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夏·日喀则——帕拉朗生院

    乌拉差役是赋税、差役、地租等内容的统称，“乌拉”一词是无偿劳役的意思，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劳役、捐税、地租等。各种各样的差税是有规定的，领主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差。农奴和奴隶们面对的差役赋税名目繁多，它们被形象地分为两类：一类叫“刚捉”，意思是“用腿走路的差”，即劳役差，包括人、牛、马、驴等所支应的劳役。一类叫“拉屯”，意思是“用手拿出去的差”，包括各种实物、货币等等。这两类差有交纳一定数量粮食的土地赋税，如差巴按土地克数每年交纳粮食的“萨差”；有专项差地的税租，如传大昭的柴钱差、驻藏大臣的用粮税等；有专项差的差役，如支应“马岗地”、“驿差地”的差役；还有商业税等等。政府的乌拉差役主要是：无偿供应人力、畜力运送持有政府乌拉牌令的一切人员和物资；接待来往官吏，为因公外出的办事人员和过路藏军，无偿提供住宿。缴纳实物，包括粮食、酥油、牛羊肉等，这些被称为外差。劳役差、实物差名目繁多，谁也说不清有多少种。据有关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政府一年的乌拉差役就达1892种。

 　“内差”是农奴和领主家内奴隶向贵族、寺院庄园内交纳的实物和担负的劳役。因为贵族、寺院庄园自营地比重大，内差多为劳役差。支内差是无偿的。领主自营地越大，支内差越多，农奴所受的剥削就越重。如功德林寺在墨竹工卡县的庄园道布溪卡有自营地300克，份地仅有165克。由此可见，庄园农奴的差役相当沉重。自营地上差役的种类和支差天数（时间）也多得惊人，从以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堆穷身受的内差劳役是极其沉重的。墨竹工卡县伦布溪卡是噶厦政府的一个庄园，米玛是该庄园的一户堆穷。他家种内差地15克，每年支差役如下：长年差1人360天，剪羊毛1人1天，修水堤1人1天，磨菜油1人1天，耕地1人（耕牛2头）4天，秋天运肥1人（黄牛2头）5天，看庄稼1人60天，打场1人2天，磨青稞1人4天，收割1人15天，修房屋1人10天，粉刷白灰1人2天，运粮1人2天，“塔巴拉解”（意为凡能拿绳子的人出此差）1人1天，“铁布拉解”（意为凡有大拇指的人出此差）1人1天，“索拉拉解”（意为凡能手执镰刀的人出此差）1人1天，“再青再穷”（意为收割差）1人2天，割草1人1天，运柴1人（黄牛1头）4天，送信1人1天。总计差税20种，477人日，耕牛8头日，黄牛14头日。以上所列还不包括宗教方面的差役。

    历代达赖喇嘛都有专门管理自己财产的机构，藏语称为“孜恰列空”。他们每年都要把收入通过这个机构放贷给群众，获得高利。据1950年“孜恰列空”帐本上的不完全记载，达赖喇嘛共放高利贷债达藏银3038581两之多，年收利息藏银303858两。噶厦政府、各地“基恰”、“宗”等政府机关和贵族官员个人以及大小寺庙都放高利贷。债利成为他们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噶厦政府年收入中10%来自债利。寺院放债最多，三大寺不仅在自己寺院庄园的农奴中放债，还在其他领主庄园中放债，其债务遍及全西藏，高利贷的债利收入占到三大崐寺总收入的25-30%。贵族放债仅限于自己庄园，债息计入家庭收入，一般的占到15-20%。达赖家庭的庄园最多，放债也最多，债利收入占家庭收入的25%左右。

    三大领主放债的年利息不一，有借十还一，借五还四，也有借五还六。农奴中很少有不借债的，有的借债是为了借新债还旧债；有的是支付差税；有的因缺种子、口粮而借债；有的是遭受天灾人祸借债；还有的是三大领主强迫摊派的债务，例如江孜贵族帕拉·土登维登曾强迫旺堆溪卡的每户农奴向他“借”银75秤（音平，每秤藏银五十两）。农奴有的债务已经欠了几代人了，债是从何时借起，最初借了多少债，已经偿还了多少，自己也不知道，全凭领主拿出“债据”为准。这种债，几辈人也还不清，又称“子孙债”。根据法典，偿还子孙债是家庭子女的责任。墨竹工卡的次仁贡布的祖父向色拉寺借债50克（1克合14公斤）粮食，他祖父还债几十年，他父亲还债40年，他又还债18年，大约还了粮食4000克。但当他还到第十九个年头时，债主说他还欠10000克粮食。

    还有一种债务叫“连保债”，一户借债，一至几户作保；几户借债，互为保人；全村借债，全村连保。有一户逃债，众户偿还；一户无力偿还，众户代还；借债户死亡，众户代赔。另外，如果欠债户死亡或逃亡，来接替耕种差地的新差户，要负责还旧差巴户欠下的债务。墨竹工卡的农奴格桑，原来所在的户庄园有10户农奴，其中8户农奴逃亡，领主就把8户农奴的债务加在他和另一户未逃亡的农奴身上。他是一个租种22克土地的农奴，需偿还的债务竟高达40多万克粮食之多！欠债是西藏农奴中的普遍现象，领主可以任意抢走农奴的粮食、牲畜、农具，甚至他们的子女去抵债。当有些农奴实在无物可以索取时，领主便收回农奴的差地。

    草场和牲畜也是三大领主的，牧奴和农奴一样要负担牧区的乌拉差役。牧租根据牧民承租牲畜的方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其约结约”，意为有生有死，指租牲畜数不变动。牧主把牲畜租给牧民放牧，繁殖幼畜归牧主，每年牧民按所租养母畜数交纳酥油。一头母牛，一年要交酥油2至3克（1克约合3公斤），约占母牛所产酥油的55%。还有一种叫“其美结美”，意为“不生不死”，指所租养的牲畜数不变，牲畜生产的幼畜归租养人，损失了要赔偿。每头母牛年交酥油2克，长期不变。这是一种租畜数固定，牧租定额包干的承租方式（形式上如此，但实际上其美结美不是牧租，完全是一种超经济强制）。虽然牧民极不情愿承租，但是牧主强行摊派，摊派给谁，谁就必须接受，不能违抗，凡是“接受”了这种牧租的，永远不能退租，即使这批牲畜全死光了，牧奴的子孙后代也要按原来定额向牧主交租，成了还不清的“子孙债”。如果这户牧奴人家死绝，他们承租的畜租要转嫁到他们的亲戚、邻居身上。

    牧奴中无牲畜、无帐篷，靠帮工为生的是牧工，他们长年由牧主雇用，放牧、挤奶、制酥油等。虽然牧主和牧工之间无固定的雇用关系，但他们外出干活，仍要向原来的牧主交人役税，以示其人身隶属关系。当雄牧民次旺多吉以其美结美形式租放1头牛，当时市价是30两（藏银），12年内共交酥油24克，加上12年的牧租，共折合藏银8295两，与“其美”30两成本相比剥削率高达275倍。

    今日的班觉伦布村：1959年，西藏开始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班觉伦布村朗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开始做社会的主人、土地的主人、自己的主人。民主改革后，班觉伦布庄园所在地的农奴组建了班久伦布村，村民获得了土地，农牧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加之党的优惠政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农牧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解决温饱后，逐步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注重改善生活、居住条件，许多居住在帕拉庄园的昔日朗生纷纷搬出庄园，在旁边盖起了自家的“二层楼”。生活由吃糌粑的单一结构转变为食大米、牛、羊、猪肉、水果、蔬菜等营养型。当前班觉伦布村的交通、通讯得到改善，教育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实现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的幸福生活。班觉伦布村的昨天和今天，是日喀则市、乃至整个西藏新旧社会巨大变化的缩影。

    尼玛琼吉，解放前从19岁被抢征到帕拉庄园，任料理奶牛的勤杂员，十四年中日薪只有一勺糌粑。解放前其爱人达贵和姨母确吉，儿子江参三代四口人，就住在这只有12.6平方米的小房间内。房内所有陈设的东西，是当时他们全部的家产。

    1959年尼玛琼吉一家翻身得解放。定居在康马县莎玛达乡莎鲁村。至2005年，她家5口人共有土地18.8亩，奶牛9头，羊70只，自行车1辆，拖拉机1台，马车1部，电视机1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30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2004年粮油总产达8000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400斤。

    命运飘零的堆穷：堆穷是藏语小户人家的意思，堆穷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差巴破产而分家；二是世传堆穷，即世代领种庄园内差份地者；三是逃亡农奴投靠新的领主。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专门技术为生，大多生活贫困，没有牢固可靠的生活来源，命运显得起伏飘摇。

    官家 、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他们被称之为“西藏的三大领主”。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构成西藏农奴主阶级，约占人口的5%。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约有实耕地300万克，其中30.9%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三大领主高度集中占有和垄断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事实不但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更加得到强化，使占西藏人口90%的农奴从根本上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虽然终日辛苦劳作，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命如草芥。西藏的农奴分为“差巴”和“堆穷”，差巴是领种份地(差地)所支差的人。堆穷意为小户，有的是外来的烟火户，有的是种内差地的“朗差”，西藏人口中还有大约5%的奴隶，藏族称之为“朗生”，也就是家内奴仆。“差巴”、“堆穷”、“朗生”和游民等几个阶层构成西藏的农奴阶级。   

    米玛顿珠是帕拉庄园内的裁缝，十三岁开始在庄园担任裁缝工作，其父欧珠平措是帕拉的勤杂工，其母达瓦片多是帕拉的织藏被工，每三天要织完一套藏被，完不成晚上继续干，年薪只有13甲克粮食。解放前米玛顿珠和父亲欧珠平措、母亲达瓦片多，妻子旺姆两代四口人就住在这只有6.21平方米的小房间内。房内所有陈设的东西，是当时他们仅有的全部东西。

    1959年这一家翻身得解放。至2005年，米玛顿珠一家5口人，共有土地32亩，奶牛10头，马2匹，羊14只，马车2部，自行车1辆，缝纫机1部，拖拉机1台，电视机1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450平方米的两层新楼房，现在吃穿住不愁。2004年粮油总产达15000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4000斤。

    平措曲珍，从小开始一直到解放前在庄园内织高级氆氇 ，年薪仅有16甲克粮食；其爱人拉巴顿珠是帕拉庄园的裁缝之一，日薪一勺糌粑。解放前平措曲珍两口和母亲、哥哥两代四口人，就住在这仅有13平方米的小房间内。

    1959年平措曲珍一家翻身得解放。搬迁到康马县莎玛达乡莎鲁村定居。至2005年，她家5口人，拥有土地13亩，奶牛7头，马1匹，自行车1辆，马车1部，电视机1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230平方米的新房。全家吃穿住不愁，正在走向小康。2004年粮油总产达2600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500斤。

    加布，加布的母亲米玛片多从小开始在帕拉庄园内任纺毛线工，年薪16甲克粮食。其父拉贵是庄园的“多多”（多多系强劳力或打手），后替帕拉去当藏兵。其母有加布和罗杰两个儿子。解放前全家两代四口人，就住在这仅有11.35平方米的小房间内。

    1959年这一家翻身得解放。至2005年，加布一家共有土地23亩，奶牛6头，马1匹，羊20只，自行车2辆，拖拉机1台，马车1部，电视机1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460平方米的新房。全家吃穿住不愁，2004年粮油总产达17000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3500斤。

    拉巴吉巴，是帕拉庄园的织卡垫工，年薪16甲克粮食；其母尼玛琼吉是庄园的高级氆氇工，年薪16甲克粮食，她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被帕拉庄主一脚踢开，过着极其困难的生活。女儿达吉是缝纫工，日薪一勺糌粑，另有达吉的弟弟顿珠。解放前全家三代四口人，就住在这仅有12.7平方米的小房间内。房内所有陈设的东西，是当时他们全部的家产。

    1959年这一家翻身得解放。至2005年，拉巴吉巴一家7口人，共有土地15亩，奶牛7头，马1匹，羊3只，缝纫机2部，自行车2辆，拖拉机1台，马车2部，电视机1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57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全家吃穿住不愁，正在走向小康。2004年粮油总产达10000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1000斤。

    1959年这一家翻身得解放。至2005年，他家8口人，儿子达次曾在江孜县公司任副经理，现已退休。她家现有土地26亩，奶牛9头，马2匹，骡子1匹，羊8只，缝纫机1部，自行车1辆，拖拉机1台，马车1部，电视机2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620平方米的新房。2004年粮油总产达17000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3000斤。目前全家吃穿住不愁，正在走向小康。

    边巴卓玛，是帕拉庄园的染线工，年薪16甲克粮食。其爱人米玛次仁是庄园的马夫，年薪16甲克粮食，靠他俩的年薪养活母亲普仓和女儿普迟。解放前其一家三代四口人，就住在这仅有11.5平方米的小房间内。房内所有陈设的东西，是当时他们全部的家产。

    1959年这一家翻身得解放。至2005年，边巴卓玛一家共有土地34亩，奶牛5头，马2匹，羊31只，自行车1辆，拖拉机1台，马车2部，电视机1台等生产生活资料，并盖了43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2004年粮油总产达23000斤，向国家销售商品粮7500斤。目前全家吃穿住不愁，正在走向小康。

    奴隶们的口粮是最劣质的，从来不敢奢望吃饱肚子。他们每天不停地干活，主人还不满意，经常遭到鞭打。刑具有皮鞭、板子。除了干活，他们哪也不能去，如果有人偷跑出去，被抓回来后就是一顿毒打。

    事实上，贵族身份的光环即便在解放后也并未褪色，农奴阶层对贵族的敬畏，在西藏解放后多年也难以消除。借用贵族的牌子，可以在藏区畅行无阻，出身农奴的藏民，他们见到贵族还是改不了吐舌头、弯腰、落辫的习惯，见到贵族，还会躬腰站在路边，毕恭毕敬称呼他“XX大人，您贵体安康！”

    帕拉是帕觉拉康家族的简称，在旧西藏众多的贵族当中，帕觉拉康家族是仅次于达赖家族的。帕拉庄园是旧西藏贵族和农奴两种不同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旧西藏社会的缩影，也是考证旧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场所。

    帕拉家族是一个有400多年历史的古老家族。据考证，帕拉家族的祖先是藏堆王(1618)从年楚河上游强旺地方一座寺院中抽到不丹管理普拉康寺的喇嘛，后来成为不丹一个部落的酋长。再后，因不丹内乱迁到西藏，因率五百户丁返藏有功受封江孜重孜沙鲁地方作为薪俸。帕拉家族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并步入西藏大贵族行列。到十九世纪末，帕拉家族发展到帕拉家族在江孜县、拉萨、白朗县、亚东县、山南等地区拥有37座庄园、1.5万余亩土地、12个牧场、14000余头(只)牲畜、3000多名农奴，成为西藏十二大贵族之一。

    西藏历史上存在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an、野蛮的社会制度。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时才被废除。

    1959年达赖的出逃使西藏废除农奴制，使民主改革提前进行了，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场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世界屋脊”上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彻底摧毁了西藏千百年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自己人身的主人。1960年秋天，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西藏51个县共废除高利贷850万克（一克相当于14公斤），减息折粮2.6万克；谁种谁收，农奴得粮200多万克；约2万朗生安了家，得安家粮18万克。群众发动起来了，封建枷锁被打碎了，农奴们用民歌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80万人口的农区胜利完成，20万农户欢天喜地得到了土地证。得到了自由和土地的人们，围绕着熊熊的篝火。日以继夜的歌舞狂欢，欢乐的泪水流湿了他们的氆氇衣衫，这是西藏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

    历史学家记录这个历史过程则是很简略的：

    1959年6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并于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实施方案》，对参加叛乱的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宣布解放农奴主的家奴朗生，和废除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实行地租二八分成。减息的办法是，废除农奴主在1958年以前贷给农奴的一切债务，对1959年所贷债务，一律实行减息。

    1959年9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定》、《关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以及牧区民主改革的规定。

    1959年12月又颁布制定了《关于牧工牧主两利之实施办法》，兼顾牧主和牧工双方的利益，规定牧主不得随意解雇牧工，要使牧工生活得到改善，政治权利得到保证，牧工履行合同管理好畜群，鼓励牧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西藏的民主改革历时两年完成，从此，西藏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