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青岛的女子教育:



——2015.7.21
——2015.7.21
陶菊隐先生在文中称“张勋……微时佣于故乡某姓。某有姻亲许振,字仙屏,系奉新望族,曾任河道总督,曾国藩弟子也。”原来张勋起初并没有依附于许姓人家,而是在本乡一处不起眼的人家当一个小书童讨生活,而这个许振乃是这家人的姻亲。陶先生说得明白,许振曾是曾国藩的弟子,全国的河道总督,奉新的名门望族,年幼的张勋正是依靠许振的赏识才改变了人生的际遇。
张勋能够攀上许振这棵大树,既靠机缘巧合,也靠自己的机灵乖巧。某日,张勋的主人命张采橘一篮赠送给许振,正赶上许振来到府上,而相关的仆从去了别处,许振在堂上叫茶喝,半晌没人理睬,“张(勋)乘机以茗进,许大乐。”许振对眼前这个机灵乖巧的年轻人很是欣赏,于是致信张勋的主人,将张勋留为了自己的佣人。自此之后,张勋凭借着自己的实诚劲儿不断得到许振的栽培,“张(勋)诚悫,善解主人意,遂以佣役而迁采办,且授室矣。”
从上面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张勋并非莽撞的一介武夫,他在少年之时就颇有心计,能察言观色。20岁时,张勋在许家的推荐下参军,开始了他的武夫生涯,最后当到大军阀。值得一提的是,张勋虽然后来拉了历史倒车,但私德却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对许家一生孝敬,不仅每年拜祭许家先人,而且一有机会就会重用许家后人及门生,这在尔虞我诈的北洋时代是不多见的。
对抗革命:武昌起义后,奉令镇守南京,戒备第九镇新军,顽抗革命军。仍被清政府授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为表示忠于清廷,张勋及所部均留发辫,张勋人称“辫帅”,所部定武军人称“辫子军”。
1912年,大清帝国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土崩瓦解,大批清朝遗老来到青岛居住,而张勋正是其中之一。此时张勋已是袁世凯的一名得力干将,但他对清政府依旧忠心耿耿,辛亥革命时他奉令镇守南京,在全国各省纷纷独立之际,他依然顽抗革命军,让革命军打了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为表示忠于清廷,他本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所部定武军人称“辫子军”。清政府倒台了,他带着辫子跑到了青岛,在浙江路9号购得一处宅子,和不少遗老混在一起。当时不少清朝遗老都在青岛居住,像恭亲王溥伟、劳乃宣、周学熙、赵尔巽、刘廷琛等等,张勋手里是有兵的,这些前朝大员很看重他的实力,和他过从甚密,特别是刘廷琛。因为张勋的老巢在徐州,所以他在青岛小住之后就离开了,但他跟这些遗老的联系不减反增,一遇时局动荡,不少遗老就会赶到徐州和张勋密会。
1913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表示仍效忠清室,禁其部卒剪去发辫;11月,任中国孔教会(总会会长康有为,主任干事陈焕章)名誉会长。二次革命中奉袁世凯命,率部往南京镇压讨袁军,纵兵抢掠,屠杀民众数千人。旋被袁世凯授为将军府定武上将军,任江苏督军,调往徐州,转任长江巡阅使,移驻徐州。1915年,拥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公爵,但内心仍一意维护清廷。
兵变复辟:张勋是公开承认的复辟派,他的辫子就是一个招牌。他曾演说“大清朝的深仁厚泽”,发表“民国不如清朝,共和制度不如君主政体”的公开言论。
人们大都知道此后的“丁巳复辟”,却不知张勋此前就曾策划过一次复辟,但是流产了。那是1913年春天,在青岛避居的前清恭亲王溥伟的策动下,经过刘廷琛、陈诒重等人与张勋联络,曾进行了一次复辟,因泄密而流产,当时是因为有人泄密,袁世凯把铁路线给掐断了。张勋是个念旧情的人,袁世凯提拔了他,所以他动起手来有所顾忌,因为张勋碍于袁世凯,袁世凯毕竟是他的恩人,袁世凯一死,张勋就没什么顾忌了,能放开手脚了。事实确是如此,1916年袁世凯去世,第二年北洋军阀因群龙无首闹起了派系争斗,在青岛的遗老大感高兴,刘廷琛立刻前往张勋的军中,没多久,震惊中外的“丁巳复辟”就上演了。
1916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同时又蔑视黎元洪。因此,黎、段争相拉拢张勋,张勋却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不久任安徽督军,扩充至十三省同盟,拼凑实力,积极策划清室复辟。
1917年5月下旬,当黎、段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执不下时,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1917年6月7日,在青岛遗老的鼓动之下,张勋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带着自己的辫子军五千余人,随员148人从徐州坐上火车,以调停“府院之争”(北洋军阀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之争)为名开往北京城,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6月9日,张勋到达北京之后,据说张勋曾经邀请徐世昌共同联手,但徐世昌要求自己当摄政王,还要求皇帝娶自己的女儿,张勋被气炸了肺,索性自己单干。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1917年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
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瓴,率领刘廷琛、康有为、陈毅、沈曾植、王士珍、江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率领诸人,溥仪行三拜九叩礼。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9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被封为忠勇亲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史称“张勋复辟”。据说,当复辟次日满街的辫子重现街头之际,张勋居然真以为自己是得道多助,乐不可支,拍腿掀须说:“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但12日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讨逆军”所击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退位,被通缉,继逃到天津德租界地区。
张勋哄小溥仪重登大宝:值得玩味的是两个版本的溥仪同张勋的谈话,一则见于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则见于日本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场复辟实在是荒唐。
据溥仪描述,他的师父陈宝琛某日告诉他“张勋一早就来了”,溥仪原以为是来请安,谁知不是请安,而是拥戴他复位听政。溥仪回忆称,“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回到养心殿,又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折上写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听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议好了,现在我该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另外一则日本史料则说得更为有趣,叙述者是支持张勋的日本黑龙会分子佃信夫,他称年方11岁的宣统皇帝起初并不愿意复辟,张勋大惑不解,问道:“皇上为何不愿复辟?”宣统皇帝天真稚气地回答:“陈师傅每天教我经史诗文,我必须努力学习,没有余力多管闲事。”张勋则说道:“皇上若再即位,必须管理国家大事,不能尽是一味念书。”皇帝惊奇地反问说:“如果我再即位,就真的可以不用读书了吗?”张勋说:“自古皇帝都善骑射,尚未闻有只知读书的皇帝。”幼稚的宣统帝听了这番话分外高兴,就说:“果如是,则按汝之计划行事……”。
因为可以不读书,哄得小皇帝参加复辟,这样的策略真是闻所未闻。不过复辟筹划得如此敷衍,其迅速破灭也是可想而知,没多久,张勋就跟着他的复辟闹剧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张勋被段祺瑞打得躲藏逃命:张勋醉心于复辟清室,从1916年至1917年间,先后4次在道衙门大堂内召开督军会议,被推举为13省区大盟主。1916年8月27日,保皇党魁康有为应邀至徐州,住在道台衙门达半年。康有为在徐州黉庙(今二中文庙)大搞祭孔活动,起草请定孔教为国教的电稿,以张勋的名义发表,为复辟进行舆论宣传。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派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黑龙会成员等到徐州,密谈复辟帝制。驻天津的日军司令石光真臣也到徐州,帮助张勋策划复辟活动。道台衙门作为张勋复辟的策源地,一时人物荟萃,冠盖云集。
1917年6月30日,张勋的军队开到北京城外,本人就进城到江西会馆戏场听戏。他装出一副超然悠然的样子,来调停黎段纠纷的一直听到子夜
12点钟。回到寓所后;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频繁部署;谋士和张勋北京街头挂起清朝龙旗。
张勋当即命令他的“辫兵”把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副司令江朝宗和陈光远、以及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湖“请”来,突然宣布道:“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接着他告诉众人,今日傍晚,他已进宫面圣,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明晨请皇上复位。议罢厉声问道:“诸位尊意如何?”王、江、陈、吴四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心惊肉跳。王士珍壮着胆子问道:“各省及外交部接洽过吗?”张勋回答:“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王士珍等默默无语。张勋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王士珍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什么。张勋遂下令打开城门,5000“辫子兵”全部进城。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带领康有为以及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文武官员,乘车进宫。已是凌晨。
7月1日凌晨3时左右,于 1912年2月
12日宣布退位、才12岁的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太保世续、师傅陈宝琛等人的护导下,来到养心殿召见张勋一干人等。张勋见小皇帝坐上了龙椅,便立即甩开马蹄袖,领着众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接着由张勋奏请复辟说:“(五年前)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按照陈宝琛的指点表示谦让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立即赞颂:“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嘛。”溥仪便连忙按照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张勋、康有为等人又跪拜在地上,高呼万岁,王士珍等人也只得跪下随口欢呼。
凌晨4时,张勋派清室旧臣梁鼎芬等人带着小皇帝赐封黎元洪一等公的诏书和康有为预先代写的“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奏折,五更叩开总统府的门,要黎元洪在奏折上签字。黎元洪听明白了梁鼎芬的来意后,分外惊愕,知道自己上当了,前门才赶走段祺瑞那只狼,后门却引来张勋这只虎,便严辞拒绝说:“总统的职位,乃出国民委托,不敢不勉任所难。若复辟一事,乃是张少轩(张勋字)一人主张,恐中外未必承认,我奈何敢私自允诺呢?”梁鼎芬恐吓说:“先朝旧物,理当归还。公若不肯赞成,恐致后悔。”黎元洪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梁鼎芬无法,只得悻悻而去。第二天,黎元洪通电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任总统职务,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避难。
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但一时供不应求,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立即发表讨逆宣言,6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大省会召开万人大会,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一致声讨张勋。
张勋把黎元洪赶下台后,段祺瑞便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起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日正式开战,12日拂晓攻进北京城内。“辫子兵”一触即溃,在讨逆军的两路夹攻下,有的举起白旗投降,有的剪掉辫子扔掉枪支逃命。此时北京的街道上丢弃的发辫俯拾即是。“辫帅”张勋满怀被段祺瑞利用、出卖的怨恨,仓皇逃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当日,只做了12天“北京皇帝”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病逝天津:1918年3月,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对洪宪衲首和辫帅复辟案犯均一律实行特赦。获自由后一直蛰居津门德租界6号(今河西区浦口道6号)寓所。
张勋的最后几年,虽说离开了呼风唤雨的军政舞台,日常生活却没有陷于落魄的境地,仍不改奢华之色。他在天津松寿里有一式的小洋房一百多栋,与黎元洪宅比邻,外加几处纵横亩计的大宅子;在北京南河沿、南昌高升巷等地也有豪宅。
他在北京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的一处住宅,是其把兄弟小德张送的,当时袁世凯想买,小德张不卖,后来干脆送给了张勋。从荷兰使馆出来,到直皖战争之前,张勋就在这里被监视居住,后来他串通张景惠,借送字的机会跳上张景惠的汽车逃到了天津。
此外,张勋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金店、工厂、商店等企业有70多家。他家的佣人不下百余,花匠、木匠、厨子、司机、丫鬟、仆人等分门别类,一应俱全,门口还有英租界工部局派来的警察站岗。有人估计,张勋的动产、不动产加起来达五六千万元之多。
1920年5月,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恢复张勋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之职,被张勋拒绝。后来,徐世昌甚至还请他出任全国林业督办,他依然无动于衷。他在天津的松寿里闲居,一日,有一位客人劝他要识时务,该剪掉辫子了。张勋手捏辫梢学着杨小楼京剧念白:“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
1923年9月12日,张勋因病在天津逝世,终年69岁,溥仪赐谥“忠武”。[6]
张勋逝世后,政界闻人和文化名流纷纷致电哀挽,祭文、哀诗和挽联不计其数,或敌或友,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几乎都对其孤忠大加赞美,后来他的家属在门生故吏的帮助下,专门编辑了一本《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张勋灵柩经过几番周折运回老家江西奉新安葬,无数赣籍百姓自发相送,成为当年在江西地方上最为轰动的大事之一。
人物评价:
孙中山:“清室逊位,本因时势。张勋强求复辟,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自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
蔡东藩:“张勋以数年之心志,乘黎菩萨危急之余,冒昧求逞,遽尔复辟,此乃所谓行险侥幸之举,宁能有成?况清室已仆,不过为残喘之苟延,欲再出而号令四方,试问如许军阀家,尚肯低首下心,为彼奴隶乎?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心尚堪共谅也。”
钱能训:“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
欧阳武:“戴发效孤忠,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丹心照千古,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章士钊:“民主竟如何?世论渐回公已殁;斯人今宛在,党碑虽异我同悲。 ”
熊希龄:“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
赵尔巽:“勋亢爽好客,待士卒有恩。”
陈毅:“秉春秋知罪为心,虽败不朽;堕天下孤孽之泪,非哭其私。”
刘景山、马寅初:“天不遗一老,名自足千秋。”
王雨辰:“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帅死亡矣!这,怎么得了呵;在下要问一椿事:是从清朝好呢?到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
张作霖:“忆大汉威声,当年戎马纵横,辽海独深豪杰感。正中原多事,此后艰难宏济,瓣香谁是老成人。”
刘庚勋:“任君疑众谤,拨不转一片寒镔,白刃可蹈,爵禄可辞,铁铮铮作胜国男儿到底。纵势蹙力穷,犹博得两字荣谥,周曰顽民,殷曰义士,议纷纷听史臣褒贬由他。”
乡土情结: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这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据说他在发迹后,惦念家乡父老,凡老家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张勋个个给奖学金;至于奉新县的大学生,吃穿用一切花费全由张勋包下。他捐款在北京建立会馆,资助在京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举世闻名的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都曾得到过资助,他另外在奉新还用粮款救济当地灾民和孤儿寡妇。
饮食习惯:张勋是江西人,酷嗜家乡风味,晚年居天津,仍每年都由其二弟从老家奉新寄来烘鳅鱼、腊肉、辣椒末、豆豉及米粉之类。
他喜欢吃的一道菜是“西瓜盅鸭”,做法是将一个完整的西瓜皮,贮入肥鸭一只,去其脏腑,筑入燕窝、江贝、海参等各种海菜,然后装入瓷钵,隔水清炖。
他家一个叫来喜的丫鬟,为了钳干净大批燕窝,日积月累,据说把眼睛都钳瞎了。张家还把钳好的燕窝熬成膏,冻后切块,名为“燕羔”。燕羔与羊羔、肉松,都属于张勋的伴食妙品。
张勋家在夏天请客时,还有一品“荷叶稀饭”,又名“翡翠粥”,即用整批嫩荷叶,新摘洗净,切碎,煎成浓绿色的汤,拌以太谷白糖,和以无锡出产的香稻米,煮成色、香、味俱全的粥。张家伙食之精细,于此也可见一斑。
张勋酒量过人,每顿饭需饮汾酒半斤。张还嗜吸雪茄,平时用三元现洋一根的雪茄烟待客。一次,唐绍仪来访,张勋用此烟招待,孰料唐绍仪以十元一根的雪茄回请,让张勋顿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张勋平时在衣着上也极力模仿旗人的打扮,头戴尖顶缎帽,上面缀有宝石或钻石;身穿尺寸肥大的大褂或马褂;腰缠绸带幅下垂,挂着眼镜盒、扇子套及槟榔荷包等。夏天则穿两截大褂,足登官靴。
民国十来年时,他依旧是这副打扮。他曾在酒桌上说:“虽然天不假缘,然而我的心地亦莫至矣尽矣……”他还曾开玩笑说:“康广厦(康有为)助我,梁卓如(梁启超)讨我,这不能说是青出于蓝吧。”
一妻十妾:张勋有一妻十妾。妻名曹琴,曾为张勋守贫10年,被光绪帝皇后隆裕封为一品夫人。据说张勋“事之若母,家庭事无大小,俱一一问过曹夫人”。
妾中之一邵雯是天津人,父母早丧,被弟弟骗到张家,卖了一笔钱。邵雯被张勋先奸后允,后来逢邵雯的弟弟来张家,都被其姐痛骂,以至姐弟不能碰面。
张勋寓居天津前后,三姨太王克琴和他的马弁好上了,王为脱离险境和日后生活所计,也效前人之法装疯卖傻,脱光了衣服乱跑。张勋信以为真,遂将王逐出家门。后王与张的马弁终成伴侣,这件事还上了当时的杂志,轰动一时。王克琴后来向人回忆:“张有酣睡在女人身上的怪癖,稍微一动即予脚踢手打,甩下床去。”
说说张大帅的奇葩三姨太:中国第一批女优伶中有一位名叫王克琴的女子,是当时十分著名的清末优伶,后来嫁给了因复辟而家喻户晓的张勋先生,成为其三姨太。但是王克琴并不喜欢张勋,在嫁给他之前已经有自己爱慕的人,成为三姨太后又与张勋的随从产生了感情。
王克琴,京剧花旦,字者香,1894年,出生于旗籍世家,幼年父母双亡,随姨母长大。后因家境中落,不得已进入梨园界,她先是学唱京戏,后来也唱河北梆子,是皮黄、梆子“两下锅”。她是中国戏剧舞台上第一批女伶。先工京剧,后习梆子。为中国第一批女伶。王克琴专工花旦,扮相艳丽大方,唱念做兼能,很快风靡津、京、沪、汉等地,许多皇室贵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写了很多诗词来赞美她:“一朵牡丹犹比艳,两朝菊部少齐名。”“昨梦低头随七宝,榴裙颜色更鲜明。”“娶来我若为天子,值得多蒙几度尘。”1911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在天津的东天仙戏园举行冬赈义演,王克琴和刘喜奎演出《双上坟》。次日,她们又和小兰英在下天仙戏园联合演出《拾玉镯》。
这位曾因少年风流使余叔岩饱受败嗓之苦的佳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一度被段祺瑞纳为外妾,她是一个京戏演员,扮相俊美,嗓音甜润,红艳一时;在汉口演出时,把段芝贵迷得六神无主,于是纳之为妾,段夫人气得要上吊,她只得下堂,在上海搭班唱戏。
张勋听说后,想点子要把王克琴弄叫手。正巧,农历十月二十五是他的生日,张勋以做寿的名义.邀请南北名伶到徐州唱堂会戏,王克琴也在邀请之列。一个女伶,有再大的本事,也逃不脱一个大军阀的控制,明知是坑,也得往里跳。张勋将王克琴单独叫到后院,坐在他的腿上唱完《坐宫》,然后横拖竖拽,放倒在床——王克琴就成了张勋的第四房姨太太,不再演戏。
王克琴喜欢余叔岩先生,翁思再先生《余叔岩传》中曾提到王克琴对余叔岩始终不忘怀,后来还曾托刘喜奎传信、约旧相识在刘喜奎入住的饭店私会,但余叔岩推辞了,据《余叔岩传》说是有书信相传。
后来王克琴喜欢上了张勋的随从,她为脱离险境和日后生活所计,也效前人之法装疯卖傻,脱光了衣服乱跑,张勋信以为真,遂将王克琴逐出家门。后来王克琴与张勋的随从终成伴侣,这件事还上了当时的杂志,轰动一时。1923年张勋去世,1925年王克琴去世。三十多岁就死去了,据说是自杀,就死在浙江路9号。
说说在青岛的逊清遗老们: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逊清王公贵族、高官大吏到青岛者一百几十人,他们身在青岛,影响所及广至中国大地,作品传至各地,是百年青岛历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一部分。这一百几十名逊清遗老中,绝大部分是正途出身,出身“两榜”,出自翰林院者在50人以上。有的是饱学之士,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带至传播西方文化的德国殖民地。他们有的著书立说,可稽者有七、八十种之多,遍历史、地理、外交、文学各方面。他们还成立文社、诗社。有的是书法家,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带至青岛。这批逊清遗老,身在青岛,影响所及广至中国大地,作品传至各地,是百年青岛历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一部分。
——2015.7.21
只要讲述起青岛城市史、华北金融史、中国保险史,刘子山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位曾坐拥几千万银元的巨富被青岛人称为“刘半城”,其经历是本地百年史一部精彩传奇大片。他从农村一个弹棉花的贫寒少年经过不懈奋斗,最终成为山东首富、华北巨商、国内前排富豪。他的创业经历了晚清、德占青岛、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胶澳商埠、北洋政府、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国民政府时期,影射了青岛自建置以来本地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影像,以及上海、天津等地近代贸易和金融、保险产业架构。他以天生的经商才略、不断地勤奋追求、传奇的家族故事堆筑了一个难以逾越的财富故事。
他在国内多个大城市有持续营业34年的商业银行、公司等巨额盈利的实业,鼎盛时期所获利润以每秒钟为白银进账计时单位。其生意涵盖了全资的东莱银行、安平保险、建筑材料、进口木材、出口土产、美国债券、鸦片零售、铁工艺厂、营造工厂、汽车专卖、客车改装、长途运输、轮船配件、房产出租、农垦公司、交易市场、土建工程、煤矿销售、码头租赁、船运公司、炼油工厂、金店门市,出租的房产被用作青岛著名戏院、旅社、浴池等等,在很多行业、几十家公司持有股份,上世纪20年代仅在一家公司的股份就有45万美元,而且是大陆等其他五家银行的股东。其拥有的房屋不动产数量在全国居首。
通过数据对比,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他的个人财富每年都等于青岛市连续近6年的财政总收入。
根据当年黄金价格和今天的比对,其个人财富顶峰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人民币。他多年持续捐助巨资赞助教育、交通、平民住所,为五卅惨案和工人罢工捐款,家乡两千亩良田从来不收乡亲一分钱租子,任人耕种,在日本侵华期间坚守气节,闭关自珍,将全部田地捐给解放区……
刘子山生平:
刘子山本名碧云,字紫珊,又作子山,1880年出生于山东掖县(今沙河镇)湾头村。他童年读过私塾,1894年赴青岛谋生,初为街头叫卖小贩,后给德国人当西崽(仆役),因好学上进,先后自修德语和日语。1908年,刘子山当上德国建筑师的翻译,同时代办建筑材料,开始了其创业生涯。1910年,独资开设永和福杂货行,经营草帽辫,代销德国货。1914年,买下德国人办的红石崖窑厂,扩建成福和永窑场,专制洋式红色砖瓦,因产品适销对路,获利颇丰。他还受聘德商礼和洋行,担任华方经理,经营颜料和花生贸易等,佣金极为可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刘子山又筹集资金进口大宗木材,不久战争爆发木材价格猛涨,他又狠赚了一笔。
刘子山生意虽然顺利,但真正发家,还是靠贩卖鸦片。最初是胶澳海关税务司赫德,找胶澳商会总经理丁敬臣及董事苏臣、陈克廉、刘子山等,要他们集股做鸦片专卖生意。丁等因不熟业务且赚钱不多,不久即商议撤股,惟有刘表示,他两肩扛一口,穷光蛋一个,大家不干他干。于是刘子山独自承揽了鸦片买卖,在河北路设店经营,前柜批发后院零售,并附设烟馆招揽烟客。1914年11月,日本当局借口对德宣战占领青岛,1916年开设“扶桑官膏局”,走私批发鸦片烟膏等。刘子山利用懂日语的便利,又与日军搭上关系。双方协议规定:贩卖鸦片既批发也零售,且不限于青岛,凡可去之地都是贩卖范围:鸦片运输由日军包办。刘实际上成为日军的买办批发商,短短数年之内,就获利4200万元之巨,成为青岛臭名昭著的“烟土大王”。刘子山将巨额资金大量投入房地产业,一度拥有青岛市天津路、肥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等整条街道的房产,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者,故此,人送绰号“刘半城”。
日进斗金的刘子山最先想到的是置办地产。从太平路漂亮的德国建筑到大鲍岛繁华的华人里院,从台西镇云南路到台东镇工场地再到小鲍岛周边武定路、上海路、吴淞路,到处都有刘子山的房产。甚至有好多街道,整整一条街的房产全在刘子山名下。不只是青岛,刘子山还握有一厚打上海、天津、济南等大城市的房产证。1918年,他率先投资开设了本土银行东莱银行,资本最高达3000千万元,聘请总商会会长成兰圃当经理。他开的炼瓦厂规模超过傅炳昭,为青岛最大,直到今天很多老房子的牛舍瓦上还清楚地留着“刘子山”三个字。因为刘子山财大气粗,曾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甚至想把日本人作价4000千万元的胶济铁路,让他私人收回,改为商办。张宗昌曾想任命他做省财政厅长,他坚辞不就。好事者曾统计,鼎富之时,刘子山每秒净赚利息白银一两。
成为青岛首富的刘子山,自然有了两个绰号:一是代表财富的“刘半城”,二是代表罪恶的“刘毒枭”。他想要洗白,尽管鸦片烟的味道很难散去。
他办学校,捐善款,助公益。他捐资捐地创办了私立胶澳中学和东莱中学;平民院要不是靠刘子山捐助的5万大洋,这些青岛最早的廉租房不知何时方能启动;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的青岛农工银行,资本不足,最后还得找刘子山化缘,才填足15万元的差额;他出资20万,在东莱银行二楼、三楼办起抵制日货的国货公司;他捐资20万元疏浚小清河,又投入50万元修筑烟潍公路路基……
因长兄曾被绑票,所以晚年刘子山最怕绑票。从1927年起他就不长住青岛,而是往来于青沪之间,行迹飘忽。抗战爆发后,丁敬臣等商界巨头留下来,跟日本人合作赚钱,青岛光复后被送上汉奸法庭。而刘子山避居上海做寓公,深居简出,直到1948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2015.7.21
——2015.7.21
受康有为牵连被慈禧封杀
吴郁生出生于1854年,江苏吴县人。他字蔚若,号钝斋,居苏州白塔西路。吴家祖上出过两位状元,他的爷爷就是其中之一—嘉庆戊辰科状元吴延琛。生于官宦世家的吴郁生,自幼道德、学问样样出众。他于光绪三年(1877年)授翰林,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川督学等职位。
康有为是吴郁生任广东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按照旧制,吴郁生算是康有为的老师,但吴郁生一定想不到日后此人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其实吴郁生思想保守,对清朝心存感恩,尽忠尽责。但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出逃,慈禧太后因康有为出自吴郁生门下的缘故,不再对其重用,这让吴郁生十分郁闷。直到十年后慈禧去世,他重见天日,才于光绪34年(1908年)被委以邮传部左侍郎的职位。
邮传部,与清朝其他部门比起来,这个名称似乎有些陌生,它是晚清官制改革的产物,统辖铁路、轮船、电政和邮政。自1906年11月成立,至清廷宣布退位,仅仅在历史上存在了六年。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部门似乎与青岛格外有缘,因为包括吴郁生在内,辛亥革命后逃到青岛的政治流亡者中就有三位是邮传部的尚书或者大臣,其他两位分别是徐世昌和盛怀宣。其实,吴郁生在这个部门也只效劳了半个月,宣统二年(1910年)他被委任为尚书、军机大臣,直至清朝灭亡。
辛亥革命后客居青岛
1912年2月宣统退位,大批清朝遗老决心不住民国地,避居德国租借地青岛。据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一书记载,吴郁生在给叶昌炽的信中曾这样陈述他们这些清遗民选择青岛的理由,他说,从青岛“若乘汽车,则一日可返清宫”。“一日可返清宫”,除说明两地不远、交通便利外,还显示出一旦政坛发生变化,可以抢占时机,入京掌控。选择青岛的理由,体现出了大部分遗老复辟大清的决心,但这其中似乎并不包括吴郁生。
1912年,吴郁生来到青岛,与其他逊清高官一样,他也在警察署附近购地筑宅。那时候,青岛人把满清遗老聚居的宁阳路叫做“赃官巷”,许多遗老不愿听这恶名,都迁居他处,吴郁生虽然没有住在赃官巷,但他位于湖北路31号的公馆与宁阳路仅数步之遥。据鲁勇介绍,吴郁生的住处是一座不大的二层小楼,庭院比附近的周馥、刘廷琛的宅子都小得多。刚到青岛时,与吴郁生来往较多的有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副大臣)、章一山(邮传部、交通部传习所监督,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劳乃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等遗老。劳乃宣虽不以书法著称,但与吴郁生交往最多。
1923年,康有为来青岛购宅定居,因感念师徒之缘,曾去吴郁生的住处投门生帖拜见。吴郁生当年对变法就一直持反对态度,与康有为相见后也只是礼节性的会晤,双方相处觉得很尴尬。后来康有为去游崂山,邀请吴郁生同去,吴也没有同行。自那以后,康有为来青岛也只是派人投帖问候,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站在这里能看到最早的青岛火车站......
只谈风雅事不问政治
当年逃到青岛避难的亲王和高官们,大都做着复辟的美梦,所以自“赃官巷”规模初成,这里密谋反攻的聚会就没有停止过。而刘廷琛的“潜楼”就是恭亲王傅伟、陕甘总督升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铁路大臣吕海寰等人常常碰面的地方。虽然与刘廷琛私交甚深,但吴郁生的原则是,见面只谈风雅之事,吟诗作画、玩赏古董,如果涉及政事,便马上推脱有事,起身走人。后来,劳乃宣作《正续共和解》,为清帝复辟张本,遗老们皆以为此书堪称推翻共和、重建帝制的檄文,吴郁生只是付之一笑。
1917年张勋复辟,众遗老以为大事成矣,纷纷离青赴京,领官受爵,被宣统授予弼德院顾问大臣的吴郁生,却依旧在自己的吴公馆里浇花、写字、作诗、品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没多久,复辟草草收场,张勋逃至租界,众人慌忙丢掉顶戴花翎作鸟兽散,这才觉得吴郁生确实是高人。逃回青岛的刘廷琛,在潜楼悔过之时,大概才真正体会到早先吴写给他的“大势去矣”四字的深意。但这并不妨碍二人的友情,吴郁生与刘廷琛依然是至交好友,他仍乐于为刘父的草书遗墨写跋。
1933年,刘廷琛去世时,原本拟定让他的儿女亲家王垿为其点主(为故去的长辈制作灵牌的过程称“作主”,而请人用朱笔补上灵牌上“主”字一点的仪式则称为“点主”),吴郁生知道后说:“王垿原为清廷刑部官员,让他点主不合适,他是为犯人点刑的。还是由我来点主吧!”状元陆润庠去世时,吴郁生为陆氏写行状(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他与陆氏本为同乡,又是同僚,平日关系密切,不分彼此。徐一士《吴郁生笑谈一则》略云:“宣统辛亥,设弼德院,以陆润庠为院长。润庠拜命后,曾与乡人宴。席间,吴郁生忽发一问曰:"古来官名亦有第一字为"弼"字者乎?"众言未有,郁生徐曰:"有之,见于《西游记》,弼马温也。"众为哄堂,润庠亦笑不可忍也。”吴氏自称:在青岛只有自己最有资格为陆氏写行状!
与其他遗老不同,吴郁生来青后一直深居简出,少问政治。据说从1912年清室逊位到1940年病逝,吴郁生每天早起于书桌前向南行三跪九叩之礼,以明忠于先朝之志,30年来从未间断过。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请吴郁生出山者络绎不绝,但都被他一一婉辞了。他曾作诗剖白心迹:“微生感精卫,心与东海盟,中夜枕书卧,且听波涛声。”
小院里的这座建筑应是后来建造的吧,很像以前即墨路上那些日式小楼......
吃斋念佛不当汉奸
当然,吴郁生也有不吝笔墨的时候,那还要从他的佛缘说起。
吴氏自述二十几岁开始涉猎佛经,并在家中设有佛堂,每天跪拜诵经。他与叶恭绰一起出游,认为湛山之麓背山面海,左右回环,龙盘虎踞,适宜建佛寺。时任市长沈鸿烈拨地77亩,后又拨73亩,兴建湛山寺。当时,因湛山寺距市区远,所以又在衙门山(鱼山)炮台旧址建了一座湛山精舍,从福山支路沿山径而设,精舍东侧立有两座牌坊,一座是叶恭绰所书“湛山精舍”,一座就是吴郁生所题的“回头是岸”,白底墨书,从坊下走过,令人对人生有几多回味。从清亡、历经军阀混战、日占青岛、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居于青岛的吴郁生经历了世道的多变,无以自解,遁入佛门并劝为名、利者“回头是岸”。
湛山精舍为二层楼房,一方面各地居士来青岛可以在这里住宿,一方面每周日青岛的佛门居士和向往佛的人们在此聚会,湛山寺住持倓虚大师多在这里讲经,吴郁生也曾在这里开讲《心经》。平日里惜字如金的他却亲自手书《心经》多部广结善缘,分送信徒,湛山寺藏经阁就藏有吴郁生手书的《心经》。
吴郁生晚年潜心内典,在他的藏书中有一本《天台三圣诗》,是唐代天台山三位高僧寒山、丰干、拾得的诗歌合集,暮年的吴郁生常常就在吴公馆里批阅此书,1921年的一则批语说佛家足“发人深省、淘洗尘俗”,这已经与早年的禅悦心态大异旨趣,1938年最后一则批语:“抄寒山诗四十四首、拾得六首,时时讽之。”以85岁高龄抄写讽诵,可见钟情契合。他晚年绝了政缘,淡了世缘,唯独佛缘深厚。
1925年,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将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改称胶澳商埠局,并任命同乡赵琪为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经康有为认识了戚运机(后来成为伪青岛市法院院长)。二人都仰慕吴郁生的大名,尊崇他的道德学问、书法文章。经常登门拜访,并在私宅宴请。吴郁生并没有因这两个人是晚辈而不予理睬,而是对于他们提出的藏书方面的问题有问必答。在遗老之外,这两人算是与他交往最多的了。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赵琪也跟吴郁生一样变成了“寓公”,二人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了,两人不谈政治,只谈藏书、书法、佛教教义,十分投缘。赵琪编印出版了一套《赵氏楹书丛刊》,吴郁生主动为他题签。后来,赵琪又编了一套《掖海丛书》,请吴郁生题跋,吴也欣然答应,但后因卢沟桥事变,未能刊行,只存稿本。
1938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青岛,成立了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后为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吴郁生的忘年交赵琪、戚运机都被网罗入汉奸政权。赵琪为市长,戚运机为警察局长。当时日本人在各地拉拢一些有名望的人当汉奸,如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的王克敏等就被拉下了水。而对于吴郁生这样一位曾身居清廷要位的官员,日本人曾发起多方攻势逼他就范,可吴郁生晚年一直坚持吃斋念佛,不与人言,也不问世事,日本人无奈只好放弃。
不问政事的吴郁生,晚年在青岛都做了些什么呢?除了醉心于自己擅长的书画、诗作,吃斋念佛之外,他还数次游历崂山,让次子吴曾懃带上相机为崂山上的名胜古迹拍照,写出了一本《崂山名胜目次及旅行须知》,被誉为最早出版发行的推介崂山的宣传画册。晚年的吴郁生还迷上了看电影。
最爱看电影,一天两场
吴郁生虽然自称脱离尘世,念佛写经,但却对电影和京剧不懈钟情。早在德占时期他已看过电影,从那时起就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位于湖北路的住所距离明星大戏院、福禄寿大戏院和山东大戏院(今中国电影院)都不甚远,他常由儿子陪同去看电影。福禄寿的服务生都认识了这位白发老者,并且知道是前清军机大臣。他晚年嗜电影成癖,无论国产片、外国片,只要放新片子,几乎场场必到,往往是由甲院看完后,又去乙院再看一场,日观两场,仍不厌倦。
对于京剧,同许多遗老一样,吴郁生自在京师就喜欢看。赵琪任胶澳督办的时候,外地名伶来青,照例“拜码头,送红票”,即拜见当地官绅,送上招待票。这时,吴郁生不当官已二十多年了,已无伶人来“拜码头”,赵琪往往派人送来“红票”。程砚秋来青岛大舞台(永安大戏院)演出,吴郁生持红票看过一场仍不过瘾,又带全家买票观看,闭目持杖,沉醉其中。事有凑巧,程砚秋在大舞台相邻的玉生池洗澡。看见吴郁生的题匾,深为赏识,询问之下得知这是寓青的前清军机大臣吴郁生手书,遂次日专程拜访。吴郁生深赞程砚秋的演出,并对个别词句提出了意见。程砚秋又送来招待票。有人说玉生池匾成为二人友谊的桥梁。吴郁生看京剧钟情老生,而对青衣不太喜欢,从程砚秋开始改变了他的习惯。
用影像记录崂山
寓居青岛,极爱游览崂山,几乎遍历其胜,凡所游之处,不仅摄影留念,而且将每一处风景及名胜传说皆用文字作扼要记述,编列了《崂山名胜目次及旅行须知》,从崂山狮子峰至崂东之马山共32处,每处都有照片和详细介绍。该影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为《中国名胜第二十二种崂山》,吴郁生在该书册之扉页题写"崂山胜景"四字,并撰写序言。青岛汇泉湾小鱼山顶湛山精舍(佛学讲经场所)东侧牌坊原有吴郁生所题“回头是岸”。
来青后的吴郁生,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崂山的美景格外青睐。1913年春,他曾同寓居青岛的同僚徐世昌、于式枚、李经迈、李家驹、张士珩等游过崂山,有徐世昌《崂山游记》刻石为证。此外,他还经常在次子曾懃的陪伴下,动辄便驱车去崂山探古访幽,几乎走遍了崂山的所有名胜古迹。
父子二人去崂山时都会带上德国“蔡司”牌相机,随时拍照,留下了不少游山纪念照。崂山名胜古迹,他大都摄影留念,而在每处景观,都作简明文字说明介绍。经过精选,编辑成《崂山名胜目次及旅行须知》。从狮子峰开端,至马山,共有景点三十二处,每处景点均附有照片。对景点之间的里程、对设有德人饭店、荷兰酒等,均有介绍;对寺院宫观等庙宇也有详细阐述,颇方便游客游崂山。
后来照片渐成规模,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中国名胜》丛书,将其收入予以出版,书名定为《中国名胜第二十二种— 劳(崂)山》,这应该是最早出版的推介崂山的宣传画册了。吴郁生在书扉页上题写“崂山胜境”四字。并附题记云:崂山位于山东即墨县东南海滨,峻而险,奇而深,实测海拔三千八百尺,其高盖可想见,故古有“泰山自言高,不如东海崂”之语。
遁入空门的吴郁生性情耿直谦和,晚年好行善举。1930年后曾向家乡的“苏州冬季书画济贫会”和“苏州书画赈灾会”捐赠数件书画作品。又于1931年1月书“看公倒海取明月,试以银铺问梅仙”对联捐献“苏州孤儿院”。以书代资,标价出售,救济孤贫。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八大关别墅区开始建设,吴郁生父子在正阳关、太平角分别建设了两座别墅,太平角的为平房小院,正阳关路为一栋三层楼房。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青岛形势危机,许多遗老逃往他处,但笃信佛祖的吴郁生没有抛下这个在清亡时接纳他的城市。虽然他一心向佛,无意世事,但日本人对吴郁生却不肯放过,时而请他去参加“中日友好恳谈会”,时而请他去“新民会”“指导一切”。吴郁生一概不去,但也心存不安,后来索性连湛山精舍也不去了,京剧也不去看了。毛世来在青岛市礼堂演出《十三妹》,赵琪送来“红票”,他长叹一声,却终未前去。
1942年,吴郁生病逝于青岛,享年 86岁,赵琪为吴郁生举办了隆重的葬仪。临终前他将遗产平分给两个儿子,因长子先他而亡,由孙吴寅伯与次子吴曾懃各得一半。青岛解放后,吴家后人将部分藏书捐献给青岛市图书馆。位于正阳关路19号的别墅,在1953年 6月由接待委员会接收,成为青岛疗养院的一部分。如今这座小楼依然保存完好,成为八大关景区内的一座度假酒店。鱼山小路上吴郁生手题的“回头是岸”四字,1959年同湛山精舍一起被拆除,稍后建成小鱼山公园。鱼山小路上吴郁生手题的“回头是岸”四字,1959年同湛山精舍一起被拆除,稍后建成小鱼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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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青岛——八大峡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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