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青岛老街—

记忆中的青岛老街——福山支路

走到鱼山路的尽头（1号），再往前行连接的就是福山支路了。这两条路如同两条手臂，把小鱼山环抱其中。这条马路呈“V”字形，第一次走过，一定会摸不着头脑......

德国占领青岛后，为总督在衙门山面对汇泉湾的地方修了一座临时官邸，官邸门前的一条石块路通往会前街。以后，马路向上修建，陆续分作两条，即：福山路和福山支路。今天的福山支路由文登路蜿蜒曲折直达东鱼山之巅。鱼山上，清末建有炮台，德占时期重建了钢筋混凝土的炮台。

湛山寺兴建之时在鱼山之巅建了一座“湛山精舍”，为居士们学佛、住宿之用。去往精舍途中有一座牌坊，上面是逊清军机大臣、书法家吴郁生题的“回头是岸”。路旁还有一个钟亭，昔日东鱼山上曾有暮鼓晨钟之景。“湛山精舍”的北面，则是天主教的一座修女院，据记载有修女16人，其中中国人1人，菲律宾人1人，德国人14人。现在的东鱼山建为小鱼山公园，中央为览潮阁，公园遍植五角枫，秋季红叶遍山。公园南门外为鱼山路上的原总税务司宅。

青岛那么多名人故居，很少有对外开放的。我说知道的只有康有为和老舍的故居被辟为纪念地了。今天的福山支路5号康有为故居，在20世纪20年代是福山路4号。

这一带的岔路多如牛毛，真是领教了......

远远地望见了一座风格独特的建筑，想必是康有为故居了吧！

我知道福山支路上的两栋相邻的建筑因他们曾经闻名于世的主人而在青岛的文化史上占据了特别的席位：一栋位于福山支路5号，雕栏玉砌，遗留着当年主人的显赫与富华，它的名字叫“天游园”，是晚清名士康有为的故居，如今已修复开放为纪念馆；一栋位于福山支路6号，简约清淡，连“名牌”也寻不见了，好像藏身于市的隐士，而当年它却是赫赫有名的私人戏剧图书馆“褐木庐”，创办人为我国著名的海洋科学家、戏剧家宋春舫。

       福山支路5号是康有为故居。1917年康有为第一次来青岛，盛赞“青山绿树，中国第一”，1923年再来青岛时买下了这座房子，将宣统皇帝为其题的“天游堂”悬于正厅，全宅称“天游园”。1927年康有为病逝于此，初葬于李村之东象耳山，后迁葬于浮山之阳的茅岭。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1927年3月31日去世。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天游园——康有为故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c25bca0102vu3y.html

与康有为故居一墙之隔的福山支路3号。

康有为故居的对面是福山支路8号，再往里走，边角上还有4号和6号两个门牌。福山支路6号，那可是大名鼎鼎的“褐木庐戏剧图书馆”呐。

       宋春舫回国时已带回一批戏剧图书，后来又从国内外广泛购入戏剧图书，在青岛办了一个专业的戏剧图书馆，叫“褐木庐”，是由世界三大戏剧家高乃依（Gorneille）、莫里哀（Moliere）、拉辛（Racine）在当时的中文译名首字组成的。他聘任朱祖佑为图书馆主任，馆内有各种文字的戏剧图书九千余册，被称为世界三大戏剧图书馆之一。

       褐木庐旁边福山支路8号曾是凌道扬住宅，凌道扬曾任《青岛泰晤士报》的总编、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他弟弟凌道基是著名学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鸿基学院院长。
       在青岛度过晚年的康有为,曾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表达对青岛的独特钟爱。“碧海蓝天”是对青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赞叹，红瓦是德占时期的产物，绿树则与他的老乡兼挚友凌道扬密切相关。在青岛陆续生活了近10年的凌道扬，不但是中国植树节的创始人之一，还是青岛收回林业主权的重量级大员，更是岛城绿树美景的功臣，在任职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期间，他不但鼓励民众植树，还对青岛公园进行了细致划分和扩建。

　　1888年12月18日，凌道扬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父、父亲均是瑞士巴色会牧师。凌道扬６岁时就读樟村设立的教会学堂。可能很多人以为凌道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才铸就了他后面的成就，其实不然。1898年，10岁的凌道扬因为家庭生计困难，随叔叔远度重洋，到了美国檀香山的亲戚家当童工。小小的年纪，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两年后，他最小的叔叔凌善芳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途经檀香山时，把他带回了老家，并于当年秋天把他送进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开始正式接受西式教育。

　　1909年毕业的凌道扬成为北京某八旗贵族学校的英语教师，开启教学生涯。也就是说，职业生涯，凌道扬是以树人开启的。然而，在这过程中，凌道扬又找到了新的目标——林学。走进林学，凌道扬无心插柳。1910年，他奉命陪同两位清室贵胄子弟赴美国麻省农学院习农科，“结业后又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1914年获林学硕士学位，他是中国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这段学习经历让凌道扬日后成为了近代林业科学先驱。

　　进入林学界，凌道扬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回到祖国，凌道扬转向了林学专家的视角，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为吃惊，有感于祖国“已有之林木，旦旦而伐之，荒芜之山麓，一任若彼濯濯耳”，“1915年，凌道扬和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上书北洋政府农商部长周自齐，倡导以每年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此议案同年７月经袁世凯批准，于次年实施”。（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植树节改为每年3月12日。）

　　提出“森林救国”思想的凌道扬骨子里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凌道扬出任接受林务主任委员，直接与日方进行交涉。在接收之前，他就先下手为强，因为当时的日本浪人和日本侨民因为听说要交还给胶澳政府，便到处破坏林地，凌道扬在青岛组织了40多人的林警队，天天抓破坏树木的日本浪人，极大地保护了青岛的树木。不仅如此，在交接过程中，日本曾提出赔偿林木损失费36万余银元，中国据理力争将其和定为15万余元。凌道扬提出，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晒了8年的盐，先把盐税补齐了再说，日本人没办法，只好将赎金抵作盐税。接收林务有功，凌道扬被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正式任命为林务局局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道扬一家住进了福山支路8号。凌道扬经常会光顾老乡康有为的“天游园”，并为其布置林木花卉，两人还会同游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赏花赏木。康有为故居的“手植银杏”怕也是受凌道扬的影响。

　　1923年初，林务局与农林试验场合并为农林事务所，当年3月1日，凌道扬被任命为所长，办公地址在第一公园(中山公园)内，就是小西湖旁的一排平房。凌道扬设“造林、农事、树艺、管理4个科”，“还制定了《造林奖励规则》《水源涵养林规则》《森林警察规则》《森林保护规则》等”，“恢复李村苗圃，栽种苗木，每年植树节前无偿分给乡民种植；积极推广奖励办法，凡在胶澳商埠区域内的个人或团体造林，均无偿提供树苗、技术指导、森林警察”，“扩大了路边行道树种植”“撰写《中国农业之经济观》提出实施移民垦荒政策、举办农产品博览会、造就农业科技人才”……他建了三处苗圃：崂山、台东镇、李村，1923年，免费发放了13万7千余棵树木，同年，凌道扬还增加了六十二条马路行道树的种植，包括刺槐、法国梧桐等6958株，青岛‘红瓦绿树’的景观，凌道扬功不可没”。

凌道扬的另一大贡献更与市民如今的生活休憩相关。他重新规划了青岛的公园，将其划分为第一到第六公园，以及栈桥前园、天后公园、官舍公园、海滨公园、观海山公园等，并对公园内的职务和功能划分进行了细化。比如将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分为6个区域，开辟了小西湖等，使得市民有了更好的休闲旅游去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凌道扬在青岛不到10年，树木万株，同样树人无数。1923年9月，凌道扬在崂山九水庵林场创设了一所林内义务小学，即使离开青岛之后，1929年，他还曾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在青岛设置林业专门学校，并要求增加小学教科书森林知识内容，以及高等考试中的森林科。

　　除了专业的人才，凌道扬受聘于1924年5月创办的私立青岛大学，教授逻辑学，学的是文学和林学，教授的却是逻辑学，足见凌道扬之博学多才，弟弟凌达扬也来到私立青大教授英语。离开青岛后，凌道扬陆续担任国内多所院校的教授，一生堪称既树木又树人，“桃李春风，瓜瓜绵绵”。

　　官员兼教授，凌道扬的收入在当时的青岛应该不菲，加上妻子陈英梅在文德女子担任中学体育教师，两人的生活可谓惬意舒适。（陈英梅，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内女子学院体育系，既是我国第一位体育女教师，也是我们早期女子体育的倡导者，1938年7月17日殒命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凌道扬后续娶金陵女大体育系教授崔亚兰。—— 编者注）。1923年7月和1924年12月，凌家的次女凌佩馨和次子凌宏琛分别在青岛降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更多的欢乐。鉴于和康有为家的亲密关系，在凌佩馨周岁生日这天，康有为还专程送来了一枚戒指。

　　家庭美满，凌道扬事业也同样全面开花。凌道扬还担任基督教青岛青年会总干事，并与上海滋美洋行青岛分行经理滋美满等人发起成立了“万国体育会”。万国体育总会位于青岛亚当斯大厦，下设网球、高尔夫等七八家俱乐部的体育组织，主要从事博彩性质的赛马。此外，凌道扬还在青岛建有酒厂和一座名叫海滨大厦的豪华旅馆。凌道扬还和自己的学生高秉坊一道买下了日本人星野米藏英文报纸《青岛晨报》的资产，创办了《青岛时报》。该报最初分中文版和英文版，英文版名叫《青岛泰晤士报》，由凌道扬的弟弟凌达扬任主笔。

　　平静的日子过了几年，最终于1928年被打破。当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5月10日，青岛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捣毁了日本驻青领事馆，《青岛时报》对此作了报道和评论，紧迫的形式让凌道扬一家不得不离开了青岛。尽管如此，凌道扬一直没有忘记青岛，1929年至1936年之间，全家还会在夏天里到青岛避暑。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凌道扬继续奋斗在林业和教育之间，1948年，凌道扬自联合国粮食农业总署之位上退休定居香港。他仍没有停歇，在香港参与创建了崇基学院，推动创办香港中文大学，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凌道扬移居美国，于1993年8月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105岁。

　　在康有为故居和凌道扬故居之间，有一棵老树遍体鳞伤，且已经呈90度俯身于东北方向，“鞠躬尽瘁”。于涛告诉记者，他曾经测量过，树围约2.6米，30年前的一次特大台风突袭，把大树吹歪了，为了安全，园林部门将刮断的主干枝锯掉，只剩下现在的大枝干。枝干被一根木棍支撑着，如拄着拐杖的沧桑老人，是否凌道阳手植之树呢？

沿着青岛特有的小石径蜿蜒上行，去寻找更多名人的足迹......

路牌处已是福山路和福山支路的交叉点了，但福山支路并没有到头。看到图中的小商店了吗？这是福山支路的拐点，商店的右侧，也是一条蜿蜒而上的小路直通小鱼山公园的正门，这条路也是福山支路的一部分呢！

商店左侧的石径......

右侧的小路......

福山支路12号，熊希龄故居。

熊希龄（1870.7.23~1937.12.25），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曾实业救国创烧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1937年12月25日这位风云人物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他曾三赴青岛,与沈鸿烈“筹商的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在日寇入侵的枪炮声中戛然而止。

福山支路14号，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1]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3月28日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屠杀序幕。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他一生颠沛流离，为事业奋斗，终其一生也没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呀！

       美丽的福山支路11号......

       进入福山支路18号，完全是因为这只叫作“闹闹”的暹罗猫。大清早，就有无数摄影爱好者专程来照这只据说是釜山路上的明星猫。于是，我们也随凑了个热闹......

终于看到了福山支路13号，好美的园子啊！这里是周叔迦的故居青岛唯一的寺庙——湛山寺，就是由他主持修建的。

周叔迦（1899—1970），字志和，笔名云者等，安徽省至德县（今东至县）人。原名明夔,字志和,笔名云音、演济、水月光，杌人、沧衍等。室名最上云音。祖父是清代两广总督周馥，父亲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周叔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先生原于同济大学学工科，后潜心佛乘，深入教海，学识渊博，著作宏富，既学贯古今，更会通华梵，对中国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积累、整理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转向佛学。1930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中国佛学。1936年，任华北居士林理事长，在此办佛教图书馆，还开办了一个佛画研究班。并设立佛学研究会，编辑佛教史志六种，部分已经完成，惜未付梓。1940年创办中国佛教学院（院址在瑞应寺），1941年创办佛教刊物——《佛学月刊》（1941-1944），还出版了《中国佛教学院年刊》。解放后发起并参加了1953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在此期间他领导并完成了《佛教百科全书》的编辑，房山石经的拓印，全国石窟的调查等工作。1956年后主持中国佛学院的工作，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并亲自授课，带研究生，一心致力于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他还先后任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第五支部负责人，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重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法华经安乐品义记》、《唯识研究》、《因明学》等,有《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二册传世。

       周叔迦先生学识渊博，从三十年代就开始了他的佛学研究生涯。至1970年逝世，四十年中，佛学研究涉及面广泛，如佛教史、因明、唯识、佛教学术研究考证、佛经研究法、佛典注释、敦煌学、房山石经、佛教目录学、修行讲语、佛学答问、佛教常识等。他对《隋书·经籍志》的考证、勘误等，是当时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订正两京新记》，成为研究唐代史料学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周叔迦先生的笔名甚多。民国期间，无论是学术界或文学界，一人同时用多个笔名成为一种风气，佛教界也是如此。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到八十年代。这一现象给对他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叔迦集》就将二埋的文章错误收入(据说二埋法师是上世纪早期北京的僧人，八十年代去了美国)。这次编辑的《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不少著作得到周绍良先生的认可，以确保无误或尽量少误。为此，笔者在参与编辑过程中，对周叔迦先生的笔名的使用，作了一番简要的考察。
       明蘷，是叔迦先生的原名，为其父亲周学熙所起(见《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志和，是他的字，后改为叔迦。演济应该是先生皈依于法源寺道阶法师座下时的法号(道阶法师于1911年至1928年期间任北京法源寺住持，名望极高，其皈依弟子排辈“演”字)。周叔迦先生的著作署名非常讲究，学术性较强的论著用周叔迦之名，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的论著用周演济或演济之名，如对佛教经典的注释。云音是其最常用的笔名，主要用在弘扬教义和较为短小的文章之上。最上云音室，既是其书斋之名，又是笔名，《最上云音室法汇》乃一套丛书，用作室名；《佛学答问》在刊物中连载多次，用作笔名，可能这些著述都是在“最上云音室”写出的。随笔之类以沧衍署名。最值得研究的是“水月光”和“杌人”两个笔名。“水月光”主要用在抗战时期，先生可能以此表示自己的清白，没有与为日本人做事的人同流合污。苏晋仁先生也认为抗战时期，周叔迦先生与周肇祥、江朝宗等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力的人，是不一样的，周先生“无非要借这种佛教方面的工作做一个藏身之地”。(见《清代佛教史料辑稿》中《纪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苏晋仁先生访谈录》一文，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这一笔名使用得很少，表明了周叔迦先生当时的一种无奈和苦衷。“杌人”是解放后用过的一个笔名，只用过二次，并将他的一个论文集，名为《杌人集》。解放后，周先生“在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蒙受了许多屈辱和不白之冤”(《清代佛教史料辑稿》)，周先生以杌人作为笔名，也是一种表白，表明他自己是个杌人。杌者，小凳子，杌人即坐小凳子的人。面对当时的处境，周先生要以坐冷板凳的精神，把佛学研究继续下去。这两个笔名用得恰如其分，也是对当时他的心境的一种解释。笔者认为，通过对他笔名的清厘，对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也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周叔迦先生是佛教界学术研究的典范，他把佛教信仰、教义弘扬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不废信仰，信仰有利研究。（如《牟子丛残》一书即可证明）周叔迦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佛教理论，深入浅出地变为大家应知的常识，如《法苑谈丛》。修行证悟方面，周叔迦先生更是居士中的楷模，《修行讲话》、《佛学问答》都是他的学佛体会，值得居士一读。近现代学者中，弘扬佛教者不在少数，有周叔迦先生如此的成就者却不多见。他的著作，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佛教界共同的宝贵财产。

八十年代以来，周叔迦先生的许多论著得到重印。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八十一万字的《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仅仅是他佛学论著的一部分。虽然后来又连续出版了他的《最上云音法汇》、《牟子丛残新编》、《释家艺文提要》、《清代佛教史料辑稿》、《法苑珠林校注》等著作，但其大部分著作，仍未能整理出版。这主要有发表在解放前《微妙声》、《北平佛教会月刊》、《佛学月刊》、《同愿》等刊物上的文章，解放后发表在《现代佛学》上的一些文章，以及一些未发表的论著。2004年，中华书局准备在《周叔迦佛学论著集》的基础上，增补成《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

周家祖籍在安徽，宗谱记载家族始祖为“东周君鸠牧”，世代为官，周家第34世祖周访任唐高宗时“中丞”，是为了逃避女皇帝武而迁到安徽婺源（今已划归江西），后迁安徽建德（即秋浦县）。
周家的第四代、第五代则大都转向教育界，其中大学教授之数足能办一所大学。著名的就有周一良、周绍良，北京大学教授；周以良，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周杲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周与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可以这样为周家总结：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经商，第三代人因时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四代几乎全是大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啊！太让人惊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