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熊希龄故居（福山支路12号）

福山支路上的名人故居——熊希龄故居（福山支路12号）

       在福山支路的拐点上，最先出现的就是熊希龄的故宅。

       熊希龄（1870.7.23~1937.12.25），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曾实业救国创烧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1937年12月25日这位风云人物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熊希龄与青岛

       毛泽东曾说：“一个人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就做过许多好事。”熊希龄，字秉三，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但由于反对袁世凯复辟，不久被迫辞职。他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熊希龄先生与青岛有缘，曾多次来青参加慈善活动，并计划长居青岛，但因“卢沟桥事变”爆发，他不得不转居香港，并病逝于那里。
       首度来青，主持全国慈幼大会。
       1936年夏天，熊希龄携夫人来青，应邀出席并主持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
       1928年，由孔祥熙、邝富灼、高凤池、郭秉文等人的夫人于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慈幼协会，这是一个旨在维护、教养及保障全国儿童的福祉的慈善机构。1934年该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慈幼大会，同时成立了各种儿童教养机构，主要从事儿童救护、教养、资助等活动，并发行慈幼书刊。而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则计划在山东青岛举行。
       1936年7月30日，正担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的熊希龄携夫人毛彦文乘胶济铁路火车来到青岛，应邀出席慈幼大会。天津《益世报》报道,7月30日晨,沈鸿烈率众到车站迎接由济南抵青的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在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致辞中,沈氏称赞熊氏对慈幼事业之贡献:“北平香山慈幼院,设备更属周到,凡此皆使一般公众对慈幼事业发生深刻之认识。”熊希龄夫妇来青后下榻在迎宾馆，据毛彦文在其自传《往事》中回忆：“那年夏间中华慈幼协会在青岛举行年会，我俩由北平前往参加，备受青岛市长沈鸿烈先生的热情招待，因之年会结束后即留下避暑。”
       当年8月4日至8日，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在青岛举行。熊希龄本担任大会副主席，但由于大会主席孔祥熙因故未到，因此此届慈幼大会由他主持。大会审议讨论了《请政府保障慈幼事业并扶植其发展》、《呈请政府严禁童养媳，以维人道而固国本》等多项议案。会议期间，参加慈幼大会的全国各地代表130余人，在青岛市政府组织下参观了青岛李村乡村建设成果、青岛市立感化所(收容所)、青岛市立救济院、青岛市礼堂、前海栈桥、各区办事处、各乡区主要村庄等。此届慈幼大会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影响非凡，各主要城市慈善组织都发来贺电，当时创办华兴育幼院、主持全国战时孤儿收容会的宋美龄女士也专门发来了颂词。
       慈幼大会结束后，熊希龄夫妇继续留在青岛避暑，感受到了青岛的习习海风和风土人情。他的到来，引起岛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8月30日，应青岛市青年会的邀请，熊希龄和夫人在位于浙江路9号的青年会大礼堂面对200余名听众作了题为《儿童习惯之养成》的演讲，讲词新颖精辟，引起听众热烈反响。
       再次来青，准备兴办慈幼院
       通过参加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熊希龄对青岛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尤其关心青岛的慈幼事业。1937年，他应邀再次来青准备兴办慈幼院和长期居住。
       早在1931年5月，青岛市就在上海路63号成立了“青岛市立救济院”，隶属市社会局，全院分设残老所、孤儿所、育婴所、济良所、贷款所、施医所、习艺所。其中，育婴所作为收养社会弃婴孤儿的慈善机构，规定市民如发现街头有遗弃婴儿送往育婴所者奖励2元，市民年逾四旬无子女者可从中认养婴儿。但是，救济院成立伊始就存在着资金短缺问题，是时，该院院长向市政府报告称：“以此基金短绌，救济事业殊不足以策永久”。
       1936年，该院因经费拮据，入不敷出，呈请市政府补助，因“市财力缺乏，增拨为难”，市政府同意批拨福山路7号房屋1座、栖霞路11号房屋1座、荣成路34号房屋1座、巨野路7号空地1处，共折款 5.99万元，作为该院资产，以出租收益作为收入。另拨天门路(现延安路西段)地皮1处，面积40余亩，作为救济院扩建之用。正鉴于此，青岛在慈幼事业上与香山慈幼院有着合作发展潜力，因此熊希龄先生决定在青岛推行普及慈幼教育事业的试点。
       据毛彦文在《往事》中回忆：“四月底，应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由北平赴青岛，筹商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秉拟长住青岛，故选赁住宅。……六月初秉与我携菊妹(周素梅)、钦翼(同文长女)，眉春(辅文女儿)，两小孩及佣工等迁居青岛，致力办婴儿园，赁福山支路十二号住宅，该宅面临东海、蓝天碧水、红瓦绿树，为居家之胜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侵略军南下，青岛告危。在此恶劣形势下，7月21日，熊希龄与毛彦文只好由青岛乘轮船至上海。“沈鸿烈君再三劝吾等返沪,谓青岛有旦夕发生战事之可能,君不愿离去,吾强之始行,抵沪数日,沪战继起。”时隔50年后,90岁高龄的毛彦文在台北写就的自传《往事》中如是回忆。《青岛教育纪事长编》载,“1937年7月21日,熊希龄夫妇离青。”随即，“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熊希龄率领人从事救护工作，并组织人员收容难民。同年12月16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熊氏夫妇登上了赴香港的法国游轮(一说意大利游轮),拟由粤汉铁路至湘,主持香山慈幼院长沙分院事宜。孰料,24日晚,熊希龄在旅馆突发脑溢血,次日晨6时,因抢救无效在九龙医院撒手尘寰。

       熊氏西去两天后,12月27日,在实施“焦土抗战”炸毁日本纱厂、自沉军舰堵塞港口和航道后,沈鸿烈率部9000余人撤离了他苦心经营六年之久的青岛。至此,熊希龄三赴青岛,与沈鸿烈“筹商的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在日寇入侵的枪炮声中戛然而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没有在青岛建成慈幼院，熊希龄还是给青岛留下了另一座建筑— 青岛红万字会旧址，也就是现在的青岛市美术馆。因为他是世界红万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初来青岛时看到青岛红万字会在新泰路上，规模太小，于是建议建新址，沈鸿烈在青岛河畔批予土地(大学路、鱼山路口)，熊希龄1936年来青岛市帮助筹措经费，这座大学路上的标志性建筑才得以完成。

　　在今天看来,熊氏作出这一决定,不外乎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形势使然。《青岛教育纪事长编》、《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刊》载,1935年9月1日,中华慈幼协会派出考察团赴意、苏、德、英、法、美等国,考察托儿所、婴儿园、幼稚园组织教养训练方法和慈幼事业发展状况。考察人员带回来了苏联工厂和农村普设托儿所等信息,熊希龄从中不仅发现了中国慈幼教育之差距,而且看到了慈幼教育发展之方向,“尤其是苏俄,认为慈幼事业不但是社会上慈善家的一种事业,简直把慈善事业当作国家的一种公共事业了。所以今后我们希望关于慈幼事业成为国家的一种公众事业,欲使国家对于慈幼事业能够统一和普及起来”。因此,他在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上主持起草的《大会宣言》中提出,“本届大会以‘慈幼建国’四字相标榜”,“通令各省、市政府,筹设或增办农村、工厂托儿所”。在此形势下,不难推断出,熊氏急切地拟将“苏联模式”在国内移植。
　　二是熊氏对青岛、对沈鸿烈产生了良好印象。8月4日,“熊希龄先生对于第二届全国慈幼大会的感想”中如是说:“(青岛)尤其关于儿童教育,设备完善,凡中小学校,与育婴、民众、济民、习艺、及平民住宅之种种儿童教育,感化教育,无不完备,其附近数百里内之乡村,亦均有建筑堂皇之国民小学……吾人在此开会,得以参观建设,扩充耳闻,精神上更加感动。”
　　另外,从当年9月16日熊希龄在香山慈幼院全体教职员会议讲话中也可管窥:“青岛为我国近年来进步最快的城市,市长为沈鸿烈,建设非常努力,成绩良好,实为全国罕见。尤其是乡村中,有利民众的市政几应有尽有。我以前拟在上海推动幼稚教育,最近以沈市长对于青岛慈幼事业,有许多地方欲与本院合作,因此我又打算在青岛试办托儿所婴儿园等。”
　　1991年出版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中,对熊希龄“打算在青岛试办托儿所婴儿园”有所提及:熊希龄觉得慈幼事业的普及与推广,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但他并不灰心,采用苏联托儿所模式,在本宅、香山、天津三地创办多所“昭慧”幼稚园,专收平民工人的子弟。他原本打算在上海推广这种做法,1936年的青岛第二届慈幼大会,使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在青岛开辟一个推广普及的试点”。
　　三是熊氏与青岛合作中有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影子。同为民国教育家,熊希龄与张伯苓互相仰慕、关系密切——1921年1月南开学校因疫停课,张伯苓带领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假京西香山幼院会议兴革事项”就是一例证。而夫人毛彦文,也与张伯苓友好。1924年,因为表兄朱君毅移情别恋,毛彦文与其解除婚约,见证人中就有张伯苓。
　　沈鸿烈与张伯苓亦是友情甚笃。出任青岛市长后,正是在张伯苓许可和支持下,沈鸿烈延揽了湖北老乡、南开学校教务主任雷法章出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雷法章长青岛教育6年,悉力以赴,绩效斐然”。或许,沈鸿烈的人格魅力感染了雷法章,此后,雷一路追随沈氏,一起宦海浮沉,直至一起飘零,先后凋谢台湾,此乃后话。
　　或许,正是有张伯苓这一潜在的“催化剂”,熊希龄、沈鸿烈更顺畅地递出了合作办慈幼教育的“橄榄枝”。 

       熊希龄与毛彦文

　　自隐退政坛后，熊希龄一直低调做着慈善，但1935年的一条爆炸性新闻却让熊希龄重新占尽各大报纸的头条，65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了。《慕尔堂里熊希龄续谱求凰曲》，这是1935年2月9日，66岁的熊希龄续娶33岁的毛彦文时，上海《申报》报道的标题。两人均为民国名人，特别是“年龄相差较多，社会上少有此例”，因此，结婚消息甫一传出，《大公报》、《益世报》、《申报》等众多媒体记者竞相追逐，其间报道难免添油加醋、有八卦娱乐之味道。晚年的毛彦文在自传《往事》中回忆及此，认为《申报》“慕尔堂里熊希龄续谱求凰曲”一稿“所写较为可靠”。

　　熊希龄一生共娶了三位夫人，廖氏、朱其慧、毛彦文。廖氏是贵州镇远人，1895年患肺病亡故。前文提到，恩师朱其懿将妹妹嫁给熊希龄已经是廖氏去世之后的事，两人育有一子二女。在香山慈幼院建立后，朱其慧全力协助丈夫兴办平民教育，积劳成疾于1931年病逝。熊希龄对朱其慧用情很深，夫人病逝后，他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并亲笔撰写《熊夫人事略》，痛悼亡妻。

       熊希龄的第三任妻子毛彦文，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才女，1898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的乡绅之家。曾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系，192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9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毛彦文从小就很有主见，十六岁时曾为了青梅竹马的表兄逃婚，并教书供表兄留学，最终却惨遭遗弃。此后，被大才子吴宓苦恋多年，但已对爱情失去信心的她始终没有接受吴宓的爱，一直独身到三十多岁。

　　说起毛彦文与熊希龄的缘分，那还要追溯到她读中学的时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毛彦文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与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朱嶷是同学而且关系很好，当时朱氏姐妹就住在熊希龄家里，所以毛彦文也经常会光顾熊府，但那个时候毛彦文见到熊希龄要恭敬地叫一声伯父，那时的两人谁都没想到会成为伴侣。

　　作家张昌华在《民国风景》一书中曾提到十几年后熊希龄追求毛彦文的细节：1934年，熊希龄到沪，住在朱曦家。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熊希龄。紧接着，朱曦前往复旦找毛彦文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毛彦文一听吓了一跳：“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拒绝了。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同时加大攻势，几乎每天写信或填词寄赠。朱曦还打电话给熊希龄的长女熊芷，熊芷怀五六个月的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您可怜可怜我吧，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家庭的。”各方亲友也恳切相劝，弄得毛彦文六神无主。在这重重包围下，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　　

　　1935年2月9日下午3时，熊希龄剃去了冉冉长须，与毛彦文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按基督教仪式举行婚礼，此事成为一大社会新闻。“来宾约五百余人，加上二三百只花篮，把慕尔堂挤得水泄不通”，毛彦文在《往事》中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婚礼的盛大场景。沪上名人黄郛、李石曾、吴铁城、章士钊、杜月笙和梅兰芳等群贤毕至。

　　“新郎六十六岁，新娘三十三岁”，各家报馆抓住这一卖点，各显神通，连篇累牍，挖掘新郎剃须动机者有之，报道新郎、新娘恋爱经历者有之，全景式报道婚礼盛况者有之……角度不同，精彩亦然。更精彩的是婚礼现场的对联，隽永幽默，比如，“凤凰于飞，祥兆"熊"梦，琴瑟静好，乐谱"毛"诗”、“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熊希龄面对世人的种种杂议，十分坦然，他在应邀报告新人恋爱经过时，他说：“新娘本叫我老伯的，这回我向她求婚，她还以辈分不同为推托，我们的结合，完全为事业。”诚正如此，婚后毛彦文数十年如一日殷殷致力于夫君的慈善事业说明了这一点。在《往事》中，毛彦文认为，熊希龄在原配朱其慧去世4年后续弦，多半为香山慈幼院寻找继承人。他认为“我有协助他办理此事业的能力、热情与爱心，故追求不舍，终达愿望”。从公开的履历看，教育出生的毛彦文确实是极佳的继承人人选，“姜还是老的辣”，熊氏可谓慧眼识珠。

　　毛彦文在晚年回忆时说：“(我们)整天厮守在一起，要是没有看见我，便要呼唤，非要我在他身旁不可，终日缱绻不腻，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此种浓情蜜意少年夫妻亦不过如此。”“令我陶醉，令我庆幸。”蜜月期间，熊希龄作《莲湖双鹭图》并题词赠毛彦文，以志“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 

　　遗憾的是，这桩轰动一时、和谐美满的婚姻，只维持了不足三年，熊希龄因病逝于旅次，令毛彦文肝肠寸断。在《十年流水账》长文中，孤苦无依的毛氏向熊希龄泣诉了十年经历，鹣鲽情深，令人动容。

　　因为慈幼事业,熊氏夫妇在青岛短暂寓居,但那段幸福时光,让一生时乖命蹇的毛彦文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在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她写下了《十年流水账》一文,文中回忆了与夫君在青岛相偎相依、观海赏月的美好片段:
　　“君酷爱观海及赏月,每逢月夜,二人步行至海滨,踞坐危石,依偎私语,水声潺潺,明月如镜,天地之大,一似仅吾二人为最有存在之价值,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每一念及,神往心碎。”
　　其时,熊希龄已驾鹤西去七年矣!

       关于熊希龄的出生，作家杨雪舞在《民国总理档案》一书中写道：当地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熊希龄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啼哭声特别响，一条街上都能听见。邻居们前去熊府道喜说：熊老爷，这孩子哭声大，长大必成大器。据说当夜满街清香扑鼻，人们断定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清官。熊希龄很争气，小小年纪就因天资聪颖闻名乡里。据说他6岁启蒙，有“闻一知十”的天赋，一本《三字经》，只用三四天时间就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时常向老师提出对于书中问题的疑问，要求解答。

       在私塾求学时，先生曾以“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为上联，让学生对出下联，熊希龄稍作思索，即对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先生惊赞：“经纶之才也！”先生命学生各自绘画一幅，并题相应诗句，熊希龄独画一株棉花，枝叶俊秀，蓓蕾初绽，题句“此君一出天下暖”，先生一下惊愕：“此画堪称上品”。因他文采斐然、禀赋出众又勤奋好学，在少年时代就被誉为“湖南神童”。先生惊叹他的才气，用一副嵌字联写道：“希有奇才，凿水窥天成妙句；龄虽幼小，登科及第占鳌头。”

       熊希龄7岁随父亲回到沅州府芷江县的祖父身边，经过多年苦读，1884年，熊希龄年仅14岁便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湘西也是凤毛麟角。此后，熊希龄又到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

       1888年，熊希龄结识沅州知府朱其懿，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熊希龄的聪明才智深为朱其懿所器重，朱保送熊至长沙湘水校经学堂读书，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1891年，21岁的熊希龄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轻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1892年，熊希龄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便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苦练两年后，熊希龄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说朱其懿改变了熊希龄的命运，不仅仅是因为赏识他的才学，为他提供深造的平台，这位爱才的知府还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他。

       差点成为“戊戌七君子”

       正在熊希龄事业、爱情一帆风顺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熊希龄和当时一切进步的士大夫一样，强烈感到非变法不能图存，非变法不能救亡。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较为开明，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齐集湖南，维新气象较浓。熊希龄见在京无所作为，遂离京返湘，旋即被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除主持校务外，还创办了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在熊希龄看来，报纸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是宣传变法最好的平台，他为此四处奔走，百般筹划，凡事亲力亲为。

       据作家金满楼在《民国原来是这样》一书中描述，《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上书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纠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湘报》。

       熊希龄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被光绪皇帝看在眼里，1898年8月，光绪曾电诏熊希龄入京觐见。他打点行装，先把妻子安顿到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最终没有进京。同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在京参与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同时罹难，熊希龄因病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这个维新积极分子被视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复出政坛变成香饽饽

       维新变法失败后，熊希龄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直到1902年，大舅子朱其懿出掌常德府，请他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堂，熊希龄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金满楼在书中写道：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极为赏识，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使得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考察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身，最后因考察宪政事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国。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他们帮忙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担负着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逐渐有了“理财能手”的声誉。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在上海安家，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同为湖南老乡的江苏巡抚陈启泰、两湖总督端方、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载泽纷纷延请熊希龄，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成为内阁总理遭袁世凯利用

       复出政坛这几年，熊希龄算是一路顺风顺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熊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民国政府实行共和制，进步党是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黎元洪是进步党的理事长，熊希龄当时是进步党的理事。”鲁海介绍，袁世凯之所以提出让熊希龄来组阁，只是想借用熊希龄进步党理事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熊希龄在进步党中并不是党魁，而且任热河都统期间，对发生在热河行宫的盗宝案有说不清的嫌疑，袁世凯生平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认为只要抓住把柄就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只是想利用熊希龄打击国民党，排斥异己分子，逐步实现个人称帝的野心，为自己复辟帝制扫清障碍罢了，被蒙在鼓里的熊希龄就这样走进了袁世凯的陷阱。
       熊希龄答应担任内阁总理以后，打算组建拥有一流人才成员的内阁。他本着“不管党不党，只论才不才”的原则拿出一份内阁成员名单：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阁员均为各界名流，所以熊希龄的内阁又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按理说，如此豪华阵容，熊希龄和他的内阁成员一定大有一番作为，但袁世凯却不这样认为。袁世凯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先举行正式的总统选举，正式当上大总统之后，内阁这个工具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为了不让自己背上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历史骂名，袁世凯再次以政治讹诈的手段，用事先精心罗织好的所谓“熊希龄热河行宫盗宝案”，逼迫熊希龄副署(正式法令或文书上有关负责人在正职人员签署之后连同签署，谓之副署)了他早就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直到这时，熊希龄才发现自己中了袁世凯的计，但一切都晚了。副署了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命令之后，熊希龄在袁世凯眼里也已经没有了价值。于是袁世凯再次拿出他的杀手锏，用“热河行宫盗宝案”把熊希龄逼下了台。

       被袁世凯骗后熊希龄退出官场
　　从1913年9月“名流内阁”成立，到1914年2月倒台，熊希龄这半年的总理当得实在委屈，一面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一面又吃尽了袁世凯的气，于是他决心从此退出官场。或许熊希龄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绝对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仰的慈善家，晚年他投身教育慈善事业，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不能就学的流浪儿童，为国为民培育了大量人才，他还担任过世界红万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并为慈善事业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

　　离开政坛致力慈善

　　北洋政府倒台后，熊希龄也退出了政坛，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如遇天灾百姓就更如深陷苦海，赈灾成为了熊希龄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只要某地发生灾情，熊希龄便会尽可能赶往施救。他先后主持了顺直救灾（顺直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天津和北京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直隶省。）、北五省救灾和湖南义赈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百余县被淹，灾民超过600万人。但在此次赈灾活动中，北洋政府忙于争权夺利，不顾人民死活，所拨赈灾资金极其有限。熊希龄却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并将家中旧衣改缝一百套捐给灾民，另捐款500元。十几天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旧衣旧裤达133000多套，赈款达200万元。他还联合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熊希龄还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矿物局捐赠煤矿5000吨，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碍于形势，北洋政府被迫应允，以工代赈计划由此得以实施，拯救灾民达500万之众。这就是著名的顺直救灾。

　　在熊希龄一生为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中，香山慈幼院无疑是最闪亮的一笔。1917年，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负责的女红十字会与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在北京郎家胡同合办了一个灾区儿童临时教养所，共收男女儿童300余名。1920年赈务事竣，100多名儿童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剩下200多名孩子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决定设立一所慈幼院，以“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这就是后来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由来。

　　在熊希龄的主持下，香山慈幼院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即儿童在院中不仅能得到收容，更能得到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一些谋生技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模式取得了引人瞩目、举世公认的成效。据当时的报纸透露：1929年7月初，美国记者参观团赴香山慈幼院参观，称赞它“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在办学过程中，熊希龄真心地把自己当成贫儿的父亲，为办好香山慈幼院，他竭尽心血，亲自撰写院歌、标语，对每一位院童都关怀备至，四处忙碌奔波，募集院款。1932年，他更是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救助儿童的慈善事业。

　　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肇始于1917年11月，原名慈幼局，是熊希龄受使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事宜而设立的济贫抚孤机构。最初仅属福利性慈善事业，对孤贫儿童予以相当的养育，并教以谋生技能。创立一年后，熊氏发现，孤贫儿童中不乏资质聪颖者，遂改变计划，设教施学，以教育作为慈善事业的主要面向。

　　香山慈幼院开院时有学生700人，1924年增至1520人，1930年达1670人。学生来自全国29个省份，大多是因水灾、旱灾而来的士农工商子弟，也有烈士遗孤，以及北京满、汉贫困儿童。

　　1932年10月，熊希龄做出大胆决定，将自己全部家产捐献出来，次第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开设了12项慈幼事业。

　　在近30年的时间里，香山慈幼院共把6000多名孤贫儿童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为奇迹。

——2015.4.26

       附：熊希龄生平介绍

       湖南神童

       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因此地隶属湖南凤凰厅，故在熊希龄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称为熊凤凰，家住凤凰县沱江镇文星街。凤凰地处湘西，民风朴野，教育本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事之世，当时湘籍大儒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在湖南讲教重学于是蔚然成风。熊兆祥自愧自己一介武夫，难预风流，便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方面着力培养自己的长子熊希龄，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熊希龄六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
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熊希龄在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熊希龄7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到住在沅州府芷江县熊公馆里的祖父身边，变得殷实的家庭环境为他求学奠定了基础。
       1884年，经过多年的私塾苦读，年仅14岁的熊希龄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当时的湘西也是凤毛麟角。于是，熊希龄的父母决意要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把他送往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但当时该书院教育无方，熊希龄虽然刻苦，未能中举。
       1888年，江苏宝山人朱其懿担任沅州太守，改变了熊希龄的一生。朱其懿曾在湖南多处担任知府，“所至有政声”，尤以兴学育才为务，深得湖南士绅的尊崇。朱其懿就职后，了解到沅州学风不振，数十年来，“乡会试榜久未中人”，于是决意从振兴本地教育着手。在他的努力下，1889年，沅水校经堂正式落成开学，该校是一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书院，一反当时盛行的科举教育模式，而以“实学课士”为宗旨。所谓“实学”，即以经史为治学之根本，此外，对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兼而习之。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揽通经名宿为主讲，师资雄厚，于是熊希龄立即投考就学。书院规定，学生必须德才兼修，在必修的基本课程之外，学生可以“选择一种自己所喜好的学问，然后由先生指定参考书籍阅读，再作笔记，晚上交给先生校改”。正是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有长足进步之外，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种修养最终成为他建功立业的基础。
       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因此被选调到长沙的湘水校经书院继续深造。
       1891年，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阅卷官对他的评语为“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这时，熊希龄才是弱冠年华，才名一时誉满三湘。
       1892年，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于是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
       1894年，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1895年，爱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自己的爱徒熊希龄。这位贤淑的夫人，成为熊希龄一生事业的知心伴侣。
       投笔从戎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熊希龄发现，在这灭国亡种的紧急关头，慈禧竟然还在为自己的六十庆典而大肆耗费本当用来充实武备的大笔财富。这一丑陋的场面，让军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龄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暗弱的清廷如获救命稻草，当即应允。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这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浇灭，失望的他告假还乡。不久，让当时湖南人骄傲的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清政府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信赖清政府的迷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但当时的环境决定了熊希龄的建议终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1897年，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熊遭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及至赵尔巽继任湖南巡抚，对熊备加提携；赵升东三省总督，任熊为屯垦局总办。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熊经赵尔巽之推荐出任参赞，返国后任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其时有理财能手之称。在立宪运动中，熊沟通于清政府大员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等人之间，冀图以立宪消弭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
       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次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任北洋“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在袁的独裁统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命令，“人才内阁”终难有所作为。
       1914年2月，袁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以涉嫌被迫辞职，旋受命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
       1917年8月，京兆各县水灾，他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复创办慈幼局，收养难童。
       1918年，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
       1925年，任长沙六中校董会董事长。
       1928年，熊任国民政府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师生投身救国抗日活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熊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熊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
       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强军计划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慧眼独具，他认为兴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他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高度重视，陈氏认为熊希龄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要设法把熊希龄挖到湖南效力。就这样，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一开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反复的沟通交涉，刘坤一两度拨给湘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20万两之巨。虽然最终湖南没能建立枪械厂，但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龄居功厥伟。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他和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作为前一项目的成果，他们成立了“宝成善制造公司”；而后一策划，则遭遇到了困难。原来，自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内河开埠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自己开启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以外，内河航运还涉及湖北省的利权问题。但熊希龄和他的同仁据理力争，决不退却，最终说服了张之洞等大员，成功地让湖南内河航运成为事实，并抵制了西洋势力的进入。其后，熊希龄积极为湖南省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以及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而不是江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和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了晚清官场的初步承认。
       新式学堂

       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所谓“世变日深，需才孔亟；需才之道，立学为先”。湖南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熊希龄作为湖南籍的翰林学士，在办学方面自然是义不容辞。在湖南兴办学堂，最早由蒋德钧在1897年提出，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重任却交给了熊希龄。兴学需要两大要件，一是经费，二是师资。由于湖南财政紧缺，熊希龄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通过提高食盐厘金可以解决，但这需要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同意。考虑到是为家乡出力，刘坤一应允了此事。于是，办学经费问题总算有了着落。但在聘请教习的问题上，熊希龄却给自己惹上了极大的麻烦。
       按照湖南维新派的设想，湖南要开办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时务学堂，物色中西学均精通的教习就成为一个难题。熊希龄等不得不前往领西洋风气之先的沪、宁物色人选，经过许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黄遵宪奉命赴湖南担任长宝盐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经过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动员了在《时务报》供职的梁启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维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决。1897年11月，梁启超一行抵湘，受到湘绅的热烈欢迎。陈宝箴为长沙时务学堂定的教学宗旨是“中体西用”，梁启超坚定地主张开启民智，似乎二者一致，但实际上他主持时务学堂，积极鼓吹民权革命学说，倡导立宪。二者的冲突酝酿着极大的风险，熊希龄深知内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启超。
       瓷业巨子

       1904年，他胸怀实业救国之志，为改变陶瓷生产的落后状况，抵制洋瓷倾销，决心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以清政府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身份，会同醴陵籍举人文俊铎赴日本考察，探索新的制瓷工艺。回国后便着手对醴陵瓷业进行调研。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主张。不久获得清政府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1906年，熊希龄在醴陵城北姜湾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姜岭下设立了“湖南瓷业制造公司”。自任公司总经理，聘请日本技师和国内优秀技工，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着手进行细瓷研发。到清末，醴陵细瓷进入规模化生产，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907年，湖南瓷业公司发明创造了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并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器。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湖南瓷业制造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在色彩运用上，它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故谓五彩），调配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绘画色料，讲究淡雅用色的表现手法，采用双勾分水的独特技法烧制而成。近于写真效果，水灵通透，清新雅丽，给人以身心愉悦之感。
       制作成功的釉下五彩瓷花纹透过釉导溢于瓷表，晶莹润泽，具有很高的洁白度、透明度和釉面硬度。釉下彩瓷使瓷器上的花纹有着看得见、摸不着、永不褪色，给人一种尘嚣涤尽、心旷神怡之感。而且还具有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醴陵釉下五彩瓷素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著称于世。这种至高品质在陶瓷领域是独一无二。它运用双勾分水填色的技法，突破釉下单彩的传统技艺，运用红、绿、蓝、黄、黑五种原色料，调配出五彩缤纷的陶瓷绘画色料。最后通过“三烧制”法烧成。即第一次用800—900度将泥坯烧成素坯。然后用陶瓷颜料在素坯上作画，画毕后上釉（故称釉下）。尔后入窑用1380—1400度进行第二次烧制。出窑后进行校形，洁面。再次入窑高温炼出。成品水灵通透，清新雅丽，近于写真效果，令人爽心悦目。而且耐磨损，耐酸碱，不褪色，不含铅、镉。实属环保健康瓷。因此，釉下五彩瓷刚一诞生就被选为清廷的皇宫御用瓷。新中国成立后，还屡屡成为国家陈设瓷、国宾礼品瓷、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极为珍贵的毛瓷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醴陵釉下五彩瓷问世不久，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1909年到1911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获金牌奖。1915年的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由湖南瓷业公司吴寿祺等陶瓷艺人创作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获得金奖。该瓶高46.8厘米，敞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构图生动自然，造型温文尔雅，线条舒展流畅。画面中扁豆紫花丛下一对竹鸡悠闲自得，栩栩如生，寓意太平盛世，和谐共生。作品工艺之精湛，效果之绝美，令人叹为观止。被世人誉为“醴陵的玫瑰”、“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从此，醴陵瓷器载誉四海，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
       2004年6月，受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之托，红官窑承担制作赠送国际奥委会要员礼品瓷的任务。于是以1915年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扁豆双禽瓶》为原型，创造出富有新意的《世界和瓶》。其器型、规格、画面照旧，增加一些奥运题材。瓶上图饰的扁豆取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寓意播种和平种子，收获和平希望。“双禽”则寓意东西方文化和谐相处。瓶体上由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希腊奥委会主席尼古拉乌和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分别用英、法、希、中四种文字书写“从长城到奥林比亚”。该瓶由北京奥组委分别赠送给萨马兰奇等国际奥委会6名要员，并被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收藏。
       慈善济世

       熊希龄慈善济世有三个壮举。
       一是1917年领衔赈灾。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倾城泽国，受灾县达103个，灾民超过600万人。彼时，熊希龄“隐居”在天津，他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
       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了灾民的惨状，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了捐款万余元，交给了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4] 。同时，他又向政府提出赈灾的建议，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所有饥民 。
       他的建议被提交国务会讨论，结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由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义。政府方面试图借机逼他重回部门任职，熊希龄也担心自己不出来主赈，政府不做决定，“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遂不得不免为其难”。事实上，自退出政界以后，他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恶的，但为了灾民，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
       赈灾必须先有巨款，可北京政府财源枯竭，大总统冯国璋只命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而严寒将至，仅取暖用的赈衣一项，就需支出数百万。熊希龄决定广集民间社会资力，以补官款不足。
       1917年10月8日，他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赈电发出，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缝纫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不断，外国的慈善团体也有帮助。
       同时，熊希龄还联合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他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务物局捐赠煤炭5000吨，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
       为了统一放赈，熊希龄还组织成立了联合办赈机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自任会长，统筹放赈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他又开始了对河工的治理，试图根治水患，并开展以工代赈，既救济了灾民，也为受灾地区留下了永久建设。救灾让熊希龄摆脱了政治生活带来的消极苦闷，开始确立了为慈善事业奋斗的意愿。此后他多次，拯救无数生命。
       二是组建世界红卍字会。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熊希龄又组织救护队，前往战地救治难民。军阀混战不停，让他认识到筹组全国性慈善社团联合会的困难，遂决定组建一个永久性的救济机构，用于对付无休止的天灾人祸。这个机构在直奉大战结束不久后成立，名称为世界红卍字会。
       世界红卍字会是道院的一批人与熊希龄等中外人士联合发起成立的一个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的慈善救济网络，于1922年10月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
       1925年，会中人推熊希龄为会长，直到1937年他去世为止，连任三届，历时12年之久 。
       在任职期间，熊希龄组织救护队奔赴战地，“救济灾民，埋葬遗骸，收容妇孺，成绩甚优”，同时，他还多次亲手草拟函电，劝告交战的各方军阀停战议和[4] 。在没有灾患的时候，世界红卍字会开设办理残废院、育婴堂、盲哑院、卍字医院、平民工作所、平民贷济处、冬季粥厂等等 。
       1928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仍准许世界红卍字会继续立案，并任命熊希龄为赈款委员。1931年，熊著《十六省救济水灾意见书》，对于救济的办法、措施、步骤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三是创建香山慈幼院。1918年4月，河北水患已平，慈幼局准备解散，但还有两百余人无人认领。如此一来，熊希龄不得不考虑建一所永久性的机构，用于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但由于在北京城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熊希龄只能上呈大总统徐世昌，请其出面和前清皇室内务府交涉，把已经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拨出，创建香山慈幼院。
       香山慈幼院收录儿童“专以孤贫为限”，凡欲入院者，必须“有人介绍及其家长请求”。基于该院性质，熊希龄为其确定的办学宗旨是：“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与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宗旨，香山慈幼院与任何普通国民学校都不同，推行的是“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慈幼院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养的制度体系，办学经费除了财政拨款外，还有中外善士及各机关团体的捐款。
       熊希龄在办理香山慈幼院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慈善教育思想，即慈善观与教育观相结合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贫富均等的教育观。他把香山慈幼院当作是对现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种补充，极尽自己的能力，让贫困的孩子享受到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教育。
       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经发展成一个总院、五个分院，总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萌养院（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教育等几个分支。为了能够让这些孤贫儿童享受到家庭温暖，香山慈幼院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比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早了十几年。香山慈幼院从1919年破土动工建设到1920年正式开园，一直到1949年结束，办了30年，先后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大部分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人才。

       人物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即颁文对他辉煌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的历史功绩：“熊希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从湖南神童到国务总理，从维新变法到抗日救亡，熊希龄无疑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曾评价他：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著作文献

       军事著作《军制篇》、遗著有《香山集》2卷，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有《熊希龄集》上册。

       人物轶事

       最早报纸

       在军阀冲突表面化之前，熊希龄又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向社会鼓吹“开民智”，正如唐才常所说：“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度，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报纸的取向直接引发了包括张之洞等大员与湖南守旧派对熊希龄的不满，可他们没有借口。此外，1897年，德国侵占我胶州湾，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加迫切，熊希龄趁机联合有影响力的湖南维新派成立“南学会”，开办讲论会鼓吹维新变法，而且讨论地方重大兴革及举措，分析省内外形势，提出方案，供省当局采纳，意图以此影响湖南的发展方向。这种激进的取向，在死而不僵的晚清必将引火烧身。
       嫉妒攻击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地位引起了守旧的王先谦等人的嫉恨，加上他们在投资由熊希龄领头的湖南实业时有损耗，激发了他们对熊希龄的种种不满，他们视时务学堂、《湘报》和南学会如眼中钉。事情导源于时务学堂的教学程式，按梁启超的说法，“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于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1897年旧历年底，时务学堂学生放假回家过年，学生得意地向自己的亲友传阅自己的学习札记与教习的批语，对头脑尚不开明的湖南社会来说，那些民权革命的言论无异于鼓吹造反，见者无不诧异，一时“全湘哗然”。旧派就此发动了对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的猖狂攻击。尽管陈宝箴想保护熊希龄，但1898年5月份，形势恶化。是时，张之洞来函指责《湘报》言论不当；与此同时，旧派联络京城湘籍官僚也不断施压。陈宝箴被迫妥协，免去了熊希龄的学堂总理职务，梁启超出走北京参与戊戌变法，湖南维新派实际上已经陷于分裂。这反倒激发了熊希龄的血性，他断然反击，上书指斥王先谦主持的省书院（岳麓书院）积弊丛生，师道不端，并把它刊登到了《湘报》上，这恰好击中了旧派的痛处。愤怒的旧派恼羞成怒，借机要求取缔《湘报》。恰在此时，熊希龄因在湖南参与维新业绩突出，执意改革的光绪帝征召他入京，这正好遂了他想离开长沙这块是非之地的心愿。
       熊希龄于是打点行装准备北上，他先把妻子安顿到他妻兄衡阳知府朱其懿那里，再返回长沙，然而途中饮食不慎，突发痢疾，只好返回衡阳养病。就在这养病的十多天里，北京维新六君子的惨剧发生。因为一场疾病，熊希龄侥幸讨得一条性命。然而对这个维新名人来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时对人说：“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熊希龄的维新事业至此止步。
       特殊行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他先后上书户部尚书张百熙、度支部尚书载泽，呼吁清政府尽快施行烟草专卖制度。熊希龄在给载泽的信中说：“烟之专卖，英、荷、日等国行之，而皆为国家一大宗之收入，固不以侵占民利为嫌也如纸烟一项，亦为今日绝大漏卮，目前如不设法，以后积重难返……”他认为，中国每年的税收很少，而烟属于奢侈品，加征烟税不仅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能增加国家收入，因此应仿效外国，对烟草实行专卖制度。但是，由于清政府内外交困，根本无暇顾及烟草专卖，尽管载泽等度支部大臣曾请教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有关烟草专卖事宜，熊希龄的建议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熊希龄担任内阁财政总长。翌年与梁启超、张謇等组阁，担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当时社会上呼吁烟草专卖的人很多，首先，钱宝钧、陈其昌等议员向民国政府提出纸烟专卖的议案；随后，上海三星纸烟公司总经理刘树森向熊希龄建议：与英美烟公司商议，将各种纸烟统一归政府独占收买，由政府加税售与人民；政府与英美烟公司合资成立卷烟厂；如英美烟公司不同意上述建议，则由政府在内地设立专卖局，并筹款500万元，在天津、浦口、汉口三处设立卷烟厂，以示抵制。熊希龄同意了刘树森的建议，并派员赴上海进行协商。
       为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熊希龄曾派员赴日本考察。鉴于中国烟酒分销的情况，决定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之前，开征烟酒牌照税。
       1914年2月，熊希龄呈请袁世凯，阐述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必要性，建议成立烟草专卖筹备处，称：“于财政部内设立烟草专卖筹备处该处长专司研究各国烟草专卖诸法，调查国内产烟区域及烟叶种类、制烟方法、销售市场，并准备实行专卖政策由部筹集资本，设立工场，承收民间烟叶，归场制造……外来之卷烟仿照日本办法，由政府自由承收买入。”熊希龄的建议得到袁世凯的赞同，他批示：“维持国货为目前切要之图。所谓设烟草专卖筹备处，事属可行。著即博采成规，妥拟办法，呈候核夺。”
       在熊希龄踌躇满志的时候，内阁发生权利之争，他被迫辞职。后来，熊希龄退出政坛，专门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创办香山慈幼院，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青岛沦陷之过程：

　　7月26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式下达侨民撤离青岛的命令。日本《支那事变画报》对此诬蔑称:“事态进一步恶化,外务省察看了四周情势后决定将在青岛的侨民全部撤离。”
　　据青岛市档案资料,8月14日下午,停泊青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派出一小队士兵下舰,行至德县路圣功女子中学(今第七中学)门前时,两身穿便衣、骑自行车者,突然向两名日本水兵连开数枪逃遁。两日兵身负重伤,其中一人抢救无效身亡,是为“德县路事件”。
　　青岛新闻媒介披露,该事件为日本浪人所为。而捡到的弹壳证实,系日本制造。显然,在侨民撤离后,日本侵略者在蓄谋制造武装登陆青岛的借口。
　　数日后,该事件尚处于“外交途径”解决中时,日本陆军天谷支队由东瀛出发,先抵旅顺,再抵青岛,于海上待命。
　　9月4日,日本在青岛的最后一批官民离去。
　　12月18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下达侵占青岛的命令。21日,国民党驻青部队首批撤离。27日,在炸毁日本纱厂、自沉军舰堵塞港口和航道后,沈鸿烈率余部撤离,先驻徐州,后入鲁西南地区坚持抗战。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支那事变画报》对此记录说:“第四舰队旗舰及麾下的舰艇,满载着海军陆战队,疾速从根据地出发,1月10日天没亮,向青岛南边3英里的山东浅滩进航,投锚成功后,开始进行登陆准备。先头部队同一天天没亮分乘登陆艇,抵达大港口湾、山东头村为中心的一带。登陆后,部队分两队,一队沿南岸,一队沿山脚下向青岛急进,而且,先锋在同一日上午10时20分已经进入青岛的市街,大部队陆续进入青岛后,开始着手扫荡,维持治安。”“沿山东铁路(即胶济铁路)从济南到青岛前进的长野部队主力,1月19日下午2时终于进入青岛,从而确保这一铁路沿线完全控制在我军手中。”日军如此记载。

（整理自网络资料）

——201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