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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陌生的苏雪林(福山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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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陌生的苏雪林(福山路2号)

       《溪水》苏雪林 

  几番秋雨之后,溪水长了几篙;早凋的梧楸,飞尽了翠叶;黄金色的晓霞,从杈枒树隙里,深入溪中;泼靛的波面,便泛出彩虹似的光。
    现在,水恢复从前活泼和快乐了,一面疾忙地向前走着,一面还要沿途和遇见的落叶、枯枝淘气。
    一张小小的红叶儿,听了狡狯的西风劝告,私下离开母校出来玩耍,直到半路上,风儿偷偷儿地溜走了,他便一跤跌在溪水里。
    水是怎样的开心呵,好将那可怜的失路的小红叶儿,推推挤挤地推到一个漩涡里,使他滴滴溜溜地打圆转儿;那叶向前不得,向后不能,急得几乎哭出来;水笑嘻嘻地将手一松,他才一溜烟地逃走了。
    水是这样欢喜捉弄人的,但流到坝塘边,她自己的魔难也来了。你记得么?坝下边不是有许多大石头,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边时,还是不经意地涎着脸撒娇撒痴地要求石头放行,但石头却像没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静的面孔,一点儿不理。于是水开始娇嗔起来了,拼命向石头冲突过去;冲突激烈时,浅碧的衣裳袒开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叶收放,呼吸极其急促,发出怒吼的声音来,缕缕银丝头发,四散飞起。
    噼噼啪啪,温柔的巴掌,尽打在石头皱纹深陷的颊边,——她真地怒了,不是儿戏。
    谁说大石头是始终顽固呢?巴掌来得狠了,也不得不低头躲避。于是水安然渡过难关了。
    她虽然得胜了,然而弄得异常疲倦,曵了浅碧的衣裳去时,我们还听见她断续的喘息声。

 

       多美的文字啊!这样的文字一定出自一支娟秀的笔,一只秀美的手,一个如水的女人。但是,这文章的作者名字却是我这个小小的文学爱好者从未听说过的。直到今天,走在了福山路上,走过了她曾寓居的地方,才感受到了她的芬芳......

       “由我们的住所福山路进发,走过王村路,又转过一个弯,便到中山公园的后门。马路两旁,都是几丈高矮,绿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大树,并且层层匝匝,一直蔓延到路基的下面,与路下斜坡所生的树林相连结。马路两边枝叶相交,形成了一条蜿蜒无穷的碧巷,也可以说是一片波涛起伏的绿海。树的枝叶既如此之密而且厚……”。1935年,来青岛避暑的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曾写下了这样的“福山路印象”。

       在青岛,福山路与福山支路因为住过洪深、沈从文、巴金、吴伯萧、成仿吾、苏雪林等众多近代名人,被誉为岛城名副其实的“名人街”。福山路如同许多条青岛的老路一样“往事知多少”。但在都市钢筋铁骨的丛林里,有的老路已被时尚的浮躁所掩,没了光彩。而福山路这样一条百年老街,就像是寻旧怀古的附着物和不期而遇的故交旧知,一直保有一个个与文化、与名人相关的有故事的老房子,使这些沉甸甸的名人故居和曾在此留痕的历史名人为都市文化添抹了厚重的一笔。如今,我们的城市中的许多老景致已变成了“消逝的风景”,福山路是为数不多还能守住自己的文化底线的地方。
       与福山路3号、著名作家沈从文故居毗邻的福山路2号是一幢有近百年历史的德式风格的老楼。这里曾经是山东大学教职员寄宿舍,那个时候的山东大学在全国也是名声响亮,集聚了不少当时在全国十分知名的学者在此执教。以他们为“引力”,无数名人都来到过青岛,拜会在山大教学的朋友,在这座老楼里住过的最有名的人堪称现代文学史上享年最长的作家苏雪林。上世纪30年代,苏雪林以《绿天》、《棘心》等作品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上世纪30年代五大女作家。女作家苏雪林来青岛避暑曾经住在这里,并且写下了《岛居漫兴》20篇和《劳山二日游》9篇,其中《岛居漫兴》中有一章的名字就叫“福山路二号”。


       苏雪林(1897—1999),安徽人,现当代“中国五大女作家”之一,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上个世纪30年代任教武大,与同事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称为“洛珈三剑客”。后半生居于台湾,以教学、写作、翻译、研究为业,著作等身,尤以神话、屈赋、玉溪诗的研究为人称道。她是现代文学史上迄今享年最久的作家。她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创作二千余万字,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百余岁辞世,归骨故 乡。因鲁迅逝世后,曾致信蔡元培,大肆攻击鲁迅,其后以反鲁为务,又兼以崇仰胡适,遂为大陆学界、文坛弃置,故而其人其文很长一段时间在大陆鲜为人知。 

  半生“反鲁”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

  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在致蔡元培的信里,苏雪林对鲁迅颇多指责,言辞之激烈,令人叹为观止:鲁迅之为人,又复好谄成癖,依傍门墙者,揣其意旨,争进谀辞,所谓“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革命斗士”、“民族解放战士”、“中国肖伯纳”、“中国高尔基”、“东方尼采”各种徽号,不可以屈指数。又过了六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1966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又刊出她的一篇二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中),此时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之际。
       苏雪林这篇长文中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言轻蔑而简约。苏雪林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上来就下断语——鲁迅心理是病态的,苏雪林说鲁迅这人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动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说起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胡适。胡适是苏雪林尊敬的师长,苏雪林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地攻击鲁迅,与鲁迅对胡适的态度也有直接的关系。鲁迅曾在文章中骂胡适为“高等华人”、“金元博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等等,但胡适对苏雪林的痛骂鲁迅却给予了规劝,他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写到,“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章,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不可谓不高明。

       1949年后,苏雪林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国立成功大学任教。1966年,苏雪林将自己半生“反鲁”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定名为《我论鲁迅》。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在《我论鲁迅》中得到了最系统、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本书可以说是苏雪林“反鲁”的一个总结。据说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这是她“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然而苏雪林最终还是未能停住“反鲁”的脚步。

       1988年,已逾九十高龄的苏雪林又作惊人之语,《香港月刊》第11期发表了她的《大陆刮起反鲁风》。文章爆料说:“据最近的太阳报,有李石城所撰《鲁迅召妓引起轰动》一文,言有人在鲁迅日记发现一则小记事‘某月某日,召妓发泄’,有个读者便惊叫起来,说道:‘原来鲁迅是这样下流!看他外表像孔老二,居然也搞起玩妓女的事。’又有一个读者说:‘鲁迅不是一个完人,因为他生活作风不正派。’”

       苏雪林对鲁迅为什么如此仇恨,以至耗用半生的时光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说法很多,有人说鲁迅曾经冷落过她,苏雪林自己在《关于我的荣与辱》一文中也证实了此说:

       有一回上海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先生为联欢起见,宴请曾在他书店出书的文人,鲁迅与林语堂先生齐出席,我亦敬陪末座。我对鲁迅固极冷淡,他对我也昂头天外,不屑理睬。

       对于李小峰召集的这次聚会,郁达夫在日记中也有记录:“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苏雪林笔名)女士,新自法国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的风趣。”

       据说苏雪林到时客人大多到了,当时她的《绿天》刚刚出版,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所以大家对她都十分热情,赞美有加。但当主人把苏雪林介绍给鲁迅时,也许是对她的姗姗来迟有些看法,或者出于其他什么原因,鲁迅既没有与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这个小插曲让苏雪林非常尴尬,也让大家感到有些意外。

       其实被鲁迅冷落只是个引子,最令苏雪林反感的是鲁迅对杨荫榆(曾任北京女师大校长)、胡适等人的攻击。她与杨、胡两人私谊甚笃,情感上自然就站在他们一边,对鲁迅反感也是必然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苏、鲁结怨的主要原因。

       关于苏雪林反鲁,还有一种比较新奇,也比较有趣的说法,此说出自房向东先生的《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一书。现转述于下,供有兴趣者研究、探讨:

       陈漱渝(大陆鲁迅研究学者)采访苏雪林时曾问她,为什么要对鲁迅采取激烈攻击的态度?苏雪林说:“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苏雪林不说也罢,陈漱渝并没问她是不是爱上了鲁迅,她却先说了。她为什么又性急了呢?她要表白什么?她要洗刷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只有天晓得。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八卦的一个原因了吧?

       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花半生的气力去骂一个人,这多少也可以看出苏雪林人格中的“小”来。她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当上海书业景气的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说鲁迅“匿迹内山书店,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且闻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把这样的臆测琐屑之事作为骂料实在是无聊。胡适也骂过鲁迅,他认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胡适说苏雪林这是“不成话”,当在意料之中。
       半生骂鲁迅的苏雪林1999年4月21日102岁的时候,在台湾台南成功大学附设医院病逝,死后很是哀荣,大陆媒体《参考消息》对她也有不低的评价,可以看出人们对她的宽容,毕竟大家并不都如她那样地心胸狭小。

       苏雪林应该是一个有出色才华的女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和凌叔华,并称五女作家。
       苏雪林的前辈苏氏家族发脉于四川眉山,为苏辙后裔。500多年前苏家世祖苏继芳做铜陵县令时,定居安徽黄山太平湖湖岸岭下。民国之初,苏雪林祖父苏运卿辞官返乡大兴土木。苏雪林出生于1896年,童年和少年在岭下度过。1913年,苏进入一教会中学读书,次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在母校附小任教。1918年报考北京高等女子师范,与黄庐隐一起成为旁听生,后升为正式生。1921年考取了由吴稚晖和李石曾在法国开设的海外中法学院,后转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文学。1925年辍学回国。1928年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次年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1930年任安徽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她在武大任教达18年之久,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被称为“珞珈三剑客”。
       1949年,苏雪林离开武汉到香港,在香港真理学院工作。1950年前往巴黎从事神话研究。1952年赴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6年前往台南任成功大学教授,并与姐姐住在一起。1959年与台湾现代诗派代表覃子豪展开关于现代诗发展的论战,指出台湾现代诗派“晦涩暧昧到了漆黑一团的地步”。1964年应聘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期满后仍回成功大学,1973年退休。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在台南辞世,终年104岁,终身未嫁。苏笔耕80年,执教50年,出版著作50部。

       苏雪林于1934年来青岛旅游,盘桓岛城二十余日,畅游了市区、崂山。著文三十篇,总题为《岛居漫兴》与《游劳二日》,字数约十余万,在现代作家中,书写青岛当首屈一指。对福山路、汇泉海水浴场、湛山精舍与水族馆、中山公园、太平山、万国公墓、太平角、栈桥和北九水、王哥庄、白云洞、明霞洞、上清宫都有描写。

      按其散文中记载可知,作家自7月24日为逃避暑热,从上海乘船赴“欲界仙都”——青岛。其丈夫“康”已先期到达,安排食宿。作家先驻于友人山大周教授家,为免打扰友人新婚燕尔,次日便搬至福山二路山大教职员宿舍寓居。在青期间,作家游览了湛山寺、水族馆、炮台山、中山公园、太平山、万国公墓、太平角、燕儿岛山大果圃、栈桥等处,深为青岛的绿树、沙滩、海浪、灯影等美景心折神伏。屡到浴场戏浪弄潮,险为海浪吞噬,虚惊一场,作家戏称“几为波臣”。离青前,同友人到崂山攀爬居留二日。自柳树台入山,览北九水,赏千石谱,过王哥庄,攀白云、明霞二洞,访上清宫,追寻聊斋篇《香玉》中绛雪踪影。山光水色,让其纵情畅怀。山民的劳作艰辛、生活困顿又使之怜悯同情。

       苏雪林文字,辞彩飞扬,时见理趣,更显情思。但将青岛“青”色之美,归于德占功绩,无疑是留洋学人殖民心态的流露。在王哥庄观乡民野戏,对戏台简陋、戏服破旧、表演朴拙的鄙夷,也展现了内心深处的贵族意识。然而瑕不掩瑜,其文章甚值一览,以《栈桥灯影》、《青岛的树》最为妙篇佳构,见载于大陆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苏雪林散文集》。她的文章,使后人对青岛三十年代民俗风情、山海景致的五彩斑斓,有了真切的感知。

       此淑女来青岛时年未记载,缘由是“逃热”以避武汉、上海之暑,七月下旬乘船从码头进入,借住福山路二号近一月。先是在第一海水浴场试水,对视野之内在建的水族馆、湛山寺甚有微词,尔后之日又兴致颇佳地参观了水族馆、汇泉炮台,再游中山公园、植物园、果园、动物园、太平山,赞大墨造园为有为、鄙小巧弄园为堕落、引黑熊为知己、惜轮下小蛇之不幸。文中提到浮站,当时用木筏时下则用塑料筏,最近几年也曾在海水浴场重现不知为何消失了。最喜欢的是写万国公墓那一段,那种恣肆之口吻、无端之起伏,真是才气横溢呀。写到驾骡马大车访太平角,才想起游玩海滨步行道看到的那行雪林题刻“沿角一带海岸崖石,峥嵘竞秀,又是汇泉浴场所无。有一处景色更为特别。一座大崖,崛起于平地,高约十数丈,远望似一朵吐自海面的紫云,近视则石色黝然,棱棱如积铁,还带着斑剥陆离黄色的铁锈,我怀疑它是属于矿物质,并非真的石头。听说天空陨石常为铁质,这块大石是从万万里外太空飞来的吗?”,至今不知所说的这处妙崖其实怎样。至于五座海水浴场的描写同样有声有色,关于海壶(黑贝红肉)别致亲切。参观燕尔岛大学果圃,忽发营造果园奇想,其言凿凿,令人也顿生此心,而公共生活的设想则更是理想浪漫。夜晤栈桥写的神奇,与钱镠射潮相论,于海洋物理也略有些涉了。写到的赛马场于今已是故史,原址大约在汇泉广场吧,往日有苏堤走马、是日不胜青岛跑马,而今日马场则规模甚大,只是那娇俏的故人何在?临别青岛剩余两日,苏女士专程游览了崂山,以现在主义完成了青岛之旅:苏雪林女士偕黄雪明女士一起游览了北九水、白云洞、明霞洞、上清宫。从中山路出发到柳树台,进入北九水至鱼麟瀑;然后在王哥庄看了一场戏,再宿于白云洞;隔天去明霞洞、上清宫,走南天门到沙子口返回。
       苏女士一行是乘轿旅游,这样的线路让轿夫盘算过了,便于行走,只是很多景点如华严寺、明道观、棋盘石、太清宫等等去处一一漏掉,殊为遗憾。

       苏雪林笔下的旧青岛:岛居漫兴

  在《岛居漫兴》的开头,她自己说:“逃到哪里好呢?牯岭我曾去过,再去无味;莫干山邻近京沪,大人先生太多;只有青岛一水之便,十年前康赴平津之际曾在那里耽搁过几天,现又有熟人周承佑夫妇在彼,可任招待;所以我们便选取了青岛做我们逃热的目标之地。”在青岛,苏雪林和先到的丈夫康一起住到了福山路2号。对这幢很朴素很精雅的石楼,苏雪林描述得很详细:“屋前左右有两座圆式尖顶塔,全部建筑看去好像西洋中世纪时代的古堡。屋子所占据的地势很高,站在屋的前面,我们可以望见跑马场新建的罗马式运动场和碧浪际天的大海。”宿舍屋后是八关山,清晨日出以前或晚餐以后,苏雪林和康可以随意上去,“眺望海面初升的旭日和金光灿烂的云霞”。

       《岛居漫兴》是苏雪林在青岛的生活笔录。

附:苏雪林《岛居漫兴》

一 逃 热

       今年夏天的气候,很不正常,提早地热,加倍地热。
       记得今年四月间,正当首夏清和的季节,武昌有几天的气温竟上升到华氏表九十度以上。喔!武汉的天气,一提到这个,又触发我欢喜说废话的坏脾气了。地球绕日而行有她一定的轨道,因此春夏秋冬四季的时序也该照着一定顺序来。武汉的天气,却偏像是别的星球上的,非常紊乱。有时抱冰堂的桂花开得扑鼻香,冠生园月饼早已上市;或者茱萸插过,帽子龙山落过,菊花对过,蟹螯持过,你正庆幸从溽暑的淫威下释放出来,预备来领受一个星明月淡,秋阶如水的凉天,突然又一阵大热,害得你又翻箱倒笼去寻夏衣。有时正当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六月天,刮几天大风,下几场大雨,绒背心,夹衫之类又要上身了——我在武昌六月里还着过棉袍呢,说来有谁肯信?为这缘故,我虽有衣箱,四时衣服,还得一概放在手边,所以我屋子像估衣铺似的,永远收拾不清爽。
       武汉的蚊子和苍蝇也特别长寿,不,竟像曾吃过不死的仙丹,一直到屋里烧起火炉,还嗡嗡地在你耳边哼它们的得意诗句。严寒时略为沉寂,气候才一暖和,又活动起来了。过了冬的蚊子叮人最毒,你身体任何部份被它叮了一口,又痒又痛,教你爬搔得皮肤出血,并且要红肿得像害了疮疖相似,好多天不消。
       但是,我最怕的还是武汉的风。别处的风演奏是有步骤的:初则徐徐焉,起于青萍之末,愈来愈猖狂,直到千山木落,万窍怒号,海倒江翻,砂飞石走;收场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拖上一二天或两三天才兴尽而止。这是大风的三部曲,地无分中外,时不问今古,总是一般的。武汉的风却常故作惊人之笔,常会不照节目定单,突然来一套无头无尾的表演。譬如夏秋之交,你正在枕上恬然做着好梦,狂飚有如不速之客,突然光临了,它闯进你屋子,把你门呀窗呀打得震天价响,把你挂在壁上的画轴拦腰拉断,把你桌上的花瓶之类摔得满地乱滚,把你书籍稿纸,吹得败叶似的满屋子飞……它同屋主人开过这场不算太小的玩笑以后,又蹑着脚尖走了,对主人连歉也不道一声!
       我曾见过脾气极为暴烈的人,那真不容易伺候,只消一句话不合,就咆哮起来,拍桌子,摔东西,跳得几丈高。万里无云的晴天,当头一声霹雳,你胆子碎不碎?和这种人相处,久而久之,你的心理状态也会失常,因为你的神经纤维受震撼太过。武汉的天气,我以为像这样的人。
       我在武昌住了三年,和这位喜怒不常的巨人相处也有三年了。虽说习惯可成自然,我对于这里天气嫌恶的感情却永远存在。今年天气又热得这么早,想耽搁在武昌不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暑假一开始,我便回到上海的家里了——我有几年不回家了,这次回家,其实是为了“逃热”。
       上海地处海滨,冬不大冷,夏不大热,也许可以让我舒舒服服地过一个夏季吧。想不到上海的气候今年也变了常,每天的气温都在百度以上,而且寒暑表的水银还在继续增高,有不创造新记录不休之意。朋友们见了面,没有别的寒暄,刻板的,不约而同的,都是这样几句话:“今年真热呀!”
       “这是上海六十年未有之大热,十年前那次大热还比不上这一次,你知道吗?”
       “怎么办?再热下去,可真把人活活热死了!”“想个主意吧。到哪里去躲避一下也好。”
       每天报纸用头号大字标着天文台的报告:“太阳里的黑点变大了,明天的热又要增加几度了。”这些话对于市民的威胁不问而知是很大的。此外报上的消息则无非是:某要人如何想聘张天师来祈雨,某处人力车夫如何在马路上中暑猝毙,霍乱痧痢等症如何流行,马路上柏油如何融化得不能行走,汽水、冰淇淋生意如何比往年好了十几倍,铜人码头开往高桥纳凉的小轮如何增加了许多班次,虹口公园游泳池如何人满为患……哈哈!整个大上海在奏着“热的交响曲”,三百万上海市民的意识都给一个“热”字占据了。真有趣!
       果然,今年的热,不比往常,自从我回家以来一连四五十天没下一滴雨,太阳像一位暴君,高高坐在苍穹里,每日大肆淫威,将地上生灵,任意荼毒;空气干燥得擦根火柴便可以点燃,天地是座洪炉,上海成了个巨釜,我们就是釜中鱼鳖,日夜被烹煮着,差不多给煮熟了。
       我原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而热则更怕。每天发痧,眉心拧得发黑,胸背刮得胀起一颗颗紫葡萄似的泡,简直热得要病倒了。看来今夏逃一次还不够,得再逃一次,康大病初愈,更受不了这气候的煎熬,于是我便怂恿他同逃。
       但我们逃到哪里好呢?牯岭我曾去过,再去无味;莫干山邻近京沪,大人先生太多;只有青岛一水之便,十年前康赴平津之际曾在那里耽搁过几天,现又有熟人周承佑夫妇在彼,可任招待;所以我们便选取了青岛做我们逃热的目标之地。
       记得十年前,我们新婚未久,上海正燃烧在五十年未有大热之中,我们由上海赴苏州居住,《绿天》即在彼时开始写作。现在上海又被六十年未有之大热所燃烧。我们又同赴“欲界仙都”的青岛,我能再写点什么出来藉以纪念我们的“锡庆”吗?

二 在海船上

       青岛的旅行我和康是分做两起去的。他先去接洽住所,和其他一切事务,我既怕麻烦,又被一颗病牙绊住了,所以比他迟去了一星期。
       七月二十四日晨间八时,我携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从铜人码头搭便轮到浦东,换乘大轮赴青岛,这条大轮名普安,是欧战后中国藉口参加协约的功劳,从德人手里夺来的。船并不大,机件却极其坚固。一天能走多少海里,康虽告诉我,不过天然缺乏科学头脑的我,最怕记忆数目字,恕我不能在这里报告了。
       普安的大菜间票价三十元,二等二十元,三等十四元,酒钱在外,又有种特别统舱,设在大菜间与二等舱之间的舱面上。上张帆布棚可以遮盖烈日,票价八元,向茶房租一张帆布床也不过二元。不过船上不供给饮食,非自带糇粮不可。假如不遇暴风雨,这种特别统舱的生活并不苦。而且还很快乐。因为四面没有遮拦,可以让你尽量享受海面吹来的凉风,和新鲜清爽的海洋空气。
       我嫌二等舱里太闷热,常常站在舱口趁风凉,顺便研究这特别统舱的生活。里面乘客中外都有,但外国人占全体人数四分之三以上。坐特别统舱的外国人当然比较穷,所以穿的衣服,都不大讲究。男人多穿一件白布衬衫,一条黄色斜纹布的短裤。女人多是粗制花纱衫,有的下身穿一条大脚裤,上身赤裸着,仅掩其胸部。妙年女郎也有作男人短衣裤装束的,露出两条粉嫩的大腿,在船上跑来跑去,我觉得未免太肉感了。还有几个胖女人。其中一个顶胖的,两肩约有两尺多阔,胸背也有一尺多厚,坐在那里巍然似一座肉山。我想她没有四百磅重,也该有三百五十磅。
       西洋人在认为他们的殖民地的中国等处,照例要整其衣冠,正其瞻视,摆起高等民族的架子。自从不景气潮流席卷欧美,他们也露出穷相来了。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我从前见了西洋人觉得他们都是仪表堂堂,举止又温文尔雅,不愧为文明优秀的国民,现在则觉得也不过尔尔。而且看了他们那头黄松松的发,那对碧蓝的眼,那一脸的横肉和浑身毵毵的毛,大有脱离猩猩阶级未久之感。虽说西洋民族所以称为强壮的,就在这点儿兽性,不过拿中国传统审美眼光来评判,总缺乏一点风雅。
       海上常见跳跃着大鱼,银鳞映日,闪闪作光,并非飞鱼,也能跳离被面三四尺。它这时也许在追捕食物,也许在逃避灾害,正匆忙地在表演着生物界的喜剧或悲剧,但在我们看来却充满诗意和悠闲之趣。“日暮紫鳞跃,圆波处处生”,“银刀忽裂圆波出,宛似姑溪晚泊时”。我忽然想到李谪仙和陆放翁的诗句,更觉洒然意远。
       水中又常见一种动物,圆如盘子,透明如水晶,略泛紫红色,下有丛足如须,傍船游行,时隐时现,我知道这就是水母。听说这东西没有眼睛,请一对虾儿坐在头上替它与外界交涉,遇见危险,虾儿便钳它一下,教它赶快躲避,遇见食物时,它们对它,是不是还是这样忠实,我可不能担保了。
       记得梁启超曾骂缺少创造精神以模仿为能事的文人为鹦鹉,骂一味依傍他人为生活的学者为水母。究竟水母是否倚虾为目,还待研究,生物界互相依赖的事有是有的,可是没有眼睛的东西,自有别项器官代替,水母的眼睛也许便是那丛触须。像中国达官富人似的雇白俄人保镖,印度人守门,浑然蠢物如水母者,未必有这样聪明吧。

三 青岛的树

       自从逃出热浪包围的上海,在海船上享受海上的清风,便觉精神焕发,浑身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好像一株被毒日喝得半枯的树,忽然接受了一阵甘霖的润泽,垂头丧气的枝叶又回过气儿来,从那如洗的碧空里,招魂似的,招回它失去多时的新鲜绿意,和那一份树木应有的婆娑弄影的快活心情。
       普安轮船因为今天有零,不敢开快,所以到岸时,比平常迟了两个钟头。康和周君来码头接我,他虽来青岛已有一周左右,但胃口仍不甚好,还是那末清癯如鹤。我所病不过是暑,一到清凉世界,病即霍然若失,他则才从真正的病魔爪下挣扎出来,想必还要在这个好地方休息个一年半载,才可恢复原来的健康。
       近处万瓦鳞鳞,金碧辉映,远处紫山拥抱,碧水萦回,青岛是个美丽的仙岛,也是我国黄海上一座雄关。百余年前被德国人藉口一件教案强行割据,十余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行将失败之际,又被日本人趁机攫作囊中物,现在才归入我国版图。只愿这一颗莹洁的明珠,永久镶嵌在我们可爱的中华民国冠冕上,放着万道光芒,照射着永不扬波的东海,辉映着五千年声明文物的光华!
       海中虽汽艇如织,旧式帆船也多得不可胜数。那叶叶布帆,在银灰色的天空和澄碧的海面之间,划下许多刚劲线条,倒也饶有诗情画意。听说这都是渔船,青岛居民大都靠捕鱼为生,无怪渔船如此之众。完全近代化的青岛,居然有这古香古色的点缀,可说是别处很难看见的奇景呢。青岛所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树多。到处是树,密密层层的,漫天盖地的树,叫你眼睛里所见的无非是那苍翠欲滴的树色,鼻子里所闻的无非是那芳醇欲醉的叶香,肌肤所感受的无非是那清冰如水的爽意。从高处一看,整个青岛,好像是一片汪洋的绿海,各种建筑物刚像是那露出水面的岛屿之属。我们中国人说绿色可以养目,英国十八世纪也有个文人写了一篇文章,将这个理由加以科学和神学的解释,他说道:别的颜色对于我们视神经的刺激或失之过强,或失之过弱,惟有青绿之色最为适宜,造物主便选择了这个颜色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世界,青绿成为主要的部份。这道理也许是对的吧。
       我常自命是个自然的孩子,我血管里似流注有原始蛮人的血液,我最爱的自然物是树木,不是一株两株的,而是森然成林的。不过诞生于这现代社会,受了诗书的陶冶,和各种物质文明的薰染,我的蛮性已被过滤得所余无几了。因此那充满毒蛇猛兽的赤道森林,我不敢领教;连绵千里,黑暗不见天日的非洲某些地区的森林,也思而生畏。我只欢喜都市或乡村人工培植的茂密树林,像从前欧洲和今日青岛所见的,便感满足。这文化温床培养出来的脆弱灵魂,说来未免太可怜了。
       不过像巴黎的卢森堡,波鲁瓦,里昂的金头公园,虽万树如云,绿荫成幄,我可不大中意,为的游人太多,缺乏静谧之趣。你的心灵不能和自然深深契合,虽置身了无纤尘的水精之域,仍不啻驰逐于软红十丈的通衢,还有何乐趣之足道?
       我毕生不能忘记的是十年前里昂中法学校附近菩提树林的散步。那里有好几座菩提树的林子,树身大皆合抱,而润滑如玉,看在眼里令人极感怡悦。这才知道臃肿多瘿的老树,只有图画里好看,现实世界里“嘉树”之所以为“嘉”,还是要像这些正当盛年的树儿才合条款。仰望顶上叶影,一派浓绿,杂以嫩青、浅碧、鹅黄、更抹着一层石绿,色调之富,只有对颜色有敏感力的画家才能辨认。怪不得法国有些画家写生野外之际,每一类油彩要带上五六种,譬如蓝色,自深蓝、靛蓝、宝蓝、澄蓝、直到浅蓝,像绣线坊肆的货样按层次排列下来,它种颜色类是。这样才可用一枝画笔摄取湖光的oe漾,树影的参差,和捕捉朝晖夕阳,风晨月夕光线的变幻。大自然的“美”是无尽藏的,我们想替她写照也该准备充分的色彩才行。我们中国画家写作山水,只以花青、藤黄、赭石三种为基本,偶尔加点石绿和朱标,调合一下,便以为可以对付过去,叫外国画家看来,便不免笑为太寒伧了。
       散步倦了,不妨就着那软绵绵的草地坐下来,将身倚靠树上。白色细碎的花朵,挟着清香,籁籁自枝间坠下,落在你的头发上,衣襟上。仲夏的风编织着树影、花香、与芳草的气息,把你的灵魂,轻轻送入梦境,带你入于沉思之域。教你体味宇宙的奥妙和人生的庄严,于是你的思绪更似一缕篆烟,袅然上升寥廓而游于无垠之境。
       菩提树有大名于印度,释迦便是在这种树下悟道的。我不知法国的菩提树是否与印度的属于一类?总之,这种树确不是诗人的树,而是哲学家的树。你能否认这话吗?请看它挺然直上,姿态是那么的肃穆、沉思,叶痕间常泄漏着一痕愉悦而智慧的微笑。
       回到祖国,我常感觉心灵的枯燥,就因为郊野到处童山濯濯,城市更湫隘污秽,即说有几株树,也是黄萎葳蕤,索无生意,所以我曾在《鸽儿通信》里大发“故国乔木”之叹声。
       记得我初到青岛时,曾对我们的居停主人周先生说:“青岛,果然不愧这一个‘青’字,从前国人之所以名之为青,想必是为了这里树多的缘故。”
    “您错了。”我们的居停主人笑着说,“这地方如真算个岛,则从前的时候当呼之为‘赤岛’——青岛之东,有一个真正的小岛,其名为赤——而不能名之为青。因为它在德国人割据以前,原也是个不毛之地。
    “从前的青岛,都是乱石荒山,不宜种树。德人用了无数吨药炸,无数人工,轰去了乱石,从别处用车了运来数百万吨的泥土,又研究出与本地气候最相宜的洋槐,种下数十万株。土壤变化以后,别的树木也宜于生长,青岛才真的变成青岛了。”
       别人从不能种树的石山上,蛮种出树来,我们有无限肥沃的土地,却任其荒废,这是哪里说起的话!

四 福山路二号

       康原来的计划,他自己住在福山路二号——山东大学教职员寄宿舍——而将我安置在他的朋友现任山大教授周先生家里,因为福山路的寄宿舍尚有几个教职员未走,女眷住在里面,怕会使他们不便。但我在周先生家里只住了一晚,便搬去和康同住了。我们的居停主人夫妇虽殷勤挽留,康也再三劝我莫辜负他们的美意,我还是要走。这里有两个原故:第一,周君家里余房不多,为让正房给我,害得他们夫妇睡了一夜地板;第二,周君夫妇又是新婚未久。我常说到新婚夫妇家里去做客,不唯是不近人情,而且还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过。新婚夫妇的天地是不能与人共的,从古以来,只有亚当和夏娃度过真正的蜜月,因为那时地上乐园除了他俩,更没有第三个人。我们虽然没有原祖这样幸福,在可能范围里,新婚的一二个月也应当暂时与人群隔离。西洋人新婚后一定要到山水名胜处旅行,我想他们欣赏自然美景是第二目的,离开稔熟的旧社会,而投入陌生的新社会,好尽量“做爱”才是第一目的。当一对正在卿卿我我恩爱缠绵之际的新婚夫妇,家里忽然来了几个客人,不但要费他们一部
分“做爱”的精神来招待;而且他们甜蜜的情话,热烈的拥抱,有趣的调谑,色授魂与的眼光的交换,以及一切足以表示轻怜蜜爱的小动作,从前在沙发上、明灯下、饭厅中、花园角,都可以随意表演一下的,现在却不免要受一点限制,试问这是如何的不便当然不痛快?
       周君未娶前曾在福山路寄宿舍里占了一间房,现在仍然保留着,所以康与山大虽然没有关系,也可以分享一点权利。暑假期内寄住的教员大多数回家去了,楼上下还残留着几位耽悦幽寂的人,我诸事留心一点,想也打搅不了他们。
       这是一幢很朴素很精雅的石楼,屋前左右有两座圆式尖顶塔,全部建筑看去好像西洋中世纪时代的古堡。屋子所占据的地势很高,站在屋的前面,我们可以望见跑马场新建的罗马式运动场和碧浪际天的大海。屋后是八辟山,清晨日出以前或晚餐以后,我们可以随意上去眺望海面初升的旭日和金光灿烂的云霞。
       我们的膳食便包在这宿舍的小厨房里,两人三十四块钱一月。早餐有新鲜羊乳,香甜的小面包。午晚两餐,也有很丰腆的供设。拳头大的小鸡和面炸大虾,是青岛特产而又为我所最爱的,差不多顿顿都有。又有留校的工友可以供奔走,他们满脸北方人诚实驯良神气,看了就叫你心里舒服。居住问题,饮食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更不愁什么,决计在这里好好享受二个月的安闲、幽静、和那新秋似的清凉。

五 汇泉海水浴场

       到青岛来作客的人莫不抱着一试海水浴的欲望,所以我到青岛的第三天,便约了周君夫妇同去接受海的洗礼。青岛共有五个海水浴场,汇泉地点最适中,形势最优胜,一到夏季,红男绿女,趋之若鹜,使这地方成为热闹的顶点,欢乐的中心,消暑的福土,恋爱的圣地。
       中国东南部的海,受黄河长江的泥沙不断的冲注,水色都变成一派浊黄。我们一提到海,总联想到蔚蓝的颜色,这对东南的海却不适合,惟有东北的海还能保持她的清净身,还具海洋应当有空明湛碧之观。青岛的海可爱,就因为她的绿,绿得那末娇艳,又那末庄严,那末灵幻,又那末深沉,我现在才认识海的女儿真相,她果然是个翛然出尘,仪态万方的美人!
       汇泉浴场左边是湛山,立在那里,像张开了一叠云母屏风。我们可以望见山麓海滨公园高下的朱栏和历落亭图。右边是伸入海中像一只浮在水面绿毛龟似的汇泉角。这两个环抱的海岬中间是一片宽约数里的大海湾,可以容纳数万个弄潮儿同时下水。沙岸清爽悦目的白绿色木质更衣室鳞比栉次,连绵数里,都是本市各机关为它们人员设备的。也有市政府建设,供浴客临时租赁的。山东大学也有一幢板屋在沙岸的最西头,因周先生的面子,我们得以叨光。板屋以外,帆布伞也如雨后菌蕈,到处茁生,另有咖啡店、酒吧间、跳舞场,各种临时旅馆。这里是一具娱乐的大百宝囊,世间娱乐无不兼收并蓄,你需要什么东西,只须伸手一掏,总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海水真冷,比湖水冷,我到海边,伸脚向水里试了一试,一种寒冷之气,彻入骨髓,甚至有痛楚的感觉,怕周君夫妇笑我,只好硬着头皮下去。但下去后又不觉得什么了。我常听见人说海水托力大,游泳可以不费劲。实验之下,才知海水托力虽大,海中风浪也大,托力与风浪的阻力互相抵消,我们还是没便宜可占。
       夕照西沉,晚山变紫,澎湃奔腾似的海浪,一阵阵从海面卷过来,好像海王的御驾将出来巡游,海的仙侍们拿着万把银帚,清除海面。我们这些凡浊的人类,倘不让开,扫帚便将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像飞扬的尘埃般一扫而去了。但我们也有抵御之法,大浪来时,不慌不忙,将身子轻轻一跳,从浪头跳过;或者将身一伏伏在浪头底下,银帚便莫奈我们何了。不然,虽不致于被它扫去,身体被打着,究竟很痛。
    我们在水里泡了两个钟头,泡得够了,才上岸休息。这时候沙滩上纵纵横横,躺满了肌肤被太阳晒成赤铜色的男女:有的游泳过于疲乏,让凉风轻轻扇进梦乡;有的在滩上挖成一坑将自己一半埋葬在沙里;有的用手撑着头颅目注云天,似乎心游物外;有的打开带来的点心在吃,有的和朋友细谈知心话;有的和情侣密筹幸福的前途。小孩子挑掘沙土,很热心的从事他们理想中楼阁的建筑。还有满身筋骨突兀的外国水手,和我在海船上所见的那一类的西洋胖妇,尽量在那里展示他们的筋肉美。许多人则跳着、跑着、笑着、嚷着、高声唱着。
       快乐的情调,泛滥在海面上,在林峦间,在变幻的光影里,在无边无际的空间。

六 湛山精舍与水族馆

       海滨公园附近有两种建筑很惹游人注意:一种是那沿着海岸一带联绵的雉堞和中间那一座丹甍碧瓦的戍楼;一种是那高踞湛山之巅尚未完工的佛庙。
       我们在汇泉浴场作着海水浴时,望着那城墙和戍楼,心里总不免发生种种疑问:说这是军事的防御设备么?这样旧式的城堡哪里敌得住廿世纪的新式武器,况且建筑又这样的脆薄,好像连土炮都禁不起一下似的;说是公共机关或私人亭榭么?那也不像:楼的四角高高翘起,像拳师表演什么“金鸡独立”和卖弄什么法门似的。楼顶上又杈杈丫丫地安上什么宝瓶呀、画戟呀、跳龙门的鲤鱼呀,整座戍楼看去很像儿童的玩具,又像纸扎铺里的神台。那座高踞山巅的庙宇模样儿更奇怪,更滑稽,我简直形容不出。青岛风景如诗如画,所有的建筑也都经过艺术的设计,或琼楼高峙,或五宇玲珑,掩映着海色山光,真不啻缥缈的“仙山楼阁”,中间忽夹杂着这么暗灰色的平平板板的建筑,看去实觉得太不调和,太不顺眼。这座庙宇似乎怕青岛全市望它不见,故意高高爬在湛山顶上搔首弄姿地向着人呆笑。
       汇泉浴场的泳客们躺在沙滩休息之际,也常指手画脚批评这个建筑的丑陋。一天,我听见身边一位文人模样的客人对他的朋友说:
       “青岛有了这样个建筑,真可谓‘西子蒙不洁,’我恨不得去汇泉岬拖过那十五珊加农炮来,一下轰掉它,心理才觉痛快!”
       这可见讨厌这庙宇的并不止我一个人。
       我们每天都想到这两种建筑物跟前看个究竟,总未如愿,因为等到海水浴浴完已是精疲力尽,而且天色也晚了。今天我们因气候较凉,懒得下水,才由海岸边走上看了一下。因此才知道那城楼是青岛观象台附设的水族馆,而庙宇呢,则为本市一群佛教徒所发起建筑的湛山精舍。
       听说西洋水族馆的建筑,往往故意吊奇弄诡,玩出许多新鲜花样,以便吸引观客注意,那末青岛水族馆之采取这样一个非中非西,不伦不类的型式,原也不足为怪,不过我总觉它的结构太不庄重,至于湛山精舍则更可厌了。这几年以来,我国人似乎发了一阵“建筑狂”,自首都至于小县城,自公家至于私人,这里也建筑,那里也建筑,说得好听是“兴国气象”,不好听便是“土木之妖”。“土木之妖”,是国家不祥的先兆,执政诸公请当心呀!
       这几年以来,国人对于建筑都抱有融化中西文化于一炉的野心,这就是形式上保留中国固有的雄壮、肃穆、纤丽、幽深的风格,而实用上则采取西洋的坚固、精巧、豁爽安适的优点。不过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问,实现于学术政治上固然很难;实现于建筑上也并非易易,我便看见过一些曾受西洋建筑学训练的工程师对此尝试的失败。汉口和上海就有好几幢畸形的建筑物。譬如十几层的洋楼之上忽然加上一个八角亭或一座小宝塔;宫殿式的中国屋宇旁边忽然点缀些西洋装饰,可谓极杂凑之能事,也可说是中西建筑结婚后所产生出来的“怪胎”。我每行过其下,心里总感觉十分不舒服,恨不得放把火烧了它。这也无怪今日看了湛山精舍的人想用炮将它轰掉了。
       我国建筑采取西洋制度,其时代实不为不久。据说清代圆明园便有几座宫馆带有西风了,直到于今还不能融汇贯通,造成兼有中西之长的特殊型式,究属何故?中国文化果然像法国某艺术家所说不容易与别的文化融合呢?还是我国学术的胃消化力过于薄弱呢?至北平协和医院,南京女子金陵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皆系调合中西恰到好处的建筑,不过设计者却不是我国建筑师,所以此事应当别论。

七 鱼乐园

       本人虽忝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一,但说来惭愧,我这个可怜的永不成熟的心灵,却时常憧憬于动物的世界里,所以那形形色色的飞走跂潜之伦,每每充牣于我的笔底,因此有人怀疑我原是个研究生物的学者改行而为文人的。其实我对生物学这门学问虽颇有兴趣,却从来没有下过工夫,我之偏爱动物,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想不过像那些头脑简单的野人或儿童,觉得动物没有人类的机心,较易接近,其实也因自己上不得这个过份尊严人类的台盘,只好和动物做做朋友罢了。
       当我在珞珈山的时候,寓中养鸟数笼,猫二三头,金鱼一玻璃缸,舍甥建业取笑我拥有海陆空三军,俨然南面之王,我亦果然颇满足于当时那个小小王国的尊荣。尤其那一缸置之书案之侧的金鱼更得我的爱好。看它们红鳞闪闪,游泳绿波碧藻之间,写作之余,怡然坐对可以休息目力,洗涤精神的滞倦。这正是当代自负为前进的文学家所诟病的有闲阶级的生活。但连这一点所费无多,又是自己劳力换来的小小享乐都不许享有,人生也未免太可怜了。他们的教训,恕我顽冥不灵,不能接受。
       青岛的水族馆在我国素负盛名,华北各大学生物系学生举行临海采集标本的旅行时,必至此馆参考。武汉大学距离青岛颇远,但生物系毕业前若不到这个水族馆来拜访一回,也像缺了典似的。我们今日既到了这馆的门前,当然不肯失之交臂,所以当时即买票进门。
       才进得大门,便看见一条大鱼的标本陈列在迎面处,令人赫然一惊。这条鱼长约二丈,无鳞甲,浑身黑色,嘴长而尖,上下腭两排雪白的牙齿,像是异常锋利。鱼架旁注有拉丁学名,惜不能认识,不知道是鲨鱼呢?还是鲸鱼?对着这条大鱼,我不免想起古书上那些关于巨鳞的记载。像《庄子·逍遥游》里所提到的那个“北冥之鲲”,乃“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鸟变的,当然是大极了;《列子》又有背负周围数万里员峤和蓬莱的巨鳌,那身裁也不知究竟多少长,多少大,想比之鲲鱼更有过之无不及。魏武帝《四时食制》,言“东海有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鲲,死时膏流九顷”。木华《海赋》,形容横海之鲸“巨麟插云,髻鬣刺天,颅骨成岳,流膏为涧”。古人又有“三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之谣。《唐人小说》更有一有趣故事,说有一群遭风的海客,泊舟于一大岛,携炊具上岛治食,饭尚未熟,忽见岛渐移动,悟在大鱼脊上,急登舟解缆而逃,其不及下者均遭溺毙。这与《天方夜谭》某一节故事完全相仿,当是由波斯贾客传来。现在我们凭了实际的考察,知道海中最大的动物乃是鲸鱼,称为海洋之王,其长也不过四五丈到七八丈而止,像古人记载中所言这类如山如岳的大鱼,只能当作神话看待。我们对于古人那种“轻信”的态度,觉得他们太愚蠢可笑。说句老实话,我们的祖先原是大陆居民,不知海洋方面的一切,他们关于海洋的想象这样虚渺荒唐,夸诞失实,本也是颇可原谅的。不过人类精神粮食,除了“知识”以外,是否还需要点别的东西?现代的摄影和电影,可以教我们认识热带的猛狮,大象、毒蛇、巨鳄;可以教我们见到北极的熊,冰海的豹。但终日生活于幻想中,好奇心又过于强烈的我,总觉得不大满足。我常希望神话中那些奇怪的动物实际存在,听说我们这时代的深海之下也还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也许还有像古人所说的身长千里,眼如日月的大水族潜伏其间。我只有盼望深水探险的早日成功,带给我以这类可喜可惊的报告了。
       离开那尾大鱼,转进几条甬道,便到了养鱼的地方,这是水族馆中心所在。所有养鱼池都用寸许厚的整块玻璃砌成,上下设有暗管,灌以源源其来的新鲜海水。每池一间,蓄养海洋生物一种或二种,池约数十间,生物亦有百余种之多。我所能认识的只有水母、带鱼、章鱼、乌贼、龙虾、海蟹,其余则觉看着好玩,却都叫不出名字。晶莹明澈的玻池,绿沉沉的海水,映着屋顶射下黄色的阳光,光线配得异常柔和,有镂金错碧之悦目,而水势活动,又加了一种可爱的说不出来的变幻与空灵。水中各色各种的鱼,更令人目不暇接。仔细辨认,有的鳞甲灿然,有似洪炉中才倾出来的金液;有的透明如水晶,脏腑似乎隐约可数;有的黑质白章,鲜明可爱,完全粗线条作风;有的身如衣带,行动时摇曳生姿;有的有首无身,有似旋转的车轮;有的红若丹砂,有的青如蓝靛;有的皓白如雪,有的黝黑如墨。成群结队,圉圉洋洋,在这个小天地里,享受它们生存的利权,和那应得的一份快乐。在水族馆看了这种洋洋大观,我觉得家中那个小玻缸里的几条小鱼,真是不足道矣了。所以我的鼻子胶住在
那玻璃池壁上,再也舍不得走开。大家笑我在学庄子濠梁之羡,我只觉得庄子所见濠梁之鱼,未必能如我之多,也未必如此清楚,他还应当羡我。不过水族馆也有它的奇怪处,我们眼睛对着那oe漾不绝的海水为时略久,便觉玻璃池一上一下,起了动摇,你便觉得头目晕眩,甚至胸头一阵阵向上翻而支持不住,这时候你就不愿意离开,也非离开不可了。
       我们这个空间归鸟类占领,陆地归人与兽,海洋则归鱼类。我们发明了飞机,算已分了鸟类的一席地,但我们还不能在空中建造房舍。假如能像古代印度人所想象的诸天宫殿一样,七宝庄严,弹指涌现,浮在空中,有似如如不动的五彩祥云,既可自由迁移,又可随意大小,人居其中,岂不写意之至!至于筑屋海底,或如印度人所想象的富丽堂皇的龙宫,或如中国古代楚民族所描写的河伯湘夫人的居处,或如魏晋文人所传说的渊客鲛人的宫馆,也无不奇趣横溢,生面别开。
       将来我们在海底造起无数珠宫贝阙,蕙宇荷亭,一住就可住上一年半载,呼吸问题不必愁,那时压积氧气的制造一定更形进步,不必像现代海底探险者戴上那怪样的面罩或佩带什么笨重的瓶子了。光线问题也不必虑,我们并不希罕那照乘的明珠,夜光的巨璧,那些东西也未见得如何明亮,人工造的五色缤纷的电光,照耀水晶宫殿里,不但可以让你自由读书写字,还可以引诱无数殊形异状,美妙绝伦的水族,围绕在屋子四周,在透明的墙壁外游来游去,供你赏玩。你高兴时,可以开了门走出去,在青萍紫藻间与那些文鱼一同游泳,不然,便到珊瑚林中散散步,金砂平铺的地上打打球。那时我们的生活,真有讲不出的美丽,说不完的享受,形容不出的画意诗情,这才叫做丰富的人生。
       一个人平时住在陆地上,夏季或移居空中,或潜身海底,海陆空三界都归我们权力的支配,那才不愧为万物之灵。假如科学不制造杀人的利器,而专就人类福利的目标,求其进步,我想这个古代诗人的梦想,在不久的将来便有实现的可能。

八 五只妖龟

       三弟季眉在世时,曾在上海同济中学读过几年德文。不知所谓宣传果然有效呢?还是日尔曼民族确有大可佩服之处?总之,他信了德籍教师们的话,一讲到德国便什么都好。尤其羡慕德国的军国主义。整天夸赞他们海陆军如何强大,克虏伯炮厂出品如何精良,西柏林飞艇如何厉害,威廉第二如何英武。是的,我还记得他学着他的教师口吻,叫威廉第二做“凯撒”。“凯撒”在他心目中俨然是位神。希特拉上台,一切轰轰烈烈的复兴德国的伟绩,他都看不见了,不然,他也许是C字旗下一位忠实信徒吧。我想∏嗟*炮台工程的巧妙,我也曾从三弟口中得悉,今天既亲到青岛,如何能不去瞻仰一回?岛上炮台很多,而德人经之营之不遗余力的却是汇泉海峡上那几座,因为汇泉前临大海,是胶州湾第一重门户。汇泉离海水浴场不远,我与周君夫妇商定,出浴场后就到那海峡上去,看看那炮台究竟好到怎样地步。
       炮台共五座,上置二十五珊加农炮二门,十五珊的加农炮三门,可惜炮身大半损坏,有的截去一半,令人想到一二·八战役后吴淞炮台惨澹的光景。每炮都带一个大铁甲,中部隆起,状如覆釜。合炮身看去又像一个伸着颈脖的大龟,所以我们戏呼之为“乌龟炮”。康说发弹之际,这万斤铁甲会旋转又会升高,发出一弹后便回到原来的位置,全由电气控制不由人力,便是瞄准,也由数十里外司令台用电传来,我听了只是吐舌,想想吧,五个屋子大的妖龟,躲在树林里,静静不动,海上仇敌来了,它们眼光霍霍,伸头四面窥探,当它们发见了仇敌的所在时,陡然四足着力,耸起那庞大的身躯,砰然一声,喷出一颗光华耀眼的宝珠,给仇敌一个出其不意的沉重的打击,又将身子伏下去。再这样来第二次,第三次……这该是何等壮观!何等吓人的景象!
       炮台下面筑有许多地室,听说军士寝室,火药库,庖厨,洗衣间,应有尽有。还有地下铁轨,电灯,电线等,可惜现在大部分被毁坏了,而且重重锁锢,游人无法进去观光。
       周先生在炮台边,给我们谈了许多日德战争的轶事。其中铿登将军故事,颇值一述。当日本进攻青岛时,德军苦战数月,寡不敌众,只好决定全体投降。独铿登将军不服,率领他自己统带的一只战舰,突破日本封锁线,且战且走,向故国驶去。一路与英日游弋的舰队,很开了几仗。又打掉许多商船,夺取粮食煤炭。直到什么地方,遇着大批英舰的包围,战到一颗子弹都不剩,才肯将白旗挂起。听说德人将此事传为美谈,早已谱为诗歌,摄上银幕,可惜我并未见。
       日本攻青岛时,德国本国败象已很显著了,北海各岸也被各国海军围得密不透风,铿登回国之不可能,他自己未尝不明白。然而凭着他那誓不做降将军的志气,斩关夺隘,突出重围,与饥饿、与严寒、与鲸波鳄浪奋斗;宁可飘泊海上做个海盗;或栖迟荒岛,与生番野人为伍,决不堕了德意志军人荣誉。这种精神,岂不令人佩服!我现在对着这萧萧废垒,对着这滚滚寒潮,对着这海上苍凉的落日,想象铿登将军雄风,不禁慨然长叹,痛中国之无此人!
       我又想到三弟,那个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崇拜者。当他住在我们故乡——安徽太平县一个名“岭下”的山村——的时候,天天将一枝旧毛瑟枪当作宝贝般放在手里把玩,并练习实弹击射,枪声将宁静的山村,震得山鸣谷应。只恨天下过于太平,没机会让他一试健儿身手。
记得一夜讹传匪警,全家惊慌失措,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却喜溢眉宇,提起他那枝擦得雪亮的沉甸甸的心爱武器,最先跑到村口去,得意地说道:
       “用那些绿林豪杰的血,今天我可以祭祭我的神枪了!”
       但是,这个精壮小伙子后来竟得一奇症而死。未死前受病魔的折磨,足足五六年之久,痛苦无法描拟。三弟本立志入军事学校,以便国家有事之秋,效命沙场,父亲却强迫他学医。他常说学医也好,将来做个军医,不过医还没有开始学,他便死了。
       咳,季眉,我亲爱的弟弟,在姊弟行中,我和你是踏肩而生的两个,所以我俩性格颇相肖似。我虽纤弱女流,而颇饶男儿气概。我也自幼好武,爱读军事小说,所憧憬的是花木兰、秦良玉、圣女贞德一辈人物。每见同胞武德的缺乏,辄引为奇耻大辱。你若不死,而且你若生在德国,你或者有成为铿登舰长第二的可能,可惜一颗军人种子落在这个土壤气候不宜的环境里,不能充分发展,而遭横折了。你的死离开目前又倏忽几年了。国难方殷,英才不寿,你姊姊今日来拜访你在世时所津津乐道的青岛汇泉岬炮台,含着眼泪忆念你,你知道也不?
       唉,可怜的幼弟,愿你灵魂安息!

九 中山公园

  青岛有九个公园,第一公园最大,自从北伐以后,青天白日的旗子飞扬到了东海之滨,它也就荣膺了“中山公园”的名号。这座公园离我们临时寓所最近,我们每天总要散步一回或两回,所以园中的一花一木,一亭一榭,无不像一部读得烂熟的书一般,了然于心目。倘使有人提起我关于青岛的回忆,第一个浮上我脑海的印象,定然是这个中山公园。由我们的住所福山路进发,走过王村路,又转过一个弯,便到公园的后门。马路两旁,都是几丈高矮,绿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大树,并且层层匝匝,一直蔓延到路基的下面,与路下斜坡所生的树林相连结。马路两边枝叶相交,形成了一条蜿蜒无穷的碧巷,也可说是一片波涛起伏的绿海,被什么法术士用神奇的逼水法,从中间逼出一条干路来。树的枝叶既如此之密而且厚,白昼亦阴翳异常,晚间虽有灯月之光,也黑魆魆地有如鬼境。我们夜间到公园散步,一定要带着电筒。为嫌路黑,有时故意绕道由那穿过体育园的文登路,走公园的前门进园。
  过了这条暗无天日的“永巷”,便是一带清池,池中满种着荷蕖。这时荷花正在盛开,一种并不醉人,而闻之却令人神清气爽的芬芳,弥漫于空气里。古人称莲为君子之花,现在我们算是游于“君子之国”。所沐浴的正是这种穆然的清风。水之中央,建有茅亭一座,通以长桥,所用木料均不去皮,既清雅而又大方,富有原始的质朴醇厚风味。这方法好像为我们中国人所独自发明,现已有被全世界园林艺术家采用的趋势。
  再过去便是植物场,木牌标明什么“樱花路”、“紫荆路”、“银杏路”、“桃杏路”,每一路辄植以同类树木千百株。譬如说是“樱花路”吧,这几百方丈的土地便压满了娇艳媚妩的日本女儿花,而紫荆路则又弥望燃烧着红焰焰的春之火了。其他松柏槐柳类推。
  以我国旧式园林家的眼光看来,也许要认为过于单调,而西洋人的园囿规制则大都如此。这种规制前文已表白过,与我个人脾胃非常相合。我以为树木天然是成林的东西,正如人天然是合群的动物一样。一株两株零星栽种的树,叫人看了,觉得怪孤单可怜,它们自己也像寂寥无趣似的。至于树一成了林,则纷披动摇,翻金弄碧,分外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树木是有树木的灵魂的,它们也有喜怒哀乐,它们也有相互间的友谊和情爱,它们也会互相谈心,互相慰藉。当它们在轻风中细语,在晨曦中微笑,在轰雷闪电,狂飚大雨中叫喊呼啸,有了气类相同的伴侣在一起,便觉得声威更壮,也更显得快乐活泼。
  本园原分植树植果两个部分,果园里种了无数苹果桃梨,这时枝头已结实累累,好像秋神倒提着“丰饶之角”,将整个大地的“富庶”和“肥沃”,在这些黄红紫白的绚烂色彩里倾泻出来。昔人畜木奴二百头,一家衣食自足,我自顾教书半生,依然青毡一领,对此能不发生恨未为老圃之叹?
  果圃以外一望都是麦田和尚未开辟的原野。我们一路走去,腰也走酸了脚也走痛了,路只是走不到头,疑心已置身郊外,但实际上仅仅走完园的一角,想周历全园,不知更该走多少路。听说青岛这个中山公园,占地约一百万平方公尺,怪不得有这么的广阔。
  西洋人建造园林,规模每甚弘大,我曾经历过的西贡公园、巴黎卢森堡、蒙莎丽、孟梭诸囿,周围都有十余里的幅员。听说美国黄石公园要坐火车游几天才得游完,更可夸为世界第一。我所见本国江浙一带有名园林,最大的不过百来亩,普通的不过十来亩。谈到园中的点缀,有的也还繁简适中,纤禣E合度,给人一种幽丽的东方情调,而大多数的*炊着一叠叠叫人耽心磕破头脑的假石山;种着十几株疏疏落落,憔悴萎黄的树木;开着一片oe鋙es发臭,蚊蚋丛生的水池;建着几座像竹扎纸糊,风吹欲倒的亭台楼阁,看在眼里,只觉得十分不自然,十分缺乏生趣。就是为一般文人学士所最欣赏的苏州愚园和狮子林;杭州西湖上那几座什么刘庄宋庄,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喜之处。
  要知道我国古代园林的制度正和西洋暗合。文王之囿方百里,汉武帝的上林苑四百余里。私人园林如汉茂陵袁广汉的园子也有四五里的面积。直到唐代,遗规尚在。杜甫游何将军山林诗,有“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石林蟠水府,百里郁苍苍”诸句,何将军此园占地之广,林木之盛,山水之真,我们是可以想象得之的。王维得宋之问别墅于辋川之上,观其与秀才裴迪唱和诸诗所述,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泮、辛夷邬之胜,虽非大块文章,也决非一丘一壑的小风月可比。我觉得从取法天然,大处落墨的园林,变迁到狭隘小巧,矫揉造作的园亭;从纵横如意,不拘形式的文字,蜕变到格律重重的骈体诗文以及八股试帖;从发扬蹈厉,进取有为的民族,堕落到以文弱为尚,病态为美的风习,同是一种莫大的退化现象,非常可悲的。

十 熊 友

  这是什么没出息的习惯,我自己也说不出,如其叫我爱人,我宁可去爱动物。举动太粗野,心理太单纯,和人周旋,往往有肆应为难之感,和动物周旋,却可以沆瀣一气,说起来也许又是那下流孩子气作怪。
  不过我也不是样样动物都爱,那整天瘫在烂泥潭里,好像生来世上除了准备吃那么一刀不再干别项事业的猪、每天晚上咋咋索索,穿塘穴壁,以扰人清梦为唯一乐事的鼠,诱惑夏娃偷撷智慧果,害得人类至今受罪的蛇,还有那些一瞥见就使人浑身肌肤起栗的毛虫、蠕虫,却很教我憎恶。虽然我们新作家曾说他可以爱林野背景里的猪,老鼠也曾得彭士欣羡,而法国高蹈派诗人对于蛇类有特殊爱好,仍然不能改变我这种偏见。
  我爱驯善的兔和羊,又不如爱凶猛的老虎和豹子。印度古圣人常以降龙伏虎为德行到家之证,中国也有“至人跨猛虎,驭之如骐骥”之说。做圣人也罢,做至人也罢,定要和野兽发生交涉,究竟为了什么?我想借此试验自己的道力,倒是第二义,借此发挥“征服欲”才是第一义。龙虎等物,都有名的难于控制,现在这庞然大物居然匍匐我们足下,伏贴地听从我们的指挥,能不使我们隐隐然感到人类的无上尊严,而发生胜利的喜悦!
  家畜中,猫可谓最虚伪而且无良了。但数千年来它竟在人类家庭里占了一个优美的位置,说单单为了它善于捕鼠?不,不,我个人之爱猫,便存了另一种心理。我想到那深山大泽长林丰草之间的猛虎,一啸而风生,眼光一射而百兽震恐失次,真个威风八面;现在看见这具体而微的虎,依依餐桌底,或缩成一团睡在火炉边,当你用手轻轻摩抚它脊毛时,它就拱起背,竖起尾巴,呜呜地柔声叫着;当你从外边归来时,它会迎到门边,用一种谄媚姿式,把头在你脚上擦个不住,表示同你亲昵,你如何能不高兴?如何能不感到人为万物之灵那句话的实在?虽然,这种优越感有点可怜,有点自欺,然而优越感总还是优越感呀!
  西洋人将长毛小狗剪去身上的毛,单留头部不剪,让它长鬣骙鬠的像狮子模样,出门时随带身畔。又听说西洋摩登妇女喜欢牵着鳄鱼在街上走,这或者可说是我们爱猫心理之一种解释。
  中山公园动物部有一头黑熊,被囚已不知几年,似乎很上了年纪,毛皮憔悴,走路蹒跚,挪一步都像很吃力。青岛夏季原算得清凉,而从寒带来的它,似已不胜炎威之重压,每天我们游园时,总看见它将那片鲜红的舌头拖在唇外,吁吁地喘着气。有时热得没办法,便在树荫里,四脚朝天仰面睡着,那四只脚伸得笔直正似四根石柱,看了会教你疑心小儿顽耍的绒熊被人翻转来搁着似的,不由得要发笑。
  不知为什么我同这头老熊竟发生一种情谊。我爱它那笨重的身体,浑圆的四肢,巨大的颈脖和那颔下一圈发金光的黄毛。你别瞧它这样痴肥臃肿,以为它别无作为,它一掌打来,可以将你打成一个肉饼,嘴一拱,可以倒掉一株树,然而它的外表,却又这样温和良善,有如一只绵羊。真正的“力”是应该威而不猛的,应该有所谓“宽仁以教,不报无道”的气度的。动物里的熊,我以为算得“力的象征。”
  这头大熊却爱吃细巧的花生,游客每在笼旁杂食担上买来喂它。花生从铁笼缝里撒进,撒了个满地,它会一粒一粒拾起来吃,一粒也不遗漏,有时人家故意同它开玩笑,将花生摆在笼外边,让它可望而不可即,空咽馋涎。然而它却会不慌不忙地打网缝里伸出爪慢慢地钩,再伸出舌头舐了去。它的舌头极灵活,能帮助它做许多事,好像象的鼻子,正可以补足它身躯笨重的缺点。
  它的口粮似乎不足,常向游客乞食。一日清晨,我到园散步,看见园丁送来熊粮:三四个窝窝头,五六个烂桃子,一撮焦黄菜叶,便算它一天充饥之物。怪不得它这样龙钟潦倒,食物关系,怕还在年龄关系之上呢。自从我发现这哑朋友痛苦之后,每天总要带几个馒头一包花生来喂它,我又知道它爱吃榆叶,常常在自己园子里采了大捧大捧的嫩榆叶,掷入铁笼,供它大嚼。它的灵性并不差,不到几天,便认识我们了。每回见我们走近笼边,便起身表示欢迎,乖乖地像一只家犬似蹲在那里等候我们布施。喂熊,成了我岛居唯一功课,兼不多每天要去拜访它一次。康笑我俩是好朋友“今天不去拜访你的朋友吗?”“喂!快去公园吧,你的朋友等得你心焦了!”他常用很庄重的口吻这样说着,旁人听了还以为我真有一位什么朋友住在公园里。
  有友如此,决非耻辱,所以康的戏谑,我也直受不辞。朋友,想你年青而自由的时候,出没冰天雪地,通红的眼光,像两把炬火燃烧在黑夜中。当你踱着方步从林中出现时,最大胆的猎人也会吓青了脸,将猎枪掉在地上。现在你这位北极圈中的兽王,竟被关闭在一个局促的笼里,忍受园丁的冒剥,顽童的戏弄,挨着绵绵无尽的寂寞岁月,你是一位落魄的英雄,你也是一位暮年的烈士,我们友谊也许就建立在同情上吧。可惜我不能在青岛久居,维持友谊于永久,再来时也许你已残生莫保,这如何能不使我现在更加怜悯你。唉!可怜的朋友!

十一 太平山顶

  由中山公园往东走可达太平山。
  这座山高不过海拔一百五十余公尺,与湛山、青岛山毗连。青岛中部多属丘陵地带,太平山在这一带丘陵中算是异军突起的一座,我们游过中山公园以后,自然要顺便去玩玩。
  沿山有马路可通汽车,石壁苍苔蒙密,杂以深黄浅紫的野卉,如山灵张宴,铺设着一条条彩色斑斓的锦毡毯。有时汽车过处,峭壁倒垂着一大蓬茎叶狭长,形似菖蒲之类的草儿,伸出温柔的手指,轻轻摩抚车顶,和车中士女道“日安”,而车中士女也可以自窗中伸出手去,顺便攀摘一串丹砂似的山果,或一枝鲜红的枫叶,带着一腔的喜悦和满车的清香回去。

  整个青岛是一个世外桃源,这条山路,更能给人以清幽寂静之趣。走到这里便觉得应该抖落一襟凡尘,抱着完全宁谧纯洁的心情攀登绝顶,去与庄严雄丽的大自然晤对。
  我和康携着手沿着山路缓缓步行而进。转弯时,忽见数步外有一绳索般的东西在连连摆动。走进了一看,原来是一条长不满两尺的青色小蛇,肚皮裂开,脏腑粘在石路上,想走又走不脱,听见人的脚步声走近,更觉警惶,更拚命将身乱掣。这分明是刚才驶过去的汽车压伤的。可怜呀,它被糜烂的血肉牢牢胶在地上像被钉子钉在那里似的,虽极力挣扎,哪里挣扎得动!
  爬虫中,蛇和蜥蜴的眼睛好像生得与人类的眼睛相像,它们看人时,有思想,有情感,它们的舌头不会和人交谈,它们的眼睛却会和人说话。
  这条小蛇,该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人说蛇眼最阴毒可怕,而这小蛇对人望着时,眼光却显得那么天真,那么温驯可爱。它因走不脱,举头对我们望着,我好像看见它满眼溢着乞怜求助的泪!
  我平日憎恶蛇类的观念,一扫而空,折下石壁间一枝小树枝,想将它轻轻拨入路旁草中。这类下等动物再生能力极强,也许它可以救得性命。
  我尚未走近,呜呜汽笛声中,又一辆汽车,风驰电掣而来,车轮恰从蛇身一辗而过。已损伤的芦苇,再被狂风一卷,这回完全断折了!
  我不忍卒视,掩面走开,心底涌起了对近代物质文明的诅咒。假使这石路上来往的是缓缓推动的薄笨车,这小小生物何致于如此惨死!
  我们爬上了太平山的绝顶。
  山顶从前好像是座广大园林,于今荒废了。但建筑物所遗废址尚多,山冈一带都是花岗石砌成的墙脚,墙上是雕镂精致,但已断缺的白石栏杆,还有些花坛喷池的残迹。嘉树仍自青葱,榛莽中,无主的名花,虽还能以嫣然的笑靥向人,已不禁流露楚楚可怜之态。
  这是谁家的亭苑,竟有这样宏壮的规模,莫非是德国人给他们皇太子所预备的行宫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四年有半。许多强国倒下去,许多衰微的民族兴起,回黄转绿,世运变迁,这区区太平山顶昔日金碧的楼台,化为今朝的荒烟蔓草,也只算是盛衰之常,我们又何须为此而感叹欷s[,支付过多的情感。
  太平山果然不愧是青岛的主峰,我们踞坐峰顶,海山如画,尽收眼底。青岛市万瓦鳞次,衢道纵横,好像陈列几间的石膏都市模型。若不是那络绎不断四处奔忙的车马,和风送来的阵阵市嚣,这容纳五十万人口的大城,我一定要误当它不过是一座供人赏玩的案头清供。远处碧澄澄的大海映在夕阳光中,好像是睡着了,不涌半点波澜,若非水面上下回翔的白鸥,我也要错认是悬挂龙宫里的图画——一幅出于仙笔的“海山落日图”。
  白鸥,你们是诗人所艳羡的最清闲的鸟,你们现在究竟忙些什么呢?
  我们感受天风,衣袂飘举,颇有轩轩霞举之想。
  清都难道一定要觅于上界?善于享受自然美景者,在这五浊世界中,仍可建设他的琼楼玉宇。我们觉得在这山巅布置园亭的那个德国人,果然具有雅人深致,不是诗人,定是文学家。
  我们在山头眺瞩良久,又历阶而下,想在那座废苑里再徘徊一回。忽见某处石墙上有一圆形的窟窿,说是排水道的出口,太大;说是窗子,又太小,竟不知它有何用途。一路寻觅过去,同样的窟窿竟有六七处,不过高下历落,向背也复不同,并有浓密的花木掩蔽,不留心搜求,是不容易发现的。
  康究竟是个学工程的人,告诉我这是炮台,每一窟窿,从前都有炮口伸出。这座太平山四面都对着大海,所以德国人要在这山顶建设防御工事。不止太平山一处,青岛市内的几座小山如贮水山、青岛山、团岛、湛山、鱼山、芙蓉山,凡地势略高,可以俯瞰海面的,没有一处没有战垒的建筑。
  听了这些话,我呆了半晌。我好像从上界仙都一交跌于凡浊的尘世,不,比尘世还等而下之,竟一交跌落于修罗狱。眼前亭亭直上的刺柏,变成了一座刀山,劲直的剑兰,变成了阴森的剑树。红得像美人酡颜的玫瑰花大理菊之类,又成了铁床油鼎间乱喷出来的火焰。林间好鸟的娇啼,不再悠扬悦耳,听去却好像狱底受罪者的宛转呻吟。
  文明的白种人原来曾这样同自然开玩笑。竟想把这样大好的园亭作为炮台的伪饰。更忍心于乱红禣E绿间,埋藏着彰瓷钕盏纳被*
  前天我参观汇泉峡的炮台,对于日尔曼人的科学文化和铿登舰长的尚武精神,尚再三致其赞叹与钦慕,现在我的思想忽然改变了,又想起一小时前所见那青色小蛇的悲剧,我对于白种人的物质文明更加深了一层憎恶。
  我不愿在太平山顶再作片刻的停留了!

十二 几作波臣

  我和康差不多每日下午便去汇泉海水浴场消磨两个钟头。实际上躺在沙滩上作日光浴的时候为多,下水也只是将身体浸泡一阵,说不上什么游泳。康的泳术比我高明,不过病后体弱,没有气力久游。我则仰泳、俯泳、侧泳、潜泳,虽说都会,姿式则没一样对,只能随意浮拍水中,祛暑遣闷而已。
  但这一天我单独作海水浴,却几乎遭了没顶之忧。
  汇泉浴场除了许多五光十色的橡皮艇、小木船、小汽艇以外,还有浮站。那是一块上面可坐十几个人的大木排用什么链子或铁锚之类,系定于距离沙滩三四十丈的海面。泳客在这木排上学习跳跃入水的姿势。游倦了则爬上来或躺或坐,随意休息。有人还带了点心去吃,带了烟去抽。
  康这天和朋友有约会,我独自到浴场,照平日习惯,游泳过半小时以后,便上木排休息。休息够了再下水。
  平日下水,我都是先伸下脚,然后徐徐自木排边坠下全身,全身坠下后,放平身体再游。今天因康不在身畔,没人在耳边唠叨,我的行动可以自由些了,忽然想来一个倒跳入水。站在木排的边沿,两臂向前合拢,头朝下,脚朝上,像投入古潭的青蛙,一掷而下。
  忽然头顶受了一下沉重的打击,至少几秒钟间我是失去了知觉。
  再浮出来时,我仰卧波面,微微睁服,看见上面蔚蓝无际的天空,有几朵白云,徐徐移动,完全想不起置身何境。几十年生命的痕迹泯灭无余,宇宙万物虽客观地存在,与我也毫无干涉,这时的心灵整个成了空白,这或者便是那所谓白痴者的心理状态,不然便是初开眼看见天光的婴儿精神形况。
  这样浮在水上,究竟经过了一分钟还是五分钟呢,也弄不清楚了。听见海浪的喧腾,木排上男女泳客的笑语,又忽然想到刚才跳水的事,挣扎着爬上木排,自觉头顶隐隐作痛,用手一摸,顶心肿起一块半个馒头高的疙瘩,才知自己是受伤了。
  原来这一天浮站位置改变,离岸不过十余丈,海水深亦不过五六尺,我索性粗疏,未曾注意,猛然倒跳入水,头顶抵及水底的沙滩,力量有相当的大,所以撞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幸而水底没有石头之属,否则脑子一定开花,浮上来的不仅是一个失去知觉的我,而将是一具带血的尸身。我喜欢水,但好几次几乎把性命送在水里。
  第一次是民国廿一年间与从妹爱兰夫妇及中学时代同班的周莲溪同赴普陀避暑。那时我们都不会游泳,每到千步金沙看别人游,心里有说不出的歆羡。一天,我和莲溪决定下水试试。我们向同居佛院的女客各借了一件游泳衣,带了三条联结在一起的捆铺盖的麻索,哪个下水,便将麻索牢系腰间,一头则掌握在留在岸上的同伴手里。我和莲溪轮流下水,轮到我最后一次时,晚潮已起,来势汹汹,我自顶至踵已完全没入浪花里。大家叫我上岸,我却偏偏更向水深处走去。突然一个巨大的退潮将我像片落叶般轻轻一卷,势将把我卷向那浩淼无际的海心而去,我两脚拚命想向下踏,却踏不到实地,身子像个软木瓶塞在水面上荡漾不定,才吓得大声叫唤起来。岸上的莲溪等三人也骇慌了,三人并力拚命收绳,才把我横拖倒曳,掣上了岸。大家都说:“危险!危险!我们竟不知海潮的力量有这么大,几乎连我们三人都带下海了!”那一次倘使麻索断绝,我之随波而去也无疑。
  第二年,珞珈东湖游泳池成立,一个女体育教员陈先生,自己想学游泳,天天怂恿我下水陪她。
  记得那天我入池时,先自岸边浅处逐步试探前进,到了水深及腰之际,将身子在水面一扑,以为放平了便可自然浮起。谁知不会水的人,入水是不会浮的,不但不浮,而且向下沉。幸有男体育教员刘某立在岸旁,急步跳入水中,将我一把拉起,除了喝几口水以外,倒也毫发无损。但我的“莽撞”之名,竟传遍全校,人家传述这件事的时候,还凭空增饰若干枝叶,说那回我已淹得死去,获救上岸后,曾经校医注射过一针强心针,才回过气来的。于是不惟相好的同事,见面要殷勤慰问一番,远道的朋友还有写信来提这件事者:或劝我不可再冒险,或庆贺我遭难不死,必有后福,弄得我既好气又好笑。
  学游泳想好不容易,浮起则并不难,我只下水两次便会浮了。会浮以后,自觉身体变成了一个气囊,再也沉不下去。我可以躺在水面打滚,接连打十几个,像滚在一床棉被上;我可以半浮水中,钻过女同伴的臂圈或胯间作为决赌,以钻过的次数的多寡来定胜负;我可以屏住呼吸,潜入水中丈许之深,再像一条梭子鱼似的在那丛生的水草之间,穿来穿去。那类水草自水底泥沙生出,亭亭而上,有似盘绕索上袅娜多姿的茑萝,到距离水面尺余之间便不再向上长了。湖水本来清澈如水晶,衬以翠绿的草色,又变成了奇光逼人的水苍玉。若有太阳光线,自上穿漏,则又如黄金溶液倾入碧琉璃海,红黄青白,晕成无数层次浅深的色彩,景致之秀丽灵幻,更无法可以形容。不过你倘不亲自潜入水中,也领略不到这“水底森林”的妙趣。所以我觉得游泳是最好的运动,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住在珞珈山的人,无不欢喜游泳,我个人夏季必有一半光阴消磨在东湖里,那也是不足为怪的事。
  我觉得一个人学游泳,既然会浮了,游到深水里去,或游到几里外去,似乎都无妨碍。疲乏了,便平卧水面休息一会。甚至睡他一觉,横竖是不会沉下的。既不下沉,则又何来性命的危险?所以当武大体育主任袁先生再三劝我谨慎时,总觉得他多事。某一次见他自本校游泳池游到对湖的岸上,预雇一小船,紧紧跟在脚后,又笑他太胆小。
  袁先生因自己身为体育主任,对于全校学游泳的师生,负有指导之责,当然也负有我们生命之责。故此他对我这个“冒失鬼”最感头痛,常讲述一些溺水的故事来警戒我,有时又编造恶梦来吓我——譬如他梦见我溺死之类,可是还不能使我稍具戒心,因为我的胆量是太大了,而东湖湖水也太富于诱惑性了。
  有时候,为了仰面游泳,不辨方向,往往游到深水范围里。别人处此境地,陡然一吓,手忙脚乱,或者真的会酿成意外,我这个不怕雷的聋子,偏能镇定不惊,慢慢游回原处。

  我在东湖曾遭遇多次的危机,都因不知惧怕而避免。
  后来东湖接连出事,死者都是很会游泳的人,我才知水中勾当的凶险。原来人到水中,最怕的是脚抽筋;或者全身突然虚脱;或者下沉时,偶然呼出一口气,任你泳术如何高妙,再也莫想浮上来;又或者下沉太久,气闷胸中,肺部炸裂而死——所以这类溺死者腹中并无滴水。还有各种缘故,不可胜述。这才知道善游泳如袁先生而尚不敢掉以轻心者,原有他的道理。
  我这次在汇泉浴场的遭遇,也是够险的,这条性命总算是白捡回来的,以后游泳不能再像以前那末大意了。

十三 万国公墓

  青岛的万国公墓位置于中山公园正北的一座小小山冈上,距离我们居住的福山路二号不过廿分钟的路程,我和康曾去巡礼过一次。
  一天自汇泉浴场回寓,看看时间尚早,我向康提议同到那公墓散散步,好享受一个清绝的黄昏。康脸露不乐之色,说道:
  “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偏偏要去公墓。谢谢吧,我怕鬼,你不怕,你独个儿去好了。”

  一个满脑子装着科学原理的人,居然相信有鬼,并且怕鬼,未免有点滑稽;而且鬼要半夜时才敢出现,现在还不是时候哪。不过我也懂得康的心理,他久病始愈,元气还未盛旺,叫他到那白杨萧萧,四无人迹的墓地,与陈死人无言相对,也难怪他心里不自在,我也就不再强他,独自带着一件薄绒衫子,取道上山,不多时便到了目的地。
  这座墓园,面积不算太大,大小坟墓,已塞得满满,后死的人想在这美丽的墓园再占一穴之地,已很不容易了。那些坟墓型式的设计,都匠心独运,无一雷同,白石琢成的十字架,磨聋得晶莹似玉,镌刻着金色铭记,映在夕阳光里,灿烂生辉。架上钉有救主苦像的,我知墓中人是个天主教友;作叠十字形的,我知死者是个希腊正教徒;普通十字当然代表耶教徒的信仰。背插双翼秀美可爱的天使,所守护着的一定是个和他一样纯洁的小灵魂,半缺的丰碑和断折的圆柱,象征功业已成而享年不久的伟大人物。那边一座白石玲珑,砌造不久的芳坟,看碑文是位年华双十的小姐,坟头上搁着一个新花圈,是鲜艳的玫瑰缀成,当是她生前情人奉献的。那红得断肠半蔫的花瓣上似铭泐着永不磨灭的爱情,和永隔人天的幽恨。
  这是谁家的爱侣,竟于绮年玉貌,前途似锦之时,撒手人寰,长眠此地呢?这边又有个小坟,天使的石指头上也挂着一串素馨花编成的小小花环,在晚风里摇曳。这当是一位做母亲的人,怕她孩子躺在这里太寂寞,特别带这个来安慰他的吧。无情的黄土,可以吞噬世上任何人,却阻挡不了情人两心的相偎,和慈母泪痕的注滴。

    “爱”,将生和死扭成一个环。
  “爱”虽不能教生命永久延续,但却能教生命永久存在。“死人活在生者的记忆里。”一位欧洲作家不是曾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吗?
  记得游历巴黎时,因法国人编的巴黎指南将墓地也列为名胜之一,用以招徕游客。我也曾于巴黎郊外那三区著名墓地观光过。面积当然都比青岛这一个广阔几十倍。细草绵芊,绿荫掩映,玉碑林立,一望无际,每一坟头都种植奇葩数种,满眼云蒸霞蔚,哪里像是死人所居,简直是座花园,或者可说是个仙圃。“死亡”是个阴惨的字眼,“坟墓”也和“凄凉”、“寥寂”的观念相联结,而西洋人偏把墓地收拾得这么风光旖旎,淑气融和。“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我以为死在巴黎,应该比扬州更幸福。
  不过死在巴黎便认为可以在这座“佳城”永久落籍,那想法也是错误的。巴黎全市有数百万市民,每天死亡者以百计千计,墓地仅有三区,哪里容纳得下?除非死者家属曾出重金买下了一穴之地,其余则仅能暂时在这里寄葬一下。一二年后,便须由家属将尸骨领回,装在一个坛子或小箱里,另埋他处,再过几时,那另埋之地又须让位给新鬼了。巴黎人怎样永久安置他们的死者,我尚没有仔细打听,总之像我们对祖茔之挂钱浇酒,春秋祭扫那一份虔诚,他们的社会是不会有的。
  我又想起了法国名人的坟墓。
  一代英雄拿破仑在巴黎有他单独的陵寝,游历花都者谁不曾去凭吊一番?历史著名人物则归骨于巴黎的万神庙。墓设地底,石穴幽深,每穴睡名人两三不等。甬道设有紫色的虹霓管,映着青色石壁,浮漾着一种梦幻似的光,墓穴里也有光线黯淡的各色电灯照映着。穿着制服的向导,带着一大批游客,穿行甬道间,每到一石穴的门口,便停住脚,大声将里面睡着名人姓名及死生年月报出。好像村塾学童背书,信口如流,却不知书中说的究竟是些什么话。游客则翘起脚尖,向墓中名人所睡的角落,投以一瞥,算对那些名人奉上心香一瓣。这样一批一批地走过,每天总有数十或数百批游客,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进万神斋瞻仰须买票,这些死了的名人每年要替政府赚一笔很大的钱。
  外国又有埋骨寺院之俗。有名的主教及寺院所属的藩主、贵族或社会有名人士总葬在礼拜堂内部的地下,上覆以刻着名姓的石板一方,每天让游人在那石板上作无尽止的践踏。那有石棺石停的,棺上刻着死者全身甲胄,合掌当胸的卧像,这都是古代有名的战士。也有什么勋爵、贵夫人之流,棺材都嵌在大寺各小堂的壁里,棺的上部镌刻他们的遗像或圣经故事,不像战士卧像的笨气可掬,有的雕刻出于名手,极为精工。
  外国人以为死人葬身此类环境,才算备极哀荣,我却觉得深为可厌。我想一个人在这扰扰红尘的世界里忙碌上几十年,不是为名,便是为利;不是对社会尽义务,便是为子孙作打算。每日车尘马迹,来去奔波,膏火熬煎,无时或息,做人难道还不够苦?等到他呼出最后一口气,难道不该让他休息?还要将他的遗蜕展览于公众地点,让灯光永远照耀着,名字儿被人永远叫唤着,死者眼根耳根,万古千秋也不得清净,我想这些名人的鬼魂也该早已被逼得发了疯吧。
  我以为人死以后,顶好像红楼梦宝二爷所说,化成了一阵轻烟,风一吹,便散尽了。从此世界上再寻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人死化烟究竟是怡红公子的痴想,那么像某女作家所说,装在一具水晶棺内,用小船运到海心,在曼长凄恻的挽歌声里,徐徐放下水中。万顷澄波,一天明月,一个人从此去了,永远和这可厌的尘寰告别了。这种葬礼,果然富于诗意。我希望这个理想有实现的一天。
  我的思想永远是矛盾的。刚才我还觉得死人应该活在生者的忆念里,现在又觉得这想法的可笑。我既憎恶外国人处置名人遗骨的作法,则这种幽丽的墓地是多余的,存在于活人忆念里也是多余的了。生命是件无可推诿的苦差,交代后,便该让我自由,再牵藤攀葛同活人发生关系,甚至供活人去利用,我可非常不乐意啊!

十四 太平角之午

  青岛最高的太平山迤逶引向东南成为太平角的一个土股,像一只靴子似的伸入海中。不过这只靴子和意大利的那只不同。意大利的是摩登女郎的高跟鞋,还带着一截肤光致致的玉胫;而太平角呢,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做官人所穿的臃肿的朝靴罢了。因其地势偏僻,而风景清幽,故也成为游览胜境。
  周君夫妇今日作东,请我们到那只朝靴上辟克匿克,以道路较远,雇了辆马车去。我们所乘的虽说是“马车”,倘用孔老夫子“必也正名乎”的逻辑来“正”它一下,则这二字便发生语病。车子虽然驾着两匹马,一匹名符其实的马,一匹却是长耳公。不过身材也有马一般高大雄壮,原来是北方最得用的牲口——骡。
  我初次看到这种车制甚以为奇,不知何故要如此。周君为作以下的解释:
  “青岛本是由一座荒山开辟出来的,全城的地势坡陀起伏,虽说处处筑有光滑坚实的柏油马路,车辆通行仍然感觉困难。因此这里马车的制度也别出心裁,一骡一马相配。骡取其耐远负重,马则取其力大能爬山坡。我对周夫人说: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火炭汽车,马的作用,就是升高时临时灌进去的汽油,她为之大笑。
  我们自福山路出发,到中山路买了些面包、糖食、水果,然后折回,沿海岸向目的地驶去。一路景物幽美,比城市中心一带的果然另有一种韵致。
  因为动身的时候原已不早,我们到太平角已上午十一点左右。
  沿角一带海岸崖石,峥嵘竞秀,又是汇泉浴场所无。有一处景色更为特别。一座大崖,崛起于平地,高约十数丈,远望似一朵吐自海面的紫云,近视则石色黝然,棱棱如积铁,还带着斑剥陆离黄色的铁锈,我怀疑它是属于矿物质,并非真的石头。听说天空陨石常为铁质,这块大石是从万万里外太空飞来的吗?
  这座崖石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巨灵”,虽生根岸边,却掉转身子,向海而坐,并向海倾斜,有几丈长的斜度。似乎憎厌这凡浊的世界,傲然掉头不视,只顾俯下他那庞大的身躯,在海水里洗濯他的足。
  我们的马车便停在这位巨灵的背后。吃了带来的午点。看这块崖石高得可爱,我忽然发生爬上去的欲望。康和周君劝阻不住,顷刻间,我已高高踞坐在巨人的肩头了。周夫人看得高兴,请她丈夫搀扶着,慢慢地也爬了上来,与我并肩而坐。康携有周君的摄影机,为我们摄取了一张影片,以作此游纪念。
  海浪自崖底扑来,一阵急、一阵缓、一阵高、一阵低、一阵过去了,一阵又来,打在巨灵的足上,迸起丈许高的浪花,映着日光,闪闪的虹光霓彩,耀花人的眼睛,而镑镑如雾的水点,扑到人脸上,又把人灵魂都凉透了!
  浪花如万道银蛇争取食物,互相推着、挤着、翻滚着、纠缠着,呀,它们想是饿急了,抢不到目标,竟在自己群里斗争起来了。它们用锐利的齿牙,互相噬啮,互相吞啖,一直到喷沐四溅,鳞甲纷飞;一直到力尽精疲,才嗒然若丧地退去。
  那巨人却永远沉默地坐着,只顾低头在海水里,洗濯他那永远洗不完的足。对于这一切,他既无所睹,亦无所闻。我坐在崖石上,放眼四顾,看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景色。这时候正当午刻,当顶一轮旭日,放射万里皎洁的晴光。天色是正蓝的,海水也是正蓝;天上仅有几朵白云,海上也仅有几叶白帆。这颜色在一个庸俗画工笔底涂出,也许太单调,不能起人美感;而大造化工之笔,却将它点染得异样的壮丽、秀美、庄严、灿烂。
  这是盛夏正午之景。
       一日之内,昏昼六时,气温、色彩、情调,是一组音节参差的音阶。以目前夏季的一日而论:那乍诞自露珠莹莹,新叶吐香间的初晓;那树影摇碧、好鸟乱啼,空气滋润尚带夜凉的清晨,都是温柔的旋律,为我们所乐于消受的。而蝉声已繁,炎威尚未大盛的上午,也还悦耳。从此以下,时间的琴键所流出的调子,便重滞起来,艰涩起来,应该用飞快的拍子,滑过这一段乐谱上的音符,直等到那晚峦酽紫,青霭满林,凉风袅袅起于天末的薄暮,和那空气里织满乱飞的蝙蝠,夜色愈酿愈浓的黄昏,乐调才又转为柔和了。等到虫声盈耳,繁星满天的良夜;或罗扇轻挥,夜凉如水的清宵到来,才达到最美妙的阶段。

       夏季每个日子应该是最悠扬动听的小夜曲!
       这时候,地球的母亲在烈日之下,走完了她一天疲乏的旅行,好像已停止在轨道上休息(虽然地球是没有一秒钟停止的),万物都自梦中遽然苏醒过来,我们的生命也像有了个重新开始。“俾昼作夜”,“晨昏颠倒”,是我们骂堕落之人的话,但在夏季,我们应该找时间大神去商量,不,找习惯观念去商量便够了。我们应把“昼”的观念赋予“夜”,而以“夜”的观念赋予“昼”,假如昼代表动作,夜代表休息的话。
       在夏季,有谁欢喜正午的白昼呢?这时候,阿波罗的金车正走到黄道顶点之顶点,挟着最高热度强烈的光辉,暴雨般倾泻在大地上,谁能受得了呢?我们躲在深堂曲室里,还要手倦抛书,昏腾欲睡,又何况置身野外呢?
       但是,我在青岛的太平角却领略了一个盛夏正午的美景。
       整个空间,除了“光明”似乎更无别物。造化的元气是这末的淋漓浩瀚;这末的涵盖万有,弥纶六合,令我们渺小的人类只有低头膜拜,更无言语可以赞叹。
       这是佛书上的“光明之域!”这是但丁《神曲》第九重天上的上帝所居的万福的“水晶之海”!

十五 海崖上的谜语

       青岛规模较大的浴场一共有五个,第五浴场好像被家庭排斥出去的孽子,只好孤独地在胶州湾里另立门户。其余四个则排列在一条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踪迹密迩,呼吸相通,像是和睦不过。
       这四个浴场是四枝婀娜轻盈的姊妹花。大姐便是我们常去游泳的汇泉浴场。二姐在太平湾,与大姐仅隔一个汇泉角。伸头便可以互相望见。三姐和四妹同在太平角,大概因她们是小姊妹,感情更厚,故此特意结邻而居。
       第三第四这两个浴场的水比汇泉的更清洁,更绿得令人销魂欲绝。倘说汇泉的水是海的清净女儿身,这几处远离市嚣的浴场之水,便该说是那天真无邪,娇憨可爱,而又幽深窈远,含蕴无边神秘的女儿的灵魂了。
       这几处浴场也有浴客,但寥寥数人,不及汇泉盛况的万一,想必是附近居民,不然则是寄寓此间的旅客。看他们懒洋洋地在水里用毛巾拭拂身体,或随意在水面浮游着,好像以不能参加汇泉那种场面为憾。我也曾听见人说:汇泉浴场的好处,便因为它位置于城市中心,热闹得有趣,刺激得够劲。“人”呀,究竟是俗不可医的生物,置身于这大自然的怀抱里,却还念念不忘那红男绿女笑闹的喧哗,和互相追逐的忙遽,那末,到那些跳舞厅,酒吧间,去找寻你们的趣味和刺激好了,又何必来这僻静的角落,破坏海山幽静之美?
       我们今天来游太平角,原也带了游泳衣来。准备投入第四浴场,泡浸一个下午。我们先沿海岸各处玩耍了一会,又靠在一座海崖的背后,作片时华胥之游。醒来后,胃中的东西消化了,人的精神也振作起来,都换了衣服,跳进水中。这是第四浴场,地势比第三浴场更僻远,海的女郎温柔的怀抱里,浮拍着的,只有我们四只白鸥。
       啊!高贵的海公主,请原谅,我们还不算是那一类的俗物呀!
       我们来此,原无意于久游,只在那些崖石罅缝间穿绕,寻觅海生植物和动物。微带咸腥味的海气,刺激我们的嗅觉,使我们想起了上海菜市的海味部,不过菜市的气味薰得人头昏,在这里却更令人神清气爽。
       那丛生于石壁上的海壶真够有味。它们都有很厚的甲壳,模样有点像烂熟了裂开口的无花果,又像蒸笼烧卖,密密地一个挨着一个,从崖石浸入海水中的部份生根,牢牢粘附在石上,成为崖石的一部份。我们想取它们下来,手掇不得,得用刀凿之类,有力地铲。周先生用带来削果皮的小刀来挖,刀锋都卷了,才挖下了两三个。
       每块崖石上都有海壶密附,千门万户,俨然是繁盛的都邑。不过居民都蛰伏自己家中,永不出外走动。这个国家治安当然是极好的,用不着有君长统治,也用不着有法律维持。比老子的“小国寡民”更合理想。可是既为生物,必不免食色二字的需要。它们既不能移动,那末怎样去找寻食物呢?难道每天都有运粮使者,运了大批粮食来,按户册点名,将食物一份一份送到居民的口里吗?它们要恋爱时,既不能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也不会感皁e惊厖,待情人之入室,则传捉哟拇笫掠秩绾伟斓贸赡兀克渌嫡饫嗟偷壬铮*可以自行繁殖,但是它们住宅既如此拥挤,生了孩子既不能就近安家,做父母的不能移动,也不能送孩子到远处立室。它们的种族竟能这样繁衍,又是什么缘故?
       种种都是谜,我对生物学虽有极浓厚的兴趣,对此学的知识则极有限。问周君夫妇,他们笑笑,说他们所疑也和我一样。问康,康摇头说他脑子里的动物,只有螺丝钉、老虎钳、马力、龙骨……别的一概不知。这个刻板得像座仪器的工程师,有时说话倒也幽默,我不由得笑了。我只有抱了个“疑团”,等将来有机会,请教于生物学家而已。海边小蟹也小得极令人怜爱,指顶大一枚,也有钳有甲,行路如飞,穿洞沙间,有如蚁穴,被赶得急了,便向洞口一钻,土遁走了。我用康的香烟盒,想捉几只带回家玩。康劝我道,这类生物一离海水便死,还是少作孽吧。我不肯听他,捉了一二十只,足足装满一盒,但离开海岸之际,还是放了它们的生。
       沙滩上的贝壳,陆离光怪,无色不有,还有像宝石般五色晶莹的石子,我们忽然童心来复,大家争相捡取。谁捡到美丽的,便像得到连城之璧似的向人夸耀不已。别人不服气,再去寻觅更胜过他的。我们归装真富,每人都包了满满一手巾带回。
       我们游过太平角,又驱车往游燕儿岛,路过太平公园,下来随便看一下。这园子面积虽不及中山公园之大,规模也颇可观。园中亭榭栏~J,花草树木,全属中国风,甚至一个喷水池的装饰,也用的是“国虫”——龙。这园除了中国风味以外,若问还有什么特点?我可以一口回答说:荷花多。嫩白娇红的花朵,掩映田田绿叶,眼前似展开一片连绵不断的云锦。
       中山公园那个池子的荷花,比这里又差得远了。

十六 山大果圃

       从第四浴场起身,我们驱车赴燕儿岛,附近某地有山东大学的农业试验场,其中一部分为果圃。农场管理人与周先生相厚,所以周君特带我们去参观。
       国立山东大学自前年赵太侔先生接任校长以后,才筹设农学院,她的农业试验场规模当然不及我们武大完备。我们也没时间仔细巡视,只到果圃部份转了一遭。我们在太平角烈日下走了几个钟头,感觉疲乏而且口渴,参观果圃的目标,实想挹取枝头几滴甘露,润泽枯喉;并在那位管理先生的屋子里歇歇脚。
       果圃所种大部份是苹果。除北方土产,外国名种也搜罗了来试植。据说美国苹果有二百余种:小如核桃的,大如柚子的,青如翠玉的,红如玛瑙的,滴溜滚圆如皮球的,腰肥颈细如葫芦的,专作果品吃的,专供酿酒用的,颜色、形状、味道、用途,各有区别。这个果圃里,只植有十余种,此时尚未成熟,管理先生从枝头摘下十来个给我们尝新,肉僵味酸,我们吃了一点,便不想再吃了。
       倒是那管理先生的屋子可爱。虽不过是几楹简陋的平房,布置却颇雅洁,掩映婆娑绿阴里,除鸟声虫语,听不见车马的烦嚣。屋前还有一群白羽红冠的来杭鸡,阁阁觅食,更加上一份淳朴的乡村风味,我看了很觉羡慕。
       人到中年,便不免有室家之想,正如鸟儿到了要哺雏的时节便有筑巢的冲动。人到中年,也不免要急于筹备将来“养老”之计,正如动物一届秋深,先天性的会储蓄过冬的食粮。北极冰熊,则充实脂肪于脚掌,准备埋头大睡,以抵抗那漫长的冬季。一头粗心的熊,冬眠以前,没有吃胖自己,它的性格便变得烦躁、暴烈、不安起来。动物尚有先见之明,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
       人是个自然物,生理方面当然也要受自然律的支配。康是个未老先衰的人,二十七八岁时,头发便有了二毛,牙齿也脱落了几颗,所以他老是爱唱韩昌黎祭十二郎文中几句话:“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不过原文“四十”,他改为“三十”,念起来,悲凉的意味更深了一层。他顾虑防老问题,比谁都迫切,想必是生理影响于心理的缘故。
       我的体质也不算强健,不过比他可好得多。但这几年以来,腰酸、背痛、眼花、头晕、易于疲乏,脑力迟钝,记忆和悟性退化,一个中年人应有的生理现象,也渐渐来了。自然已对我一再提出警告,准备呀,准备呀,否则一到那五官不灵,四体不能活动的“老年”到来,你便得像那忘记储蓄充足脂肪的北极熊,接受倒毙于雪地冰天里的悲惨命运!
       世间三十六行,没有一行与我们教书匠相宜。只有园艺最好。是的,只有园艺是我们这些半吊子知识份子理想的退路。将来书教不动,文章写不出的时候,我想经营一片果园。要有百来亩的土地,留出三四亩作住宅,房子并不想怎样精致,像今日所见的山大果圃管理先生所住的仅过得去了。“屋不占基”,几楹屋子所占不过几分之地,其余土地,一半种花,一半种菜。还要留出一亩多让我在屋前铺一袭绿茵茵的草毡,让孩子们打滚,让小猫小狗在上面扑逐游戏。
       花与菜,我们自己来经管。有一柄鸦锄,一把喷壶,我们便可玩出无穷的戏法:忧愁、烦恼,混和额际滚下的汗珠,滴入土壤,或随风挥斥而去。世间最娇美的颜色,最醉人的清芬,最新鲜的滋味,手一招便从空中招到身边,供你自己眼耳鼻舌心意无穷尽地享受;还可招来无数美丽的小生命来和你共同生活。譬如蜂、蝶、各色甲虫之类。于是你小小的园地,幻成了一片喜气洋溢的生命之海。沐浴在这生命之海里,老年人自然会追回久失的童心,衰备的身体也会恢复从前的活力!
       何必远赴渺茫的蓬瀛,去访求那不死的仙药,一区幽美的园亭,便可以教人青春永驻了!
       至于果圃呢,当然不是我们力量所能管理的,我们得雇用富有经验的工人。种什么样的果子相宜,也该考虑一下才对。北方水深土厚,是水果王国。记得读书北平时,东安市场的果铺,各色果品,堆积如山,单以葡萄而论,便有十余种之多。最贱的是枣子,但北方枣子香甜松脆,非常好吃,不像江南的枣子嚼在口中如嚼棉花,毫无滋味。萝卜乃是蔬菜,而北方萝卜竟有“赛梨”之誉。北方气候寒冷,风沙又大,造物主特别用丰富果子来安慰那个地带的居民,否则我觉得华北是没有什么可恋的。
       到了华南,水果又多起来。那满挂枝头如成串骊珠的龙眼,那绛囊雪肤,玉液流芳的荔枝,固称南方名果,即平民化的香蕉凤梨又何尝不美?
       只有华中一带可怜,桃李梅杏为水果之大宗,洞庭枇杷,马山杨梅算是上品,但供应时期太短,而桃李等物亦非四时皆有。想到华中水果贫乏,我有时很想迁居华北或华南。不过华中橘子在果品里算是比较好的。洞庭橘味太淡,江西南丰县,却有一种小橘,比龙眼略大,色红如火,味甜如蜜。产地仅限于南丰,最佳之品,现亦不多见。但我们可以设法加以改良,譬如与其他种类交配,保持其特质,而又随地可种。不然,即取福建蜜橘的种子,试种于华中。是的,我们理想的果圃应该以橘子为主要的产品。昔丹阳太守李衡于龙阳洲种橘千株,临死,敕其子云:“吾洲里有木奴千头,不资衣食,岁绢千匹。”可见古人亦知种橘之利。我曾见过橘林,橘子成熟时节,累累树梢,红黄耀目,有似秋神灯会,在翠屏绿幕之间,点起了金灯万盏。橘子不但香味美,看看它的颜色也够人陶醉了。
       倘使我们将来住在华北呢?我们便种葡萄或苹果,在华南呢?我们便营荔支园。东坡久宦游之,有“有田不归如江水”之誓,我们今日也指东海为誓:“有圃不归如潜水!”

十七 理想的居处

       在福山路住了两周左右,初搬进去时的新鲜感觉,虽被时间略略磨钝,在大体上我总是很满意的。饮食可口而合卫生,驱使又有温良谨慎的工友。想看书阅报,出门没几步,便是山东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是我们苏州东吴大学的旧同事黄星辉先生,允许我有自由借书的特权。假如你想看书而又懒得连那几步路都不愿意走,可以开单子叫工友去书库里搬来,要不是这寓所里没有沐浴洗衣等等的不便利,叫我在这里住上一两年,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自游燕儿岛,看见了山东大学的果圃以后,我对于将来的生活问题,又在脑海里凭空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蓝图。简言之,我要有一个理想的居处,一个理想的归老之地。
       本来衣食住行是人生四大需要之一,而无家可归,又公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如其你心坎里还保存一点同情的火焰,谈起某人连个托身之所都没有,总不免觉得可怜。耶稣一生周游天下,以传道为职志,不愿有室家之累,却也曾以感叹的口吻说过“狐狸有洞,飞鸟有巢,而人子无枕首处”的话。试问除了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士,或者那飘泊成性,四海为家的吉卜赛民族,谁不愿有个安适而温暖的固定居处呢!
       从前我也像一般人的理想:在交通便利风景又幽静的地点,买上一两亩地,建筑一座小小的洋楼,绕砌有花,临窗有树,餐桌下有一匹温驯的猫,竹笼中有一只婉转善歌的金丝鸟雀。同主有这和平环境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聪明活泼,玉雪可念的小孩。当我从外边归来时,他们就欢欣跳跃,到门前迎接我,张开两只小手索我吻抱。这生活的标准在现代的中国
       看来,也许要被人骂为贵族化,外国则一个收入略丰的工人和农夫都可以达到。我想我的理想,不算过分吧。可怜这点理想,实现还很难。第一,儿女的梦落了空;第二,理由多,说起来很不容易,勉强同自己开玩笑,只好说我命定的应当孤独一生,或者承认自己不适宜家庭生活罢了。一个人当过十年学生,又当过十年教书匠,老是寄居在公共地方,只须付出一定的膳宿费,什么都不用你操心,起居虽然不大适意,过惯了倒还可以对付。这样,一个细腻的女子,也会变成粗疏忽略、随遇而安的男人,何况我原不是细腻的女性?
       家庭果然能够给人以快乐与安适,但那油盐柴米的琐碎,那男女庸仆的驾驭,那宾客亲戚的款待,还有家庭里一切说不尽麻烦事,想来常会教我眉头起皱。倘使我不可避免地有个家,我愿意做个养家的男人,而不愿做司家的主妇。我的独立生活二十年,至今未嫁的朋友周莲溪女士以前曾同我开玩笑地说:她想找一个女友同住,这女友须具有贤惠、忠实、能干,对人又极细心熨帖的主妇的资格,既能像慈母一般爱抚她,又能像良妻一般顺从她。她把整个的家交给她而不愁她有外心。她在社会上受了刺激在她身上发泄发泄,而她能不记恨,能不出怨言。那女友顶好与她自己志同道合;不然便是个无儿无女,一无挂累的寡妇,我常笑她这理想大痴。不惟大痴,而且也太自私自利。要女友成为寡妇,就先有亏人道,何况还要她绝子灭孙,所以直到于今,莲溪这个女友还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还是公共生活,与我们这类人相宜。近日在某刊物上读到某先生一篇文章,介绍哈理孙女士(JaneEilenHarrison)对于居处的理想,觉得极有意思。她说:
       “在别方面,我却有公共生活的天赋才能。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经济地正当。我喜欢宽阔地却也朴素地住在大屋子里,有宽大的地面与安静的图书馆,我喜欢在清早醒来觉得有一个大而静的花园围绕着。这些东西在私人的家庭里现已或者即将不可能了,在公共生活里却是正当而且很好的。”哈女士也反对家庭的制度。她断定文化进步时,家庭生活即不至废灭,至少也将大大的改变和收缩。
       听说外国大学生住在宿舍里,至少可拥有房子两间:一间作寝室,一间作书斋。教授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哈理孙女士以八十四岁的高龄住在公共地方而不致感到厌倦。至于贫穷的中国,说来可怜,三四个人像猪似的被纳在一间狭小的笼里,是常有的事。就说可以单独占得一间房,膳食问题也难解决。以我个人而论,我对于住处马虎点不要紧,但叫我再去咽那硬如沙粒的饭,去喝那开水冲成的汤,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
       问题还不止此。我们现在还可以工作,到处可以栖止;一到年龄迟暮,一切都做不动时,还有什么地方容你久居,那可有点难说了。我理想有种养老院,每人给他两间以上的房子,疱厕等则与人公共。饮食颇精美,像上馆子似的每人可以按着自己口味要菜,有公共的园林和图书馆以及一切娱乐。现代教会办的青年会似乎具有这样的好处,但食宿不能两全,又太拘束,不是爱自由的我们所能忍受。我理想的居处,恐怕始终存在理想中而已。

十八 栈桥灯影

       听见周先生说,青岛有座栈桥,工程甚巨,赏月最宜。今夕恰当月圆之夕,向来宁可一味枯眠懒于出门的康,也被我劝说得清兴大发,居然肯和我步行一段相当远的道路,到那桥上,以备领略“海上生明月”的一段诗情。
       这座栈桥,位置于青岛市区中部之南海边沿,正当中山路的终点,笔直一条,伸入青岛湾,似一支银箭,射入碧茫茫的大海。
       青岛栈桥,本不止一座,这座栈桥的全名是“前海栈桥”,示与那个位置于胶州湾里的“后海栈桥”有所区别。不过前海的这一座历史久而工程大,又当繁盛的市区,游人对它印象比较深刻,故称之为“栈桥”而略去其头衔,有如西洋人家人父子缩短名字的音节以表亲昵,这座栈桥居然成为秃头无字之尊了。
       说这座栈桥历史久,工程大,绝非夸张。它正式诞生之期为前清光绪十六年,距离目前,已有四十余年了。那时北洋海军正在编练,李鸿章命人在青岛湾建筑此桥,以供海军运输物资之用。原来桥身是木架构成。德国人占据胶州湾,改用钢骨水泥建筑,全桥长四百二十余公尺,分南北两段,南段钢架木面,北段石基灰面。我国收回青岛以后,将南段也改为钢骨水泥,于桥之极南端,添筑三角形防波堤岸,桥面成为“个”字形,全桥之长为四百四十公尺,还有座八角形的回澜阁,立于这“个”字形的桥头,游客登阁眺望海景,更增兴趣。
       栈桥的北端,又有一座栈桥公园,比起中山公园的规模,这只算袖珍式的,但景物幽茜可人意,设铁椅甚多,给予晚间来此纳凉的市民以不少的方便。
       当我们走到栈桥的南端,伫立在那防波堤上。新雨之后,乌云厚积,不知是哪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淋漓的墨汁泼在海面和天空,弄得黑沉沉的,成了吴稚老的漆黑一团的宇宙。海风挟雨意以俱来,凉沁心骨。空气这么潮湿,整个空间,含着饱和的水点,似乎随时可以倾泻而下。我们想今夕看月已无希望,那么赏赏栈桥的灯光,也可以慰情聊胜。栈桥两边立着两行白石柱,每一柱头,安设一盏水月灯,圆圆的,正像一轮乍自东方升起淡黄色的月亮。
       月亮哪会这末多?想起了某外国文豪的隽语:林中的煤气灯,是月亮下的蛋。现在月亮选取东海为床,将她的蛋一颗一颗自青天落到软如锦褥的碧波里。不知被谁将这些月蛋连缀在一起,成了两排明珠璎珞,献上海后的柔胸。海后晚卸残妆时,将璎珞随手向什么上一挂,无意间却挂在这枝银箭上了。
       黝黑的天空,黝黑的海水,是海后又于无意间挂在银箭上的一袭黑绒仙裳,明珠为黑裳所衬托,光辉愈灿烁逼人。两排灯光,映在海波上,跃荡着,拉长着,空中的珠光与水中珠光融成一片,变成万条纠缠一起的珠链了。我们立身桥上,尚觉景色如斯美妙,从远处瞻望我们的人,哪得不将我们当作跨着彩虹,凌波欲去的仙子?
       残夏的海洋气候,有似善撒娇痴的十四五女郎,喜嗔无定。我们出门时,清风送爽,天边已露出蔚蓝的一角,谁知到了桥上,我们所盼望的冰轮,却又埋藏于深深的云海。不过看到了栈桥上的灯影,觉得月儿不升上来也好,她一上来,这一片柔和可爱的珠光必被她所撒开的千里银纱一覆而尽,岂非可惜之至!
       云层可以隔断明月的清辉,却隔不断望月的吸力。今夕晚潮更猛,一层层的狂涛骇浪,如万干白盔白甲跨着白马的士兵,奔腾呼啸而来,猛扑桥脚,以誓取这座长桥为目的。但见雪旆飞扬,银丸似雨,肉搏之烈,无以复加。但当这队决死的骑兵扑到那个字形桥头上的时候,便向两边披靡散开,并且于不知不觉间消灭了。第二队士兵同样扑来,同样披靡、散开、消灭。银色骑队永无休止地攻击,栈桥却永远屹立波心不动。这才知道这桥头的个字堤岸有分散风浪力量的功能。栈桥是一枝长箭,个字桥头,恰肖似一枚箭镞。镞尖正贯海心,又怕什么风狂浪急?
       钱镠王强弩射江潮,潮头为之畏避,于古英风,传为佳话。这枝四百四十公尺长的银箭,镇压得大海不敢扬波,岂不足与钱王故事媲美么?
       月儿还不上来,海风更深了。我们虽携有薄外衣,仍怯于久立,只有和这仙样的虹桥作别,回到一个凡人应该回去的地方。

十九 骑 马

       青岛除海水浴场游泳以外,凡名都大市的娱乐,譬如:平剧、蹦蹦、新式话剧,应有尽有。还有赛马,不知比上海跑马厅的盛况如何,但闻青岛人士对于此道也极其热狂,输赢的数目也相当巨大。
       我们的朋友周先生有一熟人在赛马场作管事,每当马儿闲着的时候,他夫妇俩常借乘二三小时,驰骋山林海滨之间以为消遣。现因太热,才停止了。
       赛马场距离我们所住的福山路不过数步之遥,我们赴第一海水浴场,或赴中山公园都可以顺便到那沙平草浅的空荡荡的大场去兜一个半个圈子,比在车马辐辏的行人道上走,当然有意味得多。
       我们来青岛,本抱尽量休息,和尽量散心的宗旨而来。今天我和康商议:不去游泳了,到跑马场借两匹马骑到太平角那一带痛快玩一个下午,岂不有趣?康于上午跑去周先生住所托他打个电话给跑马场那个管事,我们还弄了他一张名片,以示我们是周先生介绍的人,货真价实,并无假冒。
       我们提早午餐,餐后,各睡了个午觉,起来又各喝了几大杯浓茶,提起精神以备半日的驰骤。赶到跑马场,正当下午一时左右。
       同那个花白胡子,满面春风的马场管事人接洽停当以后,康选了一匹紫骝,我看中了一匹白驹。一股紫烟和一朵银云追逐峦光林影里,多么的美!我准备接受山灵为我们喝彩。海的女仙为我们献上鲛绡拭汗,捧上水珠沫钻嵌成的冠冕,庆贺我们的凯旋。
       两匹名驹都是洋种,属于所谓的高头大马。我跨上那匹白马以后,才发觉自己的脚尖离双镫还有一段距离。马夫将镫的位置调整,我的双脚也才达到马腹的中部。“你老两位自己跑,还是要我带住嚼环缓缓地走?”马夫献上鞭子。
       “让我们自由行动,你们跟在背后,要用你们帮忙时才请上前。”康在苏州曾学过骑马,接过了鞭。缰绳一扯,两腿一夹,马便放开四蹄,开始走动了。我被马一颠,身体失去了平衡,像喝醉了酒的人,摇摇欲倒;又像一只被风浪荡着的小船,左右摇摆,上下起伏不定,几乎翻下马来。“你不行,还是叫马夫带着缰儿吧。”康回头说。马夫口角含着善意嘲讽的笑,上前将我的马带住。我们预定的路线本来是:从跑马厅出发,经过体育馆,横贯福岛路,迤逶而达太平角,穿过太平公园,再到第三第四两个浴场去巡视一番,循原来路线回转。这段路有相当的遥远,我们数日前和周君夫妇游太平角,是曾实地踏勘过的。我跨在马上,只觉得浑身不得劲,想要走这么远的路,还要穿过几条闹市,忽然胆怯起来。我实在不愿在那众目昭彰之下耍这猴戏,于是对康说:“我不想去太平角了,还是在这场子里走两圈算事吧。”
       康见我骑马的姿式这么笨拙得可笑,也觉得走远危险,只好听从了我的意思。
       我的马虽始终有人控住,马性好合群,也可说它们富于竞争心,一匹马见前面有伙伴快跑,它一定要追上。两脚动物的人,哪里赛得过四脚动物的马,我的马夫带缰跑未半圈,已是气喘吁吁,汗出如雨,于是康也只好按辔徐行了。走了两圈,觉得无甚意味,不想再骑下去,赏了马夫一点酒钱,相偕返寓。前后不过骑了半小时光景。
       “不会跳水偏要跳,几乎送掉性命。不会骑马偏要骑,带累别人也不能尽兴。下次有这类玩乐的事情,请你莫再参加,好不好?”
       康回寓以后,一直嘟着嘴不快活,这样骂我道。我只有以勉强的笑容,来接受他喃喃的埋怨。
       说到骑牲口,我倒不是毫无经验。读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时,曾和几个同学跨驴上西山看红叶,来去一整天。虽身体被颠得有几天不舒服,那明艳的秋光陶醉我的心灵,达数月之久,足以补偿肉体辛苦而有余。民国十一年仲夏间,我正教书于苏州景海女师,当时华东各中等学校在杭州举行什么中等教育会议,景海派了几个代表去参加,我以闲员资格,附骥同去。当同事们整天忙碌着开会,我一人或背着画架上葛岭写生,或放棹湖中,领略那浅抹浓妆西子的秀色。一天,我赁了一匹马,自我们所居旅社的门口起,经过苏小墓、岳坟、玉泉山庄、灵隐寺、上中下三天竺。西湖陆地的胜迹,打算做一次将它历尽。
       那天所赁到的是匹风烛残年的老马:(西湖上出赁的马大都此类货色,想必是军营里剔剩下来的)。虽已没甚火性,颠顿得却真教人难受。西湖上的道路,又都用坚硬的青石板铺成,反弹之力特强,马蹄“踢踏”、“踢踏”跑在上面,好像一蹄一蹄踢到我的心里,直踢得我胸口发痛:直踢得我四肢百骸几乎像脱串明珠,一落地即将飞迸四溅。但我居然用相当熟练的手法,把那匹强头倔脑,不听指挥的坐骑控制住了,让它驮着我沿西湖跑完了一天的路程。
       那匹马毛片是浅栗色,我那天身上穿的恰是一袭淡黄高丽布衫,腰间斜佩着一个绿色帆布旅行袋,一顶宽檐白草帽卸在背后,湖上吹来袭袭的和风,拂乱了我蓬松短发。在那暖峦浮翠,湖光潋滟的背景里,我俨然自命是画图中人。我又觉得那天西湖已幻成欧洲古代贵族的猎场,身穿红衣,跨着骏马的男女骑士,出没于密林丛莽,笳声动处;猎犬合围,狐兔乱窜,我便是那中间的女骑士之一。
       一鞭残照,蹄声得得,我已览完西湖美景回来,口中微吟着唐人的诗句: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感觉得一身的潇洒,一腔的喜悦。
       光阴无声流去,悄悄带走了人们的红颜和青春的精力,相隔未及十年,我竟失去了从前轻捷的身手,连青岛这样驯良的马儿都不敢骑了。这真要说一声:曷胜感叹之至!不过人生赏心乐事,仅须一回,便值得你终身低徊咏味。在我的一切回忆里,我要永久珍惜自己这“芳堤走马”一日的风流。

 

二十 告别青岛

       我本来打算把整个的暑假光阴消磨在青岛上的,但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我在这美丽的仙岛盘桓未满一月,便不得不和它告别了。
       原来舅翁余三先生有商业上的事务将赴平津接洽,他在我们的家信里见我们赞美青岛风景如何优美,气候如何温和,亦为怦然心动,想也来此地游玩几天,看看儿子养病成绩怎样,顺便赴曲阜拜谒孔林,并登泰山。并说倘我夫妇愿意随侍同游,他是极愿意的。
       近来青岛气候渐凉,康也想离开而赴天津长兄家中小住,覆信老人,说他愿同去。
       五岳乃我国名山,汉朝有个向子平,等到男女嫁娶已毕,将家务料理清楚,才邀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去五岳及其名山胜水大游特游,后竟不知所终。这是一位比徐霞客还要浪漫的旅行家,为人们所乐道。“向平愿了”不是成了一句成语么?五岳,我只游过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听说风景平凡,不过为地势关系,人家拿它们来凑数,我没兴趣去以外,西岳华山和东岳泰山则非去不可。何况今日泰山又近在咫尺,我怎可以放过这个机会?
       但是,这几天偏偏患了点感冒,身体甚感疲倦,不能再受车舟的劳顿;况且我的行李都搁在上海家里,倘陪同康父子去游曲阜泰山,则须独自一人取道津浦铁路返沪,而后乘轮赴鄂,圈子兜得太大,未免太辛苦了。再者武大同事黄雪明女士近亦来游青岛,告诉我下学期武大要派住宅给我,一切事务都须我于开学前亲赴珞珈接洽,因此我只有放弃游览名胜的雅事,而抽出身子去料理那日常生活的俗务。
       离青岛以前,我决意与雪明女士去游一下劳山,舅翁来后,倘亦要游,可和儿子再去游一次。
       青岛还有许多可以赏览的地方,以人工建筑论,如贮水山的日本神社,信号山的旧德国提督官舍,前海的天后宫;天然景物则小青岛、团岛……都来不及去了。游览名胜应讲现在主义,抓住机会便游,万不可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可是,现在既为事实所逼,我又有什么办法?我只有怀抱着一腔恋恋不舍之情,挥手和青岛告别,说一声:“再会”!

(据网载资料整理)

——201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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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洪深故居(福山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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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洪深故居(福山路1号)

       福山路1号是洪深故居。这是一座二层楼的德式建筑,始建于1932年。高大的门厅,拱形窗户,青砖灰瓦,歌特式的屋顶,十分的宽敞和气派。穿过两扇雕花的铁栅栏大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一段宽敞的沿地势而建的台阶,拾阶而上,台阶向两边分开,之后绕过一面造型古朴的壁墙,进入高处的院内,再通过石阶才能进入居室。这处洪深旧居也正是青岛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中,最为“阔绰”的一处。

       洪深是著名文学家、戏剧家,他的父亲洪述祖1913年来青岛,在南九水筑别墅称“观川台”,洪深当时上大学,寒暑假来青岛度过。后来,这座房子被日本人没收了,开了一家“料理店”。1934年他重来青岛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旧居已无,租住了福山路1号,在这里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

       推开半掩的铁门,拾级而上,感受当年剧作家的悲愤与无奈......

       要了解洪深,那必须要说说与与这个大家族息息相关的一位名人——宋教仁。

       说说宋教仁:

       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的宋教仁,虽置身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偏远宁静的家乡,但心中所向往的却是外面广阔而喧闹的世界。宋教仁祖父曾著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的《腹笥草集》一书,受家庭环境影响,宋教仁自幼便有机会接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之类的反清作品,一颗复兴中华的种子深埋心中并萌芽,终于长成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一生追求并实践着的社会理想,与陶渊明笔下平和而宁静的“桃花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人享有自然的天赋人权,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平等,有自由,过着一种“怡然自乐”、幸福美好的生活。

       宋教仁不到五岁便入私塾,诵读之书,无非孔孟。可他对儒家中规中矩、文质彬彬之类的说教不感兴趣,而专心于时事、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述。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就读,除继续研习四书五经外,还接触了数学、地理等新科目。他特别爱好兵、刑、名、法等其他诸家学说,“尤酷好历史舆地,许氏说文及古今政治诸书”,对天下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心怀大志、满腔激情的他,常与同学纵谈国家大事,每至动情之处,话语便如江河般倾泻而下、滔滔不绝。为此,大家便以“狂生”名之,一般同学担心受到牵连,不敢与他走得太近。可宋教仁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常与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遨游聚会,饮酒赋诗,高谈阔论。

       如果说四年漳江书院学习生活期间,宋教仁的反清革命思想尚属自发的感性认识阶段,那么当他于1903年春以优异成绩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接触到大批革命志士与先进思想,特别是结识黄兴之后,更是眼界大开,见识大增。此时的宋教仁,其反清救亡思想已上升到自觉的理性阶段,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之中。

       1904年末,因策划发动推翻清廷的湘鄂起义失败,宋教仁不得不逃亡日本。留学东京期间,他对日本仿效西方经过明治维新施行君主立宪制后的迅速崛起感触特别深刻。随着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提高,宋教仁一方面继续民族主义的抗清斗争,另一方面则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改造并取代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目标奋斗不已。在日期间,他因出色的组织才能与精湛的理论修养,深得留日同学赞许,被认为是“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排满反清是“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立”。不破不立,打碎与毁灭不是目的,只是过程与手段,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先进的秩序,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宋教仁努力追求的目标没变,胸怀与认识却在不断变化、提升与超越。活跃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宋教仁,既是运筹帷幄、折冲尊俎的革命家与组织家,同时也是一名宣传民主、推行宪政的理论家与政治家。

       1905年1月,宋教仁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二十世纪支那社”,并以研究学术为名,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号召所有留日学生打破省区界限,实现广泛的团结与联合,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奋斗。不久孙中山抵达日本,与黄兴就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之事进行协商,宋教仁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同年11月26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始,宋教仁的声望便不断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当时实是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由于认识、性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加之反清起义多次失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分歧。对宋教仁来说,主要是思想见解与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出入。鉴于同盟会倾全力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惨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痛定思痛,不断反思,于1910年提出了调整、变更反清计划的建议,这便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天下;中策是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各省同时举事,然后北伐;下策即在云南、两广、东北等地起义,占据边远地区,再图发展。下策屡次损兵折将事业无成,上策难度最大一时无从下手,唯有中策最为切实可行。为此,他提议道:“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谭人凤、陈其美等同盟会主要领导及多数会员纷纷支持这一倡议,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分掌文事部。

       宋教仁及时调整起义方略,为推翻清朝统治带来了新的转机。时值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他抓住这一有利机会,迅速派遣同盟会中部总会要员前往长江流域八省设立分会,各分会皆受上海总部指挥,以连成一气,协同发展。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长江流域八省各分会机关相继成立,在筹划具体行动方案时,宋教仁将武汉列为重中之重。他的目光,放在了早有革命思想的新军身上,促请谭人凤前往武昌,力劝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合并,相辅而行,伺机发动武装起义。

       事实证明,正是同盟会中部及各地分会的成立与推进,才促成了武昌首义的爆发与长江流域各省的迅速响应,然后波及全国各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

       宋教仁被刺案始末: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待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升火待发,月台上人影憧憧,旅客如潮。应袁世凯急电相邀,北上共商国事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过后,宋当即弯下腰来,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送往就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

       距宋教仁仅几步之远的凶手在第一枪击中目标后,为防追捕,赶紧趴伏在地,又接连朝左、右两个方向放了两枪,以制造混乱与恐怖。随着两声清脆而刺耳的枪声呼啸着在空中掠过,凶手一跃而起,箭一般地迅速逃窜。奇怪的是,往日夜班车必有警察巡逻的车站,此时却找不到半个巡警的身影。凶手身材矮小,逃跑中在光滑的地面上摔了一跤,但他顾不得疼痛,迅速爬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站外狂奔而去……

       子弹由宋教仁右腰射入,伤及小腹与大肠,逼近心脏,伤势十分严重。医院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术后虽注射了止痛药,但宋教仁仍痛不欲生,辗转呼号,令人惨不忍闻。他自认为“从未结怨于私人”,实在想不出遭致何人暗算,呻吟中不由得连声叹道:“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疼痛稍止,他便授意黄兴代拟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一封。在信中他自感伤势过重“势必至死”,只是“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因此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当夜伤势渐重,便血不止。第二日清晨,宋教仁神色惨变,危险万状,医生检视后说道:“病人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下午2时再行手术,修补肠脏,除去血块,注射吗啡。然病情更重,唯一息尚存。1913年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31岁。临终前他有三事相嘱:第一,以书籍赠南京图书馆;第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第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

       宋教仁遇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尽快缉拿凶手,特别是黄兴、陈其美等同仁志士,更是怒发冲冠,发誓报仇雪恨。

       这一激起全国强烈反响的谋杀案究系何人所为,不仅宋教仁本人,社会各界也陷入迷惑,纷纷猜测不已。有人认为此案因党争而起,矛头指向其他党派;有人推定此乃宗社党所为,企图通过这种残暴手段恢复满清皇权统治;也有人猜测与袁世凯有关——可袁世凯刚一接到宋教仁被刺消息,就义愤填膺地说道:“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并大骂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当即通令全国“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凶手在逃,真相莫明,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同为肉体之躯的生命,某些个体的存在与失去,犹如一粒尘埃的飘浮与落地,显得极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与离世,会给某一群体、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与深刻的影响,甚至会改变某一时段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

       不论凶手是谁,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对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同时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则是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进程,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无可奈何地依旧背负着沉重的专制盔甲,蹒跚前行,离本真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和法制国家愈来愈远……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洪氏大家族的兴亡到底和宋教仁被刺案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吧!

       “宋案”背后的生死劫

       民国多传奇,既是英雄辈出,也多有亡命之徒。在众多的亡命者之中,洪述祖是颇令人感慨的一位。 
       洪述祖,字荫之,是清代名儒洪亮吉的长孙。因为是名门之后,颇有才气,诗书画俱佳,且好黄老之学,擅长给人看相。

       洪述祖口舌伶俐,善钻营,又通英文。他先后做过左宗棠、浙江巡抚于连元、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宾。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时,洪述祖为其中军参谋。辛亥革命后,他又跟袁世凯攀上了亲。因为屡献奇谋,袁世凯提升他担任内务部秘书及总统府顾问,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 
       洪述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13年3月23日。这一天上海的巡捕房在前青帮大佬,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家里,搜出了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数份电报。这些电报证明,洪述祖就是轰动中外的“宋教仁案”的幕后指使人。

       从此洪述祖走上了逃亡之路。他从袁世凯处领了一笔钱,带着一家人躲进了青岛德国租借地。这一躲就是四年,四年之中发生了很多事。
       青岛租借地从德国人的地盘,变成了日本人的地盘,洪述祖一家也被赶出了自家的别墅。
       伴随着别墅被日本人劫走,第二件倒霉事就是袁世凯死亡。袁世凯在世时,经常接济洪述祖,等到袁世凯一死,洪述祖的靠山彻底消失了,他开始度日艰难。
       据一位德国传教士记载,洪述祖在青岛的生活“被愤怒折磨着”,他总是用“干燥的舌头不断舔着干裂的嘴唇,徒劳无益地想使它们湿润些”。
       虽然每天都焦躁无比,但唯一让洪述祖感到有希望的是,在这四年当中,与宋教仁案有关的人相继死去。武士英死了,应桂馨死了,赵秉钧也死了,宋教仁案成为无头案,人们好像已经把这件事遗忘了。
       为了谋生,洪述祖开始经营实业,“他与一名留在青岛的德国人合股做生意”,结果,德国人在欠了洪述祖不少钱的情况下去了上海,洪述祖这下子坐不住了,他决定去上海讨债。

       1917年春,洪述祖化名张皎安,来到上海,找到那名德国人,但德国人就是不肯还钱。被逼无奈,洪一纸诉状告到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巡捕房让洪述祖去讲明情况,谁料他刚刚出门,走到黄浦江边,就被宋教仁的长子宋振吕认了出来。宋振吕为父报仇已经整整寻了洪述祖四年。在挨了一顿痛揍以后,洪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然后转解到了北京。这件案子翻来复去,又审了两年。一开始北京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但宋振吕认为量刑过轻,向北洋政府的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当时的总统黎元洪,授意大理寺改判洪犯死刑。
       1919年,即民国8年4月5日,洪述祖,以主使杀人罪名被处绞刑。
       湖南湘潭人朱德裳在《三十年见闻录》中,以一个记者的笔法,讲述了洪述祖走上绞刑架之前一天的状况:
       一位与洪私交甚笃的狱官,偷偷告诉洪述祖,他已经被判“绞决”,洪述祖问“行刑何日乎?”狱官说“明天早上”。洪述祖说:“为我呼妾来,与之诀。”小妾徐氏来后泣不成声,洪述祖神情自若,说:“不必如此,生死,命也。”接着要来纸笔,写了副对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此心无愧怍;逢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放下笔,他对狱官朋友说,“一直打算给你看个相,就今天吧。”
       那一年,北洋政府与国际接轨,出于人道精神,砍头已经被禁止。为了体面的办好这个案子,北洋政府拨专款从大不列颠帝国进口了一架洋绞机,于是洪述祖便成为民国第一个上绞刑架的人。行刑时,由于行刑官是第一次使用这洋绞机,洪述祖的身体又过于肥胖,身体腾空以后,双脚不自主地往下用力,头颈竟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以至颈断头落,身首分离,鲜血直喷,魂断九泉。洪述祖在狱中曾有遗言,死后棺木不得超过百元,穿僧服入殓,归葬常州五奎桥祖坟,并嘱咐长子洪深不必弃学回国奔丧。

       洪家是个大家族,洪述祖死了,其他人还要继续活下去。然而洪家大少爷,洪深的命运却因此被彻底改变。

       长子洪深:
       洪家逃亡青岛时,洪深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实科。清华毕业后,他又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烧瓷工程专业。然而1919年,父亲被绞死后,他放弃了学习了3年的课程,考入哈佛大学,改学戏剧。父亲的死,不但让他与国民党结下了深仇,他的人生观也被彻底改变。
       家道败落,往日的人情不再,处于“上层阶级”的洪深体会到炎凉的世态,也洞察了人世的某种虚妄。洪深后来回忆说:“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一辈子决不做官;第二,我决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

       那时候,虽然“文明新戏、爱美剧”在中国已经流行起来,中国人渐渐认识了京戏之外的戏剧,但戏剧之人在传统的观点中被视为“优伶”,是被贱视的戏子。洪深毕竟是官僚之家的少爷,入戏门似乎是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所为。但是洪深没有回头的意思。 
       他以官家少爷入“戏”,甚至甘愿做一些卖票、保管演员洗漱肥皂的琐事。他置亲友的震怒于不顾,坚定的走上用戏剧改变社会人生的道路。他改革中国的文明戏,扭转电影界糜烂风气,将电影和戏剧导入艺术的轨道。现代汉语中“话剧”这个词即由他创造,“评剧”也是由他定义。他还创作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剧本《申屠氏》,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第一个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其中电影《劫后桃花》完全以洪深的亲身经历为创作素材,讲述了一个寓居青岛的封建旧官僚家庭的颓败没落。该片由张石川导演,电影皇后胡蝶主演,并且来到青岛拍外景,明星电影公司配备了最强的演职人员,以超出一般影片一倍的摄制预算,将该剧目列为“民国二十四年特级巨作”。该片上影后,在影坛引起轰动,被誉为“历史的照妖镜”,在中国电影史上成为一座高峰。

       出于对国民党的恨。1930年 8月洪深与田汉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亲自担任总书记。1949年解放前夕,他选择留在大陆。1955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此外,洪深有个弟弟,叫洪济,又名洪仲豪。受哥哥的影响,他在上海和香港先后创建了金龙、华南等影片公司,曾经制作并执导了不少“武打片”。他的孙子就是今天香港著名武打明星洪金宝。 

       洪深(1894年12月31日—1955年8月29日),学名洪达,字伯骏,号潜斋,别号浅哉,江苏武进人,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

       中国电影先驱

       洪深: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导演,剧作家,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学名洪达,号伯骏,号浅哉,字潜斋,曾用笔名庄正平、乐水、肖振声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1894年12月31日生于官宦世家,1955年8月29日卒于北京。他从中国话剧和电影的草创时期开始,就进行了编剧、导演、表演等全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学生时期

       1900年入私塾。1906年至1907年,先后在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就读。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校期间热心新剧活动。1913年,因“宋教仁事件”,举家避难于青岛。1915年开始创作剧本,《卖梨人》是受崂山梨启发而成就的处女作,此后便长期从事话剧活动。1916年夏,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习陶瓷工程,继续编戏演戏。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成为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文学与戏剧,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获硕士学位。1920年学习结业后到纽约参加职业剧团演出,翌年与张彭春合写英文剧《木兰从军》。
       早期生涯

       1922年回国,1922年春回国,先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材料总管理处任理事,兼任总经理简照南之私人英文秘书。1923年上演第一部剧作《赵阎王》,自饰主角。同年9月加入戏剧协社,任排演主任,先后上演《泼妇》《终身大事》等,从此开始了建立中国现代话剧的实验活动。他建立了正规的导演制,实行了严格的排练,并实现男女合演,将舞台布景也由原来的平面景改为立体布景,这些做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使正处于由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中国话剧完成了历史性转化。1928年4月洪深提议用“话剧”一词统一当时戏剧的称谓,同年冬加入南国社,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明星电影公司编导主任。1926年创办复旦剧社,历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外文系教授、主任,从事教学工作达30年之久。洪深自1922年起还兼搞电影工作,曾于1925~1937年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导,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并引进了有声电影技术。
       左联时期
       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英文秘书。8月与田汉等发起成立并以光明剧社名义加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改组为“左翼剧作者联盟”),任总书记。1931年到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34年回到青岛,在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授课之余仍从事戏剧研究和有关活动。他参加了著名京剧票社“和声社”,带领师生演出了话剧《寄生草》,创作了正规的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1935年7月,会同在青岛的王统照、老舍、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赵少侯、克家、刘西蒙等人,创办文学期刊《避暑录话》,每周一期,随《青岛民报》发行。不久,仍回上海与夏衍等合办《光明》半月刊,任发行人及主编。他曾抵制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上映。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参加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任队长,在武汉一带演出。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他任戏剧科科长,和田汉一起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及其他团队深入战区宣传抗日同年11月,长沙大火,周恩来派为善后委员会总指挥,负责灾民救济金的发放工作。1939年12月,随第三厅至重庆。1943年任中央青年剧社编导委员。1946年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兼任军委会政治部文化研究班戏剧系教官,创办教导团,自任团长;同年8月,回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47年5月,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聘,旋去厦门大学外文系任教。
       解放时期

       1948年12月,赴东北解放区,翌年2月抵北平,5月赴苏联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代表大会。6月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代表;9月出席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同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兼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1953年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兼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1955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主要作品

       著有《洪深文集》、《洪深选集》,洪深一生创作、编译了38部话剧剧本,作品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时代特色鲜明。如《卖梨人》、《贫民惨剧》、《赵阎王》、《五奎桥》、《香稻米》、《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还与别人一同创作由他执笔的多部独幕剧如《咸鱼主义》、《走私》等。他还著有大量理论批评著作,介绍西方话剧知识。理论著作有《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等。洪深的主要成就在舞台艺术方面。他30年间先后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李秀成之死》、《法西斯细菌》、《草莽英雄》、《鸡鸣早看天》等大小剧目约40个。他重视戏剧的社会效果,并能对不同的剧本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他是个深谙表演艺术的导演,善于用多种方法启发诱导演员。导演手法多样,且富于创造性,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是他的《农村三部曲》。
       创作特点

       洪深的现实主义剧作,带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形象化的不够,是太机械地处理了题材”),表现出一种“机械的现实主义”倾向(在入手编制的时候,总是将所希望的最后效果预先决定,而后再谨守范围地细心耐气地去寻找具体的办法)。社会问题剧与宣传剧的结合,既是其剧作的特点,也是其剧作的弱点。
       艺术贡献

       洪深在戏剧理论方面,造诣很深,成绩卓著,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戏剧理论家。他强调戏剧为人民,表现时代精神,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能从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习惯出发,从戏剧创作实践出发,不断发展和充实自己的理论论述,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主要论著有《洪深戏剧论文集》、《编剧二十八问》、《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现代戏剧导论》(即《〈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等,内容包括编剧理论、导演、表演、发声学、朗诵学、灯光布景、舞台美术、世界戏剧史、中国话剧运动史以及剧作评论等各个领域,不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包蕴着作者的真知灼见,是我国现代戏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洪深1924年写的《申屠氏》是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飞将军》是话剧史上第一次将中国空军搬上舞台的剧本,又创作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歌女红牡丹》、《旧时京华》、《劫后桃花》、《新旧上海》、《女权》、《社会之花》、《夜长梦多》、《乱世美人》、《风雨同舟》、《鸡鸣早看天》(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等30余部电影剧本,为电影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据网载资料整理)

——201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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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福山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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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福山支路


       走到鱼山路的尽头(1号),再往前行连接的就是福山支路了。这两条路如同两条手臂,把小鱼山环抱其中。这条马路呈“V”字形,第一次走过,一定会摸不着头脑......

       德国占领青岛后,为总督在衙门山面对汇泉湾的地方修了一座临时官邸,官邸门前的一条石块路通往会前街。以后,马路向上修建,陆续分作两条,即:福山路和福山支路。今天的福山支路由文登路蜿蜒曲折直达东鱼山之巅。鱼山上,清末建有炮台,德占时期重建了钢筋混凝土的炮台。

     湛山寺兴建之时在鱼山之巅建了一座“湛山精舍”,为居士们学佛、住宿之用。去往精舍途中有一座牌坊,上面是逊清军机大臣、书法家吴郁生题的“回头是岸”。路旁还有一个钟亭,昔日东鱼山上曾有暮鼓晨钟之景。“湛山精舍”的北面,则是天主教的一座修女院,据记载有修女16人,其中中国人1人,菲律宾人1人,德国人14人。现在的东鱼山建为小鱼山公园,中央为览潮阁,公园遍植五角枫,秋季红叶遍山。公园南门外为鱼山路上的原总税务司宅。

       青岛那么多名人故居,很少有对外开放的。我说知道的只有康有为和老舍的故居被辟为纪念地了。今天的福山支路5号康有为故居,在20世纪20年代是福山路4号。




 


       这一带的岔路多如牛毛,真是领教了......

       远远地望见了一座风格独特的建筑,想必是康有为故居了吧!

       我知道福山支路上的两栋相邻的建筑因他们曾经闻名于世的主人而在青岛的文化史上占据了特别的席位:一栋位于福山支路5号,雕栏玉砌,遗留着当年主人的显赫与富华,它的名字叫“天游园”,是晚清名士康有为的故居,如今已修复开放为纪念馆;一栋位于福山支路6号,简约清淡,连“名牌”也寻不见了,好像藏身于市的隐士,而当年它却是赫赫有名的私人戏剧图书馆“褐木庐”,创办人为我国著名的海洋科学家、戏剧家宋春舫。

       福山支路5号是康有为故居。1917年康有为第一次来青岛,盛赞“青山绿树,中国第一”,1923年再来青岛时买下了这座房子,将宣统皇帝为其题的“天游堂”悬于正厅,全宅称“天游园”。1927年康有为病逝于此,初葬于李村之东象耳山,后迁葬于浮山之阳的茅岭。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1927年3月31日去世。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天游园——康有为故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c25bca0102vu3y.html

       与康有为故居一墙之隔的福山支路3号。


       康有为故居的对面是福山支路8号,再往里走,边角上还有4号和6号两个门牌。福山支路6号,那可是大名鼎鼎的“褐木庐戏剧图书馆”呐。

       宋春舫回国时已带回一批戏剧图书,后来又从国内外广泛购入戏剧图书,在青岛办了一个专业的戏剧图书馆,叫“褐木庐”,是由世界三大戏剧家高乃依(Gorneille)、莫里哀(Moliere)、拉辛(Racine)在当时的中文译名首字组成的。他聘任朱祖佑为图书馆主任,馆内有各种文字的戏剧图书九千余册,被称为世界三大戏剧图书馆之一。

       褐木庐旁边福山支路8号曾是凌道扬住宅,凌道扬曾任《青岛泰晤士报》的总编、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他弟弟凌道基是著名学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鸿基学院院长。
       在青岛度过晚年的康有为,曾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表达对青岛的独特钟爱。“碧海蓝天”是对青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赞叹,红瓦是德占时期的产物,绿树则与他的老乡兼挚友凌道扬密切相关。在青岛陆续生活了近10年的凌道扬,不但是中国植树节的创始人之一,还是青岛收回林业主权的重量级大员,更是岛城绿树美景的功臣,在任职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期间,他不但鼓励民众植树,还对青岛公园进行了细致划分和扩建。

  1888年12月18日,凌道扬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父、父亲均是瑞士巴色会牧师。凌道扬6岁时就读樟村设立的教会学堂。可能很多人以为凌道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才铸就了他后面的成就,其实不然。1898年,10岁的凌道扬因为家庭生计困难,随叔叔远度重洋,到了美国檀香山的亲戚家当童工。小小的年纪,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两年后,他最小的叔叔凌善芳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途经檀香山时,把他带回了老家,并于当年秋天把他送进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开始正式接受西式教育。

  1909年毕业的凌道扬成为北京某八旗贵族学校的英语教师,开启教学生涯。也就是说,职业生涯,凌道扬是以树人开启的。然而,在这过程中,凌道扬又找到了新的目标——林学。走进林学,凌道扬无心插柳。1910年,他奉命陪同两位清室贵胄子弟赴美国麻省农学院习农科,“结业后又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1914年获林学硕士学位,他是中国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这段学习经历让凌道扬日后成为了近代林业科学先驱。

  进入林学界,凌道扬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回到祖国,凌道扬转向了林学专家的视角,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为吃惊,有感于祖国“已有之林木,旦旦而伐之,荒芜之山麓,一任若彼濯濯耳”,“1915年,凌道扬和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上书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周自齐,倡导以每年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此议案同年7月经袁世凯批准,于次年实施”。(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植树节改为每年3月12日。)


  提出“森林救国”思想的凌道扬骨子里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凌道扬出任接受林务主任委员,直接与日方进行交涉。在接收之前,他就先下手为强,因为当时的日本浪人和日本侨民因为听说要交还给胶澳政府,便到处破坏林地,凌道扬在青岛组织了40多人的林警队,天天抓破坏树木的日本浪人,极大地保护了青岛的树木。不仅如此,在交接过程中,日本曾提出赔偿林木损失费36万余银元,中国据理力争将其和定为15万余元。凌道扬提出,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晒了8年的盐,先把盐税补齐了再说,日本人没办法,只好将赎金抵作盐税。接收林务有功,凌道扬被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正式任命为林务局局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道扬一家住进了福山支路8号。凌道扬经常会光顾老乡康有为的“天游园”,并为其布置林木花卉,两人还会同游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赏花赏木。康有为故居的“手植银杏”怕也是受凌道扬的影响。

  1923年初,林务局与农林试验场合并为农林事务所,当年3月1日,凌道扬被任命为所长,办公地址在第一公园(中山公园)内,就是小西湖旁的一排平房。凌道扬设“造林、农事、树艺、管理4个科”,“还制定了《造林奖励规则》《水源涵养林规则》《森林警察规则》《森林保护规则》等”,“恢复李村苗圃,栽种苗木,每年植树节前无偿分给乡民种植;积极推广奖励办法,凡在胶澳商埠区域内的个人或团体造林,均无偿提供树苗、技术指导、森林警察”,“扩大了路边行道树种植”“撰写《中国农业之经济观》提出实施移民垦荒政策、举办农产品博览会、造就农业科技人才”……他建了三处苗圃:崂山、台东镇、李村,1923年,免费发放了13万7千余棵树木,同年,凌道扬还增加了六十二条马路行道树的种植,包括刺槐、法国梧桐等6958株,青岛‘红瓦绿树’的景观,凌道扬功不可没”。

       凌道扬的另一大贡献更与市民如今的生活休憩相关。他重新规划了青岛的公园,将其划分为第一到第六公园,以及栈桥前园、天后公园、官舍公园、海滨公园、观海山公园等,并对公园内的职务和功能划分进行了细化。比如将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分为6个区域,开辟了小西湖等,使得市民有了更好的休闲旅游去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凌道扬在青岛不到10年,树木万株,同样树人无数。1923年9月,凌道扬在崂山九水庵林场创设了一所林内义务小学,即使离开青岛之后,1929年,他还曾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在青岛设置林业专门学校,并要求增加小学教科书森林知识内容,以及高等考试中的森林科。

  除了专业的人才,凌道扬受聘于1924年5月创办的私立青岛大学,教授逻辑学,学的是文学和林学,教授的却是逻辑学,足见凌道扬之博学多才,弟弟凌达扬也来到私立青大教授英语。离开青岛后,凌道扬陆续担任国内多所院校的教授,一生堪称既树木又树人,“桃李春风,瓜瓜绵绵”。

  官员兼教授,凌道扬的收入在当时的青岛应该不菲,加上妻子陈英梅在文德女子担任中学体育教师,两人的生活可谓惬意舒适。(陈英梅,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内女子学院体育系,既是我国第一位体育女教师,也是我们早期女子体育的倡导者,1938年7月17日殒命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凌道扬后续娶金陵女大体育系教授崔亚兰。—— 编者注)。1923年7月和1924年12月,凌家的次女凌佩馨和次子凌宏琛分别在青岛降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更多的欢乐。鉴于和康有为家的亲密关系,在凌佩馨周岁生日这天,康有为还专程送来了一枚戒指。

  家庭美满,凌道扬事业也同样全面开花。凌道扬还担任基督教青岛青年会总干事,并与上海滋美洋行青岛分行经理滋美满等人发起成立了“万国体育会”。万国体育总会位于青岛亚当斯大厦,下设网球、高尔夫等七八家俱乐部的体育组织,主要从事博彩性质的赛马。此外,凌道扬还在青岛建有酒厂和一座名叫海滨大厦的豪华旅馆。凌道扬还和自己的学生高秉坊一道买下了日本人星野米藏英文报纸《青岛晨报》的资产,创办了《青岛时报》。该报最初分中文版和英文版,英文版名叫《青岛泰晤士报》,由凌道扬的弟弟凌达扬任主笔。

  平静的日子过了几年,最终于1928年被打破。当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5月10日,青岛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捣毁了日本驻青领事馆,《青岛时报》对此作了报道和评论,紧迫的形式让凌道扬一家不得不离开了青岛。尽管如此,凌道扬一直没有忘记青岛,1929年至1936年之间,全家还会在夏天里到青岛避暑。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凌道扬继续奋斗在林业和教育之间,1948年,凌道扬自联合国粮食农业总署之位上退休定居香港。他仍没有停歇,在香港参与创建了崇基学院,推动创办香港中文大学,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凌道扬移居美国,于1993年8月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105岁。

  在康有为故居和凌道扬故居之间,有一棵老树遍体鳞伤,且已经呈90度俯身于东北方向,“鞠躬尽瘁”。于涛告诉记者,他曾经测量过,树围约2.6米,30年前的一次特大台风突袭,把大树吹歪了,为了安全,园林部门将刮断的主干枝锯掉,只剩下现在的大枝干。枝干被一根木棍支撑着,如拄着拐杖的沧桑老人,是否凌道阳手植之树呢?

       沿着青岛特有的小石径蜿蜒上行,去寻找更多名人的足迹......







       路牌处已是福山路和福山支路的交叉点了,但福山支路并没有到头。看到图中的小商店了吗?这是福山支路的拐点,商店的右侧,也是一条蜿蜒而上的小路直通小鱼山公园的正门,这条路也是福山支路的一部分呢!

       商店左侧的石径......


      右侧的小路......



 

       福山支路12号,熊希龄故居。

       熊希龄(1870.7.23~1937.12.25),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曾实业救国创烧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1937年12月25日这位风云人物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他曾三赴青岛,与沈鸿烈“筹商的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在日寇入侵的枪炮声中戛然而止。

 



       福山支路14号,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1]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他一生颠沛流离,为事业奋斗,终其一生也没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呀!





 

       美丽的福山支路11号......









       进入福山支路18号,完全是因为这只叫作“闹闹”的暹罗猫。大清早,就有无数摄影爱好者专程来照这只据说是釜山路上的明星猫。于是,我们也随凑了个热闹......

 










 

 





 



 

       终于看到了福山支路13号,好美的园子啊!这里是周叔迦的故居青岛唯一的寺庙——湛山寺,就是由他主持修建的。   

       周叔迦(1899—1970),字志和,笔名云者等,安徽省至德县(今东至县)人。原名明夔,字志和,笔名云音、演济、水月光,杌人、沧衍等。室名最上云音。祖父是清代两广总督周馥,父亲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周叔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先生原于同济大学学工科,后潜心佛乘,深入教海,学识渊博,著作宏富,既学贯古今,更会通华梵,对中国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积累、整理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转向佛学。1930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中国佛学。1936年,任华北居士林理事长,在此办佛教图书馆,还开办了一个佛画研究班。并设立佛学研究会,编辑佛教史志六种,部分已经完成,惜未付梓。1940年创办中国佛教学院(院址在瑞应寺),1941年创办佛教刊物——《佛学月刊》(1941-1944),还出版了《中国佛教学院年刊》。解放后发起并参加了1953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在此期间他领导并完成了《佛教百科全书》的编辑,房山石经的拓印,全国石窟的调查等工作。1956年后主持中国佛学院的工作,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并亲自授课,带研究生,一心致力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他还先后任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第五支部负责人,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重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法华经安乐品义记》、《唯识研究》、《因明学》等,有《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二册传世。

       周叔迦先生学识渊博,从三十年代就开始了他的佛学研究生涯。至1970年逝世,四十年中,佛学研究涉及面广泛,如佛教史、因明、唯识、佛教学术研究考证、佛经研究法、佛典注释、敦煌学、房山石经、佛教目录学、修行讲语、佛学答问、佛教常识等。他对《隋书·经籍志》的考证、勘误等,是当时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订正两京新记》,成为研究唐代史料学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周叔迦先生的笔名甚多。民国期间,无论是学术界或文学界,一人同时用多个笔名成为一种风气,佛教界也是如此。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到八十年代。这一现象给对他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叔迦集》就将二埋的文章错误收入(据说二埋法师是上世纪早期北京的僧人,八十年代去了美国)。这次编辑的《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不少著作得到周绍良先生的认可,以确保无误或尽量少误。为此,笔者在参与编辑过程中,对周叔迦先生的笔名的使用,作了一番简要的考察。
       明蘷,是叔迦先生的原名,为其父亲周学熙所起(见《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志和,是他的字,后改为叔迦。演济应该是先生皈依于法源寺道阶法师座下时的法号(道阶法师于1911年至1928年期间任北京法源寺住持,名望极高,其皈依弟子排辈“演”字)。周叔迦先生的著作署名非常讲究,学术性较强的论著用周叔迦之名,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的论著用周演济或演济之名,如对佛教经典的注释。云音是其最常用的笔名,主要用在弘扬教义和较为短小的文章之上。最上云音室,既是其书斋之名,又是笔名,《最上云音室法汇》乃一套丛书,用作室名;《佛学答问》在刊物中连载多次,用作笔名,可能这些著述都是在“最上云音室”写出的。随笔之类以沧衍署名。最值得研究的是“水月光”和“杌人”两个笔名。“水月光”主要用在抗战时期,先生可能以此表示自己的清白,没有与为日本人做事的人同流合污。苏晋仁先生也认为抗战时期,周叔迦先生与周肇祥、江朝宗等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力的人,是不一样的,周先生“无非要借这种佛教方面的工作做一个藏身之地”。(见《清代佛教史料辑稿》中《纪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苏晋仁先生访谈录》一文,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这一笔名使用得很少,表明了周叔迦先生当时的一种无奈和苦衷。“杌人”是解放后用过的一个笔名,只用过二次,并将他的一个论文集,名为《杌人集》。解放后,周先生“在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蒙受了许多屈辱和不白之冤”(《清代佛教史料辑稿》),周先生以杌人作为笔名,也是一种表白,表明他自己是个杌人。杌者,小凳子,杌人即坐小凳子的人。面对当时的处境,周先生要以坐冷板凳的精神,把佛学研究继续下去。这两个笔名用得恰如其分,也是对当时他的心境的一种解释。笔者认为,通过对他笔名的清厘,对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也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周叔迦先生是佛教界学术研究的典范,他把佛教信仰、教义弘扬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不废信仰,信仰有利研究。(如《牟子丛残》一书即可证明)周叔迦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佛教理论,深入浅出地变为大家应知的常识,如《法苑谈丛》。修行证悟方面,周叔迦先生更是居士中的楷模,《修行讲话》、《佛学问答》都是他的学佛体会,值得居士一读。近现代学者中,弘扬佛教者不在少数,有周叔迦先生如此的成就者却不多见。他的著作,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佛教界共同的宝贵财产。

       八十年代以来,周叔迦先生的许多论著得到重印。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八十一万字的《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仅仅是他佛学论著的一部分。虽然后来又连续出版了他的《最上云音法汇》、《牟子丛残新编》、《释家艺文提要》、《清代佛教史料辑稿》、《法苑珠林校注》等著作,但其大部分著作,仍未能整理出版。这主要有发表在解放前《微妙声》、《北平佛教会月刊》、《佛学月刊》、《同愿》等刊物上的文章,解放后发表在《现代佛学》上的一些文章,以及一些未发表的论著。2004年,中华书局准备在《周叔迦佛学论著集》的基础上,增补成《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

       周家祖籍在安徽,宗谱记载家族始祖为“东周君鸠牧”,世代为官,周家第34世祖周访任唐高宗时“中丞”,是为了逃避女皇帝武而迁到安徽婺源(今已划归江西),后迁安徽建德(即秋浦县)。
       周家的第四代、第五代则大都转向教育界,其中大学教授之数足能办一所大学。著名的就有周一良、周绍良,北京大学教授;周以良,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周杲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周与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可以这样为周家总结: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经商,第三代人因时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四代几乎全是大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啊!太让人惊艳了!!!

 


 

       这里竟然就是小鱼山公园的入口,晕!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4.19-26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天游园:康有为故居(福山支路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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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康有为故居(福山支路5号)


       今天的福山支路5号康有为故居,在20世纪20年代是福山路4号。康有为对青岛景观用四句联语形容:“碧海青天,不寒不暑;绿树红瓦,可舟可车。”概括岛城特色,堪称妙笔,成为了现在青岛对外宣传的口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对于康有为这个人,我并不崇敬。第一,他作为戊戌变法的发动者,毫无气节,留下谭嗣同等人慷慨赴死,他倒逃得飞快(有点儿像陈独秀哈);第二,落魄后狎妓,竟然不给钱,躲在船舱下,有失身份;第三,作为革命领袖,他肯定也没少捞钱,要不哪有钱买下瑞典的小岛呢?!不知青岛为何要把他的住所另辟出来作为展览馆......

       不过得承认,这座小楼的确别具一格,在别墅众多的福山支路,它仍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康有为故居始建于1899年,三层德式砖木结构建筑,为德占时期总督府要员官邸。1924年康有为先生购买此房作为寓所,直至1927年3月病逝于此,现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先生长期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后方得以回国。1917年他第二次来青岛时,市政当局安排他在此下塌,先生对此处十分满意,于次年购买并进行改进装修。嗣后先生在此会见文化要员,潜心研讨书艺,因此故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青岛市对故居的维修十分重视,1986年曾作过维修并对外开放,其时86岁高龄的康有为弟子刘海栗来青时,亲笔为康有为故居题词,并为康有为墓撰写了碑文。2000年初青岛市政府根据市人大常委会议案精神,拨出专款,由市文物局全面维修,并于同年国庆期间正式对外开放。

       这里开放的时间为8:30,凭借身份证登记参观,路过两次,时间都太早,于是只能参观外景了......

       1917年冬天,康有为第一次登临青岛,发出了“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中国第一”的深情赞叹。青岛卓荦的山海气象给了这个经历过变法、流亡、保皇三重巨变的人以莫大宽慰。也就在此时,他对青岛的关注从“历史”开始移情于自然文化,更萌生了在此有一处憩园的想法。

    1922年底,中国政府收回青岛。转过年来,康有为来青居住。起初,他租住在客栈里,后来便住进了福山路6号(今福山支路5号)的一栋“节楼”——德占青岛初期的旧提督楼。1924年,他花一千块大洋将此楼买下来,和他那位日后被章诒和女士誉为“最后的贵族”的女儿康同璧一家,来青岛避暑消夏,并将这座旧楼易名“天游园,并将废帝宣统曾为他题的“天游堂”悬于堂中(康有为六十寿辰的时候,清逊帝溥仪曾送给他一面寿匾,上书“天游堂”三字)。

    对于这座别墅,康有为甚为满意:“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庄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隐栖”。“屋虽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绿波,仅距百步”,“风景极佳盛暑不热”。

       康有为在青岛的居住以避暑为主。远离京城的政治纷争,他在青岛的日子最惬意。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美诗作,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是《乙丑夏五月重还青岛感赋》:“海气苍苍岛屿回,山巅楼阁抗崔巍。茂林峻岭百驰道,又入仙山画里来。”城市的自然美感、艺术格调与宜居情怀,在他的字里行间有着传神的揭示。

  康有为在青岛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四年,是他从历史颠簸中转而亲近自然、感怀宇宙的四年。走进 “天游园”,铁艺大门之内仍保留着当年的石板路,路旁一丛丛的绿色灌木,散发出一阵阵幽香。

       在青岛的岁月中,有三件事寄托着康有为的救世缅想:其一,创办万国道德会;其二,办博物馆;其三,创办大学。当时,他在济南、青岛两地成立了孔教会,后改为万国道德会。他在自己的寓所也举办过有文字说明的博物展览,展出他在游历西方各国时搜罗的各国文物与艺术品,算是非正式地实施了自己的博物馆理想。但第三件事,却未能如愿。

       康有为曾打算在俾斯麦兵营开办大学,但是北洋五师军队占用了此处,他无力将他们迁出,大学梦就此束之高阁。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后,康有为曾为学校捐了10万大洋的图书。

       康有为故居要开辟为纪念馆的消息传出后,康家后人和康门弟子捐赠了大量展品,其中康的儿媳庞莲捐出的最多,康的弟子刘海粟也为纪念馆留下了墨宝。康有为在台湾的孙子康保延把发现的祖父珍贵遗墨和史料捐给了青岛。

  康有为(1858.3—1927.3),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的著述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南海先生诗集》等。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不在文章实在于政治。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他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在德帝国主义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主要为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受到慈禧太后的镇压失败,康有为逃往国外。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1917年,康有为来到青岛,这是康有为首次来青岛。他去拜谒了在青岛的恭亲王浦伟;去汇泉游览。他这次青岛之行,对青岛印象很好,并写诗赞美曰:“海上忽见神仙山……楼阁倚山临海滨,碧波浩荡通天边。”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1923年康有为再至青岛,初居于旅舍,后买下了福山路6号(今福山支路5号),他在诗中写道:

  “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

  庄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隐栖。”

  “节楼”指德国提督旧宅。康有为认为“屋虽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把宣统皇帝溥仪给他题的“天游堂”悬于宅中,园也称“天游园”。

  康有为对青岛十分满意,在《与方子节书》中写道:“……青岛之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

  康有为因德国侵占青岛而上书,导致光绪维新变法,后来他又住于青岛,曾有诗写道:“青岛昔荒田,丁酉德攘先,吾时伏阙力争焉,大陈利害言万千……”

  康有为的三子同四子同凝八女同都随其来青,在圣·吉尔斯英文学校上学。康有为拟办一所大学,原计划使用的旧德国兵营被北洋五师占用,康有为无力使他们迁出,他办学的计划夭折,于是又去了上海,但每年总到青岛“天游园”来住一些日子,曾两次去游崂山。

  1927年,康有为在上海过了70岁生日,过寿之后回到了青岛。

  2月26日,青岛的广东同乡在中山路上的著名粤菜名店“英记酒楼”宴请他。有的传记中写“英国酒楼”是错的,英记酒楼旧址今为亨德利钟表眼镜店。

  康有为在宴席尚未结束时即觉得腹痛难忍,被同乡派车送回天游园宅中,服药之后,呕吐不止。吕振文去看他,康有为认为呕吐之后已经很舒服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在28日凌晨溘然撒手人寰,归之黄海之滨。

  康有为的死因有不同说法,一说是食物不洁中毒而死;一说他喝得橙汁有毒,是政治之敌下毒。他的次女康同璧说是食物中毒致死。后有人考证,康氏之死,完全是日本人所为。(近有小报言道,康有为的死因,为慈禧派的杀手追杀所致。)

  去世之后,何去何从,家人及亲友争论不一,有人认为回归南海故里,有的文章就写为归葬故里;有人认为应葬在清光绪皇帝陵墓旁边,因光绪对康有为有知遇之恩,光绪也因康有为被慈禧太后囚于瀛台,应陪于光绪旁。

  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说:康有为懂堪舆之学,懂风水;自购宅于青岛之时就选定埋骨青岛,在郊区李村枣儿村(也称象耳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但多数家人还想落叶归根,于是决定暂厝于枣儿山,青岛话叫“丘子”,就是不挖穴,置之地上再覆土。在康有为病逝后三天,三岁的幼女康同龄不幸夭折,同葬于旁,由吕振文和曾任胶澳督办的赵琪共同经办丧事。门人弟子去天津见废帝溥仪请赐“谥号”,但遭溥仪拒绝。

  由于一时不能迁回原籍,1929年由吕振文撰并书墓志铭立在墓前,前为“南海康先生之墓”,后写他的生平,对他的死因写道:“……同乡宴会于英记酒楼,未终席,腹大痛,急舁归。次日,公曰:呕吐景夜,毒已清矣,健谈如昔。夜五更,勿急来报,而公已逝矣,时二月二十八日矣。……爰勒石以志梗概,俾后之驱车过此者,有所凭吊。”

  1938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占据青岛,全国也处于战火之中,交通中断。1943年在台东人和路平度同乡会,举行了祭悼大会,然后在枣儿山正式下葬。

  吕振文,广东新昌人,在青岛住于金口一路16号,与康有为宅相距较近,敌伪时期任财政局长,他与赵琪又共同操办。

  枣儿山在李村之东南约五华里。青岛解放后,市政府由“文管会”负责维修康有为墓,康同璧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每年清明来青扫墓。

  有一年康同璧没来,秋天,文管会张铮夫先生要去墓地看一看,约我一同前往,只见荒草萋萋(其墓址在今李沧区政府东南方)。

  1966年文革期间,墓地遭到破坏,市博物馆抢救了康有为的头骨,把墓碑运了回去,市图书馆与市博物馆同在一院(今市美术馆址),墓碑横放在食堂之旁。

  “十年浩劫”已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筹划重建康有为墓。因原址已修建为道路,市领导研究后决定,迁葬于浮山。我曾陪同市府秘书长张新语同志去浮山选址。在浮山之阳选了一块倚山面海的高地,村民说这里叫“茅岭”,经康氏家人同意,决定迁葬于此。

  因为在敌伪时期,吕振文投敌当了汉奸,不宜重用原碑,决定请康有为弟子刘海粟撰并书墓碑,其上写道:“公墓毁于丙午,今得市人民政府重修,背山临海,肃穆壮观。”

  吕振文之原碑立在旁边,墓中葬康有为幸存的头骨,墓后植柏树六株,以纪念“戊戌变法”牺牲之“六君子”。

  1985年10月27日,青岛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墓地占地七百多平方米,墓碑为大理石,市领导和康有为儿媳庞莲弟子刘海粟等参加了仪式。

  当时四周无房,在浮山九峰最西一峰之岭上。

  后十余年,青岛大学校舍经扩展以遍浮山之麓,1985年还是山路崎岖之地,今已有马路相通,驱车可至。

  今日常有人来此谒墓,怀念那一页历史。

     “公生南海,归之黄海,吾从公兮上海,再铭公兮沧海,文章功业,彪炳千载。”这是艺术大师刘海粟为其师康有为撰写的墓志铭,康有为墓在今浮山山麓。

       这棵树种下的时候已经老大不小了吧,这是受了好朋友凌道阳的感染?!

       公认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领袖,这是令人值得一提称道的。但后来他堕落为清廷的保皇者,却令人感叹不已!特别是在1917年张勋入京复辟清室时,康有为曾献六策:今日复辟,应当实行君主立宪,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万不可复大清朝号,此其一;既然实行君主立宪,政权当归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对国会负责,此其二;国务总理一职,当请徐世昌担任,各省军政长官,暂勿更动,此其三;徐州现有兵三万,宜调一万入京,再调一万驻守济南、德州之间,控制津浦路,并调东北冯德麟一师入关,控扼京榆路,如兵力过少,那便压不住阵,此其四;人心难测,对段祺瑞此人须提防,把他弄到北京监视起来,万不可留在外地,此其五;清朝一些遗老知识短浅,不明大势,出主意要误事,使用这些人,应当审慎,此其六。这次复辟,除得到弼德院副院长外,所献六策无一被采纳。但他仍对张勋怀念,在挽张勋联曰:“精忠可格上苍,报韩虽不成,天地皆震动;大星陨于昨夜,与君成永诀,涕泗只滂沱。”并注云:“丁巳之役,战南池子,阖门待死,忠格天矣。八月朔日有星陨于天津,痛哉!,公遂以二日逝。”复辟失败后,他曾藏身于美国使馆近半年之久,后于1917年12月6日,由美国派专车武装保送离开北京,经天津到青岛。这是康有为首次来到青岛。他去拜谒了在青岛的清廷皇族恭亲王溥伟,曾写有《丁巳冬至游青岛并谒恭邸于会泉》一诗盛赞青岛的美好景色。诗云:“海上忽见神仙山,金碧观阙絢其间。晓暾乍上映紫澜,楼观飞惊抗情恋。楼阁倚山临海滨,碧波浩荡通天边;吾时伏阙力争焉,大陈利害言万千。”他又曾写《青岛会泉石矶望海观潮高至数丈异观也》一诗阐述青岛的独特风光。诗云:“海水冥濛望石矶,怒涛高拍入云飞。飞帆渺渺和云水,岛屿青青日落时。”

       康有为曾两次游崂山,都有诗文刻石留存于太清宫附近。1923年5月,康有为偕友人同游时,写有一首330字的五言古诗《劳山》,并附以长跋,是诗和跋一并刻在太清宫的一巨石上,至今犹存;1926年8月29日,他再次陪人游览时,又写下《重游太清宫》诗一首。是诗的刻石原立于太清宫前,其阳面为诗文,其阴面镌有360字的“自注”,文中提及同游者有吕振文、吕敬靖等十二人的名字。惜是石刻现已不存。

       康有为与青岛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青岛受到德日两个帝国主义侵略之时,他曾有强烈抗议行动。1897年冬,康有为得到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急忙从广东赶到北京,于12月15日,第五次呈上“上皇帝书”,极陈述事变之急,痛陈列强瓜分之势,以及变法图存的紧迫性。书上,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奏。然京师一时传钞,海上刊刻,诸大臣士人共见之,莫不嗟悚。1898年,德国人闯入即墨县文庙毁坏圣象之事激起民愤。康有为率弟子以维护孔教为旗帜,公布于报,并以公开信的形式在社会上散发,还联络各省爱国公车再次上书,此事为“百日维新”打下了思想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康有为支持学生发出“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的吼声,并发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为争回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青岛而疾呼。


       《清史稿》对康有为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作了较高的评价:“有为天资瑰异,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坚于自信,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初言改制,擦论大同,谓太平世必可坐致,终悟天人一体之理。缩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物质救国论》、《电通》、及《康子内外篇》、《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天游庐讲学记》,各国游记,暨文诗集。”次外尚有《戊戌奏稿》、《礼运注》、《中庸注》、《康南海先生诗集》等许多著作。由此可见康有为的著作是极为丰富的。仅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就有九种,内有六种为经学著作。如《新学伪经考》十四卷(光绪十七年广州刻本)。著录:“是书大旨谓后世所讲之经类皆刘歆伪造”。另如《孟子微》八卷。著录是书“表其微,言大意,所谓微也。”“自由立宪等乃西学名词,叠引不穷。则有为之自为书,而非说孟子矣。要其深湛之思宏博之辩,自有不可废者。书印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中庸注》一卷著录略云:“要自成其一家之说。……于义不伦,亦自有见。”《礼运注》一卷(演孔丛书本)著录略云:“是编以中国今已小康,而不求进化,是失孔子之意,爰为之注。将以崇孔子而同大地,其意甚盛。”《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十一卷(民国六年本)著录略云:“考不修春秋之原文,以春秋在义不在事与文。”《春秋董氏学》八卷(大同译书局刊本)著录略云:“大指谓春秋专为改制而作。知素王改制,一统天下。”由于著录者均为清朝学者,观点各异,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认康氏肯于联系当时形势,来解说经籍,为维新变法造舆论,故颇有现实的实用意义。

       康有为一生以诗为余事,诗作题材广泛,意境开阔。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十五卷。内录有关青岛的诗作甚多。如《崂山》云:“天上碧芙蓉,谁掷东海滨。青绿山水图,样本李将军。神仙排云出,高台照金银。芝旗与松盖,光景蕤五云。群贤能冒险,渡海咸欢欣。楼船两飞轮,破浪入山根。山下太清宫,万竹夹道分。道人多道气,长须迎缤纷。殿前两白果,老树霄汉干。阶前一耐冬,千年尚郁蟠。蔽山弥万绿,涧流屈潺湲。直上崂山巓,夹道万卉繁。奇石起攫搏,或作虎豹蹲。老黒当道卧,异柏挂岩丹。苍松亿万千,漫山洪涛翻。应接目不暇,清赏心所安。歆岖过岭后,荦确石巑岏。盘磴登上清,惊看飞瀑喧。渐度屼嵲巘,峰头草成菌。至正余摩崖,抚起感心颜。虽赏丘壑美,稍惜草木删。俯望碧海浸,超然十洲仙。吾生诸天游,世界等微尘。方士采药里,自此求神上。云昔秦始皇,登道随山刊。方壶与圆峤,水中浮碧寰。白银为宫阙,仙人缟衣冠。楼阁倚缥缈,度劫亿万春。今岂有真人,玉宇琼楼寒。深恐六鳌动,铁围漂荡艰。龙伯国大人,提掷出九关。且游播耨迦,复欠晃昱还。何处非天际,暂复留人间。”此诗系康有为1923年第一次游崂山时所作,镌刻于崂山太清宫之巨石上。七绝《重游太清宫》云:“青山碧海海波平,汗漫重游到太清。白果耐冬多阅劫,崂山花闹紫薇明。”。此诗为康有为1926年重游崂山时所写,在太清宫附近曾有此诗的刻石碑,碑阴面刻有360字的“自注”,此碑现已不存。诗存于《胶澳志》。又《明霞洞》云:“别峰度岭涧潺潺,巨石崔嵬松柏顽。万竹青青盘磴道,明霞仙在海中山。” 此诗为康有为于1926年第二次游崂山时所作,以赠戚愚勤。另有《甲子六月领得青岛德国提督楼》诗云:“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庄严旧日节楼在,今落吾家可隐栖。”入居青岛的欣喜之情可见。与友人游览青岛景观时所吟的诗作。如《重游青岛示佳重孙》诗云:“海气苍苍岛屿回,山巅楼阁抗崔嵬。茂林峻岭百驰道,又入仙山画里来。”又云“落红盈寸铺三里,夹道樱花散似云。碧海蓝天景如画,纷纷游人画中来。”乃是在1825年春天,中山公园樱花盛开时,游园即兴之作。另有七绝:“岛屿幽深是会泉,海山楼阁似群仙。月明穿过樱花路,尚想花开感往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前后共在国外漂泊了16年,游历考察国外的经济政治体制。

  1898年10月27日,康有为乘英国客轮“重庆”号逃抵日本。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此后,他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居住了两年,并购置了房屋,取名“廖天室”。1902年,康有为又移居印度北部山城大吉岭。

  之后他曾七赴法国,八游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还游历了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等国。1904年6月,康有为到达意大利。1904年底,康有为来到瑞典,买下位于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的园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1907年,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此后,他又去过不少国家。来源齐鲁晚报)

       康有为来青时,当时居住青岛的清朝第二代恭亲王溥伟欲举家北迁大连,二人私交甚笃,溥伟便将其家具赠送先生。现故居内起居室、会客室、书房等室内家具,均为当时亲王所赠。康有为故居虽不豪华,却十分高雅,足以反映康先生的审美康有为故居陈列馆重新修复开放后,增加了《康有为生平图片展》和《康有为藏品珍品展》二个展览。图片展以详实的资料和丰富的图片,介绍了先生坎坷奋斗、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一生。藏品珍品展出了康有为书法原作、使用过的器物以及先生流亡海内外时收藏的艺术珍品,康先生后裔捐赠的不少珍品也同时与观众见面,这两个展览的不少文物资料均为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研究价值。

  走上纪念馆前的户外石阶,正对面的门厅里是一尊康有为的青铜塑像。他表情凝重,炯炯的目光好似看着很远的地方。馆内工作人员指着门外与纪念馆一墙之隔的文登路小学说,以前并没有这些建筑,从康有为故居往南走一百米就是大海。想来,这应该是康有为选择这一居所的主要原因吧。

       走上一道木质的旋转楼梯,到达纪念馆的二楼,康有为的书房“天游堂”里还留存着他周游世界时一直随身携带的书箱。两侧的几间厢房里,他的书法艺术陈列,他在“世界之路”上搜集的各种藏品展,让人见识了那个在青岛潜心研究书法碑学开创 “康体”的人文大家,看到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之路上的比较文化史观的形成。

  从纪念馆前厅向左侧依序前进,走廊上一幅康有为肖像油画,题字“大同一梦君先觉”,让人恍然回到晚清。走过狭窄的长廊,“康有为生平史迹展”浓缩了他作为维新运动领袖、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一生。展厅对面是复原的客厅,里面只有几把古香古色的太师椅和简单的古董陈列,据说这里是康有为当年与晚清遗老们时常会晤的场所。

  清宣统帝退位后,士大夫阶层多流寓青岛,当时避居青岛的晚清朝臣就有数十位之多,其中不乏硕学巨擘。于是,在青岛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混融现象,遗老遗少们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复杂的文化对话,而这也是康有为1917年第一次青岛之行的一重文化背景。



附:康有为人物生平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1927年3月31日去世。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早年求学

       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小时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1858年3月19日(戊午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自幼学习儒家思想,他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公车上书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
       1895年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历史真相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康有为自称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在松筠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事实上,这次行动康有为仅有众弟子支持,而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均为其他人。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有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这得到光绪帝赞许。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他的做法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为的派系不断地涂抹,篡改了历史,并被之前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
       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尚有较大争议。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皇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后经学者考证,光绪皇帝收到的每笔奏折,全文或摘要皆须送慈禧审阅,在清宫档案中均有详细纪录,因此慈禧对变法内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不会维持一百天时间。只是因为改革中光绪皇帝身边的维新派官员,鲁莽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激进政策,才导致慈禧发动政变。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1897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1900年2月11日,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14日,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
       逃亡海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皇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离京,从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后辗转日本、美国、欧洲,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间,康有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杨锐之子杨庆昶诣都察院,将密诏上缴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请昭雪杨锐,康有为篡改密诏从此真相大白。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1904年,康有为还在瑞典买下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搭建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北海草堂”。据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考证,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7999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这有点像说一套做一套。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
       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晚年生活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关于康有为的生平事迹,虽然诸多历史学家已写下了许多专著,但对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这段时间里,曾一度超脱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却至今鲜为人知。
       应该承认,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晚年政治上趋于保守。
       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心情抑郁,但仍未能忘情政治。他一面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会为国教”的活动,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与盘踞在江苏的张勋等人保持密切联系。 1916年夏,有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找到康有为,邀请他到素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茅山一游。康有为对于那位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仰慕已久,故欣然前往。他到茅山后,住在乾元观,并将当初陶弘景住过的萃黄馆改为宰相堂。后来,他又在华阳洞口书写了“山中宰相陶弘景,海外逃臣康有为”的对联,自喻身居成深山,胸怀国家之志。这次他在茅山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张勋复辟的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匆匆收场了。康有为遭通缉,潜逃上海,此后又长期隐居茅山。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20小时后,于1927年3月31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清晨5时逝世。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
       1927年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虽托人说情,也未有结果。抗日军兴,杭州失陷,二姨太梁氏亲生的子女三人,将一天园出售,从此风景绝佳的一天园逐渐湮没。
       主要举措

       强学会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9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光绪二十一年(1895),偕梁启超参加会试。路过上海时,兴中会重要成员陈少白登门造访,共议时局。会试期间,中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同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闻讯极为愤慨,三月二十八日,同梁启超等鼓动广东、湖南举人百余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拒绝批准条约。随后,各省举人亦相继上书。四月初,康约同18省举人1300多人,开会决定联合上书,会上公推康有为起草,康用一日两夜的时间,起草了1.8万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但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准了《马关条约》,于是群情涣散,书未递上,但这一行动在知识界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公车上书”(公车是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它标志着维新思潮渐变为政治运动。四月初九日,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次日授工部主事,但未到任。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具体步骤,谓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其中包括了选举“议郎”,实行议会政治建议。这次上书,光绪帝极为嘉许,将康有为与一些高级官员奏折一起发各省督抚会议奏复,又下诏督促各地筑路开矿,鼓励私人办厂。闰五月初八日(6月30日),康第四次上书光绪帝,更明确地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为守旧大臣所阻,未能递上。他由此感到变法要成功,必须在王公大臣中开展宣传,遂于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称《中外纪闻》),每期印2000份,分送朝官。七月,筹设北京强学会,得到光绪帝和帝师翁同和的支持。九月,赴上海,设上海强学会,翌年一月,返穗为母祝寿,其后仍在广府学宫万木草堂讲学,他撰写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该书借“素王改制说”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会《春秋公羊传》“通三统,张三世”之说,认为历史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不断改革进步,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17]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保皇会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组织起这个改良派政治团体。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陆续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组织,共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设总部于澳门。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喉舌,宣传君主立宪。
       创办报刊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思想主张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宪法贡献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
       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 主张君主立宪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90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康有为还分析说,(法国与日耳曼)两国之创同时,而强弱异形于后,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
       3. 提倡权力制衡
       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就曾经明确提出:“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权思想与政治观
       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中,他论述道:“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5. 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认为:“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为国,非以为民,但求不乱,非以求治。有大官而无小官,有国官而无乡官,有国政而无民政,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乱世封建其一人,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听民自治,听众公议,人人自谋其公益,则地利大辟,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体设计。在当时,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规范,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
       立宪思想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指出:“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一曰势,一曰俗。二者既异,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深入于人心,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927年)中,康有为称:“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懋勤殿也罢,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动复辟,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书学思想

       后人了解康有为,大多基于“戊戌变法”。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惊人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辑成《南海先生诗集》。代表诗篇即《出都留别诸公》5首,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意气豪迈。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骈散不拘,开梁启超“新文体”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和《欧洲十一国游记》等。然而多年来,很少能见到康有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而且还出版了奏议、家书、政论、未刊遗稿等,身后备极哀荣,而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当今在瑞典惊现“康有为岛”,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而在他的学生中,梁启超、王国维、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等,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创作必须“偏激”,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自古以来,像孙过庭、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同时也说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但必须辨证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也有人认为这是表面上虚张声势的火气,潘伯鹰先生评说康有为的字“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认为康有为线条没有质感,滥用飞白,显得很虚浮。康有为在笔法上力倡圆笔,反对方笔,这是造成他笔法单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笔无尖锋,收笔无缺锋,也无挫锋,提按不是很明显,线条单一,缺少变化。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当是一病。用墨上缺少变化,表现形式不足,起笔饱蘸浓墨,行笔中见飞白,仅此而已。从他的中堂作品来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这是对帖学否定所致,实质上他早年日课,还是以欧虞为主的。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动了近代书法领域内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思想局限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维护旧体制。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康有为的另一面

       茅海建先生根据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原计划用十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来研究戊戌变法这个历史课题。但当他深入档案,在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查资料”之后,发现这个课题需要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述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其著述中存在诸多作伪,理清真相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步骤,真相不清遑论评价借鉴。尽管在茅海建之前的诸多学者已经取得了非常多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但由于前人研究档案的条件局限,研究大陆档案或不熟悉台湾档案,研究台湾档案或不熟悉大陆档案,因而在诸多关键性的事件真相的考证上面存在诸多不足。茅海建先生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面寻求解读历史真相。尽管有人怀疑他陷入了以考证为历史研究的窠臼,但从他已发表的这几部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来看,均属于带有问题的考证,所考证的具体历史事件对于研究戊戌变法这个大的历史事件均是有意义的,而非为了考证而考证。
       如果说茅海建之前发表的三部戊戌变法研究论文集、专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和《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是从正面研究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其聚焦点集中在康梁两人行动、思想、著述上面,那么《戊戌变法的另面》则是站在康梁以外,特别是张之洞一派对康梁变法派行动的描述和看法。从茅海建对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的解读,不仅有助于理清康梁著述作伪的痕迹,还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中,主张变法却又与康梁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张之洞这一派的观点和行动。
       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曾说,他的先人陈宝箴、陈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与康梁不同: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
       学术界对此说法有多次引用,也证明张之洞、陈宝箴这些在朝握有实权、有实际行政经验的变法派与康有为托古改制、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变法派存在本质区别,但一直以来对这种说法就没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而茅海建先生则从“张之洞档案”的解读中,让我们更清晰和具体的看到了这两个变法派之间的区别。
       张之洞一开始对康有为思想就存在猜疑,在张之洞入股强学会的时候就曾派人劝康放弃今文学“孔子改制”的学术思想,随后“强学会”报刊用孔子纪年更加引起了张之洞的警惕,康有为认为西方有教权,用基督纪年,中国要模仿西方所以也需要树立孔教,用孔子纪年,但这种书呆子的见解和做法,引发了张之洞的极大反感,张之洞作为一个政治高度敏感的老官僚,疑心康有为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立场,加上康有为鼓吹开议院和“民权”(指官民上书),被张之洞误解为提倡民主选举,意图颠覆帝制。学术思想、变法思想的差异,加上康梁背后鼓吹的激进式变法行动,使张之洞、陈宝箴等变法派官员对之产生敌视和对抗。从康梁变法派得不到朝廷内部改革派支持,反而得到敌视这一点来看,可知康有为等人完全不懂政治斗争的策略,也对高层政治一无所知,但为什么康梁竟会成为当时乃至今天大众心目中的变法派?我认为康梁虽然不懂政治为何物,但他们能成功的关键乃在于继承了广东人善于经商做生意的传统,实际上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做生意的投机心态(如由康领导、因迟到而流产的联省上书),他用做生意的智慧弥补了政治经验和智慧不足。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就曾与澳门商人何连旺合作,向朝廷兜售“巴西移民”计划,但李鸿章以巴西政府未提出要求为由拒绝了,因为之前就发生过很多华人被“卖猪仔”到巴西,沦为种植园奴隶的诸多悲剧,清政府于是下令禁止了此类招工行为。茅海建从现有档案研究发现,康有为的所谓“移民计划”其实是“运民计划”,其中对华工权益并没有任何保障方案和计划,何况澳门商人何连旺家族本来就是靠“卖猪仔”发迹的奸商,“康圣人”的这个移民计划极有可能就是一单“卖猪仔”的生意(详见《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从“张之洞档案”可以看出,康有为对陈宝箴在湖南变法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最开始他赞赏陈宝箴聘请梁启超到湖南讲学,到后来张之洞、陈宝箴排斥梁启超派在湖南的政治活动,康有为转而对陈宝箴变法持批评态度,再到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康有为派又转而对遭遇政治迫害的陈宝箴持赞誉态度,并把陈宝箴作为“吾党”同志加以宣传。康有为对陈宝箴态度的变化均取决于个人政治态势的变化,他通过丑化慈禧、塑造朝廷顽固派来达到宣传个人受难的政治形象,为了博取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捐款,他不惜出卖光绪帝,伪造光绪密诏,把他自己策划失败的“围园杀后”计划说成是光绪帝的密旨,这种下流的手段堪称他经营革命事业的一绝。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之后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变成大富翁,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这种善于做生意的才能的结果,他带领全党下海经商,拉拢同情他政治遭遇的华侨,利用侨乡优势,合伙经营报业、出版(科举考试教辅教材)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政治对于康有为来说也更像是一盘大生意。
       甲午战败对清朝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契机,朝野内外都有改革的呼声,戊戌变法具备历史的必然性。当时清廷具备现代化知识、视野,又具有行政经验、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无疑是李鸿章,但他已经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身败名裂的人不可能做政治领袖。李鸿章之外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是张之洞,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偶然性,他和大清国都错失了一次自改革的机会(详见《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茅海建先生研究到这个地方不禁慨叹“可惜不是你”!假如是张之洞入朝为相辅佐光绪帝进行变法,或许戊戌变法的结果会大大不同。张之洞、陈宝箴所代表的稳健改革派没有成为戊戌变法的主流,而康梁的乌托邦式激进改革方案却成为主流,并彻底断送了这个大好机会,这就是历史,没有“假如”。
       轶事典故

       1898年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由于反对变法的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清光绪二十四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反对派发动“戊戌政变”,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戊戌变法,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又称“百日维新”。
       人物评价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观,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因为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藏书

       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宣传西方政治文化,又多聚书,多为普通之书及西学书籍。与梁启超倡导维新变法。戊戌之变,其家被抄,其藏书移广雅书院。《广雅书院藏书目》对其所藏书均有著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日本亦搜集图书,撰《日本书目志》15卷,分15门,每门各分子目,数项至数十项不等。自海外回国后,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曾与张勋一道策划复辟帝制。其学术成就颇高。所藏书初贮于“云衢书屋”,后移至“万木草堂”、“万木楼”中。民国后,在上海又建有“天游阁”藏书楼。据《南海珍藏宋元明书目》所载,计有宋刊14种,428册;元刊9种;明刊232种,共5万余册。又收有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旧藏及新购新学、西学之书,数逾万册。藏书印有“御赐天游阁”、“南海康氏万木草堂珍藏”等。去世后,所藏书大部分分别归于广西大学图书馆、镇江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
       碑学书法

       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康有为首先是以其宏富而鲜明的书学理论夺得一席之地的。他的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在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之上加以扩充阐发,主旨是提倡、推广碑学,攻击、抑制帖学。这一立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原因在于:帖学发展至近代已走向一味求媚、不避靡弱的边缘,康有为虽身处其中,却由于见闻甚广,故而心游万仞,从帖学中挣脱出来,振臂一呼,便很快赢得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加之金石考据之学大兴,于是碑学盛极一时。依康氏分析,当时“尊碑”的原因是:“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虽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故其贡献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然他的创作实践并未能像他的思想—样光芒四射。他认为“古今之中,惟南碑与魏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有论者以此为坐标比照康氏本人的创作,谓其心有余而力稍逊,仍未能摆脱早年的帖学窠臼。康有为书法早年学王羲之、欧阳询、赵孟頫,后从学朱九江,宗法欧阳通、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又力学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后又转学苏轼、米芾、钟繇等,自谓执笔用朱九江法,临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学的养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杂糅诸家而成。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4.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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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褐木庐”世界三大戏剧图书馆之一(福山支路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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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木庐”世界三大戏剧图书馆之一(福山支路6号)


       位于天游园对面的福山支路6号,简约清淡,连“名牌”也寻不见了,好像藏身于市的隐士,而当年它却是赫赫有名的私人戏剧图书馆“褐木庐”,创办人为我国著名的海洋科学家、戏剧家宋春舫。 

  作为一名戏剧家,在《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找不到他的名字。作为一名藏书家,他那曾经享誉海内外的藏书楼也早已烟消云散。而作为一名海洋学家,更少有人知晓他与青岛水族馆的渊源。在自己46年的短暂人生中,宋春舫参加了清末的科举考试、经历了旧式的爱情挣扎、游学于法国瑞士、执教于北大清华、在《新青年》上呼吁过戏剧改良、为上海银行撰写了金融历史。而在生命中最后的13年里,他在青岛创办了一生挚爱的“褐木庐”,又促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海洋科学的起源地。如今,故人何寂寞,一去悄无言。但我们仍然可以沐着春风,去寻觅一只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画舫。

      1928年至1938年,他的足迹留在了青岛。

  福山支路6号是著名的褐木庐戏剧图书馆。1928年宋春舫来青岛,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长,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海洋科学的开始。他主持建成了水族馆并捐款。宋春舫回国时带回一批戏剧图书,后又广泛购入戏剧图书,在青岛办了一个专业戏剧图书馆,叫“褐木庐”。所谓褐木庐,是Cormora的音译,指宋春舫喜欢的三位戏剧家——高乃依(Gorneille)、莫里哀(Moliere)、拉辛(Racine)在当时的中文译名首字。聘朱祖佑为图书馆主任,馆藏戏剧图书九千余册,被称为世界三大戏剧图书馆之一。

     宋春舫买下这栋小楼后,将平生所收集的戏剧图书全部搬来,共计七千八百册。当年生活在青岛的翻译家梁实秋说:“我看见过最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的,柜比人高,但不及栋,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

       宋春舫非常珍爱自己的藏书,不仅设专馆来收藏,而且还精心为其设计过藏书票。2007年,曾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一张当年的褐木庐藏书票,书票上画着打开的书本、羽毛笔及B、C两个英文字母合成的墨水瓶图案,简单而有意境。

       读书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藏书和藏书票。十几年前,北京海王村惊现褐木庐主宋春舫的藏书,而且不少原版的外文戏剧书上都贴有宋春舫制作的藏书票,藏书家如上海的陈子善、台北的吴兴文、香港的黄俊东专程到北京收购,以拥有宋春舫褐木庐藏书为荣。

       宋春舫的褐木庐,成为当时青岛的一张文化名片。其时,国立青岛大学名流汇集,像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都有留学背景,分别在古典文学、诗歌、翻译、戏剧方面有专长。可以推测,他们都是褐木庐藏书楼的读者。当时在青岛的戏剧家、翻译家,如洪深、章铁民、张友松、孙大雨……也是褐木庐的读者。远在上海的戏剧家李健吾,慕褐木庐之大名,他说:“梦自己有一天飞到青岛,飞进他的书库,在那些栉比的书架中翱翔。”在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梁实秋,兼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得意于自己的国外戏剧史料及莎士比亚研究资料的收藏,但参观了“褐木庐”的藏书,被主人宋春舫的藏书折服。胡适为组织人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来青岛参观了褐木庐,见莎士比亚作品很多,仅《哈姆雷特》就有5个各种文字的版本。出版家、编辑家赵景深先生在《宋春舫纪念》一文中写道:“他能直接看法、英、德等国文字,所以藏书大部分是第一道手的原文,不是辗转翻译出来的。”一所国立的大学,一个私人的藏书楼,形成了上世纪30年代青岛的文化磁场,吸引了国内众多的学者、作家、诗人、戏剧家纷纷来青岛,那时的文化盛况,令人心仪神往。

  193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全国各地代表190多人与会,青岛市有代表6人,而褐木庐图书馆则是唯一参展的私人图书馆代表。

       宋春舫(1892年—1938年),浙江吴兴(湖州)人,13岁就中了秀才,1912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法国、瑞士留学,并在日内瓦获得硕士学位,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是我国现代剧坛上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清宣统三年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一位学者。他同时提倡话剧运动,创作话剧剧本,以擅作喜剧著称,代表作有《一幅喜神》、《五里雾中》,还出版有《宋春舫论剧(一、二集)》。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撰写了许多评价外国戏剧新思潮、新观念的文章。1928年宋春舫来青岛,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长,这是中国海洋科学的起点。他主持建成了水族馆并捐款,今水族馆内壁上仍存有年前的捐款碑。,“一战”结束后,宋春舫作为中方代表团的翻译参与了巴黎和会。
  宋春舫出身书香门第,表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家境又殷实,先在晚清最后一次科举中考得秀才,又赴欧留学。因他无家累,求学时与吃苦无缘,反倒有大把闲情逸致和银子用于逛书店,他立志于西洋戏剧,最爱购戏剧书籍。我倒是最爱这种货真价实的公子哥,有底蕴有风度,既无暴发户嘴脸,也无小人得志之虞,对钱财功名都看得极淡,只爱心头好。30年代初期起,宋春舫先后辞去了他在外交部、法院和私人银行等处的职务,一心专研戏剧。

  回国时,他愣是把所购数千册书籍全带了回来,这便是后来褐木庐的基础,以当年的交通条件,此事堪称壮举。他通晓法、英、德、意、西班牙和拉丁等多种文字,所购书籍多是原版而非译本,涵盖数十个国家的戏剧史和剧本,甚至还有国外学者寄信来华,向他借阅本国书籍。
  他是剧作家、剧作理论家,他出版的法文版《海外劫灰记》是已知的第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法文著作,三册《宋春舫论剧》被戏剧史家赵景深誉为启蒙之作。20年代出版《宋春舫论剧》第一集,30年代编选出版《宋春舫论剧》第二集和第三集,拟定《欧洲戏剧史》《戏剧理论史略》等书的纲要,由于早逝而未能写成专著。剧本有独幕喜剧《一幅财神》,三幕喜剧《五里雾中》和《原来是梦》。出版过游记集《海外劫灰记》、《蒙德长罗》。翻译作品有小说《一个喷嚏》、《一个舞女的口供》、《一支金的自来水笔》和剧本《春春不西》,还著有《现代中国文学》等。

  除了钟情于戏剧、藏书之外,宋春舫还是一位海洋学先驱。他在海洋学上也取得了成就,戏剧学与海洋学的巨大鸿沟在他这里变作通途。他是中国现代海洋学的奠基人之一,建立了中国首个海洋研究所,如今那矗立在青岛海畔,每日接待如织游人的中国首个水族馆,同样有他的心血,他是发起人,也是募捐人。中国近代既是科学家又是戏剧家的人,只有丁西林和宋春舫。巧合的是,这两人都落脚在青岛。但是,除了在青岛,作为海洋学家的宋春舫很少有人提及了。 

       1922年,青岛主权回归,蒋丙然出任青岛观象台台长。1928年7月,蒋丙然邀请宋春舫来青避暑,宋欣然应约。来青后,在与蒋丙然交谈中,他提到,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但真正具有基础研究条件的现代滨海城市却不多,因此建议在青岛建立海洋研究所。之后,他把这一论点写进《海洋学与海洋研究》,发表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论文发表后,蒋丙然将它呈给时任胶澳督办赵琪。赵琪看后十分赞赏,但认为一时间还难以成立一个有规模的研究所,便决定先在青岛观象台设海洋科。就这样,宋春舫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海洋科首任科长。

       宋春舫从国外采购了海洋仪器和参考书籍,带领着一群有志于海洋研究的年轻人开始了定期观测预报青岛港潮汐、测量胶州湾水温变化等工作。在其组织下,这里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杂志《海洋半年刊》。

       1930年秋,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年会,宋春舫、蒋丙然倡议在青建设海洋科研机构,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支持。而后青岛市决定,第一步先建设一个水族馆。宋春舫很富裕,而且也特别舍得投资在自己钟情的事业上。当时建水族馆,山东省政府捐款1000大洋,而宋春舫个人就捐款600大洋。

  据子猷(音yóu)在《为海洋科学研究奠基——纪念宋春舫与蒋丙然二位先驱者》文中提到,宋春舫早年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到法国西南部的邻国摩纳哥参观,摩纳哥是世界第二小的国家(第一小为梵蒂冈),但很重视海洋科学。拥有专门的海洋研究船,于1908年建立了一座雄伟的海洋博物馆,并附设水族馆。宋春舫回国后写成《海洋学与海洋研究》一文,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期引发国人的关注。到了1928年,宋春舫来青岛避暑,住在当时青岛观象台台长、气象学家蒋丙然家中,再次说起此事。蒋丙然对此深表赞同,并认为可先从小处着手进行推广。不久,青岛观象台聘请宋春舫为海洋科科长,后来又兼任了观象台图书馆的馆长。

  到了1930年,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会,会上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建议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获得了大家的支持。其后成立一个三人筹备委员会,成员分别是时任青岛市市长胡若愚、观象台的台长蒋丙然、观象台海洋科科长宋春舫,大家决定先建一座水族馆,再建中国海洋研究所。但会议之后,水族馆的建设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不久,中国海洋研究所第二次筹备会在南京召开,宋春舫在会上汇报了筹备计划,指出建设经费始终是拦路虎。随后,宋春舫自己捐出了600块银元,成为筹建水族馆中捐款最多的个人,而他的小舅子朱润生也捐献了500块。

  1932年,青岛水族馆终于建设完工,当时亚洲大陆,只有大连有一座水族馆,且由日本人经营,规模较小。所以在竣工典礼上,蔡元培激动地称“其当为吾国第一矣,比年我国多故,百事尽废,独此水族馆,得二三君子之努力,以底于成,于此可见事在人为”。这二三君子中宋春舫起了主要作用。这座古代城楼造型的水族馆如今仍矗立在青岛海滨,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而镶嵌在山墙中的石碑上,则刻着当年发起人和募捐人的名单,其中宋春舫的名字赫然醒目。

  到 1937年夏,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土建工程基本完工,宋春舫10年前提出的“海洋研究”梦想眼看就要实现,然而“七七事变”爆发了,当年8月14日,几名日本水兵走到德县路天主教堂附近,遭到了由日本特务机关指使的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浪人的狙击,这就构成日军入侵青岛的借口。随后,青岛局面开始日趋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无奈之下,宋春舫也于当年离开了青岛。而他的“褐木庐”藏书由于过于众多,上海的家中无法安置,于是宋春舫将其运到了北京大学的一间房子里。当时的宋春舫甚至在北大里又盖了一所房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回到这些书的身边。

  可惜,天不遂人愿。1938年,困扰宋春舫半生的肺病再次发作,46岁的他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寰。

       为了予来青友人方便,宋春舫还建了一家万国疗养院(金口一路33号),也做旅馆,胡适来青期间便住在这里。1936年,他又买下福山路1号,也就是此前的洪深故居,把褐木庐搬了过来。若非战争,他怕会将青岛作为人生归宿。离开青岛后的宋春舫,一年后(1938年)去世,年仅46岁。他的病根要追溯到1924年,当时他因骑马不慎失足伤及左肺,此后一直靠药物维持。或因英年早逝的缘故,他不免寂寞身后事,除了梁实秋等人在作品中的零星回忆外,他长久被人遗忘。哪怕在这个客居多年的城市里,也只能寻得零星遗迹。

       比人的生命更长久的是书,千金散尽买图书。人去后,书香依旧。宋春舫短暂的一生是微笑着的,面对世界和人生。后来,宋春舫的藏书分别捐赠给了北京和上海图书馆。

       这样的一座图书馆,在时代的变迁中,却变得如此破败,呜呼哀哉!





       褐木庐大名鼎鼎,但不是宋春舫居所。宋春舫初来青岛住在黄县路上,地址不详。后来他出资在金口一路开办了一家万国疗养院(实际算得上是小旅馆),胡适来青时曾住过。在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里,胡适明确提到,1930年8月他第一次来青时住在“福山路新1号”宋春舫的家中。而1938年出版的英文版《青岛行名录》里介绍名人住址时,将宋春舫的府邸标记为“福山路1号”。

——2015.4.19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熊希龄故居(福山支路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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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熊希龄故居(福山支路12号)

       在福山支路的拐点上,最先出现的就是熊希龄的故宅。

       熊希龄(1870.7.23~1937.12.25),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曾实业救国创烧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1937年12月25日这位风云人物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熊希龄与青岛

       毛泽东曾说:“一个人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就做过许多好事。”熊希龄,字秉三,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但由于反对袁世凯复辟,不久被迫辞职。他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熊希龄先生与青岛有缘,曾多次来青参加慈善活动,并计划长居青岛,但因“卢沟桥事变”爆发,他不得不转居香港,并病逝于那里。
       首度来青,主持全国慈幼大会。
       1936年夏天,熊希龄携夫人来青,应邀出席并主持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
       1928年,由孔祥熙、邝富灼、高凤池、郭秉文等人的夫人于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慈幼协会,这是一个旨在维护、教养及保障全国儿童的福祉的慈善机构。1934年该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慈幼大会,同时成立了各种儿童教养机构,主要从事儿童救护、教养、资助等活动,并发行慈幼书刊。而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则计划在山东青岛举行。
       1936年7月30日,正担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的熊希龄携夫人毛彦文乘胶济铁路火车来到青岛,应邀出席慈幼大会。天津《益世报》报道,7月30日晨,沈鸿烈率众到车站迎接由济南抵青的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在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致辞中,沈氏称赞熊氏对慈幼事业之贡献:“北平香山慈幼院,设备更属周到,凡此皆使一般公众对慈幼事业发生深刻之认识。”熊希龄夫妇来青后下榻在迎宾馆,据毛彦文在其自传《往事》中回忆:“那年夏间中华慈幼协会在青岛举行年会,我俩由北平前往参加,备受青岛市长沈鸿烈先生的热情招待,因之年会结束后即留下避暑。”
       当年8月4日至8日,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在青岛举行。熊希龄本担任大会副主席,但由于大会主席孔祥熙因故未到,因此此届慈幼大会由他主持。大会审议讨论了《请政府保障慈幼事业并扶植其发展》、《呈请政府严禁童养媳,以维人道而固国本》等多项议案。会议期间,参加慈幼大会的全国各地代表130余人,在青岛市政府组织下参观了青岛李村乡村建设成果、青岛市立感化所(收容所)、青岛市立救济院、青岛市礼堂、前海栈桥、各区办事处、各乡区主要村庄等。此届慈幼大会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影响非凡,各主要城市慈善组织都发来贺电,当时创办华兴育幼院、主持全国战时孤儿收容会的宋美龄女士也专门发来了颂词。
       慈幼大会结束后,熊希龄夫妇继续留在青岛避暑,感受到了青岛的习习海风和风土人情。他的到来,引起岛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8月30日,应青岛市青年会的邀请,熊希龄和夫人在位于浙江路9号的青年会大礼堂面对200余名听众作了题为《儿童习惯之养成》的演讲,讲词新颖精辟,引起听众热烈反响。
       再次来青,准备兴办慈幼院
       通过参加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熊希龄对青岛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尤其关心青岛的慈幼事业。1937年,他应邀再次来青准备兴办慈幼院和长期居住。
       早在1931年5月,青岛市就在上海路63号成立了“青岛市立救济院”,隶属市社会局,全院分设残老所、孤儿所、育婴所、济良所、贷款所、施医所、习艺所。其中,育婴所作为收养社会弃婴孤儿的慈善机构,规定市民如发现街头有遗弃婴儿送往育婴所者奖励2元,市民年逾四旬无子女者可从中认养婴儿。但是,救济院成立伊始就存在着资金短缺问题,是时,该院院长向市政府报告称:“以此基金短绌,救济事业殊不足以策永久”。
       1936年,该院因经费拮据,入不敷出,呈请市政府补助,因“市财力缺乏,增拨为难”,市政府同意批拨福山路7号房屋1座、栖霞路11号房屋1座、荣成路34号房屋1座、巨野路7号空地1处,共折款 5.99万元,作为该院资产,以出租收益作为收入。另拨天门路(现延安路西段)地皮1处,面积40余亩,作为救济院扩建之用。正鉴于此,青岛在慈幼事业上与香山慈幼院有着合作发展潜力,因此熊希龄先生决定在青岛推行普及慈幼教育事业的试点。
       据毛彦文在《往事》中回忆:“四月底,应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由北平赴青岛,筹商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秉拟长住青岛,故选赁住宅。……六月初秉与我携菊妹(周素梅)、钦翼(同文长女),眉春(辅文女儿),两小孩及佣工等迁居青岛,致力办婴儿园,赁福山支路十二号住宅,该宅面临东海、蓝天碧水、红瓦绿树,为居家之胜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侵略军南下,青岛告危。在此恶劣形势下,7月21日,熊希龄与毛彦文只好由青岛乘轮船至上海。“沈鸿烈君再三劝吾等返沪,谓青岛有旦夕发生战事之可能,君不愿离去,吾强之始行,抵沪数日,沪战继起。”时隔50年后,90岁高龄的毛彦文在台北写就的自传《往事》中如是回忆。《青岛教育纪事长编》载,“1937年7月21日,熊希龄夫妇离青。”随即,“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熊希龄率领人从事救护工作,并组织人员收容难民。同年12月16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熊氏夫妇登上了赴香港的法国游轮(一说意大利游轮),拟由粤汉铁路至湘,主持香山慈幼院长沙分院事宜。孰料,24日晚,熊希龄在旅馆突发脑溢血,次日晨6时,因抢救无效在九龙医院撒手尘寰。

       熊氏西去两天后,12月27日,在实施“焦土抗战”炸毁日本纱厂、自沉军舰堵塞港口和航道后,沈鸿烈率部9000余人撤离了他苦心经营六年之久的青岛。至此,熊希龄三赴青岛,与沈鸿烈“筹商的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在日寇入侵的枪炮声中戛然而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没有在青岛建成慈幼院,熊希龄还是给青岛留下了另一座建筑— 青岛红万字会旧址,也就是现在的青岛市美术馆。因为他是世界红万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初来青岛时看到青岛红万字会在新泰路上,规模太小,于是建议建新址,沈鸿烈在青岛河畔批予土地(大学路、鱼山路口),熊希龄1936年来青岛市帮助筹措经费,这座大学路上的标志性建筑才得以完成。

  在今天看来,熊氏作出这一决定,不外乎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形势使然。《青岛教育纪事长编》、《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刊》载,1935年9月1日,中华慈幼协会派出考察团赴意、苏、德、英、法、美等国,考察托儿所、婴儿园、幼稚园组织教养训练方法和慈幼事业发展状况。考察人员带回来了苏联工厂和农村普设托儿所等信息,熊希龄从中不仅发现了中国慈幼教育之差距,而且看到了慈幼教育发展之方向,“尤其是苏俄,认为慈幼事业不但是社会上慈善家的一种事业,简直把慈善事业当作国家的一种公共事业了。所以今后我们希望关于慈幼事业成为国家的一种公众事业,欲使国家对于慈幼事业能够统一和普及起来”。因此,他在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上主持起草的《大会宣言》中提出,“本届大会以‘慈幼建国’四字相标榜”,“通令各省、市政府,筹设或增办农村、工厂托儿所”。在此形势下,不难推断出,熊氏急切地拟将“苏联模式”在国内移植。
  二是熊氏对青岛、对沈鸿烈产生了良好印象。8月4日,“熊希龄先生对于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的感想”中如是说:“(青岛)尤其关于儿童教育,设备完善,凡中小学校,与育婴、民众、济民、习艺、及平民住宅之种种儿童教育,感化教育,无不完备,其附近数百里内之乡村,亦均有建筑堂皇之国民小学……吾人在此开会,得以参观建设,扩充耳闻,精神上更加感动。”
  另外,从当年9月16日熊希龄在香山慈幼院全体教职员会议讲话中也可管窥:“青岛为我国近年来进步最快的城市,市长为沈鸿烈,建设非常努力,成绩良好,实为全国罕见。尤其是乡村中,有利民众的市政几应有尽有。我以前拟在上海推动幼稚教育,最近以沈市长对于青岛慈幼事业,有许多地方欲与本院合作,因此我又打算在青岛试办托儿所婴儿园等。”
  1991年出版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中,对熊希龄“打算在青岛试办托儿所婴儿园”有所提及:熊希龄觉得慈幼事业的普及与推广,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但他并不灰心,采用苏联托儿所模式,在本宅、香山、天津三地创办多所“昭慧”幼稚园,专收平民工人的子弟。他原本打算在上海推广这种做法,1936年的青岛第二届慈幼大会,使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在青岛开辟一个推广普及的试点”。
  三是熊氏与青岛合作中有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影子。同为民国教育家,熊希龄与张伯苓互相仰慕、关系密切——1921年1月南开学校因疫停课,张伯苓带领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假京西香山幼院会议兴革事项”就是一例证。而夫人毛彦文,也与张伯苓友好。1924年,因为表兄朱君毅移情别恋,毛彦文与其解除婚约,见证人中就有张伯苓。
  沈鸿烈与张伯苓亦是友情甚笃。出任青岛市长后,正是在张伯苓许可和支持下,沈鸿烈延揽了湖北老乡、南开学校教务主任雷法章出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雷法章长青岛教育6年,悉力以赴,绩效斐然”。或许,沈鸿烈的人格魅力感染了雷法章,此后,雷一路追随沈氏,一起宦海浮沉,直至一起飘零,先后凋谢台湾,此乃后话。
  或许,正是有张伯苓这一潜在的“催化剂”,熊希龄、沈鸿烈更顺畅地递出了合作办慈幼教育的“橄榄枝”。 

       熊希龄与毛彦文

  自隐退政坛后,熊希龄一直低调做着慈善,但1935年的一条爆炸性新闻却让熊希龄重新占尽各大报纸的头条,65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了。《慕尔堂里熊希龄续谱求凰曲》,这是1935年2月9日,66岁的熊希龄续娶33岁的毛彦文时,上海《申报》报道的标题。两人均为民国名人,特别是“年龄相差较多,社会上少有此例”,因此,结婚消息甫一传出,《大公报》、《益世报》、《申报》等众多媒体记者竞相追逐,其间报道难免添油加醋、有八卦娱乐之味道。晚年的毛彦文在自传《往事》中回忆及此,认为《申报》“慕尔堂里熊希龄续谱求凰曲”一稿“所写较为可靠”。

  熊希龄一生共娶了三位夫人,廖氏、朱其慧、毛彦文。廖氏是贵州镇远人,1895年患肺病亡故。前文提到,恩师朱其懿将妹妹嫁给熊希龄已经是廖氏去世之后的事,两人育有一子二女。在香山慈幼院建立后,朱其慧全力协助丈夫兴办平民教育,积劳成疾于1931年病逝。熊希龄对朱其慧用情很深,夫人病逝后,他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并亲笔撰写《熊夫人事略》,痛悼亡妻。

       熊希龄的第三任妻子毛彦文,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才女,1898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的乡绅之家。曾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系,192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9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毛彦文从小就很有主见,十六岁时曾为了青梅竹马的表兄逃婚,并教书供表兄留学,最终却惨遭遗弃。此后,被大才子吴宓苦恋多年,但已对爱情失去信心的她始终没有接受吴宓的爱,一直独身到三十多岁。

  说起毛彦文与熊希龄的缘分,那还要追溯到她读中学的时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毛彦文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与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朱嶷是同学而且关系很好,当时朱氏姐妹就住在熊希龄家里,所以毛彦文也经常会光顾熊府,但那个时候毛彦文见到熊希龄要恭敬地叫一声伯父,那时的两人谁都没想到会成为伴侣。

  作家张昌华在《民国风景》一书中曾提到十几年后熊希龄追求毛彦文的细节:1934年,熊希龄到沪,住在朱曦家。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紧接着,朱曦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毛彦文一听吓了一跳:“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拒绝了。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同时加大攻势,几乎每天写信或填词寄赠。朱曦还打电话给熊希龄的长女熊芷,熊芷怀五六个月的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您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家庭的。”各方亲友也恳切相劝,弄得毛彦文六神无主。在这重重包围下,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  

  1935年2月9日下午3时,熊希龄剃去了冉冉长须,与毛彦文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按基督教仪式举行婚礼,此事成为一大社会新闻。“来宾约五百余人,加上二三百只花篮,把慕尔堂挤得水泄不通”,毛彦文在《往事》中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婚礼的盛大场景。沪上名人黄郛、李石曾、吴铁城、章士钊、杜月笙和梅兰芳等群贤毕至。

  “新郎六十六岁,新娘三十三岁”,各家报馆抓住这一卖点,各显神通,连篇累牍,挖掘新郎剃须动机者有之,报道新郎、新娘恋爱经历者有之,全景式报道婚礼盛况者有之……角度不同,精彩亦然。更精彩的是婚礼现场的对联,隽永幽默,比如,“凤凰于飞,祥兆"熊"梦,琴瑟静好,乐谱"毛"诗”、“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熊希龄面对世人的种种杂议,十分坦然,他在应邀报告新人恋爱经过时,他说:“新娘本叫我老伯的,这回我向她求婚,她还以辈分不同为推托,我们的结合,完全为事业。”诚正如此,婚后毛彦文数十年如一日殷殷致力于夫君的慈善事业说明了这一点。在《往事》中,毛彦文认为,熊希龄在原配朱其慧去世4年后续弦,多半为香山慈幼院寻找继承人。他认为“我有协助他办理此事业的能力、热情与爱心,故追求不舍,终达愿望”。从公开的履历看,教育出生的毛彦文确实是极佳的继承人人选,“姜还是老的辣”,熊氏可谓慧眼识珠。

  毛彦文在晚年回忆时说:“(我们)整天厮守在一起,要是没有看见我,便要呼唤,非要我在他身旁不可,终日缱绻不腻,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此种浓情蜜意少年夫妻亦不过如此。”“令我陶醉,令我庆幸。”蜜月期间,熊希龄作《莲湖双鹭图》并题词赠毛彦文,以志“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 

  遗憾的是,这桩轰动一时、和谐美满的婚姻,只维持了不足三年,熊希龄因病逝于旅次,令毛彦文肝肠寸断。在《十年流水账》长文中,孤苦无依的毛氏向熊希龄泣诉了十年经历,鹣鲽情深,令人动容。

  因为慈幼事业,熊氏夫妇在青岛短暂寓居,但那段幸福时光,让一生时乖命蹇的毛彦文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在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她写下了《十年流水账》一文,文中回忆了与夫君在青岛相偎相依、观海赏月的美好片段:
  “君酷爱观海及赏月,每逢月夜,二人步行至海滨,踞坐危石,依偎私语,水声潺潺,明月如镜,天地之大,一似仅吾二人为最有存在之价值,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每一念及,神往心碎。”
  其时,熊希龄已驾鹤西去七年矣!

       关于熊希龄的出生,作家杨雪舞在《民国总理档案》一书中写道: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熊希龄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啼哭声特别响,一条街上都能听见。邻居们前去熊府道喜说:熊老爷,这孩子哭声大,长大必成大器。据说当夜满街清香扑鼻,人们断定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清官。熊希龄很争气,小小年纪就因天资聪颖闻名乡里。据说他6岁启蒙,有“闻一知十”的天赋,一本《三字经》,只用三四天时间就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时常向老师提出对于书中问题的疑问,要求解答。

       在私塾求学时,先生曾以“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为上联,让学生对出下联,熊希龄稍作思索,即对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先生惊赞:“经纶之才也!”先生命学生各自绘画一幅,并题相应诗句,熊希龄独画一株棉花,枝叶俊秀,蓓蕾初绽,题句“此君一出天下暖”,先生一下惊愕:“此画堪称上品”。因他文采斐然、禀赋出众又勤奋好学,在少年时代就被誉为“湖南神童”。先生惊叹他的才气,用一副嵌字联写道:“希有奇才,凿水窥天成妙句;龄虽幼小,登科及第占鳌头。”

       熊希龄7岁随父亲回到沅州府芷江县的祖父身边,经过多年苦读,1884年,熊希龄年仅14岁便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湘西也是凤毛麟角。此后,熊希龄又到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

       1888年,熊希龄结识沅州知府朱其懿,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熊希龄的聪明才智深为朱其懿所器重,朱保送熊至长沙湘水校经学堂读书,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1891年,21岁的熊希龄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轻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1892年,熊希龄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便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苦练两年后,熊希龄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说朱其懿改变了熊希龄的命运,不仅仅是因为赏识他的才学,为他提供深造的平台,这位爱才的知府还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他。

       差点成为“戊戌七君子”

       正在熊希龄事业、爱情一帆风顺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熊希龄和当时一切进步的士大夫一样,强烈感到非变法不能图存,非变法不能救亡。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较为开明,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齐集湖南,维新气象较浓。熊希龄见在京无所作为,遂离京返湘,旋即被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除主持校务外,还创办了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在熊希龄看来,报纸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是宣传变法最好的平台,他为此四处奔走,百般筹划,凡事亲力亲为。

       据作家金满楼在《民国原来是这样》一书中描述,《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上书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纠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湘报》。

       熊希龄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被光绪皇帝看在眼里,1898年8月,光绪曾电诏熊希龄入京觐见。他打点行装,先把妻子安顿到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最终没有进京。同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在京参与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同时罹难,熊希龄因病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这个维新积极分子被视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复出政坛变成香饽饽

       维新变法失败后,熊希龄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直到1902年,大舅子朱其懿出掌常德府,请他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堂,熊希龄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金满楼在书中写道: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极为赏识,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使得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考察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身,最后因考察宪政事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国。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他们帮忙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担负着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逐渐有了“理财能手”的声誉。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在上海安家,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同为湖南老乡的江苏巡抚陈启泰、两湖总督端方、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载泽纷纷延请熊希龄,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成为内阁总理遭袁世凯利用

       复出政坛这几年,熊希龄算是一路顺风顺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熊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民国政府实行共和制,进步党是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黎元洪是进步党的理事长,熊希龄当时是进步党的理事。”鲁海介绍,袁世凯之所以提出让熊希龄来组阁,只是想借用熊希龄进步党理事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熊希龄在进步党中并不是党魁,而且任热河都统期间,对发生在热河行宫的盗宝案有说不清的嫌疑,袁世凯生平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认为只要抓住把柄就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只是想利用熊希龄打击国民党,排斥异己分子,逐步实现个人称帝的野心,为自己复辟帝制扫清障碍罢了,被蒙在鼓里的熊希龄就这样走进了袁世凯的陷阱。
       熊希龄答应担任内阁总理以后,打算组建拥有一流人才成员的内阁。他本着“不管党不党,只论才不才”的原则拿出一份内阁成员名单: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阁员均为各界名流,所以熊希龄的内阁又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按理说,如此豪华阵容,熊希龄和他的内阁成员一定大有一番作为,但袁世凯却不这样认为。袁世凯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先举行正式的总统选举,正式当上大总统之后,内阁这个工具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为了不让自己背上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历史骂名,袁世凯再次以政治讹诈的手段,用事先精心罗织好的所谓“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逼迫熊希龄副署(正式法令或文书上有关负责人在正职人员签署之后连同签署,谓之副署)了他早就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直到这时,熊希龄才发现自己中了袁世凯的计,但一切都晚了。副署了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之后,熊希龄在袁世凯眼里也已经没有了价值。于是袁世凯再次拿出他的杀手锏,用“热河行宫盗宝案”把熊希龄逼下了台。

 

       被袁世凯骗后熊希龄退出官场
  从1913年9月“名流内阁”成立,到1914年2月倒台,熊希龄这半年的总理当得实在委屈,一面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一面又吃尽了袁世凯的气,于是他决心从此退出官场。或许熊希龄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绝对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仰的慈善家,晚年他投身教育慈善事业,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不能就学的流浪儿童,为国为民培育了大量人才,他还担任过世界红万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并为慈善事业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

  离开政坛致力慈善

  北洋政府倒台后,熊希龄也退出了政坛,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如遇天灾百姓就更如深陷苦海,赈灾成为了熊希龄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只要某地发生灾情,熊希龄便会尽可能赶往施救。他先后主持了顺直救灾(顺直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天津和北京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直隶省。)、北五省救灾和湖南义赈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百余县被淹,灾民超过600万人。但在此次赈灾活动中,北洋政府忙于争权夺利,不顾人民死活,所拨赈灾资金极其有限。熊希龄却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并将家中旧衣改缝一百套捐给灾民,另捐款500元。十几天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旧衣旧裤达133000多套,赈款达200万元。他还联合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熊希龄还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矿物局捐赠煤矿5000吨,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碍于形势,北洋政府被迫应允,以工代赈计划由此得以实施,拯救灾民达500万之众。这就是著名的顺直救灾。

  在熊希龄一生为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中,香山慈幼院无疑是最闪亮的一笔。1917年,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负责的女红十字会与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在北京郎家胡同合办了一个灾区儿童临时教养所,共收男女儿童300余名。1920年赈务事竣,100多名儿童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剩下200多名孩子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决定设立一所慈幼院,以“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这就是后来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由来。

  在熊希龄的主持下,香山慈幼院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即儿童在院中不仅能得到收容,更能得到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一些谋生技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模式取得了引人瞩目、举世公认的成效。据当时的报纸透露:1929年7月初,美国记者参观团赴香山慈幼院参观,称赞它“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在办学过程中,熊希龄真心地把自己当成贫儿的父亲,为办好香山慈幼院,他竭尽心血,亲自撰写院歌、标语,对每一位院童都关怀备至,四处忙碌奔波,募集院款。1932年,他更是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救助儿童的慈善事业。

  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肇始于1917年11月,原名慈幼局,是熊希龄受使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事宜而设立的济贫抚孤机构。最初仅属福利性慈善事业,对孤贫儿童予以相当的养育,并教以谋生技能。创立一年后,熊氏发现,孤贫儿童中不乏资质聪颖者,遂改变计划,设教施学,以教育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面向。

  香山慈幼院开院时有学生700人,1924年增至1520人,1930年达1670人。学生来自全国29个省份,大多是因水灾、旱灾而来的士农工商子弟,也有烈士遗孤,以及北京满、汉贫困儿童。

  1932年10月,熊希龄做出大胆决定,将自己全部家产捐献出来,次第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开设了12项慈幼事业。

  在近30年的时间里,香山慈幼院共把6000多名孤贫儿童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为奇迹。

——2015.4.26

       附:熊希龄生平介绍

       湖南神童

       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因此地隶属湖南凤凰厅,故在熊希龄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称为熊凤凰,家住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凤凰地处湘西,民风朴野,教育本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事之世,当时湘籍大儒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在湖南讲教重学于是蔚然成风。熊兆祥自愧自己一介武夫,难预风流,便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方面着力培养自己的长子熊希龄,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熊希龄六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
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熊希龄在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熊希龄7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到住在沅州府芷江县熊公馆里的祖父身边,变得殷实的家庭环境为他求学奠定了基础。
       1884年,经过多年的私塾苦读,年仅14岁的熊希龄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当时的湘西也是凤毛麟角。于是,熊希龄的父母决意要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把他送往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但当时该书院教育无方,熊希龄虽然刻苦,未能中举。
       1888年,江苏宝山人朱其懿担任沅州太守,改变了熊希龄的一生。朱其懿曾在湖南多处担任知府,“所至有政声”,尤以兴学育才为务,深得湖南士绅的尊崇。朱其懿就职后,了解到沅州学风不振,数十年来,“乡会试榜久未中人”,于是决意从振兴本地教育着手。在他的努力下,1889年,沅水校经堂正式落成开学,该校是一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书院,一反当时盛行的科举教育模式,而以“实学课士”为宗旨。所谓“实学”,即以经史为治学之根本,此外,对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兼而习之。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揽通经名宿为主讲,师资雄厚,于是熊希龄立即投考就学。书院规定,学生必须德才兼修,在必修的基本课程之外,学生可以“选择一种自己所喜好的学问,然后由先生指定参考书籍阅读,再作笔记,晚上交给先生校改”。正是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有长足进步之外,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种修养最终成为他建功立业的基础。
       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因此被选调到长沙的湘水校经书院继续深造。
       1891年,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阅卷官对他的评语为“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这时,熊希龄才是弱冠年华,才名一时誉满三湘。
       1892年,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于是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
       1894年,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1895年,爱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自己的爱徒熊希龄。这位贤淑的夫人,成为熊希龄一生事业的知心伴侣。
       投笔从戎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熊希龄发现,在这灭国亡种的紧急关头,慈禧竟然还在为自己的六十庆典而大肆耗费本当用来充实武备的大笔财富。这一丑陋的场面,让军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龄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暗弱的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不久,让当时湖南人骄傲的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清政府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但当时的环境决定了熊希龄的建议终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1897年,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熊遭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及至赵尔巽继任湖南巡抚,对熊备加提携;赵升东三省总督,任熊为屯垦局总办。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熊经赵尔巽之推荐出任参赞,返国后任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其时有理财能手之称。在立宪运动中,熊沟通于清政府大员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等人之间,冀图以立宪消弭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
       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次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任北洋“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在袁的独裁统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命令,“人才内阁”终难有所作为。
       1914年2月,袁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以涉嫌被迫辞职,旋受命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
       1917年8月,京兆各县水灾,他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复创办慈幼局,收养难童。
       1918年,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
       1925年,任长沙六中校董会董事长。
       1928年,熊任国民政府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师生投身救国抗日活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熊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熊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
       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强军计划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慧眼独具,他认为兴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他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高度重视,陈氏认为熊希龄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要设法把熊希龄挖到湖南效力。就这样,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一开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反复的沟通交涉,刘坤一两度拨给湘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20万两之巨。虽然最终湖南没能建立枪械厂,但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龄居功厥伟。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他和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作为前一项目的成果,他们成立了“宝成善制造公司”;而后一策划,则遭遇到了困难。原来,自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内河开埠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自己开启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以外,内河航运还涉及湖北省的利权问题。但熊希龄和他的同仁据理力争,决不退却,最终说服了张之洞等大员,成功地让湖南内河航运成为事实,并抵制了西洋势力的进入。其后,熊希龄积极为湖南省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以及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而不是江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和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了晚清官场的初步承认。
       新式学堂

       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所谓“世变日深,需才孔亟;需才之道,立学为先”。湖南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熊希龄作为湖南籍的翰林学士,在办学方面自然是义不容辞。在湖南兴办学堂,最早由蒋德钧在1897年提出,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重任却交给了熊希龄。兴学需要两大要件,一是经费,二是师资。由于湖南财政紧缺,熊希龄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通过提高食盐厘金可以解决,但这需要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同意。考虑到是为家乡出力,刘坤一应允了此事。于是,办学经费问题总算有了着落。但在聘请教习的问题上,熊希龄却给自己惹上了极大的麻烦。
       按照湖南维新派的设想,湖南要开办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时务学堂,物色中西学均精通的教习就成为一个难题。熊希龄等不得不前往领西洋风气之先的沪、宁物色人选,经过许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黄遵宪奉命赴湖南担任长宝盐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经过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动员了在《时务报》供职的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决。1897年11月,梁启超一行抵湘,受到湘绅的热烈欢迎。陈宝箴为长沙时务学堂定的教学宗旨是“中体西用”,梁启超坚定地主张开启民智,似乎二者一致,但实际上他主持时务学堂,积极鼓吹民权革命学说,倡导立宪。二者的冲突酝酿着极大的风险,熊希龄深知内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启超。
       瓷业巨子

       1904年,他胸怀实业救国之志,为改变陶瓷生产的落后状况,抵制洋瓷倾销,决心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以清政府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会同醴陵籍举人文俊铎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国后便着手对醴陵瓷业进行调研。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主张。不久获得清政府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聘请日本技师和国内优秀技工,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着手进行细瓷研发。到清末,醴陵细瓷进入规模化生产,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07年,湖南瓷业公司发明创造了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并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器。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运用上,它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故谓五彩),调配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色料,讲究淡雅用色的表现手法,采用双勾分水的独特技法烧制而成。近于写真效果,水灵通透,清新雅丽,给人以身心愉悦之感。
       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纹透过釉导溢于瓷表,晶莹润泽,具有很高的洁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纹有着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给人一种尘嚣涤尽、心旷神怡之感。而且还具有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醴陵釉下五彩瓷素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著称于世。这种至高品质在陶瓷领域是独一无二。它运用双勾分水填色的技法,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调配出五彩缤纷的陶瓷绘画色料。最后通过“三烧制”法烧成。即第一次用800—900度将泥坯烧成素坯。然后用陶瓷颜料在素坯上作画,画毕后上釉(故称釉下)。尔后入窑用1380—1400度进行第二次烧制。出窑后进行校形,洁面。再次入窑高温炼出。成品水灵通透,清新雅丽,近于写真效果,令人爽心悦目。而且耐磨损,耐酸碱,不褪色,不含铅、镉。实属环保健康瓷。因此,釉下五彩瓷刚一诞生就被选为清廷的皇宫御用瓷。新中国成立后,还屡屡成为国家陈设瓷、国宾礼品瓷、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极为珍贵的毛瓷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醴陵釉下五彩瓷问世不久,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1909年到1911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获金牌奖。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由湖南瓷业公司吴寿祺等陶瓷艺人创作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获得金奖。该瓶高46.8厘米,敞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造型温文尔雅,线条舒展流畅。画面中扁豆紫花丛下一对竹鸡悠闲自得,栩栩如生,寓意太平盛世,和谐共生。作品工艺之精湛,效果之绝美,令人叹为观止。被世人誉为“醴陵的玫瑰”、“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从此,醴陵瓷器载誉四海,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
       2004年6月,受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之托,红官窑承担制作赠送国际奥委会要员礼品瓷的任务。于是以1915年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扁豆双禽瓶》为原型,创造出富有新意的《世界和瓶》。其器型、规格、画面照旧,增加一些奥运题材。瓶上图饰的扁豆取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寓意播种和平种子,收获和平希望。“双禽”则寓意东西方文化和谐相处。瓶体上由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希腊奥委会主席尼古拉乌和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分别用英、法、希、中四种文字书写“从长城到奥林比亚”。该瓶由北京奥组委分别赠送给萨马兰奇等国际奥委会6名要员,并被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
       慈善济世

       熊希龄慈善济世有三个壮举。
       一是1917年领衔赈灾。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倾城泽国,受灾县达103个,灾民超过600万人。彼时,熊希龄“隐居”在天津,他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
       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了灾民的惨状,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了捐款万余元,交给了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4] 。同时,他又向政府提出赈灾的建议,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所有饥民 。
       他的建议被提交国务会讨论,结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由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义。政府方面试图借机逼他重回部门任职,熊希龄也担心自己不出来主赈,政府不做决定,“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遂不得不免为其难”。事实上,自退出政界以后,他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恶的,但为了灾民,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
       赈灾必须先有巨款,可北京政府财源枯竭,大总统冯国璋只命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而严寒将至,仅取暖用的赈衣一项,就需支出数百万。熊希龄决定广集民间社会资力,以补官款不足。
       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赈电发出,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缝纫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不断,外国的慈善团体也有帮助。
       同时,熊希龄还联合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他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务物局捐赠煤炭5000吨,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
       为了统一放赈,熊希龄还组织成立了联合办赈机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统筹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他又开始了对河工的治理,试图根治水患,并开展以工代赈,既救济了灾民,也为受灾地区留下了永久建设。救灾让熊希龄摆脱了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苦闷,开始确立了为慈善事业奋斗的意愿。此后他多次,拯救无数生命。
       二是组建世界红卍字会。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熊希龄又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军阀混战不停,让他认识到筹组全国性慈善社团联合会的困难,遂决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救济机构,用于对付无休止的天灾人祸。这个机构在直奉大战结束不久后成立,名称为世界红卍字会。
       世界红卍字会是道院的一批人与熊希龄等中外人士联合发起成立的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的慈善救济网络,于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1925年,会中人推熊希龄为会长,直到1937年他去世为止,连任三届,历时12年之久 。
       在任职期间,熊希龄组织救护队奔赴战地,“救济灾民,埋葬遗骸,收容妇孺,成绩甚优”,同时,他还多次亲手草拟函电,劝告交战的各方军阀停战议和[4] 。在没有灾患的时候,世界红卍字会开设办理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院、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冬季粥厂等等 。
       1928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仍准许世界红卍字会继续立案,并任命熊希龄为赈款委员。1931年,熊著《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于救济的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三是创建香山慈幼院。1918年4月,河北水患已平,慈幼局准备解散,但还有两百余人无人认领。如此一来,熊希龄不得不考虑建一所永久性的机构,用于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但由于在北京城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熊希龄只能上呈大总统徐世昌,请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把已经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拨出,创建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凡欲入院者,必须“有人介绍及其家长请求”。基于该院性质,熊希龄为其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与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宗旨,香山慈幼院与任何普通国民学校都不同,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慈幼院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养的制度体系,办学经费除了财政拨款外,还有中外善士及各机关团体的捐款。
       熊希龄在办理香山慈幼院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他把香山慈幼院当作是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极尽自己的能力,让贫困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教育。
       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总院、五个分院,总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养院(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教育等几个分支。为了能够让这些孤贫儿童享受到家庭温暖,香山慈幼院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早了十几年。香山慈幼院从1919年破土动工建设到1920年正式开园,一直到1949年结束,办了30年,先后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人物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即颁文对他辉煌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的历史功绩:“熊希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从湖南神童到国务总理,从维新变法到抗日救亡,熊希龄无疑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曾评价他: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著作文献

       军事著作《军制篇》、遗著有《香山集》2卷,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有《熊希龄集》上册。

       人物轶事

       最早报纸

       在军阀冲突表面化之前,熊希龄又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向社会鼓吹“开民智”,正如唐才常所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度,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报纸的取向直接引发了包括张之洞等大员与湖南守旧派对熊希龄的不满,可他们没有借口。此外,1897年,德国侵占我胶州湾,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加迫切,熊希龄趁机联合有影响力的湖南维新派成立“南学会”,开办讲论会鼓吹维新变法,而且讨论地方重大兴革及举措,分析省内外形势,提出方案,供省当局采纳,意图以此影响湖南的发展方向。这种激进的取向,在死而不僵的晚清必将引火烧身。
       嫉妒攻击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地位引起了守旧的王先谦等人的嫉恨,加上他们在投资由熊希龄领头的湖南实业时有损耗,激发了他们对熊希龄的种种不满,他们视时务学堂、《湘报》和南学会如眼中钉。事情导源于时务学堂的教学程式,按梁启超的说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于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1897年旧历年底,时务学堂学生放假回家过年,学生得意地向自己的亲友传阅自己的学习札记与教习的批语,对头脑尚不开明的湖南社会来说,那些民权革命的言论无异于鼓吹造反,见者无不诧异,一时“全湘哗然”。旧派就此发动了对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的猖狂攻击。尽管陈宝箴想保护熊希龄,但1898年5月份,形势恶化。是时,张之洞来函指责《湘报》言论不当;与此同时,旧派联络京城湘籍官僚也不断施压。陈宝箴被迫妥协,免去了熊希龄的学堂总理职务,梁启超出走北京参与戊戌变法,湖南维新派实际上已经陷于分裂。这反倒激发了熊希龄的血性,他断然反击,上书指斥王先谦主持的省书院(岳麓书院)积弊丛生,师道不端,并把它刊登到了《湘报》上,这恰好击中了旧派的痛处。愤怒的旧派恼羞成怒,借机要求取缔《湘报》。恰在此时,熊希龄因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执意改革的光绪帝征召他入京,这正好遂了他想离开长沙这块是非之地的心愿。
       熊希龄于是打点行装准备北上,他先把妻子安顿到他妻兄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就在这养病的十多天里,北京维新六君子的惨剧发生。因为一场疾病,熊希龄侥幸讨得一条性命。然而对这个维新名人来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特殊行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他先后上书户部尚书张百熙、度支部尚书载泽,呼吁清政府尽快施行烟草专卖制度。熊希龄在给载泽的信中说:“烟之专卖,英、荷、日等国行之,而皆为国家一大宗之收入,固不以侵占民利为嫌也如纸烟一项,亦为今日绝大漏卮,目前如不设法,以后积重难返……”他认为,中国每年的税收很少,而烟属于奢侈品,加征烟税不仅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能增加国家收入,因此应仿效外国,对烟草实行专卖制度。但是,由于清政府内外交困,根本无暇顾及烟草专卖,尽管载泽等度支部大臣曾请教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有关烟草专卖事宜,熊希龄的建议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熊希龄担任内阁财政总长。翌年与梁启超、张謇等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当时社会上呼吁烟草专卖的人很多,首先,钱宝钧、陈其昌等议员向民国政府提出纸烟专卖的议案;随后,上海三星纸烟公司总经理刘树森向熊希龄建议:与英美烟公司商议,将各种纸烟统一归政府独占收买,由政府加税售与人民;政府与英美烟公司合资成立卷烟厂;如英美烟公司不同意上述建议,则由政府在内地设立专卖局,并筹款500万元,在天津、浦口、汉口三处设立卷烟厂,以示抵制。熊希龄同意了刘树森的建议,并派员赴上海进行协商。
       为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熊希龄曾派员赴日本考察。鉴于中国烟酒分销的情况,决定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之前,开征烟酒牌照税。
       1914年2月,熊希龄呈请袁世凯,阐述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必要性,建议成立烟草专卖筹备处,称:“于财政部内设立烟草专卖筹备处该处长专司研究各国烟草专卖诸法,调查国内产烟区域及烟叶种类、制烟方法、销售市场,并准备实行专卖政策由部筹集资本,设立工场,承收民间烟叶,归场制造……外来之卷烟仿照日本办法,由政府自由承收买入。”熊希龄的建议得到袁世凯的赞同,他批示:“维持国货为目前切要之图。所谓设烟草专卖筹备处,事属可行。著即博采成规,妥拟办法,呈候核夺。”
       在熊希龄踌躇满志的时候,内阁发生权利之争,他被迫辞职。后来,熊希龄退出政坛,专门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创办香山慈幼院,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青岛沦陷之过程:

  7月26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式下达侨民撤离青岛的命令。日本《支那事变画报》对此诬蔑称:“事态进一步恶化,外务省察看了四周情势后决定将在青岛的侨民全部撤离。”
  据青岛市档案资料,8月14日下午,停泊青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派出一小队士兵下舰,行至德县路圣功女子中学(今第七中学)门前时,两身穿便衣、骑自行车者,突然向两名日本水兵连开数枪逃遁。两日兵身负重伤,其中一人抢救无效身亡,是为“德县路事件”。
  青岛新闻媒介披露,该事件为日本浪人所为。而捡到的弹壳证实,系日本制造。显然,在侨民撤离后,日本侵略者在蓄谋制造武装登陆青岛的借口。
  数日后,该事件尚处于“外交途径”解决中时,日本陆军天谷支队由东瀛出发,先抵旅顺,再抵青岛,于海上待命。
  9月4日,日本在青岛的最后一批官民离去。
  12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下达侵占青岛的命令。21日,国民党驻青部队首批撤离。27日,在炸毁日本纱厂、自沉军舰堵塞港口和航道后,沈鸿烈率余部撤离,先驻徐州,后入鲁西南地区坚持抗战。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支那事变画报》对此记录说:“第四舰队旗舰及麾下的舰艇,满载着海军陆战队,疾速从根据地出发,1月10日天没亮,向青岛南边3英里的山东浅滩进航,投锚成功后,开始进行登陆准备。先头部队同一天天没亮分乘登陆艇,抵达大港口湾、山东头村为中心的一带。登陆后,部队分两队,一队沿南岸,一队沿山脚下向青岛急进,而且,先锋在同一日上午10时20分已经进入青岛的市街,大部队陆续进入青岛后,开始着手扫荡,维持治安。”“沿山东铁路(即胶济铁路)从济南到青岛前进的长野部队主力,1月19日下午2时终于进入青岛,从而确保这一铁路沿线完全控制在我军手中。”日军如此记载。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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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蔡元培故居(福山支路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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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蔡元培故居(福山支路14号)


       走过熊希龄故居之后,就会看到福州支路14号。这里曾经住过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蔡元培。这位鼎鼎有名的学者曾为青岛的文化教育和科研工作做出诸多贡献。他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办、青岛水族馆的兴建以及青岛观象台的隶属问题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曾于1903年至1934年期间多次来到青岛,由于其“门生故旧遍天下”,基本上每次来青都是借住。1903年6月至9月,蔡元培为赴德留学专程来青岛学习德语,这期间他曾在哥哥的引荐下借宿于《胶州报》的创办人李幼阐的家中;1929年来青筹建国立青岛大学时,他曾在汇泉大饭店一带暂居几日;1930年8月9日至1935年期间,蔡元培先后多次来青岛,其中包括出席中国科学社第15届年会、为青岛水族馆揭幕等活动,这期间曾于福山支路暂居;1935年8月11日,蔡元培为海滨生物研究所的筹建专门从上海抵达青岛,借住在平原路12号。


       抬眼望去,惊呆了!这不是青岛很著名的建筑形式——“筒子楼”吗?这里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没有单独的厨房,许多户人家住在一层楼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竟然会住在这里?!和旁边的花园洋房对比,简直是太令人诧异了!后来查阅资料得知,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竟然终其一生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崇敬!

       蔡元培是晚清民国的风云人物,“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提倡民权与女权,树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时代之风气。而蔡元培又是民国教育界的泰斗,奠定了民国的高等教育基石,建立了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框架。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蔡元培,都可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通道。蔡元培嘉惠青岛良多。他多次来青岛度假,挣脱俗务,置身山海之间,在难得的浮生闲情中,一言一行虽小,但可见其性情和境界。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观察蔡元培的人生道路,会发现有三次转型,每一次转型都引发了历史潮流。可以这么说,蔡元培是清末民初的先知先觉者,时势使然,造就了他早年的传奇经历,而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与青岛发生了联系。
       蔡元培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蒋维乔在《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中写到他靠科举获得功名:“为文奇古博雅,声名藉盛。乙丑举于乡。壬辰以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蔡元培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影响,除读中国古书之外,广泛涉猎西学书报,开始由一名封建翰林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有感清廷腐败,毅然弃官回乡,就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走教育救国之路。
       20世纪初,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同时,还带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社员借上海张园举行演说会,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并为《苏报》撰写文章,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在一起办公,这两者是传播新学、提倡民权的大本营,《苏报》则是宣传反清革命的舆论阵地。吴江柳亚子、嘉兴敖梦姜、广西马君武、四川邹容以及《苏报》陈梦坡(陈范)等人,与蔡元培一起推动了反清排满、爱国革命的新潮。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逐满歌》激荡人心,邹容《革命军》的出版,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清廷上下一片恐慌。1903年6月29日,蔡元培在《苏报》案爆发前得到消息,为避风头,来到青岛,陈梦坡走日本,章太炎被捕,邹容自首,吴稚晖脱逃。
       蔡元培为何选择来青岛躲避《苏报》案风潮?一方面青岛时为德国的租借地,比较安全;另一方面,蔡元培来青岛学习德语,为留学德国做准备。
       蔡元培在青岛学德语期间,还进行学术研究,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由日文译出德国哲学家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售于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蔡元培第一次到青岛,不到两个月就返回了上海。

       《苏报》案爆发后的1904年,蔡元培又有了一次转变,从以教育、新闻开启民智的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转型为主张暗杀的激进革命家。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他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光复会,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蔡元培承担了上海暗杀团的组织接待工作,其他成员从日本陆续来沪,均由他接待。蔡元培说:“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药法于某日人,立互相监察之例,甚严……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
       光复会从事暗杀活动,组织严密。同盟会不仅给予人才和器械的支持,对光复会的暗杀活动也给予指导。据蔡元培自写年谱可知,新会员加盟,要写一纸“黄帝神位”的横幅,供在上方,杀鸡,取其血,滴于酒中,跪而宣誓,并饮鸡血酒。另据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和草创的光复会》一文可知,起草的光复会章程类似间谍传递情报的方法:“用氯化钴液誊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有墨笔抄写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暗杀成员之间通讯多用暗语,成员各有代号。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根据这些想法,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说:“我配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为了早日研制出威力大、体积小的炸药,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理想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等人还制造炸弹,但跑遍上海的五金店,也没有找到可以代为制造精良的弹壳者。光复会的另一位组织者陶成章翻译催眠术,蔡元培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据说此术亦可用作暗杀工具”。
       另据陈独秀的回忆,他也参加了上海暗杀团,在上海学习暗杀手段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陈独秀几乎天天与蔡元培在实验室里学习制造炸药,两人常常聚谈,相处亲密、融洽。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实验室练习、聚谈。”
       暗杀团成员吴樾,著有《暗杀时代》一文,“该文的威力不亚于另一颗更大的炸弹,它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专制独裁者的肉体”,令清廷心惊肉跳。1904年,吴樾两度谋刺陆军部尚书铁良未遂。当时清廷为缓和革命空气,宣布预备立宪,1905年9月,派载泽、瑞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在前门车站登车,吴樾暗藏炸弹尾随登车,因车身震动,他未及投掷炸弹,就爆炸了,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轻伤,而吴樾以身殉国。孙中山赞其“浩气长存”,这位在今天看来无异于“恐怖分子”的暗杀者,时年二十六岁。为吴樾提供炸弹的杨笃生,是蔡元培暗杀团的成员,他痛恨制造炸弹技艺不精,出国留学英伦,研究物理学。他想在武器制造方面有所突破,彻夜补习,脑力不济,因而患有剧烈的头痛症,有心回国杀一二满人,以求死刑,未果。最终于1911年8月5日蹈海而死。蔡元培称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各地革命情绪高涨之时,蔡元培将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的活动停止。自1907年7月起,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四年,努力探究西方文化,从革命家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界一位学贯中西、熔冶中外新旧于一炉的大师。民国初肇,蔡元培任教育部部长;1916年12月长北京大学,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延揽了大批新人,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使北大气象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是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提出来的。北伐成功之后,蔡元培出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在此任期内,他多次来青岛,泽被青岛文化、科教良多。

       1929年夏天,原在济南的山东大学因为“五三济南”惨案停办后,山东省教育厅开始着手国立山东大学的筹建工作。
       1929年6月3日,蔡元培偕眷来到青岛,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楼。他对青岛的环境非常熟悉,力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乃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边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筹备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报请教育部批准,并由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向行政院提出筹办国立山东大学的议案。
       1929年6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的议案。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照办”。青岛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就这样诞生了。说起来,正是蔡元培、蒋梦麟的提议,山东大学为青岛带来深厚的文化底蕴。
       6月13日,教育部另行函聘蔡元培、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杨振声、傅斯年、袁家普等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委员,并推定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7月2日,国立青岛大学接受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工作结束。
经蔡元培举荐,1930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任命杨振声为青岛大学校长,杨6月25日到青岛,9月21日宣誓就职,大学同时成立,同日筹委会结束。学校确定以原德国兵营作为校舍,蔡元培为国立青岛大学题写了校名,制成木牌挂在校门口。后来蔡元培还为青岛市立中学题写了校名。
       1929年,山东教育界除了筹办国立青岛大学,还发生一件大事——“子见南子”案,这两件大事的交集之处集中在蔡元培与何思源这一对北大师生的身上。
      《子见南子》一剧,是林语堂依据《论语》、《史记》记载,于1928年10月创作的“独幕悲喜剧”。里面的南子,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辩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此剧本发表后,经过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公开演出,引起极大的风波,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以至政界引起一场短兵相接的思想大交锋。这场风波将何思源推到了风口浪尖。
       先是曲阜的孔子后裔恼羞成怒。以“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越级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师校长及学生会“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蒋介石,同时向曲阜县政府指控二师进步学生。
       7月中旬,身陷“子见南子”案风波中心的何思源,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封建势力的两面压迫,有进退维谷之感,他借筹办青岛大学之机,邀请其师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应付蒋介石之策。蔡、蒋二人路过济南时,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至青岛后,经过商议,蔡元培对何思源正式表态:“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抵制,决不让步。”何思源得蔡、蒋二位师长的支持和鼓励,对“子见南子”案继续采取抵制态度。
       后来,在蒋介石要求“严究”的巨大压力下,何思源也做出了一定妥协。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突然发布了一二~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9月9日,学生会会长刘位钧和王宗佩又被开除学籍。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平息下来。
       “子见南子”案的几名主要角色,和青岛发生了一些联系。1930年春,何思源又任命宋还吾为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校长,据当时在校读书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回忆,宋还吾带了很多从北大、北师大毕业有学识有新思想的教师任教,胶济铁路中学新风气由此而开。主持公演了话剧《子见南子》的进步学生刘子蘅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他因学业优异,见解独到,深受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后致力于经学和诸子研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因生活俭朴,被誉为“布衣大师”。
       晚年何思源回忆“子见南子”案时说:“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势力过大,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
       “子见南子”案实质是思想文化界的一次交锋,何思源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动势力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扑。”20世纪3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推行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由此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文化逆流。面对这一思想浊流,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文化人物,均对此抵制并批判。1934年9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一百一十七号发表的《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举措,进行辛辣的批评和讽刺:“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恢复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典礼,很匆遽地颁布了礼节的规定。八月二十七日,全国都奉命举行了这个孔诞纪念的大典。”胡适认为,尊孔复古并不能增强“国民精神上之人格,民族的自信”,强调说:“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有成功的。”谈到近二三十年的领袖人物,他举出了九人为“新圣贤”,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胡适所提倡的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倡导民主与法治等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方面,蔡元培、胡适与何思源等北大师生,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从蔡元培在青岛努力营救被捕的学者范文澜可以看出来。

       1934年7月,蔡元培本打算偕家人去庐山牯岭避暑,在庐山避暑的张元济代他寻觅房舍,但蔡元培没有去庐山,因为“小女体弱,不胜旅途劳顿”。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他向张元济表示感谢,说明情况,并提到“下月或可为青岛之游”。
       是年8月28日,蔡元培和夫人周峻(养浩)偕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从上海乘普安轮到青岛。次日下午2时,蔡元培一家抵达青岛,来轮渡码头迎接的有蔡元培的表兄刘梅宅、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右沧)、来青岛避暑的学者赵元任和李济、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俞珊夫妇,还有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派来的市长代表。蔡元培一家暂时住在观海一路刘宅。蔡元培在表兄的府上刚安顿下来,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以及赵元任、杨步伟夫妇等一一来访。这天晚上,刘梅宅摆晚宴,为蔡元培一家接风洗尘。
       这一次,蔡元培在青岛居住了两个多月,至11月10日,返回上海。
       蔡元培在青岛期间,利用他在全国的影响力,全力营救历史学家范文澜。范文澜是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1917年范文澜北大毕业,任蔡元培私人秘书。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参加“互济会”,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北平宪兵队以“共党嫌疑”将其逮捕,被押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与范文澜同案被捕的还有台静农。1934年9月10日,蔡元培接到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郑奠四人营救范文澜的公函,立即写了一封快信给汪精卫。
       据蔡元培1934年的日记,10月9日他又接到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等人从北平发来的信函,告诉蔡元培国民党党部所报告的范文澜案有不符合事实处。当日,许寿裳还电告蔡元培,请他促使南京方面将范文澜案交付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审理。10月11日,蔡元培致电汪精卫:(原作者:刘宜庆)南京行政院汪院长鉴:范文澜案尚可疑,务请法院办理。

       蔡元培发给汪精卫的电文,用便条纸,以毛笔书写,注明由青岛“福山支路十四号蔡公馆”发。这张电文传达出一个信息,蔡元培客居青岛时,不仅在平原路十二号有住所,福山支路,毗邻宋春舫的褐木庐藏书楼也有一住处。
       在发给汪精卫电文的同时,蔡元培又写一封信函给汪精卫,并附上许寿裳等人的信函。后经蔡元培、许寿裳、马裕藻、沈兼士、郑奠等知名人士竭力营救,范文澜于1935年1月获释。
       范文澜被捕期间,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学院买书。陈立夫听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经蔡元培等营救出来后,对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家驹说:“这‘腐化’得太不够了。” 范文澜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1935年8月11日,蔡元培一家到青岛避暑,住在福山精舍(福山支路十四号蔡公馆)。这一次,蔡元培一家在青岛居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9月5日乘车离开青岛。
       从1934年、1935年两次的青岛之行来看,蔡元培受到青岛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在青岛避暑期间,他多次去中山公园、青岛水族馆、崂山、丹山、李村农场等青岛名胜游览。蔡元培性格平易近人,不论对公对私,都坦诚相待,在青岛交游广泛。绍兴同乡会、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山东大学、北大青岛校友会等多次宴请蔡元培,宴请的地点多在青岛顺兴楼(鲁菜名店,梁实秋写过该酒楼的特色菜西施舌)、青岛咖啡、国际俱乐部(万国总会)。暑假期间,蔡元培在青岛,不仅有山大各位门生、朋友拜访,也会遇到在青岛休假的国内著名学者,如马寅初、叶企孙、杨振声等。蔡元培酒量颇大,每餐必饮酒少许,在青岛的日子,与朋友开怀畅饮,难得浮生片刻闲情,如游览崂山北九水,在一片清凉之中,久久不忍离去。
       这一年,蔡元培年近七十岁,已是人生古稀之年,但一代学术泰斗,在国内仍无固定的居所,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他的书籍分散于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无集中储藏之地。他在上海是租房子住。他的一位学生曾说:一般人言家无积蓄为家徒四壁,但蔡元培先生连“徒四壁”的房子也没有。鉴于蔡元培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为教育、为文化、为学术辛苦一生,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1935年9月,主要以北大师生发起,由蔡元培先生的朋友、学生捐款集资,准备在青岛建造一所房屋,作为庆祝蔡元培先生七十寿辰的贺礼。
       9月7日,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西林、赵畸(赵太侔)、罗家伦共同署名,写了一封祝寿献屋函。由胡适执笔,用白话文写就。
       蔡元培接到这封信函后,心情很复杂,开始不同意这样做,坚决表示不愿接受。后鉴于学生及友人们的盛情,却之不恭,于1936年1月1日表示接受和感谢,写了《答谢祝寿献屋函》。其中写道: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很!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的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
       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
       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敬祝诸君子健康!

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蔡元培敬复

       蔡元培真君子啊!他的谦谦君子之风,既严于律己,又成人之美。献屋祝寿可谓民国尊师的佳话。但是,凝聚着诸位朋友和弟子美意的房屋,没有建造起来。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南京、上海均告沦陷,青岛再度沦陷于日军之爪。师生献屋之举,终于因国难当头而泡了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

       1940年3月5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3岁,这是孔子之寿,不仅仅是巧合。他的遗言中有“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的话。蔡元培一生清廉,晚景清贫:“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蔡元培逝世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教育部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称蔡元培是20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的新圣人,可谓实至名归。


       斯人已去,人间几度沧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隔着七十多年的时光,我们仍能够看到蔡元培在青岛的身影,他的足迹遍布青岛。在海大鱼山校区,在青岛水族馆,在平原路,在福山支路,随处都可感受到那棵叫蔡元培的大树的存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民国教育家的风范,以及民国教育的成就,仍然值得今天借鉴。





 

附:蔡元培生平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人物生平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
       1879年,光绪五年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杭州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7] ,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1920年年底,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揭开“4.12”大屠杀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学术理论

       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族学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学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写一本《比较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
       蔡元培赴京殿试时,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
       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
       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时,蔡元培希望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
       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程度。
       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
       ①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③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大学性质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五育并举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中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公民道德教育
       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美育教育
       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
       改革措施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封建教育

       北京大学改革宗旨: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创办学校

       蔡元培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
       1928年,他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美术学院,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本科等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学历的中国美术类大学,以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
       人物成就

       蔡元培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感情生活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是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国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这时周峻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即离周峻50岁生日差两天时,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人物评价:

       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他:“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
       学者黄炎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
       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光辉伟大的功绩。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4.26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海阳路(宋庆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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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海阳路(宋庆龄故居)


      站在海军博物馆向东望去,忽然发现了一座鹅卵石砌成的小楼,这几周一直徜徉在青岛的别墅区,却没有发现一座可以与之媲美的建筑,被它吸引,不由漫步到了海阳路。原来这座小楼位于海阳路8号。回家搜索百度,发现不一样的建筑果然属于不同凡响的人生,这里曾是国母宋庆龄的故居!

       宋庆龄故居位于海阳路8号。三十年代,这里迎来了最重量级的一位主人,宋庆龄。宋庆龄每次来到青岛都要在此居住。宋家和青岛十分有缘,宋子文的别墅位于湛山一路2号,宋母倪桂珍在青岛就住在儿子这里,宋庆龄常从海阳路的别墅来到太平角探望母亲。1931年7月23日,倪桂珍在青岛病逝,当时宋庆龄还在德国柏林,听闻噩耗后,立即启程回国,经过辗转在8月12日抵达青岛。宋母的灵柩早已运往上海,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氏陵园。利用轮船在青岛短暂停靠的时间,宋庆龄还专程前往湛山二路母亲的去世地凭吊。宋庆龄到过多少次青岛,住过多少次海阳路8号,已经无据可查了,但和国母结缘,是它的福气。

       别墅是美式建筑风格,唯外墙贴有鹅卵石为特色。青岛老建筑的墙面多喜欢摔上沙子,使墙面有凹凸感觉,也易于爬墙虎攀援生长,绿色爬墙虎遮挡窗户的景象是青岛特色。而这座建筑的外墙是鹅卵石布满了墙面,墙面镶嵌鹅卵石这种工艺,在青岛近代建筑中为孤例。四根石柱支撑二楼,构成开阔的空间。二楼双层大斜坡屋顶,六扇大窗面对浩瀚大海,可在屋中听涛观海。在此摆置桌椅,边欣赏海景边吹拂凉爽海风,为避暑消夏的绝佳位置。       
       从这里竟然可以直望大海,美丽的小青岛风光尽收眼底,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试想:当年没有这两座楼时,会是什么视野呀......夜幕降临,汽笛声和海风夹杂在一起,飘荡在胶州湾的上空,汇杂着灯塔上的灯光,统统收纳于海阳路8号里。住在这里的主人,会把汽笛的噪声当做和旋,会把海风的潮腥当做SPA,还会把灯塔的强光当做舞美......

       历史总是存在惊人的共同点。鹅卵石贴面的近代建筑本就不多,但青岛和上海的两座居然都和宋庆龄有关系。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携宋庆龄再次踏上流亡的生涯,旅居加拿大的华侨为孙中山夫妇在上海法租界购得一座别墅,作为他们的居所。2009年,我在上海拍到了这座建筑,当时就为满墙的鹅卵石而兴奋。没想到,两年以后在青岛,再次看到了宋庆龄居住过的鹅卵石建筑,国母当时在选择海阳路建筑的时候,脑子里会浮一定现出与孙中山在上海香山路建筑内难忘的岁月。


 

       从六号楼可以望到8号的全貌......

       如此独特的建筑,辉煌的历史,但在民国建筑比比皆是的青岛,这里竟然连历史优秀建筑的牌子都没有挂上,作为青岛人,住了40多年的故乡,竟然不知道有这处名宅......

       青岛,太牛了!!!

 

       在8号院里,可以望到6号和10号别墅,虽然现在破败不堪,但想当年一定也是灯火通明,辉煌无比吧!这里曾经印下了谁的足迹呢?!

       海阳路10号别墅

 


       开始说说海阳路的历史吧!

       莱阳路整体上是沿着海湾的走向,在海军博物馆的位置向北拐了一个大大的弯。海阳路就是从拐弯处岔开,继续向东通向小青岛的一条小路。不要小看了这条路,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口这些清代著名的军港,随着北洋舰队的覆灭和清朝的灭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到了民国,海阳路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元朝定都北京,全国的中心偏处北方,北京粮食不敷食用,每年都要由长江以南向北运粮,即“南粮北运”,因为陆上运输既慢又费力,于是开始利用海上运输。古代海上运输由于船只条件限制只能是近海运输。南北海运过程中,青岛及近海的小青岛是天然避风港口,不断有船只在这里避风和加水。
       青岛建为城市后,在面对小青岛的岸边修了一条马路叫海阳路,是一处滨海的观光马路,景色很好。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设立海军部,将原东北舰队改编为第三舰队,有“军舰大小13艘,航空飞机8架,教导团三百多人,陆站队二千多人”。第三海军舰队司令部青岛办事处设在海阳路22号。
       1928年12月奉系张学良易帜归顺南京国民党政府,原奉系海军葫芦岛航警学校改称海军学校,1932年迁威海,1933年改由“中央军委”管辖迁来青岛,改称青岛海军学校,也在海阳路上。


       海阳路东段则建有几处别墅。宋庆龄20世纪30年代与蒋介石在政治上产生重大分歧,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剿匪”和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当时她住在上海,也曾来过青岛,就住在海阳路上。


       1937年底,第三舰队从青岛撤走。日本占据青岛后,以海阳路作为海军基地,将大半条海阳路划为军事区域,封路、禁止通行,海阳路只余下了东部一百多米很短的一段。
       1940年,日本海军在海阳路至小青岛建了一道防波堤。


       小青岛是青岛湾内一个小岛,青岛建市以后在岛上建有灯塔,为进出胶州湾的轮船导航。诗人王亚平在青岛时,写了《灯塔守者》一诗,这是他的成名作,其中“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是20世纪30年代广为传诵的名句。1931年,小青岛开发为小青岛公园,广植花木,设石桌椅、花廊,并建了小青岛饭店,游人可由渡船行至岛上。这里是青岛观光旅游的胜境,“青岛十景”中的“琴屿飘灯”、“青岛二十四景”中的“琴岗滴翠”说的均是小青岛美景。岛上生有一种独有的百合品种,植物学家们命名为“青岛百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重建海军,急需海军专业军士,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商定在青岛设立“中央海军训练团”。该团于1945年12月18日在青岛海阳路上成立,由国民党政府驻美海军武官林祥光任训练团主任。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派了3艘登陆舰作为训练团实习船。美国又派出以基廷上校为团长的“顾问团”,实际掌握大权。“中央海军训练团”在美国直接操纵下,前后训练了海军军官三百余名,士兵三千余名。1947年7月设在上海的海军军官学校又并入这里称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是国民党政府海军惟一正规学校。
     解放后,这里作为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大门门牌改为“莱阳路8号”。


     20世纪80年代,小青岛再度成为旅游观光景点。
     海阳路中部现建为海军博物馆,有各种舰艇及海军武器,是青岛旅游观光的主要项目之一。
     现在海阳路还存有一小段,包括宋庆龄旧居,为了通往小青岛,后来在海阳路以南新修了一条滨海马路,海阳路不再是滨海一条街了。 


 

       忽然发现了一座更独特的别墅——海阳路2号。

 

 

       别墅的两座塔楼分立在建筑的两侧,并不明显,只是锥顶微微突出了屋檐,这种造型让我想起了广西路上的侯爵庭院饭店。它们就像是建筑的两只眼睛,警惕地守望着外界。
 

 

 

       有着8号和2号的海阳路,足以傲立于青岛的海滨......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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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军博物馆(莱阳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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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军博物馆(莱阳路8号)

       海军博物馆由海军创建,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全面反映中国海军发展的军事博物馆。坐落于青岛市莱阳路八号,东邻鲁迅公园、西接小青岛公园与栈桥隔水相望、南濒一望无际的大海、北面是著名景点青岛信号山公园。占地四万多平方米。

       海军博物馆是海军组织筹建的一座大型专业性军事博物馆。1988年11月筹建,1989年10月1日正式向社会开放,1993年3月正式列编,1997年3月被山东省定为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海军博物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3A级旅游景区,2005年3月被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等十三部委评定为全国首批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08年5月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一级博物馆。


       博物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青岛海滨,东邻鲁迅公园和青岛海产博物馆(青岛水族馆),西接小青岛公园与栈桥隔水相望、南濒一望无际的大海、北面是著名景点青岛信号山公园。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展示我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宣传人民海军的战斗历程和建设成就,增强全民族的爱国意识和海洋国土观念。具体职能:收集、收藏海军各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物史料和各类装备,研究、陈列海军文物,对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室内展厅:

       海军博物馆已建成室内展厅、武器装备展区、海上展舰区三大部分。室内展厅分中国人民海军史展室、海军服装展室、礼品展室,总面积1100余平方米。中国海军史展室展出了古代海军史、近代海军史和人民海军史。通过大量史料,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海军的起源、发展及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海军服装展室,主要展出人民海军自1949年诞生以来各个时期装备的制式服装、军衔肩章、勤务符号、进行特种作业的装具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海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
       在海军服装展室中,比较重要的展品有:海军首任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大将生前穿过的海军大将礼服以及其他办公、生活用品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海军副司令员邓兆祥将军捐赠的55式海军将官礼服及其它制式服装。礼品展室,展出了 60 多个国家的军队赠送给我人民海军的各种珍贵礼品300余件,其中比较重要的展品有:1957年11月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大将赠送给前去访问的肖劲光海军大将的苏联海军军官佩剑;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赠送给我东海舰队的珍贵礼品──一段布满弹片的上甘岭枯树干。  

       珍贵馆藏:

       苏联海军军官佩剑:鎏金鞘上包裹黑色皮革,造型精美的卡鞘弹簧,原佩苏联海军军官佩剑、挂环和挂带。剑身为高碳钢锻造镀铬,完美如新。剑装为铜镀金,刻有早期海军战舰和铁锚图案。剑柄头的五角星和镰刀铁锤图案代表苏维埃政权。它是1989年北海舰队司令马辛春中将率“郑和舰”访美时,由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吉姆斯·多塞中将所赠,工艺绝伦,堪为上品。
       上甘岭枯树干:是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赠送我东海舰队的礼品。1952年10月,美军向我志愿军坚守的上甘岭发动猛烈进攻,战斗极为惨烈。美军的炮弹和飞机炸弹将上甘岭削低了两米,但始终未能攻破志愿军的钢铁阵地。这段来自上甘岭的枯树干,长度仅38厘米,却嵌着35块弹片,反映了当时战斗的极度残酷。

       这里原来应该是青岛海军学校的所在地吧!青岛海军学校(1923-1940)的前身是于1923年4月成立的葫芦岛海警学校。这个学校不属于北京政府海军部,而是由奉系军阀首脑东三省检阅使张作霖创立的。后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和北平行营管辖。1933年8月学校搬至青岛,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后成为中华民国海军的训练学校之一,著名毕业生有马纪壮、刘广凯、宋长志等人。1939年停办。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退出山海关时,被依附直系军阀的“海筹”、“海容”等舰从秦皇岛海面炮击,张作霖的坐车几被击中。张退出关外后,即宣布脱离北京政府,成立东三省自治政府,成立保安总司令部,张为了报复这次的仇恨,便想成立一支海军;但苦于没有经费和海军人才。

       1920年秋,北京政府海军部所辖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参谋长沈鸿烈到奉天与张作霖商量舰饷及节制等诸问题。沈鸿烈,湖北人,素有野心,在闽系海军中郁郁不得志。他与张作霖总参议杨宇霆系留日同学,乃向杨宇霆表示愿意为东北创办海军。并策划在一面夺取东北势力范围内的吉黑江防部队为实力基础;一面创办海军学校培训人才,徐图发展。事经张作霖同意后,就在保安总司令部内设一航警处,派沈鸿烈兼任处长。沈就任后,就罗致在北京的总参谋部、海军部中的留日同学多人到北京为助手。一面与东北戊通轮船公司合办东北船务局,沈为董事长,控制松、黑两江航运,以开辟经济来源;一面乘吉黑江防部队舰饷无着之时,将该舰队的艇舰接受过来做实力基础;同时在葫芦岛开办航警学校及学兵队,培育海军军官及士兵人才。取名舰警学校系避免人注意。实际上该校学生所习的科目,均按海军军官正规学校规定。

       1930年,该校改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管辖,乃正式改名为葫芦岛海军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校迁至威海卫刘公岛授课。1933年8月,该校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管辖,再迁青岛,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1937年,奉令直辖于军事委员会。该校于1937年11月迁至南昌,不久又迁万县,至1940年冬结束。

       该校初期制度仿照日本海军士官学校,其政治方向亦仿照日本,给予学生军国主义教育,绝对不许学生过问政治。教材多译自日本。其教职员均系沈鸿烈之留日同学。后期该校教职员逐渐改用烟台海校出身的学生,学制又仿照烟校。

       航警学校的时候,该校经费全由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开支,没有预算,呈请张作霖批准后,便可支领,实报实销。教职员、士兵薪饷都是按海军规定发放,较之当时陆军军饷优厚得多。学生入学后待遇,除服装及一部分卧具与课业上用品都由学校配给外,每月有薪金大洋十三洋元。到1930年该校改属于军委会东北行营管辖后,经费才有预算。 

       沿小路往室外展区走去,这里正在兴建土木工程,显得比较凌乱。路上有海军的宣传牌......





 

       武器装备展区:

       武器装备展区占地20000余平方米,内有小型舰艇、飞机、导弹、火炮、水中兵器、观通设备、水中坦克等七个陈列群,陈列各种装备150余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57年8月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检阅驻青岛海军舰艇部队时乘坐的木壳鱼雷快艇;1984年10月1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建国35周年阅兵式上检阅过的“巨浪一号”潜地导弹;肖劲光海军大将乘坐过的伊尔─14飞机、“红旗”轿车;曾经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1964年11月21日夜间海军航空兵在山东莱阳上空击落美制蒋空军P2V电子侦察机时,投放照明弹的轰侦─5型电子侦察机等。

       海上展舰区:

       海上展舰区,占水陆面积40000余平方米,停泊着4艘退役的中型作战舰艇,其中有为保卫祖国海疆和人民海军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我国第一艘驱逐舰“鞍山”号;在捍卫祖国海疆的战斗中荣立战功的火炮型护卫舰“南充”号、防空导弹护卫舰“鹰潭”号,以及33型常规潜艇“长城”号、21型导弹快艇等。馆内还设立了富有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12.7毫米机枪、54式手枪光电射击靶场,可供实际操作的各种岸炮、舰炮、坦克等,还设有舰艇模型室、潜望镜室。

       停泊在2号码头的是功勋战舰鹰潭号......


       从小青岛公园看海军博物馆......

 


       巨浪1号:作为中国最早研制的一型潜地导弹,“巨浪1号”不同于一般的导弹,它不仅可携带常规弹头,还可携带核弹头,用于攻击敌方战略目标。在中国各军事类博物馆中,展出战术型导弹的颇多,而展出战略型导弹的则非常少,更何况还是潜射式的战略导弹。因此,“巨浪1号”潜地导弹可称得上是海博的镇馆之宝,而海博以“巨浪1号”为馆标主体也说明了他们对该型导弹的重视。在馆标的正后方,陈列着的是整个导弹展区,而“巨浪1号”在导弹展区中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伊尔─14飞机:是1956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座机,一段时间曾是毛主席的专机。1957年毛泽东主席曾乘坐过两次。伊尔14飞机约长21.3米、宽31.7米、高7.8米,有两台活塞发动机。是五六十年代前苏联和捷克生产。看到他那饱经风霜的身躯,我们还可想想当年翱翔中原大地的风采,它翘首仰望前方,仿佛向人们诉说自己的身世,向人们倾诉着老一代航空人的创业史。

 

 

      国产的红旗牌轿车......

 

 

 



 

      出口处的海军宣传牌......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5.3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青岛台东商圈——青岛啤酒街·青岛啤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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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街·青岛啤酒博物馆


       延安二路的尽头左拐,就到了登州路,这里是著名的啤酒街了。1903年的青岛啤酒厂就建在这条街上,现在改成啤酒博物馆了。

       青岛啤酒街位于市北区的登州路。东起延安二路,西至寿光路,街长约710米,现共有各类门店约50处,其中酒店、啤酒吧、饭店20余处。闻名中外的青岛啤酒厂就坐落在该街,并有啤酒博物馆和啤酒宫等设施,啤酒文化特色鲜明,有较高的知名度。

       为了打造青岛市的啤酒文化,青岛市政府决定将登州路改造成了啤酒街。也就是青岛啤酒厂(登州路56号)旧址门前的马路。登州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百年青啤的文脉即发轫于此。

       老青岛啤酒厂改造成青岛啤酒博物馆,并被确立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啤酒街改造东起延安二路,西至广饶路,全长近1000米,通过建设特色啤酒吧、开放啤酒博物馆、设立文化休闲场所等来突出啤酒特色。工程总投资约2000万元。整条街上的建筑都按照欧式风格进行了重新亮化、改造,道路两边的门店装饰也与整条街融为一体。最惹眼的还是马路的颜色——绿色,这是全省首条彩色马路。目前啤酒街上提供啤酒的餐饮业户有60家,尤其以位于延安一路5号的天香食府最为知名,他们家提供原浆啤酒,每天光顾的食客有上万人。

       啤酒狂欢节期间,蓝色畅想夜、紫色浪漫夜、夏威夷季风、首尔风情、米兰幻影等主题将引领多种表演专场,如热辣舞蹈专场、美女小提琴专场、日本彩妆选秀专场、比基尼专场等为啤酒狂欢节增添一抹浓重的色彩。在充满异国风情的青岛啤酒街,不但能畅饮啤酒而感受到清凉舒爽,还让大饱口福,玩的尽兴。在狂欢节期间,吃螃蟹比赛、速吃蛤蜊比赛、吃醉虾比赛,还有啤酒对桌赛、车轮赛、幸运赛等啤酒比赛,真可谓开怀畅饮,乐不思蜀。在狂欢现场,笔者发现聚集在这里的游客天南海北、口音各异;更有不少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沿街而坐,举杯对酌,自得其乐。



       青岛啤酒产自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前身是国营青岛啤酒厂,1903年由英、德两国商人合资开办,是最早的啤酒生产企业之一。青岛啤酒选用优质大麦、大米、上等啤酒花和软硬适度、洁净甘美的崂山泉水为原料酿制而成。原麦汁浓度为十二度,酒精含量3.52-4.8%。素以酒液清澈透明、呈淡黄色,泡沫清白、细腻、口味香醇爽口而享誉中外。1963年、1979年青岛牌啤酒两次被评为国家名酒;1980年、1985年两次荣获国家金质奖章;1981年、1985年两次在美国国际啤酒评比会上荣获冠军奖,1987年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国际啤酒评比会上第三次夺魁。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1903年8月由德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合资在青岛创建的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2008年北京奥运会官方赞助商,跻身世界品牌500强。1993年7月15日,青岛啤酒股票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同年8月27日,青岛啤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了中国首家在两地同时上市的公司。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运用兼并重组、破产收购、合资建厂等多种资本运作方式,青岛啤酒在中国19个省、市、自治区拥有50多家啤酒生产基地,基本完成了全国性的战略布局。

       青岛啤酒远销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啤酒行业权威报告Barth Report依据产量排名,青岛啤酒为世界第六大啤酒厂商。

       青啤的品牌历史悠久,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比较大,可是“帆很大,船很小”。1998年,公司制定了“大名牌”发展战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扩张。青啤的战略重点从“做大做强”转为“做强做大”,从扩张转向整合。青啤品牌在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World Brand Value Lab)编制的2012年度《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已达631.68亿元。青岛啤酒2013年品牌价值正式发布:805.85亿元,升值28%,连续十年居啤酒行业首位。


       青岛啤酒几乎囊括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所举办的啤酒质量评比的所有金奖,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评比大赛中多次荣获金奖。1906年,建厂仅三年的青岛啤酒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荣获金奖;20世纪80年代三次在美国国际啤酒大赛上荣登榜首;1991年、1993年、1997年分别在比利时、新加坡和西班牙国际评比中荣获金奖;2006年,青岛啤酒荣登《福布斯》“2006年全球信誉企业200强”,位列68位;2007年荣获亚洲品牌盛典年度大奖;2009年,青岛啤酒荣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专项奖——2009年度董事会奖”、“世界品牌500强”等诸多荣誉,并第七次获得“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殊荣;2010年,青岛啤酒第五次登榜《财富》杂志“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 

































        街上卖的小商品大都与青岛啤酒有关,很是小巧可爱......





























       登州路56号,青岛啤酒博物馆......

       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在2001年为筹备青岛啤酒百年庆典而创意设计的,建馆小组考察了美国、日本、荷兰、德国、丹麦等国家的一些国际大型啤酒集团的博物馆,集各家之所长,投资2800万元建成的国内唯一的啤酒博物馆,其展出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博物馆请欧洲著名设计师设计而成,场馆设立在青岛啤酒百年前的老厂房、老设备之内,以青岛啤酒的百年历程及工艺流程为主线,将青岛啤酒所蕴涵的深厚企业文化沿着时空的脉络体现出来,集文化历史、生产工艺流程、啤酒娱乐、购物、餐饮为一体,具备了旅游的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等特点,具有“世界视野,民族特色,穿透历史,融汇生活”的特点。

       博物馆本着尊重历史、挖掘历史、保护历史、再现历史的宗旨,同时综合专业性、国际性、前瞻性、趣味性、和谐性为一体。概念规划是由嘉世伯啤酒博物馆负责人尼尔森(Nielsen)设计完成,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研究所的设计人员负责室内装饰布展。集啤酒文化展示、生产线参观、啤酒生产介绍、酒吧、游客参与为一体,以图片、文字、实物为主体,运用声、光、电等媒体展示青啤百年历史、生产设备以及啤酒历史、啤酒文化。

       博物馆共分为百年历史和文化、生产工艺、多功能区三个参观游览区域。
       核心区域为第一区域―――历史文化区域。通过图文资料,了解啤酒起源、青啤的悠久历史、荣誉、青岛国际啤酒节、国内外重要人物来青啤参观访问的情况。展现了许多从欧洲和全国收集的文物、图片、资料以及青岛啤酒各个阶段的实物。一些祖辈曾在青啤工作过的德国、日本友人专门捐献的文物史料,使得这一展区更加引人入胜。
       第二区域为生产工艺流程区域,包括老建筑物、老设备及车间环境与生产场景,在生产流程中每一个代表性部位放置的放像设备,可形象介绍青岛啤酒的生产流程及历史沿革。为重现历史原貌,博物馆在老糖化车间的老发酵池,设置了工人生产劳动的雕塑模型,同时复制老实验室场景和工人翻麦芽场景。
       第三区域为多功能区域。一层是能容纳100多名游客的品酒区和购物中心,游客在此可以尽情地品尝多种不同品质的新鲜青岛啤酒,购买各种纪念品。二楼有综合娱乐设施,前卫的设计理念和高科技手段,使知识性和娱乐性有机结合,可让游客在娱乐中了解啤酒酿造的复杂过程。同时,全馆多处设置的触摸式自动电子显示屏,可以让游客随时查询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资料。


       青岛啤酒工业旅游分为A、B两条线。A线是青岛啤酒博物馆,以百年老建筑为依托,融合古老的建筑、珍贵典藏和现代化展区设计,投资2600万元,建成了国际一流、国内唯一的啤酒专业博物馆。B线在青岛啤酒二厂,拥有目前国内自动化程度最高、控制于段最先进的现代啤酒生产线,投资1000多万元,建立了专门旅游参观长廊,做到生产、参观互不影响。
       1903年8月15日,一些来自盎格鲁———香港盎格鲁·日耳曼啤酒公司的德国商人与英国商人,为适应占领军及不断增加的侨民对啤酒的需求,在驻有大量德军的青岛鹤兵营旁(今青岛市登州路56号),通过德意志银行募集了40万墨西哥银元的股本金,合资创办了“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年产能力2000吨,生产淡色啤酒和黑色啤酒。公司投产后不久,其生产的“日耳曼牌”啤酒便成为市场上的热销货,除在青岛销售外,还大量销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国内各大城市和香港,并在1906年慕尼黑世界啤酒节博览会上一鸣惊人,获得金奖。

       一战爆发后,日本侵占青岛,1916年9月16日,日本国东京都的“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以50万银元将“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买下,更名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仍生产黄啤酒和黑啤酒。此后30年间,“青岛工场”生产的产品销往中国各地,使用的商标有“青岛”、“朝日”、“麒麟”、“札幌”、“太阳”、“福寿”等。 1939年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兴建制麦车间,当时制造麦芽的设备为中国国内仅有。1942年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大规模扩建,增建了储酒罐,改进了糖化室,包装室安装了一整套装酒设备,使啤酒年产量增加到4663吨。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青岛工场”,并更名为“青岛啤酒公司”。1946年12月5日,青岛啤酒公司由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定名为“青岛啤酒厂”。啤酒商标仅保留“青岛牌”一种。这一时期,青岛啤酒产量最高时曾达2800吨,1948年第一批青岛啤酒出口至新加坡。此后还远销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青岛啤酒厂更名为“国营青岛啤酒厂”。

       1950年为摆脱啤酒花原料依赖外国进口的被动局面,在青岛市郊崂山县创建了酒花生产试验场,试种了32亩酒花,获得成功。
       1954年4月,首批500箱(4打装)青岛啤酒发往香港。
       1972年进入美国市场,1988年在美国的销售量已达124万箱,是亚洲出口到美国最大的啤酒品牌。
       1981年美国有影响的消费品杂志《华盛顿人》举办的“华盛顿国际啤酒会”,评比美国从世界各国进口的350种啤酒,青岛啤酒战胜联邦德国及荷兰等国的名牌啤酒,获第一名。
       1985年7月,青岛啤酒再次获得“华盛顿亚洲啤酒评比会”冠军。
       1987年5月19日,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国际啤酒评比中,青岛啤酒战胜近400家国际和当地啤酒,在当选的15种啤酒中得分最高,名列榜首。
       1990年青岛啤酒在澳门的销量已占当地啤酒市场总销量的64%。
       1991年9月24日,青岛啤酒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蒙顿国际评比大赛上获金质奖。


       青岛啤酒现已远销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啤酒出口量的50%以上,2003年青岛啤酒成功进入世界啤酒十强,在2004年的国际顶尖品牌研究机构评估中,青岛啤酒以高达168.73亿元人民币的价值成为中国500最具价值的品牌之一。

       青岛啤酒对外开放已有近30年的历史,是青岛最早对外开放的工业企业。九十年代后期,青岛啤酒厂设立了专门的旅游接待室,主要面对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外国参观者和旅游团。每年除正规团体外,青岛啤酒厂的接待室还要接待慕名而来的外国留学生、自助旅游人员及过站外国来宾等。这不仅在市民和中外游客面前揭开了青啤这一百年世界品牌的神秘面纱,宣传了啤酒知识和啤酒文化,而且实现了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潜移默化地渗透传播和推广,促进了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丰富和完善了社会旅游产品结构,成为青岛市开展工业旅游的明星企业和首选企业之一。很多外国游客手持地图,历经多方打听询问,来到青岛啤酒厂(我在湛山寺就曾碰到过这样的韩国游客),就为亲眼目睹一下这个百年企业的风采,亲口品尝一下刚刚走下生产线的青岛啤酒,由此可见青岛啤酒的国际影响力。


       百年青啤,百年青岛,青岛啤酒已经成为青岛市的一张名片。

       青岛啤酒创办“青岛国际啤酒节”。其后,青岛啤酒节每年举办一次,年参节人数达几百万(200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被评为“中国十大节庆之首”)。1992 年青岛啤酒在意大利成立欧洲办事处。

 

       拐弯处的延安三路也沾了啤酒厂的光,热闹非凡......

       往回走,随手拍......












 

       上周逛台东夜市,被喝醉的不知道哪国的人民给揪住了,非要让我给他们照相不可。唉!青岛啤酒之祸!!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4.26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随手拍青岛——东部·百丽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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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部商圈——百丽购物广场 


       第一次在白天路过百丽,顺手拍照。这里除了室内溜冰场比较独特,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室外都是风光绮丽,它的隔壁就是奥帆中心,看够了海景后在这里休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负一层的美食广场不错,集聚全国特色名吃几十家,价格适中。

 

       百丽广场在市南区澳门路86号,位于青岛市原北海船厂院内西端,场地西侧紧邻畅海园小区,与五四广场最近处约200米,南侧为浮山湾,东侧为燕岛国际居住区。依临青岛市中心区的黄金岸线,近临2008年奥运会的帆船赛场,即南面为码头、港湾,是海边高档商业文化休闲的绝佳之地,是青岛澳门路上承接市区和奥运赛场的一个节点,它连接了奥运帆船比赛的活动和市区繁忙的商业氛围,结合成为人文、休闲、商业等综合性娱乐空间,提升了海景景观价值,并延伸了五四广场到奥运会帆船赛场之间的观海景致。

       百丽广场紧邻奥帆赛主赛场,近距离观海,别有风情;观奥运的商业,与奥运亲密接触;延长的海岸线尽收眼底。广场北临澳门四路,西临浮山湾,位于青岛旅游标注性设施-滨海木栈道中心位置,成为青岛唯一享受优越海景的临海大型商业。总用地面积5.3公顷,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地上部分总体布局沿60米宽奥林匹克景观大道分为东、西地块。


       东地块为商业购物中心,地上商业面积约3.8万平方米,地下商业面积约4.8万平方米。规划位置为百货、超市、电影院、溜冰场、精品商铺、美食街、餐饮等。地下二层为停车场,共约1400个车位。地下商业街向北与香港中路商业街相通,成为吸引客流的重要通道。


       西地块地上面积(三层)约3.2万平方米。规划为特色酒吧、餐饮、精品商铺等。海洋主题风格一体化设计与青岛奥运主轴线景观紧密相连。顶层海景美食广场、特色餐饮服务,及浪漫的海湾休闲生活形态将成为旅游消费亮点。

 

       最喜欢这张照片,好有意境......






——2015.4.25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随手拍青岛——东部·海信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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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拍青岛——东部·海信广场

       百丽购物广场的对面就是青岛著名的奢侈品卖场——海信广场了。海信广场原来开在山东路上,有十八九年的历史了吧!我只在它当年刚开业时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进去吃过一顿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离家近而已。自从它搬到了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从没来过,今天也并不打算进去,只是欣赏它的外观而已......
       青岛海信广场是国内著名高级百货店,于2008年6月21日盛大开业,建筑面积6.28万平方米。采用“高级百货店+SHOPPINGMALL”的最新组合业态,聚集了包括LV、Hermès、Prada、Cartier、Gucci等800多个世界著名品牌,囊括男女高级时装、化妆品、鞋包配饰等众多品类,独有品牌200余个,世界级品牌的比例达到了品牌总量的80%。

       地上3层:一楼汇集国际一线品牌、名表与化妆品,二楼涵容国际名品、珠宝饰品、男装、休闲高尔夫服饰,三楼为女士服饰,同时涵盖时尚配饰、皮具、海信艺术馆、会员会所等。

       地下2层:一层主要为MALL业态,包括居家生活馆、3000平米的精品超市、7个独立的风格各异的主题餐厅、美容SPA。


       作为顶级百货店,海信广场除在品牌组合上实行错位经营外,还在高端服务上做足文章,针对会员推出了代客泊车、预留车位、代客送礼、物品寄存、会员特权联盟单位内消费享受优惠待遇等多项专属服务。

       这倒是真的,每每开车路过这里,都能看到车位引导员职业化的殷勤笑脸和整洁的着装,特别的是,女孩子很多,很有点儿空姐的感觉......


       海信广场致力于开创中国顶级奢侈品店,倡导新的贵族生活理念,为国内外顾客提供购物、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全方位尊崇体验。另外海信广场近邻世界顶级家居艺术馆梅蒂奇,时尚生活与奢华家居魅力合力汇聚岛城。

       广场文化:

       经营理念:精品名店引领时尚 作为国际品牌的理想栖息地,无论是从内部软性氛围的营造,还是从外部企业品牌的塑造,海信广场的定位突出了“精品”和“名店”的合璧,坚持为尊贵的会员们提供最顶级的商品和最优质的服务。随着国际一线品牌的不断进驻,海信广场已经超越品牌消费的传统理念,为城市精英阶层提供风尚信仰与奢华享受。

       管理理念:注重细节精诚协作 “零售无大事,零售无小事”,从细节入手把细微的工作做到完美无瑕,倡导以人为本,互相信任、相互协作,最大限度激发成员的创造力,促进管理效率的有效提升。

       服务理念:以客为尊专属专心 倡导“精细化服务”,行动在顾客之前,永远比顾客多想一步,站在顾客的角度将服务不断细化。源自内心,发自真诚,以感恩之心激发心中的热忱,以快乐感染顾客,使每位顾客在这里都能够享受到专属于自己的独特尊崇的购物体验。
       企业文化核心:感恩 善念 包容快乐 公司尊崇“供应商为源、员工为本、顾客为上”的“三个上帝”理念,始终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和关心企业成长的伙伴,不断营造“学习力文化、感恩文化、创新文化、快乐文化”。

       广场服务:1.购物咨询 2.贴心寄存 3.代客送礼 4.寻人广播 5.多种语言引导 6.团体接待 7.爱心伞借用 8.婴儿手推车借用 9.残疾人轮椅借用 10.小型工具借用 11.失物登记认领 12.简便缝补针线 13.急救小药箱 14.气象、交通咨询 15.航班时刻、列车时刻、电话号码查询 16.免费礼品包装和有偿个性化礼品包装 17.拷贝数码照片至移动电子设备(优盘、移动硬盘、电脑光盘) 18.有偿传真、复印打印等商务服务 19.代售电话卡、旅游图、邮票及信封 20.代售婴儿纸尿片、纸巾。






——2015.4.25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青岛的街头公园——燕儿岛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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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街头公园——燕儿岛山公园


       早就想来看看这个青岛十景之一——“燕岛秋潮”的所在地,今天终于得偿所愿......

       燕儿岛山公园占地2万平方米,可容16000人,可应急疏散2万余人,园内设有生态、景观、文化、健身、休闲功能基础,环境优美,是个很好的避难场地同时也是市民休闲锻炼的好地方。





       燕儿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在浮山湾东端,是一个突出海中的岬角。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五月,鳌山卫浮山备御千户所(简称浮山所)设立。在青岛开埠之初,燕儿岛只是一个海边的荒芜之地。这里在明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岛”,由于泥沙淤积再加人工治理与陆地相连形成半岛似的岬角,到清代中期才与陆地相连,形成今日的半岛。浮山所的渔民在这里建有龙王庙,虽然称为龙王庙却也祀有天后,明代以来天妃宫(天后宫、妈祖庙)遍布中国沿海。














        边走边数数燕儿岛的历史:

       1901年德国人谋乐于编撰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对燕儿岛有这样的文字记述:“根据中国地图,岸边还有一个叫燕儿岛的小岛,他的西边是绿豆岛。这两个岛现在都和陆地连在一起了,其连接处即使涨潮时也不被淹没。”而这座岬角式海岛的一道景观“燕岛秋潮”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曾被评为“青岛十景”之一。

       1933年,燕儿岛被出让给万国会用于建国际夏令营青年营和换取资金建浮山所小学校舍。抗战胜利后,燕儿岛成了军事禁地,1947年夏,燕儿岛西海滩被美国海军辟为专用海水浴场,禁止村民在此赶海、捕鱼。青岛解放后,海军北海舰队在燕儿岛建军用品仓库和靶场。


       1928年,国立山东大学建校以后,在燕儿岛一带建有植物实验场,为植物系的教学进行各种试验。这时期许多大学学子常到燕儿岛来,他们很喜欢这片土地,到了夏季他们在岛上支起帐篷,看护种植的各种植物,晚间举行篝火晚会,白天则扑向大海游泳,这里逐渐成了离市区比较远的海水浴场。著名女作家苏雪林,1934年与丈夫一起来青岛住在福山路3号,山东大学的教师宿舍(即沈从文故居)。他们去遍了青岛的各个海水浴场,她说燕儿岛浴场海湾宁静,环境幽美,海天一色,虽然距市区远,游泳的人很少,但这正是它的特点。


       1935年,大导演孙瑜带领电影摄制组来青岛同时拍摄两部电影,为了避免重复,《到自然去》选在第三海水浴场拍外景,《浪淘沙》选在燕儿岛拍外景。今天,我们看老电影《浪淘沙》,如果仔细一点,会辨认出燕儿岛的景色。


       可爱的猫猫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照相,好奇呀!一个奇怪的女人,形单影只地拿着傻瓜相机直照......

       1968年8月2日,当时的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做出同意中央交通部红星船舶修造厂(即后来的北海船厂)在燕岛浮山所湾建厂址的批复,燕儿岛和其周围的浮山湾均被圈在北海船厂内,燕儿岛从此与世隔绝。奥运会成功申办之后,北海船厂为让位于奥帆基地从2003年2月12日开始西迁,燕儿岛又得以重见天日。


       2006年6月底,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在燕儿岛建成。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在燕儿岛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成功举办。公园隔壁就是奥帆中心......



       顺着小径往前走,竟然真的看到了大海......

  

 


       好优雅的小路啊,和欧洲风格的青岛相得益彰......

       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



       这里的大海别有一番韵致在其中......

 

       悠闲的钓鱼者......

       燕岛秋潮:燕儿岛由于日月潮汐与岬角海湾涡流的常年洗磨、侵蚀,使这里形成了礁滩,每到秋季大潮袭来,惊涛骇浪拍打堤岸,非常壮观,是青岛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名为“燕岛秋潮”。1937年出版的《青岛概况》将其列入“青岛十景”(其它九景为“飞阁回澜”、“穹台窥象”、“汇滨垂钓”、“琴屿飘灯”、“丹邱春赏”、“湛山清梵”、“东园花海”、“会崎松月”、“登瀛梨雪”),并对其有这样的描述:“燕儿岛环浮山所之东,半岛孤悬,作飞入海中之势,秋高潮涌,尤为可观”。

       春天宁静的海面......

       不一样的木质围栏彰显了不一样的海岸线,一览无余的大海尽收眼底。据说,这里是天文观测者的乐园。可惜的是,自从这两年种上了许多树木,观测天体已不是一件特别方便的事情了......

       忍不住自拍了一张......

       这里现在是青岛市最贵的土地了,寸土寸金。但在上个世纪初,浮山湾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港码头,浮山所村的居民还靠打渔为生……

       浮山所村前的海湾,明清时期一直称浮山所口。清代《即墨县志》记其名为"浮山所口"。后来,皆沿用此名,1997年出版的青岛地图仍标此名。1999年出版的《青岛市志·自然环境志》和1999年出版的《青岛概况》,皆记此处为"浮山湾"。


       浮山湾,非常形象,像一勾弯月,横卧在浮山所村前,湾内水域辽阔,滩缓水清,浅处可张网捕鱼,深处可扬帆行舟。浮山湾东起燕儿岛,西至绿豆岛(今太平角),海岸线长达3.5公里。浮山湾西部因太平角海岬沉积作用形成了细软的海滩(即第三海水浴场),而东部海岸因海蚀现象作用,岩礁峭壁,如刀削斧劈,浪激水湍,每逢秋季大潮,惊涛骇浪拍打岸堤,巨浪滔天,煞为壮观。早期青岛十景之一的"燕岛秋潮"因此得名。


       据《浮山所志》记载,旧时,浮山所村与周围各村一道,在燕儿岛西北角的小海湾处垒起了一条长达50米的石墙,作为停泊渔船的码头,名为"湾子墙",道光元年(1821)又进行过重修。每年农历四月,是捕获鲅鱼、刀鱼的季节,当地称为"四月海",这时湾子墙一带便成了海产品交易市场,热闹非凡,附近几个村庄还联手在这里搭台唱大戏,庆祝渔业丰收。有一首民谚浮动在浮山所村老人的记忆中:"楸树扭嘴,打鱼的下水;楸树开花,打鱼的还家。"


       为保佑渔民海上作业平安,建有龙王庙,坐落在燕儿岛最高处,庙殿比较高大,庙门朝西南方向。殿内供奉龙王诸神。过去,附近村的渔民出海前,都要到龙王庙烧香,以求龙王保佑海上平安。庙的门联是:"风调雨顺民安乐,海晏河清世太平。"1933年,浮山所村为建小学,卖了燕儿岛部分土地,龙王庙另建。龙王庙不知坍塌于何时。现遗址尚可辨识。

       燕儿岛在浮山湾的东端,是一个突出海中的岬角,清代《即墨县志》记有其名。每年秋天,海鸟迁徙,成群海鸟聚集,停留其上歇息,故名。1901年出版的由德国人谋乐编撰的《山东德邑村镇志》在介绍浮山所时,对燕儿岛描述如下,"按照中国地图,岸边有一小岛名叫燕儿岛,即‘燕子的岛’,其西是绿豆岛。这两个岛现在与陆地相连,即使在高潮时其连接处也不被淹没。"1937年出版的《青岛概况》将该岛列为青岛十景之一,名为"燕岛秋潮",其文记为:"燕儿岛环浮山所之东,半岛孤悬,作飞入海中之势,秋高潮涌,尤为可观。"


       在青岛开埠之初,燕儿岛是青岛海边的偏僻、荒凉之隅。即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地理位置较偏的原因,"燕岛秋潮"没有栈桥、汇泉等景点的知名度高。由于北海船厂在浮山湾的建立,这一景观受到影响,"燕岛秋潮"被人们渐渐遗忘。在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曾有人担心大规模的建设会使本来就被遗忘的"燕岛秋潮"不复存在。令人欣喜的是,这个问题用燕儿岛山中开出一条隧道的方式解决了,使得山上的植被完好无损,更使得"燕岛秋潮"这个景点得以保存,"燕岛秋潮"又获得了新生。





 

 

  
       最美的还是木围栏与海岸线了......

 






       燕儿岛曾建果园:上世纪30年代,燕儿岛还是青岛的郊区,但城市发展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1933年,为筹集资金兴建浮山所小学校舍,浮山所村出让燕儿岛10亩准许万国体育会建青年营(国际夏令营),所得资金全部用于兴建浮山所小学校舍。


       1932年暑假,赵太侔接任山东大学校长以后,在燕儿岛附近建山东大学的农业试验场,培育果木。1934年夏天,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来青岛避暑,曾游览山大果圃,写下《岛居漫兴》一组游记,为后人留下那时燕儿岛的情形。苏雪林写道:"果圃所种大部分是苹果。除北方土产,外国名种也搜罗了来试植。据说美国苹果有二百余种:小如核桃的,大如柚子的,青如翠玉的,红如玛瑙的,滴溜滚圆如皮球的,腰肥颈细如葫芦的,专作果品吃的,专供酿酒用的,颜色、形状、味道、用途,各有区别。"燕儿岛山大果圃距青岛市区偏远,而无车马喧,山大果圃除了培育果木,还养育鸡鸭,颇有乡村风味。苏雪林置身绿荫,听鸟声虫语,觉得果圃管理员的生活很惬意,"很觉羡慕"。

       著名女作家苏雪林1935年来青岛,住于福山路山东大学宿舍,她在游记中写道:“我们游过太平角,又驱车去游燕儿岛。过太平公园,下来随便看一下。这园子面积虽不及中山公园之大,规模也极可观———这园除了中国风味之外,荷花多……”当时,山东大学植物系在燕儿岛建有实验场,植有花木,种有果树。苏雪林游燕儿岛之后写道:“我要有一个理想的居处。” 


 


       公园里有许多可以露天聚会的地方,还有儿童的游乐场......  













       树木掩映下的一片小沙滩,很有意境的,是不是?







       这里应该是一处军事要塞的遗址了吧,很像是碉堡或是炮台的样子。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任何文字说明,但我知道这里曾是军事要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姑妄言之吧!

       燕儿岛见证历史:燕儿岛之于青岛市,一度是军事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燕儿岛见证了青岛的历史,战争的烙印留在这个美丽的小岛上。


       1914年,日本垂涎德国在青岛的利益,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向德国宣战,燕儿岛铭记下入侵者的脚印。1914年8月至11月,日德战争中,德军在浮山湾布下防线,日军所属部队派出一个小队攻占了南部海边上的燕儿岛小高地。日军以燕儿岛为跳板,直扑小湛山堡垒。那一段战争的硝烟虽然消逝在历史的天空,但燕儿岛之于青岛的军事价值凸显出来。


       1947年夏,燕儿岛西海滩被美国海军辟为专用海水浴场,禁止村民在此赶海、捕鱼。1949年5月,美国海军撤出青岛。一个时代结束了,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而燕儿岛的秋潮,年年如此,在海边的礁石上掀起千堆雪。


       青岛解放后,燕儿岛上建了军用品仓库和靶场。1968年8月,交通部红星船舶修造厂(即后来的北海船厂)在浮山所湾建厂。燕儿岛渐渐远离了公众的视线,不为市民所熟知。此后,燕儿岛陷入长久的寂静......

       2001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之后,决定在燕儿岛建设奥帆中心。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青岛承担奥运会帆船比赛,奥帆中心选址燕儿岛。北海船厂从2003年2月12日开始西迁。2006年6月30日,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全部完工,以海纳百川之气度,笑纳八方帆船汇集。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这也是青岛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青岛奥帆中心千帆云集,万船竞渡。燕儿岛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8月20日下午,当中国运动员殷剑冲过终点时,青岛奥帆中心现场万余名观众瞬间沸腾。殷剑不仅夺得个人的女子帆板金牌,并且创造了历史: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帆船帆板项目上终于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如今的燕儿岛已经是青岛的新市区,商业的黄金地段。青岛奥帆中心成为游客旅游的必至之所。燕儿岛是青岛市区沿海的一颗明珠,帆船运动中心和旅游观光景点的双重身份,让它放射出璀璨的光芒。穿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燕儿岛今昔的巨大落差,让人感慨万千......

 

 

















       忽然发现,在刚才的地堡一侧,竟然还有出入的洞口,更加印证了我刚才的猜测......

       神秘的燕儿岛......

 













       今天最得意的一张照片......

 

       再次远眺神秘的地堡,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愿我热爱的青岛永远不再经历战火......




       社区文化广场......

       路边的野花我也不会放过,只要是生命,都有最美的时刻啊!年轻的时候没有体会到......







 

 
       新生命的颜色......

——2015.4.25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青岛的街头公园——榉林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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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街头公园——榉林山公园


       在榉林山公园的门外,就感受到了浓浓的绿意......

       站在公园外,可以眺望到青岛电视塔......

       20世纪90年代在海拔110米处新建一座旅游观光电视塔,塔高230米,堪称“中国第一钢塔”,在世界上仅次于巴黎埃菲尔铁塔和日本东京电视塔。主体全部钢结构,具有电视接收发射和旅游娱乐多功能。乘高速电梯升至160米的旋转餐厅,可眺望海上日出,海天月色,岛城风光尽收眼底。

       青岛榉林公园位于中山公园东侧的太平山下。太平山是横跨市南市北的一座具有战略历史意义的山头,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所在地。1898年,德国殖民者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山上修筑工事,暗道,碉堡,建有炮台。太平山原称“会山”,海拔150余米,市区第一高峰。德占时期,称其为“伊尔梯斯山”,建有炮台。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改称“旭山”。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定名为“太平山”。

       太平山是青岛的登高观景地之一,1984年封山建园,1986年建成开放。由于园内榉树成片,郁郁葱葱,故取名为“榉林公园”。公园建有亭、阁和1组花岗岩“大象”雕塑,建有人工湖、母子像、走廊、榉林乐园等设施和景点。

       榉林公园位于海拔148米的太平山北部,西面与中山公园、动物园接壤,南临植物园,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是十处山头公园之一,建成于1985年。建国后,太平山经过多次造林绿化,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山林,山北坡榉树较多,故建公园时以榉林命名。


  建园规划设计时以其特殊的地形地貌、石体、植物分布突出山海特色,组成游憩、眺望的空间环境。建园时规划了登高远眺、安静休息、儿童活动三个不同功能区,以适应老年、成年、少年等不同年龄层次游客的活动需要。
  园内建成“望海阁”1座,“万景亭”1座,“母子象”雕塑1组,建成人工湖水面1处,供游人休息的蘑菇亭、石桌、石凳,各种儿童游乐设施9件,儿童游艺室1处,建起公园围墙,建大门1处,厕所2处,园林小景3处。建园总投资182.7万元,其中社会集资74.86万元,国家投资107.84万元。
  在园林植物配置方面,因林地色彩单调,在人工湖水面旁栽植垂柳,增植碧桃、樱花、海棠之类的观花乔木和灌木丛,使游人可以看到“万绿丛中点点红”的景象,建园时共增植各类乔、灌木13 849株,栽植绿篱21米,铺栽草坪3 000余平方米,绿化总投资为69.74万元。




       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在这里照过一张照片呢......

       这里的小路曲折蜿蜒,宛如图画......

























       这条小道竟然直通山顶的电视塔......



       青岛电视塔座落于市中心榉林公园内116米高的太平山上。由上海同济大学马人乐先生设计,青岛广播电视局电视塔工程指挥部主持修建。于1993年元月6日奠基,1995年竣工,塔高232米,并以其创意新、选点好、功能布局合理、色调协调及综合规模宏大等,1995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选入《中华之最大荣誉》,认为是“中国第一钢塔”,在世界上仅次于迪拜铁塔、东方明珠电视塔(467.9米)、广州新电视塔(600米)、加拿大CN电视塔(553.3米)、巴黎埃菲尔铁塔、哈尔滨龙塔、日本东京电视塔。主体全部钢结构,具有电视接收发射和旅游娱乐多功能。乘高速电梯升至160米的旋转餐厅。作为青岛最高旅游景点,青岛电视塔1997年荣膺“青岛十佳景点之一。

       该塔由塔冠、塔蝶、塔球三部分组成。地面三层为塔冠,最大直径为56米。一层主要设有迷你剧场、贵宾厅、多功能厅、商务中心。在大厅的左边有一个小型舞台作为平时拍照的背景。它背后是一个绿色有机玻璃的大型仿真瀑布,也称为水幕,是电视塔的一大景观。二层设有精品商场、快餐中心;三层设有旅游纪念品商场。塔身为八面体钢架结构,边事抛物线型。塔身中间有一直径10米,高90米的玻璃幕柱,内有三部电梯和一个爬梯作上下交通之用。其中,运载游客的两部电梯是美国OTIS高速电梯,每秒运行速度为2.5米,43秒可达海拔226米的银碟旋转餐厅。塔蝶直径为32米,有一旋转平台。塔蝶之上有一个宽度4.5米的环形露天观光平台。坐电梯再上一层可以到达130米处的塔球,塔球表面用玻璃封装分四层。


       该塔集广播电视发射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多功能电视塔。按其综合功能的设计,仅次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和日本东京电视塔,居“世界第三”。它具备可同时发射五套广播调频节目、六套电视节目和直转微波的功能。同时它还可利用塔的高度和内部空间开展旅游观光等项目。


       电视塔下,很有创意的一组雕塑及绘画作品......









 



       从这个入口进入园区,可以看到许多创意小屋,非常适合情侣小坐......























       电视塔对面竖着牌子,指示这里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唯一战场遗址”。其实,青岛有多处一次大战的遗址,一次大战中,青岛作为唯一的亚洲战场,战斗进行得很是惨烈......

       太平山索道的位置应该就在太平山炮台遗址的位置,这里在百年前曾经发上过一场惨烈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岛竟然是亚洲唯一的战场!日德战争竟然发生在中国青岛,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

       这场战争是青岛120年建置史上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兵燹战火之一,交战的双方是意欲争夺青岛殖民权的德国和日本。这也是实力悬殊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几乎是一比十,战争结果让青岛历史由德占时期翻入日占时期。这更是改写青岛城市发展走向的一场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的厮杀,使青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亚洲战场,5万余名青岛人经历了长达50天的战火洗礼。

       让我们随着阶梯一起亲历战场,回顾当年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让全世界打成了一团,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参战,各附属国也加入进来,世界变成了一台“绞肉机”。因为一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因此,远东地区习惯上将此战称为“欧战”。

       但事情总有例外,被称为“欧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地区还有一个主战场,那就是青岛。为了争夺对青岛的控制权,协约国的日、英两国和同盟国的德、奥两国大打出手,俄、法等国作壁上观,上演了海、陆、空全方位的立体作战,是为“日德战争”。其战术之复杂、战况之惨烈,现在看来都惊心动魄。

       日本如何介入一战

       1914年11月2日凌晨3时,一艘排水量4000多吨的奥匈帝国(奥地利)巡洋舰游荡在青岛附近的海域,四周一片漆黑。在发射完最后一枚炮弹后,舰上官兵打开位于船底的阀门,将船沉没在团岛与黄岛之间的主航道上,伴随着这艘战舰的沉没,德军在青岛的统治即将宣告结束。

       百年之后,发现过二战沉没航母和潜艇的国际专业潜水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这条名为“伊丽莎白皇后号”(伊丽莎白皇后就是人们熟知的茜茜公主)的沉船,制定了寻找这条战舰的计划。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个天气和水文条件允许的日子,潜水团队的水下探寻很可能会有所收获,这艘百年沉船很可能重见天日。

       “伊丽莎白皇后号”自沉事件不过是“日德战争”临近结尾时的一个小插曲,关于这艘战舰的沉没我们还要从一战说起……

       说起一战,自然联想到著名的“萨拉热窝事件”。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枪杀。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报道:“这次暗杀对欧洲来说像一次雷鸣。”“雷鸣”的比喻毫不夸张,在它之后而来的就是狂风暴雨。其时,欧洲战云密布,各大国在明里暗里早已经拉帮结派形成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一方是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代表的同盟国,一方是以英、法、俄为代表的协约国,围绕着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两大阵营摩拳擦掌。萨拉热窝事件无疑成了点燃炸药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不久,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下达最后通牒,两大阵营迅速站成两队,大打出手,一战就这么爆发了。

       就在一战爆发之时,一个曾经的小国注视着欧洲战场的一举一动,它就是日本。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一跃成为东亚第一强国,此后通过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彻底奠定东亚霸主地位,但日本从来没在世界的舞台上露一下脸,一战的爆发让日本看到了机会。早先,日本就和英国订立过英日同盟,日本很想在这上面做些文章。

       机会就这么来了。1914年8月4日,英国以德军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为理由,对德宣战。三天之后,战火就烧到了东亚。8月7日,德国的一条驱逐舰在南中国海伏击了英国的运输船队,中国开始被动卷入战争。伏击事件发生的当天,英国驻日本大使要求会见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提出要和日本联合在海上对德国作战,日本自然迫不及待,作为盟国,日本有义务协助英国作战,而从战略利益上考虑,日本巴不得参加“欧战”。当然,日本不会花上20多天的时间从海上长途奔袭欧洲战场,日本将目光锁定在距离本国不远的德军租借地——青岛。

 

       德军构筑“青岛要塞”

       青岛是列强都为之垂涎三尺的一个天然良港,最先占据它的是德国。

       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曾在山东半岛长途游历,他通过考察发现青岛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他的这番见解引起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视,为此,德国几次对青岛进行调查。1897年11月,2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威廉二世欣喜若狂,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借口。”在与俄国达成默契后,德国舰队闯入山东胶州湾。1898年,清政府被迫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孙力舟指出,从文件上来看,青岛是德国的租借地,但实际上跟殖民地没什么区别。一个事实是,在清末邮政系统中,寄信往胶州湾被列入寄信到德国的分类,青岛成了德国的“领土”。此后,德国又夺取了修筑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的权利,势力伸展到山东省大部分地区。最终,青岛成为德国海军的东亚舰队基地,用来保护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

       为了经营好青岛要塞,德国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之后的义和团运动,更使得德国殖民当局更加认真考虑青岛的防卫。经过长时期构筑,德军在青岛布置下陆、海两大防御系统,最终形成“青岛要塞”。

       地面防御系统:在朝向内陆的方向,德军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沿着青岛市区和港口与山东半岛分割的陡峭山岭修建。第二道防线长达17千米,也沿着峻岭修筑。最后一道防线在市区以上200米。德军筑有堑壕、炮台和其他要塞工事。

       海上防御系统:在朝向黄海的方向,德军在入港水道处布放了水雷,修建了4座炮台、5个多面防御堡垒。尽管有些大炮是清军在胶州湾炮台遗留的相对老旧的炮型,有的是从根据《辛丑条约》被迫拆除的大沽口清军炮台上拆卸下来的,总体来看青岛的防卫设施比较完善,也得到了较好的操作。

       据《环球军事》刊文统计,到了一战前夕,驻防青岛的德军有130门岸防炮,还有30余门12和88毫米的野战火炮,以及几十挺当时最为先进的马克沁机枪(一战索姆河战役,德军凭借此枪,曾创造一天内6万英军伤亡之记录),海军有16艘军舰在港内。从武器装备上,由于德国工业比较发达,特别是军火工业发达,德军的武器装备要优于进攻的日军。

       当然,世界上永远没有不可攻破的防线,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德军的“青岛要塞”遭受了和后来著名的“马奇诺防线”同样的命运。

       日本德国互放狠话后交火

       1914年8月份,青岛上空开始战云密布。

       其实早在8月7日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发出参战要求之前,德国就已经预感到战争的临近。8月初,德国皇帝宣告胶州湾进入军事戒备状态,德国在远东的侨民都被应召入伍,或编为预备役人员。也是在此时,我们在开头提到的,德国的重要伙伴、奥匈帝国的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也驶进了青岛港,加入到青岛要塞保卫战的行列当中。

       但是,德军表面上看起来坚不可破的“青岛要塞”却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兵源不足。《一战在东亚的缩影——青岛之战》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因为地理原因,德国在东亚的军力相当有限,而德军在一战初期的作战计划更让这一问题加重。在欧洲战场,德国总参谋部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陷入不利,制订了“施里芬计划”。这个著名计划企图速战速决,要求德军在战争初期利用俄国政府效率较低和交通落后的弱点,在数周内攻下巴黎,然后向东击败俄国。这一计划客观上要求德军将兵力集中在欧洲大陆,也就进一步限制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驻军规模。因此,在8月初战争即将打响时,在中国的德国陆军仅有3650人。还有一些编入德军的当地中国人也被当做炮灰加入守军队伍。而日本则出动了5万人。

       日军相比之下兵力充足,加上战争欲望强烈,因此很快就下达了最后通牒。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以将胶州湾租界地全部交还给中国为由,要求德国政府必须无条件地将青岛交由日本暂管,德国陆海军撤出中国,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面对这一通牒,德国人给出了有趣的回答——“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是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日本人当然不希望青岛回到中国人手中,因此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是自行破坏中立。

       面对日本的强硬立场,德国摆出了一副一战到底的架势。德皇威廉二世亲自电告身兼青岛要塞司令的迈尔瓦德克总督:“务必保卫青岛要塞,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则更能反映德国人心态的对话记录在艾德顿·罗伯特的《朝日武士》一书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向日本人交出青岛,比向俄国人交出柏林更让我感到屈辱”。

       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日德正式开打。


       日军登陆 青岛战事持续两个多月

  1914年8月13日,德国表示:愿将胶州湾租借地直接归还中国。日驻华使馆代办警告外交次长曹汝霖,不准中国接受德国的建议。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从日本和中国的所有水域撤走所有德国舰船,并在一个月内将胶澳的全部租借地交给日本,“无条件地,无偿地”,但“目的是最终原封不动地归还中国”。

  1914年8月23日,日本正式对德国宣战,同天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封锁了胶州湾海口。为了从德国口中夺取青岛这块大肥肉,在出兵之前,日本就为驻防青岛的德军修建好了战俘营。为了这次战争,日本总共出动5万兵力,而守卫青岛的德军(包括预备役国民军、武装起来的商人)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00人。

  青岛收藏家刘增平,收藏和研究一战期间青岛日德之战的实物和老照片,他介绍说,日本对德宣战后,少数英军也加入日军,迅速分两路向山东出兵。一路由神尾光臣中将率领,于1914年9月3日在山东龙口登陆,目的是从青岛背面袭击德军;一路由加藤定吉中将率领,于1914年9月18日从崂山仰口湾登陆。

  9月3日在山东龙口登陆的日军,长驱直入,过平度,抵即墨,到胶州,很快占据了潍县,并沿胶济线迅速向西挺进。9月23日,英军西库斯联队900余人也从崂山湾登陆,侵占李村。在此英日联军会合,完成了对青岛德军的陆上包围。

       9月26日,日德激战一天,德军败走,浮山和孤山失守,德军失去了控制青岛市内的制高点,预示着德军全面退守主防御线堡垒一侧,日德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10月31日拂晓,日军从陆地、海上对德军防御体系进行了持续6昼夜的火力轰击。至11月6日,日军攻占德军中央堡垒,德军从湛山至海泊河防线崩溃。日本的水上飞机向被包围的港口投掷炸弹。11月7日,日军又向德军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先后占领太平山、青岛山和贮水山。德军全线崩溃,海军全部覆灭。

  德总督迈尔瓦德克见大势已去,命炸毁防御设施,毁坏大炮,在观象山上挂起白旗,向日军投降。11月10日,日德双方开始谈判。16日,日军进占市区。从此,青岛从德国殖民地沦为日本殖民地。

  海空鏖兵 日德双方迭次交战

  在日德青岛战争中,日本第一次出动水上飞机,对青岛的德国军事设施进行轰炸。德日双方的飞机还进行了一场空战。

  1914年9月16日,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日记中写道:“下午飞过来一架日本战机,扔下6枚炸弹。”10月5日,卫礼贤记录:“下午,又有一架日本战机飞过来,向炮兵弹药库扔了一枚炸弹,一个中国人被炸死,还有一个德国军械维修工人也受了重伤。”

  据多年研究“一战与青岛”的青岛学者衣琳介绍,当时日本的水上飞机,由两个人操作,一人驾驶,一人手动投弹。因为系轻型飞机,只携带两颗炸弹。日本人在战争前夕就定好了策略: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一个完整而美丽的青岛,对青岛围攻,迫使德军投降,不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破坏。

  日军和德军的空战,发生在9月。9月17日,两名德国飞行员驾驶着他们的“鸽式”飞机起飞,但由于风向不利,起飞后不久便坠落下来。米勒斯科夫斯基少尉伤得很重,而另一名飞行员贡特·普吕肖夫少尉很快恢复了健康,继续完成任务。1914年11月,德国人守不住青岛,贡特·普吕肖夫驾驶飞机逃往中国内陆,后在江苏境内迫降。
  日德青岛之战中,尽管德国的远东战舰主力在日德开战之前就转移到南美洲,但残留的舰艇继续抵抗。

  10月17日深夜,德军S90号鱼雷艇在塔连岛附近海域,发现了日本巡洋舰“高千穗”号。这艘战舰于1885年购自英国,参加过甲午海战,侵略过中国台湾省,参加过日俄战争,日德战争爆发后重新加入作战序列。

  S90号鱼雷艇决定对“高千穗”号发动突然袭击。S90号鱼雷艇装有三颗鱼雷,在距离五百米处发射了一颗,没有击中。紧接着发射了第二颗,击中了“高千穗”号的中部,并没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又发射了第三颗,这次鱼雷击中了“高千穗”号放鱼雷的位置,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几分钟后,“高千穗”号沉没海底,舰长和284名海军全部阵亡。

       德军将驻天津的军队运回青岛,参加青岛作战。

  S90号鱼雷艇害怕被日本战舰报复攻击,于是一路仓皇南下,闯入日照石臼所海口的山后庄东沙滩,并自行炸毁鱼雷艇。舰长普卢乃尔率领61名官兵登岸,向中国政府表示愿弃船缴械,请求保护。德国官兵在解除武装后,被押送至德国驻南京领事馆,不久,即允其回国。

       在经历艰苦战斗后,德军虽然重创日英联军,但由于兵力过于悬殊。德军预感失败不可避免,于是炸毁了停泊在胶州湾内外的所有船只以堵塞航道!在日英联军攻占了阵地之前,德国人油炸毁了所有的大炮,才想协约国投降!
       历时两个多月的青岛日德之战结束,德军伤亡817人,日军被击沉舰艇5艘,伤亡2399人。

  烧杀抢掠 日军在青岛犯下滔天罪行

  日德青岛之战,炮火灼伤了青岛的城区和乡村,给青岛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

  日本独立第十八师团由龙口登陆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在平度一地,就逼当地人民5天内交猪、羊各1000头,鸡2000只,粮食500万斤,小推车500辆。同时还公布惩斩令,青岛附近的200多个渔村被烧,死尸枕藉10余里。

  9月15日南侵的日本军队深入即墨西北毛家岭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奋起反抗,日军对村民进行了血腥屠杀,打死打伤村民10余人,抓老人5人,全村36户居民的164间房屋全部被烧毁,由此制造了青岛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毛家岭惨案”。

  从崂山湾登陆的日军到处去村庄抓鸡、抓牛、抓猪宰着吃,村民家里的蜂窝也被割下来取蜜吃。日军所到之处,凡年轻力壮者及能跑的儿童,都仓皇逃进山里或往远处投亲避难。日军盘踞期间,经常三五成群,到各村作恶。如桑园、王山口、浦里等村都有妇女遭日军蹂躏。当时的民谣唱道:“心焦了鸡,心焦了猪,心焦了谷草给马吃。”“心焦”是日语译音,意思就是“送给我”,记录了当时日本军队的掠夺。当时还流传着一首名为《十三个月》的民歌,歌中历数日军的种种恶行。

  而德军在投降前将重要装置如水道、供电等破坏殆尽的行动,导致全市秩序混乱,居民叫苦不迭。


       居安思危 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1914年的青岛沦陷,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1919年,巴黎和会,青岛问题和山东主权的外交谈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外交人员没有签字,青岛问题悬而未决;直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促成中日讨论山东问题;1922年,中日双方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后来又经过5个月的谈判,在日本强权政治作用下,12月签订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和《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中国付出6100万日元,合银圆5445万元,赎回青岛及胶济铁路主权。中国收回青岛主权后,为祈求太平,还将日占时期的旭山改名为太平山,直到今天,太平山上仍然留存着德日占据时期的痕迹。

  日德青岛之战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关系格局。青岛失守后,德国人丢掉了他们在亚洲大陆上最后的殖民地,也失去了德国在欧洲以外的最后一个战略据点。而日本独占青岛后,一方面开始大量投资工业和纺织业,进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为其成为二战策源地埋下了伏笔。一战给中国带来了思想觉醒,引发无数仁人志士睁开眼睛看世界,一战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及重要转折点。

  俱往矣,经历百年沧桑,如今的青岛已经变成一座国际化的海滨都市。但是,往事并不如烟,五四广场上耸立着鲜红的雕塑《五月的风》,默默昭示着历史深处那一场波澜起伏的爱国运动。

       开始下山了,但心中的震撼仍然不能平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加入到协约国阵营对德国宣战的,并沾光成为战胜国之一。但是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中,诸大国将中国的青岛让给了日本。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说这是列强联合起来欺负弱者的行为,是一场对中国利益的拍卖!当然,欺负弱者是个道理,但是西方列强把青岛让给日本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首先,日本是远东第一个向德国宣战的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自 1914年7月28日爆发,中国的北洋政府宣告中立。8月23日,日本就向德国宣战,理由是要求德国把胶州湾交换给中国,同时要求将青岛无条件的交给日本暂时管理(记住是无条件),随即日本海军进军山东。日本当初是打着要德国将胶州湾归还给中国的旗子开战的。但是由于战争中中国一度有支持德国的意向,使得日本有了不归还青岛的理由。当然,就算中国没支持过德国,日本也不会归还青岛。当时美国人就早已看出,后期多次与日本争执,但是美国在当时不是一等国,在有英国支持下,日本自然不惧怕美国!

       其次,中国差一点成为了一战战败国。
       一战爆发后,当时中国国内舆论强烈要求对德宣战,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而德国由于致力于欧战,无力顾及远东,因此也愿意将胶州湾归还中国,而不致让别国得手。此举使得中国舆论转而同情德国。但后来由于日本的威胁,袁世凯不敢再和德国接洽!
       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下面有很多军阀同情德国,因为很多中国军人是在德国留学,如驻守南京的军阀张宗昌,就曾经给在青岛的德国总督去信,想派出一万陆军来帮助德国助战,但被德国拒绝。陆军总长段祺瑞(此人后来又多次想要对德作战)也曾一度袁世凯表示支持德国,抵抗日本在青岛的进攻。
       于是北洋政府宣布中国为中立国,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点也好,如果中国从开始就支持德国加入同盟国的话,日后无疑会连带成为战败国,与土耳其一样成为被宰割国家,连想收回青岛的念头都别想有了!

       到了战争后期,中国才参战!1917年8月14日,在同盟国焦头烂额之际,摇摆不定的北洋政府,在英法强国的支持下,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
       然而此时的青岛早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同时中国和日本已经同属于协约国伙伴了,加之之前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已经默许了日本在青岛的权利。加之日本当时已经和英法达成了协议,英法如果同意日本占领青岛,那么日本也同意中国入伙!所以在青岛问题上,英法两大国早有了共识!
       同时中国此时无仗可打,德国早已被日本驱逐除青岛。所以在一战中,中国只是派出了十七万劳工奔赴法国,协助协约国在战场上修筑工事,挖战壕以及救护工作,并未派遣军队作战,这也为后来日本质疑中国是否为战胜国埋下了理由。

       巴黎和会,中国有苦难言!
       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参加了巴黎和会,但是在会议初期,中国北洋政府始终不敢提及青岛问题,很简单,在青岛方面,战争初期中国对德国的暧昧态度上不好说话。而支持中国的美国,在注意力上美国没有关注青岛。因为巴黎和会主要是战胜国为了惩罚德国和奥匈帝国,并瓜分世界。而青岛问题根本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最后还是日本代表在会上首先提出了青岛问题,态度很明确,接管德国在青岛的管理权。理由很简单。
       第一,日本是远东率先向德国发难的国家,而中国却是中立国;第二,在青岛战役中,中国保持中立,未向德国宣战,所以任由日本军队占领青岛,而且日军付出了惨重伤亡!第三,青岛此时已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第四,英法与日本有密约,认可了日本在青岛的权益。同时英法是巴黎和会上的最主要的两个大国主角!外加二十一条上中国政府的签字。所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只需要一个确认即可!但是美国坚持认为应该听中国代表的意见。于是中国代表团顾维钧据理力争,博得了大会上一些代表的同情。 
       但问题是,中日两国在1918年有一个秘密换文,以日本向正苦于建设无钱的中国段祺瑞政府提出了经济援助,换得段祺瑞政府接受了日本对青岛的换文要求。这一换文是中国政府自愿签订的,也就是段祺瑞不愿在巴黎和会上提出青岛问题的原因!只能说有苦难言! 
       所以不管中国人说的多么好听,但是和会上并不是中国是主角。大会上英法等大国将德国所管辖的青岛全部利益归给了日本,并写进了《凡尔赛合约》。但是由于中国代表没有签字,从法理上不承认《凡尔赛合约》。当时的中国能这么做并不孤独,因为当时苏联俄国被排斥在合约之外,而美国政府也拒绝承认合约的合法性。

        华盛顿会议和青岛的胜利回归
       1921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哈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八国发出邀请,在华盛顿又举行一次会议。美国为何在此刻要举行这么大的一次会议,首先美国不支持《凡尔赛合约》,并拒绝加入国联。因为凡尔赛合约体系,只是传统列强维护自身利益的联合体,与美国的长远利益眼光不和。同时美国要借机打压日本在远东的势力,间接就可以向支持日本的英法等传统大国挑战!青岛问题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和美国的支持下,终于在1922年2月4日彻底解决。青岛和山东全部归还给中国,日本守备军撤出青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从列强手中取回自己领土的事例,同时改写了弱国外交的历史!

 

















       见证历史的山岭,微风吹拂着树叶,发出声声低语;细密的雨滴仿佛在悼念那遥远的历史......






























(文字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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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街头公园——李村公园(李村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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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街头公园——李村公园(李村文化公园)


       5月3日傍晚,漫步于李村公园。这里在大修前叫做李村公园。也已几十年没有来过了。现在风光如画的景区得益于青岛世园会的开办。

       李沧文化公园东靠夏庄路,西临枣园路,北临东大村河。前身为李村公园,公园园址在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当局强征这片土地,供日本侨民辟为果园、植物试验场。解放后收归国有,成为青岛市果树园艺总场。

       1983年,当时的崂山县政府征用了果树园艺场的110亩地,加上东边的小山规划为李村公园。李村公园建成后,曾经过三次改建。1983~1990年,先后建起东大门1处,围墙180米,园内建亭子2座,长廊2处,喷泉1处,雕塑1组。建起占地0.93万平方米的儿童乐园1处, 内设登月火箭、滑梯、秋千、小转盘等游乐设施十多种。

       1987年,李村公园第一次扩建,建温室2处300平方米,展厅1处80平方米。崂山区政府将东大村南山共120亩全部征用,公园面积扩大了1倍多。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驻青部队赠送退役飞机1架供展出用。1989年开挖人工湖水面约1.87万平方米, 修筑大坝80米。1999年,李村公园第二次内部整修。

       2006年4月12日,改建为李沧文化公园开放,现公园占地16.13公顷,东门广场的“龙凤呈祥”雕塑为公园新标志。公园在改建中增加防震减灾功能,公园内建有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成为山东省唯一一处具有人防功能的公园。2008年公园内除道路、设施以外已全部完成绿化, 成为崂山区第一处较有规模的公园。

       和谐广场:位于园东门内,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地下建有停车场、超市。广场中央建大型红色不锈钢结构“龙凤呈祥”雕塑,主高21.7米,寓意祥和太平。广场地下设置上百个喷水口和1000多盏地下彩灯。广场西侧,由花岗岩崂山红、济南青、河卵石等砌体上、下水池,上水跌落时,形成层层叠水和宽约5米的水帘瀑布。与主题雕塑相对应,并与音控喷泉连结成一条水景。是园内大型活动和休闲的主要场地。














       好像有点儿文化气息......


 







       儿童乐园:位于园南部,占地2000平方米。配有秋千、跷跷板、爬梯和成品儿童滑梯5套12件。





       溪流涌泉:位于园南部,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塑石结构,泉水喷出形成溪流,发出潺潺水声。溪流全长530米,由卵石、塑石结合铺就,始发于涌泉,西通翠湖,北接大村河。





 



 












       孔子雕塑......

  望海楼:位于园内制高点,海拔42米。仿明、清古建筑风格,主体高五层21米,建筑面积189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登楼可远望胶州湾全貌。望海楼周围平台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可俯瞰园内景观和眺望城区新貌。

 

       从这里往外眺望,不要说海了,连小山下的公园景色都看不到......

       围栏上刻有孔子的故事,如果孩子们能静下心来阅读,孔子的生平应该了然于胸了。然而,有几个孩子能够做到呢?


  

 

       园区植物自然配置,以高大乔木为主调。园区东侧透墙内种植悬铃木,形成园内外林荫路。沿和谐广场周边,种植淡竹、石竹等3万余竹,形成植物景观。耐冬园位于园西部,占地500平方米,种植耐冬5000株,环园路两侧种植合欢、雪松等树木,配以花灌木。人工水面周边种植垂柳。2005年,园内乔灌木100余种,10万余株,有草坪8万平方米。乔木与灌木之比1:2,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之比1:2。


  柳岸翠湖:位于园北部,1989年开挖的人工湖,现占地面积1.56万平方米。湖中建四季小岛,岛上种植四季植物,水中种植池杉、莲花等水生植物。湖东岸建钢结构廊桥,喷绘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远望或雾中呈现出飘逸彩虹。湖西建木结构水榭,占地面积50平方米,游人登临可一览湖景。湖南岸种植大片水杉林,曲径通幽。建有憩亭,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0平方米,供休憩和观赏湖景。沿南岸内侧,由大、小卵石铺就的小溪,水源来自翠湖,参差不齐的小叠水,一年四季长流不断。





       眺望台:位于园南门入口,由膜结构廊架和木栈道构成。登台可俯瞰园内诸多景点和湖中四季岛景观。









 

 

 

















  九曲廊架:位于园中部,现代建筑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50平方米,供游人漫步。




  知音亭:位于园中部,现代建筑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20平方米,供游人休闲。

  健身苑  位于公园中部,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黄砂地坪,设有多种健身设施,供群众健身、休闲、娱乐。

  龙凤广场  位于园北门内,广场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场内由石岛花岗岩雕刻的龙、凤象形字和龙、凤造型图案等多组浮雕,与主题雕塑“龙凤呈祥”遥相呼应。场内水帘瀑布水花四溅,与多组浮雕构成诗情画意景观,给人以欢快流畅之感。

——20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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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黄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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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黄县路

       穿过这美如油画般的黄县路,岛城独有的富有诗意的马牙石路立马就跳入了我们的瞳孔里,凝视着这满眼的一块块充满个性和灵气的的小石块,再用你的脚心去爱抚一下这泛着青光的小石块,时光仿佛倒退回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两侧斑驳的围墙里是一座座陈旧素朴的小二层楼,那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里都秘藏着这条街这座城市里的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


 
 


       黄县路是青岛典型的老街,清净,凉爽,地形起伏,有着交响乐的旋律。红瓦的老楼和小院的树木特别富有韵味,有的墙皮已经脱落,斑斑驳驳,显露出时间的痕迹。支撑起阔大绿阴的梧桐,爬在院墙上的蔷薇,院子角落的几株竹子,开着米粒般大小黄色小花的冬青高出了院墙,让人感受到青岛小街的幽静,蝉的鸣叫时隐时现,这些花草树木营造出庭院深深的感觉。
       继续沿街而上,欣赏着青岛独特的欧陆风情,寻觅着名人的故居......





 

 

 

 

 

       沿街直行,前面有三岔路口。有了前几次寻找的经历,于是拐到了小道,果然,黄县路16号,映入眼帘......


 






       这座看似方正的小楼应该就是黄县路12号,老舍故居了吧!

 

       老舍故居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黄县路12号,面南背北,楼下为老舍全家居所。老舍于1934年来青岛受聘于山东大学,直至1937年离开青岛,大部分时间居住于此,这是他在青岛的三处借寓住所之一,另两处一在莱芜一路,一在金口二路。在此写下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杂文,其中有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现为青岛市著名风景点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舍(18992.3—1966.8.24),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信仰基督教,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革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黄县路19号:台静农故居。简单的石制墙面,却有欧式建筑的精致,仍可见昔日之美。


       台静农,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1936年来到青岛,担任国立山大的讲师,经常与老舍在平度路的酒馆“茂荣丰”饮酒,饮的是即墨老酒,饮时要煮热了喝,味苦,有焦煳味,被称作“苦老酒”。台静农晚年时一直对即墨老酒念念不忘。
       台静农(1902-1990),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县叶家集镇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早年系“未名社”成员,与鲁迅有过交往。曾先后执教于辅仁、齐鲁、山东、厦门诸大学及四川江津女子师范学院,后为台湾大学教授。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亦擅篆刻、绘画。有《台静农书艺集》及小说、散文等书出版。









  




       黄县路7号,这里就是杨振声的校长官邸。当年,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就住在这里。青岛大学的教授们、来青岛的作家、学者经常到这个两层的小楼作客。

       杨振声少时在家乡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到祖国,投身于教育事业,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任职期间,民主办学,广罗人才,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人才济济,灿若群星,迎来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不辞劳苦,亲自开设“小说作法”课。1933年,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与沈从文合作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负责北京大学北迁筹备工作,并任教。同年与沈从文、冯至合作编辑《现代文录》,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声仍于北京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临终,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陡峭的几条小街宛如几条小河自北往南流过穿过这美如油画般的黄县路。那条蜿蜒的小路,就是龙江路了,依然是一条充满故事的小街......

       百年石桥:据当时的德国海军部档案记录,此桥建于1905年,是宾馆“院落”的一部分。这是德国“殖民地样板城市”给我们留下的一件“水上小品”,当时,德国驻青的胶澳总督非常喜欢在石桥上散步,有时他还与家人一起在桥下的小河里划船,以消磨远离德国的怀乡之情。后来,石桥边也成了德军饮酒游玩的地方。有一次两个德国水兵因为喝醉了,还在这里用酒瓶子打得头破血流。而最令青岛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老舍不仅经常在这里散步观风景,而且,据说他的名著《骆驼祥子》,也是在这里构思形成的。到了后来,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考察过这座石桥后称,此桥不仅装饰性、观赏性好,而且建筑结构也很好,体量不大,但很稳定,很壮观。此桥是青岛最早的一座具有西方美学概念的石桥,属青年派风格,建筑手法非常简练。事实确实如此,这座石桥直到今天,仍巍然矗立如初,仍是这一地区泄洪的主要涵洞。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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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杨振声故居(黄县路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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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杨振声故居(黄县路7号)


       从大学路的路口拐进黄县路,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座别具一格的小咖啡店。再走进一瞧,原来这里就是黄县路7号!年久失修的房屋,斑驳的树影,有谁想到这里曾经住过许多全国闻名的学者呢?!

  杨振声青岛故居位于黄县路7号。这是一座两层砖混结构的小楼,是上世纪初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小楼前面还有一座不大的院落,院内的两株柿子树依然茁壮,传说是杨振声当年栽种的。杨振声就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之后住在黄县路7号。据梁实秋回忆,“他(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

  杨振声(1890-1956),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著有小说《玉君》、《渔家》等。1930年,杨振声接受邀请只身一人来到青岛担任青大校长,他民主办学,广罗人才,先后聘请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赵太侔等人来青大任教,迎来了青岛大学第一个黄金时代。1932年秋,杨振声辞职,离开青岛前往北京。

       “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杨振声在青岛和朱自清的诗)杨振声只客居青岛两年,这两年,在他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对作为教育家的杨振声,是最辉煌的时刻。他一生除了在大学担任教授,就是默默无闻地编撰教科书,为民族的教育做工作。正是在他的努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之下,把青岛大学建成了一所有实力和规模的大学,给青岛带来上世纪30年代文化的繁盛。今天,青岛的海洋科学的龙头地位,还应追溯到杨振声身上。


       杨振声为人正直、廉洁、谦虚、热情。平时或穿西装,或着大褂,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长方形的脸上,经常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潇洒大方而又平易近人,很有一个教育家和学者的风度。当时,经常有学生到他的住处去拜访他,谈创作,求学问,他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亲切交谈,娓娓不倦,使人如沐春风。他是国内闻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豪放、苍劲,颇有魏晋风骨。对于诗词,他也十分喜欢和擅长。当时,学校中发布的布告,经常是用固定的格式和死板的套语。思想开明,热爱祖国,同情革命,始终保持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与许德珩等同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反对卖国贼陆徵祥、曹汝霖和火烧赵家楼活动,被捕入狱一周。“九·一八事变”时,捐款数百元,支持学生南下请愿。担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非今天的青岛大学前身)校长时,为维护教育独立,抵制国民党和军阀干预,于1932年辞去大学校长职务。1934年,杨振声受国民党委托,担任在英国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持人,当得知古物展出后将用来换取军火时,便立即辞去主持人职务。建国前夕,国民政府为其送去到台湾的飞机票,他毫不动摇,坚守岗位。

       他不仅从事高等教育,而且重视中、小学教育,曾亲手编写了《抗日救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杨振声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还创作了大量联系现实斗争的文学著述,有中、短篇小说20余部(篇)和散文、杂文、诗歌等50余篇(首)存世,其一生著述颇丰。在读书期间,就陆续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和《磨面的老王》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1924年,又发表了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鲁迅称他是一位“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将他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作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创作了许多联系现实斗争的丰富多彩的杂文、文学评论和小说,表达了反侵略战争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文学创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小说集《玉君》,收入小说12篇。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振声选集》,收入他的各类文学作品56篇。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南京政府下令将其改建为国立青岛大学,由教育家蔡元培举荐,1930年5月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打破门户之见,广揽有学识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到北大任教,使北大呈一时之盛。
       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赵太侔任教务长。另有杜光勋、游国恩、张煦、沈从文、傅鹰,及稍后到来的老舍、洪深、任之恭、王淦昌、童第周等。除师资外,杨振声十分看重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他把这一工作视作盖房子打基础。同时他很重视图书、设备的管他和利用,他任校长时期,主持建造一了科学馆,图书馆建设也颇有水平。
       杨振声主张从严治校,主持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使学校工作能按部就班有序进行,这样可使学校形成优良的校风,造就有用之才。杨振声尤重视办学质量,他在校内实行淘汰制,规定比许多名校更严的制度,形成很高的淘汰率。
       在学校内重视开展学术活动,带头进行学术演讲,请校内外学者名流繁荣学术,鼓励师生们建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文艺报刊。任校长两年,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为人们肯定的重要贡献。
       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积极延聘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其阵容之齐整,在全国的大学中也屈指可数,形成山东大学创建后鼎盛一时的局面。
  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经常邀请学术界的名流来校讲学,学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当时学校的地位确属蒸蒸日上,学校的声誉更是与时俱增。特别注重加强文科,十分重视文科的教学。他在为中文系学生讲的《小说作法》专题中,既突出新文学的战斗精神,又强调美学的艺术风格。有时以自己的创作过程,分析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内容丰富,材料充实,深刻简练,使学生大受教益,深得好评。
  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先后发表了一批反帝反封建、暴露旧社会黑暗、反映工农大众疾苦、争取妇女解放的文艺作品。鲁迅称他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他的作品大部分已收入1957年出版的《玉君》一书中。

       杨振声是国立青大首任校长, "忽悠"名人来执教

  青岛有条著名的“文化名人故居一条街”(由福山路、福山支路及鱼山路组成),许多文人雅士曾寓居于此,包括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洪深等。在所有这些名人当中,有这样一位名人,正是他把上述名人引入了青岛,在事业上细心支持,奇怪的是,他的故居竟然没有黑色大理石的介绍牌,显得默默无闻。他就是不该被遗忘的大教育家——杨振声先生。

  杨振声先生是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人真性情,有风骨。他来到青岛,不光为国立青岛大学打下了坚固的基石,更为青岛的人文历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晚年颇为凄凉。

  他参与“火烧赵家楼”

  杨振声(1890年~1956年),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山东蓬莱水城村人,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少时在家乡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关于杨振声先生早年的介绍并不为多,作为一名学人,他首度被人所注意源于“五四运动”。

  众所周知,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因青岛而起,也正是这场运动,将杨振声先生和青岛第一次联系在一起。1919年5月4日一大批学生拥上北京街头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21条”等口号,杨振声就是其中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杨振声不仅参与了示威游行,还参与了“火烧赵家楼”事件。党史研究专家余玮在《“五四”闯将杨振声两度被捕》一文中写道,当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找曹汝霖算账去!”学生们旋即北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由于曹宅大门紧闭,义愤填膺的学生砸了半天门未砸开。最终,杨振声等搭人梯从围墙上翻入,杨振声和匡互生、陈宏勋最先冲进曹宅。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打开闸门的潮水般涌入院内,点燃曹宅,部分同学还痛打了章宗祥。事情闹到最后,军警出动,杨振声、许德珩等少数想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杨振声后来曾回忆说:“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杨振声能够脱离此次危机源于蔡元培先生的保释,蔡元培是闻名全国的大教育家,也是当时北大的校长,他本人十分器重杨振声,因此他联系北京部分学校的校长联名保释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7日,杨振声等获释出狱。据说,当时蔡元培率一批师生亲往红楼北面的广场,迎接获救的学生,杨振声等看到蔡元培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此后,杨振声受学生委托,与徐骥等代表(共4人)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周刊》。这种“反动”要求自然是警察当局所不能容忍的,杨振声回忆,“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这种“秀才遇到兵”的情况最后再次以杨振声被捕收场,一个星期之后,才被释放出来。

  两次被捕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杨振声是一个正义感极强的人,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知识分子特点;第二,杨振声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他的学识和人品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也许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的不二人选。

  “先尝后买”拉来梁实秋闻一多

  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一职是众望所归的。1930年这一年,杨振声刚好40岁。40岁的杨振声,已拥有了留美和在几所院校任教的背景,还是清华大学教务长。加之杨振声乃是蔡元培先生的高足,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杨振声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杨振声把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带到了国立青岛大学,办事认真的他还未宣誓就职就来到学校办公,节俭办校、广揽人才。

  据说国立青岛大学在建校之初经费严重不足,不仅没有开办费,经费也仅40余万元,只等于同时期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可以说除了校舍,其余一切几乎均需从头做起。在这种情况下,杨振声从实际出发,提出勤俭办学的方针。当时学校为了办公方便,要给他买一辆汽车,他坚持买了一辆旧的老式汽车,始终没有换。杨振声的理论很简单,却很实用——“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基于这个理论,即便是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他从不用公家的东西。在学校的校务会上,杨振声自带香烟、咖啡和茶叶,与大家一起分享。

  和在财务上“斤斤计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振声对于人才却是毫不吝啬。梁实秋先生有过多篇回忆杨振声的文章,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民国十九年夏,今甫(杨振声)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我在此时才认识他。有一天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这种求贤若渴的胸怀让梁实秋数十年之后都感慨不已——“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无可抵拒的力量。”

  除了从人才、物资上下手之外,杨振声还为青岛今日成为海洋科学研究中心打下了基础。他认为中国能搞“海边生物学”的唯有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岛大学,但厦门论自然环境完全比不上青岛,青岛“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

 “酒中八仙”的故事

      黄县路7号倒不太起眼,半椭圆形的外部结构,花岗岩墙面与红瓦相接,二楼的环形阳台如今加了窗子。外表可谓平庸。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这里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梁实秋在晚年写的散文《饮酒》、《酒中八仙》、《忆杨今甫》等文章中对杨振声饮酒一事多有回忆,据他说:“杨振声善饮、豪于酒,是‘酒中八仙’的始作俑者,每星期六校务会议之后照例有宴席一桌,多半是在顺兴楼,当场开绍兴酒在三十斤一坛,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坛罄乃止。我们自封为‘酒中八仙’。此外送往迎来及各种应酬,亦无不出于饮食征逐的方式”。“今甫身裁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

  作为宾客参加孩子婚礼

  除了饮酒洒脱之外,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杨振声也很有大家风范。杨振声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杨文衡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对核桃栽培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次子杨起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

  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杨洪勋在《杨振声青岛趣事》一文记载了一段故事,可以表明关于杨振声对于子女婚姻的看法。杨文衡早年受父亲的影响,他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于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在生物系学习,与诗人臧云远是同班同学。来校后,不久与同校女生侯焕成相爱,准备订婚。据侯焕成的挚友、高两级的徐植婉回忆:侯焕成与她是中学、大学同学,关系很好,杨振声曾向她了解侯焕成的情况,徐植婉如实相告,女方聪明、善良,只是因为幼年丧父,母亲对她娇宠一些,并转达侯焕成母亲的意思,让杨振声主持婚事,方可同意二人婚事。文中说,“杨振声深有感触地谈及了自己的婚事,说自己是不知娶妻为何事之时,由他的祖父强逼他成了婚,所以很痛苦。他的父亲曾催促让杨文衡早年结婚,他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被他拒绝了。杨振声向徐植婉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希望她转告侯母:文衡与焕成的相爱是最主要的,他不参与其间,也不作为担保人,让孩子自己为婚姻做主。如果侯太太信任文衡,那么希望她同意婚事,家长看重的应该是对方孩子的人品,看重的应该是孩子的婚姻幸福。”

  到了订婚那一天,客人甚多,热闹非凡。杨振声不拘旧礼,传为佳话。据当时《大公报》的一篇文章描述:“其子时为诸生,因爱某女同学,爱情成熟,举行订婚,邀约甚众;杨亦以家长资格被邀。华灯初上,宾客毕集,杨最后至。更无招呼。先趋前握子手曰:‘恭贺恭贺!’旋又曰:‘订婚形式,何必拘拘?交换戒指可耳!’言罢而笑,众亦粲然。”

  无论从何种情况来分析,1930年至1932年在青岛的这两年应该是杨振声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时光,有着“酒中八仙”的陪伴,忙于国立青岛大学的运作,生活充实的杨振声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此后,随着国家大势的变化,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左右摇摆,不由自主了。

       杨振声与青岛

       在国立青岛大学的任职充分体现了杨振声作为教育家的才能。当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办学经费年仅40余万元,只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经费的1/3或1/4。杨振声注重节约开支,勤俭办学,两年中节省经费45万元用于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购置,改善了办学条件。他坚持从严治校又作风民主,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系科的设置宁缺勿滥而决不凑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曾有设立历史系的计划,因聘不到好的中国史教授于是果断停办。

       杨振声是蔡元培的门生,所以,他带到青岛的首先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和求贤若渴的热情。杨振声一到青岛,便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聘请了大批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赴青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在创建后不久,就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他曾亲自赴沪邀请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聘请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此外,闻宥、游国恩、沈从文、任之恭、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那时候的国立青岛大学精英云集、名人荟萃,其教师阵容之豪华,在全国的大学中屈指可数。

       杨振声对学校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他主张:“学校当多制造此种机会,正式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非正式的如牛津、剑桥大学之下午茶会等,使学生得到机会与刺激,去讨论学术,批评政治、文艺及各种社会问题。”他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应了他的邀请,声名显赫者的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都曾作客国立青岛大学讲学。一时间,国立青岛大学英华蕴聚,学术空气浓厚,学校声誉日隆。

       在青岛任职期间,杨振声还对本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认真的考察分析,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他主张:“……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杨振声的这番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做出了贡献,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独步国内,以至在“山大”基础上建立了青岛海洋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至青岛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为人坦率正直,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周身散发着耀眼的人格魅力。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中说:“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黄县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文人喝酒,寂寞孤单时喝酒,郁闷愤慨时喝酒,豪情万丈时喝酒,酒让他们宁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般的喧哗,在历史久远的夜空里回响。

       然而,青岛和国立青岛大学提供给杨振声施展教育才能的时间过于短暂,杨振声的更多的关于国立青大发展的卓识,很快就失去了试验和验证的机会。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反日爱国运动发展到罢课斗争,得到北平学生的声援,规模越来越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7月3日奉行政院令将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学生一律离校。杨振声在无可奈何中,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尽管南京和青岛都极力挽留,但是杨振声去意已决。此后,杨振声的身影便在青岛逐渐隐去了。 

       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任内的杨振声,清晰地展现了他与以前那个自我之间的“断裂”。

       之前,杨振声作为学生运动的进步代表、五四运动的活跃青年被历史记录。而当青岛大学的学生们爆发运动,甚至集体南下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时,杨振声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进行劝阻和压制,一再强调学生的爱国行为不要超出学校范围。当事态越发不可收拾时,他主持校务会议,主张对为首的学生进行处罚,因此遭到学生的敌视。最后,杨振声主动请辞校长职务。他的辞职,在朋友看来,是“引咎”。梁实秋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因此面对如疾风暴雨的事变,心中苦闷。然而有学者则认为,除了校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对的姿态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化,未尝不是杨振声对自己以往激进立场的一种否定。

       这种“断裂”,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新文学的态度上。

       研究者发现,作为“新潮社”的骨干,曾经创作出若干新文学作品的杨振声,逐渐开始反思“五四”的文化意义。

       “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表示,但这种改变“主要是工具上的”,“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而内容上却仍然“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据此,他认为“自‘五四’以来,30年中的文学……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他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一文中表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股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最后,他把这种倾向总结为“有点奴性的崇拜”,并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他认为,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

       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批判在表层上显然是受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在更深层面上,这不失为一种独立的思考,值得后人分析。不过,在不久之后的“三反”运动中,杨振声被定为“学阀”,接下来的院系调整,他又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未容他将这种思考继续下去,而是将其掩埋在了一个大学校长的风流往事里。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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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骆驼祥子博物馆(老舍故居:黄县路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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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博物馆——老舍故居:黄县路12号


       老舍故居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黄县路12号,如果顺着黄县路直行,你一定找不到这里。因为黄县路其实是一条树枝形的路,而黄县路十二号,恰巧就在枝桠的顶端,说它在黄县路,倒不如说它在大学路上的好。老舍于1934年来青岛受聘于山东大学,直至1937年离开青岛,大部分时间居住于此。老舍最先租住的登州路10号甲,今已无存,当时之所以住了半年就搬走,是因四周人家稀少,胡絜青总有些怕的缘故;1935年2月搬到距山大更近的金口二路(今金口三路)一座二层小楼的楼上,《樱海集》就在这里创作完成,名字源自邻居院里的一树樱桃还有房屋间隙里看得见的一方绿海。当年11月至12月间,又搬过两次家,年底住进黄县路寓所,也就是现在的骆驼祥子博物馆。在此写下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杂文,其中有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现为青岛市著名风景点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既是“老舍故居纪念馆”“又是“骆驼祥子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以作品名称命名的纪念馆。“骆驼祥子纪念馆”是老舍先生儿子舒乙的创意。在舒乙先生给青岛的信中提到,在俄罗斯有个以歌曲取名的“喀秋莎纪念馆”就很好,非常有名。

       1935年底至1937年8月,老舍一家在此居住。在这里,老舍享受着一个理想家庭的温暖,度过了人生与文学探索旅程中的黄金年代,孕育出世界文学名著——《骆驼祥子》。自此,《骆驼祥子》从青岛走向世界,是现在文学作品中被译成各种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为全球各地的读者所喜爱。

  2010年5月24日,骆驼祥子博物馆开馆,这是我国第一家以现代文学名著命名的博物馆。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博物馆分为庭院、青岛厅、艺术厅、创作厅、版本厅等五个部分,其中汇集了《骆驼祥子》的写作场所、《骆驼祥子》经典版本、《骆驼祥子》陶版画、《骆驼祥子》舞台与影视艺术以及老舍传世的最后声音等陈列内容,完整再现了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全过程。该博物馆平时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为中小学校提供服务。

       这里开馆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4点,周一闭馆。 

  走进老舍故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院内一株老银杏树。在银杏树旁,有一家古色古香的祥子书店。店内有老舍先生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手写影印稿与出版稿。

       据说这里能买到许多不同版本的老舍作品,还可以盖上纪念馆的纪念戳。但我来的有点儿早,这里空荡荡的,书店任人随便进出,倒是很人性化,给了游客充分的信任。给了熙熙攘攘的青岛旅游季,这里的游人却不多,和我同来的只有几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

       再往前走,祥子拉车的雕塑活灵活现。这里,是一片静谧而神圣的世界。游客绝少说话,更没有大声喧闹者,大家都在静静地欣赏着大师跌宕起伏的一生......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信仰基督教,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革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围墙上是满满的连环画——《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塑造了祥子、虎妞等一批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以北平一位人力车夫的行踪为线索贯穿全文,以二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洋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它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


       内容简介:

       祥子老家在乡间,十八岁时,父母去世,他便跑到北平来赚钱谋生。带着乡间小伙子健壮、木讷、勤快与诚实的性格,卖力气换饭吃的事做过不少,最后他认定,拉车是件最好挣钱的活儿。当他拉着租来的新车,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攒钱买一辆自己的车。
       祥子省吃俭用,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终于在三年中间凑足一百块血汗钱,买了一辆新车。祥子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拉车也拉得越来越起劲儿。但好景不长,北平城外军阀混战,大兵到处抓人抓车。有一天,祥子为了多挣两块钱,抱着侥幸心理拉客出城。不料走到半路,连人带车被十来个兵捉去。他在兵营里只好每天给大兵们扛行李,挑水烧水喂牲口。他心疼那辆自己用血汗挣来的车。后来大兵们吃了败仗,祥子乘军官睡觉从兵营里偷跑回来,还顺手拉了三匹大兵撤退时落下的骆驼,把它们卖了三十五块大洋,从此他就有了“骆驼祥子”的外号。
       祥子没有家,他就住在刘四爷老板的车厂里。刘四爷开的车厂有六十多辆车,女儿虎妞协助他管理。虎妞是个三十七八岁的老姑娘,长得虎头虎脑,像个男人一样。刘四爷管外,虎妞管内,父女俩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桶一般。祥子对车有一种特殊的喜好,平时也不愿闲着,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干得高高兴兴。因此有时祥子虽然不拉刘四爷的车,刘四爷仍允许他一直住在厂里。一天晚上,虎妞诱使他喝酒,然后和祥子睡了一夜。祥子清醒后十分憋闷,并开始竭力躲避她,恰逢老主顾曹先生要他拉包月,祥子便欢天喜地地搬到曹宅住。不料,虎妞将祥子灌醉,并在裤腰里塞了个枕头,挺着肚子说是已怀了祥子的孩子,威胁祥子和她结婚。祥子只好听从她的摆布。
       曹先生的社会主义言论引起侦探特务的注意,他只得远走避难。他让祥子回家送信,结果,祥子被孙侦探敲诈去了他的全部积蓄,买车的计划又一次破灭了。祥子没有别的路,只好又回到车厂。刘四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和臭拉车的勾搭,迫使女儿作出抉择。虎妞坚持选择祥子,刘四就立即与虎妞闹翻,并把祥子撵出门去。虎妞要祥子向刘四告软服输,他不肯。于是虎妞索性自己租房子、雇花轿,嫁给了祥子。她用私房钱以低价给祥子买了邻居二强子的车。

       不久虎妞真的怀孕了。祥子拼命拉车干活赚钱,劳累病倒,把虎妞的积蓄也用光了。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也帮忙做点家务。虎妞由于难产死去了,为了置办虎妞丧事,祥子卖掉了车。小福子对祥子有情有意,祥子也很喜欢她,可负不起养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对小福子说:“等我混好了,一定娶你。”他又找了一个车厂,拉车去了。曹先生避难回来,要祥子再来拉包月,还答应他把小福子接来同住。但小福子却已经被卖进妓院,后来自尽了。祥子在街上失魂落魄,终于完全堕落。他吃、喝、嫖、赌,还染上淋病,而且变得又懒惰又滑头,还做出卖朋友的事。他没有回到曹先生家,最后靠给做红白喜事的人打杂来维持生计,祥子走到了自己的末日。

       《骆驼祥子》是不是也在冥冥中昭示了老舍先生悲剧的一生呢?......

       现在正是五月的青岛,在这个宁静的院落里,我仿佛听到了沙沙的笔声,听到了大师的吟诵......

《五月的青岛》

载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风》第四十三期

       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脚路旁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边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的娇艳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几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短,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和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山上有了绿色,嫩绿,所以把松柏比得发黑一些。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而且颇有些野花,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折来很好插瓶。
       青岛的人怎么能忘记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风不凉,浪不高,船缓缓的走,燕低低的飞,街上的花香和海上的咸混到一处,浪漾在空,水在面前,而绿意无限,可不是,春深似海!欢喜,要狂歌,要跳入水中去,可是只能默默无言,心好象飞到天边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人面桃花相映红,必定是在那小岛上。
       这时候,遇上风与雾便还须穿上棉衣,可是有一天忽然响晴,夹衣正合适。但无论怎样说吧,人们反正都放了心——不会大冷了,不会。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早早的就穿出利落的新装,而且决定不再脱下去。海岸上,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和衣,何必再去到电影院找那有画意的景呢!这里的初春浅夏会响,风里带着春寒,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意在春而景如夏,姑娘们总先走一步,迎上前去,跟花们竞争一下,女性的伟大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
       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去旅行,服劳役,本地的学生忙,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几个,几十,几百,打着旗子来了,又排着队走开,男的,女的,先生,学生,都累得满头是汗,而仍不住的想那大海丢眼。学生以外,该数小孩子最快活,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了,过几天还有大樱桃吃呢!
       马车都新油饰过,马虽依然清瘦,而车辆体面了许多,好做一夏天的买卖呀。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那专做夏天生意的咖啡馆,酒馆,旅社,冰饮室,也找来油漆匠,扫去灰尘,油饰一新。油漆匠在脚手架上忙,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女。预备呀,忙碌呀,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多处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到那时候,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谁的钱更多谁更威风,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
       那么,且让我们自己尽量地欣赏五月的青岛吧!

  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地放在那黄色的地图的边儿上。在海边的微风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大雁,真能使人忘了一切,即使欲有所思,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

——老  舍

       虽然在青岛居住只有短短三年时间,却是生活极美好平静的日子。老舍写于1936年的散文《有了小孩之后》,那时大女儿舒济三岁,儿子舒乙一岁,一家人常常海边捡拾贝壳和海藻,《蛤藻集》便以此为喻,老舍在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序言中说:“作出来的东西总不能使自己满意,读者若能不把它们拾起来再马上送到水中去,像我和小女拾海藻那样,而是像蛤壳似的好歹拿回家去,加一番品评,便荣幸非常了!”
       在老舍的作品中总能找到他钟爱青岛的证据:“1935年他发表在《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上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丁》中,就曾经借主人公之口申明:“我,黄鹤一去不复返,来到青岛,住在青岛,死于青岛,三岛主义,不想回去!”还有为青岛秋后炎热的辩护:“若是这位可怜的朋友叨唠上没完,不怨自己缺乏经验,而充分看不起青岛,我可必得为青岛辩护,把六七月间的光景如诗一般的述说,仿佛青岛是我家里的。”在老舍写于1939年的散文《怀友》中,提到了近30位交情甚密的故交,包括杨振声、沈从文、王统照、洪深、杜宇、孟超等,有三分之一都与青岛有关,其中充满了对青岛的怀念。
       一次与友人提及理想的安家之地时,老舍毫不犹豫做了排序:北平和青岛,其次是成都和苏州。老舍对于青岛的这份特别的情感,不仅仅停留于作为安身立命之所的世俗层面,青岛更是与其精神气质相契合的精神家园。也正因此,老舍的青岛岁月别具融合力与启示性。

       在青岛生活的一段时间是老舍的创作黄金时期。他的两部作品的名字带有青岛的元素和特色,一部叫《樱海集》,从书窗望去,盛开的樱花,映入眼帘,透过灿若朝霞的樱花,能够看见蓝色如锦缎的大海;另一部叫《蛤藻集》,仿佛看见老舍带着孩子在前海沿儿散步,在沙滩上挖蛤蜊捡海藻,一层一层雪白的浪花漫过沙滩,他抬头看到海中的帆船,脑海中又有了创作的灵感……

       他的三幕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作为一部受命之作,虽然在艺术上略显粗糙,但其中所彰显的东西文化融合的主题和以抗战为背景的文化反思却极其深刻,与费孝通提倡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观异曲同工。老舍将这出三幕话剧的第三幕场景设在了青岛,开场即是青岛水族馆的开馆典礼。“水族馆作为当时东亚首屈一指的海洋科研设施,具有标志意义;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作为欧亚文化交汇地和现代海洋科学的发源地,矗立于海上的这座民族风格的古典建筑,在当时恰恰具有了对东西方科学文化融合愿景的象征意味。另外,这也是老舍对于自己在青岛的‘黄金时代’的一次深情回望。”

       1946年,早已定居青岛的王统照收到了昔日老友老舍寄自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的一封信,这封迟到的信函委托他代为物色一所小楼,以为安身立命之所。王统照在《忆老舍》中介绍说:“他想的十分平正,十分合乎情理。以为经过这次前所未有的胜利,日本人在青岛留下多少大小建筑物,除掉公家需用者外,定有许多所小巧楼房,能以廉价出售……以供晚年读书安居之用。”
       老舍写自1945年10月的信,第二年春天才寄到王统照手上,而此时老舍已身在美国。1947年赵太侔二度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时,曾致信老舍,邀其出任文学院院长一职,老舍在回信中只说正在美国合议作品事宜,并表示回去只做教授……然而却终未成行。
       虽因种种原因与青岛失之交臂,但老舍与康有为先生一样,的确是把青岛作为他此生的归依之地。

       说说老舍与青岛

  老舍是唯一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著名作家,并享有国际盛誉。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三年间,即1934年8月至1937年7月,曾寓居青岛,从事教学和写作事业,为岛城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著贡献。
  老舍(1899~1966年),北京人,满族。原名舒庆春,字醒痴,改字舍予,笔名舒舍予、老舍、舍、絮青、絮予、非我、鸿来、胡春、舒柯林、总务部等称。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母亲抚养成人。1912年入北京师范学校,1916年毕业后,任方家胡同市立小学校长,1921年任北京教育会书记兼市立第一中学教员,业余入燕大校外课程部习读英文。1922年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1924年,以燕大文温斯教授之介,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国语文。在许地山的鼓励下开始写小说。在英国六年,共发表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日》、《二马》。1929年辞去伦敦大学教职,漫游欧亚数国,至新加坡写成《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国,任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兼《齐大月刊》编务。1934年8月来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讲师、教授。1935年夏,创编《避暑录话》。1937年,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问世。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总务部主任,主《抗到底》杂志编务。1934年8月至1937年7月,老舍在青岛整整三年。其中,前两年是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最后一年,辞去教学,专事写作。老舍初到青岛住在莱芜一路,后迁至金口二路,离青前是住在黄县路6号(今12号),即今“老舍故居”。


  老舍在山东大学的任职和授课
  老舍在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执教四年后,于1934年6月29日毅然辞去了教职。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里讲述:“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济大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目的是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时候,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1934年至1935年,老舍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讲师之职。1934年9月24日《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85期载《本校新聘教员之介绍》中,有关对老舍的介绍:“本大学本年度所聘之各系教授、讲师、助教名单,均已迭志本刊。除大多数为续聘者外,新聘者共有27人,多系国内外知名人士。兹探得新教员履历及其专长,分述如后。中文系讲师舒舍予;舒先生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教学五年,对于西洋文学,研究极深。回国后在济南齐鲁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教授四年,著述甚多,国内各大刊物常见其作品(署名老舍),文字别具风格,极富兴趣,社会人士多爱读之。今来本校就教,中文系同学无不庆幸也……”老舍任满讲师一年后,于1935年暑假改聘为教授,直至1936年暑假辞去教职为止。老舍两年任教情形:第一学年(1934~1935年)所任课程有《小说作法》、《文艺批评》、《高级作文》、《欧洲文学概论》,每周一至三课时。第二学年(1935~1936年)所任课程有《高级作文》、《欧洲文学概论》、《文艺思潮》、《欧洲通史》。老舍当时在学校所担任的各门课程,都颇受学生们的欢迎。“有几门课,上课时,你若去时较迟,尤其女生,就会面红耳赤,找不到座位!”
  老舍与友人合办《避暑录话》
  老舍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期间,除任教和坚持业余写作外,1935年夏天与友人合办了《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青岛的夏天,在一年中是最具魅力的季节。老舍在《青岛与“山大”》中说:“因为青岛与避暑永远是相联的”。然而,是年夏,王统照、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与老舍12位作家、诗人和学者相聚于青岛时,却不是专为避暑而相会的。正如洪深在《避暑录话》的《发刊词》中所言:“他们在青岛,或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避暑的。”当时的青岛文化生活很贫乏,被称之为“荒岛”。如同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所说:既然大家相聚在此,就应该“干点事儿,不能荒废下去。”于是在一次聚餐会上决定,给《青岛民报》办一个副刊,借避暑之名谈点心里话,故取名为《避暑录话》。老舍对刊名解释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卷,论著很多,颇见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洪深作题解:“避暑者,避国民党老父之炎威也。”“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自然,众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但“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得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甘自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同人们相约,在1935年的夏天,在避暑胜地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洪深在《发刊词》中所说的这些话,办刊宗旨可见。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至9月15日停刊,共出了10期,曾印合订本。老舍参加创办和编辑工作,并发表了ll篇作品。散文7篇,短篇小说1篇,旧体诗3首。散文《西红柿》和《再谈西红柿》是姊妹篇,以谈西红柿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变迁为名,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现实,讽刺了青岛日益洋化的现象。文中说:“青岛是富有洋味的地方,洋人、洋房、洋服、洋药、洋葱、洋蒜一应俱全……这就应当来到西红柿身上,此洋菜也。”“青岛的洋人既不少,而且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这就难怪到处看见西红柿。设若以这种‘菜’的量数测定欧化的程度深浅,青岛当然远胜于北平……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不会在少数。”又有《暑避》和《等暑》亦为姊妹篇,以谈“暑”为名行揭露旧社会之实。文中说:“有钱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就拿在下而言,作事于青岛,暑气天然不来,是亦暑避之流也。”但要招待“携老扶幼”来青岛避暑的“知己哥儿们”,“理当请吃小馆”,“更当伴游湛山、崂山等处”,要接站、送站、“代定旅舍”,有的甚至要住在家中,“洋钱一去不复返”,“暑避者几乎破产”。“由此看来,暑避之流顶好投海,好在还方便。”《立秋后》则描述了在青岛居住一年之后对青岛秋、冬、春、夏所产生的印象。老舍对青岛夏日表面上的繁华并不感兴趣,因为:“以言文化,乃在寇丹指甲与新奇浴衣之间。所谓浪漫,亦不过买票跳舞,喝冷咖啡而已。”相反地却对亲朋短暂相聚的友情更觉得珍贵。短篇小说《丁》,则借鉴了两方“意识流”的写法,直感地、快节奏地、色彩鲜明地来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都市生活,令人耳目一新。通过主人公“丁”在海滨沙滩上的见闻,通过两组镜头反复对比,表现了作者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憎恨和对贫穷者的同情。副刊虽办的不长,却为青岛文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老舍在青岛参加的社会活动和讲演
  老舍在青岛期间曾参加了众多的社会活动,并作了许多讲演。仅据当时报刊报道现举要略述:1934年10月3日晚7时,老舍应邀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科学馆礼堂作过一次题为《诗与散文》的讲演。报载:“到听众200余人,礼堂座之为满,至8时许始行讲毕。”老舍讲:“诗的言语与思想是互相萦抱的,诗之所以为言语之结晶也就在此。在散文中差不多以风格自然为最要紧,辞足达意有时比辞胜于意还好些。”“散文呢,能记住内容也就够了;读诗使你非记住文字不可。”可谓实话,既通俗又深刻。1934年10月8日上午9时,老舍应邀赴青岛市立中学讲演,题为《我的创作经验》。老舍说:“觉得我会说笑话,是天生带来的。无从师承,我的创作里面,至少有一半占着‘会说话’的便宜。”“要想成为文学家,天才固然重要,工夫也是要紧的。现在中国,无伟大的作品出现,原因很多,而一般作家,受生活的逼迫,不能安心写稿,这也是原因之一。”1934年10月22日上午9时30分,老舍在山东大学礼堂作过题为《中国民族的力量》的讲演。说:“想不到的,在南洋还会看见那么多的中国人……我们是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这是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的确是伟大。我们可上可下,只要努力使劲,我们只会上,不会退下。所差点,是缺乏教育,没有组织而已。”1935年2月3日值夏历除夕,老舍主持了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辞旧迎新的晚宴。讲笑话并表演剑术。据《废年、除夕、青岛、山大一夜狂欢,笑神老舍大显身手》云:“那天下午5点多钟吧,我们的‘笑神’—— 老舍先生—— 秉着和平使者的心眼儿,指手画脚地从礼堂里钻出来向大家招呼……最后老舍先生表演舞剑,真叫棒,掌声雷动之中,他在台上来上无数大作揖。”1936年1月20日上午9时,老舍在山东大学礼堂作过题为《文艺中的典型人物》讲演。云:“文学生命的营养来自人生,它是人生的课本。它包括着一切与人生有关系的东西,而以人为中心。它在复杂的人生中提出人的典型,要明白人,得请教于文学。”“文学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人,和人与人的、人与社会的、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而文学家却另造出些标准人似的……但是谁也没有这种标准人告诉我们这么多、这么完全、这么有趣、这么生动、这么亲切。” 1936年5月26日,老舍应邀在青岛青年会作过一次讲演,题为《文学批评》。报载:“当舒先生讲时,笑趣横生。”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溘然与世长辞,全国各地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当时,青岛的进步文化界发起筹备“青岛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于11月1日上午9时在青岛市民众礼堂举行悼念活动。老舍与王亚平、杜宇、孟超、李同愈、袁勃、沈旭、王艺、吴清、李斐、马骏、施畸等是这次追悼大会的发起人。
  1937年1月10日下午4时,老舍在青岛青年会作过题为《怎么想法充实自己》的讲演。主要听众是小学教员,针对性很强,始终紧扣小学教员们的心扉。特别强调:“干小学教员,时间费得太多,劳力费得太大。他的学问是永远出卖,没有收入,不能‘教学相长’,在这种情况下,设法充实自己就显得更为重要。”1月24日下午3时老舍讲演创作经验。据报载:“听众多系青年学生,平日崇拜老舍之作品者。老舍所讲题材,即系伊最近所著《蛤藻集》之《断魂枪》,阐述其时间、地点、人物及创作之经验,历一小时之久,闻者颇为感动云。”
  老舍在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青岛期间,是老舍创作的鼎盛时期。发表长篇小说有《牛天赐传》、《骆驼祥子》、《选民》、《天书代存》、《小人物自述》五部。中篇小说有《我这一辈子》、《新时代的旧悲剧》、《月牙儿》三部。短篇小说有《沈二哥加了薪水》、《末一块钱》、《老字号》、《邻居们》、《丁》等二十五篇。散文、杂文有《五月的青岛》、《青岛与“山大”》、《青岛与我》等六十篇。尚有文学评论和创作经验谈等,如《为(小说》杂志题词》、《老舍创作(广告)》、《读巴金的(电)(书评)》、《我怎样写(二马)》等。此外,尚有诗作、译著等。最值得称道的则是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曾被拍成电影。还有长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中篇小说《月牙儿》也被拍成电影。还有《断魂枪》、《上任》、《黑白李》等,分别被收入《蛤藻集》和《樱海集》两本小说集里。
  老舍颇重宣传青岛的独到之处
  老舍居住在青岛,喜欢青岛,热爱青岛,研究青岛,赞美青岛,尽力地宣传青岛。他将青岛的独到特色讲的一清二楚,可说是欣赏青岛的有心人。他在青岛时,所写的文章、作的讲演、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会有几句称赞青岛的话。
  《青岛与‘山大’》文中对“山大精神”予以高度赞扬的同时,深刻阐述和描写了青岛的特色和位置。在文中说:“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地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在海边的微风里,看高远深碧的天上飞着大雁,真能使人忘了一切,即使欲有所思,大概也只有赞美青岛吧!尽管‘山大’位于‘富有洋味’的青岛,但‘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至于沿海上停着的各国军舰,我们看见的最多,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之手,我们知道的最清楚;这些—— 还有许多别的呢—— 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警告着我们,我们的外表朴素,我们的生活单纯,我们却有颗红热的心。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国破山河在!于此,青岛与‘山大’就有了很大的意义。”
  《五月的青岛》可作为他对青岛的赞美歌:“因为青岛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在众花开放之时,“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樱海集》序说:“开开展门,正看见邻家院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这是五月的青岛,红樱绿海都在新从南方来的小风里。”《春风》里写道:“青岛的山—— 虽然怪秀美—— 不能与海抗衡。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优美的像诗。老舍对青岛的热爱,时常谈到选择居住的地方,在《我的理想家庭》里说:“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老舍的理想家庭选址,青岛被列其中。《南来以前》与《乱离通信》两篇书信给出了文学与历史的深度见证,为青岛贡献了一部城市备忘录。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老舍仍然想再次赴青岛定居。1944年在《“住”的梦》中说:  “我在青岛住过三年,很喜欢它。”王统照《忆老舍》曾言及,老舍曾委托当时定居在青岛的王统照为其物色过住房,也曾接受过复校后的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聘约,可惜由于赴美国讲学,均未能实现。从此,老舍再也未能重返青岛,这真是一大憾事!

       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青岛,老舍的作家角色和写作方式都发生了转折。在女儿舒济的序言中,称父亲的转折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和决心来完成的。而此时的他,正在创作赶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上海《宇宙风》杂志特约的《病夫》,另一部是天津的《方舟》杂志特约的《小人物自述》。
    “我无法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不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老舍在《这一年的笔》中这样写道,这也解释了他的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被搁置的原因,其中《病夫》散佚,而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也只留下了前四章。
       取而代之的是,1937年夏天在青岛即将沦陷的历史危局中,老舍每日写给报纸的抗战文章。在有关那段非常时期的回忆文章《这一年的笔》中,他描述了一个风声鹤唳间却依然井然有序、充满共御外侮的城市:“青岛的民气不算坏,四乡壮丁早有训练,码头工人绝对可靠,不会被浪人利用,而且据说已有不少正规军队开到。公务人员送走妇孺,是遵奉命令;男人们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几里外去找‘号外’,等至半夜去听广播的,并不止我一个人。虽然谁也看出,胶济路一毁,敌人海军封锁海口,则青岛成为罐子,可是大家真愿意‘打日本鬼子’!抗战的情绪平定了身家危险的惊惧,大家不走。”
       在《南来以前》这篇日记书信体文章中,他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写道:“此地大风,海水激卷,马路成河。乘帆船逃难者,多沉溺。”“天热,消息沉闷,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
       夏日青岛街巷留给老舍的深刻记忆已不是《五月的青岛》中的烂漫花影,而是临近的危机和战争的消息:“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朱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我弱彼强,处处惭忍,有如是者!”
       1937年7月后,老舍每天都会给青岛当地的报纸撰文,直至8月12日被迫举家离开青岛。他曾详细记录:7月31日,“送内人入医院,在家看管儿女。客来数起,均谓大难将临。是日仍勉强写二千字给《民众日报》……”

       这里是老舍纪念馆的入口......

       在老舍先生纪念馆中,写作间和过道门厅还摆设有老舍先生习武时使用的刀枪剑棍等兵器,为我们揭示了老舍先生鲜为人知的文学大师的另一面。忘年之友吴伯箫对此处旧居的描述:“他那住房进门的地方,迎面是武器架,罗列着枪刀剑戟,书斋写字台上摊着《骆驼祥子》的初稿,一武一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这位文学大师不仅能动笔动墨,还能动刀动枪,不愧是八旗子弟。上世纪30年代,他从济南搬到青岛住,写作累了,就练拳脚。诗人臧克家来老舍家探望他,一进门吓了一跳,墙上挂满了刀、枪、棍、棒。臧克家问,这怎么搞的?老舍说:“我在锻炼身体。” 1964年,老舍率中国作家团去日本访问。有一日本青年听说老舍是习武之人,向他请教武艺。65岁的老舍婉拒不得,只能接招。没几个回合,小伙子被撂倒在地,众人皆惊。没想到拄着拐杖的文人老舍竟然还有这般力量。

       《骆驼祥子》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诞生的......

        第一展厅:《骆驼祥子》......


  老舍交朋识友的范围非常广,他不仅在作家、学生中有许多终生不渝的朋友,而且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有广泛的接触。在青岛的大街上,他常同一些小商小贩或洋车夫拉家常,边走边谈,十分亲切、自然。有些人曾好奇地问他:“这都是朋友吗?”他笑着回答:“是朋友,也是老师。这些人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都有自己的悲惨遭遇和性格,他们使我对人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回忆说:“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也都是他当时的座上客,互相之间无所不谈。他自己也常常耍枪弄棒,练习拳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对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和感受才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这样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伟大作品。


  一次,在同朋友闲聊过程中,朋友给他讲了一个洋车夫的遭遇:好不容易买了一辆车,没几天就因家中遇难又卖掉了,后来又买又卖,三起三落,最后还是受穷。老舍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于是,朋友又给他讲了另一个洋车夫的故事:被军队抓了壮丁,反而因祸得福,他趁部队转移的时候,偷牵了三匹骆驼回来……老舍对这个小说素材非常上心,决意要写出一部小说来。从此以后,他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并专门写信向齐铁恨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因为齐铁恨住在北平西山脚下,那里养有许多骆驼。
  经过几个月的素材积累和深入思考,一部描写洋车夫生活的长篇小说便在老舍的脑子里酝酿成熟了。这使他非常兴奋,强烈的创作欲迫使他急不可耐地要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他每日趴在书桌上握笔疾书,似乎忘了身外的一切事情,完全沉浸在故事的情节之中。这部小说就是老舍称之为“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后被译为12种文字的著名小说《骆驼祥子》,它描述了洋车夫祥子一生及其周围人物的悲惨生活,有力地控诉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表达了他对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五四”以后描写城市贫民生活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可谓写实主义作品的里程碑。


  1936年9月16日,《骆驼祥子》开始在上海《宇宙风》第十二期上连载。老舍对这部作品非常重视,也非常满意,他对编辑说,“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他谈到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时,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说:“《骆驼祥子》是我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可以放胆地做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这部作品寄予的厚望,也看到了他写作的信心。当然,这“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是彻底地打响了,震憾了整个文坛。


  即使有了这种写作上的极大成功和喜悦,但生活的艰苦还是压得老舍喘不过气来。1937年5月,他在给《论语》编辑的一封信中说:“8个月来的写家生活经验给我证明,卖文章吃饭,根本此路不通。此后仍当去另找饭碗,放弃写作。饿死事大,文章事小。”老舍觉得做一个单纯的职业作家,太劳累,难以养家糊口,于是,同年8月便应齐鲁大学文学院的邀请,只身赴济南任齐鲁大学文学系主任。不久,全家迁往济南,结束了他在青岛难忘的三年教书和写作生活。
   离开青岛到济南不长时间,老舍便只身南下加入了文艺抗日的阵线,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抗日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重任校长,他聘请老舍担任山大中文系教授。但这时老舍正在美国讲学,等他1949年12月回到国内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他就一直留在北京担任重要职务,终未能再回青岛,以续前缘。

       第二展厅:创作厅......

       幸福的包办婚姻 老舍胡絜青的生死婚恋

       1930年,老舍已经31岁,在现在看来,也已属于超龄青年,他母亲为他的婚事急得有时候睡不好觉;那时,胡絜青也已26岁,“老姑娘”了,她母亲比老舍母亲还急。她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真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絜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像对几乎所有来客一样地对罗唠叨起女儿的婚事,并托他帮忙物色。罗跟老舍先生是打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而且已经是著有《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等作品的著名作家了。老太太一听说,就先在心里替女儿拿定了主意。但她知道女儿是大学生,是新女性,不能直接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女儿。于是,她跟罗商量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当时北师大有个学生文艺社团,叫“真社”。胡絜青书画兼修,有女才子之誉,自然成了真社的骨干。一天,社友听说著名作家老舍回到了北平,而且要去拜访师大教务长白涤州先生,便决定由胡出面前去邀请他来校讲演。

       两个青年都不知道那是罗常培一手操作的;不过,他们在白家初次见面的相互印象都相当不错。胡絜青回到家后,母亲问她对老舍的感觉如何;她被问得如入五里雾中,只好支吾着回答“还行”。老舍回到家中,母亲也问他对胡家姑娘的感觉如何;他也成了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应付着回答“不错”。其实两人都是明白人,都已心仪对方了。

       但是,老舍因为受齐鲁大学之聘,旋即离开北平,来到了济南。两人遂没有更多的联系。1930年冬天,老舍于寒假期间回到北平。在罗的进一步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是有胡絜青。两人都是知识分子,都很谨慎,没有很多的直接对话;只是在觥筹交错之际,偷偷地相互观察、揣度。两人都觉得对方对自己很有那么个意思。

       寒假即将结束,老舍又要离开北平了;他心里感到了对胡的留恋。于是,他斗胆给胡写了封信,挑明了自己的心思;这正中胡的下怀,胡马上回了信。老舍欣喜若狂。这不仅使他对母亲、对自己都有了交代,而且他感到一生的幸福有了保证。

       通过济南和北平之间频繁的鱼雁往还,1931年夏天,胡一毕业,两人就举行了婚礼。

       1931年7月14日,老舍西装革履,还戴着白手套。他领着迎亲队伍前去西城宫门口三条胡家,把胡絜青迎了出来。老舍本想举行一个全新的文明婚礼,即只是发帖子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餐,但双方母亲坚持要保留旧俗。最后是相互妥协的产物,既有磕头、拜堂、鞠躬等老礼,也有证婚人宣布婚姻等新礼。

       待客人全部撤走后,两人相拥着来到临时的洞房——灯市口环瀛饭店。四目对视,老舍对胡絜青说:“以后你看我不吭声时,别怀疑我对你有意见,我只是在想事,或构思小说呢。”胡表示,在那样的时刻决不打扰他。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当他的教授,胡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到1937年,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小日子过得相当平稳、舒坦。但是日本铁蹄激发了老舍的爱国情感,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最后在胡的支持下,暂时抛下妻子儿女,只身赴重庆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并很快成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

       胡絜青在老舍离开山东后不久,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北平娘家。她一直想南下到重庆去跟老舍会合,但为了照顾老舍的老母,她迟迟下不了决心。1942年夏天,老舍母亲去世,她就想走,但当时从北平到重庆的广大地域已全部被日军占领,很多地方都战火纷飞,要带着三个孩子,冲破无数的关卡和硝烟,她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成行?

       1943年秋天,老舍家的挚友老向像是从天而降,从重庆赶到北平。他是专程来接母子四人南下的。于是,在老向的帮助下,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外加好几件行李,开始了千里寻夫的壮举。一行人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盘问、恐惧、危险、空袭,走了一个多月终于从北平到了重庆。老向的此次义举属秘密行动,事先没有跟老舍商量。到了重庆后,他找人到郊区北碚去问老舍,要不要跟妻子儿女马上团聚。那一刻老舍正在吃馄饨,听到这一消息,手中正夹着馄饨的筷子微微抖颤了一下,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很快,老舍帮胡絜青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份临时差事,五口人一起开始过起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解放初,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他写了很多歌颂党和新社会的诗文,但他一直没能入党。1966年,“文革”爆发,那些诗文也没有能救他。8月23日,他去北京市文联上班,被红卫兵批斗并被打得皮开肉绽,走不动路,最后被拖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里。有人打电话通知胡絜青去接老舍,但只说是西单牌楼,没说具体地点,害得她雇了辆三轮车,到处转悠,最终才在派出所里找着老舍。他穿着血衣,躺在地上,惨不忍睹。

       胡絜青在三轮车里,搂着一动不动的老舍,颠簸着回到家里。不久,老舍恢复了点精神,就对胡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胡絜青谨记洞房之夜的那个约定,没有再打扰他,但离开老舍的卧室时,生怕他寻短见,把他房间里剪刀、裁纸刀等利器都带出门外。第二天早上,她去给他换衣服,清洗伤口,劝他别再出去了。但老舍还是走了,而且永远走了——那天傍晚,天刚刚擦黑,在太平湖边读了整整一天《毛主席诗词》的他投湖自尽了。

       第三展厅:《骆驼祥子》剧照





 

       第四展厅:老舍与青岛......

 

 
  老舍自述青岛经历
  一、山大
  我在三四年七月中辞去齐大的教职,八月跑到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那时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
  第二步棋很好决定,还得去教书。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来到青岛。
  到了青岛不久,至友白涤洲死去;我跑回北平哭了一场。
  这两件事——不能去专心写作,与好友的死——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来;愿意干的事不准干,应当活着的人反倒死。是呀,我知道活一天便须欢蹦乱跳一天,我照常的作事写文章,但是心中堵着一块什么,它老在那儿!写得不好?因为心里堵得慌!我是个爱笑的人,笑不出了!我一向写东西写得很快,快与好虽非一回事,但刷刷的写一阵到底是件痛快事;哼,自去年秋天起,刷刷不上来了。我不信什么“江郎才尽”那一套,更不信将近四十岁便得算老人;我愿老努力的写,几时入棺材,几时不再买稿纸。可是,环境也得允许我去写,我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整天的瞎忙,在应休息的时间而拿起笔来写东西,想要好,真不大容易!我并不愿把一切的罪过都推出去,只说自己高明。不,我永远没说过自己高明;不过外面的压迫也真的使我“更”不高明。这是非说出不可的,我自己的不高明,与那些使我更不高明的东西,至少要各担一半责任。
  一个大学或者正像一个人,他的特色总多少与它所在的地方有些关系。山大虽然成立了不多年,但是它既在青岛,就不能不带些青岛味儿。这也就是常常引起人家误解的地方。一般的说,人们大概会这样想:山大立在青岛恐怕不大合适吧?舞场、咖啡馆、电影院、浴场……在花花世界里能安心读书吗?这种因爱护而担忧的猜想,正是我们所愿解答的。……青岛之有夏,正如青岛之有冬;可是一般人似乎只知其夏,不知其冬,猜测多半由此而来。说真的,山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是呀,青岛忙的时候也是山大忙的时候,学会咧,参观团咧,讲习会咧,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热忙非常。但这总是在夏天,夏天我们也放假呀。当我们上课的期间,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春山上的野花,秋海上的晴霞,是我们的,避暑的人们大概连想也没想到过。至于冬日寒风恶月里的寂苦,或者也只有我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相抗;稍微贪点热闹的人恐怕连一个星期也住不下去。我常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一个没到过山大的人,也许容易想到,青岛既是富有洋味的地方,当然山大的学生也得洋服啷当的,像些华侨子弟似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山大的校舍是昔年的德国兵营,虽然在改作学校之后,院中铺满短草,道旁也种上了玫瑰,可是它总脱不了营房的严肃气象。学校的后面左面都是小山,挺立着一些青松,我们每天早晨一抬头就看见山石与松林之美,但不是柔媚的那一种。学校里我们设若打扮得怪漂亮的,即使没人多看两眼,也觉得仿佛有些不得劲儿。整个的严肃空气不许我们漂亮,到学校外去,依然用不着修饰。六七月之间,此处固然是万紫千红,士女如云,好一片摩登景象了。可是过了暑期,海边上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大概用不着花花绿绿的去请白鸥与远帆来看吧?因此,山大虽在青岛,而很少洋味儿,制服以外,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因为朴素成了风气,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
  还有呢,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的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

  二、习惯
  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所以,每转一回,思想不仅变动,而且多少有点进步。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及至后来读了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也不会再扔醋瓶了。你看,这不仅是思想老在变动,而好歹的还高了一二分呢。
  习惯可不能这样。拿吸烟说吧,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着烟。图书馆里不准吸烟,干脆就不去。书里告诉我,吸烟有害,于是想戒烟,可是想完了,照样点上一支。医院里陈列着“烟肺”也看见过,颇觉恐慌,我也是有肺动物啊!这点嗜好都去不掉,连肺也对不起呀,怎能成为英雄呢?!思想很高伟了;乃至吃过饭,高伟的思想又随着蓝烟上了天。有的时候确是坚决,半天儿不动些小白纸卷儿,而且自号为理智的人——对面是习惯的人。后来也不是怎么一股劲,连吸三支,合着并未吃亏。肺也许又黑了许多,可是心还跳着,大概一时还不至于死,这很足自慰。什么都这样。按说一个自居“摩登”的人,总该常常携着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着,咱们家里见吧!”把夫人落在后边,我自己迈开了大步。什么“尖头曼”“方头曼”的,不管这一套。虽然这么说,到底觉得差一点,从此再不双双走街。
  明知电影比京戏文明一些,明知京戏的锣鼓专会供给头疼,可是嘉宝或红发女郎总胜不过杨小楼去。锣鼓使人头疼的舒服,仿佛是吧。同样,冰激凌,咖啡,青岛洗海澡,美国桔子,都使我摇头。酸梅汤,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这与提倡国货无关,而是自幼儿养成的习惯。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还赶上了野蛮时代。那时候连皇上都不坐汽车,可想见那是多么野蛮了。
  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没份儿。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在巴黎或伦敦看见跳舞,都讲究馋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场拒绝印度学生进去,有几位差点上了吊。还有一次在海船上举行跳舞会,一个日本青年气得直哭,因为没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这种好热闹叫作猴子摹仿,我倒并不这么想。在我的脑子里,我看这并不成什么问题,跳不能叫印度登时独立。也不能叫日本灭亡。不跳呢,更不会就怎样了不得。可是我不跳。一个人吃饱了没事,独自跳跳,还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来回的拉扯,无论说什么也来不得。看着就是不顺眼,不用说真去跳了。这和吃冰激凌一样,我没有这个胃口。舌头一凉,马上联想到泻肚,其实心里准知道没有危险。
  还有吃西餐呢。干净,有一定份量,好消化,这些我全知道。不过吃完西餐要不补充上一碗馄饨两个烧饼,总觉得怪委屈的。吃了带血的牛肉,喝凉水,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这就没有办法了,想象真会叫肚子山响!
  对于朋友,我永远爱交老粗儿。长发的诗人,洋装的女郎,打微高尔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学者,满跟我没缘。看不惯。老粗儿的言谈举止是咱自幼听惯看惯的。一看见长发诗人,我老是要告诉他先去理发;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诗才,他那些长发使我堵的慌。家兄永远到“推剃两从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悦目。女子也剪发,在理论上我极同意,可是看着别扭。问我女子该梳什么“头”,我也答不出,我总以为女性应留着头发。我的母亲,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们都没剪发。
  行难知易,有如是者。


  三、小孩
  独人一身,自己吃饱便天下太平,每逢困于油盐酱醋的灾难中,就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家庭之累,大半由儿女造成。先不用提教养的花费,只就淘气哭闹而言,已足使人心慌意乱。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圆拉扛,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若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小儿一岁正,还不会“写字”,也不晓得去看猴,但善亲亲,闭眼,张口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眼,露牙,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笔来,他那一套全来了,不但亲脸,闭眼,还“指”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有什么办法呢?!
  这还算好的。赶到小济午后不睡,按着也不睡,那才难办。到这么四点来钟吧,她的困闹开始,到五点钟我已没有人味。什么也不对,连公园的猴都变成了臭的,而且猴之所以臭,也应当由我负责。小胖子也有这种困而不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与小济同时发难。两位小醉鬼一齐找毛病,我就是诸葛亮恐怕也得唱空城计,一点办法没有!在这种干等束手被擒的时候,偏偏会来一两封快信——催稿子!我也只好闹脾气了。不大一会儿,把太太也闹急了,一家大小四口,都成了醉鬼,其热闹至为惊人。大人声言离婚,小孩怎说怎不是,于离婚的争辩中瞎打混。一直到七点后,二位小天使已困得动不的,离婚的宣言才无形的撤销。这还算好的。遇上小胖子出牙,那才真教厉害,不但白天没有情理,夜里还得上夜班。一会儿一醒,若被针扎了似的惊啼,他出牙,谁也不用打算睡。他的牙出利落了,大家全成了红眼虎。
  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还是未曾发现美洲的时候的。小孩是科仑布,把人带到新大陆去。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就在熟习的街道上和家里。你看,街市上给我预备的,在没有小孩的时候,似乎只有理发馆,饭铺,书店,邮政局等。我想不出婴儿医院,糖食店,玩具铺等等的意义。连药房里的许许多多婴儿用的药和粉,报纸上婴儿自己药片的广告,百货店里的小袜子小鞋,都显着多此一举,劳而无功。及至小天使自天飞降,我的眼睛似乎戴上了一双放大镜,街市依然那样,跟我有关系的东西可是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婴儿医院不但挂着牌子,敢情里边还有医生呢。不但有医生,还是挺神气,一点也得罪不得。拿着医生所给的神符,到药房去,敢情那些小瓶子小罐都有作用。不但要买瓶子里的白汁黄面和各色的药饼,还得买瓶子罐子,轧粉的钵,量奶的漏斗,乳头,卫生尿布,玩艺多多了!百货店里那些小衣帽,小家具,也都有了意义;原先以为多此一举的东西,如今都成了非它不行;有时候铺中缺乏了我所要的那一件小物品,我还大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既是百货店,怎能不预备这件东西呢?!慢慢的,全街上的铺子,除了金店与古玩铺,都有了我的足迹;连当铺也走得怪熟。铺中人也渐渐熟识了,甚至可以随便闲谈,以小孩为中心,谈得颇有味儿。伙计们,掌柜们,原来不仅是站柜作买卖,家中还有小孩呢!有的铺子,竟自敢允许我欠账,仿佛一有了小孩,我的人格也好了些,能被人信任。三节的帐条来得很踊跃,使我明白了过节过年的时候怎样出汗。
  小孩使世界扩大,使隐藏着的东西都显露出来。非有小孩不能明白这个。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肥肥胖胖,整整齐齐,你总觉得小孩们理应如此,一生下来就戴着小帽,穿着小袄,好像小雏鸡生下来就披着一身黄绒似的。赶到自己有了小孩,才能晓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小娃娃身上穿戴着全世界的工商业所能供给的,给全家人以一切啼笑爱怨的经验,小孩的确是位小活神仙!
  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大扫除才有了意义,是的,到时候非痛痛快快的收拾一顿不可了,要不然东西就有把人埋起来的危险。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
  人的数目也增多了,而且有很多问题。在没有小孩的时候,用一个仆人就够了,现在至少得用俩。以前,仆人“拿糖”,满可以暂时不用;没人作饭,就外边去吃,谁也不用拿捏谁。有了小孩,这点豪气乘早收起去。三天没人洗尿布,屋里就不要再进来人。牛奶等项是非有人管理不可,有儿方知卫生难,奶瓶子一天就得烫五六次;没仆人简直不行!有仆人就得捣乱,没办法!
  好多没办法的事都得马上有办法,小孩子不会等着“国联”慢慢解决儿童问题。这就长了经验。半夜里去买药,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可以交钱拿药,早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西药房里敢情也打价钱,不等他开口,我就提出:“还是四毛五?”这个“还是”使我省五分钱,而且落个行家。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坊,当票儿到期还可以入利延期,也都被我学会。没工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大学文凭是由课本里掏出来的,现在我却念着一本活书,没有头儿。
  连我自己的身体现在都会变形,经小孩们的指挥,我得去装马装牛,还须装得像个样儿。不但装牛像牛,我也学会牛的忍性,小胖子觉得“开步走”有意思,我就得百走不厌;
  只作一回,绝对不行。多咱他改了主意,多咱我才能“立正”。在这里,我体验出母性的伟大,觉得打老婆的人们满该下狱。
  中秋节前来了个老道,不要米,不要钱,只问有小孩没有?看见了小胖子,老道高了兴,说十四那天早晨须给小胖子左腕上系一根红线。备清水一碗,烧高香三炷,必能消灾除难。右邻家的老太太也出来看,老道问她有小孩没有,她惨淡的摇了摇头。到了十四那天,倒是这位老太太的提醒,小胖子的左腕上才拴了一圈红线。小孩子征服了老道与邻家老太太。一看胖手腕的红线,我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感到老道,红线,兔子王,都有绝大的意义!


  四、《骆驼祥子》
  在写《骆驼祥子》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与相貌变换过不知多少次——材料变了,人也就随着变。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来,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么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细琐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确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
  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开始在《宇宙风》上出现,作为长篇连载。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没有这个把握,我是不敢一边写一边发表的。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风》每月要两段,连载一年之用。
  当我刚刚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就告诉了《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后来,刊印单行本的时候,书店即以此语嵌入广告中。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得相当的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所以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因为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的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五、职业写家的生活
  辞职后,一直住在青岛,压根儿就没动窝。青岛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静,绝不像只在夏天来过的人所说的那么热闹。
  安静,所以适于写作,这就是我舍不得离开此地的原因。
  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我天天总写一点,有时少至几百字,有时多过三千;平均的算,每天可得二千来字。细水长流,架不住老写,日子一多,自有成绩,可是,从发表过的来看,似乎凑不上这个数儿,那是因为长稿即使写完,也不能一口气登出,每月只能发表一两段。还有写好又扔掉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有伤耗。
  地方安静,个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规律。我每天差不多总是七点起床,梳洗过后便到院中去打拳,自一刻钟到半点钟,要看高兴不高兴。不过,即使高兴,也必打上一刻钟,求其不间断。遇上雨或雪,就在屋中练练小拳。
  这种运动不一定比别种运动好,而且耍刀弄棒,大有义和拳上体的嫌疑。不过它的好处是方便:用不着去找伴儿,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活动;可长可短,可软可硬,由慢而速,亦可由速而慢,缺乏纪律,可是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练上几趟就多少能见点汗儿;背上微微见汗,脸色微红,最为舒服。
  打完拳,我便去浇花,喜花而不会养,只有天天浇水,以求不亏心。有的花不知好歹,水多就死;有的花,勉强的到时开几朵小花。不管它们怎样吧,反正我尽了责任。这么磨蹭十多分钟,才去吃早饭,看报。这差不多就快九点钟了。
  吃过早饭,看看有应回答的信没有;若有,就先写信,溜一溜脑子;若没有,就试着写点文章。在这时候写文,不易成功,脑子总是东一头西一脚的乱闹哄。勉强的写一点,多数是得扔到纸篓去。不过,这么闹哄一阵,虽白纸上未落多少黑字,可是这一天所要写的,多少有了个谱儿,到下午便有辙可循,不致再拿起笔来发怔了。简直可以这么说,早半天的工作是抛自己的砖,以便引出自家的玉来。
  十一时左右,外埠的报纸与信件来到,看报看信;也许有个朋友来谈一会儿,一早晨就这么无为而治的过去了。遇到天气特别晴美的时候,少不得就带小孩到公园去看猴,或到海边拾蛤壳。住在青岛,看海很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拾来的蛤壳很不少了。但是很少出奇的。至于海藻,更不便往家中拿,往往是拾起来再送到水中去。这得九点多就出发,十二时才能回来,我们是能将一里路当作十里走的;看见地上一颗特别亮的砂子,我们也能研究老大半天。
  十二点吃午饭。吃完饭,我抢先去睡午觉,给孩子们示范。等孩子都决定去学我的好榜样,而闭上了眼,我便起来了;我只需一刻钟左右的休息,不必睡那伟大的觉。孩子睡了,我便可以安心拿起笔来写一阵。等到他们醒来,我就把墨水瓶盖好,一直到晚八点再打开。大概的说吧,写文的主要时间是午后两点到三点半,和晚上八点到九点半。这两个时间,我可以不受小孩们的欺侮。
  九点半必定停止工作。按说,青岛的夜里最适于写文,因为各处静得连狗仿佛都懒得吠一声,可是,我不敢多写,身体钉不住;一咬牙,我便整夜的睡不好;若是早睡呢,我便能睡得像块木头,有人把我搬了走我也不知道,我可也不去睡的太早了,因为末一次的信是九点后才能送到,我得等着;还有呢,花猫每晚必出去活动,到九点后才回来,把猫收入,我才好锁上门。有时候躺下而睡不着,便读些书,直到困了为止。读书能引起倦意,写文可不能;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装入自己的脑子里,写文是把自己的思想挤出来,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写文更累得慌。
  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整天,该热闹了。看朋友,约吃饭,理发,偶尔也看看电影,都在这两天。一到星期一,便又安静起来,鸦雀无声,除了和孩子们说废话,几乎连唇齿舌喉都没有了用处似的。说真的,青岛确是过于安静了。可是,只要熬过一两个月,习惯了,可也就舍不得它了。
  按说,我既爱安静,而又能在这极安静的地方写点东西,岂不是很抖的事吗?唉(必得先叹一口气)!都好哇,就是写文章吃不了饭啊!
  我的身体不算很强,多写字总不能算是对我有益处的事。但是,我不在乎,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有什么关系呢?死,我不怕;死不了而天天吃个半饱,远不如死了呢。我爱写作,可就是得挨饿,怎办呢?连版税带稿费,一共还不抵教书的收入的一半,而青岛的生活程度又是那么高,买葱要论一分钱的,坐车起码是一毛钱!怎样活下去呢?
  常常接到青年朋友们的著作,教我给看,改;如有可能,给介绍到各杂志上去。每接到一份,我就要落泪,我没有工夫给详细的改,但是总抓着工夫给看一遍,尽我所能见到的给批注一下,客气的给寄回去。有好一点的呢。我当然找个相当的刊物,给介绍一下;选用与否,我不能管,尽到我的心算了。这点义务工作,不算什么;我要落泪,因为这些青年们都是想要指着投稿吃饭的呀!——这里没有饭吃!


  六、芦沟桥事变
  芦沟桥事变初起,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
  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街巷中喊卖号外,自午及夜半,而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至为恼人!一闻呼唤,小儿女争来扯手:“爸!号外!”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每因买号外打断思路。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朱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我弱彼强,处处惭忍,有如是者!
  老母尚在北平,久无信示;内人又病,心绪极劣。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每来辞行,必嘱早作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敌舰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家在故乡,已无可归,内人身重,又难行旅,乃力自镇定,以写作摈扰,文字之劣,在意料中。自十五至廿五,天热,消息沉闷,每深夜至友家听广播,全无收获。归来,海寂天空,但闻远处犬吠,辄不成寐。
  廿六日又有号外,廊坊有战事,友朋来辞行者倍于前。写文过苦,乃强读杂书。廿八号外,收复廊坊与丰台,不敢深信,但当随众欢笑。廿九日消息恶转,号外又停。卅一日送内人入医院。在家看管儿女;客来数起,均谓大难将临。是日仍勉强写二千字给《民众日报》。
  八月一日得小女,大小俱平安。久旱,饮水每断,忽得大雨,即以“雨”名女——原拟名“乱”,妻嫌过于现实。电平报告老人;复访友人,告以妻小无恙;夜间又写千字。次日,携儿女往视妈妈与小妹,路过旅行社,购车票者列阵,约数百人。四日,李友入京,良乡有战事;此地大风,海水激卷,马路成河。乘帆船逃难者,多沉溺。每午,待儿女睡去,即往医院探视;街上卖布小贩已绝,车马群趋码头与车站;偶遇迁逃友人,匆匆数语即别,至为难堪。九日,《民众日报》停刊,末一号仍载有我小文一篇。王剑三以七号携眷去沪,臧克家、杨枫、孟超诸友,亦均有南下之意。我无法走。十一日,妻出院,实之自沪来电,促南下。商之内人,她决定不动。以常识判断,青岛日人产业值数万万,必不敢立时暴动,我方军队虽少,破坏计划则早已筹妥。是家小尚可暂留,俟雨满月后再定去向,至于我自己,市中报纸既已停刊,我无用武之地,救亡工作复无详妥计划,亦无人参加,不如南下,或能有些用处。遂收拾书籍,藏于他处,即电亢德,准备南下。十二日,已去托友买船票,得亢德复电:“沪紧缓来”,南去之计既不能行,乃决去济南。前月已与齐大约定,秋初开学,任国文系课两门,故决先去,以便在校内找房,再接家小。别时,小女啼泣甚悲,妻亦落泪。十三早到济,沪战发。心极不安:沪战突然爆发,青岛或亦难免风波,家中无男人,若遭遇事变……
  果然,十四日敌陆战队上岸。急电至友,送眷来济。妻小以十五日晨来,车上至为拥挤。下车后,大雨;妻疲极,急送入医院。复冒雨送儿女至敬环处暂住。小儿频呼“回家”,甚惨。大雨连日,小女受凉亦病,送入小儿科。自此,每日赴医院分看妻女,而后到友宅看小儿,焦急万状。《病夫》已有七万字,无法续写,复以题旨距目前情形过远,即决放弃。
  十日间,雨愈下愈大。行李未到,家具全无,日行泥水中,买置应用物品。自青来济者日多,友朋相见,只有惨笑。留济者找房甚难,迁逃者匆匆上路,忙乱中无一是处,真如恶梦。
  廿八日,妻女出院,觅小房,暂成家。复电在青至友,托送器物。七月事变,济南居民迁走甚多,至此又渐热闹,物价亦涨。家小既团圆,我始得匀出工夫,看访故人;多数友人已将妻女送往乡间,家家有男无女,颇有谈笑,但欠自然。沪战激烈,我的稿费停止,搬家买物看病雇车等又费去三百元,遂决定不再迁动。深盼学校能开课,有些事作,免生闲愁,果能如此,还足以傲友辈也。
  学校于九月十五日开课,学生到及半数。十六日大同失陷;十九日中秋节,街上生意不多,几不见提筐肩盒送礼者。《小实报》在济复刊,约写稿。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我又忙起来。廿一日,敌机过市空,投一弹,伤数人,群感不安。此后时有警报。廿五六日,伤兵过济者极多,无衣无食无药物,省政府似不甚热心照料。到站慰劳与看护者均是学界中人。卅日,敌军入鲁境,学生有请假回家者。时中央派大员来指挥,军事应有好转,但本省军事长官嫌客军在鲁,设法避战,战事遂告失利。德州危,学校停课。师生相继迁逃,市民亦多东去,来自胶东者又复搬回,车上拥挤,全无秩序。我决不走。远行无力,近迁无益,不如死守济南,几每日有空袭警报,仍不断写作。笔为我唯一武器,不忍藏起。
  入十月,我方不反攻,敌军不再进,至为沉闷。校内寂无人,猫狗被弃,群来啼饥。秋高气爽,树渐有红叶,正是读书时候,而校园中全无青年笑语声矣。每日小女助母折纱布揉棉球,备救护伤兵之用,小儿高呼到街上买木枪,好打飞机,我低首构思,全室有紧张之象。流亡者日增,时来贷金求衣,量力购助,不忍拒绝。写文之外,多读传记及小说,并录佳句于册。十四日,市保安队枪械被收缴,市面不安,但无暴动。青年学子,爱国心切,时约赴会讨论工作计划。但政府多虑,不准活动,相对悲叹。下半月,各线失利,而济市沉寂如常,虽仍未停写作,亦难自信果有何用处矣。
  十一月中,敌南侵,我方退守黄河。友人力劝出走,以免白白牺牲,但:
  一、车极难上,沿途且有轰炸之险。
  二、儿女辈俱幼弱,天气复渐寒,遇险或受病,同是危难。
  三、存款无多,仅足略购柴米,用之行旅,则成难民。版税稿费俱绝,找事非易,有出无入,何以支持?独逃可仅顾三餐,同来则无法尽避饥寒。
  有此数因,故妻决留守,在济多友,亦愿为照料。不过,说着容易,实行则难,于心有所不忍,遂迟迟不敢行。

  《老舍自传》第三章《壮岁饱酸辛之青岛篇》

       1949年老舍的回国,是宿命吧......

 

 


       楼下为老舍全家居所,现在辟为展览馆,供人们瞻仰与缅怀。老舍先生纪念馆二楼是真正的私人茶馆,不对外开放,只接待国际友人和各级领导。




 

       窗台有留言簿,拿起来,又放下,实在不知该留什么,只是觉得冥冥中自有天意......

       窗台上有博物馆的介绍资料,供游人自行取阅...... 




 

       由博物馆出来,阳光灿烂,可是大师对青岛的记忆却永远定格于1937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后时刻吧:

       胡絜青访谈录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胡絜青: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没有骨灰,我说那就是骨灰献给天地了。签完字,我从那儿走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一个人由八宝山自己走回家来的。

       8月23日那天,他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听说是在文联,他们让他跪在两层砖上,由上头给打到地下,受苦受得很厉害。我知道之后,在院子里吐水,什么也吃不了。可巧二十六中的学生到这儿来接收,有个学生说,老舍已经故去了,是非自有明白。可能是高三或是高二的学生,非常明白,说,你不能跟老舍一样去死。因为你还有儿女,后事不能这样完。我们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什么时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电话不拆。我们知道了就来。你无论如何,上厨房自己做点面,吃完之后,我们看着你睡觉,然后我们再走。让我们来破“四旧”,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四旧”你自己看。

       傅光明: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吗?

       胡絜青:先是给舒乙打的电话。舒乙去了之后绕了半天等着。我因为是夜里一点钟才去的,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家了,两人没碰头。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于就没了。

       傅光明:就是说是您一个人送老舍先生的遗体去的八宝山?

       胡絜青:因为那天我家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让他陪着我去的,一直跟着我。八宝山那时候死人特别多。1978年给老舍平反时,在八宝山非常轰动,八宝山里面都是人,满满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说,老舍一直是爱国的。邓大姐在没有正式纪念的时候,先半点钟来了,把我叫到休息室,当场跟我说,你真坚强呀,让你儿女跟你学。倘若要是没有打倒“四人帮”,你、我都活不了。这是邓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傅光明:老舍去世前一天,从文联回家以后没跟您说过什么吗?

       胡絜青:什么也没说,他自己觉得那五百多人没有他,七百多人也没有他。全国文联斗田汉、夏衍,也没他,所以他才给文联打电话要去。不想一去就那么样儿了。……回来之后,老舍跟我说,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说说,你写,写完之后让人给寄了去。那时只能寄。我儿子把我写的这个贴在身上,那时都夜里三点钟了,总理已经睡了,秘书接进去了,说,老舍已经没有了,你安心等待我们把老舍找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那时候还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踪了。跟我要人,文联来的人所有的墙都敲敲打打。上头有一个窟窿,还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里头了。……

       傅光明:您是说是您一人送老舍去八宝山的?

       胡絜青:是我自己跟着棺材走的。

       傅光明:老舍那天回家后,您看没看出他当时的状态很不好?

       胡絜青:他很少在家里说家长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让老杨买了焦圈,买了烧饼,熬的粥,他一点都没吃。他告诉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不要掺和,我上我的机关,你上你的机关。我就傻子似地听他这个了。要是多留一个心眼,他出去我跟着,兴许就不会出事了。

       傅光明:您帮他擦伤口时,他有没有说什么?

       胡絜青:没办法,那时候统战部都打烂了。
       傅光明:老舍让您写个东西交给总理,那时候说什么了吗?

       胡絜青:他让我拿笔,他写完了之后,就睡觉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光明: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

       胡絜青:他说的,我写的。我写完之后,让我儿子、我二女儿一直跟着到那儿见总理。总理那时已经睡觉了,秘书说他传达。第二天就说,总理知道了,老舍务必找到。

       傅光明:当时老舍说您写的那个东西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

       胡絜青:他让我写的就是:我由旧社会受苦受难,我写小说不算一回事。解放后解放军和毛主席、周总理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报答党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会一切事情告诉大家。就这么写的。文章已经不在了,已经拿到总理那儿去了,要不邓大姐一见面就说我坚强,熬过来真不容易。

       傅光明:老舍回家时没跟您讲文联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对运动的看法?

       胡絜青:他什么也不说。在我刚结婚时,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你看我坐在那里抽烟,你别跟我搭话,我不是跟你闹别扭,是我正在想小说呢。由那时起,凡是他自己上屋里去,我都不干扰他。儿女们也知道,也不上他屋里干扰。有时他需要什么东西,买袜子啦,买小衬衫啦,买大衣,写一张条儿给我。我整个就是他的买办。就这么个情形,很少说话。

       傅光明:他当时有没有委屈、愤怒、不满的表示?
       胡絜青:没有,他当时攥着我的手,哆嗦得很厉害。据别人说在国子监挨打时,脸色——那种气愤的样子有人看出来,情况不好。说脸色煞白,那种不服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就说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从派出所回来时,我当时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我自己穿一个小褂。我怕他摔下来,就搂着他。

傅光明:老舍流泪了吗?

       胡絜青:他从来不哭,他特别坚强。我没到重庆时,他差不多老哭,知道他母亲已经死了,他不能孝顺母亲。我在北京替他孝顺母亲,把他母亲发送完之后,才带着孩子去的。他后来知道母亲没有了,他见着人就掉眼泪,就哭。

       傅光明:老舍回家后抽烟了吗?

       胡絜青:他就是写文章时抽烟,平常日子很少抽烟,三年困难时,还嘱咐我,来的客人,你别敬烟,烟我自己还不够抽的呢。

(采访时间:1993年6月26日上午舒家)

       傅光明:我们一共采访了胡老两次。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为什么,第二次采访已经是几乎事隔一年了。这一次,当一切准备停当,我刚发问,胡老的话语就滔滔流出来了。

       胡絜青:老舍出事的前两天,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到那里,早已做好准备的“造反派”们就贴出了口号和标语,宣布了老舍的所谓三条罪状: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他在美国银行存有大批美金。

       “造反派”和红卫兵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辩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提出入党的要求。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您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您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

       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他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后来骨灰还是保存了,也许是上边什么人知道了吧!)

       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还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沿着这条与黄县路成九十度角的小路下行,是黄县路12号-16号,老舍故居就在其中......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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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台静农故居(黄县路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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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路上的名人故居——台静农故居(黄县路19号)

       黄县路19号,台静农故居。古朴的院落,斑驳的石墙,还有院子角落里肆意生长的竹子,都给它增添了几分雅致......

       说到台静农,可能很多人不识其为何许人。对于内地,他1949年之后在台湾;对于台湾,他则是早期的“左翼”文人、鲁迅的学生,又有三次入狱的“前科”。用老辈人的话来说,他是两边都“不待见”。人们,特别是内地的人不闻其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台静农先生真是个人物,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是个“大腕”。他早年与鲁迅的关系非比寻常,“平生风义兼师友”,深受鲁迅的赏识和倚重,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杰出代表。台静农受胡适先生的推重,1935年1月介绍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台静农刚好从青岛山东大学回北平度暑假,北平沦陷后,受留守北大的魏建功教授等的嘱托,到南京向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先生报告北大当时留守的困境。陈独秀晚年结识了小他二十多岁的台静农之后,更将他视为挚友,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交谊深厚。他与国画大师张大千交好。台静农早年学写梅,画作蕴意文雅,极富情致,在台期间,每逢张大千生日,总画一小幅梅花送他,自称“这不是不自量,而是借此表达一点心意”。张大千总是欣然接受,赞他“你的梅花好啊”。他书艺精湛,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在看到《静农书艺集》后,竟认为自己的书艺“薄劣”,而怕见到这位暌隔数十年而又十分想念的老友。

  1946这个年份,将台静农88岁的一生,整齐地划为两半。之前,台静农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乡土文学家”,他在20年代完成了《地之子》、《建塔者》等小说,被称为“新文学的燃灯者”。香港作家刘以鬯曾说:“……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之后,44岁的台静农远赴台湾大学中文系教书,他就此投身教育,兼修书法,“汪洋般的激情、直白的呐喊、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前进姿态”,在之后的44年里全都“戛然而止”。从那时起,台静农就从文坛中销声匿迹。他的沉默,是一个谜。

       1936年秋,台静农来到山东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台静农在青岛的住所再三变更,最终在黄县路与恒山路交叉口旁边的一栋小楼里找到暂时的归宿。当时的台静农年仅34岁,颇有些古雅风度。他初至青岛时是1936年,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聘其为讲师。那时的他可能没想到,十年后他会远赴台湾,而且有生之年再也没回过大陆,直至1990年去世——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约,前往台湾编译馆工作,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那一年,他恰恰走过88年人生历程的一半,人生就此对半分割。“忽惊此日仍为客,却像当年似隔生”是他对人生的总结,满满的都是对故乡的眷恋之情。站在台静农当年走过的门口,忽感到这春日的阳光竟都充满了诗意。

       台静农(1902年-1990年),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县叶家集镇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早年系“未名社”成员。幼承庭训,读经史,习书法,中学后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奠定了国学基础。1925年春初识鲁迅,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1927年后先后执教于辅仁、齐鲁、山东、厦门诸大学及四川江津女子师范学院。抗战后,举家迁四川,任职国立编译馆。因为作品思想激进,从1928年到1935年间,台静农先后三次被捕,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入狱。期间,他曾创作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等。后与避居江津的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来往密切,成为忘年交。1946年赴台,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治学严谨,在文学、艺术、经史等多种领域均涉之甚深,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亦擅篆刻、绘画。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他曾在汉口上中学,未毕业即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转该校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1925年夏,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台静农为社员。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后集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1928年、1930年由未名社出版,均为《未名新集》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 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地之子》共收小说14篇,显示了作者善于从民间取材,通过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揭露社会黑暗的特点。笔调简练、朴实而略带粗犷。格局不大,但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迅认为,“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建塔者》共收小说10篇,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是作者思想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积累不足,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台静农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开始,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是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学典》编纂人之一。

       1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鲁迅的精神影响下,台静农与其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六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未名社存在时间约有七年半之久,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出版小说集《地之子》,所作同情下层人民苦难,抨击黑暗现实,充满乡土气息。适中年才归于平朴,俯身教育,潜沉学术与书法,笔更疏健,文更恬淡,《龙坡杂文》可谓鉴镜。谈史说艺,怀人忆事,喜怨穿肠,直抒胸臆,不着闲墨,思也清洁,文也干净,一派纯粹。早年也写散文,散见于《莽原》杂志上。

       台静农的小说,师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笔下的人间闭塞、灰冷、残酷有若传说中的阴曹,到处是邪气朴朴,鬼影幢幢。作者在描写中,融进异常深挚的悲愤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其小说的悲剧色彩。因此,香港的文学家刘以鬯(音chang)先生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在艺术上,台静农的小说格调沉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出色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环境气氛。 被称为“新文学的燃灯人”。

       台静农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即练习书法,又喜收藏。早年所习隶书为华山碑与邓石如,行楷为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及至求学北京时,台静农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因此不再练习。抗战居川期间,受到业师沈尹默的指导,颇喜倪元璐行书之格调清新,并为之心折不已,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台静农遂开始寄托浸淫于书艺。虽然他从不以书法家自诩,然而他的书艺却闻名中外。从此,求书者日多,台静农越写越觉得不胜其苦。这是因为台静农个性和气亲切,又从不对人摆架子,故对于登门求书者不管识与不识,几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1985年元旦,台静农在《联合报》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他的《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样,许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静农的字为憾。

       台大中文系主任

       1946年,台静农应作家和教育家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些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育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念及父母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出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女来到台湾。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他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所以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但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又转到别的系去了,真正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庆炳也是从外系转来的。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此课由外文系和中文系共修。状况如此,真是始料未及。
       更有甚者,又接踵而至。当时,许寿裳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运动,努力在祖国宝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引起右翼文人的恐慌和怨恨,于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斧头砍死。过后不久,大陆来台的木刻版画家黄荣灿也被杀。许寿裳不明不白的死(当局破案时诡称是窃贼行凶,与政治无关),给台大中文系师生带来极大的震撼。继任系主任乔大壮1948年回大陆后,也因忧愤国事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于1948年夏天接掌台大中文系主任职务,真可谓是临危受命。接任这份被很多人视为不祥的职务,无疑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担当,在工作策略上也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至少应吸取许寿裳的教训,不能去碰“鲁迅”这根敏感的神经。正因为台静农小心谨慎,韬光养晦,不再像大陆时那样“左”倾,他才能平安主持台大中文系二十年,培养出众多的栋梁之才,为台湾第一高等学府的中文系打下扎实根基。
       在台湾生活的那些无常日子里,台静农除了谈近代人物外,从不愿谈论当年创作的风光以及左翼文坛、牢狱之灾和鲁迅对他的厚爱,包括与他十分亲近的学生,也讳莫如深。台大学子蒋勋1972年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全集》中获悉台静农过去的信息。当蒋勋重读台静农的小说,看到他早年那么锐利的文学创作却在盛年突然中断,一个狂热追求文学理想,数度因为文学刊物而出入牢狱的青年,创作戛然而止,这究竟埋藏着怎样沉痛的秘密呢?探寻的结果,自然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改弦易辙。此时此境的台静农,不能昂然做战士,只好做一个歇脚者,借台湾这个暂住之地,休养生息,并竭尽所能多培养一些文学人才,传承中华文化。


       台静农与文化名人间的友谊 
       台静农富有皖人的直爽淳厚习性,又追慕魏晋时代的旷达之风,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在圈内外口碑甚佳。这可从他与鲁迅、陈独秀、张大千等人的交往中窥见一斑。

       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从此,两人成为终生挚友。鲁迅之于台静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69封,收录于《鲁迅书信集》中的尚有43封。综观这些书信,不管是论人或议事,都直言不讳、毫无忌惮地袒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不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像鲁迅这样为人谨慎的“世故老人”是断不会如此而言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由衷信任和深厚情谊。鲁迅在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也称赞它为“优秀之作”(《二心集·我们要的批评家》),并在后来编辑《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意以自己的小说发端,而以台静农的小说殿后。其中,台静农入选四篇:《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与鲁迅的篇数相等,而超过其它作者。这足以说明,在鲁迅看来,台静农的小说是不容忽视的。

       鲁迅一生,以尖刻冷峻而著称于世,故其终身少有朋友。而他所引以为至交的,大多为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台静农等人即是。“台君为人极好”(《书信331219·致姚克》),这是鲁迅对台静农人品的高度评价。 1926年,台静农曾花费很大功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写完这篇序言的次月,他就创作了《天二哥》和《吴老爹》等乡土题材的小说,自此便文思如潮,把所耳闻目见的“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了。《地之子》结集之前,全部小说稿曾寄呈鲁迅审阅,鲁迅建议把书名《蟪蛄》改为今名。

       台静农对鲁迅的尊崇与爱戴也是人所共知的。1926年,台静农曾花很大功夫,搜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问世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讲到编辑缘起时,认为鲁迅小说中尤其清楚地表现出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在情谊之外,还彰显了一种文化使命。

      1927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时,曾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之一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应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的故实,也可见鲁迅对台静农的特别信任。 鲁迅逝世后,当时在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的台静农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作了简短而异常郑重的发言,沉痛追念鲁迅先生。

       在四川的8年中,台静农除了教学之外,多半是与师友诗酒往来,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与陈独秀的交往。1938年,台静农应老舍的邀请去重庆作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报告,在返回途中偶遇陈独秀,真是“既感动又惊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可以说是台静农那一代青年的集体偶像。见到台静农,陈独秀简单寒暄几句就说,“我同你看柏先生(柏文蔚)去!”然后不管众人,领着台静农便走。此后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台静农不仅多次拜访陈独秀,而且邀请他去当时女子师范学院的所在地白沙一游。陈独秀对这位忘年交抱怨自己的高血压等困扰,而且因为台静农的关系,将自己编写的《小学识字教本》和《中国古史表》交付编译馆编印出版。陈独秀逝世前数月,曾于鹤山坪写诗赠台静农:“峰峦出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台静农非常珍惜这段忘年之谊,他曾以“酒旗风暖少年狂”为名,深情回忆陈独秀的点点滴滴。将陈独秀寄给他的书信、诗稿、小传、书法等长期谨慎珍藏,后由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印成专辑《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102封,又陈氏手书诗文稿及书艺等一卷,原迹影印,至为精美,成为珍贵历史文献。

       台静农与张大千也是契交,多年来,生活互相关切,书画切磋频繁,终生交情深厚。他们有满意的作品,往往交流观赏或互赠留存。张大千爱用的印章多为台静农精心镌刻,张大千收藏的名画也不时赠台,包括精心临摹的敦煌壁画和古代秘藏等。台静农有《伤逝》一文,追怀大师的卓越风范及两人深情厚意。其中有一细节写张大千作画情景,许多人围着看,他照画不误,而且越画兴致越高,而且要边画边和客人做笑谈,丝毫不影响行笔着色,而且在场每人得到一幅。把一代艺术巨匠的风流倜傥传神毕现,可以说是众多写张大千的文章中最生动的一篇。每当张大千过生日,台静农照例都要为他画一幅梅花以祝寿,张大千对台静农梅花极为赏爱,认为是最有骨格和风致的,可见二人心心相印。
       台静农对知名作家聂华苓的提携也是赢得交口称赞的。1960年,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聂华苓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前辈,这人便是台静农。台说明来意,希望她到台大去担任现代文学课的教席,聂华苓惊讶得不知如何回答,“不仅因为台先生对我这个写作者的礼遇,也因为我知道台先生到台湾初期,由于和鲁迅的关系,也自身难保;而我那时在许多人眼中是个‘敬鬼神而远之’的人。台先生居然来找我!我当然心怀感激地答应了。”由于换了一个环境,聂华苓感到仿佛来到另一个光明的世界,她不再担心特务骚扰,又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
       台静农注重与正派人士交往,对于当时一些知识界媚俗政治的行为看不惯,往往出言讥刺,不计后果。1943年,重庆闹出一场“献鼎”的闹剧。一些群众团体向蒋介石进献九鼎,以纪念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铭文由顾颉刚撰写,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结果知识界哗然,台静农则拍案予以痛斥。其后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也作诗讽刺,在《孤愤》一诗中写道:“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喑。”他自注,“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至于长门赋,乃是讽刺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献书的行为,当指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写《新理学》获得政府奖赏之事。据作家舒芜回忆,抗战胜利后,他有一次跟台静农闲聊,说政府要给抗战期间教学有成绩的教授颁奖,听说台也有可能获奖。台静农竟然慌张起来,叹着气说,“这如何好!一辈子教书,到了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狂狷之气,可见一斑。

       多年来,在他的寓所,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戒严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等,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愤异常,良久无语。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成行困难。他曾经寄赠对联给自己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濮之珍云:“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青山一万重。”拳拳赤情,令人感泣。他的绝笔诗云:“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台静农难忘即墨老酒

  1936年,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聘请台静农为中文系讲师,台静农来到青岛,租的房子在恒山路,与老舍住宅很近。台静农和老舍常在平度路酒馆“茂荣丰”饮酒,饮的是即墨老酒,饮时要煮热了喝,味苦,有焦煳味,被称作“苦老酒”。酒酣之时,老舍唱几段京剧。

  晚年台静农在中国台湾说:“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立时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

  台静农在文章中写道,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苦老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青岛的苦老酒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上锅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叫作苦老酒。

  台静农在青岛还喝过其他的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不同,但他更喜欢这种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台静农是乡土文学的大家,喜欢即墨老酒,因其风味相似。

       写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谈酒》一文,由青鸟的苦酒到四川白沙的杂酒,浓得化不开的还是那种叫“乡愁”的酒。表达了“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无限伤感与惆怅之情。

 

  斯人已逝,台静农留给我们的背影,既有青年时代的激扬,又有中年时代的沉郁,还有暮年时代的从容。细细品味他的这一生,余味绵延悠长。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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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龙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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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龙江路


       青岛的老马路很少有直来直去的,大多依山势或河流的走势而建。龙江路也不例外,它基本围绕信号山转了半个圈,与同样蜿蜒曲折的黄县路、黄县支路交界。


       黄县支路上的门牌号已经是龙江路了......





 

       在青岛5条以“龙”命名的马路(龙山路、龙口路、龙江路、龙华路、伏龙山路)中,龙江路是最长的。龙江路西起龙口路与太平路交界口,东至华山路,是条曲折的马路,马路一侧是青岛著名景点信号山公园(迎宾馆·总督官邸)。


       青岛湾的渔村青岛,自明代开放为港口称青岛口,清后期发展成市镇,随着人口房屋的增多,市镇向大石头山麓延伸,被称作“上青岛”。德占青岛后,“上青岛”是最早被拆除的村庄,德国总督在这里建了豪华的官邸。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在龙山(即信号山)下修了一条从原总督官邸门前通过的马路,叫龙山路。又在原总督官邸花园前修了一条马路叫龙江路,路名取自当时对黑龙江的简称。5条“龙”路中,有人说这条叫“龙江”的马路与原先的青岛河有关,可是青岛河只勉强算是条河,与“江”毫无关联。


       这个路口通向的是华山路。华山路很短,一端以石阶路与龙江路相联,一端直通龙江路,初期是日本人住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纺织工厂、纺织机械厂、印染厂等十几个工厂组建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其产值占青岛工业半壁江山。在全国仅次于上海,而多于天津,三地当时有“上青天”之称。青岛纺织公司的经理是范澄川,受到共产党思想影响,当时他住在华山路13号,女画家赵仲玉与他同住一楼,分住楼上、楼下,赵仲玉是地下党组织成员,组织通过她与范澄川联系。在青岛解放前夕,范澄川不仅没迁走工厂,自己也留在青岛,并完整保护了公司的近20个工厂。解放后,他曾任纺织研究院副院长。

       许多年里,龙江路上建筑不多,因为它中间很长的一段,一边是原总督官邸的园林,一边是青岛河。

       有人说,青岛河可以算是青岛的“母亲河”,是初期青岛能够形成码头和港口的关键。资料显示,青岛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发源于青岛山,青岛山的水流下来就在如今的青岛39中汇聚,河水沿着登州路、龙江路经过大学路一直流入现在的育才中学流入青岛湾,全长不到2.5公里。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的青岛河还比较宽,河上建了一道石坝,将河水围出一个人工湖,湖周围绿树成荫。石坝的中部呈“凹”型,河水溢出大坝时泻下,如同小的瀑布,在“凹”的底部又形成了一个池塘,人们称之为“下湖”。这段河床比龙江路低下去许多,如同山谷中的溪流,两旁是成片的白杨林,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叫它“白杨谷”,当时有文学社团常在这里聚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政府一时还未入城接管,这里清晨多次发现死尸,据说是敌伪政府把一些“知情人”枪杀灭口后抛尸这里,一时间人们都不敢来这里聚会游玩。
       近几十年,青岛河以被填平,建起了住宅,龙江路上的这段往事便成了历史。

       这里是恒山路和龙江路的交界处,恒山路从黄县路通过龙江路到华山路。20世纪50年代,迎宾馆修了围墙,把恒山路的一段围在了迎宾馆内,恒山路只余下了很短的一段。恒山路、龙江路口有一座优美的建筑,建于1935年,换过多次主人,沦陷时作为伪警察局局长的住宅,解放后长期作为招待所,现在为青年旅舍,还有一家咖啡馆。恒山路与黄县路的路口是文化名人台静农的故居。

 

 
 

 







 

       这座美丽小楼的对面,就是绿树掩映中的青岛迎宾馆了,也就是“提督楼”。


       顺着山势往上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这座赫赫有名的建筑了。由于迎宾馆现在不免费开放,所以只能在婆娑的树影中一窥它的全貌了......

       迎宾馆坐落于信号山南麓,迎宾馆是一座具有欧洲皇家风范的德国古堡式建筑,1905年10月-1907年10月建造,由德国建筑师马尔克设计,施特拉塞尔监督施工。因它是当年德国胶澳总督的官邸。故俗称“提督楼”。

       不过第一任总督托尔帕尔在里面却没住过几天,为什么呢?因为该建筑营造费用过大,达到了近100万马克。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也被议会弹劾下台。换成了新的一任总督。


       迎宾馆是一座具有欧洲皇家风范的德国古堡式建筑,其造型之典雅,装饰之豪华,轮廓线条之优美,色彩之瑰丽,至今仍具居我国单体别墅建筑之前列,作为二十世纪初建造的这种风格的房屋在欧洲大陆甚至德国也不多见了。该建筑气势宏伟,建筑面积为4083平方米,高度为30米,厚达60多厘米的外墙以黄色为基调,局部以花岗岩石料作装饰,石面加工粗朴,正门墙饰以淡绿色、淡灰色花岗岩石,顶部石料雕以美丽的图案,于粗放之中见精巧。米红色筒瓦、蓝色鱼鳞瓦、绿色牛舌瓦铺设的楼顶,使大楼更加精美别致。
       迎宾馆楼地下一层,地上三层,总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是砖石钢木结构,德国古典皇宫庭院建筑。屋顶设计丰富多变,墙身用大量石材料装饰,石雕刻花,券柱式外廊,石砌墙角和檐口,半透明木构墙,使建筑造型独特,气势雄伟,成为青岛近代建筑的奇葩。楼分四层,共有大小房间30个。底层为半地下房间,原为总督仆从及膳食用房。由西门进入既为第二层,习惯称为一楼,内设过门厅、中厅、大厅、会议室、舞厅、餐厅和花房等组成,大厅高为9米,顶部悬以华丽的吊灯。大厅的墙壁上装饰铜雕艺术品和油画,墙下部围以棕色的护板;一侧墙角处是一个嵌着绿色玉石的壁炉,另一角摆放着一架古老的德国三角架钢琴,大厅墙壁上挂有一只钟表是德国著名钟表设计家琼汉斯设计的,它有一个特点是一小时报四次时,每一刻响音乐,整点是敲钟点。整个大厅充满了古朴浓郁的西方情调。第三层习惯称为二楼,原为总督卧室和办公之处,装修的富丽堂皇。由于迎宾馆曾是政府接待贵宾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没有遭到破坏,整个建筑大都保留着原来的模样,里面的家具均为德国原装产品,这是德国一家曾经专为皇家贵族生产家具的家具店,据说至今尚在,编制于奔驰公司。

       这座建筑历经沧桑近百年,曾几次易主。1914年11月日德交战,驻青德军战败离开,此处成为日本历任驻青守备军司令的住处;1922年12月我国收回主权,此处为胶澳商埠督总办官邸,后为国民党历任青岛市长的官邸;1932年沈鸿烈任市长后,不再入住此处,这仅作为接待宾客之用,1934年此处正式命名为“迎宾馆”;1938年--1945年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此处为“国际俱乐部”;日军投降后,又改为“迎宾馆”。
       解放后,作为政府接待的宾馆,迎宾馆曾接待过许多国家领导人和贵宾。1957年7月12日至8月12日,毛泽东主席携夫人江青及女儿李纳、李敏来青岛时居住在此。当年总督住过的房间,亦曾经住过蒋经国、谢胡、胡志明、西哈努克亲王、前澳大利亚总理希尔等领导人。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至1992年,迎宾馆成为青岛市人民政府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客人宾馆,毛泽东、陈云等及国际友人胡志明、谢胡、西哈努克、希尔等都曾在此下榻。
       1999年5月1日,青岛市政府将迎宾馆辟为旅游景点向海内外游客开放,并因此有了个“别名”———青岛德国建筑德式官邸旧址。
       神秘的青岛迎宾馆青岛“迎宾馆”,一座欧式建筑,曾是德国驻青岛的提督府。昔日,袁世凯多次下榻;汪精卫在此召开成立汉奸政府的秘密会议;军阀张宗昌在此馆遭预谋暗算,人们称之为“凶宅”。

       青岛原是一个小渔村,由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天然良港,成为了帝国主义争夺的殖民地。从1891年青岛城市建置到1897年德国人的早期殖民开发,在青岛小鱼山公园附近,后来在青岛信号山山麓建起了总督官邸,由当时德国著名的建筑师拉查鲁维茨进行设计,他按照德国柏林皇宫建筑图纸的原样缩小10倍,仿造建立了总督官邸。整个工程花费5年工期。工艺技术要求十分苛刻,前后有4家青岛的资本家公司承接施工,都因技术要求太高而被淘汰。据青岛老一辈人介绍,当时的木工制作护墙板、门窗等,只要德国监工在木制建造的接缝上能插上刮脸刀片,就算不合格,用斧子砍去重新制作。可见当时工艺技术要求的苛刻。至今一个世纪了,整个宾馆,没有一件木制家具因质量问题出现裂缝和变形。
       1908年竣工完成的青岛德国总督官邸,它的主体建筑4000平方米,除居室以外,有大小客厅、书房、宴会厅、室内花园。其建筑及设施之豪华,在当时大大优于香港、澳门总督的官邸,外部装饰有富丽堂皇的浮雕、雕塑,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总督官邸虽无围墙,但在四周设立着德文和中文的标牌:“私人领地,不准入内”。这年10月20日,巡抚袁世凯来青岛访问,总督托尔柏尔到车站迎接,袁世凯到官邸拜会,托尔柏尔宴请了袁世凯,给袁世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他后来当上了大总统,还在一次宴会上盛赞青岛的德国总督官邸,扬言要在北京天安门前建一座像青岛德国总督官邸一样的欧式建筑,供他享用。袁世凯为近代史上青岛德国总督官邸迎接的第一位中国高官。
       托尔柏尔的继任者叫瓦德克,他在德国大学毕业后参加海军,从士官做到参谋,1908年到青岛任驻青岛的德军参谋长。托尔柏尔离职后,他升任了当时的胶澳总督。同他妻子和儿女住进了这座豪宅。1914年,日本和英国联军开始攻打青岛,一阵激战,孤立无援的驻青岛德国军队战败,瓦德克代表德军投降,黯然离开了这座官邸,全家被遣送回国。但德国皇帝并没因他战败追究责任,反而仍以他作战努力,赐予一枚国家荣誉奖章。
       1922年,中国国民政府收回了青岛,也同时收回了作为日本“胶澳总督办”的原德国总督官邸。1925年,时任奉系渤海舰队司令兼胶东护军使的毕庶澄进驻青岛,带着几个妻妾住进了这座大楼。他的一妻四妾住在二楼,一人一个房间,各配有侍女。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北上,毕庶澄进驻上海,战败后临阵脱逃,跑回了青岛,被当局以“临阵脱逃罪”处以死刑。他的一个姨太太在这座官邸吓得跳楼自杀。后来,曾来青游玩住在这里的军阀头目张宗昌,也遭到过他人预谋暗算。一时间,人称这座官邸为“凶宅”。


       1934年,这座美丽的德国建筑被青岛市政府命名为“迎宾馆”。1935年夏天,国民党中央政府“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青岛机场,从机上下来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早已等候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在机场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仪式。随后,他们乘车下榻“迎宾馆”。在举办的盛大欢迎晚宴上,宋美龄对奉上的正宗西餐佳肴赞不绝口。席间,市长沈鸿烈还将西餐厨师介绍给宋美龄。几天的青岛避暑游玩,使习惯了西方生活的宋美龄流连忘返。宋美龄回南京后,沈鸿烈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了迎宾馆的西餐厨师,令其到蒋介石的官邸报到,后这位厨师成了宋美龄的专职西餐厨师。
       三十年代,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常来青岛视察,国民党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将韩复榘安排在他喜欢的“迎宾馆”下榻。热情款待,酒过三旬,还投其所好为韩复榘招妓助兴。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队节节溃退,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和周佛海等公开投敌成了大汉奸。1940年1月,日本为了在中国成立一个汉奸政府,在青岛“迎宾馆”召集全国各地汉奸开会。日本华北侵略军扶植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王克敏、日本海军部扶植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头子汪精卫、梁鸿志、周佛海等到会,会议确定了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府”,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公开投降日本。原汪伪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金雄白在回忆报告中写道:“汪精卫显得有些憔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肃然走向‘迎宾馆’大厅的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当看到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一些日本驻军官员在场,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脸上挤出了一丝微笑。国歌后他发表了‘中日关系调整前途’的投降日本演说,声音很低,讲话无力。随后,汪精卫与日本高层官员完成了签署手续。典礼在汪精卫讲话后匆匆地结束,在‘迎宾馆’门口,汉奸们和板垣征四郎及日本驻青军官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金雄白的回忆录中形容道:“这张合影,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公开投降日本悲剧的序幕。”
       汪伪会议在青岛召开的当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立刻发布了通缉名单,汪精卫赫然排在名单之首。此时,日本政府并没有马上公开宣布支持汪伪政权,他们还和重庆蒋介石方面保持着联系,目的是想拉拢蒋介石投降日本。在当时,汪精卫对日本劝降蒋介石,感到非常紧张。按照周佛海所讲,他听说日本想劝降蒋介石,从没有睡好觉。他知道如果蒋介石与日本媾和,自己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日本想劝降蒋介石,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直到1940年11月30日,日本见蒋介石不从,才决定正式承认汪伪政府。


       南京档案馆的资料中显示:1940年1月11日下午4时,汪精卫刚到青岛,下榻在青岛“迎宾馆”103房间。大汉奸周佛海、伪青岛市政府市长赵琪和青岛市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姚作宾,神情紧张地交给汪精卫一封刚收到的密告信,汪精卫接过密告信看后,心里十分恐慌。密告信透露,蒋介石已命令军统特务潜入了青岛,准备暗杀汪精卫和周佛海,以破坏他们的会议,汪精卫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起了步子。这时,伪市长赵琪赶紧拨通了伪青岛市警察局局长陆梦熊的电话,告诉他了密告信的内容。陆梦熊迅速赶到了“迎宾馆”,连夜部署军警和青岛帮会,把“迎宾馆”围成了个“铁桶”,严加防范。此时,汪精卫和周佛海又命令手下的特务头目李士群立刻赶赴青岛,在青岛伪市府的协助下,进行更加严密的清查部署,在“迎宾馆”周围增设了森严的戒备。同时,买通了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王天木,并在日本青岛宪兵队的协助下,破获了这支军统派遣的特务组织,使这次暗杀活动失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专程到了青岛,下榻在“迎宾馆”,会见了汪精卫等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最终全国各方汉奸云集青岛迎宾馆开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达成卖国共识,投降了日本,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伪“满洲国”还在青岛设立了领事馆。


       在青岛档案馆的档案中,还记录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驻青岛的特高课组织的一个秘密邮政检查组,就住在青岛“迎宾馆”二楼北侧的一所房间内。日本军青岛宪兵总队在青岛实施了一项秘密制度,即所谓的“邮政检阅”。日军随意没收、扣押、删除当地信件,阻碍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限制通信自由。由于青岛从1890年沦为殖民地,日本为防止其他国家的在青人员和国民党要员反对日本,实行了每日秘密通信检查制度。青岛“迎宾馆”,是伪青岛市市长赵琪、青岛市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兼社会局局长姚作宾、伪青岛市警察局局长陆梦熊和伪青岛市法院院长戚运机等汉奸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进行密谋,发现可疑信件,配合日本军一起抓获抗日志士。
       当时,由于邮政的国际性和特殊性,起初日本军还不敢立即全面接管青岛的邮政事务,但日军已经悄悄派遣宪兵进入邮局随意检查邮件和报纸刊物。日军制定的邮政检阅制度,是由日本青岛宪兵队具体实施。据原日本青岛宪兵队次长斋藤一郎在战后的审判中供认:“在青岛迎宾馆设立的邮政秘密检查组,采用秘密手段检查青岛往来的电报底稿、信件,以此发现可疑线索和侦查逮捕发信人,是日本青岛宪兵队实施邮政检阅破获案件的主要手段。”

       在青岛“迎宾馆”后院的地下室里,有一座水牢。据考证,这座水牢是1919年,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到任后设立的“地下监狱”,以专门关押反日的中国人。建筑设施为花岗岩砌成,内有两处9平方米的刑讯室和一处半圆形的水牢。刑讯室门旁还设有“送饭窗”。水牢深达2.8米,半径3米,并有地下水道。阴森恐怖的水牢低头往下看时,黑洞洞一片。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爱国志士因从事抗日斗争,被关押于此倍受凌辱和折磨。这座水牢无疑是日本残暴统治青岛的罪证。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公开与英国和美国宣战。青岛中山路1号的“国际俱乐部”收为军用,“国际俱乐部”迁至“迎宾馆”。在青岛的英美人士被关进了当时的潍县集中营,日本人怕遭到暗杀,一般不来青岛迎宾馆玩乐,只有德国和其他国家驻青岛的达官贵人到此玩乐。直到1945年,陈公博继任汉奸政府主席,来青岛视察,仍住在青岛“迎宾馆”,四周还进行严密的防范戒备。


       抗战胜利后,“国际俱乐部”迁回中山路,这里仍做迎宾馆,国民党当局蒋经国等人来青岛就下榻在这里。这一时期,在青岛“迎宾馆”还举办过欧洲的各类画展,但只有达官贵人才得以迈进这座大楼观赏。


       解放后,青岛“迎宾馆”周围建起了围墙,作为青岛市政府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宾馆,仍不对外纳客,岛城人可望不可即。多少年来,迎宾馆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建国后的青岛“迎宾馆”以接待国家元首和中外贵宾而名闻遐迩,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57年夏,毛泽东主席曾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一进门的南侧103房间,就是毛主席所住的房间,他在这里写了《夏季形势报告》,为在全国掀起反右斗争撰写此文。在里面的会客厅他还召集进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来青岛也曾下榻过青岛迎宾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青岛“迎宾馆”这座昔日的总督官邸正式对外开放了,曾经神秘的青岛“迎宾馆”,正以它独有的魅力,诠释着青岛走过的岁月。

       在龙江路与恒山路的交界处,还有另一条路的起点——龙山路。青岛的信号山公园、龙山地下商城都在这条路上......

       继续沿街向下走去......







       龙华路......

       从这里望去,可以看到青岛的另一处的是古堡建筑——江苏路基督教堂。

       好别致的酒吧......

 
 



 

       终于到达了今天重点探访的目的地——龙江路7号,这里是老山大校长——赵太侔的故居。

       赵太侔(1889—1968)中国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原名赵海秋,曾用名赵畸,太侔为其字,后来即以字行(也有说法认为他又名赵畸,字海秋)。山东益都(今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原以戏剧创作与教授著名,后脱离戏剧工作,曾任山东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执教引。


       在这个路口,龙江路再次与黄县路纠缠在了一起......
 

       叶石荪、王国华等文化名人也曾住在龙江路上......



       古老的建筑诉说着历史,盛放的鲜花昭示着现实...... 

 


 

       龙口路与龙江路的交界......


 

 




 
       参天的梧桐现出生命的活力,当年种植它的主人却早已飘然离去,也许连姓名也不会再被人提起,只有这些小楼在默默地回忆着它们当年的主人,以及喧嚣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小时候常见的路牌,比现在满大街都竖着的现代化路牌多了许多回忆与意境......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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