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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台湾金门游——金门国家公园·蒋经国先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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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台湾金门游——金门国家公园·蒋经国先生纪念馆

        在中山纪念林的北端,有一处传统的四合院建筑,为前总统“蒋经国先生纪念馆”。对于蒋经国的认识,以前只是知道他的出身、去苏联当质子,和章亚若悲惨爱情故事。近几年读过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绝交信,很是瞠目结舌。再其他的就不知所以了。来台湾统治的福建金门才知道他原来在台湾的声望相当之高,让人敬佩。
       蒋经国纪念馆1989年即建成启用,纪念他曾123次巡视金门。纪念馆建筑不宏伟,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中式四合院。陈展室分为“经国先生的一生”、“经国先生生前文物”、“经国先生与金门”三大主题。同时将蒋经国停留金门期间于太武山石室的起居室也原汁原味搬到纪念馆内,蒋经国的蜡像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另外还有一些经国先生的嘉言嘉句,看完后也蛮让人心生感慨的。

       我们是从后门进入纪念馆的......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蒋介石病逝以后,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据说,蒋经国先生,一生清廉(自身清廉,家人清廉,政风清廉,严惩贪腐),他生前提倡的“梅花餐”运动(工作餐宴上实行五菜一汤)就是一例。
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结束了国民党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党权一体的世袭、独裁、专制政治体制的,是蒋经国。上台后搞了十大革新、十大建设,在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进程中,功不可没的,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是蒋经国。去世了几十年,纵然台湾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仍在台湾和金门的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最美的政治人物”,是蒋经国!

       有人这样评价他: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都是遥遥领先他人的最优领导人。这不是台湾人对威权时代有乡愁,而是在经过20多年的历史淘洗,人们终于惊悟到蒋经国当然不完美,但却是相对最好的领导人。感觉还是很中肯的。

       正门......

 


 经国先生嘉言:
    “做人要直,要坦率,要真诚,要自然;做事要实,不夸张,不浮躁,不虚假。革命者的心境,是始终光明落落的,无一尘一埃之染的。不必要的欲望,不可能的要求,摆在心头,那就像乌云遮蔽了太阳一样,马上昏暗无光。”

经国先生嘉言:
    “天下决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决没有冲不破的难关,只怕自己没有勇气;决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只怕自己没有学问;亦决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只怕自己没有决心。”


 

       蒋介石之子、原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更是与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渊源。他加入过共产党、反对过共产党、感谢过共产党。由于特殊的身份地位,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
       台湾纪念他,大陆没忘他,一位特殊的政治人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娜

       1910年4月27日,原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出生于宁波溪口。在他11岁那年的7月31日,距他150公里的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10余名代表秘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此,蒋经国的命运就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蒋介石反共后,他公然与父亲决裂;“西安事变”后,他带着斯大林交给他的“促进国共合作”的使命回国;抗战结束后,他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全力支持父亲;初到台湾时,他牵头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积极“反共”;晚年,他又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


     让台湾民众有“幸福感”:台湾“今日新闻网”举行了一项名为“辛亥百年幸福影响人物”网络民调,让台湾网友票选“谁让你感到最幸福”。结果,蒋经国高居第二名,是唯一获选的政治人物。
       在江西省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上,民革江西省委上交提案,建议开发“蒋经国在赣南”活动旧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蒋经国实施‘赣南新政',在当地留下美誉。蒋经国旧居、中华儿童新村等地,理应打造成一条精品旅游路线。”4月6日,蒋经国的故乡宁波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捐赠仪式。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时选的后人,将12幅反映蒋经国生活、工作的珍贵照片和其他资料无偿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

       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蒋经国之所以获得人们的肯定,是因为他在晚年推动了两岸关系的“解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说:“台湾媒体针对台湾地区历任领导人的贡献,做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高达七成。”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说:“我们很难想象,若非经国先生在辞世之前做此决策(指开放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后来还不知道需要多久才有人能够踏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多年来,‘开放大陆探亲'的满意度,在相关之民调中,都领先其它任何公共政策。”
       台湾《联合报》在纪念蒋经国诞辰100周年时发表社论称:“蒋经国一生集其大成的功业,就在毅然实现解严及开放两岸交流;这正是他油尽灯枯、呕心沥血之作。如今回顾蒋经国的施政,虽亦不无犹豫曲折之时,但大体上则可谓是其道如矢、一往无前;他的每一重要步履,可说皆是为‘民主进阶'及‘两岸和解'在做积蓄及准备,而最后他在向国家及历史缴卷时,也交出了解严及两岸开放的漂亮成绩单。”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蒋经国一些肯定的评价。1988年1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音员张宏民身着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地播报了第一条新闻:蒋经国在台北逝世。第二天,国家领导人发表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中共中央以及有关人士和蒋经国在大陆的亲属都向台北发去了唁电。
       大陆一位学者在评价蒋经国时这样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可以说,在两岸关系上,蒋经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与父亲决裂,加入共产党,娶了苏联妻子
       “尼古拉同志”的红色岁月: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位国民党的“太子爷”为什么会在15岁时只身去苏联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甚至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从未离开过苏联。12年的“红色岁月”,蒋经国是怎样度过的?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从爱哭小儿到进步青年:蒋经国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所生,乳名建丰,号经国。他出生时,蒋介石正在日本,母亲和祖母把他抚养长大。据他幼年的家庭教师回忆:“惟因她婆媳(蒋介石母亲和毛福梅)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致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1925年,蒋经国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开始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5月,“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激于爱国义愤,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发起抵制洋货运动。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那年夏天,他赴广东探望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在校园遇见许多苏联学生,感到“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对世界革命中心苏联愈加向往。
       为了准备出国留学,蒋经国前往北京学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北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对其十分钦佩,这是他生平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蒋经国认识了许多苏联友人。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北京)洋溢着国共友谊的气氛。我本人亦惑于这种心理环境,彻底改变了我原来(赴法留学)的计划。”
       蒋经国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时,蒋介石刚从苏联考察归来,对那里的印象并不好,没有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但在苏共代表鲍罗廷的竭力推荐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劝说下,蒋介石终于答应了。

       1925年10月,蒋经国告别上海,乘海轮启程前往苏联。离沪前,他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在船上,他认真阅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读的第一部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此时的蒋经国并没有料到,他这次赴苏,竟然一去就是12年。
     “打倒反革命蒋介石”:一个月后,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同来的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后来成为邓小平第一任夫人的张锡媛、原名陈绍禹的王明等。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他性格开朗,活泼顽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在莫斯科,蒋经国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虽然是国民党员,蒋经国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却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他曾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因为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时觉得共产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他对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大学支部的评价颇高,称“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而且永远遵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事。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我有一阵子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可能正因如此,到莫斯科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是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
       蒋经国曾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自己也经常写稿,曾在文章中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中共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相信,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将在父亲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中共只能充当配角。
       1927年,从上海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宣布实行“清党”,开始“反苏反共”。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父亲划清界限,不能有丝毫犹豫。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同学们激动万分,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高喊:“乌拉!乌拉!(俄语,为欢呼之意)”
       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许多苏联人一见到中国学生就打听:“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以一睹蒋经国的容颜举止为荣。
       但据蒋经国后来说,他当时对国共分裂原因的真实看法,与上述公开表态大相径庭。据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曾得出结论:“中国在1927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

       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议期间,曾会见蒋经国。他告诉蒋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仍不应忘记随时给其父写信,以保持联系。蒋经国接受了他的劝告。可以看出,在蒋氏父子关系问题上,周恩来目光更为远大,他看到了将来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希望维系蒋氏父子的关系。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周恩来的远见。
       数次请求回国未获批准:1927年4月,蒋经国毕业,要求返回祖国。当时中共代表团担心蒋经国回国后会成为其父反共的得力助手,坚决主张让他留在苏联。蒋经国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获准进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成为一名普通士兵。经过一年的训练,他成为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校深造。这所学校在苏联军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
       在校期间,蒋经国加入了苏共,成为一名候补党员。军校对他的评价很高,称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校毕业,再次提出回国,仍然未获批准。他继而申请担任红军军官,以求在军界发展,但斯大林还是未予同意。
       1930年10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生活比较艰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召见了蒋经国,与之讨论了远东形势与中苏关系,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接见蒋经国。
       在电厂期间,蒋经国努力工作,获得了各方好评,并被推荐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的反对,蒋经国一怒之下,与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共产国际因此要求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933年,蒋经国被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工作,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饥寒交迫的9个月。这是蒋经国在苏联生活时期最艰难的岁月,带有某种劳动改造的性质。这既与王明等人的迫害有关,也和当时中苏关系、国共关系恶化的形势分不开。
       1933年10月,蒋经国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当技师,一年后升为厂长助理,兼任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并被接纳为苏共正式党员。此后几年他一直在该厂工作,并认识了苏联姑娘芬娜(即蒋方良),很快结婚生子。
       1935年1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蒋经国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时斯大林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在剿共胜利之后,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出现何种变化?苏联应采取何种对策?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迫使其与中共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到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介石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便满口答应将帮助他们父子团聚。此时,蒋经国本人也多次写信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坚决要求回国。1937年3月,蒋经国带着妻儿离开他待了12年的苏联。


       接受三民主义再教育,加入“三青团”
       追随父亲,由“红”变“白”:1937年2月,斯大林召见即将回国的蒋经国,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促使蒋介石“向左转”,与中共和苏联合作。同年3月,蒋经国全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的陪同下,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海参崴,蒋经国最后一次致电苏共中央,表示“会恪遵党纪”。
       被指有“共产作风”:蒋经国回到上海后,提出与父亲见面的要求。或许是被儿子的公开决裂伤了心,或许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幼稚”行为,蒋介石起先拒绝与蒋经国见面。后来经吴稚晖从中游说,父子俩才得以会面。据说两人见面后,蒋经国二话不说,先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父子二人冰释前嫌,蒋介石把蒋经国介绍给妻子宋美龄,还亲自给儿媳芬娜取了中国名字“芳娘”(蒋经国后来将其改为“方良”)。此后半年,蒋经国一直在老家与生母毛福梅一起生活,闭门接受中国传统经典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再教育。蒋介石相信,只有孔孟之道、儒学经典,才可以涤除苏共对蒋经国的影响。
       1938年初,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上任后,立即在全省各地展开突袭式巡视,搞得国民党地方官吏鸡飞狗跳,纷纷向熊式辉表示不满。熊式辉为此成立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将蒋经国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在这一职位上,蒋经国同样毫不含糊,不仅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还对农村招募来的新兵提供具体帮助,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此时的蒋经国依然保留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思想,这也体现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共产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待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戴笠派手下文强每个月跟蒋经国见一次面,向他介绍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教他在国民党内的生存之道。文强与蒋经国年龄相仿,两人聊得很投机,到后来几乎无话不谈。最初,蒋经国当着文强的面,一再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在文强的几次劝说下,才慢慢改变。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经国兼江西省支团主任。这是蒋经国派系正式形成的开始,日后该派系成员成了蒋经国在台湾的重臣要员。
       赣南“新政”,初显政治手段:1939年3月,南昌沦陷,国民党省政机关南迁。1940年初,蒋经国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区又称赣南,涵盖了整个江西南部的11个县,人口约200万。因为土地贫瘠,加上盗匪横行,民众生活非常贫困落后。蒋经国到任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对当地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与掌握,随即展开了“新政”。
       蒋经国首先确定以恢复地方治安为第一要务,展开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除扩编保安队外,还成立了600人的自卫队。据当时报道,当年全境共有541名土匪自首,逮捕盗匪2246名,处死若干重犯,初步安定了地方。随后,蒋经国宣布向烟、赌、娼开战。规定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以死刑。1941年,蒋经国命令取缔娼妓,裁撤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一年之内,赣南地区妓院销声匿迹。此外,蒋经国还将各种地租一律减免25%,引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把荒地分给贫农耕作。两年之内,当地农业生产总量上升20%。种种政策,让蒋经国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
       就在蒋经国逐步展示其政治才华、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国民党内一些人却开始散布“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谣言,并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更加怀疑儿子在“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1943年12月,蒋经国被召回重庆,调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赣南“新政”无疾而终。
       重回故地,与苏共正式决裂:1945年抗战胜利后,面对东北势力范围的划分及外蒙古独立的棘手问题,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阶段。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对国民党采取两手共举的策略:一方面,他不放弃施压蒋介石接受苏联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共尚不成气候,苏联需要维持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蒋经国作为国民党内的“知苏派”,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1945年圣诞节期间,蒋经国只身前往苏联。12月30日与次年1月3日,蒋经国两度与斯大林会谈,试图说服斯大林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放弃外蒙古独立等,但都被斯大林以托词敷衍过去,并反过来提出了让国民党将美军送出中国的要求。
       在后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文件中,记载了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内容,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白:蒋经国说,……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对国共关系)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苏联)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就在斯大林对蒋经国敷衍其辞的同时,1946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并送给毛岸英一把手枪。1月14日,蒋经国黯然回国,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10月,蒋经国正式辞去东北特派员的职务,返回了重庆。苏联之行让蒋经国明白了自己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两人早已不再是“革命同志”,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位激情澎湃的马列主义青年了。
       此后3年多的时间,蒋经国一直跟在蒋介石身边。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积极扩充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力量,在国民党内羽翼渐成。而蒋介石在内战节节失败、众叛亲离之下,对儿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终于重归亲密无间。
       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飞往台湾,从此永别大陆,再没有回头。又一个12年,他完成了由“红”转“白”的全过程。曾经的红色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唯有在苏联养成的清廉与亲民的作风。这也成了他日后能够在台湾力行“革新”、赢得民心的关键。


       大陆保护蒋家故居和祖坟,令他深受感动
       蒋经国:“共产党的情我领了”:蒋经国在台湾生活了近40年。前期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他借助“反共”的大旗,在国民党中树立威信,并借此走向了权力核心。晚年,他促成了老兵回大陆探亲,为两岸关系解冻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许多台湾主流媒体认为,虽然马英九主政以来,在两岸政策上有许多突破,但纵观历史,不论是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流,还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马英九都还是在延续蒋经国晚年的“开放政策”。
       高调“反共”,进入权力核心: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的接班人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的长子,是唯一钦定的接班人,但他年纪轻、党龄少,而且曾加入过共产党,在当时台湾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宋美龄的“夫人派”。“夫人派”是一批由宋美龄提拔的、具有美国做派、能说流利英语的权力精英,主要有吴国祯、董显光和黄仁霖等人。“夫人派”的存在对蒋经国的地位构成了极大威胁。此外,蒋介石副手陈诚的影响力也在蒋经国之上,而且陈诚派系的人也有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企图。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帮他进入权力核心,可谓煞费苦心。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最首要的因素是党的失败。党失败的主因则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是国民党内部“分歧矛盾”所致。他到台湾后便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目的是坚定所有国民党员“反共”的决心与意志。于是他让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武装国民党员的精神意志、强化他们反共的力量,来稳定台湾的情势”。
       一时间,参与国民党的改造、宣传“反共”成了蒋经国的主要工作。
       1952年,国民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叫做《反共抗俄基本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国民党在大败后,动员所有党员,坚定“反共”决心的一针强心剂。据国民党元老陶希圣后来在悼念蒋经国的文章中透露,《反共抗俄基本论》的主要起草人其实正是蒋经国。

       同年,蒋经国出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一职,主要任务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意志”。蒋经国还利用职务之便扩大自己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以至于后来,无论担任何种政府职务,他都一直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直到1972年当了“行政院院长”,才卸下这一职务。
       蒋经国到台湾后,担任过许多职务,但台湾问题研究者认为,“中央改造委员”的身份对他后来的升迁最为关键。他在进入国民党中央后不久,迅速坐上第二把交椅,除了他是蒋介石的长子,还在于他高调“反共”,树立了个人威信。所以台湾人常说,蒋经国在台湾靠“反共”起家。


       让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蒋经国与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吗?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但迫于两岸政治角力,他做出了一些符合国民党政治利益的决策。1979年,中美建交后,为了安抚党内和民众的情绪,蒋经国奉行“三不”政策,即与大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此提法一出台,立即遭到海内外舆论的批评。人们要求蒋经国顺应时代发展,实行新的大陆政策。“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就成了突破口。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来数十万大陆籍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兵们处于被排斥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台湾当局禁止退伍军人返乡。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无法回归故土,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深切感到,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禁锢民众返乡探亲的愿望。他命令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马树礼召集有关部门,研讨开放赴大陆探亲问题。马树礼最初的方案是让赴大陆探亲的人数尽可能少。蒋经国对此很不满意,安排幕僚马英九继续研究可行性方案。李焕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很快订出了相关方案。
       当时国民党党内对开放到大陆探亲意见并不统一。李焕主张把开放探亲看作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可以开放旅游、贸易、文化交流等。而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则主张只开放探亲,不涉及其他领域大陆政策的调整,维持两岸的敌对状态。
       蒋经国对李焕的方案深表赞同,并让其尽快落实。1987年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奉蒋经国令宣布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决定自11月2日起施行。如今,台湾同胞往返大陆的人数已由最初的千余人,达到每年500万人次。追根溯源,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功不可没。


       一盘让他感动的录像带:1987年,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与其父汪德官从瑞士日内瓦去台湾探望病重的蒋经国。途经香港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宾馆探望,并托他们带一盘录像带给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的到来,蒋经国非常感动,仍以“亲家公”和“儿媳”相待。汪德官瞅准时机,将黄文放所托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并说:“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
       蒋经国知道这位老亲家与国共两边都有交情,马上让侍从退下,独自与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观看。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幕幕在蒋经国记忆中既熟悉又模糊的场景:秀美的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出生地玉泰盐铺及其成长时居住的地方风镐房、蒋氏宗祠、蒋经国曾住过的洋房……白岩山上蒋经国祖母的墓地更是修葺一新。
       看到这一切,蒋经国情绪非常激动。当屏幕上出现当地官员和民众纷纷向其祖母、母亲墓祭拜的镜头时,他的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看完录像带,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蒋经国死后,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蒋经国与邓小平:1925年10月,15岁的蒋经国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他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尼古拉·伊利扎洛夫。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也从法国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便成了蒋经国的同窗校友。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时常回忆起他和邓小平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往事,关注海峡对岸执政的这位兄长。
       蒋经国初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却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他曾经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有时觉得共产党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他们生活俭朴,纪律严明。因此,我有一阵子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蒋经国加入了共青团,他的团小组长正是邓小平。

       1926年1月,邓小平从法国巴黎到苏联,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两人不在一个班。邓小平在当时被称为“理论家班”的中大第七班。只有上大课时,邓小平才会遇到蒋经国,两人经常并肩坐在一起听课。邓小平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管理20多人,负责评估团里所有成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蒋经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惜,历史学者至今没有找到邓小平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
       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但因为个头矮,排队时经常与年龄最小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吗老是围个围巾,热也围、冷也围?”邓小平告诉他,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经历艰难磨炼的邓小平以干过清洁工为自豪:“这是在巴黎留下的习惯,不围反而怪怪的。”
       蒋经国经常邀邓小平一起去莫斯科河边散步,并向他了解在巴黎的情况。每当邓小平聊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经历时,蒋经国都听得津津有味,并盛情邀请邓小平为墙报《红墙》写稿。邓小平正想找机会谈一下在巴黎的心得体会,于是便连着写了几篇文章,交给蒋经国发表,效果非常好。邓小平的文章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蒋经国非常欣赏,常放在头条位置。
       在莫斯科留学时,蒋经国把邓小平看成“大哥”和“学长”。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和谷正纲等人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
       1927年,邓小平离开苏联回国,两人就再也未曾谋面。后来,两人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这两位昔日的同学,一直在海峡两岸关注着对方。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蒋经国对“美国驻台湾大使”安克志预言,邓小平极有可能复出,因为大陆主流媒体一致抨击邓小平,显然是党内某些当权者(“四人帮”)忌惮他这位昔日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安克志将信将疑,结果四个星期后,“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回到北京。
       1978年,蒋经国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同年,邓小平复出后全面主持工作,蒋经国为此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与会者都认为,邓小平比毛泽东温和,两岸关系将趋于缓和。蒋经国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更为复杂。”


       当年12月,解放军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
       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蒋经国的反应敏锐而谨慎。在当时“三不”占据主流的政策环境下,他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后来的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政策,为缓和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邓小平与蒋经国谋求两岸统一罕为人知的内幕: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后,邓小平随之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1月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讨论《告台湾同胞书》的大型座谈会,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他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和台湾方面建立沟通的渠道。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成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老同学。1926年,22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主动要求出国深造的蒋经国也在这里学习,这一年蒋经国才16岁。邓小平和蒋经国二人来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邓小平1926年底回国,蒋经国则直到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二人从此没再见过面。邓小平很惦念在莫斯科的这一年同学情。
       邓小平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他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带话给陈立夫。陈立夫非常盼望海峡两岸能够统一,他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这天,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在这方面需要慢慢积累。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也是在9月9日的这一天谈话中,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这些带话,开启了两岸沟通的新阶段。
       对台工作受中美关系大局的深刻影响。中美建交后,美国国内仍然存在一股企图保持对台湾控制的势力。1979 年4月卡特总统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明目张胆地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里根上任后, 是否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成为对华政策的严峻考验。1981 年6 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自此,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谈判。
       为了适应新形势,排除干扰,邓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统、具体地公开阐释对台政策。1981年9月30,在建国32周年国庆前夕、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后称“叶九条”。这些内容是把邓小平此前在内部的一系列讲话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力争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祖国大业的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也配合了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九条建议是条件极其豁达的和平姿态” 。
       “叶九条”继承《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强调“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如:1、第一次公开、明确地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对统一后台湾的地位问题作了明确定位。“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3、明确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在统一后职务要作妥善安排。“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叶九条”的发表,表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 1984年12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提出“邓六条”,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叶九条”发表后,对台工作进入新阶段,两岸开始进行多渠道沟通工作。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考虑到台湾同大陆统一后的特殊情况,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两国因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形成的僵局,避免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为中美关系在80年代中后期的平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决策下,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公开信。此前,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了解这些情况后,邓小平指示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晓以大义,陈以厉害,动以感情。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他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公开信提出“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三次合作,大责难谢。”“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邓小平具体指导这封信写作和发表的细节,他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主旨,亲自批示发表,还关心发表的方式和效果。对于蒋经国拒绝的态度,邓小平很大度,表示能理解。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时,谈到蒋经国拒绝这封信的情况说:“见到他,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此时陈立夫也在酝酿一个大动作,他决定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杨亨显来大陆沟通。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件大事,要抓紧,要准备和陈立夫深谈。”1983年5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杨亨显,衷心希望两岸早日开启和谈,对国家民族作出交代。
       从1980年起,经过3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到1983年,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国民党当局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取代过去“武力反攻大陆”的僵硬立场,两岸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开始有了接触和联系。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战略家。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选择时机,于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发表一篇精心准备的正式谈话,以规划两岸沟通的具体事宜。
       杨力宇,1949年随其大姐赴台,196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后寄居美国,出任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兼中国研究所主任。1979年至1982年,杨力宇先后11次访华,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经贸、科技文化事业。1983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上,他将“中国统一之展望”列为讨论会的专题之一。这次会上,被认为是蒋经国在美国的观察员的丘宏达,提出了被认为是代表台湾方面提出的和谈条件。邓小平认为他的误解太深,愿意当面澄清。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杨力宇。陪同会见的阵容很强大,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负责中央对台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汪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等。在耐心地听了杨力宇冗长的分析和不同意见后,邓小平详尽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谈话的要点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为完备、充实,对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和论述。指出:台湾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构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
       “邓六条”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海外舆论极为重视,普遍认为,这是和平统一祖国的最新构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议。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底”。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时说:“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上还是我们过去提出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更具体一点,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交出来了。”

       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振兴中华民族: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顺利完成,邓小平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上提出了两手抓,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草签,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人们期待香港问题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影响。
       1984年10月1日,国务院总理要在国庆35周年招待会上讲话,邓小平审阅讲话稿时,把原稿“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改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人士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对此作了解释:“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从1985年开始,蒋经国的糖尿病日形严重,身体每况愈下,蒋经国后台湾政局的走向引起各界广泛议论。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台湾的蒋经国身体不好,一旦去世,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因此,他多次利用有关途径向蒋经国传话,希望蒋能从从中华民族利益着眼,同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诚恳地希望老同学之间能合作一下。
由于祖国大陆坚定地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从1986年起,两岸关系开始缓和。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幕式发表《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讲话,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台北舆论开始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和平渐进地与中国大陆统一是正确的道路。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驶B198号飞机在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的途中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两人,以及货物22万磅。事件发生后,5月17日至20日,中国民航代表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举行4次商谈,对货机、两名机组人员和货物在香港进行交接事宜全部达成协议。23日,双方在香港顺利完成交接,事件圆满解决。华航事件的解决,标志海峡两岸30多年来,首次进行了在社会舆论公开监督下面对面的谈判,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三不”原则,扩大了大陆政治影响,受到海内外普遍称誉。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从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角度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1986年6月18日,他在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成员和内地荣氏亲属时说,“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1987年是国共关系实现突破的一年。3月,台湾“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首次公开表示,“三不政策”是消极的,只是临时措施。4月,多位国民党籍“立委”提议台湾当局重新检讨“三不政策”,以符合现实需要。与此同时,两岸沟通也有了新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港澳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对台湾没有影响,没有理由不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一个中国”是基础,是民族愿望。既然是民族愿望,谁也阻挡不住。
       这样,在和平统一潮流的推动下,蒋经国决定实行开明的政策。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从今年起台湾本岛及澎湖地区解除戒严令。16日,台湾当局宣布,允许台湾民众以香港作为出外旅游观光的首站。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决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可赴大陆探亲。11月2日,台湾当局又出台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终于打开了封闭近40年的“台海大门”,实现了海峡两岸有条件的人员交往。
       令人遗憾的是,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咯血而逝。同日,台湾当局宣布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后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接替蒋经国的遗缺。蒋经国的去世对中国的和平统一是一大损失,邓小平尤感痛心。蒋经国选定的继承人李登辉,被日后的事实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
       面对蒋经国去世后的新形势,邓小平再次强调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1988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一位台湾客人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时再次说: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他接着说,“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就是96岁高龄的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送自己的回忆录,既是对邓小平的问候,也是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共鸣。
       台湾问题的解决关乎两岸和平与发展,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事时刻萦绕在邓小平的胸际。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到做台胞工作的微小细节,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今天,邓小平虽然离开我们,但祖国统一这样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仍摆在我们面前,谁也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而应当接续奋斗不止。 





 


 

 









 






 

 
 

 

 

 



 



 















 

        在介绍蒋经国的一生时,提到他留学苏联他回国后,不赞同其父搞独裁政治,在上海搞币值改革,“打老虎”的这一段历史,与我在国内看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情节相同。

 

 

        这一张蒋经国穿着便装,笑容可掬的照片,其解说词是:“民国二十七年起,经国先生在赣南六年期间,经常穿着一双草鞋,到各地探求民隐。”

 

        在台湾,我们曾行驶中横公路,在这纪念馆里,也展出了蒋经国视察中横公路建设的图片。视察中横公路施工进度,翻山越岭,涉水过桥,据说进山21次。

 

 

不畏危险,乘坐吊篮横越深谷

 

走访贩卖金门特色产品贡糖和菜刀的商家。

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的蒋经国。

 

站在蒋经国纪念馆门口,望公园大路又直又广。
 

 

 

 


 

 


蒋家四代在台湾:经国纬国路不同 孝文孝武是非多

  1949年12月,蒋介石带领着一百多万军民和党政军官员,撤退台湾。蒋介石家族,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家族,也是台湾最后一个威权政体。从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行视事”──重新登上“总统”大位,至1975年4月5日逝世;再从蒋经国掌握台湾军政大权后,到 1988年去世,近四十年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蒋介石父子(经国、纬国)以及孝字辈、友字辈,四代同堂,五世其昌,人丁繁茂,枝开叶散,蒋家王朝度过了浪漫无忧的黄金年代。

  经国、纬国:人生路不同

  国字辈的蒋家子弟,出生的年代,躬逢其盛地碰到了“五四运动”爱国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阶段,受到爱国主义启迪的经国与纬国,因为不同的国际背景因素,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经国去了苏联,纬国去了德国。受过红军教育,而且是托洛茨基嫡系弟子的经国,历尽十三年异邦游子及流放岁月的沧桑,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江西“少将保安司令”、赣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官衔。

  而受过德国正规军校教育,备受纳粹德国禁卫军礼遇,而且去过美国长期考察美国军校及兵工建设的纬国,回国后,蒋介石却只按纬国在德国军队中的少尉官阶,向上调了两阶,授以上尉军衔,纬国从基层连队干部做起,而非如经国般幸运。结束溪口闭户读书岁月之后,经国即被派官江西赣南,职司方面要员。

  或谓“经纬安定”,系出同门,经国、纬国固然同为蒋姓,可是纬国打从一开始,在宦途上就落后经国一大截,足证血统纯正与否,真的攸关官运是否亨通。

  一位蒋家人士告诉笔者,纬国在阳明山有一别墅,有次他应纬国邀请到阳明山别墅饮宴,那日纬国酒兴奇佳,宾主尽欢,纬国邀请客人参观其别墅房间摆设。进入别墅主卧室时,但见卧室的墙上挂着两帧照片,一张是戴季陶,纬国指着戴季陶照片,毫不掩饰地说,那是他父亲的遗像。戴季陶遗像正对面的墙上,则是一帧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的黑白照片,纬国也毫不避讳地说,那是他母亲的遗像。蒋纬国侃侃而谈,向自家宾客述说生母重松金子的故事,还说他曾经去过日本,找寻母亲重松金子的遗迹。

  孝文:让祖、父大失所望

  -功课不行,生活“丰富”

  孝文是孝字辈当中,最得宠的一位,由于是长孙的关系,蒋介石从小就很钟爱蒋孝文。孝文血液里有俄国因子,生性早熟热情,又兼备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根性。

  孝文除了会讲普通话、宁波话,也跟着母亲蒋方良学会讲几句简单的俄语,少年时代,孩子总是见闻父亲放浪形骸,跳舞、喝酒,狂欢达旦以及母亲方城牌戏、抽洋烟、啜洋酒的情景。初中时期,开始偷蒋方良藏在衣橱里的洋烟,偷偷喝红星伏特加。

  孝文从小功课就不行,到台湾时,初中念的是台北县淡江中学,功课更是雪上加霜。淡江中学要求学生一律住校,只有到礼拜六才可以回家,蒋经国特地叫义子丘明山作陪。淡江中学老师上课教学只用两种语文:日本话和台湾话,偶尔讲普通话,孝文和丘明山两人同在一班,其他的同学均为台湾人,只有他们两个人听不懂老师上课讲的话,他们回家又不敢告诉蒋经国,以致功课一落千丈,完全跟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

  高中时期,透过经国赣南部属潘振球的关系,孝文回台北市读成功中学,因为初中脱节太厉害,学业成绩一路“满江红”,但是,孝文的生活方面却是愈来愈多姿多彩。半夜三更,他时常命令台北长安东路寓所便衣侍卫,协助他把家中车库的吉普车,推到门外马路上,再激活引擎外出逍遥狂欢,以免惊醒父亲遭到阻挡。蒋经国打孝文打得特别凶,有时候吊起来用鞭子抽,吓得蒋方良为孩子一路哭喊求饶。

  经国知道孝文成不了大器,偏偏蒋介石不放弃长孙,对孝文依旧寄予厚望。1954年,蒋孝文“考”进“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谁都晓得他是被一路开绿灯,保送进了“陆官”,但在那里,他也是麻烦不断。孝文对军旅生涯实在兴趣贫乏,蒋介石最后只有摇头,孩子有孩子的想法,让他去吧!蒋介石嘴里不讲,心里对这位长孙备感失望。

  -在美国差点惹上官司遭拘禁入监

  经国仍希望为孝文谋条出路。正如经国老友衣复恩说的,四个孩子当中,经国最爱孝文,因为孝文1935年12月出生于俄国,当时是经国、方良夫妇同处艰苦困顿的日子,孝文是两夫妻在困苦之中最大的慰藉。加之孝文长大之后,高大英挺,气宇不凡,让一米六三的经国,以拥有孝文这样高大挺拔的儿子为荣。

  经国应是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代表克莱恩的关系,安排孝文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工商管理的。为了让孝文专心念书,缴清了加州大学学费和住宿费用,蒋介石父子另外又给了孝文好几千美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台湾一名高级公务员的月薪,亦不过新台币八九百元,蒋氏父子一出手就给孝文几千美金,足征溺爱之一斑。蒋孝文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但是,歌舞升平的公子哥个性丝毫未改,孝文看着父母亲方城之戏长大,自己也颇好此道,美国留学时期常在一块的牌友包括香港《新闻天地》老板卜少夫等人。

  1960年中国旧历新年前夕,晚间孝文带着一位华侨女朋友,到加州奥克兰朋友家里打麻将。几圈麻将打下来,孝文已经输了九百多块钱美金,等于输了高级公务员三四十个月的薪水。离开牌桌时,他情绪极度低落,开动汽车猛踩油门,直奔高速公路狂飙而去,孝文此举全为发泄输赌情绪,完全忘记公路速限,一路猛踩油门,车速竟飙破八十五英里(时速约140公里)。警察立刻鸣笛追赶拦截,当场开他一张超速罚单。为此,孝文差点惹上官司遭拘禁入监。

  那时蒋经国成天忙于公事,还三天两头接到美国长途电话,通知他儿子又出事了。所幸美国中情局许多事要经国帮忙,因此,孝文若是惹了麻烦,总是透过“国务院”,到警察局设法保释孝文。担心孝文捅出大纰漏,经国特意拜托克莱恩,请中情局“顺便”将孝文每天的情况定时告诉他。经国时常命令情报单位跟踪政治异己分子,这下子竟然利用洋特务跟踪自己儿子,这也算是蒋家一大经典反讽笑话。

  -宿醉忘记服药导致脑部细胞严重受损,智力仅与四五岁孩童相当

  婚前,孝文的女朋友多到十根手指头数不清,在美国和革命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婚后不久,徐女士即怀有身孕,后来生下的蒋友梅是蒋经国第一位孙女,蒋介石第一位曾孙女。

  1962年10月,孝文、徐乃锦返回台湾,蒋经国把儿子交给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孙运璇。谁知道解决了工作问题,家庭纠纷却使孝文走上酗酒之路。他怀疑妻子瞒着自己在外交男朋友,导火线是徐乃锦为了排遣寂寥,到台湾大学选修了几门旁听课程,在课堂里结识了一位外籍男士,因和那位外籍学生切磋功课,变成交往密切的好朋友。此事被好事者辗转传到孝文耳里,因而打翻醋坛子,孝文大发雷霆,怒不可遏。

  自此,孝文自暴自弃夜不归营,在外通宵喝酒饮宴,总要到清晨时分喝得烂醉如泥才肯回家。蒋方良好几次凌晨醒来,不见儿子人影,担心孝文又喝酒闹事回不了家,只好差遣便衣卫士开车四出找孝文。

  有一回,便衣侍卫奉方良之命,开着吉普车沿着台北中山北路,一家酒店接着一家酒店敲门找人,便衣侍卫才走近一家酒店门口,突听见酒店里传出连串枪声,只见酒店里的杯子、酒瓶、桌椅、灯具、玻璃窗……各种室内陈设全被喝醉的孝文打了个稀巴烂。

  1970年冬天,时任“中台化公司”副总经理的孝文,某日上午去上班时,因前一天宿醉,一人锁在单人办公室里埋头大睡,忘了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因血糖过低,导致脑部细胞严重受损,经台北荣民总医院全力抢救孝文虽捡回一命,智力却仅与四五岁孩童相当。

  蒋介石满心希望培植孝文,谁晓得这孩子不争气,老先生在垂暮之年,主观上将承接蒋家第三棒的顺位,推移到二孙蒋孝武的身上。1966年5月,蒋孝武以弱冠之年,离开台湾远道留学,蒋介石曾多次给孝武写家书,钟爱与想念跃然纸上。

  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归来之后,孝武本心很希望能为父祖争光,然而,孝武最大的问题,是他情绪不够稳重,这让经国头疼不已。

  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担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年纪轻轻的孝武,完全不懂退辅会的实务工作,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后来,孝武又多了一项职务: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名为专门委员,实际上对党务工作也无从“专”起。

  孝武真正找到与自己性格契合的领域,是蒋经国早年迈向接班之路的情报组织。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之后,情报部门几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有形无形资源,情报单位的一切,似乎最适合孝武这个西伯利亚式阴晴不定性格的男人,他有心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是经国与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也是父亲对孝武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那段时期蒋经国到若干情报机构开会视察,似乎都带着孝武,他仿佛就是蒋经国的影子,或是代言者。

  -大闹机场事件,使得孝武的地位跌落谷底

  1977年11月,台湾发生了一场“中坜暴力事件”,党外人物积极串联活动,孝武认为这是他发挥情报干才的绝佳机会,他急于在父亲面前力求表现,争取青睐。

  某次,情报首长在台湾高雄澄清湖召开首长会报,讨论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党外纠众滋扰问题。会议由蒋经国主持,孝武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 执行秘书,与会的首长们,几乎清一色都是孝武的叔伯辈,加上有父亲蒋经国在座,会议桌上根本没有他讲话的份,他自然不敢当着父亲的面,在会上高谈阔论。

  散会以后,蒋经国先行离席北返,孝武拦住几位负责情报的将领,放言高论:“党外分子最近南北串联,愈来愈不像话,我父亲年纪大了,万一有个闪失,军队又控制不了,如何是好?”孝武又称:“情治单位有必要结合‘社会力量’,来对付党外分子。到时候,情报单位要配合这些‘社会力量’!”孝武所谓的 “社会力量”,就是帮派势力之意。将领们有的虚与委蛇,有的根本懒得理会。

  这些不把孝武放在眼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则是瞧不起孝武这种帮派思维,二则他们清楚,经国先生对孝武的言行并不认同,蒋经国大权在握,春秋鼎盛,谁敢轻易听信孝武,而引起经国不悦呢?

  然而,真正让蒋经国对孝武伤心的,是蒋孝武处理与汪长诗的婚姻问题的方法。某次,孝武与汪长诗大吵一架,汪小姐盛怒之下,拎着皮箱行李直奔松山机场,孝武叫嚣,你要走,干脆把孩子也一起带走。汪长诗驱车抵达机场时,弟弟孝勇火速向蒋经国报告,经国连忙命令“国家安全局”局长王永澍赶赴机场,不准汪长诗登机,如果汪长诗已经登机,设法阻拦那班飞机起飞。

  汪长诗刚上飞机,王永澍匆匆忙忙赶到松山机场,紧急通知航班飞机暂时不准起飞,搞得松山机场如临大敌,许多旅客还以为发生劫机事件,人人自危。孝武此时也赶到机场,他握着一把手枪,顶住王永澍的肚子,以歇斯底里的语气说:“你马上让飞机起飞,不然我先毙了你!”

  王永澍只有好生劝抚孝武,允诺汪长诗搭乘的航班飞机起飞。眼见飞机绝尘而去,孝武竟又调转头,想上阳明山找弟弟孝勇算账。

  大闹机场事件,使得孝武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地位跌落谷底。在经国先生想法里,一个连家里都摆不平的孩子,有什么资格谈接班?因此,或谓1984年爆发的“作家江南命案”,是孝武失势的主因,实际上,早在这事件之前四五年,孝武就已经从蒋经国的接班名单上除名了。

  孝字辈子弟当中,另外两位,一是女儿孝章,她早熟聪明,而且最没有“贵族”的架子。另一位是行事低调、精明沉稳的孝勇,在经国晚年被目为“地下总统”,因为他恪遵蒋经国意思,唯父命是从,是最得宠的一位。

  据说蒋经国、蒋方良在赣州时期,当时孝章不过才七八岁,父亲请章亚若教孝文、孝章中文,孝章从章亚若和父亲两人眼神互动中,一眼瞧出彼此关系非比寻常,但是,孝章懂事明理,心思细腻,固然洞察了真相,却压抑心中隐忍不说,直到年老时,孝严、孝慈身份由媒体曝光,才向亲人提及此事。

  孝章曾为了与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长子俞扬和的婚事,差一点在蒋家闹家庭革命。蒋孝章坚持要嫁给曾有婚姻记录、年长得可以当孝章爸爸的俞扬和,惹得蒋经国嚎啕大哭。蒋孝武更为了要给俞扬和“教训”,曾经在松山机场当众想对俞扬和动粗。幸经宋美龄向蒋经国说情,蒋经国的态度才软化下来,不再固执己见。稍早之前,经国甚至造访俞大维,意欲施以压力,叫俞扬和知难而退,孰料俞大维聪明过人,他告诉经国:“我也反对这门婚事,但孩子长大了,我实在无力干涉他们的事。”婚后,蒋介石、宋美龄均待俞扬和如一家人,蒋经国也改变心意,采取接纳态度,每次孝章夫妇自美国返台,经国总要在七海寓所或是慈湖招待孝章和俞扬和。

  如今,孝字辈当中,除了孝章,还有蒋经国章亚若生的儿子蒋孝严、蒋纬国的儿子蒋孝刚。

  第四代:悬崖边的贵族

  乍看之下,蒋家人丁不免有些单薄,但细数友字辈的曾孙辈里边,却是代有才人出。蒋孝勇之子友柏与友常,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两位,也是最勇于发表自己看法、最出色的两位蒋家第四代后辈。

  生于1976年的蒋友柏,曾经在口述的《悬崖边的贵族》一书中为自己作旁白:“蒋介石是他的曾祖父,蒋经国是他的爷爷,但别再追问他对近代史的评论。我们看到的伟人,对他来说,只是家人。”又说:“财务是他的专长,当他还在纽约大学读书时,在房地产投资上就大有斩获。做投资赚大钱也是他的好胜本能之一。”

  1978年生、属马的蒋友常则在《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作自我履历式的剖白:“深邃的五官泄露了他的俄国血统,亲切的笑容却软化了遗传自奶奶、那遥远且冰天雪地的线条。笑起来就像是邻家男孩,和他面对面,他的气质,很自然地设计出‘如沐春风’的情境。”“设计”和“管理”是他的强项(2000年,纽约大学史顿商学院NYU,SternSchoolOfBusiness主修财经;2004,帕森设计学院 ParsonsTheNewSchoolForDesign主修设计管理),念书时,还出过一本旅游书,是关于纽约的艺术之旅。

  《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介绍:蒋孝文的女儿,也就是友柏的堂姐蒋友梅,早已往艺术方向发展;蒋孝武的大儿子蒋友松在旧金山从事创投金融业。而友柏、友常则回到台湾开设“橙果”设计公司。

  国民党“立法委员”蒋孝严,在介绍兄弟与自己的孩子时说,他与孝武的儿子友松较有往来,尤其是友松,和孝严家来往较为密切。

  孝严的儿子蒋万安目前在美国硅谷一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万安自台北复兴小学毕业后,念师大附中国中部,再考上建中、念政治大学外交系。

  蒋万安花了一年半时间拿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又用了不到三年时光,获得法学博士。2007年11月初,考取了美国加州律师执照,加州律师执照很难考,蒋万安居然能克服困难考取。

  回想起儿子万安的名字,蒋孝严若有所思地说:“我儿子万安的名字,是经国先生取的。万安出生后,王升先生就跟经国先生报告,经国先生听了之后很高兴,思考了几天告诉我,孩子就取名为万安,他说孝严、孝慈在万安吃了很多苦。我跟孝慈的名字是老先生取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江西万安长大的,那里是全江西最穷的一个县。经国先生取名万安,就是要我和万安本人,知道毋忘在莒,经国先生借着儿子的这个名字告诉我,记得你小时候经历的辛苦岁月。”

 

 

 

 
蒋经国先生是这样一个人。
 
1、清廉。蒋经国先生的清廉表现在自身清廉与严惩腐败,而且从获得第一份官职开始,直到去世50年的从政生涯,“官”越做越大,一生如此,这样的坚守谁不崇敬。这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个政风,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界定,才能真实对蒋经国先生的清廉给予准确评价。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其次,严格家人。蒋经国先生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明确规定不到28度,官邸不许开空调,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先生去世后,靠先生20个月的俸额115万2000元新台币为生,生活异常拮据;年迈的蒋方良对俄罗斯还怀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她从媒体上得知,问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去世前,蒋方良问可否葬在丈夫身边,其言令人潸然泪下(在中国传统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因先生长期的严格管束,担心这样的要求是奢望)。
 
再次,打击贪腐。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他经常如此)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最后,政风清新。由于蒋经国先生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清廉使蒋经国先生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无人敢难,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了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2、为政。这里的为政主要是指蒋经国先生为政的目的与为政的方式。蒋经国先生在台的统治,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
 
先说一心为民。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着;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与人民关系密切);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俞国华(“行政院长”)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再说一生亲民。在赣南,蒋经国先生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许多决策灵感从中产生);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再整个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同意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这就是贫民“总统”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人民没有抛弃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先生为民、亲民累积的丰厚的政治遗产。
 
3、胸怀。令人钦佩的是,蒋经国先生的胸怀不仅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可思议”,就是民选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比肩。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先生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先生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绝不是为发泄怒气,而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怨恨,但为美方劝阻),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后交20万美元的保释金放了);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冲突中,群众专向手持对讲机的军官发动袭击,担任行动指挥的少将被人用破瓶砍伤手臂,负责前线指挥的指挥官则被火把砍伤脑门),群众方面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世界上,如此维持秩序的,恐怕绝无仅有)。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先生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抓,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在“国民大会”致词时(期间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此时已说话艰难),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指国会),随后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他。他的部属要严厉还击被制止了——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后,蒋经国吐血而亡。
 
民主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妥协,而妥协是需要胸怀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先生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先生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只要有理)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最主要体现在民主反对派的应对上。想读更多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ncf756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民主着陆的平静、有序(不是没有冲突与对立,而是没有大的流血,更没有死人)为所有国家或或地区仅见。

 

 

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生死恋情

章亚若这个名字和由于特定的原因长期被历史封尘着,她的亲朋故旧及知情好友都长期小心地三缄其口,直到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大成人,一个成了学界巨擘,一个步入政界要位,她与蒋经国的如烟往事才浮出水面,契机是蒋经国去世与台湾新闻解禁。
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生死恋情

章亚若是江西吴城人,祖父与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才子,父亲是律师,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弟,所以她应该是成长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从小就比其他姐妹来得伶俐,深得父亲的欢心,因此放在身边悉心调教,她不仅擅长诗词文章,写得一手好字,还做得一手好菜,裁剪缝制衣服,十二三岁便能主持全家的家务和日常开支,在某些方面成为姐弟及母亲的主心骨,显示出她处事为人的天资和才干。正式入学之后,老师对她的评价也是天资聪颖,成绩优秀。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地考分最高的教会学校,被喻为学校里的一枝花。这样的女孩当然心高气傲,以她的资质与心气她当然是想高中、大学的一路读上去。但是当时盛行早婚的会风气,长到15岁的她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远近来提亲的人把门槛都踏破了,这些提亲的媒人或是前脚进后脚出或是三五成群的来,挠得章家大院整天不得安宁,使她父亲的工作也受到了干扰。结果旧俗这杆枪把章亚若这个出头鸟从枝头打了下来,拦住了她求学之路。我想这一定是年轻的章亚若心头永远的痛。如果她不是过早的失学而是读了大学甚至是出国留了学,要是她不是那么早地结婚生子。以一个未婚的高知女性的身份来到蒋经国身边,那么她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应该是更高一些。但是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她就是章亚若。
最后章亚若听从父母之言与表哥唐英刚结了婚。这是一门亲上亲,那个时候作兴这个,亚若和表哥从小就认识,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比亚若大三岁的唐英刚小时候就经常来向亚若求学诗文,应该说是有点子感情基础的。这应该是父母能为亚若做得最好的选择,人才相配,门当户对,并且知根知底,双方大人的关系亦比较好。
成婚时,新郎的一切都依了新娘的要求,这也成为了夫妻俩相处的模式,在这段婚姻里章亚若处处占上峰。新娘在婚礼上确是标新立异。如在喜堂上,章亚若学习西方人的婚礼模式,与新郎互换戒指:他当场给她套上了一只红宝石戒指,她给他戴上了方章型的赤金戒。可此地的风俗拜堂是不能笑的,可是戴戒指时与拜堂时她却两度噗哧笑出声。
章亚若嫁过去没有什么婆媳矛盾。结婚之初夫妻俩人的感情很是融洽。从小就喜欢亚若的英刚对自己的妻子很是体贴、顺从,由婶母变成的婆婆亦很珍爱她,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对于学业的中断,过早成婚,以至于少女的那些绮丽的梦如绚烂的肥皂泡一般地破灭了,亚若的心中是有着遗憾的,但对当下的婚姻生活她也是从内心感到满足的。就这样平平和和生活了几年,亚若不负所望接连为唐家添了两个男丁。平素,她还下厨房做饭炒菜,洗衣浆裳,分担家务,照料丈夫。婆婆喜欢得整天合不拢嘴,逢人便夸儿媳,对孙子则是抢着抱,让儿媳能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或看书写字,或到亲戚家走走。黄昏就章亚若就倚门等待丈夫回来,晚上两夫妻一起研读古诗词文章产,评议唐宋大家的文采,或写字画画,其乐融融。
也许是生活太幸福太安乐了,在两个儿子相继识字之后,早年失学的痛楚又涌上心头了。尤其是得知大弟考上山东大学,又得知中学时代的许多女同学或在大学攻读,或已经出国深造,或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灿烂的前景正向她们招手时,她心里的旧创伤又重新作痛,流出血来。章亚若是个有心气的女孩,她现在的生活虽然幸福,可是太平稳了,今天可是预知明天,她的一生难道就这样相夫教子地过吗,走母亲及二姐的老路,走那些旧式女子的老路,做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做一个男人的附属品,依靠男人过日子?亚若真的是不甘心呀。
章亚若向自己的丈夫表达了想出去工作的愿望。作为一个守旧的男人,英刚当然是不愿意,原因也是很简单,世道这么乱,一个年轻女子抛头露面的难免会招蜂引蝶,惹上事端。亚若刚坚持已见,争吵不可避免。吵架不停地升级,最后惊动了婆婆,最后这事还是由婆婆拍板了,她批评自己的儿子,你这个木头啊,亚若出去读书是好事,家务活由我做,小孩子也大了,也好带,也由我来带。最后由于婆婆的支持亚若还是出去工作了。
由于在小家庭中,章亚若有一种窒息感,她不甘寂寞,便也到南昌高等法院去上班,并且参加社会上的各项活动。平日里交友广泛,三教九流都有,经常出入各种酒会、舞场;闲暇就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她足蹬高跟鞋,画眉卷发,身着合体的新款流行服装,敢于尝试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是一位赶浪潮、开放型的女性,成为南昌城里扎眼的时髦女性。几年的婚姻生活使章亚若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成熟妩媚的少妇。而丈夫似乎是没有什么大出息。这当然是不能令心高气傲的章亚若甘心。
章亚若搬回娘家,一住就是三年,期间她倒也是洁身自好的,并未真正惹出什么绯闻。但是对自己的这个丈夫她显然是不满意的。英刚很爱自己的妻子,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但是他为人软弱、守旧。而聪明如章亚若从内心来说应该是希望一位强势的男人。她在娘家这些日子婆婆常带着孙子来看她,而她内心有所期盼的丈夫却一次也没来过,因为英刚虽然软弱,自尊心却很强。这位丈夫在收到自己妻子要求离婚的信件后吞了她结婚时送给他的赤金戒子自杀身亡了。
章亚若与母亲及弟妹逃难来到赣州,为了养家,她决定出去谋职。当时的蒋经国正在赣州做专员。章亚若的求职信辗转来到他面前,他为信中出众的蝇头小楷与温婉的措词所打动。听取平民的意见,本是蒋经国的一贯作风,更何况此求职信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他把接待的任务交给了他手下的主任秘书徐君虎去办理。徐君虎见到的是一个时髦的女子。那天到公署同徐君虎见面时,章亚若刻意修饰了一番,打扮比当时的一般妇女要时髦:大波浪的卷发披至肩头,一件紫色碎花旗袍镶上咖啡麦芽滚边,衬托出她的婀娜多姿,脚穿一双精致的白色半高跟皮鞋。徐君虎对章亚若的第一印象不算太好,晤谈时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章亚若对此也极为敏感,于是徐君虎同章亚若的会谈成了干巴巴的公事,少些人情味。最后章亚若被安排在图书馆整理资料,章亚若到公署上班第一次见到蒋经国,给蒋经国的印象倒是挺单纯、挺素雅的,就像一个女学生。因为徐君虎在章亚若到公署上班后,便告诉她蒋经国“崇尚朴素”。此时的章亚若也明白和理解了这位徐秘书的耿直和好心,便到朋友处借了一件最大众化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又将长长地大波浪卷发齐耳根剪了,脚上穿白袜黑圆口布鞋,一身标准的朴素打扮。所以见到蒋经国后,便给蒋经国留下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纯清素雅的女学生印象。
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生死恋情

章亚若工作很勤勉,对抗战事业很热心,多次受到蒋经国的表扬,我想正是此时这个聪颖能干的女子一点点地走进了蒋经国的心里,成为他眉梢上的一颗美人痣。章亚若在公署资料室工作不久,由于工作出色,被蒋经国调至公署“抗日动员委员会”任文书。蒋经国通知章亚若任文书还有一段插曲。
那天下午战场救护工作刚结束,还没来得及到公署换洗一下,公署礼堂便开始了进行抗战宣传的文艺演出。蒋经国招呼章亚若一同去参加。当时,章亚若看到自己衣服上净是尘土和血污,有些犹豫,但看到蒋经国也是如此这般,就同他一道去了。结束时她看看手表,已是深夜,不便回家,便去公署冲个澡,换洗一下,然后再处理一下没做完的工作。反正公署里有她的铺位,平常日子有时也加个夜班什么的。洗完澡,换好衣服回到公署资料室时,章亚若感到神清气爽,就将下午空袭时耽搁了的事有条不紊地做起来。她一边做一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京戏《平贵别窑》中王宝钏的唱段。当她将整理好的一摞报纸放好,趁手中没有东西之时,竟鬼使神差随着嘴里哼哼的板眼,婷婷袅袅地做了个亮相,要知道章亚若的青衣可是有一定水准的。这一瞬间,她的亮相似被定身法定住了——她看到了月光下在窗外静悄悄地伫立着的蒋经国。她又惊又吓,又羞又恼,不知如何是好。而蒋经国却直勾勾地看定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火辣辣的目光。
章亚若局促不安,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仅仅是这个潇洒的亮相,更主要的是她洗完澡后换了件公署忌讳的绯霞色杭纺无袖旗袍。旗袍的左胸襟她自己精心绣了一束繁茂的白色素花,更映衬出衣服的高雅华贵。这是她最喜爱的一件旗袍,多年来舍不得穿。今晚由于心境好,也是女儿家的爱美之心作祟,趁夜深人静之时,穿到身上供自我欣赏,不曾想让“崇尚朴素”的蒋专员撞了个正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收回两手,摩裟着桌沿,低头不语,意在等待着蒋经国的发落。
其实男的的崇尚朴素都是做给别人看的。看到自己中意的女子绚丽多姿总是会心存喜欢的,男人不是会对所有有姿色的女人动心。但自己喜欢的女子的卖弄姿色却是可以让他心神荡漾的。而这时的蒋经国,凝睇着章亚若那用绸带束起的乌发,那象牙般光洁颀长的脖颈,那浑圆匀称的臂膀,与其身上所着的旗袍很浪漫地衬出的古典东方淑女的风韵,不由得看呆了。今天的章亚若给蒋经国的感觉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蒋经国是一位专员更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他其实是个颇为自律的人,由于他的太子身份有不少女子向他写来求爱信,他都置之不理,但是一个男人的自律抵不过与一个妩媚女子朝夕相处的耳鬓厮磨。男人的自律是对浮华世界的抵制,是对自我欲望的克制,但是他抵御不了一个让他动了情的女子,没有人能够抵御真情。他非但没有责备章亚若,反而对她发出由衷的、不掺一丝轻薄的赞美。章亚若见蒋经国称她美丽,便不再担惊受怕,怯怯地偷看了他一眼。蒋经国恢复了专员的常态,诚挚热情中不乏居高临下地对章亚若说:“章亚若,这两个月我注意到你变了,变得朝气蓬勃,明快自信,大家对你的工作也都很满意,抗日动员委员会需要个精明能干的文书,我想安排你去干,你意如何?”章亚若立即点头应允,眼眶竟湿润了。桀骜不驯的她此时有一种“皇恩浩荡”的暖流冲撞心头的感觉。
做文书工作期间,章亚若进一步展现了自己的才气,令蒋经国更加对她刮目相看。有一次,蒋经国为找章亚若解释一点误会到了章亚若和其母亲共住的房子里,章亚若将其让到自己的闺房里小坐。蒋经国看到她的闺房很小,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就满了。但因布置得淡雅素洁,小卧室却不显拥塞。海青色的罗纱帐中斜挂一支洞箫,海青色的床单被褥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花鸟真幅,一树李花极繁茂,充满了生机。尤其是蒋经国看到桌子上摊着笔墨纸砚,章亚若画的一幅芭蕉下一只毛茸茸的鸡雏觅食的国画墨迹未干,不胜惊讶。他当时便不无夸赞地对章亚若说:“那封求职信让我发现你字写得有功力,那夜发现你京剧唱得蛮有韵味,今日又发现你国画画得颇有意境,看来你就像一口蕴藏丰富的矿井,总让我的发掘有新的收获。”
但其实章亚若在蒋经国求爱之初是拒绝的。这更激起了蒋经国做为一个男人的好胜心。他以一个太子之尊,竟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家碧玉。男人总是对投怀送抱的女人不太珍惜,而对自己费力追来的人很在乎。做为章亚若这样的女人能攀上蒋经国应该是她求之不得的,然而也许是欲擒故纵,也许是不相信蒋经国的真心,章亚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这让蒋经国对这个女子更加迷恋,也更激起了他做为一个男人的征服欲。
为了进一步接近章亚若,蒋经国推荐她进入“青干班”学习,他们应该是在那时候真正定情的。学习结束章亚若后成了蒋经国的专职秘书。做蒋经国接见民众时的记录,陪同蒋经国察访民情,搜集整理各类信息资料,接送官员等等,实际上就是蒋经国的专职秘书。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蒋经国与章亚若无论私事、公务,几乎是形影不离。
蒋经国在赣南的形象是靠“赣南新政”树立起来的。在当时,他的举动的确赢得了一班热血青年的真心敬佩与拥戴。但是,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及早年在苏联时曲折坎坷的经历所塑造出的喜怒无常的冷僻性格,虽然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称兄道弟、谈古论今,但是真正能够令蒋经国不戴面具、解除防备、纳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共品不可对外人张扬的喜怒哀乐,并以真诚相见,视为心灵慰藉的红尘知己,只有章亚若一人。中国古话说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但是真正能够走进男人心灵并与之共舞的还是红颜知己,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天生就是男人身体里的一部分。当时蒋经国已有妻室儿女,并且也不是个感情很随便的人,不该在他身上发生婚外恋的现象。徐君虎在秘书岗位上,就收到过许多年轻女子向蒋经国的求爱信,里面还有附玉照倩影的。当徐君虎将这些信交给蒋经国看时,蒋经国半开玩笑地说,你已经三十而立,还未有家室,就从中选一个中意的吧。徐君虎当然是一笑了之。对于女子的投怀送抱蒋经国都是拒绝的,这应该是出于一个从政男人的谨慎,远离女色,轻视钱财是中国大众对于一个男人人品的基本评价,何况蒋经国也是急于要树立自己形象的时候。对章亚若他是动了真情的。其实看过章亚若的照片相貌也只是中等而已,并不绝色,但我相信能在一众美女中打动蒋大公子的女人性格方面肯定是有她的过人之处。
情到深处总难自禁,当时专员公署的同事也曾说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有时情不自禁地就流露出来,使旁观者一目了然。蒋经国喜欢在公忙之余与同仁好友把盏相聚,有时候难胜酒力,往往醉倒。原来,他无论怎么喝,都无人敢劝止,大伙也不扫他的兴,陪他饮到底,哪怕是烂醉如泥。然而,自从饭桌上加入章亚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每当秀气的章亚若轻言婉语,笑意盈盈地低声劝蒋经国为健康着想,少饮酒时,蒋经国不但不恼,反而依言放下酒杯,不再喝了。那些同仁们看到这位赣州民众眼中自信、独立的钢铁强人,竟然在章亚若的浅笑轻语下变得象小猫一般地服帖顺从,就不难查觉出其中的奥妙了,尤其是那些有过情场阅历的人,更知道“伟大的力量来源于深深的爱”。当时章亚若家住在赣州城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式宅院里,几乎每隔一两天,蒋经国都会在夜幕降临后造访章家,周锦华也深晓其中玄机,不准任何人打扰他们。漆高儒还曾应蒋经国之邀,在章亚若的闺阁内共同用过餐。他说,在感觉上,那是蒋、章两人共乐的小天地,只是作为下属,面上他不便深问。章亚若曾一度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出入蒋府。当时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住在重庆,有时蒋方良离开赣州赴重庆探望公婆,在这个时候,章亚若便奉召到花园塘的蒋经国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经国的两个孩子,并在那里留宿过夜。
章亚若曾有过8年的婚史及两个孩子,这段经历她怕影响她求职所以一直隐瞒了,与蒋经国情到浓时她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过去。蒋经国是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男人。他一直以为章亚若是个未婚女孩,当听说这一切时他是有着片刻的不悦的。但这时的他已经深深地爱上的章亚若,沉浸在与她相处的欢娱中,也就没太计较,可是不计较归不计较,心底应该还是有些遗憾的。如果章亚若没有婚史,以处子之身与他相识,他应该是会对她更加珍爱。
应该说章亚若的善解人意、与女性特有的温婉使蒋经国在她身上得到了两性间的欢愉。他的妻子是外国人,虽然跟他回中国之后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可是总是不免隔膜。当时身处俄国的落魄的他能得到蒋方良的青睐,让他在异乡有个家已经很不错了。回到中国,身为太子,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的他做为一个男人也需要有一个与他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女子的温存,那种一低头,一颔首间的默契,一频一笑间的温婉妩媚,他都在这个名叫章亚若的女子身上得到了。这时章亚若来到了他身边并且敏感地捕捉到了他做为一个身居高位的男人内心的孤独。其实章亚若也不是个随便的女子,在职场上她也是拒绝的很多有权有势的男人的垂青。但是她能拒绝蒋经国吗?当时的她丈夫已死,做为一个女人已经没有了依靠,同时做为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应该也是觉察到了蒋经国是真心喜欢她的,况且蒋经国是太子,是蒋介石唯一的儿子了,这一点对她是不无吸引力的。但不能说她就是单纯贪图蒋经国的地位,这也是冤枉她的。地位也是贪慕的,对蒋经国这个人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的。有很多人觉得女孩找有钱人就是爱上他的钱了,其实不然,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自然有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在里头,而所谓的贫穷男人也是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悲之处。人在恋爱上都有趋利避害心理,都愿意跟着自己的另一半过幸福日子、过好日子。女孩找个穷男孩嫁,也是认为这个男孩是个潜力股,多少年后她是可以苦尽甘来,咸鱼翻身的。如果一个女孩明确意识到跟着这个男人是要一辈子过苦日子的,我想她是不会飞蛾扑火般爱上他的。当然最后是否真的过上好日子这就要看这个女孩自己的眼光了。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蒋经国不是潜力股,他有个明显的身份——皇太子,所以章亚若爱上他是很自然的事。两人在一起时什么话都说。章亚若也极力和蒋经国调笑。使一些女人的小手段,让蒋经国沉浸在她的温柔乡里不能自拔。章亚若称蒋经国为“慧风”,蒋经国称章亚若为“慧云”。两人相处真的是浪漫之极。再踏实严谨的男人也是会被一个善于在两性相处时制造浪漫气氛的女子打动的。
情到浓处,蒋经国给了章亚若一个承诺,那就是找个合适的时机去老家宁波奉化溪口拜望自己的生母毛福梅,让她承认两人的关系,以便公开两人的关系。听到这个承诺章亚若很感动,也膨胀了她内心想要成为蒋经国正式夫人的野心。让一个女人觉得与一个男人的爱是有希望的,她自然就会投入更多的感情。但是毛氏却因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去世了,这让章亚若的希望落了空
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生死恋情

 可能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对外正式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当两人情感发展到高潮时,他已不忌讳在亲朋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证明他与章亚若的特殊关系。不论有无“婚约”,蒋、章两人的婚外恋情发展至此,已是专员公署上下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当然由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下属们对这件事只假装做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却可以过问此事,这人就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蒋介石一封电报将儿子召回身边。以蒋经国的身份这种男女之情他是不会受处分的,可是公众舆论却不可不防。在中国这种男女私情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很有损蒋经国的形象的。蒋介石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是寄予重望的,希望等哪一天自己年迈体衰之后由儿子来继承自己。再说儿媳蒋方良十分贤惠,又为蒋家连添三个孙子。这个章亚若是个有过婚史、又有两个孩子的人。这样的女人不恪守妇道与别的男人搞七搞八显然是品行不端。这样的女人他们蒋家怎么能接受。
蒋经国却对父亲说,母亲本来不也是好好的,你在中年之时不是也离婚再娶了吗。这话彻底将蒋介石激怒了。他说,我那是因为革命的需要,没有你继母多年的支持,没有她在关键时候为我争取来美国的支援,我的革命不可能成功,没有她深入虎穴,在西安事变中救我,我可能早不在人世。那个女人怎么能和你继母比。
蒋经国无语了。可是这时陷入热恋中的他要他断决与章亚若的感情他做不到。他一心想维持与章亚若的感情,何况此时章亚若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蒋介石却说如果你能摆脱那个姓章的女子就罢,你做不到,我就将你调出赣州。蒋介石的这一招很灵,当时的蒋经国在赣州已经打开局面,事业蒸蒸日上。蒋经国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女子毁了自己的前途。这就是中国政坛上的男人,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的比男女之情要重要。为前途放弃私情被认为是正人君子,否则就是好色之之徒。对女人薄情被大众所称赞。为了美人而放弃江山的男人到头来全世界只有温莎公爵一人而矣。而喜欢杨贵妃到极点的唐明皇到头来在江山与美人面前也选择了前者。中国是有这样一种传统与文化氛围的。
蒋经国做了一个自认为是两全的安排,让章亚若到桂林去待产,等她生下孩子,再让一女友女扮男装拍一订婚照,给一众人看,以至于消除影响。造成与章亚若分手的假相以便对自己的父亲有个交待。
临走时,蒋经国为章亚若饯行,请的都是章亚若在“干训班”的同学及公署里要好的同事。席间,蒋经国、章亚若以男女主人自居。这次其实是对章亚若地位的肯定。第二天,章亚若就被送往桂林。
章亚若毕竟只是个有初中文化的女子,家庭也是中产阶级,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再聪明伶俐也只是个小家碧玉。能够得到蒋经国的爱,她内心是得意的,也难免持宠而骄。她性格外向,爱出风头,行事张扬,在桂林以蒋夫人自居,毫不避讳,她的公寓被她自称为“蒋公馆”,试想她本人姓章,叫个“章公馆”也就罢了,风马牛不相及地叫“蒋公馆”这不是将她和蒋经国的关系昭然若市吗?这对蒋经国的政治前途是很不利的。蒋经国托了自己的好友来照顾章亚若,并让她的妹妹章亚梅去照顾她。还将自己的一个私章给章亚若,她要办什么事,要买什么东西,一盖这个章就畅通无阻。所以当时的章亚若除了名分之外其它方面生活是相当优越的。
章亚若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儿子出生后蒋经国来桂林的次数增多了。看着这对可爱的小东西,蒋经国乐不可支。一直以来他一直希望有一个纯正中国血统的孩子,这也是他生母毛氏生前的愿望。看着这对由自己心爱女人所生的孩子,蒋经国乐不可支,亲切地叫他们:“大猫,小猫。”之后“大毛“,”小毛“就成了这对双生子的小名,从小他们也以“大毛”,“小毛”自居。按照蒋氏宗谱,为两个孩子取大名:蒋孝严、蒋孝慈。他知道母亲在生前看着他的一双儿女,时时含着满足的微笑中带有“可惜全都是洋娃娃”的美中不足的遗憾。母亲罹难,含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世,令他终日不安。他发誓无论冒什么风险,他也要让九泉之下的母亲在这一点上得到安慰。而现在母亲的心愿终于得到满足。
章亚若与蒋经国的生死恋情

母以子贵,为蒋经国生了双胞胎之后的章亚若自然更加理直气壮。蒋经国再来探望时,她就用柔情加眼泪的攻势要求名分。对于一个陷入恋爱又为已生子的女人蒋经国也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要求。问题是蒋经国没有告诉她自己父亲蒋介石的态度。这时要求名分其实是将蒋经国陷入两难的境地。蒋经国只得使用拖延策略,蒋经国又何尝不想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合法化,只是为父的警示在先,他是无可奈何。可他又不能对章亚若明说,只好用言语搪塞,让章亚若给他时间,容他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蒋经国此时的所谓办法,只不过是给章亚若开了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借以麻醉章亚若,稳定她的情绪而已。章亚若却不甘心做地下情人,她想要得到更多,目的达不到,她就又哭又闹。这时蒋经国的处境有点尴尬,他正在谋求政治上更大的发展,所以章亚若的名分之争给了蒋经国很下恰当的压力。我想即使依然爱着章亚若对于她反复要求名分这一点,蒋经国心里也是不耐烦的,这是他办不到也根本没有打算却认真办的事情。其实还是杨贵妃聪明,考虑到实际情况,她并没有反复请求唐明皇立自己为皇后,而她没有皇后之名却享有的比历代皇后更高的礼遇,这样其实很实惠。如果杨贵妃反复请唐明皇立自己为后,那么唐明皇也会烦的。
小家碧玉章亚若真的是智慧不够,此时的她应该更好的培养和蒋经国的感情,低调一点,用心扶养一对儿子,并想办法再次怀孕,再为蒋家添丁。那时她的地位将更加稳固。可是章亚若的心气太高了,她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的,她想做名正言顺的太子妃。也由于蒋经国的宠爱,她在当时招摇过世。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其实蒋介石虽然一开始不赞成,但是章亚若为他添两个纯正中国血统的孙子,他还是很高兴的。他主张这事不宜张扬,如果章亚若低调,甘心做外室,又能精心扶养他的两个孙子,他也就默许此事了。可是章亚若偏不,她要张扬以正名。所以她遇不幸也是情理当中的事。
一次友人家聚餐后,章亚若上吐下泄,被送到医院。她对来探望的朋友说,章亚若就说到她“地位”未定的境遇。提到这个话题时,章亚若黯然神伤,泪水盈满眼眶,她对来人说:“我并不贪羡荣华富贵,可是我不能再在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日中生活,孩子们是要长大的,我不能让他们的身世不明不白,我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对不起孩子。”对于章亚若所谈及的,桂昌宗只能表示理解和同情,可他又不能说什么。话虽这么说,可蒋经国毕竟不是普通人,嫁给他就意味着嫁给了荣化富贵。我相信章亚若是真心爱蒋经国的,但蒋经国的身份地位一定也是她对他爱的催情剂。
过了一会,一位王姓医生来给她扎了一针后,章亚若便香消玉殒了。章亚若之死客观上其实是给蒋经国解决了一个难题,但是从主观上来说,他对这个女人是深深的眷恋的。初闻死讯,蒋经国情绪失控,泪流满面,一度为了掩饰红肿的双眼,好几日出门便戴墨镜。
章亚若之死谋杀说是得到世人肯定的,但是是谁谋杀的确众说纷芸,一说是蒋经国,二说是蒋经国手下,三说是蒋介石。我把我的观点跟大家分析一下,要蒋经国是亲自下令是不可能的,因为蒋经国本身就不是个很狠的人,对一个自己深爱又为自己生下一对儿子的女人想必他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蒋经国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至少事后是明白其中的真相的,但他并未对下手的人实行什么制裁,说明那时的他对章亚若已经是从心底里烦了,也认为章亚若死了对自己更有利,认为别人杀死章亚若是为了自己好。其二是手下人之说,要想当时蒋经国的身份是太子,手下人再看不惯章亚若,再讨厌她,又有谁敢动主子心爱的女人。敢下这个手的人只有蒋介石,如果不是蒋介石下的令,而是另一人自作主张那么事后悲痛欲决的蒋经国肯定是要报复的,唯有对自己的父亲蒋经国是无可奈何的。可是按照蒋介石的性格,看他虽然离婚再娶宋美龄,但他对自己几个有过感情的女子都做了很好的安排,比如未给他生孩子的陈洁如只是送出国去,也未下杀手,怎么会杀给他生了两个孙子的女人呢。所以说章亚若也可能真的是自然死亡。这至今也是一个谜。
蒋经国在过世前两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适,有一次连发高烧数日,睡梦中居然断断续续喃喃地喊着:“亚若!亚若!”可见他对章亚若用情之深。
 
蒋经国情人章亚若被杀之谜:

 

以前,我们从历史课本上就知道陈立夫是个大坏蛋,但是,这种概念化的结论无法让人明白他到底有多“坏”。而本书恰好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它分几个部分,从不同的视角来讲述陈立夫罪恶的一生,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读后不禁让人感慨唏嘘。

 

大约在1926年冬,蒋经国曾与在苏学习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因思想与分歧较大,两人感情破裂分了手。

 

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期间,蒋经国结识了该厂女工法伊娜。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如胶似漆。1935年3月,他们正式结婚。1935年,蒋经国有了长子艾力克(即蒋孝文),随后又生女儿蒋孝章。后来,蒋介石给儿媳法伊娜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蒋方良。

 

应该说,蒋经国与蒋方良系自由恋爱,两人关系也甚好。但是,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职后,却又爱上了另一名女子章亚若,而且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使蒋介石颇伤脑筋,以致后来蒋动了杀念,将章亚若秘密处死。

 

根据近年披露出来的史料,害死章亚若的幕后黑手,就是陈立夫。

 

章亚若,江西万安县人,生于1913年,其父系读书人,做过地方官,后搬入南昌,以律师为业,是20世纪30年代南昌城内颇有名气的职业律师。章亚若肌肤较白,齐发圆脸,聪明活泼,能歌善舞。她少年时代在南昌念书,进入南昌女中后,其天才日渐显露。她各门功课均好,国文尤其优秀,写诗作画,朗诵歌唱,无一不能,成为全校师生公认的校花。

 

遗憾的是,章的母亲周锦华受旧思想的影响,早早将她许配给其表兄、南昌高等法院法官唐英刚。1928年冬,15岁的章亚若与唐英刚结婚,两年后,生了儿子唐远波,又过两年再生二子唐远辉。

 

章亚若虽给唐英刚连生了两子,因性格不合,两人感情并不是很好。唐英刚思想保守,性格温和,话语极少,除了上班,极少外出。章亚若少女时代读书的南昌女中,系教会所办,老师大多系外国人,这些老师在教学生知识的同时,也向学生介绍一些西方新思潮,还有的老师极力主张女性解放,走向社会,张扬个性。正在成长的章亚若受他们的影响甚大,无论是思想到生活,与一般女孩不同。她与唐英刚结婚后,仍经常外出与其他男人跳舞、聚会、看电影、唱新戏。唐英刚对章亚若的行为难以接受,经常指责、干预她的外出。这样,夫妻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1936年的一天,唐英刚与章亚若发生争吵后,在极度痛苦中自杀。

 

唐英刚一死,年轻的章亚若在唐家待不住了,丢下两个儿子回到了娘家。

 

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打到江西,章家几经辗转,迁到江西南部重镇赣州市。

 

那时,章家人口较多,每天开支甚大。为了生活,章亚若的母亲便动员儿女们各显神通,自谋职业。章亚若此时虽然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但也只有23岁,加上她有文化,人又长得漂亮,很快被蒋经国看中,将她调到自己主持的“三青团江西支部训练班”工作。 “三青团干训班”一结束,蒋经国又将她调到赣南专员公署,担任他的专职秘书。这样,蒋经国、章亚若就走得更近了。远在重庆的蒋方良,因与赣南隔着千山万水,对此毫不知情。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情,很快被其手下察觉。

 

没过多久,此消息传到了蒋介石、陈立夫的耳朵里。

 

对儿子的婚外情,蒋介石起先并未太重视。可陈立夫对此有不同看法,原因有二:其一,蒋经国当年去赣南,是他提的建议。现在将经国出了问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帮其改正。其二,蒋经国系国家元首的儿子,蒋家人的言行,即使是私事,对社会、国家均有影响。如果这件事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对蒋介石的形象会有影响。

 

此外,陈立夫在政治上虽然歪门邪道,心狠手毒,在男女关系方面却又相当规矩。他恐怕是国民党阵营中极少数不拈花惹草的高官之一,吴稚晖、于右任曾称赞过他的操守。他对国民党高官中操守不好、道德败坏者十分痛恨,管不了的他没有办法,管得了的他一定要管。

 

1941年秋,章亚若在桂林为蒋经国生下两子,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章亚若考虑,不应老使她和孩子的身份不明不白,要名正言顺地成为蒋家的人。而要正名,首先必须使她与蒋经国的关系明朗。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对蒋经国谈了自己的想法。对章亚若提的这个问题,蒋经国不敢答应。

 

为了使儿子不受舆论谴责之苦,蒋介石决定将蒋经国调回重庆。对远在桂林的章亚若,蒋介石则萌生了一个极其毒辣的计划——杀死。

 

谁去处理这件事呢?蒋介石想来想去,觉得最好是交给陈立夫去办。

 

一天,蒋介石将陈立夫召到上清寺的官邸说:“经国与江西那个女人的事,已经在赣南、桂林两地有不少流言,此事对我们家里的名声损害很大。我教子无方,才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准备将经国调回来。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女人,她住在桂林,经常在外面说她生的两个儿子是经国的,还说经国如何如何喜欢她,她要向经国要正式名分,还声言要与经国举行正式婚礼,这成什么体统?我们不是一般的家庭,名誉很重要,再不能让这个女的到处叫喊要名分,要与经国结婚,把我们家的名誉搞坏了。我想这事要你给我们家分个忧,那个女的也交给你去处理掉。事情要高度保密,不能让他人知道。”

 

陈立夫听了,满口答应道:“我马上找人处理此事。其实,我对这件事早有此想法,你考虑的与我想的一样,再不处理,经国将来在社会上毫无形象。共产党要知道了,更要大做文章。”

 

陈立夫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后,立即召来中统特务头子顾建中,密谋了秘密处死章亚若的方案。其方法和步骤是:既不枪打,又不用刀刺,派两名特务到桂林用重金买通省立医院的医生或护士,利用给章打针的机会,将毒药倒入针剂中,再将毒液注入章的肌肤,将章毒死。

 

1941年11月,两名特务到达桂林。他们侦察了章亚若的所有情况,包括住地、经常去的地方,接触的人等。然后,成功地收买了该院内科一姓王的医生。

 

一天,章亚若的一个友人请客,请章出席。章本不愿参加,后来怕别人有意见,便丢下两个小孩去了。由于都是熟人,大家在桌上边吃边谈,边谈边吃,一晃就是两三个小时。

 

不知何因,章亚若回家时,突然头痛胸闷,上吐下泻,脸色苍白,亲友们见状,连夜将她送往省立医院救治。经过一阵抢救,章亚若有所好转。

 

就在这时,医院的王医生突然出现了。他走进章亚若的病房说:“晚上还要给章亚若打一针。”

 

大家以为,他是医生,给章亚若打针,是治病,没有人想到他是被特务收买的医生。

 

到了晚上,王医生来到章的病房打针。他先给章亚若注射右手,觉得不方便,然后再打左手,这一针顺利地扎了进去。针抽出不一会儿,章亚若感到揪心似的难受,大叫了一声“哎哟……”

 

喊声一停,章亚若就不省人事,并闭上了眼睛,手脚挣扎一阵后,就再也不能动了。

 

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来了,经全力抢救,仍无济于事,医院给她诊断的结果是“血中毒”。至于血是怎么中毒的,医生们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解决了。

 

章家的人都感到章亚若死得不正常,因怕再遭毒手,带着章亚若的两个小孩匆忙逃走。

 

事后,陈立夫将此事直接告诉了蒋经国,并且说是遵照其父的意思做的,旨在维护他的形象,使他将来有个好前途。

 

蒋经国得到此消息,心中十分苦痛。据日本著名学者小谷豪冶郎1990年4月在台湾出版的《蒋经国先生传》中说,蒋经国对章亚若感情很深,他得知章亚若的死讯时,哭过好几场,而且眼睛哭肿了,为了掩饰,他还特地叫人去买了一副黑眼镜戴上。

 

过去,一些写蒋氏父子的书谈到章亚若之死时,都说是戴笠的军统特务毒死的。直到2004年,逃往台湾的国民党老特工、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才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谷正文的说法,为人们解开了一个60余年的大谜团。

 

这里还需提一笔的是,2006年1月26日,蒋孝严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撰文说,他母亲当年在桂林被害,是其父的部下所为,而且连他们兄弟也想除掉,至于是谁行凶的,文中没有说明。笔者看过此文后,认为蒋的说法不太可信。因为,涉及到蒋经国情人、儿子生命攸关的问题,没有蒋介石、陈立夫这类人下令,一般人是不敢去干的。

蒋经国情人章亚若死因成世纪之谜 作者:佚名 来源:法制晚报 2013年09月19日 11:22:30 本站文章谢绝转载,否则法律后果自负!  

    【导读】蒋经国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是他在苏联的“纪念品”:蒋方良。但私下里,蒋仍然做了男人最容易犯的错事。他与自己的秘书章亚若的私情是他对芬娜最大的背叛。

    有着一张秀气圆脸的章亚若是江西人,原籍浙江,生于1913 年,父亲不但秀才出身、北京政法大学毕业,也是南昌城内有名的律师。章亚若在兄弟姐妹中排序第三,个性活泼伶俐,自小深得父母疼爱,并被送到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南昌私立葆灵女中求学。章亚若肌肤白皙,品学兼优,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弹琴下棋,能歌善舞,是公认的校花。

    两人初见后,蒋经国对章亚若留下了好印象,加上她勤奋细心,积极参与公署救护队等服务,深为蒋经国嘉许并公开表扬。章亚若在国剧上别有造诣,并常票戏公演,更让蒋经国为之倾倒。章亚若参加三青团培训后,与其他学员一般,建立起对蒋经国的崇拜;也就在这段时间,两人朝夕相处,爱慕关系有了发展,旁观者一目了然。

    返回公署后,蒋经国更将章亚若分配到秘书室工作,担任他的专职秘书,工作包括察访民情、搜集信息、接送官员等。二人几乎形影不离,秀外慧中的章亚若成为蒋经国难得一见的红粉知己。

    当时章亚若住在赣州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宅里,几乎每隔一两天的晚上,蒋经国都会开车或徒步造访章家。小蒋幕僚漆高儒也称,曾应蒋经国之邀,在章亚若闺阁内共同用餐;章亚若甚至还请来当地巫婆问米,请的是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蒋经国竟向亡母报告她又有了个儿媳;两人的婚外情几乎已是专员公署心照不宣的秘密。据说蒋经国一生也仅送过章亚若一次礼物,就是从重庆旧市场买来的欧式镜子。

    没过多久,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对儿子的婚外情未太重视。后据说陈立夫等人十分不悦,因此向蒋再度汇报相关消息后,老蒋即承诺好好跟蒋经国谈谈,要蒋经国与章亚若一刀两断。在父亲的压力下,蒋经国表面同意,但返回赣南后仍和章亚若形影不离。身边幕僚好意劝他不要横生花边新闻,还遭到蒋经国的斥责与放逐。

    1940年年底章亚若怀孕,蒋经国秘密安排她到桂林待产,对外称章亚若结婚嫁给了一名广西大学学生,小蒋也常去看望。章亚若于1941年5月2日在桂林医院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婴;由于是六个多月大的早产儿,章亚若给兄弟俩取了大毛、小毛的小名,意思就是大猫、小猫。

    得知章亚若即将临盆,蒋经国想尽办法赶过去照料。以组织粤桂湘省政参观团为由,他安排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行程,并把桂林列为最后一站;接着小蒋以提前安排行程为由,从活动开始即停留桂林,直到全团两个月后抵达桂林,他再随团返回赣县。这段时间内,他更以医院街道名称丽狮路,将兄弟俩的乳名取为丽儿、狮儿,即日后的章孝严、章孝慈。之后每隔一段时间,蒋经国就会到桂林去看看章亚若及其双胞胎儿子,但他也晓得,在当前状况下,实在无法给章氏母子任何名分;即使两人以电报联系,章亚若都还要用假名“云英”。可是纸包不住火,章亚若在桂林生子的消息在赣南与重庆逐渐传开,蒋介石甚为不悦,决定将儿子调回重庆,章亚若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942年8月,仍停留桂林的章亚若因友人请客,丢下两个小孩独自赴宴。回家后突然头痛胸闷,上吐下泻,连夜送省立医院救治;原本病情有所好转,但半夜因血中毒而身亡。章家深感死因不正常,带着两个小孩连夜匆忙逃走。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后,哭过好几场,为掩饰哭肿的眼睛,还特地叫人买了一副黑眼镜戴上;此后一年多时间,他始终郁郁寡欢,也了解是自己连累了章亚若。

    至于是谁下的毒手,包括戴笠的军统、陈立夫的中统,都曾被怀疑;蒋孝严则怀疑是蒋经国亲信部下所为;漆高儒也承认,章亚若在桂林仍以蒋专员夫人自居,格外招摇,黄中美等蒋经国的同学兼幕僚一度起了杀机,避免章亚若影响蒋经国前途。但这个笼罩超过半世纪的疑云,至今始终无人能证实真相。

蒋总统经国先生 (2010-02-27 11:24:16)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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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先生是这样一个人    王晓阳
一、清廉。蒋经国先生的清廉集中表现在自身清廉与严惩腐败方面。他的这一思想从获得第一份官职开始直到去世,50年的从政生涯,一以贯之。这样的坚守难能可贵。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离开县长任上时他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外出视察,饿了便在小饭馆买个盒饭吃;带家人看电影,跟普通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没有积蓄。其次,严格家人。经国先生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他明确规定不到28度,官邸不许开空调,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阳台乘凉;经国先生去世后,夫人靠他20个月的俸额115万元新台币为生,生活异常拮据;年迈的蒋方良对俄罗斯还怀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她从媒体上得知,问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办妥。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其言令人潸然泪下。
再次,打击贪腐。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最后,政风清新。由于经国先生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清廉使经国先生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制,因为他不怕因民主而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二、为政。这里的为政主要是指蒋经国先生为政的目的与为政的方式。
先说一心为民。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虽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有一年,俞国华(“行政院长”)将石油价格向上调两元,他看到报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再说一生亲民。在赣南,蒋经国先生经常短衣草履,放下身段,走村串户;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平均每年下乡200次;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同意矿上保卫人员搜身;后期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腿疾日趋严重,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待在办公室照样痛,以后还是按计划行事”。这就是贫民“总统”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再次上台,就在于享有了经国先生为民、亲民累积的遗产。
三、胸怀。令人钦佩的是,经国先生的胸怀不仅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可思议”,就是民选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比肩。1970年4月24日他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先生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怨恨,为美方劝阻),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美丽岛事件爆发后,冲突中警方秉持经国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冲突中,群众专向手持对讲机的军官发动袭击,担任行动指挥的少将被人用破瓶砍伤手臂),群众方面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世界上,如此维持秩序的,恐怕绝无仅有);1986年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抓,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在“国民大会”致词时,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他。部属要求严厉还击被他制止了。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后,蒋经国吐血
而亡。
民主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妥协,而妥协是需要胸怀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经国先生显示了这样的胸怀。他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最主要体现在对待反对派上面。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民主着陆的平静、有序,为所有国家或或地区仅见。
四、政绩。蒋经国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其中从1960-1976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人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速度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他主政的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这是蒋经国先生对台湾的民主能够平稳着陆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一基础确保了民主化后整个台湾的国民能够理性地享有突然而来的那么多的民主权利——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形成的对立,往往会导致民主到位后的不稳定,并将民主制度摧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俯拾皆是)。所以,高速的经济发展且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令蒋经国先生的民主改制和平着陆。
总之,经国先生“是一个勤劳的人、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解除两岸近40年的隔离。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仅有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大溪凭吊,近10年来,对台湾几位“总统”的民调,蒋经国先生总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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