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蔡元培故居（福山支路14号）

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蔡元培故居（福山支路14号）

       走过熊希龄故居之后，就会看到福州支路14号。这里曾经住过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蔡元培。这位鼎鼎有名的学者曾为青岛的文化教育和科研工作做出诸多贡献。他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办、青岛水族馆的兴建以及青岛观象台的隶属问题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曾于1903年至1934年期间多次来到青岛，由于其“门生故旧遍天下”，基本上每次来青都是借住。1903年6月至9月，蔡元培为赴德留学专程来青岛学习德语，这期间他曾在哥哥的引荐下借宿于《胶州报》的创办人李幼阐的家中；1929年来青筹建国立青岛大学时，他曾在汇泉大饭店一带暂居几日；1930年8月9日至1935年期间，蔡元培先后多次来青岛，其中包括出席中国科学社第15届年会、为青岛水族馆揭幕等活动，这期间曾于福山支路暂居；1935年8月11日，蔡元培为海滨生物研究所的筹建专门从上海抵达青岛，借住在平原路12号。

       抬眼望去，惊呆了！这不是青岛很著名的建筑形式——“筒子楼”吗？这里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没有单独的厨房，许多户人家住在一层楼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竟然会住在这里？！和旁边的花园洋房对比，简直是太令人诧异了！后来查阅资料得知，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竟然终其一生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崇敬！

       蔡元培是晚清民国的风云人物，“集中西文化于一身”，提倡民权与女权，树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时代之风气。而蔡元培又是民国教育界的泰斗，奠定了民国的高等教育基石，建立了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框架。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蔡元培，都可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通道。蔡元培嘉惠青岛良多。他多次来青岛度假，挣脱俗务，置身山海之间，在难得的浮生闲情中，一言一行虽小，但可见其性情和境界。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观察蔡元培的人生道路,会发现有三次转型,每一次转型都引发了历史潮流。可以这么说,蔡元培是清末民初的先知先觉者,时势使然,造就了他早年的传奇经历,而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与青岛发生了联系。
       蔡元培于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蒋维乔在《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中写到他靠科举获得功名:“为文奇古博雅,声名藉盛。乙丑举于乡。壬辰以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蔡元培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影响,除读中国古书之外,广泛涉猎西学书报,开始由一名封建翰林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有感清廷腐败,毅然弃官回乡,就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走教育救国之路。
       20世纪初,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同时,还带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社员借上海张园举行演说会,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并为《苏报》撰写文章,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在一起办公,这两者是传播新学、提倡民权的大本营,《苏报》则是宣传反清革命的舆论阵地。吴江柳亚子、嘉兴敖梦姜、广西马君武、四川邹容以及《苏报》陈梦坡(陈范)等人,与蔡元培一起推动了反清排满、爱国革命的新潮。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逐满歌》激荡人心,邹容《革命军》的出版,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清廷上下一片恐慌。1903年6月29日,蔡元培在《苏报》案爆发前得到消息,为避风头,来到青岛,陈梦坡走日本,章太炎被捕,邹容自首,吴稚晖脱逃。
       蔡元培为何选择来青岛躲避《苏报》案风潮?一方面青岛时为德国的租借地,比较安全;另一方面,蔡元培来青岛学习德语,为留学德国做准备。
       蔡元培在青岛学德语期间,还进行学术研究,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由日文译出德国哲学家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售于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蔡元培第一次到青岛,不到两个月就返回了上海。

       《苏报》案爆发后的1904年,蔡元培又有了一次转变,从以教育、新闻开启民智的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转型为主张暗杀的激进革命家。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他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光复会,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蔡元培承担了上海暗杀团的组织接待工作,其他成员从日本陆续来沪,均由他接待。蔡元培说:“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药法于某日人,立互相监察之例,甚严……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
       光复会从事暗杀活动,组织严密。同盟会不仅给予人才和器械的支持,对光复会的暗杀活动也给予指导。据蔡元培自写年谱可知,新会员加盟,要写一纸“黄帝神位”的横幅,供在上方,杀鸡,取其血,滴于酒中,跪而宣誓,并饮鸡血酒。另据俞子夷《回忆蔡元培和草创的光复会》一文可知,起草的光复会章程类似间谍传递情报的方法:“用氯化钴液誊在六行二十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有墨笔抄写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暗杀成员之间通讯多用暗语,成员各有代号。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根据这些想法,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说:“我配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为了早日研制出威力大、体积小的炸药,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理想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等人还制造炸弹,但跑遍上海的五金店,也没有找到可以代为制造精良的弹壳者。光复会的另一位组织者陶成章翻译催眠术,蔡元培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据说此术亦可用作暗杀工具”。
       另据陈独秀的回忆,他也参加了上海暗杀团,在上海学习暗杀手段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陈独秀几乎天天与蔡元培在实验室里学习制造炸药,两人常常聚谈,相处亲密、融洽。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说:“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实验室练习、聚谈。”
       暗杀团成员吴樾,著有《暗杀时代》一文,“该文的威力不亚于另一颗更大的炸弹,它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专制独裁者的肉体”,令清廷心惊肉跳。1904年,吴樾两度谋刺陆军部尚书铁良未遂。当时清廷为缓和革命空气,宣布预备立宪,1905年9月,派载泽、瑞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在前门车站登车,吴樾暗藏炸弹尾随登车,因车身震动,他未及投掷炸弹,就爆炸了,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轻伤,而吴樾以身殉国。孙中山赞其“浩气长存”,这位在今天看来无异于“恐怖分子”的暗杀者,时年二十六岁。为吴樾提供炸弹的杨笃生,是蔡元培暗杀团的成员,他痛恨制造炸弹技艺不精,出国留学英伦,研究物理学。他想在武器制造方面有所突破,彻夜补习,脑力不济,因而患有剧烈的头痛症,有心回国杀一二满人,以求死刑,未果。最终于1911年8月5日蹈海而死。蔡元培称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各地革命情绪高涨之时,蔡元培将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的活动停止。自1907年7月起,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四年,努力探究西方文化,从革命家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界一位学贯中西、熔冶中外新旧于一炉的大师。民国初肇,蔡元培任教育部部长;1916年12月长北京大学,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延揽了大批新人,开“学术”与“自由”之风,使北大气象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是在蔡元培的影响下提出来的。北伐成功之后,蔡元培出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在此任期内,他多次来青岛,泽被青岛文化、科教良多。

       1929年夏天,原在济南的山东大学因为“五三济南”惨案停办后,山东省教育厅开始着手国立山东大学的筹建工作。
       1929年6月3日,蔡元培偕眷来到青岛,住在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楼。他对青岛的环境非常熟悉,力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乃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边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筹备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报请教育部批准,并由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向行政院提出筹办国立山东大学的议案。
       1929年6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筹建国立山东大学的议案。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照办”。青岛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就这样诞生了。说起来,正是蔡元培、蒋梦麟的提议,山东大学为青岛带来深厚的文化底蕴。
       6月13日,教育部另行函聘蔡元培、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杨振声、傅斯年、袁家普等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委员,并推定何思源为筹委会主任。7月2日,国立青岛大学接受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工作结束。
经蔡元培举荐,1930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任命杨振声为青岛大学校长,杨6月25日到青岛,9月21日宣誓就职,大学同时成立,同日筹委会结束。学校确定以原德国兵营作为校舍,蔡元培为国立青岛大学题写了校名,制成木牌挂在校门口。后来蔡元培还为青岛市立中学题写了校名。
       1929年,山东教育界除了筹办国立青岛大学,还发生一件大事——“子见南子”案,这两件大事的交集之处集中在蔡元培与何思源这一对北大师生的身上。
      《子见南子》一剧,是林语堂依据《论语》、《史记》记载,于1928年10月创作的“独幕悲喜剧”。里面的南子,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辩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此剧本发表后,经过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公开演出,引起极大的风波,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以至政界引起一场短兵相接的思想大交锋。这场风波将何思源推到了风口浪尖。
       先是曲阜的孔子后裔恼羞成怒。以“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越级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师校长及学生会“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蒋介石,同时向曲阜县政府指控二师进步学生。
       7月中旬,身陷“子见南子”案风波中心的何思源,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封建势力的两面压迫,有进退维谷之感,他借筹办青岛大学之机,邀请其师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应付蒋介石之策。蔡、蒋二人路过济南时,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至青岛后,经过商议,蔡元培对何思源正式表态:“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抵制,决不让步。”何思源得蔡、蒋二位师长的支持和鼓励,对“子见南子”案继续采取抵制态度。
       后来,在蒋介石要求“严究”的巨大压力下,何思源也做出了一定妥协。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突然发布了一二~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9月9日,学生会会长刘位钧和王宗佩又被开除学籍。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平息下来。
       “子见南子”案的几名主要角色,和青岛发生了一些联系。1930年春,何思源又任命宋还吾为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校长,据当时在校读书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回忆,宋还吾带了很多从北大、北师大毕业有学识有新思想的教师任教,胶济铁路中学新风气由此而开。主持公演了话剧《子见南子》的进步学生刘子蘅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他因学业优异,见解独到,深受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后致力于经学和诸子研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因生活俭朴,被誉为“布衣大师”。
       晚年何思源回忆“子见南子”案时说:“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势力过大,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
       “子见南子”案实质是思想文化界的一次交锋,何思源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动势力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扑。”20世纪3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推行以儒教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由此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文化逆流。面对这一思想浊流,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文化人物,均对此抵制并批判。1934年9月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一百一十七号发表的《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举措,进行辛辣的批评和讽刺:“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恢复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典礼,很匆遽地颁布了礼节的规定。八月二十七日,全国都奉命举行了这个孔诞纪念的大典。”胡适认为,尊孔复古并不能增强“国民精神上之人格,民族的自信”,强调说:“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有成功的。”谈到近二三十年的领袖人物,他举出了九人为“新圣贤”,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胡适所提倡的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倡导民主与法治等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方面,蔡元培、胡适与何思源等北大师生,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从蔡元培在青岛努力营救被捕的学者范文澜可以看出来。

       1934年7月,蔡元培本打算偕家人去庐山牯岭避暑,在庐山避暑的张元济代他寻觅房舍,但蔡元培没有去庐山,因为“小女体弱,不胜旅途劳顿”。在致张元济的信中,他向张元济表示感谢,说明情况,并提到“下月或可为青岛之游”。
       是年8月28日,蔡元培和夫人周峻(养浩)偕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从上海乘普安轮到青岛。次日下午2时,蔡元培一家抵达青岛,来轮渡码头迎接的有蔡元培的表兄刘梅宅、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右沧)、来青岛避暑的学者赵元任和李济、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俞珊夫妇,还有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派来的市长代表。蔡元培一家暂时住在观海一路刘宅。蔡元培在表兄的府上刚安顿下来,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以及赵元任、杨步伟夫妇等一一来访。这天晚上,刘梅宅摆晚宴,为蔡元培一家接风洗尘。
       这一次,蔡元培在青岛居住了两个多月,至11月10日,返回上海。
       蔡元培在青岛期间,利用他在全国的影响力,全力营救历史学家范文澜。范文澜是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1917年范文澜北大毕业,任蔡元培私人秘书。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参加“互济会”,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北平宪兵队以“共党嫌疑”将其逮捕,被押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与范文澜同案被捕的还有台静农。1934年9月10日,蔡元培接到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郑奠四人营救范文澜的公函,立即写了一封快信给汪精卫。
       据蔡元培1934年的日记,10月9日他又接到许寿裳、马幼渔、沈兼士等人从北平发来的信函,告诉蔡元培国民党党部所报告的范文澜案有不符合事实处。当日,许寿裳还电告蔡元培,请他促使南京方面将范文澜案交付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审理。10月11日,蔡元培致电汪精卫:（原作者：刘宜庆）南京行政院汪院长鉴:范文澜案尚可疑,务请法院办理。

       蔡元培发给汪精卫的电文,用便条纸,以毛笔书写,注明由青岛“福山支路十四号蔡公馆”发。这张电文传达出一个信息,蔡元培客居青岛时,不仅在平原路十二号有住所,福山支路,毗邻宋春舫的褐木庐藏书楼也有一住处。
       在发给汪精卫电文的同时,蔡元培又写一封信函给汪精卫,并附上许寿裳等人的信函。后经蔡元培、许寿裳、马裕藻、沈兼士、郑奠等知名人士竭力营救,范文澜于1935年1月获释。
       范文澜被捕期间,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学院买书。陈立夫听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经蔡元培等营救出来后,对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家驹说:“这‘腐化’得太不够了。” 范文澜笑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1935年8月11日,蔡元培一家到青岛避暑,住在福山精舍(福山支路十四号蔡公馆)。这一次,蔡元培一家在青岛居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9月5日乘车离开青岛。
       从1934年、1935年两次的青岛之行来看,蔡元培受到青岛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在青岛避暑期间,他多次去中山公园、青岛水族馆、崂山、丹山、李村农场等青岛名胜游览。蔡元培性格平易近人,不论对公对私,都坦诚相待,在青岛交游广泛。绍兴同乡会、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山东大学、北大青岛校友会等多次宴请蔡元培,宴请的地点多在青岛顺兴楼(鲁菜名店,梁实秋写过该酒楼的特色菜西施舌)、青岛咖啡、国际俱乐部(万国总会)。暑假期间,蔡元培在青岛,不仅有山大各位门生、朋友拜访,也会遇到在青岛休假的国内著名学者,如马寅初、叶企孙、杨振声等。蔡元培酒量颇大,每餐必饮酒少许,在青岛的日子,与朋友开怀畅饮,难得浮生片刻闲情,如游览崂山北九水,在一片清凉之中,久久不忍离去。
       这一年,蔡元培年近七十岁,已是人生古稀之年,但一代学术泰斗,在国内仍无固定的居所,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他的书籍分散于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无集中储藏之地。他在上海是租房子住。他的一位学生曾说:一般人言家无积蓄为家徒四壁,但蔡元培先生连“徒四壁”的房子也没有。鉴于蔡元培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为教育、为文化、为学术辛苦一生,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1935年9月,主要以北大师生发起,由蔡元培先生的朋友、学生捐款集资,准备在青岛建造一所房屋,作为庆祝蔡元培先生七十寿辰的贺礼。
       9月7日,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西林、赵畸(赵太侔)、罗家伦共同署名,写了一封祝寿献屋函。由胡适执笔,用白话文写就。
       蔡元培接到这封信函后,心情很复杂,开始不同意这样做,坚决表示不愿接受。后鉴于学生及友人们的盛情,却之不恭,于1936年1月1日表示接受和感谢,写了《答谢祝寿献屋函》。其中写道: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很!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的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
       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
       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敬祝诸君子健康!

二十五年一月一日蔡元培敬复

       蔡元培真君子啊！他的谦谦君子之风，既严于律己，又成人之美。献屋祝寿可谓民国尊师的佳话。但是,凝聚着诸位朋友和弟子美意的房屋，没有建造起来。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南京、上海均告沦陷,青岛再度沦陷于日军之爪。师生献屋之举，终于因国难当头而泡了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其一生，也没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

       1940年3月5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3岁，这是孔子之寿，不仅仅是巧合。他的遗言中有“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的话。蔡元培一生清廉，晚景清贫：“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蔡元培逝世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持公祭,红都延安则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教育部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称蔡元培是20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的新圣人,可谓实至名归。

       斯人已去，人间几度沧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隔着七十多年的时光，我们仍能够看到蔡元培在青岛的身影，他的足迹遍布青岛。在海大鱼山校区，在青岛水族馆，在平原路，在福山支路，随处都可感受到那棵叫蔡元培的大树的存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民国教育家的风范，以及民国教育的成就，仍然值得今天借鉴。





 

附：蔡元培生平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人物生平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
       1879年，光绪五年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杭州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7] ，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1920年年底，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职务。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揭开“4.12”大屠杀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
       学术理论

       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族学研究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学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写一本《比较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
       蔡元培赴京殿试时，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
       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
       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
       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
       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
       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时，蔡元培希望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
       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程度。
       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
       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
       ①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③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大学性质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五育并举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中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公民道德教育
       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美育教育
       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
       改革措施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封建教育

       北京大学改革宗旨：改变学生的观念，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创办学校

       蔡元培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
       1928年，他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美术学院，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本科等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学历的中国美术类大学，以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
       人物成就

       蔡元培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感情生活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是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国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这时周峻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即离周峻50岁生日差两天时，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人物评价：

       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他：“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
       学者黄炎培：“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
       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光辉伟大的功绩。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