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龙口路（华岗故居）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龙口路（华岗故居）

       青岛的老街总是像蜿蜒的小溪静静地流淌。它们也总是纠缠在一起，不分你我。这里就是龙江路与龙口路其中的一个交汇点。

       青岛的龙口路，也是一条老街。其闪亮的历史故事，让人不能不对这条老街侧目相看。

       清朝末年，青岛口是一个繁荣的市镇，商店林立，作坊众多。德占青岛后，首先拆除了这个市镇，店主们被迫迁往大鲍岛（现胶州路一带）乃至台东镇。原地被重新规划，在昔日店铺之址上建了阿里拉街，以后在青岛河上建了一座石桥，使街道得以向南延伸。中国收回青岛后，石桥以南的路叫鱼山路，石桥以北一直到另一座大堤，横跨大峡谷，这之间的路叫龙口路。

       1933年在龙口路西侧建了一个东方市场，市场有南、东、北三个门，内中的地面比马路矮了一层，使得这里从龙口路上看像是二层楼。这一带主要是中国上层社会人士住宅区，另外也住着许多俄国人。市场里的商店有百货店、文具店、杂货店、蔬菜店、书店，有照相馆、饭店、咖啡室等，共有八十多家。这里离山东大学很近，是师生们常来购物的地方。

       东方市场东门对面曾是一片树林，每天都有许多洋车在这里候客，见到衣着较好的人会问一声：“先生，要车？”见到俄国妇女会说：“马达姆，要车？”老舍在这里认识了几位车夫，有的还成了他家座上宾，这为老舍写《骆驼祥子》起到了一定作用。

       俄国人巴智司吉1920年来青岛，初在中山路开店，店名“约娜”，1930年又在龙口路19号开设巴智司吉糕点厂，生产巧克力、西式蛋糕、西式点心、面包等，门市部供应咖啡，夏时供应冰淇淋。

       龙口路上东方市场的对面还有一家著名的糕点厂，叫了外国名字“玛尔斯”，其实是中国人张志敏等人开办的，从俄国人那儿学的技术，也生产西式糕点。几十年里，玛尔斯是青岛名店，解放后改名为生活林糕点厂。还有一家西式糕点厂鸠记糕点厂也在龙口路上，是中国人和俄国人合资经营的。

       龙口路1号是一座大的宅邸，它的主人是老青岛人都熟悉的赵琪。赵琪（1882—1957），字瑞泉，青岛德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回国初任胶澳总督府德文翻译，后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顾问、两湖巡阅署顾问、交通部谘议。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设胶澳商埠局，赵琪任总办（相当于市长），成为青岛最高统治者。青岛外国移民多，涉外事务多，他有许多涉外经验，驾驭青岛政府有一定的优势。
       1929年国民党政府接管青岛，任赵琪为青岛土地房产委员会顾问。日本1938年1月第二次占领青岛时期，赵琪下水当了汉奸，先任青岛治安维持会会长，1939年又任伪青岛特别公署市长，还是华北政委会委员，为敌伪政权干了不少坏事。1943年他辞去市长职务，另一大汉奸姚作宾继任青岛伪市长。抗战胜利后，赵琪、姚作宾均以汉奸罪被捕，经审讯、取证后，姚作宾被判死刑，赵琪被释放。

       赵琪喜藏书，堂号“厚德堂”，出版过《赵氏楹书丛刊》。他的女儿赵仲玉是著名画家。青岛还有个藏书堂——王氏“崇德堂”，在龙口路21、23号，王氏是义聚合钱庄主人，其部分藏书解放后捐给了市图书馆。

       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德国侨民又再次增多，在龙口路上端建了德国俱乐部，设有电影厅，放映德国电影。又建有德国学校，招收德国侨民子弟，解放后曾作为护士学校。

       来到龙口路主要是为了寻觅华岗的故居。却不曾想看到了这样一座奇特的建筑——龙口路36号。

 

 

 

       华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中国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人，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园，曾用名刘少陵、林少侯、潘鸿文，笔名林石父(一作林石夫) 、华石修、晓风、方衡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株连被捕，1972年5月17日于济南市山东省监狱去世，1980年平反后，骨灰安放于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华岗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一位勤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社会科学家，是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他一生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上都有很大的成绩，为革命和学术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青岛“百花苑”中有华岗的塑像。他的旧居现被作为青岛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来说说华岗多舛的一生吧！

　　华岗是浙江省龙游县人。1903年10月12日出生于庙下村一个农民家庭。 1914年，华岗入庙下村小学，两年以后入溪口中和完全小学（今溪口中学）。1920年考入衢州的浙江省第八师范。1923年在衢州浙江省第八师范读书时，为反对学校干涉学生运动被开除。1924年暑假，华岗改名华少峰，到宁波第四中学学习。校长经亨颐，是一位进步的教育家。当时宁波是浙江省革命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宁波已经成立了特委。经亨颐校长在宁波特委的影响下，积极鼓励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华岗同志在这里，通过努力学习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中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势力、宣传革命的骨干分子。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参加编辑进步刊物《火曜》。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显露出他的理论宣传才能。

　　1925年夏天，中共浙江区委为了发展革命运动，有计划地从宁波抽调一批党团员到各地工作。华岗同志根据组织的决定，毅然离开学校到南京担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活动家的生涯。在南京工作将近半年，就被调到上海担任团沪西区委书记，后任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他除了负责联合省委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管上海以外地区的团的领导工作，不断奔波于南京、杭州、宁波等地，指导团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华岗同志担任团浙江省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的组织。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华岗同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随后，他又调任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为恢复和建设北方的团组织而紧张地工作。

　　1928年5月，华岗同志受党的委派随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回国，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党中央华北巡视员，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岗同志始终没有离开过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他善于在青年和学生中做细致的组织宣传工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专门从事青年工作的一位重要干部。陆定一同志１９８３年４月在一次征集党史资料的座谈会上讲到华岗同志的这一段革命活动时说：“从１９２５年我就同他一起在青年团里工作，他当时是上海青年团干部中‘四大金刚’之一，他很有学问。”

　　1929年4月，华岗同志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 

　　在这期间，华岗同志还从事紧张的著述活动。193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出版的《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结尾处第一次准确译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他从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按照党的“六大”精神和搜集到的材料，在鲁迅帮助下撰写了《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在我国史学史上，这本书算得上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现代史著作。1981年，廖盖隆同志在该书重版前言中评价说： “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当时一些地下党组织，把这部《中国大革命史》作为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学习读物，许多同志都从书中受到教益。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 　　

　　1932年9月，华岗被派往北方，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北平，后去唐山，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担任特委书记。当年9月，途径青岛时，因叛徒告密，与交通员张永祥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华岗同志坚决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保守了党的机密。结果，他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关押在济南的山东监狱。在狱中，他和任作民（被捕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等同志一起，团结全体政治犯，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在狱中的活动，对山东后来的工作如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干部。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监狱奉命将全部政治犯送往反省院。1937年2月，华岗和任作民等19位同志被送往湖北武昌反省院。根据新的条件，组织反省人员继续进行斗争。反省院以六个月为一期。华岗同任作民同志等，在反省院住满六个月后并未被释放，理由是他们“表现不好”，需要再住六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迫于当时的形势，反省院于10月16日，通知二人出院。出狱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主编。

　　在蒋管区坚持革命斗争

　　华岗从武昌反省院出来后，担任了短期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接着党又派他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

　　1938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潘梓年担任社长，熊瑾玎担任经理，华岗担任总编辑。那时报社的人员不多，工作十分繁忙。华岗同志作为总编辑，掌握编辑部的全部工作，从新闻和文章的审阅修改、社论专论的撰写，一直到版面的编排以至校对工作，’都亲自动手过问。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给同志们以深刻的印象。当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熊复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称华岗是“一个学识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石西民同志称赞“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

　　在新华日报社，华岗同志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家长式统治。正因为如此，作为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对华岗同志十分忌恨，进行打击报复。到后来，作为总编辑的华岗，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1938年春，华岗同志被派往东南战场作战地记者。他深入前线，写下了第一篇战地通讯——《活跃在东南战场的新四军》，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报纸上发表。

　　华岗同志从东南战场回到武汉后，又奉命提前撤离武汉，带领一部分编辑和业务人员，携带一部分物资，乘船到重庆去筹办新华日报的迁渝工作。1939年秋，他因病不得不离开新华日报社。

　　在1939年和1940年之间，华岗同志编写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他研究历史的二个重要特点，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全书分两卷，1940年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

　　在四十年代前期，华岗同志还写了《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和一些历史论文。其中《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后来汇编成《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1946年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

　　1941年１月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白色恐怖也加剧起来。中共南方局为了保存干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部分干部疏散到外地，华岗同志被派到西康雅安（今四川省西部），去做国民党地下势力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以后又回到重庆，参加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和整风学习。

　　1943年，华岗同志担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接着，他被派往云南做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和共产党合作。同时，还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昆明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进行指导和开展工作。

　　为了便于工作，华岗同志化名林少侯，由楚图南、吴晗等同志介绍，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以云大教授的公开身份，参加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展地下工作。他同周新民、李文宜等团结政界、文教界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大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他主动结识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等著名人士，参加他们主办的定期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毛泽东同志由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华岗同志应召由昆明到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了谈判工作。毛泽东同志在谈判之余，与华岗亲切谈话，说《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上海。华岗同志随周恩来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代表团下面设立了一个上海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工商业家和外国驻沪记者之间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华岗同志担任上海工委的书记，与其他同志一起，同上海地下党市委配合，组织领导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全面内战爆发后，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团全部撤离，强行封闭了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作为上海工委书记的华岗同志，坚持到3月初，才同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乘飞机撤回延安。

　　1948年春，华岗同志因身体欠佳，经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秘密从解放区到香港。他到香港，一方面休养身体，同时也准备协助香港工委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间做一些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民主人土回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在香港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余带病修订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并将其中“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两章，修改补充成《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单行本，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在山东大学的建树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1949年9月，按照党的通知，华岗同志从香港乘船返回内地。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因病滞留青岛，被安排以山东大学教授身份讲授《社会发展史》，同年出版《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

　　在青岛，华岗同志受到当地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并且很快同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发生了联系。当时，青岛刚解放不久，山东大学急需一位既有革命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老干部来主持工作。经山东省领导同志的建议，中央同意华岗同志留在青岛工作。他开始以教授身份给山东大学师生讲授《社会发展史》这门政治大课。1950年春天，学校选举校委会，他当选为主任委员。这时，他结合讲授《社会发展史》，把四十年代写的《社会发展史纲》加以修订，由三联书店出版。同时，还把在香港和青岛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汇集成《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一书，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

　　1950年冬，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迁到济南，于1951年3月与山东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大学，华岗同志被任命为校长，同年出版《五四运动史》。以后，他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等职务。1953年，出版《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次年出版《辩证唯物论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

　　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同他一起工作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华岗校长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因此，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是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华岗在山东大学工作时的业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重视全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他亲自为师生员工讲授《辩证唯物论》等政治理论课，提高师生员工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强调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办好学校必须依靠教师，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还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三）主动抓教学工作。他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还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四）发扬学术民主。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同文科教师一起，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五）抓大事，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学校的重大工作，在党委常委会议、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议上研究讨论，日常工作人手让各有关部门去办，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行政工作效能。 

       刚解放不久的山东大学，正处在由旧大学向新型大学转变的时期。华岗高瞻远瞩,紧紧抓住政治思想教育这一关键环节,亲自登台讲政治大课,让师生员工认清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1950年1月7日,华岗首开讲座,他以《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为题,讲了近四个小时，既有理论深度,又密切联系实际,甚至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位老教授听后说了八个字的心里话:“如沐春风,如饮甘霖”。校刊在报道这次政治大课时描述:“大众礼堂、学生会及大众音乐团办公室均拥挤不堪,窗外与走廊都挤满了听众。到会人数之多,为本校有史以来所未有”。

       华岗在讲授《共同纲领》之后,又接连讲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义论》,其间,还在这里做了多次形势报告。1953年3月开始系统讲授《辩证唯物论》,直至1954年12月。华岗在回顾这段情景时说:“为了动员启发和解答问题,并且也为了督促自己学习,我接受了学习委员会所分配的任务,大约每隔两星期或三星期对大家做一次学习报告。其间,因我患病或进行时事政策学习,曾经中断一个时期,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下来了。”

       华岗给人们的印象是儒雅、睿智、端庄、有条理。他曾在国民党监狱中饱受折磨,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一次听报告时,保健科的一位大夫悄悄告诉我,华校长来之前在家里打了一针兴奋剂。但只要一坐在讲桌前,便声音铿锵,有板有眼,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听众。华岗讲大课没有讲稿,手里只拿着写有简单提纲的小纸片,完全根据自己的思路来讲,常是几个小时讲下来,三四万字的演讲，记录者不用什么加工,就复原成为材料准确、逻辑严密、语言精炼,甚至连一些“引文”都一字不差的论文。作为广受读者期待的华校长讲稿,一直都能在同期《新山大》刊出,按时送(寄)到校内外广大读者手里。校刊《新山大》虽是校内报纸,但订户遍及全国。1955年6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将华岗讲稿集结,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大纲》。

       华岗在工作期间，结合教学和学术研究，还写有《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和《辩证唯物论与物理学》等著作。

　　遭受诬陷含冤去世到平反昭雪 　　

　　正当华岗校长年富力强、精神充沛，可以运用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为党和人民做更多工作的时候，却突然意外地遭受诬陷，竟以强加罪名被关进无产阶级自己的监狱。

       1955 年2月，当局在全国展开对胡风思想的大规模批判，华岗于3月在校刊《新山大》上以方衡的笔名发表《胡风文艺思想的唯心论宣传》，此后当大批判继续深入到政治领域后就借故全部推辞了；5月，前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批胡风大会上公开发言说：胡风问题是文艺理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山东大学有人提出要重点批判吕荧，华岗批示“缓办”；1955年8月25日，华岗因为不肯昧心揭发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问题，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以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为首的“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嫌疑，被青岛市公安局抄家并关押；其妻谈滨若先被隔离审查，后因“包庇华岗”被开除中共党籍，行政降四级。

　　1955年8月25日，华岗同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1957年送往北京。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10年，始终没有查清他的“罪证”。但是最后还是硬加上了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7年。随后，他被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文革”中遭受了更大的迫害。

　　华岗同志在被隔离和关押期间，始终没有停止为党工作。他曾对人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为党为人民工作。”在隔离审查和关押期间，不准许写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他就写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论著；不准许用钢笔写，他就用毛笔写。他本来眼睛高度近视，被隔离关押多年，近视越来越加深，读书和写字越来越吃力。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信心，一直保持着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所以还是整天看书写作。用他自己的话，为了革命事业，“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科学的分类》、《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这些文稿，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为学术界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前两部遗著由人民出版社相继于1981和1982年出版。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和2003年先后出版了《华岗文集》和四卷本《华岗选集》。

       1968年8月24日，本是华岗刑满释放之日，但他却被继续关押到1970年3 月 5日才办理释放手续，但不准出狱，已过66岁仍被安排到监狱里的就业队。由于长期关押和狱中生活的折磨，华岗同志多种疾病并发，1971年初由监狱送回青岛家中治病。经过大约一年的治疗，病情有好转。这时已临近春节，他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不忍心拖累家人，同时也考虑到全家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多有不便，便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在春节前夕又回到了监狱。

　　1972年5月17日，华岗同志病情加重，在济南含冤去世，终年69岁。

       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同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省委在济南英雄山烈土陵园为华岗同志举行隆重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悼词对华岗同志的一生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肯定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

　　华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在教育和学术上作出卓越成就的一生。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以及他勤奋创新的治学态度，都是值得人们学习和敬仰的。

       一个从青年时期即参加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做出重要贡献而有才华的同志，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冤死在无产阶级的监狱里，实在令人痛心。

   

       龙口路60号，也是一座很有特点的建筑。这里和青岛的著名德式建筑——江苏路基督教堂是近邻，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那独特的绿色圆顶建筑。
 

 

 

       附：和华岗一生紧密相关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审判。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该事件也与此后中国大陆发生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息息相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场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8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胡风案得到官方彻底平反。

       背景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关系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所以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在创作上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也有周扬与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了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已经处于受批判的位置上。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与此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不过对所坚持的路线、主张能取得胜利，他们也持乐观态度，并未料到此后成为被围剿的对象。对于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

       前期

       1948年，在正定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当时会上诗人艾青就不点名的批评胡风的文章风格。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
       1952年5月25日，胡风旧友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检讨自我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发并加编者按，在"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裁定：
       “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做了如下归纳：
       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轻视的。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此后，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学权威力量对胡风等的异质思想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
       当时作为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为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所谓“30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
       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作为参考的建议

       高层介入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系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文学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主持者。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将斗争的风向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此时的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质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不久，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升为“犯罪”。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3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集团”的运动，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有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声讨的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安置《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大标题。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15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产生的宣传影响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所刊巴金《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纷纷展开。

       司法定罪及受牵连人物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但至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胡风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
       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出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司法裁定之后

       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其馀4年监外执行。
       同时，按照当时中共“因人废言”的思想言论控制制度，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均遭停售，即使是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译作，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四川芦山劳动，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没有任何罪名将胡风收监，1970年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当年胡风事件时，胡风对立面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和舒芜，乃至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入狱，舒芜则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文革中也历经磨难。

       平反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
       胡风得到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胡风逝世，但胡家人对1980年并不彻底的平反，尤其是官方悼词不服，胡风遗体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下葬，这年四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发出[85]公二字50号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对胡风“历史问题”的措辞。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公开撤消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正式撤消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才被彻底平反。

       历史遗留及影响

       当时的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据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审查于1955年6月开始，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但至1980年代，胡风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率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肃反的扩大后来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同时缺乏真实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响。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文字资料整理于网络）

——20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