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路上的名人故居——悲情赵太侔
栈桥，是青岛的标志，清澈的碧海蓝天令人心醉，让人流连忘返。然而，却很少有人会知道，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一位花甲老人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是非功过都曾经与青岛的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他的离开，也留下了一段让青岛知识分子动容的回忆。他，就是赵太侔。
赵太侔在青岛的故居位于龙江路7号，一栋古朴的德式小洋楼。他也是青岛名人文化的重要缔造者，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小鱼山文化名人街区，就是那段历史最好的见证。熟悉赵太侔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对于这个两任山大校长的学者来说，人们在谈及他对青岛教育发展的贡献时，也常常谈起他与话剧大腕俞珊这对才子佳人之间的婚姻纠葛，以及与江青的师生缘。
黄县路与龙江路是两天纠缠在一起的蜿蜒小路，在其中的一个交汇点上，你可以看到龙江路7号的门牌，这里就是赵太侔的故居了......
两次从政的文艺青年
赵太侔，1889年生于山东益都县(今青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用现在的话说，赵太侔从小就是“三好学生”，而且是属于完全不用父母操心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他7岁入私塾启蒙，少年时代在故乡就读青州东关小学，后升入青州官立中学堂。1907年毕业之后，又进入烟台实益学馆学习英文。
像当年那些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一样，年轻的赵太侔也有一腔报国热血，想为推动国家变革贡献一份力量。早在青州官立中学堂时，他就结识了同盟会员齐树棠，1907年赵太侔与丁训初、刘次溪、苏紫澜、李曰秋、赵魏等同学加入同盟会。1909年又转到济南陆军小学，当时的陆军小学已开革命风气，年轻的赵太侔很受影响，并秘密参加过一些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在烟台策动武装起义，成立烟台军政府，赵太侔曾任军务科科员。二次革命时期，赵太侔在济南加入中华革命党从事反袁活动，后任青州区党部干事。但是，赵太侔没有在这个内部充满分歧的革命阵营待多久，虽然不排斥血雨腥风的刺激，但他更青睐书斋体验。
1914年，赵太侔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1918年毕业后回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任英语教员。第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此后又考入该校研究院专攻西洋戏剧。与当时留学美国的梁实秋、余上沅、闻一多等人来往密切，他们还一起组织了中国京剧在美公演，赵太侔任道具和舞台布置。
1925年回国之后，他仍然坚持在喜剧的舞台上。就在赵太侔舞台生涯顺风顺水的时候，国民大革命在广州爆发了。也许是当年在烟台军政府的任职刺激了他，赵太侔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出任了中央学术院学务委员和国民党青年部秘书。1926年，赵太侔参入军界，他随国民革命军进驻武汉，参与汉口和九江外国租界的收复。宁汉合流后，他又出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秘书长，主管军事教材的编写审定。然而，世事维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快失败了，赵太侔内心彷徨，看到老朋友王乐平被暗杀，他厌恶了政治。
两次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说起赵太侔和青岛的缘分，就必须要说他曾经两次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经历，而这也被后来的文化研究者们视为赵太侔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对政治逐渐厌恶之后，他转而投身于教育。
1929年5月，国民党军进入济南后，赵太侔被任命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和省立实验剧院院长，仍兼任山大筹委。省立实验剧院虽存在不过一年，经费也很少，但由于他的努力，成绩可观。他聘请了他的学生王泊生、吴瑞燕和一些著名的戏剧、舞蹈、音乐专家作教师，并聘请洪深、徐志摩、梁实秋等任通讯导师，演出了丁西林和田汉编写的现代话剧和传统京剧，培养了陶金、崔嵬、魏鹤龄、田烈等许多后起之秀、江青（时名李云鹤）也是这个剧院的学员。
北伐军进入山东后，南京政府决定筹建山东大学，由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赵太侔与王近信为常务委员，傅斯年等8人为委员。蔡元培主张应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他认为济南四通八达，兵家必争，乱世之世，不宜办学。青岛地处半岛，可避战乱，是理想的办学之地。教育部接受了蔡元培的建议，1929年6月，南京政府决定将校址改设青岛，同时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1930年6月筹备工作完成，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创办于1926年的私立青岛大学停办，校舍整体划归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9月21日青岛大学开学，校长由蔡元培推荐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长杨振声出任，赵太侔被委任为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文学院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青岛大学师生组成请愿团远赴南京，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校长杨振声在受到教育部斥责之后，以“惩之学生爱国锐气受挫，顺之则校纪国法无系”为由，电请辞职。1932年初，教育部指令青岛大学进行整改，同意杨振声辞职，同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任校长后，将文理两院合并为文理学院（不久又分开），取消教育学院，在济南设立农学院（暂不招生），并筹建工学院（1933年成立）。任命杜光埙任教务长，其他教学组织负责人基本未变。赵太侔认为，办好大学，教师的力量和科学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在原有基础上，“遵循仿效”前任校长杨振声治校成规，更加重视广聘专家学者，充实教师阵容，致使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形成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
当时文科不但有梁实秋、黄敬思、张煦、洪深等知名教授，理科也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如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河南教育厅长、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物理系主任蒋德寿教授是留学英国的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化学系主任汤滕汉教授，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德国政府特许优等药化学师。生物系主任曾省教授，是法国里昂大学博士，著名寄生虫学专家；刘咸教授是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博士，在国际上也负声誉；童第周教授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当时的师资力量使国立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赵太侔校长把学风看作是学校的精神支柱，而好的学风的形成，又必须是校长、教授的以身作则，带动全校员工自我严格、自我追求的结果。为了确保毕业生的质量，学校设立毕业试验委员会，办理毕业考试和审核成绩。如1935年的毕业试验委员会，由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凌宵、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曾昭伦、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郑衍芬、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等专家，以及校内8位教授组成。看学生五年总的积分和考试成绩，确定可否准予毕业。这一举措，使学生只有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富有创造性，才能顺利走出山大的校门。因此，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很受欢迎。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巡查，对山大在学校建设、学术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为此，教育部向中国发出训令，使国立山东大学在中国范围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山大的经费来源绝大部分为山东省和胶济铁路协款，1930年，仅为48万元。尽管经费不足，但他还是尽量用来购置图书、仪器，兴建科学馆，以改善教学条件。1936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镇压山东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以停拨协款相威胁，并无理干预学校人事调整，他愤而辞去校长职务。离开山东，改任北平艺专校长。
赵太侔精于舞台设计。他首先用布幕取代了硬片布景，还使用了有色灯光，并设计改建的舞台，这在当时皆属先进。20世纪20年代国剧运动之处，赵太侔与闻一多从纽约感到波士顿，为顾毓琇编导的《琵琶记》制作布景。据顾毓琇回忆，赵太侔负责灯光，注意新式投射，效果别开生面。该剧由梁实秋、冰心等扮演剧中角色，是中国国剧运动的开端。
在艺专工作的一年内，戏剧系举行了一次北京最早摆脱文明戏影响的话剧演出，他任舞台设计和《一只马蜂》的导演。翌年又在《晨报》上创办《剧刊》，并发表了《国剧》、《光影》和《布景》三篇文章。同时，他倡导话剧超脱人生、纯艺术化，主张保存旧剧。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内迁湖南，辗转至重庆。从1939年1月起，他先后任教育部教科用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央训练委员会处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事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国立山东大学被批准复校，赵太侔在时隔10年之后再次被任命为校长。停办长达8年之久的山东大学，教师走散，学生没有，教学设备仪器不知去向，校舍也先后被日军和美军占用。可谓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赵太侔抓重点，一切围绕复校展开，解决燃眉之急的难点、难题。
首先是收回校舍，争取早日开学。日军占领青岛以后，山大校舍被日本人占用，抗战胜利后又被占领青岛的美国军队接收改为军营。收回校舍是复校中最紧迫、复杂、棘手的工作。赵太侔首先任命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8年之久、抗战前任山大教授的周锺歧为总务长，并命他先期赶到青岛，与美军谈判，办理收回校舍事宜。周总务长到达青岛之后，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争取主动权，并在青岛的《民言报》上发表“山东大学复校工作已筹备就绪，一俟美军让出校舍，即可开学上课”的消息。美军迫于各方面压力，先交出了一部分校舍。1946年8月，赵太侔抵达青岛，亲自与驻青岛美军司令柯可谈判，又陆陆续续收回一批校舍，勉强开学。直到1948年底美军从青岛全部撤走时，校舍才得以全部收回。
其次是广揽人才，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就像第一次任山大校长一样，赵太侔依然把引进人才、建立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抗战胜利不久，各大学都在恢复时期，优秀人才成为争夺对象。赵太侔接手山大校长之后，立即向曾经在山大任教的教师发出复聘邀请，希望他们尽快返校。同时向未在山大任教的著名教授、学者发出邀请，加盟山大。在赵太侔积极而诚心诚意的邀请之下，当时应聘的著名教授、学者有几十人，如：朱光潜、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椽、刘遵宪等，这些教师除朱光潜因病、老舍出国中途辞聘之外，其他均在1946年秋和1947年春到校。如此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全国各高校中名列前茅，这为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更由于国民党政府积极内战，教育经费不足，而币值又狂跌不止，学校左支右绌，极度艰难。他聘请了王普、杨肇熑、刘次箫、周钟岐、老舍、丁西林、丁履德、童第周、李士伟等著名学者协力相助，师生自己动手办工厂、农场、补助经费，自制仪器教具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多种项目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使复校后的学校有了很大发展。
停办之前的山东大学设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共8个系。赵太侔考虑到抗战胜利不久，国家亟需实用的各专业人才，经报教育部备案同意，决定在已有的文、理、工三院的基础上，再设农、医两个学院，形成5院16系的办学规模。
赵太侔的观点是大学没有地域的界线，山大并不是山东的大学，学生来源面广，能够起到各种不同地域文化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人才流动的作用。1946年秋天，山大在北平、南京、上海、成都、西安、重庆等六个中国中心城市，以及济南、青岛两地设立招生办事处。当年中国报考的学生共计5871人，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录取本科学生518名，先修班学生185人。
1946年10月，国立山东大学举行时隔10年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经过几年努力，山东大学已经形成学科齐全，师资力量强大，教学设施完善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同类大学中名列前茅。赵太侔深爱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山大，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山大紧紧连在一起。
拒绝撤离藏进医院病房
1948年9月，济南解放，青岛成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孤城。山东大学有南迁之议，也有人劝他弃职离青，他都拒不采纳。1949年5月，国民党决定弃守青岛，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密电，令其随南下的国民党军队逃往广州。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曾逼他同乘军舰南逃。后来他偷偷住进对外不开放的山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第四病房，使刘再没有找到。这年6月2日，青岛解放，他向人民解放军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代表王哲办理了山东大学的交接事宜，赵太侔把一个完整的山东大学交到人民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任命华岗为新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先生任山大外文系教授。
1949年9月，山东大学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学，他应聘为外文系教授。秋，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他留在青岛海洋学院任教，兼任学院的学务委员。他还是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委员。
他对汉字研究造诣很深。写出了《汉字改革方案》、《汉字新法打字机拟议》等学术论文。他擅长草书，曾将草体偏旁分门别类编列体系，给汉字改革增添了新方案。
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赵太侔先生受到猛烈冲击，尤其是受到江青等人的迫害。1968年4月，不堪忍受迫害之苦的赵太侔在青岛含冤投海自杀，24日，赶海的人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许多文稿也在“文革”中丢失。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1979年10月，有关部门为赵太侔先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海洋学院于1980年5月22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的一生给予正确的评价。
晚年遭遇让人扼腕叹息
而在随后几年，赵太侔的遭遇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1949年6月之后的赵太侔被视为一个“灰色人物”，他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跨进新时代。
据档案记载，因涉嫌山大学生运动的有关问题，赵太侔于1949年6月青岛解放不久曾被处管制一年，1951年12月才恢复公民权。1959年5月，山东大学党委在《赵太侔小传》的结语中仍写着“1948年又积极支持国民党特刑庭逮捕进步学生，此问题尚未结论”。这是对赵太侔作出的政治结论。他在1965年6月30日填写的一张登记表上，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中，都填了1936年和1948年在国立山东大学校长任内处理学生的事件，说明他心有余悸。
据山东大学同仁所见，晚年赵太侔始终执教英文，英文是他早年治学的方向，他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在北京艺专、北京大学任教的资历，以及两任山大校长的履历都说明，他教大学英语绰绰有余。据查，赵太侔还致力于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他擅长草书，曾将草体偏旁分门别类编列体系，写有《汉字新法打字机拟议》、《汉字改革方案》等论文。不过，赵太侔能破解汉字里蕴藏的传统文化的奥秘，却无法预料“文革”政治风暴的来临。赵太侔是如何遭遇迫害的，因缺乏翔实的资料难以描述。
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山东大学的进步学生，不断发起反帝爱国的民主运动。赵太侔以其校长地位，对学生运动甚感不满，采取说服、慑服等手段，冀图让学生“安心”读书，因此受到学生的反对。赵太侔又以“校纪不允，国法不容”为由，通过校务委员会议，两次开除进步学生，更加遭到学生的反对，加之山东军阀停发对学校的地方拨款，乃被迫辞职。1936年任北京陵源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太侔到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42年任国民政府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处长。1944年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抗战开始时，山东大学内迁四川万县，旋即停办），赵太侔于1946年春再任山东大学校长。
在此期间，赵太侔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1946年进步教师徐中玉被国民党教育部认为有“共党”嫌疑，密电赵太侔查明具报，即予解聘。赵将密电转告徐中玉，并保护了徐。在1947年6月和1948年9月两次大的学生运动中，身为校长的赵太侔虽然不同意学生运动，但还是采取措施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保释被捕学生。并且召开校务委员会议，决定被扣押学生不按学则规定，一律保留学籍。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令赵太侔乘军舰南逃，赵不愿再随国民党残余流亡，秘密转入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第四病房，迎接了青岛的解放。
1949年6月2日，我国沿海重镇青岛宣告解放。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躲过多方裹胁，留在了青岛。
就在前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三令五申，令其随驻青海军南撤，“六二”前夕，国民党党政军警从青岛撤退时，青岛绥署主任刘安琪派人赶到赵太侔宿舍（现包头路十八号），要裹胁其随行，进门一看，已人去楼空。已下定决心“不再去过流亡生活”的赵太侔，此时正躲进山大医院一幢不对外开放的病房小楼上，平静地迎接解放。
这位历经风浪的资深国民党文职官员，能毅然留下来，大致有三个因素：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统治注定失败，对专制独裁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府彻底绝望；对亲手经营多年的山东大学有依恋之情；自信没有反人民的罪行。因此，他才决然跨出人生的崭新一步。他于1949年11月21日（解放后五个月）填写的一份登记表中写道：“青岛的解放，解除了我的压迫，解脱了我的枷锁，使我得到解救，使我对革命的前途又生出新的希望。”这段话可以看作他的心声。
然而，两次在国立山东大学担任校长（1932年至1936年，1946年至1949年）的赵太侔，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跨进新时代的。他对山东大学发展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几乎众口一词，山东大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赵太侔功不可没。而对他当年处理学生运动的是是非非则有非议，有人甚至斥之为“反动校长”，建国后长时期内，赵太侔先生似乎都是个“灰色人物”。据档案记载，因涉嫌学生运动的有关问题，赵太侔于1949年青岛解放不久曾被处管制一年，1951年12月才恢复公民权。1959年5月，在山东大学党委署名的《赵太侔小传》中，其结语中仍写着“1948年又积极支持国民党特刑庭逮捕进步学生，此问题尚未结论。”这是解放近十年后党组织对他的政治结论，难怪赵太侔思想上的阴影一直挥之难去。他在1965年6月30日填写的一张登记表上，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中，都填了1936年和1948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内处理学生的事件，说明他心有余悸。
赵太侔对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不甚理解，认为学生只有读书成才，将来才能救国，但对进步师生表示同情，对学生又寄以无限的希望，十分关心和爱护。1934年8月，物理系学生俞启威（即黄敬，中共地下党员），被青岛当局逮捕，押解济南。赵太侔闻讯，赶赴济南，亲领俞启威返回青岛，送给旅费，密嘱速速远走。
在解放战争中，山东大学学生一再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南迁”运动，1947年到1948年，国民党在山大两次拘捕了200多名爱国学生，赵太侔都设法交涉保释，采取营救措施，亲自修改营救学生的文稿，通过校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被关押学生一律不作旷课论，保留他们的学籍，以免日后失学。南京教育部曾密电赵太侔，说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有共党嫌疑，要他查明具报，并解除徐的职务。他和教务长杨肇熑复电说徐无“劣迹”；让徐躲避，未出事故。
如何全面客观地分析赵太侔先生在山东大学学生运动中的功过是非呢？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
一、生于1889年（光绪15年）的赵太侔，原名赵畸，《庄子》有言：“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原籍山东青州，生于聊城。1908年17岁时参加同盟会，1909年毕业于烟台实艺学馆，是年济南陆军学堂招考学员，赵太侔和同盟会成员从烟台到济南报考，成为该校第五期学员。1911年武昌首义，赵太侔参加了山东独立运动，行动失败返回烟台，参加了那里的革命军。1913年加入国民党。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英语系。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读西洋文学，继之入该校研究院专攻戏剧，与留美的余上沅、闻一多、梁实秋交往甚密，共同组织演出京剧。1925年研究院结业后回国，任北京艺专教授兼戏剧系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主讲戏剧课。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与收回外国租界的活动。1929年3月回济南，任济南一中校长、济南实验剧院院长、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0年，41岁的赵太侔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1932年至1936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抗日战争开始，赵去重庆，先后任国立编译馆编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2月，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任山东大学校长，至1949年6月青岛解放。赵太侔先后两次任山大校长，对山东大学有重大建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但他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心仪过无政府主义，长期在国民党体制内从政从教，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思想状况。他竟把大学看作是超政治的纯学术团体，以为学生只要学好专业本领就可以救国。作为国民政府委任的大学校长，面对上世纪30年代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与40年代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他以“行动逾轨，破坏校纪”为由，两次开除进步学生，在历史激流中形成历史悲剧，则是不可避免了。
1936年初，国民党政府为了软化瓦解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教育部指令全国大中学校派学生代表，于1月15日到南京“听训”。山东大学接到教育部通知后，决定派学生前往南京。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向学校提出要求，不要派人参加，此议遭到校方拒绝。派出的三名“聆讯”学生回校后，与救国会发生矛盾，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会籍，还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强烈要求惩办这三名学生，进而形成学生与校方的尖锐冲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南京教育部对此十分不满。校长赵太侔于1936年2月29日主持召开了第54次校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恒守、皮松云、赵少侯、张闻骏、林绍文、吴柳生、陈之霖、张煦、余立基、李达。经讨论决议“学生李声簧、王广义、陈延熙、韩福珍、熊德邵、周文煜等六人行动逾轨破坏校纪，令其退学并限即时离校。”
处理六名学生的布告贴出后，学生抗日救国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对校方的决议提出强烈抗议，派出代表与校方交涉，要求收回成命。校务会议乃将“决议”提交教授讲师会讨论，“经竟日之讨论，用签名表决的办法”，最后结论是“无须收回成命，并严格维持校纪”。此结论反映出大部分教师对于维持校纪的期待，但学生要求遭拒后，冲突升级，校长办公室被封锁，布告被撕下，打上课钟的工友被看管，电话总机被切断，喊出了“驱逐赵畸”的口号，3月2日宣布全面罢课。学生组成纠察队，拉开架式，严加戒备，对强令退学的几位同学加强了保卫措施。
针对日益尖锐的山大校园冲突，南京政府和青岛市军警不断对山大校方施压，教育部于3月4日电令“以严厉手段处置山大学潮”，南京政府密令青岛市长兼海军陆战队司令沈鸿烈，武装镇压山大学生，校园里“山雨欲来风满楼”。3月8日黎明前，全副武装的军警五百多人包围了学校，破门砸窗入室，搜查学生代表及强令退学的学生，当场拘捕学生32人，其中女生8名。
得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赵太侔于同日（8日）迅即致函青岛市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28名学生被保释，王广义、熊德邵、陈延熙、韩福珍仍被押。
当日（3月8日），校长赵太侔主持召开了第55次校务会议，出席者比第54次会议增加了洪深、周承佑二人。讨论议决三项：1、以“鼓动风潮，破坏校纪”为由，令程恒诗、廷荣懋等13名学生退学；2、解散本校学生救国会、护校团、二七级级会、二八级级会等团体；3、决定了3月9日（星期一）复课。
显然，校委会的三项议决案，都意在以强力促使学生复课，而事与愿违，学生的反抗并没有减弱之势，尽管教育部特派督学孙国封专程到青岛，对学生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要他们复课，而学生的答复是：学校必须收回成命，否则就罢课到底。
罢课坚持十余天，又加一些进步教授的要求，赵太侔审时度势于3月13日主持召开了第57次校务会议，决定将原勒令退学的学生从宽处理，暂准留校察看。
此次校务会议决议的公布，表示校方已收回了勒令退学的成命，布告贴出的3月14日，被军警管押的学生也保释回校，学生复课。
这次学潮发展过程中，教授们的态度各异。如前所述，教授讲师会讨论时多数人支持校方措施。老舍先生不是校务会成员，身份相对超脱，故可居中调停。据当年一位笔名“中生”的学生在回忆文章中说：“我记得那一天晚上，两派学生都挤在科学馆的礼堂里，听舒先生的一篇伟论。”“他走上讲台，一开口就说：这一次的事情，弄到今天的地步，可说是办教育的失败（大家肃然），但我听说你们要开火，吓得我三天不敢出来（大家哗然）。今天，你们都来了，这是一个好现象。现在有些问题，我们仍要讨论一下。你们接受意见，没事儿，不能接受，关门大吉。”中间派老舍先生的调解未见成效。洪深参加了校务委员会处分学生的讨论，但他不满意校方处理学生和当局对学生的镇压，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后，愤而离开山大。
赵太侔在第一次主政山东大学（1932-1936年）任内，上述勒令退学、察看学生事件，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对学生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自然“难辞其责”，也是最受垢病之点。但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处理过程来看，他始终以“维持学校正常秩序”为目标，在说服无果的情况下，进而以强令学生退学的手段来压服，与此同时，他要各系教师“向学生作恳切之解释，以免学生误认为此次处置为干涉救国运动”；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军警进入学校打人抓人是不满的，当天即致函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处理学生，在当时的情势下似有“推波助澜”之虞，其实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和国民党军警蓄意镇压学生运动是有区别的。3月14日，赵太侔审时度势，收回了勒令退学的成命，并出面保释被押学生，这既是迫于形势不愿扩大事态，也是他“在校言校”的必然反映。“历史的角色，也是历史的产物，令人难以超脱”。
就在此事件近于尾声的1936年3月，处于此尴尬境地的赵太侔再加办学经费的压力，遂提出辞去校长职务。6月，教育部照准。这时，他主政山东大学仅四个年头，而他这次去职时的情景，与其前任杨振声相比，又何其相似。杨振声校长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曾有一番表白：“加以惩处，则青年爱国锐气有挫折之虞；不加惩处，则学校风纪不严，无维系之法”，想来，赵太侔对此会有更深的体味。
二、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2月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被任命为校长。从1946年2月复校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三年多的时间内，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多次开展了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反美怒潮，“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特刑庭”斗争，反“南迁”护校斗争。
这一时期的赵太侔，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其思想状况与战前也有了进步，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他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也从同情、宽容至反南迁护校时和学生站在一起，全力支持学生的护校斗争。
1946年10月25日的开学典礼上，赵太侔誓言要倾其智慧和力量办好学校。他亲自出面向驻青美军讨还被占校舍，重新规划设置专业，运用各种关系国内外聘请名师，从已公布的他给老舍、朱树屏等人的信中，充分显示了他求贤若渴办好山大的一片苦心。他坚持“在校言校”，要求师生在校园里按部就班的教与学，即使有的活动有明显进步色彩，只要不影响教学秩序，他也不予干涉。山大复校后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新报社，其刊名《青年新报》就是赵太侔亲手题写，其报刊登记手续也是通过学校介绍办理的，总务长周钟岐还批准可由山大印刷，并允许使用学校的一个房间。这份小报以锋利的文笔揭露美蒋的反动本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仅出版三期即遭当局查封。
以驻北平美军侮辱北大女生的
“沈崇事件”为导火索，同时揭发驻青美军暴行及强占山大校舍的行径，山大学生于1947年1月4日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决定游行示威，并发表了告全市、全国同胞书，但在各方面阻挠下，游行示威未能实现。第二次反美高潮是缘于1947年3月30日驻青美军刺死人力车夫苏明诚，学生自治会立即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提出审判凶手、赔偿损失、外国军队立即撤出中国等项要求，决定5月19日开始罢课三天。国民党外交部、教育部先后电示青岛市长李先良，“迅速制止”山大学生因苏明诚案发起的反美运动，李先良于4月19日致函校长赵太侔，谓“顷据报山东大学学生因该案发起反美运动，希望迅速设法制止，一并见复”。赵太侔在4月23日的复函中理直气壮地写道：“代电奉悉。本校学生为此事仅以书面向中央及青岛市府并警备部请求转向美方交涉惩凶、赔偿，并未作出反美运动。惟近日青岛市美军汽车压毙华人事一再发生，颇于青年以刺激，此后自当继续注意，希查照转复为荷”，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本校学生并无什么反美行动，倒是美军暴行给青年以刺激。他明显地同情学生。
此后，山东大学的学生运动和全国一样逐步走向高潮，其主要标志就是1947年的“六二风暴”。之前，山大教师为提高待遇，学生为提高伙食费而举行的罢教罢课，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序幕，5月下旬，华北学联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山大学生自治会积极响应，选举产生了“六二”行动委员会，决定于6月2日举行街头游行示威，青岛市军警也开始了镇压这次游行的“部署”，公然发表《告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书》，强硬表示“勘乱期间不允许游行”，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进步学生投恐吓信。
在这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校长赵太侔惴惴不安。他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石勃瑜请到家里，再三说明情况十分危险，力劝学生自治会不要发动学生到校外游行，石勃瑜当面拒绝了。事实上，鉴于当时的严峻情况，为避免无谓的伤害，地下党也派人做工作，要求“改变斗争策略，暂不要出校游行，改在校内活动”，但出校游行曾是大会决定，又加群情激愤，一时改变决议是十分困难的。
6月2日，学生在校内与布置在学校周围的大批军警对峙着，直至下午一时多，因外出联系的行动委员会成员被捕，同学们被激怒，立即涌出校门，抗议无理逮捕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毒打，百余名同学被推上卡车押到登州路第二绥靖区干训班。“六二惨案”在青岛是空前的，引起全市各界的极大震动和广泛同情。6月2日这天，赵太侔一直在学生队伍中进行面对面的劝阻，直到学生队伍涌出校门到达鱼山路、大学路路口时，赵太侔仍一脸焦虑地站在队伍中进行劝说。他还请了一些教授分头劝阻，并派出生活指导组高哲生教授与“六二行动委员会”斡旋。当他得知有学生被捕时，即赶往警备司令部交涉释放被捕同学。傍晚，又赶到松山路二院抚慰学生，听取学生要求。总务长周钟岐也亲自带医护人员到关押处看望被捕学生，为学生检查治疗，一直忙到天亮。
“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于6月4日公布的《向全国各界人士沉痛呼吁书》中宣示：“至（6月2日）深夜一时许，经赵校长数度交涉，始被释放”。但仍有学生自治会主席石勃瑜被继续关押，迟至6月12日始放回。
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对学生的迫害，暑假期间，教育部强令立即开除六名学运骨干，校方在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开除石勃瑜、路明、梁培智、钟剑秉、张希良、孙月岫等六人。
从“六二”运动过程分析，学生之所以最终取得抗暴胜利，主要是学生自身的团结抗争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时，赵太侔以校长身份据理交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84年7月，当年参加“六二”运动的学生骨干在反思“六二”学运经验教训时指出：“用恰当的组织形式，灵活的工作方法，团结了广大同学，反动势力由于‘六二’迫害而名声大臭，未敢公开破坏。赵太侔等学校当局也采取了同情、合作态度”，指出校方开除学生是“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压力下”实施的。这些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赵太侔在《自传》中对“六二”事件的认识和处理有如下表述：“1947年山大‘六二’事件的发生，我对学生之罢课游行，始终采取劝阻的办法，劝阻无效，学生被丁治磐所指挥的军警打伤逮捕，嗣经交涉释放之后，我对学生谈话，除抚慰之外，仍带有埋怨学生不听劝阻之意，觉得牺牲是无代价的，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次运动的意义”，这是他真实思想的写照。
三、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向纵深发展，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临近崩溃，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学生运动实行更疯狂的镇压，在各大城市先后成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就是其中凶狠的一招。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8年8月17日致函教育部“特就战乱时期后方应行注意事项列出四点”，为特刑庭迫害学生大开绿灯，同日，教育部“为肃清共匪学生给山东大学的密电”指出：“凡被特种刑事法庭指控为共匪间谍之学生，学校当局应即一律开除学籍”，8月26日，教育部再次就此给山大发来密电，重申上述决定，赵太侔在此密电上批了“密送训导长阅”。
青岛特刑庭经过密谋，于1948年9月16日在山大训导长、特务刘次萧主持下，在鱼山路第一公舍作具体部署，分三路，由训导处职员带领军警到一、二、三院学生宿舍和学生家中，逮捕了王皇（洛洋）、王方、王寿建、王济民、石荫坪、余益礼、周惠民、董国楹、刘景田、钱传孝、苏砚田、罗迈威、徐全德、曹润伍、纪树立、顾国英等16名学生，后又在校外将李茂吉抓去，分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宪兵团和常州路看守所，一时间学校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对此，在校学生先后举行了三次罢课，到特刑庭递交抗议书，进步教授童第周等签名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
校长赵太侔为营救被捕学生采取了多项措施。在学生被捕后的9月18日晨，他即派员到特刑庭交涉，提出保外候传、允许探望等要求，皆未得到圆满答复，下午三时，即主持召开了临时校务会议，通过决议：（一）询问侦察最大期限，要求尽量缩短，并充分采纳有关教员之意见。（二）询问在侦察期间被传讯学生可否以书面于经过检查后向学校报告生活状况和需求。（三）嗣后遇有同类事件，希望以和缓方式执行。（四）嗣后在校外传讯本校学生，希望通知本校。以上四项由刘训导长口头转达，再由校另备公函，要求保释。此外并决定：（一）在未结案前保留被传讯各生学籍。（二）嗣后特种刑事法庭如传讯已经取消学籍之学生，本校不负转知责任。（三）根据实际经过，写拟新闻稿件，分送各报刊登”。学生自治会和在押学生曹润伍等，曾分别致函赵太侔，寄予厚望：“恳请校长速与特刑庭交涉，援北平被拘学生准予保释听课之例，使生等恢复自由，继续学业”。作为校长的赵太侔，一直牵挂着学生，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交涉，当他得知在押的学生刘景田、顾国英患病时，立即口头和书面与特刑庭交涉，准由学校保出送往江苏路附设医院治疗。赵太侔多次以校长名义致函特刑庭保释在押学生，据理力争，其中1948年11月5日《山东大学为开脱被押学生复函特刑庭》（山训字第1377号）中，义正辞严地驳辩道：“当此时局艰难之际，青年学子受此刺激最易对于现状表示不满，而望政府有以改善其环境及生活，此固一般之普遍现象，不独一校为然。即间有一、二青年关怀时事，偶发牢骚，亦不能指为有意危害国家”。特刑庭要学校报送被押学生的在校表现情况，赵校长参照各系上报材料，报送了《国立山东大学被传各生在校言行概况》，材料对学生都作了品学兼优的充分肯定，让刑庭抓不住任何把柄，其保护学生之苦心溢于言表。现择其中数人的评语如下：
程民觉：因不算聪明，故平日甚为努力读书，向为本班代表，而行为亦谨饬。
王浚：人尚聪明而肯努力，平时亦热心于公共服务，但无偏激之处。
郑荃：平素用功，成绩甚佳，思想行为无偏激之处。
王皇：本为国防部退伍军人入学者，长于书画，生活亦多赖此补助。
赵太侔是个“闷葫芦”
要说赵太侔与俞珊的爱情故事，就不得不先说赵太侔的性格。赵太侔的“闷葫芦”性格在当时是出了名的，熟悉他的朋友都了解。早在他还在美国时，那时候还不认识梁实秋。1924年梁实秋和一帮中国同学准备排练《琵琶记》，他接受邀请前来助阵。而因为担心他的沉默寡言会引起误会，好朋友闻一多还特别给梁实秋寄了一封信，解释说他的性格为人本来就是这样，属于“金口玉牙”，不到关键时候不说话，千万别误会。梁实秋见到他之后，才知道确实是这样。在排练现场搬运道具、制作布景时就光干活不说话。
杨洪勋说，梁实秋在后来的文章中，经常提到赵太侔。他们相识于美国纽约，后在国立山大共事，赵太侔是校长，梁实秋是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应该说梁实秋对赵太侔是非常了解的。在他眼里，赵太侔是一个寡于言的“奇人”，他常常可以对着客人很久很久不说一句话。梁实秋文章写道，赵太侔，“寡言笑”的人，闻一多的老朋友，“他曾到上海来看我，进门一言不发，只是低头，我也耐住性子不发一言，两人抽完一包烟，他才起身而去”。
即使当了大学校长之后，赵太侔也依然没改沉默寡言的性格。当时也流行两个段子，一个是他还在济南的时候，当时山东籍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从南京来，特意登门看望这位晚辈，谁知道赵太侔大半天没说话，两人就这么默默坐着，就是吸烟而已。老丁出门后也是十分诧异，对他的这种待客之道完全摸不着头脑。当年大感费解者，还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老韩几次到青岛视察，感觉这位赵某人架子太大，完全不把主席放在眼里，心里也是老大不高兴，因此常借故拖欠或减少国立山大的教育经费。
徐志摩梁实秋是情敌
要说赵太侔和俞珊的爱情故事，自然要先说一下当时的俞珊。1929年，田汉导演的话剧《莎乐美》在南京和上海演出，引起轰动。女主角就是俞珊，因《莎乐美》一剧走红。1930年，俞珊加入了南国社，在田汉改编的《卡门》一剧中任主角。俞珊红透上海滩，带来一连串的文坛掌故和逸闻。
在俞珊众多的“粉丝”中有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俞珊为了塑造好卡门的形象，常登门向徐志摩请教。不久徐志摩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在俞珊的追求者中还有梁实秋。1930年，梁实秋到青大执教，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俞珊在上海患疟疾和伤寒，身体稍恢复，便追随梁实秋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职，“借作息养”。“莎乐美公主”在青岛大学搅乱一池春水，引来明里暗里不少追求者。
在俞珊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赵太侔显得有点令人意外，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性格，既缺少诗人徐志摩的风流倜傥，也没有梁实秋的儒雅蕴藉。两人在上海认识，此番在青岛重逢，在众多的追求者中，赵太侔如何赢得美人芳心，真是一个谜。赵太侔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戏剧专业，话剧是两人生命中的交集之处，也是沟通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仅凭这一点，赵太侔没有太多的优势，更何况赵太侔追求俞珊，还有一个巨大的阻力，他那时候已经结婚，有家室。
两人婚姻没有坚持多久
俞珊最终选择了赵太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1932年9月，由于学潮压力，校长杨振声辞职，赵太侔继任校长，这为追求俞珊赢得一些有利条件。俞珊嫁给赵太侔，还有一个原因：营救弟弟俞启威。
俞启威1931年考入青岛大学物理系。1932年初，俞启威在青岛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学生运动。后来，共产党在大学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俞启威被抓，关在监狱，有生命危险。刘康甫的儿子刘光鼎在回忆录中透露：“在当时的情势下，赵太侔就跟俞珊讲：你嫁给我，我就把俞启威救出来。”
赵太侔为了追求俞珊，与原配夫人离婚。1933年12月16日的《北洋画报》刊头刊有《俞珊女士新婚倩影》单独照，此页还刊登了《蜚声戏剧界之名闺俞珊女士与赵太侔君新婚俪影》。一个是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一个是话剧明星，赵太侔大俞珊近20岁，两人的婚事颇有戏剧性，自然受到报刊的关注。
不过，赵太侔与俞珊的婚姻，一开始就有不稳定的因素，自然结果不太圆满。刘光鼎回忆说：“俞珊一直跟赵太侔到抗战胜利，给他生了两个女儿。抗战胜利后，俞珊就坚决跟他离婚了。”
江青托他关系进入青大
说起赵太侔和俞珊的爱情纠葛，自然得牵出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江青。1931年，当时还叫李云鹤的江青因与第一任丈夫裴明伦关系破裂后在济南无法立足，便跑到青岛找她的同乡和老师赵太侔求助，要求到青大读书。赵太侔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以前曾在山东实验剧院教过江青，对她在《湖上的悲剧》一剧中的表演颇为欣赏，二人随之相熟。作家王素萍在《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一书中写道，江青从济南来到青岛，先在一个小旅店中安顿下来，当天就兴冲冲地直奔青岛大学找赵太侔。因为深怕赵太侔会改变主意，所以便来了个先斩后奏。赵太侔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见到了江青，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来了？”
江青说：“收到您的信，我就准备行装，忘记给您回信了。您信上说可以帮助我，说实在没办法可以到青岛找您。”赵太侔面露不悦地说：“你做事也太冒失了，你以为现在的事由很好找吗？无论如何也该给我一个筹措的时间呀！你打算干什么？”“我想上学，还当您的学生。”
“你连中学都没上过，就想上大学，你能考得上吗？”江青自知失言，忙改口道：“要不就先在大学找个事儿干，有半工半读的机会也好啊！求求您，我是倾家荡产、破釜沉舟投奔您的……”说着就哭了起来，“赵校长，我是没有退路的……”
赵太侔见她这么伤心，不好再责备她，于是便用缓和的口气对她说：“好了，别哭了，你先回旅馆休息，我为你在学校里想办法谋个职位。”
江青终于停止了哭泣，用手绢擦干了眼泪，拿着赵太侔写给她的家庭住址，离开了青岛大学。最终为了给这位出身贫寒、好强上进的学生一个机会，赵太侔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说情，为她在图书馆谋取了一个职位，每月30大洋的薪水，允许她上午选听几门功课，下午负责借书，晚上看管阅览室，可以利用工作闲暇复习功课，算作半工半读。
赵太侔死亡之谜
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郭天佑写有《江青与她的恩师赵太侔》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江青与赵太侔两人本来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偶然相识，成为师生。作为学生的江青运气不错，遇上赵太侔这样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一下子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文革”之初，江青以样板戏起家，还自诩为文艺旗手，倘若没有赵太侔当年对她的教育帮助，她恐怕只是个粗通文字的演员，非但成不了电影明星，更不可能进入延安，这历史的阴错阳差，怎不令人叹息！
“文革”爆发，江青红极一时，她当年的恩师赵太侔在青岛海洋大学任教授，已被狂热的造反派围攻，剥夺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权利，而在北京的江青不但不予理睬，还传达莫名其妙的“指示”，妄加了许多罪名。
1968年4月26日清晨，青岛栈桥附近的海滩发现一具老人的尸体。经公安机关查实，死者的名字叫赵太侔。
1968年4月25日上午，赵太侔被造反派戴高帽游院示众后，并未出现反常情绪，下午还按时上班，谁知第二天他却投海自尽。后来传出的消息说，在赵太侔投海自尽的前一天，江青来到青岛，派人悄悄把赵太侔叫去，关起门来，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至于两个人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粉碎“四人帮”后，青岛海洋大学为赵太侔平反昭雪，推倒一切强加于他的不实罪名，对他的功过做出了评价，但是先生的死因却成了千古之谜。
山大“五岳”与两任校长赵太侔
1953年9月,著名先秦文学家、文字训诂学家高亨教授应聘来到了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他的到来使山大古典文学重镇力量更加强大,于是,人们把这里的五位国学名师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公渚并称“五岳”。“五岳”来山大任教,有先有后,但都与赵太侔之间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赵太侔(1889-1968)是戏曲家、教育家,曾于1932年-1936年和1946年-1949年两度山东大学校长,是山东大学奠基人之一。他求贤若渴,十分重视聘请高水平的学者到大学任教,认为:“有高水平的教师,才有高水平的大学。”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与杨振声一起,聘请了一批全国一流教授到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任教。当时杨振声为校长,他为教务长,带领全校师生开创了山东大学第一个辉煌时期。1932年7月,杨振声去职,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9月,赵太侔出任校长,更加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使这个辉煌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
1933年,萧涤非先生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经恩师黄节教授力荐,赵太侔亲自审查了萧涤非的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决定聘为中文系讲师。来校后,萧涤非以此论文为基础改编为上课讲义,赵太侔有时还亲临听课,对于这位只有27岁的青年讲师的讲授十分满意。1934年,他聘请了黄公渚先生来校任教授(还让他兼任过系主任)。黄公渚当时只有34岁,但赵太侔对他已久闻大名,此时黄先生已是著名古文献家、版本目录学家,并享有诗、书、画“三绝”之誉。
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山大内迁,不久奉命停办。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次出任校长。他上任后便千方百计聘请了许多一流学者和科学家到校任教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这时候他聘请了萧涤非、黄公渚、冯沅君、陆侃如来校任教授。这四位教授的聘书都是他亲笔填写,又附上求贤若渴的亲笔信。
原来冯沅君、陆侃如之前在东北大学任教授,赵太侔先让在京的原校长杨振声写信给他们,谈了赵太侔校长、杨向奎教授(兼任文史系主任)如何欢迎他们来。然后赵太侔给他们寄出了聘书和情深意切的信函,冯、陆先生接到聘书后,不久便辞去了在东北大学的教授职务,来到了山东大学。于是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除了有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黄公渚等著名文学史家之外,还有我国新文学开拓者之一著名作家王统照、经学家兼史学家杨向奎、哲学家兼史学家赵纪彬和汉语文学家殷焕先、考古学家兼美术史家丁山等,身为校长的赵太侔还在文史系兼任戏剧课。
1953年,经陆侃如(此时已是山东大学副校长,分管文科教学)、冯沅君(此时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引荐,华岗校长同意,发聘书请高亨教授来山大任教,高亨接到聘书后辞去了吉林师范专科学校教授职务,欣喜地来到青岛,这时的山东大学正在华岗校长(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副校长童第周(著名生物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奠基人)、陆侃如(著名文学史家、国学大师)带领下,进入了第二个辉煌时期,学校环境优美,图书资料丰富齐备,师资力量强大,尤其是文科更是名师如林,学术气氛浓郁,高亨来到这里真有如归的感觉。笔者是这年入学,高先生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他说:“你们是山大新同学,我是山大新老师,我们一起来到了美丽的新家园。”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到来山大,应感谢陆、冯先生的引荐和华校长的信任,还要感谢前任校长赵太侔,是他先聘请了陆、冯先生,才有现在的引荐。”
这样冯、陆、高、萧、黄五峰并列,称为“五岳”。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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