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沈从文、巴金故居（福山路3号）

福山路上的名人故居——沈从文、巴金故居（福山路3号）

       青岛的名人故居大多大门紧锁，只能从门缝一窥究竟。福山路的东端是沈从文青岛旧居——福山路3号。沈从文1933年离青去北平。解放后他三次重来青岛，分别住嘉峪关路、黄海路疗养院及中山路招待所。1984年拟再来青岛，后因病未果。

       故居是一座3层小楼，临海而立，花岗岩立面，融合了德式日式两种风格，看上去颇是幽静雅致。这便是沈从文故居。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前来任教，便住在这里。这时青岛大学为教师在福山路新建的一座宿舍楼刚刚建成，建筑瓦砾尚未清除完。沈从文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谈到：“房屋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载好，只在甬道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新月》杂志的主编叶公超来青岛，曾为他在楼前拍摄了一张照片。他说，这座小楼住着12个人，沈从文是讲师，有单独的房间。岁月流转，如今沈从文早已故去，但这座优美的欧式小楼，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一幢优美的欧式小楼曲曲折折，通过石阶可以进入院内，再通过石阶才能进入居室，到了窗口就可以望见明朗阳光下随时变换颜色的海面和天光云影了。他感慨地说：“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一到海边，就觉得身心舒适，每天只睡3小时，精神特旺健。”他还在给鲁海先生的信中进行如此诗意的描绘：“我到时，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栽好，到处是瓦砾，只在人行甬道两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型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

       在这个宿舍，沈从文还曾经写过这样轻松的文字：“白色的小艇，支持了白色三角小篷，出了停顿小艇的平坞后，向作宝石蓝颜色放光的海面滑去。风是极清和温柔的，海浪轻轻的拍着船头船舷，船身侧向一边，轻盈的如同一只掠水的燕子。”实际上，这样的风景，从沈的宿舍到下面的海滩，到处可以看见。在小说《若墨医生》里面，沈还告诉他的读者说，“青岛地方的五月六月天气是那么好，各处地方是绿荫荫的。各处是不知名的花，天上的云同海中的水时时刻刻在变幻各种颜色，还有那种清柔的，微涩的，使人皮肤润泽，眼目光辉，感情活泼，灵魂柔软的流动空气......”
       那时的沈从文正处而立盛年，又有青岛大学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使他在教书、创作和恋爱生活等多方面获得了丰收。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早年便从湘西小城到了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以其智慧、灵性和勤奋，20年代末已是知名作家。1929年，沈从文在上海公学教书，认识了他的女学生张兆和，开始了对张兆和的追求和恋爱。沈从文的许多作品发表于《新月》刊物，与徐志摩等有深厚友谊。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建校，文科教师中几乎全是“新月派”人物，包括梁实秋、闻一多、方令孺、孙大雨、陈梦家等，正如鲁迅所说，是“新月派”的天下。沈从文觉得只靠写作的稿酬还难以维持生活，在徐志摩介绍下，青岛大学聘沈从文为中文系讲师，沈1931年来到青岛。这时青岛大学为教师在福山路（今3号）新建的一座宿舍楼刚刚建成，建筑瓦砾尚未清除完。沈从文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谈到：“房屋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载好，只在甬道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新月》杂志的主编叶公超来青岛，曾为他在楼前拍摄了一张照片。他说，这座小楼住着12个人，沈从文是讲师，有单独的房间。
       沈从文在学校里讲授小说史、散文写作等课程，他在上海公学讲课时，因缺少经验效果不是很好，而在青岛大学已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同学们认为，他讲课没有程式，很诚恳，受益匪浅，终生受用。当时大学中文系学生大多研究古汉语、古典文学，也有极少数喜欢新文学的，他们拿着习作到福山路沈从文寓中请教，沈从文都给予具体指导。沈从文在北平时住的房子既狭小又潮湿，他自题为“窄而霉斋”，青岛福山路住所位于八关山麓，前瞰大海，既不“窄”又不“霉”，因而心情很好，他的业余时间全用来写作。他说：“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明朗华丽的海边。海天那么宽阔，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又说：“大约因为先天性供血不足，一到海边，就觉得身心舒适，每天只睡三小时，精神特别旺盛。……在青岛期间，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沈从文因自己没上过什么学，因此对自己小九妹沈岳萌的学习非常重视，他来青岛后，岳萌也转来青岛大学就读于外文系。在巴金的鼓励下，1932年暑假沈从文去苏州看望张兆和，并向张兆和求婚。张兆和后来到青岛大学图书馆做了管理员，与李云鹤（江青）成了图书馆的同事。沈从文在青岛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三部人物传记：《从文自传》、《记丁玲》、《记胡也频》和《月下小景》等二十多篇中、短篇小说，还有《论徐志摩的诗》等十几篇。
       中篇小说《三个女性》以青岛为背景，是为大海和美丽女子所写的抒情诗，三个女子中，蒲静以丁玲为原型，黑凤以张兆和为原型，仪青以其九妹沈岳萌为原型。虽然实际上丁玲1930年来青岛时，沈从文还未来青岛。三个女性的人生观不同，但争论“在和煦的海风中吹拂、溶化了”。短篇小说《风子》也是以青岛为背景，也以岳萌为影子。
       沈从文喜欢崂山，先后六次去游崂山，有一次在山中住了许多天，他见到崂山九水的清纯少女联想到家乡湘西少女，便构思酝酿了一篇小说，1933年离青去北平后才写成，这就是他的代表作《边城》。《边城》在香港拍为电影时，导演恰也是钟情崂山的青岛人严俊（原青岛“铁中”的学生）。在北平，沈从文还创作了以青岛大学教授为原型的小说《八骏图》。
　　沈从文重感情、重友情。1932年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失事罹难，时在青岛的他连夜去济南为徐志摩料理后事。
       作家陈翔鹤是他的好朋友，那时在青岛市立中学（今香港西路）教书，因工作、爱情等方面问题十分苦闷。几乎每天夜晚，他们二人在中山公园小西湖的亭子里谈心，直到深夜，沈从文把陈翔鹤送回公园以东的市立中学，自己再走回公园以西的福山路寓所埋头写作。
       卞之琳当时已发表许多诗歌，为了出一本诗集来青岛求助于沈从文。沈从文立即应允给予资助，使卞之琳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三秋草》。卞之琳说，我看到他抽屉里有“当票”。张兆和为沈从文洗衣服时发现，为了帮卞之琳出版诗集，他当了一枚戒指。
　　沈从文1933年离青去北平。解放后他三次重来青岛，分别住嘉峪关路、黄海路疗养院及中山路招待所。1984年拟再来青岛，后因病未果。
       沈从文早年卖文为生，生活清贫，1932年他到上海将一部分作品送给了巴金，巴金为他出版了小说集《虎雏》。他邀巴金到青岛做客，巴金迟迟未能成行。
　　巴金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说：“夏天来了。我的房间里热得跟蒸笼里差不多。我的心像炭一样燃烧起来，……在这时候我却忘掉一切地把头俯在那张破旧的书桌上。”在他终于写完长篇小说《雨》以后“才开始我渴望了许久的北方的旅行。住在青岛一个朋友的山中宿舍里”。这个朋友便是沈从文，“山中宿舍”是青岛大学为单身教师在八关山麓建的宿舍。这里地势很高，推开窗扉，面前便展现出葱郁的汇泉和碧波荡漾的汇泉湾。
巴金说，沈从文没读过什么书，他的写作全是自学的成果，徐志摩介绍他到青岛大学任教，他十分珍惜，但仍利用晚上来写作。沈从文兄妹陪巴金游览青岛，从汇泉炮台经俄国公爵别墅（今花石楼）到太平角。在江苏路基督教堂的台阶上谈天说地。巴金羡慕沈从文兄妹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

       与那时候大多数名人一样，沈从文在青岛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就是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却对沈从文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青岛，沈从文不仅收获了爱情与友谊，创作也日趋成熟，写了《八骏图》等几十篇作品。在与岛城文史专家鲁海老先生的通信中，沈从文说“解放后到其他城市度夏，总觉得不如青岛”。

       一生最好的时光在青岛

       沈从文说“在青岛那两年中，正是我一生精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自传》、《月下小景》，其他许多短篇是这时写的，返京以后着手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岛。”两年间，他陆续写出了几十篇作品，其中包括三篇传记：《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和《从文自传》。小说方面，尤以《八骏图》为代表，写的是八位教授的故事，基本情节就出自他所居住的福山路3号教授宿舍，表现了道德形象与世俗情欲的冲突。在青岛，沈从文收获了爱情、友情，也收获了才情，“所以，他说自己这一生最爱青岛，大概是真的，并没有恭维。”在青岛，他的作品达到成熟。

       他在以后回忆这段创作生活时写道：“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
       沈从文曾在作品中说：云南的云变化最快；河北的云是一片黄；湖湘的云是一片灰；四川因高山将云分割又加浓……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上的云应当首屈一指。”  先生进一步描绘说，“有时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天空如展开一张张图案新奇的锦毯。有时素净纯洁，天空只见一片绿玉，别无它物，看起来令人起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有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的狂想和梦想，海市蜃楼即在这天空下显现。”

       1933年夏天，在崂山带着大海潮湿气味和草木香味的微风里，沈从文遇到了一个如花的女孩，女孩穿着白色孝服从河里舀了一舀水，摆船走了。 此情此景突然勾起了他17年前在湘西县城里看到的那个温柔的姑娘，两个女孩就这样叠合着存在了他的心中，后来便成了他的不朽名著《边城》中的翠翠。

       沈从文曾六次爬崂山

       据鲁海统计，沈从文在青岛期间，曾经六次爬崂山，留下深刻印象。

       青岛文史爱好者宋立嘉写有《沈从文和崂山》一文，对沈从文第一次爬崂山有详细记载。第一次是从仰口景区进的山。同行的有杨振声及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诸先生。他们从仰口下车后，就开始爬山。当时，这座山当地人叫猪头峰，因为形似硕大的猪头在山顶仰头北望。到了一个山梁，见一处石刻，上写大字“海天一览”，几位文人还研究一番。

       休息一会儿，开始向“三步紧”景观出发。穿石隙，钻山洞，时而穿行在乱石杂草之中，时而驻足欣赏身边美丽的风景，拼尽力气才爬到三步紧处。原来是一个天梯，名曰“神仙梯”。在爬三步到达山巅“会仙台”，沈从文抓牢岩石探头望，陶醉其中。从“三步紧”下山，就是白云洞，道长邹全阳带领众道土在门前迎候，安排他们在贮云轩住下。洗了一把脸，外面已经高喊“在青龙阁喝茶”。水是泉水，在白云洞西门外一泉打来，茶是竹茶，喝上一口，果然不俗。不一会儿工夫，道家饭已经摆上，全是些山中特产，有拳头菜、天母菜、粗粮做成的面食，几个人是狼吞虎咽。只是可惜没有酒助兴。这一次，他们一住6天，要不是杨振声催着回去，真要在山里住下去。

       翠翠有崂山姑娘的影子

       第二天，他们先去明道观，然后上了棋盘石。在山间的小道上，有德文路标，上面标明前方的路程和名称，文人们围着看了半天。后来沈从文写道：“我曾先后去过几次崂山……以棋盘石、白云洞两地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两次上白云洞，都是由海边从山口小路一直爬上，这两次在‘三步紧’临海峭壁上看海，见海鸟飞翔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从松树丛中翻过岩石的情景，如在眼前。”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因勤劳善良，以及悲伤的结局，让读者产生拂之不去的忧伤。但写《边城》时，沈从文才31岁，正值与张兆和新婚不久，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部忧伤的小说呢？翠翠这个人物的原型，究竟是谁？

       沈从文在1946年的散文《水云》中论及《边城》时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连朋友刘西渭也“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

       刘继业在《文本之外的<边城>》一文中，提出了翠翠的三个来源：在《湘行散记》一书的《老伴》一文中，沈从文交代翠翠来自十七年前当兵时在泸溪县一个绒线铺里的女孩子。他对这女孩印象极好，却没有勇气表白。

       翠翠的第二个来源，是1933年和张兆和一起，在青岛崂山溪边洗手时，看见的对岸一个穿着孝服报庙的姑娘。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湘行书简》中有所提及，却没有像《湘行散记》中交代绒线铺女孩那样详细。在这里，也许只是一种让他难以忘却的美感动着他。

       第三个来源是妻子张兆和。在《水云》中，沈从文说：“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

       或许，沈从文通过将这三个年轻女性形象糅合在一起的写法，将得到和无法得到的情感与美，在想象里调和成自己心灵深处的安慰。

       江青说最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

       据青岛市档案馆编辑研究处处长孙保锋介绍，沈从文1931年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有一位女学生很特殊，她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夫人”的江青。那时，她叫李云鹤，只有17岁。

       江青到青岛大学要比沈从文早一点：“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对于此前的生活，江青毫不讳言地说她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穿得破旧、穷。但这个从诸城乡下走出来的女孩子，改变命运的愿望极其强烈。她喜欢演戏，喜欢抛头露面。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每月只有30元的图书管理员（当时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的月薪是400元），所以工作之余她就到处旁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曾向戏剧家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是她的处女作。当然最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小说。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维特克回忆时不无夸张地说：“我的小说全班第一。”教她小说的，是沈从文。
       那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开两门课：《中国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他的教法很特别，没有讲义，只是即兴的漫谈，凭直觉说话，类似聊天，而且从不引经据典。他教学生创作，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是：要贴着人物写，很多学生不理解。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
       沈从文是动手不动口。他的长处不在讲，而在改。他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大用的词：耐烦。对自己的文章，他耐烦改。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改的痕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对学生的习作，更是百改不厌。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常常比作文本身还长。同辈作家巴金等人都对沈从文“文章不厌百回改”的精神印象极为深刻。江青有一定的文才，沈从文比较赏识，因此要她每周写一篇文章，给她仔仔细细地修改，一处一处地解释。任何有类似经验的人都知道，沈从文的这种教法，对提高写作能力有相当的实际效用。在惟一而短暂的大学生涯中，江青能遇到沈从文，受知受教，可谓得益终身。
       沈从文离开青岛后一年，江青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催命符》、《拜金丈夫》、《为自由而战牺牲》等小说、散文、评论频频见于报刊。沈从文是很希望江青走上文学之路的。出身于蛮荒湘西且自学成才的沈从文，对于后辈无私奖掖全力扶持的一片赤诚，应该曾经让来自诸城乡下的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生江青十分感动。为了表达这种感激，江青甚至要给沈从文织一件毛衣。四十年后，江青曾对《红都女皇》的作者维特克说，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
       1949年后，沈从文和江青的命运走向两个极端。沈从文被定性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是“粉红色的作家”。夏志清教授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曾惊叹沈从文的独特风格。而当时沈从文正在湖北双溪下放劳动，养鸡，种菜。“文革”初起，有人知道沈从文是江青的老师，就劝他给江青写信，改变一下处境，被沈从文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1973年，江青特意安排沈从文到人民大会堂看演出，沈从文却“不知趣”地坐在角落里。于是，这段应该颇具戏剧性的师生见面，就这么没了下文。当时像章伯钧这些高层人士，都知道沈江的师生关系，可沈从文却从来不提。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也看不到江青这个名字。沈曾有一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后来，这句话刻在了沈从文的故乡和长眠之地凤凰的巨石上。

       沈从文与擦肩而过的诺贝尔文学奖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一位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著名作家。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二十多年间，写了各类作品600多篇，辑成集子64种。他有着丰富的曲折的经历，这给他的创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解放后，由于多种原因，沈从文自觉不自觉地退避了文学，在文学方面，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了。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作家，第一个为他写传的是一个外国人，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金介甫，这多多少少有点讽刺意味。在《沈从文传》（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全译本跋”中，有一段关于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记叙：
       80年代沈曾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推荐工作是异常严肃的。在沈的西南联大学生钟开莱教授的倡议下，我邀集了夏志清、许芥昱、德国的马汉茂等在1982年联合向瑞典科学院提出推荐，别的人则单独推荐，同时钟开莱还联络瑞典友人和美国知名作家参加推荐。1983年和1984年，我收到瑞典科学院信，邀请我提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自然向他们正式提出沈从文。这也说明科学院方面有意考虑沈。1985年我的朋友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马悦然成为科学院委员，而他是学院中唯一的汉学家。我还要指出，马悦然教授此后数年间把沈的作品译成瑞典文，这是科学院最通用的语言。……
       沈从文最终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是，金介甫的这段话至少说明沈从文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实力获得该奖的一位，其文学实力也由此可知，因为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并不多。
沈从文没能获奖，原因是多方面的。金介甫也进行了分析。首先，诺贝尔文学奖“竞争激烈”，这是事实。其次，“沈的杰作译成外文的不多”，在外国，除了极少的所谓汉学家知道沈从文这个名字和读过他的作品外，并没有很多人能对他有所了解。再次，“何况他多年末从事创作”。当然，可能还有许多其它的原因。
       沈从文的绝大数作品，特别是文艺作品，都是在1924～1949年间创作的，建国后，他基本上与文学创作“绝缘”了。建国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他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考古研究者”的形象。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假设一下，假设沈从文在建国后，仍然能够进行相对自由的创作，我想，他的文学创作，至少是其中的数量，那情景是让人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那时他还不足50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作家来讲，那也正是风格成熟创作旺盛的时期，更何况对于一向惜时如金的沈从文。
       对文学的退避，一头扎进“历史的瓦砾堆里”，凭着他的功底和勤奋，他也着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出版了《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著，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极不容易的，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古文化研究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都已是不简单的了，更何况对于一个“半路出家”者，又是在那样极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氛围中。我们在敬佩之余，又不能不替他不得已割断与文学的联系而深深地遗憾。一个人被迫离开他所钟爱的事业，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在沈从文的心灵深处，他始终没有忘记给他带来荣誉和希望的文学，那种重新提笔的“冲动”，也是时时在他胸中涌动的。这一点，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有一段描叙，他说：“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的手中的笔，也必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轻！”但是，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把他的这“重新提笔”的希望浇灭了。

       沈从文的从容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泰斗级的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一度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屡被批斗，每天在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所，还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改造……对于苦难，沈先生没有沉沦，而是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表现出了一代大师的潇洒情怀。
       有一回，造反派们组织批斗会批斗沈从文，在一张纸上写了 “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用糨糊贴在他的背上。批斗会开完以后，沈从文从背上揭下那张标语，仔细地看了一遍。事后，他对人说：“那人的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造反派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文学老人来说，这真的是一种侮辱，但沈从文对此却很看得开，他幽默地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一个叫双溪的地方从事劳动，在那样凄苦的境遇下，沈从文却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
       有一天，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走过一个小胡同，胡同边有一个厕所，当时厕所里有一个人边上厕所边吹笛子，沈从文听后对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还有一回，沈从文和黄永玉在一个胡同里相遇，那时正是 “文革”高潮，彼此不能说话，互相看了一眼就匆匆而过，这时，黄永玉听到沈从文头也不回地说：“要从容啊！”
       从容是一种超然的心态，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和气度，面对风雨，岿然不动；风云在握，宠辱不惊；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拥有了这种心态，就能在风云变幻中保持一份淡定和超然，以博大的心胸面对诸多的人生苦难，让生命拥有风雨后的绚烂，活出一份精彩来。

       青岛的海水，滋润了沈从文的创作之花；青岛的海风，吹开了沈从文的爱情之花。当我们把“凤凰”、“边城”与沈从文联系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座美丽的岛城，曾经是沈从文的精神高地。
       1933年夏，杨振声辞去青大校长职，不久沈从文也辞职去了北平，随杨振声一起编写教育部委托的中小学教科书。一同编书的还有朱自清、吴晗等。沈从文早年的教书生活就此结束。

       巴金与青岛 

       我常说我是靠朋友生活的。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又多了一点点光彩。我有时禁不住问自己，假如我没有那么多朋友，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可怜的人？我自己也不敢给一个回答。

——巴金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 1904年 11月生于四川成都，从事文学创作 70余年，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的文学名著《家》、《春》、《秋》、《雾》、《雨》、《电》等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拥有崇高的地位。此外，巴金先生还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并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推出了一大批文学精品。

       在青为《砂丁》写序

       巴金与青岛结缘是在1932年。他说：“ 1932年，我来到青岛一个朋友山上的宿舍，在这里创作了《爱》和为《砂丁》写了序。”他所提到的“山”，就是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内的八关山；“朋友”，就是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文学家沈从文；“宿舍”，就是福山路 3号的国立青岛大学校舍中沈从文的住所。

       《砂丁》是巴金的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巴金根据听来的关于云南个旧锡矿矿工生活的故事写了这部作品。“砂丁”，是矿山里没有人身自由、可以任意打杀的矿工。小说中，年轻的王升义为了给爱人银姐赎身，以一块银元的代价将自己卖到“死城”当了“砂丁”。在一次事故中他和许多工人都死在矿下，而银姐还眼巴巴地盼望着他归来……

       受沈从文之邀来青

       巴金之所以来青岛，得从 1932年夏天与沈从文相识说起。这年夏天，巴金住在上海环龙路他舅舅家。一天，来上海组稿的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择造访巴金。和他同来的一位陌生客人，就是沈从文。

       当时，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国文系任讲师，他利用暑假时间，到上海联系书稿的出版问题，转道去苏州看望他的恋人张兆和。在青岛，沈从文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初次见面，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巴金对沈从文并不陌生，在认识之前，曾读过他的小说，并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

       相识后，巴金陪沈从文到闸北新中国书局，通过巴金所认识的那位出版家，沈从文卖掉了短篇小说集《虎雏》手稿，得到了一笔稿费。他想利用这笔稿费，买一些礼品带给张兆和。巴金亲自帮他选了一套中外文学名著，又买了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小鸟。临行前，沈从文真诚地邀请巴金去青岛。就这样,1932年9月,巴金推迟了去北平的行期,如约来到了青岛。在动身前,巴金写信通知了沈。沈果然把自己的宿舍让给了巴金住,自己去学校另外找了个地方栖身。国立青岛大学分配给沈居住的宿舍,是距学校不远的青岛市福山路3号。

       青岛小住结交挚友

       在青岛，巴金过得很愉快，很随便，好像他和沈从文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沈从文将他那间屋子让给巴金住，巴金由此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沈从文时常去看望他，二人有话就谈，无话便沉默。巴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沈从文便鼓励他，还给巴金讲了他第一次登台讲课时的情形。

    巴金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后，前往北京。临行前，沈从文把他在北京的两位朋友介绍给巴金。巴金虽然在青岛只住了短短 7天，但他文思泉涌，为青岛的人文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巴金的记忆中,逗留青岛的那几天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1932年,中山公园的樱花树早已长大,樱花树下散步的体验,被不止一位客居的作家提及。巴金写的文章,应该是短篇小说《爱》和中篇小说《砂丁》的序言。在巴金的大量作品中间,它们后来很少被人注意到。末尾特别注明“一九三二年九月巴金在青岛”的《砂丁》序中指出,这是“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是“忙迫”中的产物。在序中,作者希望朋友们理解他的忧郁、愤怒和绝望。作者说,“希望永远立在我们的前面,就在阴云掩蔽了全个天空的时候,我也不会悲观的”。在沈的宿舍写完序言4个月后,巴金的《砂丁》在开明书店出版。

　　沈从文的学校离宿舍仅有10分钟的路,在巴金的印象中,沈有空就来找他,他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两人好像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巴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沈从文便鼓励他,还给巴金讲了他第一次登台讲课时的情形。　
　　巴金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后,前往北京。临行前,沈从文把他在北京的两位朋友介绍给巴金。一位姓程，在城里工作，业余搞点翻译；一位姓夏，在燕京大学教书。果然，只说是沈从文介绍的，他们就待巴金十分亲切。他们和巴金谈文学，更多的则是谈沈从文，对沈非常关心。一年后巴金再到北平，还去燕大夏的宿舍里住了十几天，写完了中篇小说《电》。巴金说，以后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沈从文的朋友，他注意到，他们对沈都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1988年惊悉沈从文病逝，巴金满怀悲伤地写下了名为《怀念从文》的纪念文章，回忆了二人多年交往的深情，也回忆了在青岛小住的那段日子。他在给沈从文的唁电中，这样写道：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同年的9月30日，“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老死”的巴金，觉得“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他对火化前“像熟睡一般”平静的沈从文，表示出了羡慕。但是，他也知道，“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这个终于在2005年的10月17日晚上“和老友见面”了的老人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资料来源于网络）

——201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