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角一路上的名人故居——郭沫若故居（太平角一路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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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这位备受争议的甲骨文高手，在青岛的故居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太平角一路23号。在青岛，郭沫若流连于山海之间，尤其是见到一些日式建筑，常常回忆起在日本的读书和流亡生活。四川、北京均保留有郭沫若故居，他在青岛生活过的太平角一路23号寓址也保存完好。![]()
郭沫若，字鼎堂，四川乐山人。一代学者、诗人、文学家、史学家。
1956年郭沫若第一次来到青岛，住在太平角一路23号，这里曾是一处美国人的别墅，位于一处岩崖之上，推开窗扉便是汇泉角与太平角环抱的太平湾，郭沫若说这里像日本的博多湾。郭沫若久慕崂山之名，去游山、考察，由青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张铮夫同志陪同。他们乘车经王哥庄先游了太平宫，又经东海路去华严寺。一路上的景致令他十分兴奋。到华严寺内外游览之后，他说崂山景色这里最好，“负山函海”，可以久居。他还仔细听取了关于于七事迹的介绍。
寺僧献茶之后，陪他欣赏了寺中珍藏的书法绘画、文物图书，他都认真鉴赏。他对寺中收藏的两部《册府元龟》很感兴趣，尤其是其中的一部抄本。
《册府元龟》是宋代编写的一部大型类书。类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大型工具书，大体上相当于外国的百科全书。《册府元龟》编纂严谨，很有价值。但从清代中期，宋朝刻本已经遗失，建国后出版的《册府元龟》是根据明代刻本重印的。
郭沫若看了良久，认为这部抄本与明本不同，有可能早一些，经与寺僧协商借了几册带回去。经他校勘，鉴定为元代抄本，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版本，十分珍贵。“文革”期间破“四旧”的时候，市文化局派人去华严寺“抢”出了这部《册府元龟》。1980年全国古籍善本普查的时候，专家组来到青岛，一致鉴定它确为元代抄本。这部《册府元龟》成为国宝级的海内孤本，幸赖当年郭老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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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
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是为闽西客家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孩子。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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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文学特色：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不凡，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
人物评价：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闻一多评）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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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寻找真实的郭沫若：http://history.huanqiu.com/special/GuoMoruo/
在120年前，即1892年11月16日(壬辰年九月廿七)，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巨人诞生了！早年，他以其才情横溢、大气磅礴的诗篇震撼文坛，被称为“最能代表五四狂飙精神”的诗人。建国后，他却写下了一大批风骨尽失、不堪入目的诗文。他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对于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四年的郭沫若，专家、学者和大众有着太多的争议。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那么，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让我们根据以下这些仍显贫乏的资料，尽量为大家寻找一个真实的“文化大家”——郭沫若。
郭沫若：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他，中国某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m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m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官方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某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某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b。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后一系列政z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疑。少年订婚，20岁时成亲，喝过交杯酒，掀起盖头一看，新娘相貌不尽人意。郭沫若大怒，掉头而走，东渡日本，狂追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家中寄来的钱，悉数交给富子，终于打动对方，生下孩子。而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屡屡嫖娼并染病，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安娜回中国。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郭沫若在1926年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十分急切，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当看到中共在秋收起义等武装运动后举步维艰时，立刻自动脱党。1937年脱党十年的郭沫若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刻出发。他还主动请求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这时周恩来在上海，当年求着入党的郭沫若却避而不见。
胡适与郭沫若初识时，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后者则刚刚出版《女神》，胡适无疑名气更大，郭沫若听说胡适读了几遍《女神》后，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渐大，终与胡适分道扬镳，1949年后更是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凉薄如斯。
青岛有个公园，1949年后易名鲁迅公园，题字的是当年曾与鲁迅交恶的郭沫若。这二位交恶由来已久，尤以1928年为甚，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不过，他至死也未承认杜荃就是自己。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轰动一时。1923年秋，苏州的一位中学教师钱穆，历四、五载，共写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取书名《先秦诸子系年》，后因此书，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后来郭沫若抄袭此书取名《十批判书》，为学人不齿。1948年，郭沫若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干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不以为然。他曾说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曾组建诗社并遭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曾有人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沫若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他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恳求他请周恩来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却没开口，儿子被迫害致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某革中先后自杀，分别是26岁和24岁。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将郭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
著名学者、中国名博卫金桂教授说，作为某革红小兵，当年听到郭沫若郭才子发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几个字佩服坏了。以后接触有关郭沫若氏的资料，觉得“政治流氓文痞”最适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学网上依然将郭沫若列为国学大师。与其说这是对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说国学网是匍匐在郭沫若氏的头衔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样，“迷狂”了政治权力。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单纯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z流氓有文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为工具和表现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来杀人。这套把戏郭沫若一直很熟悉。
1955年他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在对胡风集团的结论中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m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他的扩大化栽赃，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卫金桂说，郭沫若能够在殊荣中入土，是个奇迹。他的人品文品，从来不被看好。如果说，创造社时期的争论仅仅限于笔墨官司，不牵涉掉脑袋坐监狱，则1949年以后他的脚跟不稳，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据。比如，所谓胡风集团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交换意见，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
郭沫若不倒，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权力的“迷狂”，从而无条件跟风。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义……都可以出卖。比如，政z地位远高于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两根脚趾头夹着毛笔，就能写出郭沫若的字来，他竟然忍辱负重和康生结好；自己的两个儿子遭难于某革，他却于1976年5月12日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某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这首所谓词发表5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某革结束，他的另一首《水调歌头》闪亮登场，对前面的狗屁诗如得了健忘症一样：“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多/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勿庸讳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仅仅如此认识，就辜负了众多知识份子的气节。在政z高压下，知识份子为了活命，为了饭碗，违心做事和表态，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如郭沫若这样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写一首诗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恶劣的人品和丑陋的政z操守，拍马和迫害已经成了他骨子里的无意识习惯。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z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某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某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1949年后知识份子的很多举动，如当吹鼓手如洗脑专家，都是大可悲悯的。将他们以前的那些言论发掘出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而是藉此反省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也藉此观察现在，这些使人变得愚蠢的洗脑言论是否已经绝迹。以多年对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的的关注，变化是有的。洗脑方式稍有改变，以前语文课的第一课是“m主席万岁”，2002年小学的第一课是说上学了，到最后一句是“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毛主席万岁”的不稽和洗脑功用，现在一般均可以看出来，但“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忽悠，恐怕就不一定能够立马感觉到问题。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兴国”、“国富民强”这些口号里面的问题一样，因为洗脑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得许多人已经没有常识，当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离常识来忽悠老百姓利益的。
郭沫若是有才华的，他的才华不在他的诗歌写作，不在他的剧本写作，而在他尚有问题的史学研究中。相对某党来说，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意义上的学术中立，所以1948年第一届院院士，已经左相毕露的郭沫若还能当选院士。1949年后郭沫若辉煌与屈辱，除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外，他的“与时俱进”使他成了共产知识份子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必然出来率先垂范，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着让学生往其中跳，帮着坑害青年人而让其成为官方“接班人”，成了郭沫若1949年后的主要工作。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949年9月，郭沫若写了《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
1949年，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干，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峡轮上》1958年5月6日（《诗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即席向江青献诗。……
郭沫若在关于“又红又专”之讨论时，写给青年同学的一封信，以导师面目来洗脑，可达事半功倍之效。节录郭沫若《讨论红专》如下：
“我倒替同学们耽心。那就是时代太好了，可能反而发生些不好的作用。你们没有受过艰苦环境的锻练。一不注意，你们可能成为温室的花草，经不起风霜。这是值得警惕的。养成重视劳动并从事劳动的习惯十分必要。近年来有些青年朋友，急于想成为专家，只抱著书本子啃，连科学实验也不肯做，那是大错而特错！那种大少爷作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专不起来。自己不动手做实验的科学家，以往不曾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有的同学问我：红到底以什么为标志，是不是以党员为标志？我的看法是应该以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祖国、忠于党为标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献出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可以算作红的标志。成为党员是最光荣的事，我希望每一个青年同学都鼓足干劲，使自己有资格成为光荣的某党员。但如果不能成为党员也不要灰心，我们总要永远以普通劳动者自处，有一份能量，放一分光热。”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文，人们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毛泽东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专制党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附：郭沫若的情史：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
“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
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
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
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
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考古学家邹衡：讲义被郭沫若抄袭欲申诉反挨批斗
邹衡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1927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澧县。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为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
邹衡主要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
因为崇拜郭沫若，由法律转学考古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兄弟姐妹有九个，我最小。1946年我高中毕业，1947年沿着长江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考，在上海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我住宿、上学都在宣武门一座两三层高的房子里，到二年级的时候才去了红楼。开始的时候我上的是法律系，因为这个系费用由政府全包，不用自己花钱。我觉得专业课及格很容易，所以经常听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课。胡适虽然是校长，但他开了很多课，胡适讲课脑子很清楚，很幽默，学问也好，基本不看讲稿，学生对他都很崇拜。我听过他的三门课：历史、哲学、与历史有关系的地理（讲的《水经注》）。地理课没讲完，胡适就离开北平了，1949年1月的时候，北平解放了。
1949年下半年，我对法律越来越没有兴趣，因为很崇拜郭沫若，就转到了历史系。毕业后，我又读了三年考古专业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老师有郭宝钧、裴文中、夏鼐、向达等人，我的指导老师郭宝钧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家之一。当时，搞考古的，全国只有十多个人，北大的研究生只有7个人，其中有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朱光召。
研究生期间，我在郑州做了两年多商代遗址发掘研究，此外，还在洛阳待了半年多时间，挖了很多墓。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目标也更清楚了，我做研究生是带着问题去的。之前，我已经确定要解决郭沫若在历史学上没有解决的三大问题，为它奋斗一辈子也在所不惜。郭沫若走的路子是通过文献来研究，但这个方法无法解决，我就想走另外一条道路———考古学。
第一大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之前，郭沫若认为是从商朝开始的。而大家习惯性的说法是5000年，这个影响很大。我30多年前提出，商朝的首都在郑州，但很多人都不同意。直到1997年，学术界一百多人在河南开了一个会，才肯定我的观点是对的。根据我的考古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从商朝后期开始的，距今近4000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最早有一个夏朝，但是，否认的人不仅在国外有很多，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不少。顾颉刚认为禹是一个虫子，他没有否认夏朝存在，但也没有承认。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没有完全解决。二三十年前我曾提出观点，夏朝确实存在，但很多学者认为我所说的那些夏朝文物其实是商朝的。不过到了1997年后，国内学者基本上都同意我当年提出的观点了。
第三个问题是，郭沫若一直没有看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这样，以前的历史就难以确定。我后来发掘出了周武王以前的大量铜器，但非常遗憾，郭沫若这时已经病危了。
《中国史稿》事件，“郭沫若”抄了我的讲义
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兰州做助教，而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都比我好，所以我很有情绪。1956年年底，北大把我调回了历史系考古专业，我在这里一直待到现在。回来以后，北大很重视我，因为当时搞考古的人特别少。可惜好景不长，运动开始了，我带学生去考古，工作刚做完，学生就说，我们要批判，就开始批我这个白专典型。“文革”期间，我还被打为“漏网右派”。
1961、196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概在那两年，郭沫若出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史稿》。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中国科学院集合了十几个人写的。我当时在给学生上课，就给他们开了一些参考书，其中就有《中国史稿》。结果有两个学生就对我说：“邹先生，别的书可以参考，但《中国史稿》就不必了。”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我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学者的著作肯定没有问题，就问他们原因。学生就说，这本书我们看了，有很多与你发的讲义基本相同，那不如就看讲义。我完全不相信学生的话，认为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绝不会抄我的讲义，就把这本书与我的讲义对照一看，我越看越吃惊，有一二十万字与我的讲义完全一样。
我当即向总支书记汇报，他又向副校长兼系主任翦伯赞汇报。翦伯赞当时十分生气，拍着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对我们说，凭自己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真正的作者肯定不是郭沫若，他还嘱咐我们不要将此事闹大，然后向校长陆平汇报。三天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国科学院十多个人开车来到翦伯赞家，向他表示道歉，并保证再版时该书一定会全部重写。
正在这时，“三家村”事件出来了，翦伯赞也受到批判。结果，在“文革”中历史系有四十多人被打成“反革命”。我也受到了冲击，当时给我罗列的罪名是“给翦伯赞提供材料”。我当时就想，这回活不了了，恐怕要被枪毙。那时我只有三十多岁，刚检查出来有心脏病。在“文革”中，又被他们说成“个人主义”：你为什么要对翦伯赞说你的讲义被抄？无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嘛，抄了就抄了，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太厉害了。就这样，一直批了我10年。
郭沫若的不朽诗篇
1927年3月31日，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俨然是工农武装的代言人，俨然是武汉政府的反蒋功臣。---如果大家以为他是个有骨气的革命家，那就错了，当日他敢写，那是因为当初在朱德家里，有靠山才不怕死的，后来被蒋通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请他去延安，他拒绝了，却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通融求见蒋介石。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郭沫若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会见后，郭沫若赶紧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可惜啊，这篇极尽献媚的《蒋委员长会见记》在大陆已经见不到踪影，《郭沫若全集》当然也不会收录。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在文革时期比较没骨气。写了不少诗歌颂政策。
《满江红》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粲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郭沫若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宇宙充盈歌颂声》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郭沫若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郭沫若1976年5月12日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郭沫若为斯大林寿辰所做的诗一首
我向你高呼万岁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郭沫若：《腊梅花》（1958）节选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
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
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
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安门上红旗扬
毛主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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