的短墙，不知是何用途。三进是民国风格的两层楼。木栏杆、门扇上刻的都是几何图案的格子，很有艺术感。楼前是超过两层楼高的百年白玉兰树。

 

       放眼下的壁画，还左右不对称呢。好像并不符合中国美学的特点.到底是沿海开放的老城市，看出这里接近西洋风俗的地方较多了。这两面墙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吧......

       在刘家大院中穿行，恍如游走于深婉的岁月脉搏。诚然，刘家大院也未能避免历史性的灾厄，四座相连中的一座早被拆毁，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更踪迹全无，再不复当年旧貌，但其余韵尚存。首先是宅院的幽深委曲，初来乍到的我几乎有如入迷宫之感：这边一道小门，那里一个转弯；一环扣一环，一屋连一屋，仿佛繁复无尽。“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情趣在此处得以诠释。

       这一展厅里介绍的是三坊七巷里的名门世家......

       在刘家大院里转悠了半天，也该介绍一下刘家了：刘家人才辈出，即有轰动一时的“兄弟同榜两进士”刘齐衢、刘齐衔（为林则徐大女婿），又有号称“电光刘”的刘崇佑、刘崇伟八兄弟，还有陈宝琛的外甥、李鸿章幼弟李昭庆的孙女婿、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何应钦内阁财政部长刘攻芸，以及曾任福建盐运使，号称“福建理财三杰”之一的刘鸿寿。

　　刘照，曾任邵武县训导、漳浦县教谕，毕生助教兴学，曾募修福州“郡学礼殿”、葺“明伦堂”，建东街“文昌祠”等，同儿子刘家镇、刘家藩等购置光禄坊“刘家大院”。

　　刘家镇，刘照长子，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举人，两试礼部，均落第，后大挑二等，补南安县学训导，称病不赴，建家庙，设经文、书算两斋，以教宗族子弟。其胞侄刘齐衢、刘齐衔皆赖其教读成才。著有《翄均居图说》等。

       刘齐衢(1813-1860)，字本枢，号绮田，闽县(今福州市区)人。父亲早亡，由其伯父刘家镇教养。刘家镇是刘家十四代，林则徐的挚友，曾创办圣功书院和凤池书院。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齐衢与弟齐衔“兄弟同榜两进士”，轰动一时。刘齐衢历知四川兴文、荣县、江津等县。江津为蜀境要冲，开支繁多，积案不少，民众苦不堪言。齐衢到任后，江津得以“少安”。然终因积劳成疾，逝于任上。
       刘齐衔(1815-1877年)，字本锐，号冰怀、又号冰如，闽县(今福州市区)人。刘齐衢之弟，林则徐大女婿。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签分户部。咸丰四年(1854年)，授湖北德安知府，深受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器重。不久，移任襄阳、汉阳两郡。同治元年(1862年)，擢陕西督粮道，旋代理布政使兼总粮台。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又升河南布政使，还曾一度署理巡抚。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以“办理不当”罪罢官，不久病逝于开封。他用二十多年为官积蓄的钱财，在宫巷购置了三座大宅院供子孙居住，还在福州北门、雷峰山、石仓、闽侯县科贡乡等地购买大片土地出租。刘家还开设德成、即成、复成典当铺和天泉钱庄。刘家通过当铺、钱庄、土地、房屋赚得了大笔收入，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刘齐衔之子刘学恂时，开始投资创办近代工业。1890年，刘学恂创办了一家糖厂，因技术落后，管理不善，不久停办。1893年，刘学恂将厂房改为仓库，囤放纸张，经营纸行，不幸遭火灾。两次失败并没有阻止刘家发展工业的尝试。1910年，刘学恂的几个留学日本的儿子与林长民等人，出资购买耀华电灯公司改名为“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刘学恂次子刘崇伟为发起人，担任公司董事兼经理，五子刘崇伦为技师长（总工程师），刘家一开始就掌握了公司的经营和技术管理权。1912年，刘家收购“福建电话公司”，成立“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曾留学日本学习电气工程的刘崇伟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随着电气、电话公司的成功，刘家又先后创办电气公司附属修理厂、精火厂、福州冰厂、福州油厂、建兴锯木厂、两家电料厂、玻璃厂等二十多家企业，成为福州首富。
       刘攻芸是中央银行总裁，何应钦内阁财政部长。刘齐衢是他的曾祖父。光绪帝师陈宝琛是他的舅舅。他也是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李昭庆的孙女婿，李国珍的丈夫。
       刘攻芸幼年曾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早年在清华学校学习，后来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欧美，主攻财政金融并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1927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29年，从清华调任中央大学，教授银行学并进行银行实践，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实权人物。1929年8月，刘为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所赏识，出任中国银行总会计。后张嘉璈被委任为央行总裁，邀请刘攻芸作为副手出任副总裁，1949年初，在国民党核心人物都准备滑脚之际，刘攻芸出任央行总裁，后又出任李宗仁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毅然挑起了这个财政破摊子。刘攻芸的晚年也是不如意的：他在台湾呆不下去，又辗转到香港；1963年，新加坡独立后，去新加坡经营矿业，做事又百般不顺，事业一败再败；于1973年，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

 

   

       刘齐衢、刘齐衔父亲早亡，由其伯父刘家镇教养。刘家镇是刘家十四代，林则徐的挚友，曾创办圣功书院和凤池书院。刘齐衔就是前几期“人文鼓楼”中提到的“刘齐衔”故居的主人公。到刘齐衔之子刘学恂时，开始投资创办近代工业。1910年，刘学恂的几个留学日本的儿子与林长民等人，出资购买耀华电灯公司改名为“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刘家一开始就掌握了公司的经营和技术管理权。因此，刘家也成为当时享誉一时的“电光刘”。

“福州的老百姓用的电灯，就是刘家带来的。”福州近代民族工业中发展最大的企业，就是福州电气公司。为了纪念刘家，老福州皆知的福州电气有限公司原址改为福建电力博物馆。据介绍，当年福州发电用的煤都是直接用船运到这里的，老福州有个说法，福州有三塔，乌塔、白塔和刘家电气公司的烟囱。

 

       转到前厅，服务人员赶着给我们开灯。哇塞，这些名人跨越时空都聚集到了刘家的厅堂里，还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啊......

       照了个人物关系表......

       对面的电子屏幕上还时不时地出现名人与你对话呢......

       好喜欢墙上这些放东西的地方呢，总是不由自主想到家里满地的书......

       名人家风家训展：共有四十位名人名家的家风家训、一块公约碑及部分族谱、对联等实物资料亮相。其中，冰心亲自为谢家家谱写的序言也将首次公开展出。

 

 

 

       展示了五代同堂的兴盛场景......

 

       看看天花板，好大的储物空间呢！不禁疑惑：这样的大户人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空间呢？是不是有其它的用处呢？比如：隔热、防雨......

       顺着这个小门往里走，就来到郁达夫故居。可是这里的居室是不允许参观的，只能在外面向里张望。不知原因为何......

       清末代帝师陈宝琛亲书横匾“朴学斋”。中落最漂亮的还要数东侧的花厅。这个花厅的半月池，与郎官巷二梅书屋、南后街叶氏民居的半月池有的一比。池边环绕着海礁石堆砌的假山，还有爬藤植物、露台以及水榭。这个水榭又不同于水榭戏台中的水榭，它不是立在水面上，而是建在池边的、一个类似轩廊的建筑。

       在花厅厅堂有一个民国风格的雕花门扇，很特别。门扇上设计了上下两层共12面椭圆形的镜子，两侧的门上还各有一面椭圆镜。从这些镜里可以看到背后的半月池、假山，这可能就是当年主人设计这幅门扇的用意所在吧。在这些镜子的下方，还刻有各种“寿”字的写法，每扇门刻20个字，六扇共120个不同的“寿”字彰显出主人生活的富足、情趣和讲究，换句时髦的话，叫做“很会享受生活”。

       郁达夫故居：刘家大院的花厅还曾为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1896-1945）与其妻王映霞的借居处。1936年至1938年，郁达夫来闽任福建省参议，在福州生活了三年，创作了大量描绘福州山川气候、饮食人物的优美散文。其中有一年他们就寄寓在刘家大院。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请，到福州任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住南台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稍后，因他兼任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公务繁忙，从南台到省府路很不方便，就在城内光禄坊早题巷1号赁屋居住。1937年岁首，郁达夫访问日本、台湾归来，因王映霞来福州才在光禄坊刘宅11号（现光禄坊30号）赁屋居住。同住的有二子郁云和王映霞女士等。郁达夫《毁家诗纪(二)》说：“扰攘中原苦欲休，安危运系小瀛洲。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并写道：“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郁达夫住在光禄坊刘家大院28号东花厅，在这里，交游有许多福州文化界的朋友，如“永安堂”经理兼《星闽日报》社长胡梦洲等。
       郁达夫1937年1月21日在榕致黄华表的信谈到：“内子杭州来，得悉足下已迁柳浪新村。”此信载于1937年2月10日杭州《东南日报》。推算起来，郁达夫是1937年1月初回榕后，就接王映霞携其子郁云来，住进光禄坊刘宅花厅，（丁丑年）春节是在这里过的。
       郁达夫住光禄坊刘宅期间的生活，与抵榕初期大不相同。知名作家董秋芳1937年4月3日抵榕后，当天就到刘宅拜访郁达夫。他撰文告诉读者：“我愿报告一件最使我惊异的事，就是郁达夫先生的生活改变。他的生活，现在很有规律了，经办的事也很多。每天早晨七时便出去办公，到正午十二时回家午餐，下午一时以前又匆匆出去，直到夜晚才回来。这种生活，要说阻碍他的创作，未始不可，至于说他坐领干薪，却是冤枉煞人。而实际上，这里的工作都是很紧张的，连郁夫人料理家务，买菜煮饭，都得亲自动手……”（《到福州后》）。
       当时，应郁达夫之邀来榕工作的还有：进步作家杨骚、许钦文、楼适夷，成为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他们常到光禄坊刘宅与郁达夫叙谈。

       郁达夫有记日记的习惯。《回程日记》（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就是他寓居刘宅期间写的。为促使郭沫若早日回国，共同抗日。他在杭州会见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等，请他们向南京当局进言，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当他回福州后得知奔走见效后，喜不自胜，5月18日一天里给郭沫若写两封信（原信后来曾披露），翌日又给郭沫若的妹夫胡灼三写一信，要他“亦去一快信，使他得安心回来。只说郁某决非卖友之人，可以回来矣”。这些信流露真情，至今读来仍十分感人。

       这段期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比较融洽。王映霞带着次子郁云，还带了一个保姆来，原有在榕久住之意。郁达夫陪王映霞拜访朋友，游览榕城名胜古迹，品尝闽中名菜，并到照相馆合影留念。王映霞是媒体常报道的人物，加以衣着时髦，引起邻里闺秀的注意。后来因时势变化，夫妇商量后，王映霞带郁云先回杭州去，她在刘宅大约住了5个月。

 

       书斋与卧室......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由日本秘密回国，于7月27日抵达上海。郁达夫专程赴沪迎接。他回福州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该会成立后，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创办《文救周刊》，由郁达夫、杨骚主编。出版三期后，为加强团结抗日，附刊于《小民报》的几个文艺周刊与《文救周刊》合并为《救亡文艺》（日刊），仍由郁达夫、杨骚主编。这些文章迸射着耀眼的战斗的光芒。因而，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与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救亡文艺》编辑部受到特务持枪威胁，要抓责任编辑楼适夷，被迫停刊。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甘做“亡国顺民”，被迫绝食，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

       梳妆中的王映霞......

 

 

       刘家大院的辉煌远不至此，向前追溯，你会惊奇地发现在刘家入住之前，这四座大院的主人并不逊色于刘家。大院西侧的两座，即32、34号（旧12、13号）曾是清代藏书家、书法家林佶与哥哥考古学家、金石家林侗的读书处“朴学斋”，后归林则徐好友、刻书家冯缙所有，之后又几易其手，最后为刘家买下。

       林佶（1660-1720后），字吉人，号鹿原，福州人，林侗之弟。清代藏书家、书法家。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举人，奉旨入武英殿抄写圣祖御集。五十一年(1712年)钦赐进士，授内阁中书。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以后，年六十余岁。博学能文，好金石，工楷书，又善篆隶，尤精小楷。文师汪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禛。曾手书汪琬之《尧峰文钞》、陈廷敬之《午亭文编》、王士禛之《渔洋山人精华录》与《古夫于亭杂录》付雕，即著名的“林佶四刻”。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雍正元年（1723年）罢归，筑“朴学斋”，设“陶舫书屋”，藏书达十余万卷。著有《朴学斋诗集》、《汉甘泉宫瓦记》、《全辽备考》等。其师尧峰先生（汪琬字苕文，号钝翁，长洲人。顺治乙未进士，曾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以疾告假归。结庐太湖之尧峰山，闭户撰述，研究六经，不问世事，时称尧峰先生。）赠诗，有“区区仆学待君传”句，乃以名斋。

       林侗（1627--1714）字同人，福建侯官（一作闽县）人。生于明熹宗天启七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三年，年八十八岁。贡生。康熙中，署尤溪教谕。侗所著有荔水庄诗草、来斋金石考、昭陵石迹考略、李忠定年谱及井野识涂，《清史列传》传于世。是考古学家，著有《来斋选古》、《来斋金石考》等。

 

       冯缙，字光敦，号笏骈，又号栖鹤。侯官人。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仅一次进京考进士，落选后便放弃仕途，“日以书籍自娱。喜为诗，有《儋甄、稊米集》”。又撰《兰话室后金石存》、《唐昭陵陪葬名氏考》和《陶舫拾慧》等。冯缙是刻书家，曾刻印林佶兄林侗《来金石考》和乡前辈孟超然《亦园亭全集》。又准备刻印宋梁克家《三山志》，雕板都备好了，只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其弟冯光祚，字恪甫，嘉庆五年（1800年）举人，被“梁章钜招入藤花吟社”。
       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林则徐因父林宾日病，辞了去年刚到任的浙江杭嘉湖道的官职，回到福州。第二年春举人冯缙邀请林则徐到其光禄坊家作诗饮酒，林则徐写了《陶舫诗二十韵为冯笏骈孝廉（缙）赋》，诗中说：“冯君招我文字饮，遗迹流传话畴昨。诛茅归傍光禄台，自署巢居号栖鹤。朴学斋连兰话新，忽在楼中醉星落。”“朴学斋”就是藏书家林佶的书屋，“兰话堂”是冯缙的书斋，两家连在一起。
       冯缙60岁生日时，林则徐还写了《和冯笏骈〈六十自寿诗〉》四首，由此可见，林则徐与冯缙的交情是很深厚的。

       大院东侧的两座，即28、30号（旧10、11号）声名更为显赫，是清初诗画家许友的故居“米友堂”。“米友堂”因许友钦慕米芾的书法而得名，中有紫藤花庵、岸船斋、樵歇斋、君到轩、见山轩、浮冈、陶舫诸胜。许友字瓯香，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诗、书、画“三绝”。他继承父亲许豸的遗产，住在光禄坊的房子中，乌石山著名的“涛园”是他的别墅，早题巷4号也是他送给外甥黄任居住的，现为“黄任故居”。许友后因福建布政使周亮工贪污案受牵连，他通过《学哑》、《学瞽》、《学担粪》、《学死》等诗表示对当局的不满。许家的名气还在于许家一门四世出过六位诗人，至许友曾孙许王臣时更因“七世同居”获乾隆皇帝钦赐“七世同居”匾额、诗章，荣耀一时。
       刘家大院于2005年5月被公布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劫后重生，它并未被历史的尘埃深埋，正如大院内幸存的百年玉兰与辛夷（又名木笔），花期来时，依旧花开满树，芳香袭远。

 

附：门票

       在三坊七巷，其实不用买联票。如果在这里仔仔细细地逛上一圈，没有两三天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景点，单独买票进入的。去景点的人门可罗雀，刘家大院据说一整天就卖出了我们这三张票......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2.5

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二梅书屋（福建民俗博物馆）

       二梅书屋始建于明代，至今为止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如同三坊七巷其他大户人家一样，二梅书屋也是“一屋跨两巷”，前门开在郎官巷南侧25号，后门开在塔巷北侧26号。郎官巷内现在尚有十多座明清年代的深宅大院，“二梅书屋”是目前巷内保存最好的名居古屋之一，可与巷内的严复故居相媲美，也是福州最著名的古书屋之一。

       这里曾今是清代的进士林星章的住宅。书屋占地2000多平方米，院共五进，四进花厅原为主人书房，房前植有两株梅花，取斋名为“二梅书屋”。各主落门、窗、壁板等皆由楠木制成，门窗都有双层镂花，壁板、门扇上部堵板用油漆绘有戏剧故事和花鸟树木等图案。进与进之间均用高墙分隔，以假山雪洞为通道，是福州明清时期典型的民居代表。其独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完整的构建体系，充分体现中华古建筑高度的艺术水平和科学水平，见称于中外。这里被定位为“福建民俗博物馆“。

　　书屋在清代道光、同治年间曾大修过，坐南朝北，东、中、西三座毗连，是一座单层土木结构的屋子。门头双重大门，第一重朝街六开大门，原门额中挂“进士”金字匾；入门，中间小厅，两侧耳房。进石框大门，三面环廊，东西两廊宽2米，安放仪仗、执事牌。平日里大门并不打开，常年大门紧闭，家人宾客出入都走后门。插屏门更是不轻易打开，风俗里说开了会“漏财”，只有遇到重大丧喜事和迎接贵宾时才打开三重门。廊下天井，中为走道，两旁栽花。从天井上三层台阶为一进厅堂，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正间用彩金插屏门，隔成前后厅，大厅高敞，两侧厢房房门四开，窗用木格编排成各种纹饰，门扇、窗扇、壁板等全部楠木构成。二进建筑与首进大略相同，所不同的是厅前庭院略小，天井两侧有披榭。东侧墙外即是“二梅书屋”，一间藏书屋、一间书房，屋前有两株梅花，自成小院落。院内尚有坐南向北三间排与坐西向东五间排小屋；二梅书屋的东侧有灰塑雪洞(七星洞)通连一、三进。三进为花厅，三开间，前后四间厢房，所有门、窗、壁板等皆用楠木制成。窗子都是双层漏花，冬夹窗纸，夏蒙窗纱。壁板、门扇上部堵板都有油漆绘画，有戏剧故事和花鸟树木。厅前小花园有两座古亭，并有一株100多年的荔枝树和一株棕树，树后假山和塔巷仅一墙之隔，由东侧小门连结东侧开门塔巷的前后两座建筑，均为五柱三间排厅堂的庭院。各进之间围墙相隔，过道露天处用覆龟亭遮雨。是福州市保存较好的一座五进大院。

       步入院内，可以看到沿着地面不远的墙壁上都描刻着精美的壁画，壁画内容多为琴棋书画诗酒茶，描绘的是悠闲的、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也暗示着主人当官回老家退隐后的愿望。与壁画相辉映的是头顶屋檐的精美雕塑，将麻绳切碎，海蛎壳烧成灰，加上盐巴，用糯米浆调和，塑成屋檐，粘合度非常好，风吹日晒不会开裂，名为“灰塑”。二梅书屋大门檐角，用灰塑手法雕刻着精美的梅花和喜鹊，左手边刻有一枝梅花与一只喜鹊，名为“喜上眉梢”。右手边的喜鹊多了一只，意为“双喜临门”。

       大厅顶部是弯橼卷棚，两侧驼峰鹿型浮雕的两旁饰以莲花。在插屏门两侧门柱上方是“鹤鹿同春”浮雕。这里是房子的前天井，前天井三面回廊，东西两侧女儿墙主要起到挡水功能，让回廊瓦面的水不溅到厢房内。

       一进厅堂：这座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正中间用彩金插屏门隔成前后两个厅，东侧厢房的门扇、窗扇、壁板全是楠木制成。三坊七巷的建筑基本上是不带油漆的，保持木头的原色，看上去古香古色，而只有灯杆和插屏门是带有颜色的。那么，为什么有的插屏门是黑色的，而有的却是红色的呢？那是因为颜色不同代表着建筑年代的不同。在明代一般是上黑色的油漆。据有关人士讲当时的君主姓朱，所以民间禁止用朱红色，发展到清代就用红色的了。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插屏门的颜色辨别建筑的年代了。在插屏门上有贴金饰纹，除了吉祥如意之外，在民间风水学上有金生水、水火相克的说法，所以插屏门贴金也有防火的寓意。

       大厅屋顶雕梁画栋，中间横空架了根大木，当地人称为“灯杠”，灯杠上悬挂了一只雕花灯笼。据介绍，这根灯杠也是暗藏玄机的。“和屋顶主梁比照一下位置，如果灯杠在主梁外面，也就是靠大门方向，那就说明屋主是在外地当官或者漂洋过海做生意。如果灯杠靠里面，则说明主人一直在本地发展。”这根灯杠是十分重要的建筑材料，通常选用大料、好料，如果主人搬走，这根灯杠是要随身带走继续使用的。

       主院落的大厅前，檐前铺的石板地砖（檐前石），也是很有讲究的。据介绍，这叫通财（才）石，一为通财富，二为通文采。这块石头要宽、要大、要厚，必须是一整块石头切割成的石板，不能拼补，不能有裂痕，因为在福州话里，“裂”与“穷”发音相同，裂痕意味着贫穷，是为大不吉。在传统风俗里，如果遇到重修微调，通财石下不能垫石头，不能垫瓦片，要垫古钱，古钱最好要用开元通宝，为“开出状元通财宝”之意。在古代，看一户人家家底是否殷实，走进大院，看这块石头是否够宽够大，就能知晓一二。从建筑就能看出家底的，除了檐前石的大小，还有檐前石两边的柱子。有的木柱为圆形，有的是方形，均选上等陈年木料，由一根原木制成。其中，方形柱子用料更大，更为难得，所以檐前柱用方形柱的家庭，比圆形柱更富有、更有实力。

       三坊七巷的大户人家，在插屏前往往都摆有一张平案、一张贡案。平案上一般摆有两只花瓶，花瓶并不插花，只为图个吉祥。有时两只花瓶中间还放上一根如意，意为“平安如意”。贡案是为呈放贡品祭祀使用，不用时塞进一小半到平案，逢年过节时再全部拉出。在旧时传统里，平案加上贡案的组合摆设，取意为“平平安安”。
       贡案两边摆放的是宫作椅。在古时，椅子的排座也颇有讲究。接待一般客人，主人坐右首，客人坐左首，“以右为大”。如果家中来了贵宾，比主人辈分高，例如说舅舅（福州风俗里，所有亲戚里舅舅为最大），主人就要让位右首，自坐左首边。

       大厅迎客，也仅限于男人迎接。家中女眷不得出入大厅，要知晓前院大事，在大厅插屏的背面，设了一块佛台，平时女眷在这里烧香拜佛，家中有客时也有躲在屏后打听消息的。

       两侧厢房展示的是福建民居生活......

       福建民俗博物馆是由福建省文物总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筹办，以传承、保护极具地方特色的福建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特别是福州的“闽都文化”为主旨的博物馆。它是结合二梅书屋的房舍布局结构，通过展示近千件的闽派各时期的古典家俱、木雕木刻、福建各窑口瓷器、名人字画、工艺精品等民俗文物，全面反映富有福建特色的民俗文化。博物馆结合福建岁时节庆等民风民俗，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文物展览，并发挥自己的优势，为福建省文物爱好者、收藏者提供交流平台，普及提高全省民众对民俗文物的兴趣爱好和鉴赏知识，力争打造融民俗博物、情景体验、自然人文于一体的省级民俗博物馆，为三坊七巷增添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各主落门、窗、壁板等皆由楠木制成，门窗都有双层镂花，壁板、门扇上部堵板用油漆绘有戏剧故事和花鸟树木等图案。进与进之间均用防火墙分隔，以假山雪洞为通道，即使发生火灾，高墙与雪洞也会拦下大火，防止蔓延。雪洞看似用水泥做成，实则是用糯米、红糖、石灰制成，冬暖夏凉。有的人家还在雪洞中摆设石桌石椅，夏天乘凉惬意十足。二梅书屋是福州明清时期典型的民居代表。

       主座大厅右手旁，是一座两层的阁楼，名为“避水棚”。福州是沿海城市，南后街地势很低，以前常常发洪水。这个阁楼有两层，一层有床有柜有塌，一般给家中长子住。阁楼楼上不是住人所用，而是存放契约、文书、善本、字画等，避免水淹被毁。 











 

       厨房......

       二梅书屋被辟为民俗博物馆，上千件明清家具、字画等文物集中展示，成为全省规模最大、品种最多、文物价值最高的明清家具展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在博物馆中，文物是和民居融为一体的。挂在墙上的字画，摆放的瓷器以及家具、摆件，没有复制品。

 

       二梅书屋：主座东墙外即是“二梅书屋”，中有两室：一间藏书屋，一间书房，屋前有两株梅花，自成院落；院内还有坐南朝北的三间排与坐西朝东的五间排房屋。二梅书屋的东侧有灰塑雪洞，曰“七星洞”，通连一、三进。三进为花厅，三开间，中为厅，左右四间厢房，所有门、窗、壁、板皆用楠木制成。门窗都是双层漏花，冬夹窗纸，夏蒙窗纱；壁板、门扇上部堵板都有漆画的树木花鸟和戏剧故事。厅前小花园中建两座古亭，其中一座是六角半边亭，并有一株百余年的荔枝树和一株棕树，树后假山与塔巷仅一墙之隔。由东侧小门联结、门开塔巷另有前后两进庭院，均为五柱三间排的厅堂建筑。中国科学院院士林惠民曾住此院。

       书屋自成一体，坐落在整座宅院的中心部分，远离了室外的喧哗，显得格外的幽静。因为主人林星章喜欢梅花，枝繁叶茂，所以林星章给整座宅院取了诗情画意的名字“二梅书屋”，也是福州最著名的古书屋之一。旁边这个是“雪洞”，林星章把它称为“七星洞”，冬暖夏凉，通俗地讲是古代的空调啦。 

       福建民俗博物馆在该展室展出的藏品数量众多，其中几件珍品更是难得，一件是鸡翅木框镶黄杨木刻寿屏，就放在书屋的入口处，这是邓培风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仲秋为其家人撰写的祝寿屏。屏风由10片组成，鸡翅木作框，内嵌黄杨木雕花鸟、人物故事，在其屏风后还绘有色彩艳丽的山水人物风景画。此外还有漆金人物果盒、怡良撰写的一对红底金字大屏风等。在书屋内，家具摆放也按照清代传统，其中博古架上仅瓷器、漆器就放了200件。







       值得一提的是花厅。花厅有假山和水池，假山上有阁楼，水池边有亭子，就是书里常写的“亭台楼阁”。看古书里描写的爱情故事，很多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倚在墙头，墙下骑着白马的秀才走过，俩人一见钟情，陷入爱河。以前想不明白，墙头那么高，小姐如何爬得上去？看了花厅的布局，就恍然大悟了：花厅往往是宅院的最后一进，依墙而建，墙边建有假山，假山上修有小栈道，通往山上的阁楼。古时小姐常常在花厅看鱼，登上假山，到阁楼弹琴晒太阳，有时倚在墙头看风景，能瞧见墙下路过的白马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成语“墙头马上”就是这么由来。

 

       二进与一进布局大致相同。也有插屏，大厅，以及侧厢房，供小妾、奶妈、丫鬟使用。所不同的是厅前庭院略小，天井两侧有披榭。

 

  

       塔巷26号的出口，要继续寻访严复故居还得绕回去......

 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严复故居

       严复是我很崇拜的一位名人，尤其是他所翻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名言更是我经常挂在嘴边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来到他的家门口，自是要顶礼膜拜一番。

      严复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西段北侧20号，于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北朝南，主座与花厅两座毗连，占地面积609平方米。主座清式规制，双重大门向前，前有装在石门框内木条隔扇门（又称宁波门）、后有装在石臼上的串桶大板门。门内三面走廊，前设有插屏门。大厅是清朝同治年间建的，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面阔三间，大厅摆放案几、八仙桌、茶几和椅子都是晚清时期的文物。正间分前后厅，左右边间为前后厢房。主座前廊西有小门通花厅。花厅是民国时期建的，前后走廊、栏杆均仿西方建筑纹饰。

       故居前天井宽广，庭院两侧为回廊，西廊有边门一扇，通向西花厅。后天井，仅3～3.5米，左右有披舍。花厅南面临坊巷围墙不开门，东侧小门与主座西廊通连。西墙设便门出入。前庭院宽8.1米，深0.5米，原有假山。花厅靠北，为双层楼平房。楼下为敞厅，构架采用新式三角架结顶。楼上为一单开间，室内白灰平漫天花，前后走廊、栏杆均为民国时期流行仿西方建筑纹饰，梯位一内一外。楼后另有两间小平房。

       郎官巷严复故居是当时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为严复购置的。严复于1920年底回到福州，居住在这里，直至1921年病逝。尽管严复于此的居住时间不长，但仍是他落叶归根的地方。严复孙女严停云，笔名华严，是当代台湾著名女作家，她出生、成长在郎官巷。她在《吾祖严复》、《郎官巷里的童年》等散文中，曾娓娓动听地讲述她的郎官巷故居和她外婆的杨桥巷“台湾林”宅院。 在故居内有大量资料，展示严复“少年砺志、投身海军、天演惊雷、教育救国、严复与儿孙”五个主题。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按理说，这样一个脑中装满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人，应该早已看穿了中国旧制度的弊端，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从西方回来后，严复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科举恋恋不舍，先后参加过四次乡试。始终还是没有考中。但在之后的甲午战争，对于严复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为他终于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跃上了战场。1898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阐述了救亡图存的观点，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严复60岁之后就患上了哮喘病，1920年底回福州养病时，时任福建省督军兼省长的李厚基为他买了这处建筑。李厚基是在海军总长刘冠雄的保荐下，才获得这个位置的，所以一直对刘大人是感恩戴德的。而刘冠雄除了跟严复是老乡外，还是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师的学生，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为他买下了这处住宅。可惜他住的却并不舒服。从1920年10月29日起，郎官巷16号的花厅楼上开始不断传出一个老人粗粗的喘气声，为了止痛，医生给他开出了“特效药”，他病不择医，一口吞下，谁知这竟是鸦片，而且是一次成瘾，病情却是每况愈下。如今看上去极不起眼的老巷中，中国近代一位在思想界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把自己最后的灵魂永远放进幽静的郎官巷中。 

       毕竟出身于马尾船政学堂，他也曾为袁世凯政府的北洋水师总教习。严复早年入马尾船政学堂，然后留学英国，没有像邓世昌、林永升、萨镇冰等成为海军将领，也不像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有"匡世良才"美誉的造船专家魏翰、设计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巴玉藻等，成为科技人才，却在思想文化界大放光彩，令人赞叹。

       严复年谱：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 候官县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 山由美 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 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1年（宣统三年）创作大清国歌《巩金瓯》。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第一部分：少年砺志......

       个人简介：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市南台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穆勒名学》：本书原名为《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反映十九世纪後叶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一部代表性的逻辑著作，是英国经验主义归纳逻辑的总结。此书主要在阐述理则学，原名为《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反映十九世纪後叶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一部代表性的逻辑著作，是英国经验主义归纳逻辑的总结。此书主要在阐述理则学，通称逻辑，源自古典希腊语 (logos)，最初的意思是「词语」或「言语」(引申出意思「思维」或「推理」)；1902年严复译著《穆勒名学》，将其意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它经常被称为是对论证评价准则的研究，尽管逻辑的精确定义在哲学家之间是有争议的事情。但这个主题还是有所依据的，逻辑学家的任务是相同的：提出大量的有效和谬误的推论，从而允许人们区别出好论证和坏论证。

       《社会通诠》：清末社会学、哲学译著。清末严复译述。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原系英国甄克思(E.Tenks)著，英文书名为《A History of Politics》，出版于1900年。译者在译述与按语中介绍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并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社会之等差众矣，宗教、学术、懋迁、行乐，无一不可为社会”。“国家为最大、最尊之社会”，“国者，最完成尊大之社会也”。社会发展经历了“蛮夷社会”、“宗教社会”、“国家社会”三种形式，这种发展有“必趋之势、必循之轨”，是有规律可导的。认为社会的“机杼”（枢要）是“法度经制”，有此才有“礼刑政教，官府兵赋，伦位爵禄”等组织之事。作者对中西社会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当时是“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作了剖析，指出“古宗法之社会，不平等之社会也”。这表现在以官位、年龄或长辈的身份作为事情的决断者。“在朝则尚爵，在乡则尚齿，或亲亲，或长长。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而西方社会决事则以多数之意见为准，“用从众之法决事”。认为中国宗法社会的帝王集君师于一身，“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天后作民之父母”。“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于是，为君者责任无穷，而人民自主之能力无从发达。仁政与暴政的区别，在于前者“视民犹子”而后者“视民为奴虏”，“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民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用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西方社会的王者“专于作君而已”，所注重的只是“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因此“西人之言政，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中国之言政，寸权尺柄皆属官家”。认为宗法社会造成中国民智德力的低下，但“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只要破除“旧法陈文”、“陈见积习”，中国可成为五洲之强国。反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的民族主义，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遭到了章太炎的驳斥。

       第二部分：投身海军......

　　严复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因专业成绩优异而被遴选为教习,1880年奉调天津水师学堂,并长期担任“总教习”。近年,随着严复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常识似乎成了问题。学术界晚近挖掘出来的《北洋纪事》、李鸿章1884年请奖折清单、严复履历单等档案。严复一直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其间他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等，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天津度过的20年，成为严复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因工作关系，严复又多次来天津，因此他自称是“三十年的老天津”。

       现代海军思想：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培养水师人才：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第三部分：天演惊雷......

        严复与《天演论》：《天演论》是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英国著名学者赫胥黎的讲演稿，严复翻译。主要讲述了宇宙过程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严复以“信、达、雅”三条为翻译标准，其翻译的《天演论》《论自由》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文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好书。这些书已绝版多年，近期才少有出版。

       鲁迅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

       第四部分：教育救国......

       教育思想：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呼吁变法：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6]
       提倡西学：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盖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翻译理论：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

       “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
       “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都深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赋税思想：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原富》：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的代表著作，出版于1776年。严复自1898年开始着手于翻译这部著作，后以《原富》的书出版，并在译文中加了约三百条按语。

       摘选其中一条按语：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驿而兴。不及十稔（1），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至于道通而民之动者日众，耳目所蠲（2），日以殊前，其智虑云为（3），不得不从之而亦变，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后能决也。及今闲暇，不早为之所，至其时，犹欲循旧为治，强方凿而函圆枘（4），其不大乱而败者，不其寡欤？铁轨既不能不开，则变法之事，不期自至。智者先事以为防，则无往而不福；闇者时至而不及为，将终蒙其大殃。天不为不裘者不寒，地不为不舟者不水，惠吉逆凶（5），如是而已。法之变不变，岂吾人之所能为哉？
       作品注释：

       （1）稔：年。
       （2）蠲（juān）：明示。
       （3）智虑：才智、谋略。云为：言论、行为。
       （4）强方凿（zuò）而函圆枘（ruì）：即成语“圆凿方枘”。比喻格格不入。
       （5）惠：顺。
       这段按语指出：铁路的通达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行为的变化，从而导致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变法之事是“不期自至”的趋势。

       严复手书《赠白马王彪》

       我国第一部社会学译著《群学肆言》：《The Study of Socioloy》原系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著《社会学研究》一书。严复于1897年开始译，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题为《劝学篇》。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订正群学肄言》，现在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著丛书》本。

       另有《严几道诗文钞》 、《瘉壄堂诗集》行世。

       《严复评点庄子》：严复一生喜欢研读《庄子》，每有所得，则随手批注，以致丹铅满纸。其批注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圈点，有训诂，更有评论。严复评点《庄子》批在晚清桐城派学者马通伯其昶撰、集虚草堂光绪丙午刊《庄子故》上，原为严复长子严璩所藏，后辗转收藏于福建博物院，几十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许多读者以不能目睹大师手泽为憾。今福建人民出版社将严复手批原本影印出版，以飨广大读者。考虑到严复的绝大多数评语是针对《庄子》而发的，所以此次影印将书名定为《严复评点庄子》，并重新释文，附在书后，供读者参考。全书线装一函四册，限量发行两百套。

       人物评价：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名家点评：

       康有为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
       梁启超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胡适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郎咸平评：他最后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剧就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但老天爷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让他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如果他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但是，当时甚至到如今的中国都难以理解他深邃思想，从而造成后继无人的宭境，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让今天的中国都缺乏一个指导中国往何处去的哲学思想，只有读懂严复的悲剧，才能理解中国如今的悲哀。  

        著述名录：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代表诗作：《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才心灰。

       “东亚病夫”如何诞生流变：最早出自国人严复：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细细说来。

       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

       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

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

       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

       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

       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

       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

       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

       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 are four sick people of the 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 Man of the 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

       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

       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

       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

       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

       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

       难道不是吗？

       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

       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

       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

       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

       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

       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

       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

       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

       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

       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非杜撰。

       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

       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

       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

       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

……

       在此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

       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

       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

       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后面的小院里有一座二层楼房，是严复展馆的第五部分...... 

       第五部分：严复与儿孙......

       这一部分给我印象最深是他的孙女——严倬云，这位大名鼎鼎的“汪辜会谈”中辜振甫的夫人。20年前，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这是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多年后举行的首次会谈，其后汪道涵与辜振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在汪辜签字之时，他们的背后站着两位女士，就是汪道涵夫人孙维聪与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 

       严倬云：原名严俊，福州仓山区阳岐乡人，民国13年（1924年）出生在福州鼓楼区的郎官巷。她的祖父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她的父亲是曾任福州市副市长的严叔夏。外婆宣统帝师陈宝琛之妹，母亲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板桥林家千金，大姨夫近代著名船政大臣沈葆桢之子，大舅妈清末大实业家盛宣怀之女，丈夫辜振甫。

　　严倬云出身名门，小小的时候就请老师在家里教读，稍长则到花巷的进德小学读书。老师叫王维容，很严格。他让小倬云背唐诗，倬云没背好，就要被打手心。她回忆说，从被打了手心后，就从不敢偷懒了。她的作文写得很好，她妹妹严停云的作文也写得很好，常常被当作范文张贴在墙壁上，招得许多同学和家长的羡慕。从郎官巷到花巷要走一条用一块块石板条铺成的小巷子，巷口有家光饼店，卖的是香喷喷的光饼。她很喜欢吃，要是天气好，她会拐进饼店去买几块回来，晚上同妹妹一起在郎官巷屋子的天井里，一边吃着光饼，一边数着天井上空的星星，或是唱着歌。天井的四周墙上，在月光底下可以影影绰绰看见许多的墙雕，那都是一出出的戏，有《七仙女》等等，讲起故事来都十分有趣。

       倬云在郎官巷里住了13年，搬了三次家，从巷中搬到巷尾，又从巷尾搬到巷头，但都在郎官巷，原因是郎官巷和外祖母家的杨桥巷近，平时可以同妹妹一起跟着母亲到后门通到郎官巷的外祖母家玩。她的外祖母便是清末宣统皇帝老师陈宝琛的妹妹陈芷芳。倬云的妹妹停云回忆说，外祖母是她们童年心目中最神奇、伟大、可爱的人物。是她，使她们的童年添加了万花筒般的绚丽色彩。她也正像是一所学校，使她们知道了许多的知识。外祖母正像红楼梦中的贾母，由她的安排指挥，杨桥巷的大宅第连月连年的庆典和节日活动，走马灯般的令人心旷神怡，目不暇给。她又是最慷慨的圣诞老人，每逢过年过节，给她们的玩具和食品，总是成担成担地挑着来。因此她们过着很快活的日子。但严倬云13岁时就离开了郎官巷到上海读书去，以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严倬云父亲严叔夏：1897年，父亲严叔夏出生于天津。1919年，父亲与母亲林慕兰结婚，定居福州郎官巷读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第二年带两个儿子随校迁到邵武，以后还到过闽清、南平等地，分别在福建学院和福建师专任教。抗战胜利后，妻子劝他一起迁居台湾，但他独留福州，仍在协和大学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严叔夏被选为“协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政治课程。他对新中国满怀希望，诗赞：“明年春到花如火，锦乡江山万首诗”。1951年4月“协大”、“文大”、“福建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福建学院商科”合并成立“福州大学”，严叔夏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他调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1957年“大鸣大放”后，严叔夏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后，在福建教育学院任职。一年后病逝，享年65岁。

        与辜振甫相识：严倬云的舅舅林熊徵过世，跟妈妈来台湾奔丧，去看望关在牢狱的二舅舅。辜振甫跟二舅舅一老一少，两个人关在一起。严倬云看舅舅，与辜振甫相识。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严倬云不想嫁给受日本教育的辜振甫，就逃婚逃到从小带她的阿姨家里。有一天一个叫“红皮鞋”的算命瞎子，算出这桩婚姻是“天作之合”，是逃不掉的，严倬云才答应了这桩婚事。 

附：那么多名人故居,李克强为何走进严复家?

       2015年4月24日，正在福建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程来到三坊七巷，参观严复故居。李克强总理评价严复：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附：严复——一个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家

　　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在长期以来，他又是一个受到误解的思想人物。他在甲午战争以后连续发表的那些气势恢宏的时论文章，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早年的严复归入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激进的变革派思想家。早在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就对严复当时发表的时论文章表示了由衷钦服，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严复又为悼念戊戌六君子而抒写了充满了悲愤与同情的诗词，这些都使人们认为他是戊戌变法派的一个同志；此外，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他对民国初年议会民主政治的持续的批评，他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的肯定，他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支持并列名筹安会，以及他的尊孔保教的主张，人们又很自然地把他视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保守老人。在迄今为止研究严复的学术论著和文献中，后世的人们大多是如是评价严复的。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般共识。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地研读严复从早期到晚年的主要著作、按语、书信，就会发现，严复的思想中并没有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断裂。即使在他发表的那些使他闻名于世的《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的早期阶段，他就不曾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派，尽管他因戊戌变法的失败与六君子的殉身而一洒同情之泪，但他却对这些变法派人士的政治战略与激进心态，始终抱着相当强烈的批评态度，而这种批评态度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尽管他对专制政治的抨击所显示出来的激烈与深刻性，在当时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但即使在他以最为猛烈的方式来抨击传统专制制度的早期论文中，他也并没有认为，应立即在中国取消君主政治，这是因为，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他反复强调西方的个性自由与个人的能动性，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严复明确指出，中国实现富强，首先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开明的权威政治。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反复强调，对于中国来说，需要的并不是华盛顿、卢梭，而是拿破仑、克伦威尔、商鞅、桑弘羊、张居正式的政治强人。正因为如此，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态度上，一方面，他竭力批判以原教旨的方式来对待儒家的古训，他对于“学术之非，至于灭种”的守旧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力透纸背。另一方面，这并没有使他走向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相反，他始终主张从儒学传统中寻求凝聚“国性”的资源。他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尊孔主张，决不是由于他希望使中国返回到他早年竭力批判的传统时代去，而是出于他坚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主流文化，乃是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国性”的基础，因而有必要从传统主流文化中汲取民族凝聚力，以应付中国社会转变时代的社会整合与精神需要。可以说，在严复本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以往被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早期的改革倾向”与“后期的保守倾向”之间的断裂，他所主张的渐进变革思想可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主线。

　　一个安眠在墓碑底下的思想家，他对后世的人们最有吸引力的是什么？人们研究故人的思想决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前人思想的“跑马场”，思想史的意义在于，人们可以透过思想家的言论去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位思想家是如何发现和解释这一问题的？他为解决这一时代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什么思路和建议？正如一位研究思想史著名学者所说过的，一个时代的问题，如同历史长河中隆起的巨大的礁石，而一位思想家的理念与思想，恰恰如同撞击在那些隆起在河流中的礁石上的晶莹的浪花，后世的人们正是通过那些浪花，从而能感悟、认识、理解一个时代的问题的存在与问题的性质。

　　严复思想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最能引起兴趣的、也最具启示性的方面，是他有关中国现代化困难、矛盾与相应的渐进式的现代化选择模式的思想。

　　严复是怎样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他认为中国实现富强的方式与西方相比，又有什么不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根本矛盾、困难和两难困境？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选择才能达到富强的目标？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价值体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可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严复是怎样评价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潮的？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了严复渐进式的改革思想的极为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却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

　　人们可以发现，他的新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在政治、社会、经济诸问题上均有广泛的表现，从而形成一整套的完整的看法。并且，他的新保守主义的改革观，又是以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与对自然法的批判思想为基础的，这就使他的思想具有相当深厚的学理层次。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思想家思维方式与风格上的传统特点，严复思想在形式上并没有西方思想家那样的现成的体系和逻辑架构，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一般散见于他的时论、按语、与私人书信之中，而且，它们往往是以对具体问题的随感而发的议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严复本人也许从来不曾计划撰写一部论述其政治思想的理论专著。尽管如此，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观念和议论，却彼此之间有着思想上的一致性与内在的逻辑性。

　　严复悖论：中国仿效西方所陷入的两难矛盾

　　严复的渐进主义的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社会有机论”，他认为，无论是近代西方的工业的文明社会，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如同生物体一样，都是在长期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过程中演化出来的社会有机组织。根据这种社会有机论，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高度自主的企业、利益团体与个人，契约性的人际关系，议会民主政体，多党政治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等等，这种种社会因子，用严复本人的话来说，如同有机体内“各司其职”的“器官”，彼此相互配合与依存，并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样，中国的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官僚、科举与名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因子也是中国社会内部“相资相用"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成分在社会机体内产生的功效，必须以其他社会因子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作为前提与支持条件。严复认为，任何“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正指的是各种因子之间的有机整合关系。

　　严复认为，当中国人为了寻求富强之道，简单地移植西方社会有机体内某一文化因子或成分时，这些因子就从原来的有机体内被单独剥离出来。这样，这一被剥离出来并被植入中国社会的西方因子，一方面既失去了西方社会其它因子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又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因子相协调，其结果，就势必“淮桔为枳”。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

　　严复认为，从“体”与“用”的关系而言，一个社会组织便是这个社会的“体”，而这一社会内部的各种制度则是“用”，而“体”与“用”则是不可分离的。他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

　　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有机论"与“体用不可分离论"，严复批评了那种简单地以为，只须引进西方联邦共和政体，就可以实现中国富强的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他认为，由于在中国并不具备美国和德国实行联邦政治的条件，推行“联邦”’制度，最终出现的充其量只不过是“连横合纵”的“藩镇联邦”而已。

　　严复还进一步批判了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的思维方法上的弊病，他指出：“大抵吾人通病，在睹旧法之敝，以为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即可以得无敝之法。”“专制末流，固为可痛，则以为共和当佳，而孰知其害乃过于专制。”其原因就在于，移植一种制度，如缺乏相应的条件，就会“迁地弗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如果单项植入某一种制度不可行，那么，全盘导入其它各种与之相关的西方制度，乃至全部西方文化，是否能解决问题呢？

　　严复认为，这样做势必“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梁启超对严复这一见解极为钦服，他认为这是一语道破中国变革的根本困难之所在，他又进一步把严复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

　　于是，我们发现，严复实际上发现了中国力求通过仿效西方制度来实现自身现代化时，所面临的一个深刻的两难矛盾：

　　甲命题是，“任何单项导人西方文化因子是不可能的，因为被引入的每一项因子与制度都需要一系列西方有机体内其它因子的支持与配合。”根据这一命题，只有全面引进西方社会有机体内的所有因子，才能使被引入的每一个因子或制度，获得生存的必要支持条件。

　　乙命题是，“任何全方位引人西方文化因子与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因子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每一项因子背后的支持条件是互为因果的，因而也同样是不可穷尽的。”如果从这一命题出发，那么只有单项引进，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以上这两个命题就其本身的逻辑来说，都是合理的，然而，这两者却又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单项引进”与“全项引进”的互悖命题称之为“严复悖论”，我们可以用严复使用过的牛与马的比喻来说明这一悖论：当人们为了让牛跑得和马一样快，而把马蹄装到牛腿上去，这就是“单项引进”，然而，这样做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马蹄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马的骨骼系统作为支持条件。而马的骨骼系统又必须以马的肌肉系统为条件，马的肌肉又必须以马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为条件，等等。对于“单项引进”论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应付的无限循环的过程。它在逻辑上必然导致要求进行“全盘引进”。这也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在前引《致严幼陵书》一文中，会从这一两难矛盾出发，进而得出只有“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就”这样一种思想选择的原因。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即使马的身上的所有这些被人们意识到的器官系统完全能被人们成功地同时移入到牛的身上，最后人们还会无奈地发现，除非把马的全部基因都统统移到牛的身上，否则，马蹄不可能在牛身上起到它在马身上所达到的那种效能。而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由此可见，“全盘引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一旦人们发现“全盘引进”行不通而在逻辑上重新回到“单项引进”的选择上来时，又会再次陷入严复与梁启超所说的“此事彼事，胶葛纷纶，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的困境之中。

　　这一悖论的实质，正如严复所指出的，乃是因为，中西社会有机体由于各自的内在结构根本不同。用严复在《社会通铨》一书的按语中的话来说，“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从而出现两种异质的社会有机体之间的互斥现象。

　“条件论”与“危机论”：严复对激进的戊戌变法派的批判
　　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历史上那些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还是那些主张把西方代议政治当作“最新式’’的政治“火车头”引入中国社会结构中来的早期议会民主派，乃至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派，都因片面地强调上述悖论的某一侧面而备受挫折，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困难、矛盾、无序现象与整合危机，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严复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来对洋务派与戊戌变法派进行批评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严复对洋务派的批评。

　　从上述分析来看问题，近代的洋务派实际上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单项引进论”者。在严复看来，洋务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必须以新的支持条件作为运作的基础和前提，用严复的话来说，“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而洋务派却只是“务增其新，未尝一言变旧”，而这种“专补不泻，日进参蓍，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将倾无日矣。”在严复看来，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单项引进”的变革选择，决不可能导致取得人们预期的富强目标。

　　其次，让我们来着重分析严复是怎样批评激进的变法派的。而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严复现代化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严复始终对通过直接仿效西方的政教与制度来实现中国富强的主张持有批评的态度。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三年的1895年，他在其早期发表的著名时论《原强》中就指出：“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于是而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

　　为什么严复会认为，其结果会出现这种与人们预期相反的“贫弱弥甚”？

　　严复在《原强》中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治的压抑下，已经成为“病夫”，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严复显然认为，中国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决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直接的移植西方先进制度文明，来迅速地实现富强的目标。

　　此外，严复同样认为，即使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直接仿效“同文同种”的日本，也同样难以取得人们所期待的现代化成效。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曾真诚地相信，由于中国“广土众民，十倍于日，又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霸主，……(中国)就今岁入，已逾万万，……彼(日本)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康有为得出这样一个颇为乐观的结论：“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业定矣。”他进而向光绪皇帝进言，“皇上若采臣言，中国之治强，可计日而待也。”事实上，康有为也正是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作为戊戌变法的“第一策”的。

　　然而，严复却认为，日本之所以在30年中达到“比迹列强”的成效，有着一系列中国所不具备的“天授”而非“人力”的条件。他指出，在日本变革之初，存在着天皇与幕府对立的封建政治格局，这样，就可以“使得阴行革命之实与反正之中”，而中国与日本相比，却是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其次，在变革发展阶段，日本天皇可以“先于上位，故能用专制之柄，以偃维新之风。”而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远不具有这样的政治权力结构。第三，就地理与国际环境条件而言，日本“有老大帝国之支那，以为其及锋之质。”这样，就减轻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正面冲击的压力，从而使日本能在相对有利的时空条件下，从容地进行变革。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又由于在这场战争中的“一胜之效”，进而使“民气振，民志坚”，从而为日本进一步变革与实现富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精神条件。

　　严复还进而指出，中国不但不具备以上种种条件或“权籍”中的任何一种，而且，由于中国幅员之广博，几乎与俄国相近，而风气之“纯一”与封闭又远比俄国更甚，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湛涸”与政教之“火烈水深”比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更为严重，却又没有法国那些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国民思想的开导与启迪，更没有俄国大彼得这样的君主“以新其国命”。由此可见，无视这种种不利条件，来侈谈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为如此便可以“三年而宏规成，十年而霸业定”，显然是乐观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严复在不少言论中均对康有为的“由言甚易”，以及对梁启超的“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导致新保守主义变革观与激进主义的变革观的根本分歧所在，那就是变革选择上的“条件论”与“危机论”之间的分歧。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激进的变革论者，就始终把中国面临严重而深刻的危机，作为要求对中国进行全面、大幅度、快速度的“外科手术”，式的根本性变革的唯一或主要的依据。例如，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政治建议中就反复地强调，由于中国面临危机，所以“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全变则强”，这一观点就是激进主义的“危机论”变革观的最明确最典型的表述。而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皇帝，也正是在康有为的“危机论”思想的影响下，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几乎近三百道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与国防的变革诏令，而对于这些变革举措的实施条件，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位年青皇帝的重视。

　　而新保守主义者或渐进主义者虽然并不否认，只有进行变革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并走向富强，但是，他们却相当强调，变革所应采取的方式、变革的速度、幅度与程度，则必须充分考虑到应受到中国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忽视客观条件对变革所应采取的政治选择的制约，不但不能摆脱危机，而且还有可能加剧原有危机与各种矛盾。

　　严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从“条件论”的角度来论证渐进变革的必要性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三年，他在《原强》一文中，就把“善政”比喻为“草木”，他认为，只有在“天、地、人”这三方面的条件具备，并与之相配合的情况下，才能“置其地而能滋大者，否则立槁而已”。严复还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失败教训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人心”，应作为制定变法举措时予以充分考虑的前提。他指出，“王介甫(王安石)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其浸淫驯致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也。”因此，在“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的情况下，“有一倡而无群和，虽有善政，莫之能行。”这一段思想充分表现了严复的以“条件论”为基础的变革观。

　　严复正是基于这一“条件论”的观点来批评戊戌变法派的。他指出，“前识忧时的”变法派，为了图存于“物竞最烈”的新时代，“此其意诚善也”，然而，根本的问题却在于，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民质”，却在短时间内难以“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和则勍者克之”，其结果，只能使变革者在反对势力的重重压迫下“相率为牺牲而后已”，尽管变法者可以为国事而牺牲，然而，“天之生先觉也不易，而种之有志士也尤难，以一二人倡说举事之不祥，谋事之未臧，而又使吾国受大损也。且其效于群又何如？” 严复还认为，戊戌变法派在战略上的根本错误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他认为，如果说中国局势陷入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康梁辈对此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而他之所以自变法失败后不愿公开议论此事，只是不愿被人利用来“打落水鸡”而己。

　　在这里，严复一方面对戊戌变法者的动机与诚意表示了明确的肯定和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变法派单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来决定变法的速度与幅度，而忽视了“人心风俗”这一条件对变法的制约性。其结果必然导致“曲高和寡”而失败。

　　严复反对以激进主义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也正是以这一思想观点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激进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中国在长期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复杂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早在1903年时，他就尖锐地指出，“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者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呼号，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这一段文字中所指出的，那些“浅谫剽疾”者在现实面前失败之后，由于“不能得”，而“又搪撞呼号”，这一观点实际上提出了那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变革者所陷入的“激进主义自我循环”问题，即激进主义者一旦在遭受失败之后，由于思维的简单性，又由于挫折感与焦灼感而陷入的心态的不平衡，更由于他们不能从条件对于所行政策的制约性这一点，来认识自己失败的原因，于是，便会在原有的思维定势的支配下，进一步对问题谋求更为激进的解决，要求以更大的幅度、更快的速度去“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如此而形成激进选择与其失败后果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旦主持变革的决策者们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就会陷入更为深重的危机。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严复会认为，激进派“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

　　从“新”与“旧”的整合中寻求现代化的出路

　　如何避免中国现代化变革过程中出现上述悖论？如何使中国的变革得以成功？严复提出一条新的变革思路。那就是，应特别注意根据社会机体内部新因素的发育与成熟的程度，并以此来作为引进和借鉴外来制度的基础。严复指出：

　　“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取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

　　严复在这一段思想中，提出了“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的渐进变革观。即把变革看作是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发育成长的渐进过程。而人们必须根据这种发育生长的渐进性，来确定变法的深度与制度移植与制度建设的程度。用我们的话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使被植入的新制度与该社会有机体之间，在每一发展阶段得以实现整合，并使外部移入的制度与中国即存社会机体之间达到相对的相互适应，从而取得变革的实效。

　　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为，诱导社会机体内部的新因子或细微的质素的成活与发育，使之成为嫁接外部先进文明制度的“内源性基础”，这种内部的质素与外部的制度的适度的两相结合，从而可以“与时偕达”地形成一种不断带动现代化纵深发展的机制。这一过程固然要比人们原先期望的要漫长得多，但对于推动像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工业文明绝然不同的传统文明的进步与现代化来说，却又是必须经历的。从长远来说，其效果又是可以预期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新保守主义所主张的渐进变革论，正是以社会内源性的质素生长、发育、成熟的渐进性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在严复早期发表的《原强》一文中看到，严复的新保守主义，正是以“社会有机体”的“生长论”，作为其渐进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在该文中，严复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遵循“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这种以移入西方制度与文化因子为手段的变革过程中，传统文化与价值可以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这里，涉及到新保守主义或渐进主义的变革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严复看来，要顺利引导现代化过程的内源性发展，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从传统的价值与文化因素中，提取出某些积极的因子，使之起到把外国先进文化引入中国的中介的作用。

　　严复认为，传统文化的这种中介作用首先表现在，正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道德和风俗，得以使这个社会藉以凝结为一体，并构成彼此之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认同感。用严复的话来说，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价值乃中华民族藉以凝结为“国性”的基础，而在一个民族林立的国际竞争新时代，“国性”又是这个民族向心力的基础。

　　在严复的现代化思想中，“国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并在其20世纪初以后的多篇文章中反复得到强调的概念。严复指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族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他认为，一旦“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其结果，就会如同过去的希腊、罗马与埃及，“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此犹练形家所谓夺舍躯壳，形体依然，而灵魂大异”。②在他看来，“国性”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而一个失去自己的文化灵魂的民族，即使在种族竞争的时代存活下去都不可能，那就更不用说去实现富强的目标。

　　这种被严复所称的“国性”，如何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呢？严复认为，这种对于一个民族追求自强自立的目标不可缺少的国性”，恰恰体现在“群经”之中，用我们现今的概念来说，也即体现在中国这个民族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主流文化、价值符号与意识形态之中：

　　“中国之特别国性，所赖以结合二十二省行省，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以特立于五洲之中，不若罗马、希腊、波斯各天下之云散烟消，泯然俱亡者，岂非恃孔子之教化为之耶！”

　　在20世纪初期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变动时代，而反对“蔑古荒经”，曾被不少研究严复的学者认为是严复从变革走向复古倒退的确证，然而，在严复看来，一个民族的“礼乐文章”即主流文化形态，它之所以历经千百年而存在下来，并非是个别圣贤精英人物的创造，而是“质文递嬗，创制显庸，聚无数人之心力，勤劳为之礼乐文章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作为中国主流文化形态的“群经”，不但具有教化道德的作用，而且，以儒家的“群经”，在中华民族追求富强与自立的过程中，乃是体现中国人的“国性”的载体。他指出：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本原……，至于人之所以为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

　　严复还认为，正因为“群经”作为历史所赋予的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资源，因此，在“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这里，人们可以发现，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新保守主义，力求以儒家的意识形态来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整体号召机制”的资源。而在新保守主义看来，这种资源对于一个处于民族竞争时代的民族，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中介因素。

　　其次，严复认为，只有当传统文化作为载体和中介体的情况下，从西方近代文明中借鉴过来的新的文化因子，才有可能顺利导入、吸收并巩固下来，如果我们把千百年来演化和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方其汹汹，往往俱去”，而“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设其去之，则斯民之特性亡，则所谓新者从以不固”。

　　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它的中心意义是，中国作为接受外部文化的“受体”或“载体”，正是以其固有的民族特性为基础而存在的，如果这些民族特性被人为地取消或否定了，其结果，一方面就会使“受体”本身也就变成虚无的“空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而失去了吸纳外部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从外部借鉴来的文化因子也由于“无枝可栖”，无法附着于“受体”之上，更谈不上巩固下来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富强来说，“新党”与“旧党”都是需要的，因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  他还进而认为，“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只有这样的“阔视远想”，才能使中国日臻富强。

　　为什么严复认为，“非旧无以为守”？“旧”对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目标的民族来说，究竟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这是新保守主义区别于激进主义，也同时区别于传统的“原教旨保守主义”的根本所在。

　　严复从他的经验论的哲学立场解释了这个问题。在严复看来，“旧”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阅历”、经验与习俗，严复在其《政治讲义》中反复强调一个民族的“阅历”对于这个民族的进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言治不求之历史，是为无根。”

　　严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在适应这个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不自觉地形成的，当人们遵循这种传统经验来应付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他们无须经由理性的自觉认知，就能与外在的环境达到一种协调状态。严复在《庄子评》中就曾用英文写下过一段评语，其大意是：“实践变为习惯，习惯变为反射的行动，那么，事情就无须动一点脑筋就能够做成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上述思想的深刻性：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凝聚下来的集体经验(Collective Experience)，乃是这个民族的特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如同一片环绕某地人群的自然长成的生态林带，对外来文化的“风沙雨露”起着缓冲、过滤与调节的生态作用，这种生态调节功用并非是长期生活于当地的人们理性自觉地策划、设计与安排的结果，而是大自然的生态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自然平衡与“筛选"的结果。如果人们因其有病虫害，而将其砍伐殆尽，一旦失去这道文化屏障的缓冲与筛选，外来文化虽然表面上可以势如破竹地、不受阻力地长驱直入，但却只能导致水土全面的急剧的流失，一旦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被人们视为“旧物”而人为地破坏殆尽，那么，这个民族的整体生存都会受到影响，更遑论其它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严复会认为，一旦把传统文化“方其汹汹，与之俱去”，则“所谓新者从以不固”了。

　　综上所述，我们把近代新保守主义的现代化思路概括如下：他们主张，以从传统专制政体转化过来的开明专制，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权威杠杆；以传统文化的价值符号作为现代化的中介，并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形态中去寻求中国“国性”的根基，以此作为在国际生存竞争时代使民族得以凝聚的基础；并在这一条件下，诱发传统社会内部的、内源性的现代化质素的生长、发育与成熟，并使之与从外部渐进地、步步为营地引入的新制度相协调，这样，就可以在发展的每一阶段，始终保持有效的整合状态，并形成以内源为主的发展机制，这样就可以避免“单项引进”与“全项引进”的两难悖论与矛盾，从而逐步地、稳健地实现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文明社会的历史转变。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在批评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激进主义与守旧的国粹主义的过程中，在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方面，在强调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与制度的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值得充分重视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严复思想的悲剧性及其启示

　　当然，严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远远不止这些。只要我们从这一角度来重新研究严复发表的大量论著，我们会发现，严复有关中国渐进现代化思想的深刻性、严整性与原创性，确实是超越同时代人的。

　　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富强之路的过程中，严复可以说是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困难和矛盾认识得最为深刻的思想家。他作为最早有幸亲身到过西方，并因此了解中西社会文明的根本差异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比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更为现实地、冷峻地关注中国走向一个富强的现代社会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性因素。

　　他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环境条件存在着“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的巨大差异，并且，他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力求寻找实现从专制政治向更为文明的民权政治进行转变的中介点，这种对中国现代化的初始条件、约束因素与中介环节的关照和强调，从而显示了严复的思想的深度与内在的逻辑性。严复的现代化变革思想可以说是一个尚未受到研究者充分重视的思想宝库。只要人们深入到其中并加以仔细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我们认识中国问题的智慧。

　　然而，严复本人却实在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晚年日趋消沉与悲观，虽然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简单地视为这是严复从一个改革先驱人物沦为保守落伍者的方便的论据，在他们看来，一个在大转变时代而处于悲观颓丧心态中的老人又怎么能跟得上历史的车轮？然而，只要我们能全面地理解严复的内心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严复的悲观心境，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由于他比别人能更深刻地明察中国问题的严峻性，从而产生的忧虑感有关。众所周知，思想者的乐观常常是由于他本人对问题认识的过于简单、肤浅和天真所造成的，而历史上那些曲高和寡的思想家悲观心态的产生，又往往是由于对问题与矛盾的复杂性的深刻的、有时往往是过于敏感的认识相联系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严复晚年的悲观主义又与他的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理念，得不到世人的理解与同情有关。自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充满政治激情与浪漫理想的、亢奋的新一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来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时，他们的着眼点以及他们更钟情的，乃是一些从西方舶来的抽象的符号与主义，而不是致力于探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约束性条件。在他们眼中，严复已经不能提供这种意义上的进步的思想动力与精神资源。中国已经走向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新时代，严复由于他的思想得不到同时代的理解而充满精神的孤独。严复的悲剧乃是一个无法与同时代新人进行对话与沟通的思想老人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特立独行的智者与他的时代暂时还找不到结合点的思想悲剧。

　　然而，单纯从上述角度进行分析，还不能说明严复思想何以对同时代人缺乏思想魅力的原因。

　　作为一种深具现实洞察力的并更为求实与稳健的现代化选择，为什么新保守主义在五四以后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年一代中缺乏吸引力？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传统专制结构与名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对外部世界的深闭固拒和僵化反应，导致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从而导致对这种危机负有历史责任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其结果便是，更具激进反传统色彩的、全盘西化的思潮，由于迎合了人们的浪漫心态而赢得更多的支持。

　　其次，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一个与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新保守主义本身有关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向现代性的转化殊少贡献，从而难以使传统价值与文化承担起现代化的中介和杠杆功能。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复杂整体，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刃”的特点。更具体地说，一方面，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过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时所不可缺少的“载体”与中介，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以及严复反复强调的儒家的“群经”，无疑又对变革与现代化起着强有力的阻碍作用。如果不对后一方面的保守特性进行深入的批判与改造，单纯地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意义的肯定，并不能真正地使传统文化起到现代化的中介作用。因而也决不可能使青年一代信服。例如，“存理灭欲”、“重道抑器”、“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也不变”、“用夏变夷”等等，这些在儒家“群经”中得到反复强调的传统价值符号，又如何转变为引导现代化的中介？

　　严复本人也似乎认识到对传统价值符号进行改造的历史必要性。他曾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但他本人却极少致力于此。或许由于他对自己所钟爱的“群经”过于沉溺而丧失了对其消极面的警省，当他简单地以“尊孔读经”的价值回归来应付激进主义、道德流失和社会无序化时，由于名教儒学在二十世纪以后已经的声名狼藉，他的良苦用心则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向传统专制的简单复旧。在人们心目中，他本人也很难与老朽的国粹派泾渭分明。

　　另一方面，儒家名教作为传统文化中一个极有影响又尚未被改造的部分，它与传统专制政治又是如此同构和互补，以儒学的价值回归来实现民族的自立自强，又往往不自觉地暗示着向专制传统的回归。当严复把重建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的希望寄托作为政治军事强人的袁世凯身上时，当他身不由己地列名于筹安会的名单时，他无疑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其根源就在于此。这也铸成了他个人的悲剧。

　　近代新保守主义给人们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那就是，如果在阐明渐进的现代化选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时，不能致力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转化，使传统价值与文化符号不再起到排斥外部新鲜文化营养的消极作用，它就难以成为社会共识的新的基础，并成为凝聚民族人心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简单地抛弃新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人们在反省近代激进主义的认识缺陷时，又将丧失可资汲取的历史与思想文化资源。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可能发现，前代思想家对自己时代所具有的新的意义。

　　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值得后人重视，就在于他们所揭示的一些重大问题，不但对于当时的人们，同样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也是不能回避的。在探索这些重大问题时，这些智者们运用他们的智慧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时代会过去，而问题来自过去，却又延伸到现在乃至将来。一位西方思想史学者说得好：“在一个需要更多的政治与学理智慧来应对复杂深刻的现实困境与问题的时代，忽略前代思想家们的智慧资源是可悲的，正如我们要理解当代物理学的问题时，忽略牛顿与爱因斯坦同样是可悲的一样。”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涵泳于严复的思想中的时候，我们不但能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而且也能通过思想家们对他所面对的问题进行的思考而将使自己变得更为成熟而深沉。

　　来源：本文节选自《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原标题为《“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

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安泰河·营房里

       小巷旁边有条河，是历史悠久的安泰河，从这条小巷转出去，就是三坊七巷里的光禄坊了。

       这里酒店和咖啡馆林立，但都大门紧闭，一看就知道是类似酒吧街的地方。虽然和三坊七巷仅一街之隔，但热闹的程度却大相径庭。

       福州的特色院落......

       安泰河：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中心，是市区东西走向的一条主要内河。它的前身是五代时闽王王审知所建罗城的护城河。水从琼东河入古仙桥下，经武安桥(秀冶巷口)、津门桥(古罗城兼济桥)。福枝桥、新桥(两桥均在朱紫坊)至安泰桥(古罗城利涉门桥)，复经澳门桥(古罗城清远门桥)、虹桥(在光禄坊南，俗名吉佛亭桥)、仓桥、金斗桥(古罗城金斗门桥)至观音桥与西水关之水交汇，再由观音桥流至太平桥与白马河相通。全长2.52公里。
       安泰河在历史上曾是城区运河交通的总枢纽。自宋朝以后，秀冶里，朱紫坊、桂枝里一带，沿河种植了许多榕树，须长叶茂，绿荫如盖，河上船来舶往，古人有“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句，描述沿河风光和运输盛况。
       民国时期，安泰河河水尚能饮用，水上运输也很发达，可以乘潮通航6～7吨船只，沿河店家所需货物大都由店后的小道头上下，南后街木家具店所用木料亦扎排由此河运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城市发展，污水排入，河床逐渐淤塞，至1958年已不通舟楫。1986年，经市人民政府整治后，彻底清除了沿河垃圾，使河面恢复6至8米，又清除了河中积淤，挖深河床，使白马河口至古仙桥的河底标高由罗零3.5米逐渐降低到3.2米，从而提高了流速，增强了排洪冲泻功能。       安泰河有“小秦淮河”之称，福州许多历史典故和商业文化都与安泰河有关。

       一条适合摄影的美丽小巷......

       南后街南口码头 “河畔笙歌”、“榕荫伴水”景观区：从南后街南口码头登陆，可体验河畔笙歌（光禄坊段休闲游览区）、榕荫伴水（吉庇路段商业区）两个游览区。河畔笙歌区，大致从光禄坊至澳门路，将展现许多地方民间传说的景点、名人文化教育展区及城市发展主题区。榕荫伴水区，大致从澳门路至八一七路。安泰河与八一七路的交界路段，为福州商业繁华路段之一，也是安泰河流经三坊七巷的入口，大树的浓阴，古朴的桥栏和埠头，长长的石板路，为沿河的商业空间提供悠闲古朴的休憩场所。

 

       我们的车停在林则徐纪念馆的侧面，停车场对面的邮局也很有民国时期的特色，只是一看就是新建的而已......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5

       福州自古多山，有所谓“城在山中，山在城中”之说，为道尽这绵绵群山，有识之士便以三山为主线，以诸多支脉为辅线，写出那句福州人耳熟能详的“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今天的旅程就以“三山现”为主线，游览福州的乌山、于山和屏山这“三山现”。就从乌山这座历史名山开始吧......

        乌山南入口在市中心五一广场西侧乌山路口的乌山广场上。广场上有乌山南入口的牌楼、胡也频故居、吴清源围棋会馆和婚纱摄影室。

       牌坊的东面有这样一扇月亮门。见我好奇地张望了一眼，热情地保安立刻上来说：进去参观吧，可以进去的。小门的里面却是别有洞天，成为我们游览乌山的第一景。

       吴清源围棋会馆：吴清源1914年生于福州，一生极富传奇色彩。1933年，年仅19岁的吴清源自创围棋“新布局”，对阵本因坊秀哉名人，翻开了围棋史上崭新的一页。1936年，抗战大爆发前夕，加入日本国籍，因在十番棋擂台上击败当时日本所有的超一流高手，被称为“昭和棋圣”，从此20年内无敌手，雄居“天下第一”。吴清源2014年去世，享年100岁。吴清源会馆是福建的第一所围棋会馆，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环境十分优雅，是福州市青少年学习围棋的会馆之一。

       原来这位围棋大师吴清源有汉奸的嫌疑呢......

 





       围棋大师吴清源一生三改国籍：吴清源也许是围棋界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许并不熟悉此人，但是其在围棋界的影响力，其传奇式的一生无不让人为之惊叹。
       1、1936年加入日本国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趋恶，帮助吴清源渡日的山崎有民劝说他入日本国籍，以便让其继续深造围棋。去到日本后，吴清源一边下棋一边读书，为了自身安全和养活一家人，吴清源最终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最后，在外交官清水薰三帮助下，吴清源于1936年入籍。之后，吴清源改名为“吴泉”。正式名字叫“泉”，“清源”只是字。关照吴清源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曾对他说，“不能忘记中国。”
       2、1949年加入中华民国国籍：1946年，一些在日华侨一度强迫吴清源放弃日本的国籍。1947年，由于政治关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恩师濑越宪作代吴清源向日本棋院递交了“辞呈”，不久后濑越本人也辞职。此事中，吴清源是完全被动的。后来，吴清源也遭到了许多日本人的误会与指责，“吴清源在日本受到那般良好的照顾，可是，日本一成为战败国，他却急急忙忙地恢复了中国籍。他可真是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同是1947年，吴失去日本国籍，并于1949年恢复中华民国籍。直到1968年，吴清源因为参加本因坊战被日本棋院以无籍为理由而拒绝才得知实情。此时，吴清源俨然已是当代无人可及大棋士，最后双方和解。
       3、1979年重新加入日本国籍：1970年代末，吴清源的国籍影响了自己的子女的婚姻、就业等问题，因而他再次申请加入日本国籍。1979年，申请获得批准。

       其实此处原为闽剧戏班的社团组织“道山冠社”公业，曾被胡也频的祖父组建的“大吉祥星”戏班租用为教戏的场馆，1922年被时任福建省警察署署长的施泰桢买断并加以改造，取名“澹庐”。

 

       乌山海拔86米，游览面积25公顷。其东麓在天皇岭处称第一山；西南麓在城外的部分称豹头山，亦作豹屏山。乌石山怪石嶙峋，林壑幽胜，天然形肖。景分山东、山西、山阴、山阳、山脊5路，36景最为奇，素有"蓬莱仙境"的美称。

       福州三山以乌山风景最优美，被称为三山之首。乌山早在唐代就已经成为游览胜地，据有关史料记载，古时乌山有三十六奇、五十五景，山上有殿、寺、庙、亭、台、楼、阁；有古人留下的200多处摩崖石刻，篆、隶、楷、行、草各臻其妙。唐朝李阳冰、曾巩，宋朝赵汝愚、朱熹、李纲、蔡襄，元朝萨都刺及明朝叶向高都留下了字迹。其中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的篆书堪称一绝。
       山上树木郁郁葱葱，道路曲径通幽，亭台楼阁相互交错，特别是主景区——石天景区奇石嶙峋，古榕参天，奇石古榕相映成趣，摩崖石刻等人文观景与自然景观交相融合，素有“蓬莱仙境”的美称。在诸多名胜古迹中，以乌塔、摩崖石刻及石造像最有价值，现均为国家级文保单位，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价值。

        道山观古建筑群：道山观为三座明清木构建筑，依山而建，逐座升高，原为明万历初提学孙昌裔之石梁书屋，其子孙学稼、孙学圃曾读书其中。后孙学稼献出石梁书屋建道山观。后人在观前又增建玉皇阁，旁建三宝殿、武圣殿，还添设鬼谷子祠和吕祖宫，组成道教建筑群，是清代福州避暑胜地。道山观大殿现为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

 

       吕祖宫......

       乌石山教案：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教会在乌山扩充占地，调戏妇女，伪造地契，兴建教堂，激起民愤，万余民众聚集弥陀寺，拆毁教堂，爆发福州近代史上有名的“乌石山教案”。1992年，公布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做为道教名山的同时，乌石山历代建造的儒家圣贤祠堂亦有不少。如纪念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朱子祠，纪念福建省九位著名学者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周、李侗、葵文才、蔡沈、黄干、真德秀的九贤祠，纪念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的戚俞二公祠，纪念陈振龙的先薯祠等。乌石山弥陀寺还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见证。



       乌山亭：乌山上共有12个亭子，各个亭子的建筑风格各不相同，是亭子的大荟萃。其中大部分亭子是古时乌山就有的，被毁损后在原址上重建的，少数是新建的。乌山亭是应景新建的，是乌山最大的一座长廊式亭子，是市民、游人歇息小憩的好处所，也是市民吹拉弹唱、健身的好去处。

 

 

 

 

       道山亭：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相传宋代时，登乌山南眺，是江海相连、海天一色的壮阔美景，回望城内是云雾缭绕、忽隐忽现，有如仙境。时任郡守程师孟认为此景堪比道家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当即改“乌山”为“道山”，建“道山亭”。并约请其前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作名扬千古的《道山亭记》，以应景增色。后人又在道山亭的东侧篆刻“道山亭”。

     《道山亭记》：为程师孟嘱曾巩所写，曾巩是宋代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道山亭记》与福州前后两任太守有关。北宋熙宁年间，福州太守程师孟性喜游览名胜，曾上乌石山，赞赏山川之美，并在乌山（也称道山）上建了一座亭子。程师孟认为乌山在江海之上，作登山四望的观看，可以和道家所说的蓬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并列，所以为亭子起名叫“道山之亭’，故名道山亭。

       程师孟（1005—1092）：字公辟，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他是一个水利专家、外交家、政治家、旅游家和诗人。宋熙宁元年（1068年），程师孟任福州太守，在福州任太守时间共三年多。北宋时代，福州出了好几个贤太守，其中，程师孟事迹最为突出。他知福州时，“筑子城，建学校，治行最东南”，政绩名列东南之冠。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生于仕宦之家。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江西南丰人，北宋文学家。宋熙宁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以度支员外郎直龙图阁出任福州知州，（一些文章中，把曾巩说成是程师孟在福州的前任太守是不确切的）福州佛寺多，田产富足，僧人相争为住持，曾巩在福州整顿佛寺，革除官府指派住持制度，让僧众自相推举，禁止官吏向僧人勒索。在福州任职仅一年零一个月，所作诗文50余篇，其中《道山亭记》一文，尤为世人所传诵。这篇文章是程师孟写信恳请他的后任曾巩写了这篇《道山亭记》，以为他在任期间修建的道山亭增色。《道山亭记》记述乌石山风景，描写福州城貌，涉及风土民俗，是一篇传诵相当普遍的名作，道山亭亦借此名垂千古。

       原文：闽，故隶周者也。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始并为闽中郡。自粤之太末，与吴之豫章，为其通路。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𫄠，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汉尝处⑤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陿多阻，岂虚也哉？
       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
       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
       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余功又及于此。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天章台：位于道山亭台基西侧，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天章台”篆刻是宋熙宁年间，闽郡（福州）郡守程师孟的手迹，比喻此石如飞来的天赐印章。各朝文人墨客常到此饮酒和诗为乐，在天章台四周的岩石上，留下了不少感怀的诗词。元朝杰出诗人萨都剌曾咏有“晚凉上乌山，置酒天章台”的名句，篆刻在苍崖之上。

 











       乌石山摩崖石刻：计有200多段。其中李阳冰“般若台铭”篆刻，为闽中最早的摩崖石刻。乌石山上宋代的石刻较多。许多著名的官吏和文人，如程师孟、陈襄、湛俞、赵汝愚、朱熹、梁克家等，都在山上留下诗文和题记。

       冲天台、古放鹤亭：冲天台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即“古放鹤亭”古址。据史载，唐大中四年，刺史崔干在此险崖顶上建亭，称“四向亭”，供人登高揽胜。后因在此放飞青田鹤，故改称“放鹤亭”。这是福州历史上保护野生动物的最早记录。至宋熙宁年间，时任郡守程师孟登临放鹤亭，有感青田鹤腾空飞翔、回归自然，文思涌动，挥毫篆书“冲天台”，镌刻于岩石上，故称“冲天台”。“冲天台”篆刻的旁边又有清朝凌瀚的“古放鹤亭”题刻，以此作为“冲天台”的注解。

       石壁榕：石壁榕长在“冲天台”巨大的岩壁上，故名“石壁榕”。无数纤细的气根从枝条上垂下，随风摇曳，仪态万千。

       这古榕树，附在石壁上而顽强生长，长成一株高大参天的榕树，让人惊叹榕树的顽强生命力！像这样长在石壁上的古榕树，在乌山景区里比比皆是。

       天台桥：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天台桥又称“雀舌桥”，一块2米多长、形似鸟舌的岩石凌空飞架于10多米高，被称为“降魔石”的巨石之上，并与“冲天台”巨大的岩壁之间，构成一座奇险天门，故名“天台桥”。此桥险绝，据说只有“肯舍身”的人，才能登得上去。

        天香台：天香台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据传古代乌石山上有“神光寺”，座落在高耸的冲天台石壁之上，寺内香火鼎盛，每日香烟弥漫，直抵云霄，游人伫立此台，见之如临天宫仙境，故名“天香台”。天香台上有三株古榕树，并蒂同根，世世相拥，紧紧环抱，如同三国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故名“三友榕”。
       回望道山亭......

       冲天台的原址上现在是乌山风景区管理处，未对市民开放。

       黎公崖、幞头石：黎公崖也称“幞头石”，石上刻有六个红色大字“乌石在，黎公在”楷书阳刻，是为纪念明代嘉靖二十七抗倭名将黎鹏举而镌刻的，故称“黎公崖”。阳刻之下还有元朝至元年的阴刻（绿字），一阳一阴的摩崖石刻相距二百多年，福建唯一，世间罕有。

       黎公即黎鹏举。明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侵寇犯闽，闽江口五虎要塞陷落，福州城危如累卵，当时身为指挥金事的黎公亲率将士，在马尾至闽安镇一线与敌寇浴血作战，杀得倭寇遍野，福州城垣危而复安。福州人因此刻石纪念这一位民族英雄。







 

       黎公亭：黎公亭位于道山亭西侧的石岗上，是后人为纪念抗倭名将黎鹏举所建。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黎鹏举任指挥佥事，遇倭冠入侵，闽江口五虎门陷落，形势危殆，其亲率一支水师，在马尾罗星塔、闽安镇一带大歼顽敌，八战八捷，才使闽郡（福州）转危为安，郡人兴建“黎公亭”，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黎公亭西侧有一巨石，其三面均有题刻，正面是王倩的“寿”和“旧涛园”题刻，其背面是宋朝闽郡（福州）郡守程师孟的“霹雳岩”和明朝御使林延玉等的题刻，其朝东的一侧还有一幅题刻。

 

       霹雳岩：霹雳岩位于三面题刻巨石的背后，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霹雳岩”三字是宋熙宁年间，闽郡（福州）郡守程师孟的手迹。此石长达9米，中分两半，微露一隙。据史载，古时乌石山孤独高耸，四周低矮空旷，雷电常直劈而下。唐嗣圣年间，有一高僧手持《华严经》在此诵读，突然“一夕雷雨大震，霹石为室，高僧遂宴坐其间”。霹雷岩由此得名。史上不少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少诗词题刻。

 

       石天景区：是乌山的核心景区，位于乌山的西南部，面积约为3.1公顷。石天景区内奇石处处可见，而石生百态耐人寻味。景区内宋、元、明、清各朝的摩崖题刻众多，其中巨幅题刻“海阔”、“天空”蔚为壮观。
       石天景区内的景点有：百炼石、乌山亭、道山亭、天台桥、冲天台、天章台、黎公亭、霹雳岩、般若台、清冷台、先薯亭、天门石、卧牛石、石壁观音、东壁亭、鸦浴池、天秀岩、海阔天空、望耕亭（望耕台）、清尘岩、石天、双峰梦和凌霄台。
       石天景区内有几十株古榕树，有爱好古榕的市民为其中的六株榕树命名，它们是：石壁榕、十三太保榕、卧牛榕、镂空榕、独木成林榕、老叟榕，加上乌山北入口的迎客榕和天皇岭景区的三友榕，共有八株古榕有了名字。
       先薯亭、先薯亭记：先薯亭是明万历年间为纪念最早引种及推广番薯（地瓜）种植的福州长乐归国华侨陈振龙和福建巡抚金学曾而建。明万历年间，闽郡大旱，百姓陷入饥荒之中，已在菲律宾经商的福州长乐华侨陈振龙，见到当地的番薯易于种植又可充当粮食，便冒险将菲律宾视为国宝的番薯种苗藏在竹筒和篮子中带回福州，试种成功后，报告福建巡抚金学曾，由其督导百姓种植，并推扩开来，从而拯救了饥荒中的灾民，而后推广至全国。为此，郭沫若曾颂扬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该亭为纪念明万历年间引种和推广番薯的华侨陈振龙和巡抚金学曾而建。陈振龙侨居菲律宾。菲律宾曾为西班牙殖民地，曾引种美洲印第安人发现的番薯。陈振龙为躲避菲律宾殖民当局的检查，将番薯枝条系于船底，带回大陆后，又在福州南台纱帽池辟地种植，当年即获丰收，后又经金学曾推广。金著有《金薯传习录》。 

 

       2008年4月，先薯亭修复后，福州文联主席陈章汉撰写了《先薯亭记》碑刻。

       镂空榕：镂空榕位于先薯亭南侧"饮岚"石刻处。“饮岚”石刻是清康熙年间画家禹之鼎的真迹，寓意镂空榕长在岩石上，餐风饮露而长成。

        从先薯亭北出即至“观音岩”，传说晚唐时岩壁遭雷火袭击，壁上显出隐隐约约的观音形象。岩畔有朱子楷书"福"字，长三四米，堪与鼓山“寿”字相匹。

       石壁观音：相传此处原是一块天然岩石，在1000多年前遭到雷击后，岩壁上显现隐隐约约的观音菩萨像，后人将其雕刻成浮雕的观音像，不完整的部分用泥塑补上，成了一组石雕与泥塑结合的观音，这是福州现存最早的古代石雕和泥塑的观音菩萨。

       福字坪：据《乌石山志》记载：“在双峰梦下，宋朱文公（朱熹）楷书“福”字丈余，镌石”。说明原先的“福”字在“双峰梦”的下方，后年久被毁。现在的“福”字是根据朱熹手迹，2009年4月在北园景区紫清园的大岩石上新镌刻的，字经4.25米，“福”字左边镌刻朱熹晚年的字号“晦翁”。朱熹的“福”字，为福州最大的单字摩崖天刻之一，与鼓山喝水岩的“寿”字，并称“福寿齐天”。

       双峰梦：“双峰梦”题刻在“石天”题刻的南面。据史载，“双峰梦”是明朝邵嘉明为纪念唐朝隐士周朴所题刻的。相传唐末的周朴很有才识，因厌倦官场而归隐乌石山寺庙内，并常小憩于二巨石相撑的洞中，一日久梦方醒，已然知晓后三世之缘，故名“双峰梦”。 

       天秀岩：“天秀岩”题刻为元代平章政事燕赤不华所题。据史载，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164年），朱元璋起义军逼近闽郡，人心浮动，元太子为笼络人心，特书“忠孝文武”四字赠送燕赤不华，鼓励他效忠朝廷。燕赤不华将“忠孝文武”镌刻于岩石上，并以得天独秀自诩，题写“天秀岩”。天秀岩旁，还留有明朝宰相叶向高草书诗刻一首："槛外林光连百雉，天边江影落双虹。峰传薛人今何在?樽入平原酒不空。"运笔疾如龙蛇飞舞。在清冷台西，有"饮岚"2字石刻，也系篆书，字径50厘米，是清代画家广陵禹之鼎题。

       海阔天空：梅聚广场北面的峭壁上有“海阔”、“天空”四字巨幅楷书，相传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镌刻于岩壁之上。“海阔”、“天空”，单字高达2.7米，宽2.3米，笔锋饱满、苍劲，是福州字体最大的摩崖石刻之一。

       望耕台：“望耕台”三个字是清乾隆年间，闽郡（福州）郡守李拔所题，并在台上建望耕亭。相传明清时期，乌山南是万亩田畴，李拔登乌山到此向南眺望，看到辛苦耕作的农民，心生怜悯，文思涌动题写《望耕台》：“为念民劳登此台，公余坐啸且徘徊。平畴万亩青如许，尽载沾塗血汗来”。古望耕亭早已毁损，现亭是在原台基上重建。

       清尘岩：“清尘岩”三字是明代进士龙国禄所题。据史载，此处原有一孤禅静室，是其读书参禅之所，“清尘”二字是表其清净无为的心境。岩壁上还留有其好友海澄诸子言别时的一幅诗刻及宋朝的二幅题刻。

       石天：“石天”题刻在“先薯亭”北侧的山峰上，三块巨大的岩石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大岩洞，可容下数十人。岩石上刻有“石天”二字，意为“以石为天”。石天题刻周围的岩石上有元、明、清多幅摩崖石刻。







       般若台：般若台位于清冷台旁边的岩石上，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般若台是大唐大历七年著作郎兼监察使李贡任职闽郡时所造。般若台高5米，宽2米，小篆，共24字，字经43厘米，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所书。碑文：“般若台大唐大历七年，著作郎兼监察使李贡造，李阳冰书”。李阳冰书法独步天下，其般若台题刻至今有1200年的历史，是福州现存最早的一幅摩崖石刻。《般若台铭》石刻与李阳冰浙江处州缙云的《城隍庙碑》、《忘归台铭》，河南滑县的《滑台新驿记》，合称“天下四绝”。
       李阳冰，字少温，祖籍赵郡（今河北赵县），后迁居云阳（今陕西泾阳）。李阳冰是继秦朝李斯之后、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史称“大小李”。他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独领篆书风骚千余年，承前继后，使篆书这一失去大部分实用功能的古老书体得以延绵不绝，为篆书书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么珍贵的一幅摩崖石刻，在文革中被福州电视台的一名干部（造反派）砸毁。现存的“般若台”，是1982年由福州市文物管理局，用原拓本在“清冷台”旁的岩石上镌刻复制的。





 

       清冷台、兄弟同根榕：清冷台为乌山三十六奇之一。“清冷台”楷书石刻，为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福建省最高长官—平章政事燕赤不华为表其心境清净所书所筑，台上有石桌、石凳。“清冷”是静肃之意，意在勉励自己为国家干事。可是他华而不实，时常摆宴于此，到任数月，即身败名裂，亭台亦随之记废。清冷台的石壁上长着一株古榕树，后分为二株，但它们的根是连在一起，故名兄弟同根榕。

 
       冰壶：史载“冰壶”二字为明朝御使林廷玉题写，取自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用“冰壶”来比喻自己一生清白。“冰壶”落款：烟霞病叟书，烟霞病叟为林廷玉的别号。

  

       天皇岭景区：位于乌山中东部，面积3.4公顷，景区内有胡也频故居、吴清源围棋会馆、红雨山房、峻青台（幽幽亭）、吕祖宫、武圣庙、乌山画院、冰壶、天香台、三友榕、幞头岩（黎公岩）等景点。

      峻青台、幽幽亭：史载，北宋明道初，时任侯官令的沈邈闲暇时喜爱登高，得乌山东北偶一地作平台，曰：“俊青”。十年后，释迦院僧侣邀请以台作亭，名曰：“幽幽”，并请来宋朝四大书法家的蔡襄为亭题字作诗。现亭为原址上重建。



 

       红雨山房：红雨山房得名于诗人李贺的名句“桃花落如红雨”，弥陀寺中黄宗彝所居红雨山房今已不存，现在的红雨山房为新建的建筑。

       《乌石山志》载红雨山房：在山之东舒啸岩左。其地属弥陀寺，乌白两塔平立窗棂间，磴下绯桃俯仰。道光间邑人黄熥字肖岩，后改名宗彝，著有《闽方言古音考》、《婆梭词》等书。郭柏苍尝居之，柏苍辑《乌石山志》于此。咸丰间改山房为山楼。郭柏苍《红雨山房记》：“乌石山之弥陀寺，门与霸石接，入寺三十武，有石陡峭而虎顾，即舒啸岩，侧结二屋，本僧舍也。楹各方广丈许，斗垣而槛于东向，屏九仙，对双塔，俯视左右，了无杂木，惟桃多且盛，风来片片入几席间，余因取长吉‘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名曰‘红雨山房。’寺仅一僧，日闲游，夜酣睡，以寺托黄郭二凡子，晨钟暮鼓皆吾事矣。门以几叩为戒，谢俗客，兼以习静，修理古书者处外院，司启闭汲泉瀹茗以待客。夏仲溪涨成灾，骨董字画古砚寿山石美不胜收，鬻此质彼为书贾作居停。李君作霖工篆石，其父振涛茂才学于十砚翁，以山房之胜，携鎚凿消夏。吕西村、林瘦云、吴小溪日以黄子环印谱与李君相质证，时亦偶作一二石以酬答东道。仆人郑佛荷担游山从者。偶山人寄尘，僧镜妙、慎修、凤超、羽人钟戒、吉永。予与肖岩辄为宾主，酒米之外，无一荤品，故其事可久。九年中，负书卷不负风月，每与客石栏夜坐，七城阒然，两三星火，闪闪树罅，寒鸡一声，万感并集，此时上下千古在杯茗中，此境可述而不可问。客散，予与肖岩不交一语，各坐卧各读作。予忆肖岩诗有‘起剔残灯读班马，从无一语及旁人，’此境又可述而不可问。黄先生铨将令三水，嘱作记，为游山之前导，因删前记，胪列近事，冀其来游也。道光甲午。赵在田《乙未初春蒹秋贤友属书高达夫还山吟再访红雨山房》诗：“从来风雅属城南，(明袁表、韩延锡及国朝光禄社均在乌石山。)老健犹能访再三。世上闲情惟蜡屐，山中佳话又榕庵。压龛贝叶供晨课，(黄郭二生恒代僧课诵。)一树梅花伴夜谈。(观音院岩上老梅。)难得搜罗共今古，千年秘本箧中探。”黄铨《红雨山房》诗：“几树松声作翠涛，一行山影衬绯桃。与僧对奕兰房静，留客调琴石磴高。小隐不妨近城市，清谈时觉入风骚。主人白板长年迥，可许花晨更载醪。”《吕世宜同黄子河清饮红雨山房》诗：“山门独早曙，翠竹不知秋。一径行踪古，数声鸟语幽。能诗多胜事，镌石附名流。(予闲为诸君镌篆隶。)作客还觞客，长年无客愁。”何冠英《正月十七同陈达夫宿红雨山房》诗：“梦绕桃千树，山围寺几重。城寒时击柝，窗曙尚闻钟。宿酒香薰枕，残棋局在胸。白云留客宿，一夕亦高踪。”刘永松《雨后过红雨山房》诗：“晓起过山寺，痴岚衬日光。江流天外渺，树色雨中凉。分水通苔径，移樽傍石床。桃花虽有主，今日伴刘郎。”蔡征藩《红雨山房花朝》诗：“七城晓日灿桃花，烂醉未醒月又斜。春色那能长海国，客情容易各天涯。莫将襟抱酬宦况，忍使文章负岁华。正是高人能觞客，何妨修禊亦山家。”僧凤超《宿红雨山房》诗：“山月寒近郭，霜钟曙到窗。云游几短鬓，诗思尚残釭。结伴僧休笑，偷闲佛所。明朝归废寺，(时主净慈。)瞻礼理经幢。”黄熥《辛卯正月四日大雪与蒹秋同咏》诗：“阶前青草点白玉，簾外飞花扑红烛。夜窗琴书了可数，晓起惟有竹尚绿。招朋沽酒看遥山，蜡屐僵顽不着足。万灶无烟鸟不啼，一树梅花伴芳躅。世间龌龊顿消除，独有娟洁在心曲。与君祷祀古佛前，山房三日见朝旭。”郭柏苍《红雨山房同戴芷农舍弟合亭看月》诗：“夜色簾前近，开簾望若何。霭深山月暗，潮上水灯多。人语出林樾，钟声隔市河。石栏清不寐，片影过藤萝。”又《红雨山房独坐》诗：“梅逢冷眼初破蕊，山为闲情日送青。晓起鼓钟清课罢，微风吹展未翻经。”又《戊戌山房待黄肖岩》诗：“三日柴门已不开，晚花坐看落莓苔。忽闻风送烟中语，知有人从岩下来。”

       胡也频故居：胡也频（1903~1931），幼名培基，学名崇轩，笔名沉默、黄英等。胡也频是现代中国优秀的文学家，著有《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诗歌、小说。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当选为执委，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中华苏维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现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1931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年与李求实、柔石、殷夫、冯坚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史称“左联五壮士”。胡也频是福建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榕城（福州）的骄傲。他的英名与江河同在，精神与日月同辉！

       第一山景区：在乌山的东部，这里的主要景点有：乌塔、石塔寺、映塔池、“第一山”题刻、“清隐”题刻、清隐亭、云霄亭、一笑亭和邓拓故居。

       第一山：“第一山”，据清代的冯登府认定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真迹，且是美女簪花体。但也有专家认为是后世仿摹的。怪只怪米芾爱石及山，山山第一，“第一山”遍布全国各地，让人真假难辨。

       清隐：“清隐”为朱熹的真迹，是大理家朱熹讲学乌山珍贵的历史见证。

       乌塔：乌塔耸立在乌山景区的东麓，与于山西麓的白塔遥遥相对，是福州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二塔”之一。乌塔前身系唐贞元十五年所建的“净光塔”，后经闽王王延曦重建。乌塔高35米，共八角七层，塔身层檐用叠涩手法建造，每层塔壁上都有浮雕或石刻佛像，共有46尊，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价值，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石塔寺：古时的石塔寺已毁损，新的石塔寺正在建造中，目前尚未完工。

       第一山房（邓拓故居）：乌石山南麓灵鸳庵左，有南宋遗民游汶居所。游汶曾得罪奸相贾似道罢官，元初不仕，并自题其居曰“遗民浮宅”。他平素穿一布袍，自书其背日“遗民破袖”，其气节可与郑所南同誉。山之东北麓有“第一山”，邑人建“第一山房”。屋旁鳞次台，登其巅可望城中屋宇鳞次。石山刻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第一山”3字，宋朝状元黄朴曾居此并刻诗一首于石：“祖居山下自唐迁，故老相传七百年。若使儿孙能守分，免教沧海变桑田”。革命前辈邓拓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第一山房”已辟为“邓拓纪念馆”，占地面积1015平方米，主楼是一座双层木结构小楼房，为清末民国初福州旧民居风格建筑，现辟为“邓拓生平展”展厅。
       邓拓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历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二十年的新闻工作中，直面历史和现实，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不惜以生命维护革命原则，也维护了革命者的人格尊严。在文革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服安眠药以死抗争。1979年，由时任中央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主持，举行追悼大会，为邓拓平反并恢复名誉，给予极高的评价。

       一笑亭：据史载，明朝陈元珂《新构一笑亭于乌石山阴》诗曰：“……解印无与言，见山始一笑……”，说明一笑亭在明朝时已建造，后被毁，现一笑亭为新建。

       高爷庙古建筑群......

       榕树根形成的天然门帘......

2016年春节游福州——乌山·第一山房（邓拓故居）

       与乌山“第一山景区”一墙之隔的山脚下，有一座榕树绿竹掩映下的小庭院，院中有一座两层的小楼，这就是被称为“第一山房”的邓拓故居。第一山房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路第一山4号，几经变迁。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黄朴即生长在此，称“麟次山房”。清朝学者陈轼、叶观国、林材先后居于此，林材（字楚麓）将这处院落改为现名。光绪年间归严家所有，严家有女无子，邓拓的父亲邓仪中入赘严家，他是清末最后一科举人，在广西做过县知事，辛亥革命后便在此以教书为业。1912年邓拓就出生在这里，但他22岁时北上离开福州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民国间，邓拓的二哥将原房改建为现格局。
       解放后，乌山风景区被糟蹋殆尽，第一山房被军队官员占据。1987年，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批示整修邓拓故居，1997年将第一山房列为省保单位，并辟为《邓拓纪念馆》。

       现有房屋为坐北朝南，宽11米、深9米的三间排双层木构建筑，楼下中为厅堂，左右厢房，邓拓便出生左厢房。房屋以山为屏，三面围墙，庭院内条石铺地，摆设石桌，门头房旁为花圃，依山砌有花台，栽种花木。楼斜侧岩石上有林材镌刻的隶书“第一山房”四个古字。

       这里大门紧闭，但邓拓这个人却是不得不提起的人，因此除了门口这几张图片是我自己拍摄的之外，只能从网上组织材料了,,,,,,

　　邓拓：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河南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任中科院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前线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文化大革命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含冤而死。1966年5月18日逝世。

       历史悠久的福州乌山鳞次台“第一山”，始终是名流隐士居家的风水宝地。“第一山房”之名，得自于房后一块据说为米芾手迹的“第一山”题刻。

       清代郭柏苍《乌石山志》记载：“唐时为道山黄氏世居之。”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黄朴生长在这里，后人称为“黄状元朴宅”。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记载：“朴历官馆阁，迁吏部郎，终广东漕。元末明初，黄朴后裔黄济官居审理。修鳞次台和位于此地的故居老宅，环境顿觉改观。有石垒上蟠，其平可坐十数人，而清池绕迤其下，可泳以游”。明建文元年（1399年），又请人篆镌“鳞次台”三字于“第一山”石刻西侧。原先附近还镌刻有诗词：“祖居山下自唐迁，故老相传七百年。若是儿孙能守分，免教沧海变桑田”，传说这是黄氏卜宅之谶。随着黄氏后代远徙，他们终于没有守住祖宗的家业。如今“鳞次台”与诗词石刻，早已湮灭于漫漫岁月中而无处寻找了。
       接手黄氏故居的吴海，先世为元臣，明兴不仕，称疾笃辞归，隐居在乌石山鳞次台。平生闻过则喜，额其会客室为“闻过斋”，时人称为“闻过先生”。因仰慕邹鲁之风以“鲁客”自号，有《闻过斋集》刊行于世。他的故居，后人统称为“鳞次山房”。《乌石山志》记载：“鳞次山房，在天王岭旁，元吴处士海尝居于此，后以地名鳞次台，因称为鳞次山房，俗又呼第一山房。”
       清代林枫《榕城考古略》记载：“吴后式微，（鳞次山房）为魏观察文焲所有，旧时废堕，悉修复。”魏文焲，字德章，号南台，明嘉靖甲辰（1544年）进士，历官四川参政，备兵松潘。以母亲老迈请求归养送终，在鳞次台自己家里杜门屏迹，专心著述、读书。后移居先贤石室，著《石室私钞》行世。
       清朝，“第一山”鳞次台的住宅数易其主，辗转多姓。清乾隆年间，福州进士、翰林院侍读、诗人、书法家叶观国，因居官清廉，声名远扬。年七十时，足疾乞归，购买了乌石山鳞次台院落为别墅。因山巅、山下各有古榕一株，葺为“双榕书屋”，为其赋《避暑双榕书屋》：“摩崖句在藓痕侵，鳞次遗基劣可寻。传舍阅人良已久，云林历岁更应深。塔铃自语松风送，鸟梦初回竹月沉。惭愧翻浆人海里，清凉容我独披襟。”
        清嘉庆元年（1796年），叶观国别墅归邑人林材（号楚麓）所有。林置业后在宅内岩壁镌刻“第一山房”四字，并在宅内另一巨石上勒石颂美：“鳞次台高势接天，百年乔木护云烟。休嗟陵谷堙池馆，且喜蓬壶近市厘。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徙倚层峦上，不尽风光入翠巅。”
       清光绪年间，山房转为福州严家所有，因严家无子，只有一女严佳怡，其父为她招赘了一个名叫邓仪中的举人，他就是邓拓的父亲。邓仪中与妻子严佳怡共生有四子三女，四子中邓拓最小。民国间，邓仪中二子将原房改建为现今所见之格局。1987年之后，政府多次修葺，现辟为邓拓纪念馆，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邓拓故居的门很小，门匾是肖克写的...... 

       正门口刻有邓拓的一首诗：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岁月有情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这像是他的自咏，表达了他“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质。他还有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更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故居靠山而筑，三面围墙，有石阶可上山顶。岩壁上除有“第一山房”题刻外，另刻邓拓诗作《赠杨述同志》一首：“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志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此系建馆后邓拓夫人丁一岚所选，谓其最能展现邓拓对革命事业不尽的追求和依恋。

       邓拓幼年时在这里练字的石槽墨池。据说当年邓拓写大字时，常用一枝自己捆扎的“扫帚笔”，蘸着墨池中的清水在地上反复练习，父亲有时在一旁做示范。邓拓之父邓鸿予举人出身。

       邓拓纪念馆内的“第一山房”题刻。林材，字楚麓，侯官人，嘉庆年间贡生。

       嘉庆年间楚麓材（林材）题刻：“鳞次台高势接天，百年乔木护云烟。休嗟陵谷堙池馆，且喜蓬壶近市厘。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徙倚层峦上，不尽风光入翠巅。”

       在“第一山房”题刻边，镌刻着邓拓1963年赠给北京原宣传部长杨述同志的抒怀明志律诗：“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主楼是一座双层木结构的小楼房，坐北朝南，为清末民国初福州旧民居风格建筑，楼高9米，在主楼西侧有一间书房，即邓拓卧室。

       这栋楼原为邓拓父母及兄长的居室，现辟为展室。陈列《邓拓生平展》，以邓拓人生经历为脉络，分为《邓拓生平》、《邓拓著作》、《怀念邓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纵线展开，分“别家前后”、“烽火硝烟”、“和平建设”3个时期，第二部分则以横线排列，分新闻、历史、哲学、文学、书画鉴赏等5个方面展出。以大量的珍贵照片资料和邓拓一生创作的著作，及后人对他的怀念，体现邓拓刚直清正，无私无畏的一生。 

       邓拓故居厅内迎面挂着一个黑漆匾额，上面写有邓拓手迹：“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1919年的夏天，邓拓入“闽侯小学”读书，学名邓子健。四年后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现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年仅16岁的邓拓就与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的傅衣凌等同学共同创立了“野草社”，并自费出版了他们自己编著的刊物《野草》。1929年，邓拓高中毕业，考入光华大学。

　　在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邓拓离开家，从闽江口乘船赴上海。夕阳晚照，他触景生情，写下《别家》：“空林方落照，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首天柱低。”这首诗记录了他对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次年，18岁的邓拓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在纪念广州起义的一次活动中，邓拓被捕送往南京，后押至苏州军人反省院。当时，三哥邓叔群已是著名的科学家，经他多方奔走，后由蔡元培、褚民谊等人保释，邓拓终于于1933年秋出狱回闽。同一年，应同学李拓之之邀，邓拓避居上海，又一次离开故乡。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展厅中，邓拓于1929年写的《别家》诗:“空林方照落，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鹃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头天柱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满腔的忧国忧民之情。那时，邓拓年仅17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少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独念万众梯航苦，欲看坦荡九州同” 的邓拓，给双亲写下这首诗后，就直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始他一生为之奋斗且激情四溢的“战史编成三千页”的新闻报业生涯。

　　在边区10年间，他带领《晋察冀日报》的同志们跋山涉水，在敌人的一次次清剿围合、扫荡袭扰中坚持出报，及时把前线的消息传向四方，鼓舞士气，成为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在一次反扫荡转移中，邓拓的马中弹，他死里逃生。“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这是邓拓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写下的诗句。《晋察冀日报》从创办到终刊，共出版了2800多期，低劣的物质条件与生活上的困难，以及交通的不便，使印刷报纸所需的油墨、纸张甚至铅字等，都难以为继，邓拓发动大家自力更生，用铅坯翻铸成字模，再铸成铅字，报纸用的油墨，也是用老乡家里锅底的烟灰制成的……当时报社内流传着“八头骡子办报”和“三千字内做文章”的佳话。他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

       1942年3月邓拓与夫人丁一岚结婚后的合影：丁一岚是“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市进步学生，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1938年到晋察冀边区从事妇女工作，任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主任。1941年2月，平山县一个年轻的妇女抗日积极分子被恶毒的公公、丈夫杀害了。出于革命义愤，丁一岚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迅《血的控诉》投给晋察冀日报，杀人凶手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报纸于这年6月24日以较大的篇幅发表了这篇通讯。在通讯发表的过程中，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开始和作者通信，经过近一年的信件往来，他们初晤于平山县的瓦口川。两人踏着月光，漫步在长堤上，互相交谈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负。邓拓将其写在《初晤》、《夜别》两首诗中。
　　1942年春天，当他们再次相遇到滹沱河边时，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邓拓以《心盟》为题借诗记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1942年3月7日，邓拓与丁一岚以平山南滚龙沟一间农家小屋为洞房，结为夫妻。结婚那天200多人为这对新人祝贺，整个十多里长的滚龙沟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尽管当时正处在敌情紧张的时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怀并没因此而改变。这对革命伴侣在太行山的山坳里度过了抗战时期最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一生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丁一岚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播音员，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即是她与齐越一起实况播音的。1938年底，丁一岚从延安来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参加妇女群众工作，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在工作往来中，两人相识相知，并在滹沱河边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邓拓以《心盟》为题借诗记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1942年邓拓与《晋察冀日报》编辑部部分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合影。主编《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是邓拓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邓拓与他的战友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冲破日寇的一次扫荡，创造了“八匹骡子办报”奇迹，报道了狼牙山五壮士、回民英雄马本斋、王二小、冀中地道战、白洋淀雁翎队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敌后抗日英雄典型形象，成为当年飘扬在华北抗战军民心中的一面旗帜，也成为当时广大军民了解八路军政策和根据地战况的主要渠道。

       8头骡子背上出版报纸
　　党的新闻史上有一句话：8头骡子办报，讲的是党报在革命年代一段悲壮的历史。
　　这张报纸是《晋察冀日报》。1941年秋季，日寇纠集7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扫荡，在最紧张的情况下，社长邓拓坚持出报："凡有24小时较安定的时间，绝对保证出报一期！"报人们改装了印刷设备，所有的物资，8头骡子就能驮完。
　　邓拓领着大家游击办报：敌人一来，机器埋藏在山中；敌人一走，挖出机器，继续印报。1941年9月到10月间，一个月内7次转移印刷设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晋察冀日报》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这张报纸，曾报道过一系列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的地道战……鼓舞着人民抗日的勇气。日寇包围阜平县马兰村，命令大家供出报社的机器，杀害了十几名乡亲，依然无人开口。为了纪念这些乡亲们，邓拓在《燕山夜话》中为自己起笔名"马南邨"，谐音马兰村。
       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邓拓，1912年出生，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邓拓到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即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主任。后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邓拓起草的"终刊启事"，宣布终刊。从1937年到1948年，在近11年的时间里，邓拓一直担任着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领导工作。
　　199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写的《晋察冀日报史》，厚厚的一册，近五十万字。这部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期间邓拓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1942年的"七一"，邓拓为报纸写了《纪念"七一"，全党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毛泽东主义"这说法，虽然不一定是邓拓首创，但在大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中，打出这一旗号，仍然有资格载入史册。邓拓这篇社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这也具有开创性。据说，因为毛泽东本人不主张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说法，后来才有"毛泽东思想"的流行。
　　这部《晋察冀日报史》告诉我们，邓拓长期热衷于学习和搜集毛泽东著作，交待报社资料室，凡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和研究毛泽东的书，都要送他一份。1938年 6月，邓拓决心报社兼办出版社。不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杂志发表，邓拓便决定将《论持久战》印成单行本，作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将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传遍了全边区。""《论持久战》的出版，开创了边区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先例；以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即时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成为报社的传统和不成文的制度。"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为配合学习，邓拓组织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书中收入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著作。严格说来，这才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4年，"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中"。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晋察冀分局，要"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之目的。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邓拓头上。邓拓选定文章后，报晋察冀分局审定，分局审定后，再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其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王稼祥为副书记。这部《毛泽东选集》，共收文章29篇，46万字，分为五卷。选集中"编者的话"，由邓拓执笔。这是邓拓继1942年《晋察冀日报》"七一"社论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系统论述和高度颂扬。1944年出版的这部《毛泽东选集》，被现在的中共党史文献专家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的几年间，有过两次增订再版。第一次增订于1945年3月。增订本增收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这两篇文章。第二次增订于1945—1947年。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和《论联合政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为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声明》、《文教统一战线的方针》等四篇文章，全书增加到38篇，60万字，分为六卷。增订工作最终仍由邓拓负责完成，杨献珍、姚依林、萧三、丁玲等参加了校勘工作。
　　在这个增订本之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又根据中央书记处出版的《六大以来》，补编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毛泽东此前未公开发表的六篇著作，其中就有《给林彪同志的信》。这本《毛泽东选集续编》发行不久，中共中央便通知停止发售。当时大家都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那篇《给林彪同志的信》上。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林彪不愿这种批评被公开。毛泽东于是对林彪妥协，下令续编停止发行。1949年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仍收入了这封信，但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题，林彪的名字也没有出现。
　　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了阜阳县城南庄，离《晋察冀日报》驻地不远。一天早晨，邓拓被召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这次会上，邓拓与毛泽东见面。"邓拓与毛泽东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极为高兴，并与邓拓进行了交谈。"这应该是邓拓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交谈。此时的毛泽东，见到邓拓而"极为高兴"，也自在情理之中。
 　　1949年秋，邓拓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1957年春，邓拓因未能准确领会和迅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布置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训斥，被说成"死人办报"。不久，邓拓成了没有实权的社长，总编一职由吴冷西接替。1958年，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邓拓成为姚文元、戚本禹们猛烈批判的对象。5月17日夜，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者。



　　新中国成立后，邓拓受命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中央指导下，邓拓主持《人民日报》改版，他身先士卒，亲临一线，不仅为报纸写了大量的社论，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积极书写现实生活的署名文章。

　　1958年8月，邓拓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战斗近10年的岗位。1959年2月12日下午，邓拓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参加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他百感交集，写下了“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的诗句。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邓拓又把思考的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并以直达人心的笔触给人们留下了以马南邨为笔名的《燕山夜话》，以及和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闪耀着哲理和诗情的杂文随笔。

　　但之后，当“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而来时，邓拓和他的作品一起遭遇“罪名”，遭受不幸，令人扼腕叹息……

        邓拓：民国15年(1926年)，邓拓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民国17年（1928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民国18年（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翌年（1930年）冬，加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秋，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民国21年（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民国26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讨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同年3月，与丁一岚结婚。民国33年（1944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

        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邓拓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60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拓追悼会1979年9月5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著有《邓拓散文》、《邓拓文集》、《邓拓诗词选》等行世。

       1959年初，邓拓调离人民日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在讲话时邓拓念了这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当天晚宴敬酒，邓拓要袁鹰也写首诗给他，后来袁鹰回忆说：“我当时满口答应，也真打算写，而且步他的原韵，不料拖到二十年后才写出来，竟已成一首挽诗：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峥嵘风骨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劲骨遭谗甘愿折，蛾眉见妒敢争先。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邓拓的另一大贡献是生前向国家无偿捐献了145件书画珍品，其中有苏轼、仇英、唐寅的画，特别是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甚为珍贵。据考证苏轼传世的画作只有两幅，国内只此一幅。

       邓叔群：邓叔群，中国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在高等真菌分类学上很有成就，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为中国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国际上享有声誉。早年在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病理等学科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并首先提出了生态平衡理论。1948年当选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之一，1955年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之一，因受“三家村冤案”、胞弟邓拓的牵连，成了“三家村科学顾问”、“三家村黑帮”，在饱受非人虐待和摧残后，于1970年5月10日自杀辞世，终年68岁。

       邓拓虽青年时代就离开了福州，但福州人民对他感情很深，每逢他的特殊纪念日民间都要组织诗会来缅怀他。当事时，人们相继用乡音来朗诵邓拓诗词或自作诗词，每到动情处，或慷慨激昂，或低声吟唱，往往声泪俱下，情景十分感人。
      福州文人自明代以来形成了一种高雅游戏：诗钟。就是好友相聚时，随便取出两个意思不同的词或字，据其意作诗。同时在桌子上点着香烛，香尽交卷，然后评出优胜者。福州文化底蕴之深可见一斑。邓拓中学时代就经常参加这一活动，还得过奖品。这是1986年当地人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当时的题目是：怀·拓。

       邓拓1948年结婚六周年时写给夫人丁一岚的诗，和另外一首《战地歌》同时抄写在丝帕上。文革中丁把它缝在棉袄里才得以保存。

    夫人丁一岚怀念邓拓诗：鱼雁相呼誓永随，烽烟弥漫乱云飞。滹沱河畔豪情在，灵寿山庄夜战危。荣辱如尘何足虑，狂雷击顶实堪悲。廿年幻海难成梦，乌塔孤依觅朝晖。

      《燕山夜话》手稿

       邓拓是文革的第一个罹难者。这位毕生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无产阶级战士，却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分子”，13年后方得平反昭雪。历

       可以说，邓拓对于自己的前程早有预测，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文化大革命”发难的首个目标，而且是被诬为“狗叛徒”。1966年5月17日，“5.16通知”发表的第二天，他在给组织上写了一封长达6000字遗书后，含恨自尽。而他给妻子的遗言，却只有短短数行，末了一句：“亲爱的，永别了！”
       邓拓试图以自己的死洗刷“反党”的罪名，还试图以自己的死阻挡悲剧的发生。然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岂是靠一人之力可以阻挡？此后的10年里，被迫害而死或因忍受不了种种迫害而自杀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其中，包括邓拓的三哥邓叔群。

       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9月7日，由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丁一岚挽诗：“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
福州·邓拓故居·文章满纸书生累
       一九八六年五月，邓拓逝世二十周年，丁一岚来到邓拓故居参加追思诗会，播放了五十年代邓拓用福州话吟唱自己诗作的录音。诗会皆用乡音吟咏，她根本听不懂，却是泪流满面。

       郭沫若来稿

 

       邓拓故居展馆中，展示着一封长达6000余字的绝笔信复印件。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种种卑劣手法，使邓拓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令人战栗的文字狱。人格不能侮辱，他下决心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人格尊严，留下清白。
       1966年5月17日晚上，他伏案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们留下绝笔信。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随后邓拓给妻子也写了短信诀别：“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5月18日凌晨，邓拓服下早已准备好的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时他才54岁，正值风华正茂的中年，成为文革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冤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让人窒息的黑暗时刻。虽然邓拓曾婉拒毛泽东让他当秘书的想法，说“伴君如伴虎”，私下里还说过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说过的话，转脸不认账”，但还是没有摆脱忠君思想。邓拓含冤离去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候，作为那场浩劫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往全国。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便立即派人查封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两份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和子女才第一次看到13年前邓拓留给他们的信。
       遗体送往火葬场时，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除家属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何人。丁一岚从庭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花店买来的鲜花束中。紫藤是邓拓最钟爱的花，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丁一岚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伤，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俩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4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他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
       “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一代新闻宗师、政论家、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战士邓拓,就这样以壮年之躯，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1979年党中央决定为邓拓冤案平反昭雪，邓拓同志追悼会于9月5日在京隆重举行。
       在邓拓的灵台前，安放着一个精致的花圈和挽联。这是邓拓夫人丁一岚亲手编制的。作为和邓拓同生死、共患难，共同生活了24年的战地情侣，在经历了10年漫漫长夜之后，今日方能放声一哭。
       她在挽联上写着：
       云特安息
       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
       一岚泪挽

                     ——摘自《魂断燕山巨星落——记邓拓最后的岁月》

       邓拓1959年调离人民日报时，在欢送大会上念的一首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首诗后成为指控他一贯有“反骨”的证据。据说毛泽东看了此诗感到很吃惊，可能想起57年让报社的人造邓拓的反，想不到他居然还有“风雨同舟”的战友！ 

       “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总算熬到了文革后平反的那一天。上面的图片是廖沫沙在邓拓去世二十年后写的悼诗《忆邓拓》，读之令人心酸：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伤情。多才自古终为累，屈贾于今岂独吟。

       邓拓以死抗争，康生狠骂：“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邓拓在最后的信中，还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三家村反党集团：1965年5月，因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等问题，对杂文《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进行了批判。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当时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这是江青一伙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邓拓、吴晗先后被迫致死，廖沫沙被长期监禁。1979年8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事件背景：1961年春，《北京晚报》编辑部从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拓视野，振奋精神的目的出发，请邓拓写一些知识性杂文。邓拓考虑到“北京”二字和“晚报”二字的特点，就把栏目定名为《燕山夜话》。是年夏天，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请邓拓开辟杂文专栏。邓拓感到力不胜任，就约吴晗、廖沫沙合作，三人各选土木，文责自负。栏目定名为《三家村札记》；署名吴南星（吴晗的吴字，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文章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它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党的政策。其中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对新人新事的赞颂，有对文化艺术的鉴赏，也有少数对当时“左”倾错误和不良风气的批评、讽刺，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写作技巧也很好，受到读者的欢迎。
        事件开端：《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每人各写20篇左右。这些文章的写作并不是北京市委决定的，也没有一片文章送北京市委审查过。可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于打倒彭真，改组北京市委的需要，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后，进一步上挂下连，扩大到《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
        事件过程：迫干压力，北京开始公开批判《三家村》，指资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杜会主义”。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下令撤销了《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为批判“三家村”定了性。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开始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北京日报》的按语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三人是“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同一天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会议最后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8日，署名高炬，实则江青一手策划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化名何明，实则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同时，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煽动性的编者按。毛泽东明确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毫无根据地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地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叫嚷“将上有帅”，要揪出“黑后台”。在1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等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时间，批判文章如潮似涛，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就此铸成。邓拓、吴晗、廖沫沙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邓拓、吴晗含冤而死。林彪、江青一伙还在各省、市、自治区大抓“三家村”、“四家店”等，致使三家村冤案祸及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作家、文人。
        事件影响：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惨遭厄运的同时，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也受到株连，先后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分子”、“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伙计”等等。林彪、江青一伙以“三家村”为突破口，大搞层层揪、层层抓、追后台，上把矛头对准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下把罪名强加于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就连给《前线》、《北京晚报》写过稿、有过工作来往、甚至家里有一本《前线》杂志的，也免不了要受审查、挨批斗。某地一位喜欢《燕山夜话》的读者，托北京的亲戚代订了一份《北京晚报》，也被追查同“三家村”的关系。于是从山东到云南，从广东到黑龙江，到处揪“三家村”、“四人店”，甚至远距北京数千里之遥的敦煌也被打成“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
        民间评价：广东诗人熊鉴为作的纪念“三家村”作的一首诗。三家村里本无村，留在人间却有痕。一自黄钟遭毁弃，遗音唤醒万民魂。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学术界人士纷纷提出要为“三家村”平反。全国许多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提出要清算“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了苏双碧写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苏双碧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姚文的政治阴谋后说:“冤狱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国内很多媒体都转发了这篇文章，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许多读者也纷纷写信。一位来自云南的老教授在信中说:“我仅仅因为认得吴晗，就被打成‘三家村’黑线，对我又批又斗又送进牛棚，差一点被折磨致死，不敢想到还有今天……真是令活着的人兴奋，死去的人安慰的快事啊!”后来，新华社的一篇《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的经过》为“三家村”的平反起到了助推的作用。1979年2月3日，黎澎的长篇文章《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也刊出了。之后，从不同角度为吴晗及“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纷纷刊出。
        冤案平反：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7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文件，宣布为“三家村”冤案平反。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摘登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9月5日和14日，邓拓及吴晗、袁震夫妇追悼会先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附：人民日报刊文

        "三家村"的出现，"三家村"的长期存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三家村"反党集团，有一个妄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前线》杂志就是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一个重要工具。一九六一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四月，我曾在《前线》编辑部工作过一个时期，对于邓拓等人的一部分活动和言论，有些了解。这里把它揭露出来，可以帮助我们逐渐把"三家村"这个大黑帮的重重黑幕扯开。
        《前线》杂志——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杂家旬刊》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欢迎"杂家"》一文。在这篇向党发出的挑战书中，邓拓代表着"三家村"反党集团，声嘶力竭地喊出了在他们心中憋闷了很久的声音："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下同）什么是"杂家"？所谓"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这篇不超过千字的挑战书，也就是"三家村"的"杂家"们改造《前线》杂志的总纲领。

        原来，为了给资本主义复辟作好舆论准备，邓拓一伙还准备办一个《杂家旬刊》，并且细致地考虑过每个细节。也许因为这样做起来太露骨了吧，《杂家旬刊》没敢办起来。可是，邓拓把"杂家"的灵魂塞进了《前线》！请听一听他的自供：
        "我曾经有一个兴头：办一个杂志，办个《杂家旬刊》，十天出一期，八个页面，半张报纸。每篇文章不超过千字。内容是，什么都讲，一字不空。要政治，整个的都是政治眼光贯串着，但是要生动。"这番话，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前线》编辑部纪念创刊三周年的会上讲的。会后，人们还没有走散，有人急切地向他询问《杂家旬刊》的具体打算。邓拓谈得更露骨了："不是为了光给人一些知识，而是广泛谈论许多方面的问题，使人从中汲取些有用的东西。搞出来的东西，要字字是炮弹。"后来，在谈到如何按照这种"杂家"的灵魂"改进"《前线》杂志的时候，邓拓曾经进一步发挥说，在这个刊物上，要专登其它刊物所不登、所没有的东西，要"使各方面的人都喜欢它"。
        "三家村"反党集团很懂得报刊的重要性。既要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就要网罗一批杂七杂八的人物，夺取宣传阵地，通过报刊制造舆论，腐蚀人的灵魂，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这是他们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阴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拓心目中的《杂家旬刊》，就是"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机关报，它要搞出来的字字炮弹，都是直接射向我们党、直接射向社会主义的。
        《杂家旬刊》一时办不起来，怎么办？请听邓拓的回答：
        "对于办《杂家旬刊》，我还没有完全死心。现在，可以从我们的刊物（即《前线》），拿出五分之一的篇幅，把'杂家'的灵魂加进去！……别的方面的东西，压缩一下！"看吧！顽固的反革命，是要带着花冈岩的脑袋见"上帝"的，要他们死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心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条规律。要变，就得快变。请看一九六一年《前线》第二十三期和第二十四期。"思想杂谈"的页数增多了，"背诵古文"的"琅琅书声"被突出地报道出来了（见《燕园漫步》），吴晗的"要多读书，用功读书"的号召发出了，推荐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广告也登出来了……。仅第二十四期上，"杂七杂八"的文章就有十三页，差不多占了整个杂志的一半篇幅。

        这样，《前线》杂志就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宣传工具和"机关刊物"。
        由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邓拓等人总该满意了吧？不！他们的野心还要大，他们的要求还要多。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邓拓在《前线》编辑部会议上又作了一次讲话。他先谈到当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形势，说现在"象人走路到了分岔路口一样，需要停一停，研究一下"。请注意"分岔路口"！在中国人民的眼里，社会主义大道直通共产主义，哪来的什么"分岔路口"！"三家村"反党集团日夜梦想资本主义复辟，日夜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我国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邓拓幸灾乐祸，得意忘形，在这里泄露了"天机"。邓拓当时兴高采烈，慷慨陈词："现在是个好宣传的时候，不是个不好宣传的时候，不是没办法的时候，应该积极乐观。"我们知道，反动派对形势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如此，一九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三家村"反党集团这次仍然是如此。基于对形势的这种"积极、乐观"的分析，他下了动员令："要开辟刊物自己的路子！""天下路子非常多，应该积极想办法去宣传，开始找的路子可能不明确，慢慢就找出来了。"
        这次讲话之后，《前线》更加上"纲"了，上了《欢迎"杂家"》一文中提出的总纲领。
        从一九六二年第十三期开始，《前线》杂志上陆续地增加了"知识小品"、"技艺话丛"、"求知录"、"读者信箱"等新的"特栏"。紧接着这次上"纲"会议，邓拓率先示范，在十四期上抛出了他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专治"健忘症"》。廖沫沙、吴晗跟踵而上，在十五期和十六期接连抛出了《志欲大而心欲小》和《再说道德》……。
        从此，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有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稿件，《前线》转给别的报刊发表了；而其它报刊所不屑用的稿子，却可以登上《前线》。有些"锐敏"的作者，特别是属于"杂家"一类的人物，带着其它报刊不予发表的稿件登门拜访邓拓，而《前线》就很快刊用了。人好之，我弃之；人弃之，我好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然！信然！
        至此，"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们在《前线》上更加"大放异彩"了。
        至此，《前线》算是完全闯出了"自己的路子"。
        "三家村"的"兄弟"是怎样向党发射黑枪毒箭的？
        "三家村"反党集团在进行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颠覆活动中，有一整套狡猾毒辣的手法："破门而出"写"新编历史剧"，是一种；"作伪舞弊"地抛射旧货《投枪集》，又是一种；在"三家村"黑店里写"札记"、讲黑话，更是常用的一种。这里，我们就来着重看看他们是怎样运用后一种方式的。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集团，他们惯用"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的手法来铸造毒箭。为了把进攻的矛头"归结及于政局"，他们的文章要"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为了达到其反党的"政治目的"而又不露马脚，他们的黑话要"语带双关"。这一点，邓拓在《林白水之死》、《事事关心》等文中，已经透露出来。现在再看看他在内部讲过的黑话。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邓拓在对《前线》编辑部全体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要敢于发表意见"之后，很具体地讲到如何利用历史故事写文章的问题。他说：
        "现在问题很多。我们的刊物应当采取积极的精神，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发表意见。一切工作，各种问题，作为一个刊物，都要敢于发表意见。"怎么样去发表意见呢？"不是好为人师，乱舞指挥棒，而是讲一些原则问题"。关于具体的讲法，他提了三点，其中特别讲得详细的一点是，"过去一些历史上的故事，现在还可以讲。可以把几个例子，同类性质的，放在一起，进行加工，综合在一起。使人看了是针对当前的，而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否则，现实意义不大。假如现成的故事中缺少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要自己去找，……实在找不到，自己写上一段话。"
        这真是不打自招，真是绝妙的一段供词！这段供词使我们得到了一把打开"三家村"密室的钥匙，打开"三家村"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的钥匙。为什么以通晓历史知识自诩的邓拓，竟会在他的文章里任意捏造历史事实呢？为什么一向宣扬要尊重科学、讲求真理的邓拓，竟会在他的文章里肆意扯谎造谣呢？明白了！明白了！原来"假如现成的故事中缺少说明问题的某一方面"，又找不到时，是可以"自己写上一段话"的。不奇怪！不奇怪！因为"三家村"的主人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们的黑话，写出去让人看，"是针对当前的"，是有"现实意义"的。读者戚益同志曾指出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不是谈医道，而是谈政治，《前线》编辑部按照邓拓的授意，在给戚益同志的复信中说，《专治"健忘症"》"是就事论事，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和知识。"现在好了，邓拓用自己的真话把他的假话揭穿了。这就进一步暴露了邓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作贼心虚，欲盖弥彰的丑态。
        这样做，读者如果看不透怎么办呢？那不是白白编造了故事吗？不要紧，还有绝招！这就是邓拓所一再强调的"开门见山"：要开门见山地骂，开门见山地攻！要在"旁敲侧击"的题材中，提炼出一个"开门见山"的中心思想来，把它"一针见血"地刺向党，"字字是炮弹"。请听邓拓的自供：
        "杂谈是要去找感想。……因为客观事物中是有感想在那里的，是有呻吟的。……关键是主题要好好想，其中关键的一句话要好好想。关键是要好好想想，究竟提出个什么判断、命题。这一句话要想透。这个想好了，必然新鲜，必然有人愿意看，写起来也一定有东西。诗、文章都是这样，如果其中没有个中心、警句，那没个写好。要搞出一个判断，提炼出一个中心思想来，其它的都好办。再加上些手法，就不会失败。包括《三家村札记》在内。"又说："我们可以培养一些人大胆写，写一些一针见血的文章。……干净利落地一刀下去，讲的很干净，不留痕迹。讲要害，提出些有分量的结论。"这是谈杂文写法吗？不！"刀"、"血"、"要害"，一片杀气腾腾！一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恶面孔！一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狠毒心肠！这是"三家村"反党集团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术。然而，"不留痕迹"是办不到的。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痕迹留下来了，并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邓拓一伙是怎样从长计议坚守阵地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邓拓抛出了他的《三十六计》之后，收起了《燕山夜话》的招牌。难道邓拓真的从此"洗手不干"了吗？没有！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郑板桥和"板桥体"》，就是他向党进攻的一支大毒箭。不过，从《燕山夜话》收摊以后，除了在"三家村"黑店里继续出售黑货之外，邓拓在其他报刊上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射的毒箭的确不象以前那么多了。邓拓说他"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它方面"去了。
        转到哪里去了？转入地下，从长计议，保护"三家村"老窝，坚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前线》。
        邓拓退出《燕山夜话》这块阵地，坚守"三家村"老窝，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乘着《前线》创刊四周年的机会，邓拓在《前线》编辑部作了一次调子低沉、语意双关的讲话。邓拓说：
        "今天是讲我们本身的事。我们工作四年了，这算来是个很短的时间。但这是个很重要的开端。今后的路子还很长，谁知道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很难预料。"
        这段无精打采的开场白，流露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共同心情。在那时，我们国家的形势一天天好转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处境一天天不妙了。
        感慨一番之后，邓拓对大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总的精神是：要"总结经验"，保持"队伍"，坚持"阵地"。邓拓说："这几年有些经验，要好好总结。……我们有责任把办'党刊'的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总结经验，就是要把它很好地办下去。要不要党刊是由'党'决定的。"
        在这里，邓拓嘴里的"党"，是什么人的"党"呢？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要强调"总结经验"呢？怎么不在半年前"走路到了分岔路口上""需要停一停"的时候"总结经验"呢？因为邓拓的反党活动在半年前正处于狂热的阶段，而现在，则真正是到了"需要停一停"改变战术的时候了。
        邓拓说，我们"已经有了个队伍，虽然是个很小的队伍，但很重要。……有了个队伍和阵地，开了端，这是不可轻视的、重要的一点。"阵地有了，那么又该怎样抓住这个阵地作为他们的反党工具，怎样使这个队伍"忠诚"地为他们坚守阵地呢？邓拓要求大家"要有雄心"，使"灵魂有所寄托"，搞一些"永久性题目"，"将来可以弹不虚发"。"搞好了，自然会培养出一批党的理论战士，将来能打仗，能独当一面。大家都要作好准备。迎接新的任务"。看吧，邓拓的抱负多么大！他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要做到"弹不虚发"；他要培养一批"战士"，在反党的罪恶活动中"能打仗，能独当一面"。这样一来，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他的"灵魂"就"有所寄托"了。然而他这样的"雄心"，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迎接什么新的任务呢？邓拓当时谈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而邓拓自己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共产党的叛徒。他处处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唱一个调子，甚至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向修正主义"学习"，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作政治报告的时候，曾把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说成是犯了错误可以回头的"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无限忠诚"的战士，这样的人，他会反对修正主义吗？不会，绝对不会。就在这次会上，邓拓曾以狡猾的手法向大家推荐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写了一本《论新阶级》，这个人还是有点东西的。要把他的书找来看看。"接着，他还宣扬说："每个转折时期、新旧交替的时期，修正主义就会出来。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死了，都有他最亲近的人--朋友，老交情，出来修正它。按照这种说法，将来的修正主义不是会越来越多吗？一定会越来越多！"请看，这是鼓励大家反对修正主义吗？邓拓之流谈反修，赫鲁晓夫听了也会暗中发笑。非常明显，修正主义者邓拓是在这里表白他内心的热烈希望，是在向他的听众灌输修正主义思想，是要把他的队伍改造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
        只是《前线》编辑部这个小队伍够用吗？当然不够！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邓拓又要大家"和外边交往要广泛"，要结交一些"基层单位的干部"，"作者"，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朋友"，"要如滚雪球一样，越交越广，越滚越大，在各单位不断地发现人材。……这是个大问题。"
        事实上，邓拓已经为他们的反党集团笼络了一些至亲好友，包括某些"权威"、"大师"、"著名人士"，甚至汉奸、右派，应有尽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人，把邓拓当作他们的"先知"、谋士或导师。邓拓则利用了他所窃据的领导岗位，乱舞指挥棒，拉人下水，帮他放毒。
        为了把队伍死死抓住，邓拓还加紧"思想工作"，开导大家不要怕"碰个头破血流"，要"摸真理"，"朝闻道，夕死可也！"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邓拓在讲话当中，曾借着找封面照片的小事发了一通感慨，说："人狼狈一下也有好处。到处碰，碰个头破血流，头皮也硬了，经验也多了，那时就好办了。"而他着重讲的问题是要"摸真理"，他说，"要为了'摸真理'"，"真正死心塌地地钻进去，为了真理，为了事业"，"现在我们就是在不断地认识真理之中"，"过去的人，认为'朝闻道，夕死可也！'那么我们为何不能为追求这个'道'--真理、客观规律而献身努力呢！？"于是，他又提起"雄心""抱负"来，"我们要有雄心。……为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有成就的人，不会从我们熟悉的周围的人当中产生呢？"
        邓拓在这里讲了一大堆黑话，必须给他拆穿。"摸真理"就是寻找反党方法。"为了事业"就是为了反革命事业。"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是一旦资本主义复辟实现，虽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要有雄心"就是要有反党的野心。"为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有成就的人，不会从我们熟悉的周围的人当中产生呢"，就是在你们所熟悉的人中，我们"三家村"的将帅有朝一日要登台篡位的，伙计们，干吧！反革命的功劳簿上将来会给你记一大笔！
        "三家村"反党集团的联合进攻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吴晗发表了《海瑞罢官》之后，廖沫沙同吴晗之间曾在《北京晚报》上称"兄"道"弟"地发表了一来一往的两封公开信。不明内情的人，可能以为这"兄弟"二人见面机会不多。其实不然。这两位兄弟以及他们的村长邓拓，是经常"三头对案"的。他们这样作，是为了造成一派汹汹的气势，摆一副拼一拼的进攻姿态。
        在"三家村"黑帮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几年内，除了在《前线》杂志上每期都登载《三家村札记》外，邓拓经常放毒草的地方是《北京晚报》；吴晗则着力于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上写文章、登剧本，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到处游说讲演；廖沫沙紧紧抓住《前线》不放，在上面大放毒草。这种各有分工的作法，是互不联系地单干吗？不！他们是密切配合的联合进攻。
        "三家村"反党集团，把持着反党阵地的《前线》，同时使用《北京日报》，使用《北京晚报》，疯狂地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三位老板，情投意合，得心应手，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吹捧。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前线》创刊三周年的时候，廖沫沙在第二十二期《前线》上借《"孔之卓"在哪里？》的杂文，给邓拓的《燕山夜话》大出广告；邓拓则授意他所主编的《前线》杂志，吹捧吴晗主编的塞满毒草浸透毒素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普及历史知识的良好途径"，说它"注意到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今天社会条件下对人民的意义和作用，使读者从历史实际的学习中，取得有益的营养，惩前毖后，温故知新，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对广大工农兵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枪毙"革命群众的意见方面，"三家村"反党集团表现得极为凶狠。
        一九六二年五月，吴晗写的《说道德》在《前线》上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批判这株毒草的来信来稿。邓拓看过这一大叠群众来信来稿之后，大笔一挥，指令编辑部把它全部转给吴晗去"处理"。吴晗的处理办法，是来了一个《再说道德》，继续放毒！
        为了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驯服地承认这种"处理"方法的高明，邓拓在六月二十六日对编辑部全体成员的讲话中明确地指示说："路子窄，那是人走出来的；本来它是宽的。争论性的文章可以登"，但是"不一定文章和反驳的意见都登，可以只登一面。"按照这种"可以"的作法来看，只许吴晗一而再地放毒箭，而不许别人吭一声；只许邓拓用"狗血"淋我们的"头"，用西洋棍棒把我们打"休克"，而不允许别人说一个"不"字。
        一九六二年初，廖沫沙对当前报刊工作的"意见"，在《新闻业务》上登出来了；一九六三年初，吴晗的《学习集》编印出版了。从邓拓事后谈话中片言只语地说起这两件事的口气看，廖、吴在事前都是曾向邓拓请示过的。邓拓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对《前线》编辑部干部讲话的一开头，就提到："《新闻业务》上登了沫沙对报纸工作的意见，我早就告诉过沫沙，有些意见只可以内部谈谈，何必把它写出去！"在吴晗的《学习集》出版后，邓拓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曾经劝告过吴晗，叫他不要把《说道德》的文章收进集子里去。可是他不听！这事还得惹麻烦！"毕竟是长期办报刊的老手邓拓诡计多端，油滑老练，比他的"兄弟"们警惕性高！可是，你们既然干了那么多坏事，岂能逃脱了"麻烦"！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吴晗的两次《说道德》和《海瑞罢官》已经臭名昭著，形势显得很紧迫。要保护住"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全部车马将帅已经不成，这时，在导演者的直接指使之下，邓拓先以"金世伟"的化名写了批判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后来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改头换面，以"向阳生"的化名发表了那篇臭名远扬的假批判文章，演出了"周瑜打黄盖"的丑戏。"三家村"反党集团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且战且退了。
        是谁给"三家村"黑店发了营业执照？
        邓拓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并不是偷偷摸摸地干的，他们并不是开地下工厂。很明显，他们的活动，肯定是有人指使，有人支持，有人庇护的。《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令人不解的是，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邓拓、廖沫沙和吴晗为什么能够在《前线》上连篇累牍、一期不漏地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如果不是有谁在积极支持他们，他们能够这样做吗？
        我们要问：是什么人，为着什么目的，存着什么野心，给"三家村"黑店发了营业执照？
        对这些严肃的问题，必须做出回答！
        我是一个曾经在《前线》编辑部工作过的人员，我感到有责任把我知道的"三家村"的一些内幕揭发出来，我也希望《前线》编辑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中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都坚决地站出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三家村"的前台、后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和阴谋活动。
我们一定要打垮"三家村"反党集团，一定要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一定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毒根。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7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文件，宣布为“三家村”冤案平反，全文如下:

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一、文化大革命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应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之约，撰写《三家村札记》；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以及吴晗同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完全是正常的。

        他们的文章和著作，热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向读者广泛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虽然他们的少数作品有缺点、错误，但大多数作品是好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们之间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各自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林彪、“四人帮”诬茂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经中央批准，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邓拓、吴晗的党籍，恢复廖沫沙同志的组织生活；为林彪、“四人带”迫害致死的邓拓、吴晗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发布新闻。组织专人负责清查被抄走的珍贵的书籍、文物字画、诗稿文稿和其他财物，退还本人或家属。
        二、宣布北京市委1966年5月25日关于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编委会和撤销范瑾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是错误的。文件予以撤销，为上述单位和个人恢复名誉。强加于《<前线>发刊词》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撤销。
        三、在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一伙的压力下，1966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编者按”的材料是不实事求是的，宣布予以撤销。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一伙阴谋打倒北京市委，诬蔑4月16日‘编者摇”是“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等等，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
        四、在报刊上组织文章，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罪行，肃清流毒，伸张正气。
        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摘登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
        9月5日和14日，邓拓及吴晗、袁震夫妇追悼会先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拓妻子丁一岚撰写了挽联：“ 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

       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邓拓之死》   袁鹰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五十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挪揄他是汉元帝，忽而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刮来一阵寒风。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把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他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四）

　　邓拓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闻家、杂文家、书法家，但我以为他的气质仍是一位诗人。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三四十年间写了大量诗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浑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比如当年《晋察冀日报》社有位来自武汉年轻有为的记者司马军城，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1942年随报社一批同志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南、滦河两岸游击区办报。邓拓同他情谊很深，在司马去冀东前，曾写诗为他送行，有“山中学道飘青鬓，火里抟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之句。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来过一封信。青年诗人从滦水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意气风发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敌人包围中壮烈牺牲的噩耗。邓拓展阅来信，夜不成眠，含泪写了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这首挽诗，既有忧伤，又有怀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诉，可歌可泣，通篇都倾注着革命者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至今读了还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奉命终刊，同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时，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负责人写过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战争年代，邓拓是党报负责人，十年间“战史编成三千页”，他的诗也都是“昂扬士气，激励民心”的战鼓。即使是写给丁一岚的情诗里，也一样能听到金戈铁马的鼓声和革命战士的心盟：

　　忆自滹沱河畔游，鹣鹣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建国以后，他的诗情更如春潮汹涌。大量诗篇，都是忠实地记录党率领人民进军的步伐，记录时代的进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让我们读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的是亲身所见所闻，是人民喜怒哀乐。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现在看来，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确实是撼人心魄的。而诗人邓拓，在短暂的旅途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出土的春苗。诗篇中常常出现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

　　我还记得，1958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接到邓拓的电话，他几乎是哽咽着低声说：“黄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写一首诗，你请收发室来取吧。”收发室同志到他家时，他正好撂下笔。这首同样真挚感人的挽诗，第三天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千里飞魂入梦惊，寒窗猛忆故人情。

　　五台烽火连天壮，四野战歌匝地鸣。

　　往事廿年归史传，心香一瓣吊忠贞。

　　新潮今日方高涨，革命长征又一程。

　　这首挽诗，对老战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当年，瞻望未来，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信心。他怀念战友，也正是为了并肩作战，像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那样，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读此诗，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后面几句恰是我们此刻缅怀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而写出来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节日，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这类约稿，时间紧急，常常不容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遵命文学”的。邓拓离开报社去北京市委以后，我们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这个“春”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理解我们当副刊编辑的用心，总是欣然命笔。他的这些诗词未必首首都是艺术珍品、不朽杰作，但作者饱满旺盛的政治热情和火热的诗心，是我们经常感动和赞许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发扬。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邓拓的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选集里，读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自己来细细鉴评。精雕细刻出来然而苍白无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对鼓手和歌手的召唤。

（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人跟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七十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部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邓拓夫人丁一岚访谈录《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

　　最初是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1965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3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3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1966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3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
　　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
　　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和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４号字，他改成了５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
　　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
　　"大参考"被收走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１９６５年底、６６年初，在北京范围内党内就批邓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作意图。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
　　邓拓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孩子们对父亲的怀疑，令邓拓心如刀割，发生在４月的这件事，对于邓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丁一岚回忆说："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４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

       被烧毁的究竟是什么
　　从５月８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５月１６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８年，解放战争３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邓拓自杀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３０年的丈夫。"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
　　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１０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８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５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
　　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
　　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每年５月１８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助了。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感，联系着两个世界。
　　"书生习气不可无"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79年初复查时，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３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耐人寻味："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这次访谈的３个月后，丁一岚病逝。

  

       胡也频故居位于福州乌山天皇岭南侧（原卖鸡弄）。建于清嘉庆年间，为单进单层木构建筑，四面围墙，穿斗式木构架，四扇三间，七柱出游廊，占地面积274平方米。后门小路可通乌山。1991年由福州市人民政府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分七个展区，分别是：童年的记忆、少年的漂泊、青年的追求、最后的斗争、久远的缅怀、光辉的一生和传承的事业。

       胡也频故居的修复和展示陈列项目是福州市鼓楼区委、区政府纪念胡也频烈士牺牲80周年，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2009年4月，胡也频故居修复工程全面启动，同年9月竣工，总投资500余万元，2011年完成故居展示陈列工作，以纪念和缅怀福建人民的伟大儿子胡也频烈士。 

       1931年2月7日夜间，上海龙华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了23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5位“左联”作家，时称“左联五烈士”。为纪念“左联五烈士”，鲁迅先生写下著名的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忆》。

       胡也频故居分为七个展区，分别是：童年的记忆、少年的漂泊、青年的追求、最后的斗争、久远的缅怀、光辉的一生和传承的事业。作为追思先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共场所，免费向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学生开放。

       胡寿林在世时，家境在当时还称得上丰裕，胡也频得以在私塾念了几年的书，此后还进入教会学校读小学。胡寿林去世后，家道开始中落。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无法维持一家七、八口人的生计，胡也频只好辍学，15岁时到“祥慎”金铺当学徒。1920年，17岁的胡也频因忍受不了掌柜的羞辱和其他学徒的欺负，报复性地拿走他看管的四两黄金，只身跑到上海，住在其父亲的好友和表叔陈森坤合营的小有天闽菜馆。随后寄回一封长信，直认取走四两黄金作为盘缠，并详细诉说被店中恶徒包括掌柜欺凌迫害经过。店东读后十分震怒，认为店中恶徒做恶事，逼走胡也频，是他管理上疏忽，不能责怪胡也频，故而坚拒胡也频父亲送来的赔偿金。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晚，胡也频与“左联”盟员柔石、殷夫、冯铿、以及还有没有正式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与其他的二十四人一道被刽子手用机枪扫射，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的龙华塔下，就地掩埋。史上人称“左联五烈士”。这一年，胡也频年仅二十八岁。鲁迅为此先后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在黑暗笼罩的一九三一年中国，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一九三二年，沈从文在胡也频牺牲一年后，写下《记胡也频》一文，怀念自己在初涉文坛时，胡也频等人的无私帮助：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后来，丁玲在一九五〇年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
    “……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一些社会科学书籍。”

       郑振铎：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谷玥：工农兵文学的先锋。许浩然：胡也频是中国现代诗坛一位颇有创作实绩的诗人。季羡林：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

       揭秘“左联五烈士”：实是中共党内斗争牺牲者（原载《文史参考》）
　　“事实上，他们（即‘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无疑向人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开会的情况，据当时在场的六届中委罗章龙回忆说：
　　在四中全会开始时，米夫宣布开会，会议按预先所拟定的议事日程进行。首先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着重批判右倾思想，要求执行国际路线，强调改造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最后由米夫起立宣布进行选举，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说明国际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心。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即停开，宣告会议决裂。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了政治局委员。会上六届中委史文彬提出：这样的增补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共产国际也不能随意任命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之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为无效。请他转达国际，采纳多数中委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分歧。
　　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候，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来。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二十六个反对者为另一方，开会了。双方都还是坚持各自原来的意见，说不到一块儿去。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
　　三个国际代表离去之后，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这里再住一夜。说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到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了。事后才听到说，顾顺章奉命留难，果然是想消灭这些反对者。
　　这些不承认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据罗章龙的回忆录说，冯铿被选为“非委”的候补委员。
　　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都被捕了。当场抓了二十九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
　　柔石是在东方饭店被捕的，他后来在狱中曾写信给同乡王育和（号清溪）：
　　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 五日
　　信中的“大先生”是一些亲近的人对鲁迅的称呼。柔石曾化名“少雄”，这里简略为“雄”。信是2月5日星期四写的，然而，两天之后即被杀，他已经没有“下星期三”了。柔石完全不知道这已经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十个小时，还希望大先生能设法（例如通过蔡元培）去营救他。
　　营救的事，在他们这批人被捕之后就立即开始了。“非委”中央责成史文彬等人筹措营救的款项，找关系营救，并且通过关系给被捕者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衣服。老闸捕房有一包探头目同林育南的岳父有交情，表示愿意尽力营救育南，其他诸人则不能为力。被捕者的亲属也都各自设法。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文中记下了她进行营救的情形：
　　……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邵力子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那位说可以设法买人的也回绝了，说这事很难。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
　　热心营救胡也频的还有沈从文。胡适1931年1月20日的日记说：
　　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二十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二十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适虽然说了“我无法援助”，但还是拗不过沈从文，按沈的要求为他写了封请蔡元培帮忙的信。沈拿了这信跑到南京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还真给张群写了信。2月20日蔡给胡适回信说：
　　适之先生大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蔡元培这信是2月20日写的，已在胡也频被杀十多天之后了，信中还在说“至今尚未开释”的梦话，可见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屠杀已经发生：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
　　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选自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

       胡也频与丁玲：一九二四年夏天，胡也频与同年来到北京的丁玲相识。当时丁玲正为心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胡也频知晓后，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一张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以此安慰丁玲。其实胡也频整整大丁玲一岁。

       “由于生活窘迫，丁玲不久离开北平，返回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当年的实际情形，据胡也频儿子蒋祖林回忆道：

       “我母亲那个时候正好和我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黄包车的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因为胡也频的单纯、执着与热情感动了丁玲，丁玲因此接受了他的爱：“在湖南的常德，两人度过了甜蜜的初恋时光。”

       一九二五年胡也频与丁玲结婚。一九二八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由北京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两人住在上海（今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不久出版社倒闭，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去山东省济南市省立高中教书。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济南。当时，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在省立高中师生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其时正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事后回忆：

       “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一九三〇年五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回到上海。就在这个革命的五月，胡也频与丁玲一道在上海加入刚刚于两个月前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丁玲则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冯雪峰之后任“左联”党团书记）。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的“左联”盟员，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后来的三百多人，并在北平、广州、日本东京成立了分支机构。一九三六年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解散。

       似乎是为了庆贺，在胡也频入党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里，丁玲为胡也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第二年胡也频牺牲后更名蒋祖林，因为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别名蒋玮、丁冰之。长大后的蒋祖林原来留学苏联，学习潜水艇制造。因为受到母亲丁玲落难的牵连，回国以后没能从事军事工业，而是到上海去搞民用船舶制造。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下午一时四十分，因叛徒告密而在旅社的三十一号房间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今天位于上海市昆山路昆山花园七号——一幢三层带部分四层的连接式红砖洋房，在四层最西侧的那套房间就是当年胡也频与丁玲的寓所。这一天的晚上，丁玲就是在这个住处，苦等着丈夫胡也频的归来。后来丁玲在一九五〇年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

       “……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一些社会科学书籍。”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出门四处寻找丈夫无着的丁玲回到家以后，帮助寻找胡也频的沈从文来了。他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纸，告诉胡也频的确被捕的消息。最后证实，胡也频等人因属政治要犯，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从公共租界引渡到位于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的最高军警机构，主要关押的就是共产党员。胡也频被转移到这里，使得营救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沈从文是在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频托人带来的信，叫他请胡适、蔡元培设法取保。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中共元老李达夫妇，经商量，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让当局放人。接着，沈从文独自跑到南京，找邵力子想办法。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请求斡旋。后来沈从文又陪同丁玲赶赴南京求助于中统头子陈立夫门下，由于“案情重大”，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晚，胡也频与“左联”盟员柔石、殷夫、冯铿（还有没有正式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与二十四人一道被刽子手用机枪扫射、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的龙华塔下，就地掩埋。人称“左联五烈士”。这一年，胡也频年仅二十八岁。鲁迅为此先后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公开称颂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文学成就。在黑暗笼罩的一九三一年中国，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一九三二年，沈从文在胡也频牺牲一年后，也写下《记胡也频》一文，怀念自己在初涉文坛时，胡也频等人的无私帮助。他这样写道：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也是在《记胡也频》中，沈从文写到，解救胡也频无望后，还是他从诗人徐志摩处借的路费，以丈夫的名义，冒着风险护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老家避险，以至延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赖以为生的教职。

       后来，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胡也频是中国现代诗坛一位颇有创作实绩的诗人，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胡也频就以大量的诗作引起沉寂诗坛的关注。胡也频的创作思想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认为胡也频前期创作再现了底层民众生活,批判了国民的愚昧；中期创作表现了贫穷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乡土气息的双重变奏；后期作者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支持者。
       前期：胡也频前期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散文和杂感。胡也频早期的创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底层人民生活潦倒的穷困生活再现，另一方面是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和对于美国民的批判。
       中期：中期是胡也频创作的丰收阶段，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作品。而且创作主题和思想比前期有了明显的变化，胡也频中期的创作思想内容和主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主题思想是对爱情的歌颂，主要作品是大量诗歌。另一个主题是表达知识分子的物质和精神双重苦闷与困惑，主要是一些短篇小说，第三个思想是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学创作
       后期：胡也频的创作转型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支持者。

       个人作品：

《圣徒》 短篇小说集 1927年 新月
《活珠子》 短篇小说集 1928年 光华
《鬼与人心》 戏剧集 1928年 开明
《往何处去》 短篇小说集 1928年 上海第一线书店
《诗稿》 短篇小说集 1928年 现代
《消磨》 短篇小说集 1928年 尚志书店
《也频诗选》 诗集 1929年 红黑[1]
《牧场上》 短篇小说集 1929年 远东
《三个不统一的人物》 短篇小说集 1929年 光华
《四星期》 短篇小说集 1929年 华通书局
《别人的幸福》 戏剧集 1929年 华通书局
《一幕悲剧的写实》 中篇小说 1930年 中华
《到莫斯科去》 中篇小说 1930年 光华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长篇小说 1930年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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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一般地走进了久别的故乡，
旧居依然是寂立在乌麓山首，
依悬在乌麓山首的皎皎圆月，
似犹未减那五年前的情和美。
 

 

 

系念在我之心头的那株槐树，
还茂盛的依依在墙旁，
月照着叶儿宛如她向我微笑，
风吹落花儿又像她对我落泪。
 

 

唉！昔日的母亲唇上的甜蜜，
昔日的父亲嘴旁的微笑，
一切可恋慕的那已逝的童时，
啊啊，我不能忘记！

 

                         ——胡也频《乡梦》

 

 

 

        ******

       1927年10月，胡也频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小说《登高》，描写了福州乌山登高的民俗和风情：
       “照福州的习惯，在城中，到了九月初九这一天，凡是小孩子都要到乌石山去登高，其意义，除了特创一个游戏的日子给小孩子们，还有使小孩子分外高兴的一种传说：小孩子登高就会长高。从我们的家到乌石山，真是近，因为我们的家后门便是山脚，差不多就是挨着登山的石阶。开了后门，我们这三人，一个年过五十的老人和两个小孩子，拿着潭得鱼纸鸢，就出发了。”……从卖鸡弄故居后门“石阶的开始到最高的一级，共一百二十层，那两旁的狗尾草、爬山藤、猫眼菊、日来睡，以及别种不知名的野花和野草……”

         ******

       因为印象的关系，当我想起故乡的时候，最使我觉得快乐而惆怅的便是中秋节了。
       在闽侯县的风俗，象这个中秋节，算是小孩子们一年最快乐里的日子。差不多较不贫穷的家里，一到了八月初九，至迟也不过初十这一天，在大堂或客厅里，便用了桌子或木板搭成梯子似的那阶级，一层一层的铺着极美观的毯子，上面排满着磁的，瓦的，泥的许多许多关于中国历史上和传说里面的人物，以及细巧精致的古董，玩具，——这种的名称就叫做“排塔”。
       ……自那一年到现在，转瞬般已是十年的时间了，我从没有再过个象那样的中秋节，并且最近这三个中秋节还是在我不知月日的生活里悄悄地渡过去。表兄弟们呢，早就为了人类问的壁垒，隔绝着；表姊中有的已做过母亲了，但表妹们总该有女孩子的吧。惟愿她们不象我这样的已走到秋天的路上！至于那个塔，是否还安放在楼上的木箱里，每年在八月初旬由小弟妹们拿出排在大堂上最高的层级上，也不可知了。送这个塔给我们的外祖母还康健着么？故乡的一切却真是值得眷念的事……

——胡也频《中秋节》，1927年1月13日载于北京《晨报副刊》

        鲁迅的两篇纪念胡也频的文章：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剧玻保病车淖杂桑椿褂猩袅担矣谑蔷吞幼摺玻保场场*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潜*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17〕，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②所罗列，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沈从文在胡也频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纪念性文章：《记胡也频》
       中国山东烟台地方，有一个国家海军预备学校，在民国九年前后解散结束时，数百年青学生中间，有一个福建福州姓胡的学生，名字叫作崇轩。这个年纪极轻的海军学生，当时还只十五岁左右，学校解散以后，同几个朋友流落到了北京，一九二六以后，就是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

       若有人能检查到十四年左右在北京出版的《京报》副刊，便可在名为《民众文艺》的一种周刊上，见到胡崇轩这个名字。

       那时编辑这个小小刊物的是项拙同胡崇轩，两个学习海军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几个名字：毛壮飞，陆士钰，荆友麟，高长虹。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来的读者印象上，除了最后那个高长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的。那时《民众文艺》的编辑处，在北京的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四号，项胡便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到应行送稿的一天，两人坐了洋车或徒步轮流到京报馆去送稿，每期报出后，还由编者亲自到报馆去，把那作为报酬的两百份单张周刊拿回。刊物取回住处后，两个人就低下头伏到桌边，分头抄写寄赠各处的封套。在当时，似乎居然还有人远远的寄了邮花来订买这刊物的事，几个人仿佛十分兴奋，并不因此自弃。什么人寄了两分邮花来，这一面，便为按照那个地址，写一个封套，附贴一分邮花，把刊物寄出去。有时人家只寄来两分邮花，因为不曾指定需要某一期刊物，他们却把所有已出各期刊物，各检出一分，寄给那个读者。他们在这种情形下，每月所用的邮花，自然是不能靠别处寄来的邮花相抵的。但他们是不在乎此的，他们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时，都伴着做了一个好梦。他们是年青人，一个年青人的可爱处，在这些从事于文学的人方面看来，是更多天真的胡涂处的。他们如其他初初从事于文学的人一样，是只盼望所写成的文章，能有机会付印，印成什么刊物以后，又只盼望有人欢喜看看的。只要有人阅读，他们就得到报酬了。

       因为有一次一个用“休芸芸”作为笔名的无名作者，那时在北京写下的文章，还不值得任何编辑的注意，也只成天做梦，梦想写出的文章有人阅读，但是各处试验都失败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点文章到他们那里去。这文章即刻登载出来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个名为庆华公寓的一间房子里，就来了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晤及了一个还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于是他们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

       那两个海军学生走后，那个步兵上士心想：这倒是古怪的事情，两个编辑也来到我的住处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头的光照及了。……那时节，自然是我最无办法处置生活的时节，日头的光是不会照到头上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若果当时到我住处的，不是这两个编辑，却是那个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或者已经成一个照相技师了。因为我那时还不明白我学照相适宜一点，还是学写文章适宜一点。我把写成的文章寄到报馆去，却同时告那个照相学校校长，说我愿作一个学徒。

       既然认识了两个编辑，文章有了办法，怎么样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块钱，应付住处的一切，当时我似乎还没有打算到的。因为我那时，认识这两个人以前，还只得到过晨报馆五毛钱书券的报酬，这文章登载到那时的晨报“北京栏”上面。

       即或认识了他们，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费二十块钱，这希望，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他们两人当时所作的梦，似乎也没有那么华丽，因为他们比我经验多了许多。那个时节的风气还不许可文学得到什么东西，鲁迅当时若果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同大学校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十分可笑。

       可是，我那时，却似乎以为有了朋友，别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难以及此后的一切也暂时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与被解散的两个海军学生又见到了，仍然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那时，在我那名为“窄而霉斋”的房间里，最多的就是空话，可以吃的也只有开水。

       那个时节好象是春天，因为在别人的房间里有白炉子，在我的房间里没有白炉子。这两个朋友到我住处时，我曾同他们说过，房子里有泥炉子，煤气熏人，真很讨厌。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载到《民众文艺》上面时，却是一篇羡慕有能力购置一个泥炉的人那类文章。

       自从我认识了这海军学生以后，似乎有了一个礼拜样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叮”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个女人了。
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会。到后那女人走了，胡才说她不姓丁，另外有姓。但是我以为姓什么没有关系，一个人有趣一点，通脱洒落，没有姓名也还是不妨事。胡又说引她到这儿来，是因为听人说到我“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我到现在还疑心我的朋友说那句话时，有点含混，不甚说得清楚，或者所说是一种相反的趣语，因为我从没有被另外什么人说我“好看”，也从没有另外再被谁个女人走到住处来“看”过。这女人到后我才知道姓蒋，然而在五年以后，写了许多文章给人阅读，成为一九二八左右一个最入时的女作家时，在作品的笔名下，却又告给读者，说她姓叮这个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长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长的地方并不很远。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

       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

       自己说是姓丁的丁玲，那时也独自住在一个名为通丰公寓的小房间里，如同当时的许多男子一样，什么正式大学也无从进去，只能在住处就读点书，出外时就学习欣赏北京一 切的街景，无钱时习惯敷衍公寓里的主人，躺到床上时就做梦安慰到自己。我同胡第一次到她住处时，看见那房子里一切都同我们住处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便很觉得稀奇。以为一个女子住到这样房子里，不害病，不头痛，还能很从容的坐在一个小小的条桌旁边写字看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若知道这种生活，有许多年青人是那么过下来，即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当时就不会如何诧异了。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就认识了的一种过去。

       这里，已到了另外一件事的起始了。大约在海军学生带了丁玲女士到我住处五天以后，丁玲女士回湖南去了。听到另一个朋友说，在熟人中有些新鲜事情发生了。我走到《民众文艺》编辑处去看时，看到海军学生已迁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满地是书的残叶同碎烂的报纸。

       原来就是为了一个人离开北京的原因。望到地下那些东西，我心想，一个人，会为女人变成孩子，真料想不到。我还想，我是不会变成另外一种人的，好的女人不能使我变成孩子，好的生活也不能使我变成城市中人。但这个海军学生，我们年龄相差并不很远，我们的性格，可完全不同了。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胡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另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这种南方人热情，当时是使我十分吃惊的。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

       一切朋友用各样言语，说到这个发狂是不必需的事，只须小小一点儿理智，就可以使自己安静下来。但各样言语皆缺少转移这个海军学生的能力，一切朋友的“世故”，皆不能战胜这个人的“热情”，结果北京城公寓里少了一个女人，不久就又少了一个男子。

       我们的消息因此也就中断了。

       于是，日子过去了。我认识他们是二月，春天一来时，我想象这个春天，有些人一定不辜负它。好的日头，好的风，新鲜的草木同新鲜的事情，年青人应得到的一份，自然是无处不可以得到的。至于我呢，冬天日光照不到我的房子里，春天仍然没有日光。《民众文艺》早已停止了，生活也毫无转机。

       春天来时我成天还是只能坐在我那间窄而霉小斋里，望着房中到春天来更显得潮湿的砖地，或从窗口望着春雨过后院中的积水，心里忖度，我怎么样就可以活下去。我是不是应当离开这个公寓，弃了一切希望，找一个别的活路？我是不是还应当找一个活路？有时走出了公寓，到西单牌楼一带眺望街市的景致，常常在人丛中见到一面小小旗子，我的心总一动。单牌楼卖小东西的人，照北方规矩，在身上或小摊上插旗帜作号召的很多，见到这小旗，使我就记忆到前外天桥地方许多招兵委员的小旗。就是西单也常常可以见到一个军人拿着这类白布旗帜，走在前面，后面便跟上三个五个脸儿黄瘦衣服肮脏的人物。当时在生活上，除了可以写文章，能让我活下去的，似乎就只有跟到这个小小队伍，向不可知的一个地方走去那一种办法了。记到有一次，我傍着那个委员，问他跟着旗子走去的那些壮士此后的情形，那委员如何希奇的望着我发笑。那个笑容嵌到我的记忆里，使我永远不能除去，也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同他们有一时节，是一样活着的人。

       这记忆，伴着此后每一个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远成为十分凄凉的了。

       但那时节《晨报》已在开始用我的文章了，《晨报》会计处的出纳课，一个身体矮矮的郑姓办事人，他一定还记得每到月终馆内通知发出后，有个“休芸芸”名字项下，支出的数目是多少钱。另外一个高高的瘦瘦的长身白脸少年，也一定记得在那个小斗形的窗口边，如何把这个钱递给一个黄黄脸庞的人，当没有把钱得到时，这人又如何老实规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每一次我大约可取钱四元到十二元，每次把钱得到时，走出《晨报》
馆大门，还照例要被那个给我回事的门房一拦，从我手中取回两毛或三毛。我有时是远远的走出宣武门外来取钱的，袋子中已找不出一个零钱，这门房就指点换钱的铺子，一定得把那个数目索去才让我走路。在当时，我心想这一定是一种规矩，因为在另一件事上，也少不了一些小费，不过那么一来，每一个月有五百字的稿费，就为他拿去了。

       我还记得每一次我得到这个钱时，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反而常常觉得把这个钱送给谁，倒似乎恰得其所。

       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我当时虽有这些朋友，又有了一个给我发表文章每月还把我几块钱的地方，再者，北京的夏天空气又实在特别好，好的空气同好的友谊，就应当使我安定下去才是。可是友谊不能使我当作房子，空气又并不比一片肉或一个馒头合于实用，因此另外一个人给了我另外一种机会时，我不久就上了香山，在香山图书馆内作事去了。

       四月间我上的香山，八月间还住在那里，中秋那一天，晚饭前服从我上山后一种习惯，走到一个无人地方去坐坐，看天上的云同村中的烟，回到名为大楼的住处时，见到桌上放有一个字条写着，“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边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习的人。”

       我所住的地方，使我作不愉快的回忆，未免多了一点。因为上山来我曾在一篇名为《棉鞋》的文章上，提到一个办事人给我的指摘，又在一篇名为《狒狒的悲哀》的文章上，提到一些女人在某一次拜寿的剧场里，如何给我的烦恼。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直到一九三一年，重到了北京，我还才明白这无耻的授意，是出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寄生的草类或虫类，照例最触忌讳处，就是人家说他是“寄生”一类东西。还有就是一个贫穷一点位置卑下一点的人，如果忘了约束，说到平常规矩不许说到的话，提到如何觉得那些服饰精佳，性格风流，面目姣好的女人的诱人处，也就近于侮辱到了这一类人的尊严。我已经作了两件错事。在一些以吃肉喝汤过着每一个日子的人物中间，不是以阿谀作为职业，就是靠阿谀作为营养。他们死去后，到了他们的儿女，社会制度若没有多少变更，也一定还是仍然按照他们的身分，或者以向主子阿谀为生活，或以接受奴才阿谀作供养：这两个阶级里没有安置我的地方，我当时的不知事故处，使我得到的教训，还可说是最轻微的教训。但当时，我是还不甚明白这理由的。

       在山上我既然是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名位是那么小，且人家是在一种近于恩惠的情形中把我收容下来，什么人也不会对我稍好一点，正需要的是朋友，因此见到那个字条时，心中十分高兴，就即刻照到那字条所记的门牌号数找去，预备看看这“两个熟人”。没有见到他们时，我猜想不出这熟人是谁。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海军学生，同自说姓丁的女子。先是在院中枣树旁见到海军学生，见到我时笑着，捏了我的手往里面走，到了窗下他就说：“有客来了，你猜是谁？”

       里边也似乎在猜着，进去的我也猜着，到后我就在一个门边，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睁着眼睛望人。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那时房中还有一个煤油炉子，煨得有什么东西，我猜想当我还没有来到这房子时节，这似乎主妇的人，一定还蹲在地下，照料到那炉子上小锅内的东西。

       第二次望到床，我说，“这是新鲜事情！”

       海军学生就说，“不是新鲜事情。”

       因为过去的事仿佛如在目前，想起过去，我们三个人就笑了好一会。

       这一天是中秋，这个中秋的黄昏，我们三个人就消磨到香山静宜园里俗名为“见心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无桨无舵的方头船上，用手划着水，沿池飘浮着，互说这半年来的一切天时人事，耳中听到学校方面，一群孤儿为了点缀这佳节，箫鼓竞奏的声音，头上是#*#骱囊槐苍隆Ｎ*了虚应故事起见，到后下山时，各人就各买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们也算并不辜负了这个中秋了。

       这是我写二次见到他们的情形。

       这两个人住到这无人注意的山上，最先的意思，是不愿意北京方面的朋友知道，才悄悄来的。后来知道我在山上，中秋那天才去找我。到后，北京的朋友，却又常有上山来的，因此熟人差不多就全知道了。

       他们住的地方每月应缴九块钱房租，并不很大，但土地却十分干爽。这房子有井，屋前屋后全是枣树。饮食由两人自己处置，所以买小菜，买油买盐，皆两人自己上街。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摄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全是主妇日常的职务。男主人则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的跑到街口去。到把饭吃过后，一切完事了，还争着到井边去提水，洗碗洗锅子，毫不显得疲倦，这新鲜生活，使两人似乎都十分兴奋。两人皆不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比日常生活还有价值。那时两人皆并不写什么文章，又不曾作别的事情，经济的来源，好象全从湖南方面寄来。至于读书，不过是把这生活装点得更合于那个时节年青人想象的生活而已，他们占有凡是青年配偶都可以占有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时时刻刻在惊讶那种希奇的友谊，那种随了每一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读书并不是必需的事。当我在表面上看来，已经觉得这生活并不新鲜时，在他们自己，却当真似乎是还在一种崭新的趣味里游泳，不需要想到生活以外任何事务。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谈话里我不放弃掉一项权利，就是向两人描写半年前海军学生没有离开北京时如何咆哮的事。这事说够了，三人就说着大话，以为若果每一个人每月可以写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块钱，那这日子即或是冬天，没有炉子，心中一定也觉得很温暖了。于是我们就假设这个数目已经从报馆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费这个
钱。于是我们又假设出了些什么事，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

       我们所希望的数目，只是那么一个小小数目，可是照一般情形看来，要得到这个，就没有那种规矩。那时去用我们最勤快最诚实的工作换取最低级的生活费的时机还很远。我还没有被人赶走，就不敢离开那小小职务。湖南那方面，有时因汇票关系，不能按时寄钱来，所以那两个人的生活，不久也就显得十分狼狈了。

       两人有时把最后一撮米用完时，就散步一样，从西山向北京城里走去，找寻朋友为他们设法。从下山的方便——他们都以为很方便的——夹了些不合时季的旧衣，走到西直门内一个当铺的高高柜台下站一会儿，为争持三毛五毛又负气走进第二家柜台下去站，也是这个朋友当时所熟练的事。

       即或是那么穷，穷并不使他们难堪。“两个胆小的人若在一处站立，黑夜里就不致于怕鬼。”若是大家都不怎么有钱，对于使人提起来难受的穷也似乎没有什么希奇了。发财本来不是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去拣选那些可以多欠一点账的公寓住下，也是他们一种权利。两个人明白这点权利，因此当两人再也无从在山上支持时，就搬到北京城里北河沿一个公寓里住下了。

       这个公寓的主人，真是一个趣人。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应列上一个名字的，如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皆各在那个小小公寓里，占据过一间房子。早年夭死的诗人刘梦苇君，便是在那个地方害病，临危前数日才离开住处的。那公寓掌柜性情，稍稍不同其余掌柜的性情，似乎本来他应当开一间书铺，却无意中开了一个公寓，因此在那可以赚钱的事业上，终于因为蚀本到后就倒闭了。这个人知道拜轮的生卒年月，知道李白杜甫的籍贯，什么人同他谈“人生文学”，他可以懂得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你要他告你《儒林外史》上面的人物谁是最可爱的，他就很诚实的告你谁个中他的意。他知道的事情似乎太多了，虽然也就是那么知道罢了，但你同他说及时，毫无可疑处，是可以使你高兴也可以使他高兴的事。你同他熟习一点时，他就会拉你到他房里去，看那些从各处得来的文人相片。象苗兵的拜轮从军相，象土匪的高尔基相，还有象猴子的，象花脸的，以及中国隐士装扮曳杖而走的陶渊明，小生装扮的李长吉，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们的根柢。他就爱那一点儿，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又并没有何等野心，他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类。他的行为是不乐意成为市侩的努力。

       这样一来当真大家好象也都把他看得不同了。因为住处有一部分是未来的文人，对于这一部分人，这掌柜也似乎就多需要一些忍耐了。应当向什么人要一点钱时，走到那个人的房中去，坐下来，还不说话，这一方，也明白来是为什么了，却不妨同他谈着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到一个贤主人，（为了凑巧的原因，再说一点更合题的话也不妨），到后，这掌柜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单是不愿意启齿窘住客，并且一定不会忘记在开晚饭时节，特别把菜开得丰富了一点。既有这么一个明理知趣的主人，若果在北京城生活，除了公寓外就无去处，难道还不应当把所有一点简单行李搬来住下吗？

       我在未上山以前是就住到这个公寓有了三个月的。因为知道这些方便，所以当他们在西山无法支持时，就劝他们移到那公寓去，这提议见诸实行后，这两人到了北京就不必劈柴煮饭了。时间更多了空闲，因此讨论自然而然也更夸张了一点，同时又有几个在差不多同样情形下生活的人，所以常常做那不切实际的梦。我一到下山来，同他们在一处，总还是只想筹钱办一个杂志。只打量用自己的钱，自己的力量，印行一个小小刊物。按照北京城当时的一切物价，若仿当时的《语丝》周刊大小，来一个固定的东西，每期印一千份，估计有十二三块钱就可产生。（可是这刊物我们想了已近六年，到现在还无法产生。）当时打量编印这样一个刊物，自然还有一种最诚实的理由，我们那时的文章，如果能向什么地方寄去，在一种极低价的情形中卖掉，就不必再计划这刊物的。但实在情形却找不出一个固定发表地方，即或已经能够登载文章了，也还是把作品寄去，听凭拣眩稍为生疏一点的刊物，文章一寄去就常常失踪。失掉的或不用的文章，因为当时我们实在又不能还有重抄一份的气力，因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初期作品，是不能追究它的去处的。为了这类理由，若果当时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我们的希望，自然就算是达到了。

       在这里，使我想到中国某一时节的风气，如何在一种恶习惯里培养到某一部分作家，同时又如何在摧残到另一种生机的情形。在一个克尽厥职的好编辑手中，以我们当时情形，是完全在一种毫无希望里努力的。当时一个好编辑的义务，是把我们那类的文章，安置到一个特备的字篓里去。我们那些当然的灾难，到一九二八以来仿佛少了一点，但其实又早以另一意义来临到头上，却把那个过去的灾难扔给了另外一种年青人了。一个编辑他会明白这种事情，他无从否认那个习惯不继续存在。

       我们当时只想有一个小小刊物，给我们一种机会，把我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我们那时虽然极穷，希望报酬的心，还远不如希望人家同意的心为切迫。我们似乎生存到这个世界上，在泥土里滚爬，在艰难里支持，都并不是为自己何种尊严而存在，只仅仅为了想作一点使自己尽力使别人快乐的工作而存在。我们愿意有机会显示我们的整个精力，给那些对我们感到好意的读者，所以才只想有一个刊物给我们处置。但是，这个刊物只能在我们几个人想象里产生，同时也就在想象里夭折，因为生活情形不能让我们实现任何计划，一般积习支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对于创作也不再继续，没有多少兴味了。

       那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到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许多人的名字，以各种方便因缘，都成为各样刊物上时髦的名字。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无法攀援的。我们只能欣赏这类人的作品，却无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个大刊物上去给人家注意的。

       我记到那时节我写了一篇文章，这海军学生因通过一个人的方便，给我转带到《语丝》的周作人先生处去，这文章登载出来时节，海军学生拿了一份《语丝》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感动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个可怜可笑的情形，到现在，使我同任何一个年青朋友，皆感到万分亲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这种性格相反。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种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不过在那个时节，这海军学生，文学上的方向是没有自信的。做人的方向上，这个人，却正如我所提及的，因为南方人的热情，有一种偏私的固持支配到生活。这性格虽屈服到女人那一面，变成为勇敢和柔顺，结果是做了许多美丽的小诗。在另一方面，却同一些旧友全疏远了。同一切原来相熟的人疏远了许多，同新的相熟的人也似乎无一个友谊极好的朋友，一切过从的熟人皆极有限，这长时间心情与人俨然隔绝的生活，给他在此后思想方面，显然有极大的影响。在丁玲女士方面，则因了他的性格，变更到生活，酝酿到后来写作的兴味。因为那“男性”处，使此后两人在北京则搬了许多住处，离开北京又从长沙到武昌，到上海，到杭州，到济南，……把生活一部分消磨到旅途上，一部分消磨到一个新鲜地方新鲜环境里。热情伴着闲暇，消磨到丁玲女士的每一个日子，使一九二八左右，中国便产生了一个最为读者满意的女子作家。《在黑暗中》的动笔，以及第一篇作品的问世，显然是出之于她这个同伴的鼓励与督促，写作的兴味，实又培养到那个同伴性格所促成的生活里的。

       日子过去了。

       北京的干净空气与明朗天空，都不能留着住在那儿的人，使在那儿作客的不离开它。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似乎怀想到远方的母亲，因此一同离开了北京。一面自然是两人在北京终不能用好空气过日子，一面或者还更有别的原因。两人离开那个公寓时节，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辞去，搬到他们那个公寓去的时节。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还应当是十四年秋天，这海军学生开始写了许多诗寄给我看，那时我似乎已经在《现代评论》作发报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汉园公寓，寄来的诗总为转到《晨报副刊》或《现代评论》去发表，这些诗，就是我所谓一个热情男性不自私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或启发，一种在文字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的。但当时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的暇裕。热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颂这热情的机会。这诗连同另外的诗，到一九二八年时节，丁玲女士为编辑成为《也频诗逊，在风格方面，曾常常为人提到，作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这类诗最先给《晨报副刊》登载时，从形式上看，有人以为是我作的，从原稿字迹上看，编者也还以为是我作的。因为同一习惯使用硬硬的笔头，蘸上蓝色的墨水，在狭行的稿纸上，写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张纸都得容纳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迹的疏朗处，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故在《现代评论》社方面，也有人以为也频是我的另一个笔名。

       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个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到后当《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预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那时《小说月报》的编者为叶圣陶先生，见到这原稿，最初也还以为这文章的字样，当不出也频同我两人，不会在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女子。

       到现在，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对于我们的字迹，不甚分别的清楚。……这事使我记忆里保留到一个不能磨灭的一刹那光景。就为了我们字迹的类似，我们在如何谎着一个必须谎着的人。我们字迹相近处，如何可以从一个虚无里，带出信来，给另一个还不应当向虚无走去的老人，谁能想象到这个用处？

       两人回湖南以后，不久这海军学生又来到北京了。这次一行似乎还是两人预定的计划，一个在家乡陪伴到母亲，一个出外边来作点事。那时我们的文章已经可以经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若果善于处置生活，在北京公寓里每月的开支，是可以从稿费中得到那个报酬对付得下去的。这海军学生来到北京，似乎从上海到天津的路上所得的印象，写了一个题名作《海船上》的短篇，这个文章最先写到船上的气味同声音颜色，很使我感动。同时因为一个男子从一个女子方面所得到的一切，眼睛、鼻子、两条臂膊、一张口或别的什么，都使年青人惊讶出神。尤其是在骤然的分离上，短期里即可成为习惯的各样嗜好，折磨到心灵同身体，因此还继续写了许多新诗，我认为是最动人的新诗。

       这海军学生所写的诗，既以一个离奇的风格产生，在形式同感情两方面，都与当时的所谓新诗不同。那时节，在北方，《京报副刊》已不存在，《晨报副刊》编者已不是徐志摩，其他的刊物，也因为南方的革命发展，或者已迁上海，或者已停顿，作者不是向南方走去，就是疲弱无力，不能提笔。故这个海军学生的诗，在当时的北方读者看来，造成了一种新的趣味。

       好象离开了女人，成天单是写诗，这热情还是在虚无中发热发酵，不能抑止，因此这大孩子不久又借了些钱回转湖南。这时节湖南那一方面的一个，却也因为不能忍受这分离的试验，赶忙向北京出发。据说他们的船正互相在洞庭湖中错过，所以两个人到了目的地后，才明白这分离的日子，还应当需要一个人在船上颠簸一个礼拜，才能把它结束。

       当海军学生重新又赶回北京时，自然两人都明白分离的习惯，使两方面皆在折磨中过日子，就再也不说别的计划，仍然一同找到一个公寓住下了。因为那时仍然还得住一个公寓，两个人又对于劈柴淘米一类事无多兴味，故住处总傍到吃饭方便的北京大学附近。一年多的日子，搬了好几个地方，住过一阵银闸，住过一阵孟家大院，到后便住到汉园公寓了。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个公寓的楼上。

       一九二六年左右，武汉因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集中，许多在北方的朋友，都到那边作事去了。这海军学生当年在烟台的老同学，也有在武汉事情作得很好的。我燕京北大原有些熟人，也有在那边十分活动的，总希望我们去看看，但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因为不断的努力写作，另外一些机会又使他们同一些有势力可以支配我们稿件的编辑熟习一点，他的文章每月大致可以得到二十五块钱的稿费了，日子自然还是过得相当狼狈可笑，到了十二月，有地板的楼上房间里，虽然安置得有烧煤炉子，却不大容易能赊到煤块。有客来时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竟是他们做得十分熟习的一件事。没有客，外面寒气又十分逼人，他们就坐在床上看书。

       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个小小写字桌上，间或为熟人见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的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的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将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的事，女人哪里有分？”谦逊的言语里有小小的锋鑣煷嬖冢飧龌笆怯腥の兜摹*因为当时常常同他们两人过从的，有下面几个人：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全是在北方从事文学而已知名的男性。女人中她认得凌叔华、庐隐，却并不常有来往。

       她将怎样完成她自己的事业，这海军学生的性格，同他们那时的生活，自然是特别有帮助的。来往的只是那么一些人，天才同耐心，从这几个人方面看来，似乎都使这女作家从冷静里观察，以为是不足相信的事。生活那一面，又似乎这里还有一条路，一个女子也可以从这儿走去；且既然是另一个同伴已向前走去了，自己徘徊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还有就是过分的暇闲，就是由于那个有男性的同伴三年来给她的影响，心灵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于凝静看到的百样人生，看到某一种生活里最微细的一部分，生活培养到这作者的灵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运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写出了作品，使荣誉伴同感谢，从一切读者方面获得，她不能再有更适宜于她的事业了。

       可惜得很是记忆这个东西，照例保留到另外一些人的头脑中，也没有多大用处。我想如果她们所住的那个公寓里的仆役，这时还能拿着一支笔来描画他们两个人和我一家三人当时的情形，说到我们每到月底对于应付房租时的受窘以及敷衍推辞的神情，因为实在无法敷衍了，又如何借故出门，到河沿雪里去散步，夜深才敢回家，这描画一定十分有趣。①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对于自己所选择下来的工作，是那么认真不苟，生活要求是那么简单，而对于物质希望又那么小，到结果，我们还是不能使生活稍稍从容一点。也许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错处，因为一个平常小公务员的正常生活，计米较盐的能力，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就是那个女作家，也实在仍然永远是没有学会的希望的。

       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由北而南，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习惯，都不能使我们呆在一个地方不动为得计。在上海，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们的文章，《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各为我印行了一本书，所以我四月里就离开了北京，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到上海一个地方住下了。到
一九二八年二月，他们觉得还是到上海来才有转机，所以也就到上海来了。

       最初这两个人来时，就留在我那个住处，那时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

       两人到上海之后，从《小说月报》拿到了一点钱，他们就到西湖去了。到了西湖这两人住在葛岭，一共住了三个多月才重回上海。

       那个时节在两人之间，似乎为了另外一些属于青年人不能少的“感情的散步”，各有了些小小任性处。我不甚明白这些“感情散步”的内容与那些经过，是不是适宜于从那篇《莎菲女士日记》上发现一点东西，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这篇文章在那时节是不是早已写成。那时情形自然是很糟的，因为我不大明白那些经过，也不过问个人私事，只看到有眼睛的不去注意那事的细微处，却肆无忌讳的流泪，有口的也失了正当的用途，只是骂人赌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块时，使情侣成为冤家以后，用得着的那一份，这两人差不多都使用了，所以我十分担心，不晓得应当如何去做一点对于他们有益的事情。

       但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作，而且也不必须作的。因为若果我是一个在这方面明事的人，我就会看得出这“感情散步”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种生活厌倦了，新的发现常常使人目眩，然而这眩目却决不是很久的。一时的幻觉，并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由于热情而成的多疑同多嫉，也常常使这个小问题变成一时的严重。两人去西湖后约一个礼拜，某一天晚上，这海军学生忽又一人跑到我的住处来了，他告我，一时或不回西湖了。

       于是我问他那些因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到后我们同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把他又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一去那些风波就不曾再发生了，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我只知道他们在西湖葛岭住下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过得很象一对度蜜月的同伴，十分从容有趣。加之春天的西湖是使人十分安静舒适的。在艺术学院方面，他们认识了几个朋友，故在日里一面玩的仿佛很不节制，到了晚上却还可写了许多文章。《在黑暗中》有两篇文章是在那里写成的，海军学生到后来，还总常常用做新郎的风度说，只有在西湖住那三个月，非常值得回忆。

       两人为了天气的原因，不能再到西湖住下时，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一家楼上，有一天就搬来了这样两个青年人：一个略显得胖的女子，一个瘦瘦儿大头额的男子，押着一些简单行李同两张藤椅子，到了看定的那间房子，当把由附近家具铺子里租来的一些木器陈列妥当时，两人就坐下“写信”。到应当吃饭时节，就动手把炉子米箱从网篮里取出来，很熟练的处置这一些东西。饭一吃完了，于是又坐在桌边再写那些永写不完的“信”。若说这不是写信，除了写信还有什么可写的或必须要那么忙着写的，那房东是想不透的。

       不出门就写文章，应当吃饭时就仍然依照初次到北京的西山时办法，分派到上街买小菜，或者在晒台上燃汽油炉子，从三层楼下用镔铁壶提提水，因为自己煮成的饭较软，自己炒就的菜较合口，我在那里吃饭，为他们洗碗的次数似乎也很多。

       于是日子一过去，因此中国许多地方，对于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仿佛十分熟习，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专为了一些刊物同一些读者，从这两方面就证实自己生活的意义了。尤其是丁玲女士，从一九二八到现在，成为一个最时髦顺耳的名字，真是一种使人羡企的事。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作品的势力，没有人不承认这是一种崭新的收获，而这收获又显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时代的作品标准，另向一个方向上突进的。

       然而我所知道他们的，就是在生活方面，从前他们是两个孩子，到后来，永远还是两个孩子。“光荣”有时比“空气”还不适用。他们并不能用友谊掉换饮食。他们在某一种事业得到初步成功了，在另外一件事业上，永远还得失败。他们还是最拙于应付房租，不知道应如何打算就可以不致于缺少伙食。他们还是很穷的人，不能使所得的钱安置两人到一个稍稍象样的生活里去。虽然勤勤恳恳，稿费终究有限，加之用不得当，所以还是免不了长是受窘。今天的起居费用，都依赖到昨天的工作所得，创作既不是抄书，设若某一时节，因为倦于作事，不得不放下了这支笔，或在别的原因上，稿费延搁了一时，这生活，就又乱糟槽的不成样子了。这海军学生，为了渡过那个不易应付的日常生活难关，马浪路，康悌路，贝勒路，这一些地方的小押当门前，总常常有这个人的踪迹。我一望到那走动时略显匆忙的后身影子，不必同他说话，就可知道他为了些什么事行动那样匆忙。

       这海军学生，自己处置金钱既永远不如处置文字那么方便从容，打算生活又永远不及造作故事那么周密，至于作伴侣的女人，则早把一个妇人所必须的家务趣味完全疏忽了。这生活，自然是无可希望的。他们自己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安置到什么生活里面去为适宜。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似乎在有意识的情形中，长远逃避到他们。当时几人极羡慕到别的人，以为能在一个较整洁干净的房子里，吃一顿清洁的家常便饭，便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从这
些情形中，可知道他们的生活，想及时真十分可笑。

       关于起居一方面，他们是并不自外于人，也很愿意住到一个较清静的房间里，去作他们能作的事情的。而且可以说这注意是在北方就早已养成习惯了的。在北方，为了希望得到一个较干爽不太吵闹的住处，我们没有什么正经事可作时，总是东城西城各处去看房子，见到一个什么广告，或在街上见到一个字条，说到什么房子空着，正在等候一些会享福的人去住，我们总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参观。我们差不多把沙滩一带所有的公寓都熟悉了，我们还一同进过不知多少人家的大门，结果自然我们是没有看好一个地方搬去的，因为在许多好房子主人中，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时我们当时若搬到什么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我们各处看房子的习惯，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象这是我们一种权利，我们可以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从人家后门进去，同一些二房东讨论价钱，有时还冒险放下一点定钱，临出门时总说，“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来！”

       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个定钱又等于白送了。因为这类原因，他们也搬了几次家，总不出法租界的贝勒路附近，然而就从没有得到一个合式的住处。

       那时上海方面，由于眼红于北新的营业，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书店追踪而起，在一种谈起来使人极不愉快的刻薄报酬下，我们供给了他们少些稿件，他们便送给了我们一点点钱。一般习惯是十万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钱。因为那个数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费，同时，在介于资本与劳力两者之间的编辑人方面，又多负有一种友谊的督促，故这个海军
学生，这一年来差不多用全力写了许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学沛，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去养病，后来又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东好，最后还要价钱也
似乎好一点，……终于有一天就搬到萨坡赛路某一个人家去了。

       两人还没有搬去时，到我的住处，那个海军学生向我说：“休，这可好了，我们选定的一个地方不止房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住处好，还有一个房东，那是更值得夸奖的。”大约多数还是因为当时觉得“房东值得夸奖”，所以那么间房子，要他们每月出三十块钱，还说“价钱虽稍微多了一点，还不算很贵”。

       我对于这个女房东，也感到相当兴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这两个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时住在马浪路的新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三个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总只有一点小菜同黄花木耳汤吃。又因为房东是在法国跑了一趟的勤工俭学生，每餐总限定要我们用叉子在盘子里吃饭，我们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总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为了“值得夸奖”的另一房东。这另一房东。也曾为其他朋友看见过，也推许为值得夸奖的。

       他们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多月，我是每天都在这边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处时，也不能写文章，还不免要做一点小小的糊涂的梦，他们也就没有做一点事。

       但不久，他们两人就觉得还是再搬一个住处为是。我也觉得还是迁了的好，同时也想要好好写点文章了。那时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个礼拜内就将近卖去一千份，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欢喜兴奋得脸上发红。在各地方的朋友，都来信说我们这个刊物很好，有内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厦门方面也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武昌同广州，都有信来希望我们多寄一点。许多作者都以为我们这刊物合乎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心想，以后每期应当印五千，似乎才够分配。

       为了这个刊物和《人间月刊》同时进行，我们一面忙于应付杂事，也一面得很谨慎的写许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这一个年头，算是我们最勤快的工作的年分，各人都写了许多出品。在也频的所有作品中，以艺术完美同内容统一而论，也是这一年成绩最好。我们在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渐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里去努力，直到我们创作已成一个新的趣味同一种新的方向后，还仍然不觉得值得什么骄傲。我们尊敬那些负荷世誉的作者，同时却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们只是自己向一个很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却是沉默的，无声无息的。有了两个刊物我们还是同从前一样，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那时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

       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种空气，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就因为这态度同工作，对一切无忤，所以在当时，似乎所做的事，还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但即或是并不缺少那种好评，我们却并不看重那种好评的。在《红黑》的第一期里，好象就那么提到过，“倾向不是我们愿意提到作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们除了尽其所能，没有别的什么动人的背景了。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

       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的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他可称赞处只是在他自己对于那个工作的诚实同他努力的成就。……这类主张在当时，是我们几个人所承认的。

       日子又过去了。

       《人间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顿了，《红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结束了，来了一个意料中的失败。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读者，是一定比我们自己还觉得可惜的。我们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竟卖的情形下，这刊物不能赚什么钱。我们知道外埠书业的积习，对于用一点点钱来办一个刊物，是一种纯粹冒险的举动。我们原先只希望可以办十二期，满足到一年的数目，我们希望多有一些定户，同远地的定户直接交易，在一种毫无实利的情形下，维持这个刊物稍久一点。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实不合，从各样打算上都不能维持这个刊物下去，当时最觉得生气的，就是这海军学生。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在叫卖这种货物时，商人对于营业的智慧，不忘记用最诚恳的风度，向众人说：“这是国家提倡的时代的，所以预备出来给大家试试，”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颜色声音里，年青人便试过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却一切，俨然以为获得大众了。直到另一个趣味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时为止，在这时节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从书店那方面得到那个作品的报酬，这就是作家获得大众意思。一个作者若缺少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好象就是那么样，使算落伍了。

       我们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故几个人才着手来办《红黑》，如今这试验既显然失败了，想到为了退还这从别一方面借来的一千块钱，似乎不找一点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吴淞教了点书。那时恰恰山东高级中学方面，向陆侃如同淦女士夫妇探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书没有，要她夫妇介绍。这海军学生，觉得除了教书没有别的更相称事情可作，因此由他们介绍，到后不久就同一个朋友过山东教书去了。

       过山东去时，先是又说定了的，教书的过山东教书，做文章的还是留在上海做文章，半年后再决定新的办法。这种计划自然极好，因为两个人在上海一同住下，虽然同在一个房间里，各占据一个桌子做事，两无妨碍，可是这个人说不高兴了，那个人为了“陪伴玩一会儿”的原因，事情就只好放下的。到另一时那一个高兴做事，这一个又厌倦了，那就又轮到两人休息的时候了。如今既然暂时分手，半年中一定可以好好的作一点事，所以我也觉得他们那种打算十分好。

       那时上海方面刊物，《奔流》没有了，《创造》没有了，《海风》没有了，《乐群》毫无气力了，《真美善》不能支持了，《金屋》似乎不想继续出版了。

       那时骂人的同被骂的，都似乎是只有“主义”而无“作品”的人，所以这海军学生曾同我说，“休，他们倒热闹，好象很认真神气。让那些自己仿佛觉得有骂人权利的去骂人，让那些仿佛该挨骂的去挨骂；至于我们，是不相干的。我们自己努力，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的成就，不是这些人可以估价的东西，也不必需他们估价。”我说，“我永远是那么主张。”

       这海军学生走后，不到一个月，新的习惯仍然不适用于两个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济南。济南学校方面一种新的生活，自然使他们发生新的兴味。但不到三个月，这两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来了。两人回到上海后，住到环龙路，要我到那儿去看他们。见面时，问他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又离开了济南，两人只说那方面风潮闹得十 分复杂，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从青岛方面跑回来了。稍过一时，这海军学生，独在一处时，又才告我他们简直是逃回来的。当时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必始要逃回的理由。只听说山东方面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畏，就心想也许因为风潮影响，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开，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义。可是过几天，在吴淞我却听到淦女士说，两人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逃出来的。我当时就稍稍有点糊涂，因为我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事会牵扯到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能凭空做出什么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为这不外乎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容易耸人观听，同时是初从上海跑到一个新地方去，上海那个时节，又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在一般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承认文学是“可以放到一种积极的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谬误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内地去时，这平常观念影响到学生，同学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因此引出一些纠纷，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为了免除这纠纷，同时且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这两个人就跑回原来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来了，自然还得把生活放到笔尖上，故两个人预备好好的来写些文章，以为还是保守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于性格适宜一点。那时环龙路那间房子是很可以使两个人安静作事的，《小说月报》又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稿件，单行本的集子，还容易得到承印的书铺，故生活的前途，并不使两人觉得暗淡。

       那时我也因为感到教书这件事很受窘，以为教书的人一定还得一些不是比我们懒惰狡猾，就是比我们世故聪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点悔恨自己冒险的失策了，所以对于他们不教书的生活，我是一个极赞同的人。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一切恢复的计划。又很希望可以到一个什么书铺或报纸上，办一个周刊，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在上海，我们既不属于任何有力团体，又没有一个书店是我们可靠的东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还是近于一种方便，什么机会也没有。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十月，很快的就过年了。

       过了年，我还是住在吴淞学校里，没有勇气同那个不花钱的房子与那个可以欠一点火食的厨房离开，他们则另外又搬了两个住处，总说是住处不甚适当，房东太脏，邻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来他们好象懒惰了一点，文章写得很少。我则因为一点别的事情，更无兴味写什么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来，我们都好象消沉多了。

       三月间，在武昌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个《日出月刊》，要我们寄点文章去，我写了一篇论文，这海军学生，却把他的一个中篇送去发表。到这月刊印出时，武昌南京两方面同时就遭了扣留，后来还罚了一千块钱。这刊物仅出一期便无从继续的原因，据说就是这海军学生的那个中篇。这文章名字叫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后为光华书局印行，也仍然卖不出去。

       这刊物我们在帮忙的地位，编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击，那么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这时似乎这海军学生的文章，在《小说月报》方面也有问题了，在《妇女杂志》上，丁玲的文章也有问题了。对于这类事别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较多，许多人问到我的，我还不明白应当怎样答复。一切所谓问题，依我看来，不外两种理由，一则是作者作品切实了一点，二则是风气已到了“普罗作品”无从再给商人赚钱的时节，书店已不必需同这类作家要好，编者即或再明白一点，也不能不留心到营业利害上去。许多书局最体面的编辑，那时皆正各在预备办读书会，或编印中学生儿童文学一类刊物给读者，因此文章去处有了小小打击，也正是一种当然的道理。六月时，这海军学生卖了一点稿件给大东书局，那方面负责的孟先生，到后就同我说，这稿子是不是有问题，我当时没有能够说什么安慰他的话语，回来时还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谓“问题”，自然在这海军学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点影响。他们做的事已显然过了时。另外一些“先进”，稍前一时，给书店热闹了一阵，作者自己也就热闹了一阵。书店的文化事业，现在已关心到中小学生那一方面去了，他们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为学生讲“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那类题目，又不会编一首小孩子唱的儿歌，所以在一种不时髦的情形下，两人经济方面便窘了许多。半年来这两个人忽然不见什么文章发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变迁，一切不坚实的感情皆得在一种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会使他们沉静了。《在黑暗中》作者的双手照料到菜饭，比拿笔写什么的时节又多一点，因为生活使他们又不能不自己来处置饮食了。然而在北方，这作者的名字，却正成为一个时髦的名字。每有什么朋友从北方来了信时，谈到关于她的事情，同她去说，她总觉得好笑。“成功”并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笔尽捏到手上不放，一顿饭若不用自己的手去处置，这饭就无从上桌子，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时代使人沉静而且老成了许多，由于生活而来的风雨，并不使这两个人颓唐。尤其那个海军学生，据我所观察到的，觉得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另外一种营养，显然的，慢慢的在改造这个人的灵魂，表面消瘦了许多，灵魂却更健康许多了。

       我因为住在吴淞，离上海较远，同他见面也比较少了点，每次见他我总觉得他瘦了一点。在他们那种生活情形里，要他象许多朋友那么逐日发胖如大官，自然毫无希望，但什么事会使他瘦到这样子，我是很怀疑的。

       人瘦了，下巴显得更尖，头颅显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宽了一点，走路时，也似乎更匆忙了。由于一些好肉好汤，同一种无节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种个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态度，五年来中国各处地方添了许多胖子。这海军学生，有人说到他瘦了许多时，他总点头承认，并不说什么理由。等一会儿他留你吃饭，你便知道那个饮食也就不是为一个胖人而预备的饮食了。一点儿辣子，一点儿菠菜之类，再来一点黑黑的从罐头里倾出放到锅子里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因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鸡蛋。为了方便同经济起见，罐头牛肉同鸡蛋算是轮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桌上有一钵肉或一钵鸡的时节。每次同他们吃饭，总使我们记到几年以前在西山那个情景。每次因为到他们那里吃饭，必需添一点什么才够三个人的一餐，这海军学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象个猫一样蹿出去时，望到那个跳跃的姿势，我常常心里想：这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

       但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

       他似乎是在为人类的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个，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来，我却是个连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自信，对于自己的稿件随意卖去，对于钱的不打算，对于约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说到我，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个不明白自己的人，却并不失去了了解别人的权利。所以由我这一面看来，似乎觉得他也有些自己不明白处。他不大赞同我那种“自苦”，我也不大赞同他那种“自苦”。

       到了秋天，我过武汉大学校去教散文。在学校里，则从一些同事方面，学习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头担子，有时节，还碰到杀人。我的耳目为这个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这里，我能找寻到一些十年来失去的颜色同声音。我重新如一个无业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墙脚下，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看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我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

       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实在无从挣扎脱出过去现实的凄惨景象，并且还始终得生活在这种可怕景象中。

       间或我为这个海军学生写信，想象的不端方处，不庄重处，没有隐讳的说出，他的回信总很简单。有一次却在信上说了那么一些话语：“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象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

       得到这个信时是十月间，那时我想切实一点就是应当还一点约稿旧账才好，就写回信告他，说我准可写两万字文章，做一点切实的事给他看。但这个月结果，我象是又谎了他，谎了自己，什么文章也写不好。

       文章既写了下去，学校方面三点钟的书也教得并不好，到了今年一月，我想我应当回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就照他们所说的那个地址去找寻他们。两人都没有在家，只见到床边摇篮里，一个大头圆脸的孩子，侧身睡在那里。桌上写了一个字条，说：“休，你来时，坐坐，同摇篮里的小孩玩玩，我们到×点才回来。”玩了一会，看看两人还不回来，我到后只好走了。

       在另一个熟人处，我就听到一些关于他们两人的“谣言”，因为这些谣言同在南京听到的差不多，都似乎十分荒唐。

       我以为不外乎一些昧于事实的人的误解，或依照上海小报风气，一些好管闲事的浅薄者流的传语。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

       第二次我到这海军学生那里去的时节，见到他们时，我就问到那些谣言。那个睡在床上照料小孩子喝牛奶的小母亲说：“我们多了一个小孩，却反而很少人知道，这事例很有趣。”

       小孩子爸爸说，“把任何消息放大，是住在上海地方的闲人一 种特别本领。”

       我把从南京就听到关于这两人的事情，说了许多，两人都只是微笑。这海军学生望着小孩说：“小孩若是会说话，就会告给你，这两个月来，为了他，做爸爸的同做妈妈的如何过日子。”那小孩出世还不到六十天，已经会望到人笑，且似乎懂得别人对他笑的意思了，一张小小的脸，为房中炉火逼得绯红。望到那个小孩，我心里就想，六十天的生命，就古怪到这样子，那么半年来一定也可以使一个人做出一点别的事情的。

       我那时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里，那里食堂的面好，所以他们到我那里吃过几次面。因为我初从武昌来，半年中许多朋友都不能见面，听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来到我那里来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这两人不相熟的，总说及那些仿佛谣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这点，证明大家都很关心同时也还闲暇，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缺少闲暇，是不至于那么注意那类事情的。

       可是从这海军学生更见得消瘦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秘密。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劳悴的事情，没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无可疑的。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着，而这事情又显然是为一个极严肃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企图，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这也是毫无可疑的。

       我明白那个决定的姿势，那种看生存为一种力的价值，而有意识的处置这力到一个理想上去的极美的姿势。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么作去的人都多。那时另外有个熟人，恰恰在长江中部迈了最后一步，我为那个消息所惊愕，同时我的爸爸（二十年来我们只见过两天）在故乡去世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愿而继续做去，是我们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为了这个感觉，我尊重这个海军学生比别人都深，但同时我更以为那些谣言是不可尽信的谣言了。因为稍后一时他就同我说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计到的能力下，他适宜于做些什么事。

       他以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还是一支笔，他不能同这个分手，并且也永远不想放下它。一群读者对于他能作一种向前的鼓励，他不愿同笔离开，也不愿同读者离开。但是，这支笔，在某一时节希奇的情形里，为了读者的原因，它是不是还适宜于写一点平常美丽悦目的诗歌，或一篇轻灵潇洒的故事？善于注意到读者温柔的心情，已经有了那么多作者；还有那些已经“粗暴”了的，或始终在“粗暴”生活里培养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更严肃些给以应有的注意，是不是恰需要这个人去注意关心？

       这海军学生，他知道他的笔，应当向哪一方。他不追赶时髦，却选择许多自命为“聪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遗弃的一个方向。他望到他那个理想的山峰，是那么远，那么同事实相悬绝，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诚恳的在那理想里度过每一个日子。

       这个近于自苦的决定，和尚一般诚实谦逊的态度，勇气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怀着敬重态度加以注意的。那时节，所谓因“派别”不同而发生的文学论战，以及在各种刊物上常见的互相丑诋造谣事情，已成为一个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战士同成名的教授带走了。在国内，上海一个地方，已没有一个左翼作家的文学刊物存在，但同时也就不再听到什么人还好意思说“左翼作家同卢布有关”的谣言了。间或除了一些毫无知识，毫无出路，身在内地的年轻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饭”为生活，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根据多久以前的什么杂志，制造一点属于个人私事的无稽谣言外，其余的人对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态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学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为是权威下的约束，同一二自以为在那里同他们作战的文化官批评的结果。其实，这沉默是适当的。他们自己看出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明白那个向某一个人作一种挑衅行为，除了显得近于一种愤怒病痫的动作外，什么益处也没有。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必须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这种话，这个海军学生也同我谈到过。但那种“谦虚”处就酝酿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还同他讨论过。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但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却可以走他自己以为是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的作品。那时他并不同我争持，他就说，“正是的，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每次同他说话以后，我总觉得这个海军学生近来特别强悍了一点。我心里曾想到过，假若这强悍不是由于其他经验而来，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所形成，那么他这性格是不是还适宜于从事文学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

       那时他们两人物质生活自然是很窘的。作母亲的为了照料孩子，文章没有工夫写得出，作爸爸的为了另外一些事情，也不能安静一点来写些文章。同时且因上一次请了一个奶妈，这奶妈因为嫌主人太穷，不能吃一顿好点的饭，即刻又走了。

       小孩子日夜的尿布，皆得作母亲的洗换，小孩子每日六顿奶粉，皆轮到了作爸爸的调和。夜里有时哭醒了，两人之中总得有一个起来抱抱孩子。这一来，连写一封信也不行了。两人只想把小孩子暂时送到什么医院去，好好的来睡几天，再好好的来做点事，生活才能有一点头绪。可是上海地方就找不出这样一种医院。到后似乎又听人说可以这样办，一问到钱，一进去就得一百以上，这个钱一时自然筹不出，又只好作罢了。

       两人每次同我说及小孩子一月所耗的奶粉，总说真是为父母出的一个难题。因为照上海的习惯，两人为房租已经就常常受窘，再加上这个小孩固定的需要，自然更麻烦了。两人因为知道小孩一出世一定得花一些钱，所以前两个月还很写了些文章，得了一些钱，这些钱如今又早花光了。

       为了屋中多了一个小孩，两人做事的时间简直就没有了，依照这种情形看来，也实在拖不下去。所以到后又向一个熟人处借了些钱，重新请了一个苏北娘姨。把娘姨请来后，都说这可应当做文章了，在那两个桌子上，当真也间或可以看到一张两张着满了小字的稿纸了。但这些文章自然是永远不会完成的，由于那个小孩的出世，或由于别的，总常常有什么客呆着在那里。因为娘姨是一个生手，对于照料小孩子不大在行，一到夜间，这小孩子就似乎特别爱哭。因为这个理由，两人白天既没有能安静，每夜总得还起来三两次，若想正当做点事情，不用说也做不下去了。

       看到他们那种情形，我就提议他们两人之中，还是分出一个去教一点书，似乎好一点。上海地方那么多私立大学，许多胡涂蛋，什么也弄不清楚，还爬到讲台上去同年青人谈“什么是创作”，“什么是文学”一类题目，许多人拿一点日本人的文章，还去讲中国创作，干吗他们就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可是什么大学会请他们？他们在国内虽有那么多读者，在上海又生活了那么久，熟了那么多人，要说教一点书时，就没有一个学校可以插得进身。因为如果这些真正在创作上有过甘苦经验的人全走去教书，那另外一些平日卖嘴抄书的人，就无分吃这一碗饭了。上海守旧一点的学校，还有不少翰林举人在内盘据，不会要他们，新一点的就借到“危险倾向”那一类相近的理由，更不能要他们了。

       不过在学校一方面，我知道有许多年青人是就正需要到这样一个导师的，所以我们总想若果有机会，即或明明白白供什么私立大学当局利用，也还是值得去试试看。一面这事对于自己生活方面有点益处，一面也可以发现一些有希望的青年，所以他们等候这教书的机会。

       他们等候这样一种机会，却来了另外一种机会。

       一月十七号，十二点钟左右，这海军学生到我的住处，说他只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钱。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既不能搬家，总得送一点礼。他说想送一副挽联，要我想好了，下午就到他那里去写写。

       到后说到近日来卖稿件商人的苛刻，另外又告我有人如何在旧事重提，商量到“作家协会”的事情。他同时且说到他的主张，以为这个协会要用什么方法去组织，才不至于陷到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困境里去。他说他希望这个机关能产生出来，慢慢的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依赖这个机关，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那一分利益。且可由这个机关，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文化发展的工作。譬如把中国的作品，译成其他一国文字时，关于原作者的权利保障，目下法律所没有规定的，或虽规定而含混无从使用的，这种作家协会，都可作一种建议，或为提出一种说明。

       我以为那么大的希望恐怕结果做不好，他就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并不会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们总要去做，不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训练我们的组织协作能力，即或失败，也比因为畏难苟安的保守现状好些。何况我们又明明白白知道保守现状太吃亏了一点，希望政府同希望商人同样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不来办，谁还来办？

       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面，既然是几十个人撑持到它，因为本身的艰难，不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还等到另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冤，这种做人的态度，也不是合理的。我们不止是为我们自己打算，需要一种使个人权利保障稳固一点的组织，我们为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人，也还应当打算一下，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我望到那个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的对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却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许比你“想得透彻”，但我当时什么也不说。

       因为那天有一个学校同事约我在四马路吃饭，所以大约在十二点过三十分的时节，我们就一同出了我的住处，一同从四川路向南走，走到惠罗公司前面，他说要到先施公司去买那个挽联白布，就匆匆的分手了下午我到他那里去写挽联时，他却没有回家。到晚上我又再去，他仍然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去，这个人还是不见到回来。我说：“别发生什么事情了！”小孩子的母亲，神气很镇定，微微的笑着，好象在说：“一切的灾难，假若是认定了自己应分担当那一分，迟早这一分是还得接受的。”
       …………
       …………

       那种镇定，在二月九号，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十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八月里，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为了他所编辑的《英文简报》，说是预备为胡也频出一个专号，要我写一点关于这个作者作品以外的文章，作为译文介绍的根据。

       所以我就写成了这篇东西。这里所写到的虽有那么多，却仅就某一时节，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个世界的过去生活而言。关于他的文章没有提到，关于他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传记去说的。为了这个海军学生的种种，在许多刊物上，都有过一些不翔实的记载，在许多人的口里，也传着一些不正确的谣言，一面是证明关切他安全的人很多，一面却证明知道他的人很少。现在我想到这文章用中文发表，似乎更适宜一点，所以就把它发表了。

       死去的，即或在任何情形下死去，他是一无所知什么也不再需要了的。或如所传闻，…………或如另一传闻，…………②，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就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记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象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象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廿年九月五日，从文附志。

       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九月作

        ******

       ①一九八○年十月，我在美国耶鲁大学遇到黄伯飞教授，他恰巧是当时汉园公寓的小主人，年只十三四岁。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他当时的印象，文在纽约刊物《海内外》２８期（一九八○年１１—１２）发表。——作者

       ②“…………”为被当时有关当局删去部分。

       沈胡之交：民国时期，刚刚登上文坛的沈从文曾经和胡也频有过一段真挚的友谊。当时，因为投稿，沈从文在北京结识了《京报·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两个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沈从文在自己居住、写作的“窄而霉斋”里，用白开水招待了与他志趣相投的胡也频。后来，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一起搬到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每到月底，房租和伙食费总是让沈从文的生活颇为窘迫。这时，胡也频通过熟人，把沈从文的文章转给了周作人，发表在《语丝》上。不久，沈从文的最初的两本书分别由上海的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但是，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刊物。为此，他们于1927年4月和1928年2月分别离开了北京，到上海去寻求发展。 

       季羡林：忆念胡也频先生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60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18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个什么大衙门，崇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儿威武富贵的气象。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里面有一个大花园。园子的全盛时期早已成为往事。花坛不修，水池干涸，小路上长满了草。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开满似锦的繁花，把这古园点缀得明丽耀目。枝头，丛中时有鸟鸣声，令人如入幽谷。老师们和学生们有时来园中漫步，各得其乐。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了解。有几本书的作者我记得名叫弗里茨，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个名字。这些书都是译文，非常难懂。据说是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书籍。恐怕日文译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转为汉文，只能像“天书”了。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我们这一批年轻的中学生其实并不真懂什么“现代文艺”，更不全懂什么叫“革命”。胡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解释。但是我们的热情却是高昂的，高昂得超过了需要。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我们阅世未深，对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儿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决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她是从上海去的。当时上海是全国最时髦的城市，领导全国的服饰的新潮流。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在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20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事情果然急转直下。有一天，国文课堂上见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全班学生都为之愕然。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
       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听到这消息以后，他怒发冲冠，拿起如椽巨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这一段话在当时真能掷地作金石声。
       胡先生牺牲到现在已经60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不过八十七八岁，在今天还不算是太老，正是“余霞尚满天”的年龄，还是大有可为的。而我呢，在这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内，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内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在“空前的十年”中，几乎走到穷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个不到20岁的中学生变成了皤然一翁，心里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现在眼前。我有点儿困惑。我真愿意看到这个身影，同时却又害怕看到这个身影，我真有点儿诚惶诚恐了。我又担心，等到我这一辈人同这个世界告别以后，脑诲中还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彻底地从地球上消逝了。对某一些人来说，那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里，我又有点儿欣慰：看样子，我还不会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愿这一颗流星的光芒尽可能长久地闪耀下去。

1990年2月9日 

       关于胡也频夫人丁玲的几段文字：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04年出生。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直接地表现了中国女性对性和爱的追求，轰动全国。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完成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国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1986年3月在北京病逝。毛泽东赋诗赞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丁玲和胡也频的无性婚姻，两个小青年的爱情游戏
       “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　

——丁玲《不算情书》

       1924年暑假，20岁的丁玲来到了北平读书，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弟弟的夭折和命运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在北平，丁玲过得很窘迫，最后只能选择离开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他贫困潦倒，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丁玲母亲给付。但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
       但丁玲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不愿意被恋爱或结婚羁绊。所以，她打算在和胡也频回到北平以后就分手。但却遭到一些友人的非议和误解。丁玲一气之下，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也频在香山同居。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却充满了温暖。
       但是，直到1928年2月，胡也频在一次伤心时告诉沈从文，说他们二人虽然同居了数年，却还是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

       丁玲和冯雪峰的精神恋爱，一次伟大的罗曼史

       “我真真的只追求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真真是追求，真有过宁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　

——丁玲《不算情书》

       1927年12月，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她的《梦珂》。同时，胡也频的文章也开始有了出路，两人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他们打算凭稿酬收入，以后去日本读书，所以打算学点日文。于是，由朋友介绍，冯雪峰来教授丁玲日文。
       冯雪峰看起来像个乡下人，长得也不好看，但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享誉文坛。丁玲当然没有想到，这个有点丑的男人，却用他的博学很快征服自己。
       如果说胡也频当初是以一腔热情感化了丁玲，那么冯雪峰则让丁玲第一次品尝到爱上一个人的滋味。这样的感情发展得如此不合时宜，却又无法抗拒。十几年之后，丁玲在延安这样谈及当时的情形:“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
       丁玲在理智中，要冯雪峰离开。冯雪峰离开，去了上海。但两个星期后，丁玲就非常想他，也追到上海。胡也频随即也追去。

       杭州西湖三人行：柏拉图式的爱情
       在彷徨中，丁玲提出三人一起生活。他们随即去了杭州。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他们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
       胡也频终于受不了了。他无法忍受这不合常理的关系，也无法忍受自己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柏拉图，哪怕只是精神，也让他受够了。胡也频一气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从文倾诉，沈从文解了胡也频的心理负担，让他不要放弃所爱。胡也频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丁玲飘摇的心。
       丁玲在后来坦言他们这段关系时说：“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也频也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胡也频），他会自杀的……所以我的决定使他（冯雪峰）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
       就这样，冯雪峰悲伤地离开了，这段柏拉图式的三人行爱情告一段落。

       丁玲产子，胡也频牺牲
       冯雪峰走后，丁玲和胡也频继续在杭州居住，两人的感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开始从事左联工作。后来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枪决于上海龙华，胡时年28岁。
       再遇冯雪峰，往事只容追忆
       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丁玲的爱情重新燃起。当时，冯雪峰已经结婚，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
        1933年秋，在丁玲被国名党软禁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谈话中，她坦率地说：“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丁玲的四段婚姻：惊世情骇俗恋

       ★与胡也频：投入真情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于是选择了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就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

       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与冯雪峰：无限遗憾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师生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

       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与冯达：噩梦一场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与陈明：挚爱深沉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部分文字与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2016.2.6

       戚公祠在清道光年间被焚毁，只剩下一座小亭供奉着一尊黑脸将军神像，人们都说那是戚继光神像。1916年，美国“美部会”传教士以小利引诱地痞“猪猪”伪造戚林氏卖地契，企图霸占戚公祠产权，又偷偷把戚继光神像移到白云寺，这一阴谋被周围居民发觉后，引起公愤，人们在街上贴出白字诗，由永泰人、省三小学校长黄承潮带领把神像抬上街头示威，并发动市民罢市响应，终于逼使美国传教士退还了戚公祠。

       复亭与蓬莱阁：1918年，爱国民众集资重修了戚公祠，安放好神像，并用余款修了一座木构双层八角的亭子，取名“复亭”，意在纪念从美教会手中“收复”戚公祠的胜利。抗日战争期间，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把亭子改建成砖砌双层翘角顶的阁楼，取名“蓬莱阁”，取戚继光家乡山东蓬莱之意。

       戚公祠厅正中有戚继光塑像，壁上挂着四幅历史画卷：海疆倭患，率兵援闽，激战三捷，平远庆功。这些画卷生动地描绘了戚继光抗击倭寇侵略的功绩。厅里还陈列着戚继光的的军事著作《练兵纪实》、《纪效新书》、战争袍铠甲残片以及行军干粮“光饼”、“征东饼”，还有解放后出土的记功碑残石等，供人观瞻。于山上留有戚继光很多足迹。

       戚继光（1528.11.12－1588.1.5）：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山东蓬莱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微山县鲁桥镇）。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写下了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十四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修议。
       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路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

       戚继光先祖戚祥，曾任朱元璋亲兵，跟随其多年。洪武十四年（1381你），随傅友德、蓝玉远征云南时阵亡，子孙因此世袭明威将军（武职）。父亲戚景通，历官都指挥，署大宁都司，入为神机坐营，有操行。

       戚继光幼年时风流倜傥，很有个性。喜欢读书，通晓儒经、史籍。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继光继承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当时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受张居正的推荐，进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往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

       一、南征倭寇
       岑港之战：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道路隔绝而没有来得及，朝廷也因此不治戚继光的罪。而后，汪直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会合，前往围攻。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攻下来，于是朝廷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全部罢免，让其带罪杀敌。驻守在岑港的倭寇抵御不住戚继光与俞大猷的进攻，于是打算逃走。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造好了大船，准备驾船夜遁，俞大猷和戚继光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余党向闽南逃窜。[9]  从岑港逃走的倭寇又在台州烧杀抢掠，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弹劾戚继光故意放走岑港的倭寇，有通倭的嫌疑。正要准备治罪，戚继光却因平定汪直的功劳而复官，让戚继光守卫守台、金、严三郡。
       戚继光到浙江赴任后，发现卫所的将士作战能力一般，而金华、义乌的人比较彪悍，于是戚继光前往招募了三千人，在戚继光的指导训练下，将其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后称“戚家军”。戚继光根据南方多沼泽的地理特点制定阵法，又给他的部队配备火器、兵械、战舰等装备，戚家军因此名闻天下。
       台州之战：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戚继光一路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竟又来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而后，闽、广一带的倭寇流入江西一带作乱，总督胡宗宪无法平定，于是让戚继光来增援，戚继光率军于上坊巢将其击破，倭寇奔走建宁，戚继光引军回浙江。
       福建之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进犯福建，并联合福宁、连江等地的倭寇，先后攻陷寿宁、政和、宁德等地，从广东南澳方面侵略的倭寇联合福清、长乐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进犯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
       倭寇声势浩大，当地官军不敢进攻，于是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领命后引兵先进攻横屿，横屿四面水路险隘不易通行，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持一束稻草，填壕而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两千二百余级。而后，戚继光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倭寇余党慌忙逃往兴化，戚继光也不停歇，一路狂追，又捣毁倭寇据点六十余营，斩首无数。
       戚继光平定福建倭患后班师回浙江，行至福清，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入，戚继光率兵急攻，斩首两百人。经过几番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戚继光杀光。
       兴化之战：戚继光回到浙江后，从日本国本土而来的新的倭寇又伺机侵略，他们人数日益壮大以后，袭击兴化，但围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攻下来。而此时刘显派了八个人带着书信到兴化传达信息，被倭寇拦杀，倭寇就换上刘显使者的服饰骗开城门，趁机攻陷了兴化城。
       倭寇攻陷兴化后，刘显率兵逼近兴化，但因为兵少，刘显不敢擅自攻城，却因此被弹劾，背负罪名。而福建总兵俞大猷也表示需要有大军合围。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朝廷以谭纶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前来支援，而都指挥欧阳深却中了倭寇埋伏搏战而死，倭寇遂占据平海卫。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前来支援。戚继光到后，谭纶立刻筹备对倭寇的总攻，先在各海道上环立栅栏阻断倭寇归路，而后谭纶以刘显为左军，俞大猷为右军，谭纶自领中军，以戚继光为先锋，围攻平海卫，一举告破，斩首两千余级，戚继光等率兵追击，倭寇道路不通，又被斩杀三千多人。于是刘显等复兴兴化。朝廷以戚继光先前横屿大战，录前后战功，以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世廕千户，代替俞大猷为总兵。
       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倭寇余党纠合一万多人围攻仙游，打了三天，戚继光率兵前往解围，倭寇败走，戚继光率军追击，追至王仓坪，斩首百余级，不少人都坠于悬崖摔死。余党数千人逃走占据漳浦蔡丕岭。戚继光分五哨（古代军事编制单位）将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连俘带杀一百多人。剩下的倭寇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侵扰福宁，戚继光率领李超等前往将其击败，又乘胜追至永宁，杀死三百多人。
       同年，潮州倭寇聚众二万，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之势劫掠潮州，俞大猷率兵杀败倭寇，并将吴平招降，让吴平驻扎在梅岭。但不久之后，吴平纠合被明军击败的流散倭寇一万多人，伙同林道乾、曾一本先后在走马溪、泊浦澳登陆，洗劫南村堡和港口村。戚继光即刻率军前来围剿，吴平得知后放弃之前据守的梅岭，集合大船一百多艘，逃入南澳，并修筑大寨防御。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光率领步兵，二人合力围剿吴平，吴平破败，孤身逃往凤凰山。
       二、北御鞑靼

       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向明穆宗上疏，建议让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训练蓟门一带的士兵。但朝议后决定只任命戚继光即可。于是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当时谭纶刚刚在辽、蓟一带募集了三万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请求让戚继光对其训练，得到了穆宗的许可。
       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让戚继光训练蓟州、昌平、保定等地的士兵，总兵官以下的官员都受戚继光的节制。戚继光到任后，时蓟州有总兵郭琥，而戚继光为总理，无法统一号令，于是朝廷将郭琥调走，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又以戚继光前破吴平有功，进封为右都督。时北蛮子侵略青山口，戚继光引兵将其击退。
       万历元年（1573年），北蛮小王子与董狐狸谋划进犯，向明朝廷索要赏赐遭到拒绝，于是二人在喜峰口烧杀抢掠，戚继光得知后率兵前往平乱，差点活捉董狐狸。同年夏，董狐狸侵略桃林，被戚继光击退。而后董狐狸的侄子董长昂侵犯界岭，又被击败。董狐狸多次侵扰边境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损失惨重，于是献关求赏，朝廷答应其按年给予赏赐。
       万历二年（1574年），董长昂又入侵边境但无法从关口攻入，于是逼着他的叔父董长秃寇犯边境。戚继光领兵将其击败并活捉董长秃。董狐狸与董长昂率领宗族三百人来到戚继光关前请罪，董狐狸穿素服大哭请求赦免董长秃。戚继光与部下商议后决定接受其投降，董狐狸于是将劫掠的百姓放回，并发誓不再反叛。自此董狐狸与董长昂再也不敢侵犯蓟门。
       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北蛮子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戚继光率兵增援，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将其击退。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名将陨落：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里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万历十三年（1585年），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戚继光，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后病死。
       三、军事成就

       1、练兵排阵：军事上，戚继光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被收录《四库全书》，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
       戚继光初到山东备战倭寇时，发现明军格骄兵惰、纪律松弛、兵不习战，跟熟练使用倭刀、重箭的倭寇相比，战斗力实在太弱。于是戚继光到金华、义乌等地招募了3000农民，并亲自训练他们，这便是早期的”戚家军“。
       鸳鸯阵：因为浙闽沿海多山陵沼泽，道路崎呕，大部队兵力不易展开，而倭寇又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戚继光针对这一特点，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斗队形，这种阵形在与倭寇作战时好像是结伴而行的鸳鸯，于是被命名为”鸳鸯阵“。这种以十二人为一作战基本单位的阵形，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可随地形和战斗需要而不断变化。
鸳鸯阵阵形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重箭、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桠杈，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长枪手未刺中敌人，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最后一名为负责伙食的火兵。“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才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对倭寇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车营：戚继光镇守蓟门时期，根据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的特点，建立了车营来克制骑兵，每四人推一辆战车，战车里放置拒马器和火器。战斗时，将战车结成方阵，马步军以战车为掩护，先用火器进行远距离攻击，敌人的骑兵靠近后步兵使用拒马器列于阵前，用长枪刺杀，敌人败北后，派骑兵对其进行追击。戚继光又在阵后置辎重营，选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门负责防守，戚继光一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使得蓟门成为当时边境第一军。
       2、修筑长城
       金山岭：“南倭北虏”，即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鞑靼骑兵的袭扰，是长期困扰明朝廷、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问题。在与俞大猷、谭纶等人消灭南部倭寇之后，戚继光被调往北边防御鞑靼。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重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
       戚继光在修建长城过程中，依据“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建筑思想，山势低矮处，加高城墙；山势高峻处，修建敌楼，个别地方加修了障墙、支墙、挡马墙，全部为砖石结构或砖石木结构，使这段长城设施完备、构筑牢固、布局严谨、可攻可守。经专家鉴定，金山岭长城是我国万里长城的精华之所在。障墙、文字砖、挡马墙，被誉为金山岭长城的“三绝”。
       空心敌台：戚继光在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了空心敌台。空心敌台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下部为基座，用大条石砌成，高与城墙相同，中部为空心部分，有的用砖墙和砖砌筒拱承重，构筑成相互连通的券室，有的用木柱和木楼板承重，外侧包以厚重的砖墙，形成一层或二层较大的室内空间，以供士兵驻守，存放粮秣和兵器。上部为台顶，多数敌台台顶中央筑有楼橹，供守城士兵遮风避雨，也有的台顶铺漫成平台，供燃烟举火以报警，而无楼橹。
       戚继光在《练兵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详细记载，敌台高低大小不等，各个敌台之间互为犄角，相互救应，敌台里都配备有火炮，鞑靼的弓箭无法射到敌台里的士兵，骑兵在火炮的攻击下也不敢靠近长城。每个空心敌台置有百总一名，负责指挥战斗。
       3、装备发明
       戚氏军刀：戚氏军刀是戚继光专门针对倭寇使用的倭刀所改良制造的武器。明朝军队所用的刀在与倭寇交战时，经常被倭寇的倭刀砍断。戚继光吸收倭刀的长处，对中国军刀进行改良，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刀刃弧度加大，刀刃宽度的缩小，刀尖带有一个小小的弧度，刀刃中间起一条镐线，刀背也有一条栋线，刀尖保留和刀身基本相同的厚度，刀背有采用削栋，减轻刀刃整体重量但是不减少刀刃的强度。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著作里有记载此刀的锻造方法。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收藏有一把登州戚氏军刀，刀上部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八字。
       狼筅：狼筅是戚继光对付倭寇给戚家军所配备的武器之一，粗有二尺，长有一丈五六尺。明朝的军队在与倭寇交战时，因惧怕倭寇的倭刀而张皇失措，戚继光在长而多节的毛竹顶端装上铁枪头，两旁枝刺用火熨烫的有直有勾，再灌入桐油，敷上毒药。战斗时，倭寇长刀虽锋利，却砍不断软枝，竹节层层深，能挡住长枪刺入。狼筅上的枝端茂盛，可以掩护持有者，冲阵时既能自保，又非常具有杀伤力，可谓攻受兼备，被称为“刺倭利器”。

       火炮（虎蹲炮）：戚继光给戚家军装备的火炮又称为“虎蹲炮”，因为其射击的样子像猛虎蹲坐的样子，所以得名。明朝军队重视火器的使用，并专门成立了配备火器的部队“神机营”。在与倭寇作战时，戚继光发现鸟铳与佛朗机使用起来缺憾极大，鸟铳虽然精准，但是杀伤力太弱，而佛朗机虽然有杀伤力但非常笨重，不利于扛行。于是戚继光便发明创造了“虎蹲炮”，比鸟铳杀伤力大，比佛朗机轻，便于携带。并大量制造配备。
       四、艺术成就

        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之际，既写成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又留下了《止止堂集》等诗文篇章，在当时那个年代就享有“伟负文武才如公者，一时鲜有其俪”的赞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戚继光的诗“格律颇壮”、“近燕赵之音”。王士祯将其列为古今名将能诗的十一人之一。
       万历十年（1582年）九月，戚继光把历年所写诗文合编成五卷，即《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称《止止堂集》。止止堂是蓟州总理署中戚继光的三间书房，也兼办公之用。（堂名“止止”，取《周易》“大畜”卦意。“大畜”之卦，上卦为艮，下卦为乾。艮为山，为止；乾为天，为健。其卦意是“健而止”，谓刚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止止堂集》以诗为主，也有戚继光“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等方面的文章。

       书法：戚继光的书法行笔流畅，个性化的书法艺术表达，整幅作品，果敢潇洒，用笔奔放骏爽，挥洒自如，气韵自然，颇受黄山谷书风的影响。表达出意气风发的气息。作品透露出的是他内心的沉静与刚毅，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的正是他不受拘束的气概。戚继光工诗文，善书法，行草笔法娟秀，豪劲端重，不减晋、宋诸贤气格。有不少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

       五、历史评价

       赵宪：①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②北虏寇边，蓟镇总兵官戚继光，令中军将倪善领畿县军三万以赴之，盖以主将威信之素著，故军畏其令，而不敢扰民也。

       《明神宗实录》：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
       黄道周：继光将军，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推彀备倭，东南是守。因练三军，短长互纽。南北并驱，利于险走。阵名鸳鸯，可暂可久。分守浙东，岛夷时吼。睹戚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诛之，获讯献丑。檄救江西，到即斩首。再往牛田，俘馘不苟。敌陷石州，召光入部。因请练兵，以为利薮。再请车营，以为不朽。部议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遣观，方窥八九，少保加荣，勋名山斗。
       谷应泰：任环效命留都，俞大猷经营两浙，戚继光驱驰闽海。类皆大国干城，足以灭此朝食。
       张廷玉：① 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奠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②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等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
       赵翼：阮亭所征引博矣，然如郭（郭登）、戚（戚继光）诸公，本有诗名，固亦不足为异。
       郑观应：古之为将者，经文纬武，谋勇双全；能得人，能知人，能爱人，能制人；省天时之机，察地理之要，顺人和之情，详安危之势。凡古今之得失治乱，阵法之变化周密，兵家之虚实奇正，器械之精粗巧拙，无不洞识。如春秋时之孙武、李牧，汉之韩信、马援、班超、诸葛亮，唐之李靖、郭子仪、李光弼，宋之宗泽、岳飞，明之戚继光，俞大猷等诸名将，无不通书史，晓兵法，知地利，精器械，与今之泰西各国讲求将才者无异。
       蔡东藩：偏师制胜仗兵韬，小丑么幺宁许逃。若使名豪能代出，亚东何自起风涛？
       黎东方：郑和、于谦、张居正、戚继光、郑成功，都是千古不朽的豪杰。

       平远台：平远台在戚公祠南数十步，始建于宋朝。平远台原建筑物已毁于清初，现在的平远台是民国22年(1933年)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人兴建的。台北怪石叠垒，中有一长型巨石，上镌"醉石"两字。

       醉石：据记载，明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帅兵在宁德、福清、莆田痛歼倭寇，收复福建沿海失地。凯旋后在于山庆功祝捷，犒赏全军。戚继光酒后散步，醉卧于一块大石上，后人就将此石称为“醉石”。原刻石俱毁于“文革”，现石由福州书法家沈觐寿于一九七八年仿原字重书刻上。石旁建有醉石亭，并以"六军一醉海天月，山中草木皆轩昂"的名句来歌颂戚继光。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于是人们在醉石亭后又建蓬莱阁作为纪念。戚公祠旁的岩石上有现代文学家郁达夫的《满江红》题刻。这段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后又于1978年重刻。 
       郁达夫《满江红》：

       戚继光福建痛击倭寇：1555年秋，朝廷见戚继光御倭有方，把他调到倭患最严重的浙江地区，第二年，提升他为参将，让他负责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他招募义乌的矿工和农民，加以训练，教以阵法，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武艺精强的“戚家军”。他们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基本上解除了浙江的倭患。

       戚继光因为战功卓越，升任为都指挥使，1562年被调往福建平倭。这一年的农历七月，他率领六千戚家军，从温州的平阳披荆斩棘，穿越三百里的偏僻小路，进入福建。侵扰福建的倭寇，主要集中在横屿、牛田和林墩三个据点。横屿是倭寇的大本营，而倭寇的头目则在林墩扎营。戚继光决计先破横屿，再乘胜破牛田，最后捣毁林墩的寇巢。横屿是宁德县城东北的一个小岛，离岸十里，四面皆水路险隘，岛上建有木城，周围还构筑许多坚固的防御工事，一千多名倭寇结营于此，凭险据守。附近的宁德、福清还有一万多名倭寇，他们互相应援，很难对付。戚继光采用硝枝弱干”的办法，先发兵进攻横屿对岸的张湾，并张贴告示实行招抚，迫使一千多名倭寇的胁从分子缴械投降。接着戚继光挥师东进，直攻横屿。从海岸到横屿，中间连着一处浅滩，涨潮时滩没水中，一片汪洋，落潮时水退滩出，又是一片泥泞，极难通过。八月初的一个清晨，戚继光命令每个士兵都带上草束，乘着落潮，铺在泥滩上，匍匐前进。他们奋勇冲上小岛，有的施放鸟铳，有的挽弓射箭，有的投掷标枪，有的挥舞狼筅（狼筅，用长竹竿做柄的武器，前部留有密枝，梢部装有利刃。）、腰刀，同倭寇展开了肉搏战，不到半天工夫，就把倭寇全部歼灭了。

　　过了中秋节，戚继光又率领军队南下福清，直指牛田。牛田在福清县城东南三十里，靠近海边。它与周围的杞店、上薛、西林、木岭、新塘等据点连成一气，络绎三十多里，势若长蛇。为了麻痹敌人，戚继光有意当众声言：“我军远道而来，需要先休整一些日子，养精蓄锐，再待机而动，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出师击敌的。”倭寇打听到这个消息，果然毫不戒备。可是就在第二天晚上，乘着天黑没有月亮，戚家军悄悄地从锦屏山开拔，快速奔袭杞店，将熟睡的倭寇斩杀殆尽。接着，他们回师锦屏山，见有一队倭寇前来袭营，又设下埋伏，把敌人全部消灭了。然后，戚家军乘胜出击牛田、上薛等地的倭巢，斩杀、俘虏了大批倭寇。残倭纷纷向兴化逃窜。

　　戚家军在福清稍事休整，九月中旬又开到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县），准备攻取城东二十里的林墩。入城后，戚继光表面上闭口不谈战事，从容的拜客、赴宴，暗地里却布置士兵抓紧时间休息，准备随时出击。到了半夜，他发出命令，摇响铜铃，把军队迅速集合起来，悄悄地开出城外，准备对林墩进行一次夜袭。不料，响导是个通敌分子，把他们引到一条溪水纵横，泥泞遍地的小道上。等他们逼近林墩，东方已经发白，他们的行动就被倭寇察觉了。倭寇马上进入防御工事，布置防守，并出动部分人马绕到戚家军的背后，两面夹攻。戚家军腹背受敌，处境险恶，一时阵脚大乱，士兵纷纷往后退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戚继光站在路口，镇定自若地发出进攻号令，并手刃退缩的十四名部下，以严肃军纪。将士又鼓起百倍的勇气，奋力往前冲杀。倭寇渐渐支持不住，四散溃逃。戚家军连克敌人六十余营，斩杀倭寇九百六十人，活捉倭寇大小头目十三人，还有一千多名倭寇在溃逃时落水淹死。天明，兴化府城的居民扶老携幼，杀牛备酒，出城十多里，夹道欢迎凯旋而归的戚家军。

　　戚继光胜利完成了既定的战略计划，率师返回浙江休整待命。路过福州的时候，当地父老在于山的平远台特地设下了酒宴，为他们庆功、饯行。在欢乐的锣鼓声中，戚继光带着部下将领，通过了夹道欢迎的人群，踏着山石的小径登上了平远台。他接过当地长官献上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拱手作揖，感谢福建百姓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接着，当地长官便令人抬上一块纪功碑，立在平远台上。

　　戚家军返回浙江之后，倭寇收集残兵败卒，又攻占兴化府，占据平海卫（在兴化东南），继续残害福建的老百姓。1563年，戚继光再度带领戚家军入闽。第二年，他们在当地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彻底剿灭了福建的倭寇。

       思儿亭处戚继光斩子壮军威：福州的思儿亭，流传着“戚继光斩子壮军威”的壮烈故事。

       明代的时候，倭寇常来福州沿海侵扰，戚继光奉朝廷之命令，率领戚家军前来围剿，在福建的宁德、福清和莆田一带，三战三捷，所向披靡。但是，李勤说，戚家军之所以能够屡建奇功，除了戚继光指挥才能杰出外，戚家军军纪严明、军令如山也是重要原因。

       战前戚继光宣布：面对倭寇，只许进不可退，谁敢迟疑反顾，格杀勿论！

       戚继光的儿子戚印率军队一路急行，到北门时，忽然大雾茫茫。戚印无可奈何，又怕中了敌人的埋伏，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骑着一匹快马返回到他父营帐报告情况。戚继光见儿子一人折回，误了战机。因为自己当众宣布“只许进不许退”的军令，下令把儿子推出斩首，当时众将纷纷跪下求他赦免戚印之罪。戚继光大义凛然地说：“为了歼灭倭寇，报国保民。戚家军若置军法而不顾，为赦免儿子而徇私轻法，以后军令难行，平寇大业将何完成？”便下令斩了戚印。斩首的地点就在现在的（五四北牡丹花园）附近的一个草地上。三军为之肃然一震，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因而大获全胜。

       这是折子戏里常常提到的一段。不过，也有老福州对此提出异议。熟知福州文史的齐上志说，“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也就是传说，因为据说戚继光的儿子在那一场战役之后还活着。”

       当部队凯旋回师时，途经戚印被斩之处，许多的老百姓聚集在一座无名桥头、流泪高呼：“戚公子为百姓而死,太惨啊。”父亲戚继光见状也为之动容，三军为之悲恸，看着斩杀儿子那片草地，戚继光自己也为思念儿子而老泪纵横，命军士好好安葬戚印，亲自为之设祭。当地老百姓为戚公的凛然威仪所感动，就在当地修了一个亭子，取名“思儿亭”，在距离思儿亭100米左右有座惨恻桥，也是因为戚继光而名。因为每年这一天，人们都在亭中哭祭戚公子，其状实为惨恻。当地还留下了一首歌谣：“执法如山军纪明，出师矢志灭胡尘。斩子励众並为国，千秋共仰思儿亭。”

       戚继光惧内：戚继光的妻子王氏，将门虎女，野史上说她“威猛，晓畅军机，常分麾佐公成功”，有关戚继光怕老婆的典型事例，最被广为传颂的是这样三件事：
       一是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一派杀气腾腾，想给其妻一个下马威。不一会儿，其妻抵达营帐，见了这等阵势，却无丝毫恐惧之色，反而目光威严，对着戚继光喝道：“唤我何事？”戚继光闻言，胆战心惊，扑通一声跪下说道：“特请夫人阅兵。”
       二是戚继光架不住部下的怂恿，冲入家里想用利剑吓唬一下老婆，以振夫纲。当时其妻午睡刚醒，立马怒吼：“你拿着宝剑想要干什么？”戚将军吓得浑身哆嗦，宝剑掉地，匆忙应答：“我想给夫人杀只鸡吃。”夫人一听开口说：“以后杀鸡再不要大声嚷嚷。”戚继光连连称是。
       三是王夫人所产下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于是戚继光背着夫人偷偷的纳了陈姓、沈姓、杨姓三个小妾一共生了5个儿子。本来夫人不知道一直相安无事，那晓得有人不慎漏了口风，被王夫人知道了，大白天的顺手拿了把刀，要找戚继光算账。听到这个消息的戚继光在衣服里面穿好铠甲后就去到王夫人的卧室里去找她，一见面就嚎嚎大哭说无孝有三，无子为大，没有儿子的压力太大了。王夫人见状也心软了，把刀扔了后也嚎嚎大哭起来，后来从妾生的儿子里过继了一个作为自己的儿子来养，事情才平息下来。

       福州小吃“光饼”与戚继光的渊源：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有一种圆形中间穿孔的饼，叫作红车饼，也叫光饼。为什么把这种饼叫作光饼呢？这里有一个传说的故事。

　　据当地老年人讲，在明朝的嘉靖年间（1522—1566年），戚继光荡平浙江的倭寇以后，转战福建。盘踞兴化（今福建莆田、仙游）的倭寇头目胆战心惊，急忙派了几个人前去探听情况。这几个探子回来报告说，戚家军摇摇晃晃的，一天只走二三十里路，到兴化还得有七八天时间。倭寇头目一听非常高兴，就说：“人们都说戚家军厉害，其实是徒有虚名，等他们赶到这里，还早着哩。今天我们先喝个痛快，然后再慢慢准备防御还来得及。”当晚，倭寇兴高彩烈地大摆筵席，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七歪八倒地躺下了。哪料到，就在当天夜里，戚家军已经悄悄地赶到兴化，乘着倭寇酒后熟睡的时机，发动了突然袭击，把他们全部歼灭了。原来，戚继光为了麻痹倭寇，在进军福建的途中，故意叫每个士兵腿上都绑个沙袋，放慢行军的速度，一天只走二三十里路，就停下来休息。倭寇的探子前来刺探军情，他们知道了，也不去抓，等到探子回去报告消息，戚继光就下令烙制大量带孔的饼子，让每个士兵都带足够两天吃的数量，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然后解下腿上的沙袋，疾速向兴化挺进。他们一路马不停蹄，饿了就拿饼子吃，也不停下来歇息。这样，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完了七八天的路程。就在倭寇醉醺醺躺倒睡熟的时候，戚家军出其不意地把他们消灭了。天明，外出避难的老百姓听到消息，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戚继光见老百姓几年来横遭倭寇的蹂躏，饥寒交迫，就命令士兵把剩下的饼子分给他们吃。老百姓就把这种饼叫作光饼。后来，家家烙制这种饼子，送给戚家军，支援他们的抗倭战争。这个民间故事，当然有些虚构的成分，但它生动地表现了戚继光抗倭的丰功伟绩，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怀念。 

　　征东饼与光饼：光饼用面粉加少许食盐烘制而成的饼类食物，直径约6厘米，中间带有穿孔，食之香脆可口。光饼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改盐为糖，形状也比咸饼大一倍，被称为“征东饼”。但无论“光饼”还是“征东”饼，其名均与戚继光入闽抗倭的传说有关。

       从历史而言，制作简易的“光饼”在前，即所谓戚继光将军下令赶制的行军杀倭的干粮。从“光”字而解，既指饼形、色泽的特征，当然也包含传自光州固始及也含有纪念戚将军的“光”，饮食文化的内涵丰富深湛，很有历史风采。
　　据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率军入闽追歼倭寇，连日阴雨，军中不能开伙，戚继光便下令烤制一种最简单的小饼，用麻绳串起挂在将士身上充当干粮。后来，这小饼流入民间，不但普遍食用，而且还成为祭祀神灵祖先必备的供品。后人感念戚公，便把这种小饼叫作“继光饼”。这种叫法如今在该省的福安等地依然保持着。为感念戚继光的功劳，福州人在其忌日，为其供上光饼。这个传统在福州代代相传，形成了福州人在已故亲人忌日要供上光饼的习俗。

       鼎边糊与戚继光的渊源：明朝嘉靖年间，福州沿海城乡常遭倭寇骚扰，戚继光带兵入闽剿倭寇，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与欢迎，老百姓经常送粮送食犒劳戚家军。有一天，戚家军到了福州南郊，当地乡民摆下八仙桌，主动送来大米、鱼肉、香菇、虾皮等，准备热热闹闹地招待凯旋的战士们。就在此时，又有一股倭寇袭击，戚继光问清情况，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歼灭敌寇。老百姓一听着急了，无论如何也要让战士们吃了饭再去打仗。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将大米磨成浆，肉丝、蚬子、金针、木耳、蛏干、干贝等一股脑混煮成清汤，涮米浆于锅边，不消一刻钟，一锅又一锅的鼎边糊就出来了。众将士吃饱后奋勇上阵，把倭寇全部消灭。“过夏”吃鼎边糊，缅怀民族英雄，也有着爱国主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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