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一路上的名人故居——萧红、萧军、舒群故居（观象一路1号）

观象一路上的名人故居——萧红、萧军、舒群故居（观象一路1号） 

　　小楼犹似故时家，四十年前一梦赊。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深宵灯火迷星斗，远浦归帆赍浪花。往事悠悠馀几许，双双鸥影舞残霞。

　　生离死别两浮尘，玉洁冰壶一寸心。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那堪闻。

萧军写于1979年7月

        观象山是青岛市区著名的山顶公园之一，此山海拔仅有78.9米，因山顶建有观象台而得名。1918年，依山势修建了一条通往山顶观象台的蜿蜒山路，这条路在1931年分成互相交叉的两条，也就是观象一路和观象二路。萧红萧军与舒群的旧居，就坐落在观象山东南麓绕山而建的观象一路1号院内。房子当初是倪鲁平帮他们找的，两对年轻夫妇在一楼比邻而居。
       萧军所言的依山而建、可以观海、门口道路分了三叉的石头小楼，如今仍风姿绰约，只是周围建筑树木林立，从这里，已无从看海。而萧军说的门口分了三叉的路，现在已是汇集了包括观象一路、伏龙路、苏州路、龙山路、莱芜一路，合并于江苏路中段的六条道路，是青岛老城区少有的六岔路口。
       而发生在这个六岔路口的这座建于民国年间的老楼里的故事，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虽然时间上各自短暂，其中人物却充满了诸多戏剧性的交集，他们的人生犹如置身于纷杂热闹的岔路口，纵然曾经相遇，片刻停留，却终取道不同的方向，分离于迥异的历史时空当中。

       青岛“文化候鸟”的栖息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为这些躲避战乱的进步流亡作家提供了报刊编辑等必要的文化职业，成为支撑他们创作的经济来源。这是青岛城市文化之根萌芽发育的时期，而三十年代那些来青或避难或避暑的文人名士，则被其称作 “文化候鸟”。在大群的候鸟中，以萧红、萧军、舒群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在青岛的成长是不争的事实。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青岛的中文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是《青岛时报》，副刊办得最好的是《青岛民报》；由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接办的《青岛晨报》，则是当时发行量较少的一家日报，萧军来青后担任该报副刊编辑，萧红则为《晨报》“新女性”周刊编辑。而据来自教育系统的青岛历史探寻者胡修江所述，1934年还有一份刚刚复刊并改变了“血统”的报纸《磊报》，担任副刊编辑的正是舒群，倪鲁平任《磊报》主编。
       另外，不得不再次提及的是位于当时广西路新4号的荒岛书店，这幢被青岛大学教授刘增人称作“成功扮演了青岛文化港口”的重要角色，并成为被人们屡屡称道的文化佳话的关键与载体的普通建筑，已彻底消失于老城的拆迁中。而恰是在这里，当时的中共青岛地下党员、青岛“左联”成员，在《晨报》做兼职编辑的孙乐文，作为“左联”活动据点和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集会所在地的“荒岛书店”负责人，将当时市立中学（今青岛一中）的学生李前管（后改名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和后来的剧作家黄宗江介绍给萧军和萧红，他们在《晨报》共同创编了一个名为《黄金时代》的著名周刊。

       青岛悲情“生离死别两浮沉”

       虽然墙上镶嵌上了“萧军萧红舒群故居”的牌子，但观象一路1号现在仍是民居，并不对外开放。别致的小楼与众不同，风姿依旧，小院的院墙用四米高的花岗岩砌成，进了大门向左，就是一道石阶，拾级而上，阶梯尽头的红瓦小楼，楼下仅有两个房间，楼上有五个房间，分为两个独立套间，各有门口楼道。楼上靠右侧的一套，就是萧红萧军的住处。近几年，这房子已交由一位佛门师傅使用，师傅法号延砥，每每来青，必开门纳客，任游客参观寻访先人遗迹。

       1934年夏这里住进了两对夫妇：萧红和萧军，舒群和倪菁华。萧红当时叫悄吟，萧军当时叫三郎，舒群当时叫李旭东，笔名是“黑人”。
       舒群这个在哈尔滨与萧军、萧红结为挚友的东北小伙，1932年加入共产党，并曾在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他从日本侵占下的东北来到青岛，担任《磊报》的副刊编辑。倪鲁平在《磊报》兼任主编，他们一见如故，倪鲁平很喜欢李旭东，便把自己的妹妹、小自己14岁的倪菁华嫁给了李旭东，在家里招待亲友吃了个饭，就算结了婚。结婚日期是1934年5月4日。

       舒群在青岛站稳脚跟，立即写信给哈尔滨的三郎，邀请他们南下来青岛。

　　1934年6月11日，二萧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从哈尔滨乘火车逃亡到大连，14日又登上日本轮船“大连丸”去青岛。在船上，他们遭到日本海上特务稽查队的严密盘问搜查，而《八月的乡村》这部抗日小说的草稿就揣在萧军的大衣兜里。萧军当着日本特务的面，将大衣脱下“叭”的一声摔在船甲板上，掏出一个苹果，若无其事的吃起来。特务连空白信纸也一张张对着阳光照了又照，却忽视了地上的大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盘查，没有查出名堂来。
　　 1934年6月15日，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他们终于看到了青岛海岸，像走失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顿时，激动地哭了起来。这一不同寻常的旅程，后来被萧军写在《大连丸上》。

      李旭东和倪菁华到青岛大港码头，迎来了一对东北来的年轻人，就是悄吟和三郎。两对年轻人开始住在青岛上四方村70号倪家，后来倪鲁平在观象一路1号给两对年轻人各自租下了一间小房。在这里，9月9日悄吟完成了小说《生死场》，10月22日三郎完成了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5月《八月的乡村》在上海出版，1935年12月《生死场》在上海出版。青岛期间，萧军在《青岛晨报》任副刊编辑，萧红曾在《青岛晨报》发表文章，但迄今还没有发现。
       9月23日中秋节，青岛市中共地下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回倪家过中秋节的李旭东和倪菁华被捕。本来李旭东倪菁华夫妇也邀请悄吟三郎夫妇到倪家过节，三郎临时有事没去，悄吟三郎夫妇逃过一劫。同时被捕的还有以公安督查员身份做掩护的市委书记高嵩。仅作为嫌疑人关押的舒群，因与公安局局长是师生关系的高嵩的缘故，获得宽松待遇，得以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完成了一部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由于叛徒不知道李旭东的情况，李旭东于1935年3月被保释出狱，前往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并在1936年5月以舒群的署名发表了《没有祖国的孩子》，从此李旭东的名字消失了，人们只知道舒群。

       倪菁华被判刑两年半，1937年1月出狱。倪菁华出狱后回到青岛，倪家人已经搞不清楚李旭东去哪里了，他们不知道李旭东是舒群。从新婚到永诀，不足一年的光阴。那部《没有祖国的孩子》后托人转交给鲁迅，在《文学》上发表，舒群从此迈入文坛，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 1982年，舒群在追忆青岛的生活时说：“鲁平、高嵩去世已久，菁华而今安在？……时过境迁，陈迹久远，有如隔世，而我仍在念念不忘。”
       1938年2月，倪母让倪菁华带着四个弟妹到牟平参加共产党抗日军。参军后，倪菁华从事鼓动宣传工作，1938年8月由原青岛市委书记高嵩介绍入党。1940年8月，倪菁华和时任山东省第三军区副司令员的高嵩结婚，结婚一周，高嵩便在一次对日战斗中牺牲。1948年，倪菁华奉调南下，任某财经学校政治委员。这时倪菁华和1939年参加新四军的张超结婚。上个世纪70年代，倪菁华在河南郑州第14中学离休。

       1982年，在青岛住了40余年的倪鲁平的妻子，终于从青岛文史学家鲁海的文章中得知了一切，中断半个世纪的联系得以恢复。年近七旬的离休干部倪菁华才得知第一次婚姻的丈夫李旭东还活着，是时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的作家舒群；而蜚声文坛的萧军和萧红就是当年的三郎和悄吟。

　　青岛是萧红萧军人生轨迹重要的一站

       1932年，当日寇侵占哈尔滨的那一年，萧红开始了人生的悲剧。她逃婚、抗争，终未逃出宿命的圈子。与男友汪恩甲同居，身怀六甲，又被男友抛弃在东兴顺旅馆，几乎被店主卖到妓院抵债，她在向报界大声疾呼时结识了萧军。那一年哈尔滨发大水，乘洪水之乱逃出虎口。几经颠沛流离，萧红在哈尔滨商市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与萧军结合开始了患难跋涉。在牵牛坊她走进了文学天地，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青岛这所小楼里成就了她作为左翼女作家的心愿。

       1934年，萧军和萧红在青岛的日子不足一年，却充实——萧军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又充满情趣，当时在《青岛晨报》做编辑的同事张梅林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生活简朴甚至有些拮据，但是惬意的。描述中，“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一个洋车夫，一个村女郎，却在青岛过着神仙日子。他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出来又落山哪”；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的四处游泅着。有时萧红会看一看正在用最大努力游向水架的三郎，摇头批评道：“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

        在《青岛怀踪录》中，萧军有述：“青岛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1934年夏天，我们从哈尔滨出走以后，于当年的端午节前一日到了青岛……我们在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的下部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由我们居住……我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就全是在当年——1934——秋季间，完成于这所小楼里面的。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文中所提太极图，据说已在“文革”时因“破四旧”被毁。
       萧军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每于夜阑人静，和萧红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段短暂的幸福生活由后来的写作者反复地吟咏与描摹，被称作二人的“精神蜜月”。

       八年后，萧红孤独而悲惨地死于香港陷落的炮火之中。据说临终时，她将《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军，或许源于那是青岛短暂幸福爱情的见证。萧军在1979年写下的怀念诗句：“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哪堪闻。”
       在荒岛书店与鲁迅通信
       位于当时广西路新四号的“荒岛书店”对于萧红和萧军而言意义非凡。这家小店主营新文学图书，“夏天的时候，萧军常常要到海水浴场洗个海水澡，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他常常到书店里遛遛，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而正是在书店老板孙乐文的建议下，萧军萌生了把《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寄给鲁迅审阅的想法。鉴于当时对新文化运动采取的镇压政策，为安全起见，孙乐文建议把通讯地址落在荒岛书店，直接寄往上海内山书店。这样出了问题，大家也都可以推托掉。就是在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常用名刘军或刘均的萧军第一次使用了萧军的名字。原本对鲁迅先生的回信不抱希望，但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答复了去信中的两个疑问：一，不必问现在要干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
       这封回信令萧军和萧红高兴地跳了起来，后来，萧军写道：“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信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
        随后，萧军、萧红便将《生死场》的抄稿及二人合作出版的《跋涉》等寄往上海请鲁迅审看。而就在这时，青岛地下党组织遭破坏，舒群与妻子倪菁华分别被捕。孙乐文将40元路费在栈桥交予萧军，在萧军的《青岛怀踪录》中有描述：“我与萧红即约同朋友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的四等舱逃离前去上海。”但仅过了两年，萧军便独自回到青岛投入写作，住的却是山东大学校内宿舍，而因鲁迅先生作序的《生死场》蜚声国际文坛的萧红则去了日本。

       在萧红的漂泊之旅中，青岛是其中一站，离开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过，在萧红留下的所有文字中，也很少写过她在青岛的生活，但萧红对青岛的印象应该极好，1936年8月17日，从日本写给来青岛写作的萧军信中说：“旧地重游是很有趣的，而且有那样可爱的海！你现在一定洗海澡去了好几次了？……”
       朋友间的龌龊与理解
       萧军与舒群交情匪浅，二萧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跋涉》时，大部分费用就是由舒群提供赞助的，舒群当时并不富裕，是将已经交给父亲的40元生活费要回来资助萧军出书的，这份仗义和慷慨，让萧军终生铭记。另外，《八月的乡村》里讲述的抗日故事也主要是从舒群处听来的，萧军结合自己的从军经历完成此作。因为对傅天飞以及抗日游击队的生活并不熟悉，《八月的乡村》在写作过程中并不顺利，萧军中途几次想要放弃，是萧红在旁边鼓励才得以完稿。后来此书经过鲁迅作序力荐出版，为萧军赢得声誉，却也一度因此与舒群关系紧张，此是后话。

       萧军晚年在《青岛怀踪录》中记述：“一夜，孙乐文把我约到栈桥，给了我40元路费，并嘱咐我们及时离开青岛。我与萧红得知此消息后，即约同朋友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抛弃所有家具，搭乘一艘日本轮船的四等舱逃离前去上海。”
       萧军文中说离开青岛时“抛弃所有家具”，这一点与梅林的记述略有不同，梅林在萧红去世后的1942年春写下的回忆是这样的：
       报馆发生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我同三郎悄吟一直将报纸维持到月尾。我们穷得可以，吃不成烙饼、大菜汤了。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
       “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
       “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它十块八块钱。”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能拆下来也好卖的。——管它呢。”
       她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
       12月初，我们坐上一只日本船（好像是共同丸）的货仓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
       因为身份未暴露，舒群1935年3月被保释出狱，此时，其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仍深陷囹圄，音信不知。他逃离青岛，先去烟台，后来也前往上海，找到萧军。
       二萧离开青岛到上海后，幸运地得到鲁迅青睐，让随后来沪的萧军的朋友们十分羡慕，都想借机与鲁迅搭上关系。可是，个人的幸运无法被复制，倒不是萧军从中作梗不肯热心帮忙，而实在是鲁迅委婉拒绝了他引朋友来见的请求。朋友们的愿望落空，不免对成名后的萧军产生猜疑和腹诽，其中最失落的，就是出狱后来沪的舒群。
       舒群在青岛狱中写下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想得到鲁迅的指点和提携而未得，因为这样琐屑细碎的烦恼，与二萧之间变得生分了。《没有祖国的孩子》后来辗转白薇得到周扬的引荐，在1936年5月以舒群之名发表，舒群藉此成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
       舒群的妻子倪菁华直到1937年才出狱，此时，倪家人已不知道李旭东的去向，更不知在上海成名的舒群就是李旭东，从此夫妻离散。

       舒群离开上海以后，先后分别在北平与武汉遇到过萧红。1937年5月，萧红因情殇负气独自去北平访友，已在北平的舒群闻讯后到李洁吾家找上门来时，让萧红大为紧张，正所谓情侣之间闹矛盾大动干戈，可一旦有“外患”，还是会立刻结成统一战线。萧红在写给萧军的信中就有“奇是不可靠的，黑人到李家来找我了”的密语，萧军也是在接到这封信后，当即改变也要来北平的原计划，急召萧红返沪，可见直到那时，朋友之间依然充满了戒备与警惕。
       只是，在二萧的书信尚在路上的间隙，舒群与萧红已经打开了心结。萧红在老朋友面前敞开心扉，将情感苦杯尽倒。深入交流后，舒群对萧军先前的猜疑和误会才算解除了。而此时，距离他到上海去找萧军，已经两年过去了。
       1938年，舒群在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见到了与萧军分离之后的萧红，当时萧红正怀孕，她一到舒群的住处就把鞋一踢，倒在舒群的床上，很疲惫的样子。舒群劝她去延安，她不肯，理由是：受够了穷苦，害怕再过流浪的生活，想找一个能平静过日子的环境。知道二萧关系的内幕，也体谅萧红受到的情感伤害，舒群并未指责她离开萧军的选择，对她既同情又怜悯。舒群说，她需要安慰，需要家庭，需要温暖，她不知道往哪里去找，最后找到了端木蕻良。
       武汉一别，萧红舒群老友离散，而舒群与萧军的友谊却保持了一生。 

       二萧在1935年离开青岛去上海之后，萧红再也没有回过青岛，萧军先后却回来过三次，一次是1936年，二萧在上海出现情感危机，两人决定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这样，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则回青岛写作，住的是山东大学校内宿舍。那一次萧军在青岛大约住了两个月，“由于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感情、思想上也没什么波动，因此写作进行得还很顺利。”那篇记述二人感情的《为了爱的缘故》大约就是那时写的。1951年夏萧军带儿子来访方未艾，当时方未艾在山东大学任教。1986年的最后一次则是在海大讲课。他说，“尽管我东飘西泊，也还未忘记这个我曾经居住过的美丽的山岛，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和深深的感情。”
       萧军在回忆青岛时的生活时说，“每于夜阑人静，和萧红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回忆之所以那么迷人，是因为那是低成本高收益的心灵享受。曾经的惊涛骇浪，忐忑惶恐，已成过去，再惊心动魄，也只是结局的衬托与渲染。二萧在青岛的生活，在萧军的笔下，是“精神蜜月”和“幸福时光”。

       这里大门紧闭，相机只能从门缝伸进，拍摄长长的楼梯。让我们沿着这陡峭的楼梯，走近另一对在这洪流般动荡年代中被巨浪卷得颠沛流离的年轻人——舒群和倪菁华。

　　青岛和我有着历史和骨肉的关系。

                                                    ——舒  群

　　舒群（1913～1989），现代作家。原名李书堂、李旭东，笔名黑人、舒群。1933年到青岛，1934年离开。出版有长篇小说《这一代人》，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雪》、《秘密的故事》和一批短篇小说，他是30年代涌现出的“东北作家群”成员之一。解放后，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协顾问、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主编和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青岛二三事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向沈阳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仅仅4个月，整个东北三省的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舒群怀着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和强烈的爱国热忱，毅然在哈尔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他没有与父母辞行，直接奔赴抗日战场。

　　也在这年秋天，舒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在中共哈尔滨地下市委第一个党报《哈尔滨新报》的副刊《新潮》上，舒群经常发表诗歌和散文，并被这家报纸聘为通讯员。1932年3月，经陈仕卿介绍，舒群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组的工作，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被派到第三国际所设洮南情报站任站长，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工作。在第三国际工作期间，舒群业余从事写作并演出进步戏剧，与在哈尔滨的一批进步文学青年，如塞克、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等，以笔作枪，进行反日斗争。这支队伍日后发展、成长为东北作家群，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33年秋后，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哈尔滨成了龙潭虎穴，进步作家和革命人士遭到迫害和追捕。舒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避开迫害，1934年初，舒群只身逃离东北，奔向青岛。他在东北写的作品都没带出来只带出了一批日寇在东北的暴行照片。
　　在青岛，舒群由同学介绍结识了倪鲁平及其一家。倪鲁平是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社会局的科员，思想进步，追求光明。舒群虽与党失去联系，心却与党在一起。舒、倪二人志同道合，成为知交。倪鲁平为舒群找了工作，安排了住处，并介绍尚在青岛市立女中——今育才中学读书的妹妹倪菁华嫁给了舒群。舒群夫妇二人居住在观象山麓的观象一路1号楼下的一间房子里。
　　舒群与倪鲁平都在寻找党组织。此时，舒群在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同学高嵩正在青岛从事秘密恢复党组织工作。高嵩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于东北海军军官学校轮机系，1930年随东北海军移驻青岛，任海军教导总队第四中队分队长。高嵩受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在青岛独立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并于1934年6月建立了中共青岛市委筹备委员会，任常委。但舒群并未与高嵩谋面，也不知道高嵩的真实身份。
 在从事左翼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倪鲁平与高嵩接上了关系。1934年5月，高嵩在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十二、三日，成天价有个脱离国民党而现在仍然当社会局劳动股科员的Ａ君来谈话。他自以入不了我党为恨，但无论如何，我们只以民众的形式来观察他。他对他的弟、妹也都强迫学习马列主义。他的妹子只能念书，他的妹夫整天价谈着文艺。对于他们这一团知识分子，我们决定一面监视，一面训练，决定允许他们的要求——开展左翼作家的组织，同时准备发行一种文学刊物。
　　这里的Ａ君，即是倪鲁平，弟弟是当时在市立中学读书的倪鲁杰，妹妹即倪菁华，妹夫便是舒群，当时叫李书堂。通过倪鲁平，舒群接上了党的关系并在倪全家的掩护下开始了革命活动。
　　舒群在青岛稳定下来后，立即写信到哈尔滨，力邀处境危险的萧军、萧红来青岛。6月12日，二萧离开哈尔滨，三日后抵达青岛，先住在倪鲁平家，后搬至观象一路1号，与舒群夫妇比邻而居。
　　舒群与萧军、萧红夫妇有着生死患难的情谊。1933年10月，萧军、萧红合著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跋涉》，因囊中羞涩，无力出版。舒群得知后，将第三国际给的活动经费30元拿出来帮朋友出书。当时第三国际给的活动经费很有限，舒群好不容易才积攒了40元钱，交给父亲收藏着。当舒父得知儿子要将钱拿出来给他们出书时，这位老工人说，拿去吧，我们还不至于饿死，你朋友出书要紧。《跋涉》就这样印出来了。对此，萧军耿耿不忘。而舒群却对朋友说，萧军一直说我帮助他，其实应该说是党帮助了他，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八月的乡村》是萧军成名之作，素材却是在舒群的帮助下获得的。1933年春天，舒群在哈尔滨。一天，傅天飞来到舒群暂住的《哈尔滨商报》，要送给他一份“礼物”——磐石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的始末和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史。傅天飞讲得有声有色，酣畅淋漓；舒群听得津津有味，倍受感动。舒群又毫无保留地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听后异常兴奋，让舒群把傅天飞请到家里，再次讲述游击队的故事。萧军决心以磐石游击队的英雄事迹为题材，加上自己在军队里的生活经历，写一部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亡的作品。这部作品就是《八月的乡村》，是1934年萧军来青岛后在观象一路1号创作的。《八月的乡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成功地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部力作。
　　1979年萧军写了《赠舒群》，在诗前写有小序：
　　1979年1月15日，舒群来北京我所居处的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一别近20年，各经生死患难，又得重逢，殊非易事。除杯酒叙衷肠外，口占一律赠之，缘1934年我和萧红与彼夫妇曾共居于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也。
　　患难交情五十年，濒经生死又开颜
　　松花江畔飘蓬日，观象山麓秋暮天。
　　骨月情亲薄四海，合离几度唱阳关。
　　相逢此夜庸何易，杯酒衷肠话惘然。
       《没有祖国的孩子》
　　1934年9月，中共青岛市委重新建立，高嵩任市委书记，王金玉任组织委员，倪鲁平任宣传委员。同时还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由倪鲁平兼书记。在青岛党组织迅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党内出现了意外情况，原来组织委员王金玉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密探。他以钟渊纱厂进步工人的身份出现，加之有海军工厂的熟人介绍，所以赢得了高嵩的信任而被重用。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兼青岛市公安局侦缉队便衣侦探。9月27日，王金玉带领侦缉队员闯进设在吴县一路14号的市委机关，高嵩被捕。敌人又闯进倪鲁平家，将倪鲁平、舒群、倪菁华以及倪鲁平的弟弟、姐夫等一并逮捕，而此日正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中秋佳节。
　　倪母原本也邀请了萧军夫妇一起过节，因二萧临时有约，这才免去了一场灾难。舒群等被捕后，党内同志迅速通知二萧撤离，他们仅仅收拾了简单的行囊，便匆匆离开青岛赴上海。
　　舒群和高嵩等人被捕后，被关押在公安局后院的拘留所里。当时青岛市长沈鸿烈是哈尔滨商船学校和东北海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公安局长王时泽是沈的嫡系，而王时泽又是高嵩、舒群在哈尔滨的老师，高嵩的哥哥高仁和是公安局的总务科长。由于这几层关系，被捕不久，高嵩、舒群即被从拘留所转到公安局前楼的一间大办公室内关押。高嵩、舒群是哈尔滨商船学校前后二期的同学，他们见面交谈后，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高嵩积极鼓励舒群与敌斗争，并把对付敌人审讯的一套办法都悄悄地告诉了舒群。舒群也把自己在青岛写的诗集和构思《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情节告诉了高嵩。
　　《没有祖国的孩子》是舒群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舒群的成名之作。这部小说描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高丽（今朝鲜）后，一个没有姓名（苏联儿童都叫他果里）的朝鲜儿童，父亲因领导罢工被日本鬼子杀害，母亲为了孩子们不再“过猪的生活”，让他们逃到自由的地方——一个离自己祖国有几千里远的中苏边界的小村镇。果里给人家放牛，哥哥种地，一家人住在“垃圾箱般”的小屋里，勉强维持生活。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到这个边界小镇，哥哥被日本鬼子抓走，果里在劈死一个日本鬼子后死里逃生。不久，苏联儿童回到自己的祖国，果里去苏联不成，冒充中国人又被认出来，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在这篇小说里，舒群称日本侵略者为“魔鬼”，控诉了“魔鬼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又以崇敬的心情歌颂了果里善良的心灵和果敢刚强的民族精神。
　　当舒群把《没有祖国的孩子》的主要情节说给高嵩听时，高嵩认为，此书内容很好，很有教育意义，应赶快写出来，并对书中的一些情节提出了修改建议。小说大部分初稿完成后，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就是高嵩。许多年后，舒群回忆说：“他鼓励我把书写出来，完成这本书的动力就是高嵩。”1935年1月，高嵩与倪家兄妹等被解往济南高等法院。高嵩被判刑6年，关押于青州第四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国共两党再度合作而获释出狱，回青岛后，参加组建青岛崂山抗日游击队，后到胶东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担任胶东八路军指挥员。1940年8月在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时，因日寇“扫荡”而牺牲。倪鲁平于抗战爆发后出狱，在胶东从事抗日斗争，1939年在黄县（今龙口市）牺牲。
　　高嵩走后，舒群又被押回拘留所的一个单间房内，继续创作《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最后部分。舒群被捕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敌人也没有抓到有力证据，无法给他定罪。1935年春，舒群获释出狱。但他已无法在青岛立足，只得经烟台赴上海，在上海从事创作。
　　1935年底，《没有祖国的孩子》全部脱稿，舒群托人面呈鲁迅先生，但鲁迅先生终日忙碌，无法分身，后转给上海左联负责人周扬，由苏灵扬做了若干修改后，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1935年5月号上发表了。
 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没有祖国的孩于》发表后，在文坛引起很大震动，获得周扬、周立波、梅雨等人的好评，从而使舒群迈上了文坛。
　　后来，舒群到上海继续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并于1935年底恢复了党的关系。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两部中篇小说《老兵》和《秘密的故事》，还有没成集的散文、长诗等，共有30多万字。
　　1984年，《舒群文集》出版，《没有祖国的孩子》因属初作，故列为卷目首篇。在序中，舒群写到：
　　1934年春，我自哈尔滨到青岛……是时，我已开始酝酿《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内容结构。约九月间，青岛地下党组织，全遭蒋介石蓝衣社特务破坏，我亦被捕，与党市委书记高嵩同志被囚一室。在尊敬的高嵩同志的支持与鼓舞下，我完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草稿。在这里，我首先应向作为山东八路军之一的、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壮烈牺牲的高嵩烈士致谢致敬；当然，包括倪菁华、倪鲁平等敬爱的诸同志及其全家人都在内。
　　舒群曾深情地说：“青岛和我有着历史和骨肉的关系。”这“历史和骨肉”与高嵩及倪家紧紧相连。1982年，年逾古稀的舒群在回忆青岛时的生活说：“鲁平、高嵩去世已久，菁华而今安在？……现已时过境迁，陈迹久远，有如隔世；而我仍在念念不忘。”
　　造化是如此弄人。倪菁华不仅仍在人间，而且含饴弄孙，十分硬朗。建国后，这位历经磨难的知识女性在河南省郑州市委党校任领导职务。而舒群早已是名扬四海的知名作家。只是他二人均已更名换姓，无从知晓。1982年6月27日，青岛著名学者鲁海在《青岛日报》发表了一篇《舒群在青岛》的文章，见报后即有人来问舒群的地址。原来，倪鲁平的妻子4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青岛，她对著名作家舒群毫不知晓，读报后方知舒群就是她当年的妹夫李书堂。此后，鲁海先生通过萧军，才使他们恢复了联系。  
　　1989年8月，舒群在北京逝世。他一身光明磊落，坚信共产主义，辛勤劳作，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他热爱祖国，在生命的终点，又把遗体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倘若高嵩、倪鲁平泉下有知，他们也会为这个战友欣慰的。
 　　在东北作家群中，舒群卓然兀立，以他的文学成就，以他的高风亮节，以他革命的一生。

       造化弄人啊，一如萧军的诗句：“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

（部分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10

附：女作家萧红的爱情故事：坎坷一生爱情路上一错再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国女作家萧红可算是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的“第一苦命女子”。她不是美女，也不是文艺战士；她只想做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她的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挣扎，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却没有彻底改变她的悲惨命运。无论是她所挚爱的祖父，她所依赖的爱人——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音同“红”）良，还是她所敬重的鲁迅，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她永远的救星。

       “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1980年，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介绍说，他与萧红之间曾有过一次谈话：“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人物，武则天开科考试天下才女，她本为榜首，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将其移后10名）前后，决不会和毕全贞（也是《镜花缘》中人物，考试的末名）靠近的。”萧红听了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

       香菱本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是甄士隐的独生女。3岁那年的元宵节，她在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看护不当而被人贩子拐走，后来落到薛宝钗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手中。与香菱一样，萧红的人生也是惹人怜惜的。不过，与香菱的祸起于偶然不同，萧红的不幸主要源于她自己“痴心女子偏遇负心汉”的盲目追求与错误选择。

       萧红本姓张，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今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户富裕家庭，被传统命相认定为命贱不祥。她从小得到祖父张维祯的宠爱，父亲张廷举却对她较为冷漠。1919年8月，母亲姜玉兰病故，留下萧红与3个弟弟。同年12月，张廷举续弦。

       1925年，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1926年，萧红将要读初中时，因父亲阻挠辍学在家。她以出家当尼姑为筹码逼迫父亲让步，于1927年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现萧红中学）读书。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汪恩甲，当时任小学教员。他到学校拜访过萧红，萧红也为他织过毛衣。他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吊过孝。

       1928年冬天，17岁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在已经成婚的陆振舜与包办婚姻的汪恩甲之间，萧红的情感偏向了前者。1929年，祖父张维祯去世，萧红对于养育自己的家庭已经无所留恋。1930年，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从法政大学退学，前往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陆振舜婚外同居。

       第二年春节前夕，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经济实力的陆振舜，迫于家庭压力，与萧红各自回家。人身依附于男权对象的痴心女子萧红，与人身依附于男权家庭的陆振舜之间，一段没有根基的浪漫情爱，就此终结。

       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专制社会里，人们可以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男子给予宽恕，却不会对背叛男权专制社会的弱势女子表示谅解。一个为私情离家的女人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门一步，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已经20岁的成年女子萧红，似乎并不十分明白更不十分在意这种最为浅显的社会常识。在与陆振舜分手之后，她依然一再做出盲目愚蠢的选择。

       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旧情不断的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萧红与汪恩甲返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第二次与汪恩甲绝情分手。

        萧红半年前与陆振舜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因而被视为“怪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她的弟弟妹妹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担任巴彦县教育督学（即教育局长）的张廷举，担心再娶的妻子管不住萧红，便把全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乡下老家。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这年秋天，萧红出于同情，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顿后锁在一间空房子里，派人拍电报催促张廷举回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后，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1932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汪恩甲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萧红变卖物品前往北平，陆振舜给中学同学李洁吾打电报请他就近照顾。汪恩甲过完春节回来，发现萧红不辞而别，追到北平把萧红带回。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协。已经怀孕的萧红遭遇了第二轮情爱悲剧。

       萧红在短篇小说《弃儿》中写道：“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旅馆的老板）当然要向女人算账……”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做了多年受气包

       1932年6月，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裴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他们中间有一个叫三郎的已婚男子，真实姓名叫刘鸿霖，后来的名字叫萧军。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随意涂抹的一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红因祸得福，逃出旅馆到裴馨园家避难。后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

       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后来被她不厌其烦地记录到小说《商市街》中。从萧军保存下来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幸福。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荫浓郁的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34年6月11日，萧红和萧军应当时已是共产国际驻东北联络员、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舒群的邀请，移居青岛观象一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11月初，两个人因舒群被捕而离开青岛前往上海。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1935年12月，原名《麦场》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萧红这个名字署名的作品。鲁迅在序言中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所谓“越轨的笔致”，主要是指萧红对于男女情爱充满野性的描写。小说中写金枝受着青春蛊惑与成业约会时写道：“男人着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

       随着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和经济生活的初步改善，萧红与萧军反而走到决裂边缘。萧军此时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他与萧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脚相向。关于此事，萧红在《苦怀》诗中写道：“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胡风的夫人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说，朋友们在一间咖啡店相聚时，萧红为自己青紫的左眼解释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一旁的萧军却斥责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当年一直追踪研究萧红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一书中谈到，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

       只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1936年7月，萧红在鲁迅等人的建议下远赴日本。她在从日本写给萧军的情书中表白说：“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

       这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萧红回国，与萧军短暂和好。而当萧军结识有夫之妇许粤华时，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战争为萧军抛弃萧红，提供了最为神圣、最为强硬也最为宏大的理由。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录了两人分手前的争吵：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经过反复争吵，原本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萧军转往延安。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据丁玲回忆，她曾劝说萧红前往延安，萧红为了避开萧军而拒绝。丁玲到延安后，拖着萧军回西安，想对两人的关系做最后弥补，却遇见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1940年1月，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她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不能说话。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去世前的44天里，守护在身边的是小她6岁的骆宾基，端木蕻良基本上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得到消息，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他最折服的4位女性作家是丁玲、凌叔华、林徽因、萧红。“最可怜”的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从1927年至1942年，萧红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她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