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阳路上的名人故居——孔祥熙故居（勋阳路33号）

勋阳路上的名人故居——孔祥熙故居（勋阳路33号）

       孔祥熙别墅坐落于太平角四路与郧阳路交汇处。面瞰大海，位置绝佳，且造型美观，曾作为植物园办公楼。孔祥熙认为青岛是中国城市中最适宜居住的，在太平山南麓修建郧阳路时，他在山坡上购地建了别墅。也是在王正廷推荐下，孔祥熙成为国际奥委会的第二位中国委员。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屡任高官，掌握财政大权，很少到青岛来。他的女儿孔四小姐曾住在这里。

       勋阳路上的住宅并不多，原因是这条路上有两个占地面积颇广的景点——青岛植物园和湛山寺。多次路过这里，也并没有注意到在植物园的边上竟然有这么一座风情万种的小小别墅，更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住着鼎鼎大名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唉，自诩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对青岛的了解至少令人汗颜......

       孔氏住宅是一幢比较完整的混合式花园洋房，由当时中国著名建筑师范文照于1935年设计。范氏1922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27年创办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1928年任上海建筑师学会会长。住宅2层，面南，砖混结构，由主楼与副楼组合，建筑体量较大。红瓦坡，檐有木支托，带英国式乡村建筑特色。水泥拉毛墙面（黄色），墙隅与烟囱均用清水红砖砌筑。底层立面门廊采用古罗马风格的柱式，这种工艺手法一般不会与半露木构架的“乡村式”相混，主要出于业主和中国建筑师的思路，客观上形成“混合式”建筑风格。由北入口，进门是喷水池，绕过水池是大客厅。当时的大客厅里面摆设高贵典雅，内厅扶梯大理石踏步，楼梯呈S形逐级向上，铜花纹扶杆。每层楼面铺设柔软的印花地毯，墙上柚木护壁板高至1.4米。楼上客厅里挂着许多字画。紧靠会客厅一侧的是间宽畅的卧室，卧房近处是间小巧典雅的书房，桌上放着文房四宝，还有一些玲珑剔透的古玩。靠北有小餐厅、贮藏室等等一应俱全。
       孔祥熙早年留学美国，是基督教徒，与同学王正廷同属基督教一个兄弟会，王正廷还担任兄弟会会长。他们回国后都成为基督教中国青年会理事。当时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世界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密切关系。五四运动后，中国与日本谈判收回青岛及山东的权益，王正廷是中国首席委员，在国际外交界中成了知名人士。还在中国参加奥委会之前，1922年王正廷就已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中国委员。这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称胶澳商埠，原拟由王正廷任督办，后改任他为外交总长，由熊炳琦任胶澳督办。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中国收回青岛仪式。在王正廷推荐下，孔祥熙任胶澳商埠电讯局长、实业处长，这是孔祥熙迈入政坛的第一步。  

       人物生平：孔祥熙（1880年9月11日－1967年8月16日），字庸之，号子渊，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著名政治家、银行家、商人，妻子为宋霭龄。孔祥熙出生于山西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是孔子第75世孙，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主要政绩有改革中国币制，建设中国银行体系，加大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等。1939年经王正廷推荐，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67年8月15日在纽约因心脏病发去世。

　　早年：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890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在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由于形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 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的体育教材，他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太谷商会会长慕名前去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顾问，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0月29日太原光复。此时太谷的清政府官员早已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孔自率一队登上北门，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从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附近各县知道后，也纷纷仿效太谷的办法。当山西革命军和清军在娘子关交战时，铭贤的十多名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前方参加抗击清军，孔则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议告成。

　　经销煤油：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
　　服务桑梓：“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待机而出：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晋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国事北上的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 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由商而官：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赞许说，当“做大官”的“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 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 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 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 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总管财政：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扩展：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这一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账，亦非现金。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接任财政部长后，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加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张20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三天之后，孔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把原任总经理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对交通银行，财政部则增加官股800万元，占该行股份的半数。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形中央银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银行自身分润到巨额债息。但是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赤字庞大而心怀忧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在内战中化为硝烟，或者落入军阀、政客的私囊，而银行家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他们深为焦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银行家们对南京当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不愿“事事听命”，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光是凭借所掌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的时候，江浙工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放出工商贷款2000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业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的缘故。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两行与中央银行密切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也可降低。这一说法，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资本家所乐闻，并盼望早日实现。孔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工商界拉过来，使银行家限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及时作了让步，从官股占55%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资本家之心。对总经理张嘉敖则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同年12月还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在南京政府内部，孔用不惜辞职的坚决态度，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顶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汪因阻挠无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岛“养病”。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资本集团，以“国家’为幌子，达成了对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路。
　　四行增资改组，虽然增强了财政部对金融业的控制，但仍然没有点石成金的办法来弥补大量军费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通货膨胀发生挤兑，以致那些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会因此倒闭。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共14.6亿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
　　1937年3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即装船东运，“七七”事变后用于抗战。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铁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7月19日孔从纽约再返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3000万英镑。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了金融协定。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谈，但未获具体结果。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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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保障：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 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 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当“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 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逃避资金；又令中、中、交、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了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1942年七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抗战初期，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但属于适应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通胀”：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用无限制照牌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敌伪套购而去。后来虽然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清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买办的封建的国家经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由于采用上述措施，虽然征税地区日狭，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而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祛除了一些“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
　　二、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通过。随后，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改订财政收入系统，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控制力。

　　民不堪：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粮，规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合征收稻谷二市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每元改为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省经过批准把“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 655余万石。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的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转嫁到佃农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而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财政当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产品，以搜括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劣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对于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四大家族”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豪门国蠹：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

　　世人侧目：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孔祥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经历：1939年孔祥熙当选为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一个国家可以有一至三个国际奥委会委员。但可以有不等于一定有，这与当时各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关。在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王正廷明显感觉到中国话语权的单薄和中国体育运动接轨国际的步履艰难。他迫切希望在中国能够再产生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便于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相关问题。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需要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推荐，由奥委会执委会批准即可。于是王正廷便广泛游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在对增加一名中国委员基本达成共识后，王正廷便在1939年英国伦敦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会议上，正式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得到执委会批准。这样孔祥熙便成为继王正廷后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
　　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是中国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而他唯独与体育事业毫无关联。一个从未提倡过体育的人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让很多人一头雾水。其实，这正是王正廷的匠心所在。他推举孔祥熙并非从体育事业的本身考虑，而是另有所图。数年后，他对时任中国体协董事会总干事的董守义有过一番表述： “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
　　在王正廷眼中，孔祥熙正是“有找钱能力的”最佳人选。其实也难怪王正廷出此之策。不过，这样的理由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当年董守义闻知后亦有所怀疑，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初听起来似乎也言之成理。但是在当时乱哄哄的局面下，体协本身都没有人管，王正廷并没有在其他方面擘划怎样恢复体协的工作，却会想得这样远，为将来参加奥运会筹款方便起见，这时就放长线，请财神，那就不易令人理解了。”董守义的怀疑也道出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真正原因并不简单。事实上，这其中有很深的私人情感因素。
　　当年，王正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东京分会总干事，不久，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因之陷于低谷，内部产生分裂。王正廷亦在一片不和谐声中被迫辞去总干事职务。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当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同学孔祥熙。其中王正廷的鼎力相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王正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欲取代德国攫取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归还协议。1922年3月，“鲁案”公署在济南成立，北洋政府特派王正廷为督办，处理有关事宜。王正廷到任后，又力邀孔祥熙为其处理“鲁案”的助手。孔祥熙为此专电征询孙中山意见，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前往就任。孔祥熙随即向阎锡山辞去省参议之职，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员，并由此步入仕途。可以说，王正廷是孔祥熙入仕的重要提携人。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而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孔祥熙以后虽然仕途得意，但与王正廷始终私交甚笃。这样的历史渊源，就解开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谜。“私谊”是其最恰当的注脚。
　　孔祥熙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依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体育事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据查相关资料，他在任期内所涉及到与体育相关的事务仅寥寥几项：1935年11月1日，王正廷向行政院正式提出参加第11届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及经费预算。蒋介石大笔一挥，给予批准。依照体协原先计划，代表团由80名运动员和20名相关职员组成，总计往返车船、制装及训练等费用，约需17万。孔祥熙在审核时，并未作难，而是爽快地如数拨付。这种做派在孔祥熙是很难得的。但后来教育部要派出30多人的考察团随行，情况发生变化，预算费用需追加5万。孔祥熙对此则不予认账。王正廷被迫向张学良、商震、龙云、李宗仁、傅作义、邵力子等筹款，才得以成行。
　　抗战胜利后，旧中国体育逐渐复苏。1945年9月7日，中国体协在重庆召开理监联席会议。会上，王正廷提出争取1952年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举行案，曾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此后，王正廷请中国体协总干事董守义专程征求孔祥熙意见。毕竟孔祥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有投票权。孔祥熙闻之后并未表现出热情，可能政局的云谲波诡让他无法对8年后的情势保持乐观。但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还是表示原则支持，但要求体协与政府商定申办具体地点后再说。结果，政府并不热衷此事。中国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之议就此胎死腹中，成为天方夜谭。
　　孔祥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任上，从未参加过任何相关体育会议。按《奥林匹克宪章》条款规定，一个委员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就要作辞职论。但奇怪的是孔祥熙仿佛是特殊委员，其名字每年还都在《奥林匹克公报》里出现。
　　1955年8月，孔祥熙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结束了他的这段特殊经历。

       蒋介石赞誉孔祥熙对抗战“贡献为最大”：在民国政客中，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等职的孔祥熙，其政声舆论，实可谓“臭名昭著”。然当1967年8月孔氏病逝时，偏据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却亲撰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赞誉其在“国家环境最为险恶，与军民生计最感困窘之际”临危受命，“卒能沉着筹维，屡使革命大业转危为安，抗战军事转败为胜。”
　　《事略》并概括孔氏之历史功勋有四：“其一、为统一全国币制。其二、为统一各省财政。其三、为维护教育经费。其四、为充实军队饷粮。”
　　蒋氏尤其感念孔祥熙为抗战胜利所做之努力。《事略》并分抗战前、抗战中两个阶段，分别陈述。前者，蒋氏以交通建设为例，赞誉孔氏在抗战准备方面，“贡献为最大”：
　　“依照当时所定战略方针与经济政策，筹拨铁路公路建设经费为第一，在日本军阀向我大陆侵略之前，(孔庸之)协同交通等部，将粤汉铁路、浙赣铁路、湘桂黔铁路，以及陇海铁路——由河南观音堂至西安之线，如期完成;另并筹建成宾等重要干路，以及西南之粤、桂、湘、赣、黔、滇与西北之豫、陕、甘、晋、绥、宁、青，暨陇新各公路，均依照战略交通计划，一一完成，其对于抗战成败关系之大，尤足称道，……当时我政府决策，对日本军阀之战略，舍弃由北向南，而决取由东向西之计划，使敌人在我大陆，不得不深陷泥淖，达八年之久，而无法侥幸得逞，并使我国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之战略，获得最后胜利者，实当时主持行政与财经责任之庸之先生之贡献为最大。”

　　蒋氏高度肯定孔氏在抗战期间努力维系军需供给之艰难，誉之为多难至危时刻的“兴国”、“治国”之才：
　　“当日本军阀侵华之初，沿海各港口皆被敌人封闭，我国陆海交通与贸易与国外完全断绝，迨至民国三十一年太平洋战争既启之后，国际交通路线仍在封锁之中，而我前方军需，后方民生，皆无匮竭之虞，更为其对国家贡献最堪纪录之时期，所谓‘兴国者必于多难之时，治国者必于至危之地’，先生实足以当之。”
　　蒋还认为，孔祥熙被迫辞职，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
　　对孔祥熙在抗战结束后，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而被迫辞职一事，蒋氏深感遗憾，视之为国民党丢失大陆的一大重要原因：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经当局……，于是其(舆论)矛头乃集中于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然当其辞职以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

　　终蒋氏毕生，能获其亲写悼文之殊荣者，仅孔祥熙与戴笠两人而已。以孔氏政声之恶劣，而蒋氏不惮于舆论压力，公开发表如此盛赞之悼文，且于悼文内质问国人：“其为贪污乎?其為清廉乎?其为无能乎?其為有能乎?”并宣称：“先生一身之进退，对国家之安危，其关系之重大如此!当此盖棺论定之际，世人与历史，自有其公正之论断。”不难揣见，悼文所写，句句乃是蒋氏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对孔祥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的切实认知。
　　蒋氏之言，亦确有部分史实基础，以抗战期间军费之筹措为例，1939年全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缺额全需由孔祥熙筹措到位，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②因是之故，当傅斯年于1939年攻击孔祥熙时，胡适却竭力劝说傅斯年不要如此，理由是搞掉孔祥熙，其他人上台接手行政院长，国势会糟糕得多，并以在美争取贷款颇有成效的陈光甫一干人等为例，认为除孔祥熙外，他人均不能用人如此得心应手。末了，胡适质问傅斯年：
　　“当此和战未决之局，若行政院长为精卫，其结果如何?若汪长政院而兼外长，其结果如何?若政院为宋子文，其结果如何?若为孙哲生，其结果又如何?”

　　尽管如此，将孔祥熙盛誉为抗战第一功臣，亦仅系蒋氏个人之看法，并非公论。不过，由此当不难窥见蒋氏去台后，总结丢失大陆之教训时的基本思路。

       亲切随和孔令仪：

       一、孔令仪为人亲切随和，一生远离政治，无权力欲，可以说是孔家第二代中最“清淡”的人

       孔令仪，1915年9月19日出生于山西太谷。在孔令仪出生之前，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日本横滨孙中山身边工作，他们按照基督教的仪式结婚之后，便作为孙中山的特派员，返回山西太谷老家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
       在孔祥熙与宋霭龄的四个孩子中，大女儿孔令仪长得与孔祥熙比较像，所以也最受孔祥熙宠爱。
       自从弟妹们陆续出世后，孔令仪总是谦让着他们，所以与弟妹们相比，她在个性上要温顺得多，成人后，在孔家四个孩子中也是比较安分的。
       高中毕业后，孔令仪先进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后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俗称金陵女大）。
大学时代的孔令仪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强烈热爱。
       孔家总想为大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有财有势的女婿，但孔令仪的婚姻却一直不太顺利。她的姨妈宋美龄喜爱孔令仪，对她的婚事很关心。这位第一夫人在国民党军队的青年将领中挑了又挑，最后认为深受蒋介石宠爱的胡宗南前程无量，又是单身，与孔令仪比较般配。她跟大姐宋霭龄一讲，宋霭龄旋即应允。不料却遭到孔令仪的拒绝。孔令仪说她见过胡宗南，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只是一介武夫，她不想为了一个虚名而牺牲自己的青春。孔祥熙和宋霭龄明白了女儿的心思，她是想找一个英雄年少又有很高文化的帅小伙子。
       正在他们四处张罗为女儿选夫婿的时候，国民党空军里出了个亘古少有的英雄。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手下有一个叫孙桐萱的师长，孙桐萱的四弟孙桐岗在德国学习航空。1935年的一天，孙桐岗只身一人，奇迹般地架驶德国教练机从柏林起飞，横跨地中海、印度洋，径直飞回国内，安全地降落在南京机场，成为举国轰动的新闻。孙桐岗当时三十刚出头，少年得志，前程看好。财政部的参事李毓万见孔祥熙对孙桐岗赞不绝口，便想作孔大小姐与孙桐萱的大媒，从中极力撮合。哪知，此事刚开始进行，就被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二小姐”用极端的恶作剧给搅黄了，气得孔祥熙直跺脚。
       转眼到了1941年，26周岁的孔大小姐还待字闺中，这下可急坏了孔祥熙夫妇并姨妈宋美龄。正在他们为孔令仪的婚事一筹莫展的时候，可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到重庆公干。卫立煌的妻子于1939年秋天病殁，至今尚未续弦。卫立煌是陆军上将，也是蒋介石最宠爱的将领，为人厚道、忠诚。于是，宋美龄便请人把卫立煌介绍给孔令仪，但又遭到孔大小姐的拒绝。她认为他们俩的年龄相差整整18岁，而且他又是死了老婆的人，嫁给他就像做个小老婆。
       就在孔令仪对自己的婚事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她遇到了自己期待的那个人。这个人是他弟弟孔令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同学陈继恩。孔令仪与陈继恩在舞会上认识不久，两人便坠入情网。
       孔祥熙发觉此事后，立即派人打探陈继恩的底细。陈继恩的父亲曾经是上海一家舞厅乐队的指挥，虽也留过洋，但家里却特别穷。陈继恩大学毕业后流亡到陪都重庆，因为没有上层关系，一直没有找到好差事。
       孔祥熙、宋霭龄夫妇认为两人门不当、户不对，决心阻止大女儿的冲动。不料，一向顺从的孔令仪却一反常态，不仅坚持跟陈继恩来往，甚至不惜跟父母发生强烈争执，声明若不同意这门婚事，她就离家出走，与陈继恩去美国留学。
       最终，孔祥熙夫妇默许了。但为了顾及面子，孔祥熙不久便任命陈继恩为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副局长，后又公派陈继恩到美国，成为中央银行在美国办事处的业务代理。随后，孔令仪便以留学为名去了美国，跟陈继恩在纽约完婚了。
       孔令仪与陈继恩并没有白头偕老，几年后，两人便劳燕分飞。对于那段婚姻期间的恩恩怨怨，孔令仪守口如瓶，从不轻易谈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为单身的中年女人，孔令仪到台湾探望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姨父蒋介石特意挑选身边的侍卫官――空军上校黄雄盛担任她的随从，陪她在台湾各地旅游观光。
       黄雄盛祖籍江苏，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进入空军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批赴英国学习驾驶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教官。黄雄盛思维敏捷，善解人意，在被挑选为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每天在官邸为蒋介石读报。黄雄盛口齿清楚，又每每能够圆满地解答蒋介石提出的有关当日新闻的一些问题，甚得蒋介石喜爱，是担任读报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侍卫官。
       在黄雄盛陪孔令仪逛台湾岛期间，他们朝夕相处，竟然产生了感情，且有双宿双飞之意。但黄雄盛已有妻室儿女，最后还是黄雄盛主动与自己的妻子解除了婚约。
       1962年，黄雄盛被台湾当局派驻美国大使馆，担任驻美空军武官，与住在美国纽约的孔令仪赴华盛顿完婚。婚后，黄雄盛返回台湾，出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最后以少将之阶退役。退役后，黄雄盛与孔令仪一直生活在美国。
       2006年8月2日，黄雄盛病逝于纽约，终年89岁。
       孔令仪为人亲切随和，一生远离政治，无权力欲，与孔令侃、孔令伟大不相同，可以说是孔家第二代中最“清淡”的人。孔令仪到美国后更是行事低调，过着平静的平民生活。据与其有过接触的人评价，孔令仪平易近人，跟老年的孔大小姐交谈，犹如跟邻家祖母聊天一样自然。
       在孔家的子女中，宋美龄最疼爱的是孔二小姐孔令伟，最倚仗的是大公子孔令侃，而最亲近的就数大小姐孔令仪了。孔令仪和她这个姨妈很有缘分，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分别举行中西结婚仪式时，12岁的孔令仪是婚礼中的小伴娘。晚年的孔令仪在回忆往事时，曾对人说：“早年在南京时，我念金陵女大附中，曾住在‘老总统’（蒋介石――笔者注）官邸约五年，那时经国、纬国还不在他们身边。‘老总统’、夫人不叫我名字，而叫我宝宝，常带我出去逛街，把我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管教。”

       二、孔令仪晚年成为孔家不折不扣的“大管家”。她悉心照顾宋美龄的晚年生活，并捐出孔氏家族档案，供历史学家研究

       孔令仪晚年成为孔家不折不扣的“大管家”，掌握家族的主要事务，处理孔家的财产。
       孔令仪有两件事值得称道：一是对宋美龄晚年生活的照顾，二是捐出孔氏家族档案，供历史学家研究。
       宋美龄1991年离开台湾移居纽约后，先是住在长岛的蝗虫谷庄园，后来为就医和生活方便，搬到曼哈顿大道与84街交界处，临近东河的瑰喜广场一个复式公寓，这两处都是孔家的房产。孔令仪对这位姨妈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虽然台湾当局当时也派有服务人员，但宋美龄家务事的处理，决不是那些服务人员所能胜任的。宋美龄能活到106岁的高龄，与孔令仪的悉心照料是分不开的。为了随时照料宋美龄，孔令仪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纽约，每天下午，她不是与宋美龄谈天说地，就是陪她到户外散步，十分亲近。
       2003年，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逝世时，国内有关方面除发电致哀外，还希望能送花圈。但当时我总领事馆与孔令仪尚无交往，并不知道她是否能接受。当中国大陆记者通过私人途径向孔令仪征询意见时，她极为友好地表示接受，使此事圆满实现。
       还有一件孔令仪做的好事，是她对孔氏家族档案的捐献。孔祥熙曾在日本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追随孙中山革命，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筹集资金和整理文件，代表孙中山联络北方将领。孙中山先生去世时，孔祥熙也随侍在侧。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孔祥熙担任过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有关档案资料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但孔祥熙的有关档案资料是孔家私有，如何处置须由孔家人士决定。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得到蒋介石日记的保管权后，也想得到孔祥熙档案。2005年2月，孔令仪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将孔家史料捐出，并公开让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研究。她态度相当开朗，表示：“是非功过，由历史判断。”这批文件多达200多盒，涵盖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时期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孔令仪的这一举动无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孔令仪离开大陆60多年后，2008年终于返回大陆访问，到上海参观了其幼年故居，殷殷乡情感人至深。虽然安息地在美国，但她长存一颗中国心。

       三、作为曾经富甲天下的孔祥熙的继承人，孔令仪的庞大资产和大批古董珍玩将如何处置？

       宋美龄过世前后，孔令仪因操劳过度、情绪悲痛，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了。她目送着家族成员一个个离去，最后只有自己孤单一人，心中岂能不万分凄楚？
       2008年8月22日，孔令仪病逝于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的高级寓所，终年93岁。葬于纽约上州芬克里芙墓园，与她父母弟妹同一墓室。宋美龄也葬在那里。
       孔令仪未曾生育，无后。
       旧中国所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若论财富，主要是宋家（宋子文）和孔家（孔祥熙）这两家。
蒋介石是国家元首，迷恋于抓政权、军权，他本人名下没有什么企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家只在棉花运销公司有股份；从实际情况来看，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两家私有企业很多。孔祥熙有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扬子建设公司、长江公司等；宋子文有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利泰公司等。但在美国，孔家拥有大批地产、股票和古董，财富雄厚，远胜于宋家。
       1997年年底，由孔令仪经手变卖佛罗里达州一部分地产，得款2000多万美元，全部捐给学校及医院。1998年，还是由孔令仪经手，卖掉了孔家蝗虫谷物业，售价300万美元左右；1999年初又出售了佛州迪斯尼世界附近的400多亩土地，价值数千万美元。
       目前华人社会最关注的是，曾经富甲天下、富可敌国的孔祥熙的继承人孔令仪的庞大资产和大批古董珍玩将如何处置？将落入何人之手？孔家第二代只有老幺孔令杰有后代，是他和好莱坞性感影星狄波娜?贝姬所生的一个混血儿，中文名字叫孔德麒。

       精明的孔令侃：

       一、孔令侃先斩后奏，娶了比他大十几岁的白兰花

       孔令侃，1916年12月10日生于上海，是孔祥熙和宋霭龄夫妇的长子。
       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教会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政治系。
       孔令侃还在大学读书时，就被其父任命为交通银行官股的常务董事，替父亲批公文、盖印章。
       1936年孔令侃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主要业务是经办大宗物资进口，无异于国营之大型贸易商。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掌握中央信托局的大权。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孔令侃秘密设立的电台，遂将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便乘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途经马尼拉时与盛升颐以前的一个姨太太结了婚。
       盛升颐是清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儿子，他有一个年近四十的姨太太，因为生得标志，皮肤极白，人称“白兰花”。白兰花因保养得好，看上去就像三十岁左右一样，而且性格外向，极善辞令。她常来孔公馆跟宋霭龄搓麻将，一来二去便跟孔大公子孔令侃混熟了。孔令侃和白兰花年差十几岁，但却一见钟情。在和白兰花结婚之前，孔令侃曾经看上宋子文夫人张乐怡的妹妹，提出要结婚。这真让孔祥熙、宋霭龄和宋子文、张乐怡夫妇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哪有外甥跟舅妈的妹子结婚的？孔祥熙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开导，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孔令侃听后却不以为然地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吗？”弄得孔祥熙和宋霭龄哭笑不得。但在他们的强烈干涉下，孔令侃的这桩婚事终于泡汤，于是他便转过头来向更有魅力的成熟女人白兰花发起爱情攻势。
       孔令侃年轻英俊，充满了活力，盛升颐哪里比得上。很快白兰花就跟孔令侃同居了。不久，孔令侃和白兰花的事就成为上层社会的热门话题，盛升颐只得跟白兰花脱离夫妻关系。白兰花哭着去找孔令侃，不料孔令侃正在家中受到孔祥熙的严厉训斥。
       孔令侃有个怪脾气，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想办的事一定要办成。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孔令侃秘密设立的电台，将他逐出香港，孔令侃便乘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孔令侃在香港启程赴美之前，给在上海的白兰花发电报，让她速来香港，陪他去美国伴读。
       1939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一艘美国公司客轮头等舱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相对而坐，茶几的花瓶上插着一束鲜艳的郁金香，散发着温馨与甜蜜的气息。几天后，船行至马尼拉，孔令侃打电报给宋霭龄，通报了他和白兰花的婚事。他早就想好了，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为了把婚礼办得像点样子，他还事先托在马尼拉的朋友帮他在一个高等旅馆里订了个房间（船在马尼拉停了两天），并请了一个牧师做他们的证婚人。
       宋霭龄在重庆接到孔令侃的电报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孔祥熙，孔祥熙大怒，嘴里骂道：“孽种，这个孽种！”

       二、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的宏图大业一夕之间成为泡影，半年之后，上海丢失。蒋经国把这笔账牢牢地记到孔令侃头上

       孔令侃在哈佛大学读了四年本科，毕业时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43年，孔令侃刚完成博士论文，正待博士论文考试时，正赶上宋美龄为了争取美国政府援助，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到美国奔走救援。孔令侃应宋美龄之请，担任中国访美代表团“秘书长”，成为宋美龄的文胆。为此，孔令侃牺牲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与妹妹孔令伟陪同姨妈宋美龄访问美国政府、国会，在全美兴起一股中国旋风，赢得空前外交胜利。
       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于1946年4月创办“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子公司”。
       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
       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金圆券改革。蒋介石命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控管上海日益严重的财政紊乱现象。
       蒋经国到了上海，很快查明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蒋经国大笔一挥：“杀！”
       开了杀戒之后，蒋经国发现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在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之前，就有人检举上海“皇帝”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囤积物资。蒋经国一到上海即以雷霆万钧之势，调查登记物资，以铁碗手段强行压抑物价，想拿杜维屏开刀，以收“打老虎”及“杀鸡儆猴”之效。蒋经国“下网”捕人之后，一共有所谓的“奸商大户”64人被抓。这64名经济罪犯中，包括杜月笙女婿，棉纱大王、中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云，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永泰和香烟公司经理黄以聪，杜月笙之子杜维屏，这五人号称上海“五虎将”，如今竟锒铛入狱，因而震动全上海。
       孔令侃听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不由得头皮直发麻，这小蒋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果然，蒋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等人之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横霸上海滩、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青帮头子杜月笙亲自到会。
       和蒋介石有金兰之谊的杜月笙护子心切，在蒋经国召集的这次会议上，他站起来，轻轻地咳嗽两声说道：“我不是为儿子求情的，他做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定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来，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蒋先生何不到扬子公司里查查……”
       蒋经国听得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他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给得罪了，查了杜维屏，就是敲山震虎，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笙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蒋经国当场对杜月笙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放过。”
       杜月笙冷笑一声，说：“好，好！那我就翘首候佳音。”说罢拂袖而去。
       蒋经国即下令搜查“扬子公司”。警察在该公司的仓库中查获大量的囤积商品与重要物资，其中有百余辆汽车，500多箱美英呢绒、200多箱西药等。
       蒋经国认为扬子公司违法事证历历俱在，着即下令逮捕孔令侃，并查封扬子公司。
       孔令侃消息甚是灵通，得知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正奉“蒋太子”之命，亲自带警察捕他，急忙奔赴南京找姨妈宋美龄。
       宋美龄见向来处变不惊的孔令侃神色仓皇，意识到情况严重。待问明情况后，便拨长途电话到北平，向坐镇北平指挥东北、华北两大战场战事的蒋介石大告御状，请蒋介石赶快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了，到处乱抓乱杀，还搞到她宋美龄头上。被辽沈战事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闻讯，大吃一惊，立即去电蒋经国，要他适可而止，别再胡闹。
       与此同时，孔氏家族也四出活动，招待报社记者。
       在记者招待会上，孔令侃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对新闻记者讲：“扬子公司是合法申请立案的贸易公司，营运内容一切合法，仓库里存在不少货物是很正常的事。试问，开贸易公司，哪家的仓库里没有存放的物资？如果贸易公司没有货物进出，岂不是要宣布倒闭？”孔令侃坚称，“扬子公司”是合法贸易公司，库存货物完全合法。
       上海警方在高层压力之下，也被迫宣称：“所抄查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作过登记，囤积的大批汽车并非孔令侃所有。”
       蒋介石不顾东北岌岌可危的战局，急急乘飞机回到南京，收回御赐给小蒋的“上方宝剑”，训斥了小蒋一番。
       “蒋太子”上海“打老虎”的宏图大业一夕之间成为泡影。
       不久，南京方面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半年之后，上海丢失。蒋经国把这笔账牢牢地记到孔令侃头上。

       三、蒋介石撤守台湾之后，绝不晋用孔、宋家族成员进入政府高层，亦不让孔宋家族卷土重来，让1949年的历史重演

       1949年底，大陆全部解放之后，国民党也全部撤守台湾。此时，孔家的风光已经不再，“金陵王气黯然收”。
       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善于聚敛的孔祥熙就挟巨资飘零到纽约当寓公，中国“四大家族”已成历史名词了。随父母迁居美国后，孔令侃将主要精力投入经商事业。孔令侃第一次到台湾，已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事。那时，他在香港和台湾两地都有生意往来，来台湾主要是为事业拓展，顺道探望姨妈宋美龄。
       后来，在蒋介石在世时期，人称孔大先生的孔令侃鲜少主动去台湾，除非奉宋美龄之召，才到台北与宋美龄会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和台湾当局关系相当冷淡。在那段岁月里，孔令侃受宋美龄嘱托，在美国负责联络美国政要、国会议员，随时向她汇报美国朝野动态。宋美龄还授权孔令侃“观察督导”台湾当局驻美国使馆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孔令侃在美国并无“中华民国”任何官职名义，直到50年代晚期，蒋介石在宋美龄力荐之下，才授予孔令侃为驻美国大使馆参事。大使馆“参事”一职仅次于大使，实际上相当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地下大使”，外交官员无不对孔令侃敬畏三分。
       1966年春节前后，孔令侃又奉宋美龄密召匆匆赶到台北。宋美龄与孔令侃姨甥俩谋定而动，由宋美龄亲自出马，为孔令侃在“国府”谋一重要职务。在宋美龄看来，以孔令侃的才具，只做驻美国“大使馆参事”未免大材小用。
       但结果是，纵使宋美龄再怎么好言推荐，蒋介石内心早已老僧入定，毫不退让他既定原则立场――撤守台湾之后，绝不晋用孔、宋家族成员进入政府高层，亦万万不可再让孔宋家族卷土重来，让1949年的历史重演。
       表面上，蒋介石待孔令侃很好，彼此之间客客气气，但是，“扬子公司事件”留下的阴影，使姨父和姨侄之间还是不免有些隔膜。当时，放孔令侃一马，蒋氏父子皆是出于无奈。在蒋介石看来，在国共内战后期，要不是舆论攻讦孔宋家族贪腐，国民党政权的威望不会那么快就坠落至谷底，大陆民心也不会崩解得那么快。基于此，到台湾后，蒋介石没有再提拔任何孔宋家族成员进入“内阁”。况且，迁台后这么多年，蒋介石苦心孤诣、按部就班培植蒋经国，对蒋经国接班作了精心安排，绝不能让孔宋家族打乱他多年的交、接班布局，不论是谁施压，他也绝不会让孔家成员“入阁”。
       然而，宋美龄毕竟是他的妻子，念及夫妻和睦，他也不能全然充耳不闻。更何况，平心而论，孔令侃确实为台湾国民党当局做过不少建树，未来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尚待孔令侃从旁协助。纵使外界对孔宋家族残留负面印象，但亦不可因之抹杀孔令侃的努力。台湾当局资深外交家亦都肯定孔令侃以驻美国“大使馆参事”身份，确实为“国家”作过很多贡献。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蒋介石决定特聘孔令侃为“总统府国策顾问”。这“国策顾问”，名义上是个高于“部长”位阶的虚衔，归总统府节制，没有干预政局缝隙可钻，日后亦不至于与接班的蒋经国有摩擦机会。宋美龄暗忖，虽然没为小孔争到一个有实权的部长位置，但老蒋毕竟让步了，暂时也就不再说长道短了。
       美国当局，不论是民主党当道，抑或是共和党主政，均知悉孔令侃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外甥，显示为蒋、宋夫妇的私人代表。在老美眼里，“总统府政策顾问”，比台湾当局“外交部长”还管用。

       四、宋美龄一再坚持推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蒋介石愤怒至极，告诉宋美龄，如果再强要引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人选，他宁可不再寻求连任

       1972年元旦刚过，孔令侃又从美国翩然来到台北。孔大先生这次台北之行，行踪诡秘，在他的妹妹孔令伟安排下，住进了圆山饭店豪华的商务客房，没有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
       孔令侃趁姨父蒋介石上午上班的时候，悄悄地来到士林官邸。宋美龄见孔令侃来了，立刻摒去左右，关上房门，两人闭门密谈足足两个钟头。
       孔令侃这次奉宋美龄之召来到台湾，是针对“大选”之年（1972年）的“内阁”布局。蒋介石身体江河日下，一任六年的总统，选了这任，还有没有下一任，颇有疑问。蒋介石为了权力传承，将在当选第五任“总统”时，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并由“蒋太子”筹组“内阁”，移交政治权力给蒋经国。在老蒋之后，台湾当局天下，势必尽为蒋经国所囊括，小蒋将置宋美龄于何地？宋美龄召唤孔令侃到台湾，主要目的，是打算在“总统”旧任期届满之前，由自己亲自出面，向蒋介石推荐孔令侃担任“行政院院长”。在宋美龄看来，假如孔家最能干的孔令侃在这次权力竞逐中缺席，孔宋家族势必在台湾政治舞台上被彻底边缘化，尔后在政治上将毫无着力点，再也不可能和权力沾上边。
       宋美龄告诉孔令侃，这次争取“行政院长”，用不着他出面，一切由姨妈代他操作。
       1972年元旦之后的某日下午，蒋介石正在卧榻上阅览书报，宋美龄移步到蒋介石的书房。宋美龄开门见山地对蒋介石说：“我知道你对经国期盼深切，但是，你晓得令侃也为国家做了不少事情，从民国三十二年，他陪同我在美国见罗斯福总统，去国会演讲，他出了不少力，找尽美国各种关系，帮我草拟英文演讲稿、中文演讲稿。要不是令侃，罗斯福哪里会那么爽快，一下子就拨了几亿美金给我们国家。再说共产党起来以后，美国人原来是要外交承认共产党的，都是令侃到处奔走，搞中国游说团，不然美国人早在北平升起星条旗了。”
蒋介石把书报搁在一边，耳朵在听，脑子却若有所思。
       宋美龄愈说愈激昂：“在联合国，令侃主张中华民国应配合美国的联合策略，不要退出，留一个席次，可攻可守；你和经国却坚持不听，说是‘汉贼不两立’。令侃去跟美国人宣扬‘汉贼不两立’，尼克松、基辛格只想和北平（笔者注：即北京，这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根本不把我们当一回事。令侃一木难撑巨厦，如果不是令侃，美国待我们将会更刻薄。他在美国为国家、为你蒋总统，做了多少事情，难道你完全不在意吗？”

       宋美龄继续鼓吹孔令侃对台湾当局的“巨大”作用：“现在就算美国不买中华民国的账，但是，我们终归要靠美国。有令侃在，我们对美国工作，美国对我们的邦交，尽可以稳坐钓鱼台。所以，今年你既然要重新安排内阁人事，我看这是中华民国未来的新契机，我认为，令侃是最好的行政院长的人选。”
       蒋介石基于大陆失败之惨痛教训，想到当时舆论有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的说法，尤其是国人抨击孔宋家族玩法聚敛的一些情景，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明确地告诉宋美龄，不能让孔令侃做“院长”。宋美龄则不以为然地说，不给令侃做“院长”，那么“副院长”总可以给他做吧！
       蒋介石愤愤地回答道：“就算过了我这关，你认为党里面的同志会心服口服吗？选我当总统的国民大会代表，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他们如果反问，大陆是怎么丢的，我怎么回答？”
       蒋介石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给孔令侃在内阁安排一官半职。宋美龄火气上来了：“你是总统，党和国大代表，他们都会听你的命令；令侃做了那么多对国家有利的事件，难道他的能力不够做个副院长？”蒋介石心里明白，上海“打老虎”事件，尽管时过境迁20多年了，但孔令侃和蒋经国之间始终未曾解冻，他们一个是北极，一个是南极，是永远凑不到一块儿，让这两人当正、副院长还怎么共事？
       蒋介石心意已决，既不同意孔令侃当“院长”，也不同意他当“副院长”。
       宋美龄这下更火了。好！“院长”不行，“副院长”也不成，那么“财政部长”行不行？他老子也做过多年财政部长，孔家是理财世家，你这总没有话说了吧。
       蒋介石脸色铁青，坐在卧榻上闷不吭声，过了半晌也没有点头。
       蒋介石似乎拿出了八年对日抗战的精神，任宋美龄说死说活，就是坚决不让步。宋美龄死缠活缠，蒋介石的原则依旧纹风不动。蒋介石说：“我已经聘请孔令侃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为什么还如此需索无度？‘国策顾问’是我最大限度的让步，难不成真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宋美龄还一再坚持推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蒋介石愤怒至极，告诉宋美龄，如果再强要引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人选，他宁可不再寻求连任。并称：“如果我不再续任，你是不是要找严家淦（笔者注：严家淦时为‘副总统’）或者别的继任‘总统’的人推荐孔令侃？”
       宋美龄闻言，这才认识到蒋介石强硬态度远超乎她的预期，知道蒋介石不可能有所退让，如果再苦苦相逼，他真的愤而不续任，到时不但“行政院长”化为泡影，连“第一夫人”也徒然成空，她的“第一夫人”光环将立刻消失无踪。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恢复冷静，宋美龄也就不再坚持要孔令侃当“行政院院长”了。
       1992年，孔令侃在纽约病逝。无子嗣。

       终生未嫁孔令伟：

       一、孔令伟放荡不羁的行为，喜怒无常的性格，令人惊叹

       孔令伟，1919年9月出生，是孔祥熙与宋霭龄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在孔家四个孩子中，二女儿孔令伟最引人注目。称呼其“孔令伟”大名的人不多，她“孔二小姐”的称呼却名噪一时，围绕孔二小姐的传言也最多。
       孔令伟从小就不安分，蛮横、爱撒野，同她玩耍的孩子多半要受她欺负。她还惯于挑唆别的孩子们打得头破血流，她则坐山观虎斗，引以为乐。她13岁就会开车，又学会打枪，还擅骑术、游泳。
       孔二小姐爱枪爱车爱玩儿，就是不爱读书。她天资聪颖，虽然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学，但也能说几句英文、法语。
       她压根儿没有进过上海圣约翰大学，但却是圣约翰大学在重庆的一个特殊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毕业生。
       那是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教会在上海办的圣约翰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武道从日本占领下的上海逃到了重庆。宋霭龄见到他，要他为孔令伟弄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毕业文凭。那时，上海圣约翰大学不搞函授，但这个美国教授却懂得“灵活机动”和“特事特办”。他要宋霭龄就近在重庆找一些名师，就算作圣约翰大学聘请的教授，专教她女儿，读满一定学分之后就算毕业。宋霭龄照着这个建议，让孔祥熙在财政部挑选几个有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为孔令伟授课。被聘的全是重量级的学者，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乃尔大学毕业的邓辉，还有夏晋熊和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仅教十几分钟，就陪孔令伟聊天游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混了一年，孔令伟还真的拿到圣约翰大学的文凭，获得学士学位。
       她放荡不羁的行为，喜怒无常的性格，令人惊叹！而蒋夫人宋美龄对她却极为宠爱，视若已出，认作干女儿，对她言听计从。论外貌，孔令伟长得眉清目秀，只是身材矮了点。但她平日打扮却非常出奇，从不穿女子服装，留着大背头，不是西装革履，便是草绿军服，不是军警，腰间却别一支小手枪。有时又跟商人一样，身穿软绸长衫，翻出雪白袖口，歪戴礼帽，足登薄底缎鞋，手摇纸扇，行人侧目。她原名叫孔令俊，她自己把名字改为“令伟”――本先生才不希罕俊俏哩，要伟岸！改名后的孔令伟，再也不喜欢人家叫她“孔二小姐”，却要手下人叫她“孔二先生”。此后，“孔二先生”行事更加怪异，竟模仿风流男子，外出时总随带几名娇艳女子和全副武装的副官。不认识她的人，简直无从辩其男女，更看不出她是何等人物。1943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伟作为随行副官，因她妆扮怪异，搞得美方礼宾司因弄不清其性别，不知如何安排。

       二、孔令伟要过专一的爱情生活，她要求范绍增将元配夫人和七个姨太太以及和她们所生的子女统统解除婚约、遣散

       孔令伟的婚姻让孔氏夫妇伤透了脑筋，宋美龄也为她这个姨侄女的婚事操够了心。一次，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还是单身的陆军中将胡宗南从前方回重庆开会。几年前，宋美龄曾欲将大姨侄女孔令仪介绍给胡宗南，因孔令仪看不中而婚事未成。这次，宋美龄又旧事重提，把孔令伟介绍给胡宗南。
       对孔二小姐的种种怪癖，胡宗南早有耳闻，但碍着蒋夫人的面子，他又不得不去蒋介石官邸跟孔令伟见面。见面后，孔令伟对西北王胡宗南这位年轻中将倒还十分满意，可是，胡宗南见孔令伟身着猎服，脚登长统马靴，手提皮马鞭，腰间还别着小手枪，就倒了胃口。这像什么样子？哪有一点女性的温柔！胡宗南想：“我白天在军营里、在训练场上、在战场上见到的都是穿军装的兵，回到公馆见到的又是个不男不女穿军装的。我……”想到这里，胡宗南便立刻对宋美龄说：“报告夫人，在这抗战的紧要关头，宗南无心、无暇谈婚事，一心一意在委员长领导下率领部队打到抗战胜利！”
       宋美龄有些感动地说：“这是大事，你的决心很好！”她将胡宗南引到客厅外，小声地问：“你对令伟的印象不错吧？她天生豪放，女生男相，很像我！”
       胡宗南婉言推托道：“宗南一介武夫，对二小姐也高攀不上。我走了！”胡宗南给宋美龄敬了个军礼，转身快步走出官邸。
       这一下子宋美龄什么都明白了。
       四川著名的大袍哥、外号叫范哈儿的范绍增，曾有幸被“孔二先生”看中，但结果，婚事没成，倒将自己的一个叫邓羽的姨太太给搭了进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率领中央政府大批军政大员涌进重庆后，首先住房成了问题。川军将领范绍增便主动让出重庆上清寺第一流大公馆“范庄”给蒋介石暂住。范庄内不仅有好几幢现代化设备的洋房，还有风雨网球场，花园内不仅栽种奇花异草，还喂养了许多珍奇动物，又专门修了钢筋水泥的防空洞，可以防日机轰炸。蒋介石的官邸修好，蒋介石搬出后，范绍增便邀请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一家来范庄居住。范绍增虽说让出范庄，搬进了来龙巷公馆去住，但他却经常要到范庄来看看，特别常和孔二小姐打网球、跳舞玩耍，很快，两人便混得很熟。

       不久，范绍增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军军长，率部到第三战区去参加抗战。1942年夏，范绍增被免去八十八军军长，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他不满这个明升暗降的空头职务，便借口有病，即离开第三战区返回重庆。范绍增一回重庆，孔令伟开心极了！因为又有了陪她打网球、打猎、骑马、游泳、跳舞、打牌的好朋友了。开始，范绍增只是把她当个小姑娘看待。可是，孔令伟已是年满20岁的大姑娘了，正在考虑自己的婚事。孔令伟一得空就纠缠范绍增陪她玩儿，范绍增还得捧着她，依着她，两人无话不谈，形影不离，关系逐渐显得不同寻常。开始，孔令伟还尊称范绍增为“范叔叔”，后来，在人前背后就喊他“增增！增增！”当然，她也给范绍增回报许多好处，那就是有意透露经济情报，让范绍增放手做黄金、美钞的投机生意，大赚其钱。
       她给范绍增提供经济情报，不用电话，也不通过邮局，都是派副官专门快递到来龙巷范公馆面交范绍增，信封上写着：“来龙巷范绍增兄收，盼复，弟委。”
       孔令伟觉得范绍增好，打心眼里喜欢范绍增，他们的关系竟然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因为孔令伟要过专一的爱情生活，她要求范绍增将元配夫人和七个姨太太以及和她们所生的子女统统解除婚约、遣散。这个条件太高、也太苛刻了，范绍增不敢答应，也无法答应。孔令伟气得火冒三丈，两手叉腰，指着范绍增的鼻子训斥道：“范哈儿，你对我也太无情了，也太没出息了！你看人家蒋委员长，为了和我姨妈结婚，连元配毛夫人和陈洁如、姚冶诚两个如夫人都统统解除婚约，你敢不敢？不敢！所以你当不了委员长！”
       范绍增对孔令伟拒婚之后，孔令伟指定范绍增将他刚结婚不久的七姨太邓羽送过来陪她玩。
       邓羽是上海人，年轻、漂亮，又乖巧，网球也打得好。孔令伟扣住邓羽，不准其回范公馆，指使邓羽跟范绍增离婚，就跟她住在一起，双宿双飞。她竟叫其手下人叫邓羽为孔太太！
       后来，邓羽寻机脱逃，跟一个叫陈其发的空军飞行员飞到加尔各答去了。
       时间不长，孔令伟又故伎重演，她看中了顾祝同第三战区驻重庆办事处庞处长的妻子葛女士。葛女士是个绝色美女，孔令伟将她弄到自己别墅里，不准葛女士回家，跟她同居，陪她玩乐，俨如夫妇，吃、穿全由她包干。那庞处长也知道自己的妻子成了孔令伟的“姨太太”，他自知惹不起，也就忍气吞声。

       三、大战在即，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最后一架飞机没有接回蒋介石指定要接的要人

       孔令伟在外面极为刁钻蛮横，在孔祥熙面前也经常指手画脚，甚至插手财政部的人事安排事项，搞得孔祥熙也毫无办法。
       孔令伟平日倚仗孔祥熙的地位和权势，也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为所欲为。还是孔祥熙将范庄作为府邸的时候，孔二小姐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骑马、散步，而住在范庄附近的原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也常在“范庄”附近散布。一天，花花公子朱一成看到孔二小姐后，就自作多情地紧跟上去和她并行搭讪说话，孔二小姐也回眸答话，并不拒绝。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走到了范庄大门口。只听孔二小姐大喊一声：“来人！”大门内立即窜出五名彪形大汉，孔二小姐把嘴一呶，凶神恶煞般地大汉们不由分说，把还乐滋滋的朱一成拖到大门内卫兵室，一阵拳打脚踢，把朱一成打得鼻青脸肿。朱一成吓得魂飞魄散，跪地求饶不迭，孔二小姐这才罢手。
在重庆期间，为躲避日军的空袭，实行了灯火管制。夜间行车，车辆不能开灯，必须缓慢行驶。有一次夜间，正赶上空袭警报响起，孔令伟开车向孔祥熙的乡间官邸驶去。她不顾夜间灯火管制制度，开足马力，使车子疾速行驶。交通警察举手拦车，要她放慢速度，她却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蛋！”踏足油门向警察冲去，这个警察被撞出路外，满地是血。后来，车上的副官跳下车招呼照料，才把警察送到医院。
       还有一次，在重庆储奇门江边汽车轮渡码头，蒋介石的车队已经来电话通知要过江了，正巧，孔令伟开了汽车赶到，一定要抢先过江。宪兵拦阻制止，她不但不听，而且撒野大闹，打了指挥交通管制的宪兵一个耳光。正好蒋介石的车子赶到，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不得不用官腔训斥她一顿，把她拉进自己的车内，扬长而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传言，如说某日，孔令伟在南京开汽车兜风，违犯交通规则，被警察说了几句，她一怒之下，竟一枪把警察打死。所以南京流行一句话：“你不要神气，小心出门叫你碰上孔二小姐！”
       说孔二小姐脾气暴戾、性格怪异，这是真的，但说她在首都南京，明白张胆地开枪打死执勤的交通警察而不受法律追究，我认为这似乎有些离谱。中国社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是现代社会了，当时政权尽管反动，但也开始搞法制了。如果真有那样的事，书刊上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记载，不知有没有读者看过这方面的详细报道？

四、作为孔氏家族的后代，孔二小姐在赚钱方面继承了父母的传统，颇具天才，丝毫不比其父逊色

       作为孔氏家族的后代，孔二小姐在赚钱方面继承了父母的传统，颇具天才，丝毫不比其父逊色。她18岁就接管了父亲的祥记公司和广茂新、晋丰泰两个老商号，并组成“祥广晋”联合总管处。抗战即将爆发时，蒋介石预感到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就发起了全国性的献金购买飞机的运动。全国爱国民众和海外爱国侨胞踊跃捐献，很快就筹集了一大笔款项。购买飞机这一大笔款项，是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掌管，具体经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伟。孔令伟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居然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而这每架飞机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钱袋。
       抗战时期，孔令伟在大后方市场兴风作浪，翻云覆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资家。
       重庆行政院院长官邸秘书处的大小秘书、副官，她都可以直接指挥。她哥哥孔令侃直接控制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她下条子派亲信汪建才担任经理，搞独立王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远也是她的心腹。
       抗战胜利后，她又来到上海开了个嘉陵企业公司，自任总经理，专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套汇走私，无所不为，赚取了大量美金。孔二小姐在中国大陆、后来在台湾究竟捞了多少钱，大概只有天知道。孔令伟去世后，台湾税务部门于2006年宣布，她漏缴1.5亿元新台币遗产税，并下令要其财产唯一继承人孔令仪补缴。孔令仪不服，提出上诉，但遭“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败诉。
       孔二小姐的富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蒋家王朝的失势，是孔二小姐一生的重大转折。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土崩瓦解的前夕，孔令伟随父母一起移居国外；后来去台湾，陪伴宠爱她一辈子的姨妈兼干妈的宋美龄。在台湾的岁月里，她渐渐收敛放浪的形骸，归于循规蹈矩的生活，再也不像在大陆那样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了。
       孔令伟终身未婚，1994年在美国纽约病逝。
       孔令伟的丧仪，1994年11月在纽约举行。白发人送“黑发”人，宋美龄全程参加了孔令伟在曼哈顿举行的肃穆追思礼拜，以及在上州墓园举行的安葬典礼。

       神秘的城堡主人孔令杰：

       一、连孔祥熙和宋霭龄都不知道，他们这个宝贝儿子到底有多少财产

       孔令杰，英文名字路易斯，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是孔祥熙和宋霭龄最小的儿子。
       孔令杰年轻时曾在英国留学数年，快30岁时才被台湾蒋介石政府委任为驻联合国和美国的外交官。
       1950年，美国尼克松竞选议员时，孔令杰奉孔祥熙之命，捐款百万元给尼克松作为竞选活动经费，后又支持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当议员、副总统乃至以后当总统这20余年期间，与孔家长来长往，关系甚密。

孔令杰跟他的大哥孔令侃、二姐孔令俊一样，对孔祥熙那种热衷于权力的愿望嗤之以鼻，认为就算当了行政院长，还不是一个高级奴才，还得看着主子的眼色行事。所以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当老板，自己当皇帝，自己给自己打工。
       在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圈子里，孔令杰做了10年外交官，也为蒋介石卖了10年命。当然，同时也为自己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待他认为已还清了蒋家的人情时，就毅然弃官经商，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下海”了。他瞄准了美国德克萨斯州那片广袤神奇的土地，那土地下面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决心以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为榜样，成为举世瞩目的石油大亨。
       靠着孔祥熙、宋霭龄在经济上的资助和自己外交界朋友的帮助，他在休斯敦组建了“西方石油开发公司”，趁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在得克萨斯州用很便宜的价格购置了看似荒原的大片土地，自然也就取得了那里的石油开发权。除此之外，他还兼做地产生意。
       这决定性的一步使孔令杰在美国一举成功。埋藏在地下的滚滚石油变成了滚滚而来的财富，流进他的腰包，使他一下子成为超过孔令侃、孔令俊的巨富。到了后来，连孔祥熙和宋霭龄都不知道，他们这个宝贝儿子到底有多少财产。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孔令杰几乎销声匿迹，人们从报纸上所载的豆腐干大的花边新闻中得知，孔令杰娶了好莱坞性感影星狄波娜?贝姬为妻。孔令杰和狄波娜婚后不久，便有了一个棕色头发、蓝眼睛的漂亮的混血儿。其他则不得其祥。

       二、孔令杰在休斯敦郊区设计修建的地下堡垒，甚至比德国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还要大

       1985年，美国一家杂志以《天下奇闻的详情与内幕》为题，向美国公众和海外华人揭开了蒙在孔令杰头上的这层神秘的面纱。
       这篇报道中说，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郊区，一位神秘人物修建了一座神秘的建筑。这位神秘人物就是孔令杰――已故的中国名人孔祥熙最小的儿子，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外甥，现为美国石油界首屈一指的大亨。孔令杰修建的这座建筑，奢侈豪华、防范严密、坚固异常，是一座拥有地下城堡的巨厦。它不是那种一般美国人想象的古典式的城堡，而是用巨额投资兴建的，总价值为1800万美元，既能办公又能作为别墅的私人府邸。它的坚固程度可以使它能抵御一切投弹的袭击，面积之大可以容纳1100人长期在里面生活……
       那篇报道接着对“城堡”内的结构和设施也做了详尽的描写：在这座建筑物中，有最现代化的中心空调和冷暖器设备；有能清洗和消除任何辐射污染的淋浴器；有供人们消遣娱乐的酒吧、迪厅、游泳池、健身房；有图书馆、阅览室、储水池和可供近千人吃饭的餐厅，地下城堡内的门全是电动的，只要轻轻一按电钮，门窗会自动打开、升降，宛若一个梦中的科幼城。
       这座建筑周围约有1500英亩占地，全部用交流电的铁丝网包围着。建筑物的所有窗户，全由防弹玻璃制成，而看上去只有四层的防弹玻璃窗的大楼，实际比六层还高。各个出口皆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在这座大楼中，公司办公室在中间两层，底层是专供职员用餐的餐厅，第四层全部是孔令杰的私人住宅。房顶有人造花园，还有一片空地，可以降落四架直升飞机。此外，在这座地下城堡中还有三套消防灭火设备和各种防毒系统的设备，有500到700个简单的床位，十几间豪华的双人卧室，男女厕所、盥洗室、急诊所、文娱康乐室，以及四间分别用钢栏隔开但却是四四方方的所谓拘留室。
       在办公大楼以西，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的旁边，开凿了一个占地一英亩大小的人工湖，在这座小楼附近，特别修建了两座小型宝塔，两座宝塔的底端，就是地下城堡的两个入口处。
       又有传闻说，孔令杰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达10亿美元。他拥有四架飞机，一架装甲凯迪拉克车，一个专供他打猎的狩猎场，并雇有一队武装卫士。
       对那座建筑物了如指掌的陶布森说：“孔令杰在休斯敦郊区设计修建的地下堡垒，甚至比德国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还要大。其特殊的设备，也比希特勒多得多。”
       孔令杰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对任何采访，他永远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永远是四个字：“无可奉告”。

       三、孔令杰与承包这一巨大工程的负责人陶布森博士之间因金钱问题出现纠纷，最终变友为敌，直至对簿公堂

       本来，孔令杰耗费巨资修筑这座建筑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新闻界对此一无所知。可是，由于孔令杰与承包这一巨大工程的负责人陶布森博士之间因金钱问题出现纠纷，最终变友为敌，走上法庭，这才使孔令杰秘密修建豪华建筑一事被披露出来。
       说来有趣，孔令杰比陶布森大26岁，比陶布森父亲的年龄还要大，可是在一次狩猎中，两人却一见如故，成为密友。
       那年陶布森才14岁，为了生计，在一家俱乐部的狩猎场里做一个侍童，专门为客人提供服务。孔令杰见陶布森长得很帅气，人也机灵，为客人服务周到热情，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因此便以长辈的身份邀请他一道狩猎、用餐，并与陶布森的父母也建立了友谊。
       陶布森出身贫寒，没有机会受教育，但却颇有志向，决心用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命运。他靠平时打工积攒些钱缴学费，读完了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课程，并且学习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陶布森又读建筑设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孔令杰虽然一直未同他见面，但两人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孔令杰一直关注着这个年轻人的学业和发展。
       1980年，已与好莱坞明星狄波娜离婚的59岁的孔令杰在一次打网球时，和陶布森不期而遇，两人都十分兴奋，就找了个酒吧聊了起来。那一天，他们从上午一直聊到深夜。
       从海外传过来的一些资料上看，孔令杰颇有一副中国传统的侠义风骨，很看重友情。但他遇人不淑，用人不善，好心并未得到好报。
       不久，孔令杰在得克萨斯州创立了“游骑兵建筑公司”，并以该公司最大股东的身份，聘任陶布森担任公司总裁。除每年给他六万美金的年薪外，又给了他10%的公司股票做酬劳。这对陶布森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他苦苦奋斗都没能得到的东西却在一夜之间降临了。他因此发现了一个他那个阶层人士所无法想象的奢侈豪华的世界，而那铺张和豪华的主人，竟是一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
       孔令杰把陶布森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平头百姓一下子推到一个大公司总裁的位子上，使陶布森拥有了过去他想都不敢想的权力，拥有了超过过去几倍的年薪。
       那末，孔令杰为什么这么重用陶布森？这始终是一个谜。
       “游骑兵建筑公司”的第一项工程，便是孔令杰的西方石油开发公司的总部和那座神密而又耗资巨大的办公楼和别墅。
       然而，就在这座坚固的地下城堡及办公楼即将完工的时候，孔令杰和陶布森却突然闹翻了。孔令杰和陶布森这对昔日的好友和忘年交，居然反目成仇，并且一直闹到对簿公堂。
       陶布森是原告，孔令杰是被告。陶布森说孔令杰拖欠他一笔工程款不还，而孔令杰则说陶希森是欺诈，还说他玩忽职守、浪费公司财物、贪污等等。
       孔令杰欠了陶布森多少钱？更准确的说，到底是谁欠了谁的？
       两人的委托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官司一直打了两年，最终不了了之。1984年10月，休斯敦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陶布森对孔令杰的指控。陶希森不服，声称要继续上诉。但事实上他并没有上诉，而是就此罢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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