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夏南京培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展馆

      他15岁时，家贫辍学，正逢在西北军任职的堂叔吉鸿昌回乡省亲，受其影响，吉星文弃学投军，从此走上行伍生涯。1926年，不满20岁的他只身到灵宝县文地镇，由19师师长吉鸿昌介绍，到宋哲元旅当骑兵。因其刻苦钻研军事，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连长。

      1933年3月，他参加了长城要塞喜峰口对日作战。该处地势险要，日军经常来骚扰。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逼河北迁西县北部的长城重要隘口喜峰口。宋哲元二九军受命增援，赶赴长城御敌。3月11日，任37师109旅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接到命令，驰援喜峰口，带兵袭击敌后。双方激战，战事十分惨烈。面对强敌装备精良，二九军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实施近战夜战，出奇制胜，挥舞大刀，痛歼顽敌，威名远扬。3月11日深夜，吉星文率兵出击，他们身背令敌丧胆的大刀，由当地樵民猎手引路，冒着大雨，接近日军前沿阵地，出其不意地偷袭了正在酣睡的日军，他们挥动寒气逼人的大刀，令敌魂飞胆破，斩杀了300余人，并夺获日军坦克一辆、大炮20余门。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于次日凌晨攻战王家、瓦房等村，将村中敌人全部歼灭。3月12日，为防止日军卷土重来，吉星文激励全营战士：“只有拿铁血来洗国耻，收失地，为国家效命。”在随后的战斗中，吉星文作战骁勇，多次与敌展开肉搏，击退敌人进攻。因此次胜利，吉星文被提升为219团团长。二九军长城抗日，声名大振，狠狠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嚣张气焰，作曲家麦新为此专门谱写了二九军大刀队的战歌《大刀进行曲》，唱响了长城内外。

      第二部分 日军入侵南京与中国守军南京保卫战：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同时制订了守卫南京的计划，任命唐生智为卫戍司令长官，投入10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约20万的日军部队展开了攻占南京的“竞赛”。中国守军在装备差、部队建制不全、条件艰苦的状态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利，南京沦陷。

      1937年12月，饶国华的遗体由民生公司的“民俭”轮，沿长江运送回川。饶国华遗体途经各地，各界人民自发举行了公祭大会。四川、重庆各界群众集会悼念这位骁勇战将。芜湖、宜昌、万县、重庆、成都及资阳等地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公祭大会；国民政府、各战区长官部、各机关学校、民间团体等也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各地报纸连日用特写、专题、评论等形式作了大量的报道：《二千余人吊国殇，各界追悼饶国华》、《饶国华忠骸抵渝，本市各界今到江干迎祭，殉国经过可歌可泣，雍容遗像万人争睹》、《悼饶国华将军》……各界敬献的花圈、祭文、挽联“罗列夹道、触目墨花、婉如泪点、香绕烛泣、哀悼忠魂。”家乡资阳更是拦灵公祭，表达了他们对抗日英雄的崇敬心情。12月12日，重庆市江北巴县各界追悼饶师长暨全国抗敌卫国将士大会，于当天上午在重庆市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到会民众万人以上，情绪悲壮。12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饶国华英勇事迹，同时追赠陆军上将军衔，准予国葬。

      1938年1月4日，遗体运抵资阳，县长带领各界几千人去迎接，接受家乡父老的膜拜和祭奠。下午两点多钟，灵柩才回到下西街66号的家，全家披麻戴孝跪迎。当时，全城百姓摆香案，挂挽联，哀哭声不绝于耳。饶国华的遗体在家停了一段时间，1月23日，以国葬标准下葬宝台镇协议村甘溪沟。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对饶国华等爱国将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八个月中，陆空方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日军对南京的第一次空袭：日本人最先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是8月开始的大轰炸，因此南京保卫战其实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1937年8月15日，即淞沪大战的第三天，日军战机便开始对南京实施大轰炸。9天前的8月4日，日本军令部次长已经向在华的第三航队司令部发出了战斗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制定攻击南昌、南京、句容、蚌埠、广德和杭州的空袭计划。首次攻击南京的是第一联合航队的木更津航空队。据笔者查阅到的，日方第一次轰炸南京的飞机共20架，由林田少佐指挥，上午9时从日本本土的大村空军基地起飞，横跨东中国海，直抵南京。下午2点50分到3点半之间以南京机场为主要目标实施了轰炸，晚上9点20分才回到本土，被我方击落4架。

　　8月16日，日机再次准备袭击南京，由于海上台风起，日军机临时改为轰炸苏州机场。两天下来，日军机损失很大，担任空袭南京的木更津航空队由20架飞机减少到了8架，“这是由于在恶劣的气象下，断然进行白天和黑夜低空攻击的缘故”，日方这样称。损失数量如此之多，给日军的心理上打击很大，“由于牺牲的增加，使对渡洋轰击产生不安情绪”。于是，日大本营调整轰击战术，尽量少用本土的军机进行隔洋袭击和低空轰炸，改用驻台湾机场的军机飞抵中国大陆。

　　此间，中国空军尚有战斗力，因此日军机轰炸南京，中国军机除了出击迎战外，也向日本在上海的部队驻地发起攻击。那些日子里，京沪杭大地的上空，真正是演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日大空战。至18日前，双方不分胜负，虽然中方地面损失很大，但也消灭了日空军的有生力量。19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原因之一是日海军成功破译了中国空军的部分密码，故能迅速准确地察知我军战机的移动和集中情况。日军19日下午开始轰炸南京城里的火药库，随后又在黄昏时轰炸了军官学校和兵工厂，同时还袭击了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好在南京的对空防御设施尚有还击之力，这一要害部门并没有惨遭严重破坏。

      中国护送日本侨民撤离南京：日军的轰炸机是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就在这时候，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同时一起撤离的日本侨民团参事庄司得二在他撰写的《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第二天，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庄司得二回忆说： "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脱离战火而高兴欢呼，但中国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乐以琴 （1914年11月11日―1937年12月3日） ：别号一忠，四川芦山人，中国空军飞行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著名的抗日英雄。曾一次空战中击落敌机4架，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的奇迹。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位空战王牌飞行员，抗日战争中他总共击落敌机8架。四十年代小学国文课本中专有一篇纪念他英雄事迹的课文。乐以琴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并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有“空中赵子龙”、“江南大地之钢盔”之美誉。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现安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14日下午，早已潜伏在河南周家口机场的第4大队，接到命令全队紧急飞往杭州笕桥机场和安徽广德机场参加上海保卫战。而此时，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空军，派出了两队共18架轰炸机，分别偷袭笕桥机场和广德机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21中队率先对日本空军展开了空中打击。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击落日机3架，其中两架都是高志航打下的。乐以琴所在的22中队和23中队赶到广德机场时，机场已遭敌机轰炸。八一四空战第4大队狠狠打击了日军，更严峻的空战在等待着中国空军。

      第二天，日本海军航空队派出了34架飞机直扑笕桥机场，第4大队起飞迎战。乐以琴驾驶着2204号战机首次与日本空军交战就显示出他出色的本领。他沉着、机智、敏捷地驾驶着战机犹如蛟龙般在敌机中穿梭，看准时机扣扳机，一串子弹射向敌机。敌机应声冒烟栽下去，乐以琴旗开得胜打下了一架日机。大队长高志航、23队梁添成也分别击落敌机一架。越战越勇的乐以琴抓住时机再次对准日机猛烈开火，亲眼看见被他击中的敌机在空中爆炸成碎块坠落下去。日军航空队被中国空军第4大队打得四处逃窜。乐以琴紧追逃跑的敌机，从杭州的笕桥一直追到绍兴曹娥江上空，乐以琴把最后的子弹都射向了敌机，又打下了两架日机，一架栽入曹娥江中，一架坠落于山麓中。空战结束后，乐以琴不解气地对战友王倬说：“他妈的，我打下一架日机后，怒火未息，我摸摸自己脑袋还在，身上也没有出血，反正自己已经够本了，于是又向第二架、第三架日机追去并瞄准开火，直打到第四架往下掉的时候，两挺机枪里的子弹已打完，汽油也用完了，只好放其他敌机逃生。”

      八一五空战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6架，乐以琴一个人就打下4架。中国空军首战大捷，一时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报道了此次战况，美国报纸称“高志航首建奇功”，苏联通讯社报道“乐以琴一口气击落敌机4架”。一次空战中单机击落4架敌机是抗战时中国空战史上的奇迹，这真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灭日本人的威风。人们把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梁添成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

      当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上海抗日战场人人奋勇杀敌，7天之内竟击落日机60余架，乐以琴一人就打掉敌机8架，创下辉煌战绩。他所驾驶的2204号座机成为令日本空军闻风丧胆的克星。曾有战友劝乐以琴变更机号麻痹敌人，他却答：“以身许国，本是男儿分内事。岂能希图保全自己而变更机号，而向敌人示弱呢。”

      按国际惯例，凡在空战中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飞行员被称作“王牌飞行员”。八一五空战乐以琴击落敌机4架，1937年8月21日，乐以琴奉命阻击日机，在上海西郊又击落两架敌机。从1937年8月15日到21日，仅仅7天的时间，乐以琴就打下了6架日本飞机，因而乐以琴是我国空军史上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淞沪会战时，乐以琴奉命飞往浦东，在张发奎炮兵阵地上空与日机作战，他的战机不幸中弹，失去控制。乐以琴从4000多米的高空跳伞，然而日军却不顾国际公约，对丧失战斗力的乐以琴开枪射击。幸好没有被日军击中，乐以琴着陆后被当地民众送回了基地。随后，乐以琴调防南京。

      当时我国不能自己制造飞机，从国外购买的战机跟不上战场上的消耗，因而中国空军战机越战越少，到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能飞上天的战机已不足20架。12月3日，中国空军只有乐以琴和董明德两人升空对付数十架日机。面对众多的敌机，乐以琴毫不畏惧，他用娴熟而高超的飞行技巧在敌机中穿梭飞行，他使两架企图左右夹击他的日机相互碰撞，日机在空中爆炸而亡。激战中，乐以琴的战机中弹，飞机冒着浓烟向下坠落，他被迫弃机跳伞。有上次跳伞被日军在空中射击的经历，乐以琴决定冒险推迟打开降落伞的时间，这样可以缩短在空中降落的时间，减少被日军射击的机会。不幸的是开伞时间晚了一点，他落地时头部受重伤去世，年仅23岁。

      戴广进（1914－1937）：安徽合肥人。 空军第4大队第23队少尉飞行员。 1937年9月19日，在南京青龙山空战中， 架机穷追敌寇，中弹殉国。

      戴广进家祖籍在合肥南郊戴家花园，家中薄有田产。1932年，上海“1·28”事变，十九路军奋勇抗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考进光华大学不久，适逢杭州笕桥航空军官学校招生，他立志投笔从戎，退学报考航校。当时，他的父母希望他能留在大学深造，对其报考航校力加劝阻，但戴广进不为所动，说：“我就是要报考航校，抗敌御侮，即使牺牲，也是光荣的。”父母尊重他的意愿。戴广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航校六期，1936年10月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编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二十三中队，任战斗机驾驶员。他立志报国，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将为国捐躯，弟应加倍敬奉双亲，勿以我为念。

　　戴广进参加过1937年“8·14”对日寇的首次空战，以后在京、沪、杭上空，多次与日寇厮杀。一次，掩护轰炸机去长江口轰炸敌航空母舰，遇雾失群，被敌机包围。他镇静如常，相机应对，在左冲右突不得出围时，他关上油门，对准敌机猛撞，想与敌机同归于尽。敌机退缩闪让，他趁势占领高空，向敌机群扫射，击退敌机，安然返航。1937年9月18日，为“9·18”国耻日六周年，中国空军从南京起飞，对上海日军阵地进行彻夜大轰炸，敌损失惨重。9月19日，日寇为了进行报复，从舰上起飞轻轰炸机19架，战斗机12架和水上侦察机多架，杀奔南京。我方空军出动21架战机迎敌。戴广进所在的23中队，由队长毛瀛初率领，在南京郊外的青龙山上空发现敌机群。敌机两层配置，轻轰炸机居下，战斗机居上。毛瀛初队长指挥赖名汤等四名队员对高空敌战斗机进行警戒，他亲自率领戴广进、王殿弼两名队员，向敌轻轰炸机群展开攻击。敌轻轰炸机第一分队的两架僚机，首先中弹，向右下方脱离。我战斗机又集中火力向敌领队的长机进行射击，只见一束束子弹射向领队的长机，但未击中要害，敌机碎裂的残片却正巧击中了紧追而来的毛瀛初战机，毛瀛初战机左下翼被撞破，而且子弹也已打完，不得已退出战场。这时，戴广进、王殿弼与敌机群缠斗，王殿弼奋战得脱，而戴广进在与敌机激战中，因油箱中弹起火，机身坠落，以身殉国。在这次战斗中，我方空军击落敌轰炸机四架，毙敌飞行员两名，生擒五名，我方空军健儿牺牲四名。

　　戴广进牺牲时年仅23岁，航校毕业不过一年。他的生命历程是短暂的，但却发出耀眼的光芒。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中国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912年，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魏特琳日记：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见证灾难：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临危受命：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危机重重：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忠于职守：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情深义重：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他们，给他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与包抄。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大义凛然：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荣誉抚慰：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林,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 。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在她葬礼的同一天，金陵女大的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悼念仪式，国民政府也在获悉魏特琳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哀悼，并授给他一枚精致的银质奖章。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是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以及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拉贝日记》是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记录。时间跨度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写作日记之外，拉贝还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说明。它的出版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它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定其可信度。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有力证词。

      1908年，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1931年，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开始书写《拉贝日记》。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其中“西门子”难民收容所为拉贝租住的院子。“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膜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 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1938年的新年，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约翰·拉贝宅邸的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的大红绸布。同年2月拉贝离开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拉贝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三色彩玉勋章。

      拉贝1938年1月16日在日本大使馆便宴上的发言中说：“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第三部分 日军入侵南京与中国守军南京保卫战：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同时制订了守卫南京的计划，任命唐生智为卫戍司令长官，投入10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约20万的日军部队展开了攻占南京的“竞赛”。中国守军在装备差、部队建制不全、条件艰苦的状态下，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利，南京沦陷。

      南京保卫战外围战役：1937年11月8日，日军兵分两路直逼南京：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之第九、十三、十六师团主力尾随我国左翼部队沿沪宁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之第六、十八、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全部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企图切断我军退路。

      11月中旬，我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部共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奉命千里迢迢由四川赶赴广德、泗安、长兴一线，迎击侵略军。与此同时，第五十七军某部从河南直赴前线，该部第一一二师和由上海撤下来的第一○三师奉命固守江阴，以江阴要塞为依托，阻敌继续西进。

      11月30日，广德失守，日军逆向南京右侧背迂回，形成对南京东南至西南面的包围。12月1日，江阴要塞失守。4日，日军完成了对南京东面的包围。这样，南京的第一道防线———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之线暴露在敌军的面前。

      我军自决定固守南京后，将在宁的教导总队、首都警备部队和由上海战场调回南京正在整补的第七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军以及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编成卫戍军战斗序列，同时又命第二军团徐源泉部由湖北星夜兼程开赴南京。我军投入南京保卫战的总兵力共十余万人。

      12月8日晚，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战垣阵地继续抵抗，同时采取措施，决心背水一战。9日起，敌军结束外围战开始进攻南京城。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战役背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方面在上海的不断挑衅，深感位于上海的日本驻军是对于整个东南沿海省份的巨大威胁，为了确保民国政府重要的财税来源和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让中日战争获得国际间的注目，并希望借由国际压力逼迫日本停止华北的进攻。

      8月11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向上海的日本租界发动进攻，随后因作战不利逐渐自各地加运部队至上海；随后因战局僵持，中日双方均调集大量军队投入这一战场。国民政府前后共计投入70万部队，日本方面亦前后增援30万兵员左右。日方从战局僵持到后期登陆杭州湾取得战场主动权，最终取得淞沪会战全面优势。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

      国民革命军在面临前后夹攻因此下令全线撤退，10月末决定迁都，11月，仍留南京的军事委员会也移至武汉。至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临命600号（统制线）”，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为苏州、嘉兴连结之线以东，只扫荡上海附近之敌，不准进取南京。9日，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虽然锡澄线上的江阴保卫战对阻击日军海军逆江而上进犯内地有重要意义，但南部无锡的快速陷落使锡澄国防线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松井石根在未报请日本统帅部批准的情况下，下令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南京。12日，上海全部陷落。13日，日军舰15艘入长江。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庆。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任职命令24日才发表）。22日，松井石根正式向参谋本部呈报，主张“必须攻占南京”，并表示“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两个月以内可以达到目的”。24日，当时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规模，据一般估计，均可守一相当时期，而各方且又相信苏嘉线工事可能发生作用，故各机关及私人撤退，无一定计划，及至京沪战事急转直下，若干人已无法撤退。松井石根制定《第二期作战大纲》，决定12月上旬进攻南京。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指第5号（第二统制线）”，废除临命600号统制线，华中方面军之作战区域扩大到无锡、湖州一线以西部分地区。28日，随着无锡、常州、广德的沦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南京追击。

      战役过程：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是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下达大陆令第八号：“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其后，日军占领镇江、句容、溧水，突破南京外围及复廓防御阵地，直逼南京城垣。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空前的拼死决战。南京保卫战开始，蒋介石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8.1万国军抵抗作战。4日，在句容以东40里的地方，在江南灰色阴沉的冬日中，日军便衣侦察队与国军前哨部队发生了短暂的交火，南京作战外围战从此开始了。5日，日军的各个小部队开始从间隙穿插与国军第66军发生交战，在几处阵地上甚至出现国军全部打光的壮烈场景。7日，日军兵临城下，松井石根司令官从空中投函唐生智劝降。唐生智不予理睬，继续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日军三路进攻势如破竹，南京外围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就突破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作为回答。企图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死战。10日，日军发起总攻，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9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83军的第156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66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103师及第112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156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方面，日军2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88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18师团占领了芜湖。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导总队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惟其右翼部队攻占了第2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16师团进攻容易及适时切断守军的东退道路，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13师团中调山田支队（第13师团兵步第103旅团长山田指挥的步兵3个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从第16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日军第10军的第114师团及第6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88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114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88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6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2团的1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北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占领芜湖的日军第18师团因转用于杭州方面，不再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

      12月12日，从拂晓开始，日军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集中轰炸，城墙四周房屋倒塌，城墙洞开。战至中午12点，雨花台被日军占领，紫金山第二峰沦陷，中华门和中山门被日军突破。成千成百的中国士兵在没有长官指挥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敌人。

      撤退：南京保卫战期间，蒋介石所在的武汉大本营对南京的战况也极为关注，每日均有询问及指示的电报，当蒋介石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作战，南京外围主阵地带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逼城垣时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感局势危急。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遂于12日凌晨2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是日，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长谷川部队在南京中华门外准备总攻击的一刻。

      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日军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遂即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蒋介石曾在12月11日致电守军司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本来南京国军司令唐生智在战前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并没有控制船只。但是唐生智突然在12月12日下令阵前撤退，从后面的结果来看，其所制订的撤退计划毫无可行性可言，并且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并且在撤退安排上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甚至也没有人通知担任督战任务的第36师。结果第36师为了阻止国军各部队撤退，双方还发生了交火。马嘶人喊，人员嘈杂，伤兵勉强拄着棍子也跟在后面。码头上的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没有船。幸亏第74军司令俞济时有路子找了1艘小火轮1次可以装300多人，经过12日1夜的忙活拉走了第74军的5000多人（后又有2000人归队），第88师第264旅的辎重营在下关控制着一批木船把第88师抢运出去2000多人，教导总队突围4000人，第36师突围3000-4000人（南京大屠杀60年祭专辑给出的国军突围撤退的数字是32144人）。

      溃败：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国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12日下午即率其第41师和第48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36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36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3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83军第156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4艘）也于12日夜驰去大通，12月13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16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16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宪兵代司令萧山令（唐生智撤退后由萧山令代理国家宪兵司令一职）指挥未渡宪兵，辗转冲杀，终以弹尽援绝，力竭阵亡，以自己的义举，实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日军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12月14日，根据中国大本营的指示，唐生智在临淮关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激战紫金山：防御紫金山12月9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紫金山防御战打响。11月底，南京守军教导总队奉命防守岔路口、紫金山、孝陵卫、中山门、太平门地区。12月9日拂晓，敌人集中兵力攻击紫金山东麓老虎洞阵地。教导总队第五团罗雨丰营利用构筑好的阵地，以密集火力退敌。敌空军投掷大量炸弹，炮兵不断轰击，步兵连续冲锋。下午，守军牺牲过半，营长罗雨丰壮烈殉国，守军不得不向紫金山第二峰后撤。10日至11日，敌人向紫金山第二峰、陵园新村、孝陵卫西山主阵地发起猛攻。敌空军也常来轰炸助战，坦克、步兵一齐出动，战场硝烟弥漫，枪炮声震撼山谷，双方伤亡都很大。鏖战至12日下午6时，第二峰西山阵地被敌攻占;防守陵园新村的第三团退守天堡城、明孝陵东侧高地。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擅离总队部，致使紫金山落入敌手。

      血战光华门：12月9日，教导总队与日军激战光华门。拂晓，日军进至光华门外，占领大校场及通光营房。守卫光华门的教导总队第二团第一营官兵立即紧闭城门，垒起沙袋。日军用野山炮将光华门打穿，泥沙外泻，有少数日军从泥沙上爬入，很快被守军歼灭。10日上午，中国守军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增援光华门及通济门。敢死队用绳索从城墙上吊下，用机枪和手榴弹把进入城门洞的敌人消灭。城外守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和二六一旅奉命从黄昏开始进攻光华门之敌军，奋战几小时，退敌进攻。旅长易安华、旅参谋主任倪国鼎等30余名官兵为国捐躯。晚，光华门城垣守军以大量手榴弹痛击第二次入城敌人。夜，守军谢承瑞团长将开口的汽油桶从城墙上丢到城门洞口，投下火种，火烧敌人。11日拂晓，谢团长派一排战士，用十几挺轻机枪同时扫射，全歼隐蔽在外廓城门洞内之敌，光华门、通济门转危为安。

      死守雨花台：12月11日，日军的进攻重点转向中华门外的雨花台。负责防守雨花台的是右翼阵地88师262旅和左翼阵地88师264旅。从12月9日到11日，雨花台阵地不断受到日军的进攻。262旅和264旅凭借地形殊死抵抗，寸土未失。日寇的进攻在11日达到最激烈的程度。雨花台守军的伤亡越来越大。262旅旅长朱赤少将和264旅旅长高致嵩少将手中再也没有一兵一卒可供投入战斗，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援军。战斗进行到12日凌晨，伤亡惨重的守军依然牢牢控制着雨花台。日军暂停了进攻，调集重炮和飞机轰炸262旅阵地。炮声停止后，蜂拥而上的日军步兵再也没遇到抵抗。守军262旅全军覆没，旅长朱赤少将殉国，时年37岁。此时，雨花台右翼264旅的坚守更加艰难。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已冲上阵地，与守军短兵相接。混战持续到下午。264旅阵地失守，旅长高致嵩少将阵亡，时年39岁。

      雨花台失守，日军取得了制高点，继续向中华门进攻。至12日，守军74军51师302团团长程智殉国。但中华门守军依然死战不退。下午5时许，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撤退。撤退令下达后，各军师长大多未回部队，只是打电话将命令下达后就各自跑掉。守军各部纷纷退向挹江门，形势大乱。

      在大多数部队溃退之时，紫金山教导总队阵地依然战斗激烈，光华门上第二团仍然在竭力反击。当撤退令下达到第二团时已是13日凌晨。教导总队立即奉命转移。伤病交加的谢承瑞团长就在此时牺牲在阵地上，时年33岁。

      血战光华门：1937年12月9日拂晓，日军第9师团胁坂部队趁5师87师换防，抢占光华门外的大校场和通光营房，随后连续数日，日军飞机、野山炮和坦克不停地猛烈轰击光华门。城楼被炸飞，80米段的城垛被炸平。10日下午5时，日工兵第9大队在对光华门东南角残墙实施爆破，日军百余人从被击穿倒塌的城门沙袋掩体工事中冲入光华门，胁坂36联队伊藤善光少佐将太阳旗插在南京城头。光华门成为最先被日军突破的地点。消息传回日本，日本立刻举国若狂。担任光华门防务的中国守军，以大量集束手榴弹、机枪和步枪与日军展开激战，在短短数小时内整连整营编制的中国官兵大批伤亡，终于夺回城门、堵住城墙缺口。中国军人又将汽油桶抛下，纵火焚烧据守在城门洞里的日军。12日，光华门再度被日军突破，被守军谢承瑞团长亲率战士用十余挺机枪的火力，将第二次入城的日军悉数歼灭，并用沙袋重新堵塞缺口。当夜，中国守城部队撤退，胁坂第36联队占领了残破的光华门。

      光华门是日军攻打南京时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日本方面对南京光华门争夺战印象颇深，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军在光华门外城墙下树立墓标，凭吊战死者，还在光华门一侧书写“和平”两个大字。还组织有关材料编成军事教材广为宣传。光华门是朝香宫鸠彦王等日本军政要员到南京参观、巡视、凭吊的必选之地。光华门作为“战绩”保存，原状保护，没有进行修复。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南京市工务局修补了被日军炸毁的城墙豁口。

在南京保卫战中，无数将士为国捐躯，在南京保卫战中直接参与了光华门之战的就有四位将军以身殉职。让我们一起记住他们：

      萧山令（1892-1937）：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南京市长等，字铁侬，湖南益阳人。1910年入陆军小学。次年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回湖南蔡钜猷、贺耀祖部任连长、营长、团副、参谋等职。1928年任益阳县县长。1929年1月任首都宪兵司令部中校参谋，1930年升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总务处处长，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1936年3月攫升为少将参谋长。1937年11月中旬宪兵司令谷正伦赴武汉就医，升任宪兵司令部副司令，成为南京宪兵首脑。旋首都卫戍司令部成立，长官唐生智命令其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暨南京市市长，以便宪警协调行动。因积极组织修筑野战和城防工事、维持市内秩序等，颇受好评。12月，南京保卫战开始，所属1万余名宪警除负责防守城内重要据点外，还协助防守上新河、雨花台、光华门等处复廓阵地，光华门战斗最激烈时清凉山宪兵部队曾被调遣驰援。12月12日上午城防危殆时，命令宪兵增筑城内街垒工事，准备巷战。下午奉命撤退，并殿后督队。夜于仪凤门外又指挥宪警与追敌激战，渡江时为日军汽艇机枪扫射身亡。后追晋中将。

      易安华（1900-1937）：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字福如，号济臣，江西宜春人。江西省立第八中学肄业。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宪兵科。次年毕业，任军校宪兵教练所见习少尉队长，后调任中央宪兵团排长，参加北伐。1927年升任浙江警备司令部第三补充团上尉连长。1928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次年入中央教导队。毕业后任教导第一师第一团上尉连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升任少校营长。次年，教导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七师，任该师第二六一旅五二二团中校团副。1932年赴上海增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年冬，升任该团上校团长。 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随八十七师围攻上海市区日军阵地，毙伤大量日军，遂任该师二五九旅旅长。11月，奉命撤离上海。后于镇江任戒严司令。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中华门右翼阵地。9日，日军猛攻光华门、通济门、雨花台。10日午后，第九师团部分日军冲入光华门，占据沿街房屋。乃率部与该师二六一旅经过8个多小时血战，全歼入城日军。易安华与二六一旅参谋主任倪国鼎等30余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谢承瑞（1905-1937）：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江西南康人。1927年10月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攻读陆军专业，1930年1月毕业。1937年时为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所部与八十七师二六O旅防守工兵学校。9日，防守淳化的五十一师败退回城，在尾追的日军第九师团的猛攻下阵地失守，遂退入光华门与八十七师、一五六师、宪兵教导二团等坚守城垣，并迫退城外日军。10日，光华门两次被突破，但入城日军均被歼灭，有少量残敌隐藏于城门洞内。遂建议组织敢死队清除残敌获准。半夜，从箭楼上将汽油桶摔到门洞口，点燃烧敌，并亲率教导二团敢死队打开城门，与从城上缒下的一五六师敢死队前后夹击，敌人悉数被歼，且俘获一人，原本抱病参战的谢承瑞为火焰灼伤。此后坚守光华门。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后追赠少将。

      黄纪福（1902-1937）：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七旅上校副旅长，广东梅县人。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后入第十一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1936年在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任团长。1937年率部在刘行、广福等地奋勇抗击日军，予敌重创。12月，任四七七旅副旅长，参加南京保卫战，在汤山拒敌。汤山失守后经麒麟门退大水关集结待命。10日随一五九师调驻明故宫，策应增援光华门的一五六师。12日，南京失守，随六十六军经太平门突围，沿途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追赠少将。

      南京大屠杀·轰炸：日军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对南京周边地区的狂轰滥炸。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站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这一天，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2联合航空队（1937年9月10日刚刚从大连转场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上午8时15分，警报声大作，江阴要塞瞭望台报告：大批敌机正自下游向江阴飞来！海军各舰炮手均各就各位。几分钟后，只见一个由33架敌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在3000米高度向西南飞去。这天正是著名的“9·19空战”日，敌机被我空军第四大队击落4架，击伤1架。中国空军后来的传奇人物刘粹刚自此一战成名。 9时20分左右，警报声又起，海军见1小时前西飞的敌机群正杂乱无章错落地返航，料定必是被我空军击败，便以排炮“欢送”。敌机惊魂未定，无心恋战，未发一枪，未掷一弹，均高速向东逃窜。下午2时30分，又传来警报声，见敌机28架，又在南京被中国空军击溃。这次，该机群未敢沿江飞行，绕开中国高射炮火有效射程返航。

      南京大屠杀·屠杀

      大规模集体屠杀：进城兵力约50000人，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人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杀人竞赛：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强奸：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文化掠夺：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第四部分 国际安全区不安全：南京沦陷前夕，数十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南京，利用其中立国国民和红十字会委员等特殊身份，创建国际安全区和难民营，在保护难民生命财产、抗议和阻止日军暴行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南京国际安全区：1937年11月22日，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仿照de Besange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他们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南京）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

      中国政府承认了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但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对南京城长达数月的屠杀中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的生命。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难民还家，并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但实际上杀戮依然在继续。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1937年11月22日，随着战事临近，部分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当选为主席，马吉为委员，着手准备难民救济工作。从日机轰炸南京开始，马吉就忙着救助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和上海方向逃过来的受伤难民。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红十字会对伤员的帮助也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挠，马吉随时跟着救护车，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汽车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抢走。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到处抢劫杀人，尤其强奸城内妇女的兽行更是天天发生。因马吉住的道胜堂为美国财产，日军不敢肆意胡为，因此成为了中国妇女的避难所，这里住满了来寻求庇护和他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马吉在南京大屠杀的两个多月间，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400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与此同时，马吉还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很多封信，内容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

      马吉在南京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在他拍摄的这些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市民进行扫射，城内也到处是残垣断壁，以及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1937年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身中37刀。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在战后多次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马吉用摄像机除了拍摄日军的暴行外，同时也用它记录了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尔救援难民的情景。1938年2月16日，马吉携同刚认识不久的丹麦人辛德贝尔，驱车到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在江南水泥厂，马吉见到了1万多难民。马吉取出摄影机，拍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和病人排队等候诊治以及农民把伤员运来急救的情景。当时，马吉还前往距水泥厂仅5里的栖霞古寺。马吉在两天的栖霞之行中，一直带着这部摄影机。在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并将这些令人悲痛的场面拍摄下来：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80%的农民房屋被烧；逃到乡间的城市老龄妇女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处决后扔进水塘；四川籍士兵的尸体横陈路上……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马吉凭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和一副慈悲心肠，在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了解到日本兵的许多罪恶和难民们的诸多疾苦，并对眼前的所见所闻作了拍摄。

      马吉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马吉在1941年日、美开战后，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传教。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马吉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该馆的一件珍贵历史文物。

      第五部分 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审判：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奋起进行了14年的浴血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投降典礼,抗日战争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专案审理，确认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同盟国组织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但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二战”后日本战犯是如何被审判和处置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据笔者所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投降后被同盟国起诉的各类日本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被判处死刑者941人。

      成立“东京法庭”审判日本战犯：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文书》和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授权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组织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称“东京国际法庭”或“东京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区分了三种犯罪：（甲）破坏和平罪；（乙）战争犯罪；（丙）违反人道罪。法庭的宪章中，用的是主要战争罪犯的称呼，人们把这类战犯称为“甲级战犯”。甲级战犯，一般由国际法庭审判。其他战犯分为乙、丙级战犯，一般由犯罪地国的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都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检查处安排，分别在苏联、中国、日本等国设立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颁布法庭宪章，规定远东国际法庭的成员由5名以上、9名以下法官构成；法官由在从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9个受降国（中、苏、美、英、澳、加拿大、法、荷兰、新西兰）所提出的律师候选人名单中各任命1名。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任命了9名法官。1946年4月26日修正远东法庭宪章，法庭成员最高额增加2名，定为11名，印度和菲律宾被规定为提名国。

  　 11名法官是：澳大利亚法官兼庭长 韦伯 59岁、美国法官 克莱墨尔 63岁、中国法官 梅汝璈 42岁、英国法官 派特里克　57岁、苏联法官 柴扬诺夫 62岁、加拿大法官 麦克杜哥 58岁、法国法官 柏奈尔 47岁、荷兰法官 罗林 40岁、新西兰法官 诺斯克罗夫特 62岁、印度法官 巴尔 58岁、菲律宾法官 哈那尼拉 63岁

　　中国法官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中国江西南昌，1924年赴美留学，1926年他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至1928年冬，梅汝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梅汝璈离美后曾在欧洲各国及苏联旅行，归国后，先任教于国立山西大学，1930年任教天津南开大学，1931年至1933年担任国立武汉大学英美法教授，1933年秋被任命为中国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1934年冬，梅汝璈被任命为中国立法院立法委员，担任该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讲授英美法课程。从1943至1946年，梅汝璈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东京法庭审判结束后，他曾滞留东京半载有余，后在新中国政法界工作，1973年逝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坐席后面插有各自国家的国旗，他们所乘的汽车上涂有各自国家的国徽。法官会议用英语进行，法庭的一切程序都要采用两种语言，即英文及日文。

　　美国占领日本之初，对逮捕日本甲级战犯是积极的。从1945年9月至12月，盟军最高统帅部分四次指名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分批整肃了近二十万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凡是被整肃的人，在整肃没有被解除之前都不准担任任何公职。1952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的时候，大部分被整肃者都已恢复了公民权。后日本政府全部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整肃。

　　后来，美国包庇日本，开始释放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开始审讯前，美国释放了19名日本甲级战犯。检查处决定提起公诉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后，其余在押的甲级战犯原本是应由国际法庭第二批、第三批审判的。但在远东国际法庭案审判第一批甲级战犯过程中，国际检察处于1947年秋天释放了23名日本甲级战犯。1948年年底，国际检察处又全部释放了其余19名日本甲级战犯。

　　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的常设地址是在市谷区的原日本陆军部大厦（东京，该市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房屋都被炸毁烧光）。审判大厅以及整个法庭的警卫由盟军总部的宪兵队担任。开庭时，在审判大厅里站着大约二十名宪兵，散布全厅，大都是面向法官台。在新闻记者席和楼上普通旁听席站岗的宪兵，他们背着法官台面对记者及旁听群众。1946年5月3日上午九时半，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庭。

　　在法庭上，对于日本战犯罪行时间起点开始有争论：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起点、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起点，还有主张从1928年4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算起。后决定从1928年皇姑屯爆炸案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国际检察处递送给远东法庭“第一号”起诉书，控告被告的罪状共为五十五项。法官们缩减为十项判决书宣布。每一被告除了自己聘任的几名日本律师之外，还有一名美国律师替他辩护。远东国际法庭对于被告的日美辩护律师的人选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审查，一切由盟军总部包办。

　　远东国际法庭从1946年5月3日开庭，经过两年半的审讯，共开庭818次，阅读了双方提出的4300多件书面证件，接受了双方提供出庭作证的419名证人。前伪满皇帝溥仪的作证用了8天，证人还有“日本通”美国专家黎伯特、来自东南亚的英军上校魏尔德、来自美国的海军上将理查逊、前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卢沟桥事变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宛平专员兼县长王冷斋、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以及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等人。审讯记录达4800多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1948年11月4日上午，开始举行宣判庭，1218页判决书宣读了8天，其中有关中国部分300页。审刑时，法庭庭长韦伯主张将日本战犯流放在荒岛上，印度法官巴尔主张慈悲为怀全部将其释放。经过争论，在11票中以6票多数作出了判决。11月12日下午最后宣布各被告的刑罚。

      日本各级战犯的审判结果：在审判过程中，甲级战犯中的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患病死亡，大川周明精神失常。因此，1946年5月法庭开审时被告原是28名，到法庭宣判的时候是25名。其中被判处绞刑者7人，判无期徒刑者16人，判处有期徒刑者为2人(1人20年，1人7年)。

　　绞刑7人：

　　1.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生，从关东军参谋长一直升职，进入日本内阁，成为日本首相。“七七”事变主要策划者，大举发动侵华战争主谋，太平洋战争策划者之一。判处绞刑。

　　2.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生,日本陆军大将，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从1913年开始在中国从事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判处绞刑。

　　3.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前后驻华13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判处绞刑。

　　4.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大将，原日本陆军“炮兵专家”，1939年4月在中国进行扫荡，1940年10月，调任关东军参谋长，专事围剿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许多处制造“万人坑”；1944年8月30日，被调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被称为“缅甸屠夫”，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血案。判处绞刑。

　　5.广田弘毅。1932年任日本外务大臣，1921年以后，历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公使；1930年出任驻苏联大使；1933年9月，进入内阁，担任外相，后出任内阁首相；1936年11月，同德国法西斯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初参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判处绞刑。

　　6.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1938年5月，任内阁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下令扩大战争范围。判处绞刑。

　　7.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1937年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日本驻苏门答腊第2守备师团长等职，对当地的和平居民进行屠杀。判处绞刑。

　　7名被判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曾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其释放。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世界舆论为之哗然。面对国际压力，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日本战犯的上诉申请。1948年12月23日凌晨，由中、苏、美、英四国代表监督，在东京市巢鸭监狱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了绞刑。

　　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服刑的日本战犯除病死在狱中者外，到1958年４月７日，其余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有的后来还当上了日本政府要员。

      据统计，被同盟国起诉的各类日本战犯总数为5423人。对乙、丙级日本战犯，分别在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缅甸、越南、苏联、中国等地进行了审判。乙、丙级日本战犯被判刑者4201人，被判处死刑者934人。

　　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法庭根据调查和民众的控告信，向东京盟军总司令部提出，要求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和其他罪大恶极的战犯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1946年8月1日被盟军总部关押在巢鸭监狱的战犯谷寿夫由中国驻日代表团派人押送至中国。1947年5月22日，国民政府要求引渡杀人比赛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9月2日，向井敏明被盟军总部捉拿归案，10月25日被引渡到上海；战犯野田毅也于同年被引渡到中国；战犯田中军吉于同年5月被引渡到中国。随后四名战犯被判处死刑。

      1950年7月，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时逮捕的部分日本战犯移交中国，这部分战犯共969人，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

　　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日本军人参加了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6年４月25日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据此，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进行了公开审判。

　　1956年6月9日至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前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进行公审，并判处铃木启久有期徒刑20年，其他7名战犯分别被判处13—18年有期徒刑。7月1日至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进行了公审，这些战犯分别被判处12—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6月10日至20日，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战犯富永顺太郎等8名战犯进行公审，8名战犯分别被判处8—18年有期徒刑。

　　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成功地接受了人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于1956年夏天，分3次对他们宣布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判刑战犯1964年也全部释放回国。

      松井石根 (1878.7.27～1948.12.23)：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驻扎中国13 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1937 年指挥日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除此之外， 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犯下滔天罪行。因此在战后被订为甲级战犯，经东京审判被送上绞刑架。

      谷寿夫（1882.12.23～1947.4.26）：日本陆军中将，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1937 年 12 月 13 日，其指挥的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市，在其授意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列为乙级战犯。1947 年2 月在南京特别法庭的审判下，判处死刑，在雨花台执行枪决。 

      南京受降：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投降原则。9 月8 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9 月9 日上午9 时，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今南京军区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宣告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