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国庆·红色临沂——王羲之故居
临沂是一座书法名城，王羲之和颜真卿两位的大名如雷贯耳。来到临沂，一定是要拜访这两位名人，沾沾书法气息......
王羲之故居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20号，是一座古典园林式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正门上匾额由著名书法家启功题写。故居始建于晋代琅琊郡境内（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是书圣王羲之出生并生活过的地方，内有砚池怀古、曲水流觞、夕阳普照、千秋五贤、四大主题景区，及王羲之展厅、王献之展厅、智永展厅、书法简史展厅、鹅池等景点，是展示琅琊悠久历史文化和临沂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故居中的“普照夕阳”曾经作为古代"琅琊八景"之首名扬九州。2007年10月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迎着正门，看到的是乾隆御碑亭。碑亭建于“五贤祠”正门前方、“王羲之故居”出口外，王羲之故居需购票参观，乾隆御碑亭因在故居之外，因此可以随意观览。
“孝能竭力王祥、覽，忠以捐軀顏杲、真。所過由來殊出處，端推諸葛是全人。——題琅琊五賢祠
乾隆御筆”在这首只有二十八字的小诗中，乾隆提到了山东临沂籍的五位先贤。他们的塑像就供奉在临沂“五贤祠”内。
临沂“五贤祠”，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王羲之故居”之“洗砚池”东侧。祠内祭祀历史上著名的五位临沂籍先贤，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东汉时期的王祥、王览、唐代的颜真卿、颜杲卿五人。2003年，王羲之故居整修扩建时按原貌重建。乾隆御碑亭同时复建。
这里是王羲之故居正门，需购票进入......
王羲之故居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20号中段北侧，为古典园林式建筑。一期占地面积约28亩，建筑面积300余平方米。书圣王羲之，字逸少，303年出生于琅琊郡（今临沂市），自幼酷爱书法，真、草、隶、篆俱佳，尤善隶书。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在我国书法史上并称“二王”。王羲之不仅在《晋书》有传，还有劳唐太宗亲笔撰写了一段专论，因为他的书法忒妙，受到唐太宗的“御赏”。唐太宗称赞他“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是一个爱好书法的皇帝，他一生对王羲之的墨迹，真是“心慕手追”，直到临死还留下遗言，将古今行书第一的《兰亭序》陪葬昭陵，留下了至今还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晋永嘉元年（307年）随家族南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舍故宅为佛寺，佛寺历经兴废。伪刘豫时，易名普照寺，沿袭至今。
西晋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生于琅琊临沂，并在此度过他的幼年时期。据《临沂县志·古迹》载“王右军故宅，治城西南隅普照寺”。西晋末，“永嘉之变”（307年—313年），临沂“诸王南迁，舍宅为寺。东有晒书台，南有泽笔池，一曰洗砚池，皆其遗址”（《集柳碑》）。后魏时，名律寺。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赐名开元寺。北宋改称天宁万寿禅寺。伪齐刘豫时，易名普照寺。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僧妙济禅师觉海来的普照寺任主持。4年后，在沂州防御使高召的赞助下，拆除墙垣，开拓庙基，建立围墙；并架石桥，跨望月湖，将原偏僻的水池隘寺，扩成空旷之境。同进翻修殿宇，并在大雄宝殿北建藏经楼，收藏佛经5048卷。工程告竣后，在寺中庭筑亭刻碑，以记其事，此即有名的“集柳碑”。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州李希贤在右军祠内设立琅琊书院。同治年间，在忠教祠西又修建了万善庵。昔时，这一带琳宫梵宇，错落分布，苍松古桧，林立其间，为临沂城五大形胜之地。夕阳西下时，暮霭朦胧，古城沐于一片灰暗之中，唯普照寺内高耸的大雄宝殿的西山壁上，被夕辉所映射，红光熠辉，光彩夺目，堪称奇观。古琅琊八景之一“普照夕阳”即指此景。
1990年5月，王羲之故居一期工程于完成，主要修复和建设了洗砚池、大门、碑廊、琅琊书院、晋墨斋、砚碑亭、晋墨留香亭等景点。2003年10月，王羲之故居二期工程于完成，主要修复和建设了王羲之古宅—沂州普照禅寺，王羲之展厅、王献之展厅、智永展厅、书法简史展厅，纪念临沂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五位贤人的五贤祠以及集展览、创作、培训为一体的翰墨苑等景点，并重新刻制《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集柳碑）、乾隆皇帝题琅琊五贤祠御碑，大、小兰亭图、十七帖、琅琊帖等海内外名碑。2007年10月，王羲之故居通过国家旅游局3A级景区复核验收。
王羲之(公元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创造了妍美流便的今体，被誉为“书圣”。他的作品以行书《兰亭序》、楷书《黄庭经》、《乐毅论》以及草书《十七帖》等最为有名。
王羲之幼年每次练字完毕，都要到他家旁边的池塘里涮笔洗砚。他洗笔的同时还经常做“悬笔悬纸书”。天长日久，原本清澈透明的池水也被墨汁染的乌黑了。即使历经千年，其色不变，后人称此池为“洗砚池”。
墨华轩是王羲之故居中的碑廊，重新复制了大、小兰亭图、十七帖、琅琊帖等海内外名碑。因为对书法没有很深的了解，只是拍摄了自己喜欢的几幅碑帖......
王羲之与“曲水流觞”：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阴历三月初三，被称为上已日。会稽内史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统、孙绰，以及本家子侄王凝之、王献之等四十一人宴集于兰亭，饮酒赋诗，曲水流觞，被誉为千古佳话。史载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时年九岁的王献之等十六人拾句不成，各罚酒三杯。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用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这幅作品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因之被尊为“书圣”。
风雅如此，令后世文人赞叹艳羡，但其实，上巳节最初远没有这样的风流蕴藉。上巳节，俗称三月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上巳节有起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之说，用兰汤以驱除邪气。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混乱的时期。立于危世，命如朝露士大夫为明哲保身，逃避现实，或“晤言一室之内”，或“放浪形骸之外”。他们坐而论道，谈玄说理，寄情山林，纵酒享乐。就连过上巳节心态也与普通人有所不同:既以当局者的身份介入其中，也借助文字以旁观者的姿态，对风俗民情加以记述。上已节为他们ti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反过来，魏晋名士又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上已节的面貌促进了节日风俗的流传。最经典的例子，便是王羲之们的曲水流觞。魏晋名流的聚会，少不了酒和诗。酒是感情的催化剂诗是情感的衍生物。饮酒作诗要有规矩，“曲水流觞”，便是文人的规矩。
首先，需择一处便利之地，将水从高处引来，环曲成渠，是为“曲水”。再将盛酒的酒杯“觞”浮于水面，使之从上游顺流而下，借助水流之力传杯送盏，即是“流觞”。
“觞”这种盛酒器，通常选取材质较轻的木头zhi作，椭圆、浅腹、平底。小而体轻，底部配托，可浮于水面。另外也有陶制的，两边有耳称“羽觞”，亦称“耳杯”，因体积比木杯重，玩时要放在荷叶上，使其沿流而行。与会者列坐于河渠两旁，待觞飘至身边。觞在谁的面前打转或是停下，谁就要取过一饮而尽，然后按照事先讲好的规矩，或吟诗，或咏唱，以为娱乐。当然，如果饮酒之人无力应对，就得接受罚酒据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们曲水流觞的兰亭，周遭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对平素便啸歌行吟于山际水胖的名士们来说，可谓最佳的聚会地点。
在历史上，古代人有著名的“四爱”即“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孟浩然爱梅，王羲之爱鹅”的说法。
鹅池碑：该碑相传为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共书。王羲之书“鹅”，王献之书“池”，又称父子碑。据传，王羲之正在写鹅池二字时，刚写好鹅字，就听到接圣旨的呼声，身居当地右军将军的王羲之当然不敢怠慢，立即搁笔接旨。其时正在父亲身边观看的王献之，忍不住提笔续写了一个池字。碑侧鹅池是纪念性建筑，除与鹅池碑相呼应外，还同王羲之一生爱鹅有关。王羲之喜欢看鹅，喜欢写鹅字，也喜欢养鹅，因此也就有了王羲之书写道德经换鹅的故事，凡是与纪念王羲之有关的地方大多有鹅池建筑。碑高188厘米，宽68厘米。行书“鹅池”，无款。
洗砚池晋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洗砚池街北侧、王羲之故居洗砚池东北部。是山东省迄今发掘的汉晋大中型石墓中最完整的墓葬，其主墓室规模之大为全国发现晋代墓葬中所罕见。洗砚池墓葬共出土近300件(套)随葬品，器物丰富精美，其中59件被定为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7件、三级文物45件。经过专家考证，基本确定此处为晋朝司马氏家族的墓地。洗砚池晋墓的发掘，在山东地区晋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在中国同期墓葬中极为罕见，部分填补了我国晋代史学研究的空白。
2003年5月初，山东省临沂市在市区王羲之故居公园扩建工程施工中，发现两座较大的砖室墓葬。两座墓葬东西相距30余米，除墓门为石制之外，其余均为砖筑。其中1号墓为双室墓葬，为山东已发掘汉晋大中型砖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山东已发掘大中型砖室墓葬中惟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该墓葬出土了丰富精美的随葬品。1号墓墓主人是三个孩童，其中两个男孩葬在了一起，一个两岁，一个未满一周岁，分别是晋朝的司马焕和司马安国。另外一边是一个女孩，大约六七岁，是司马焕的陪葬王妃。同一墓葬埋葬3个未成年人，是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的现象。2号墓虽然被盗，但规模更大，墓室结构完整，与1号墓葬相距不远，时代相近。2号墓曾经是王羲之故居的晒书台，墓主人是晋元帝司马睿的父亲司马觐与他的妃子夏侯氏的合葬墓。
为纪念王羲之，后人又在普照寺和洗砚池之间增建右军祠。内祀王羲之、王献之、智永和尚三位书法家，始建年代无考，明嘉靖时知府何格重修。该祠始建年代无考，明嘉靖时沂州知府何格重修。万历时知府钱达道又重修并翻刻了右军书法《琅琊帖》置于祠内。书写了“洗砚池”“晋王右军洗砚池”“墨沼”等石碑立于洗砚池畔。为祭祀（列入国家曲祀）和纪念书圣王羲之的重要祠宇。清乾隆年间由沂州知府李希贤倡议，下辖的七个州县共同出资在右军祠内创办琅琊书院。原祠毁于日军战火，后在原址重建。并增刻了王羲之《兰亭序》、《十七贴》、《王羲之小楷四种》等名帖。
祠堂内立右军坐像，两边童子各一，左抱文房四宝，右抱白鹅；祠院内立一龙凤碑。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将原在城南关的忠孝祠移此，建于普照寺的西南。暮蔼朦胧，抗日战争前，寺院等仍一直保存，为省立第五中学的第三、四院。日军侵占临沂后，古建筑被破坏，古文物遭洗劫，普照寺等名存实亡。仅存的大铁钟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1989年临沂市政府依其旧址修复了王羲之故居。2003年修复了王右军祠。
右军祠内有墨池。相传王羲之临池学书，常在池中洗笔，日久池水变黑，故名。池中建有“墨华亭”。
“墨华亭”三字为陶恩沛书，落款有小跋，记墨华亭来由。王右军祠最尽处是一大厅，中柱、边柱分别有联。步入大厅，上悬一“尽得风流”木匾。画像旁是沙孟海先生撰写的对联，曰：“毕生寄迹在山水，列坐放言无古今”。大厅内左右两旁各置二块木质阴雕挂屏，内容为康熙皇帝所临《兰亭集序》。自1982年以来，大厅中间陈列着《兰亭序》摹本复制品。右军祠内两旁是长长的回廊，壁间镶嵌17块涉及兰亭艺事的碑刻，所刻制年代多为清代、民国时期。
琅琊王氏：琅琊王氏，是长期生活于琅琊郡这一特定行政区域内的王姓望族，是中古时期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自这一世族的奠基者王吉，由琅琊郡高虞（在今山东即墨市温泉镇西高虞村）徙家于琅琊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村）后，王氏在此繁衍生息长达400余年，遂以郡望为名，称“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发展于曹魏西晋，确立于东晋初年并达到最盛时期，史称“王与马，共天下”，延续至唐末五代，南朝以后走向衰弱。在七百年的时间里，琅琊王氏在政治、伦理道德、朝章国典、文学艺术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二十四史》中记载，从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等人为代表的92位宰相和600多位文人名仕。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琅琊王氏自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金陵。南渡之后，因对故乡的思念，一直都以北土地名为称呼，东晋元帝时，侨置南琅琊郡（今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汉】王吉，字子阳，官至博士谏大夫，王吉之子王骏为御史大夫，王吉之孙王崇官至大司空，封扶平侯。王吉祖孙三代皆以贤称著于史。又王崇之子王遵，光武帝嘉其忠义，拜太中大夫，封向义侯。其后王遵之子王音，为大将军掾，生四子：曰王谊、曰王浚、曰王典、曰王融。王音之子王融，融公官至南康尹。王融生有二子，长子叫王祥，次子叫王览，兄弟二人皆是大孝子，卧冰求鲤是关于王祥的故事，王览友悌便是关于王览的故事。
【魏晋】王祥是魏晋时期的大孝子，汉末遭乱，王祥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母终，居丧毁瘁，杖而后起。一次徐州刺史吕虔征召王祥起为别驾，此时王祥以年近花甲，固推辞不接受。弟弟王览劝他，王祥乃应召。吕虔委以王祥州事。当时州郡寇盗很多，王祥率励士兵，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
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孝子王祥因得到百姓的爱戴，年迈古稀的王祥仕魏晋，仕晋间先后担任重要官职，为朝中三老，德高望重。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8年）薨，策谥曰元。22年后，公元290年晋武帝刚辞世，便发生了贾后专权的局面，从而引发了一场西晋诸侯王之间长达16年的动乱，史称八王之乱，加以天灾连年，胡人遂乘时入侵，5年后，即306年，便又爆发了永嘉之乱。
【东晋】琅琊王氏家族的兴盛时期是东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许多家族都举族迁居长江以南避乱，王氏家族也是衣冠南渡。
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拥戴之下，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中兴了晋室。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地位名望之高其他家族根本无法取代。只有在淝水之战中崭露头角的陈郡谢氏家族能与之平肩，并被后人合称“王谢”。东晋100年后，司马氏被自己的一个将领名叫刘裕的取代了，刘裕自立国号为宋，同时期鲜卑拓跋氏统一了北方，自立国号为魏，历史进入南北朝。
【南北朝】南北朝分为南朝和北朝，南朝四朝廷为宋、齐、梁、陈，皆位于中国南方，南朝历时169年，南朝最后一个朝代叫陈被隋朝所灭，继西晋以来天下再次得到统一。在整个南朝间，琅琊王氏家族明显是声望高于实力。“王谢”也成为了当代后世名门望族的代名词。但是不乏文学名人，如齐梁时期的王俭就是一代儒学宗师，梁时的王融、王籍、王褒、王肃等是当时知名的诗人。王融便是永明体诗歌的几位创作家之一。
【隋唐】隋唐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琅琊王氏家族已经不复存在，虽然琅琊王氏在唐朝有宰相四人，分别为王方庆、王睿、王玙、王抟，这几个要是与两晋南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相对比，真是沧海一粟了，南朝四大盛门中在唐朝能持续繁盛的实际上只剩下兰陵萧氏了，其中没落得最彻底的当是陈郡谢氏，在唐朝，陈郡谢氏竟无一人出任过宰相！
【始祖考证】琅琊王氏出自姬姓，最早的开族始祖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司马王子成父，王子成父是周桓王的第二个儿子，因避“子克之乱”而投奔齐国，齐桓公时期，因管仲举荐而被任命为齐国大司马，齐桓公死后，王子成父的后代，继续担任齐国的将领，于是定居在了齐国，并世代以“王”为氏，此为琅琊王氏之始。
又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琅琊王氏是东周灵王太子姬晋的后代，姬晋因直谏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任司徒，时人称为“王家”，子孙遂以“王”为氏。从宗敬下传到十五世为王翦，王翦与其子王贲、孙王离，三代皆为秦国大将，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功勋之臣。秦末，王离之子王元为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徒临沂”。西汉昭、宣时期，王元四世孙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始家皋虞，后徒临沂都乡南仁里，成为于史可考的琅琊郡临沂王氏家族的始祖。
再经过古代诸多文献记载，于是琅琊王氏一致被认为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代，这一说法在所能见到的记载中，大约以东汉人王符所撰的《潜夫论·志氏姓》为最早，此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扬光大，隋唐以后成为共识。综合来看早期的相关文献、世系、墓志、佛经、诗文等记载，尤其是《潜夫论·志氏姓》，东晋孙绰《丞相王导碑》、南朝齐《故永明敬太妃墓志铭》、梁陶弘景《真诰·延象篇》、陈徐陵《晋陵太守王劢德行碑》、北魏《王绍墓志》及《王诵墓志》，《文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琅琊王氏录》，唐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并序》、林宝《元和姓纂》、李白《感遇》、李珏《琅琊王府君（衮）墓志铭》，北宋邵思《姓解》、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等等，都对太子晋和琅琊王氏的关系作了大致相同的记载，也是许多人自称是太子晋后代的基本依据。
琅琊王氏作为汉唐时期名门望族，肇端于西汉，发展与曹魏西晋，鼎盛于东晋，延续至唐末五代。近七百年的时间里，在政治舞台及书法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可谓是将相之家，书法名门。
王吉、王骏父子二人，世名清廉，布衣疏食，刚正直谏，颇有政声，王吉官至博士谏议大夫，其子官至御史大夫。
王吉少好学明经，治经术，既精且博，在经学史上也有相当高的地位。关于其经术之“博”，苏绍兴先生有论云：“吉能五经兼通，睽诸当时风气，并不多见。武帝时夏侯始昌亦能通五经，《汉书》所载似亦仅二人。岂其时汉儒治学最重要专家故耶？”关于王吉经术之“精”，并未因其通《五经》而疏诞，而是有其精深的专家之学。王吉能为驺氏《春秋》，通梁丘贺之《易》，当在家族内授，特别是传承《韩诗》，史载甚明。《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自有传。……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王吉传《韩诗》，成一家之学，其地位不言自明。至于王吉以《论语》教授，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汉书》卷三○《艺术志》叙述《论语》学术史云：“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王阳就是王吉，他能成为传授《齐论语》之名家，影响颇大。因此，王吉不仅开创了琅琊王氏经术传统，对于其家学影响深远，而且在汉代经学史上也有突出的地位。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王吉为官十分清廉，班固在《汉书》中对王吉评价甚高，史书说他辞官回乡时只带着自己的行装，毫无积蓄。回乡后衣食亦如同平民百姓。王吉与贡禹情意相投，交往至深，所以后来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成语。
王骏，谏议大夫王吉之子。历任谏大夫、赵内史、幽州刺史、司隶校尉、少府、京兆尹、御史大夫。王骏所历职务皆显能名。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四月庚辰王骏始任御史大夫，至永元二年，历时五年，政有清绩，口碑很好，“众人为骏恨不得封侯”。王骏为御史大夫时卒于官，未及封侯，众人为未封侯而很是不平。其父王吉著有《鲁论》，王骏后来重编，注解为《鲁王骏论》。
【第一望族】西晋永嘉之乱后，以王敦、王导为首的士族集团拥立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王导的堂兄弟王旷认为：当时北方夷族太多，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金陵，实施战略转移，而此前，王敦、王导、王旷已南下“开辟”了根据地。
公元313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永嘉南渡，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这次以门阀士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迁徙共有90多万人，琅琊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
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琊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并欲与之平分天下，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王与马，共天下”。
【簪缨世家】所谓簪缨世家，在中古时期众多的家族中，就其家族历史发端之久远与绵延之流长等情况而言，琅琊王氏家族可谓少有其匹。这一家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至两晋之际逐渐达于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不仅子弟众多，而且才俊辈出，三百余年冠冕不绝，其流风余韵还延续到隋唐时期。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王氏江左世家传”条引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历代史家一再称述琅琊王氏“簪缨不替”，“冠冕不替”，“世禄不替”，并意识到这与其家族风尚不无关系。
这一点在史籍中便可窥见。如《南史》卷二一传论曰：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并举栋梁之任，下逮世嗣，无亏文雅之风。其所以簪缨不替，岂徒然也。
卷二二传论曰：王昙首之才器，王僧绰之忠直，其世禄不替也，岂徒然哉。仲宝雅道自居，早怀伊，吕之志，竟而逢时遇主，自致宰辅之隆，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齐有人焉，于斯为盛。其余文雅儒素，各禀家风，箕裘不坠，亦云美矣。
卷二四传论亦云：昔晋初度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水竭，王氏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
所谓“人伦所得”，正指王氏之家族文化风尚。
【第一豪族】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乌衣巷》，大概人们在孩提时代就都耳熟能详。据说白居易曾为这首诗“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这首诗妙就妙在它集中描写了乌衣巷的破败，同时又巧妙地暗示了昔日乌衣巷的繁华，并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深沉的怀古伤今的哀绪。可以说，这乌衣巷是六朝豪族，尤其是王谢两家盛衰见证，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两晋南朝史海钩沉的历史见证。
两晋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为缤纷错综、华彩纷呈的时代。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政治的混乱繁复和精神艺术的蓬勃发展，既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各种行为的合力的结果，同时又塑造和影响了当时和以后很多代人。在魏晋南朝人当中，众多世家贵族子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始终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主流。在这些世家贵族当中，琅琊王氏无疑是最为举足轻重也最富戏剧性色彩的一个大家族。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族制度最为鼎盛的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士族如林，可是，几乎没有哪个世家大族堪与琅琊王氏比肩。即使是曾有过“王谢”并称的辉煌历史的谢家也远远不如王家昌盛繁荣。生活在齐梁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曾说过：“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是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家族的谱系可能续的比王家还长，却没有王氏家族权位那样高；有些家族可能曾经在权势上胜过王家，却没有王氏蝉联的那么久。三百多年来，王氏家族能人辈出，仕宦显达，他们或引领一代之风尚，或执一朝之牛耳，从汉魏入两晋历南朝，一直是那么繁盛，那么荣耀。
虽然琅琊王氏族系庞大，各个分支升降不一，时而此支显贵，时而彼支荣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始终不离这条河，大家共饮一河水，齐话一家情。这种错综复杂而又绵远久长的家族盛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而王氏家族因为子息实在藩盛，以至于王姓名士星缀史册，甚至出了很多同名的，王戎、王肃、王衍等等名字就常被堂兄弟、从祖孙共用。这又让人联想到了加西亚·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中的何赛·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家族。实际上，琅琊王氏家族政治生活的戏剧性、精神生活的浪漫多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中外两大家族，若此前真有那一代巨匠偶而援笔录下琅琊王氏家史，那这部书或许比之《红楼梦》或是《CienAnosdeSoledad》更为脍炙人口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也未可知吧？能在这方面堪与王家并称的，只有陈郡谢氏而已。这正是：千古浮华红楼梦，百年孤独王谢家。
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书法家，丹阳尹王旷的儿子，太尉郗鉴的女婿，有“书圣”之称。凭借门荫入仕，历任秘书郎、江州刺史、会稽太守，累迁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九年，组织兰亭雅集。撰写的《兰亭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称病弃官，迁居于绍兴金庭。升平五年（361年），去世，安葬于瀑布山。善于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在书法史上，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学者黄锦祥称颂王羲之：“书圣书迹，神韵超逸，历久弥珍！”当代留美书法新秀刘铎曾赞叹：“好字唯之（之，王羲之）”。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姨母）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面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
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师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天质自然，丰神盖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等，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因而他享有“书圣”美誉。
王羲之真迹早于不存于世，唐代的精摹本历来已被当作真迹看待。由于年代久远，且本帖享盛名久，和王羲之其它墨迹一样，对它的摹刻年代就有不同推断。有称为宋摹的，也有疑为米芾所摹的，而更多的则定为唐摹。它著录极多，并一再被刻入各种丛帖中，元以后的公私藏印及流传历历可考与可靠，其珍贵性不言而喻。
坦腹东床：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是王旷的第二个儿子。王羲之16岁时被郗鉴选为东床快婿。郗鉴有个女儿，年长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郗鉴爱女故要为女择婿，与丞相王导与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其家子弟甚多，个个都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坦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对郗太尉说：“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坦腹躺着若无其事。”郗鉴说：“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走，快领我去看。”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东床快婿”一说就是这样来的。
相聚兰亭：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为此诗集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天时地利人和效果发挥极致，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称病弃官：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王操之由无锡徙居绍兴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
会稽安逝：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今浙江绍兴），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嗣孙建祠于墓前。
入木三分：传说当时的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入木三分”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得出来的。
竹扇题字：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城（今绍兴）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书成换鹅：书圣王羲之很喜欢鹅，他认为养鹅不仅能陶冶情操，还能从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悟到一些书法理论。有一次王羲之出外游玩，看到一群很漂亮的白鹅，便想买下，一问之下知道这些鹅是附近一个道士养的，便找到那个道士想与他商量买下那群鹅，那个道士听说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要买，便说：只要王右军能为我抄一部《黄庭经》，便将拿些鹅送给他，王羲之欣然答应，这便成就了书成换白鹅的佳话。
巧补春联：大书法家王羲之每逢除夕都要亲手写春联贴之于门。因为他的字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很多人都想得其字而又难得。所以每年除夕他的春联一贴出，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这一年，除夕又至，王羲之照旧写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个字的春联，留下了下半截。想偷对联的人一看此八个字太不吉利，便扫兴而归。到了寅时，王羲之补了后半截，变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第二天一大早，想偷春联的人见春联变了样，皆赞叹不已，拍手叫绝。
不避之字：王羲之的儿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孙子桢之、静之。王羲之后人不避家讳，这里藏着个大秘密，与西汉张良有关的秘密。王羲之一辈人名有“之”字的12个，子侄辈有“之”22个，孙辈12个，曾孙13个，玄孙9个，五世孙4个......陈寅恪说这些人所以不避讳是因为都是天师道成员，这个“之”是暗号、徽章。而天师道老da张陵天师，是留侯张良的八世孙。
道教情缘：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高度。究其成因，与王羲之信奉道教，书籍、道合一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道教，很早就产生道教符。在抄写经书时，必须由精于书艺的经生抄写，而在书写经本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历史上诸多道家学者多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们修身养性，既精通道法，又能挥毫po墨，落笔成体。王羲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修道和书法艺术相互契合，相得益彰，因而产生了具大的艺术魅力。王羲之的道教信仰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王氏家族是东晋时最有代表的文化士族。从上到下，奉信黄老学说。《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记载，王氏家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又精通书道。”《道经》中记载了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向往神仙之灵虚，迈行放达于天台北门金庭桐柏山（即今嵊州金庭）第二十七洞天(道界三十六洞天之一)的故事。《潜夫论》记载：“因氏王氏，其后子孙，世喜养性、神仙之术。”
巧避灾祸：王羲之幼年时，甚得大将军王敦的宠爱，常常要王羲之陪着睡。有一次王敦先起床，不久钱凤进来，王敦命奴仆全数退下，两人商议谋反大计，一时忘了王羲之还睡在床上。王羲之醒来，听见王、钱二人谈话的内容，知道难逃一死，为求活命，只好在脸上、被上沾满口水，假装一副熟睡的样子。王、钱二人话谈到一半，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还没起床，大惊道：“事到如今，只好杀掉这个小鬼了。”等掀开蚊帐，看到王羲之满脸口水，以为他睡熟了，什么也没听到，王羲之因而保住一命。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后战乱中，其后世走乱，家谱遗失，后世分布在沈阳，海伦等地。现知其后世有王庆凯、王潇丹等人。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汉族，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外戚大臣、书画家，“书圣”王羲之第七子、简文帝司马昱女婿、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岳父。少负盛名，才华过人。得到宰相谢安赏识，历任本州主簿、秘书郎、司徒左长史、吴兴太守，累迁中书令（号称“大令”）等职，先后迎娶郗道茂及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为妻，嫁女于太子司马德文（晋安帝）。太元十一年（386年），病逝，时年四十三岁。无子，过继侄子王静之为嗣。晋安帝继位，凭借女儿王神爱成为皇后，获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号为“宪”。王献之精习书法，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二王”，拥有“小圣”之称。王献之和父亲王羲之今草大成，高韵深情，百代服膺。与张芝、钟繇、王羲之并称“书中四贤”。张怀瓘的《书诂》评为“第一等”。善于作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为“中品下”。
王献之，字子敬，小名官奴，为书圣王羲之第七子。他少负盛名，高超不凡，放达不羁，虽终日在家闲居，但形貌举止并不懒散，才华气度超过时人。他曾与兄长王徽之、王操之一起拜访谢安，两位兄长多谈世俗事，王献之只随便说了几句问候寒温的话。离开谢家后，客人问谢安王氏兄弟的优劣，谢安说：“小的优。”客人问原因，谢安回说：“大凡杰出者少言寡语，因为他不多言，所以知道他不凡。”
迎娶郗昙之女郗道茂为妻。王献之最初出任州主簿、秘书郎，后转任太府丞。被挑选为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的驸马，屡辞不得，遂与郗道茂离婚。谢安十分敬爱王献之，请他担任自己的长史。太元五年（380年），谢安因功进拜卫将军，王献之仍担任其长史。不久，授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入朝担任中书令。
太元十年（385年），谢安病逝后，有关他的封赠礼仪在百官中存在着不同意见，只有王献之、徐邈共赞谢安对朝廷有忠心与功勋。王献之上书极力陈述谢安的功绩，晋孝武帝以隆重的礼仪封赠谢安。王献之长期服散致疾，为了避娶新安公主，曾灸足心，导致落下后遗症。太元十一年（386年），病逝，时年四十三岁。隆安元年（397年），随着女儿王神爱成为晋安帝皇后，获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号为“宪”。《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有记载。
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并不守旧，且与父不同，字身喜带长形。王献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其诗文书法，为东晋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父亲王羲之，父子合称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ti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谢安曾问他：“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道：“当然不同，各有所长。”谢安道：“旁人评价不是这样。”王献之道：“旁人哪里知道？”
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的楷书父子闻名之世，唐宋以下的书家们，写楷严整俊美，媚俏的笔调。他们父子俩的楷笔，真可是千古不朽，万世流传，有不可磨灭的吸引力。桓玄很喜爱他们父子的书法，做了两个书袋，分别装着他们父子二人的字画，放在左右欣赏。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张怀瓘在《书估》中评其书法为第一等，并评其真书第四、行书第二、章草第一、草书第三，与其飞白书都为神品，他的八分书则被列为能品。庾肩吾《书品》将王献之的书法定为上中品，而盛熙明在《法书考》中则将其书法列为上品。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
王献之有文集10卷，始见于《隋书·经籍志》注文记载，但注文称已亡佚。《新唐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有《王献之集》，《全晋文》收录有其文，《全晋诗》亦录有其诗。
墨迹变牛：有一次，桓温让王献之在扇子上写字。王献之挥笔便写，突然笔落扇上，将字污染，王献之便将墨迹改画成黑马母牛，画得十分美妙。
偷儿恕毡：王献之一夜睡在书房里，一群盗贼潜入房中，将室内东西偷得精光。王献之慢慢地说：“偷儿，青毡是我家祖辈的遗物，只请你们留下这毡子。”盗贼惊慌而逃。
魏德不长：太元（376年—396年）年间，太极殿落成，谢安打算让王献之题写匾额，以作为流传后世的墨宝，但难于直言，试探道：“曹魏时陵云殿匾额没有题写，就被工匠们误钉了上去，取不下来，只好让韦仲将（韦诞）站在悬挂的凳子上书写匾额。等匾额写罢，头发都变白了，衰老得仅剩一口余气，回到家告诉子孙们，此后再也不能用这种方法题写匾额。”王献之明白谢安的意图，正色道：“韦仲将，是曹魏大臣，哪会有此等事！如果真有此事，足以显示曹魏德薄而不能长久。”谢安便不再追逼他题字。
唯忆离婚：王献之病重，请道家人主持上表文祷告，本人应该坦白过错，道家问王献之一向有什么异常和过错。王献之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
山川自映：王献之说：“从山阴道上走过时，一路上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使人眼花缭乱，看不过来。如果是秋冬之交，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二王高下：王徽之和王献之曾经同坐在一个房间里，前面忽然起火了。王徽之急忙逃避，连木屐也来不及穿；王献之却神色安洋，慢悠悠地叫来随从，搀扶着再走出去，就跟平时一样。世人从这件事上判定二王神情气度的高下。
兄弟情深：王徽之和王献之都病得很重，王献之先去世。一天王徽之问侍候的人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听到子敬的音讯？这是已经去世了！”说话时一点也不悲伤。于是就要车去奔丧，一点也没有哭。王献之平时喜欢弹琴，王徽之便一直进去坐在灵座上，拿过王献之的琴来弹，琴弦怎么也调不好，就把琴扔到地上说：“子敬，子敬，人和琴都不在了！”说完就悲痛得昏了过去，很久才醒过来。过了一个多月他也去世了。
傲然不屑：王献之从会稽郡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个名园，原先并不认识这个名园的主人，还是径直到人家府上去。碰上顾辟疆正和宾客朋友设宴畅饮，可是子敬（王献之字）游遍了整个花园后，只在那里指点评论优劣，旁若无人。顾辟疆生气不已，说道：“对主人傲慢，这是失礼；靠地位高贵来看不起别人，这是无理。失去了这两方面，这种人是不值得为伍的伧父罢了！”就把他的随从赶出门去。王献之独自坐在轿子里，左顾右盼，随从很久也不来。然后叫顾辟疆派人把他送到门外，对被轰出来的事情坦然自若，置之不理。
举体无饶：范启给郗超的信写道：“子敬全身干巴巴的，即使扒下他的皮，也没有一点丰满光泽。”郗超说：“全身干巴巴的比起全身都是假的，哪样好？”范启本性矫揉造作，絮烦多事，所以嘲笑他。
管中窥豹：王献之只有几岁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观看门生们玩樗蒲，看出双方的胜负，就说：“南边的要输。”仆人们见他是个小孩，瞧不起他，说道：“这个小孩就像从管子里看豹，只看见豹身上的一块花斑（看不到全豹）。”王献之说：“我是远惭荀奉倩（荀粲），近愧刘真长（刘惔）。”（荀粲、刘惔二人从不与下层人接近）就拂袖而去。
十八口大缸：王献之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有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夸赞他：“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十来岁时，他自认为字写得不错了。一天，他去问父亲：“我的字再练三年就够好了吧？”王羲之笑而不答，母亲摇着头说：“远着呢！”献之又问：“那，那五年呢？”母亲的头仍旧摇着。献之急着追问：“那究竟多少年才能练好字呢？”又问道：“父亲，大家都说您的字写得好，那有什么秘诀？”王羲之看看儿子，心想这书法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怎么可能入人眼目呢，于是他走到窗前，指着院内的一排大缸说：“你呀，写完那十八口大缸水，字才有骨架子，才能站稳腿呢！”王献之听了心里很不服气，暗自下决心要显点本领给父母看。
于是他天天按父亲的要求，先从基本笔画练起，苦苦练了五年。一天，他捧着自己的“心血”作品给父亲看。王羲之没有作声，翻阅后，见其中的“大”字架势上紧下松，便提笔在下面加一点，成了“太”字，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小献之心中有点不是滋味，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母亲则仔细地揣摩，许久才叹了口气说：“我儿字写了千日，惟有一点似羲之。”献之走近一看，惊傻了！原来母亲指的这一点正是王羲之在大字下面加的那一点!献之满脸羞愧，自感写字功底差远了，便一头扑进书房，天天研墨挥毫，刻苦临习。聪明的王献之深深的体会到写字没有捷径，只有“勤”字。
不知又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的书法大有长进。后来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书法家，与父齐名，并称“二王”。
婚姻争议：关于王献之、郗道茂的离婚以及与新安公主的婚姻，自古颇有争议。有人认为王献之因为郗家没落失势，为门户计才和新安公主成亲。也有人认为王献之是被逼无奈才和公主成亲，为了抗诏而灸足。《世说新语笺疏》引程炎震说称：“新安公主，简文帝女也（见晋书
孝武文李太后传），母为徐贵人。初学记十引王隐晋书曰：‘安禧皇后王氏，字神爱，王献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御览·一百五十二》引《中兴书》曰：‘新安愍公主道福，简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适桓济，重适王献之。’献之以选尚主，必是简文即位之后，此咸宁当作咸安。郗昙已前卒十余年，其离婚之故不可知。或者守道不笃，如黄子艾耶？宜其饮恨至死矣。”
公元315年，北方战乱，王氏家族决定举家南迁，为保故宅，舍故宅为佛寺，经过历代崇敬王羲之的一些后人不断翻建和重修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兰亭集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序》和《禊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与会者临流赋诗，各抒怀抱，抄录成集，大家公推此次聚会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写一序文，记录这次雅集，即《兰亭集序》。
集柳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王羲之故居普照禅寺内，是我国金代著名的石刻，碑高8尺6寸，宽3尺9寸，厚2尺1寸，字径1.5寸，共1261字。
集柳碑系金皇统四年（1144年）妙济禅师历尽千辛万苦搜集齐的柳公权字，集成《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全文雕刻在石碑上，世人称为“集柳碑”，与“西柳”西安玄秘塔碑齐名为“东柳”。康熙七年（1668年）集柳碑于郯城大地震中折断为数截，精心修复后仍残缺128字。道光年间又有僧人误以刮洗，臻使笔划粗肥失去原来风貌。抗战时期日军险将石碑盗走。文化大革命时，集柳碑被彻底损毁。现王羲之故居普照寺院内有复建集柳碑。
金皇统四年（1144年），普照禅寺主事和尚妙济禅师觉海对寺院进行扩建和修缮，一面请仲汝尚撰写《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的碑文，一面奔波集唐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墨迹，最后由名记得工仲汝羲精刻于石上。此碑被称为“集柳碑”。碑高8尺6寸，宽3尺9寸，厚2尺1寸，字径1.5寸，共1261字。西安碑林里有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因而临沂的《集柳碑》被称为“东柳”。
集柳碑是金代著名的石刻。李泽钧介绍，妙济禅师在修建普照寺工程竣工后为了记述普照寺的兴建过程以及其盛景，便邀人撰写《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碑文。觉海对唐朝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字极其推崇，但是那时候柳公权已经辞世，他只能不辞辛苦搜集柳公权的墨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搜集齐了大小相仿的柳体字，集成了《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全文，最后邀请名刻工精心雕刻在石头上，这块石碑便被世人称为“集柳碑”。
觉海把石碑竖立在寺院中庭，并筑起亭子加以保护。集柳碑在1668年郯城大地震中倒塌断裂成数块，后来虽然经过精心修复，但是仍然有残缺碑文不能补全。清道光年间，有一位和尚对该碑加以刮洗，致使笔划粗肥，失去了原来的风貌。日本侵略军盘踞临沂时，曾计划将这一文物盗走，未能得逞。但是战乱中，僧人离去，寺院荒芜，集柳碑再度受到损坏。
五贤祠位于王羲之故居东侧，为明嘉靖年间沂州知州何格所建祠堂。旧址在临沂老城南关外，原名景贤祠，用以祭祀临沂籍的五位圣贤，分别是诸葛亮、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移址洗砚池东重建，并更名为“五贤祠”。乾隆皇帝为五贤祠题写御碑一块，由沂州知府王垲主持由南关乔迁于洗砚池边，并更名为五贤祠。五贤祠正殿用来祭拜临沂五贤，西殿介绍五贤的生平、功绩。五贤祠的建设旨在让世人学习五贤勤奋学习、改革创新、忧国忧民的精神。五贤祠几经战乱和“文革”损毁，已不存。2003年王羲之故居整修扩建时据原貌重建。主体建筑为硬山式大殿三间，东窗上砖刻“孝感天地”，西窗上砖刻“忠冠古今”。殿内正中塑诸葛亮坐像一尊，东侧有王祥、王览二位坐像，西侧有颜真卿、颜杲卿二坐像。大殿前是御碑亭，亭内有乾隆题诗碑，其诗为：“孝能竭力王祥贤，忠以捐躯颜杲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
名国年间五贤祠残碑是由诸葛家族、王氏家族、和颜氏家族三大家族后人所立，左右两边“孝感天地”和“忠冠古今”是由陈允升老师所题。孝感天地，忠冠古今，诸葛全人。临沂五贤，可称中华文明历史上华夏子孙中的优秀代表。
王祥（185年—269年），字休征，琅琊（今临沂）人。东汉末年隐居20年，仕晋官至太尉、太保。以孝著称，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书圣”王羲之的族曾祖父。历汉、魏、晋三代，先后任县令、大司农、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事后母孝，民间流传“二十四孝”有王祥卧冰求鲤故事。今临沂故里孝友村有“王祥卧冰处”。
《晋书》里，王祥的名字排在晋朝众臣列传第一，可见他地位的崇高。
王祥作为二十四孝子之一，最为人称颂的是他的孝道。王祥生母早死，继母朱氏则对他不好，更常向王祥父亲王融中伤王祥令他失宠；但即使是被命令清理牛粪，他仍显得很恭敬，而父母生病时更衣不解带地照顾和调制汤药。而丹柰树结果时，继母要求王祥守护果子，而王祥每到风雨来临时，都会抱着树大哭，怕果子会被吹下来。王祥这样供养继母三十多年，到继母死时，王祥更在居丧期间伤心得十分憔瘁，要用木杖才能站起。可见他的孝道，毫不计较继母如何苛待他。
卧冰求鲤的故事是相当感人的。《二十四孝》中这样记载：“晋王祥，字休征。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父前数谮之，由于失爱于父母。尝欲食生鱼，
时天寒冰冻， 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
诗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河水上，一片卧冰模。”释义如下：
晋时有个叫王祥的人，字叫休征。王祥的亲生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继母朱氏不贤德，
曾经多次在父亲面前说王祥的坏话；因此，父母都不喜欢他。有一次，他的继母想吃活鱼，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河水都结了冰；王祥就解开衣服，趴在冰面上，希望能得到活鱼；这时，冰面忽然自己解冻，有两条鲤鱼跃出来，王祥把鱼拿回家献给了继母。有诗评论说：象朱氏那样不贤的继母有很多，象王祥那样以德报怨的儿子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在王祥卧冰求鲤的河面上，还遗留着王祥趴在那里时的痕迹。
在临沂城北白沙埠镇，一条东西流向蜿蜒数里的小河穿镇而过，它就是王祥卧冰求鲤故事的发生地---孝河。孝河又称孝感河，位于兰山区白沙埠镇境内。据《临沂县志》记载，孝河发源于茶山南麓之桃花岭，东南流经孝友村，至砖埠镇诸葛村（诸葛亮诞生地）汇入沂河。在孝河北岸的“孝友祠”
，里面供奉着王祥、 王览和王羲之的塑像。
王览（206―278），字玄通，汉族，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西晋太保王祥的同父异母弟。“书圣”王羲之的五世祖。历经东汉、三国和西晋三代，曾入仕曹魏及西晋，在西晋官至光禄大夫。
王览有优秀的品行，名声仅次于王祥。王览与兄长感情要好，生母朱氏憎恨王祥，非但在丈夫面前中伤王祥，更经常施以虐待；但王览始终站在王祥一边，更劝生母不要虐待王祥。
在《二十四孝别录》中有一则王览《护兄感母》的故事：王祥之同父异母弟王览，在四岁时候，见到其兄王祥被母亲鞭挞，常流着眼泪抱住王祥护卫哥哥。等到长大了，都娶了媳妇，朱氏虐待王祥之妻的时候，王览之妻也前往保护。王祥渐渐在当时有了声誉，朱氏更加厌恶他，于是想用毒酒杀害王祥。王览知道这件事情，便想取而先饮，王祥极力争夺，不给其弟。朱氏恐怕自己亲生的儿子王览饮了毒酒，急忙倒掉。从此以后，每次饮食，王览必定自己先尝一下，坐卧必与其兄在一起。朱氏终于感动而后悔，爱王祥也就如同爱王览一样。
在这个故事中，王祥、王览用自己的孝悌感动了母亲、感化了母亲，使得她重新回归到一个做母亲应该有的道德轨道上来。此中亦然看到，孝子的感化力量是无穷的。
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国唐代书法家。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中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御史，为监察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陵县）任太守，人称“颜平原”。建中四年（783年），遭宰相卢杞陷害，被李希烈缢杀。
天宝十四年（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颜真卿联络从兄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相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
半年后，叛将李希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皇帝痛诏废朝八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
颜真卿是书法大家，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欧阳修曾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除书法外，他也是位多才多艺的全才，苏轼赞曰：“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同时，其忠烈也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颜杲卿（692年－756年），字昕，唐朝长安万年人，和颜真卿同为颜师古五代孙。父亲颜元孙，任濠州刺史。颜初任范阳户曹参军，曾是安禄山的部下。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时，杲卿和儿子季明守常山，任太守，颜真卿守平原，设计杀安禄山部将李钦凑，擒高邈、何千年。河北有十七郡响应。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安禄山军队抓到颜季明，借此逼迫颜杲卿投降，但颜杲卿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山，季明被杀。不久城为史思明所破，颜杲卿被押到洛阳，见到安禄山，安责问颜杲卿背叛他，颜杲卿说“我世为唐臣，常守忠义，怎么会跟一个牧羊羯奴叛乱。”安大怒，命令割掉颜杲卿的舌头，颜杲卿仍大骂不止，直至气绝。颜杲卿受着断舌的剧痛，仍然追求着忠义的信念。
颜真卿后寻得颜季明的头颅，写下了《祭侄文稿》一文。琅琊之颜家，可谓一门忠烈。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三国时期蜀相，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琅玡阳都（今山东临沂沂南县）人。乾隆诗之“端推诸葛是全人”，是对诸葛亮的最高评价和赞美。
普照寺，前身为琅琊王氏旧宅，沂州四大古寺之一，据《临沂县志·古迹》载“王右军故宅，治城西南隅普照寺”。西晋末，“永嘉之变”（公元307年－313年），临沂“诸王南迁，舍宅为寺。东有晒书台，南有泽笔池，一曰洗砚池，皆其遗址”（《集柳碑》）。
公元315年，北方战乱，琅琊王氏家族举家南迁，为保故宅，舍故宅为佛寺。后魏时，名律寺。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赐名开元寺。北宋改称天宁万寿禅寺。伪齐刘豫时，易名普照寺。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僧妙济禅师觉海来到普照寺任主持。4年后，在沂州防御使高召的赞助下，拆除墙垣，开拓庙基，建立围墙；并架石桥，跨望月湖，将原偏僻的水池隘寺，扩成空旷之境。同进翻修殿宇，并在大雄宝殿北建藏经楼，收藏佛经5048卷。工程告竣后，在寺中庭筑亭刻碑，以记其事，此即有名的“集柳碑”。明正德年间，被封于沂州的泾王朱又对此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并铸大批铜佛像及1口大铁钟。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将原在城南关的忠孝祠移此，建于普照寺的西南。昔时，这一带琳宫梵宇，错落分布，苍松古桧，林立其间，为临沂城五大形胜之地。
夕阳西下时，暮霭朦胧，古城沐于一片灰暗之中，唯普照寺内高耸的大雄宝殿的西山壁上，被夕辉所映射，红光熠辉，光彩夺目，堪称奇观。据说在冬至那天黄昏阳光透过墙壁小窗，射到大佛金身之上，金光灿烂分外耀眼。古琅玡八景之一“普照夕阳”即指此景。
1928年山东省立第五中学第四院在此设立。日军侵占临沂后，普照寺损毁于战火之中。建国以后又遭毁坏。2003年临沂市政府重新修缮普照寺。普照寺内有晒书台、集柳碑、右军祠等历史遗迹。
清乾隆二十四年(1760年)知州李希贤在右军祠内设立琅琊书院。其匾额“琅琊书院”四个字是王羲之的字。原为临沂古时的最高学府。
临沂城有两座乾隆御碑。其一为五贤祠乾隆御碑。它是1751年乾隆皇帝南巡时，应山东巡抚准泰奏请，为表彰临沂五位贤人所题。另外一座就是临沂南关御碑街上的二疏城乾隆御碑。它是1762年乾隆再次南巡，途径沂州府，应知府李希贤奏请，为赞誉临沂两位汉代名臣疏广、疏受在沂州行宫题写了二疏城御碑诗。
该碑全文如下：荒城名尚二疏存，置酒捐金广主恩。贤损志愚益其过，不惟高见实良言。题二疏城 壬午仲春御笔 赐沂州府知府李希贤
李希贤因此刻石立碑，置于临沂城南关阁子门外，现御碑街居委对过的林荫广场。该碑高6尺（2米），有碑亭，抗日战争初期被西南风刮倒，摔为三段。兵荒马乱中，这座碑不知所踪。后来几经辗转才又被发现，原来它被藏于孔庙后之明伦堂孔庙东墙，现存于临沂市博物馆对外展出。
二疏故事的来龙去脉：二疏的事迹，《汉书》中有详细记载。二疏，指的是西汉疏广、疏受叔侄，苍山县
(今兰陵)人。疏广，少年好学，通晓《春秋》，被朝廷征召为博士大中大夫，并先后为太子少傅、太子太傅；疏受，疏广的侄子，也因贤良征召任太子家令，后任命为太子少傅，与疏广共同辅教太子。公元前62年，叔侄二人称病上疏“乞骸骨还”，汉宜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赐给黄金20斤，太子又赠给黄金50斤，让他们衣锦还乡。他们回到家乡后，每天叫家人设酒宴请族邻和故旧宾客，对一些有困难者赠送银两。当时也有些老人劝他们留一些金银为子孙再增置一些田宅。疏广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意思是如果我的子孙是贤者，靠了这些财物，则不思进取，玩物丧志；如果是愚者，他们会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我不愿他们增加过错，招人怨恨。疏广还说：“黄金是皇上惠养老臣的，我与宗族乡党共同享受皇家恩赐，颐养天年，岂不更好？”此番言论，说得众人心悦诚服。后来人们把疏广、疏受归老的地方叫做二疏城，设酒赠银的地方叫做“散金城”、“散金台”。
《沂州府志》上记载有二疏城的位置：据兰山县西南百五十公里，汉二疏归老于此。城内有二疏祠。乾隆南巡，途径沂州府为二疏题词，二疏城乾隆御碑遂立。
王羲之故居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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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