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游福州——三坊七巷·三坊

       光禄坊：是“三坊”中的第三坊。光禄坊原名玉尺山，又名闽山，是福州“三山藏”之一。宋时，光禄坊内有一座法祥院，俗称“闽山保福寺”（在今光禄坊公园内）。当时曾任过光禄卿的福州郡守程师孟时常到此吟诗游览，僧人就刻了“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上。为了感谢僧人，他吟了一首诗：“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光禄坊的名字就从此而来的。宋末寺废，改为民房。1949年后作为省高院等办公楼， “光禄吟台”四个篆字石刻今尚存省高院大楼背面。1990年末，除光禄吟台四周的亭台榭池保留外，其他都已改建为现代楼房。光禄坊也因道路改造被辟为马路，后又因保护需要将地面改回石板铺设，并且将两边陈旧的现代建筑给予拆除。

       名人居所：光禄坊也是名人聚居的地方。明末有万历间举人、画家林有台，提学孙昌裔，以及学政许豸，其子许友、许宾，孙许遇，曾孙许鼎、许均，玄孙许良臣、许荩臣，都是诗人、书画家。清康熙年间有林侗、林佶兄弟。林侗是考古学家，著有《来斋选古》、《来斋金石考》等。林佶精诗文，著有《朴学斋诗文集》，又善书法，他手写的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尧峰文抄》、《古夫于亭杂录》、《午亭文编》非常有名，被称为“林佶四刻”，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有诗人、著名藏砚家黄任，琉球国册封使齐鲲、同榜兄弟两进士——刘齐衢和刘齐衔、博物学家郭柏苍、近代小说翻译家林纾、著名作家郁达夫等等。还出过不少才女，如黄任之女黄淑宨和黄淑畹，齐鲲之女齐祥棣，郭柏苍之女郭拾珠姐妹，她们或精书画，或工诗文。

       建筑特色：光禄坊名胜以光禄吟台最为有名，擅池、台、亭、石、花、木之胜，以及宋至清摩崖题刻多处，1961年被列入福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光禄吟台西荔枝树下，原有石刻“鹤磴”，是光禄坊纪念林则徐晚年放鹤处。还有清代大木构造、宽敞明亮的刘家大院（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末古朴木构房的黄任故居，高墙窄道的早题巷，明代石板铺设的老佛亭桥，都保存了明清建筑的特色。

 



 

 

       沁园为假山构筑，在光禄吟台前。郭柏苍于光绪七年（1881年）挖漾月池，取土筑假山，假山层累曲折，植松竹梅杏李木62株。假山之巅今新建一座凉亭，亭六角、木构，名曰：“追昔亭。”（图四）追昔亭原在光禄吟台西侧，系郭柏苍于光绪八年（1882年）为祀光禄卿、知福州事程师孟而建造；郭柏苍《追昔亭》诗：“读遍名山石上文，吟台清兴更凌云。万株手植无人忆，我独瓣香忆使君。”

 

       陈季良（1883—1945），福建福州人。国民革命军海军名将。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任海容舰大副。武昌起义中支持革命军，任江亨舰长兼江防舰队分舰队领队长，在东北支持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发生中日庙街事件。事后继续在海军任职，历海容舰长、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海军部常务次长。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江阴海战，打破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1945年去世，追赠海军上将。

       陈氏家族世代书生，出过七位进士。陈季良的曾祖父陈鸣昌和祖父陈翼谋都是举人。父亲陈镜河在江苏任知县，母亲蔡氏夫人，生四子一女，陈季良最幼。陈季良兄弟皆读书走科举之路，唯陈季良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学堂第四届驾驶班。毕业后历经“建安”、“海容”等舰。武昌起义时，时任“海容”舰枪炮大副的陈世英指挥炮击刘家庙，打响了海军投向共和的第一炮。1914年调任“江亨”舰长。
       在庙街期间，曾将“江亨”舰边炮一尊，“利川”舰格林炮一尊，炮弹21发借给苏联红军游击队。红军利用此炮攻破日本领事馆，并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后来日本政府就“庙街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1922年升任“海容”舰长，1923年1月，陈季良晋升为海军上校；1924年5月，晋升为海军少将。次年2月，陈季良升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闽厦海军警备司令。在北伐龙潭战役中，指挥海军炮击孙传芳部三小时，将孙军击溃。1928年任海军总司令。1932年任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
       抗战期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陈季良指挥了被外军观察家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战”──江阴海空战；在没有任何空军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他率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的四艘战舰与日本三百多架战机、七十多艘军舰，浴血战斗了两个月零一天，击落敌机二十多架。江阴海战后，陈季良晋升中将。
       1940年任海军第一校阅组组长，组织校阅各江防要塞、海军学校等机构。1944年转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
       1945年，因旧伤复发逝世，终年62岁。陈夫人遵照遗命，为陈季良制了一口水泥棺放在重庆山坡上的稻田里。1945年5月25日追赠海军上将军衔。
       庙街事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苏维埃政府，决定将沙俄侵占的黑龙江航权归还中国。
       为了能够控制黑龙江，北京政府海军部决定建立吉黑江防舰队。由于舰艇不足，海军部决定调拨第二舰队的“江亨”、“利捷”、“利绥”3艘炮舰和“利川”武装拖船组成北上舰队前往支援。在这4艘军舰中，最大的是“江亨”舰，排水量550吨，舰长是陈世英。他是福建人，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
       从第二舰队驻地上海到达吉黑江防舰队驻地哈尔滨，这是一次艰难的远航。为了增加北上舰只的抗风浪性，第二舰队对各舰进行了改装，并专门派运输舰“靖安”舰拖带护送。1919年7月21日，北上舰队在“靖安”舰长甘联趝的带领下从吴淞港出发，向北方前进。
       北上舰队渡过黄海、日本海，穿过鞑靼海峡，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航行，终于在9月上旬到达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进入黑龙江。此时，“靖安”舰已完成了拖带任务，南下返沪，北上舰队的指挥任务交给了陈世英。
庙街位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是进入黑龙江的必经之路，当时有华侨2000多人。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进行武装干涉，近千名陆军进驻庙街，另外还有4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除了日本军队，庙街还驻扎着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当地形势极为复杂。
       陈世英率舰到达庙街后，受到了当地华侨的欢迎和慰问。他们告诉陈世英，黑龙江再有10天即将封冻，若往哈尔滨应尽快起程，否则就有被困的危险。陈世英接受了华侨的劝告，于当天起锚沿江西上。但舰队起航不久就遭到了日军炮火的拦阻，4舰被迫退回庙街。不久，黑龙江封冻，陈士世英不得不率舰在庙街过冬。
       10月下旬，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红军向帝国主义干涉军发起反击。一支红军游击队向庙街地区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发起进攻，庙街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一天，一个白俄军官匆匆忙忙来到陈世英的住处，一进门就说：“我军遭到了红军的袭击，贵军在我军地盘之内，应派4艘军舰协助我军截击红军。”此人口气十分强硬。陈世英打量着这个满脸凶气的白俄头目，心中感到不快。他未加思索地告诉他：“我等乃是客军，舰中皆系水手，未谙陆战。”一句话就把对方打发了。白俄军官只得悻悻而去。
       几天后，红军游击队进占庙街，白俄军队终因难抵红军攻势，向东溃逃。此时，日军已经占据了日本领事馆，打算利用地形守住防线。
       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城里一切秩序井然。这支游击队的正副司令员听说中国舰队驻在庙街，便亲自登门拜访。司令是一位中年独臂汉子，他的一只左臂在战斗中失去了；副司令是一位20岁出头的姑娘，带有稚气的脸上透着一股刚毅。陈世英在这两位游击队司令员的身上看到了苏维埃红军为民族独立而不怕牺牲的精神，心中不由升起敬佩之情。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转眼就到了11月。一天，驻守在领事馆的日军突然向红军游击队驻地发起进攻，红军奋力反击，将日军打回到领事馆内。在这场激战中，独臂司令壮烈牺牲。由于日本领事馆防御坚固，红军游击队没有重型火器，久攻不下。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中国海军。
       红军游击队派了一名代表前来拜会陈世英，想借两尊舰炮，以便攻破日军占领的领事馆。陈世英当即召开4舰舰长会议，商议借炮事宜。各舰长都认为，红军游击队自入庙街以来，纪律严明，不扰百姓，与中国海军关系融洽；而驻扎在庙街的日军，经常残害当地的侨民，对中国海军蛮横无理，发炮阻挠中国海军西上，迫使中国海军不得不在庙街过冬，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满足红军游击队的要求。陈世英采纳各舰长的意见，将“江亨”舰边炮一尊，“利川”舰格林炮一尊，炮弹21发借给游击队。果然，红军有了大炮后，不久便将领事馆攻破，并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
       1920年3月，江冰开始融化，红军游击队决定撤出庙街。临行前，他们将所借舰炮全部归还中国海军，并告诫陈世英，日本在开冻时定来报复，劝中国海军4舰开到其他港口暂时躲避一下。陈世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舰上人员将“江亨”舰和“利川”舰进行了改造，对两艘舰上的大炮进行重新安排，并改编弹药库存表册，以备查对。温暖的春风吹到了北方，被围困在庙街整整一个冬天的北上舰队的官兵都满怀希望地为开航做着准备。
       当江冰渐渐融化后，江面上出现了日本军舰的影子。正如红军游击队所预料的，这是日本调来报复的援兵，共有军舰20余艘。与此同时，白俄的浅水炮舰也从上游顺流而下，它们一起向中国舰艇开炮示威。
       没过多久，日本方面派了数名海军军官来到“江亨”舰上，一方面是来谴责中国海军借舰炮给苏维埃红军游击队，协助他们打日本；一方面是来为此事搜集证据。但最终他们是一无所获。日军扬言再等一个星期若找不到证据，就将中国海军的4舰全部击沉，不留一个中国人。此话一出，日本就派人将4舰监视起来。
       面对眼前日益严峻的形势，陈世英进行了认真地思索。他预感到，正在返航途中的北上舰队可能已经受到了日本和白俄军舰的联合攻击。为应付不测，他一面命令各舰将舰底水门准备好，一旦日军开炮则打开水门，使舰沉没；一面告诫各舰官兵要抱九死不悔的信念，全力对敌。“庙街事件”就这样演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
       数日后，日本政府就“庙街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气急败坏的日本政府提出了4条无理要求：(一)由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道歉；(二)由驻庙街的中国海军向日本总司令道歉；(三)严加惩处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中国人；(四)向死亡的日本海军的家属支付一定数额的抚恤金。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竟屈从了日本的要挟，全部答应了这些条件，给予“江亨”舰长陈世英撤职处分。“庙街事件”的交涉到此得以平息。1920年秋天，陈世英率4舰到达了哈尔滨。
       由于陈世英率舰远航北上，历尽困苦，不畏艰难，功绩卓著，在“庙街事件”中又表现出了凛然的气节，受到海军同仁的同情和钦佩。最后，海军部没有执行北京政府的决定，而是让陈世英改名“陈季良”，继续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还授予他“文虎”勋章，以示肯定。
       血战江阴：据史料记载，抗战前夕的中国海军共有舰船五十七艘，连小艇算在内，总吨位也不过六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二十五分之一，且多半是超期服役的旧舰。最大的宁海、平海、逸仙、应瑞四舰，加起来还不如日寇一艘万吨巡洋舰的吨位大。从舰艇数量、吨位大小、装甲优劣、火力强弱、射程远近、速度快慢、舰龄长短等各方面比较，当时的中国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海军。因而，没有制海权的中国海军，根本不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的旗舰被击毁，就再二再三换舰继续升起令旗指挥战斗。直至自己的腰部中弹，血流如注，仍不下火线，而是顽强地举起手枪与盘旋在头顶狂轰滥炸的敌机对决—─他，就是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血洒沙场的最高级将领海军上将陈季良。
       为阻挡日寇进犯当时的首都南京，中国海军选择在江苏江阴一带构筑阻塞线。陈季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江阴封锁区总指挥。其实，早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际，陈季良即做好了为国献身的准备。在战前动员会上，他坚定地对大家说：“军人当忠于职守，勇于从战，以身报国。在陆地战场，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在海上战场，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不管战场环境如何险恶，人人都要杀敌致果，坚持用最后的一发炮弹或一颗鱼雷，换取敌人的相当代价。”
       日寇也十分清楚，若不能突破江阴防线，日寇舰队的行动范围将只能在崇明岛、黄浦江一带，而不能突入长江腹地。于是，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上的广播传出猖狂的叫嚣：“必须对中国海军加以惩罚报复，要突破江阴封锁区，必须首先摧毁中国防守部队。”于是，日寇集中了七十多艘军舰，三百多架飞机和十多万兵力，计划一举攻破江阴防线。
       1937年8月12日，中国海军在长江的江阴段江面上，以十二艘老舰艇、二十三艘商轮、八艘趸船和一百八十五艘民船及大量石方筑起了第一道江阴阻塞线；接着，又将当时中国海军序列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等四艘老舰沉入江中，在第一道阻塞线后构成一条辅助阻塞线；而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四艘主力战舰列于最前线。8月21日，日寇派出了包括当时独霸全球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在内的精锐空军，对江阴封锁区进行狂轰滥炸。严阵以待的中国海军战舰在陈季良的指挥下立刻予以还击，首轮还击就击落敌机一架，初战告捷。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惨烈的海空战”──江阴海空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试探性攻击后，1937年9月22日，日本海军联合航空队出动三十多架攻击机、战斗机，携重型炸弹，窜犯江阴，向长江江阴封锁区实施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中轰炸。显然，没有空中力量掩护的中国海军面临的将是从未有过的海空血战。当时平海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所以，敌机首先分批环攻平海舰，以求擒虎之功。陈季良指挥平海舰官兵冒着弹雨，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猛烈还击，击落敌机五架。但平海舰也被炸伤，舰上有五名官兵牺牲，二十余人受伤。平海号舰长高宽申腰部中弹受伤。见首轮攻击未达到目的，日寇即改变战术，增派兵力，以八十多架次飞机分四批集中攻击当时中国海军实力最强的平海、宁海两舰。中国海军官兵殊死抵抗，使敌不得近前。不久，平海舰、宁海舰相继被敌机炸毁。陈季良移驻逸仙舰，并挂出司令旗继续指挥战斗。9月25日，十六架敌机猛攻逸仙舰。陈季良率官兵猛烈还击，击落敌机两架，而逸仙舰也被击中，舰上官兵牺牲十四人，重伤六人。官兵们劝陈季良快撤，陈季良喝道：不！我们还剩十几发炮弹，我们要和敌人拚到底！激战中，逸仙舰再次中弹，舰身左倾，舰首炮与舰尾炮都被炸毁，陈季良被弹片击中腰部，血流如注，摔倒在甲板上。他忍着巨痛，果断地下命逸仙舰抢摊。敌机见逸仙舰无力还击，就超低空飞行，继续轰炸逸仙舰，陈季良顽强地站起来，大吼一声：“中国革命军队人最好的归宿，就是与敌人战死在最后一刻！”他拔出手枪与敌机对决。陈季良将军的精神感染了全舰官兵，包括那些身负重伤但还有一口气的官兵也从血泊中顽强地站起来，用手枪、用步枪与敌人血战，直到所有的子弹打光。
       负伤后的陈季良依然不下火线，继续移驻定安舰，再次升起司令旗，指挥与敌作战。有人劝告他说：“挂司令旗暴露目标是很危险的。”可陈季良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司令旗在，中国的舰队就在，对敌是蔑视，对自己的人是个鼓舞。”
       据统计，仅平海、宁海两艘战舰，在两天内就发射高射炮弹一千三百多发，高射机枪弹一万余发，共击落敌机二十多架……当时在江阴海空战场观战的一位德国顾问被陈季良和中国海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所震撼。他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亲眼看到的最惨烈的海空战。中国海军的参谋长如此英勇，中国民革命军队人如此无畏，中国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