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上个世纪末刚刚发现的洹北商城遗址之上,发掘出一座夏商周三代考古所未见的、建筑面积超过北京故宫一倍多的巨大宫殿遗址。“土阶茅茨”、“四阿重屋”的建筑模式,开创了中国高台建筑的先河,规划有序的建筑布局,堪称中国都市建设的滥觞!区别于希腊、罗马的石材建筑,中国商代的建筑大多就地取材,使用黄土和木材,所以只到现在大学里的建筑系还称之为土木建筑系或土木工程系。在殷墟考古现场,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建筑夯土的遗迹,宫殿区最厚的夯土层达3米之多。晚周时期的老子说:“九层之台,作于累土”,积土成为积德的象征,登高则象征上进。
我是一个爱国的人,泱泱中华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一直是我追寻的目标。“殷墟”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名字多少次出现在梦境中、课堂上......自以为了解得很多了,然而,来到这里才发现自己的孤陋寡闻和狂妄自大......中国啊,中国,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湮没在滚滚的历史红尘中哪!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系列景点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博物馆、殷墟王陵遗址、羑里城等。原来“殷墟”竟是这样的定义!
大门:这座门是由北京著名古建筑学家杨鸿勋教授专门设计的,它是仿照甲骨文的“门”的写法而建。整扇大门就是根据3个甲骨文中的“门”字组成的。它看似简单,却是最原始的大门,可称其为华夏“门”的鼻祖。门额苑名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写。门两侧的浮雕是根据1976年妇好墓中出土的龙型玉放大仿制而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最早的龙的形象之一。整个苑门庄严大方,朱墨雕彩,古风古韵,古香古色。此苑门和仿殷大殿建筑的人文景观已经成为了古都安阳的象征。
殷墟是商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中最著名的都城之一。它之所以闻名于世有着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城、甲骨文和青铜器。1961年,国务院把殷墟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商朝时这片土地称作殷,在公元前的1300年,商朝的第20位国王盘庚把都城由山东的曲阜迁到了安阳的小屯村,商代被称为殷的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建都255年,历经8代12王。此间商代历史皆被称之为殷。然而在公元前的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这里逐渐荒芜,变成了一片废墟,史称殷墟。直到清末,当地的村民在耕地时,于田间发现了刻有商朝文字的甲骨。才以此为契机,逐渐发现了这座被尘封了3000余年的古城。
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王都,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殷至帝辛覆亡,历经8代12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夏商周年表》确认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共有200多年,商王朝居殷最久是无可争辩的。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朝的时候,人们把鸟作为自己的祖先和保护神,关于商朝的起源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这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我国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三帝王帝喾的王妃简狄,一天与两个使女在河边沐浴,突然天上飞来一只美丽的玄鸟,这是一种吉祥鸟,谁能看到它就能给谁带来好运。这只美丽的玄鸟在简狄身边飞来飞去,产下一枚鸟卵,简狄出于好奇拣起这枚鸟卵,吃了下去,不久就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契”。“契”长大后,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分封在商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号称“商族”。从契以后传之14代到成汤,成汤灭夏建商,建立了商朝,使商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继夏以后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大国。
石碑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刻写的大字:甲骨文发现地。之所以伫立它,是因为想藉此景观指出,现世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文化承载体系——汉字,它的早期形态甲骨文,便是诞生于今天的洹河之滨。
殷墟是我国第一个有史料可考,有文物佐证的都城遗址,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举足轻重。大家知道1996年启动,到2000通过国家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录的整理,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并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体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并明确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对于商代前期的历史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也相应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有一块甲骨这样记述日食:“……旬,壬申夕,月有食。”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很多关于年代的推断主要依据就是甲骨文中记述的天象。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点在河南,在安阳。甲骨和青铜在与今人沟通,倾述自己辉煌的过去。
殷墟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也是独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块范法青铜器铸造技术。正是这种技术,铸造了包括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鼎在内的巨型青铜器。另外玉器、马车等工具,医学、天文、农业耕作等领域的科技水平都已发展到惊人的水平。
殷墟甲骨文是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它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这种文字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十余亿中国人今天所使用的汉字即源自甲骨文。
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的缩影。殷墟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发掘时间最长、积累经验最丰富的遗址。发掘殷墟时所创造的许多方法被带到各地,并在考古工作中应用。殷墟也被许多学者称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从殷墟走过的路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成熟、不断获得发展的进程。
中外文明史都以“都城、文字和金属器的使用”三个因素同时出现时,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安阳商代洹北商城、甲骨文、青铜器在安阳同时出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以殷墟的遗址形态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只是古代国王居住、办公以及祭祀的场所,即宫殿宗庙遗址。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殷墟,并非仅仅局限于今天所处的展馆之中,而是以我们现处的展馆为核心,东西南北各延伸3公里,占地面积近36平方公里,气势恢宏的古代都城遗址。它受到保护的板块含纳了我们现在身处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河北岸,安放去世商王陵寝的位置,现在同时对外开放的殷墟王陵遗址;以及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侧3公里处的洹北商城遗址。
沿着宫殿区往前走,右手边就是殷墟博物馆(下篇博文将进行重点介绍)。左手边有司母戊鼎的仿制品,按原比例放大了一倍的青铜大鼎。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于1939年出土于武官村王陵遗址。原件通高一米三三,口长110厘米,重达875公斤。如此大的重器浇铸起来特别困难,据估计制造这样的重器,需要明确的分工与协作,从炼铜到浇铸,从制模到拆苑需要130多人同时施工,青铜器中,铜、锡、铅的含量比例与现在所铸青铜器中铜、锡、铅的含量比例基本相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冶炼技术是何等的高超。鼎最初的作用是用来烹煮食物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到夏商周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权力的象征。相传,夏朝的国王大禹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便把天下分为九州。而每一个州都用一个鼎来表示。大禹拥有九鼎就代表他统治了九州方圆的领土。我们平常所说到的“一言九鼎”便是由此而得。象这个鼎的重量现在咱们的游客朋友问的话没关系。但在当时是没人敢问这个鼎有多重的。因为当时谁要是问这个鼎有多重的话表明这个人心存野心。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曾经专门从武汉来到中原,那个时候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在洛阳。他到洛阳以后不问别的,只问洛阳的鼎有多重。在当时谁都能看的出来他问鼎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知道鼎的重量,而是心存野心,想得到中原。有一句话叫做得中原者得天下也。所以我们平时所用到的“问鼎中原”便是由此而得,另外象“三足鼎立”等等这些含有“鼎”的成语一般都跟权利有关系。
甲骨文碑林
甲骨文碑林:在全国,各种碑林不少,但殷墟的碑林与众不同,它不是名人碑刻,也不是行草隶篆,而是保持了原甲骨片甲骨文碑刻。甲骨文碑林是由我国著名甲骨文学者王宇信、扬升南先生精选,以原甲骨片大而成石碑,共30通,其内容涉达125个,包括商代文化、军事、农业、天象、田猎、鬼神崇拜等,它不仅记载了大将与两方国的战争,而且还记载了天气情况,准确的记录了彩虹的形成条件和出土的过程,是我国关于天象——彩虹的最早的、最完整的记录。
这里有甲骨之王,文字最多,达125个字,记载了大将沚眉与两个方国即土方和工口方的战争。自1899年王懿荣认定甲骨文以后,甲骨文就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多方收购,古董商为获取更大的利润对甲骨文的出土地秘而不宣,封锁消息。1911年,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派他的弟弟罗振常来到安阳调查,不仅弄清了甲骨文出土殷墟的准确位置,还收购到大量的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其中就有这块甲骨王,一块完整的龟板。听说出卖这片甲骨的人,用赚来的钱,买了20亩土地呢!
还有记载天象情况的碑,从时间和空间上准确地记录了彩虹的形成条件和出现的过程,是我国古代关于天象——彩虹的最早的、最完整的记录。这块碑记录的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交通事故,是商王出行打猎时遇到车祸的情况。
殷墟车马坑展厅
华夏幅员广袤,畜力车是古代先民陆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殷代的车子,考古屡经发现,而且结构基本定型,离开它最初发明的时间应该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了。古文献中说夏代就发明了车,但是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殷墟考古发掘的殷代车马坑(含本苑展厅陈列的6座在内)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由此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文明古国之一。
殷墟博物苑展出的6座殷代车马坑和道路遗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和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分别在安阳刘家庄北地、南地和孝民屯东地发掘的,商代道路遗迹是在滑翔学校南地发掘的。这几座车马坑,保存基本完整,具有较高学术研究和展示价值。每坑葬1车,其中5坑随车皆葬两马,4坑各葬1人。经鉴定,殉人中多为成年男性,另有1少年男性。研究证明,殷代的马车造型美观,结构牢固,车体轻巧,运转迅速,重心平衡,乘坐舒坦。殷代车马坑不仅展示了上古畜力车制的文明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奴隶社会残酷的杀殉制度。它是国人最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在殷墟博物苑的车马坑展厅里,六辆早已朽为泥土的商代马车,经过考古工作者一丝不苟的精心剥剔,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透过这些商代马车,考古工作者看到的是商代先进的制造业和发达的交通运输。
研究证明,商代的马车造型美观,结构合理,车体轻巧,乘坐舒坦。商代车马坑不仅展示了上古畜力车制的文明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奴隶社会残酷的杀殉制度。它是国人最形象的历史教科书。殷墟考古发掘的商代车马坑,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由此也可以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文明古国之一。
商族的先公相士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即训练牛马等家畜以驾辕驱车。到商汤之时,已将马车作为战车,商汤正是凭借着这一先进于夏王朝的“坚船利炮”,“革车三百乘”,在鸣条之战中一举打败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但是商朝末年所向披靡的战车,也没能挽救商王朝灭亡的命运,商纣王的荒淫无道最终导致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王朝土崩瓦解。
传说,中国最早的车子是由夏代的车正(掌管车辆的官员)奚仲发明的。从《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的记载可见,夏代已经出现了适应于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夏朝的车辆,这里的车辆是已发现最早的车辆,距今已有3300多年了。商朝都是驾两匹马,到商朝晚期和周朝才出现了4匹马,随之也有了我们今天讲的成语:驷马难追。
商朝的人非常迷信,他们认为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应该继续享用,所以要把生前用的马车陪葬了。他们不但要葬马和车,还要葬一个奴隶来伺候他们。从他们殉葬的奴隶还可以间接的看到商朝的刑法是非常残酷的。这个人是被砍掉左臂,腹部掏空后殉葬的,可见,奴隶主对奴隶是相当凶狠和残暴的。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除了用于征战以外,商代的车子也用于商王及贵族们的出行和田猎。从商代晚期殷墟遗址已经发现的车马坑来看,车子已有复杂的构造和精美的装饰,当时已出现发达的车马制造业。无怪乎孔老夫子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了。
葬车之最的车马坑:2005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殷墟新发现并列5座南北排列、方向一致的大型车马坑,从而成为国内迄今为止商代葬车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阳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发掘的这座车马坑位于安阳殷墟遗址的西部边缘,这排车马坑,长20米,宽3.6米,深2.5米,5辆马车呈南北一线排列,车头向东,每车为一舆两驾,有的殉一人,有的殉两人。
考古人员还在编号为M3的马车上发现了一把双面刃的青铜短剑。该剑部分压在车厢下,长度为30余厘米,剑柄、剑身、剑脊清晰可见。商代兵器以戈、矛、弓箭为主,这是殷墟第二次发现青铜短剑。考古人员还在该车车厢前部左侧发现一簇铜镞,约30枚,隐约可见箭杆、箭囊痕迹。编号为M4、M5的马车装饰较为豪华,M5的马具是用长方形或椭圆形牙饰镶嵌,保存完整。M4、M5号马车分别殉葬两人,一人在车后,一人在车的一侧,而M1至M3号马车只有一人殉葬。
纵横四方的战车:中国古代在战争中用于攻守的车辆。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并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习惯将攻车称为战车。夏朝已有车用于小规模的战争。从商经西周至春秋,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装备,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
《竹书纪年·夏侯纪》写道:“商侯相士作乘马,遂迁都于商邱。”这里记载殷商迁都已经将马车作为运输的重要工具。1953年在河南安阳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双马驾车的实物。考古发掘证实,驭马驾车在商代已是比较普及的事情。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显要位置装着各种青铜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辆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度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箭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5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葬在王陵区的这些车马当是贡献给商王祖先出行之用的。
除了作战的马车之外,那些装饰豪华的马车大概是王公贵族们狩猎用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商王驾车狩猎的记载。不仅如此,透过商代马车的精巧制作工艺我们不难想象,繁盛的商朝国都、富庶的京畿,以及辽阔的疆域之间,正是凭借着诸如马车这样快捷的交通工具,商王才能够实施卓有成效的统治。
有趣的是,甲骨文中“车”字有多种的写法,最早的“车”字画了两个轱辘,中间还画了一个车厢。简直就是比照着那时的马车画下来的。后来通行了几千年的“车”字,只是车轱辘成了长方形。再后来,才简化为今天的“车”字。
这里有一段殷代的道路,这上面很清楚地显现有车辙,道路比较宽,除有两道辙以外还有人行道。这里陈列的道路遗存,是在航校南地发掘的,由此可见,殷商时期交通,包括车子和道路,都是比较发达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商朝的马车有40多辆,他们的结构基本是相同的。这张图是商朝马车的结构图。一辆完整的车是由一个车衡,两个车轭,一个车辕,一个车厢组成的。
乙八基址
20世纪30年代考古发现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主要建筑群分布在小屯村东北地,夯土建筑基址面积大,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在那里共发现建筑基址53座,由南向北排列。考古学家石璋如将它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甲组基址15座,乙组基址21座,丙组基址17座。据考察,这些基址的用途又分为宫室、宗庙、祭坛、铸铜作坊等。已揭露的遗址,其上部都已毁坏无存。遗存下来的夯土基址,现可辨识形状的有长方形、近正方形、凸形、凹形、条形、圆墩形等七种。
基址的大小不等,其中规模最大的乙八基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中等的南北长约46.7米,东西宽约10.7米;丙组基址较小,最小的只有2.3×1.85米。这些建筑的朝向,多面向南,也有面向东或西的。
乙七基址
乙七宗庙基址在建筑过程中分为奠基、置础、安门、落成四个阶段,并有四种典礼仪式。乙七宗庙基址和宗庙的祭祀场,总面积大约3379平方米。根据统计,136个祭祀坑(墓)中共杀殉600余人。还有大量的用牲:献狗26只,羊18只,牛10头,马15匹。还配置6辆马车,排成向南行进的阵势。其中的北组祭祀坑更有重大意义。北组48个祭祀坑(墓),杀殉199人,其中斩首125人,其余可能为殉人。从祭祀场的5座车马坑(埋葬6辆马车)排列布局像甲骨文及金文的“车”字。以6辆马车为中心,每座车马坑里有3个战士、3套兵器,分别为驾车者、射箭者和持戈者。就器物的性质与部位来观察,推知驾车者居中,射箭者居右,持戈者居左。这6辆车似为一队,其前及左右分布着不同的人等。这些殉人有的头饰铜铃额带,有的头饰蚌花额带。殉人的骨骼或呈跪负铜器形,或跪坐手持武器,或俯身或斩首。
这众多祭祀坑里的殉人,谁是他们的统帅呢?据考古资料推测,可能是M20车马坑中乙种车厢中的那具殉人,因其口内含有玉蝉,寓意“转生”的宗教意识,可见其身份地位高于其他殉人。另外他所乘马车的装饰特别华丽,车饰上的龙纹、虎纹、蝉纹、星纹等处还镶嵌了绿松石,更能显示他是一个统帅。另有次于以上“统帅”的殉人,在祭祀坑极少数殉人的口中发现有两至三枚贝,贝是殷代的货币,口含贝是古代的一种宗教礼俗,类似后世的死者口含铜钱的习俗。以一个车队600余名步卒由一个统帅率领,陈列在乙七宗庙基址的正南方,其用意固然在庆祝宗庙的落成,同时也希望这些武装的灵魂保护住在宗庙内的祖宗灵魂的安全。此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的军事和祭祀仪仗队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是后人了解奴隶社会残酷的杀殉制度的最形象的教材。从一定意义上讲,贵族阶层的这种杀殉制度也为埋葬本阶级挖掘了坟墓,这已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证实。
乙七宗庙建筑基址和北组宗庙祭祀坑两处遗迹,具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和向游客展示的价值。古代建都必有宗庙与祭祀场所。殷墟考古发现宫殿区内有宗庙遗址,确证洹上之邑为殷都。
北组宗庙祭祀坑
丙组基址共17座,现已复原夯土基址13座,即将建筑基址地下封存保护、地上标识展示。有学者将丙组17座基址组合布局概述为“大五、小五、南五、二路”八个字。“大五”指主体布局面貌,即中心一座已知面积20×17米的土台,北面残存柱础八个,外围四隅各配置以一座方基;“小五”指中心土台上有五座呈“”布列的小型基址;“南五”指中心土台南面有一座基址居中,东西两侧各分列两座长方形基址;“二路”指两座南北相夹峙的长廊式建筑基址。
丙组基址大多是无柱础石的方形夯土台,属于祭坛一类的建筑,中间大方土台上残存有玉璧、人牲、兽骨、柴灰、燎牲、谷物、陶器等不同的祭祀坑和有关遗迹。此祭坛一类的建筑与乙组中的宗庙基址有密切关系。
丙组祭祀遗迹的特点反映了一定的宗教意识及习俗。如已复原的M366祭祀坑埋人骨架20具,在丙一基址的西南;M2祭祀坑埋兽骨(羊7只、犬3只),在基址东南。这反映了古人以右为上的习俗,右即西边,所以人骨架在西,兽骨在东。
YH127甲骨窖穴展厅
YH127甲骨窖穴是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重要遗迹之一,于1936年6月12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被发现。在甲骨文发掘的历史中,YH127甲骨窖穴的甲骨出土数量最多,刻辞内容也最丰富。此甲骨窖穴形状规整,万余片甲骨集中堆放,并具有许多特点,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的最大成就,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YH127甲骨窖穴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
YH127甲骨窖穴的发现,颇有几分神奇色彩。1936年3—6月,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进行第13次发掘。当时在殷墟宫殿宗庙区除发现其他遗迹外,还发掘了127个窖穴(或灰坑),其中YH127是田野考古发掘遗迹的编号:“Y”代表殷墟,“H”代表窖穴或灰坑,“127”是这次发掘的窖穴或灰坑的序号,亦即总数为127个中的最后一个序号。前100多个窖穴一般多是灰坑(殷人的垃圾坑),有的是存放粮食的地下仓库,粮食已变为绿色的灰土。但就在这次发掘的最后一天,又是最后一个窖穴,却发现了一万多片甲骨。如果提前一天收工,当年就不会发现这个窖穴了。
1936年这里出土了一批甲骨,编号为YH127,它是殷墟考古至今出土甲骨最多的一个坑,共17096片,大部分是龟甲组成的,上面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结果,以及商朝的天象历法、商业、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个甲骨坑被专家们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库。
于窖穴里全是密集的甲骨堆积层,坑内只能容下两人工作,当时就钉了一个2米见方的大木箱,将甲骨连灰土套入大木箱内,运往南京,在室内发掘。经清理,共发现甲骨17096块,其中完整的龟甲就有300多版,卜骨8片。这是甲骨文发掘史上的奇迹,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最大的收获之一。
2003年5月份揭示了这坑甲骨的原址,是按照原件复原的,有学者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档案库,是商王占卜后有意埋藏在这里的。窖穴内的万余片甲骨与一具人骨架叠压在一起,它是和这坑甲骨埋在一起的,是当时看管这坑甲骨的管理人员,即甲骨档案员,也就是守卫商王档案的贞人。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坑甲骨表层有很多完整的龟腹甲,其中最大的一版长44厘米,经过鉴定它是马来西亚进贡过来的。这坑甲骨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现在我们大家到这边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这坑甲骨的坑底距地表6米深,考虑到天气的原因和安全的因素,考古学家决定把这坑甲骨整坑运到南京室内发掘,展板上是当时拍摄的照片,他们先把甲骨层做成一个灰土柱,接下来做了一只特制的大木箱,套在甲骨层上,然后通过马道和绳索把这坑甲骨拉到地面上,由于这坑甲骨重达6吨,而1936年安阳没有汽车,也没有起重机,所以他们组织了64个人来抬这坑甲骨,把它送到了火车站,运往南京。在南京室内花费了半年的时间,分解出17096片。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YH127刚出土的原貌,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直径长1.8米。
商的生产力比较低下,人们对于当时很多自然的现象不能够解释,所以凡事依赖于鬼神,经常占卜,所用的材料是用的龟腹甲,他们在龟腹甲的背面凿上很多圆孔和长槽,把燃烧的木炭放到其中进行灼烧,甲片的正面会产生裂纹,商人根据裂纹的走向来判断吉凶,然后把结果刻上去,这上面的文字就为甲骨文。他们刻词有一定的先后顺序,首先刻叙辞,就是交代一下占卜的时间和贞人名字;接下来命辞,就是说明占卜什么样的内容;紧接着刻占辞,就是商王根据裂纹所判断的吉凶。占卜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要刻上验辞,记录占卜的是否灵验。
窖内有几片“简册形”甲骨片。由此而知,“殷人也可能将甲骨穿成简册”。甲骨文册字,像以竹、木简编成册的“简”,而甲骨文典字,像双手捧册读书之形。后世形容勤奋读书的成语有“韦编三绝”,即指读简册(书)的次数多了,编连竹简的牛皮绳断了多次。
甲骨文是1899年由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首先发现的。它起初一直被当地人唤作“龙骨”,作为一种止血的中药不断地进行收集、刮字然后向药店出售。后来有些带字的龙骨被卖到京津两地被王懿荣发现,并确认为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使“龙骨”的身价一步登天,导致周围的村民纷纷来挖掘,有的还以此为生。但当时的挖掘都属于私挖,破坏性极大,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挖掘是从1928年开始的。考古学家们在1928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共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挖掘。1937年卢沟桥事变使之中断,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其挖掘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其中最著名的是H127甲骨文堆积坑模型,总共有17096片,上面记载了商朝的天象、历法、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社会内容,被专家们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库。
殷墟概览展厅
我们身后的建筑就是殷墟概览展厅了。这座仿殷建筑是在“乙二十基址”上复原的。商朝的建筑材料主要是以木头为主的。经过三千多年的变迁如今都已腐朽了,留到今天的只是地基。原来的地基东西总长51米,现在只复原了31米,我们看到房子的外形是四面坡,双重檐,土阶茅茨,这样的建筑结构在我们中国历代都是高级别的象征。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是商代后期王都宫殿区遗址,也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之一。远在3300年前的殷商先民对其都城王宫的称谓,在甲骨卜辞中为“兹邑”、“大邑商”。史册称“殷邑”。殷墟考古发掘的王宫夯土基址及诸多遗迹,规模宏伟壮观,是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的杰作。
殷墟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王室宫殿宗庙区的建筑材料是以土木材料为主,史册称“茅茨土阶”、“四阿重屋”式宫殿建筑风格。当时的先民已有择吉居住的环境意识和宫殿居住区规划的初步理念,并掌握了夯土、版筑、木架结构、日影定向、以水测平和以茅草盖屋等技术。这种土木建筑,在商代是一种综合性的手工业。其中夯土术、木架结构等技术传承至今,可见其科学性及影响深远。殷王宫四周虽然未发现城墙,但考古研究认为,王宫的东北有洹水河曲的天然屏障,西南有人工开挖的巨大壕沟,这样洹水可以流入大壕沟,将王宫围在中间,起到“护城河”防御、防洪的作用。
徜徉在这红柱白墙的商代建筑群中,仿佛我也回到了3000年前,很有点穿越的味道呢!只是,穿越回去绝不能做奴隶,命运好悲惨呢!
殷墟经过将近100多年的考古挖掘,确定分布面积为30平方公里。总体位于安阳市西北郊,从北到南来看,考古学把它分为4个区:依次为,王陵区、宫殿宗庙区、居住区、手工作坊区遗址。
殷墟概览展厅位于殷墟中心宫殿遗址上,现在恢复了430亩。在此发现大大小小50多处宫殿遗址,那么您看到的中心的房屋模型就是您参观的大殿位置。在宫殿区的旁边有条洹河,这条河是一条天然河,自古以来就有,商人当时是把它作为护城河来用的。可以联想商人最初把都城选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既有利于繁衍生息,也可以当作防御屏障来用,一举两得。这条河各位仔细看,它实际是3面环绕着宫殿的。那么宫殿区还有一面没有环水,当时商人便人工在它一面挖掘了一条防御壕沟,让宫殿区4面环水,4面都可以御敌,看来商人的防御意识是很强的。在洹水北岸有一处王陵区,在这里人们现在发现了13处大墓和众多的祭祀坑。介于王陵区和宫殿区的中间及洹水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是商人的居民遗址,他们星罗棋布地分散于宫殿区周围,可以想象,以前房屋的繁华。那么这里自然也就成了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沙盘的东北方有一处洹北商城,它是近年考古新发现,面积约4平方公里,也是一处宫殿遗址。推测它的时间要比我们现在正参观的宫殿区要早一些,属于商代中期,弥补了商王盘庚到武丁时期这段无人知晓的历史。
殷墟保护区的范围,位置是小屯村,早在100多年前,清朝末期的农民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甲骨文,而在3000多年前,这里是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高,殷墟最早的发掘就是从这里开始。
商代王陵区的情况,占地11.3万平方米,大墓受到3次盗掘,第1次是在商朝灭亡以后,第2次是在宋朝,第3次是在民国时期,所以墓中出土的文物是非常少的。大墓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商代大墓有3种墓葬形式:第一种有4条墓道,长约10-20米,最长的30米。第2种是两个墓道,第3种只有一个墓道。我们刚刚看到的司母戊大鼎就是在1939年出土于一个墓道的墓内。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商王墓的墓葬形式。举一个实例,看一下M1001大墓。当时墓底铺有木板,在4个墓道内发现头骨73个,60具无头骨架,两具完整的尸骨。而且大墓东侧有小土坑31个,排列比较对称,其中22个坑内发现36个头戴青铜盔甲,身披皮甲的士兵。这个大墓葬的是225个奴隶,12条狗,15匹马。
最早对殷墟科学发掘的时间是1928年,到今天为止已发掘出殷墟的范围是3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家族墓葬地以及洹北商城。今天我们修复的这座建筑是宫殿宗庙遗址内一座较重要的建筑之一。
清朝末年,附近的小屯村民在此地耕种劳作时,经常刨出一些带字的骨片,上面的文字便是商代的文字,也是中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著名的学者夏鼐先生曾说,殷墟闻名世界有三大要素:甲骨文、青铜器、都市。
殷墟的发掘离不开甲骨文的发现。1899年,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买药时发现中药“龙骨”上有些奇怪的刻划,他对古文字考订造诣颇深,经过认真研究,他认为“龙骨”上刻的是商代的文字。王懿荣被人们称作是“甲骨文之父”。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以身殉国,他死后的第二年,其长子王翰甫为还债,把一千多片甲骨卖给了刘鹗。
刘鹗从自己一共收藏的五千多片刻辞甲骨中,挑选出一千多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刘氏在自序中指出,甲骨文是“殷人的刀笔文字”,甲骨文的拓片也在众多学者之间广为流传。然而人们并不清楚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罗振玉经过细心探访,在1908年,他终于最先了解到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就是今天的安阳。
在甲骨文研究的初期阶段,成绩卓越的要算王国维,他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用甲骨文来研究殷代历史。并把甲骨卜辞中发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相互对照,证明《殷本纪》基本上是正确的。
1928年——1937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发掘总面积为46000余平方米,在殷墟范围内发掘出宫殿宗庙、王陵、手工作坊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数以万计的甲骨片、青铜器、玉石器、陶器。为研究殷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价值。参与发掘的学者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他们是中国考古界的领军人物,首开先例在殷墟进行野外考古发掘。所以说,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摇篮。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野外考古工作者。
文物发掘者在发掘过程中使用的物品。现在,它们也已经成为了文物......
殷墟的几次重大考古发现:
(一)后冈“三叠层”的发掘:1934年殷墟第四次发掘时,梁思永先生选择后冈进行发掘,经过一个月,在216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彩陶、黑陶和白陶三种文化的堆积。彩陶属于仰韶文化、黑陶属于龙山文化、白陶属于殷墟文化。三层文化有层次的叠压着,它们之间存在着发展关系。梁思永对后冈三层文化的分析,不仅在殷墟考古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文化自成系列,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发展规律。
(二)宫殿宗庙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小屯发现甲骨文的同时,1934——1937年间陆续发现53座建筑基址,1991年在洹河南岸发现一座凹型基址,截至目前殷商宫殿区内共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54座。分甲、乙、丙三组,甲组建筑面积较大,推测是殷人居住休息的地方,乙组推测其作用是议政殿堂或宗庙,丙组推测是祭坛。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发掘向世人揭开了殷商王朝国都神秘的面纱。
(三)王陵遗址的发掘:1934年秋,在富有田野工作经验的梁思永主持下开始对洹河北岸进行发掘。共发现13座大墓,墓葬的形制分亚字型大墓、中字型大墓和甲字型墓葬。墓葬虽经多次盗掘,但劫余随葬品仍十分可观。铜器、石器、玉器、绿松石、白陶等,有的墓葬四壁用木板铺成,上有红黑相间的彩绘,甚至镶有野猪牙饰。
(四)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掘:从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至今,共发现近16万片,其中有三次重大的发现:分别是1936年YH127甲骨堆积坑、1973年H17甲骨堆积坑、1991年花园庄H3甲骨堆积坑。这些甲骨片上记载了商代的天文、地理、军事、政治、手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研究商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甲骨文的单字目前发现近5000字,已释读的有1500个字,甲骨文已“六书”齐备,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指事六种功能。以象形、会意、形声字为主,比如您看到的“日”、“月”、“云”、“雨”、“水”、“火”,正是商朝人用双眼观察大自然的事物体现在文字上。
站在这块中国历史最古老的土地上,我的儿子,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出得大殿,左面的小路,径直通往商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妇好的最终栖息地(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介绍)......
门票:
附:地图
盘庚即位时,商朝经过几代内乱(即九世之乱),政治腐败,贵族奢侈,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盘庚为了挽救商王朝的衰亡,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以抑制贵族的奢侈,缓和阶级矛盾,并减经些自然灾害。在此之前,商民族已经经历了十几次的迁徙。有时是因为土地荒芜,有时因为河水泛滥,有时因为外族奇袭,有时因为内部矛盾。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摆脱政治困境,他不顾一些贵族的反对,决心选择一个有长远发展前途的地方重振朝纲。当他得知安阳(当时称北蒙)一带土肥水美,山林有虎、熊等兽,水里有鱼虾时,就决心到此来发展。为了动员迁都,他曾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星火燎原”一词即由此次演讲内容凝练而成。贵族们竭力反对迁都,盘庚就发布文告,严厉命令他们服从,据说为此杀掉的贵族的血染红了河水......终于,马萧萧,车辚辚,他率众西渡黄河,来到了安阳,史称“盘庚迁殷”。迁到殷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尚书·盘庚》就是他在迁殷前后的的讲话记录。他还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终于安定了局面。奴隶的血汗劳动,使殷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这里,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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