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一路上的名人故居——陈干、林济青故居（观象一路5号）

观象一路上的名人故居——陈干、林济青故居（观象一路5号）

　青岛的观象一路，是近代名人荟萃的地方，站在六岔路口，你可以呼吸到历史的气息。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初建时的观象一路就是一个智者和仁者相结合之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边建筑还很少，站窗边就能瞭望海景，观象山的鸟语花香也能透窗而入，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观象一路5号，陈干、林济青两位从未谋面的名人让这里的人文气息更为醇厚，加上曾经小住的康有为，顿时使这座平凡的小楼熠熠生辉。

老同盟会会员陈干曾参与创办“震旦公学”，一边传授知识，一边学习军事，成为山东党人的重要活动机关。1922年又在参与“鲁案”接收过程中，表现杰出，被康有为赞誉为“鲁案砥柱”。也就是这一年，陈干住进了观象一路5号，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的康有为最初来到青岛就是住在他这个家中，后来康有为才在陈干的联系下买下了现在康有为故居旧址作为自己的居所。
1923年陈干离开青岛前往威海参与“威案”的调查，从此也就离开了观象一路5号。直到上世纪30年代，林济青来青担任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观象一路5号因为他的到来而再次热闹起来。林济青在这里住了一年半，“七七事变”爆发后国立山东大学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林济青也随之离开青岛，但是他的儿子在青岛出生，至今仍留青岛。

陈干将军在青岛的历史身影

　　陈干（1881～1927年），字明侯，原名贵川，山东昌邑人。1905年赴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中，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荣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发之“文虎勋章”。民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民国之外交事业，在青岛参与《鲁案》接收过程中，不畏列强欺压，据理力争，表现杰出，被赞誉为“鲁案砥柱”。1927年8月18日因蒋桂之争，在南京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46岁。1986年经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批准，由国家拨专款重新修建了位于昌邑市龙池镇的陈干先生墓园。
　　他自幼能言善辩，胸有大志。儿时曾独自站在野外高处，把千万株高梁作听众，进行“演讲训话”，显示了机敏的辩才和不凡的见识，在乡里一时传为佳话。因家贫不能就学，在校外偷听，入耳不忘。后为县令胡师孝所重，荐至县书院读书。在此期间，目睹社会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黑暗现象，遂矢志“驱除民贼，以雪国耻”，在心灵深处埋下了革命救国的种子。16岁随乡亲去东北谋生，临行时曾书《怀亲》诗曰：“孺子降生日，中原多难时，老亲留一嘱，恢复属男儿”。
　　1901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民愤慨，他更是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4年的京师步卒生活，使他深感清军腐败，便私为《京话日报》撰文，揭露了毅军、常备军的种种弊病，从而激怒了军中长官，遭受申斥，被迫离营。
　　1905年，他去东北锦州当演说员，在演讲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雄辩之才，纵横捭阖，慷慨激昂，内容多是抵御外侮，提倡革命之辞。同时，还创办了“讲报社”和“八旗学堂”，以宣传革命为己任，曾说：“陈干不死，中国不亡”。
　　1905年8月，他东渡日本，往东京访章太炎。这时候，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这正符合了陈干的意愿，认为找到了革命的目标，于是宣誓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在小石川召开的会议。不久，受孙中山委派到东三省进行秘密活动，被称为“关东三杰”之一。从此，他如鱼得水，为革命日夜奔波，虽多次入狱，却矢志不渝。
　　1907年秋季，陈干被驱逐出东北，他来到青岛，继续宣传革命，并以鲁省同盟会负责人身份，积极发展同盟会员，邑人李长庚、陈希孟、肖香坡等，皆由其介绍入盟。

　　创办震旦公学

清朝末年实行教育改革，开办新型学校。同盟会也利用了这样的机会，通过办学的形式，培育革命人士，宣传民主思想。因山东境内胶澳租借地为德国殖民地，清政府无法干预，于是同盟会成员便设法来青岛开展民主革命活动。陈干也与同盟会的刘冠三共同商定在青岛创办新式学堂。

　　1908年初，为培养更多的革命人才，陈干约商震、景定成、陈家鼎等同盟会会员赴德人侵占下的青岛，在胶州路上创办了新式学堂震旦公学，震旦本为佛教名词，指中国，寓意振兴中国。章太炎在日本闻讯后高兴地认为“青岛大有可为”。陈干担任学校主要负责人，曾在济南开办过山左公学的刘冠三等人也积极协助办学，出资献策。震旦公学名为学校，实为山东革命党人重要的活动机关，一切皆以革命主义为宗旨。

当然中国人要想在德国的租借地创办学堂，也遇到了很多阻力和困扰。最重要的在于办学资质、资金以及师资力量。1907年，刘冠三和陈干在胶州路租赁房屋，准备筹办建校。其中刘冠三负责筹集办学经费，也是想出了很多的方法，例如组织革命青年依靠盐民，武力夺取沿海税局的公款，打劫贪婪的盐商、烟贩等豪富之家以及向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募捐。经多方努力，解决了办学经费。学费的问题解决了，办学资质和师资力量的重任就落到了陈干的肩膀上。

为了寻找有力的师资力量，陈干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同丁惟汾、章太炎等商讨办学事宜，并负责延聘教师、招生，这办学的资金和师资力量都有了，剩下的就是办学资质了。

当时青岛属德国租借地，办学立案要经过德国殖民当局批准。德国人对同盟会在青岛的活动已有风闻，恐怕革命党人在这里办学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因而当陈干等人要求办学立案时，遭到拒绝。陈干当即与胶澳当局的德国官员拍了桌子，并且义正言辞地质问道：“对妓院你们可以立案批准，建学校却不行，难道你们大德意志是器重妓院而轻视学校吗？”这一问使得德国官员无话以对，只得批准。学校正式成立后，挂出了“震旦公学”的校牌。

震旦公学开办于青岛人居住的大鲍岛区胶州路，其实也是同盟会在青岛的革命机关。学校的教职员工都不领取薪水，而是与学生们同甘共苦，师生之间还能互教互学，无论是谁，只要具有一技之长，就可以成为老师。学校在授课中，十分重视革命思想教育和对学生军事技能的培养，并注重把革命思想传播到校外群众中去。震旦公学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师资水平很强，有很多的精兵强将，其中景定成、陈家鼎、陶成章、韩蔚斋任国学教员，吕秀文、商震、王鸣双任军事教员，吕子人、李佩兰、赵锡九、王虎蹈、王汝仁为军事行动教师，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在日后都变成了国民党的骨干和元老。

震旦公学除设文化课外，还开设了军事学和军事技术训练。由于学堂在德国租借地内，师生们一律留短发、穿军装。他们还买了军械炸药，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学校变成了一个地下的武装部，教员和学生们准备随时发动革命。

与德人争路矿，学校因触及殖民者利益被强制关闭

　　震旦公学以陈干的名义聘请了许多革命党人来校任教师或客座讲学，如陶成章、李次元、景定成等任国文教员，商震、吕秀文等任军事教员，其余各科均由学有专长、精于讲授的革命党人任教。经章太炎推荐，张继曾特地由日本前来学校讲授“社会主义”课程。学校的教职员工不取薪金，与学生们同食同宿。师生之间还互教互学，以能者为师。学校在授课中，十分重视革命思想教育和对学生军事技能的培养，并注重把革命思想传播到校外群众中去，在震旦公学的影响下，礼贤书院学生陈际云也在书院内开展革命活动，秦文范向校方提出改革教学法，姜如心干脆剪掉发辫，以示与清政府决裂。震旦公学曾联络青岛船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反德人压迫的罢工斗争，工人等各界群众时常来校串联集议，这成为“北方社会运动之开端兼寓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奋斗。”
　　震旦公学开办之后，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也让清廷十分恐惧，学堂开办的时候，山东巡抚即向德国胶澳总督提出取缔震旦公学的“照会”，一开始，胶澳当局未予理睬，学堂依然在青岛伫立不倒。但是由于革命党人也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纲领，由陈干领导的震旦公学的革命活动也渐渐触及到了德国殖民者的利益，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安，震旦公学也自然而然地上了德国殖民者的“黑名单”。为了防止震旦公学的革命党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德国殖民者也派密探监视学校师生的举动，并准备伺机破坏。

　　当时，德国正无理要挟清政府，索要茅山、潍县、诸城、沂水、沂州等5处的矿山开采权，而清政府竟默认了德国这一掠夺要求。消息传出后，陈干怒不可遏，联络绅商学界爱国人士，与在济南的于洪起、周树标等人一起组织了“山东矿产保存会”(即“保矿会”)，领导了声势颇大的保矿爱国斗争。

　　这严重损害了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的利益，于是德国殖民者就对震旦公学下手了。1908年12月的一天，德国胶澳总督传约陈干到总督府，责令他一个月内离开青岛，并要关闭震旦公学。陈干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保矿是正当行为，我“生于山东，责无旁贷”，又声明：“公学系大家创办，并非我一人之事，且公学在此不犯贵国法律、无碍治安，亦无封禁之理。”

　　德国殖民当局见无法使陈干等革命党人就范，就派巡捕包围了学校，将震旦公学强行封闭。震旦公学虽然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它在宣传革命、组织群众方面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1909年，胶澳当局下令查封了震旦公学，学校只办了近一年时间，陈干只好又去了日本，等待机会准备再次革命。

　　“鲁案砥柱”争国家尊严与权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青岛及整个山东沦为日本人的战利品。次年，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出要收回在大战中被日本夺去的山东主权，会议未允。消息一出，群情激愤，举国哗然，导致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中国政府借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山东问题成了悬案（简称“鲁案”）。
　　1921年11月12日，中、美、英、日等9国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研究战后裁军及远东问题等，山东问题是中国关切的问题。会期3个月，经美英调停，中日代表在会外谈判达成《解决山东悬案条约》。1922年6月，中日双方根据华府条约组成了鲁案联合委员会，具体负责交接的谈判。该会下辖两部10分会，中方委员长为王正廷，日方委员长为小幡酋吉，两部共有中日委员9名，整个谈判工作启讫时间规定为6月29日至12月5日。陈干时任两湖巡阅使署顾问，经两湖巡阅使、山东名宿吴佩孚等推荐，是年9月5日被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参与交接的谈判工作。
　　谈判工作中，陈干虽然外交谈判经验不多，但是他坚持原则，与日方斗争的同时，也与中方其他偏离原则的官员进行争执。陈干在谈判中“最注意者两事”：“一青岛土地权、一内地开放。无论何件均可商量。惟此二者，绝不敢苟同。”他坚持青岛完全为中国土地。
　　关于内地开放，陈干坚决反对在胶济铁路附近开放为外国居留地，指出那等于收回青岛而丢弃山东。对王正廷的暖昧态度绝不苟同，他声明谈判官员“并非为日人谋办善后。”他表示,“对鲁案应争主权，不争浮利。争土地不争房子。争永远不争暂时。宁受其强权一时压迫，决不由我辈认可半个字。”他坚持先收回再谈开放。在谈判中，他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无能甚至腐败非常痛心，指出：“中国外交多败于奴性外交，此后纠正办法，只有倡主性。盖我不为奴，孰得而奴之。”
　　由于陈干的仗义执言和据理力争，“鲁案”谈判终于能守定范围，如期完成协定签字，为中国为山东挽回了尊严与权利。班鹏志在《接收青岛纪念写真》一书中评论说：“陈氏对山东之种种权利问题，誓死力争，不少退让。……故论者谓青岛之接收，陈氏亦居功焉。”原清末大臣、东北三省总督、寓居青岛的赵尔巽赞誉陈干为“鲁案砥柱”，后康有为先生振笔雄书“鲁案砥柱”4个大字，赠予陈干先生，以志旌扬。
　　1922年青岛接收后，陈干先生将办理鲁案交涉时往来的重要函件汇集成册题名《鲁案》。陈干认为其中的《鲁案存真》，只能让中国人看，而不能让外人看。希望将史实流传，供国人一览，留与后人评说。但由于此后国家连年战火，政局动荡，再加上社会的巨大变革，此书终未能流传，以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史书上虽载有陈干参与鲁案谈判并在“鲁案细目条约”上签字，但陈干在谈判中孤军奋战的真实情况却鲜为人知。直至1983年，佟立容女士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将《鲁案》孤本找到，它虽然保存完好，却在那里躺了60多年，这是目前国内找到的唯一一本。

　　在青岛与康有为煎胶续弦

陈干早年经他的启蒙老师胡铁霜推荐介绍，与康有为先生结识。1905年，陈干赴日本加入同盟会时，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继续保持交往。

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康有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领袖，而陈干则是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同盟会会员，两人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派别不同却没有影响两个人的私人情谊。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北村稔先生介绍说，很多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而在陈干的外孙女佟立容所著的《陈明侯将军》一书中，也对两人的私人情谊进行了解释：“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倡导君主立宪，虽然与明侯公(陈干)彻底革命的主张大相径庭，但是明侯公非常崇拜其学识，所以以老师相待。”

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1923年春，浪迹天涯的康有为来到青岛，暂住陈干府上，他赞赏青岛“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欲在青岛购房养老，陈干作为康先生的“门人”，尽地主之宜，热情周到地为他张罗购房。是年5月的一天，陈干偕夫人陪同康有为先生及夫人，一起到福山路6号（今福山支路5号）来看房子，康先生当即就看中了这座背山面海、风景极佳的德式建筑，该建筑原是德国占领青岛时的旧提督楼，当时是市教育会的房产。1922年12月中国收回青岛后，礼贤中学（今青岛9中）学生因不满学校德国人校监的压迫，开展了罢课斗争，后有100多名学生离校，自行进入齐燕会馆，派代表与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交涉，要求中国自办中学，鉴于当时这些学生无住处，在陈干安排下，部分学生住进了福山路6号。
康先生选定此处后，陈干即派车帮学生搬至西镇小学。康先生迁入新居时，陈干赠送酒席以示祝贺。当时陈干一家人住在观象一路，与康家相距不远，两家经常走动，来往甚密，陈干曾护送康有为先生游览崂山，康有为先生撰写长诗镌刻于太清宫的一块巨石上以示纪念，现保存完好。后来，陈干又陪康有为先生游历泰山，康先生当时书赠16字：“岩岩巨石，矗矗高峰，潺潺涧流，落落长松。”文末题跋写道：“泰山道上作，似明侯弟，康有为。”
　　1926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他被任命为军部参议。出征之前将家眷由观象一路迁至湖南路1号，这是他在青岛的最后住所。1927年2月25日，康有为在上海过完70大寿返回青岛，27日夜，陈干接电话获悉康先生病重，遂赶至康宅，见康先生肚子疼痛难忍，经多方抢救无效，28日逝世。之后，康夫人等携子女回了上海。其间，来青扫墓时，两家人曾会过面。
　　1927年，陈干调任第二支队司令，挥师北上。他身冒矢石，指挥若定，很快击败了张宗昌部，连克韩庄、枣庄、兖州，直捣泰安。就在革命军捷报频传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尖锐，互相倾轧，他不幸被构陷遇害。8月18日，陈干在南京遇害。死前，他怀着一腔愤慨和不白之冤，写下了“莫须有”3字。

陈干率师北伐时，因家居青岛，恐受张宗昌之害，密令夫人俞梅生率子女化装连夜躲往上海，避居于愚园路康有为寓所。遇害后，俞夫人在康夫人和保镖王子春夫人的鼎力关照下，保全了陈干子女。临别前俞夫人与他们合影，并题写“扶柩携幼离沪前，幸蒙康王二家推情关照，爰同撮影以留纪念。”之后克服重重困难，于秋天将陈干的灵柩运回故里昌邑，葬于祖茔。

　　慷慨解囊支持教育，向社会捐献珍藏图书
　　陈干先生一生好读书，喜抒怀，主要著作有10余种，尚未编纂成册的函电、札记、诗词也颇多，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章太炎称其“天性敦厚，志趣高旷”，“诗近晚唐，字仿颜鲁公”。毕其一生，于戎马倥偬之间，劳碌奔波之余，总是勤奋著述，甚至在监狱里也不稍懈怠。遗著有《倥偬集》、《欧战拾遗》、《旅大问题汇纂》、《鲁案》、《威案》、《青岛案》、《诗集》、《庭语》、《家庭琐言》、《选订经国文钞》、《六经》等。据说，陈干是康有为办万木草堂时所收弟子。他曾两次派陈干到香港、上海，为他收购图书，所以陈干从那时起也开始喜藏中国典籍。

2002年3月，在青岛市档案馆发现了陈干于1923年编写的《藏书楼目录》。此书为32开铅印本，虽然只有薄薄的20多个页码，但它对研究陈干的生平与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干先生接收青岛和办理威海卫调查之后，认为强国强民，加强国民教育，势在必行。为此，陈干大力支持发展青岛市中等教育，在孙中山的指示下，积极参与胶澳中学的创建，从1924年建校至1927年为国捐躯，他慷慨解囊，倾其所有，每月为学校捐赠大洋600元。为促进青岛市文化建设，他捐献出自己藏书楼中珍藏多年的400余部、万余卷中外善本藏书，对公众开放借阅。当时他致函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坐办龚积柄，呈上所捐献《藏书楼目录》。龚积柄坐办回函中给予高度的评价，云：“热肠古谊，益智馈贫……思之至周，酌之至善。”并指出：过去图书馆“只许往读，不准借阅，”称赞陈干先生开了一个好的借阅先例。
　　著名史学家王献唐先生（时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财政局股长）为《藏书楼目录》作序。王献唐先生知悉陈干少时家贫靠节衣缩食买纸笔，典当衣物买书籍，迨长大后出走四方奔波革命的情况，他在序中写道：“习经于桴鼓之间，论道于鞍马之上。诵书三壁，与淮南同游；载册五车，起翟公并世。轮蹄遍于天下，币间走于四方；见相国之碑文，解衣争市；征开皇之逸典，赉缣相求。今则石室摊书，墨庄著目。摅旧怀于少日，辛苦何多。”陈干先生在《藏书楼目录》中也言明读书的重要性，指出读书的目的在于应用。在目录之后又谈到自己受书之益和买书之难，愿将自己30年珍藏之万卷书籍，公诸于众，与同好共享其乐，使国家受益。正如王献唐先生所云：“随身图史，到手可以贻人；过眼烟云，中心自无碍物；同明共照，宁有界疆？大道为公，无分畛畦。是其拓怀旷达，洞识渊微。”陈干先生慷慨解囊办教育和捐献珍贵图书的义举，无不体现他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精神和为青岛市的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

现在的观象一路5号，铁门半掩，拾级而上，这座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左右、拥有花岗岩砌基和两层砖木结构的红瓦别墅，淡黄色的墙面斑驳，只有屋顶的红瓦颜色依旧鲜亮。到处零乱堆积的纸箱、垃圾，与仓库无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个曾经被陈干作为藏书楼，并开风气之先成为青岛最早对外开放的图书馆的繁华早已黯淡落幕，了无痕迹。陈干将军藏书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

国立山大校长林济青其人其事

山东大学历史上曾有个校长名叫林济青。虽然如今此人已名不见经传，但却是民初山东教育界的一位知名人物。林氏不仅任过“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还差一点就成为齐鲁大学校长。林济青又名林则衣，与齐大校董衣振青为亲兄弟，其外祖父林青山是山东第一位基督教长老。其侄衣复恩曾为蒋介石美龄号的专机长。济南衣林氏家族颇有些传奇故事。

临危受命的国立山大校长

30年代的山东大学，初名“国立青岛大学”继名“国立山东大学”，曾一度学者名流云集，海内声名赫赫。不过国立归国立，名流归名流，却是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学潮不断。颇有些举校园之幽大，难以安放下一张书桌的味道。1932年那次大闹学潮之中，首任校长杨振声被迫辞职下台，1936年初贵校学生再次大闹，由教务长升任校长的赵太侔，也被左派学生炮轰驱逐下台。
林济青是1936年夏天临危受命由济南赴青岛上任的。此时在学潮中辞职的前校长赵太侔尚未离校，而早其一年由齐大来山大的老舍也仍在校园中。

       林氏到来之前，老舍曾试图在校方与学潮之间做些调停工作。因老舍不是校务会成员，身份相对超脱，故可居中调停。据当年一位笔名“中生”的学生在回忆文章中说：“我记得那一天晚上，两派学生都挤在科学馆的礼堂里，听舒先生的一篇伟论。”“他走上讲台，一开口就说：这一次的事情，弄到今天的地步，可说是学校办教育的失败（大家肃然），但我听说你们要开火，吓得我三天不敢出来（大家哗然），今天，你们都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现在有些问题，我们仍要讨论一下。你们接受意见，没事儿，不能接受，学校关门大吉。”
       “中间派”老舍的调停未见成效。学校虽尚未“关门大吉”，但校长赵太侔却不得不辞职下台。赵氏之被迫辞职，除遭左派学生炮轰驱逐之外，还另有一原因，即得罪了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老韩几次去青岛到校视察，赵太侔都冷淡得很，待答不理，老韩即觉得这个赵某人架子太大，没把本主席放在眼里。便欲将给学校的经费减少一半。即由每月协款两万元降为一万元。殊不知，赵氏就是这么一个人，并非架子大，而是出奇得沉默寡言，见老同学何思源尚且如此，何况丘八韩复榘？在此形势下，赵校长不愿在“丘八”与“丘九”之间受夹板气，故只好辞职一走了之。
       原来，当时山大虽名为“国立”，但教育部只管任命校长，并不包揽经费，大部分办学经费，还是由山东当地出，时称“教育协款”。当时协款比例为，学校预算经费每年60万元，省政府拿24万，青岛特别市与胶济铁路各出6万，其余有教育部支付。实际上教育部经常拖欠，而省政府协款协多协少，即由省主席韩复榘说了算。故而当时国立山大的几任校长均为山东人。由山东提出适当人选后，南京教育部予以委任。这也正是林济青之所以临危受命的原因。林不仅是山东人，曾代理齐鲁大学校长，而且还是省政府委员。当时包括韩复榘的八名省政府委员中，除教育厅长何思源之外，林济青是唯一的教育界人士。
       不过林氏这个校长比前任杨振声赵太侔还要不幸。其上台之后，学潮并未平息，而学者名流大都云散。尽管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筹措经费聘请名教，补齐国立山大的师资阵容，并新建了化学馆。但未及半年“七七事变”便猝然爆发，不久教育部指令山东大学南迁，林氏便由办学而为迁校，成为内迁途中的校产保管委员会主任。1938年初半数学生流亡到四川万县后，教育部将其并入中央大学，宣布国立山大停办，林氏遂也成为山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林济青上任之初，老舍虽然在校，但并未接其聘书，而是回家闭门写作去了。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徐中玉，是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其曾推测说，可能是两人在齐大时有矛盾，故而没有捧场。不过这一推测并无事实根据，其实两人在齐大时可说关系甚密，林济青外出时，老舍还代为处理院务。老舍到山大是赵太侔聘来的，其之所以不接聘书，实为与赵校长“共进退”。当时与之共进退的教授，还有洪深、赵少侯等人。当年老舍入齐大，便是林济青聘来的。若非林氏遭人妒忌，校长之梦破灭后去意已决，老舍或许还不会离开齐大。

       老舍是1930年夏天被林济青聘入齐鲁大学的。
       当时林氏以文理学院院长的身份代行齐大校长职务。与老舍同时聘入齐大的还有王长平、余天庥、陈祖炳、谢惠、郝立权等留美博士或知名学者。老舍他们到来之前齐大文理学院由于闹学潮已停课长达半年之久。
       学潮因齐大申请立案受阻而起史称“立案风波”。立案风波几乎导致齐大关门大吉。林济青在这场风波中出了大力也立了大功。一是1929年春初，林济青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说服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从燕京—哈佛学社为齐大申请到一笔巨款，林用这一大笔美元购置了大量中国文史图书，并成立了一个齐大国学研究所。1929年前齐大图书馆藏书约为两万四千册，中外文各半。林氏一年间购书即令馆藏顿然飙升为六万余册。据云其中既有聊城海源阁流散藏书，亦有北平故宫博物院散失古籍，不乏珍本善本。此举不仅使齐大图书馆空前充实也具有了馆藏典籍的权威性。二是29年秋齐大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林济青又马不停蹄四处延请名师名教，并亲自北上赴京登门恭请，于是便有了老舍等六位京城学者名流的到来。
       老舍等六位名人聘入齐大后均担任了文理学院系主任等学术要职。不仅使齐大文理学院得以顺利复课，也使其整体师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一时间林代校长热情、才干、魄力尽显，于齐大可谓功莫大焉。然而齐大校董事会却无意将林氏这个“代”字去掉。原因何在呢？原来，齐大有名神学教授叫衣振青。林济青与衣振青，实为同胞兄弟，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衣振青既是齐大校董，也是当时的校务委员会会长，在1929年立案风波中同样出了大力。衣林氏两兄弟交往甚密，校方担心两兄弟联手势力过大，有碍齐大政局的和谐稳定，还是不去掉林氏头上的“代”字为好。当然这亦可视为权力明争暗斗的一种托词，因为齐大校内觊觎校长位置者而怀有浓厚兴趣者并不乏其人。

于是林代校长的“转正”之梦终于在等待中落空。1930年南京政府高官孔祥熙被聘为齐大校董事长兼名义校长，1931年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被聘为齐大校长。齐大立案后不久朱经农离去，齐大校长一职三年内空缺，齐大校园内又起风波，但仍没有林济青什么事。1935年冬校董事会几经周折终于聘得前校友留美法学博士刘世传为齐大校长。至此林氏彻底绝望去意已决。这正是他1936年甘愿赴汤蹈火出任山大校长的前世缘由。

       那么两兄弟何以同胞而不同姓？与齐大又有何历史渊源呢？
       要说清来两兄弟的身世，需先从其外祖父说起。其外祖父名林青山，山东栖霞人。据云林氏三兄弟分别名为：林松山、林万山、林青山。老三林青山为山东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清末1861年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牧师梅理士夫妇到达登州。1862年林青山接受梅氏洗礼，后为登州教堂第一任长老。林长老的独女许配给莱阳人衣德风，事前有约，若生两子，长子姓衣，次子便须姓林。后果生两子一女。故长子从父姓，名衣振青，字兴林；次子从母姓，名林济青，字则衣。
       林氏原为栖霞大家族，家中聘有私塾先生，还有吃闲饭的清客。一年私塾先生歇伏回家途中意外死亡，其家人找上门来讨要赔偿。此事本与林家无直接关系，清客怂恿其通过官司解决。结果几年官司打下来，林氏倾家荡产。林青山在家境彻底破败后，离家出走来济南谋生。此为1876年。林氏待其立住脚后，便招女婿衣德风一家也同来济南，于府城东关新东门外落脚。当时新东门外还是沟渠纵横人烟稀少。翁婿二人开垦了一块闲荒地，以种地植藕并放养奶牛为业，家境渐至小康。林青山个性强悍，其间曾因组织抗税遭官府缉捕，躲到南关共和医道学堂传教士美国人戴维斯家里住过一年多。
       戴维斯汉名“德位思”后为齐鲁大学校务长，专门负责齐大与国外托事部的联系，权高位重。衣振青之成为齐大校董，当与德位思的提携不无关系。
       衣振青1884年生于莱阳，后来济南读完小学，1904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先在河南秦州县衙做了两年师爷，后任保定陆军武备学堂数学教习。1912年考入青州神学院，1915年由院长赫士推荐赴美国留学，先后进聂鲁与普林斯顿大学修习，1917年齐鲁大学成立，任齐大神学院教授。林济青小两岁，亦出生于莱阳，1906年潍县广文学堂毕业，其后曾两度赴美留学，先后或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及里海大学工程学硕士。林氏归国后曾任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长，齐大文理学院地质学与经济学讲师教授等职。与其兄衣振青不同，林济青还曾有一番革命经历，这大概是他之所以称为省政府委员的原因。

林济青辛亥革命传奇经历

       原来林济青首次赴美留学，是1910年获哥伦毕业大学文学士后归国的。回来后即由济南赴西安，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次年适逢辛亥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湖北武昌新军举事，全国首先响应者便是陕西省。不过陕西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却是当地帮会哥老会。哥老会在新军中开山堂，同盟会员皆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哥老会。革命成功之后，西安城内除了“大统领”张凤翔之外，还有六位“都督”与之分庭抗礼。各地哥老会的龙头大爷也纷纷拥兵自重坐地称雄。虽然在革命之前，革命党与哥老会曾共同议定了要“保教堂洋人”的条文章程，但这种约法三章在一哄而起的闹革命初期却很难说有多少约束力。
       因此排外排满事件屡有发生。在西安城内，邮政司德国人海恩被击伤，浸礼会医院被围困。在西安南郊，哥老会攻击并焚毁了北美长老会教会学校，两名传教士和六名外国儿童被害，史称“南关教案”。面对突如其来的排外反教浪潮，基督教传教士起初采取的策略都是消极躲避，或者躲在信徒家中避难，或躲在教堂之中等待救援。而有些天主教传教士则组织教徒与此汹汹潮流相抗，结果造成了教堂和教徒的住宅被烧毁，教徒大半被杀的恶果。
       当时陕西高等学堂教习林济青也曾带领学生去帮教会医院解围，但因势单力孤，全然无济于事。于是林教习便想出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妙法：如果教会医院能救治士兵，这样就会给民众造成医院支持革命的印象，从而便可实现解围。两全其美，岂不妙哉？结果在林氏开导下，医院收治了他带来的受伤士兵，医院之围也自动解除，传教士因此安然无恙。传教士收治伤员的消息传出后，伤员源源不断地涌入，很快使医院人满为患。
       于是第二天哥老会便张贴了标榜“保民保商保外人”三大宗旨的安民告示，并在各教堂门上张贴保护文告，在军律中加入了“骚扰教堂、戕害外人者斩”的条例。当时哥老会坐堂大爷、兵马总都督张云山还对各码头的哥老会发出命令：“洋人在中国传教看病者都是行善之人，所有教堂洋人，自应认真保护。”张云山从前线一回来，即前往浸礼会医院拜访，对于其两名医生随军救死扶伤的行为，表示深为感佩，士兵们送万民伞给医院。陕西都督大统领张凤翔则亲自参加了罗医生的葬礼，发表致谢悼词，并特捐四十亩土地，作为扩建医院之用。
       西安城盛传洋教士的人道主义医德。林济青顿成辛亥革命功臣，遂被延请至都督府主持外交部。做了陕西督府外交司司长。1912年林司长又作为有功之臣被革命当局派往美国留学。据张奚若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里说，当时派往美国留学的共有四人，分别为：严正、刘楚材、张奚若和林则衣（济青），其中三人皆为陕西籍，唯林则衣是山东人。可见当时的革命党有天下大同思想。张奚若氏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夫人第二届教育部部长。而林济青的民国大学校长之梦，虽曾两度接近大功告成，但到头来却是水底捞月美梦成空。

       其实是齐大校董会误会了衣林氏两兄弟对母校的热忱。
       林济青赴青岛上任之前，其兄衣振青已经离开齐大，由南关移居东关，做了东关基督教堂的长老，潜心宣教布道，为上帝传播福音去了。做布道牧师其实是十分辛劳清苦的，远不如当齐大教授来得富贵清闲。因此时常需其弟林济青的接济，方可衣食无忧。鉴于其在学界教会的名望及与英美人士的良好关系，省主席韩复榘曾想委他一个海关总管当当，但却遭到衣氏一口回绝，放弃了这个发大财的机会。其对家人说：“海关的确是个肥缺，但我绝不去捞豆子（指贪污）”。1943年衣振青因肠热病死于济南，葬于千佛山教会茔地。
       而当时国立山大暂行停办，其实也是林济青主动提出来的。提了多次之后教育部方才下令。因为约半数师生流亡到万县之后，身为校产保管委员会主任，他十分清楚此时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已用之殆尽，而其他一切经费来源已经断绝，紧靠教育部一点杯水车薪的临时补贴，是难以支撑起一个大学来的。可见国难当头之下，林氏并没有把个人进退看得多重。林济青被撤职后调重庆中央政府经济部，其后便被打发到江西省矿业处任处长。亦可谓发挥其专业之长吧。

美龄号专机长衣复恩故地寻踪

       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后，当时国民党的大部队还远在大后方，山东济南府仍在日本人手中。然而有一天却突见一架国军的飞机飞临济南上空。此机还特意在新东门外青龙街青龙后街一带做低空盘旋。驾机者并非别人，即为林济青的侄子，衣振青次子衣复恩。
       衣复恩1916年出生于济南南关广智院，在东关青龙后街度过了童年时代。那里有其父衣振青亲手盖的一座石筑二层小楼。衣宅时为青龙后街17号。通州潞河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33年未等燕京大学毕业便投考了杭州中央航空学校。衣复恩成就了中华民国空军的一代传奇。
       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沿铁路低飞，突然一声巨响，到洛阳落地才发现尾翅上挂了一条电线。1937年8月14日，他在上海攻击日本虹口宪兵队，子弹穿射右腿裤管，竟毫发无伤。1939年11月广西昆仑关大捷，国军空军第九大队副队长衣复恩，率9架苏制战机迎敌，击伤击落日机数倍于我，以不败之骄人战绩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此后做了十年蒋介石美玲号的专机长，成为蒋氏得力干将与亲信。衣复恩秉承了父辈豪爽耿介的性格也继承了他们的坏脾气。

       他本是杭州中央航校第五期中学术最优者，本以为会以第一名上台受奖。但因打同学被关禁闭一天，操行扣分，故只评为中等，也时他父亲衣振青作为代表家长准备的答辞无了用武之地。1941年8月在成都，日机空袭，把衣的“大达机”打烂了。其情急之下自己扛了高射机炮对天打。颇有电影《巴顿将军》中巴顿的作风。1949年衣复恩驾驶美玲号从即将“陷落”的成都载着容颜暗淡的“蒋总统”飞到了台湾。
       到台后被派往美国任驻美使馆武官，1955年回台任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1966年调入台湾“国防部”工作。其间台湾国府空军曾协助美空军参与越南战争，利用美U2高空侦察机飞大陆刺探情报。前后总共牺牲了40条人命和10架飞机，衣曾痛骂：“独裁政治是以铁链奴役人民，帝国主义是以金钱奴役他人；两者殊途同归，令人痛恨。”
       当时衣与小蒋关系极为密切，蒋经国曾说“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以此相许。但因其口无遮拦对“反攻大陆”之策多有嘲讽，却被小蒋不明不白地关了三年。
       1969年台湾空军中将衣复恩退休。1972年开始经商，其后在商界大获成功。
       1991年曾来济南故地寻踪，当时衣氏有两个心愿，一是看看青龙后街的石头楼老宅，二是去千佛山麓祭扫父亲祖母的墓地，可惜均未能如愿。此两处早已不知去向。

1997年衣氏再来济南老家看看，向山东大学捐款15万美元并在山大设立了“立青奖学金”（其母名孙立青）。2005年4月6日，中央统战部接受了衣先生有关在济南恢复祖宅的申请要求。3天后，衣复恩在台湾与世长辞，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