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清明·连云港——陇海路步行街

       酒店在陇海路步行街附近，这条著名的步行街也算是连云港的标识了，傍晚出来逛逛很是不错......

       我们是从陇海路的中段开逛的，沿街店面还行，和南京的秦淮河、广州的上下九步街、青岛的台东基本相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原是陇海铁路的遗址，这一段的地面是仿陇海铁路设计的，陇海铁路算是连云港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了，侵华日军曾利用陇海铁路和连云港港口疯狂掠夺中国资源......
       陇海铁路：原名陇秦豫海铁路，又名海兰铁路，是甘肃兰州（甘肃简称“陇”）通往江苏连云港（古称海州，简称“海”）的铁路干线。于1905年起动工，经过四十余年的分段建设，至1952年全线建成，1953年7月全线通车。目前全长1759公里，为I级双线电气化线路。
       陇海铁路是贯穿中国东、中、西部即华东、华中、西北最主要及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也是从太平洋边的中国连云港至大西洋边的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陇海铁路中国沿线自东向西主要城市有连云港、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渭南、西安、宝鸡、天水、兰州。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铁路客货运量大幅度增长，陇海铁路的运输能力已趋于饱和。在原有陇海线基础上平行新建陇海客运专线，设计时速250-350km/h。其中郑州到西安段（郑西高铁）于2010年2月6日投入使用，西安到宝鸡段（西宝客运专线）于2013年12月28日投入使用。徐州到郑州段（郑徐高铁）和宝鸡到兰州段（宝兰客运专线）正在火热建设中，连云港到徐州段（徐连客运专线）已列入规划。

       江苏省连云港市陇海步行街位于风景秀丽的沿海开放城市——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市新浦中心商业区，是新浦区委、区政府招商引资4.5亿元，在原陇海铁路遗址上兴建起来的一条集购物、文化、餐饮娱乐、旅游观光、商务办公、展示博览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步行街，全长1170余米，由现代建筑风格的九龙世贸城、海滨建筑风格的步行东街、简欧建筑风格的步行中街、园林建筑风格的步行西街组成。

       TESIRO通灵全球战略合作伙伴EDT，是全球唯一在DTC拥有三个席位的看货商，其总部位于世界“钻石之都”比利时安特卫普。在比利时、印度、博茨瓦纳建有大型钻石加工中心，在美国、阿联酋、香港设有独立的销售中心，年切磨优质切工钻石超过200万克拉。同时EDT在全球成品钻石行业中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多年来，TESIRO通灵与各国名流、明星结下了不解情缘。无论是电影节红毯、还是各类时尚活动，众多明星选择定制TESIRO通灵钻饰，以展现其迷人气质与耀眼光彩。而柏林电影节注重文化、注重培育新人传承电影事业的精神，也与TESIRO通灵“为自己，更为下一代珍藏”理念不谋而合，两者成为理想的合作伙伴。自2009年起，TESIRO通灵一直就是柏林电影节指定珠宝。
       除了经营钻石饰品，TESIRO通灵还经营高端翡翠品牌“传世翡翠”。传世翡翠由业界尊称为“翡翠王”的马崇仁先生创建。马崇仁先生祖籍云南腾冲，中国地质学专家，曾经担任中国宝玉石协会玉石分会副会长、中国玉雕石雕作品天工奖评选活动评委。其创立的《形象翡翠学》学说，为业界提供了翡翠品质的鉴别准则。
       “传世翡翠”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翡翠文化的传播，2008年，传世翡翠“传世飞天”系列产品被作为平安祝福的象征随“神舟七号”航天飞船成功问天，成为世界上首个进入太空的翡翠品牌，传世翡翠以其品质优良与工艺精湛闻名珠宝界，成为人们身份、品位、财富和文化的象征。
       TESIRO通灵已在京、沪、苏、浙、津、皖、鲁、辽等各大中型城市，开有逾200家专卖店、专厅，其中在上海淮海中路设有旗舰店
       文化传承：比利时安特卫普是一座有着500多年钻石加工历史的城市，80%的居民从事钻石生产及相关行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切割中心；通过安特卫普进行贸易的钻石毛坯和琢磨钻石分别占全球贸易量的90%和50%以上。由此，安特卫普被称为“钻石之城”。几百年来，这座城市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钻石的加工贸易。TESIRO通灵的钻石，就诞生在这里。
       TESIRO通灵与比利时的关系渊源已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世界领先的比利时钻石文化带给中国，引领中国的珠宝时尚潮流。
       早在2005年它就与全球最大的钻石切割贸易机构比利时Eurostar Diamond Traders（EDT）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钻石加工贸易公司，EDT年切磨优质切工钻石超过200万克拉，在国际珠宝界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在双方的合作中，EDT为TESIRO通灵提供了强大的货品和资金支持，而TESIRO通灵则把世界领先的比利时钻石文化带到中国，引领中国珠宝的时尚潮流。
       2011年，比利时人耗费十年时间建成的MAS博物馆开幕，TESIRO通灵总裁沈东军先生与比利时钻石文化大使章子怡一起，受邀出席。在这场盛典上，比利时国王接见了沈东军与章子怡，表彰TESIRO通灵在比利时钻石文化推广上所做出的贡献。
       未来，TESIRO通灵仍然会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比利时的钻石文化交流，让中国消费者感受到更为丰富精彩的“为自己，更为下一代珍藏”的钻石华彩。
       传世之作：

       明星“红毯”系列：作为柏林电影节指定珠宝，TESIRO通灵每年为出席影节的明星们专门定制珠宝。TESIRO愿将“红毯“系列所引领的高端风尚带到您的身边，为您提供更加符合您独特风格与身份的高端定制珠宝！
       蓝色火焰切工钻石：比利时钻石文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465年。此后的550年间，比利时一代代的切割大师们，以惊人的智慧与执着，不断将钻石切割技艺推向新的巅峰。2009年1月29日，钻石切工发展史书写了新的篇章——89切面蓝色火焰切工钻石诞生。这是钻石切工革命性突破，是比利时安特卫普钻石切割技师为人类奉献的完美杰作。蓝色火焰钻石，共89切面。将钻石角度比例和棱边的对称性充分发挥，使钻石充分释放各角度射入的光芒。在聚光灯的直射下，通体焕发动人心魄的璀璨光芒，仿佛蓝色的火焰在其间燃烧。因此，命名为Blue Flame，意为“蓝色火焰”。2009年，中国代表团访问比利时，比利时王储将一枚2克拉的蓝色火焰切工钻石，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政府。祝贺新中国诞辰60周年。钻石台面上刻有一面中国国旗以及“1949-2009”字样。
2010年，蓝色火焰切工钻石再次大放异彩，它作为比利时革命性的切割技艺，入选2010上海世博会比利时欧馆。
蓝色火焰切工钻石由TESIRO通灵独家发售
       “穿越时空的爱”结婚对戒系列：两颗珍贵的钻石，深藏爱意，穿越亿万年时空，化成一对璀璨美钻，坠入人间，将两颗心融为一体，相伴相爱，永恒不渝。
       “TESIRO博物馆”系列：2011年，比利时MAS博物馆开幕，TESIRO通灵全球设计顾问安德烈-拉瑟里，秉承比利时550年钻石文化、汇聚欧洲顶尖艺术造诣，创作出典藏级精品之作——TESIRO博物馆系列。
卓越品质深得博物馆典藏精髓，在MAS博物馆内，TESIRO博物馆系列的印记被永久铭刻。
       “百变风情”吊坠系列：“百变风情”时尚钻坠系列，由TESIRO全球设计顾问安德烈倾力打造，唯美、清新的自然风情，让时尚女性尽显自我，每一面都是一份独特的美丽，百变臻美，如花绽放！
       “凝爱”系列：TESIRO通灵用流淌在心底的浓浓爱意，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准备满藏爱意的钻戒，让铭记此刻的真情流露。此刻凝聚，真爱永恒。 
 

       陇海路步行街南端......

 







       这条木质的廉政长廊很有意思，介绍了许多连云港的名人......

 

       张叔夜（1065—1127年）：字嵇仲，信州永丰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北宋名将。宋徽宗大观年中赐进士出身，曾任右司员外郎、礼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曾镇压宋江起事。靖康之难中率军守汴梁城，失败后随宋钦宗被金国掳走，途中自缢而死。

       官宦世家：张叔夜出生于官宦世家，其曾祖父与祖父为河南开封人，据《宋史·张耆传》记载，耆有子二十四人，其中一子名希一，曾任洪州（今南昌）盐监；另一子利一，曾知信州（今上饶）军。光绪《江西通志·张叔夜传》中说得更清楚：“盖叔夜旧籍开封，其家于今广丰境，当自利始也。”现存的张氏宗谱有更明确的交代。《纪先公祠记》中又说：“我之世祖忠文公由河南开封从叔祖利一公为信州参军，遂徙居于丰之南乡十五都，地名核桃树下，即今塔底是也。”即今广丰县岭底乡潭村塔底。由此证明，开封只是张叔夜的祖籍或旧籍，其家后徙居广丰，应是江西广丰区人。张叔夜于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出生于信州永丰县塔下（今江西广丰岭底乡潭村塔底）铜钹山区的一个山乡小村。张叔夜少时就喜谈军事。长大后以祖荫入仕任兰州录事参军。
       戍边建功：兰州地处当时宋朝边境，依恃黄河天堑为固，每年冬天黄河结冰时，都要处于戒备状态，以防羌人入侵。张叔夜认为长此以往，不是办法，于是亲自过河勘察，发现有一个叫天都的地方，是五路之间的要冲，羌人每次入侵，都先要在此地集结。张叔夜根据附近地势，夺得大都，在大都建了一座叫做西安州的可戍守的城池，以此扼守西北边境。张叔夜此举有力地遏止了羌人的侵袭，为朝廷缓解了边疆不安定的忧患，同时也免除了以往士卒濒河困守、累月不得解甲的劳顿之苦，从此兰州再也没有羌患。此后张叔夜担任过襄城、陈留知县，以及舒、海、泰三州知州。宋徽宗大观年间中为库部员外郎、开封府少尹。不久后又赐进士出身，迁右司员外郎。张叔夜曾出使辽国，与辽人比射箭，首先命中目标。辽人惊诧，想查看他所引的弓。张叔夜以无前例为由拒绝。出使归来后，张叔夜画出辽国的山川、城郭、服器、仪范等资料，上呈宋徽宗。
       官场跌宕：公元1109年（大观三年），张叔夜从弟张克公曾弹劾蔡京，使得蔡京被迫下台，蔡京因而与张氏结仇，并迁怒于张叔夜，暗中搜集张叔夜的过错，将张叔夜贬为西安草场监司。数年后，张叔夜被召回京师当秘书少监，后又升至中书舍人、给事中。当时的官吏因为怠惰，所以门下省出的命令都是预先签署职衔与姓名，之后遇事才填写具体内容，称为“空黄”。张叔夜极力改革这种弊端，得以升任礼部侍郎。因升迁太快，又见忌于蔡京，以徽猷阁待制身份再次到海州任知州。
       剿灭宋江：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宋江在河朔起事，起义军转战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势浩大。
公元1121年（宣和三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张叔夜探知宋江带着十余船金银珠宝，准备攻打海州城，便招募了近千名死忠之士，在城郊设下埋伏，又派兵轻装前去海边，引诱宋江军出来交战。同时，张叔夜又吩咐士兵潜匿在海边，等到宋江军上岸与诱兵对战时，突然放火焚烧宋江的船队。宋江军队的士兵看到船只被烧，立刻没了斗志，这时张叔夜的伏兵杀出，宋江军大败，副帅被擒，宋江只好投降。有民间传说指，宋江后来也被张叔夜所斩杀，但此说并无更多史料依据。而宋代名臣李若水作于此时期的诗歌《捕盗偶成》却显示宋江等被招降后“三十六人同拜爵”。张叔夜也因此被奖为徽猷阁直学士，改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知府。当时有山东群盗突然来袭，张叔夜自忖兵力无法对敌，对下属说：“如果束手不理而等待援兵的话，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就大了，应当用计谋缓住他们，拖得几日后，就有办法对付了。”于是拿出旧的强盗赦令，传到郡里。强盗听闻之后，果然开始松懈下来。张叔夜还邀人在谯门（建有瞭望楼的城门）宴饮，以示闲暇，并派遣官吏向强盗宣示赦令。强盗见状迟疑不决，久久没有决定。一天夜里，张叔夜发兵五千，乘强盗懈怠之时发起进攻，强盗溃败，四处逃窜。张叔夜乘势引兵追击，斩首数千。张叔夜因此擢升龙图阁直学士，派任青州府知府。
       浴血勤王：宋徽宗后期，北方的金国日趋强大，宋国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 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大举南侵，宋军仓皇溃退。宋徽宗悄然引退，赋闲作太上皇，宋钦宗即位。金兵的进攻锋芒不断逼近。张叔夜深忧国事，他在任所火速上奏朝廷，请求率领骑兵，与众将合力以迂回之势抄到金兵之后，切断金兵归路然后再行合击破敌。不过这一奏议未能得到及时批复。朝廷倒是调张叔夜急赴邓州任知州，兼任南道都总管（都总管为总督一路军马之职）。此时金兵已经逼近京都开封，张叔夜到任后立即接到宋钦宗的手札，亲自率两个儿子张伯奋、张仲熊及部下三万人星夜兼程入京护卫。[8]  途径尉氏地方，便与入侵金兵遭遇，于是张叔夜率军且战且进，一路杀敌，于十一月底辗转到达京都。宋钦宗在南薰门亲自接见了浴血奋战前来勤王的张叔夜。在这战事危急之际，宋钦宗接连赐予张叔夜延康殿学士、资政殿学士之衔，授予签署枢密院（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枢密院的副长官）之职，委以指挥军事全局之重任。
       张叔夜曾向宋钦宗提议说：“现在敌人的锋芒正锐，还是请圣驾暂时前往襄阳避兵。”然而形势之严峻已使张叔夜无法实施撤退计划。金兵进一步加紧了对京都的围攻，张叔夜临危受命，组织宋军在京畿地区开展了激烈的保卫战。他亲自率军与金兵连战四天，斩杀、俘获了大量的金兵，斩对方金环贵将二人，取得了局部范围的战斗胜利。宋钦宗大喜，派遣使者出京传递檄文，告示全国各道，宣扬褒奖张叔夜的战功，下令各州郡长官率兵勤王，并罢免主和的唐恪和耿南仲，而改命主战的何樐、孙傅为相，但仍然没有将领前来援助。

       何樐、孙傅登上相位之后，误信士兵郭京之言，任命其为帅，郭京自称会六甲法，可以调遣阴兵，只是需要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生辰符合六甲的人。有人认为应当先试用一下郭京的六甲法再重用他，被孙傅严词驳斥。对战当日，郭京发兵出城，自己和张叔夜坐在城楼上观看，命令其余人一概下楼，不准窥看。金兵一攻上来，郭京军马上溃败。郭京急忙对张叔夜说：“需要亲自下楼作法。”于是领着亲信下楼向南逃遁而去。金兵涌入城中，张叔夜只得力战，最终不敌，京城陷落。
       张叔夜于鏖战中多处负伤，仍然坚持苦战不已。宋钦宗只得决定向金军投降。当宋钦宗驾车驶出郊外前往金营的时候，张叔夜闻讯飞速赶到，上前给宋钦宗请安，紧紧挽住御车的辔绳，极力劝谏不让车驾前行。宋钦宗说道：“为免生灵涂炭，朕是不得不亲往金营啊！”张叔夜禁不住大声号哭，向宋钦宗再三跪拜，在场宋朝军民无不相随痛哭。宋钦宗在车上频频回顾，勉励张叔夜道：“嵇仲努力，嵇仲努力啊！”
       坚持大义：张叔夜一直在作殊死的抵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为金军俘获，在敌兵簇拥下押至金军大营。被俘之初，金军统帅对张叔夜以礼相待。因为这时金人正考虑推立异姓为帝，即扶植张邦昌为傀儡政权，而希望借助张叔夜的地位和声望来实现此计划。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三月，张叔夜严正拒绝了金军统帅的威胁利诱，大义凛然，掷笔于地，与孙傅及秦桧等人拒绝在劝进书上署名[10]  ，张叔夜对孙傅说：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向宗翰、宗望写信，请求立宋钦宗太子赵谌为帝，“以顺民望”，宗翰、宗望大怒，而张叔夜仍旧抗争如故，于是和拒绝劝进的人一起被勒令举家北迁，随徽、钦二帝同行。
       明志殉国：在金兵押解之下的宋朝君臣迤逦北行，只见兵燹所过之处，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沿途战败惨状加上满腹家国之恨，令人痛不欲生，张叔夜绝食抗议，期间只饮汤水。君臣一行人渐行渐远，来到了宋、金两国之间的界河白沟。时至五月，北地犹自飒飒风寒，草木不春。众人登船渡河，船夫说：“这里就是界河啦！”张叔夜闻言，按捺不住满腔悲愤，遽然起立，在船上翘首南望，仰天大呼。便不再言语。第二天扼吭，带着未酬的报国之志溘然逝去，终年六十三岁。南宋朝廷为表彰张叔夜，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二十九阶之首阶，从一品，系宰相官所带阶），谥号“忠文”。公元1132年（绍兴二年），时任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的李纲奏准敕建张叔夜衣冠冢于广丰县灵鹫寺西侧。公元1138年（绍兴八年），宋金议和，张叔夜的遗骸得以回归故国。船行到鄱阳湖时，遇到大风，船无法前进，只得将有的遗骸葬于湖畔。

       张朝瑞：字子祯，明海州（今连云港）人。隆庆年间(1567—1572年)倭寇常从海上侵扰海州，张朝瑞出资筑海州城，以御倭寇。中进士后，任鹿邑（今河南开封市）县令，清理被豪强侵占的土地7000余顷。因为他不依附权贵，被贬做了南京行人司的副职，后提升为金华府的知府。朝廷考核全国官员，张朝瑞曾被列为天下清官第一人，升至杭嘉湖参政，因有政绩入朝为大鸿胪寺卿。后病死在代理府尹任上。朝廷追谥为“清格”。其著作主要有《孔门传道录》、《禹贡本末》、《皇明贡举考》、《南国贤书》、《宋登科录》、《金华荒政志》、《崇正书院志》、《邹鲁水利记》、《常平仓纪》等书，以及疏稿、文集、族谱等。

       于公（西汉官员）：西汉东海郯人，系汉相于定国之父，曾任县狱吏、郡决曹。他精通法律，治狱勤谨，以善于决狱而成名，无论大小案件，他都详细查访，认真审理，因之“每决而无恨”。

       于公治狱：于公以德治狱，千古称颂。相传某年除夕，他见囚犯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想必是因为不能与家人团聚而愁苦。于是他冒着“私放囚犯该杀”的风险，放犯人回家过年。他对犯人说：岁尽腊除，谁无父母子女，谁不盼着家人团聚，我今天与你们约定，大年三十放你们回家，新年过后，初三回来，不准逾期，如逾期不归或私自逃走，当加倍治罪。犯人听后，无不欢喜、感动。正月初三，果然犯人全部归来，犯人家庭大喜。
       于公秉公办案不徇私情，深得人心，特别是东海孝妇案，民众更是拍手称颂，成为千古美谈，并且为我国民间代代相传的因果报应的道德规范，留下了为善为恶“万应不爽”的典型。于公为此案件，明询暗访，察知为一桩大冤案后便寝食不安，百般为其表白，寻求生路。无奈昏愦县官，愚昧太守，不顾于公再三直谏，不作详查细询，糊里糊涂地将孝妇处死，致使无罪的孝妇遭有罪之诛。于公愤而弃职回家。后新太守到任，访求于公高大故里，于公便将全部案卷呈出。新太守为孝妇平冤，并亲身致祭孝妇冢。
       驷马之门：于公在县上做狱吏时，东海有位孝道的妇人年轻守寡，婆母劝她改嫁，她始终不肯。婆母对邻人说：“儿妇长期守寡无依无靠。怎么办呢？”这位婆母竟然自杀了。婆母的女儿去官府告状，说寡嫂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官府支持诬告。于公知道孝妇冤枉，与官长争辩，但没有成功，只得手捧申诉状在衙门口痛哭。太守下令斩杀了孝妇，当年全郡大旱。三年后，太守找到于公，要祭奠孝妇陵墓，并给予表彰，顿时天作大雨，于公家大门倒塌。父老乡亲都来抢修，于公说：“不要修得那么高大，能过驷马车辆就可以了。我当狱吏多年，常积阴德，没有冤枉过人。”后来他的子孙都很有出息，有的做了丞相，有的做了御史大夫，世代封侯。

       尹翁归（公元前？－公元前62年）：字子兄（音况），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是西汉时代一位干练而又廉洁的官吏。

       崭露头角：尹翁归幼年丧父，依靠着叔父过活。成年后他当了一名小狱吏，通晓文法，又练得一手好剑术。当时大将军霍光掌握朝政，诸霍住在平阳，他们的奴客仗势妄为，经常携带着兵器在街上捣乱，官吏们对他们无可奈何。后来尹翁归当了市吏，法治严明，吓得这些不法之徒都老老实实，不敢乱动。尹翁归为官清廉公正，谁送礼也不收，那些市井无赖之徒都很怕他。
       田延年任河东太守时，有一次巡行各县，到平阳后，要面见县中文武官吏。他让文吏站在东面，武吏站在西面。五、六十个官吏都起身就位，唯独尹翁归仍然跪着不起，说：“翁归文武皆备，愿听驱使。”田延年左右的从吏认为尹翁归过于傲慢，可是田延年却不以为然，叫尹翁归起来，提出问题让他回答。尹翁归应对如流，田延年暗暗称奇，当即任命他为卒史，带回府舍。后来见他处理问题精明强干，诛锄豪强有胆略，对他更加敬重，甚至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及尹翁归，便提升尹翁归担任督邮职务。当时河东郡二十八县分为汾北、汾南两部。尹翁归督察汾南。他执法无私，对属县中一些犯了法的官吏都严加惩处。那些受到惩处的官吏自知是罪有应得，也没有怨言。田延年被选入朝中担任大司农后，尹翁归随之提升为都内令和弘农都尉。不久又征拜为东海太守。
       东海上任：出守东海前，他想到廷尉于定国是东海人，便去向于定国辞行，乘便了解些东海民风。正巧于定国有两个老乡的孩子，想托尹翁归带去，给安排个差事。他让两个孩子坐在后堂等着拜见尹翁归。可是，他和尹翁归交谈了一整天，也没有敢提起此事。送走尹翁归后，他对两个孩子说：“尹翁归是当今贤吏，为人刚正，廉洁奉公，不便以私相托。而且你们两个人也不能任事，我就更不好启齿相求了。”
       尹翁归到东海上任后，首先细心查访民间诉讼，把官吏和百姓中的好人、坏人，以及各种违法事情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分县做了记载。然后亲自决断，一个县一个县地把犯罪的人都抓捕起来，根据罪得轻重，依法论处，该判死罪的坚决处死，以求杀一儆百、改善社会风尚。东海郯县有个大土豪叫许仲孙，目无法纪，称霸一隅，使附近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历届的太守对他都无可奈何。尹翁归到任后，毫不犹豫地将他判处了死刑。这一举动对全郡震动极大。从此，东海一带法治严明，秩序井然。
       严刑制盗：汉宣帝选用良吏，入朝治事，看到尹翁归政绩卓著，便提拔他担任右扶风。尹翁归到职后，选拔重用了一些清廉严峻的官吏。同时，采用在东海时的办法，分县设立各种罪犯的名籍。一有盗窃案件，他就把那里的县官叫来，将主犯的名字告诉他，让他用类推法去追查罪犯的行踪。追查结果，往往正合尹翁归的推断。尹翁归把惩处不法豪强视作当务之急。豪强一旦治罪，即交给掌管畜牧的官，令其给牲畜割草，规定了时间和数量，不准别人替代，完不成定额就加重惩处。有的豪强受不了这苦，就只好自杀。他就是这样以严酷的刑法威震京师，使扶风很快出现了大治的局面。由于他治盗有方、被称为三辅中的第一贤能。
       尹翁归于公元前62年（元康四年）病卒。他生前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财。汉宣帝对他的早逝深表痛惜，制诏赏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祠祭。尹翁归的三个儿子后来也都当了郡守。
       《汉书》记载：尹翁归字子兄，河东平阳人也，徙杜陵。翁归少孤，与季父居。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当。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
       后去吏居家，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行县至平阳，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亲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阅数十人，次到翁归，独伏不肯起，对曰：“翁归文武兼备，唯所施设。”功曹以为此吏倨敖不逊，延年曰“何伤？”遂召上辞问，甚奇其对，除补卒史，便从归府。案事发奸，穷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归，徙署督邮。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所举应法，得其罪辜，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举廉为缑氏尉，历守郡中，所居治理，迁补都内令，举廉为弘农都尉。拜东海太守，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乃谓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尹翁归治东海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东海大豪郯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辄以力势变诈自解，终莫能制。翁归至，论弃仲孙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东海大治。
       高第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接待以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治如在东海故迹，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盗贼发其比伍中，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类推迹盗贼所过抵，类常如翁归言，无有遗脱。缓于小弱，急于豪强。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极者至自刭而死。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盗贼课常为三辅最。
       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视事数岁，元康四年病卒。家无余财，天子贤之，制诏御史：“朕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扶风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早夭不遂，不得终其功业，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翁归三子皆为郡守。少子岑历位九卿，至后将军。而闳孺应至广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称田延年为知人。

       王同：字一之，河南郏县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以举工人身份出任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知州。当时海州连年受灾，百姓外出逃荒很多，到王同上任时已大半逃亡。王同向朝廷上疏，力陈百姓不堪赋敛、徭役之苦，要求并里，减轻赋税，招抚流亡，开垦荒地，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还率民疏通河道，修整学校，救荒赈贷。王同工书法，经常替民间撰写匾额碑记，在海州境内多有其书法刻石遗迹。后王同擢升为南京都督府经历。

       光绪《郏县志》载：“王同字一之，负奇气，承家学，弱冠举于乡。晚就拣铨司，授海州知州。海地荒民流，极力抚之。疏通河道，振兴学校，以蠲税粮，折马价，并里分，力请于朝，具蒙俞允。擢都督府经历，调随州，致仕归，屏事息虑，超然物外。著谦忍图说，永感类集、义方堂集，乐归园集，书法端庄道劲，动与古会，碑碣摩榻，艺林宝重焉。”

       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生活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肆营建豪华宫殿，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迷恋长生不老之术，二十余年不上朝理政。加之奸相严嵩祸乱朝政，致使国家民不聊生。严嵩掌权的二十年里，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据《隆庆海州志·人物·隐德》载：“嘉靖甲辰岁，郡中大饥，（张）昶以所积赈邻近居民，赖全活者甚众。”由此可知，王同到任时面临的是一个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内忧外患的海州。这个初来乍到的河南小伙儿，做了哪些好事使得百姓称其为“河南王父母”呢？据《隆庆海州志》载“值时荒歉，悲民久穷，悉心经理，仁威并行。至减税粮，轻马价、并里甲、疏河赈济、茸学育才、兴废举坠，种种实政，暇时亲为篆书匾额碑记。”

       宽税粮：按明朝的规定，田赋分夏、秋两季。海州的农田载入官府簿册的计一万一千四百六十顷八亩九分七厘八毫。百姓每亩地要交纳三升多的夏税、五升多的秋粮。由于海州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一户之田常有四、五顷，一人之身常有数十亩，耕者不能尽其力”，加之乡吏富豪从中盘剥，导致田地大量荒芜。嘉靖二十五年（1546），王同在给朝廷的上书中中写道：“惟本州民逃而差不减，田荒而粮照旧。”朱明王朝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并不因荒年而减免，繁重的徭役，压得海州人民喘不过气来。真所谓“苛税猛如虎”啊！他们为了躲避繁重的赋税、徭役以及各种名目的加派，只得背井离乡，做了逃户。这样使得原本就人丁凋落的海州城更加荒芜萧条了。王同在上书朝廷奏本的末尾处大声疾呼：“若臣复畏罪不言，将来必至无民，州事尽废。”请求皇帝压缩辖区，合并乡里；缩减赋税，给人民创造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嘉靖朝那样一个政治黑暗、权臣当道的时候，王同这种不畏艰险、勇于上书为人民诉疾苦的精神就更令人肃然起敬了。
       减马价：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马匹不仅是一种社会性的物质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属于一般政务活动的必要设施、工作条件的配备，更是军队装备的必要内容。因此，马匹的多寡往往被认为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志，并有所谓“马政即国政”之称。明代的马政分民牧与官牧两类。官牧顾名思义，就是有官方出资饲养马匹，以供国家所需。洪武二十八年（1395），国家废除牧监，裁撤监正、监副等职官，将官马事务改归地方官府管理，把从前浩大的马群分散于民间，进行小规模的甚至是一些小户人家单独的牧养活动。其实质是令民间百姓代政府护育马匹，搞一种差役性的畜牧服务业。`官马民牧实在是一种繁重的差役，“闾闫受扰，民力难支，故而被时人称为害民之举”。明朝的马政规定：“生必报数，死必责偿”。养马者既费人工、草料，又往往因种马倒毙、生驹缺额而赔损资财。官府又少于抚恤，而多刑责科罚，加之没有社会保险机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一马之毙未偿，而一马又毙，致死相继而赔无穷，百姓生计难筹。”宋代保马之法虽为酷烈，但不及明朝民牧之盛。因为宋人保甲养马，听其自愿，一旦养马，全免其牧户（马户）之差徭，可明代所行民牧之法，并不问其意愿，且在不少地方，户役与马役并行，并不是完全以养马代常徭。据《隆庆海州志·户赋·马政》载：“儿马一百六十匹，骒马六百四十匹。旧例本色马七十七匹，解表至京；折色马八十三匹，解银至太仆寺交纳。”张峰在《海州志》中称：“此马政也，既征银以输京，而又养马以备用，是一马而有二役也。百姓苦于养马久矣。”如此苛法，实不宜行。开明的封建统治者一般皆强调慎兴役、慎用民力，即主张：“治国以安民为本，安民以不扰民不累民为先”。显然，民牧之制以及有关的督责之法的施行，是朝廷统治战略的不当，有违治国正道。王同深知此理，为维护统治的稳固，也为伸张海州百姓的疾苦，他奋力疾书，与明廷据理力争。《隆庆海州志·户赋·马政》载：“嘉靖二十五年，知州王同念民穷难征，本色马资费太重，二次具奏，共准改折八年。后蒙题准江北俱改折色马，每匹折银十八两，共银三千三十四两。”正是由于他这种冒死进谏，明朝政府开始同意江北地区少量地变卖种马，交银代驹，由政府另行买马。此行不仅为海州百姓谋取了福利，也为整个江北地区的马政工作开创了一条新政策。
       并里：要想知道何为“并里”，就得先搞清楚什么是“里”。据《明史·食货志一》记载，明洪武十四年，明太祖诏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里”其实就是明代为方便户籍管理而设置的一种组织单位。“并”乃合并之意。那为何要“并里”呢？王同在上书奏折里提到逃户的原因是：“自正德六年，突遭流贼残害，自后累罹大饥大疫，逃亡将尽。数年颗粒不收，各项钱粮并征，百姓流移。”而这里的“流贼残害”指的是明正德六年，河北霸州的刘宠、刘宸起义军进攻赣榆的战事，但这并不是海州逃户的真正原因，而是王同的一个托词罢了。王同在上书奏折中写道：“概州原额一百一十六里，节年灾累，仅存三十余里。原额人户一万二千七百余户，节年逃亡，仅存三千五百余户。原额官民田地一万一千四百六十顷有零，节年逃绝荒芜，成熟仅存一千五百余顷。”“民逃而差不减，田荒而粮照旧。一户常有数差，一丁常有数役，苦累逃亡。”“今年灾伤尤重见，今夏税、秋粮、马草、农桑、丝绢、户口、盐钞协济，夫银、均徭，里甲备用，马价、插站、船头又该银一万五千余两。民无抵准，不能存住。”这些才是海州逃户的症结所在。逃户的出现，导致了繁重的徭役要由尚未逃离的海州百姓分摊，继而逃户现象愈演愈烈，户籍骤减，终将“州事尽废”。王同这才不得不上报朝廷，请求压缩辖区，合并乡里，缩减赋税，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疏河渠：蔷薇河是沭河下游的主要河道之一，南北朝时称“游水”，是海州周边最大的一条河流。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水利》载：“《方舆纪要》：在州治西一里。东北通海，西北通赣榆，南通新坝，直抵淮阴……河自青伊湖发源，行百余里、至临洪口入海。其水由沭河及分水沙河，受山东蒙，沂诸山水，波势漭沆，最易淤淀泛滥，州西南与沭阳北境皆为泽国。”由此可见，蔷薇河的水患是由来已久的。据《海州蔷薇河纪成碑》的记载，王同在任期间的蔷薇河早在弘治己酉年（1489）已淤塞，到嘉靖乙巳年（1545）已过去了整整56个年头。由于蔷薇河是古代海州重要的运输交通线之一，它的泛滥不仅威胁着海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时刻影响着“本色米麦至朝廷的起运和盐课”。嘉靖二十三年（1544），也就是王同到任的当年，他便请准察院，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招募2440名当地饥民，从（嘉靖）乙巳闰正月十三日始，施工44天，落成于“季春既望”（农历三月十六日）。在海口筑五道堤坝“以障潮汐”，疏通河道13474寻（一寻八尺）。王同以“脏罚银二千两浚蔷薇河十余里，以盐商积引余银五千六百两浚运河一百四十余里……因赈，饥民闻之，牵臂荷锸，日数千人欢呼赴事，不两月而功成。”王同修浚河道，既没有要求朝廷给予拨款，也没有将修河的费用摊派在人民的头上，而是巧妙的利用了“脏罚银”和“盐商积引余银”，将受灾已久的海州人民召集起来，在短时间内就将如此浩大的工程完成了，这不得不说明王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管理型人才。至此“民不知扰，役不告劳。自今以往，盐利载兴，诸货可致，久湮之迹以再兴，已废之郡以复振”。蔷薇河周边的海州百姓终于可以告别那种流离失所、提心吊胆的生活。蔷薇河的疏浚，恢复了海州的运输交通，改变了“蔷薇河年久失修淤塞，不能接入新坝涟河之水以达淮泗，致商人盐船自海冒险，且觅牛车拉至海崖上船，经年守装，劳费万状”的局面。自此，盐及其他农副产品即可避免由外海装船，直接从内河码头装载运至淮阴、泗阳、宿迁等地，加速了与外地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农、盐、工、商业的发展。《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称颂其为“商灶俱利，功虽十里，命活万人，事已伟矣。”近年来，一些地方学者认为“以工代赈”是统治阶级利用饥民的一种手段，用人民迫切所需的生存物资胁迫百姓，以换取廉价的劳动力，借此来粉饰太平罢了。其实，以工代赈的救灾政策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晏子借兴路寝之台以救饥的事例。自宋以后，以工代赈成为官方惯常采用的灾荒救济政策。通过以工代赈，可同时收到救荒，防灾，节约财用等多方面的效益。此后历朝历代以工代赈的成功事例枚不胜举。以工代赈的成功实施，有赖于地方官平时对待兴工程的留心清查，以便灾荒时次第实施，因此与地方官的素质有莫大关系。
       修城池：钟鼓楼又称“镇远楼”，位于今天海州古城中轴线东侧。城门高约4米，内径3.15米，长10.38米。砖石结构，石高1.9米；上以砖作券形拱门。在疏浚蔷薇河的当年，王同还将毁于战火的“钟鼓楼”修葺一新。海州的治署在海州城中。宋以前，有东、西二城。元末战乱，二城皆废。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永乐十六年（1418）以及嘉靖、隆庆时曾四次修筑西城。城分四门，东曰镇海门、西曰通淮门、南曰朐阳门、北曰临洪门。据《镇远楼记》记载：“海州旧有钟楼，相传为城西门。拓城后，适当城之中焉。州治居左，儒学居右，守御所在坎背兑乡震，市环列。”今楼废台，民之不闻钟鸣者几百年矣。钟以警众，以节辰昏，占象授时，政令系焉，不可阙也。乃召匠计工，石煅灰，茸而新之，上为平楼，下为次屋，以居守者各三间。费金二十两，则请给于巡按齐公云汀焉。一夫一木不尔民扰。经始于嘉靖乙巳之秋，逾月而成，题曰“镇远”。登斯台也，遥瞻淮齐，南北控接；近视山峦，迭见；俯瞰河海，淼茫无际；朐阳胜概，尽属目中矣。然此徒为伟观哉！尔民闻斯钟也，其各早兴，勤尔正业，毋怠毋荒。

       兴学：海州的学宫，又称孔庙、文庙、俗称儒学。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海州的文庙最早始建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元皇庆二年（1313）知州魏荣重修，元末毁于战乱。明洪武三年（1370），知州陈德辅重建。到了嘉靖年间，海州学宫几近荒废，宫中的图书也大多散失殆尽。作为一州父母的王同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嘉靖丁未年冬，他自掏腰包，购进“自六经、性理、训传及历代全史子集，凡三十部，计七十套，共七百六十册”，并在每册书上加盖“海州儒学官书”的钤记。并购置新书柜，放置在明伦堂里。将印信与总目交予掌学者，并叮嘱其注意看管，如有遗失，即可誊抄补之。嘉靖己酉年（1549），王同在离任前对海州的政事还念念不忘。据《海州官职题名记》载：“古今则史，所以昭善恶也。自后史炽而经亡矣，又自后志传猬兴而史亡矣。史既亡，上自台省，下至郡邑，官如传舍，去即无闻，考古者每深惜之。海州古名郡也，自国初迄今，职于官者姓名漫无题识。”于是王同便组织人力，将有明以来海州历任州官的字、号、籍、岁，按时间顺序一一作了详细的考证与整理，并将其放置中堂内。以“视某而思其善，吾其戒欤；视某而思其恶，吾其法而戒欤。”时时刻刻告诫自己，“劝惩寓焉”。
       重教化：
（一）“相约会所”的设立：大明建国以后，明廷对乡里的教化工作极为重视。朱元璋把教化民风视为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手段，立国以后，在制定《大明律》、颁布《大诰》和《教民榜文》的同时，着手在基层建立起一套控制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倡导在地方上恢复了乡饮酒礼等里社礼制，全力褒扬三代邻里相助、患难相恤之古风。但到了正统以后，法网渐疏，民风渐变，明朝立国之初确立的礼法秩序开始走向衰微。到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受到冲击。王同到任以后，除了对百事俱废的州中政务以及急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殚心竭力以外，对海州的教化民风也相当的重视。按《教民榜文》记载，每年春天，各地乡村要以一百户人家为准，按时举行乡饮酒礼之会，由里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乡民百姓凡有善、恶之行，均在亭贴张贴，晓示乡民，以示劝惩。”“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劝善也。”榜文中提到的“亭”即旌善亭与申明亭。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颁谕礼部：“天下郡邑申明亭，书记犯罪者姓名，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今有司概以杂犯小罪书之，使善良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而礼部详议来言。”申明亭是宣扬法律、明理、彰善抑恶、剖决争讼小事、辅弼刑治之所。凡是设立申明亭之处，也必设旌善亭，亭上书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据《隆庆海州志》载：“申明亭、旌善亭，在州大门外，各乡共九十三处”；“乡约会所，在州治南。嘉靖二十四年，知州王同建。”申明亭、旌善亭以及乡约会所的设置，不仅使“田野之民”知道法律之威严，使民知法、惧法而不敢犯。也使犯罪人之罪行人所共知，将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其犯罪之心有所抑制，从而有利于减少犯罪，稳定社会秩序。
       （二）弘扬“孝道”与“妇道”文化：孝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元素，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把这种建立在父子、兄弟之上的血缘亲情关系规范为一整套社会礼仪，而这种礼仪又成为联系和维护家族、宗族、国家权益的制度准绳。妇道是中国孝文化的主体之一，主要以“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约束妇女的日常行为。海州民间自古便流传着孝妇窦氏冤死昭雪的故事，据《云台新志》载：“孝妇祠《太平寰宇记》：‘在东海县北三十三里巨平村北。张峰州志：在东海新县北二里。孝妇冢前正祠三间，东为慈孝堂，与姑并祀。东厢二间，门二重，有司春秋致祠。’唐州志：‘孝妇事见《汉书·于定国传》，为东海郯人，非朐人，今郯城南十里有孝妇祠，墓甚严整。然州境奉祠历年久远，人皆呼为奶奶庙。秉彝之好，妇孺皆同其俎豆，当与山海并永矣，乾隆四十八年春，知州林光照，因开浚涟河，祷晴一月，工竣，蠲俸新其祠。嘉庆八年秋，知州唐仲冕祷雨于祠，三日而雨，题“孝德灵感”，以彰其灵。’”元代大杂剧家关汉卿据此创作了戏剧《窦娥冤》，使东海孝妇这一民间故事流传更加广泛。嘉靖丙午年（1546），王同在忙完了疏浚蔷薇河、重建钟鼓楼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后，与此年在孝妇祠内为这位含冤昭雪的汉代孝妇窦氏树碑立传，挥毫写下《重建英烈祠碑铭》。在今天朝阳狮子山西坡的兴国寺院内，仍完整的保存着一方由王同留下的石刻《哀孝妇》。
       抗倭寇：倭寇是明朝自始至终的海外祸端之一。早期的倭寇主要是由一部分日本浪人和一些三流武士加上一部分走私商人组成。由于明朝前期内部比较稳定，朱元璋也认真布置沿海防倭措施，倭寇只能是在沿海附近游魂似地偷偷摸摸登陆抢劫一番，又急忙乘船逃走，这种小规模倭患，对沿海地区和造成的危害还不是很大。到了嘉靖年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原本就不大的国家，分裂成更多更小的诸侯国。由于日本国内各地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不断的战争，破产的农民，失职的官吏，失业的流民，战败的武士，无业的浪人，在各地领主的支持下，纷纷向海外寻求出路。我国沿海一带全面遭受倭寇的骚扰，“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使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受极大的损失，严重破坏了沿海一带生产力的发展。海州位于海州湾西南岸，我国南北走向海岸线的脐部。据《隆庆海州志》载：“（海州）东滨海道，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沧海洸漾，茫无际汇。高丽、百济、日本诸国直其东，风帆之便，不测可至。”正是出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明朝曾一再采取措施，加强海州的防卫。2007年9月，封其灿老师在南城东山上发现了多处标有“嘉靖十三年”（1534）由“淮安卫军政掌印改守备指挥蒋继爵”留下的题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嘉靖年间的海州地区正处于抗倭海防的前沿阵地。《云台新志》载：“嘉靖乙酉夏至，海州郡守王同，公出到此题名，备倭熊恩，胡思忠也。”该石刻位于今天连云港港附近的孙家山上。孙家山又称“桅尖山”，1976年，在建设庙岭港区的过程中，原本海拔88.5米的庙岭大多被采掘填海，山上古迹受到很大破坏。因此，至今此处石刻仍未被发现，尚停留在文献记载的层面上。但从此处记载可知，嘉靖己酉年（1549）前后，沿海地区倭寇进犯日益加剧，王同为保障海州地区海防边疆的安全，在“备倭熊恩，胡思忠”等人陪同下，在孙家山附近视察御倭哨所。这也是王同在海州任上留下的最后一段可资查证的政绩事务。

       唐仲冕（1753—1827）：清代官员、学者。字云枳，号陶山居士，世称唐陶山。原籍善化（今湖南长沙），后客居肥城县（今肥城市）涧北村。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历官江苏荆溪等县知县。道光间累官陕西布政使。所至建书院，修水渠。知吴县时曾访得唐寅墓。有《岱览》、《陶山集》等。

       人物生平：乾隆三十三年（1768），唐仲冕之父唐焕出任平阴知县，仲冕随父至此。两年后，生母谭氏病卒，仲冕葬母于肥城陶山之阳，自此，结庐墓侧守孝。乾隆三十六年（1771），唐仲冕在陶山东麓修道书院潜心读书，自号陶山居士。寄情山水，遍游陶、牛二山，穷陶山七十二洞之奇，览牛山风景之丽。曾画《陶山望杏图》，著《牛山叠翠》诗，一时文人竞相赞颂。
       乾隆四十六年（1781），唐仲冕应泰安州官员之邀，赴泰安主持泰山书院。其间，泰安知县黄钤重修《泰安县志》，唐仲冕参与其事。他“历扪葛攀罗之险，亲历岱畎”，探访泰山名胜，遍览泰山典籍，对泰山地理历史作了深入研究。以为《泰山道里记》《泰山搜玉集》等书“各述一门，非岱岳之全”，而成书于明代的《岱史》，虽资料丰富，但“分类杂陈，率多挂漏”，县志诸书也限于体制，对泰山未能遍录，“每以记载阙如为憾”。
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效仿《史记》《汉书》的体例笔法，编撰《岱览》，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完成巨著，历时十二载。《岱览》全书共32卷，分《首编》《总览》《分览》《博览》《叙览》等6部分，“征引经籍六百五十五种，录次金石七百六十六通”，层次明晰，稽考精审，图文并茂，受到当时著名文学家吴锡麟、史学家洪亮吉、钱大昕等人的称赞。钱大昕为此书题诗：“东岳寰中秀，图经手自编，群山收一览，五岳独自光。”唐仲冕勤于笔耕，著作颇多，除《岱览》外，尚有《陶山文录》十卷，《陶山诗录》二十四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唐仲冕中进士，历任荆溪(今江苏宜兴)、吴江知县，后升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知州，又调任通州(今四川达县)、苏州知府。
       嘉庆十年（1805），官至陕西布政使，代理巡抚。任职期间，兴利除害，多有惠政，乡民为之建生祠。辞官后迁居金陵（今南京） 。
       道光三年（1823），唐仲冕返陶山祭扫母墓，写下了著名的《扫墓》诗。清宜宗为表彰他的功绩，特恩谥唐母为夫人，在其墓前立石人、石马及华表等，并刻立神道碑，遗迹至今尚存。道光七年（1827），唐仲冕病卒金陵，终年74岁，其子遵遗嘱将其归葬肥城陶山。
       藏书故实：清藏书家。字六枳，一作陶山，号陶山居士。原籍善化(今湖南长沙)，后流寓山东肥城，唐寅族裔。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任荆溪、吴江、吴县知县，海宁、通州知州，署松江、苏州知府，升福建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所至有惠政。曾主持泰山书院，求学者甚众,盛况空前。参与重修《泰安县志》。探访泰山名胜，遍览泰山典籍，撰《泰山道里记》、《泰山搜玉集》等书，又历时12载。征引经籍665种，录次金石766通，编著《岱览》32卷。史学家钱大昕为此书题诗云：“东岱寰中秀，图经手自编。群山收一览，五岳独自先。”后辞官侨居金陵(今南京)。家藏书颇丰，在金陵小彩霞街有“十笏园”、“憩书楼”，用于专藏古籍之所。曾将南宋抄本《太玄集注》10卷，赠送黄丕烈。辑有《六如居士全集》、《荆溪县志》、《海州直隶州志》等，另著有《陶山文录》、《陶山诗录》、《露蝉吟词抄》等。
       诗作选摘：【自题乘槎亭观日出图】
       亭名始见坡公诗，建亭之处人莫知。我于龙洞读宋刻，亭在山头与海直。
       龙兴山东烛龙起，山下沈沈夜未已。波光激射梁梠红，如见坡诗图画里。
       独怜诗和陈海州，陈公名字难搜求。山亭颇似岘山在，湛辈足迹诚悠悠。
       联吟苏海尚如此，写照秦山徒为尔。图中石壁扫烟霾，笑将题笔当摩崖。

       汲黯（？－前112年）：西汉名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汉景帝时因为父亲的原因任太子洗马。汉武帝时期，初为谒者，后来出京做官为东海太守，有政绩。被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汲黯为人耿直，好直谏廷诤，汉武帝刘彻称其为“社稷之臣”。主张与匈奴和亲。后犯小罪免官，居田园数年，召拜淮阳太守，卒于任上。

       出身仕宦：汲黯的祖先曾受古卫国国君恩宠。到他已是第七代，代代都在朝中荣任卿、大夫之职。靠父亲保举，汉景帝时汲黯当了太子洗马，因为人严正而被人敬畏。汉景帝死后，太子刘彻继位，任命他做谒者之官。东越的闽越人和瓯越人发生攻战，汉武帝派汲黯前往视察。他未到达东越，行至吴县便折返而归，禀报说：“东越人相攻，是当地民俗本来就如此好斗，不值得烦劳天子的使臣去过问。”
       河内郡发生了火灾，绵延烧及一千余户人家，汉武帝又派汲黯去视察。他回来报告说：“那里普通人家不慎失火，由于住房密集，火势便蔓延开去，不必多忧。我路过河南郡时，眼见当地贫民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灾民多达万余家，有的竟至于父子相食，我就趁便凭所持的符节，下令发放了河南郡官仓的储粮，赈济当地灾民。现在我请求缴还符节，承受假传圣旨的罪责。”汉武帝认为汲黯贤良，免他无罪，调任为荥阳县令。汲黯认为当县令耻辱，便称病辞官还乡。汉武帝闻讯，召汲黯朝任中大夫。由于屡次向汉武帝直言谏诤，他仍不得久留朝中，被外放当了东海郡太守。
       汲黯崇仰道家学说，治理官府和处理民事，喜好清静少事，把事情都交托自己挑选出的得力的郡丞和书史去办。他治理郡务，不过是督查下属按大原则行事罢了，并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经常躺在卧室内休息不出门。一年多的时间，东海郡便十分清明太平，人们都很称赞他。汉武帝得知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比照九卿的待遇。他为政力求无为而治，弘其大要而不拘守法令条文。
       不畏权贵：汲黯与人相处很傲慢，不讲究礼数，当面顶撞人，容不得别人的过错。与自己心性相投的，他就亲近友善；与自己合不来的，就不耐烦相见，士人也因此不愿依附他。但是汲黯好学，又好仗义行侠，很注重志气节操。他平日居家，品行美好纯正；入朝，喜欢直言劝谏，屡次触犯汉武帝的面子，时常仰慕傅柏和袁盎的为人。他与灌夫、郑当时和宗正刘弃交好。他们也因为多次直谏而不得久居其官位。
       就在汲黯任主爵都尉而位列九卿的时候，王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做了宰相。年俸中二千石的高官来谒见时都行跪拜之礼，田蚡竟然不予还礼。而汲黯求见田蚡时从不下拜，经常向他拱手作揖完事。这时汉武帝正在招揽文学之士和崇奉儒学的儒生，说我想要如何如何，汲黯便答道：“陛下心里欲望很多，只在表面上施行仁义，怎么能真正仿效唐尧虞舜的政绩呢！”汉武帝沉默不语，心中恼怒，脸一变就罢朝了，公卿大臣都为汲黯惊恐担心。汉武帝退朝后，对身边的近臣说：“太过分了，汲黯太愚直！”群臣中有人责怪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百官这些辅佐之臣，难道是让他们一味屈从取容，阿谀奉迎，将君主陷于违背正道的窘境吗？何况我已身居九卿之位，纵然爱惜自己的生命，但要是损害了朝廷大事，那可怎么办！”
       汲黯多病，而且已抱病三月之久，汉武帝多次恩准他休假养病，他的病体却始终不愈。最后一次病得很厉害，庄助替他请假，汉武帝问道：“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庄助说：“让汲黯当官执事，没有过人之处。然而他能辅佐年少的君主，坚守已成的事业，以利诱之他不会来，以威驱之他不会去，即使有人自称像孟贲、夏育一样勇武非常，也不能撼夺他的志节。”汉武帝说：“是的。古代有所谓安邦保国的忠臣，像汲黯就很近似他们了。”
       大将军卫青入宫侍中，汉武帝曾踞坐在床侧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平时有事求见，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至于汲黯进见，汉武帝不戴好帽子是不会接见他的。汉武帝曾经坐在威严的武帐中，适逢汲黯前来启奏公事，汉武帝没戴帽，望见他就连忙躲避到帐内，派近侍代为批准他的奏议。汲黯被汉武帝尊敬礼遇到了这种程度。
       张汤刚以更改制定刑律法令做了廷尉，汲黯就曾多次在汉武帝面前质问指责张汤，说：“你身为正卿，却对上不能弘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遏止天下人的邪恶欲念。安国富民，使监狱空无罪犯，这两方面你都一事无成。相反，错事你竭力去做，大肆破坏律令，以成就自己的事业，尤为甚者，你怎么竟敢把高祖皇帝定下的规章制度也乱改一气呢？你这样做会断子绝孙的。”汲黯时常和张汤争辩，张汤辩论起来，总爱故意深究条文，苛求细节。汲黯则出言刚直严肃，志气昂奋，不肯屈服，他怒不可遏地骂张汤说：“天下人都说绝不能让刀笔之吏身居公卿之位，果真如此。如果非依张汤之法行事不可，必令天下人恐惧得双足并拢站立而不敢迈步，眼睛也不敢正视了！”
       这时，汉朝正在征讨匈奴，招抚各地少数民族。汲黯力求国家少事，常借向汉武帝进言的机会建议与胡人和亲，不要兴兵打仗。汉武帝正倾心于儒家学说，尊用公孙弘，对此不以为意。及至国内事端纷起，下层官吏和不法之民都弄巧逞志以逃避法网，汉武帝这才要分条别律，严明法纪，张汤等人也便不断进奏所审判的要案，以此博取汉武帝的宠幸。而汲黯常常诋毁儒学，当面抨击公孙弘之流内怀奸诈而外逞智巧，以此阿谀主上取得欢心；刀笔吏专门苛究深抠法律条文，巧言加以诋毁，构陷他人有罪，使事实真相不得昭示，并把胜狱作为邀功的资本，于是汉武帝越发地倚重公孙弘和张汤，公孙弘、张汤则深恨汲黯，就连汉武帝也不喜欢他，想借故杀死他。公孙弘做了丞相，向汉武帝建议说：“右内史管界内多有达官贵人和皇室宗亲居住，很难管理，不是素来有声望的大臣不能当此重任，请调任汲黯为右内史。”汲黯当了几年右内史，任中政事井井有条，从未废弛荒疏过。
       大将军卫青已经越发地尊贵了，他的姐姐卫子夫做了皇后，但是汲黯仍与他行平等之礼。有人劝汲黯说：“从天子那里就想让群臣居于大将军之下，大将军如今受到皇帝的尊敬和器重，地位更加显贵，你不可不行跪拜之礼。”汲黯答道：“因为大将军有拱手行礼的客人，就反倒使他不受敬重了吗？”卫青听到他这么说，更加认为汲黯贤良，多次向他请教国家与朝中的疑难之事，看待他胜过平素所结交的人。
       淮南王刘安阴谋反叛，畏惧汲黯，说：“汲黯爱直言相谏，固守志节而宁愿为正义捐躯，很难用不正当的事情诱惑他。至于游说丞相公孙弘，就像揭掉盖东西的蒙布或者把快落的树叶震掉那么容易了。”
       主张和亲：汉武帝已经多次征讨匈奴大获战绩，汲黯主张与胡人和亲而不必兴兵征讨的话，他就更加听不进去了。当初汲黯享受九卿待遇时，公孙弘、张汤不过还是一般小吏而已。等到公孙弘、张汤日渐显贵，和汲黯官位相当时，汲黯又责难诋毁他们。不久，公孙弘升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张汤官至御史大夫；昔日汲黯手下的郡丞、书史也都和汲黯同级了，有的被重用，地位甚至还超过了他。汲黯心窄性躁，不可能没有一点儿怨言，朝见汉武帝时，他走上前说道：“陛下使用群臣就像堆柴禾一样，后来的堆在上面。”汉武帝沉默不语。一会儿汲黯退了下去，汉武帝说：“一个人确实不可以没有学识，看汲黯这番话，他的愚直越来越严重了。” 
       为民请愿：时隔不久，匈奴浑邪王率部众降汉，朝廷征发两万车辆前去接运。官府无钱，便向百姓借马。有的人把马藏起来，马无法凑齐。汉武帝大怒，要杀长安县令。
       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要杀了我，百姓就肯献出马匹了。况且匈奴将领背叛他们的君主来投降汉朝，朝廷可以慢慢地让沿途各县准备车马把他们顺序接运过来，何至于让全国骚扰不安，使我国人疲于奔命地去侍奉那些匈奴的降兵降将呢！”汉武帝沉默无言。及待浑邪王率部到来，商人因与匈奴人做买卖，被判处死罪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请得被接见的机会，在未央宫的高门殿见到了汉武帝，他说：“匈奴攻打我们设在往来要路上的关塞，断绝和亲的友好关系，我国发兵征讨他们，战死疆场与负伤的人数不胜数，而且耗费了数以百亿计的巨资。臣我愚蠢，以为陛下抓获匈奴人，会把他们都作为奴婢赏给从军而死的家属，并将掳获的财物也就便送给他们，以此告谢天下人付出的辛劳，满足百姓的心愿。这一点现在即使做不到，浑邪王率领几万部众前来归降，也不该倾尽官家府库的财物赏赐他们，征调老实本分的百姓去伺候他们，把他们捧得如同宠儿一般。无知的百姓哪里懂得让匈奴人购买长安城中的货物，就会被死抠法律条文的执法官视为将财物非法走私出关而判罪呢？陛下纵然不能缴获匈奴的物资来慰劳天下人，又要用苛严的法令杀戮五百多无知的老百姓，这就是所谓‘保护树叶而损害树枝’的做法，我私下认为陛下此举是不可取的。”
       汉武帝沉默，不予赞同，而后说：“我很久没听到汲黯的话了，今日他又一次信口胡说了。”事后数月，汲黯因犯小法被判罪，适逢汉武帝大赦，他仅遭免官。于是汲黯归隐于田园。
       外调淮阳：过了几年，遇上国家改铸五铢钱，老百姓很多人私铸钱币，楚地尤其严重。汉武帝认为淮阳郡是通往楚地的交通要道，就征召汲黯任他为淮阳郡太守。汲黯拜伏于地辞谢圣旨，不肯接印，汉武帝屡下诏令强迫给他，他才领命。汉武帝下诏召见汲黯，汲黯哭着对汉武帝说：“我自以为死后尸骨将被弃置沟壑，再也见不到陛下了，想不到陛下又收纳任用我。我常有狗病马病的，体力难以胜任太守之职的烦劳。我希望当中郎，出入宫禁之门，为您纠正过失，补救缺漏。这就是我的愿望。”汉武帝说：“你看不上淮阳郡太守这个职位吗？过些时候我会召你回来的。只因淮阳地方官民关系紧张，我只好借助你的威望，请你躺在家中去治理吧。”
       汲黯向汉武帝告别后，又去探望大行令李息，他说：“我被弃置于外郡，不能参与朝廷的议政了。可是，御史大夫张汤他的智巧足以阻挠他人的批评，奸诈足以文饰自己的过失，他专用机巧谄媚之语，强辩挑剔之词，不肯堂堂正正地替天下人说话，而一心去迎合主上的心思。陛下不想要的，他就顺其心意诋毁；陛下想要的，他就跟着夸赞。他喜欢无事生非，搬弄法令条文，在朝中他深怀奸诈以逢迎汉武帝的旨意，在朝外挟制为害社会的官吏来加强自己的威势。您位居九卿，若不及早向陛下进言，您和他都会被诛杀的。”李息害怕张汤，始终不敢向汉武帝进谏。 
       卒于任上：汲黯治理郡务，一如往昔作风，淮阳郡政治清明起来。后来，张汤果然身败名裂。汉武帝得知汲黯当初对李息说的那番话后，判李息有罪，诏令汲黯享受诸侯国相的俸禄待遇，依旧掌管淮阳郡。七年后汲黯逝世。

       糜竺（？—220年）：字子仲。东海朐县（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人。[1]  原为徐州富商，后被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陶谦病死后，奉其遗命迎接刘备。与其弟麋芳拒绝曹操的任命而跟随刘备，在刘备最潦倒之时给予刘备很大的帮助，使他重新振作。
       214年（建安十九年），刘备入主益州后，拜麋竺为安汉将军，地位在诸葛亮之上，为刘备手下众臣之最。吕蒙袭取荆州，麋芳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麋竺面缚请罪，刘备劝慰麋竺，对他待遇如初，但不久后即因惭恨病死。麋竺雍容大方，敦厚文雅，擅骑射，虽然从未统领军队，但一直被刘备待以上宾之礼。

       徐州富商：麋竺是徐州富商，他的先祖世代经营垦殖，养有僮仆、食客近万人，资产上亿。后来被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从事。
       追随刘备：公元194年（兴平元年），陶谦病死，麋竺奉陶谦遗命，迎接在小沛的刘备入主徐州，并辅佐刘备。不久，吕布东来投靠刘备。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吕布乘刘备与袁术僵持之时，趁机偷袭下邳，并虏获刘备的妻子。刘备只好驻扎在广陵郡的海西县。麋竺特意将妹妹嫁给刘备，又将两千名下人及金银货帛资助刘备的军队，使面对危难的刘备重新振作。后来曹操想上表荐麋竺为嬴郡太守，其弟麋芳为彭城国相，但麋竺与麋芳都不接受，决意跟随刘备。公元201年（建安六年），刘备为曹操所败，准备向南投靠刘表，先遣麋竺等人先刘表见面，与简雍、孙乾都担任左将军从事中郎。
       众臣之最：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刘备入主益州，拜麋竺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待遇是众臣之中最高的。
       抑郁而终：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取荆州，时任南郡太守的麋芳献城投降，前将军关羽因此兵败身亡。麋竺把自己绑起来去向刘备请罪，刘备反过来安慰他，认为弟弟的罪与兄长无关，对他礼待如初。但麋竺反因惭愧恚恨而发病，在一年多后就去世了。

       轶事典故：据《搜神记》记载，麋竺有一次从洛阳回来，离家还有数十里时，看到路旁有个美丽的妇人向他请求搭车。二人同行大约二十多里后，妇人道谢告辞，对麋竺说：“我是天帝的使者，要去烧东海麋竺家。因为感谢您让我搭车，所以告诉您。”麋竺于是私下向她求情。妇人说：“不能不烧。但既然是你家，你可以赶快回去，我会慢慢走。等到正午时一定起火。”麋竺于是急驰回家，到家后，把财物都搬出来。果然到了正午，火就猛烈的烧了起来。

       胡松年：字茂老，生于北宋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海州怀仁（今江苏省赣榆区）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五）。

       幼孤贫，母粥机织，供他读书。松年读书过目不忘，尤其精通《易经》。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任潍州教授，八年，经徽宗面试，改校书郎兼资善堂赞读。为殿试参详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十分高兴，说：“朕久闻晦名，今乃得之”。松年迁中书舍人，不久，除给事中、兼侍讲。高宗年间，先后自左朝奉大夫拜吏部尚书，迁端明殿学士，除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副宰相）。又进礼部尚书、参知政事。胡松年积极抗金，并在军队建设、选用人才、对金斗争策略等重大问题上，都直言敢谏，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后来，以疾提举洞霄宫，卜居阳羡言村（今宜兴宜城东约4里处）。他筑堂以自娱，匾日“横山”，由孙觌题书“横山堂”。并题诗云：“波间指点见青红，雪脊山曾棱倚半空。幻出生绡三四幅，游人浑在画图中。苍云千里荫平宽，露叶风枝绕舍寒。莫遣先生赋归去，且令小吏报平安。”松年虽闲居乡间，但仍不忘朝廷之事，对“和耀科敛、防秋利害”屡有进言，帝皆嘉纳。
       他忧刚国忧民，为官清正。在出任平江（今苏州）知府时，人还未到任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便闻风敛迹。他到任以后，在大街上张榜公布兴利除害等17件大事，让广大百姓献计献策，监督执行，深受人民拥护爱戴。他曾多次上书朝廷，建议坚决抗金，大造战船，建立水军，加强长江防线，得到朝廷的赏识。朝廷要派人出使金国，不少人人感到疑虑和害怕，胡松年挺身而出，接受朝廷出使金国的任命。在金国朝廷上，不顾个人安危，不辱使命，出色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因主战有功，被提升为吏部尚书权参知政事。朝廷每次给予他的赏赐，都以“军兴费广”为由拒受。有人劝他积蓄点钱财，留给子孙，他都以“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子孙留财产，会助长子孙懒惰”的道理，婉言谢绝。他的高风亮节、优良品质，备受时人的尊敬和后代的赞誉。秦桧当政时．胡松年从不“曲意阿附”。宋绍兴五年，胡松年因遭攻讦而引疾辞职，改任宣州知州。绍兴十六年（1146年）胡松年病逝，享年60岁，墓葬宜城梅林，后迁葬故里。

       卞赓（1850～1906年）：字虞卿，东海郡（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中正社区）人，因排行第三，又称卞三，清光绪十八年壬辰武科状元。

       金榜题名后，卞赓被留在清宫紫城看守神武门数年，后任两广秀将，负责镇守广州。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时，卞赓不忍“平乱”未行武事，恐朝廷怪罪，吞金而亡。广东大都督胡汉民念其对革命之举的仁义，特作厚葬。今连云港市灌云县卞赓故里有“状元第”遗存和“卞赓纪念馆”。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清官廉吏光辉灿烂。卞赓就是这历史长河中一颗闪光夺目的明珠。他出生在同治七年江苏海州中正街的一个垣商家庭。其父卞敦典为人忠厚善良，人称“大善人”，其母骆氏是一位大家闺秀。正因如此，他们的高贵品德使儿子卞赓在成长过程中，传承了中华民族之优良美德。
       卞赓少年时期，就怀有报国之志，年轻时，受康梁变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不断渗透到中国各地情况影响，他思想上确立了忠君报国的观念，致力于习文练武，十五岁考取武弁、十八岁中武举，并在光绪十八年壬辰武科考试中，经会试、复试、殿试，一举夺魁，中头名武状元，敕封为御前带刀侍卫官。
       卞赓步入仕途以后，由于他忠于朝廷、忠于皇上，认真履行职责，屡建功勋，由四品升为三品。在京畿保卫战中，任京都副都统行走。特别是在慈禧和光绪西狩的路途中，保卫有功，深得慈禧赏识，并把卞赓要在身边伺候她。
       由于朝廷极端腐败无能，使忧国忧民的卞赓经常在慈禧面前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特别是镇压义和团一事，在朝对时，卞赓有力地击败了主和派，表现了无私无畏精神。获得外放广东，任务是协助驻广州大将军寿荫治理军政。时间不长，卞赓发现广东社会特别乱，走私贩毒活动猖獗，军政腐败，民不聊生，地方恶霸为所欲为，百姓怨声载道。见此情况，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权势，以惩恶扬善为突破口，除掉罪大恶极的渔霸新罗号。并以大量的犯罪事实，直谏太后，控告她的近亲驻广州大将军寿荫贪赃妄为，慈禧只好下旨把寿荫交宗人府候审。卞赓在治军理政上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不断地提高了水陆两军的素质。
       卞赓在广东的十年里，除了治军理政、打击走私贩毒，有力地维护着广东的社会治安，还帮助当地民众发展了渔业和商贸业，促进了广东地方经济的发展。官位由三品参将升为二品总兵。当时，孙中山、黄兴等人创立的革命组织，在广东发展很快，对清王朝的统治，有着极大的威胁作用。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对卞赓的思想影响很大，尤其是与孙中山两次会见以后，卞赓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拥护三民主义。朝廷连下三次圣旨要张人骏、张鸣岐督促卞赓对革命党人镇压，卞赓抗旨不尊，慈禧发怒急传卞赓进京治罪。孙中山急电黄兴、胡汉民，劝阻卞赓赴京。至此，卞赓积极支持黄兴、胡汉民等人的革命活动，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革命武装人员，促使了广东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为推翻清王朝提供了一定的军事条件。
       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盛行的时代，卞赓却不为金钱所动，勤政为民，中状元以后在京九年的时间里，家中从未置过田产，反而卖掉了家中二百亩土地，也没有给家中一两俸银，家属仍居故里，单身赴任。到惠州后，他的薪俸除自己用外，大部分用来接济经济困难的兵丁和百姓，他经手大量的军费，按理说是个肥差，但他从不动用一文，他常说：“粗茶淡饭清贫乐，布衣麻履知足矣”。故广东军民称他为“第一清官”。
       宣统元年（1909）春，有一天卞赓带着卫士微服到广州城里私访，只见街上有一少妇，衣衫褴褛，面容憔悴，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女孩头上插着草标，少妇哭成泪人，泣诉自己是江西吉安人，因家乡受灾，前些日子夫妻带着女儿到广州谋生，不料丈夫染疾亡故，既无钱归葬丈夫，又无回家盘缠，家中尚有七十多岁的瞎婆无人照应，央求各位施恩，以二十两银子将小女卖掉，以便将亡夫运回老家安葬。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围观者越来越多，可就是无人解囊相助，卞赓看了十分愤慨地说：“一人有难，百人围观，无人相助，这是什么世道，民皆麻木，国何不亡？”便叫卫士将少妇带回营房，卞赓亲自向少妇问明实情后，拿出自己的俸银三十两相赠，还命人写了一封公文交给少妇，要沿途州、县予以关照。母女二人知是卞大人解囊相助，再三叩头谢恩而去，所见官兵，无不佩服。
       参将衙门移驻虎门，卞赓率二十营水师镇守虎门。虎门是广州出入珠江口的必经之地，每天过往船只上千艘，虎门水师有一个管带常对出入的船只以检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当地船民称之为“官贼”，卞赓得知情况后，特派马恒銮化装成船民进行暗访。一天马恒銮跟着一只货船从九龙回广州，途经虎门时，只见一条水师的战船拦着上船检查，翻遍船上的每个角落，都不见夹带任何违禁物品，可那位管带就是不放行，还以检查费为名，强行拿走船上十块“龙洋”，并不开任何票据，船主上前与之评理，管带夺过篙子，一篙子把船主打下水，跳上水师的船就开走了。船主好容易才游回船边，爬上船后，满脸鲜血，站在船上跳着骂起来：“官贼猛如虎，天理难容，不得好死！”
       马恒銮把所见的情况向卞赓如实回报后，卞赓气得暴跳如雷，第二天就把那个管带降为把总，并责令那个管带退还船主银两，向船主赔礼道歉，负责船主的一切医疗费用。这件事在船民中传开了，广州附近的船民主动捐款，制成一块“爱民如子”的金匾，敲锣打鼓送到了虎门参将衙门。

       疏广（? -前45）：西汉道家。字仲翁，号黄老。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人。自幼好学。早年家居教授，从游弟子甚众。后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太子太傅。与其侄疏受(太子少傅)俱受宣帝器重，数获赏赐，朝廷上下成以为荣。在哲学上·坚持老子知止求退的观点，在身为子太傅、获有令名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辞官回家。他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汉书·疏广传》)他对老子的话(分别见于今本《老子》第四四章和第九章)深信不疑，坚决离开朝廷，扬长而去。坚持怨富恐富的观点，认为财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消极力量，无论对贤者或愚者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断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同上)。他在这种思想指导p，刨冢刖把在朝廷做官时所得的钱全部花在招待故IFt宾客的酒饭上，不为_于孙购置田亩。他说，家里的田亩，只要了孙勤于耕作，就完全可以达到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再购置田亩，除了使子孙怠惰以外，决不会有好处。其事迹与言论见《汉书》卷七一。

       人物简介：疏广从小好学，精于《论语》、《春秋》。本始元年初，汉宣帝征其为博士郎、太中大夫。地节三年封为太子太傅。信奉黄老之学。疏广还乐于创办私学，治学严谨，注重学生的德学兼优。疏广的侄子疏受，当时亦以贤明被选为太子家令，后升为太子少傅。疏广、疏受在任职期间，曾多次受到皇帝的赏赐,并称之为朝廷中的“二疏”。疏广任太傅五年，称病请求还乡。皇上考虑到他们年迈，就答应了，并加赐黄金20斤，皇太子赠金50斤。二疏辞官回到家乡萝藤之后，将金遍赠乡里。二疏去世之后，乡人感其散金之惠，在二疏宅旧址筑一座方圆三里的土城，取名为“二疏城”；在其散金处立一碑，名“散金台”，在二疏城内又建二疏祠，祠中雕塑二疏像，世代祭祀不绝。
       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广为少傅，数月，吉迁御史大夫，广徙为太傅。
       广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顷之，拜受为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丞相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数受赏赐。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凯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

       疏受：西汉东海郡兰陵人，信奉黄老之学。自幼好学，博通经史，被称为贤大夫。自幼好学，好黄老，博通经史。汉宣帝时，与叔父疏广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被称为贤大夫。后称病还乡，将皇帝和皇太子赐给的黄金散赠乡里贫寒之家。
       辅佐太子：疏受，疏广的侄子。年幼时被郡吏举荐为贤良，征兆入朝任太子的家令，主管太子家事。疏受为人恭谨，恪守封建礼法，机敏而且善于应对。有一次，宣帝在太子宫，疏受参与迎接拜谒。在酒宴上，他举杯祝寿，举止娴雅，言语、礼貌都很得体，皇帝对他颇有好感，不久，便以他为太子少傅。
       当时，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认为太子才9岁，年龄太轻，建议宣帝任命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家。宣帝征求疏广的意见。疏广说：“太子是国储副君，他的师、友必须是天下的英俊之士，不应当单单和外家许氏亲近。况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家属已备，如果再使许舜监护太子家，是向天下人宣示太子浅陋，而不是宣扬太子的德行。”
       宣帝将他的见解告诉了丞相魏相。魏相说：“此非我等所能及。”由此，疏广更受器重，曾数次受到宣帝的赏赐。疏广、疏受尽心尽意辅佐太子。太子朝见皇帝时，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朝臣感到他们很荣耀。
       散尽黄金：疏广、疏受二人称病要求辞官，宣帝批准他们的请求，赐给了黄金20斤，太子又赠给50斤。离京之日，公卿大夫和亲戚朋友，在京城东郭门外设宴为他们饯行，送行的车子有数百辆。路上观看的群众都赞叹说：“贤哉二大夫！”有的还掉下眼泪。
       疏广、疏受回到家乡后，日日令家人设酒席，宴请族人和故旧宾客。就这样日复一日，过了一年多，70斤黄金即将耗尽，一位老人接受疏广子孙的委托，劝疏广为子孙再添置一些田宅。后来，疏广、疏受叔侄俩散尽黄金，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子孙后代因家财犯错，为富不仁，而招致人们的怨恨。乾隆御笔手书的诗文对此表示肯定，“贤损志愚益其过，不惟高见实良言。”人们将疏广、疏受置酒捐金的地方称之为“散金台”、“散金城”，并为之立庙祭祀。

 

       从美食广场往里拐，就到了盐河巷——另一条连云港著名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