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路上的名人故居——蔡元培故居（平原路12号）

平原路上的名人故居——蔡元培故居（平原路12号）

       平原路12号，蔡元培来青岛曾经借助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大杂院，住户很多，杂乱破败。不过，在参观过福山支路14号，蔡先生在青岛的另一处借住地后，我早已没有一点儿吃惊的感觉了。

       蔡元培对青岛的贡献，除了教育以外，就是支持海洋事业和青岛观象台的发展。《蔡元培年谱长编》里面详细记载了他的一些来往函件，其中关于各种经费困难需要支持的“要钱信 ”占据了他关于青岛函件的大半以上。他对青岛的钟情，让他到处筹办经费，为当事者解燃眉之急。然而，纵观蔡元培的一生，他却连“家徒四壁”都算不上，因为他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家”，因而有“无壳蜗牛”的美誉，但听来让人心酸。他几次来青岛都是租房住，后来友人、弟子们准备出钱为其建造一座房屋，最终因战事而未能如愿。1940年，先生在香港去世时，夫人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蔡元培在青岛

　　1940年3月5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这是孔子之寿,不仅仅是巧合。他的遗言中有“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的话。蔡元培一生清廉,晚景清贫,“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

　　蔡元培逝世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教育部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称蔡元培是20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的新圣人,可谓实至名归。
　　蔡元培提倡民权与女权,树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时代之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蔡元培,都可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通道。蔡元培嘉惠青岛良多,我们不妨观察他在青岛的言行,感受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钩沉他在青岛的点滴时光。他多次到青岛度假,挣脱俗务,置身山海之间,在短暂的浮生闲情中,一言一行虽小,但可见其性情和境界。

　　蔡元培的三次转型
　　蔡元培与《苏报》案爆发避走青岛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观察蔡元培的人生道路,会发现有三次转型,每一次转型都引发了历史潮流。可以这么说,蔡元培是清末民初的先知先觉者,时势使然,造就了他早年的传奇经历,而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与青岛发生了联系。
　　蔡元培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蒋维乔在《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中写到他靠科举获得功名:“为文奇古博雅,声名藉盛。乙丑举于乡。壬辰以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蔡元培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影响,除读中国古书之外,广泛涉猎西学书报,开始由一名封建翰林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有感清廷腐败,毅然弃官回乡,就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走教育救国之路。
　　20世纪初,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同时,还带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社员借上海张园举行演说会,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并为《苏报》撰写文章,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在一起办公,这两者是传播新学、提倡民权的大本营,《苏报》则是宣传反清革命的舆论阵地。吴江柳亚子、嘉兴敖梦姜、广西马君武、四川邹容以及《苏报》陈梦坡(陈范)等人,与蔡元培一起推动了反清排满、爱国革命的新潮。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逐满歌》激荡人心,邹容《革命军》的出版,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清廷上下一片恐慌。1903年6月29日,蔡元培在《苏报》案爆发前得到消息,为避风头,来到青岛,陈梦坡走日本,章太炎被捕,邹容自首,吴稚晖脱逃。
　　蔡元培为何选择来青岛躲避《苏报》案风潮?一方面青岛时为德国的租借地,比较安全;另一方面,蔡元培来青岛学习德语,为留学德国做准备。
　　蔡元培在青岛学德语期间,还进行学术研究,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由日文译出德国哲学家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售于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蔡元培第一次到青岛,不到两个月就返回了上海。
　　《苏报》案爆发后的1904年,蔡元培又有了一次转变,从以教育、新闻开启民智的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转型为主张暗杀的激进革命家。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他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光复会,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蔡元培承担了上海暗杀团的组织接待工作,其他成员从日本陆续来沪,均由他接待。蔡元培说:“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药法于某日人,立互相监察之例,甚严……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
　　光复会从事暗杀活动,组织严密。同盟会不仅给予人才和器械的支持,对光复会的暗杀活动也给予指导。据蔡元培自写年谱可知,新会员加盟,要写一纸“黄帝神位”的横幅,供在上方,杀鸡,取其血,滴于酒中,跪而宣誓,并饮鸡血酒。另据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和草创的光复会》一文可知,起草的光复会章程类似间谍传递情报的方法:“用氯化钴液誊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有墨笔抄写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暗杀成员之间通讯多用暗语,成员各有代号。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根据这些想法,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说:“我配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为了早日研制出威力大、体积小的炸药,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理想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等人还制造炸弹,但跑遍上海的五金店,也没有找到可以代为制造精良的弹壳者。光复会的另一位组织者陶成章翻译催眠术,蔡元培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据说此术亦可用作暗杀工具”。
　　另据陈独秀的回忆,他也参加了上海暗杀团,在上海学习暗杀手段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陈独秀几乎天天与蔡元培在实验室里学习制造炸药,两人常常聚谈,相处亲密、融洽。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实验室练习、聚谈。”
　　暗杀团成员吴樾,著有《暗杀时代》一文,“该文的威力不亚于另一颗更大的炸弹,它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专制独裁者的肉体”,令清廷心惊肉跳。1904年,吴樾两度谋刺陆军部尚书铁良未遂。当时清廷为缓和革命空气,宣布预备立宪,1905年9月,派载泽、瑞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在前门车站登车,吴樾暗藏炸弹尾随登车,因车身震动,他未及投掷炸弹,就爆炸了,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轻伤,而吴樾以身殉国。孙中山赞其“浩气长存”,这位在今天看来无异于“恐怖分子”的暗杀者,时年二十六岁。为吴樾提供炸弹的杨笃生,是蔡元培暗杀团的成员,他痛恨制造炸弹技艺不精,出国留学英伦,研究物理学。他想在武器制造方面有所突破,彻夜补习,脑力不济,因而患有剧烈的头痛症,有心回国杀一二满人,以求死刑,未果。最终于1911年8月5日蹈海而死。蔡元培称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各地革命情绪高涨之时,蔡元培将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的活动停止。自1907年7月起,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四年,努力探究西方文化,从革命家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界一位学贯中西、熔冶中外新旧于一炉的大师。民国初肇,蔡元培任教育部部长;1916年12月长北京大学,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延揽了大批新人,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使北大气象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是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提出来的。北伐成功之后,蔡元培出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在此任期内,他多次来青岛,泽被青岛文化、科教良多。

　　蔡元培与“子见南子”案　　
　　1929年夏天,原在济南的山东大学因为“五三济南”惨案停办后,山东省教育厅开始着手国立山东大学的筹建工作。
　　1929年6月3日,蔡元培偕眷来到青岛,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楼。他对青岛的环境非常熟悉,力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乃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边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筹备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报请教育部批准,并由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向行政院提出筹办国立山东大学的议案。
　　1929年6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的议案。
　　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照办”。青岛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就这样诞生了。说起来,正是蔡元培、蒋梦麟的提议,山东大学为青岛带来深厚的文化底蕴。
　　6月13日,教育部另行函聘蔡元培、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杨振声、傅斯年、袁家普等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委员,并推定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7月2日,国立青岛大学接受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工作结束。
　　经蔡元培举荐,1930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任命杨振声为青岛大学校长,杨6月25日到青岛,9月21日宣誓就职,大学同时成立,同日筹委会结束。学校确定以原德国兵营作为校舍,蔡元培为国立青岛大学题写了校名,制成木牌挂在校门口。后来蔡元培还为青岛市立中学题写了校名。
　　1929年,山东教育界除了筹办国立青岛大学,还发生一件大事――“子见南子”案,这两件大事的交集之处集中在蔡元培与何思源这一对北大师生的身上。
　　为了清晰呈现“子见南子”案,我们不妨厘清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
　　《子见南子》一剧,是林语堂依据《论语》、《史记》记载,于1928年10月创作的“独幕悲喜剧”。里面的南子,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辩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此剧本发表后,经过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公开演出,引起极大的风波,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以至政界引起一场短兵相接的思想大交锋。这场风波将何思源推到了风口浪尖。
　　先是曲阜的孔子后裔恼羞成怒。以“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越级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师校长及学生会“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蒋介石,同时向曲阜县政府指控二师进步学生。
　　 7月中旬,身陷“子见南子”案风波中心的何思源,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封建势力的两面压迫,有进退维谷之感,他借筹办青岛大学之机,邀请其师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应付蒋介石之策。蔡、蒋二人路过济南时,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至青岛后,经过商议,蔡元培对何思源正式表态:“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抵制,决不让步。”何思源得蔡、蒋二位师长的支持和鼓励,对“子见南子”案继续采取抵制态度。
　　后来,在蒋介石要求“严究”的巨大压力下,何思源也做出了一定妥协。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突然发布了一二○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9月9日,学生会会长刘位钧和王宗佩又被开除学籍。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平息下来。
　　“子见南子”案的几名主要角色,和青岛发生了一些联系。1930年春,何思源又任命宋还吾为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校长,据当时在校读书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回忆,宋还吾带了很多从北大、北师大毕业有学识有新思想的教师任教,胶济铁路中学新风气由此而开。主持公演了话剧《子见南子》的进步学生刘子蘅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他因学业优异,见解独到,深受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后致力于经学和诸子研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因生活俭朴,被誉为“布衣大师”。
　　晚年何思源回忆“子见南子”案时说:“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势力过大,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
　　“子见南子”案实质是思想文化界的一次交锋,何思源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动势力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扑。”20世纪3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推行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由此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文化逆流。面对这一思想浊流,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文化人物,均对此抵制并批判。1934年9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一百一十七号发表的《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举措,进行辛辣的批评和讽刺:“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恢复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典礼,很匆遽地颁布了礼节的规定。八月二十七日,全国都奉命举行了这个孔诞纪念的大典。”胡适认为,尊孔复古并不能增强“国民精神上之人格,民族的自信”,强调说:“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有成功的。”谈到近二三十年的领袖人物,他举出了九人为“新圣贤”,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胡适所提倡的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倡导民主与法治等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方面,蔡元培、胡适与何思源等北大师生,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从蔡元培在青岛努力营救被捕的学者范文澜可以看出来。

　　在青岛营救范文澜
　　1934年7月,蔡元培本打算偕家人去庐山牯岭避暑,在庐山避暑的张元济代他寻觅房舍,但蔡元培没有去庐山,因为“小女体弱,不胜旅途劳顿”。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他向张元济表示感谢,说明情况,并提到“下月或可为青岛之游”。
　　是年8月28日,蔡元培和夫人周峻(养浩)偕长女�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从上海乘普安轮到青岛。次日下午2时,蔡元培一家抵达青岛,来轮渡码头迎接的有蔡元培的表兄刘梅宅、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右沧)、来青岛避暑的学者赵元任和李济、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俞珊夫妇,还有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派来的市长代表。蔡元培一家暂时住在观海一路刘宅。蔡元培在表兄的府上刚安顿下来,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以及赵元任、杨步伟夫妇等一一来访。这天晚上,刘梅宅摆晚宴,为蔡元培一家接风洗尘。
　　这一次,蔡元培在青岛居住了两个多月,至11月10日,返回上海。
　　蔡元培在青岛期间,利用他在全国的影响力,全力营救历史学家范文澜。范文澜是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1917年范文澜北大毕业,任蔡元培私人秘书。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参加“互济会”,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北平宪兵队以“共党嫌疑”将其逮捕,被押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与范文澜同案被捕的还有台静农。1934年9月10日,蔡元培接到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郑奠四人营救范文澜的公函,立即写了一封快信给汪精卫。
　　据蔡元培1934年的日记,10月9日他又接到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等人从北平发来的信函,告诉蔡元培国民党党部所报告的范文澜案有不符合事实处。当日,许寿裳还电告蔡元培,请他促使南京方面将范文澜案交付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审理。10月11日,蔡元培致电汪精卫:
　　南京行政院汪院长鉴:范文澜案尚可疑,务请法院办理。

　　蔡元培发给汪精卫的电文,用便条纸,以毛笔书写,注明由青岛“福山支路十四号蔡公馆”发。这张电文传达出一个信息,蔡元培客居青岛时,不仅在平原路十二号有住所,福山支路,毗邻宋春舫的褐木庐藏书楼也有一住处。
　　在发给汪精卫电文的同时,蔡元培又写一封信函给汪精卫,并附上许寿裳等人的信函。后经蔡元培、许寿裳、马裕藻、沈兼士、郑奠等知名人士竭力营救,范文澜于1935年1月获释。
　　范文澜被捕期间,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学院买书。陈立夫听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经蔡元培等营救出来后,对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家驹说:“这‘腐化’得太不够了。” 范文澜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解燃眉之急支持海洋事业，频索经费
       蔡元培来青岛，不仅仅是出于对青岛城市的热爱，还有他的一腔发展教育和海洋事业的赤诚。出身于商人世家，蔡元培家庭的变故从11岁那年开始，因为父亲的病故，家道中落，母亲省吃俭用抚养子女，孝顺的蔡元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段穷困的经历也使他明白金钱的重要性，而且当别人有急用之需时，他往往能伸出援手。然而，事业的发展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办到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有实力、有权力的友人们。
       尤其是1934年与1935年两年间，蔡元培来青岛避暑，并非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会会老友，他还有任务在身：拓展人脉，以便于开展工作。比如，蔡元培来青期间多次会见胶济铁路管理局的领导人，就是有特殊背景的：该局系1928年国立青岛大学筹建时资助单位之一，且每年资助青岛大学一万两千元，一直信守承诺。可见其用心良苦。
       国立青岛大学建立之时，蔡元培就曾于1929年8月3日发函给吴稚晖，让他向宋子文开口要经费，言之恳切：“(国立青岛大学)其经费预算，年六十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二十四万，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六万，省政府因旧出各专门学校费本有二十八万，后即移作山东大学经费。减去四万，本无问题，唯中央应出之费，闻业与财政部宋部长商及，尚无确切答复。弟因研究院关系，未便再向要求，欲请先生向子文切实一言。如能请蒋主席对宋谆嘱，则尤善。”当年的11月30日，他还给时任青岛特别市长马福祥发函，索要被公安局保安队借用的校舍。不但关注国立青岛大学的发展，还为其保驾护航。
       在蔡元培发出的函件中，似乎每一任青岛市长都没有“幸免”，除了马福祥，1930年3月还给时任青岛特别市市长葛敬恩去信，要求给观象台增加经费，“执事提倡学术，如荷设法酌加经费，俾得积极进行，实为厚幸”。
       近日，记者来到了青岛水族馆采访，这是一座中国传统式的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起，斗拱彩绘，在欧式建筑中独树一帜。加上其地处鲁迅公园，风景优美，海浪轻拍，游人频频驻足留影。在水族馆内，立着一座雕像，神情严肃地注视着馆内发生的一切，他就是蔡元培。
       青岛的海洋事业发展中，水族馆的建立是重要的一环，蔡元培积极支持建立水族馆，并号召募捐，资金达到29800元，宋春舫一人就捐助了600块银元，被蔡元培大赞：“其当为吾国第一矣，比年我国多故，百事尽废，独此水族馆，得二三君子之努力，以底于成，于此可见事在人为”。尽管如此，建造如此宏大的工程岂是易事。资金总不凑手，只能四处“化缘”，市政府便是大头。于是，蔡元培又把目光转向了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在来青岛之前，他就曾给沈鸿烈提过建议，1932年4月20日，在水族馆开幕之前，他首先肯定了政府给予的赞助和每月200元的津贴。可是，宋春舫还是到蔡元培那里去哭穷，因为建筑费用短缺了五六千元，无奈之下，蔡元培提议在青岛万国体育会场加赛赛马，以增加收入，希望政府给免税。
       青岛水族馆运营之后，因为1936年2月青岛海滨研究所建造房屋，增加了经费，蔡元培又求沈鸿烈伸援手。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每次来青岛，蔡元培与沈鸿烈等人交往甚密明显是备足后手的，他所支持的科学、海洋等事业，需要他们的支持，所以他用自己的真性情，换来青岛的长足进步，其无私境界可见一斑。

　　北大师生为蔡元培祝寿献屋　　
　　1935年8月11日,蔡元培一家到青岛避暑,住在福山精舍(福山支路十四号蔡公馆)。这一次,蔡元培一家在青岛居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9月5日乘车离开青岛。
　　从1934年、1935年两次的青岛之行来看,蔡元培受到青岛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在青岛避暑期间,他多次去中山公园、青岛水族馆、崂山、丹山、李村农场等青岛名胜游览。蔡元培性格平易近人,不论对公对私,都坦诚相待,在青岛交游广泛。绍兴同乡会、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山东大学、北大青岛校友会等多次宴请蔡元培,宴请的地点多在青岛顺兴楼(鲁菜名店,梁实秋写过该酒楼的特色菜西施舌)、青岛咖啡、国际俱乐部(万国总会)。暑假期间,蔡元培在青岛,不仅有山大各位门生、朋友拜访,也会遇到在青岛休假的国内著名学者,如马寅初、叶企孙、杨振声等。蔡元培酒量颇大,每餐必饮酒少许,在青岛的日子,与朋友开怀畅饮,难得浮生片刻闲情,如游览崂山北九水,在一片清凉之中,久久不忍离去。
　　这一年,蔡元培年近七十岁,已是人生古稀之年,但一代学术泰斗,在国内仍无固定的居所,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他的书籍分散于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无集中储藏之地。他在上海是租房子住。他的一位学生曾说:一般人言家无积蓄为家徒四壁,但蔡元培先生连“徒四壁”的房子也没有。鉴于蔡元培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为教育、为文化、为学术辛苦一生,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1935年9月,主要以北大师生发起,由蔡元培先生的朋友、学生捐款集资,准备在青岛建造一所房屋,作为庆祝蔡元培先生七十寿辰的贺礼。
　　9月7日,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西林、赵畸(赵太侔)、罗家伦共同署名,写了一封祝寿献屋函。由胡适执笔,用白话文写就。
　　蔡元培接到这封信函后,心情很复杂,开始不同意这样做,坚决表示不愿接受。后鉴于学生及友人们的盛情,却之不恭,于1936年1月1日表示接受和感谢,写了《答谢祝寿献屋函》。其中写道: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很!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的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
　　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
　　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敬祝诸君子健康!

　　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蔡元培敬复

　　我们可以在蔡元培的回信中,感受到他的谦谦君子之风,既严于律己,又成人之美。献屋祝寿可谓民国尊师的佳话。但是,凝聚着诸位朋友和弟子美意的房屋,没有建造起来。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南京、上海均告沦陷,青岛再度沦陷于日军之爪。师生献屋之举,终于因国难当头而泡了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

       孑民堂泡汤落寞的“无壳蜗牛”
       不了解蔡元培的人可能不相信，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没有一处固定的寓所。蔡元培“门生故旧遍天下”，基本上每次来青都是借住。
       要说蔡元培一生没有购买房屋不确切，记者在曹建的《蔡孑民先生的风骨》中发现，他在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后，曾遵循夫人的意见在上海西郊愚园路购置了一座二层洋房。而且他还曾在女儿蔡威廉结婚时，资助女儿5000大洋，加上女婿的积蓄，在杭州西湖景区盖了一栋别墅(因产权问题过多，蔡元培的外孙女林徵明2010年将其以1000万元的价格卖掉)。但是，1937年，蔡元培就从愚园路迁出，女儿的别墅归林家所有，因而他最终还是一个无壳蜗牛。
       来到青岛，蔡元培曾经在私立青岛大学的校园里居住，随后住过汇泉饭店、观海一路10号表兄家，住得时间比较长的应该是福山支路14号(1934年)和平原路12号(1935年)。

       蔡元培为什么会没有自己的住所？据蔡元培之子蔡怀新撰文称，当年父亲月薪收入高出北大一级教授和后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每月合八百大洋，这在当时的北京，买房子是没问题的。然而，蔡元培的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学生们。他的社会兼职虽多，但多数兼职是挂职尽义务——有时还要捐款。因而，蔡元培一生都在租房。
       平原路12号是蔡元培最后一次来青的临时寓所。也正是因为他对青岛赞不绝口，加上已年仅七旬仍居无定所，大量藏书无处安放，北大的师生决定发起一场募捐活动，1935年9月7日，蒋梦麟、胡适、赵太侔、罗家伦等共同署名，写了一封祝寿献屋函：
       “孑民先生：……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人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各地的响应，已超过了我们当初的希望。”这封信出自胡适的手笔。蔡元培收到信件后，开始坚决不同意，后来因为盛情深厚，却之不恭，1936年1月1日表示接受。
        他们决定将房租建在青岛，据王森然在《蔡元培先生评传》中称：北大师生商定的结果是筑一经念堂，名曰：“孑民堂”，每股五十元，“在荣成路购地基一块，不数日已得二三万元，拟于翌年动工”。然而，1937年，抗战爆发，青岛陷入日军之手，献屋之举，最终未能实现。
       直到蔡元培1940年病逝于香港时，他仍是租房子居住，夫人周养浩还曾为房租所累。
       蔡元培浩瀚一生，客居过的城市许多都开放了蔡元培故居或者纪念馆。青岛也在努力地寻找蔡元培的踪迹。然而，客居、借住的性质让这一工作难上加难，如果当年荣成路建屋计划能够实施，那么蔡元培的藏书和他的精神会更广泛地惠泽于岛城。曾经这么近，却又那么远。历史没有如果，时间不会重来。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