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路上的名人故居——吴伯萧故居（平原路55号）
在繁嚣的都市里找几间房子安一个家，比在拥挤的人海里谋一份稳当的职业，都是很难的。今年夏天，在青岛流过整整三天汗，碰过大大小小若着干软钉子才找到的。大房一间，月租十一金，除了凉水，其余家具电灯一概不管。
……两层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小山的顶上。晾台伫立，是可以俯瞰全市、远眺海山的。白昼，早晨看日出，看五彩朝霞，看雾蒙蒙的远山，山岛间水光接天，波摇金影。辰巳时候可以看海湾里舣集的渔船，千万只船挂起千万张白帆，景象是极辽阔雄伟的。傍晚，看落日，看暮霭，看家家船上的缕缕炊烟，思绪也跟着当前烟景而深邃幽远了。电灯亮处，天却黑了，百尺楼头，脚下夜景，岂止灯光万家!
——《记岛上居室》吴伯萧
在济宁路上，可以看到数条这样的台阶小路，它们都通向与济宁路大体平行的观象一路。其中有一条，就是平原路的延伸线，我国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的旧居就在这些石阶的尽头。
吴伯萧《记岛上居室》中的“六十二级石阶”就是它们吧！
这里就是平原路55号了......
吴伯箫，原名熙成，字伯箫。曾用笔名有山屋、天荪、叩天，发表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曾署名齐延乐。190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今莱城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吴家花园一个富农家庭。
祖父是公正的乡绅，父亲是乡村的小学教师。因此，吴伯箫在上学前就已经受到一点古典文化的熏陶了。正式发蒙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到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半年后转回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读完初小，到县城读高小。1919年入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时值“五四”新潮激荡，沉寂的阙里掀起了爱国主义波澜，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吴伯箫积极参加罢课与查日货的斗争。民主、科学之风也吹进了孔夫子的故乡，学校里停止了读经，课外大家看汪源放标点的《水浒》、高语罕写的《白话书信》等白话读本，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文编写的，国文课一律读古文，阅览室里摆的报纸，课堂上作文，个人写信，也还都用文言文。吴伯箫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5年，1924年夏毕业，被孔府聘为家庭教师，教孔子七十七世嫡孙孔德成英文，后来朋友戏称“万世师表师”。
1925年夏，吴伯箫辞了家馆，赴京求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从满是陋巷井、舞萼坛、子贡手植桧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分吃过丁祭猪肉，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喊出‘打倒孔家店’，看溥仪搬出故宫，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他“刚看罢师范大学新生榜，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高喊‘打倒列强’‘锄军阀’。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
吴伯箫刚到北师大时，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选的是预科，后来转入英语系。1925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酝酿着一场更为普泛、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吴伯箫参加了一个叫“群新学会”的群众团体，深入到水夫、粪夫等贫苦市民中间，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不久又参加了G•Y•的生活，秘密传阅《共产产义ABC》、《夜未央》等油印书刊，也学着刻钢板、印传单，他把钢笔夹在食指与中指中间使用的奇特方式，就是这一时期刻钢板养成的。
他正式发表散文开始于1925年秋冬之际。那时他坚持写日记，看到自习室同桌杨鸿烈每天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引起了发表欲，拿出一篇题为《白天与黑夜》的日记问：“这样的东西也能发表么？”得到肯定的回答，便立刻抄了一份，寄给《京报•副刊》，几天后竟然见报了，月底又收到稿费，写作热情大受鼓舞，从此就陆续写开了去。写作的动机除了文学青年的发表欲和胸有积郁需要发泄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时家里靠卖粮食卖地供吴伯箫和他的叔叔同时上大学，生活比较困难。为筹措学费，吴伯箫“断断续续给京官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或到私立中学兼教英文，都不经常，收入没有保证，比较可靠的是卖稿”。多方面的动因促使吴伯箫走上了创作道路。这一时期写的散文，有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有故乡生活的回忆，其中接触到贫贱悬殊、贵贱差别等社会问题，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表现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鲜明倾向。在京读书六年，写了大约40篇，发表在《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大公报•文艺》、《水星》、《新生》、《努力学报》、《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副刊》等报刊上。作者曾将其结集为《街头夜》，跟北京人文书店订了印行合同，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未得出版，剪贴的稿本也散失了。
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先是去青岛市立高中教了半年英语，继而到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了三年事务员，然后又在简易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年半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山东教育厅当过高等教育股主任科员，在简易莱阳乡村师范学校当过大约10个月的校长。这个时期，吴伯箫和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默默地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山东，他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不得不奉命提前放假，但他给每个学生发油印信，鼓励他们在家乡做组织宣传工作。
到青岛之初，海天辽阔，愈加激发起吴伯箫的创作欲望，加上他在一家报纸执编副刊的过程中结识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崭露头角的诗人、作家，自己也“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九一八”的炮火震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也击破了他的美好幻想。他针对“不抵抗”才写了一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只可惜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然而，困难当头，时政颓废。热血青年怎能不忧心如焚、怒火中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写作，以此表达愤懑之情，舒解一腔积郁。
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越旋律。即使在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里，这一旋律也时常跳跃而出。《马》里面，在追述童年记忆中马的故事之后，又谈及刘玄德跃马过檀溪、徐庶走马荐诸葛等古代掌故，然后说到古时候征马战马在沙场征战中的功劳，接着笔锋一转，意味深长地慨叹道：“飞将在时，阴山以里就没有胡儿了。”《灯笼》的结尾也在追慕古代名将挑灯剑、塞外点兵令胡人不敢南下的业绩之后，直抒胸臆：“你听，正萧萧斑马鸣也，我愿就是那灯笼下马前卒。”“唉，于今灯笼又不够了，应该数火把，数探海灯，数燎原的一把烈火！”《羽书》借“八月十五”的历史传说表现国难现实，大声疾呼：“啊，‘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爱国主义激情在《我还没见到长城》中，更成为雄浑豪放的主旋律：“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
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社会弊端也是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野孩子》写一群在垃圾堆上讨生活的穷孩子。《理发到差》讽刺官场的无聊昏庸，并藉公务员谋生的窘迫抨击军阀韩复榘的愚民政策，为此他曾遭受追查。
还有一些散文描写青岛自然风光、抒写生活感受等等。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较之作者在京读书期间的尝试，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散文最初多发表在《大公报•文艺》、《水星》、《中流》等报刊上。抗战爆发后，吴伯箫虑及自己正办学校，打起仗来，到哪儿去很难预料，就像“托孤”一样，把文章剪报交给王统照。后来，王统照择取其中18篇，以《羽书》篇名作书名，并亲自作序，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初版印行。《羽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奠定了吴伯箫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发展，固然是由于时代的激荡与个人的努力，同时也有拜师访友、求教切磋的缘故。在这期间，他拜识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杨振声、闻一多、王统照、老舍、洪深、梁实秋等名家。在课堂上，大礼堂里听他们讲课、讲演，私下去拜访、求教谈心，获益匪浅。同时，也与孟翘、李同愈、臧克家等交流甚密。约有半年的时间，曾三五人定期聚会，各带作品，大家传看品评，不吹捧，也不自卑，彼此推敲，都受裨益。1935年暑假，由王统照、老舍带头，吴伯箫还有师友们借《青岛民报》的篇幅办了几期《避暑录话》。
可是，侵略者拿战火烧红了整个中国，不要说这样一个创作氛围化为一缕青烟，就连这片赖以生存的故土都难有立足之地了。“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作为莱阳乡村师范一校之长的吴伯箫，奉命带领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练，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术的青年学生，徒步跋涉700里，晓行夜宿，风霜苦辛，过即墨、高密、诸城、莒县，整整走了9天，终于到达“集中训练”的目的地鲁南临沂。可是，只知逃跑的山东长官，不给训练经费，没有训练计划，不派负责的人员，令人失望。学生们抑制不住的激情，继续前进，各奔前程。临近1937年底，吴伯箫趁教育厅一科长昏睡未醒之际，把学校钤记弃置在他的床头，抛却一切牵挂，毅然从军。起初，他“在安徽淮南军中任职，军阶少校。不久，奉命往行州，负责招考、组织和培训七百名学生军的工作”。
为了实现在北京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了的政治追求，为了更有利于全身心报效祖国，吴伯箫只身登上黄土高原，1938年4月投入到延安的怀抱。“一望见嘉陵山的宝塔，凤凰山麓的古城，立刻感到心情舒畅，呼吸自由，到家了”。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纳入驻瓦窑堡的第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在瓦窑堡写的第一篇报稿题目就是《抗大，我的母亲》。他与自己先前执教过的济南乡师的学生编在一个队里，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却一样出操、上课，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吴伯箫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学习了4个月，结业后回到延安。
1938年11月，他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任组长，同卞之琳、马加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过了6个月的战地生活。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的火热氛围，强烈的责任感与澎湃不已的激情促使他行军时构思，宿营时写作，甚至不过夜就仓促付邮，好让全国人民及时了解八路军和人民的战斗业绩。《潞安风物》、《沁州行》两组战地通讯和《夜发灵宝站》、《响堂铺》、《路罗镇》等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作品，最初大多寄给老舍，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后来结集为《潞安风物》，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10月初版印行。
1939年5月，吴伯箫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参加编写《文艺突击》，后任秘书长，也在中国女子大学任教。1939年5月4日，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晚上，他同上万名战友一起，在延安城北门外靠山傍河的坪坝，听了毛泽东的著名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几篇散文里都深情的忆及当时的情景与心境。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笔写信调他到陕甘宁政府教育厅工作，任中等教育科科长。
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后，吴伯箫继续写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散文。另外，也有一些表现个人性情、心境的篇章，如《山桃花》、《客居的心情》、《谈日常生活》等，曾受过到一些批评，作者也曾一度自我否定过，迟迟不肯收入集子，直到80年代，才有几篇选入集子里面。
1942年5月，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学，说明那样做，一来可以熟悉群众生活，搜集陕北丰富的民歌，以利于创作；二来可以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这一发言，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在这次会上的最大收获，是在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的方向，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创作走上更为广阔，更为扎实的新路。
1943年，吴伯箫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第三部组织党员参观南泥湾。本来，这次参观没有写作任务，但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将士又打仗、又生产，把榛莽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了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塞北小江南。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使吴伯箫深受感动，情不自禁，一挥而就，写成了《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歌颂南泥湾的新景象和南泥湾精神。而后，他又陆续写下了《“火焰山”上种树》等篇，反映边区生产、建设情况。同时，他访问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党政干部，听他们谈抗战军民英勇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实地写了《一坛血》、《黑红点》、《化装》等。这些散文最初大多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1947年4月结集为《黑红点》，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初版印行。其中有几篇在发表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别处的报纸或刊物转载过。尤其是揭露日伪的血腥暴行、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誓死抗战的坚强斗志的《一坛血》，曾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影响颇为广泛，仅在东北地区，不长时间内就有三种文集选入些篇并以其篇名作书名。延安时期，吴伯箫还抽空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有些篇章曾在艾青主编的《诗刊》和《解放日报》、《文艺月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的海涅诗译稿由艾青带在身边在战争环境中颠簸了3年，直到新中国诞生，由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2月初版印行。
经过8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给曙光在即的新中国培育干部，1945年11月，吴伯箫随延安大学干部队离开延安，先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主任，半年后又到佳木斯东北大学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东北文化》，办新抗大式训练班。东北大学先迁吉林，后又易地长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他先后任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
1949年7月，吴伯箫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委员会上被定为秘书长，因有学校工作未能到职。
1951年，他调离东北师大，到沈阳担任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从1945年冬离开延安到1954年春离开东北，由于教务甚忙，他的创作不多，但不乏《出发点》、《范明枢先生》那样的精品。这一时期的创作结集为《出发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7月初版印行。
1954年春，吴伯箫调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参加编中学《文学》课本，兼办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所长，并参加《文艺学习》、《语文学习》编委会工作。195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10周年，吴伯箫从《羽书》、《潞安风物》与《黑红点》三个集子中选出22篇，另加一篇《记乱离》，辑成《烟尘集》，当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印行，算作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以往创作的一次总结。
1956年，吴伯箫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作家参观团，任南团团长，去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7个城市参观访问。10月，他出访民主德国，出席海涅学术会议，途径莫斯科等地，到列宁墓拜谒。这一年的国内外旅行，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得以有《难老泉》、《钢铁长虹》、《谒列宁——斯大林墓》、《记列宁博物馆》等散文的问世，并且成为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契机。
将近八年的延安生活，给吴伯箫的生命打上了极深刻的烙印。在延安时，他热爱延安，建设延安；离开延安后，他怀念延安，歌颂延安。还是刚刚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有《出发点》，把延安称为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的发动机、人民大众的温暖之家、全国解放的出发点。文章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后来，他又撰写几篇文章宣传、歌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它喻为指示方向的北极星。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中国人民的生活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渡过难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严峻问题。当此之际，吴伯萧不禁回想起当年延安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敌人封锁、渡过难关的往事，创作激情怦然爆发，从1961年2月15日到同年10月1日，一连气儿写下《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歌声》，翌年6月11日，又写了《窑洞风景》，申请缅怀延安业绩，放声歌颂延安精神。这些篇章由于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也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仅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就有3篇。1955年至1963年的散文收入《北极星》，由作家出版社1963年4月初版印行。《北极星》标志着吴伯萧的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3年秋，吴伯箫入中央党校，学习了13个月。翌年被派到北京市房山县搞“四清”，约10个月。十年浩劫期间，吴伯箫在劫难逃，在“大风大浪”中历经磨难。 “文革”期间上干校，后来被开除党籍。1976年以后恢复党籍，他把自开除之日起按月积存的党费郑重地交给了支部。多么好的党员啊!事实证明，我们队伍中许多“老运动员”都是真诚无私的好同志，这是对“斗争哲学”的一大讽刺。粉碎“四人帮”以后，吴伯箫始得重新焕发青春。
1978年2月，吴伯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正式告别了从1924年开始间或有段其中断的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但是，他仍是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指导业余作者学习写作，而且，他的名篇佳作仍在给数以百万计大、中学生乃至难以数计的广大读者以教益。
吴伯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正值社会科学拨乱反正、革故鼎新之际，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迅速打开局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先后兼任郭沫若全集编选办公室负责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笔会中心理事等职务，为繁荣新时期的文学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吴伯箫不顾年事已高，借开会之际或随团专访，观乐山大佛，攀峨嵋金顶，寻迹天涯海角，游访西双版纳，还应英中文化协会之邀，远涉重洋访问英国。这期间，他除了将观访见闻、感受凝结成文之外，还写了一系列怀念师友、回忆战争年代生活的文章，1981年11月访英归来，不久身体欠佳，经医生检查，始知已患晚期食道癌。重病期间，他仍系念工作，勉力为文，亲自将自己在最后纪念的作品未曾编入集子的《海》、《理发到差》、《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等早期散文结集为《忘年》，交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4月初版印行，他还亲自为《吴伯箫散文选》提供选目，撰文提倡写散文，为文学事业尽了自己最后的努力。
1982年8月10日，吴伯箫在首都医院溘然长逝，终年74岁。
1983年7月，《吴伯箫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以前出版的《羽书》、《黑红点》、《潞安风物》、《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忘年》以及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年出版的《吴伯萧选集》在内，吴伯箫一共留下了9本散文集，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即使仅此一项，生命已见辉煌，何况他在教育工作于教育出版工作上也是建树卓然。至于他的精神品格，更是有口皆碑。吴伯箫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壮丽的一生。
吴伯箫与青岛
说起中国文学史必谈吴伯萧，谈现代散文不能不谈吴伯萧，虽然他是一位教育家，可他也是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历程，正是从青岛开始的。
吴伯萧的青岛经历，平常，又不平常。和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老舍这些知名教授相比，他仅仅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来自莱芜的25岁的晚辈，一个文学的痴迷者。在这个城市，他的职业和兴趣，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师长和文学梦想展开的。而就是从这里出发，他却最终使自己成为了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个性格符号，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也正是由于平凡的吴伯萧的存在，20世纪30年代“顿觉豁然”的青岛文化传奇的某些篇章，也开始豁然清晰起来。
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吴伯萧在1931年的冬天来到青岛。人们并不确切了解他选择这里的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只隐约知道，这个年轻人凉夜中“乘胶济火车婉蜒东来”，在“万家灯火中孤单单”地浴着凉风，打着寒噤就和青岛遭遇了。吴伯萧自己叙述说，在乱纷纷的“旅店里一宵异乡梦”之后，他刚刚体味着寂寞与离愁，“忽然与窗启处展开了一眼望不断的水光接天，胸际顿觉豁然了”。就这样，吴伯萧第一次看见了海。他初到陌生的青岛，便与“大海结缘”，虽然“地疏人生”、“寂寞胜过辛苦”，他却每天早晨去海边看日出；跑到远离市镇的海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听潮音。
吴伯萧在国立青岛大学找到了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在校长办公室当职员。在名家云集的国立青岛大学，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薪金也微簿。好在朋友又介绍他去《民国日报》兼职，给报纸编副刊。可以养活自己了，吴伯萧便也有了停留下来的理由。也许，后来吴伯萧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选择的正确，在国立青岛大学，他有机会结识了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成名作家，而给报纸编副刊的便利，又让他联系到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文学新人。也就是从这时起，吴伯萧“梦想以写作为业，挤进他们的行列”。
到国立青岛大学工作以后，他在栖霞路上租了一处房子，房子在八关山颠的福山路上还有一个院门。他在这个“陋舍”安身以后，环视房周八关山的青山翠峦，只见“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便想为这陋室起个名儿。他思忖着：“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叫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顶一底，顶上就正对着天空。无以名之，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
于是，叫它“山屋”，吴伯萧早期的散文，有些在文末写着“写于山屋”。这座故居，现已经拆掉了。吴伯萧写过一篇散文《山屋》，其中写道：
……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北方太偏僻，离街市太远啊!……但是，它像东风吹过经冬的衰草似的，展现就青到了天边。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一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喝；兀的不知怎么一来，哪里‘支幽’一响，你就醒了。立刻你听到了满山满谷的鸟叫。缥缥缈缈哪里的钟声，也嗡嗡地传了过来。你睁开了眼，窗帘后一缕明亮，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倘若你来，于山屋，你也会喜欢的吧?傍山人家，是颇有情趣的。
在他的山屋里，他写了《岛上的季节》、《阴岛的渔盐》、《海上鸥》等作品。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吴伯萧在全市人民抗日救国的声浪中，在《民国日报》发表了《黑将军挥泪退克山》一文。这家报纸因将刺杀日本天皇的一位朝鲜人称为“义士”，激怒了在青岛的日本人，借故放火烧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捣毁了中山路上的民国日报社，从此再没出版，吴伯萧失去了这份兼职。
在青岛，吴伯萧养成了“爬山、逛海、穿树林的习惯”，无论是黎明、黄昏或是中午，到“各处遨游”。有时乘一叶扁舟去大海之上，三天五天还要玩一次网球。
在青岛，当然要去逛崂山。有一次，吴伯萧乘着“海深号”军舰去了太清官，爬了山，他觉得“人虽多，哴哴而已，去年的游兴没处找。留一宵，拾墨晶一小块……抛锚停船时，天已然黑了，抬头都是星。顺口溜出两句话来：崂山归来兮，满船的风；俺要回去也，满街的灯。”
阴岛（今红岛）曾是胶州湾内第一大岛，曾有“阴岛八景”的名胜，岛的两侧是著名的胶州湾盐田。过去，每天从小港有班轮通往阴岛。他和朋友们也去了阴岛，说：“动机是看乡间风物，带便访访齐国的渔盐之利。……不知怎的一个概念，以为‘岛’总该是岗峦起伏嶙峋多山的，阴岛却出乎意料来得比较平坦。”
后来，《民国日报》遇变故，吴伯萧失去了兼职，1936年夏，吴伯萧迁居到了观象山麓的观象一路，从济宁路去要近许多。这里有一条小巷，但不是路，是石阶，他认真数过一共有“六十二层阶梯”。对这新的住宅，他又写了《记岛上居室》：
在繁嚣的都市里找几间房子安一个家，比在拥挤的人海里谋一份稳当的职业，都是很难的。今年夏天，在青岛流过整整三天汗，碰过大大小小若着干软钉子才找到的。大房一间，月租十一金，除了凉水，其余家具电灯一概不管。
……两层的楼房，坐落在一个小山的顶上。晾台伫立，是可以俯瞰全市、远眺海山的。白昼，早晨看日出，看五彩朝霞，看雾蒙蒙的远山，山岛间水光接天，波摇金影。辰巳时候可以看海湾里舣集的渔船，千万只船挂起千万张白帆，景象是极辽阔雄伟的。傍晚，看落日，看暮霭，看家家船上的缕缕炊烟，思绪也跟着当前烟景而深邃幽远了。电灯亮处，天却黑了，百尺楼头，脚下夜景，岂止灯光万家!
他在这里仅住了两个月便离开青岛，先去了济南，又去了莱阳，任简易师范学校校长。他专程请老舍先生去莱阳讲课，老舍因在青岛结下的友谊，“不顾长途汽车的劳顿，慨然答应去讲学”。
吴伯萧谈到在青岛期间的文学创作时说：“那时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及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他在青岛写了一篇《海》，其中写道：
……海风最硬，海雾最浓，海天最远。海的情调是最令人憧憬迷恋。海波是旖旎多姿的。海潮是势头汹涌的。海的呼声是悲壮哀婉、訇然悠久的。啊！海！谁能一口气说完它的瑰伟与奇丽呢?且问问那停泊浅滩对了皎皎星月吸旱烟的渔翁罢。且问问那初春骄阳下跑着跳着捡蚌壳的弄渐儿罢!
解放后，有人把《海》收入散文诗集，他却认为这只是散文。
吴伯箫把他发表的散文精选了一部分，交给了王统照先生，希望能出版一本散文集子。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吴伯萧去了延安，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与沦陷区的朋友们失去了联系。
王统照十分认真，他在上海把吴伯萧的散文编成了一本《羽书》集，自己以“韦佩”为化名写了序，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吴伯萧全然不知道。1949年春，孟超寄了一本《羽书》给他，他才知道，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已出版了8年。全国“文代会”开会，巴金告诉他稿费寄给了他，并收到了收条。谁冒名领了《羽书》的稿费呢?这永远是一个谜。
此后，吴伯萧写了一批优秀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1982年，他又出版了散文集《忘年》，其中把在青岛写作的散文而未收入《羽书》的几篇也编了进去。在《无花果》、《文学回忆与思想》等文章里，吴伯萧都谈到了青岛对他一生文学创作的意义。《羽书》靡页上，吴伯萧1934年摄于青岛的照片是永恒的纪念。
吴伯箫与名人的友情
在青岛，吴伯萧和许多作家时有走动，而他和闻一多、王统照、老舍的交往记录，则让30年代青岛文化地图的部分细节，得以清晰地在今天显现出来。比如1932年6月9日，闻一多就曾在写给吴伯箫的信中抱怨：“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
吴伯萧是王统照书斋中的常客。他回忆说：“在观海二路的书斋里，同你(王统照)送走了多少度无限好的夕阳，迎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万家的灯火。”王统照著文说：“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那软沙的海滨；那黑石重叠的山谷；那大公园的海棠径上；那个小小的庭园中饮‘苦露’(酒名)、斟清茗；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他们常常在一家叫“茂荣丰”的小酒馆聚饮，花钱不多，主要为了那份友情。
他与老舍也相交甚厚，吴伯萧晚年回忆说：“‘九·一八’后在青岛，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而我是文艺学徒。我比他小6岁，在他海滨的书斋里却是常客。他那住房进门的地方，迎面是武器架，罗列着枪刀剑戟；书斋写字台上摊着《骆驼祥子》的初稿，一武一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自称与老舍是“忘年的朋友”。
吴伯萧在青岛与一些文友们常常聚会，“坐办公室的空隙里跟着他们写点短文。缔有半年时间，曾有三五熟人定期聚会，各带小说、诗或散文，大家传着品评议论。相约不吹捧，倒免不了吹毛求疵，也不自惭、自卑，说自己的作品不好(为什么不尽量往好里写?)
但争取彼此推敲。这就自然形成了鞭策与鼓舞，各自拼命下功夫，互争下一次聚会时的一点进步。”
吴伯箫与建国后的语文教学改革
约在1954年，吴伯箫同志从东北大学调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是德高望重的叶圣陶先生)。他在出版社工作了30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花的时间最长，耗的精力最多，同他的志趣最相符，给他的打击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学施行文学、汉语分科的教学改革。
吴伯箫调来北京，就是请他领导编写分科课本的。当时，中央指示要调集300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充实中小学教科书编辑队伍。
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是建国以后，花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集中优秀力量最多，中央领导最重视，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语文教学改革。中央指定胡乔木领导，教育部由副部长也是人教社社长叶圣陶直接领导，伯箫是第一线总指挥。如此领导阵容是空前的。自那以后至今，也不曾有过。1951年到1958年，这套教材从启动到停止使用，历时八年之久。从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胡乔木在讲话中宣称，“语文教学的目的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提出分科的问题，同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下半年，语文教育界开始讨论。1953年4月，教育部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提出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示，语言、文学可以分科。并指定成立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由胡乔木任主任。1953年12月，胡乔木向中央写了《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1954年2月1日，毛泽东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吴伯箫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口来到出版社。他未来之前，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分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制定和编写已做了许多具体准备工作。分科虽然是学习苏联(也是原俄国)的模式，内容却无法照搬外国，必须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选材，必须研究当时尚乏共识的汉语语法，从中提炼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临时教学语法体系。吴伯箫的到来，对这项艰巨的工作是极大的促进。在他的领导下，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教材初稿顺利地编写出来了。
吴伯箫对工作全心投入，一丝不苟，与叶老配合得很好。比如编辑初选的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等文字，他都一一亲自审阅，经他同意再送叶老审定。吴伯箫他不光审阅，还自己推荐课文。他推荐的课文，不是在书本或报刊上标出所选的文章给大家看，而是亲自抄写一遍，用毛笔写成优美的行楷，抄件本身就是艺术品。白天繁忙无暇，抄写在深夜。他的办公室夜夜灯火，有时亮到天明。他工作或写作，通宵是常有的事。他笑着说，早晨用冷水洗个脸就精神了。
为了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在吴伯箫的主持下，召开过几次作家座谈会，最盛大的一次是在和平饭店召开的。茅盾、臧克家、老舍、萧三等文学大师都曾到会。在此之前，中学语文教材中虽然选入一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界却很少联系。这种交流不但听到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获得文学界的理解和支持。与会者对中学语文课一律表示赞同，情绪热烈。课本的初稿编出以后，伯箫还带领我们出去调查研究，并且组织试教。计试教中学74所，参与试教学生27000多人，试教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广大师生热烈欢迎这项改革。至此，教学大纲草案及教材试教本均已定稿，各界舆论都表示支持，试教又给分科的施行提供了实践的确证。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全国推行)了。
经过几年的苦战总算有了喜人的结果。那时候不兴用公款大吃大喝。叶老慷慨解囊，在教育部食堂里，请一位厨艺很高的师傅制备了两桌丰盛的宴席，叶老与伯箫容光焕发，喜气盈盈为大家敬酒。
但做梦也没料到，风云突变。1955年6月，教育部召开全国语文教学会议，由叶圣陶向大会作《改进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的报告，动员在全国推广使用新的分科教材。正当此时，有关领导对文学、汉语分科提出严厉的批评。会议来了个大转折，不了了之。大会报告不作正式传达，分科教材使用与否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也可以使用旧课本。从此文学、汉语分科的命运一落千丈，胡乔木、周扬都三缄其口，对文学课本的批评纷至沓来。如康生指责说：“文学课本非改不可”，“与教育方针相违背，最多只能培养小资产阶级感情”，“许多课本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几经周折，至1958年，中央文教小组终于正式下令文学、汉语分科的课本停止使用，美丽的维纳斯不仅断臂而且香消玉殒了!这场大起大落的灾变是异乎寻常的，它违反党内生活常规，也违反工作的正常程序，居然如霹雳坠地，轰然爆发，并且中央不出面过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已成为不解之谜。当时的领导人都相继下世了，编辑初中11人，高中13人，健在的只剩4人(我在其中)，我们这些普通编辑，对于领导层的事并不十分了解。80年代初编写新时期的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曾向胡乔木请教，他感慨地说：“编写语文教材是一部失败史，是一部伤心史”。默然而已。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的佐证，使此疑案大白于天下。
单说吴伯箫。当时的几位领导，受到批评，都唯唯称是，不敢有异词，独有伯箫不服。教育部组织了两个调查组深入学校调查研究，实质上是为那些批评意见搜集事实依据，证明其符合实际，完全是正确的。那年月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些调查，实为带着领导确定的框框去搜集证据，此即一例。调查组分兵两路，一路按领导的调子跳舞，对分科作出否定的结论；另一路由伯箫领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调查，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两个报告针锋相对。吴的调查成了他的一项罪证。教育部组织对伯箫的批判，调子是“以专家自居，同党分庭抗礼”。批判进行中，伯箫忽然挺身站起，一手高举中央文件(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胡乔木的报告)，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陆部长代表中央，这也是中央，到底哪个是中央，我们应该执行哪个中央的指示?!”伯箫在延安时就尝过挨整的苦头，并非缺乏党内斗争的教训，在那种众口一词的形势下，敢于如此以大无畏的精神据理力争，令人感佩。
吴伯箫虽然屡受批判，但秉性难移。后来，他因非议“大跃进”是弄虚作假，受到批判。“文革”中他吃尽苦头，“干部解放”之后，又因非议“文革”中闹得乱轰轰的“教育革命”，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他已垂垂老矣，虽然解脱了如影随形的批判枷锁，却仍不得意，1982年在郁郁中溘然长逝了。泰山上的松柏日夜作涛声，那是为正义而呼喊，不是叹息。
文学课本，自然留着时代局限的印记，但是，初中按文体分类，高中采取文学史体系，突出文学，没有突出政治。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知识短文等，经过叶圣陶、吴伯箫等许多饱学之士的阅改，有的课文是叶老亲自动笔所写，质量是极好的。人们一直怀念这套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课本。有的作家说，自己走文学道路是受到在中学时学习文学的影响。有的教师珍爱这套课本，“文革”中小心地藏起来，躲过浩劫。吴老，是中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先行者，是应图画凌烟的功臣。
他的名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等都曾选入语文课本，特别是《记一辆纺车》，成了教材的保留篇目，至今仍选在课本里。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吴伯箫文集》，是对吴老的纪念。听说他的老家莱芜在筹办他的纪念馆，祝愿早日实现。但即使没有这些，文学史和教育史也会记下他闪闪发光的名字。
附：吴伯萧的几篇关于青岛的散文
山屋
吴伯箫
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不叫它别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作什么楼也不妥，因为一底一顶，顶上就正对着天空。无以名之，就姑且直呼为山屋吧，那是很有点老实相的。
搬来山屋，已非一朝一夕了；刚来记得是初夏，现在已慢慢到了春天呢。忆昔入山时候，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地方太偏僻，离街市太远啊。可是习惯自然了，浸假又爱了它的幽静；何况市镇边缘上的山，山坡上的房屋，终究还具备着市廛与山林两面的佳胜呢。想热闹，就跑去繁嚣的市内；爱清闲，就索性锁在山里，是两得其便左右逢源的。倘若你来，于山屋，你也会喜欢它的吧？傍山人家，是颇有情趣的。
譬如说，在阳春三月，微微煦暖的天气，使你干什么都感到几分慵倦；再加整天的忙碌，到晚上你不会疲惫得像一只晒腻了太阳的猫么？打打舒身都嫌烦。一头栽到床上，怕就蜷伏着昏昏入睡了。活像一条死猪。熟睡中，踢来拌去的乱梦，梦味儿都是淡淡的。心同躯壳是同样的懒啊。几乎可以说是泥醉着，糊涂着乏不可耐。可是大大的睡了一场，寅卯时分，你的梦境不是忽然透出了一丝绿莹莹的微光么，像东风吹过经冬的衰草似的，展眼就青到了天边。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哳哳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唱；兀的不知怎么一来，那里“支幽”一响，你就醒了。立刻你听到了满山满谷的鸟叫。缥缥缈遥的那里的钟声，也嗡嗡的传了过来。你睁开了眼，窗帘后一缕明亮，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靠左边一点，石工们在丁东的凿石声中，说着呜呜噜噜的话：稍偏右边，得得的马蹄声又仿佛一路轻的撒上了山去。一切带来的是个满心的欢笑啊。那时你还能躺在床上么？不，你会霍然一跃就起来的。衣裳都来不及披一件，先就跳下床来打开窗子。那窗外像笑着似的处女的阳光，一扑就扑了你个满怀。“呵，我的灵魂，我们在平静而清冷的早晨找到我们自己了。”（惠特曼《草叶集》）那阳光洒下一屋的愉快，你自己不是都几乎笑了么？通身的轻松。那山上一抹嫩绿的颜色，使你深深的吸一口气，清爽是透到脚底的。瞧着那窗外的一丛迎春花，你自己也仿佛变作了它的一枝。
我知道你是不暇妆梳的，随便穿了穿衣裳，就跑上山去了。一路，鸟儿们飞着叫着的赶着问“早啊？早啊？”的话，闹得简直不像样子。戴了朝露的那山草野花，遍山弥漫着，也不懂事不懂事似的直对你颔首微笑，受宠若惊，你忽然骄蹇起来了，迈着昂藏的脚步三跨就跨上了山巅。你挺直了腰板，要大声嚷出什么来，可是怕喊破了那清朝静穆的美景，你又没嚷。只高高的伸出了你粗壮的两臂，像要拥抱那个温都的娇阳似的，很久很久，你忘掉了你自己。自然融化了你，你也将自然融化了。等到你有空再眺望一下那山根尽头的大海的时候，看它展开着万顷碧浪，翻掀着千种金波灵机一动，你主宰了山，海，宇宙全在你的掌握中了。
下山，路那边邻家的小孩子，苹果脸映着旭阳，正向你闪闪招手，烂漫的笑：你不会赶着问她，“宝宝起这样早哇？姐姐呢？”
再一会，山屋里的人就是满口的歌声了。
再一会，山屋右近的路上，就是逛山的人格格的笑语了。
要是夏天，晌午阳光正毒，在别处是热得汤煮似的了，山屋里却还保持着相当的凉爽。坡上是通风的。四围的山松也有够浓的荫凉。敝着窗，躺在床上，噪耳的蝉声中你睡着了，噪耳的蝉声中你又醒了。没人逛山。樵夫也正傍了山石打盹儿。市声又远远的，只有三五个苍蝇，嗡飞到了这里，嗡又飞到了那里。老鼠都会瞅空出来看看景的吧，“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心跳都听得见扑腾呢。你说，山屋里的人，不该是无怀氏之民么？
夏夜，自是更好。天刚黑，星就悄悄的亮了。流萤点点，像小灯笼，像飞花。檐边有吱吱叫的蝙蝠，张着膜翅凭了羞光的眼在摸索乱飞。远处有乡村味的犬吠，也有都市味的火车的汽笛。几丈外谁在毕剥的拍得蒲扇响呢？突然你听见耳边的蚊子薨薨了。这样，不怕露冷，山屋门前坐到丙夜是无碍的。
可是，我得告诉你，秋来的山屋是不大好斗的啊。若然你不时时刻刻咬紧了牙，记牢自己是个男子，并且想着“英国的孩子是不哭的”那句名言的话，你真挡不了有时候要落泪呢。黄昏，正自无聊的当儿，阴沉沉的天却又淅淅沥沥的落起雨来。不紧也不慢，不疏也不密，滴滴零零，抽丝似的，人的愁绪可就细细的长了。真愁人啊！想来个朋友谈谈天吧，老长的山道上却连把雨伞的影子也没有；喝点酒解解闷吧，又往那里去找个把牧童借问酒家何处呢？你听，偏偏墙角的秋虫又凄凄切切唧唧而吟了。呜呼，山屋里的人其不坦然蹙眉颓然告病者，怕极稀矣，极稀矣！
凑巧，就是那晚上，不，应当说是夜里，夜至中宵。没有闩紧的窗后，应着潇潇的雨声冷冷的虫声，不远不近，袭来了一片野兽踏落叶的悉索声。呕吼呕吼，接二连三的嗥叫，告诉你那是一只饿狼或是一匹饥狐的时候，喂，伙计，你的头皮不会发胀么？好家伙！真得要蒙蒙头。
虽然，“采菊东篱下”，陶彭泽的逸兴还是不浅的。
最可爱，当然数冬深。山屋炉边围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说着话，暖烘烘的，有人吸着烟，有人就偎依在床上，唏嘘也好，争辩也好，锁口默然也好，态度却都是那样淳朴诚恳的。回忆着华年旧梦的有，希冀着来日尊荣的有，发着牢骚，大夸其企图与雄心的也有。怒来拍一顿桌子，三句话没完却又笑了。那怕当面骂人呢，该骂的是不会见怪的，山屋里没有“官话”啊，要讲“官话”，他们指给你，说：“你瞧，那座亮堂堂的奏着军乐的，请移驾那楼上去吧。”
若有三五乡老，晚饭后咳嗽了一阵，拖着厚棉鞋提了长烟袋相将而来，该是欢迎的吧？进屋随便坐下，便尔开始了那短短长长的闲话。八月十五云遮月，单等来年雪打灯。说到了长毛，说到了红枪会，说到了税，捐，拿着粮食换不出钱，乡里的灾害，兵匪的骚扰，希望中的太平丰年及怕着的天下行将大乱：说一阵，笑一阵，就鞋底上磕磕烟灰，大声的打个呵欠，“天不早了。”“总快鸡叫了。”要走，却不知门开处已落了满地的雪呢。
原来我已跑远了。急急收场：“雪夜闭户读禁书。”你瞧，这半支残烛，正是一个好伴儿。
岛上的季节
吴伯萧
就开头吧，这里说的是那绿的青岛的事。
一
青岛的春天是来的很晚的。在别处，杨柳树都发了芽抽了叶，桃杏树都开了花绽了果的时候，青岛的风还硬得象十冬腊月一样，落叶树还秃光光的没有透鹅黄嫩绿的意思哩。到三四月天，有的地方胖人们都在热得喘了，这里还得穿皮棉衣。所以那时候到青岛旅行的人，若然乘的是胶济火车，走着走着就凉了起来；在回去的路上，也是走着走着就热了起来。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那境界，已竟是初夏月份了。近海地方，气候变得这样慢，是很奇怪的。可是一声鹧鸪啼，报道阳春天果真到来的时候，青岛是有的可看的。先是那苍然的山松透的一层新翠就很够使人高兴得嚷起来呢。接着那野火烧不尽的漫坡荒草重新披起一袭绿衣，一眼望去就几乎看不到赭黄的土色了。街里边，住户人家，都从墙头篱畔探出黄的迎春花，红的蔷薇花来；红砖筑就的墙壁上满爬着的爬山虎，叶子也慢慢的一天天一天天的大，直到将整个的一座楼房完全涂成绿色。姑娘们换上各色各样的衣裳，少奶奶们也用了摇篮车推着娃娃在马路上散步的时候，那就是青岛春天顶热闹的季节了。日本的樱花也就在这时开放。
提起樱花，那的确是很热闹很艳丽的一种花，成行的盛开了起来，真象一株桃色的彩云；迎风摆动着，怪妖冶的；象泡沫一样轻松柔软。日侨妇女不管游人的拥挤在花下情不自禁的跳起舞的都有。男子们也席地而坐发狂般的饮酒呼噪。花落时节，趁了大好的月色，约两三游伴去花下闲步，愿意躺在花荫度一个春宵的事，是常有人作如是想的。醉眠樱树下，半被落花埋，不是很有意趣么？当你看花归来，初度觉得天气有点点煦暖，身上有点点慵倦的当儿，你就会叹息着说：“这才是春天呢。”
在黄梅雨连绵洒落的日子，海上吹来的雾也特别多；往往三天两日的不见阳光，全市都迷蒙着模糊着，那是怪令人烦厌的。身体素来羸弱的人，在这时候会疑惑自己生了什么肠胃病肺病，觉得浑身不舒服。但是亮蓝的天空捧出一幅浴罢的旭日来了，病也就跟着好了；一度晴天换一个欢悦，也挺妙。
二
五月梢就有人洗海澡了。夏天就那样悄悄的在大家不知不觉中偷进了青岛。在你还正在以为是阳春天气呢，忽然，晌午时分，却已经要穿单衣拿扇子了。慢慢外国的水兵来了。各地避暑的人也来了。靠海边的房舍就十倍二十倍的房价涨上去。一个个的Ｂar，生意陡然兴隆了，常是挤满着沉醉的水兵和白俄的朝鲜的舞女。灯红酒绿，音乐到午夜还兀自演奏不息。听吧：那“嗬喽”的声音，“ＯＫ”的声音，洋车夫呼Jinriksha的声音，满街都是。这里那里全碰得哼洋歌的人。喂，是青岛走运的时候喽。
正午，阳光正晒得炎热的时候，到海水浴场去，多远多远就望见啤酒、冰淇淋的旗帘高高的挑着。马路上熙来攘往的都是车马。你看啵，一排排的木房前面，卧在沙上的，撑了纸伞的，学生样子的打派司球的，男男女女，老到有了胡须，小到刚会走的，都来洗澡来了。水里边，真是万头攒动，活泼的象游鱼，灵便的象野鸭，拙笨的象河豚，喳喳哑哑，肉，曲线，海水，粗波细浪，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热天，出汗是怎么回事呢。在水里浸着，在沙上晒着，有的人连饭都不回去吃，直呆到傍晚才收拾散去。不是连夜里都有洗澡的么？日子是过得那样悠闲的。
海上的落日最美：碧涛映是红霞，银浪掩着金沙，云霓的颜色也是瞬息万变的。加以海鸥飞回，翠羽翩翻，远远的帆影参差，舟楫来往，那晚景真值得使人流连忘返。
太阳落后，天上满挂了星斗，市上满亮了街灯，夜景也很宜人。海风吹来，又凉爽又潮润，白心意珠半点炎热都完全消逝了。身上只感到清快。出来乘凉的人到处都是：海边石栏上有人，沙滩上有人，公共长椅上也有人。切切私语的，嘈杂喧闹的，就同夜市般热闹。不然，“轻车不辗纤尘地，十里长街都似水”，青岛的马路是有名的，并了肩走走“边道”，林丛山畔听听夜莺，也极恬适舒服。这样直至夜阑更深，还有汽车的喇叭响，游人咯罗咯罗的声音哩。没有多少蚊子，醒来，又一天了。
三
青岛八月天最热，过罢中秋才慢慢度到道地的秋天去。因为节气晚，所以秋天也是姗姗迟到的。论到颜色的复杂，气候的温和，天空的晴朗，秋并不弱于春。单看重九后那遍野的红叶就抵得过阳春天那满山的花草不是？那不只是美丽，简直是灿烂；活象一大蓬火，一整坡笑，看了是会令人感慨，奋发，狂热的。到山上去逛，常常有野兔惊起，你可以尝到猎人的风味。野菊的香，弥漫在山岩谷豁间，又颇饶田家风韵，樵夫生涯。到树叶凋零的降霜时节，出门看山坡里的处处野火，那又是另一种情趣了。
眼看避暑的人走了，也没有了那天天喝醉酒的水兵，街市上便渐渐的冷落起来。很多酒馆歇业了，应时的舞女也一帮帮的载到了上海去，青岛的繁荣是该蛰栖的时候了呢。
年终岁暮，才能算是冬天。到来年的三月初，冬天还一个字儿的缠绵着；冬，那怕是比较长远的一季吧。可是青岛市上唯有这一季没得可玩。既稀罕大冰大雪，又缺少飓风骇浪，干什么呢？只有清晨绝早听一听驻军的号角，夜深人静领略礼堂的钟声而已。
街上是冷清清的，夜晚八点商店就上门，路上的行人就稀疏寥落了。只散见的几个警察，抱了指挥棒，在伫立听海啸和间或有的三五车夫，索索叫冷罢了。
圣诞节过后，匆匆就是年了。啊，是这样的青岛。
阴岛的渔盐
吴伯箫
不知怎么得的一个概念，以为“岛”总该是岗峦起伏嶙峋多山的。阴岛却出乎意料来得比较平坦。虽也有稍高亢些的岭，但总少有崎岖的鸟道与怪石巉岩的风致。倒是一青两岸的绿禾蓊乘，给人一种透心的喜欢……
《胶澳志》底《方舆志》里讲岛屿的有一段说：“阴岛在胶州湾内，岛之东南端距湖岛约四海里。岛之东北端东距女姑口约三海里。北面多盐田，可通陆地，形成半岛。地势平坦，居民十有六村……”是的，西大洋正是那十六村中之一，在岛的南端。学校又在村底南端，去码头约二里遥远。就去路这边看，可说就建筑在坡里，一面靠村庄，三面是庄稼，田野风味十足。红房子，绿中缀红，也来得别致爽朗。校里是又那么整齐干净，学生老师也都熙熙和乐的，所以见了卞君第二句话，我不禁就说：“你们那儿真好。”
趁卞底空闲，去看岛上风光。村里，街头巷尾，打绳结网的很多，知道他们种田而外，多以捕鱼为业。捕鱼，“胶澳渔区内湾以阴岛为依据，外海以沙子口为集汇。”“志书”上也这样说。还说：“湾内水浅多滩，鱼之种类及食类不及外海之丰美。大都属航船舢板之兼业。其行渔期约分春秋两汛：春汛在阴历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以投网为主；秋汛在阴历六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以曳网为主，介贝之属则沿海随时可采……潮退时，滨海妇孺，即往采拾，惟冬令较少耳。”抄来算我底注释。
转了一圈回来，已是黄昏时候。饭后，正好凉快，在院子里坐着学校里的老师都熟了。怕惹蚊子，不点灯，就在夜色朦胧中谈起话来。他们说：“乡下办学真难，难处在难招学生，不是学生不愿来，他们倒是天不亮就来温书了。别扭的是家长，他们总觉得学生念书是替老师念的。就算不花钱，送来也是面子。同城市的情形恰恰相反。那里只嫌学生太多，收不下。这里有的家长说：‘俺就光给您念书啦，俺就不干点活啦！’也有的家长说：‘就算你枪毙了我，我也不能教俺底孩子上学。’”这真是怪事。想它底症结，怕是岛上生活与识字与否无甚关系的缘故罢。他们只要学会撒网捕鱼，耕田播种就够了。读书写文几个钱一斤呢？原也就是山高皇帝远的所在呀。时代尽管变得飞快，他们却是“不知有汉，无论秦晋”的。令人想起桃花源来。睡时不觉夜深了。
早饭后，看盐田。因此又驱车去十里远的萧家庄。萧家庄在阴岛算是大村，村里有瓦房，有白马，有逢二七日五天一次的市集，海西警察署在这里也有分驻所，看来人家是比较富庶些的。去盐田的向导，是萧家小学校长孙君，那是老友，好人，热心是不必说的。
盐，说来话长，古时候，“太公望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教，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都归齐。”“管仲相齐，官山府海，计口授食，伐菹薪，煮水为盐。征而集之，十日始征，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宋史·食货志》载：“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移盐，人耗则盐成。”这些怕都是我国盐法的嚆矢罢。
现在造盐，总不出“晒于池，其行颗，熬于盘，其形散”。那些方法。阴岛底是“开滩晒盐”，听说是一九〇八年有萧廷蕃者由金口学来的。盐滩要论“斗子”。“斗子”论“副”。大概一副斗子是四四一十六个方，方同种稻养秧的水田一样，不过更整齐更平。晒盐时，是先趁涨潮时将海水引入斗子周围的深渠，然后将深渠里底海水，用水车车入“斗子”底第一排四个方里边，教太阳去晒；晒个相当时间，再将第一排方的水车入第二排方，如此至第三排第四排。海水愈晒愈少，愈晒愈浓，水愈咸，盐的成分愈多，到第四排方里边咸水就超过饱和，结晶了。将结晶捞出那就是盐。如此循环不已，盐就愈出愈多。海水是取之不尽的，所以盐也就用之不竭。
《胶澳志》盐业项下说：“民国初元，胶澳盐滩日形发达，阴岛周围已有盐滩斗子九百余副，年产盐六七十万担，多运销朝鲜、香港、海参崴……至我国接收之日止，推广至一千零七十一副，每副斗子面积广可三十亩，狭者减三分之一……民国八年输出四百四十余万担……”云云，抄此可见一斑。
看盐田，正当雨后，只看见了用草苫盖着象山丘样的盐滩，晒盐的工作却恨无缘过目，不过见了那一眼望不到边的井田似的盐滩，同散布着不下千万堆的盐晶，也够叹观止了。唉，拿不花钱的日光，晒不花钱的海水，盐，成本算不得很大，制造也不算顶难，为什么曾有过盐潮的乱子，内地僻壤，食盐要比油还贵呢？奥妙也许有，可是草木之人哪会懂。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青岛。(有删节)
海上鸥
吴伯箫
一阵糊涂醒来，春已残了。
不0索，我知道我的错过。三四十日没有音信，教我早该跺着脚发急了；你的脾气总还算和缓得多呢。几次南来的邮件，都毫无迟误的收到了，绿衣人原无愆疚；所以迟迟不报者，要怪当然得怪我；但是教我又怎样说呢？
像酩酊大醉的中宵夜欲吐不遂，像午睡正浓的憨态中突被搅觉，近来的心情又是一变再变了。胸际的滞塞，眉头的苦闷，思想的乖张，铸就了捉摸不定的言语行动，在不知者看来，说不定又是疯痴狂呆吧，我自己也有时觉得怪好笑的。至于什么雨浇得我这般褴楼，哪阵风吹得我这样狼狈，那，问谁去？长白山下怎么来的那些狰狞的魔鬼，黄浦江滩什么罪都涂遍了赤血尸灰？一样，天知道！
几次的来信里都带了疑问的口气写着“可真的失踪了？”那样的话，那大概根据了上月初旬我悲苦至极时寄给你的一纸短笺而发的吧；那时的心绪确是很险恶呢。对“走吧！走向天涯的尽头处，干吧！干它个血肉模糊”的那种意念是曾经咬了牙齿下过决心的；结果又迟疑踌躇下来者，是吃了拖泥带水的大亏呀！本无可留恋，到头留恋了；原不必顾虑，归根顾虑了。往日的甩甩袖子不惹半点尘土，踏足脚步便线儿奔向前去的豪爽，是随了世故而侵蚀了。重重罗网，处处绑索，都在暗暗地偷出了几分潜力，扎挣的收场徒赚得精疲力竭满颐苦笑而已！哙，恨不得学狮吼作虎啸以吐盈怀郁抑也。
一了百了万般皆了的那扇窄门，也曾于灯昏雨骤意冷心灰的俄顷想发发狠索性挤了过去的，又因为缺少了那操刀持剑或吞下些什么的勇气，所以伸过去的半身觉得冷森森又缩回来了，你瞧，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那股酸溜溜的劲儿不是那活鲜鲜的摆出来了么？可是告诉你！拾得起放得下说了就算的那种粗豪奔放的灵魂这年头曾经寄托在哪个装腔作势的走肉身上来？在火烧的白天，即便是，挑了灯笼也找不到啊！可悲的不是你我他，是熙攘攘比比皆是的玩艺喽！
原是盼望了来的，果真来时却又怕了，吓，有什么用？在这里我倒希望会一会燕赵间的豪侠，叨嚎一声那绿林中的难兄难弟，万马阵里，斩将搴旗，打斜取横，敛万颗首级，是时候，做了再说，等，等谁呢？须发苍苍青丝成雪的，那你就老了。滚滚大江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夫子都叹气啦。
……好像同谁呕了气一样，刚方的都沉乎凭空发牢骚，希望你不同我一般见识，看完就将它忘了吧。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说话时从没有坐在那儿老实过，不是手舞，就是足蹈，转圈子摇头摆尾（不，不用这个字，因有头可摇而无尾可摆也，某校某生是曾以这句话批评先生而被斥退了的。）的时候也常有，说得兴奋时谁知跑到哪里去呢？今来。古往，地狱天堂怕都有，反正那条路，走到就算，谁还有工夫迈一步便量量几寸几尺呢？再来又拐弯了。
我近来生活的营幕里又添了一种你从前所有的爬山逛海穿树林的习惯，无论是黎明，是黄昏，或是停午时辰，我常是背了手或叉了腰独自个昂首巨步地去各处遨游呢，我不要伴，伴是累赘，别人亦弗欲伴我，受束缚，哪里都是像空空道人一样云来无踪龙去无迹的，你该知道吧，双足踏上一柱山的绝顶，伏览远眺，引吭高歌的那时候是怎样的胸怀舒畅，开阔？咳嗽一声，会遍山都是回响，去茫苍的天空只差一级跃耳，六七层的红楼顶都踩下了脚底去。耶稣山腰布道时可是这样显了“圣”的？是人就去神不远了。
我也曾在晴明的大好安息日，雇下一叶扁舟，倩它漂我到深碧的海面去，吃饼干，捉乌贼，看闪灼万张银波，洒欢欣的眼泪：居然也是海上的户口哪。又曾于料峭的初春寒夜，披了满月，踏着吱格碎沙走那段漫长的汇泉路，孤零零一只瘦影都引起了那寂寞的警察的注意，奇异的眼光干了嗓子悄悄问：“干吗的？”“去听海涛，”我也四字搓作一团掷过去，不知怎么那问答会突然地引起我落寞的新愁。─—你看，浪够多高！雪似的飞沫溅上满岸白了，那陶醉不是花香粉香可比的，可惜你在山遥水远千里外的塞北，不然一曲清商不又洒向了那眠愁的渔家么？还记得你说：怪可怜的！”啊，旁岩宿波的那数点灯火。
可是，喂！时光的奔驰中我也并不只是玩啦漂泊哪，也做了些儿事，念了几册书，即便是目下还拼命的干呢，为身体健康，我要三天五日的玩一次网球，怕过甚忧郁，要在饭后狠狠地笑一次，二十多岁的人了，脾气还像小孩子，“不失赤子之心”之谓欤？那句话怕不只如此的解释。
月初，春尚好，曾随她们那帮快从学校出阁的女孩子去了一趟济南。那是有着“小江南”之称的好玩的地方─一本来论职守凭闲暇是轮不到我的，为是挪挪窠抖日久了积下来的龌龊，所以人家茅庐再顾便出山了。往返五日，收获还不坏：参观了一度监狱，将从前“坐坐囚牢也是一种经验”的好奇心打消了，味儿确实并不好；穿过大巷，看见不少的灰色士兵；游大明湖默记了“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副对联；再就是车上她们的歌声嘻笑声，别无可述。
济南夜车归来，翌晨又趁了海琛军舰去崂山；萧同行。女孩子们都去了。人虽多，嚷嚷而已，去年的游兴却没处找。留一宵。拾墨晶一小块，谁争都不给；同去年的青竹一样那是留念呢。回来时，海上大风，晕船的一多半；可是呕吐过后个个脸色还都是笑的。她们说：“真要命！”也有相当的乐趣哇。抛锚停船时，天已然黑了；抬头都是星。顺口溜出两句话来：
崂山归来兮，满船的风；
俺要回去也，满街的灯，
她们也学着哼了哼，大家笑起来。也算一点儿“牛漠”。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再来就是樱花了，那是你去年领略过一度而我错过了的。──四月廿四日是开得最热的一天。踏上公园的路边便看见那蒸蒸红云般的绚烂了。和服木屐儿都发了疯似的在树下狂饮歌舞，那可是他们的灵魂？自家的人呢，也都扶老携幼整天的挤在那青草径上，喜气洋洋，仿佛都醉在了骀荡的东风里，说：“这才是春天呢！”
于今还不是都过去了？看见的只是落英缤纷。“二月杨花满路飞”─—一阵胡涂醒来，春已残了。
海上风寒，晨昏尚需棉衣：平市恐已是挥扇季候那？
诸友不另，这信大家看吧。太匆匆！
四月三十日
附：吴伯萧的几篇入选中学课本的散文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的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途的旅伴，战场的战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那是一辆普通的纺车。说它普通，一来它的车架，轮叶，锭子，跟一般农村用的手摇纺车没有什么两样；二来它是延安上千上万辆纺车中的一辆。的确，那个时候在延安的人，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也无论是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或者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在延安，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想困死我们。我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彻底粉粹了敌人围困的阴谋。在延安的人，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人，不但吃得饱，而且穿得暖，坚持了抗战，争取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开荒，种庄稼，种蔬菜，是保证足食的战线；纺羊毛，纺棉花，是保证丰衣的战线。
大家用纺的毛线织毛衣，织呢子；用纺的棉纱合线，织布。同志们穿的衣服鞋袜，有的就是自己纺线或者跟同志换工劳动做成的。开垦南泥湾的部队甚至能够在打仗，练兵和进行政治、文化学习而外，纺毛线给指战员发军装呢。同志们亲手纺线织布做的衣服，穿着格外舒适，也格外爱惜。那个时候，人们对一身灰布制服，一件本色的粗毛线衣，或者自己打的一副手套，一双草鞋，都很有感情。衣服旧了，也“敝帚自珍”，不舍得丢弃。总是脏了洗洗，破了补补，穿一水又穿一水，穿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随心，西装革履，华丽的服饰，只有在演剧的时候作演员的服装，平时不要说穿，就是看看也觉得碍眼，隔路。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胳膊疼腰酸；不过在刻苦学习和紧张工作的间隙里纺线，除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意义而外，也是一种很有兴趣的生活。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会拧成绳，线全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悉的技巧，可不简单，需要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下一番功夫。初学纺线，往往不知道劲往哪儿使。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纺手急得满头大汗。性子躁一些的人甚至为断头接不好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可是那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的。熟练的纺手，趁着一豆灯光或者朦胧的月光，也能摇车，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优游自如。线上在锭子上，线穗子就跟着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劳动后收获的愉快，那是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比拟的。这个时候，就连起初想砸碎纺车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
纺线有几种姿势：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
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家也进行技术改革，运用物理学上轮轴和摩擦传动的道理，在轮子和锭子中间安装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把手工生产的工具变成半机械化。大多数纺车是在纺羊毛、纺棉花的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木工做的；安装加速轮也是在劳动实践中大家摸索出来的创造发明。从劳动实践中还不断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譬如，纺羊毛跟纺棉布常有不同的要求：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因此弹过的羊毛要卷成卷，棉花要搓条，烘晒毛卷和阴润棉条都有一定的火候分寸。这些技术经验，不靠实践是一辈子也不知道里边的奥妙的。
为了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纺线也开展竞赛。三五十辆或者百几十辆纺车搬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里比纺线的数量和质量。成绩好的有奖励，譬如，奖一辆纺车，奖手巾、肥皂、笔记本之类。那是很光荣的。更光荣的是被称为纺毛突击手、纺纱突击手。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更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那种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近，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纺手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儿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无论是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
就这样，用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纺线，不只在经济上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人大家有衣穿，使大家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在思想上还教育了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意义；自觉地克服了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劳动为集体，同时也为自己。在劳动的过程里，很少人为了个人的什么去锱铢计较；倒是为集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难苦的、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了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菜园小记
吴伯萧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
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
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
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花的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丁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江西腊，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路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草花里边长得最繁茂最泼辣的是波斯菊，密密丛丛地长满了向阳的山坡。这种花开得稠，有绛紫的，有银白的，一层一层，散发着浓郁的异香；也开得时间长，能装点整个秋天。这一点很像野生的千头菊。这种花称作“菊”，看来是有道理的。
说的菜园，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共有三五处，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经营的那一处，三面是果树，一面是山坡；地形长方，面积约二三分。那是在大种蔬菜的时期我们三个同志在业余时间为集体经营的。收成的蔬菜归集体伙食，自己也有一份比较丰富的享用。
那几年，在延安的同志，大家都在工作，学习，战斗的空隙里种蔬菜。
机关，学校，部队里吃的蔬菜差不多都能自给。那个时候没有提出种“十边”，可是见缝插针，很自然地“十边”都种了。窑洞的门前，平房的左右前后，河边，路边，甚至个别山头新开的土地都种了菜、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在那园里是条件最好的。土肥地整，曾经有人侍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韭菜有宿根，不要费太大的劳力（当然要费些工夫），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涔涔地流出泉水。
石窠不大，但是积一窠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工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好。同样种菜的别的同志，菜地附近没有水泉，用水要到延河里去挑，不像我们三个，从石窠通菜地掏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用柳罐打水，抬抬手就把菜浇了。大家都羡慕我们。我们也觉得沾了自然条件的光，仿佛干活掂了轻的，很不好意思，就下定决心要把菜地种好，管好。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积肥，大家趁早晚散步的时候到大路上拾粪，那里来往的牲口多，“只要动动手，肥源到处有”啊。我们请老农讲课，大家跟着学了不少知识。《万丈高楼从地起》的歌者，农民诗人孙万福，就是有名的老师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声音响亮，讲话又亲切又质朴，那老当益壮的风度，到现在我还留着深刻的印象。跟那些老师，我们学种菜，种瓜，种烟。像种瓜要浸种、压秧，种烟要打权、掐尖，很多实际学问我们都是边做边跟老师学的。有的学会烤烟，自己做挺讲究的纸烟和雪茄；有的学会蔬菜加工，做的番茄酱能吃到冬天；有的学会蔬菜腌渍、窖藏，使秋菜接上春菜。
种菜是细致活儿，“种菜如绣花”；认真干起来也很累人，就劳动量说，“一亩园十亩田”。但是种菜是极有乐趣的事情。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像苏东坡在《菜羹赋》里所说的：“汲幽泉以揉濯，待露叶与琼枝。
或者像他在《后妃菊赋》里所说的：“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西河南阳之寿。” 种菜的整个过程，随时都有乐趣。施肥，松土，整畦，下种，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吧，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哩。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算种的只是希望，那希望也给人很大的鼓舞。因为那希望是用成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的，人勤地不懒，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验证不远，不出十天八天，你留心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吧，就从那里会生长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哩。那些新芽，条播的行列整齐，撤播的万头攒动，点播的傲然不群，带着笑，发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棵新芽简直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韭”是老杜的诗句吧，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
暮春，中午，踩着畦垅间苗或者锄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
新鲜的泥土气息，素淡的蔬菜清香，一阵阵沁人心脾。一会儿站起来，伸伸腰，用手背擦擦额头的汗，看看苗间得稀稠，中耕得深浅，草锄得是不是干净，那时候人是会感到劳动的愉快的。夏天，晚上，菜地浇完了，三五个同志趁着皎洁的月光，坐在畦头泉边，吸吸烟；或者不吸烟，谈谈话；谈生活，谈社会和自然的改造，一边人声咯咯罗罗，一边在谈话间歇的时候听菜畦里昆虫的鸣声；蒜在抽薹，白菜在卷心，芫荽在散发脉脉的香气：一切都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田园乐趣。
我们种的那块菜地里，韭菜以外，有葱、蒜，有白菜、萝卜，还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等。衣谚说：“谷雨前后，栽瓜种豆。”“头伏萝卜二伏菜。”虽然按照时令季节，各种蔬菜种得有早有晚，有时收了这种菜才种那种菜；但是除了冰雪严寒的冬天，一年里春夏秋三季，菜园里总是经常有几种蔬菜在竟肥争绿的。特别是夏末秋初，你看吧：青的萝卜紫的茄子，红的辣椒，又红又黄的西红柿，真是五彩斑斓，耀眼争光。
那年蔬菜丰收。韭菜割了三茬，最后吃了薹下韭（跟莲下藕一样，那是以老来嫩有名的），掐了韭花。春白菜以后种了秋白菜，细水萝卜以后种了白萝卜。园里连江两腊、波斯菊都要开败的时候，我们还收了最后一批西红柿。天凉了，西红柿吃起来甘脆爽口，有些秋梨的味道。我们还把通红通红的辣椒穿成串晒干了，挂在窑洞的窗户旁边，一直挂到过新年。
歌声
吴伯萧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已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那影片纯粹是用声音绘制的，声音绘制色彩，声音绘制形象，声音绘制感情。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来。“云霞灿烂如堆锦，桃李兼红杏”，《春之花》那样一首并不高明的歌，带来一整套辛亥革命以后启蒙学堂的生活。“我们是开路先锋”，反映出一个暴风雨来临的时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描绘出抗日战争初期一幅动乱的景象。……
我以无限恋念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声来了。
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列宁在纪念《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的文章里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声音，共同的语言。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延安的歌。在延安，《国际歌》就是被最庄严最普遍地歌唱的。
回想从洗星海同志指挥的《生产大合唱》开始吧。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初一个晚上，在延安城北门外西山脚下的坪坝上。煤气灯照得通亮。以煤气灯为中心，聚集了上万的人。印象中仿佛都是青年人。少数中年以上的人，也是青年人的心情，青年人的襟怀和气魄。记得那时候我刚刚从前方回到延安，虽然只出去四五个月，也象久别回家那样，心里热呼呼的，见到每个人都感到亲热。不管认识不认识，见到谁都打招呼。会场上那些男的，女的，都一律穿着灰布军装，朴素整洁，打扮得都那样漂亮。大家说说笑笑，熙熙攘攘，象欢度快乐的节日一样。是的，正是欢乐的节日，是第一个五四青年节。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听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那篇有名的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
说的这时候，是报告完了，热烈的鼓掌、欢呼以后，大家正极兴奋的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是大家酣醉的幸福里，那里还想不出这样恰当的形容文字。每个人都咀嚼、回味报告里的深刻意义和警辟的语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咀嚼着，回味着这些语句，同时等候大合唱开始。
露天会场。西边是黑黝黝的群山，东边是流水汤汤的延河，隔河是青凉山。南边是隐隐约约的古城和城上的女墙。北边是一条路，沿了延河，蜿蜒过蓝家坪，狄青牢，直通去三边的阳关大道。合唱开始，大概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就在那样不平凡的时刻，在那个可纪念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唱：
二月里来，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洗星海同志指挥得那样有气派，姿势优美，大方；动作有节奏，有感情。随着指挥棍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象谆谆的教诲，又象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翻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抗日战争的前线后方，有谁没有听过，没有唱过那种从延安唱出来的歌呢?
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有的。列宁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工人歌咏团，说他们是“在法兰克福一家小酒馆的一间黑暗的、充满了油烟的里屋集会，房子里是用脂油做的蜡烛照明的”。在黑暗的时代里，唱唱歌该是多么困难啊。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随时随地集体地，大声地歌唱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合，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那才叫尽情的歌唱哩!
唱歌的时候，一队有一个指挥，指挥多半是多才多艺的，即能使自己的队伍唱得整齐有力，唱得精采，又有办法激励别的队伍唱了再唱，唱得尽兴。最喜欢千人、万人的大会上，一个指挥用伸出的右手向前一指，唱一首歌的头一个音节定定调，全场就可以用同一种声音唱起来。一首歌唱完，指挥用两臂有力地一收，歌声便嘎然停止。这样简直把唱歌变成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甚至一种号令。千人万人能被歌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踏着统一的步伐前进，听着统一号令战斗。
延安歌声，也有传统，那就是陕北民歌。
“信天游”唱起来高亢、悠远，“蓝花花”唱起来缠绵、哀怨。那多半是歌唱爱情，诉说别离，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的。过去陕北地广人稀，走路走很远才能碰到一个村子，村子也往往只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峁沟畔。下地劳动，或者吆了牲口驮脚，两三个人一伙，同不会说话的牲口嘀嘀冬冬地走着，够寂寞，诉说不得不诉说的心事，于是就唱民歌。歌声拖得很长很长，因此能听得很远很远。人还没看见，已经先听见歌声了；或者人已经转过山头望不见了，歌声还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时代变了，延安的歌就增加了新的曲调，换上了新的内容。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主要是歌唱革命，歌唱领袖，歌唱抗战，歌唱生产。延安唱的歌很快传到各抗日根据地，后来又传到一个接一个的解放了的地区。日本投降以后，哪里听到延安的歌声，哪里就快要解放了。延安的歌声直接变成了解放的先声，譬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首歌吧，从苏区唱起，一直就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哪个地方的人民最痛苦，哪个战场上的战斗最艰巨，这首歌就先到哪里。听见这首歌，连小孩子都知道人民的救星来了，毛主席的队伍来了。它是黑夜的火把，雪天的煤炭，大旱的甘霖。人们含着笑又含着喜欢的眼泪听这首歌。我甚至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听别人唱这首歌，仿佛也是自己在唱。听见声音，仿佛同时看见了队伍，看见队伍两旁拥挤着欢迎队伍的人群。人群里，年长的是大娘，大爷，同年的是大哥，大嫂，兄弟，姊妹，都是亲人。又仿佛队伍同时是群众，群众又同时是队伍，根本分不清。这首歌，唱一千遍，听一万遍，我都喜欢。
这里就不说我喜欢那首唱遍世界的歌——《东方红》了。那是标志着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衷心爱戴的歌，又是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歌。谁不喜欢呢?从心里，从灵魂的深处。
猎 户
吴伯萧
秋收，秋耕，秋种，都要忙完了。正是大好的打猎季节。我们到红石崖去访问打豹英雄董昆。
深秋的太阳没遮拦地照在身上，煦暖得像阳春三月。一路上踏着软软的衰草，一会儿走田埂，一会儿走沟畔，不知不觉就是十里八里。田野里很静，高粱秸竖成攒，像一座一座的尖塔；收获的庄稼堆成垛，像稳稳矗立的小山。成群的鸽子在路上啄食，频频地点着头，咕咕咕呼唤着，文静地挪动着脚步。它们不怕人，只是在人们走近的时候，好像给人让路一样，哄的一声飞起，打一个旋，又唰的一声在远远的前面落下。村边场园里，晒豆子的，打芝麻的，剥苞米的，到处有说有笑，是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
我想：董昆是什么样子呢？可像家乡的尚二叔？
小时候，在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晚上吃完了从家里带的干粮，等着念灯书的时候，总爱到学校门口尚二叔家去串门儿。尚二叔是打猎的，兼管给学校打更。不知道他的身世怎样，只记得他一个人住在一间矮小的茅屋里，孤单单地，很寂寞，又很乐观。他爱逗小学生玩儿，爱给小学生讲故事。当时我很喜欢他门前的瓜架，苇篱圈成的小院子和沿苇篱种的向日葵。我也喜欢他屋里的简单陈设：小锅，小灶，一盘铺着苇席和狼皮的土炕；墙上挂满了野鸡、水鸭、大雁等等的羽毛皮，一张一张，五色斑斓。最喜欢当然是他挂在枕边的那杆长筒猎枪和一个老得发紫的药葫芦。
跟着尚二叔打猎，在我是欢乐的节日，帮着提提药葫芦，都感到是很美的差使。尚二叔打猎很少空着手回来，可是也不贪多。夏天的水鸭，秋天的雉鸡，冬天的野兔，每次带回不过两只三只。打猎归来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凯旋，背了猎获的野物走在路上，连打猎的助手也感觉到有点儿将军的神气。猎罢论功，我的要求不高，最得意是分得一枝两枝雉鸡翎。
可是在邻村读书只有半年，新年过后就转到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了。打猎的生活从此停止。抗日战争期间，自己扛过长枪，也带过短枪，可是都没有舍得用那时比较珍贵的子弹去猎禽猎兽。这次走在访问猎户的路上，才忽然想到自己原来对打猎有着这样浓厚的兴趣。
“咱们先绕道去望望‘百中’老人吧。”顺路陪我们的林牧场场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就这样自动地建议。他说：“老人是老打坡的，夜里能够百步以外打香火，那是名副其实的百发百中。老人姓魏，得了‘百中’这个绰号，真名字反而很少人叫了。他住得不远，就是那个有三棵老松树的村子，冯岗。老人七十三岁了，可是你看不出他衰老的样子。耳不聋，眼不花，爬山越岭，脚步轻快得连小伙子都撵不上。”
可是不巧，我们到冯岗的时候，老人的屋门锁着。听柿树底下碾新谷的一位大娘说：“老人昨天就上山打獾去了。”接着解释：“收豆子、红薯的时候，獾正肥哩。肉香，油多。俗话说‘八斤獾肉七斤油’啊。”山里的人看来谁都懂得打猎的道理。
“老人能到哪儿去？”
“拿不准啊。左右在这一带山里。”
“几时能回来？”
“那也说不定。少了三天五天，多了十天半月。他带着枪，到哪里都有吃有住。咱这周围百儿八十里谁不知道‘百中’老人呢？何况现在是公社，他是咱公社打猎的老把式，到哪里还不是家？”我联想到了唐朝贾岛的诗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心里有些怅惘，可是也更增加了对老人景慕的感情。
场长说：“走吧，老人跟董老大最熟，说不定到红石崖去了呢。碰不到他也不要紧，反正老人的本领大家都晓得。——有一次，也是秋天，我跟老人一道儿赶集，他问我，‘吃过獾肉没有？’我说，‘没有，怎么样，请客么？’他说，‘獾肉好啊，是医治牲口的良药，明天打一只来你尝尝。’我说，‘不容易吧？’他说，‘试试看。’第二天他真的就掂来了一只獾。满不在意地招呼说，‘就撂在这儿吧。’摸摸獾身上还有点儿温呢。”
走下一道山岗，沿着一条鹅卵石的河道进山。潺潺的流水，一路奏乐作伴。路旁边，一会儿噗楞一声一只野鸡从草丛里飞起，那样近，仿佛伸手就可以捉住似的。可是太突然，等不到伸手，它已经咯咯咯地飞远了。一会儿又从哪里掠起一只野兔，也那样近，你差一点儿没踩到它。可是来不及注意，它又已经一蹦一跳，左弯右拐，拼命地跑得只剩下忽隐忽现的模糊踪影了。你的眼睛紧紧跟着那模糊的踪影，它会把你的视线带进一带郁郁苍苍的山窝。那山窝就是红石崖。
红石崖，山窝里散乱地长满了泡桐、乌桕、楝、楸、刺槐等杂色树木。三面山坡上有计划地栽种了檞树和马尾松，蓊郁苍翠，看样子怕已经成活六七年了。从沟底顺斜坡上去，是一排一排的牛棚、马棚。平地整畦，是一片一片的菜园、苗圃。几百箱蜜蜂，嗡嗡扬扬像闹市。四五个羊群牧放在东西山腰，远看像贴山的朵朵白云。自然环境里有整饰的规划，野生的动物植物衬托出人工饲养和栽培的巧夺天工。真是又林又牧，好不繁茂兴旺。
可是又不巧，踏上红石崖，不但“百中”老人没有来，就连董昆也到县城领火药去了。场长怕我们失望，立刻带我们到山上山下参观，介绍给我们看董昆他们打的野物皮子：狐狸、貉子、獾、水獭、野猫……种类实在不少。据统计，去年一年他们打猎小组打了四百三十六张大皮子哩。加上兔子和野鸡，足够一千只冒头。场长还特别拿出一枝中式钢枪给大家观赏。那是董昆打死了金钱豹以后，劳动英雄大会发给他的奖品。枪号是532。
看看天色晚了，外边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落起雨来。深山雨夜，格外感到林牧场的温暖。晚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蒸红薯，葱炒橡子凉粉和滚烫的新谷米汤。够丰盛了，场长却抱歉地说：“可惜董昆他们不在，不然应该请你们尝尝这里新鲜的山珍野味。”可是那一夜，我们看的，听的，哪一样不新鲜呢，哪一样不紧紧联系着山珍野味呢？
“山里人家一夜穷”。野猪一夜工夫能拱完一亩红薯。狼、豹会咬死咬伤成群的牛羊。山居打猎，一举两得：既生产肉食毛皮，又保护庄稼牲畜。所以林牧场设有打猎专业小组。打猎的讲究不少：雉鸡、野兔要白天打，叫打坡；野猪、狐、獾、狼要夜里打，叫打猎。打猎要认路：狼有狼道，蛇有蛇踪。狼走岭脊，狐走山腰，獾走沟底。打啥要有啥打法：“暗打狐子明打狼。”打狼要招呼一声：“哪里去？”狼停住一看的工夫，镗的一声枪响了，准中。有的打猎要下炸弹，把炸弹包在油饼里，猎物闻到香味来吃，一咬就把嘴炸烂了，不死再打也容易。小兽用火枪打，大兽用钢枪打。捉活的要下拍子，挖陷阱。捕蛇还要在蛇路上下刀子。蛇爬过来的时候，微露地皮的锋利刀尖，可以把蛇的腹部从头一豁到尾。……不过，“畋不掩群，不取麛天；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狩猎也要“护、养、猎并举”。
娓娓动听的一部猎经，真可以使猿倾耳，虎低头。
那一夜我不知道睡着没有，仿佛睡里梦里都跟醒着一样，趣味横生的打猎故事，生动，惊险，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早晨，深深呼吸满山满谷带霜的新鲜空气，感到精神抖擞，浑身是力量，仿佛一夜的工夫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上山擒虎、入水捉蛟的出色猎手。辞别场长出山的时候，自己也仿佛不是离开红石崖，倒像在酒店里喝足了“透瓶香”，提了哨棒，要大踏步迈向景阳冈。
这时候倒真巧了，我们在林牧场木栅栏门跟前，顶头遇到一位彪形大汉。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都冒叫了一声：“你是董昆同志吧？”宽肩膀，高身材，手粗脚大，力气壮得能抱得起碾滚子，——貌相跟传说中的打豹英雄这样相似，不是他该是谁呢？
“是我。”回答证明我们的招呼不算冒失。
“怎么，你们要走么？”大汉的反问却使我们有点儿吃惊了：他知道我们是谁？他接着说明：“晚上在县里接到电话，说有客人找我，鸡叫赶着往回走，想能碰到，果然真的碰到了。走，再回去谈谈吧。”董昆，人很爽快，又有些腼腆，看他眯缝着眼睛，好像随时都在瞄准的样子。不笑不说话，一笑眼睛就眯得更厉害，可是眼睛微微睁一下，就有一种闪烁的射人的光芒。据说在漆黑的夜里，他能识别猎物的踪迹哩。
“……十四岁开始打猎，打了二十多年了。起初给地主看羊。羊叫狼吃了两只，自己挨了一顿皮鞭。那时候不懂得革命，恨地主也恨在狼身上，想：‘弄杆枪打狗日的！’这样我就跟狼拼上了，见了就打。抗日战争期间，在游击小组，没说的，鬼子、国民党跟狼一齐打。前年，金钱豹吃牛，吃羊，闹得很凶。我想：‘怎么没让我碰见呢？’后来邻居一个小姑娘，上山打柴，一夜没有回来。找遍半个山，只在半山坡上找到一只鞋子。我想：‘来了！’腊月十九下大雪，半人深。我们就计划打豹子。打豹子，先用炸药炸，后跟血迹撵。四天四夜，累了就扒开雪堆蹲一会儿。走过龙天沟、卧虎寨、蜘蛛山……先后打了二三十枪，豹子伤得很厉害，可是还没打死。火枪不顶事啊！在恶石寨的山沟里，我头顶住豹子的下巴，两手紧搂住豹子的腰身，跟它打了二十多个滚。从绑腿拔刀子，因为冻了没拔出来，用右手使劲把豹子一推，不想豹子的爪子抓了我的右胳膊，从肩头一直划到手指。一条血窟窿。有的筋都差点儿断了。我们小组的老李给了豹子最后一枪，才算把它结果了。”
这已经不单是有趣的故事，而是真实的血淋淋的搏斗了。胜利是斗争和艰辛换来的。董昆从衣袖褪出右臂，我们带着钦敬的心情仔细看了那条微微隆起的伤痕。当我们不停地嘘唏赞叹的时候，董昆自豪地说：“现在我们打猎小组的人都是民兵。我们保护生产，也保卫治安。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它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不怕撵到天边地边或者受尽千辛万苦，要打就一定把野兽和强盗消灭！”
谈着谈着，不觉已经是晌午。
天晴了。很好的太阳。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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