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龙华路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龙华路

       从来都不知道青岛有那么多以“龙”字命名的马路。开始注意龙华路，是因为龙江路上的这座独特的红酒屋。再往路的尽头看去，发现了江苏路上那座绿顶的基督教堂，才认真地打量起这条路来。

       龙华路很短，很窄，实际上是一条小巷。这里是一条住宅街，主要是上等社会的住宅。不过，这里住的“名人”们身份可就不是那么光彩了。30年代这里的主人，有中国人中有方百川（任经营肥料的企业公和昶的经理）、苏志梁、王文涛等；日本人中有兴亚院青岛出张所、伪警察局、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铁路医院等单位的日本职员。

       龙华路、张店路口是张宗援宅。张宗援是一个日本人，从《人名录》看，他有几处住宅，可谓“狡兔三窟”。起着中国人姓名的张宗援，衣着、说话全是中国化，他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只知道他的是青岛“黄道会”的头子，“黄道会”办公地点在湖南路。
       旧中国的黑社会有几大组织，“青帮”是其中之一。北洋政府时期，青帮在青岛有很大发展，1925年时有“通”字辈“八虎弟兄”。张宗援在青岛结交了不少黑社会头目。1938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占领青岛，青帮分子有的投敌当了汉奸，张宗援组织了“黄道会”，实际上是青帮的公开组织，也叫“黄帮”，充当日本鬼子帮凶。
       黄道会公开出面的是青帮“大”字辈的梁再三、徐铁珊和郑兰亭，实际上由张宗援暗中操纵，俗称“在家理”，一些经营性商业，尤其是经营黄、赌、毒行业的要靠他们“保护”，几年间笼络的人很多。
    张宗援有几个“家”，平常人不知他究竟住在那里，但龙华路这条小巷常有汽车往来。 
       汉奸吕振文一度也住在龙华路上。吕振文，广东人，康有为晚辈“朋友”，康有为病逝前曾去他家赴宴，康有为初期墓前的“碑”，也是由他撰写并书写的。这位曾为康有为撰写过墓志铭的前清秀才，在1938年变节求荣当了汉奸，成为日占当局控制下的青岛治安维持会九名委员之一，后来又先后出任伪青岛特别市财政局长、土地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重修康有为墓时，由艺术大师刘海粟重新撰并书了墓碑。 
       龙华路9号为王文涛的“鹤鸣书屋”，它的建筑与龙山路18号完全一致，被称为双胞胎，只是龙山路18号建于山上，龙华路9号在平地上，不太引人注意。 
       2001年以来调查全市古树名卉，在龙华路上有几株“名卉”入选。 
       龙华路1号原为苏志梁宅，今存两棵古卉，一株是紫玉兰，又称“木笔”，像一个大的毛笔头，知识层住宅，多喜植它。一株是乔玉兰，据说有70年花龄，当是龙华路上最早的名卉，每年春季，花开娇艳，给龙华路上带来无限生机，虽曾遭雷击仍生意昂然。这院内还有一株桑树。 
       龙华路7号也有一株紫玉兰，树龄也在70年以上，据说当初以两块大洋买来植于大缸，后移植于院内。住户为保护好这株珍木，曾在树前立“太公在此”牌以使它免遭伤害。 
       有人认为这几株古卉是德占青岛前，“上青岛”的旧物，但难以证实。植紫玉兰的人家多为知识分子家庭，“上青岛”原主要为作坊，这说明它们似非旧物。 
       龙华路东起龙江路，西至龙口路，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这条老街一游。

       张宗援

       伊达顺之助（1892-1948），光听这名字就知道他是个日本人。但他平时却习惯用中国姓名：张宗援，说中国话，还号称入了中国国籍，甚至说自己是张宗昌的兄弟。当然，这也不是没边的事了，据说张宗援早年在张宗昌军中当顾问的时候，还真曾想认张宗昌做个干爹！别看这年纪对不上号，但这种事在日本人眼里，根本就不算个事，就是本来有亲戚关系，乱了辈份收养或者联姻的，都有的是！不信你去查一查日本皇族、华族的各宫各家，那辈份可乱着呢。但是到了中国人这里，多少还是得讲究一下，张宗昌的老太太就觉得不妥，于是把她儿子给她收的日本干孙子，改认为自己的干儿子，并且给他改名叫张宗援。所以从这层关系上来讲，张宗援自称是张宗昌的兄弟，也还算牵扯得上。后来他带着伪军进占张宗昌的家乡——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还特地大张旗鼓地祭奠了一番自己的这个干兄弟（1932年9月3日，张宗昌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的济南车站），结果搞了个鸡飞狗跳。也不知张宗昌在地下是谢他记着旧情，还是骂他祸害自己的乡里？
       那么这个伊达顺之助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呢？一般都说他是来自日本东京的浪人，这也不算错。不过他家在日本那可是显赫得很呢：明治维新之前，伊达家族累世诸侯，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丰臣秀吉时代的名将、仙台藩的初代藩主“独眼龙”伊达政宗（五岁那年，伊达政宗罹患天花，虽性命得存，但右眼失明，故此人称“独眼龙政宗”）。从户籍角度来讲，伊达顺之助的祖父是日本仙台藩的第十三代藩主伊达庆邦，这个人在明治维新时站错了队，参加了反对维新的军事叛乱。战败投降以后，父子们被押去京城软禁，虽然还给他们家留着仙台藩藩主的爵位，食禄却被削去了一大半。伊达庆邦本人被迫放弃藩主爵位，伊达顺之助的父亲本是继承人，这时候也被剥夺了大名的继承权，转而由庶弟继承。当然没过几年，随着明治维新的进一步推进，仙台也就废藩为县了。
       但伊达顺之助的父亲事实上只是个养子，所以说他的亲祖父并不是伊达庆邦，而是宇和岛藩的藩主伊达宗城。伊达家族的这一分支，是从伊达政宗的长子那里传下来的。相对日本东北的强藩仙台藩而言，宇和岛藩可要小得多了。也许有朋友要问：既是长房，应该继承伊达本家的主领地仙台藩才对啊？可长子虽是长子，却是小老婆生的，嫡庶有别嘛。不过据说当年这个庶长子本来倒还是有希望继承的，因为他从小是由丰臣秀吉抚养大的，这当然就不一样了。可是后来德川家康篡了权，事情立刻尴尬起来：伊达政宗为了免去幕府的猜疑，就废去了长子的继承权，改立次子为继承人。而幕府得到这个表示忠顺的信息后呢，倒也很会做，顺手改封其长子为宇和岛藩的藩主，以示笼络。
       伊达顺之助的父亲伊达宗敦，就是宇和岛藩的第八代藩主伊达宗城的次子。后来过继给伊达家族的本家藩主伊达庆邦，给他的正室当养子，所以变成了嫡子，在继承这件事上，反倒是排在伊达庆邦庶出的儿子前面的。有人也许要问：既然自己有儿子，小老婆生就小老婆生，怎么反而去收养一个儿子来继承？嘿嘿，这可能跟家族政治有点关系，伊达庆邦的正室是鹰司政熙的亲生女儿、近卫家的养女，派头比较大些，所以伊达庆邦宁肯收养一个，也不愿让侧室的儿子占了先吧。
       伊达顺之助的亲祖父伊达宗城，倒是比较开明，对西学相当推崇，在对幕府的态度上，恰恰与顺之助的养祖父站在不同的队列中，因此遭到幕府的迫害，被迫让出藩主的爵位给自己的养子。当然祸福相依嘛，在明治维新后，当然就比较受重用了，担任过很多要职，并被封为侯爵。只是伊达宗敦已经过继给了仙台藩，所以还是得跟着仙台藩一起吃些瓜落。不过等到1892年，六儿子伊达顺之助出生的时候，大概是有个侯爵亲爹罩着的原因吧，伊达宗敦也已转运，被封为男爵。看来伊达家族各藩在政治上各有所向，搞不好这本来就是一种投资组合的策略呢！
       不过伊达顺之助这小子非常顽劣，小时候就到处闯祸，大了就更不得了，居然还杀了人，虽说身后有家族的庇护，被免了死罪，但想在日本继续折腾，多少是说不过去了。于是伊达顺之助在1921年前往朝鲜，担任平安北道国境的警备队队长。安分守己没多久，伊达顺之助又与当时日本的冒险家们一拍即合，干起了侵略中国的勾当。清朝垮台的时候，日本人土井勾结川岛等人，利用宗社党和巴布扎布，策划“满蒙独立运动”，但是遭到日本政界和外交权势人物的反对，遂转而移恨被日本正式看好的张作霖，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以便乘乱控制奉天城，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土井组织的满蒙决死团的骨干里，就有伊达顺之助。
       后来决死团侦知张作霖到奉天车站，给出访路过的闲院宫载仁亲王送行，便乘机下手，第一波在小西边门，由于与张作霖同行的汤玉麟惯耍派头，刺客就错把他当了正主，遂朝他的马车扔了一枚炸弹，炸死几个卫士，汤也受了伤。后边马车里的张作霖见状，立即跳出马车，骑上马就猛往家里撩，没想中途在奉天图书馆那疙瘩再遇上杀手，好在这小个子的张大帅本是马上出身，跑得猴快，只被炸飞了帽子而已，倒是刺客把自己给炸死了，看来这哥们跟那个撞飞机场的道格特，水平真是半斤八两。后来奉军对刺客尸检时，在其脚上发现了惯穿木屐的痕迹，断定是日本人下的手，可张作霖怕惹麻烦，于是装聋作哑了事。
       伊达顺之助后来去了狗肉将军张宗昌那里，混了个顾问当当，小日子过的也算滋润，再后来就是我们开头说得那段：伊达顺之助摇身一变，成了张宗昌的干兄弟张宗援。据说1931年的时候，伊达顺之助确实归化过中国，有中国国籍。张宗昌被北伐军打败后，张宗援曾协助他出逃到日本。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宗援与营口人王殿忠一起到奉天招募伪军，又碰上了张宗昌的旧部李寿山，李寿山原是毕庶澄手下的团长，毕庶澄被张宗昌枪毙后逃到奉天，在南站开旅馆为生，现碰上张宗援，两人一拍即合，拉起一支伪军，张宗援出面联络，谋到一个安奉地区警备司令部的番号，让李寿山当司令，他自己当副司令，下面编了3个步兵营及骑兵连、机枪连、击炮连、山炮连、大刀队各一个。
       这支伪军，后来频繁与东北抗联作战，其为害抗日将士及平民百姓的手段异常残忍。伪满洲国整编伪满军之后，这支部队的番号改为第三混成旅，属于伪满第一军管区，旅长李寿山。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主使伪满军入关，其中编成热河支队(由靖安军第五教导队合编而成)及石兰部队(第三教导队)进入华北协作日军作战，另由第三混成旅长李寿山同张宗援，率领一部分伪满军，编成满洲国派遣军李支队，潜入山东东部，配合日军主力控制地方。该部1938年2月和刘桂棠部一起，配合日军占领了两城、日照城、涛雒等地，后来在涛雒与东北军万毅部干了一仗，被打的屁滚尿流。后来张宗援脱离了伪满编制，打出伪山东省自治军的旗号，以增加欺骗性，并借用张宗昌的影响，招结匪人，扩大势力，刘桂棠、张步云等部伪军，都曾依附在这个旗号下面。
       1938年11月，李寿山、张宗援的主力赵保原部，在遭到国共抗日武装打击的情况下，另谋出路，在昌邑接受山东省第八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收编，脱离伪军，改编为山东省第八区保安第三旅。致使张宗援打通交通线的计划泡汤。气急败坏之下，张宗援将责任推给李寿山，结果李寿山被判五年徒刑（但实际上只是监视居住而已）。该人在抗日战争后由军统收用，解放后，东北曾被其残害的抗日军民四处寻找其踪影，终于将其抓捕归案，严惩不贷不在话下。张宗援后来继续率部活动于掖县、招远、黄县一带，残害中国军民。其中1939年初，该部占领掖县后制造的惨案，如今读来，依旧令人发指。此后张宗援的部队在抗日武装一再打击下，逐渐解体，内部也发生火并，一度来合伙的刘桂棠、张步云都领兵他去，失去军事实力的张宗援渐渐失去日本军事当局的信任。1939年，张宗援的最后那点家底被日本军事当局强制解散，张宗援隐居青岛，以日本海军高级顾问的身份从事着他比较擅长的特务老本行。
       日本投降后，张宗援于1945年11月17日被青岛警察局逮捕，可能因张宗援在山东还有一定的情报资源吧，其一度又被国民党收容，经中统局批准，调由鲁东区情报室留用。不过好景不长，在被榨干利用价值后，张宗援最后还是作为战犯被辗转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并于1948年9月9日，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被执行枪决。

       老青岛的青红帮

　　一、 帮会组织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　
　　旧社会中,沿江沿海各大城市,由于帮会的普遍存在,故秩序方面十分紊乱。久于行旅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认为这些地方的人情蛮横、刁诈、狡猾,其中以武汉为最,上海、天津次之,其他城市也相当的难走难闯。尽管旅客们时刻在警惕着戒备着,但随时随地仍不免有破财甚至丧命的危险,只有来到青岛港,才算稍微松一口气,原因是青岛人还多少带点淳朴风气。虽然车船旅店中也有一些坏分子专干勒索诈骗的勾当,但与上述各地相较,总是差得多。上海人说青岛人不脱庄户气,实际上这点庄户气,也就是淳朴风,对于旅客是有利的。然而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却是青岛帮会组织不够发达。
　　德日占领时期,青岛几乎没有帮会活动。抗战胜利之前,几乎没出现过在红帮的人(有也不愿显露)。除敌伪时期的黄道会外,青帮组织始终没搞到一个垄断什么行或什么业的特权。也没产生一个对外地叫得响吃得开的“人物”。由于这些原因,就造成了青岛码头尚无大害于行旅的优越条件。然而,帮会组织总归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在这里,笔者简要写一写有关青岛青帮的一些活动情况。
　　二、 青岛青帮的萌芽　
　　1897年德国人侵占了青岛之后,有一件事使他们的统治者感到头疼而束手无策,那就是盗风甚炽,积案累累。一些满清遗老及各国侨商,都对德国巡捕房不能缉盗破案而啧有烦言。德国提督无奈,只得商请胶州知州余则达设法帮助。余则达就从胶州捕役中挑选了比较有名的沈德志(胶县人)、鞠德功(益都人)来青担任了德国巡捕房的侦缉工作。其实,这两名捕役也没有什么特别拿手,只是他俩过去都是惯窃惯偷,对线上的朋友多半熟识。他俩就在盗贼之中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用贼捉贼、狗咬狗的手段,使他们自相火并。这些盗贼不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只是些小偷之类的地痞流氓。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系统,这样就很快中了沈、鞠二人之计,几乎全被消灭。沈、鞠二人因缉盗有功,受到德国当局的多次奖赞。后来鞠德功死了,沈德志一人就在青岛政局沧桑屡变的情况下,一直担任着侦缉队总队长四十余年。
　　在沈、鞠二人手下漏网的窃贼为数不多,已不敢公开活动了。但他们却另外找到一条路子——进了“家理”,想拿家理的义气来维系他们同道之间的共存共荣,这就是青帮在青岛的萌芽。当时其他各行各业的人,进青帮的还是极少。这种情况,经过日本占领时代,一直延续到1922年青岛光复。
　　青岛光复之后,青帮分子伴随着亦军亦匪的孙百万、马文龙而来青的也不少,但没有特别活动,有的只是收徒弟、吃徒弟。进了家理的人虽然多一些了,但都不肯公开承认,甚至讳莫如深。因那时是直系军阀当权,吴佩孚不在家理,青岛首脑人物熊炳琦、龚积柄都是科班军政人员,也不在家理。继熊炳琦而任胶澳督办的高恩洪是基督教徒,对帮会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所以那个时候的青岛青帮,仍然可以说是萌芽时期,根本谈不到什么组织。
　　1925年张宗昌督鲁,接着就派他的第八军军长毕庶澄来青兼任渤海舰队司令及青岛护军使。据说他俩都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这样,就在“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的规律下,立刻使青帮由半秘密而转入全公开,这无异给青帮组织打下了基础。当时最活跃的是“通”字辈的“八虎弟兄”。这八个人就是隋干臣(牟平人、第八军谍报员)、安干臣(历城人,也是谍报员)、张某(河北景县人,第八军参议)、梁焕章(广东人,大英烟草公司买办)、史公著(青岛警察厅督察长)、黄绍先、刘焕武(都是济宁人),还有一个就是给名妓赵翠卿“扛叉杆”的王子禄(东平人)。隋干臣等七人都在竞相收徒弟,只有王子禄不收徒弟,好像是青帮外围组织的成员,给青帮效忠办事。他所依靠的赵翠卿,胶县人,是当红妓女,她竟能和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掖县人)、胶济铁路局局长赵蓝田(胶县人)并称为“青岛三赵”。王子禄在赵翠卿家的地位,仅比大茶壶高一点,而在青岛军政首长的眼目中却认为他俨然是个“闻人”,兼任着青岛警察厅及水上警察厅的咨议,虽是挂名差事,而出入时警察还要给他打敬礼。像这样的人,本上不了什么纸笔,不值一提,但他却是党棍、地痞、教混子三位一本的张乐古加入青帮的介绍人,成了发展青岛青帮组织的“功臣”。
　　“八虎兄弟”彼此换帖拜把子,互相援引,摆香堂,收徒弟,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各人都有了相当的势力。尽管如此,青岛青帮分子到外埠就吃不开,特别是到上海。如果有人在上海“浅”(困)住了,想求同帮帮助,只要被人盘知是在青岛“扎根”(进家理)的,就立刻遭到白眼,得不到什么支援。原因何在?就是因为青岛的青帮分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毫无江湖侠气的人。他们怕花钱、怕麻烦,一旦遇到外埠青帮分子求援的时候,暗示帮规,则假装不懂,明言救助,实则东推西诿,毫无“讲义气”、“相扶相助”之意,所以就把青岛青帮的帮誉搞臭了。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天津的青帮分子来青岛跑单帮,携有一张青岛丰顺栈200元汇票,注明见票即付。一般规定必须找一个铺保盖章才能提出。这人在青岛人地两生,因找不到铺保而困住了,就辗转找到隋干臣请他帮助。隋是胶东大药房的大股东,当即慨然应允,但却声明需扣留20%的手续费。这人在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就这样,隋就毫不费力地捞到大洋40元。半年之后,这个人又来了,并送给隋许多礼品,要求他再盖铺保。这张汇票是中华栈的,票额是1000元。隋认为这次捞到的彩头更大了,慨然应允。办妥之后,又到手大洋200元。谁知数日之后,中华栈竟发现这张汇票是假的,要求铺保赔偿。隋无话可话,自掏腰包赔偿了中华栈。
　　张宗昌部下的军官,虽然多数都加入青帮,但他们一旦当上了官,就不愿再和这些地痞流氓排班辈,讲义气。所以那时的高级官员对家理视若无睹,地方政府对他们不干涉也不支持。特别是青岛没有21代“大”字辈。据说鲁大公司总经理高庆堂和梁焕章的父亲梁绍堂是“大”字辈,但和没有一样。因高庆堂是军阀头头靳云鹏的儿女亲家,本身是大资本家,无求于家理。也就不愿和这些人打交道。梁绍堂常住上海,偶尔来青逛趟,住不了几天,其余所谓“大”字辈老前人如吴鹏举吴鹏举又名吴锡成,徐州人,寄居济南泺口,清末李鸿章所创的淮军将领之一,曾做过河南南阳镇总兵,晚年在天津办理内河航运公会,他当会长。据说天津附近72条内河的船只,都向这公会交使费。因此这个公会有巨额收入,帮会分子在天津有了困难,都可得到它的照顾帮助。约在1940年,吴鹏举去世,时年已95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曾以政委会名义拨给治丧费联银券10万元。殡仪之盛,送葬者之多,在天津来说是空前的。据青帮人说,自有青帮以来,寿数之高,名望之大,生荣死哀者以他为首。,丁寿三等也曾到青岛来过,但他们是专为“撒网”(敛钱)而来,住不了十天八日,满载即归。因此,青岛青帮的头头,全是“通”字辈,谁也不能统率谁,漫无组织,各干各的,一些青帮分子无所凭依,也就不敢明目张胆的有所活动。
　　三、 青岛青帮的黄金时代　
　　据说,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跑经纪的时候,就进了23代“悟”字辈。因此,蒋介石对青帮大力支持,使上海的青帮气焰万丈。青岛市长沈鸿烈为了谄事蒋介石,也就对杜月笙等青帮头头竭力奉承,遇有青帮头头过青,他总是盛筵招待,以尽地主之谊。地方官厅对青帮的活动,也在可能范围内予以支持。这样进家理的人就越发多起来。但政界、学界有识之士还耻与为伍。自从出了个张乐古,这种局面几乎完全变更,青岛青帮也就逐渐走向繁荣之途。
　　在这里,笔者想把张乐古的宗教观、道门观、党派观简要地作一介绍,作为本文的一段小插话。他本身是基督教徒,却又常到湛山寺里拜佛参禅,又常到企业家丛良弼等创办的道院里去打坐运气。他早就是国民党员,以后又入了青年党。对道会门方面,无论是一贯道还是甘珠尔珠瓦呼图克图,他都去插一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计划打内战,借天主教作联络美国的桥梁,曾把天主教主教于斌、红衣主教田耕莘弄到青岛来住了一个时期。张乐古见于、田声势煊赫,又想加入天主教,未成。总之,他是无教不入,无道不亲,他并不是对这些宗教道门有什么信仰,而是想借此多拉拢一些人,作为放之四海无往不利的政治资本。然而他一生最得力处,还是青红两帮,他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加入红帮的。
　　插话叙过,仍归正文。约在1925年秋,青岛所谓八虎弟兄之一的王子禄,因事到烟台,认识了张乐古,就把张乐古介绍给嘉白帮“大”字辈丁寿三(济南泺口人)“孝祖”(当徒弟)。但丁寿三那时没在烟台,只由他一个徒弟代师收徒。这样,张乐古就进了22代“通”字班。然而仅仅上了“小香”,在家理中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1926年春,他在烟台没有立足之地,即跑来青岛,投靠了丁寿三另一个徒弟酆洗元,还在酆的帮助下办起了《平民白话报》,当了社长,从此就成为青岛报人之一。不久,丁寿三又一次来青撒网,见他已成了青岛报界人物,就正式地认师“上大香”。经张乐古的号召拉拢,青岛报界几个实权派及一些政界学界的人,有不少人先后进了家理,青岛青帮的阵容因他而发展壮大起来。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使青帮势力再扩张一下,于是就在1933年夏秋之交,把他师父丁寿三请来青岛做寿,以便给青岛青帮的发展打下了更巩固的基础。
　　在沈鸿烈接任青岛市长之后,丁寿三这是第一次来青。他持有上海大亨杜月笙的介绍信,还携有许多寿幛寿联,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送给他的。内有一幅鹤石松画轴,是蒋介石送给他的,下款就写着“蒋中正赠”四字。有了这些“镇物”,沈鸿烈自然要巴结一番,丁到青岛后就住在张乐古家里,当晚沈即盛宴招待,极尽宾主之欢。
　　寿堂设在芝罘路三江会馆,一切策划布置,都由《平民报》社长张乐古、《新青岛报》社长姚公凯、《工商报》社长酆洗元负责。先期发出了请帖5万份,凡是在家理的人,无论贫富贵贱,每人都有一份。并使一些心腹人四出扬言:这次祝寿,非比寻常,每人至少要奉上大洋5元的寿金。按当时物价,约为两袋面粉。这样一网打尽满河鱼,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那时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正应平度路大舞台之聘刚刚到青,住在瀛州旅社,尚未打炮,张乐古就请他参加寿仪,到三江会馆楼上演京剧,以娱嘉宾,尚小云也只好唯唯从命。
　　谁知,在即将祝寿的前一天,沈鸿烈忽然翻脸了,他严厉地下了手令:“全市所有机关人员,不准参加寿仪,违者撤职。”同时通知尚小云,不准到寿堂演戏。这个晴天霹雳,震动了青岛社会。但青帮分子似有所恃而不恐,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其实,沈鸿烈这一手并不是和青帮及丁寿三过不去。主要原因是当天青岛的报纸上大字刊载“五万弟子与丁老前人称觞祝嘏……”沈见青帮这样过分地铺张招摇,觉得有碍社会秩序。他既负地方之责,若不稍予压抑,也觉太不像话。何况那一天非例假,又非星期,如漫无约束,机关团体将无人办公,也太不成体统。谁知他这个手令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使这位堂堂的市长抹了乌脸。首先尚小云就按时到会演戏,这是因为他是艺人,艺人是靠社会捧场的,宁肯违背地方长官的命令,也不敢得罪帮会大亨,这种顾虑在旧社会的艺人来说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各机关职员,有的请病假,有的请事假,机关内虽不至空无一人,却也无异于罢了一天工。特别是公安局司法科违警股股长吕锡智(崂山人),市南区公安分局长董荣卿(浙江绍兴人),竟悍然声明,宁被撤差,也不能不去参加寿仪。为此,沈鸿烈大发雷霆,当天就予以明令撤职处分。然而住了不到一个月,这两个人依然官复原职,据说也是由于青帮头子斡旋所致。青帮势力能左右政治,于此可见一斑。
　　做寿的那一天,三江会馆热闹极了。正厅上布置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寿堂,当中悬着大寿字,墙上挂满了国民党要人的寿幛、寿联。蒋中正的鹤石松画,因为几乎是挂在正中,反而使人不容易看到。供桌上摆着丰盛的供品。香炉里烧着高香,檀香炉里燃着檀香。供桌前一边坐着一个皓首龙眉的老头儿,这就是丁寿三和高庆堂,高是同参之谊前来陪寿的。地下铺着红毡,两旁分立着纠仪、司仪。徒子徒孙们川流不息地来拜寿。只准磕头,不准作揖,下跪时需手扶膝盖。有人搞错,立刻会受到纠仪的喝斥。拜寿已毕,先交寿金,然后坐席,凑足10人,就开一桌。厅上厅下设了数十席,是青岛四家有名的大酒楼包办的。正厅对面戏楼上锣鼓喧天,尚小云正在台上演他的拿手好戏——《穆桂英生孩子》,据说这出戏是丁寿三亲自点定的。使人奇怪的是在纪念他的生日宴会上,却点出这么出戏,真猜不透他所取何义。然而在一群五色杂人的猜拳行令,纷嚣喧呶声中,只看见穆桂英在天门阵里害肚子疼时的扭捏作态,却听不清她讲的是什么、唱的什么。
　　这一盛会原计划日以继夜地开三整天,谁知只进行了半天,就被沈鸿烈派人来制止了。但在这半天之中,进进出出即不下3000人。这里面除了几名新闻记者以外,其余全是家理中人,全都贡献了很厚的寿金。如不是沈鸿烈大煞风景,丁寿三的收入就太阔了。事后听说这个老家伙被沈驱逐出境,实际上是被沈以礼遣送出境。
　　然而无论如何,张乐古这个风头却出得十足了,从而也把青帮的基础巩固发展起来了。接着他就快上加快,大量地收徒弟,一个蒲团(同时进家)竟收至七八十个。不消多日,即拥有千余弟子,都是些地痞流氓胆大妄为的人。这时张乐古的气焰,真有不可一世之概,他经常自诩为“青岛杜月笙”,立意要以个人的势力垄断全市的娱乐事业。那时青岛最大的戏院子就是平度路的大舞台(今永安大戏院),经理是原来唱老生的何文钧,副经理是原唱小丑的段宝义,营业颇盛。张乐古首先看中了这块地盘,就在取得官厅的许可后,率领一群徒弟强夺了去,把何、段二人赖以为生的饭碗完全砸掉。何、段二人本都在家理,但在张乐古面前已不讲“三老四少、义气千秋”那一套了,只得向各机关各团体呼吁,要求正义支援,丝毫不起作用。谁知竟因此激怒了一个浙江杭县人、驻青记者林飞,和张乐古干了起来。
　　林飞,自称是杭州《东南日报》驻青记者,曾在上海加入了青24代“学”字班,论家理他应是张乐古的徒孙。但他不满张的所作所为,出来打抱不平。最初彼此展开笔战,后来愈演愈烈,由互相攻击而泼口大骂。张依靠的是他那份不得人心的《平民报》,而林则是凭借一具运用自如的油印机。不学无术的张乐古,敌不住林飞的一支铁笔,他气急败坏,讼于青岛法院。在法庭上,他又敌不住林飞一张嘴,气极了,就指使他的徒弟邹耀庭(即墨人)去暗杀林飞。事先与邹约定:在邹杀人之后,如果吃了官司,在金钱与人事方面,都由张乐古负责,决不让邹吃苦头。邹欣然愿往。即于一个黑夜,拿着刀摸到林的住所,偏巧那一夜林飞不在家,是一个朋友睡在林的床上,无端被砍两刀,伤势严重,邹也未能逃脱,被公安局逮了去(一说是事后逮捕的)。这时,狡猾的张乐古竟借口“目的是杀林飞”,而林飞无恙就自食其言,一概不负责任。幸而受伤的人后来抢救得活,邹也没有被判偿命,长期被押在牢狱。张乐古不管不问,直到“七七”事变监狱疏散,邹才被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段宝义等也求得住在西岭一带的青帮实力派22代“通”字辈王寿山(历城人)、23代“悟”字辈王清斋(日照人)的帮助,发动了鱼行的一群打手,与张乐古的徒弟展开械斗。青岛有史以来,大规模的械斗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1924年—1925年间,大英烟公司建厂的时候,建筑工人与码头起卸业工人的械斗,与帮会无关1924年至1925年,大英烟公司在青岛建厂,建筑工人几乎全是上海人。那时青岛大港码头货船起卸工人有一个宿舍在东镇台东八路、云门路之间,俗呼为“大房子”。在这里住的工人,因上下班经过他们的工地附近,与之发生龃龉,由小冲突演变为大械斗,双方都有不少的人负伤。后经调解才了事。。这是第二次,完全由青帮实力派操纵指使,双方喽C036也都是青帮分子。这就无异于青帮内部自相火并。鱼行这帮人向来是很难惹的,但和张乐古的徒弟较量起来,也仅能弄个旗鼓相当,双方的声势都很大。械斗进行了数次,双方负伤的人不少,把青岛闹得乌烟瘴气。地方官厅却没有什么制止的措施,市长沈鸿烈也觉得有点伤脑筋了,曾经公开大骂青岛的报人太无耻,他说:“新闻记者竟与人争开戏院子,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一定会开个平康里(娼妓丛集之所)。”的确,张乐古对开平康里也是很感兴趣的。尽管沈鸿烈这样大骂,但结果还是支持了张乐古,让他得到胜利,掌握了大舞台的营业权,使他直干到“七七”事变后随国民党跑到大后方为止。
　　过去,青岛青帮的所谓实力派,知识都不开通,只想多收徒弟,好在三节一寿中多揩徒弟的油。有少数想在军事上或政治上活动的人,也只是借家理义气走上层路线,而没有把自己的徒弟当成法宝来使唤。因此,各个实力派相互之间,还能在“分帮不分家”的戒律下,维持着表面的团结,而没有显著的分歧敌对。自从张乐古借徒弟的力量争夺大舞台成功,而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发动了一次国大代表竞选运动,这些实力派才幡然醒悟,他们懂得了各人的徒弟必向着自己的师父,徒弟越大,势力越多,徒弟不但可以“吃”,还可以帮助夺取营业权利及政治地位。这样,就免不了发生门户之见。门户一分,壁垒森严,自然而然地也就由相互间的利害冲突发展成敌对仇视。本来青岛青帮就没有统一组织,这样以来更成了一盘散沙。到了敌伪时期,就被日本侵略者抓住了这个弱点,硬从青帮中分化出一个黄道会来作为它们的御用机构。
　　四、 黄道会成立的原因及其活动　
　　敌伪时期,青帮分子投敌当汉奸的确实不少,但都是个人自己的行动,整个青帮并没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沦陷初期,一些青帮实力派惟恐惹起日方的疑忌,就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停止了摆香堂,日人对青帮也不大重视。后来经一个日本高级特务黑须的建议,才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兴趣,认为这个青帮可帮助他们推行侵略政策,于是就想利用发展青帮这个组织。
　　黑须是个中国通,居住中国多年,对青帮分子认识不少,据说1939年他路过昌乐时,被国民党游击队张天佐部捉住。他害怕极了,就大喊:“我的爸爸有,我也姓潘,咱们是一家人。”并竖起三个指头,表示他是“三番子”。游击队见他言语有异,加以盘问,他就假称青岛青帮实力派某人是他的师父,又冒认了几个有名的作同参。游击队见他是日本人,语言不能畅通,也没考问他的三帮九代,就把他释放了。
　　黑须就在这一点经验上,认为青帮是可以帮助推行侵略政策的。所以他回青之后,立即向兴亚院及陆海军部建议,把青岛的青帮统一组织起来,以便使其发挥作用。这一组织就定名为“黄道会”,简称“黄帮”。
　　然而青岛青帮中比较有点实力的,全是22代“通”字辈,名声地位都不够高,谁也不能统率谁,谁也不能号召谁。只有一个正在开设萃英楼膏店(供人吸食鸦片的店)的梁再三是“大”字辈。但他为人木讷,毫无实力,不能担负居高号召的领导责任。为了这个问题,日本侵略者考虑再三,最后终于找来了徐铁珊和郑兰亭,以后又从东北找来了王大同,由他们三人出面号召。于是黄道会便在湖南路上成立了,郑任会长,徐、王任副会长。台东、台西设立分会,由蓝荆山(崂山县人)、江振谦(即墨人)分任两个分会的会长。黑须自己进了家理,又介绍了一批日本浪人、特务进了家理,一个日本浪人中国通山本凯夫曾说笑话:“我们都姓了潘,潘金莲就是我们的祖姑奶奶。”
　　郑、徐、王三人自称是21代“大”字辈,但都不是正宗。他们有的是硬爬香头,有的是冒名顶替,所以他三人的班辈就成了问题。一般拥有实力的青帮分子,除少数别具用心者外,大部分都不愿意参加这个黄道会,也就是说不肯承认这三个不大地道的老前人当祖宗。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所谓“黄道三老”的班辈,是很成问题的。
　　徐铁珊(江苏人),民国初年曾做过将军,日本侵略者因他有名望地位,就派他当青帮21代“大”字辈,但他本人是“空子”(不在家理者),没有衣钵沆瀣之气,无所师承,遂又找了几个熟于青帮掌故的“通”字辈,如黄绍先(前八虎兄弟之一),张嘉林(潍县人,崂山太平宫道士,时为青岛致善堂理门领众)等,给他杜撰一个三帮九代。杜撰是可以的。但也必须有个本命师才行,应用哪个帮头作本命师承呢?为了这一问题,黄、张等人煞费苦心,结果从七大帮中选了个“杭三帮”作为他的本命师帮头。原因是“杭三帮”的人丁最不旺,这样做,才不容易被人揭穿秘密。
　　王大同又名王约瑟(郯城人),远在清末光绪初年,他还是一个农民,并不姓王,更不叫王大同,对青帮的事也毫无所知。有一天正在村外锄地,忽然来了一个骑马的人,带有许多礼物,向他打听王大同的住处。他知道村中有个光棍叫王大同,早已死去,又无远房近支,他为了要想吞没这份厚礼,就随机应变地冒充了王大同,并把那人让到家中酒饭款待。那人是奉江浦青帮头子之命,专来给王大同送“海底”(即进家折子),因与王大同素不相识,就认为他是王大同,经他一番客气地周旋之后,自然也就把海底及礼物都给他留下。但那时家理并不公开,他虽私占了这件法宝,也只好秘而不宣,直到民国初年他才跑到东北去大行其道。由于他相貌堂堂,颇有仙凤道骨的样子,因而,一帆风顺地收了一些阔徒弟,据说有万福麟、吴俊升在内。后来这几个徒弟,成为东北军阀,王大同的声名也就随之而响震一时了。
　　郑兰亭(郓城人),他年才64岁,却说是嘉白帮“大”字辈,那时的“大”字辈都是80岁以上的人,首先在年龄上就不相符。其次,他自称是民国七年进的家,而其所依托的本命师,则在清末光绪十七年即已“过方”(死)了。虽然青帮有“灵前孝祖”(灵前拜师进家)的规矩,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死去近30年再收徒弟。有这些疑问,就被青帮分子瞧不起。实际上他是个22代“通”字班,硬爬了香头。约在1941年,嘉白帮“大”字辈年已87 岁的宋殿邦,由北京来青撒网,住在胶州路天兴德铁工厂内,他正是郑兰亭所依托的同师同门的所谓“亲同参”。郑兰亭怕由此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就立刻以黄道会会长的身份,对宋殿邦盛筵招待,恳求宋在大庭广众之间承认他是一个小师弟,以便装潢一下门面。宋当时未置可否。住了一天,在青帮分子集体欢迎宋的宴会上,郑与宋同席并坐,因即兴高采烈地历述其师父如何如何,师门如何,并说宋是他的亲同参大师兄,并曾对他如何诚挚提携等。说完之后,静待宋的随声附和,谁知宋瞠目良久,竟突然大声说:“你讲了半天,可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这无异把郑兰亭掀了个大跟头,弄得他面红耳赤,逃席而去。
　　尽管如此,而所谓“黄道三老”,仍恬不知耻开法上座,大肆收徒。远在1928年,就听说“大”字辈已经闭了山门,不再收“通”字辈徒弟,遇有家理中必须吸收的人物,也需事先征得徒子徒孙们的同意才行。因为那时各省偏僻县份,特别是崂山一带的渔民、农民,已经传到28代、29代了。如果“大”字辈再收徒弟,就无异是给后代儿孙制造祖宗,所以必须有这样一个限制。然而后来“大”字辈吴鹏举、丁寿三等轮流来青数次,收了一些机关职员和学校校长等,却未闻征求徒子徒孙们的同意。从这一点上就显示了青帮不如洪门的戒律森严。好在他们吸收的数量并不太多,对进家资格还有点限制,收徒方式也算是循规蹈矩,至于“黄道三老”的收徒,就和他们不大相同了。
　　“黄道三老”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漫无节制地吸收22代“通”字辈,但需每人先交谢师费200元,并担负摆香堂及请客等一切费用,否则决不通融。于是那些被前人认为下九流而摈不吸收的妓院老板,如平康二里某班老板肖思清(即墨人)、平康三里某班老板赵世恩(胶县人)等,也都纷纷高踞家理的祖宗牌位,而受青帮分子大礼参拜。
　　在此以前,青岛家理虽甚兴旺,但那些拥有资产的大商人和养尊处优的买办,进家的却很少。因为他们自恃金钱万能,并不需要别人和他讲义气,自然也就瞧不起这个行当。日本侵略者占据了青岛,敌伪军、宪、警各部门的翻译、特务等,多得不可数计,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那些大商人、大买办,也经常受到他们的欺凌勒索,此去彼来,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也想找一个靠山,和他们讲讲“三老四少、义气千秋”,以减少麻烦损失。因此,在“黄道三老”的狂吸滥收中,也都纷纷进了家理。
　　黄道会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曾一度垄断了煤炭配给权。全市市民购买煤炭,必须到黄道会交款领单子(也有人说这是煤炭公司借用黄道会的房子办公,给该会提几成津贴)。同时,该会还想总包大港码头货船的起卸业务,但没有办成。因为那时是18个大把头包工制,直接受日本海军司令本见的支持,气焰很盛。听说黄道会还垄断了几个小行业,内情不详。此外,该会还在双山广东公墓附近买了一块地皮,建立了“千秋公墓”,使青帮分子及其家属死有葬所。
　　黄道会成立之后,也确给日本侵略者卖过力气。当时敌伪人员被国民党游击队捉了去的,经该会以家理关系要回来的不少。但国民党游击队方面被日本陆海军、宪兵队捉了去的,该会却连一个也要不出来。特别是谈明华、王文坦、彭毓麟等被日本海军捉了去,国民党游击队派了一个姓孙的带着厚礼来找黄道会,想通过家理关系来营救这几个人,结果该会不但没有办到,连这个姓孙的也死于非命。这样一来,黄道会的信用就一落千丈,国民党游击队也就不再和它讲什么“祖师爷的灵光”、“前人的慈悲”、“家理的义气”了。以后,青岛《新民报》总编辑郑寿康(北京人)被游击队头头王豫民捉去活埋,青岛市商会头号汉奸乔智金(胶县人)及开协泰膏店的汉奸毕勋臣(崂山县人)被国民党青岛保安队派人击毙,台东区黄道会分会长蓝荆山及崂山烟厂总经理的儿子被绑了票,付以巨金,才得赎回,就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这些人都在家理,而且也都在黄道会。相反,那些绝对不参加黄道会的所谓青帮实力派却仍和国民党游击队保持着一线渊源。据他们的徒弟曾到内地跑过买卖的回来说,在游击区里,讲家理还管用。
　　五、 由“青黄不接”到“青红不分”　
　　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所谓“黄帮”的黄道会随之俱灭,而代替黄帮的红帮却又蓬蓬勃勃地兴旺起来。过去多年中,青岛没有红帮组织。虽然社会上的角落里有几个红帮分子存在着,但他们不肯显露,也没有什么活动。自从抗战胜利后,长江上游的红帮势力,伴随着接收大员进入青岛,同时国民党军队李弥、李韫珩部也相继开来。这些部队中就有很多的红帮分子,因而青岛市民才开始知道了红帮大概。特别是张乐古、姚公凯,以青岛青帮实力派资格,在四川一带又加入了红帮。这次归来,张乐古是国民党政府参政员,姚公凯是中统局特派员,各以自己的势力攫夺了许多敌伪财产,各拥有一个规模颇大的报馆,气焰很高。他们互相竞赛吸收红帮徒弟,条件是要入红帮必须先入青帮。
　　由于张、姚等人的大吹大擂,青岛加入红帮的人不少,新入青帮的人也不少。然而就从这时起,无论是青帮或是红帮,已成了似有实无的组织。加入这两个帮的人,不过交纳了大量的入帮费用,给每人身上留下或青或红的污点,实际上是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的。
　　主要原因是,千载一时的胜利冲昏了那些实权派的头脑,他们看见敌伪物资所在充斥,都想混水摸鱼,据为己有,大利当前,谁也不会为了帮规义气而缩手不抓。这样,就把帮规教条完全扔到垃圾箱里了。这不但在权利关头上如此,即使在极平凡的小事上也是如此。例如,红帮头子姚公凯,坐着自用汽车到李村看朋友,已经过去河东,距李村只有三里之遥了,突然被两个口操川音的小军官拦住,硬要借他的汽车去市里大舞台看雷喜福演的《审头刺汤》。姚认识二人都是红帮分子,就拿帮话和他俩打交道,其中一个则其目大嚷:“老子不听那一套。”姚还想再说,另一人声色尤厉大嚷道:“少说废话,赶快开回去,老子是翻脸不认人的。”这样,姚就不得不中止了李村之行,将车开回市里。这件事并不是说姚在红帮中没有威望,而是说红帮分子已不再受帮规的约束了。家法森严的红帮尚且如此,青帮更是可想而知。所以在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的这个阶段中,青岛青红帮的组织是扩大了,而帮会组织的意义和作用却几乎是完全没有了。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