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船坞遗址”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星山下东侧青洲。又称青洲石船坞、新船坞，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马尾福建船政建筑群之一，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石船坞，也是远东最大的船坞。2004年，铁甲战舰平远号——中国近代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巡洋舰也落户此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之用。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福建按察使裴荫森署理船政，奏准朝廷，择地罗星塔东侧的青洲，计划“依照洋式”建造一座大型船坞，供南北舰船维修。开工后，经费困难，数次停工。光绪十六年(1890年)复工，船坞延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方完工，称青洲船坞，后因船厂南侧马限山下又辟一船坞而改称一号船坞。
船坞全用花岗石砌成。船坞坐北向南，长128米，宽33.53米，深9.3米，坞口设有铁水闸。坞前临大江，坞口潮平时深三丈余。轮船乘涨潮进坞，放下铁闸，再抽水出坞。一号船坞开坞后，迎来大量中外舰船入坞维修。
一号船坞及其周围设施有：抽水厂、机器厂、官厅、丁役房、水手房、木料房、机房等建筑，占地约3.26万平方米，共耗资49万两银元，与国外比，仅次于英国利物浦船坞，除旅顺船坞外，是远东最大的船坞。该船坞曾接受“海筹”、“海琛”、“海容”等军舰，以及美国“西能达”夹板船、法国兵舰、商船等进坞维修。民国30年(1941年)日本军队入侵福州，撤退时炸毁船闸。1949年以后该船坞荒废，50年代，部分石块被拆除。近年经清淤修复，船坞旧貌略现。
早在1883年1月，督办船政大臣黎兆棠已向清廷提出拓厂、添机和修造大船坞的计划。1886年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上奏，请在罗星塔下修建船坞，以便修理北洋、南洋、浙洋、粤洋、台湾各处兵船，被清政府搁置一时。1887年12月，为了修船的急需，裴荫森急不及待，先斩后奏，决定动用船政经费在塔东侧下方动工修建。1888年4月16日再次上奏，说明修建船坞的重要性。1889年9月因海关不能按时拨给船政经费，只好奏请停办。1893年3月17日在海军衙门催促下，复办船坞。
据裴荫森的奏折：“闽厂于青洲地方创设石坞，藉以修理铁甲巨船，经臣于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日（1888年4月16日）奏明开工试办”，停办后，于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复行开办”。奏折使用的是“青洲”。
船坞于1888年8月3日完成，耗银49万两。建成能修理清海军最大的军舰。1898年以后，北洋舰队“海筹”、“海琛”、“海容”（均购自德国）、连美、法等国夹板船、兵商船等都进坞修理过。它是当时东方大石船坞，在船政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船坞叫“一号船坞”、“罗星塔船坞”或“青洲船坞”。这几种名称实际上只是一个船坞。“一号船坞”按船政建成的顺序命名，它是船政建成的第一座船坞。“罗星塔船坞”、“青洲船坞”系以地名命名船坞。
罗星塔与青洲是毗邻的两个村。罗星塔在宋代柳七娘建塔后已闻名遐迩，青洲由泥沙淤积而成，明代早期还在水中，后来露出水面，长出青草，叫“草洲”，后转称“青洲”，今日人口不过二千多人。罗星原系孤立在水中的岛屿，岛屿东侧淤积成草洲，船坞所在地清中期已有几家居民，这里紧靠罗星岛，列入罗星塔，有时也被划入青洲。这两个地名百年来使用混乱，有时等同起来。实际上“罗星塔船坞”就是“青洲船坞”。
青洲船坞在清船政文献中时有见到。
裴荫森：当年的船政大臣、福建船政局总理大臣、“平远”号之父。中国近代第一舰从制造到诞生到沉没，无不因走向世界大洋的抱负而饱受艰辛和屈辱。“中国第一舰之父”与之相同，也因走出自立更生的中国海军之路的胸怀而在那个年代备受打压。舰同其父，人同其舰，这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一段心酸的故事。
马尾生变：裴荫森生于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字樾亭，是当时淮安府阜宁人。其祖父裴长龄经商在外，很少回家。其父裴大宝以半耕半读自给。裴荫森童年时有一年遇到灾荒，家境陷入极度贫困，以致辍学。不久，父亲又去世。只因好心的族人的帮衬，裴荫森才得以继续学业。
清同治二年(1863年)他40岁时中了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同治四年为道员，到湖南做官。同治六年(1867年)，参与办理长沙团练。同治九年(1870年)，从著名的洋务派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办理营务。同年六月，在李鸿章改任直隶总督时裴荫森也随他同往。李鸿章上任后即发生了天津法国领事丰大禄开枪打人，后被人打死并由此引发民众焚烧教堂、杀洋人事件。李鸿章迫于洋人压力，以杀群众20人、充军25人、赔银50万两并派大员道歉了结此案。听说李鸿章要如此处理此案，裴荫森当面力谏不可，但李鸿章不听。裴再上书，要求“多赔钱，少偿命，为百姓留元气，即为国家培国脉”，但李鸿章仍不理睬，裴荫森为此愤而辞职，径自往长沙办理团练，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湖南边境多为苗族聚居，因官吏横征暴敛致使“苗乱”频发。裴荫森上任后，采用“惩贪安边”的政策，惩办多名贪官，苗民诚服，裴荫森官声远扬，光绪九年(1883年)，升任福建按察使。
裴荫森到福建第二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了一件中国海军史上的大事，那就是马江海战。这是中国与法国的一场海战。1883年，法国将越南建成侵略中国的基地后，1884年7月间，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其远东舰队开到中国的福建，要求进入中国的马尾军港“游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向朝廷请旨，回复是：“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得知了清朝庭的软弱，法军气焰更加嚣张。1884年8月23日8时，法军向闽浙总督发出最后通牒。但高官们一方面不准官兵“轻举妄动”，一方面封锁法军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高官们心存侥幸，希望法军只是恫吓而已，不会真的动手。但在1884年8月23日13时56分，法国舰队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8艘军舰加两艘鱼雷艇，利用落潮的有利时机突然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中法马江海战（又称闽江口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英勇还击，但由于事前未作任何军事准备，加上装备落后、火力处于劣势，多数军舰未及起锚就被法国军舰击沉。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扬武、济安、飞云、福星、福胜、建胜、振威、永保、琛航9舰被击毁，另有伏波、艺新两舰自沉）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36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海战中法军还摧毁了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
马江海战惨败，激起国人极大愤慨，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兴建现代造船厂：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出现了洋务派。但在海军建设上，洋务派本身就有了“造船”和“购船”两派之争。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是主张购船的，而左宗棠则主张自己造船。1866年6月25日在太平天国起义被平息后，左宗棠向清朝廷上了两道奏章，申请设厂造船。他的奏请被批准。当年8月19日，选定在福州城郊的马尾兴建船厂（史称福建船政局），左宗棠还选聘法国人日意格作顾问，使得福建船政全盘引入了法式设计和建造方法，生产的舰船具有法国特色。之后又兴办了培养造船技术人才的福建船政前学堂，学堂直接采用法语教学，并派出大量学生赴法国留学学习造船技术。
1868年夏，船政局大功初成。它占地约600亩，拥有各种车间数十处，有4座船台和1座世界罕见的铁制浮船坞，员工多达3000余人，这在当时远东首推第一，被誉为亚洲第一船厂。当时很多西方人到达中国后，都要专程前往马尾一睹船政局的风采，参观工业革命时代的一大壮观景象。
然而伟人也会犯错误，伟人的错误正因为是伟人所犯，导致的后果往往更严重。左宗棠在创建中国现代海军事业上是功不可没的，但在当时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造舰思想。当时局限于经费紧张和对近代海军知识的缺乏，左宗棠提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应该同时具备运输与作战两种功能，平时可作漕运，战时作为军舰。此指导思想导致福建船政局早期建造的军舰，除“扬武”号二等巡洋舰外，其余舰只普遍加大了货舱，导致吃水过深，“船身高耸，船轮迟缓”，船型不伦不类，“兵商两绌”，徒有战舰之名，几乎都成了运输船。结果，马江一战，大部分由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军舰组成的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临危受命：以法国为师却被法国老师暴打，自己造的军舰不堪一击，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马江海战的炮声刚停，船政局历史上第八任总理大臣、年已61岁、以任事勤勉为特色的裴荫森上任。裴荫森埋葬了死难官兵们的尸体，为之制文立碑。一个月后，即恢复了船政局的运作。
裴荫森总结前人经验，十分务实地认为，中国建造的铁木合构船已不能适应当代战争的需要,急需配备钢甲军舰抵御外来的侵略，船政局第一要务是要造铁甲舰。他要以此为突破口振兴船政局，振兴中国海军。
裴荫森求得了洋务集团“造船派”重臣左宗棠和穆图善的支持。于是，1885年7月4日，他写了一份奏折《试造新式兵船疏》，阐述中国自己制造铁甲舰的重要，说明福建船政局自行造舰已具备能力，要求仿造法国1885年设计的图纸造3艘同型的小铁甲舰（单价46万两白银）。他说：“闽省若有此等钢甲兵船三艘，炮船、快船得有所护，胆壮气扬，法人断不敢轻率启衅”。左宗棠和穆图善签名支持，称船政局学生们“籍隶福建省，均无希图名利之心。只以马江死事诸人非其亲故即属乡邻，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观。”奏折写好，500里加急呈送北京。
不料裴荫森的一番报国之心从这天开始就受到了不断打压。这是因为洋务集团“购船派”重臣李鸿章也上奏请求拨款向欧洲购巡洋舰。裴荫森奏折正好与其撞车。闻讯李鸿章即写奏驳斥，称“裴臬司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之蛊惑”,要求清政府“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帑金”。资历、背景、实力与李鸿章都无法匹敌的裴荫森顿陷困境，十分难堪。最后慈禧太后拿出一个平衡方案，她一方面支持了裴荫森的要求，一方面也同意李鸿章购军舰，不过所购军舰从计划数的6艘减为了4艘，将省下的购舰款拨给了裴荫森。但此款仅够造一艘铁甲舰。
1886年的春天，裴荫森派福建船政前学堂学生魏瀚前往法国购买造船所需的大批钢材。当年秋天，魏瀚将钢材购买回国，12月7日，裴荫森亲自主持了新军舰的龙骨安放，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船政前学堂培养出来的专家通力合作开始建造这艘中国自己的铁甲舰——“龙威”号。该舰长59.99米、宽12.19米，正常排水量2150吨，满载排水量2640吨，额定乘员202人，大于仿造的法国军舰。动力系统采用了2台福建船政局制造的三胀往复式蒸汽机，轮机转速80转/分钟，配套使用4座圆型高式燃煤锅炉，每座有两个炉门。主机功率2400匹马力，双轴推进，航速10.5节，军舰上的煤舱容量设计为350吨，远远超过法国舰，这表示这艘军舰可用于远海作战。环绕全舰装备有水线带装甲，全为从法国购入的全钢装甲。其中舰首部位装甲厚5英寸，高7英尺；军舰中部为防护弹药舱、锅炉舱等要害设施，装甲厚度达到8英寸高5英尺；舰尾部分装甲厚6英寸，宽4英尺2英寸，除此，军舰两侧的煤舱里的燃煤也能提供一定的防护，起到抵挡炮弹破片的作用。另外，有装甲保护的部位还有，装甲甲板厚2英寸，露炮台装甲围壁厚8英寸，炮罩厚2英寸，司令塔装甲厚5英寸。整体来看，“龙威”号军舰防御能力较强。该舰主要武器有：克虏伯260mm前主炮1门、克虏伯150mm副炮2门、57mm诺典费尔德炮2门、47mm单管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37mm5管哈乞开斯机关炮4门、18寸鱼雷发射管4具。“龙威”前主炮260毫米克虏伯钢箍套炮威力巨大，火炮身管长9100毫米，配备有钢弹、开花弹、子母弹，火炮有效射程高达12200米，使用钢弹在274米距离上，可以击穿571毫米厚的钢板。
1889年9月28日，“龙威”号试航成功。这艘未用一洋员洋匠建造的军舰编入北洋水师序列。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的学生李和被任命为该舰管带。
但第一次自己建造军舰，难免有些不如意的地方。当此舰轮机系统出现一次故障时，“购船派”重臣李鸿章当即大作文章，称此舰大不可靠，表示北洋水师不能接收这艘军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为人厚道，他亲自视察此舰，十分满意。他表示还是要这艘军舰的，不过要向李鸿章请示。1989年12月，李鸿章妥协，在将舰名改为“平远”号后，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正式加入了北洋水师的行列。不过虽然加入了北洋水师，“平远”号仍受歧视，被列在二梯队里。
光荣又屈辱的战舰：1894年是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年。当年9月16日，北洋海军主力护送增援平壤作战的陆军前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抵达后，“平远”号与“广丙”号作为第二梯队，配置于大东沟口外，担负警戒任务，北洋海军其余的10艘主力舰则作为一线主力，在口外12海里处下锚。9月17日中午，大东沟口外的北洋海军主力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展开激战，距离战场较远的“平远”、“广丙”两舰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号在看到远方弥漫的硝烟后，立刻一起驰驶战场。
下午2时以后，“平远”、“广丙”二舰相互配合，向日本舰队旗舰、法式巡洋舰“松岛”号发起攻击。防护能力较强的“平远”舰在管带李和指挥下，冒弹雨拼死冲向“松岛”号。“平远”舰舰首主炮发射的一颗钢弹击中“松岛”，炮弹从“松岛”左舷中部下甲板的医疗室斜穿而入，击穿1英寸厚的钢铁墙壁，穿过中央鱼雷发射室，击中“松岛”号320毫米主炮塔下的机关，引起爆炸，使其320火炮炮罩粉碎，火炮无法旋转。这颗炮弹在穿越中央鱼雷发射室时，使4名日本鱼雷兵因窒息死亡。下午3时10分，“平远”舰装备的3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又接连命中“松岛”号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多名日本鱼雷兵受重伤，鱼雷管发射电路被打断。几分钟后，日舰“严岛”号又接连被“平远”号命中，被击毙4人。但“平远”舰前主炮也被命中，燃起大火，被迫于下午4时16分退出战斗，驶向大鹿岛附近的浅水区，灭火自救，“平远”号一战成名。
不过其后“平远”舰再度受辱。1895年，日军水陆夹击威海湾内的北洋水师时，“平远”舰参加了威海保卫战。不久，日军占领北洋水师司令部所在地刘公岛，北洋水师覆没，“平远”舰与残存的北洋水师舰只一同被俘，屈辱地被编入日本舰队，列为一等炮舰，仍用“平远”舰名。1904年日俄海战爆发，“平远”舰随日军出征，9月18日晚上7时45分，该舰在东渤海铁岛附近巡逻，右舷碰到俄军布设的水雷，引发大爆炸，几分钟后，这艘一度象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最高成就、受尽了苦难屈辱的军舰沉入了中国的大海，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尾声：此时，作为“平远”号之父的裴荫森，在造出此舰后，心力交瘁，一介报国书生，在李鸿章几次打压中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官场之险恶和人性之丑陋——大家同为洋务集团，大目标都是以夷制夷，都想富国强兵，但一遇具体意见不同，便如此互相拆台，互相打击。这些恶习，深深刺痛了裴荫森的心。看看自己造舰强国之梦无法实现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当“平远”号编入北洋水师三个月后，裴荫森就调离了他曾想大展宏图的船政局（清廷补授裴荫森为光禄寺卿），他当了京官，从三品，职责是负责皇宫的祭享、宴劳、酒醴、膳羞等。这与他的远大理想相去更远，于是当年七月即告病，次年五月即回家乡淮安府，在淮安府河下姜桥巷旧宅闭门养疴著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其病逝于淮安，享年72岁。他身后留给我们的著作有《裴光禄选集》、《船政奏议汇编》、《书版杂著》、《他山剩简》。回乡后还建饭庄“文楼”，首创了淮地特产蟹黄汤包。
福建船政局在裴荫森走后，也再无建树。从“平远”舰下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4年间除续建完工一艘两广总督张之洞先前订购的铁甲快船“广丁”号之外，仅仅建成了一艘练习船。
2004年9月15日，福州市将复制的中国第一艘钢甲战舰“平远”号，放置在马尾船政一号船坞，供游人登舰观赏。这是福建省历史上首次复制福建船政所建造的兵舰。这只军舰，高傲地占在马尾，向人们展示着中国现代海军创始的艰难之路，展示着现代海军创始者们让中国走向海洋的志向，它既向人们说明了中国的强国之梦是怎么在一些丑陋的积习中失败的，也以失败和屈辱衬托出中国精英们高尚的灵魂和永驻历史的风采。
船政滨江长廊：设计总原则将充分体现休闲性、文化性、亲水性、连续性。其中，休闲性即坚持以人为本，力求充分满足市民休闲和娱乐需求；文化性即体现马尾船政文化、工业文化的丰厚历史积淀；亲水性即通过眺台、栈道、多层平台、游船码头等不同景观，营造长廊滨水特色；连续性即滨江长廊营造与江滨大道景观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形成连续的福州城市滨江环境。
船政滨江长廊一期工程起于罗星塔及“一号船坞”遗址，止于青洲大桥，长约1600米，总投资3800万元，共分娱乐休闲区、船坞展示区、休闲活动区、步行街区、工业文化展示区和餐饮娱乐区6个功能区。
在船坞的东侧已辟为船政滨江长廊，廊口的一大块岩石上“船政滨江长廊”六个红色大字赫然在目。长廊经规划整修后，增加了绿化设施，廊内亭台、廊道、花坛、喷泉错落有致，花草树木郁郁葱葱。穿梭在崭新的长廊和长满青苔的船坞间，让人觉得宛如穿越时空，来到一百多年前那个风雷激荡，怒涛翻涌的年代。走在船坞岸边的石板廊道上，踏着船政先人走过的足迹，抚摸着船坞上的石栏杆，望着船坞内的轮船，一阵阵浓厚的历史沧桑感漫上我的心头……
廊道内竖立的一块块石碑上雕刻的文字，记录着“一号船坞”所走过的兴衰历程。一号船坞的坞体为巨大花岗岩石砌成，可容纳当时国内最大的兵船、商船进坞修理。坞口设有大铁闸，闸口最窄处26.4米，船乘涨潮进坞，放下铁闸，再抽水出坞，为当时远东著名的大船坞之一。当年中国近代自己制造的第一艘著名的铁甲巡洋战舰“平远”号，就从此船坞出征，投入中日甲午海战。现如今船坞它的复制品静静地停在那里，供人缅怀......
沿着船坞岸边长长的石板路，我们来到了江边的木栈道......
穿过船坞，漫步栈道，迎面江风习习，凭栏远眺，青洲大桥如一条白练横跨大江两岸。轻摇罗星塔影，还有那马尾港区建设新貌，一幅幅色泽鲜明的图画，水天一色，山秀物新，尽收眼底。长廊起于
“一号船坞”遗址，止于青洲大桥，栈道内侧高楼比肩接踵，外侧有眺台、休闲广场、多层平台、游船码头等不同景观，整个滨江长廊与江滨大道景观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营造出长廊的滨水特色，再加船坞的历史文化沉淀，形成独具特色的马尾滨江景观。
栈道内侧一块草坪上，刻有一排遒健鎏金大字“清钦差大臣沈葆桢巡台出发地”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
清钦差大臣沈葆桢巡台出发地：同治十三年（1874），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率福建船政轮船水师赴台，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开启了台湾近代化的进程。
赴台驱日，取得中国近代抗击外侮首次胜利
1874年初，日本政府以前一年发生的台湾土著居民劫掠日本商人、1871年当地土著曾杀死琉求漂民两件事，悍然出兵台湾。于1874年4月间，日本先后派兵3600多人侵入台湾，在琅峤社寮(今恒春半岛)登陆，攻打牡丹、高士佛等社，并在龟山等地盖营房，建立"都督府"，实行屯田、植林，准备长久占据。清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可节制福建道及沿海各省兵轮，迅速赴台巡视。
沈葆桢领旨后，于1874年6月初上疏朝廷，提出驱日保台四条建议：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他主要想借助国际舆论逼迫日军退兵，同时做好战备以为后盾。他在《致李子和制军》里就直说："日本若得志于生番，必席胜势，以凌百姓，图据其地，遂开衅端；若挫于生番必借口百姓通番，捕风捉影，横生枝节，衅端也不得不开"，因此，"如胁我以非理，立即奋勇拒敌，不以开衅罪之……"
由此可以看出，沈葆桢对日本借机滋事以图吞并台湾的野心已有充分认识，并做好了军事斗争的思想准备。
同年6月14日，沈葆桢率水师从马尾动身赴台。在详细调研了台湾军事防务与民情之后，他发展了在福州设计的驱日保台方案，决定采取"以战止战"的政治谈判与军事威慑、岛内设防与请兵大陆、固结民心与开山抚番"三结合"的斗争策略，有勇有谋地开展了驱日保台军事与外交斗争。
在外交斗争中，沈葆桢于外交照会上，以大量事实，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吞并台湾的野心，鲜明而严正地声明："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赴倭营谈判的沈葆桢部属，很好地贯彻了沈葆桢的斗争策略，一一驳回了日军的无理要求，"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始则一味味推委，继遂理屈词穷。十一日竟托病不出。"而后，其虽然"仍坚持以生番非中国版图为词"，但早有准备的沈葆桢部属"即将带去《台湾府志》检出，内载生番各社岁输番饷之数，与各社所具切结，令其阅看。彼反变羞成岔"，但只是表示"暂不必添兵前来。" 在与日本外交斗争中，沈葆桢清醒地意识到，日本侵略军不肯轻易退兵，必须加快战备，以军事实力迫其退出台湾。于是，将驱日保台的中心，转到军事斗争上。
在军事斗争上，沈葆桢双管齐下，一方面整顿台湾防务，一方面请兵大陆。在陆路上，他采取"分汛裁撤"、"并营操练"的办法，把在台戍防的十五营班兵重新整编，"仿淮楚军营制归并，以五百人为一营"，又易地调防，有效地整合了各地原有驻军，提高了部队整体防御作战能力。同时还扩编部队。为提升台湾南部的防御能力，沈葆桢派员到广东招募兵勇9个营，于8月初运达台湾安平；在凤山旧城招募兵勇得500人，被沈葆桢命名为"安抚军"；沈葆桢自己则在郡城募得兵勇1000人，分为"飞虎左营"、"飞虎右营"这样，南路清军迅速扩充，使日军不敢轻举。在北部，"臣等商派靖远轮船迎陆路提督罗大春镇之，并饬长胜轮船同通晓算法之艺生转入山后，周回量水浅深，深其形势。镇道等添招劲勇，着力训练，多筹子药煤炭，以备不虞" 另外，由前署镇曾元福招募壮勇500人，亦赴苏澳并由税务司薄朗训练成洋枪队。还从内地调来楚勇一个营守基隆，以增加北路防务力量。到8月间，"南北防备略有端倪，乡团募勇渐次举办"。而且，他认为要想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光是加强防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足以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作保障。为此，他向清政府上奏，调武毅铭字军三十营布防台湾。8月23日，第一批武毅军2000多人抵台，驻扎凤山；10月下旬，第二批2500多人再驻凤山。这样，清军在台的总兵力达到万余人，大大超过了日本在台的4000名兵力，对侵台日军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在水路上，沈葆桢一方面催促朝廷购买铁甲舰，以拥有制海的主动权；另外一方面，以福建船政制造的"扬武"、"飞云"、"安澜"、"伏波"、"靖远"、"振威"等号兵轮常驻澎湖，确保台湾防务的后路安全；又以"福星"号驻台北，加强台湾北部海防；"靖远"号兵轮往返于省、台之间，"测海"船在闽沪之间传递消息，"万年清"号驻厦门，"济安"号驻马尾，以巩固门户，还有多艘运输轮南来北往，运送部队、军火和饷械。8月，沈葆桢又率"扬武"、"伏波"、"飞云"、"安澜"、"靖远"、"振威"等6艘军舰和其它几艘轮船，在澎湖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展示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给日本以强大的军事威慑。
与之同时，深谙民心与战争胜利之重要作用的沈葆桢，还通过各种途径，团结台湾各族人民，同力抗敌。沈葆桢在写给王玉山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争取民心对日斗争的具体方针："日下最要者，曰结人心，良民固须保护，即有为倭人利诱者且勿苛求，我军亦借伊可探倭人动静。曰通蕃情，近敌之地，生番能不两属，然非本心，宜谅之。曰审地利，虽极扼要之地，内山必有小径。倭破牡丹江社即土人道之翻山而下。偶有倭人到营，不妨以礼相待，勿遽声色相加，彼亦无从生衅。"
沈葆桢的外交、军事双手齐备双手齐硬的斗争策略，使得日本侵略军不敢轻举妄动，加上日军营队里爆发瘟疫，损兵折将，只得放弃武力，重新坐到了谈判桌前。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12月20日，日本侵略军全部撤出台湾。沈葆桢赴台驱日，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胜利。
沈葆桢不愧为一代名臣，他还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开山抚番，为杜绝外患，巩固台湾海防的根本性措施。在驱台之时，即着手于开山抚蕃。
移驻巡抚，强化台湾行政领导力
沈葆桢成功驱日之后，以一位政治家的远见，意识到要保证台湾永系中华国土，须改革台湾行政旧制。在沈葆桢构建台湾新的行政体系之前，清廷对台湾的行政设置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向清政府投降，清政府统一台湾。当时，对清廷来讲，收复台湾，仅意味着消灭了最后一个明朝残余势力，对台湾这个荒僻小岛并不了解，亦不是很重视。在召开台湾善后会议时，竟有人主张"迁其人而弃其地"，仅施琅坚持台湾不可弃，上疏力争，最后康熙采纳了施琅的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诏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设官分治。
第二个阶段，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彰化天地会会首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攻克了彰化，并在彰化建立了政权，打出了"大顺"旗号，立年号"顺天"，在彰化称王称帝。凤山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也起兵响应，共同攻下凤山，并合围台湾府城，清军大败……在此危急之时，为强化对台湾的统治，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廷做出决定：由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以及水师、陆路提督每年输值一人，至台巡查。
第三个阶段，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命福州将军及闽浙总督每隔三年轮值赴台巡查一次。
总之，在沈葆桢构建台湾新的行政体系之前，清政府治台政策是消极的，台湾隶属福建，只设一道一镇，分治民、兵，不相统摄，事权不一，于是形成吏治荒怠。这使得台湾开发之处仍只限前山(西部平原)，后山(东部)广大山区依然是草莽之地，为番民所居。而已开发之前山(西部平原)地区亦多呈民番杂处、豪强称雄之现象。由于台湾的行政领导人长期不固定，强有力的行政中心无法形成，致使台湾地区积弊丛生。加上，台湾位居海道要冲，17世纪时已为国际间角逐之场所，清廷消极政策，更引起海外列强对台的觊觎。至19世纪，列强均思图在台湾获取通商口岸，以为远东商船之中途站。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已明定台湾开港通商，此后又与英、美等国于此数度发生纠纷，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武装侵台，又是利用清廷消极的治台政策，以"台湾后山不隶中国版图，乃无主之地"为借口，悍然出兵。
沈葆桢善后计划，第一个就是移巡抚驻台湾
"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他认为，要整顿台湾种种积弊，必须经常有大员督导。为此，台湾就必须总督、巡抚的长期驻留，而非短期赴台巡查。另外，他奏请朝廷移巡抚驻台湾，还因为台湾"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溃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
但是，他也知道若将台湾独立为一省，条件又不具备，而且台饷需闽省协助，闽省食米亦有赖台湾接济，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若派钦差大臣前来主持，当然事权甚重，可整顿台政，如钦差大臣驻台时间较短，则一时不易奏效；若逾时久驻，台湾地方文武官员复将有两姑为妇之难，在钦差大臣与督、抚之间，难以自处。细细分析之后，沈葆桢认为，福建巡抚与闽浙总督二者皆驻于福州城内，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因此，沈葆桢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岁末上奏朝廷，请求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专门负责台务。如此，则事权归一，政事不致稽延，台湾道、镇文武官员不敢不各修其职力，巡抚对台湾文武各员之考课、黜陟与任免亦不致受粉饰欺蒙，是非分明，易起振作之效。
沈葆桢的提议，清廷虽颇有同感，但当时朝廷不少大臣却十分反对。清廷最后只好采取折衷办法，于光绪元年十月(1875年11月），依福建巡抚王凯泰所奏，闽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夏秋二季仍驻城福州。为后来台湾建省奠定了基础。
增设郡县，构建台湾完整的行政体系
台湾今天的行政区划，基本延续沈葆桢推行台湾行政改革时所设置的，甚至今日的不少县市之名，也是当年沈葆桢所起的。台湾，在推行沈葆桢新政中，完成了完整行政体系的构建，从而保证了中央政府在台湾的强有力统治。
在沈葆桢推行台湾新政之前，台湾原来仅设有一府(台湾府--即今台南)、四县(台湾、凤山、嘉义、彰化)、两厅(淡水、噶玛兰)，各县之辖区太广，政治中心又都偏于中部、南部。台南的政府对台北广大地区鞭长莫及。当时，北部地区已开始开发，原来的两厅不足以应付一切，地方官吏每感人手不足，管理不力，吏治驰废，"台南骚动之时，即有潜窥台北之患。……海防洋务，瞬息万变，恐州牧尚不足以当之。"沈葆桢又考虑到"善后计划"中的开山抚番，认为台湾各地之行政区划必须有所调整，方能有力于台湾今后发展。所以，沈葆桢上奏朝廷："就今日之台北形势策之，非区三县而分治之，则无以专其责成；非设知府以统辖之，则无以契其纲领。"沈葆桢为了加强对台北地区的开发，向清廷奏请另设一个“台北府”。在台北府的管辖下，新设置了淡水、新竹、宜兰三个县治。这样便加强了对台湾事务的掌控。同时，沈葆桢还奏请将福建的巡抚(省政府)移驻台湾：一年之间，春冬驻台，夏秋回省。也就是说，福建的巡抚，一年之中要有一半的时间移到台湾去办公。
光绪元年底(1876年)，清廷准奏，下诏于艋胛设台北府，附府添设淡水县；噶玛兰厅改为宜兰县；原淡水厅所在地竹堑，改设新竹县；三县总辖于台北府。另外，改噶码兰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从此，台北成台湾又一政治重心，与台湾府(台南)并峙南北；且由于地当要冲，经济繁荣，重要性与日俱增。中法战争之后，台北正式取代了台南政治地位，成为台湾的政治中心。因此，可以说，沈葆桢调整行政区，奠定了台北政治地位，促进了台湾北部地区的近代化。
日军撤退后，沈葆桢专程来到台湾琅峤调研，看到琅峤一带，洋面险恶，常有船舶触礁，又屡与当地生番发生纠纷，同时又易受外寇侵扰，他主张在此设置行政机构。于是，在同治十三年底(1875年初)，沈葆桢上奏朝廷，在琅峤建城置吏，并请清政府把琅峤将设之县定名为"恒春县"，并拟先设知县一员，审理词讼，"俾使民番有所凭依，且畀之亲勇一旗，以资号召。"清廷准奏，台湾从此有了恒春县。
在沈葆桢推行新政时，台湾原来设有南、北路理番同知，前者驻于府城(今台南)，后者驻于廘港。但台湾东部山区面积极广，民番交涉日增，两路同知都为鞭长莫及而苦。于是，沈葆桢再上奏朝廷，将南路同知移驻卑南(今台东)，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驻水沙连(今埔里)，并各加"抚民"字样。凡有民番词讼，俱归审讯，升科等事亦由其经理，于民番皆大有裨益。光绪元年底(1876年初)，清廷亦准奏。至此，台湾地区所设郡县已能统辖台湾全境。台湾与福建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后来台北成为全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和沈葆桢的“开府”措施是分不开的。
开山抚番，引来东部大开发
台湾地势除西部平原外，山地占全岛的三分之二，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峰有50座。四大山脉纵贯南北，更有原始森林覆盖全岛大部，造成岛内南北东西交通受阻，给岛内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造成极大障碍。到沈葆桢赴台驱日时，台湾仅开发了被称作"前山"的西部平原，被称为"后山"的东部还是蛮荒之地。住在山里的原住民被称作"生番"，分属于不同的族群，有的还处在原始社会状态，刀耕火种，甚至停留在狩猎经营阶段，保留着血亲复仇和"猎首"的原始遗风。1874年日军侵台，就是以"台湾后山不隶中国版图，乃无主之地"为借口，强行入侵。为此，沈葆桢强烈地感受到，只有打开横贯东西并与南北相连的信道，进入亘古以来不通人迹的大山深处，劈开东海岸悬岩绝壁，教山胞文化、知识和道理，教他们进步的生产方法，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的生产力，才能以实力掌握后山，以杜口实并绝觊觎，应为经营台湾之第一要务。此次受命赴台之初，他就曾议及设法抚绥、驾驭生番，藉以保卫地方。到台湾后，他更进一步感受到开山抚番之重要性。
沈葆桢向清廷请奏"开山抚番"："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他认为，开山抚番必须相辅相成，同时并进。
沈葆桢雷厉风行，一方面厚集兵力备战抗日，一方面立即着手开山抚番。日军撤退后，沈葆桢集中精力全面推进开山抚番。沈葆桢治台新策中的"开山"并非单指芟除、开辟道路，"抚番"也不是单指抚绥生番，禁其仇杀而已。
沈葆桢的开山方法是很全面的，共有14项内容：1·屯兵卫，2·刊林木，3·焚草莱，4·通水道，5·定壤则，6·招垦户，7·给牛种，8·立村堡，9·设隘碉，10·致工商，11·设官吏，12·建城郭，13·设邮驿，14·置廨署；"抚番"的方法也有十一项：1·选土目，2·查番户，3·定番业，4·通语言，5·禁仇杀，6·教耕稼，7·修道涂，8·给茶盐，9·易冠服，10·设番学，11·变风俗。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是积极、主动、详尽的，其最终目的就是促进台湾全境内地化，使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都与大陆各省完全相同。
要发展台湾经济，必须开山开路。过去台湾经济的开发，都限于沿海平原地区。而台湾内地，仍有大片原住民聚居地未开垦，交通不便。要发展这些地区，首先就要“开山开路”。
沈葆桢全力推进"开山抚番"新政，他用军队开辟通往后山道路，分北、中、南三路分头施工：南路，由海防同知袁闻柝领军，督兵3营，分为2支。一支从凤山县赤山开路至山后卑南(今台东)，由袁闻柝亲自带领，累计开山修路175里；另一支由射寮至卑南，由总兵张其光率领，开山修路214里；南路自同治十三年八月开工，同年十二月完工。北路，先后由台湾道夏献纶、福建提督罗大春负责，督兵13营，由苏澳至岐莱(即今天苏澳至花莲的苏花公路)，劈山造路205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完工。中路，由总兵吴光亮主持，开工较晚，自光绪元年(1875年)初，自林圮埔(今南投竹山)而东，至后山璞石阁(今花莲王里)，出秀姑峦之背，打通山前山后的路线，与岐莱由南至北的道路相连，计265里；光绪元年十月完工。沈葆桢用一年时间里开路859里，各路规格为平路宽1丈，山蹊阔6尺，沿途筑碉堡，安营哨，安抚良番，征服凶番。从此前山至后山有了简单的公路。
开路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沈葆桢在《至陆存斋观察》信中说：“防倭易而开山难，开山则南路难而北路尤难，愈进而需兵愈多。番社愈僻则愈愚而愈毒，经费滋钜，恩威而窒矣。”而当时开山开路时，往往“进一步则需筑一堡，驻一哨。”
从南路看，日军撤退之时，狮头社番民趁机作乱，残杀兵民，气势嚣张，正在率部艰苦开山的淮军提督唐定奎部游击王开俊壮烈牺牲。番乱，还使得已就抚的各番社皆动摇观望。沈葆桢采用灵活策略，变单一"抚慰"为"剿抚并用"，并命令唐定奎专司其事。唐定奎兵分三路，募乡勇千余开路，历时四月，将番乱平定，附近各番社亦随之乞降。唐定奎为各番社制定了七条公约：遵薙发、编户口、交凶犯、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社学，并任命龟纹社酋野艾为总头目，带领当地番民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同时，还取安定祥和之意，将竹坑社改名永平社，本武社改名永福社，草山社改名为永安社，内、外狮头社改名为内、外永化社，从此南部大定。
从北路看，千总吴金标沿花莲港之南，先后招抚木瓜等29社，共17719人。尔后，以宣武左右两军，分设东澳、大南澳、得其黎、新城、加里宛、花莲城等处，以备不虞。
由此可见，沈葆桢对台湾，不但在防倭方面功绩很大，而且对台湾的交通发展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关于在台湾开山的艰巨程度，又在他的《北路中路开山情形折》中写得更为详尽。当年如果没有沉葆桢带领大陆同胞，尤其是大批的福建移民，在台湾开山开路，打下交通的基础，那么台湾也不会有今日的繁荣。
解禁召垦，打开通向近代化之路
开山抚番之后，必须招垦，否则久而不用，茅将塞之，前功尽弃，但当时有渡台禁令和入番界禁令。康熙以来，朝廷害怕台湾成为“奸宄”的渊薮，颁布禁令，禁止大陆人民私自渡台垦荒居住。清政府时而弛禁时而又禁，反复多次。清廷为限制人民渡台，订立了诸多禁律，比如，私入番境杖一百，抽藤、钓鹿、伐木、采棕杖一百、徒3年；偷越运货者，专管之官失察降调，该管上司罚俸1年；入台民人不得与番民通婚，违者离异参罪，地方官查处，从前已娶者不许往来番社。严禁已居留在台湾的人民“私入番区”，即漂洋到南洋各国去。这两条禁令严重阻碍了台湾发展。因此，只有解除禁令，才能招垦。为此，沈葆桢上奏朝廷，奏请台湾开禁。他说："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迹罕至，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越，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沈葆桢还在《请移驻巡抚折》、《会筹全台大局疏》中批评了朝廷的错误做法，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且"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沈葆桢提出："今欲开山不先垦，则虽通而仍塞；欲招垦而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 另外，当时，铁、竹亦为禁止买卖进口，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于工作，沈葆桢痛陈陋习之弊，"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
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清廷谕内阁云："沈葆桢等奏'台湾后山亟须耕垦，请开旧禁'一折，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俗异，曾禁内地民人渡台及私入番地，以杜滋生事端。现经沈葆桢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若悉与开除。其贩买铁、竹两项，并着一律驰禁，以广招徕。" 很快，在厦门、汕头、香港设招垦局，招募闽粤百姓免费乘船来台移垦，同时由官方供给口粮及耕牛、农具与种籽，做有组织、有计划之拓垦。移垦之地，多是以沈葆桢所开辟的三条道路为终点，路到哪里开发就到哪里，即以花莲璞石阁庄及南实桑庄为中心，成点状分布。
开山抚番，解禁招垦政策，为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打开了台湾通向近代化的新道路，为台湾各民族的融合和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此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如果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带动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移居台湾，那么沈葆桢促使清政府解除禁令，则引发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移居台湾。台湾的人口大量增加，台湾和大陆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带来了台湾经济的一次飞跃。没有大陆同胞，根本就不可能有台湾经济的繁荣。
改革营伍，建立新式防务系统
在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船政所制舰船赴台驱日时，台湾一直实行的是"班兵"制，即驻台制兵系由福建绿营各镇协抽调更戍，三年为期。原来规定，班兵须有身家，意在以家属为人质，按常规讲，班兵的素质本来应该比一般绿营兵更高。但因为渡海远戍，生活艰苦，真正有身家者皆不愿意前来，因此形成来台班兵多冒名顶替，甚至有换班不换人之弊，素质极差，中间有不少痞棍之流，于是常传出他们勾结当地无赖，欺压百姓的消息，营务废驰，兵不能战，沈葆桢来台驱日，深知班兵难堪重任，因此，无论是备战防敌，还是开山抚番，皆调内地新式军队。但他没有停止在调兵应急上，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革除台湾营伍积弊，方为根本大计。
沈葆桢对台湾营伍的改革主要有：酌撤分汛，汰弱留强，合队合营，整军严纪。他于1875年8月奏请仿淮楚军营制而归并台地营伍，以500人为一营。南路九营，专门驻守、警卫凤山、台湾、嘉义三县；中路三营，专门驻守警卫彰化县；北路三营，负责驻守、警卫淡水、宜兰县；澎湖两营，专门负责保卫澎湖。十七营军队皆归巡抚统辖。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并归巡抚节制。又提出"台地延袤一千余里，处处滨海，陆防之重尤甚于海"。奏将安平台协水师三营改为陆路。鉴于旧有水师编制，战船仅能巡缉捕盗，已不合台湾防海需要，奏将水师各营拖罾艇船8号裁撤，请调"闽厂现造轮船，分拨济用"。
沈葆桢还着提升台湾军队装备水平。
沈葆桢从国家全局高度来看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震动"。沈葆桢赴台之时，正值日本侵台之际，他即派人赶赴欧洲购买铁甲船、水雷、洋炮、洋枪等西洋新式武器，装备驻台清军。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南面仿西洋新法设计修筑安平炮台，这是我国最早用混凝土所建新式炮台；在屏东东港建造东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与之同时，沈葆桢还着力建设城郭和县治，他把乾隆时期大学士福康安倡建台南府加以重新，使之更加坚固，还修建了恒春城，并支持台北知府刘星建设台北府城。他还在修筑的新炮台内，安放新式大炮，炮台内装备5尊18吨安蒙士唐洋炮，40磅和20磅小炮各4尊，还有100余杆里明敦后膛洋枪。
作为船政大臣，沈葆桢分拨船政所辖的马尾造船厂已造成的轮船供台澎所用，并征得李鸿章同意，准备将来成立南洋舰队后，将舰队总部设在台湾。沈葆桢还建议将马尾船政所造的十五艘舰船用于加强台湾和福建的海防。其中，"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6艘兵轮常驻澎湖，"福星"轮驻台北，"万年清"轮驻厦门，"济安"轮驻福州，"战时互相接济。"
此时，船政还为台湾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为了加强防务，增进朝廷对台湾情况的了解，沈葆桢派出船政委员张斯桂，带领船政学生走遍全台湾，绘制台湾地图，他说，"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誉写甫毕。臣适赴江南新任，固携至上海装裱，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赍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这是运用船政人才和技艺，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巩固海防和开发宝岛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开矿兴工：
台湾的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据近代的调查，全省共有八十多种矿物，尤以煤矿为多。早在沈葆桢去台之前就已有开采。旧制度规定，台煤的出口和进口，都征同样的税率，这不利于矿产的开发。沈葆桢治理台湾时，减轻了对台煤出口的税收，从而鼓励了台湾煤矿的开采，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台湾的基隆，旧称"鸡笼"，盛产优质煤炭，且价格十分低廉，基隆与福州马尾距离仅130多海里。从基隆运煤至马尾，可说是物美价廉。沈葆桢在1868年就派船政煤铁监工去台湾，调查台湾煤的储藏和开采情况。
马尾船政的不断发展，使得对基隆煤炭的需求量不断加大。马尾船政不断新制舰船下水投入运营，又解决了基隆运煤至马尾的运力问题，使得基隆煤炭销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基隆煤矿产量的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基隆煤矿的进一步发展。成了解决马尾船政用煤一条物美价廉的出路。
但是，基隆煤矿当时只是个用土法开采的小土煤矿，产能最多只能满足船政三分之一需求。为了促进基隆煤矿的发展，沈葆桢奏请为基隆煤矿减税和广开台湾煤矿。
当时，洋煤进口每吨税0·5钱，台煤出口和进口，都是每吨税6·72钱，台煤税重制约了基隆煤矿的大发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5年2月1日)，沈葆桢完成台湾军务归来，回抵马尾第一件事，就是提笔向清廷上"台煤减税片"，陈述了详尽理由："垦田之科微，不若煤矿之利钜，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台煤仍不畅销者，以东洋之煤成本较轻，独擅其利故也。今欲分东洋之利，必将台煤减税，以广招徕。"奏请广开台煤，鼓厉民间开办煤窑采煤。最后的事实证明了沈葆桢此举的高瞻远瞩：实行台煤减税，剌激了台煤生产，提升了台煤与外国煤炭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为使基隆煤矿能更快上一个台阶，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沈葆桢随后又奏请台湾基隆煤矿由"民办"改为"官办"，清政府奏准了他的请求。他一直惦记着能采用西式采法提升产量，只有官办才有能力完成这一目标。他向清廷上奏："欲开利源，或者其煤、铁乎……台湾产煤，闻兼产铁。然不谙以煤熔铁之法，故向来无试采者。臣曾函商总理衙门，令赫德延一看山洋人来台，果能苗旺质佳，再行酌议试办。……盖煤铁充牣，则财不耗于西洋，而作苦小民，兼得资以食力……"
沈葆桢认为煤矿是当时台湾经济的基石，必须优先发展。在《台煤减税片》中，他说：“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钜，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而要畅销，又必须减税。所以他最后请求清政府准予台湾的煤矿减免出口税收。
沈葆桢坚持主权应掌握在国人手中，不可以为洋人所操纵。他在给王凯泰的信中写到："煤矿之利不容不开，利可分诸人，权不可不操诸于我。设立公司恐喧宾夺主，将来与地方公事有碍。不如购机器，请洋师，经费我支，厉害我任，较易操纵"。又说，"窃思公司如系洋人主持，颇虑喧宾夺主，或致流弊。限定华人，又恐股数拼凑不上。倘有结实可靠之华人出头，准其暗搭洋股，似可公私两受其益，应恳卓裁招致。煤利一开，他务尚可推广也。" 由此可见，沈葆桢是把他在福州创办船政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台湾去，自己购办机器，自己培训企业家，以保障国家利权，使台湾经济能循着健康正常的道路发展。
在1874年沈葆桢赴台驱日之前，台湾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与福州一样，台湾工业近代化是由军工企业发展而来的，且也是马尾船政之功。
沈葆桢赴台驱日时，为解决战时军需问题，设军装局、火药局等，并从马尾船政抽调枪炮制造技术人员赴台主持，火药局开始承担一些简单的枪械修理任务。从此，马尾船政的生产技术及技术人才源源不断流向台湾，为台湾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沈葆桢还最先提出了铺设台湾与大陆海底电缆的建议。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率部赴台驱日，驻军台南，痛感闽台军讯不畅，奏请架设电线，以速军情。由丹麦商人德勒耶揽办。沈葆桢认为："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他详尽设计出跨海电缆路线，他在奏折中写到：从台湾府所在的台南到沪尾转向北沙渡海，过福清县之安寨登陆至马尾。清廷很快批准在台湾铺设电缆，"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着沈葆桢等迅速办理"。沈葆桢雷厉风行，立刻会同上海大东北公司议明价格，但大北公司开出高价，清廷难以承受，后来随着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此事一度搁浅，最后由沈葆桢的继任者丁日昌完成。
沈葆桢对台湾的治理开发，在台湾的发展史上写下了伟大的一页。连横评述道：“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率先提出铺设台湾与大陆海底电缆：沈葆桢还最先提出了铺设台湾与大陆海底电缆的建议。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率部赴台驱日，驻军台南，痛感闽台军讯不畅，奏请架设电线，以速军情。由丹麦商人德勒耶揽办。沈葆桢认为："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他详尽设计出跨海电缆路线，他在奏折中写到：从台湾府所在的台南到沪尾转向北沙渡海，过福清县之安寨登陆至马尾。清廷很快批准在台湾铺设电缆，"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着沈葆桢等迅速办理"。
开设义学，教化台湾原住民
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开山抚番中，有一项决定是极其英明的，他从基础着手，开设义学，用中华传统文化开启番民心智，为台湾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的领土完整都起得极其重要的作用。
沈葆桢与开山同步，"于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性，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各番无不帖(贴)服"。这是台湾高山人第一次进课堂，也是这些被认为生活在原始部落的山地人走向文明的开端。
紧接着，沈葆桢又在剌桐脚、蚊蟑埔等10个规模较大的"番"社，办起了"番塾"。尔后，路修至何处，供山民学习的义学就开到哪里，1875年仅在埔里社就设"番塾"26所。随着"番塾"越办越多，番塾所教内容也越来越多，有教学童读书、认字、写字、算术、唱歌、跳舞。又马不停蹄在虎头山、四重溪等14处办起了规模较大的、专收高山人的"义学"，不但不收学费，而且学生还可以获得生活费，如在四重溪、射麻里等8处的义学就规定，"凡就学者，每人每月给钱五百文，以为笔纸及膏伙费用"，他希望通过兴办义学，使高山人知书明理、摆脱愚昧野蛮落后的生活方式，步入文明社会。史载，沈葆桢在各番社建立番塾，很受高山族同胞的欢迎。入学的孩童中，有的不愿归家，竟随同内撤的清军内渡北上。
沈葆桢甚至亲自编写了适合番民学习的教材。1875年，沈葆桢与时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一起，领衔编写了教化番民的教材，分发到台湾各地做义塾的课本之一。
此教材名《训番俚言》，形式与内容都十分适合教化番民，传播中华文化。教材仿三字经体例，全篇为五言一句，共九百八十五字，通俗易懂，易于记忆。内容主要是以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伦理道德为核心。如《训番俚言》中有："为民设官府，为民谋衣食，内有六部官，外有十八省"。这就使番民对国家有初步的认识。再如，"上下有等级"，"在家孝父母，有兄当敬兄，有弟当爱弟，男女当有别"。这就让番民了解并遵循传统的中华伦理道德。又如，"恶民为贼盗，拿究不宽容""杀人者受刑，按掳者治罪""无分番与汉，一体敷教化"，告诫番民去恶从善，放弃过去以械斗、仇杀解决番民、番社矛盾的方法，宣传民族平等。再如，"开辟榛莽路，南北可相通，东西无阻碍，教尔通言语。得为中华人，为尔设义学；读书识理义，当知君王恩。"这就从开山抚番，促进全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启发台湾原住民，珍惜国家为他们造福、谋利的成果，从而从内心感激皇恩，增强民族团结统一的凝聚力。《训番俚言》还用大量篇幅教导番民改掉旧的生活方式，如，"鸟兽有毛羽，人当有衣冠，番在边野中，苦无绵与丝，所以男与妇，岂无衣冠志"，"脸宜常洗净，日日不可间"，"烈日戴草帽，不可任晒爆"……《训番俚言》，对于教化长期闭塞、在荒山野林中生活的台湾番民，启迪他们直向近代化，融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大家庭，作用是很大的。
建祠昭忠，树立忠君报国教育榜样
沈葆桢对台湾教育还建有一功，这就是他通过建祠确定了郑成功的地位和通过建祠祭祀保卫台湾壮烈牺牲的英烈，在台湾社会上树立忠君报国的典型，运用台湾百姓熟悉的人和事做教材，对台湾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增强台湾百姓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忠诚度。
沈葆桢赴台后敏锐地发现，在台汉人多为随郑成功赴台者的后人，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他们虽不敢公开祭祀郑成功，但仍争相私祭国姓爷。于是，沈葆桢上奏朝廷："合无仰恳天恩，准予追谥；并于台郡敕建专祠，俾台民知忠义之大可为，虽胜国亦华衮之所必及。于励风俗，正人心之道，或有裨于万一。"
沈葆桢要求朝廷给郑成功赐谥、建祠，列入国家祭典，追谥郑成功为"忠节"，准在台湾建"忠节祠"等等请求，都得到清廷批准。清廷奏准后，沈葆桢于台湾府城建立专祠--忠节祠。祠成，他自己还亲自撰写了几幅楹联，其中最有名的一幅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此联，至今还有不少台湾男女老幼能脱口而出，足见影响之大。郑成功祠采用福州式建筑，匠首与木材皆来自福州，运输由福州船政承担。
另外，沈葆桢还奏请为保卫台湾牺牲者建祠祭祀。比如，同治元年，彰化戴万生之乱，全台震动，嘉义两次被围，历时8个月，援穷粮尽，官兵誓以死守，当时所有防剿、打仗阵亡之文武员弁潘恭赞、林廷翰、王鹤康、林上达等，及力战捐躯之义民潘缔等44名，因嘉义无昭忠祠，沈葆桢也奏请建祠祭祀，以慰忠魂。清廷也从之，用以"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亦有裨益"。沈葆桢对此次随他开山抚番殉国的将士，也分别情形，奏请或加恩予谥，建专祠，如游击王开俊等。对生前在台湾忠君爱民的官员，沈葆桢亦请优恤。沈葆桢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树立起一大批爱国忠贞的英雄形象，用于教育台湾人民爱家乡爱祖国。
“牡丹社事件”与沈葆桢巡台保卫国土的故事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大增，然而形势复杂，各种矛盾激化，政府寻求对外扩张，以摆脱危机。
日本优先发展军火工业，1870年，兵部大辅前原提出用二十年时间，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872年，日本政府设立海军省，在国内大肆宣传军国主义，鼓吹“征韩论”、“征台论”。
1871年11月，琉球国一艘船遇飓风，漂至台湾南部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引起误会，54名船民遇害。琉球自明朝洪武皇帝起，就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历代琉球国王均由中国皇帝册封。到1872年，日本则自行“册封”琉球王，将琉球作为自己的属国。因而经过一段准备，到了1874年，就借口“牡丹社事件”，并诡称高山族同胞居住的地方不属中国领土，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日本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任侵台总指挥。
1874年5月，西乡从道率3600名海陆军、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向台湾进犯。从台湾的琅峤(今台湾恒春半岛)港登陆，并侵占附近龟山。西乡从道先威胁、引诱牡丹社、高士佛社等山地民族同胞，逼迫他们投降，遭到拒绝。5月22日，日本侵略军向四重溪上游的石门进攻。石门天险是通往牡丹社入口，日兵久攻不下，后用分兵迂回的办法，使山胞腹背受敌，酋长阿禄父子壮烈牡牲。6月1日，日军继续分三路向牡丹社、高士佛社进犯。
清廷直至5月29日才确知日军犯台消息。当天，朝廷下旨：“沈葆桢著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
沈葆桢肩负神圣职责，审时度势，他上奏朝廷，提出四条斗争方略：
一为“联外交”，通过外交努力，孤立日本；
二为“储利器”，即积极储备战舰、军火等军需物资；
三为“储人才”，即请调了解台情、军情的得力人才，协助谋划；
四为“通消息”，即设法加强通讯设施，主张铺设福州至厦门陆路电线，厦门至台湾水路电线，以通电报。
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率“安澜”、“飞云”、“伏波”等军舰驰往台湾。他了解了台岛军情及山胞情况后，制定了团结山胞、共同对敌的“驱倭抚番”政策，还提出了对日斗争的方针：“理喻、设防、开禁”。四为“通消息”，即设法加强通讯设施，主张铺设福州至厦门陆路电线，厦门至台湾水路电线，以通电报。
1874年6月14日，沈葆桢率“安澜”、“飞云”、“伏波”等军舰驰往台湾。他了解了台岛军情及山胞情况后，制定了团结山胞、共同对敌的“驱倭抚番”政策，还提出了对日斗争的方针：“理喻、设防、开禁”。
所谓“理喻”，就是派人与敌方谈判，揭穿敌之阴谋。除了谈判外，加紧“设防”，针对台湾原有炮台、大炮大多不堪用的状况，他立即在安平修大炮台；还雇洋人教士兵洋枪洋炮的使用方法。巡台期间先后修了凤山县的东港炮台、旗后炮台、基隆炮台、沪尾炮台，在澎湖修了大城北炮台，改建了妈宫炮台，互为犄角。另外还加强了城池的修筑。他又向朝廷请调援军，李鸿章的淮军分三批调入台湾。
经过周密的设防，对于水土不服的日军已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日军恐慌，请英国出面并施加压力，最后清廷做了一些让步，以50万两银子给日本，换取日军撤出台湾。11月24日，日本侵略军灰溜溜地退出台湾。
沈葆桢的巡台，对于保卫神圣国土、开发台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沈葆桢巡台时留下的六副楹联：沈葆桢巡台时留下了五副楹联，其中两副，是通过追思在台湾影响极大的郑成功、宁死不屈的明宁靖王朱术桂和他的五妃等人，以顺台湾舆情，以服台湾民心，重新喚起台湾民众的英雄气概和英雄情结，这发生在日本侵台事件结束不久是非常自然的，具有喚起台湾民众保卫台湾与开发台湾的重大意义。
明末，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旗号，据东南半壁河山，曾一度打到南京城，成为清廷的心腹之患。清人把他列为海寇、土匪。部分清代文人也跟着朝廷定下的腔调谩骂他为“伪郑”。1662年，郑成功英年早逝，子郑经继位，又早死。1683年，孙郑克塽降清，康熙帝为笼络人心，准在郑成功家乡福建南安石井乡修墓致祭，亲题一联表彰他的忠贞，联云：“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算是替郑成功平反。但是这种平反仅浮于表面，从清初到晚清，清廷害怕郑氏后代散处四方，造成对其统治的威胁，除了四处搜索之外，就是对郑成功有关事迹和遗迹予以禁毀。这种做法可以说愚蠢之极，因为郑成功在台湾民间早已被民众神化，朝廷的禁毀不但尽失人心，实际上也做不到。
在清朝，勇气不大的人是不敢替郑成功讲话的。沈葆桢为郑成功请谥、建祠的举措，博得后人很多好评，连对他颇有微词的李慈铭（著有《越缦堂日记》）对此事也表示叹服。
1875年，沈葆桢在台湾杀下日军占台的气焰，迫使他们撤出台南，然后着手建设台湾，先从思想教育入手。为表彰郑成功的忠义，以鼓舞广大群众，他会同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上奏朝廷，请给郑成功赐谥、建祠，列入国家祭典，以顺舆情，以服民心，振作忠义，正风移俗。清廷准奏，追谥郑成功为“忠节”，准在台湾建“忠节祠”。祠中配祀郑氏家人及文武官员114人。忠节祠又称郑成功庙、延平郡王祠、开山王庙。祠成，沈葆桢写了好几副楹联，以下联最为著名：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句，指郑成功孤军抗清，于1662年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回台湾，创造了人间奇迹。洪荒指混沌蒙昧的状态，也指远古。台湾开发较晚，大部保留洪荒状态。遗民即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本句指台湾作为明末遗民的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句，指郑成功以一个书生，弃文就武，起义反清。1645年，明隆武帝召见他，赐他姓朱（国姓），人称“国姓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他的地位、官爵已高达顶峰极点。遇指知遇。缺憾还诸天地句指郑成功挥师北上，匡复明室，不幸在围攻南京时兵败，率师南归。现在这个缺憾已过去了。郑成功已创出了前所未有的完美无缺的人格。
沈葆桢巡台时留下的楹联为人们熟知的还有以下两副：
海上视师，紫阳于五百年前，早为后贤筹结局；天南晞发，缅甸在八千里外，特延闰朔付孤臣。
海上视师，即海上治军。郑成功曾在厦门鼓浪屿海上训练水师。紫阳山名，在安徽歙县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之父朱松曾读书于此。朱熹在福建崇安时，曾题崇安厅事为“紫阳书室”，后人因称朱熹为紫阳。民间传说，朱熹登福州鼓山绝顶，东望台湾，预言：“五百年后必兴”。从那时到郑成功视师海上，约460年，也就是说，郑成功在台湾的丰功伟绩证实了朱熹的预言。台湾史学家连横的《雅堂笔记》书中有“龙渡沧海”一条也印证了这传说，全文如下：“赤嵌笔谈谓宋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脉曰：‘龙渡沧海，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今归入版图，年数适符，熙熙攘攘，竟成乐郊矣。鼓山之上有石，刻‘海上视师’四字，为紫阳所书。近读邱仙根工部之诗，以为即指郑氏。然则宋儒亦有讖纬矣。”“后贤”、“孤臣”，指郑成功等。
天南原指岭南，亦泛指南方。晞发指把洗净的头发晒干。宋遗民谢翱，字晞发子，著《晞发集》，集中多爱国之作，寄亡国之思。南宋遗民谢翱，他的爱国情操可以和郑成功相比。天南晞发意为南方的爱国者。缅甸句，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明神宗之孙，封桂王、明王。明亡，在广东肇庆称帝，建元永历。南明最后一个称帝的桂王（年号永历）从西南边疆逃亡缅甸，于1661年失败身亡，而郑氏政权仍沿用永历年号直至1683年。古人把非正统的历法叫做闰朔。沈葆桢站在清朝立场上，顺治元年（1644年）之后，正统在于清，把永历帝的年号归于闰朔。末句意为把延续闰朔的任务交给郑成功。
到此地回首凄然，只剩得江上一些儿流未枯眼泪；将斯人苦心参过，更休说世间有那种做不了难题。
沈葆桢所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失败，国内年年战乱，朝纲不振、国势危殆、生灵涂炭，有流不尽的眼泪，但比较郑成功的一生，学习郑成功的精神，世间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说不定还可以旋乾转坤，再造中华。
沈葆桢巡台时留下的还有两副鲜为人知楹联。一副是在忠节祠正殿，沈葆桢题联:
石井满腔血，瀛台寸草春。
这副楹联在“忠节祠”没有保存下来，仅有下联“瀛台寸草春”的拓片现为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为世上仅见的孤本，非常珍贵。石井是郑成功的故乡，沈葆桢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郑成功的满腔爱国热血。
另一副楹联是沈葆桢于光绪元年孟夏谷旦(即年)为晚明宁靖王朱术桂之五妃墓写的，五妃墓在台南，清军攻台后她们与朱术桂一起自尽。楹联云：
凤阳一叶尽，鱼贯五星明。
这副楹联也没有保存下来，仅有上联“凤阳一叶尽”的拓片现为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亦为孤本，非常珍贵。以下简单介绍晚明宁靖王朱术桂和现在台湾台南朱术桂之五妃墓。
朱术桂（1617－1683年），字天球，别号一元子，明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孙、第十五皇子辽王朱植的后代。受封宁靖王，南明时期先后在方国安、郑鸿逵、郑成功军中任监军。明郑退守台湾后朱术桂亦前往避乱，奉为宁靖王。郑克塽降清时朱术桂与五位妃子（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自杀，五妃之灵柩安葬于台南南门城外魁斗山后，后人建有五妃庙祀之。)
宁靖王死前书于壁曰：“自壬午流贼陷荆州，携家南下。甲申避乱闽海，总为几茎头发，苟全微躯，远潜海外四十余年，今六十有六矣。时逄大难，得全发冠裳而死。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次日，即加翼善冠，服四围龙袍，束玉带，佩印绶。将宁靖王麎钮印送交郑克塽。郑克塽率文武至，嗟叹别之。王乃拜辞天地祖宗。耆士老幼俱入拜，王答拜。又在砚背题绝命词曰：“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侍宦两人亦从死其旁。据史载宁靖王朱术桂“仪容雄伟、美髯弘声、善书翰、喜佩剑、沈潜寡言、勇而无骄，将帅士兵咸尊之。”临死前，朱术桂特地烧毁田契，把位于高雄县路竹乡数十甲田地全数送给佃户，然后才从容悬梁自尽。在台湾民众中口碑甚好。今高雄县路竹乡有座宁靖王庙，庙中也书写着朱术桂“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的绝命诗。安徽凤阳是朱姓明朝的祖地，1662年，晚明永历皇帝死，明朝宗室近支血脉由此绝嗣。到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六月明朝宗室远支宁靖王朱术桂自尽，他的五妃随之自尽。此时正是沈葆桢楹联所说的那样已是“凤阳一叶尽,鱼贯五星明”了。沈葆桢对晚明宗室的唏嘘之感充溢所书楹联之中。当“全发冠裳而死”的宁靖郡王朱术桂自尽的时候，“正统”的明朝其实已经灭亡了39年了。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后，曾追尊朱术桂为“大明懿宗秉天正道元睿良敏敦文简武思仁贞孝考皇帝”。可见朱术桂在台湾民众中的影响。
沈葆桢巡台时留下的第六副楹联：沈葆桢题写台南延平郡王祠内监国祠的一副楹联“夫死妇必死;君亡明乃亡”。这副联款有“光绪元年孟夏谷旦。巡台使者沈葆桢敬书”。光绪元年即1875年。孟夏，指夏季的第一个月即农历四月。谷旦，旧时常用为吉日的代称。延平郡王祠内有监国祠，祭祀郑成功的长孙郑克臧与其夫人陈氏。郑克臧(1664-1681年)，郑经长子，为郑经妾所生。史记自小聪慧，年方十六，便能监国处理台湾政务，而且较之其父郑经更甚一筹。郑经诸弟贪婪成性，郑经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严惩，郑克臧却刚直不阿，年纪轻轻就做出了郑经都做不到的事情，秉公执法，严惩几位叔父。不过因为他的刚正不阿，伤害到了他同父异母弟弟郑克爽的利益，郑克爽的丈人冯锡范连同郑经诸弟一起立郑克爽为王逼死了郑克臧，郑克臧的夫人亦跟着殉情。在郑克臧夫妇死后两年，南明就灭亡了。冯锡范和郑克爽都是昏庸之辈，比起郑经差多了，于是乎有人就说，如果郑克臧没死而且掌握了郑氏的大权，郑氏能多支撑一段时间，如此历史也许会改写。可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讲，是郑氏内讧自己搞死自己。沈葆桢“夫死妇亦死;君亡明乃亡”的楹联，说的就是郑克臧夫妇。沈葆桢将国家与君王关系，比喻为夫妇相随之情,写来丝丝入扣，令人久久无法释怀。同年八月陈谟亦有一联挽郑克臧夫妇：“惟君克振祖风乃使骨肉情中生许多媒孽；有妇能完夫志求之須眉队里恐无此从容”。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吴大廷任按察使衔台湾兵备道职，政绩显著，是一位廉洁而有魄力的人物。沈葆桢与吴大廷交往甚笃。同治十年吴大廷写下咏延平朱成功七律诗一首：隆武已薨永明虏，楼船百战几曾闻，声名岭海漳潮外，气概孙郎伯仲间，身死犹存明正朔，节坚何异宋文山，遗臣天语分明在，秽笔从今要尽删。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沈葆桢奉命巡台，吴即将这律诗呈沈，引起沈葆桢极大共鸣，他读后复信称:录示七律，不愧诗史，焚香端坐，击节数回，如闻大木英灵乘云来下也。客腊拟楹联三副，谨录呈以博方家一粲。
沈葆桢信中所说如闻大木英灵乘云来下也，召喚古代英灵，无非是要重新喚起当代的英雄气概英雄情结，这发生在日本侵台事件结束不久是非常自然的。郑成功既是明朝遗臣，又是清政府的反抗者，前者他对明朝忠心耿耿，始终不贰，这种气节，无论是明政权还是清政权都是十分需要的。当满汉族矛盾逐渐缓和时，忠孝的伦理精神又为满汉地主阶级所共识，在沈葆桢巡台时，郑成功反清已成为历史陈迹，而日本的穷兵黩武悍然侵台成为现实极大威胁。统治者強调忠孝以维系当时动荡不安的台湾社会反击日本侵台已成为十分的必要。
沈葆桢的用意是通过追思在台湾影响极大的晚明志士如郑成功，歌颂郑成功刚直不阿为奸臣所弒的长孙郑克臧与其悲壮殉情夫人陈氏，以及宁死不屈的明宁靖王朱术桂和他的五妃，以顺台湾舆情，以服台湾民心，具有喚起台湾民众保卫台湾与开发台湾的重大意义。
沈葆桢楹联绚丽多姿，恢宏精深，多有寄托，既带哲理，又处处显现忧国之心、自勉之词。这六副楹联明白如话，不事雕琢。沈葆桢曾上奏建议台湾设省。1885年台湾建省，甲午战败，台湾割于日本。台湾巡抚唐景崧与士绅邱逢甲等拒不割地，坚决武装抗日。今年是沈葆桢巡台140周年纪念，沈葆桢楹联表露的爱国激情是与历史前头的郑成功、郑克臧以及后来的刘铭传、唐景崧、邱逢甲等英雄志士爱国行为是一脈相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