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洪深故居（福山路1号）

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洪深故居（福山路1号）

       福山路1号是洪深故居。这是一座二层楼的德式建筑，始建于1932年。高大的门厅，拱形窗户，青砖灰瓦，歌特式的屋顶，十分的宽敞和气派。穿过两扇雕花的铁栅栏大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一段宽敞的沿地势而建的台阶，拾阶而上，台阶向两边分开，之后绕过一面造型古朴的壁墙，进入高处的院内，再通过石阶才能进入居室。这处洪深旧居也正是青岛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中，最为“阔绰”的一处。

       洪深是著名文学家、戏剧家，他的父亲洪述祖1913年来青岛，在南九水筑别墅称“观川台”，洪深当时上大学，寒暑假来青岛度过。后来，这座房子被日本人没收了，开了一家“料理店”。1934年他重来青岛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旧居已无，租住了福山路1号，在这里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

       推开半掩的铁门，拾级而上，感受当年剧作家的悲愤与无奈......

       要了解洪深，那必须要说说与与这个大家族息息相关的一位名人——宋教仁。

       说说宋教仁：

       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的宋教仁，虽置身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偏远宁静的家乡，但心中所向往的却是外面广阔而喧闹的世界。宋教仁祖父曾著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的《腹笥草集》一书，受家庭环境影响，宋教仁自幼便有机会接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之类的反清作品，一颗复兴中华的种子深埋心中并萌芽，终于长成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一生追求并实践着的社会理想，与陶渊明笔下平和而宁静的“桃花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人享有自然的天赋人权，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平等，有自由，过着一种“怡然自乐”、幸福美好的生活。

       宋教仁不到五岁便入私塾，诵读之书，无非孔孟。可他对儒家中规中矩、文质彬彬之类的说教不感兴趣，而专心于时事、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述。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就读，除继续研习四书五经外，还接触了数学、地理等新科目。他特别爱好兵、刑、名、法等其他诸家学说，“尤酷好历史舆地，许氏说文及古今政治诸书”，对天下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心怀大志、满腔激情的他，常与同学纵谈国家大事，每至动情之处，话语便如江河般倾泻而下、滔滔不绝。为此，大家便以“狂生”名之，一般同学担心受到牵连，不敢与他走得太近。可宋教仁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常与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遨游聚会，饮酒赋诗，高谈阔论。

       如果说四年漳江书院学习生活期间，宋教仁的反清革命思想尚属自发的感性认识阶段，那么当他于1903年春以优异成绩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接触到大批革命志士与先进思想，特别是结识黄兴之后，更是眼界大开，见识大增。此时的宋教仁，其反清救亡思想已上升到自觉的理性阶段，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之中。

       1904年末，因策划发动推翻清廷的湘鄂起义失败，宋教仁不得不逃亡日本。留学东京期间，他对日本仿效西方经过明治维新施行君主立宪制后的迅速崛起感触特别深刻。随着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提高，宋教仁一方面继续民族主义的抗清斗争，另一方面则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改造并取代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目标奋斗不已。在日期间，他因出色的组织才能与精湛的理论修养，深得留日同学赞许，被认为是“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排满反清是“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立”。不破不立，打碎与毁灭不是目的，只是过程与手段，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先进的秩序，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宋教仁努力追求的目标没变，胸怀与认识却在不断变化、提升与超越。活跃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宋教仁，既是运筹帷幄、折冲尊俎的革命家与组织家，同时也是一名宣传民主、推行宪政的理论家与政治家。

       1905年1月，宋教仁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二十世纪支那社”，并以研究学术为名，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号召所有留日学生打破省区界限，实现广泛的团结与联合，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奋斗。不久孙中山抵达日本，与黄兴就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之事进行协商，宋教仁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同年11月26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自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始，宋教仁的声望便不断上升，地位日益突出，“在当时实是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由于认识、性格、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加之反清起义多次失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分歧。对宋教仁来说，主要是思想见解与孙中山有着一定的出入。鉴于同盟会倾全力在南方边远地区发动起义惨遭失败的事实，宋教仁痛定思痛，不断反思，于1910年提出了调整、变更反清计划的建议，这便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天下；中策是设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各省同时举事，然后北伐；下策即在云南、两广、东北等地起义，占据边远地区，再图发展。下策屡次损兵折将事业无成，上策难度最大一时无从下手，唯有中策最为切实可行。为此，他提议道：“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谭人凤、陈其美等同盟会主要领导及多数会员纷纷支持这一倡议，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分掌文事部。

       宋教仁及时调整起义方略，为推翻清朝统治带来了新的转机。时值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他抓住这一有利机会，迅速派遣同盟会中部总会要员前往长江流域八省设立分会，各分会皆受上海总部指挥，以连成一气，协同发展。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长江流域八省各分会机关相继成立，在筹划具体行动方案时，宋教仁将武汉列为重中之重。他的目光，放在了早有革命思想的新军身上，促请谭人凤前往武昌，力劝共进会、文学社两派合并，相辅而行，伺机发动武装起义。

       事实证明，正是同盟会中部及各地分会的成立与推进，才促成了武昌首义的爆发与长江流域各省的迅速响应，然后波及全国各地，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后胜利。

       宋教仁被刺案始末：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待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升火待发，月台上人影憧憧，旅客如潮。应袁世凯急电相邀，北上共商国事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过后，宋当即弯下腰来，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送往就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

       距宋教仁仅几步之远的凶手在第一枪击中目标后，为防追捕，赶紧趴伏在地，又接连朝左、右两个方向放了两枪，以制造混乱与恐怖。随着两声清脆而刺耳的枪声呼啸着在空中掠过，凶手一跃而起，箭一般地迅速逃窜。奇怪的是，往日夜班车必有警察巡逻的车站，此时却找不到半个巡警的身影。凶手身材矮小，逃跑中在光滑的地面上摔了一跤，但他顾不得疼痛，迅速爬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站外狂奔而去……

       子弹由宋教仁右腰射入，伤及小腹与大肠，逼近心脏，伤势十分严重。医院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术后虽注射了止痛药，但宋教仁仍痛不欲生，辗转呼号，令人惨不忍闻。他自认为“从未结怨于私人”，实在想不出遭致何人暗算，呻吟中不由得连声叹道：“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疼痛稍止，他便授意黄兴代拟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一封。在信中他自感伤势过重“势必至死”，只是“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因此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当夜伤势渐重，便血不止。第二日清晨，宋教仁神色惨变，危险万状，医生检视后说道：“病人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下午2时再行手术，修补肠脏，除去血块，注射吗啡。然病情更重，唯一息尚存。1913年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31岁。临终前他有三事相嘱：第一，以书籍赠南京图书馆；第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第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

       宋教仁遇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尽快缉拿凶手，特别是黄兴、陈其美等同仁志士，更是怒发冲冠，发誓报仇雪恨。

       这一激起全国强烈反响的谋杀案究系何人所为，不仅宋教仁本人，社会各界也陷入迷惑，纷纷猜测不已。有人认为此案因党争而起，矛头指向其他党派；有人推定此乃宗社党所为，企图通过这种残暴手段恢复满清皇权统治；也有人猜测与袁世凯有关——可袁世凯刚一接到宋教仁被刺消息，就义愤填膺地说道：“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并大骂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当即通令全国“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凶手在逃，真相莫明，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同为肉体之躯的生命，某些个体的存在与失去，犹如一粒尘埃的飘浮与落地，显得极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与离世，会给某一群体、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与深刻的影响，甚至会改变某一时段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

       不论凶手是谁，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对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同时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则是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进程，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无可奈何地依旧背负着沉重的专制盔甲，蹒跚前行，离本真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和法制国家愈来愈远……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洪氏大家族的兴亡到底和宋教仁被刺案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吧！

       “宋案”背后的生死劫

       民国多传奇，既是英雄辈出，也多有亡命之徒。在众多的亡命者之中，洪述祖是颇令人感慨的一位。 
       洪述祖，字荫之，是清代名儒洪亮吉的长孙。因为是名门之后，颇有才气，诗书画俱佳，且好黄老之学，擅长给人看相。

       洪述祖口舌伶俐，善钻营，又通英文。他先后做过左宗棠、浙江巡抚于连元、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宾。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时，洪述祖为其中军参谋。辛亥革命后，他又跟袁世凯攀上了亲。因为屡献奇谋，袁世凯提升他担任内务部秘书及总统府顾问，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 
       洪述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13年3月23日。这一天上海的巡捕房在前青帮大佬，江苏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家里，搜出了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数份电报。这些电报证明，洪述祖就是轰动中外的“宋教仁案”的幕后指使人。

       从此洪述祖走上了逃亡之路。他从袁世凯处领了一笔钱，带着一家人躲进了青岛德国租借地。这一躲就是四年，四年之中发生了很多事。
       青岛租借地从德国人的地盘，变成了日本人的地盘，洪述祖一家也被赶出了自家的别墅。
       伴随着别墅被日本人劫走，第二件倒霉事就是袁世凯死亡。袁世凯在世时，经常接济洪述祖，等到袁世凯一死，洪述祖的靠山彻底消失了，他开始度日艰难。
       据一位德国传教士记载，洪述祖在青岛的生活“被愤怒折磨着”，他总是用“干燥的舌头不断舔着干裂的嘴唇，徒劳无益地想使它们湿润些”。
       虽然每天都焦躁无比，但唯一让洪述祖感到有希望的是，在这四年当中，与宋教仁案有关的人相继死去。武士英死了，应桂馨死了，赵秉钧也死了，宋教仁案成为无头案，人们好像已经把这件事遗忘了。
       为了谋生，洪述祖开始经营实业，“他与一名留在青岛的德国人合股做生意”，结果，德国人在欠了洪述祖不少钱的情况下去了上海，洪述祖这下子坐不住了，他决定去上海讨债。

       1917年春，洪述祖化名张皎安，来到上海，找到那名德国人，但德国人就是不肯还钱。被逼无奈，洪一纸诉状告到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巡捕房让洪述祖去讲明情况，谁料他刚刚出门，走到黄浦江边，就被宋教仁的长子宋振吕认了出来。宋振吕为父报仇已经整整寻了洪述祖四年。在挨了一顿痛揍以后，洪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然后转解到了北京。这件案子翻来复去，又审了两年。一开始北京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但宋振吕认为量刑过轻，向北洋政府的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当时的总统黎元洪，授意大理寺改判洪犯死刑。
       1919年，即民国8年4月5日，洪述祖，以主使杀人罪名被处绞刑。
       湖南湘潭人朱德裳在《三十年见闻录》中，以一个记者的笔法，讲述了洪述祖走上绞刑架之前一天的状况：
       一位与洪私交甚笃的狱官，偷偷告诉洪述祖，他已经被判“绞决”，洪述祖问“行刑何日乎？”狱官说“明天早上”。洪述祖说：“为我呼妾来，与之诀。”小妾徐氏来后泣不成声，洪述祖神情自若，说：“不必如此，生死，命也。”接着要来纸笔，写了副对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此心无愧怍；逢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放下笔，他对狱官朋友说，“一直打算给你看个相，就今天吧。”
       那一年，北洋政府与国际接轨，出于人道精神，砍头已经被禁止。为了体面的办好这个案子，北洋政府拨专款从大不列颠帝国进口了一架洋绞机，于是洪述祖便成为民国第一个上绞刑架的人。行刑时，由于行刑官是第一次使用这洋绞机，洪述祖的身体又过于肥胖，身体腾空以后，双脚不自主地往下用力，头颈竟支持不住身体的重量，以至颈断头落，身首分离，鲜血直喷，魂断九泉。洪述祖在狱中曾有遗言，死后棺木不得超过百元，穿僧服入殓，归葬常州五奎桥祖坟，并嘱咐长子洪深不必弃学回国奔丧。

       洪家是个大家族，洪述祖死了，其他人还要继续活下去。然而洪家大少爷，洪深的命运却因此被彻底改变。

       长子洪深：
       洪家逃亡青岛时，洪深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实科。清华毕业后，他又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烧瓷工程专业。然而1919年，父亲被绞死后，他放弃了学习了3年的课程，考入哈佛大学，改学戏剧。父亲的死，不但让他与国民党结下了深仇，他的人生观也被彻底改变。
       家道败落，往日的人情不再，处于“上层阶级”的洪深体会到炎凉的世态，也洞察了人世的某种虚妄。洪深后来回忆说：“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一辈子决不做官；第二，我决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

       那时候，虽然“文明新戏、爱美剧”在中国已经流行起来，中国人渐渐认识了京戏之外的戏剧，但戏剧之人在传统的观点中被视为“优伶”，是被贱视的戏子。洪深毕竟是官僚之家的少爷，入戏门似乎是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所为。但是洪深没有回头的意思。 
       他以官家少爷入“戏”，甚至甘愿做一些卖票、保管演员洗漱肥皂的琐事。他置亲友的震怒于不顾，坚定的走上用戏剧改变社会人生的道路。他改革中国的文明戏，扭转电影界糜烂风气，将电影和戏剧导入艺术的轨道。现代汉语中“话剧”这个词即由他创造，“评剧”也是由他定义。他还创作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剧本《申屠氏》，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第一个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其中电影《劫后桃花》完全以洪深的亲身经历为创作素材，讲述了一个寓居青岛的封建旧官僚家庭的颓败没落。该片由张石川导演，电影皇后胡蝶主演，并且来到青岛拍外景，明星电影公司配备了最强的演职人员，以超出一般影片一倍的摄制预算，将该剧目列为“民国二十四年特级巨作”。该片上影后，在影坛引起轰动，被誉为“历史的照妖镜”，在中国电影史上成为一座高峰。

       出于对国民党的恨。1930年 8月洪深与田汉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亲自担任总书记。1949年解放前夕，他选择留在大陆。1955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此外，洪深有个弟弟，叫洪济，又名洪仲豪。受哥哥的影响，他在上海和香港先后创建了金龙、华南等影片公司，曾经制作并执导了不少“武打片”。他的孙子就是今天香港著名武打明星洪金宝。 

       洪深（1894年12月31日—1955年8月29日），学名洪达，字伯骏，号潜斋，别号浅哉，江苏武进人，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

       中国电影先驱

       洪深：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导演，剧作家，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学名洪达，号伯骏，号浅哉，字潜斋，曾用笔名庄正平、乐水、肖振声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1894年12月31日生于官宦世家，1955年8月29日卒于北京。他从中国话剧和电影的草创时期开始，就进行了编剧、导演、表演等全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学生时期

       1900年入私塾。1906年至1907年，先后在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就读。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校期间热心新剧活动。1913年，因“宋教仁事件”，举家避难于青岛。1915年开始创作剧本，《卖梨人》是受崂山梨启发而成就的处女作，此后便长期从事话剧活动。1916年夏，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习陶瓷工程，继续编戏演戏。1919年考入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成为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文学与戏剧，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获硕士学位。1920年学习结业后到纽约参加职业剧团演出，翌年与张彭春合写英文剧《木兰从军》。
       早期生涯

       1922年回国，1922年春回国，先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材料总管理处任理事，兼任总经理简照南之私人英文秘书。1923年上演第一部剧作《赵阎王》，自饰主角。同年9月加入戏剧协社，任排演主任，先后上演《泼妇》《终身大事》等，从此开始了建立中国现代话剧的实验活动。他建立了正规的导演制，实行了严格的排练，并实现男女合演，将舞台布景也由原来的平面景改为立体布景，这些做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使正处于由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中国话剧完成了历史性转化。1928年4月洪深提议用“话剧”一词统一当时戏剧的称谓，同年冬加入南国社，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明星电影公司编导主任。1926年创办复旦剧社，历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外文系教授、主任，从事教学工作达30年之久。洪深自1922年起还兼搞电影工作，曾于1925～1937年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导，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并引进了有声电影技术。
       左联时期
       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英文秘书。8月与田汉等发起成立并以光明剧社名义加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改组为“左翼剧作者联盟”），任总书记。1931年到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34年回到青岛，在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授课之余仍从事戏剧研究和有关活动。他参加了著名京剧票社“和声社”，带领师生演出了话剧《寄生草》，创作了正规的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1935年7月，会同在青岛的王统照、老舍、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赵少侯、克家、刘西蒙等人，创办文学期刊《避暑录话》，每周一期，随《青岛民报》发行。不久，仍回上海与夏衍等合办《光明》半月刊，任发行人及主编。他曾抵制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上映。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参加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任队长，在武汉一带演出。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他任戏剧科科长，和田汉一起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及其他团队深入战区宣传抗日同年11月，长沙大火，周恩来派为善后委员会总指挥，负责灾民救济金的发放工作。1939年12月，随第三厅至重庆。1943年任中央青年剧社编导委员。1946年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兼任军委会政治部文化研究班戏剧系教官，创办教导团，自任团长；同年8月，回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47年5月，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聘，旋去厦门大学外文系任教。
       解放时期

       1948年12月，赴东北解放区，翌年2月抵北平，5月赴苏联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代表大会。6月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代表；9月出席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同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兼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1953年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兼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1955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主要作品

       著有《洪深文集》、《洪深选集》，洪深一生创作、编译了38部话剧剧本，作品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时代特色鲜明。如《卖梨人》、《贫民惨剧》、《赵阎王》、《五奎桥》、《香稻米》、《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还与别人一同创作由他执笔的多部独幕剧如《咸鱼主义》、《走私》等。他还著有大量理论批评著作，介绍西方话剧知识。理论著作有《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等。洪深的主要成就在舞台艺术方面。他30年间先后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李秀成之死》、《法西斯细菌》、《草莽英雄》、《鸡鸣早看天》等大小剧目约40个。他重视戏剧的社会效果，并能对不同的剧本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他是个深谙表演艺术的导演，善于用多种方法启发诱导演员。导演手法多样，且富于创造性，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是他的《农村三部曲》。
       创作特点

       洪深的现实主义剧作，带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形象化的不够，是太机械地处理了题材”)，表现出一种“机械的现实主义”倾向（在入手编制的时候，总是将所希望的最后效果预先决定，而后再谨守范围地细心耐气地去寻找具体的办法）。社会问题剧与宣传剧的结合，既是其剧作的特点，也是其剧作的弱点。
       艺术贡献

       洪深在戏剧理论方面，造诣很深，成绩卓著，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戏剧理论家。他强调戏剧为人民，表现时代精神，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能从中国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习惯出发，从戏剧创作实践出发，不断发展和充实自己的理论论述，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主要论著有《洪深戏剧论文集》、《编剧二十八问》、《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现代戏剧导论》(即《〈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等，内容包括编剧理论、导演、表演、发声学、朗诵学、灯光布景、舞台美术、世界戏剧史、中国话剧运动史以及剧作评论等各个领域，不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包蕴着作者的真知灼见，是我国现代戏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洪深1924年写的《申屠氏》是中国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飞将军》是话剧史上第一次将中国空军搬上舞台的剧本，又创作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歌女红牡丹》、《旧时京华》、《劫后桃花》、《新旧上海》、《女权》、《社会之花》、《夜长梦多》、《乱世美人》、《风雨同舟》、《鸡鸣早看天》（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等30余部电影剧本，为电影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据网载资料整理）

——201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