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山一路上的名人故居——宋子文别墅旧址（湛山一路2号）

湛山一路上的名人故居——宋子文别墅（湛山一路2号）

今天来到的地方是湛山一路2号，在青岛诸多别墅中，它的样子显得很一般。但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经住过一个女人，她去世后在青岛举行了“大出殡”。她叫倪桂珍，她有个优秀的丈夫宋嘉树，他们拥有六个出色的子女：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这就是“宋氏王朝”，四大家族中排行老二的大家族。

这座别墅就是宋子文为其母亲倪桂珍来青岛颐养晚年而建的，是当时青岛唯一带电梯的别墅。后来倪桂珍病逝在这里成为一个美国人的住宅。这座别墅发生了一场大火，当时的新闻报道中说：宋院长（指宋子文）“事母至孝，安有电梯”，火灾后重建小别墅时已没有了电梯。

　　宋嘉树遇上倪桂珍，俩月闪婚：别墅的主人叫倪桂珍，浙江余姚人。17岁毕业于上海裨文女中，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有材料上说，她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后裔。不管真假，这位倪桂珍小姐在家中排行老三，从小受西方教育影响，不缠脚不刺绣，留着一双大脚，人称“丑小鸭”。就在父母为她的婚事发愁时，有个人出现了。

　　此人叫宋嘉树，原名韩教准，1864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父亲韩宏义是位商人，经常赈济当地穷苦乡农，耗尽了积蓄，所以到韩教准出生时，韩家已经穷困潦倒。据说，出生当天，有只老虎来这附近饮水，乡里人便给他起了乳名“阿虎”，希望能带来吉兆。没想到，一场瘟疫，韩宏义去世了，年仅9岁的韩教准远渡重洋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讨生计，之后过继给了美国做生意的舅舅，改名换姓宋嘉树，字耀如。后来又以查理·琼斯·宋的名字加入基督教会，1886年，以传教士身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后的他事业发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与上司不合被派到偏远地区。此时，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出现了，经好友介绍，宋嘉树认识了倪桂珍，对她一见钟情，短短两个月时间便喜结连理，连宋嘉树自己都说：“同过去不一样了。”1890年2月1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因这一天是林肯诞辰纪念日，他是宋嘉树最崇拜的人物，所以取名宋爱琳。之后倪桂珍又相继产下两女三男，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看到这里，有人会问，宋爱琳是谁？这里有个小插曲。1904年，宋嘉树带着大女儿宋爱琳去《万国公报》主笔沈毓桂家中做客，沈毓桂将“爱”改为“霭”，将“琳”改为“龄”。另外两个女儿的名字也相应变成“宋庆龄”和“宋美龄”。当然，这个故事还有个更八卦的版本，曾经宋嘉树在美国留学时喜欢上个女孩叫南希艾琳，后来听说这女孩去世了，他心里很烦闷，于是便给女儿起名爱琳。

　　宋家家教很严，淋雨挨饿是常事：宋霭龄活泼、宋庆龄安静、宋美龄则执拗，面对这几个性格各异的孩子，宋嘉树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式，在作家王松所写的《宋子文传》中，将这个计划定为“现代型的教育方案”。当孩子还在襁褓中时，领着他们做祈祷；当孩子跌倒时，鼓励他们自己站起来。而等到孩子们稍大一些时，他则选择在狂风暴雨天里，带他们淋雨。他甚至常常忍受着胃病的折磨跟他们一起禁食，忍受饥饿。宋嘉树觉得只有经得起这些磨练才能真正锻炼孩子们的意志。

　　不仅如此，社交也是他们的课程之一，家中一旦来了客人，都得出来打招呼，鼓励他们勇敢发表意见。宋嘉树虽然崇拜林肯，骨子里却是个爱国者，1905年因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宋嘉树带着全家出动，他吹着小号，倪桂珍和孩子们一起发传单，甚至把一些从美国买的玩具也都扔掉，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宋氏家族的六个孩子长大了。其中宋子文的变化最大，不但吃苦耐劳，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性情活泼，不乏幽默诙谐。之后，宋子文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少年班，1912年又进入哈佛大学，圆满完成学业，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直到1917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才和妹妹宋美龄一起回到祖国。

　　后来，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而宋子文在国民政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把六个孩子抚养成人，看着他们各有成就，宋嘉树放心了，1918年，他因肾病去世，年仅54岁。倪桂珍承受不了丈夫离去的打击，专心在教会工作，家族的事情完全交给宋子文掌管。

　　为母亲在青岛建了座带电梯的别墅：作为长子的宋子文在家中排行老三，是个大孝子，1930年来青岛公干时，见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便在湛山路（今湛山一路）上选了个地方建别墅。青岛文史专家、交运集团青岛国际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刘增平介绍：“别墅设计得非常精巧，风格中西合璧，共有三层，主楼二层，室内装修很豪华。宋子文审核图纸时，他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安装电梯。”这个要求把大家吓了一跳，那个年代青岛还没有民居是带电梯的。其实，这栋别墅是专门为母亲倪桂珍建造的，当时她已身患癌症，身体虚弱，安装电梯也是为了她行走方便。按照这个想法，设计师又重新设计了图纸，将客厅、餐厅合在一起，二楼定为卧室、三楼是佣人住房。刘增平说：“当时全市仅有两部带电梯的楼房，而且全是5层楼，当拿着这个设计图案送到青岛工务局审批时，他们不同意，一看业主是宋子文，马上签发了施工证。”

宋子文别墅选地考究，建筑工整，是中式建筑思想指导下的西式建筑，可谓中西合璧,庭院宽敞明亮，树花错落有致。周围环境幽静，距大海很近，东为湛山湾，西为太平湾，小楼也不大，三层仅340平方米。主楼二层，三层又有局部，另一部分是二层的斜面大屋顶，室内装修却很豪华，以舒适为目的。因有电梯，客厅、餐厅在一起，卧室在二楼，三楼为佣人住房。别墅建得很快，1931年6月上旬，宋子文就把母亲接到了青岛。

　　儿子的孝心没有挽回倪桂珍的生命。7月23日，突闻宋子文在上海遇刺，倪桂珍顿时血压升高，经抢救无效身亡，享年62岁。宋子文是遇到了刺客，他虽躲过了一劫，母亲却永远离开了他。悲愤欲绝的宋子文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兄弟姐妹打电话。因为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宋氏姐妹反目，这些年再也没有联系过，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儿女们纷纷赶赴青岛。另一件事是找到当时的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让他帮忙将灵柩运回上海。沈鸿烈连忙答应，并于24日给宋子文发了一封电报：“家慈于昨日弃养，风树之悲，百身莫赎。谨电告哀，伏乞矜鉴。”随后，他立即组织运送灵柩的船只，于是，一场青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出殡”开始了。

　　64个人抬灵柩，沈鸿烈护送回上海：宋家在院子里停灵7天，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吊唁，既有青岛党、军、政各界领导，也有工商各界的大人物。之后，他们从湛山一路2号的别墅出发，将灵柩运往大港，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如此大规模的丧葬。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在大街上，32个人扛着灵柩走在最前面，上面盖着“棺罩”，棺罩做得很漂亮，绸子质地上面绣有素花。那个年代出殡，抬灵柩的最少4个人，多的也就16个人，而宋家的规格达到了最高，用了32个人。因路途遥远，中途还得换人，所以光抬灵柩的就有64人。

　　宋氏一家都信奉基督教，一路上并没有和尚和道士，只有乐队奏出的哀乐声，传遍大街小巷。长子宋子文步行扶灵，后面跟着二十几辆马车，上面坐着宋氏三姐妹和其他亲戚。

　　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是，这场“大出殡”共安排了8个路祭，里面摆放着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送的花圈、丧帐。其中时任青岛市市长胡若愚、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分别以市政府和东北舰队的名义在中山路上建了两个最大的路祭，路祭人员一律着素服，沈鸿烈也臂戴黑色袖章、面色沉痛，等队伍祭拜之后，他随灵柩一同到达了上海。1931年8月18日上午9时，宋家在上海万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祭礼。

　　这次丧葬被称为青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出殡”，被大家口口相传了很多年。倪桂珍去世后，1937年底，宋子文将湛山一路上的别墅卖掉。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成了美军军官的住宅，直到1946年的一天晚上，别墅突发大火，带电梯的部分被烧为灰烬。这件事还被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宋副院长，事母至孝，楼仅两层，而设有电梯。”可见，宋子文建别墅的事在当时影响之大。

　　“宋家花园”只是拍戏的地方：如今走在湛山一路上，人们丝毫不会注意到这栋别墅，自从1946年的那场大火后，别墅不知到了何人手中进行了几次重建，现在这里是一家投资公司，住在这里的人们甚至也不知道，湛山一路2号还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相比较而言，居庸关路14号的宋家花园倒成了外地游客争相游览的地方，这是一座美式建筑，白色的墙体、蓝色的木头花格、以及院内郁郁葱葱的大树，都让很多人感慨：“哦，这里就是宋家三姐妹住的地方啊！”其实不是，这里只是拍戏的地方而已。著名电视剧《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拍摄时，为了还原她们在美国的生活，导演特意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她们在美国的家，她们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学习英文、中文，在这里弹琴，组织家庭聚会。

　　宋子文跟青岛的渊源：除了这次建别墅，史料上还有多次记载。第一次是1930年，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他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前来视察，住在青岛大饭店(现亨利王子饭店)。第二次是1931年，母亲去世。第三次是1933年，他来处理中国银行的事情。第四次是在1946年1月6日，视察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情况，当时参政员张乐古还提了七项建议。第五次是1946年10月10日，他住在义聚合别墅，“纯系休息”。第六次是1947年了，义聚合钱庄老板王德合请他在饭店吃饭，周边有便衣，他走之后，王家的汉奸罪名便被解除了。

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海南文昌人。宋子文是宋嘉树之子，其兄弟姐妹分别是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宋子安。

宋子文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1930年间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使中国有权确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1942年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曾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次年与外国谈判收回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194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首席代表，同年6月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945年8月14日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年去香港，后移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在旧金山逝世。

早期经历：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在上海同仁医院。幼年的宋子文，在家庭教师指导下接受启蒙教育。几年后，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少年班，后转入预备办、大学班，并于1912年毕业。他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演讲会，能同时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给学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记忆数字的能力，也使学校老师大为惊叹。

1912年，宋子文赴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1915年以优良成绩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他来到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一面供职于花旗银行，一面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宋子文在花旗银行虽只是一个普通办事员，主要帮助处理向中国汇款事务，但却由此对国际金融业务有较多了解，不仅开阔了眼界，也为他以后从事财政金融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17年，宋子文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他偕妹妹宋美龄一同离美回国。随后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该公司是清末官僚盛宣怀一手创办。期间宋子文爱上了盛宣怀之子盛泽丞的妹妹盛谨如，为拆散这对恋人，汉冶萍公司将宋子文调到汉阳，宋子文一气之下宣布辞职。之后他回到上海，出任联华商业银行总经理，同时开办大洲实业公司与神州信托公司，从事金融商业活动。

进入政坛：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急需财政人才，宋庆龄将弟弟宋子文推荐给他。1923年3月，宋子文来到广州，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担任秘书。4月24日，宋子文任中央银行筹备员。5月29日，孙中山任命林云陔为筹备中的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为副行长。19天后，即6月17日，林云陔辞职，宋子文代理行长。当时广东金融经济紊乱，宋子文引入近代西方货币银行学说和相关制度，主持拟订了中央银行条例和组织规。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24年8月2日，中央银行宣布成立，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

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平病重，急电宋子文上京。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宋子文是见证人之一，在孙中山两份遗嘱上签名，参加治丧活动，其在国民党的地位大大提高。192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宋子文被委任为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不久，宋子文又兼任广东商务厅长、两广盐务稽核经理等职，揽中央、广东政府财政于一身。由于宋子文杰出的管理才能，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为国民政府巩固根据地和出师北伐提供了保障，宋子文因此也奠定了自己在财政金融界的权威地位。

财经领袖：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宋子文积极筹措经费，保证战争进行。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宋子文与宋庆龄等一行离粤北上。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宋子文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成为决策人物之一。

宁汉分裂后，宋子文于1927年3月27日被武汉政府派赴南京，一方面“劝阻蒋的分裂”；一方面设法控制江浙财团。3月29日，宋抵达上海，立即设立了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着手接收江浙财政事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另组政府，宋子文则游离其外，直至年末才与蒋同流。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后，宋子文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挂牌，宋子文任总裁及理事会主席，之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防会议委员、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行政院副院长等多项职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本兼各职。孙科下台后，宋子文于1932年1月30日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之后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提供浩大的军费用于“剿共”，造成两人矛盾趋于激化。加上亲日派对亲美的宋子文采取抵制态度，导致宋子文于1933年10月29日再次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均由孔祥熙接任。

辞职后，宋子文曾赴西北考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北的开发和建设。1934年5月31日，宋子文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将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1935年3月，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积极参与币制改革，但也造成官僚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抗战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宋子文公开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说：“即使上海和黄河以北均告不守，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抗战初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

1940年，宋子文以蒋介石的代表名义常驻美国，为蒋争取美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仍驻纽约。他频繁活动欧美各大国寻求支持和帮助。1944年2月，宋子文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12月4日，代理行政院院长仍兼外交部部长。

1945年4月7日，宋子文自重庆赴美国参加旧金山会议，并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5年5月，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宋子文于6月25日接任。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偕外交部次长胡世泽，蒋经国等十四人赴苏联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谈判。7月30日辞去外交部长兼职，专任行政院长。8月7日前往莫斯科参加第二阶段中苏谈判，在苏联保证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不给中共以任何援助的许诺下，宋子文作了一系列让步，于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5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内战时期：1946年，宋子文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重掌财政经济大权。但由于内战造成国统区通货膨胀情况恶化，宋子文开放黄金外汇市场，以大量抛售黄金吸引游资，反而引发黄金风潮，出现战后经济危机。政学系、CC系等利用新闻媒介掀起倒宋潮，宋子文被迫于1947年2月提出辞职并获准。5月11日，宋子文又被免去所兼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总处理事会副主席一职。

1947年4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宋再度被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9月20日，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正式赴广东就任。

主政广东期间，宋子文苦心经营警察队、保安队，还发动全省范围的对中共游击队的“全面扫荡、重点进攻”。1949年1月28日，中共公布“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最主要的内战罪犯名单，宋子文紧随蒋介石，排在第2位。

1949年1月20日，宋子文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次日，蒋介石下野，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主席。24日，宋子文夫妇坐飞机到香港。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5月16日，宋子文夫妇离开香港飞往巴黎。6月9日，宋子文偕夫人一同飞往美国纽约。

客死他乡：1950年初，宋子文接到蒋介石要他回台湾的急电。1950年2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他返回台湾，宋子文再次拒绝。1953年，蒋介石批准开除宋子文的国民党党籍。

1963年2月，宋子文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他在蒋氏夫妇在台北以北的别墅中住了几天。他同“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返美国后，宋子文向哈里曼详谈此行情况，似乎是在试探，看看美国是否改变了支持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态度。约瑟夫·艾尔索普对哈里曼说：“委员长和蒋夫人对子文深恶痛绝，请他去台湾，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善于分析美国政府的意图。”

退出政坛后，宋子文将大部分时间与经历都花在宋家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宋子文通常午餐以后散步一小时，不多的娱乐方式是与他的朋友一起打牌。宋子文非常疼爱外孙冯英祥。1960年1月4日，宋子文在旧金山给冯英祥的英文信件中这样写道，“亲爱的麦克：我现在旧金山，天天都在牵挂着你，不过我很快就会带着许多夏威夷的礼物回来。你喜欢寄给你的照片吗？上面有公公、阿婆、丽莎和其他人那张。吻你。”

1971年4月，宋子安去世以后两年，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再次去旧金山访亲会友。1971年4月25日当地时间晚上7时许，宋子文在旧金山琼斯大街1250号公寓用晚餐时，因进食导致窒息，突然摔倒，未送到医院便猝然逝世，享年77岁。

内政成就：

管理财政金融：1924年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后，为加强在广东金融界的地位，保证和提高中央银行钞券的信用，宋子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争取通过《取缔外币条例》、反对随意增发纸币、革命政权向中央银行借款必须有抵押品或切实担保，以及平息挤兑风潮等。在其积极努力下，中央银行业务有了长足发展，到1925年底该行月周转总额已达8500万元至1亿元，为年初的25倍。随着中央银行钞票信誉的提高，在一些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得到承认和流通。宋子文的工作成效，在当时的国民党人中可谓有口皆碑。

1928年，宋子文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为使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有大的好转，宋子文在争取关税自主、改革税制、建立国家预算、发行公债以及废两改元等方面提出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宋子文还特别坚持实现财政统一，并为此先后于1928年6月20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7月1日至10日在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上，宋子文反复强调统一财政的必要，提出“如财政无统一办法，凡事均不易进行”，统一财政乃“图治之本”。

1928年11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为了实现“金融一统”的目的，宋子文三权集于一身，先选择了向商业银行开刀。先后收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至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的“四行二局”金融格局。同时宋子文逐步实施金融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以增量带动存量。增量方面，根据《中央银行条例》确立央行纸币发行权，新开设银行一律无权发行纸币；存量方面，限制有发行权的银行，达不到要求则取消发行资格，这一改革成效显著。

国防建设及抗战：1930年冬天，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海州（今连云港）成立了税警总团，其目的在于编练一支训练有素的缉私警察部队，用于保护盐场和打击走私。为了控制部队，宋子文延揽了大批军事留美生充当团一级军事主官，包括大名鼎鼎的孙立人将军。在宋子文的锐意经营下，税警总团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武器装备精良，官兵素质高，兵员充足，先后参加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会战，都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41年底，税警总团第2、3、4团和直属队被改编为新38师，随即入缅作战，成就了日后新一军的辉煌。

1933年10月29日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后，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1934年4月22日，宋子文在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说：中国与国际的技术合作，决不为日本方面的无理反对而停止。此次考察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国外技术，加快西北的开发与建设。他强调说：“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6月22日，宋子文出席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九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尽管以上方案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但它引起了人们对西北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北的开发和建设。

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的身份赴北平、热河，筹措饷款，参与军事部署，鼓舞士气。

企业经营成就：1934年5月31日，在国际联盟官员英国人让·蒙内的支持下，宋子文发起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以协助并联合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它组织，扶持公私各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办理关于是项事业之投资及管理事务与信托公司之一切为业务范围”，同时将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建设银公司得以迅速发展。据统计，到1936年末，其资产已由1934年的1260万元增至3283.6万元，当年获利1914万元。

1935年4月，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实施了恢复总行制、加强业务考核、裁汰冗余人员、择优录取新人、严格检查制度等措施，对增强行员的素质和提高业务效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凭借宋子文在政界、实业界的特殊地位和严格的经营管理，中国银行业务不断发展。据1937年4月统计：中国银行存款较两年前增加2.12亿元，放款增加2.21亿元，汇款增加4.2亿元。

外交成就：

为抗战提供有利外交环境：宋子文是南京政权中对日态度上著名的强硬派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兼任该会副会长，负责对日交涉与处理。他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多次与美、英各国洽谈，谋求西方国家的调停。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宋子文以强硬的措词反复指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抵抗的决心。

1933年4月17日，宋子文奉命出访欧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近四个月里，他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相，表现了中国自强救国的决心；阐明了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塘沽协定》签署后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地位。这次出访，宋子文被世界舆论认为是国民党内英美派领袖。

1940年抗战期间，宋子文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1亿美元借款，之后又于1942年3月获5亿美元借款。6月2日，又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为中国无偿获得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宋子文的积极努力下，1942年美国对华租借额达1亿美元之多，是抗战开始后美国对华援助最多的一年。他还争取到500万英镑的英国平准基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频繁活动欧美各大国寻求支持和帮助，促使有关国家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后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无疑有益于中国的抗日事业。

提高中国国际地位：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荷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联合国家宣言》，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中国代表签字。《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这期间，宋子文开展的另一项重大活动是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根据蒋介石指令，宋子文就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与英美两国进行了艰苦谈判，于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废除了美、英两国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不包括英国对香港的特权）。在美、英的影响下，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也先后与中国签订了类似条约，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被废除了。中美、中英新约签订次日，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还喜形于色地说：“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新约之签订，无尚欣幸。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本人即切望能签订废止治外法权新约，于今果能如愿。”

1945年4月7日，宋子文参加联合国筹建大会，即旧金山会议。4月25日，宋子文作为首席代表，与顾维钧、胡适、吴贻芳、董必武等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27日，宋被选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主持了28日的第三次全体大会，并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期间，还被确定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正面评价：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的沙特爵士描述：“身材中等，强壮文雅，面带东方美，时而沉思，时而虎虎有生气，其一人具兼东西方之优点，为他人所罕有。”1944年12月18日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曾以宋子文作为封面人物，对其极尽赞美之词，甚至将他与美国开国时期首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相提并论。

负面评价：1940年6月，时任驻美大使胡适曾在日记中说：“我当初所以不愿政府派子文来，只是因为我知道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四年后，当宋子文出任代理行政院长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1942年1月4日，蒋介石日记：“子文对财政无自立方针，始终受英人之迷惑，不能脱离其羁绊，而且执迷不悟，殊可叹也！”1947年“黄金风潮”爆发，蒋介石对宋愈发不满，在日记中责骂宋子文“不学无术，败坏国是”。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先后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一系列檄文，指名道姓地攻击宋子文官商不分、公私不分。

数次遇刺：宋子文仕途上颇为顺利，没至中年就掌管着全国经济命脉，因此，也就成了反对派谋杀的对象。

最早一次是1927年3月。当时，宋子文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武汉租界的外国人反对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运动，收买、雇佣一批打手进行破坏捣乱。其中，一名白俄分子暗藏武器，私闯财政部，被发现后对他进行审问时，他自称要刺杀宋子文。

第二次是1931年7月23日，反蒋派为刺杀蒋介石、宋子文，找到了当时中国第一杀手、暗杀大王--王亚樵，为他提供20万元的价码。王亚樵利用宋子文经常往来于宁、沪之间的机会，策划在上海北火车站刺宋。王派人事先潜伏在南京，了解宋子文的行踪，然后用暗语及时电告上海。王接到暗语，连夜布置行动。7月23日晨，宋子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北火车站，下车不久，枪声突起，与宋穿相同衣服、手拿宋子文公文包的姓唐的秘书当场饮弹身亡，刺客误以为成功，迅速逃离现场。

第三次是1931年11月28日，坐落在南京北极阁附近的宋子文公馆起火，因抢救及时只烧掉两间房，宋子文避过了这场火灾。

第四次是同年12月12日上午，位于南京铁汤池的财政部又起火，不到一小时就烧毁五幢楼房，有人说纵火者的目标是冲着宋子文的，而宋当时却在上海。

第五次是1932年1月2日，宋子文在上海法租界的家中发现了一枚炸弹。

第六次是1933年8月间，宋子文访美回国途经日本横滨，一名法西斯分子曾企图在宋上岸时行凶，但未能得手。

贪腐传言：坊间传言，宋子文一度大发国难财，财产有7000万美元之巨，是“民国首富”。据一位美国记者披露，宋家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总积蓄已超过30亿美元。《大英百科全书》曾称宋子文为“世界首富”。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曾指出：“蒋介石的情报机构对官员都有监视，学界暂未发现有宋子文贪污情报的材料；蒋介石不喜欢宋子文，对宋的指责也只是不听话、狂妄自大，但没贪污这一条。”

在宋子文留下的文件中，有3份他用钢笔记载的个人资产统计，时间分别是1940年5月26日、1943年7月19日、1968年3月30日，其中1968年3月30日统计的宋名下的资产合计为1349299美元，夫人张乐怡名下的资产为1125986美元。

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纽约州政府曾组织过一个对他的经济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按这个财产数额来衡量，宋子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也算不上是巨富。

事实上，关于《宋家王朝》里提到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作者西格雷夫也在注释里说明，这条是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

蒋宋冲突：1933年8月，宋子文在美国获棉麦借款后回国，发现财政状况如此糟糕，对孔祥熙十分恼怒，对蒋介石更是极为生气。宋子文觉得“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他不甘心当一条狗，就急冲冲地去找蒋介石，想劝他应该首先抗日。蒋介石这边因为看过宋子文、张学良商量扩充财政部税警团事的密电，也对宋子文大为不满。正巧宋子文来谈抗日事情，劝蒋介石不要急于剿共。蒋介石正无好气，双方遂激烈争吵。蒋介石一气之下，挥起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这回真的不干了。10月28日，宋子文宣布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

宋子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新出山，但蒋介石与他的矛盾却依然存在着，他对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进展也颇不满意。《时代》报道说，1944年10月宋子文回到中国，他与蒋介石发生了直接冲突。《时代》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重庆官邸的茶几旁，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因外援太少而训斥了他的大舅子。于是两人争吵了起来。有消息说，争论到最后，委员长怒气冲冲地把茶几上的所有茶杯都摔到地上。

青岛历史上最盛大的葬礼——路祭倪桂珍：宋子文在青岛建别墅，主要为了他母亲倪桂珍居住,因倪桂珍身患癌症,身体虚弱，再加之上海大都市的嚣闹以及政治影响的烦恼不利于老人休养。因此，别墅建好后,宋子文于1931年6月上旬将母亲从上海接到青岛。但是，谁知老太太来到青岛之后，并没有解脱病痛的折磨，不久便病入膏肓。1931年7月23日14时40分,倪桂珍在青岛这座刚刚装修完毕的豪华别墅中病逝,享年62岁。宋庆龄在柏林得悉母亲病逝的消息，万分悲痛，彻夜未眠，泣不成声，即刻转道莫斯科回国。巧合的是，当天宋子文在上海火车站遇刺，险些丧命。宋子文经此刺杀之险，深感恐慌。本来他不想大操大办，可是，宋子文又是是个对母至孝之人，地位又如此显赫，焉有草草走过场之理？宋子文要将其母亲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并预定在8月18日宋母举行大出殡。

7月24日，宋子文打电话给沈鸿烈，让沈帮忙将其母亲的灵柩运至上海，沈鸿烈连口答应。他立即组织运送灵柩的船只，并亲自护灵前往上海。6月25日清晨8点，倪桂珍老太太入殓之后，灵枢由湛山一路2号宋子文别墅运至大港码头，一路之上，竟设有8处路祭。

路祭，就是在灵枢经过的路上，走一段路，进行一番祭奠。简单说是在马路上用木头，竹竿及竹席物品扎起一个祭棚，内摆一张供桌，供桌上设花案、挽联、花圈等，当灵枢及送葬的人们走到这里时，就进棚祭奠一番，然后再继续上路前行。

当时的青岛市市长胡若愚和东北舰队司令沈鸿烈分别以市政府和东北舰队的名义在中山路建了两个最大的路祭。其中，沈鸿烈所设路祭位于中山路南端的第四公园外(今中山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处)。他命令下属扎了一间又高又大的席棚，内有丧帐、花圈无数，多为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所送，书着“驾返瑶池”等悼词。路祭人员一律着素服，并配戴宽二半的黑纱，为倪桂珍戴孝。

送葬队伍以庞大的西洋乐队为先导，前有数十辆军用摩托车开路，在威严的护送灵柩仪仗队后面便是倪桂珍披着黄色帷帐的灵车，后面则是30余辆轿车紧紧相随，在这只送葬的队伍里，还有学生们组成的哭灵队，她们手持雪柳、胸佩雪白花朵，远远望去，一片雪白。

队伍来到第四公园门口，马路早已全部禁止通行。沈鸿烈臂戴黑色袖章、面色沉痛，亲率众人虔诚祭奠，死者家属便照规矩彬彬还礼。

灵车所经路线都有军队、警察和便衣保卫，沿街到处都是黑压压的围观人群，看热闹的市民只能站在警戒线以外，远远遥望，无法靠近，这便是发生在岛城最壮观的一次送葬仪式了。

沈鸿烈随灵柩一同到达上海后。1931年8月18日上午9时，宋家在上海万国公墓礼堂举行隆重祭礼，宋子文夫妇站在前列，第二排是宋霭龄和孔祥熙，然后是宋庆龄，最后是宋美龄和蒋介石,行祭礼时，宋家兄妹都泣不成声。

倪桂珍（1869年—1931年7月23日）：浙江余姚人。父亲倪韫山也是牧师，母亲姓徐，是中国最早皈依天主教的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17岁毕业于上海裨文女中，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留校任教员。1887年与宋嘉树结婚，先后生育6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初反对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承认这桩婚事，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作嫁妆。1925年4月12日出席上海市10万市民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1929年6月1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后与庆龄等返回上海。1931年7月23日在青岛逝世。庆龄从德国经苏联回国参加葬礼。

“宋家王朝”的余姚巾帼女杰倪桂珍：倪桂珍（1869--1931），浙江省余姚县倪家堰人，是清末民国之初余姚县最杰出的女性人物之一和贤妻良母。生有6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其丈夫宋嘉树，原名韩教正，海南文昌人，从小过继给舅父改姓宋，女婿孙中山（孙文）、蒋介石和孔祥熙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俗话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民国时期的“宋家王朝”奠基人宋耀如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奉献，造就“一代王朝”的成就，皆离不开他的爱妻倪桂珍的支持。在六十三年的风云岁月里，她的一生，早期经历了清未封建社会大厦折倾，在上辈影响下自小便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教徒；中期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推翻清朝两千多年的统治斗争，成为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杰；后期在民国创立时期，寄厚望于子女们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民主国家。

余姚基督世家的才女：她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几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是孙中山的岳母、宋庆龄的母亲；蒋介石的丈母娘，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倪桂珍的母亲倪徐氏，是我国最早皈依基督教的明朝大学士、《农政全书》的编著者、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后裔，史称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而父辈倪氏一族，亦为余姚士大夫望属，其祖先很早从安徽，迁居到浙江余姚县定居，形成倪家堰村落。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几乎每一代都有男人当了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改信基督教。同时，余姚地处浙东沿海，宗教影响渗透较早，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余姚县城区北城有不少天主教教徒，咸丰九年（1895）英国传教士岳斐和美国传教士蔺显理在城区传授基督教。倪家堰位于北城，她的父亲倪蕴山，深受家属影响从小在家庭虔诚信教，在城区传教士的影响和他信教母亲支持下，在青年时代赴上海天主堂任牧师，先后生下三女一子，倪桂清、倪桂珍、倪桂殊和倪锡庆。她在家中排行老二，4岁开始跟老师练习写字，尔后进私塾，8岁念小学，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升入上海斜桥白云观美国教会所办的培文女子高等中学，17岁毕业那年加入耶苏教，因而结识教士宋嘉树。她从小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懂英文，后曾在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从小在母亲的庇护下，胆大过人，处事不变，据倪家后人说：一次与其妹妹桂殊，在上海斜桥边玩耍，路遇牵狼狗带恶仆的小混混欲行非礼，厉声相对，相持间直到校警赶来，小混混才不得不赶紧溜走。同时，由于她的父母亲确曾鼓励和帮助她受到比同时代大多数妇女要来得多的教育原因，有自己主见，从小就敢作敢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当时盛行女子从小缠足的旧风俗时代，没有缠足，人称“大脚”，也因家庭由于信仰基督教有关，在她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写的生平事略中说，“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实业救国救民的实践：倪桂珍是参与辛亥革命胜利的功臣之一，1887年仲夏，十八岁的她与1876年刚从国外回来的二十一岁的宋嘉树，在上海三马路与泥桥之间的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婚礼，对当时余姚家乡盛行正统的中国婚俗来说，是一大挑战，是一个超时代习惯的新式婚礼，倪桂珍的结婚消息传到余姚，闭塞的乡人认为倪桂珍的结婚不是“大红花轿抬去的”，也没有三姑六婆的媒人撮合的礼俗程序，都感到不解和迷惘。而她从此，夫唱妇随，兴办实业，却演绎了一段中国近代商贸与政治结合的传奇。

婚后不久，倪桂珍回到余姚老家，偕同夫君，拜会了同乡的族邻。后与丈夫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在昆山一隅，她协同丈夫一边布道，一边经商，因布道团团长林乐知的处处刁难，又因群众不信洋教，教堂、学校屡建屡毁，两年后重回到上海，次年举家迁往川沙，赁屋在“内史第”，开始进行独立传教，深入社会，体察民情，先后在嘉定、太仓、上海多处建立学校、孩童乐园、施医诊所、创办工厂、从事教育和实业工作。组建了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为第一个代办外国烟草、纺织、面粉机械的商人。1904年，全家又迁回上海江湾，又开办了阜丰面粉公司、华美印书馆（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倪桂珍从中协助，当好内助主角。

　　倪桂珍与宋嘉树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在布道外，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活动，成为斗争活动的重要成员。先后在上海，秘密印刷大量宣传民主革命的“非法”读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暗杀。由于布道联系了一大批信教信徒，有广泛的社交和有口皆碑的好声誉，才处时时绝处逢生。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就住在她家里，从此宋家成了孙中山和革命者的避风港、联络点。她与丈夫一起冒着倾家荡产、满门抄斩的危险，在她的家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主主义的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联络总部，宋嘉树担任总司库，负责经济方面工作，她成为坚定的支持者，曾无数秘密救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革命党人去日本，在经济上不惜倾囊相助，抵押工厂、书馆，支持丈夫到美国向华侨募捐，资助一次次的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了下了汗马功劳。1912年元旦，后成为倪桂珍第二个女儿宋庆龄丈夫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夫宋嘉树负责筹建银行，并任全国铁路督办司库后，她在家打理宋家与社会各界联系的一切事务。1913年袁世凯篡权，全家流亡日本，直至1915年回到上海带钩桥。

埃尔默·特·克拉克著的《中国的蒋家》英文版一书中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还致力于慈善事业。” 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她与丈夫志同道合，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为一体，成为我国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对知识分子。

寄予子女民主从政的道路：“名门闺秀”倪桂珍的相貌和气质遗传给了她的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特别是“三姊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也承享了父亲的财富。在家庭她一直寄予他们的子女，希望他们能唤醒国人，立志成为林肯、华盛顿式的人物。当时，为三个女儿取名都带有“琳”，有崇敬林肯之意。如大女儿“霭龄”原名为“爱琳”，宋氏夫妇结识孙中山（孙文）后，所生儿子也要象孙文一样，故取名“子文”。为从小培养子女为国服务，作为家庭内当家，经常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幼儿读物，进行民主的启蒙教育，带领儿女合编《上海儿童报》，认真督促子女学好中文、英文，包括会话、演讲、打字、写毛笔字、油画、弹钢琴等。对儿女的学习成长，她从不溺爱，早早将子女送入寄宿学校，从小培养集体生活训练，后来都送美国求学，她的三个女儿都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校。

在教育子女中，她崇尚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把基督教义主张的受苦、忍让、宽容、博爱融纳之中，也在对待子女婚姻、支持子女从政，也是坚持博爱包容之心。特别是在对待女儿宋庆龄、宋美龄婚事上，更为突出。当时宋庆龄婚事，丈夫宋嘉树还在人世，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作为母亲是善良的，她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她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后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丈夫搭船追至日本拦阻，然生米已成熟饭。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孙宋婚姻也许大逆不道，但宋家和孙中山的革命伙伴终究还是谅解了他们，1918年丈夫宋嘉树积劳成疾患胃病逝世。而蒋与宋的结合，是在她丈夫已去世九年后的1927年，在宋美龄的婚姻上，倪桂珍给予坚持，当蒋介石去日本探视她，并正式提出求婚时候，她说我的女婿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基于这个承诺，蒋介石在婚后，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以后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一群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深刻地影响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在早期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更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

1982年《报刊文摘》中说：“宋庆龄发现她母亲照片，照片背后写有倪桂珍，浙江余姚人字样”。在《蒋介石家事、家信》、《宋庆龄传》、《宋家王朝》、《宋氏家族第一人》等书上和记载，或是1993年南京煦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事迹展览”中均说到：“宋庆龄的父亲是韩教准，海南文昌人，过继给舅父改姓宋，名嘉树，字耀如，娶余姚姑娘倪桂珍为妻”。

倪桂珍生于1869年，与宋嘉树所生的三男三女都是出类拨萃人物。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蒋、宋、孔都是她的儿子或女儿、女婿。1931年在青岛避暑时突然瘁死，年六十三岁，遗体安放在上海万国公蒋宋孔陈墓。

出身世家：倪桂珍（1869—1931），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人。1869年生于川沙镇中市街36-38号，因排行老三，故又名三姐。其父倪蕴山，是耶稣教的一名牧师。母亲是中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徐家世代为官，官称“文定公”，居住在现上海西南部的徐家汇，据说，“徐家汇就是以这个家庭命名，从字义上解释即‘徐家中心’”。

徐家汇后来划入法租界，教会的活动受到了租界当局的保护，由于这种历史与宗教的渊源，徐氏家族一直在租界范围有威望和影响。在以“三寸金莲”为美的年代，倪桂珍因裹脚反应大，发高烧，父母不忍心看着小女儿再受折磨而终止了这种摧残肢体的酷刑，由此她便有了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中非常罕见的天足。

倪蕴山受西方影响，思想开明，所以倪家的孩子不分男女都给受教育，他把自己子女都送入教会学校读书，不包办子女婚姻。倪桂珍幼年时在川沙读私塾，后随父去上海，就读于西门外白云观美国教会学校——稗文女子中学。该校的办校目的是“传播福音，开辟门路”，以宗教课为主，所以倪桂珍成了一名虔诚的耶稣教信徒。她的父母却是虔诚的基督徒，使她得以在较为开明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倪桂珍本人也是个奇特的女子，天资聪慧，5岁时便跟着家庭教师学写字，8岁入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创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读书，14岁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毕业。她数学成绩很好，还弹得一手好钢琴。

倪宋联姻：早年在美国鼓动宋嘉树逃离茶店自奔远大前程的那两个留学生牛尚周、温秉忠，回国后分别娶了倪家的大小姐倪桂清、二小姐倪桂姝为妻。他们与宋嘉树在上海不期而遇。望着老友孤独苦闷的样子，他们马上想到了已19岁尚待字闺中的妻妹倪桂珍，便主动地承担起月下老人的角色，为这对深受世俗偏见排斥的人走近对方积极地创造条件。

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样的女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简直是凤毛麟角。可在那个价值观、审美观被严重扭曲的社会，这些优良素质竟成了倪三小姐寻觅佳偶时的巨大障碍。而宋嘉树那传教士的怪异身份，和他那不中不西的样子，也使他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几乎陷于绝望。不过，这一切都在一个礼拜天的教堂里彻底地改变了。

这天，出于牛尚周、温秉忠的精心安排，宋嘉树陪着他们来到教堂。当他一眼看到在唱诗班中高歌赞美诗的倪桂珍时，他真切地感到了上帝对他的垂爱。眼前的姑娘是这样地朴实动人：乌黑平直的秀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梳着，整齐的刘海儿下是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温柔的目光中透着智慧和虔诚。鬓角上的一小串珍珠跳动着灵性的光芒。她并不美艳，却有着比美艳更吸引人的独特气质。在宋嘉树看来，能与这样的姑娘结为终身伴侣，是一个基督徒足以快慰平生的美事。

宋嘉树的求婚非常顺利。1887年仲夏他们举行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礼。先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了一个简朴的仪式，接下来是中国传统的结婚宴席。恐怕所有喝了高粱喜酒的来宾都不会想到，这个婚礼上的两位新人所组成的家庭会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给中国的政坛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

婚后，随夫住在昆山，成为宋嘉树所在教会——监理会的热心服务者。1889年春，其父倪蕴山去世，倪桂珍回川沙治丧，并继承其父在川沙开创的耶稣教事业。1890年，宋嘉树离开昆山，来到川沙，夫妻俩借助川沙城南门大街“内史第”沿街3间（今川沙镇南市街65-69号）居住，并此开设福音堂。每当礼拜天，宋氏即在城中牌楼桥闹市处布道演讲。

作为妻子和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公，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新婚燕尔，倪桂珍便体会到了传教士的清贫。宋嘉树的月薪不足15美元，寒冬来临时，倪桂珍连一条新围巾也舍不得买，日常的生活费用，也要靠她不断地抽取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才能维持收支平衡。由于月薪太低不能养家糊口，宋嘉树于1892年辞去了牧师职务，转而从事工商业。他在川沙办过家庭印刷所，还在家中织造毛巾，后又去上海办印刷所和面粉厂。

倪桂珍娘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宋嘉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在妻子这颗福星的照耀下，宋嘉树很快时来运转，成为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实业家。

虔诚信徒：作为基督徒，倪桂珍似乎比她的丈夫更虔诚，凡是在宗教信仰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事，她却不遗余力去做。在她丈夫以巨资捐助孙中山从事反清斗争的同时，倪桂珍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她的作为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朋友们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一生笃信祷告的力量，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宋美龄曾这样谈到她的母亲：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宋美龄：《祈祷的力量》，台湾《读者文摘》，1955年第7卷第4期）

生儿育女：1889年7月15日，倪桂珍在川沙市南市街的“内史第”内，为宋耀如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倪桂珍与丈夫宋耀如为她起名为霭龄。

1893年1月27日这一天，宋耀如夫妇的第二个女儿诞生了。宋耀如夫妇给她取名为庆龄。他们还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恩人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自己的知己好友罗莎蒙德·里考德。

1894年12月4日，倪桂珍为宋耀如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宋子文，宋子文是倪桂珍在上海教会医院（同仁医院）分娩的。倪桂珍生下儿子宋子文后不到一个星期，考虑到宋耀如正忙于工厂的筹建与进口面粉机的安装，她让宋耀如把她与儿子宋子文一起接回浦东川沙家中休养。

1897年3月5日，宋耀如的第三个女儿宋美龄又在上海仁济医院出生了。分娩后不到一周，倪桂珍仍坚持要把三女儿宋美龄带回浦东川沙镇的家中坐月子。

教子成材：倪桂珍一共为宋耀如生下了三男三女，其中五个孩子是宋家居住在浦东川沙镇“内史第”时降世的。宋家的子女个个都长得俊美壮健，天资聪明，但是兴趣与性格却各不相同。

倪桂珍视三双儿女为掌上明珠，并从小就开始向他们传授知识与教育其做人的道理。

1898年，倪桂珍还是决定把二女儿宋庆龄与大儿子宋子文，送到宋耀如借住“内史第”的街对门秀才诸文伯办的私塾中去读书。

1902年初春，倪桂珍请来了川沙城西孙小桥桥家弄的秀才顾元襄(又名顾佐尧)来川沙家中设馆，教授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三个孩子读书。

倪桂珍支持丈夫采用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但她也从不放弃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教育孩子。

倪桂珍是一位具有刚强意志的女性，她对自己丈夫的事业竭力支持，对家庭与对孩子们有着强烈责任感。她对儿女的们关心和照顾倾注着一位母亲的深深之爱，宋霭龄、宋庆龄与其弟妹们都经常说：“我们的母亲，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倪桂珍对6个子女都视为掌上明珠，细心照料，传授知识。倪桂珍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管教甚严，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倪桂珍却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一反“严父慈母”的习俗惯例，对子女始终严加管教，严禁孩子们做有失体统的事情，宋氏三姐妹始终盘着发，即是谨守母训———女孩永不剪发的典型例子；二是重视女孩的教育，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接受过西学的倪桂珍不相信封建的孔孟之道，她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她与丈夫共同决定要把子女都送到美国去读书。《宋氏家族》的作者埃米莉?哈恩说，宋夫人的“做法之所以与传统观念更加背道而驰，是因为她简直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她们的女儿们是首先被送出国的”。有如此先进思想的父母，实在是宋氏三姐妹的造化与幸福。宋耀如夫妇的“男女平等”思想及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更使他们的3个女儿感受至深。日后，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三姐妹皆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受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