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弘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一片甲骨惊天下
先来张中国文字博物馆全景照。相机的角度怎么也照不下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恢弘与大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7月12日下午，我们从郑州来到了安阳。把老公扔在高速出口，我和儿子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魂牵梦绕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这里不收费，门票登记即可。有了二七纪念馆的经验，下车时换上了凉鞋，带了披肩，到换票处一看，果不出所料,嘿嘿......这里守门的都是武警，但他们守门的时候眼睛一律往下看：看你穿什么鞋。不禁想：幸亏中国恐怖分子少，这样的检查，只要穿着凉鞋，什么都能带得进去呀！！！
中国文字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Writing）位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文化历史名城、甲骨文发现地——中国河南省安阳市，在行政东区中轴线北端，中国文字博物馆是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博物馆。是一组具有现代建筑风格和殷商宫廷风韵的后现代派建筑群，由字坊、广场、主体馆、仓颉馆、科普馆、研究中心、交流中心等建筑组成，总占地143亩，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专题博物馆。是“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作为我国第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入藏文物4123件，其中一级文物305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自项目启动以来，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07年11月29日，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用地81.76亩，建筑面积22700平方米，包括字坊、广场、主体馆等。2009年11月16日正式开馆。
2001年，郑州大学古文字学家王蕴智给时任河南省长李克强写信提议建设一座文字博物馆，得到省政府的同意，安阳开始酝酿筹建文字博物馆。
2002年8月14日，李克强建议文字博物馆建设尽快立项，并作为河南省的重点项目给予支持，安阳文字博物馆筹建工作全面开始。
2003年10月22日，李长春建议将安阳文字博物馆建设成为国家级的博物馆。
2005年11月12日，中国国务院以《关于安阳文字博物馆冠名问题的复函》回复河南省政府，批准在安阳建设的文字博物馆名称可定为“河南中国文字博物馆”。
2007年10月20日，中国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河南中国文字博物馆更名的函》，批示拟建的河南中国文字博物馆更名为中国文字博物馆。
2009年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正式开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设计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会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杨鸿勋教授，设计理念按照“后现代”理论进行设计，设计方案、造型包含了殷商时期的高级宫殿建筑形象的基本要素，采用殷商时期的饕餮纹、蟠螭纹图案浮雕金顶，引起殷商宫殿“四阿重屋”联想，并采用红黑图案的雕墙和雕柱，以产生殷商文化辉煌的装饰艺术效果。其造型定位采取殷商甲骨文、金文所概括的最富有哲理、最经典、最神圣的建筑形象——象形文字的“墉”字进行设计，整体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风格。
中国文字博物馆门前屹立着高大的字坊。字坊高18.8米，宽10米，取甲骨文、金文中“字”字之形。
主题：中国文字博物馆以世界文字为背景，以汉字为主干，以少数民族文字为重要组成部分，以详实的资料、严谨的布局、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字、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同时，以古汉字符号为独特视角，反映东方华夏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具有普及性和学术型双重使命。建成后的文字博物馆通过文物陈列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展示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以及华夏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同时，坚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三贴近原则，增强参与性、趣味性、互动性，兼顾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努力使中国文字博物馆成为汉字文化科普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并成为汉字文化研究中心乃至国际性的文化交流中心。
博物馆正门口，两只金色的“玄鸟”各立一边，造型奇特而夸张。这里蕴含一个叫做玄鸟生商的传说：黄河下游一个古老的夷人部落里，相传有娀氏女简狄与二女沐浴，天上“玄鸟”产卵，简狄取而吞食，因而怀孕生契，契即为商人始祖。为此，商朝人尤其崇拜玄鸟。
陈列布展：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将以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文化史为主线，以历代出土的文字载体、文物为支撑，以文字书法艺术为融贯，以文字的传播应用为主体，将文字历史、现代和未来汇聚一堂。其陈列语言注重历史性、艺术性、科普性、趣味性为一体，将以诗化的艺术手法，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形象地解释各种文字发生、发展、传播的科学原理和背后的故事，生动地阐述中国文字的历史源流与现代价值，使每个参观者随着中国文字的发展而前行，感受几千年的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文字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字博物馆整个陈展体系包括，序厅、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临时展览。序厅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概览和世界各文字、文明的对比；基本陈列的第一部分是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第二部分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第三部分是印刷术和信息时代；专题展为甲骨文与安阳；临时展览包括，故宫博物院馆藏历代书法展和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藏民族文字文物精品展。整体布展坚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三贴近原则，兼顾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普及性和学术型双重使命，强调参与性、趣味性、互动性，努力将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成为汉字文化科普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汉字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性的文化交流中心。
通向展馆的主干道两旁，是中国文物学会青铜修复委员会委员、殷商青铜工艺研究所所长兼总工赵干民制作的、由28片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甲骨片组成的碑林，隐含了殷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这批甲骨文精品大都来自《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和《花园庄东地甲骨》，最大尺寸高达1.4米、宽0.9米，总重量3吨，青铜甲骨片背面则为这些甲骨卜辞的释义。同时，28片向上天卜问吉凶祸福的甲骨片又代表着28星宿，象征人与自然密切相连，是我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文字是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中国文字博物馆作为一座全面反映、专题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字、文字历史、文字文明的专题博物馆，通过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反映中华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将对我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传承和保护、研究和发扬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整体建筑外形似象形文字的“墉”字，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主体馆高32.5米。主体建筑采用殷商时期的浮雕金顶，展现殷商宫殿“四阿重屋”的特征，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字文化内涵，也显示了文字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前厅：这是入馆参观的过渡空间。“中国文字博物馆”几个大字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中国文字博物馆题写。背景上的文字随机选自《康熙字典》，体现汉字的博大精深。
在这里可以请讲解员，一个半小时150元。也有语音讲解，押金300，租金30，只能使用3个小时。正在犹豫时，儿子戳了戳我，说：语音讲解吧，就你这个速度......果不出儿子预料，3个小时，我还真没走出这座知识渊博的博物馆......
气派的展馆序厅：序厅共有四面浮雕。四块浮雕的内容浓缩了中国文字的概况，表现了中国文字的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浮雕旁边的天然石材有竖向的凹槽，远远看去，好似古代的竹简。黑白灰的颜色搭配也象征着中国的水墨书法。
北面表现中国文字载体发展史。最上面的是史前陶文。往下依次是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最下方是书写在纸张上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反映了汉字从陶器刻画、甲骨契镂、到铸于铜、勒于石，最终发展到纸张书写的历程。
西面浮雕集中表现各少数民族文字，选择的是主要少数民族的比较典型的吉祥话语。有蒙文、藏文、维文、壮文。还有一些现在不再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
东面浮雕表现汉字字体演变的一个轮廓，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书法史的缩影。南面浮雕表现的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我们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
房顶上的苍穹代表了天空，周围的灯饰象征着天空中闪烁的星星。
一楼专题展厅：一片甲骨惊天下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河流域的原始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共同形成了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唯有中国的甲骨文穿越时空，至今仍在使用并且充满活力。
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并最早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这里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约13万片刻辞甲骨，记录了商王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科学等多方面的信息，为研究商代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甲骨文记录了这个王朝许多早已被时间湮没的故事，已经成为古今安阳的符号。
甲骨文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早在清朝末年，安阳殷墟小屯还是一片农田，小屯村民在这里耕种的时侯，经常能从泥土中刨出一些骨片，被人们当作中药“龙骨”卖到药店里。1899年，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买药时，发现中药“龙骨”上有些奇怪的刻划符号。经过仔细的研究，王懿荣认为“龙骨”上的这些刻划符号是商王朝的文字。他的发现后来得到学术界确认。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因而被称为甲骨文。王懿荣先生因此被为“甲骨文之父”。
一、王懿荣(1845——1900年)：字正儒，一字廉生，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中国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人士。光绪六年(一八八○年)进士，以翰林擢侍读，官至祭酒，《清史稿》有传。 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幼承家学，6岁入古现村王氏家塾，15岁随父进京。他聪颖勤奋，泛涉书史，有过目不忘之誉。青年时代，性“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潜心于金石之学。为搜求文物古籍，足迹遍及鲁、冀、陕、豫、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曾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学者潘祖荫、吴大赝等人，同他们共同切磋琢磨，撰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等书，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 王懿荣1880年(光绪六年)中进士，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光绪二十年)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其为“太学师”。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并将其时代断为商代。此举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他与翁同龢、潘祖荫等藏书家以博学并称。嗜收藏，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珍藏，往来于大江南北，访书之勤，购书之艰，使他作有
“典衣还惹群书债，折券时蒙小贾羞”的诗句。所藏稿本甚多，如《王渔洋诗稿》、《池北偶谈》原稿等。叶昌炽曾观其所藏，叹其“鉴别之精，近时收藏家无以过矣”。建造有“天壤阁”、“海上精舍”、“天绘阁”等藏书处，共占地3
800平米，整个建筑设计精巧，精工雕琢，其制式与规模堪与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相媲美。藏书中不乏宋元刊本，以宋刻《汉书》为最珍贵。藏书印有“翰林供奉”、“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印”、“廉生登来”、“慈圣御赐，多受福祉”、“海上精舍藏本”、“小莲花室”、“天绘阁”、“湛华阁藏书印”等10数枚。
他敬仰民族英雄戚继光。1888年(光绪十四年)重印了戚继光的《止止堂集》，并为作序。1894年(光绪二十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忧心如焚，要求回乡办团练御敌获准，便迅速赶赴济南会同山东巡抚商酌防务，继又赴登州(今蓬莱市)周览形势，组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团练。正当他准备率团迎击敌人时，李鸿章却已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壮志未酬，忿然写下七绝《偶感》一首：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
随后，他变卖家产，缴还国家饷银，遣散抗日将士。山东巡抚馈以千金，他分文不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受命于危难之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7月20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他率团练奋勇抵抗，寡难敌众，不愿为亡国奴，遂书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偕继室谢夫人、长媳张夫人，从容投井殉国，时年55岁。
成就：著有《汉石存目》二卷、《南北朝存石目》八卷、《天壤阁杂记》一卷、《翠墨园语》等书。王氏富藏古玺印，其后人辑录复刊本《福山王氏劫余印存》一册，殆庚子之役藏印散失后仅存者。胡厚宣所著《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说，王懿荣于一八九九年首先发现甲骨刻辞，并断为是古代文字，是我国第一代甲骨学家。王懿荣又以精研古币见称，与钱币名家鲍康(鲍子年)、李佐贤(李竹朋)、杨继震(杨幼云)、潘祖荫(潘伯寅)、胡义赞(胡石查)、吴大澄(吴清卿)，以及稍后之刘鹗(刘铁云)、罗振玉(罗叔蕴)诸人多有过从。据罗振玉《俑庐日札》称，王氏殁后，所藏钱币为刘鹗所得。其钱币学方面著述，已刊行的仅有神州国光社版《古泉精选》一卷。
一片甲骨惊天：清代末年的北京，已是风雨飘摇。坐落在东城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里，这所国家皇家大学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八旗子弟们，昏昏噩噩地花天酒地，全不把学业当一回事。1894年7月16日，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王懿荣受命来到国子监，担任这里的最高长官“祭酒”。
王懿荣祖籍山东福山，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曾受到皇帝的嘉奖，赏戴蓝翎，加员外郎衔。王懿荣一生坎坷艰难，他的妻子为此常感到愁苦凄惨，不幸早逝。王懿荣任祭酒后，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说：
碧桃花下清明节，底事家书惯不来。昨梦乘风破浪去，满山灯火是烟台。
此诗表现了他不恋官位、热爱桑梓之情的真切。1895年初，日本攻占朝鲜之后，又出兵我国东北。后来，日军又在山东荣成登陆直逼威海卫军港的北洋海军。刚任国子监祭酒半年的王懿荣上奏皇帝，请求回山东老家操办团练。迎击日本侵略者。在山东莱阳，友人赠送给王懿荣一把当年抗倭英雄戚继光用过的宝刀。戚继光也是山东人，他带领的“戚家军”勇猛顽强，成为明代抗倭的主力军。戚继光用过的宝刀薄如纸光如水，上面刻有“万历十年，登州戚氏”的款识。王懿荣得了宝刀之后，曾写过一首《偶感》：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更犹闻匣剑鸣。
他亲自到第一线调查地形，构筑堡垒，决心把日军赶到东海里。
王懿荣学识渊博，对金石、版本、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他酷爱文物，为搜求散失在民间的古物几乎花尽了俸禄。有时手头紧张，他把妻子的嫁妆都拿去典卖了。他在一首自嘲诗中写到：
廿年冷臣意萧然，好古成魔力最坚。隆福寺归夸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
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
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轻。京城里一位深谙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家人马上就去中药店取。药取回来，家人在伙房用砂锅细细地煎，王懿荣捏着药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走着走着，他的步子停下来。原来，药方上一味中药吸引住了他的目光：龙骨？怎么还有一味药叫龙骨呢？他想去看个究竟，脚刚一迈出门槛，家人端着煎好的汤药进屋里来了。王懿荣问：“药渣呢？”家人一听这莫名其妙的问话就随口答道：倒了。王懿荣认真地说：下次一定要留下！家人糊糊涂涂地答应下来。王懿荣的病一阵好一阵坏的，过了几天，他又想起了龙骨的事，便不顾家人的劝阻，要去翻看药渣。自然，他是什么也没有见到，因为龙骨在药房里就已经捣碎了。终于，王懿荣让家人从药店买回了没有捣碎的龙骨。他翻看再三，摩挲良久。虽然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但他心上却打下了“龙骨”的深深的印象。
话分两头说。王懿荣是皇家大学国子监的祭酒，又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金石学家，加之他人品好，在京师学界颇有口碑。不少名流学士都愿意与他打交道。谁得了什么宝物，都想请他给鉴定鉴定，每每会学到不少的知识。来到北京的古董商大都知道王懿荣的名气，所以，有事没事的，也来请教一二。前面提到山东潍县的范维卿，偶尔也是王家的座上客。
这天，范维卿从河南安阳搜求了几样宝物，一到京城，就匆匆赶到王懿荣家。王懿荣这时候住在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座大院里。范维卿是王懿荣的山东同乡，一见面就又拉起了家常。问过家乡灾情，又打听了河南近况，范维卿这才掏出来自己带来的宝物。三件青铜小鼎一字排开，王懿荣一眼就辨出了真伪。范维卿不好意思地说：老爷，我可不是故意蒙你的！王懿荣微微一笑道：“你跑古董这么多年啦，也该学点鉴定方面的本领了。来，你看——”王懿荣一边指点，一边让他仔细分辨。王夫人这时走了进来，小声给王懿荣说了点什么。王懿荣面有难色：“有求夫人啦，先从你的嫁妆里给调剂点银两吧！”王懿荣把银两递给范维卿，范维卿执意不收。再三推辞，他总算收下了。又寒暄了几句，范维卿准备告辞了。他嘴里嗫嚅着说：“王老爷，我这次还带了点东西，不知有用没有？”范维卿一边说着，一边从褡裢里掏出那些白片片。他说：“这东西让您见笑了！老百姓叫它龙骨，我，我想，龙骨，大概就是龙的骨头，既然是龙的骨头，也该是很古很古的了吧！要是没有用，您就扔了吧！”
本来王懿荣因为吃中药就对龙骨有了点印象，这下，他又收到了大大小小的一包龙骨，心里高兴极了。入夜，他在灯下仔细琢磨这些龙骨，发现上面有许多刻画的小道道。他把大大小小的龙骨对到一起，竟然拼成了两三块龟版！他小心地擦去龟版上的泥土，刻画的道道更加清晰了。左右端详，苦思冥索，他一会儿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会儿又伏案查阅资料。莫非，莫非这是上古之人留下来的文字？他知道，相传之中，上古之人是十分崇尚鬼神的。闭目凝思，渐渐地，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华夏先民祭神的场景。
荒蛮的山野，身着树皮与粗麻编成的衣服，人们一步一叩地爬上山头。他们认为，只有站在高处，才能跟主宰世界的神离得近一点。一个长者威严地立在那儿，他指挥手下的人在垒一个祭台。几个奴隶一般的人笨拙地从山下运来几块稍显平整的石头。三块大石头靠在一起，又把一块更大的平板似的石头“杭育杭育”地放到那三块石头之上。长者走近祭台，使劲地用手推了推，看看祭台稳不稳。长者脸上露出了微笑。众人欢呼起来。长者一挥手，欢笑声停止了。人们纷纷从怀里掏出自己带来的供品。供品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一条羊腿、一块鹿肉、一包秫米或是精心制作的装饰品等。这时候，一只大铜鼎抬上来了，人们纷纷伏地，虔诚地拜叩。大鼎下面，火点着了，袅袅的烟火升腾起来，甚至几十里地以外都可以看见。一群年轻的男女嗷嗷地叫了几声，围着祭台和大鼎跳起舞来。跳舞的人为了让神能知道，就把土制的颜料抹在脸上。为首的一个，还戴上了面具。舞越跳越热烈，人们的情绪达到了顶峰。长者又一挥手，戛然而止，跳舞的人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仿佛成了雕塑一般。长者示意，一位巫师走到祭台前，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上古之时，巫师是十分受人尊敬的。大家认为，他可以在人、甚至于国王与上天之间建起一条通道，把天神的意图传达给人们。
今天这场祭祀的目的是为了部落的兴旺。他们希望这里的女人生下更多的孩子，祈祷天神带来许多许多的强壮的生产好手。巫师郑重地拿起一块龟版，从大鼎下燃烧的大火中取出一小块木炭。一个小巫把木炭放到一只铜盘里，跪着送到巫师跟前。巫师用一把青铜钳子夹住红红的木炭，对准龟版之上一个小坑烫去……龟版上冒出了一丝青烟。伏地长跪的人们中，有的偷偷地抬起眼来看看，马上又低下头去。巫师把龟版送给长者观看。长者翻过龟版来，细细地琢磨龟版上裂开的纹路。这可是种族繁衍的大事啊！
长者向巫师点点头，巫师张开双臂，高叫着舞向空中。人们从地上爬起来，也欢呼起来，舞蹈更急更快了。跳着跳着，青年男女跑向山脚的桑林之中，相互追逐，相互戏谑。不一会儿，一对对男女分开了，有的跑到他们约会的老地方，有的又跑到了更远的偏僻处，也有的一去再也不回来了……桑林之间，只留下靡靡之音在空中弥漫。
外面鸡打鸣了，王懿荣才从这上古的一幕中解脱出来。他从迷茫中理出了头绪，这龟版兽骨肯定是三代遗物。他不顾连日的疲劳，拿起放大镜又一头埋进研究之中。突然，他从字里行间看出来一点眉目：雨，这不就是“雨”字吗？多么形象的象形字啊！紧跟着，他又辨认出了“日、月、山、水”等字。天亮了，他高兴地冲出屋门，高声喊道：出来呀，大家快出来！我从骨头片子上找到字啦！他一边喊，一边顺手接过家人端过来的洗脸水，用手巾在地上大大地写下了一个他从骨头片子上读出的“雨”字，兴奋地问：你们说，这是什么字？大家正被他搞得一头雾水时，他又把脸盆里的水哗哗地朝天上撩出去……?，原来这是一个“雨”字呀！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连几天，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弄明白了上古之人是怎样占卜的。毫无疑问，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此后，他又从骨头片子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到此时，王懿荣的疑惑彻底解开了。王懿荣认定，这一定是早在篆籀之前的上古文字。他吩咐家人到北京各个大药房，专拣带字的龙骨买下。很快，王懿荣分辨出来哪些是龟版，哪些是牛的肩胛骨……同时，他从骨头片子上又认识了更多的字，读出了上古社会的许多湮没已久的秘密。
秋高气爽的北京，王懿荣府上高朋满座。这些被王懿荣邀请上门的京师著名的学界名流们，静静地等待着这位令人尊敬的国子监祭酒发布震惊天下的消息。一块块精心整理过的龟版、兽骨在他们手上传来传去，人们屏住呼吸，摩挲着3000多年前的“神”物。一个声音从北京传开来：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发现啦！
历史功绩：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教科书上都这样无可争议地记载着：1899年秋，在中国河南安阳市郊一个被称为“小屯”的村子里，发现了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王懿荣对我国古代文物有着精深的研究，殷墟甲骨文才从“龙骨”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避免了我国这一古代文化艺术珍品被继续当作“药材”而被人为地毁灭。王懿荣鉴定和购藏殷墟甲骨文，对保护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和甲骨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懿荣是发现、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第一人，国际上把他发现“龙骨”刻辞的1898年作为中国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
作为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文献记录，甲骨文的内容十分广泛，明确记载了商王室的活动和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文共约十六万片之多，所用的单字有四千五百多个。从甲骨文的文字结构来看，具备了传统所谓的“六书”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等六种造字方法，具备了后来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有了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而且为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并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这两门全新的学科。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主要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夏文化至今尚未发现有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而周承商制，沿用了商代已经基本成熟了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殷商文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以及整个精神文明的光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发轫的殷商文化博大精深，给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添上了更为辉煌的一页，甲骨文是一把金钥匙，使我们得以洞察那曾经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的秘密。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新纪元，为回溯华夏文明的历史源头，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为古文字学、古代科技史、古文献整理、甲骨文书法艺术等其他领域的进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甲骨文与明清档案、敦煌文书、流沙坠简并称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上“四大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先后流散到十二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以收藏有中国的甲骨文而荣耀。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学者薪火相传，致力于甲骨文的搜集、挖掘、破译和研究，甲骨学已成为国际上一门新兴学科，它不仅是中国的学问，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王懿荣还是一位文物古迹的保护者。他看到不少古墓葬、古遗址或遭破坏，或被盗掘，十分痛心，曾上《请重申旧章封禁天下古墓疏》，建议清廷加强对古墓葬与古代文物的保护。其保护范围包括历代帝王陵寝及先王、先贤、忠臣、烈士墓葬以及方志所记著名古墓或无名墓等，而对那些私挖古墓、开棺盗宝者，一经查获，严刑治罪。这也为我们今天保护古代文化遗址树立了典范。
王懿荣一生搜集和研究了很多古代文物，又经常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一起切磋学术，其丰富的收藏和研究，推动了传统金石学研究向“古器物学”阶段的转变，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积累了大量资料。其主要著作有《汉石存目》、《六朝石存目》、《王文敏公遗集》(八卷)等。《天壤阁丛书》是王祖源、王懿荣父子历时几十年共同编辑刊行的一套大型训诂学丛书，共二十函四十余卷百余万字。
王懿荣博学精进，是无愧于太学生的尊长，在腐败的官场中致知力行，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面对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临危受命，率众奋力抗击，誓死不做亡国奴，最终以身殉难，其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为中国后世文人奉为楷模。
二、王襄(1876.12.31--1965.1.31)：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长期从事金石学、甲骨学研究，为中国的金石、甲骨学研究，特别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曾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1959年天津市书法研究会在天津市文史馆成立，他出任首任会长，直至逝世。
生平事迹：1876年，王襄出生于天津城东门里仓门口的一个文物研究世家，父亲是王恩翰，母亲郑氏。七岁时，王襄跟随兄长入私塾读书。10岁时，其父考中举人；11岁时，改入樊氏私塾学习。王襄自幼喜欢小篆、古书，曾师从王守安。1910年在北京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毕业，1913年又毕业于天津民国法政讲习所政治经济科。曾在天津、福建、广东、四川、浙江、湖北等省盐务稽核所任职多年。
范寿轩是晚清末年经常往来于京津地区的古董贩子。一日范寿轩急匆匆地来到王襄家，说在河南见到一种"龙骨"，上面刻有古代的文字，问他想不想要。王襄一听，很感兴趣。正好孟广慧也在座。孟广慧是天津近代著名书法家，很有名气。听说是有古文字，二人赶忙催促范寿轩前往收购。由于当时交通还不便利，直到一年后，也就是1899年，范寿轩才带着从河南收购的龙骨回到天津。原来，在中国清朝晚期，男人要留长辫子，头顶前半部的头发要全部剃光。那时候，理发工具就是一柄锋利的剃刀，一不小心，就会划伤头皮，所以剃头匠必须常备一些止血药，这种止血药就是龙骨碾碎制成的。
不过王襄对这些不感兴趣。他见这些"龙骨"大大小小，形状不一，有的像龟板，有的像一般的动物骨头。他在灯下仔细琢磨这些龙骨，发现上面有许多刻画的小道道。他把大大小小的龙骨对到一起，拼成了两三块龟板，他小心地擦去龟板上的泥土，发现这些“龙骨”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便向范寿轩求购这些“龙骨”，范寿轩以奇货自居，向王襄索要高价。王襄无力支付巨款，只得购买零星小片，未能得到大片龟骨。
后王襄根据龟骨出土地点的河南安阳小屯村，断定这些龟骨是殷墟故物。后知道这些故物中有龟甲和兽骨两种，乃殷商占卜时所用之物，龟甲、兽骨上所刻之字是占卜的结果。
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王室贵族使用的占卜文字，因其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故名。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甲骨文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图书。它记载了先民的生活片段。从人类文明视角考察，甲骨文的出土，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书及希腊的线形文字的发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甲骨文与敦煌遗书、汉简和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世人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
王襄和王懿荣基本同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买者之一。王懿荣虽然最早鉴定并购买甲骨，但他在1900年自杀殉国，没来得及对所藏甲骨进行全面研究，因而没有留下此学的论述，王襄不仅有鉴定，购买甲骨之功，还有著述传世，对甲骨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天津同样沦陷。范寿轩贱价大量出售一大批甲骨。王襄倾其所有，购得一大批龟骨。
一九三四年王襄由湖北回天津时，将甲骨和其他什物叫铁路局装箱运回天津，但在天津提取托运物品时，发现其他箱物都在，只有装甲骨文的箱子不见了。这些凝聚了多年心血的”宝贝”不翼而飞，真使他焦急万分。后来辗转查找了五十多天，终于在张家口站找到了这箱甲骨，原来，铁路上负责托运行李的人以为此箱中装有无价的珍宝，但打开一看，却是枯骨断龟。幸好他们不知甲骨文的珍贵，故又弃置，甲骨才幸免于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襄失业在家，生活拮据，天津的古董商常去他家，游说他将甲骨卖给日本人，但王襄推说甲骨已存放内地，为了不使祖国的珍贵文物流往国外，他宁肯卖衣物和家中什物维持生活，也不要日本人的高价。抗战胜利后，北京藻玉堂书店的老板和几个高校的负责人到天津和他纠缠了一个多月，要购买他收藏的甲骨。虽然此时物价飞涨，但他仍不为重金所动，一口回绝了他们，王襄后来说：“甲骨是祖国的瑰宝，现在没有新的发现，将来也不会发现的很多，卖给那些大学，都是外国建立的，将来也会流失异帮，等到中国人想研究就困难了。”
解放初期，直到1952年，王襄家中仍很困难，董作宾曾从美国来信，询问他是否有意将甲骨售与美国某大学，王襄也一口回绝了。1953年王襄出任天津文史馆馆长，他将毕生搜购珍藏的甲骨文全部献给了国家。
主要成就：
甲骨研究先驱：王襄对于甲骨文不仅有鉴定、购买之功，还有著述传世，著述颇丰，撰写甲骨文、金石文和个人诗文等方面书稿有四十余部，多未刊行。在王襄所著的《簠室殷契序》一书中，明确记载了他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首先发现、鉴定、收购甲骨的经过，以及此后研究甲骨文等情况。他写的《簠室殷契类纂》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字汇，此书于1920年出版。1925年他出版了《簠室殷契征文》公布了他收藏的五千多篇甲骨中的精品。除上诉三者外外，还著有《簠室殷契征文附考释》、《殷代贞史待征录》，以及《殷墟书契待问篇录本》、《簠室所抚殷契》和《纶阁所录殷契》等甲骨文研究专著。
金石研究：除甲骨文研究外，王襄先生在金石、陶器和简策等方面均有专深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主要专著有《毛公鼎释文》、《滕县汉石刻画记》、《三体石经考录本》、《古镜写影》、《宋钱志异录》、《纶阁所抚金石文字》、《古陶今释》、《古陶残器絮语》、《流沙坠简勘误记》和《秦前文字韵林》等。
其他著作：除上举有关古文字专著外，王襄先生还有自己的诗文别集和四部杂著，主要有《纶阁文稿》、《纶阁诗稿》、《簠室题跋》、《簠室笔记》、《簠室杂抄》、《簠室课余杂抄》、《簠室丛录》、《丛录备志》、《两汉文物举例》和《入蜀琐记》等。
三、孙诒让（1848年9月16日—1908）：清末经学家，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举人，五应会试不中。官刑部主事，旋归不复出，专攻学术，精研古学垂四十年，融通旧说，校注古籍，著书三十余种。孙诒让所著《周礼正义》为一生心力所瘁，为清代群经新疏中杰出之作。《墨子间诂》亦为注墨的权威之作。《契文举例》为考释甲骨文开山之作。《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二十卷，《四部别录》二卷，则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
人物简介：孙诒让，十三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间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孙诒让苦心经营，筹建资金五十来万，领导温处十六个县先后成立学堂三百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曲园、章太炎、张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482卷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怀籀园”、“籀公楼”等建筑物，来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孙诒让（1848——1908），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848年9月16日）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乡演下村（今瑞安市陶山区潘岱乡砚下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极为朴实，故又称朴学家，并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
学术人生：孙诒让的治学是由父亲发蒙的。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入翰林，历官中外垂二十年。他五岁时即随两亲居北京，从父读书识文义。九岁，受《周礼》，十岁即旁涉群籍，日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咸丰八年（1858年），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知府，他才从北京返归里门。年十三，治校雠之学，即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十六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的家法。年十八复著《白虎通校补》一卷。到了廿六岁，便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他在治学道路上，尝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浏览，久之，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可见他幼承家学，从少即打下坚实基础，到后来博极群书，其所以著作等身，学术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专攻。他十九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式同治了卯科举人。但后来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的垂爱，获益不浅。他对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绳诸家，走的是正统的朴学道路。光绪元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之后，由于父亲的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个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时任安徽按察使的父亲身边，仍埋头做他的学问。
此后，孙衣言调官湖北、江宁布政使，他都随宦在侧，由安庆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绪五年（1879）秋，孙衣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随之返居乡里。中间除遵父命曾一再晋京应试与因参议学务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从事撰著，杜门不出。晚岁，并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中外大臣陈宝箴、瞿鸿礻几、张百熙、康景崇、端方、张之洞等先后三次举荐，均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撰，也都坚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于家，终年六十一岁。从孙诒让十三岁开始撰著到卒前犹撰就《尚书骈枝》一书来看，其学术生涯，长达四十八年。计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人《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草创未就者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
治学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均能创新发明，迈越前贤。他的学术研究门径，是建立在校雠学和文字学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语言解释古人的著作，不牵强附会，不泥从成说，古籍中的许多误字、异议、错简，经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拨云雾而见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经书，他继承的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学风，以为研究经书义理和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义，针对今之时弊，见诸施行，以收成效。通经致用，讲求事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
主要著作：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
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遂撢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
当时学者半信半疑，章炳麟直指之为伪造。而孙诒让读其书即如获至宝，以为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可靠资料。便冥思苦想，发奋钻研，考释其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大部分单字逐个进行辨析，于次年（1904）又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二卷，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成为此学的开山之祖。第二年，孙诒让又进一步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及贵州红岩石刻文字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举其歧异所在，明其省变之原，来探索古文、大小篆的沿革，著为《名原》七篇，对古文字学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把古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它如《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害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学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誉。《籀庼述林》，则是他晚年手走的学术论丛。其书收录各类考、说、述、释义、序跋、钟鼎释文、金石考跋、记辨等专论一百二十多篇，显示了他一生治学的全貌。
《温州经籍志》一书，是孙诒让早年对温州自唐宋迄嘉道以来一千三百余种著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分类遵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每书之下，采录原书序跋以及前人的评议识语，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申发其精奥，订正其讹误。全书网罗宏富，体例谨严，费时八载，于光绪五年才写定，以后各郡邑纷起撰著地方艺文，实由此书导夫先路。
总之，孙诒让每著一书，必多创见。余杭章炳麟目无余子，他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自本致书孙诒让说：“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光岿然，独有先生。”并盛赞其学术成就，以为“治六艺，旁墨氏，其精专足以摩*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享盛名晚清，可谓光焰万丈，实不愧为乾嘉以后集大成的一位朴学大师。
倡言革新：自西学东来，孙诒让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就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嗣后，痛国事阽危更进一步讲求新学，多方搜集有关时务政书，探索救国图强之道。他坐而思，起而行，便渐渐走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学校，力图开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甲午中日战起，当年七月，孙诒让奋袂而起，毅然担当了瑞安县筹防局总董的重任，向浙江巡抚廖寿车条陈：堵塞海口，修理城垣，建筑炮台，购办军火，清查保甲，筹捐经费等六项要务。并殚心策划，在瑞安付之实施。及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孙诒让哀叹“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遂抱“移山填海之徽志”，倡立兴儒会，手订《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希望通过这一民间组织，“合谷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由民众集资办银行，营商业，修铁铬，开矿山，办工厂，兴团练，结外交，清吏治，“以围异族之犷暴，以致中国之隆平”。
迨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深佩其所论洞中症结。及戊戌变法失败，复经庚子之役，孙诒让扼腕时艰，心请沉重。光绪二十七年春，清廷迫于形势，重申变法更制，下诏求言。孙诒让应盛宣怀之请，为之杜门十日，针对当时政治弊端，写定《变法条议》四十条，主张罢废跪拜朝仪，清除冗官晋吏，裁撤内务府和太监，建立预决算财政制度，设立议院，创办报馆，准许人民言事，设商会，练民兵，办警政，治冶炼，开工厂，重农耕，修水利等等。不少内容，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盛宣怀迟迟不敢上陈，乃知所谓变法更制，也只是欺人之谈。
至此他深感清朝的政治已无可救药，其政治立场遂从忠君救国的改良维新，而转为同情反清革命。其时，浙江是光复会的基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秋瑾被捕，他请求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敫设法营救。光复会会员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台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他深虑“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嚣之处”，通过友人护其出走东洋。同年，乐清虹桥明强女学校长光复会会员陈鼐新聚众演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严命缉捕。陈潜来温州，孙诒让甘冒风险，延之于家，护其东渡日本，复挺身而出，与浙江布政使宝芬、温州知府锡纶相抗衡，力为陈鼐新申辨。
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这一风波。凡此种种，说明孙诒让随着时代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他的一生来说，也是至为难能可贵的。晚年，孙诒让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实践精神，努力服务桑梓，兴办教育并进行各种实业活动。自光绪二十二年（1897）至三十二年间，他与黄绍箕、绍第兄弟等创立瑞安务农友会，置地试验，改进农桑。嗣又派人至湘鄂两省考察矿务，组设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的铅矿。为开辟海上交通，建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湖广轮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间，其后又与南通张謇等设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开始用渔轮在沿海捕鱼。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七月，瑞安设县商会，公推孙诒让为总理。任内，为收回苏杭甬权，与场寿潜、刘锦藻等成立浙江保路拒款会，并在瑞安设立分会，致电清廷，坚决反对向英国借款，力争筹资自办。在地方事务中，孙诒让认为“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因而他用在教育事业上的心血最多，收效也最著。他从光绪二十二年（189）起，先在瑞安一县办教育，创建了一所专攻数学的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以造就科学技术人才。其手订意程、学规，对德育智育的培养和书院的管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未几，他又创办了方言馆和瑞平化学学堂各一所，专攻外语和化学，还在郡城创办一所蚕学馆，以事改良蚕桑。经过五年的办学实践，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将学计馆和方言馆合并扩充为瑞安普通学堂，分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个专修班，对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学子实施中等教育。为使教育普及，并在瑞城各隅办起四所蒙学堂，以为幼童就学之所。后又办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学，使中产人家深在闺门的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培养师资造就专门人才方面，他曾给资派送瑞安曾通学堂高材生陈恺、许藩二人留学日本习数理化，并邀集高材生家长，建议令子弟赴日留学。一年中瑞安东渡留学者达二十余人，在浙江教育史上，开留学国外的风气之先。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政府决定废科举，设学校。
孙诒让受温处两府人士的推戴，于当年十月就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他的教育事业遂由瑞安一县，推广而至于浙南地区。在学务分处总理任内，孙诒让首先整顿了温州府中学堂。并深刻地认识到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培养师资；培养师资，专赖师范教育。爰于次年夏六月，决定在温处两府各办师范学堂一所。温校择址道司前原校士馆。
为解决建筑资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经费，他力排顽固势力的干扰，支撑于官绅之间。历时三年，心力交瘁，终于以三万六千元的巨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成温州师范学堂，计校舍楼房十三楹，平房十二楹，当年招生二百四十名入学。事前，为造就小学师资以应急需，曾假温州府中学堂次第举办理化、博物、体育、音乐等科传习所，半年速成毕业；同时并于每年暑假集中各科小学教师，举办短期讲习会，以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使新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任职期间，他共筹集教育基金五十多万元，在温处两府十六县创办了各类各级学校三百余所。其筚路蓝缕开辟山林之功，为朝野所共仰，嗣受委为学部二等谘议官，浙江学务议绅。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复被全省学界推举为教育总会会长。（会长蔡元培久未任职。孙以副会长摄会长职务）。这时，他环顾国内教育情况，结合自己十余年的办学经验。复上陈《学务平议》、《学务枝议》于学部，对全国教育大计，提出建议。其所陈都是切中时弊的精辟见解。其讲求事功，实事求是的作风，除学术论著外，率于教育事业上见之，实为新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孙诒让逝世后，《清史稿》为之立传。后来，温州六县人士，为缅怀其开拓教育之功，乃购地辟籀园建籀公词和籀园图书馆以资敬仰。其瑞安故居的藏书楼玉海楼，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籀园里的籀公词和坐落瓯海区慈湖南村的基地，也都作为温州市的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哲人往矣！而其一生的光辉业绩，已永垂于世，赢得了人们的无限崇敬。
学术成就：孙诒让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以及地方献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赞誉他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经子训诂方面：在经子训诂上，孙诒让的代表作是《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周礼》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汉初已佚，补以《考工记》），是记录我国古代官制的书。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总萃。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郑玄注失之简奥，贾逵疏过于疏略，遂于1873年开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前后费时二十六年，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广泛而详细地征引各种文献。已为《周礼》的可信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章太炎赞许为"古今之言《周礼》者莫能先也。"梁启超对此书也推崇备至，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间诂》十五卷。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至今还没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墨子间诂》。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以至墨学又成为近代显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古文字研究方面：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难了，没有顾得上对甲骨作著录和研究，1903年刘鹗将其所得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后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举例》二卷。该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篇。既释文字又考制度，开了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相结合和先例。孙诒让考释的字共有185个，虽然多半是和单个金文的比较中认出来的常用字，但他毕竟是较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孙诒让还著有《名原》二卷，该书综贯音、形、义，从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轨迹，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开启了用甲古文考证古文字的先河，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教育思想：孙诒让主张普及教育。在他拟定的《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中提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而普及教育又应从官吏开始。他提出"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学务本义》）他提议清政府明文规定，十年之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十年之内，因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中学名额有限，一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可采取变通办法，即开设"吏治简易学堂"，通过短期进修方式，让官吏接受新式教育。孙诒让还重视师范教育，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他认为"推广学堂而不先设师范，犹之无耜而耕，安期收获"。"西国教员多为师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孙诒让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能灭者"。因此，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具体地要求。首先，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二是教师要有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第三，教师还要掌握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第四，教师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师要有健康的身体。孙诒让以他教育活动的卓越贡献和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赢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地方文献整理方面：继承清代浙江学者关心地方文献的传统，以整理乡邦献为已任，在辑录校理地方文献史料方面也有重大贡献。1877年编成《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自唐宋至清道光以前温州六县文籍广为著录，共一千三百余家，一千七百五十九部。做到"凡遇先哲遗著，片纸只字，罔不收拾"的地步。该志按四部分类，于每书目之下，采录原书序跋、目录，以及前人评议，如有论误，匡纠于后。该志网罗宏富。体例严谨，考证精详，被目录学界称之为"最著名的地方艺文志"。
家富藏书，光绪十四年（1888）父子建有藏书楼“玉海楼”，李文田为其题写有“玉海楼书藏”匾额。十余年恣意购求、收藏图书9万余卷、4
600余种。稿本、抄本、名家批校者亦多，其中珍善本约4
000册。“玉海楼”藏书楼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南浔刘氏“嘉业堂”，并称为江南三大著名藏书楼。卒后数年，藏书犹存。后大部分藏书归于浙江大学图书馆。编撰有《玉海楼专目》，收录藏书384种，2
656册；《经微室书目》著录图书983种，7万余册。《玉海楼善本书目》著录533种。早年编有《温州经籍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四部别录》等，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梁启超、章太炎、郭沫若对他均有很高的评价：梁启超赞他“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解放后，“玉海楼”藏书楼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题写有“玉海楼”匾额。“玉海楼”藏书楼，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藏书印有“籀亭收藏”、“仲容过目”、“经微室”等。
此外，孙诒让还撰有《温州建置沿革表》，编《温州古甓记》，校集《永嘉郡记》，参加编写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还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对温州地方文献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倾注了心血，为后人研究温州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
甲骨文的发现，可谓是“一片甲骨惊天下”。1908年，学术界获知刻有文字的甲骨出自安阳小屯。消息付出，很多人纷纷来到小屯收购甲骨，私人挖掘成风，因此大量的甲骨片流散到了海外，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呼吁科学发掘小屯。
1928年——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科学发掘。此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小屯村北地、南地和花园庄东地发掘了大量的刻辞甲骨，为全面深入的解读殷商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先后发掘15
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或“龟甲兽骨文”，主要指中国商朝晚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一般认为，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从来自河南安阳的甲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安阳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国都遗址“殷墟”的所在地。百余年来，当地通过考古发掘及其他途径出土的甲骨已超过十万块。此外，在河南、陕西其他地区也有甲骨文出现，年代从商中期延续到春秋。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同时，甲骨文与古老建筑的造型非常的接近，可以说建筑记载也是甲骨文的一大起源。从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建筑的字形上，可以了解中国远古时代建筑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脉络。
甲骨文“高”字。从它的字形上，可以推断在商代已有了一种建造在土台上的建筑了。其下部应该看作是土台中挖有一口地窖，这是私有制抬头和家庭出现后的一种建筑方式。其上部可以看成是一栋既有屋顶又有墙身的建筑。墙的出现在中国远古时代是个了不起的创造。用墙围合而得到的室内空间，比只用屋顶的要高大得多，这也正合了“高者，崇也”的字义。
甲骨文“宫”字。它可以看成在一个大屋顶下罩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室内空间的房子。这是一种专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十分讲究的高大建筑物。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有关甲骨的最重要的三次发现：第一次发生在1936年6月12日。照片是1936年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的一个甲骨坑。这个坑是一个甲骨窖穴，编号为YH127。这是殷墟考古至今出土甲骨最多的一坑，共出土甲骨17096片。在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上，被专家誉为“世界最早的图书馆”、“中国最早的档案库”。考虑到安全性，当时的发掘者决定将整坑甲骨搬到室内清理。但这坑甲骨过重，如何搬运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问题。经过研究，考古工作者们将整坑甲骨切割成一个灰土柱，然后让工人连夜赶制一个特制的大木箱套在上面，加底封盖，然后用绳索沿着简易的马道拖到地面。当时没有起重设备，大家采取了当年为袁世凯抬灵柩的做法，用众多共同抬棚杠，以锣为号，经过两天两夜，终于将甲骨坑抬到火车站，最后由火车运往南京。抗日战争期间，这坑甲骨又被辗转运到昆明。此后，胡厚宣、高去寻对其进行清理、编号。整理工作历时半年之久。
这批甲骨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YH127甲骨窖穴复原的原貌，它再现了这坑甲骨出土的情景。这坑甲骨基本上都是龟甲，形状规整，集中堆放，并且有大块的小块的，正面的反面的，有字的无字的，大字的小字的，腹甲的背甲的，彼此叠压，相互枕籍。
从1950年起，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村设立了工作站，先后举行30多次重要发掘。其中甲骨方面有两次重大发现：一次是1973年发现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刻辞卜骨的13650片，这是建国以来发现甲骨最多的一次。您现在看到的这片甲骨正是出土于小屯南地。它可能是迄今为止知名度最大的甲骨片之一。它的图像经常作为教科书彩图甚至封面出现。我国还曾用它作为邮票图案。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复原坑：在骨片上都能够看到清晰的钻、凿痕迹，这都是商王占卜过程中留下的印记。他们在占卜的时候有十分严格的程序：首先，占卜一般由专门的神职人员进行，这些人被称为“贞人”。他们在选好的龟甲或是牛胛骨的背面凿出一排排整齐的长槽，再在长槽边钻一些小圆孔，再把燃烧的木炭在圆孔附近灼烧。甲骨受热以后，正面就会出现裂纹，并发出“卜、卜”的声音。占卜者根据裂纹的走向来判断吉凶。最后由贞人负责把占卜的过程和内容锲刻在骨片上，这样就形成了甲骨文。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地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出土甲骨的内容主要是商代的“非王卜辞”，即不是由商代国王自己占卜的甲骨，记载内容丰富，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商人为什么要占卜呢？商朝时，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王的占卜活动特别的频繁，几乎是无日不占，无事不卜。当时的甲骨文可分为两部分：一类是占卜性刻辞，另一类是记事刻辞。
在甲骨文尚未发现之前，人们对商代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一些古文献。比如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史记·殷本纪》中对商代的描写非常简略，最主要的内容是商王世系谱。记载了从商代的祖先到商代最后一位国王帝辛。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释，成功释读了商王朝历代商王及其先公的庙号。他将这些庙号按称谓的先后排列起来，从而得到一份商王世系。纠正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当中的一些错误，印证了商代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有占卜性刻辞和记事性刻辞，其中大部分为占卜性刻辞记录，主要是“问”，所记事情未必都要发生。这些都已经是残片了，不能整句的释读，我们也只能理解其中的个别单字。比如占卜下雨的情况，占卜关于妇人分娩的情况。他们的占卜很频繁。还有少部分是记事刻辞，所记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主要是一些有关卜用甲骨贡纳、征取、整治和收存手续的记录。
更早的甲骨文：1985年夏，陕西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西安市西南20多公里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发掘出西周名都镐京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部落居住遗址，并且在这个遗址上发现了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据此，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认为它是中国迄今所见的最早的甲骨文，这批甲骨文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4500~5000之前，比过去认定的商代甲骨文要早1200-1700年。
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也有文字符号，它是由刻画的几何线条构成的，大多数比较简单，郭沫若称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象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另外在青海马家窑文化、郑州商代早期文化及河北商代中期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但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准确来说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文字。
百年甲骨史，国内外研究甲骨的专家达到3000多人，发表著作万种以上。不同阶段都有为甲骨学研究作出突出成绩的学者，首屈一指的当属“四堂一宣”。所谓“四堂一宣”是指五位甲骨学家。
1．罗振玉（1866～1940），号雪堂，早期重要的甲骨收藏者和研究者。罗振玉将甲骨文的出土地考订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并确定小屯村即为商代晚期都城。这是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仅其个人破译的甲骨文字就有561个。他以一人之力共征集甲骨30000余片，先后编印出《殷虚书契》等多种著录书，为甲骨文的搜集、拓印、流传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王国维（1877-1927 ），号观堂。近代中国国学大师。他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历史和典章制度，不仅考释文字，更重要的是考证商代历史。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从甲骨文中辑出了商王朝的王位世系。
3．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董作宾先生是甲骨文科学发掘的倡导者和多次发掘的主持者。他写过一篇《甲骨断代研究例》，对出土于安阳殷墟二百余年历史中遗留下来的甲骨进行了分期断代。他还写过《殷历谱》一书，对商代的天文历法作了开创性的研究。
4．郭沫若（1892-1878），号鼎堂（一号尚武），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商史的第一人，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者。他利用甲骨材料论证商王朝的社会制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5．胡厚宣，甲骨学家、史学家。在集中、整理和刊布甲骨文资料方面，胡厚宣先生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推动了甲骨学的发展。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是甲骨学史上的里程碑。
那么，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王懿荣：在发现甲骨文半年后，王懿荣在“庚子国难”奋勇御敌，后从容就死，以身殉国。据记载，他的自戕过程极其惨烈，先是吞金，未死；又服毒，仍未死；在受尽极端痛苦后，他挣扎着来到院中灰褐色的井边，投水而死。
刘鹗：再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人刘鹗，其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在购得王懿荣的甲骨后，刘鹗又搜集了几千片，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和《老残游记》同年出版），首次把甲骨上的卜辞公布于众。然而，命运还是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此前，在1900年庚子国难中，为了赈济饥民，他曾向联军以低价购得太仓（京师官方谷仓）粟，“全活甚众”，按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不料，1908年，他却忽被以“擅散太仓粟”等罪名流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于1909年8月凄凉去世。
罗振玉：此后是罗振玉，同样是江苏人，还是刘鹗的儿女亲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振玉发现了刘鹗家中的甲骨文拓本，并意识到价值非凡。1908年，一位常卖甲骨商人酒后失言，罗振玉获悉，甲骨多见于河南安阳城西北一个叫小屯的村庄，这与《史记龟策列传》等记载的“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于蓍龟”和关于“殷墟”等的记载，以及刘鹗的论断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相合。此后，罗振玉收购了大量甲骨片，并实地到甲骨发掘现场查看。作为“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晚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之一，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考释出大量的单字，并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等。然而，其渊博学识并没有帮助他与时俱进，满清国破后，他投身日本傀儡溥仪“主政”的满洲国，担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于1940年5月
14日卒于辽宁旅顺，可谓晚节不保，令人叹惋。
王国维：1917年，王国维根据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发表了《殷人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并根据甲骨文研究写出了《殷周制度论》，从而轰动了学术界。但令人至今颇感疑惑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徽：该作品设计思想紧扣主题，创造性地采用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甲骨为设计元素，辅以篆体“字”为识别符号，二者合二为一，高度凸显了博大精深又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字文化，折射了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和特色，馆徽与馆藏文化相结合，使人见徽标即知是中国文字博物馆。将传统的印章融入其中，既寓意着印证中国文字发展历程；又表达出通过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个窗口平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字历史文化之光的深刻内涵。馆徽以中国人喜欢的红色为主色调，给人与明快、吉庆、和谐的视觉感受；馆徽中文名字用黑色隶书来表现，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简洁大方、易于识别。整个显得文化性。
附：参观券
——201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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