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老校的故事——李村师范学校（九水路176号）
山东省青岛师范学校建于1930年，历史上曾有“南有南京晓庄师范，北有青岛李村师范”之说。学校创建于1930年，迄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已有17000余名学子从青岛师范学校毕业。学校培养目标主要是小学教师，学生毕业后，大都在青岛地区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80多年来，秉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校训，青岛师范学校为青岛地区小学教育事业造就了雄厚师资力量。
我也是这17000名学生之一。在已毕业2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这所学校了。二十多年来，我从不主动回忆这一段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1991年的7月7日，这个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准备下午继续考试的我，高考准考证在乘坐公交车时被偷掉了，以至于获得全国高中地理竞赛三等奖的我没有了高考地理成绩。在一考定终生的年代，一切的梦想也就随之远去......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课程设立上有几千年来教育上所没有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乃至生理卫生等课程，一时间教师十分缺乏。而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低，大、中学毕业生不愿从事教师工作。小学教师是不被看好的职业。为解决培养中、小学师资，教育当局决定，师范学校不收学杂费，甚至免费提供食宿，师范学校没有私立，全为公办。而师范学校的生源，绝大部分是贫苦人家子女。
德占青岛后分设市区与郊区——农村，郊区以李村为中心，设行政机构，李村迅速发展成为市镇。1930年在李村镇李村河之南开办青岛市立李村初级中学，1932年改称青岛市立李村中学，是郊区惟一一所中等学校。
学校兴建的原因，1934年6月立的建校纪念碑上有如下记载：“……溯自青岛设市，教育勃兴，市属乡村小学林立。每年由高级毕业之学生无虑数百人，近处无相当之学校供其升学，远道负笈寒酸，又力有未逮，以故地方人士有创立李村中学之建议……”
基于以上缘由，遂于1930年10月，由当时市政府拨款及当地工商团体筹款资助，在谭建之校长主持下，开始了建校施工。学校基地是由当时李村农事试验场（今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前身）划地14亩解决的，破土动工后，因款项不足，建筑计划未能全部完成而辍工。1932年，青岛市政府又复拨款，再加上地方开明人士再度捐资，又建成两座四合院的平房校舍。是年，市教育局任命赵枚为校长，学校正式定名为“李村中学”，并开始招生。当年招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同时附设了乡村师范班、速成师范班各1个外，翌年又增设师范速成班和农业专修班各1个。
1934年，市教育局将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附设的1个师范班划归李村中学，由于该班学生多系外埠和在市区居住，许多人不愿到李村上学，以致闹起学潮。校长赵枚宣布，愿留者留下，不愿留者可去。所缺名额，重行补招。至此，李村中学已有两个正式师范班（后师），这两个班的学生，可以说是青岛师范第一届中师毕业生。
1935年春季，学校招收简易师范班学生（全系女生），原附设的农业专修班及初中班停止招生。由于招收的学生全是师范学生，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市政府遂将李村中学更名为“李村乡村简易师范”。至抗日战争前夕，已有9个班、300余名学生。从建校到“七·七事变”，已毕业师范生300余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慑于日寇凶焰，在日军占领青岛前夕，即仓皇逃遁。撤离前，曾下令将台柳路沿途公共设施（包括学校）纵火焚毁，青岛师范自然难以幸免。焚后的青岛师范学校，大部校舍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教室透风漏雨，门窗破碎，断壁残垣，满目疮痍。仅存的几间较好的房屋，复为日寇驻守，并设有司令部。据当地老人介绍，当时校门口附近，日寇设有岗哨，且有狼犬伴随，过路行人都要对日军行礼，否则就要立遭毒打。1941年，日伪当局为了渗透奴化教育，对校舍进行了初步整修，在学校停办了三四年之后，又恢复招生，并将校名改为“青岛市市立李村师范学校”，至今仍有人沿用“李村师范”的提法，盖源出于此。可是当时招收的学生，却是农业班，名不副实。不久，日伪当局基于侵华战争的需要，农业班也停办了，全部校舍遂沦为日军兵营，直至日寇投降。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从日军手中接收了青岛师范，并于当年恢复招生。国民党政府市教育局委任了一名姓徐的校长。学校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及人事安排，都由当时国民党市政府教育局一手布置和控制。学校虽然开学了，但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动荡，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学校师生尚不能从事正常的教学和学习。基于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需要，在学校内建立了三青团组织，他们对要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广大师生，横加迫害和刁难，并对言论行动严加控制，全校充满了恐怖气氛。1946年，复又委任王桂浑（现任青岛民革主委）为校长。王虽系国民党员，但在进步势力的影响和地下党组织支持下，政治上思想上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给予了有力地支持。有一次，学校壁报上刊出了几篇不满国民党当局的文章，被驻地国民党部队发现了，马上派了几个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学校，扬言要带走写文章的学生，经校长王桂浑与其强力交涉，学生才幸免于难。
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全市工人学生经常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校内师生的大多数也群起响应。当时师生的生活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学生伙房经常断炊，无米下锅，市场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少教师上午拿到薪水，马上跑到市里抢购面粉。为此教师难以正常上班，教学秩序极度混乱，终日人心惶惶。
1948年春节期间，国民党市教育局向各校发出通知，学校无限期推迟开学，原因很清楚，蒋家王朝已临近末日了。这年初春，学校里部分进步学生，巧妙地摆脱了反动党团的监视和控制，先后离开市区，投奔到解放区，走上了革命道路。是时，学校共有11个班，学生近500人，教职员工37人。
1949年5月间，学校成立护校委员会。决定全体师生不要出校门，两个校门由学生会组织站岗（学校有轻机枪一挺，步枪20支。在校内又挖了壕沟。还挖了地洞，因为李村是国民党绥靖区司令刘安琪的司令部所在，学校担心会发生战斗，要在战斗打响后，保护师生生命安全。考虑到会发生战斗，5月31日也将部分教师和学生撤退到市区，住在了胶东路8号。
不久后，解放大军进逼市区近郊，国民党特务多次到校恫吓学生，并进行反共宣传，扬言谁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就格杀勿论。大约是5月下旬的一天，学校里突然进来三四个便衣特务，强行把师生召集一起，声色俱厉地叫嚷，要全校师生跟他们一起撤退。当时的校长王桂浑，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在敌人走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设法将师生迅速疏散，号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决不能受敌人的欺骗，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张一麟同志则在校长王桂浑的安排下，被送进市里，隐蔽在胶东路临时租赁的一所房子里。
6月1日护校委员会成立了纠察队，持枪保卫学校，夜晚，反动军队及司令部向市区撤退，李村全镇寂无行人。6月2日清晨，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李村，国民党守军顿时土崩瓦解，狼狈逃窜。当天下午，疏散的许多师生陆续归来，相见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师生在门口设了茶水站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从此，青岛师范学校迈上了新的生活里程。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学校正式定名为“山东省青岛师范学校”，1961年原青岛工读师范专科学校和青岛师范专科学校撤销部分教职工和设备并入该校，青岛人一直称为“李村师范”。
如今，随着山东省“三级师范”向“两级师范”过渡的要求，具有中专学历的毕业生将无法再从事小学教育，从2010年起青岛师范学校停止招收师范生，整建制并入青岛58中。因青岛师范学校最后一届在校生到2014年毕业，2014年前暂时保留青岛师范学校。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6.1.31
附：青岛李村师范学校解放前夕护校纪实
青岛是华北地区解放最晚的一座城市，1949年初，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日益迫近青岛，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反动派见大势已去，处于惶恐混乱之中；逃来青岛的反动军政人员、地主恶霸分子也都明白他们已经是好景不长，在青岛只是临时落脚，伺机再向南逃。国民党青岛当局阴谋强迫青岛市民、工商企业、学校南迁，将不能搬走的物资、工矿与市政建设予以破坏。有的“流亡”中学已经由校长率领部分教职员工及部分学生南逃，不走的也大部分陷入瘫痪状态。在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部署下，全市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机智地开展了护厂、护校、反南迁斗争。
我是1946年秋开始担任李村师范学校校长的，在校内进行了充分的民主教育，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报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尽量聘请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任教。由于这些措施，学校内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为了保护进步师生和中共地下党员不受迫害，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我，要把1948年重新登记后的国民党在校内的组织控制起来；国民党当局对我和学校已经很注意，要发动全体学生参加由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组建的青年工作总队，以迷惑敌人。根据这一指示，动员了当时表现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学校的总务主任常立章去登记，并担任了学校国民党组织的书记，控制校内国民党组织，使其不能发生破坏作用；我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公开动员学生参加青年工作总队，约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报了名，刘安祺很高兴，亲自到李村师范主持了青年工作总队李师大队的成立仪式。因此尽管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学校内的进步活动依然很活跃而没遭到破坏。
当时青岛李村师范学校的学生，主要来源于本市老住户中家境贫寒的子弟以及外地逃来青岛的富家子弟。其中有少数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三青团员，还有十几个中统特务分子。在这种极其复杂恐慌不宁的社会情况的影响下，师生思想波动很大，有些人受其亲友的影响也有南逃的念头，有的在公开场合要求学校南迁。针对这种情况，我和学校中的进步学生利用个别接触和课堂教学的机会，反复讲明“南逃是死路一条，留下绝无危险”，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用公开答问的方式回答学生的问题，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并郑重宣布我绝不离开青岛。会后，除极个别学生随其亲友南逃外，大多数学生比较稳定。
青岛将于1949年6月2日解放的消息，我们是较早地通过一个地下关系从南京打来的电报知道的。电报的电文是：“某某于六月二日抵青”。“某某”是国民党国防部运输署署长的名子（现在不记得叫什么了）。经与中共地下党员王继川共同分析断定敌人打算6月2日撤退。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抓紧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开始了护校迎接解放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护委会的成员有总务主任常立章、教师刘彦民、葛逸农、李萌初和我以及学生会会长王树奎、刘季福。在委员会成立会上，我们讨论并决定了如下的几个问题：
一、向全校师生宣布目前的紧迫形势，说明李村可能成为战场，即日停止上课；二、对外交涉自即日起由常立章出面，全校师生对我改称教师而不称校长，以便对外交涉时有缓冲余地；三、全体师生除非必要不出校门，如必须外出须结队而行，免得被敌人抓去，两个校门都派岗，由学生会组织学生站岗，每班4人，非本校人员未经批准禁止入内；四、所有枪枝弹药都坚壁起来，敌人来要时设法搪塞；五、校内前后院挖之字形壕沟，校东、西的大沟挖猫耳洞，洞在西壁挖，口向东方，我们判断解放军不可能向市里开炮，而敌人撤至李村以西后很可能向李村开炮以以阻击解放军前进，集中几个教室利用桌椅构成掩蔽部，以防房屋被炮火击塌时造成伤亡；六、护校队伍由葛逸农负责指挥；七、积极设法采购必要的粮菜以确保一月内不缺粮食。
护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1949年5月30日召开的。这一天敌人已在李村东、北两面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说明李村可能是敌人的第三道防线。5月31日上午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我说明了如下几件事：
一、形势很紧张，李村可能成为战场；二、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希望市里有家或有亲友可投的师生最好撤到市里，待局势平静后再返回学校；三、我不走，凡无家或无亲友可投的师生可以放心留在校内，我们共同渡过这一困难时刻；四、现在到市里的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出租汽车没有，路上也不平静，凡是到市里的师生都于上午做好准备，下午3时整队步行到市里，这个队伍由教务主任张文翰负责指挥。
在校内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张一麟、陶秉琬两同志，在召开师生大会之前已按排到市内胶东路8号居住，同他们一起住在那儿的还有音乐教师林伟和语文教师周溆夫妇。除这4人外，还有由学校撤到市里的部分教师及其眷属也安排住在那里。
撤退到市里的师生离校后，留下的教师中除参加护校委员会的以外，还有语文教师仲雨仓、教育学教师张镜海和数学教师彭梦舆，学生留下的百余人，当天下午就开始紧张的护校活动，两个校门都派了岗，身强力壮的挖之字沟和猫耳洞，另有人负责搞教室内的掩蔽部；张镜海老师带领十几名学生到街上去采购粮食和蔬菜，经检查，一切工作都完成得很好。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决定从这天起护校委员会成员轮流值夜班。门岗一班4人，白天男女生各半，夜里全部由男生担任。工作虽然十分紧张，但留校师生的心情大部分是兴奋和轻松的，因为盼望已久的解放就要到来了，可能发生战争伤亡的事谁也不去想它。这天夜里将校有的枪枝坚壁在女生宿舍的床底下，宿舍门口派了两个游动岗。
5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国民党的一个上校团长来到学校，经门岗的通报，我们接见了他，由常立章出面和他对话，我们护校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在座。他一开口就问：“谁是负责人？”常答：“我是。”他说：“什么时候了，你们还不走？”常答：“我们的校长到市里面请示去了，他交待我们，不得他的指示不能行动。”他说：“什么请示不请示！你们现在就把学生集合起来随我们一同走，我们可以负责你们的安全。”常答：“不行！校长走时交待说，大概我们要留下有特殊任务。”这话说得很模糊，也很机智，使他摸不清我们的身份。他见不得要领就没有再谈下去，在校内转了一圈，见无财可发便悻然地离去。下午校门内突然一阵喧哗，来了几个国民党官兵正要把站岗的两个男学生抓走。我们立即赶到门口，经过我们的说理斗争，也悻悻离开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重申了任何个人不得随便迈出校门一步的禁令，并在校门外加了4个游动哨，这些游动哨都由体格健壮、身手灵便的学生担任，护校委员会的委员也分别不时地进行巡逻。
这天的李村街头十分冷落，不时有少量的国民党部队进出，看样子他们是打前站的。夜里已经可以断续地听到来自东北方向的隐约的炮声，我们知道解放大军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6月1日，天气很好，上午9时左右来了几个国民党军官，说他们打算在学校的东面布置阵地。我们陪着他们绕学校转了一周，他们看见学校东面大沟里挖的猫耳洞说：“你们真外行，把洞挖在西边口向东，你们不知道共产党是从东面来吗？”我们心里说：“你才外行，我们是怕你们撤过李村回头向李村打炮！”而口头却说：“我们倒没考虑到这点，回头在东边再挖。”他们转到校南门外的时候，看见敌伪时期留下的1座炮楼说：“这个很好，在这儿架机关枪就行了。”以后又在学校东边，当时的农科所的土地上，命令士兵挖了几个机关枪掩体，学校范围内没有动。这批军人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个带着两个军官和几个士兵的团长，先在校外转了一圈，又来到学校找校长。根据昨天的经验，我们分析他的意图不外是想把学生带走以补充他的兵员，并想趁机捞点什么，决定仍由常立章和他对话。不出所料，他一开口就问我们有多少学生和为什么现在还没走。常立章本着我们已经确定的原则和他周旋，敬茶敬烟，又反问他局势怎样。他淡然地说：“局势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没看见这里也在搞阵地吗？”对话一直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扯了不大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下午，我们召开了护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措施。结论是，敌人逃跑在即，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敌人逃离李村而解放军尚未赶到的当口，李村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政权真空阶段。为了确保这时刻的李村治安，不让坏人乘机打家劫舍，我们要利用学校的枪枝组织武装纠察队，敌人一撤出就派出去，在各个交通路口及绥靖区司令部的门口站岗放哨，等到解放军的到来。当场决定了纠察队队员的名单及佩戴的红臂箍的格式，队员共40名，每两人1枝枪。会后每人都按事先部署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这天下午的李村显得十分沉寂，但在沉寂中也起了一个小小的浪花。四五点钟左右，有两个国民党军官来校找后师三年级的一个学生，来人一个是他的表弟，一个是他表弟的同事。他俩不愿跟国民党到台湾，想躲到学校内，请求我们的允许，我们同意了。随后知道他俩一个是准尉司书，另一个是少尉司务长。那个学生的名子我记得叫孙克焘，是莱阳人。
6月1日的夜晚还是十分紧张。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和昨今两天的迹象推测，敌人可能在今晚开始撤退。为了掌握敌人的动态，我们在学校最后一排近临公路的教室里派了一个监视哨。夜幕降临的时候，监视哨报告说敌人的大部队过来了，方向是奔向市内。我们护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赶到那里。看见敌人的正规部队头戴遮阳的便帽，上着草绿色短袖衬衫，下着短裤，全副武装4路纵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市里撤退。远处不时响起炮声，枪声时断时续。大概半夜12时左右，不仅不见西去的队伍，反而有队伍自西向东跑步前进，在惊愕之余，我们边估量队伍的数量，边分析这个现象的原因。大概过了两个团左右不见再有人来。这时远方的枪声大作，我们判断大概是解放军咬着了敌人的尾巴，东去的队伍是去支援和接应他们的后卫部队撤下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一个多小时以后，枪声沉寂了，大批国民党的队伍自东而西跑步急退。二三点钟，学校东面枪声大作，大概过了1个小时左右枪声沉寂，公路上不见再有人来往。6月的夜是短暂的，在黎明之前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哨回来说，街上已无人走动，绥靖区司令部门前已不见岗哨。我们判断敌人已经逃走，纠察队随即出动，按照计划占据了各个交通路口及绥靖区司令部，同时通知厨房烧开水准备迎接解放军。
6月2日天大亮的时候，公路上首先出现的是农民打扮的解放军的便衣侦察，接着看见的是解放军的通讯骑兵，飞马奔驰，西去东回往返不断。不久我们派出去的纠察人员都陆续返校，报告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李村，大部队接着就要进来。全校师生把准备好的开水都摆在各个预定地点，人分散在各个茶水站的旁边，做好了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大约1个钟头左右，大部队进来了，我们含着热泪迎接自己的亲人，高呼“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口号，注视着每一个张兴奋紧张的面孔和他们身上背的缀有红五星的挎包……
解放军进城的队伍过了1个多小时，不再看见跟进的队伍，我们才返回学校，怀着难以压抑的喜悦和无限轻松的心情围着学校转了一圈，发现在学校东边不远的菜园地上躺着3个遍身弹痕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身边一无所有，大概是被打死的逃兵。昨天夜里校外的激烈枪声，可能就是为追击逃兵而发的。
返回学校不久，大概是上午九十点钟，突然听到炮弹的呼啸声自西向东而来，接着就??学校附近炸响了。我们迅速组织师生隐蔽在校东大沟早己挖好的猫耳洞内。炮弹打了几十发停止了，这是敌人从“广东公墓”（现在外贸车库）那个制高点上向李村发射的。学校范围内共中弹4发，1发落在草场上，3发落在校南门外的菜园地上，校东农科所的范围内落了5发，其中有两发未炸，据此知道敌人打来的是榴弹炮。
炮击过后我们开始处理善后事宜。第一件事将学校的枪枝集中起来，和拣来的炮弹一起准备送交驻军当局；第二件事是填平校内的之字沟，拆掉教室里的掩蔽部并将教室桌椅整理好；第三件事是与进驻李村的解放军取得联系，请示下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
第一件事由葛逸农负责，第二件事由常立章负责，第三件事由我去办。我走出校门后发现校东面的大沟已由解放军布了防。我进入大沟，问了好几位同志才打听到驻军负责人在先前的绥靖区司令部内。我到了那里，向门卫说明了身份和想见负责人的要求，他把我带进了传达室。接见我的是一位团政委，他听了我的汇报和要求后说：“学校还是由学校的师生负责保护，严防敌人的破坏，枪枝弹药可以交来。”我们随后即将枪枝弹药送去，校门的岗哨仍旧继续设立。这时校内的空地上来了不少支前民工，小推车一辆接着一辆排列着。李村街上所有商店都开门营业，街上人来人往，一扫几天前的冷落景象。学校内的之字沟及掩蔽部，都已填平拆掉，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胜利了！人们盼望解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王桂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