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县路上的名人故居——王垿故居（陵县路25号）

陵县路上的名人故居——王垿故居（陵县路25号）

从老旧的宁波路拐到了陵县路，终于感到了阳光灿烂，一座座小楼从外观上来看起码没有宁波路的破败感......

陵县路25号，王垿故居。乍一看建筑外面丝毫不起眼，与老市区的老房子没有差别，且感觉这座建筑似乎开建时与旁边的房子就是相邻，而不是舍旁无邻。迎面进入大门还要再拾几层台阶穿过内部门洞才能进入院内，门洞口似乎过去是照壁，遮挡的门洞很阴暗。斑驳的墙壁裸露的墙砖尽显风霜苍凉。

1933年的冬天，76岁的王垿(xu，音“序”)在青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这位前清的法部侍郎在庚子国难期间曾忠心耿耿地追随逃难的慈禧与光绪。王朝最后的几年里，他亲自审判过革命党人汪精卫。而作为一名书法家，他亦是名声赫赫，当时的京城流传着“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的说法。辛亥革命后，他迁居青岛，自号“寄叟”，并在此生活了20多年。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选择了作诗、写字和饮酒，在青岛顺兴楼里搞着自己的生日“耆(qi，音“奇”)年会”，如今他位于陵县路的老宅早已住上了别人，但那些往事却随着他的诗歌和书法作品流传至今。

　　辛亥革命之后，王垿带着家人来到青岛，开始是住在宁阳路，后来来青岛的遗老都在那住，老百姓把那叫"赃官巷"，于是他就不愿意在那住。不久在陵县路买地，请德国设计师盖起来了房子。房子是二层楼，正面一层楼有两个门，二层中间有个阳台，看起来像"品"字。二层加"品"，就是二品官的意思。当时陵县路一带地势空旷，舍旁无邻，西望渔帆照影，海天一色；东顾则层峦叠嶂，满目青翠。王垿每登临四顾，则思念故里，感自身如寄他乡，遂名其居为"寄庐"，自号"寄叟"，又因此处与莱阳八景之一的"望石游春"相似，故又自号"望石山樵"。

　　初到青岛之时，逊清遗老们想法各异，有的想支持溥仪复辟，有的想投靠袁世凯当官，他们都想拉拢王垿。王垿虽知道复辟无望，但又厌恶袁世凯的奸诈，因此对两方都予以了回绝。不久，他在青岛遇到了当年和自己一起护送慈禧西行的陕西巡抚升允，说及往事，王垿赠予他一首诗表达心意：“夕阳好景在榆桑，一任白驹过隙忙。巢许旷怀嫌地窄，羲皇高卧趁风凉。昨宵宿酒今犹醉，前日新诗早已亡。莫笑痴顽无个事，幽斋独做静焚香。”

介绍王垿生平：

王垿（1857－1933），书法家。字爵生、觉生，号杏村、杏坊，晚号昌阳寄叟。山东莱阳蚬子湾王氏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授检讨，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因他在1894年大考翰詹时得第二名，一年后转左春坊左赞善，以后又升为右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1900年7月，八国联军进逼通州，其护驾西行。至西安，遂升国子监祭酒，1901年冬慈禧返京，清廷赏护行人员，王垿被赏戴花翎。1903年授河南学政，督学河南兼授翰林院学士，后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907年又署法部右侍郎兼实录馆副总裁，为光绪写《实录》。辛亥革命后，1912年王垿欲回莱阳，因天津兵变，路途受阻，又闻莱阳也哗变，遂至青岛定居，因思念故里，遂将居所称为“寄庐”。曾撰写《王隐居传》《张太守允抢传》，著有《墨香斋诗文集》，1933年12月病逝于青岛。

王垿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知识的熏陶。其父王兰升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兄王塾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后授检讨，任广西桂林知府。在胶东王氏家族有“一门三翰林，父子九登科”的赞誉，备受书香门第羡慕，在民间传颂至今。王垿有扎实的书法功底，少年曾得父授，勤习隶、行、楷书。在京又拜同乡光绪二年状元曹鸿勋为师，入室学习书法。王垿是清末创新派之一，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汉隶及魏、晋、唐之名碑、帖融会贯通，终于形成雅俗共赏、形体长方的正行书，亦称“垿体”。

王垿，村乡党称其为“二翰林”以区别于兄，族堂号为“敦睦堂”，目前蚬子湾有四大支系，与垿不是同一支系。垿系庶出，母不详，兰升侍姬，怀孕后为主母遣，后垿生，及长，垿始归宗，受教于家塾，后成名，居住于莱阳城里大寺街，时大寺街皆乡仕宦，族有孀妇某氏为伯所卖，夜去莱城告诉垿，垿即令人捕，孀妇伯即去关东，终生不敢返乡矣。

无奈的政治家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社会较为动荡，天津、青岛这些外国人的租界便成为逊清遗老们躲避战乱、颐养天年的好去处。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去了天津，王垿也早早来到了青岛。除了王垿之外，军机大臣吴郁生、恭亲王溥伟、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长刘廷琛、变法失败的康有为等也都先后定居青岛。与那些逊清遗老不同的是，定居青岛后的王垿从不过问政事，甚至顶住压力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作为一名富有远见卓是的政治人物，王垿的内心是矛盾的，既有对清朝灭亡的惋惜与无奈，也隐约预见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终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因此，他整日纵情于山水、寓乐于书法。这体现出一个整治家的智慧与无奈。

杰出的书法家

　　“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这是清末京城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垿”当然是指王垿，“谭”便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王垿不仅是官居二品的朝中大员、“山东京官领袖”，更是名动朝野的书法家。王垿的书法，和谭鑫培的唱腔一样，当时非常流行，受人追捧。

　　王垿自幼学习书法，功底扎实，隶、行、楷书俱佳，尤其擅长行楷。入京后，他又得到著名书法家、光绪二年状元曹鸿勋的指导，成为其入室弟子。王垿酷爱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的作品，临习不辍，后又兼学颜(真卿)、柳(公权)等，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结构严谨，挺拔秀美，平整中寓险奇，圆润里见清劲，时人赞之为“垿体”。

　　王垿的书法契合当时的审美情趣，雅俗共赏，广受欢迎。加之王垿官高爵显，有名人效应，求字者纷至沓来，遂成就“有匾皆书垿”的盛况。京城的银号、钱庄、酒楼、茶馆、绸缎布店、洋广杂货，所挂的牌匾、对联多出自王垿之手，众商家对王垿的字可谓趋之若鹜：北京西单天源酱园有四幅条屏“天高地厚千年业，源远流长万载基，酱佐盐梅调鼎鼐，园临长安胜蓬莱”就是王垿写的，可惜被毁；老北京的绸缎庄瑞蚨祥、天津绸缎庄谦祥益的匾牌，也都出自王垿笔下。

定居青岛后，王垿不闻政事整日研习书法，求书者更多，而王垿此时已无官在身，加之生计所需，所以有求必应，这也是王垿书法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原因，所书匾额远胜于在京为官之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岛城商家有求书匾额者，王垿无不欣然应之，故青岛商号之牌匾多出自他的手笔。王垿后人王衍彬回忆说：“姑母王世棽曾讲，曾祖父每晨5时必起，至家人早饭时，所写对联匾额，已墨迹淋漓，悬满室中。”其中“瑞蚨祥”、“谦祥益”两块名匾今犹在；高密路上的“泉祥茶庄”和两侧长联，堪称杰作；海泊路的“洪兴德绸缎庄”、芝罘路的“裕长酱园”、博山路的“天德塘”，还有聚福楼、春和楼等处的匾额和两侧的长联，均出其手；各具特色。1923年青岛李沧于家下河建成的仙姑塔，也留下王垿的“贞闺仙迹”和碑文。王垿在崂山的刻石众多，其中“明霞洞”和天后宫“有求必应”两块匾额尚存。

高产的诗人

　　不只是个勤奋的书法家，王垿晚年还化身成为高产诗人。按照其后人的整理总结下来，仅1920年至1926年6年中便有3519首诗作，赞美青岛的就超过二百首，实在称得上高产。新编《崂山志》记有其《游崂山》：“梦想二崂知几秋，今朝却喜得重游；登高拟借天为笠，狂饮欲将海作瓯。”五律《登巨峰绝顶》：“万峰齐俯首，策杖入隆崇；海阔连天碧，霞明著地红。二崂低若阜，九水曲如弓；到此诗情远，何须蹑华嵩。”此诗如同身临其境。《海滨晚眺》：“小楼俯远海，林薄夕烟中；鹭点涛头白，鸦翻树梢红。余霞恋落日，暮霭逐归风；瞑色忽开霁，窗虚月在东。”海上渔家生活井然。这类诗作有《崂山杂咏》171首，《青岛杂咏》30首。对青岛对崂山之赞美和热爱见诸笔端。这些真可谓宣传青岛的诗篇，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市井风情，十分珍贵，他写道：“峻宇雕墙绕四围，绿窗红瓦间翚飞。台东镇接台西镇，比户灯光电气辉。”“行行琴树夹长街，举世争呼德国槐。花自可餐枝太密，年年剪伐作烧柴。”“汇泉村景绿森森，深谷高陵总树林。樗栎轮囷难用世，空思焦尾遇知音。”

　　生平简朴，乐善好施

王垿生平简朴，但为善最乐。他来青岛后捐款修建了齐燕会馆，又在无棣路建房成立了莱阳同乡会。凡有莱阳同乡来青谋生，他一律救济帮助，甚至安排住在自己家中。当时齐燕会馆面积狭小，而王垿家对面有一块空地，本来是德国人想搬迁天后宫之用。后来德国战败，这块地皮就闲置了，于是齐燕会馆便用此建了新馆并在其中扩建了戏楼。王垿不仅为此捐款，还题写了楹联。当年的“齐燕会馆”旧址即为现在陵县路的海军招待所，前清学部侍郎刘廷琛还曾为“齐燕会馆”题词：“齐鲁为礼义，文物所宗，谁使海邦同被化；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来田岛问英雄。”可惜齐燕会馆一直不如“三江会馆”红火，王垿十分遗憾。

　　朋友们回忆王垿时，说他体伟声洪，每与宾客谈笑，其声清越，户外可闻。从1912年来到青岛，到1933年12月病逝，王垿晚年在青岛居住了20多年。封建王朝，名臣故去由帝王赐谥号，王垿过世时，虽然已经是国民政府时期，但他内心一直以清臣自居，于是桑梓父老共议，谥号为“文贞”。1934年春归葬莱阳，碑题“一代完人”。

父子三翰林，获赐“清标玉彻”

1858年，王垿生于山东莱阳一个普通家庭，家中世代教书，并不富裕。在他16岁时，父亲王兰升考中功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这个家族的命运也随之改变。父亲去世后，王垿和哥哥王塾先后中了进士，入翰林院任职，一时间，“一门三翰林”的故事成为当地的佳话。

　　王垿在北京做官初期，平顺无奇，作为翰林院的侍讲，他并无实权。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避难逃往西安，随行人员仅几十人。王垿得知消息后，对妻子李氏说：“我虽官职卑微，但受国恩不可不报，家里的孩子就交给你了。”然后自己借了一匹小马，连夜出发“扈从圣驾”。到达西安后，因其忠心可鉴，王垿被升为国子监祭酒。第二年，慈禧回京后又大赏随行的功臣，特意把王垿由四品官升为三品。之后的数年内，他平步青云，先后被任命河南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务，最终成了一位二品大员。

　　王垿的一生做的大多是纯“文”官，然而最终他被任命为法部(清末改刑部为法部)右侍郎，这期间他曾参审判一起当时重要的社会大案。据王垿的重孙女王纹介绍，1910年3月，当时的同盟会成员汪精卫带着炸弹潜入北京，准备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然而事情却提前败露，汪精卫被捕。在等待审判期间，汪精卫还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当时负责审问汪精卫的是肃亲王善耆以及时任法部侍郎的王垿，善耆是晚清的改革派，王垿也读过汪精卫的文章，他俩都认为汪精卫是人才，希望日后其能为大清所用，因此有意保释汪精卫。加上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摄政王载沣考虑时局影响，汪精卫最后被特释。当然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当年敢于“引刀成一快”的少年，会在30年后投奔日本人做了汉奸。

　　即便是在清帝退位后，王垿对清廷的忠心依旧不改，1922年，溥仪举办大婚，已经避居青岛的王垿还专门送去了厚礼，并上表祝贺。事后，溥仪回赐了王垿匾额，上书“清标玉彻”。

　　青岛二十年，最爱顺兴楼

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垿也是青岛餐饮界的先辈，老青岛“三大楼”中的顺兴楼与聚福楼，他都是大股东。

　　早期的青岛，德国人开的大饭店和日本人开的料理店很多，但是唯独缺少中国餐饮的名店。当过晚清礼部侍郎的王垿来到青岛后，发现虽然酒肆随处可见，但想找间跟自己在京城经常光顾的同规模的酒楼却很难，为此他十分苦恼。有一天，王垿无意间走进一家小街上的小门头，尝了几道菜却发现口味纯正，而且很像京中鲁菜名店鸿兴楼的菜肴。王垿连忙请出饭店主人询问，原来厨师真的曾在北京鸿兴楼干过。王垿认为此人厨艺甚好，在青岛少有，在这家小店工作实在屈才，于是出资帮他在热闹的北京路、谦祥益绸布店的旁边开了一家鲁菜饭店，取名顺兴楼。

　　有了王垿的筹谋，顺兴楼成为当时青岛少有的高雅酒楼。每当有人向王垿求墨宝，则要在顺兴楼摆酒请客他才答应，久而久之借着王垿的名气和美味的菜肴，顺兴楼在青岛的名气也渐渐打响。据老一辈青岛人回忆，顺兴楼的经营方式是包办整桌酒席，不卖零座。店堂内设有雅座，陈设桌椅；店内墙壁悬挂名人字画，供人欣赏。所备餐具有两套，一般高级的酒席是细瓷器具，上等酒席则筷、勺、盘等均为银质。

　　当时王垿学宋代的文彦博，在青岛也组织了一个“耆年会”，亦称生日会，参加者多为在青岛的遗老，以及当时青岛商界中胶东籍的头面人物。耆年会把每位成员的生日一一列出，到谁的寿诞，耆年会的成员就会聚在一起饮宴庆祝，而酒宴的地点就在顺兴楼。耆年会把成员的生日时间交给顺兴楼，顺兴楼便按时事前分送请帖，不用过生日者自己操办。王垿曾为耆年会成员每人撰写一篇《赞》，就其人的才能、性格、体质等特征，概括赞誉一番，并亲笔书写成幅，赠送每一位成员。当时有25人在顺兴楼定期举行生日会，很有名气，但这25人名单至今不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一批学者云集岛城，他们慕王垿主持的顺兴楼是文人雅士聚集之地，也把这里当作聚会首选，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儒等人几乎每周都要在此聚会。顺兴楼的名肴“爆双脆”、

“锅烧鸡”、“氽西施舌”、“珍品乌鱼蛋”、“黄鱼水饺”等，都是让梁实秋直到晚年都念念不忘的美食。

　　王垿在即墨路上有一处房产，杨清寰认为即墨路一带是客商聚集的地方，适合开家饭店，于是去找王垿商量，王垿就以地产入股，与人合开了聚福楼饭店。该楼创建于1924年，由原系山东福山吴子玉、高学曾租用清末遗老王序在即墨路12号的楼房，开办了“聚福楼”，寓意为“聚大福大贵于此楼”。所聘厨师系烹饪之乡福山县的高手，菜肴选料讲究，厨师刀工精湛，以烹制鱼翅、海参、燕窝等见长，还有红烧加吉鱼、椒油菠菜、奶汤菜花、西施舌等胶东口味菜肴，极为诱人。聚福楼的高汤极为有名，在整桌酒席上一般只用高汤而少用其它调味品。1943年因烟头引起失火，迁至现址台东西二路，原系东镇豪绅经营的东升饭馆，因其已歇业年余，聚福楼经营者便租下铺面，开设了聚福楼东记。当年即墨路新楼落成，东、西两号同时营业。1949年后西号停业改作居民住宅，东号继续经营，同时易名为“台东饭店”。当年聚福楼在经营中一贯采用赊帐方式招揽顾客，对附近商家住户送菜上门，有时还派厨师带烹饪器具外出服务，这些方便顾客的做法赢得聚福楼生意兴隆；在内部注意精简人员，除经理、总厨师外，只设内外会计各一人，因而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聚福楼的鼎盛时期。聚福楼的杨清寰经理不仅请来了名厨，还请青岛的遗老文士们写字、作画，装裱后布置在各个单间，成为青岛政界人士饮宴的首选地点。

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顺兴楼、聚福楼和春和楼并称青岛中餐业的“三大名楼”，而这其中的两楼都与王垿有关。

陵县路街景：

早期的青岛，青岛区的街道皆以德国的人名、地名来命名，而鲍岛区的街道则以中国的地名，尤以山东的地名命名，如潍县街、博山街等。但是，在大港码头附近的几条街却是外国路名，如通往大港的一条马路叫披萨·维廉街（亦译维礼街、维廉斯街），日占时期叫若叶町，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时改叫陵县路。实际上，陵县路与聊城路（拉萨雷街）是相衔接的，如同一条街。1914年底，聊城路两侧成为日本人居住区，陵县路也得到日本人的“垂青”。陵县路上的日本单位，有从事土木建筑的三和组、东映烟厂、富信公司、长谷川运输公司、泉商会、蛭子组的商事部和运输店以及沼田小儿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