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春节中山游记——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故居公园里有一座肃穆的石质建筑——孙中山纪念馆......
孙中山纪念馆是陈列展览综合楼，1999年落成。该建筑物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材料完美结合，为观众营造了一个高雅的、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并具有高度现代化水平的内外空间。其内外风格浑然一
体，益建筑与装饰有机的结合，现代理念与传统材料、历史内涵与科技手段的有机结合，陈列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其设计荣获广东省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其施工荣获广东省优良工程奖；其装饰，荣获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其陈列，荣获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它的首层布置了孙中山生平史绩陈列，这个陈列学术性和普及型相结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孙中山的生平史绩、革命精神、伟大人格、思想理论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歌颂了他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也适当反映可孙中山革命事业主要谁随着的情况。二楼展厅布置了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陈列，反映了亲属与后裔对其革命事业巨大的支持、贡献和牺牲，使人们加深对孙中山这一历史伟人的了解。二楼还设置有临时展厅，不定期举办一些展览。
首先走进的是孙中山纪念馆的序厅，正中布置了孙中山先生的铸铜雕像，雕像的背景是模仿我们刚才参观的孙中山故居的院门，雕像刻画出孙中山先生站在家门前的情景。在这里没有塑造一个高高在上的孙中山，这符合孙中山先生“平民总统”的本意。红红的地毯从孙中山的脚下一直延伸到展馆大门口，孙中山是翠亨村的普通农家子弟，他从家里走来，他从翠亨村走向世界，中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从这里开始。他全面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进而对近代世界的格局长等了巨大为深远的影响。四边的彩带帷幔用本馆CI形象设计的三种基色，增加一种庄重、高雅的纪念气氛。
屋顶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党徽的形状......
博爱：出自《说苑·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三国时期曹植
《当欲游南山行》：“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 宋代欧阳修
《乞出表》之二：“臣闻愚诚虽微而苟至，可以动天；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
《孝经·三才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孙中山
《军人精神教育》：“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解释：“博爱之谓仁”，据说孙中山先生常写这两个字送人，这也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极好的概括和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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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生平：孙中山先生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于翠亨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9岁入村塾读书，13岁到檀香山读书，17岁时回国。1884年与本县卢慕贞女士结婚。1886年至1892年先后在广州、香G学医。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致力于救国的政治活动。1894年上书李鸿章遭到拒绝，遂再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
1905年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系统地提出其三民主义思想，并与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895年至1911年策划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屡遭挫折而斗志弥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到各省响应，导致清朝专制统治的覆灭，是为著名的“辛亥革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1912年4月卸大总统职，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宣传。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乃于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反袁。1914年在日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与宋庆龄结婚。
1917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非常国会又于广州议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再举护法旗帜。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复任大元帅。同年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其三民主义。同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不治，逝世于北京。
孙中山生平史迹陈列：整个陈列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孙中山的家乡情况和深圳市的童年生活。第二部分介绍孙中山为创立共和制度的奋斗过程；第三部分介绍了共和制度建立之初，孙中山为捍卫共和制度的奋斗过程。通过第二和第三两部分的展示内容，表现了创立和捍卫共和制度贯穿孙中山奋斗的一生，孙中山是中国乃至亚洲的共和之父。第四部分介绍了孙中山的死先锋理论和他所描绘的国家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表现经历了革命事业的许多挫折和失败的孙中山愈挫愈奋，与时俱进，为建设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共和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二楼展厅二楼展厅布置了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陈列，反映了是这种的亲属与后裔对其革命事业巨大的支持、贡献和牺牲，使人们加深对孙中山这一历史伟人的了解。
中山先生的生平与事迹估计广大国人均耳熟能详，就说说从展馆中得到的以前从未涉及的知识吧......
早期经历：孙中山诞生于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激烈动荡的年代。农家子的生活使他对中国农村的情况有切身的体会。少年时代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使其眼界大开。大学毕业后，他把行医作为“入世之媒”，怀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开始探索使祖国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贫弱，走上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近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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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封建帝制，创立共和国：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戊戌变法图强的希望破灭，中国进一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孙中山上书未果，他由此意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先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他组织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提出了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创立了三民主义这一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领导了推翻封建帝制的武装斗争；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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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模拟孙中山行医的场所,铁床是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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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孙中山把伦敦蒙难事件撰写成《伦敦被难记》一书，这是该书的中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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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经历：孙中山诞生于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激烈动荡的年代。农家子的生活使他对中国农村的情况有切身的体会。少年时代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使其眼界大开。大学毕业后，他把行医作为“入世之媒”，怀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开始探索使祖国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贫弱，走上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近代化道路。
推翻封建帝制，创立共和国：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戊戌变法图强的希望破灭，中国进一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孙中山上书未果，他由此意识到要改造中国，必须先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他组织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提出了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创立了三民主义这一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领导了推翻封建帝制的武装斗争；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
这是模拟孙中山行医的场所,铁床是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用过的。
陆皓东（1867~1895）：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翠亨村人，生于上海。父亲陆怀昕，在上海经商及任洋行经纪，生母王氏，是翠亨村附近的泮沙乡王屋村人。
陆皓东11岁的时候，父亲陆怀昕在上海病逝了。1878年，陆皓东便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第一次回到他的故乡翠亨村。安葬父亲之后，陆皓东遂随母在翠亨村定居，不久就进入翠亨村村塾冯氏宗祠读书，和孙中山成为同学，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似，成为终生好友。青年时代的孙中山与陆皓东十分投契，甚至“饮食起居必与共焉”，时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政治的腐败，甚至还一起跑到村庙北极殿损坏了北帝神像。这当然为村民所强烈反对，于是孙中山离开往香G求学，而陆皓东后来则转赴上海。
陆皓东到上海后，转而学习电报和英文，后考入芜湖电报局做翻译生，据说不久因工作出色还升为领班。1889年，已经22岁的陆皓东在母亲的连番催促下，回到了故乡翠亨村和同县榄边乡莆山村秀才黎吉兴女儿黎竹青结婚。之后和尢列、周昭岳等在顺德合资创办兴利蚕子公司，孙中山多次偕陈少白到访，并为公司亲题“兴创自我，利归于农”的对联。
1893年，孙中山到广州西关冼基开办了东西药局，逐渐从“医人”走向“医国”，“行医日只一两小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孙中山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以及海军将领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等同乡密切来往。1894年初，孙中山回到故乡翠亨村，在家中的书房里埋头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同年春夏间，孙中山和陆皓东携《上李鸿章书》北上，可惜李鸿章正忙于处理因朝X问题引起的中日外交交涉及撤军事宜，根本无暇接见，对上书更不加理会。上书受挫后，孙中山与陆皓东在北京、天津一带游历，以窥清廷虚实，又深入武汉，以观长江形势。在北京，他看到“满清统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了。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成立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经日本横滨到达香G。旋即与杨衢云会晤，又与早年好友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黄咏商等接触，“拟联络全新革命同志，扩大兴中会之组织，以利进行”。1895年2月香G兴中会成立。1895年3月下旬，孙中山和陆皓东、郑士良等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租得广州双门底王氏书舍（旧址在今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等地方为会所，对外假称农学会的名义，以掩人耳目。又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组织分机关，由陆皓东常驻，负责招待各方同志，储藏起义军械。陆皓东更变卖家中田地房产筹款作革命经费，并设计青天白日旗作为这次起义的标志。
但是，革命党的举动早就引起了香G殖民当局和广东地方政府的注意，筹备半年多的广州起义未及发动就流产了。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兴中会起义的消息后，急调营勇1500多人回广州防卫，并派人搜查王氏书舍、咸虾栏等革命党机关。陆皓东得到消息，即刻通知革命同志躲避，他本来已和孙中山避往别处，忽然想起遗下党员名册在双门底的革命机关里，其他同志都劝说陆皓东回去危险，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册株连，我党岂有馀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份内事。”于是不顾危险毅然折返双门底机关，烧毁党员名册后不幸被捕。
陆皓东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虽受尽钉插手足、凿齿等酷刑而不供出革命党人，并写下一篇慷慨激昂的供词，供词中写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据说陆皓东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令清廷官吏都为之折服和敬重，在行刑时，特别命人替他换上长衫。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陆皓东等烈士们的鲜血，却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史写下了壮丽的开端。
孙中山对陆皓东的牺牲十分悲痛和怀念，他回顾广州起义时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因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称赞陆皓东“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并说陆皓东“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青天白日：辛亥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面旗帜。由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设计。后来由继承兴中会的中国国民党沿用为党旗至今。旗面作蓝色，以示青天；旗中置一射出叉光的白日图案。“青天白日”是中国国民党党徽。1925年后国民政府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后将此旗作为党旗。国民党沿用至今。
1893年（光绪十九年）秋天，革命党人陆皓东居住于尢烈的听涛阁，设计了“青天白日旗”，此旗即为国民政府国旗前身。1895年，孙中山在香G举行兴中会的首次干部会议，通过了以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军旗，此后多次起义皆以此旗为标帜号召。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继续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
青色代表光明纯洁、民族和自由；白色代表坦白无私、民权和平等；白日的十二道光芒，代表著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也象征着国家的命脉，随着时间的前进永存于世界；更鼓舞国人与时俱进，自强不息。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华民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1895年孙中山约集陆皓东等人准备广州起义，
认为“我等倡议革命，旨在倒清立国，迟早而已，必有成功日，当今世界各国皆有国旗，以资国家的象征。举义在即，亦应预谋此事，以代满清之黄龙旗”，并希望陆皓东筹办此事，而陆皓东自幼聪慧过人，能工善画，陆也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国旗，一为革命的标志和象征，一为战时方便指挥。很快陆皓东即将一面旗帜的样式交给孙中山，孙对此旗帜大加赞赏，这就是第一面青天白日旗。陆向孙中山解释这面旗帜的设计思路说，“青天白日”意味着自由平等和正大光明，体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在“白日”的四周还有十二个角（又名叉光）如太阳光之辐射状，陆说此正对应着地球上一昼夜的十二个时辰，也即与中国传统的“地支”相应。孙中山对陆皓东的设计赞叹不已，当即表示采用。
青天白日旗首次用于战场上是1900年的惠州起义。这次起义给这面旗帜带来无上的光荣。领导这次起义的大将黄福、先锋黄耀廷率领敢死队员200人，连续作战20多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杀得清军胆战心惊。后来每次青天白日旗遇到“信任危机”时，孙中山都拿这次战役时这面旗帜的光辉作用为由加以辩护。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由于此前青天白日旗已用于战场，革命党人认为此旗容易被认为是军旗，因此有必要再制定一面真正的国旗。此后青天白日旗与三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道多次亮相于战场，起义虽多败绩，但两面旗帜却受到广泛的关注。南洋的《中兴报》和香G的《中国报》都刊登了这两面旗帜，称之为中国的新象征，为宣传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由于事先并没有做统一的安排和部署，各地独立大多属当地旧官僚、立宪派或革命党人的自主行为，所以在各地独立后并没有使用统一的旗帜，首义的武昌革命军使用的就是铁血十八星旗，所以在后来讨论国旗时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孙文一派人依然坚持用三色旗为国旗，但其他各派认为原旗是同盟会一党设计制定的，不能代表全民的意志，并且在反清革命目标已经实现的情形下，应以“五族共和”为新的奋斗目标。1911年12月4日，在“共和联合会大会”上，其他各派一致要求使用“五色旗”，革命党人再次让步，同意以五色旗为中国新的国旗，而孙中山倡导的青天白日旗则成为海军旗，铁血十八星旗为陆军旗。尽管革命党人一致同意同意了五色旗为国旗的决定，但孙中山一直不愿接受这个决定，他认为青天白日旗“取义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者，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并且此旗已久经战场，已为众多烈士的鲜血所染，不宜更改。但孙中山的坚持徒劳无益，1912年5月10日，北京临时政府再次议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此事令孙中山苦恼不已。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就任大总统后，不断打压革命党人，为此黄兴等人曾领导二次革命，但此时反击为时已晚，袁世凯不仅镇压了二次革命，而且进一步剥夺革命党人的权力，一步步走向帝制。孙中山为了和袁世凯展开坚决的斗争，1914年远赴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呼吁革命力量重新联合起来坚决抵制袁氏的帝制行为。回忆起以往革命斗争的失败，孙个人认为是革命力量不够团结，而力量不够团结的原因是革命旗帜不够鲜明，变来变去，因此要把力量集中起来，革命旗帜问题至关重要。为此在孙中山亲手制定的“革命方略”中特地写进“旗帜与制服”一节，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旗以红色为地，青天白日为章，章在旗之首上隅，并且还规定以原先的青天白日两色旗为党旗。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当即宣布“废除五色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但好景不长，此旗很快又被陈炯明废除。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攻击孙中山元帅府，孙中山被驱逐而远走上海，此旗就又被忘却在历史的角落。1923年2月孙中山终于将陈炯明击败，孙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隆重的阅兵授旗仪式，重新“恢复”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国旗”地位。
北京政变后，困境中的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孙中山原本准备乘“永丰舰”经香G北上，但当挂满“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永丰”舰准备登岛时，港英当局却表示如若悬挂此旗就不能以外交礼仪接待。孙中山愤怒地答复，如果不能悬挂此旗进人香G，他宁愿不去香G。孙中山本为统一大业而北上的，但北上之行却成了孙先生的最后的革命之旅。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势如破竹，迅速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而北洋政府悬挂多年的五色旗也逐渐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所取代。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宣布于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显示其“正统”地位，表示遵照孙先生遗志，以换取其他力量对他的支持，蒋宣布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尚在武汉的汪精卫也表示只有此旗才能真正显示出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和力量。“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也像一样打着这面旗帜大肆“剿共”。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愿意改易旗帜，接受三民主义。至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旗”，一直到蒋介石政权败逃台湾，此旗一直是中华民国的国旗。但在此过程中，这面旗帜也曾受到巨大的羞辱，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并准备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伪政府的国旗，但日本帝国主义竟然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汪精卫没办法，只得在原来的旗帜上方加上一块布条，上面写着“和平反G建国”的标语，显示了汪伪政权的丑恶嘴脸，这面旗帜也因此而蒙羞不少。
1906年，革命党人专门召集会议商讨国旗问题。孙坚持认为“此旗为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献血，不可不留作纪念”，并说“我在南洋所见所闻，托命于此旗者数万人，如欲毁弃此旗，先摈绝于我”。后又表示可以用三色旗即“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青天白日旗，将原来的带十二道叉光的“白日”移到旗帜的左上角，占整面旗帜的四分之一，蓝底上其余四分之三为红色。为何孙中山愿意使用三色旗？红色是血的颜色，象征着愿为革命而流血，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象征着公正平等，白色是清洁之色，意味着博爱。三色在一起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正与孙中山等人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相吻合，孙中山的提议得到同盟会众人的认可，三色旗因此取代青天白日旗成为同盟会主张的国旗，而青天白日旗则正式成为革命军军旗。
青天白日旗一直都是孙中山极力推崇的一面旗帜，其实它更多的是以纪念陆皓东及兴中会诸烈士流血献身之精神！这样的一种寓意，不得不让人感叹或沉默，流血牺牲为革命，旗帜上染鲜血旗！
1896年孙中山把伦敦蒙难事件撰写成《伦敦被难记》一书，这是该书的中英文版本。
说说孙中山和翠亨村：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孙中山在这里出生和度过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翠亨村是他最早认识社会的窗口，是孕育他革命思想的土壤，也是他最早进行社会改革的试验场。
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1789～1850），以耕种承继的十余亩祖田为生，23岁时娶妻黄氏，生子孙达成、孙学成、孙观成。孙中山父亲孙达成（1813～1888）年轻时在澳门当鞋匠，后与隔田乡杨胜辉之女杨氏结婚，婚后相继生下孙眉、孙金星（早殇）、孙典（早殇）、孙妙茜、孙中山、孙秋绮六个子女。
孙中山一家靠租耕位于村东北俗称“龙田”的二亩六分翠亨孙氏祖尝田为生。童年的孙中山就像一般的农家子弟一样，他经常跟随二姐孙妙茜做砍柴、割草、拾取猪粪等劳动。幼年的孙中山很少穿鞋子，也很少吃到米饭，常以番薯充饥。年纪稍大一些，便要跟随父亲下田插秧、除草、打禾，常常到村外的金槟榔山山腰的山水井挑水。农闲时他还跑到隔田乡跟随外祖父杨胜辉出海捕鱼和挖蚝。因家贫买不起耕牛，孙中山每年要替人放几个月的牛，以换得牛主同意用牛帮孙家犁翻那两亩多租佃的田地。孙中山后来多次和宋庆龄谈起：从那时起，他就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应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少年时代的的乡村生活，给了孙中山一个思想自由发展的空间，形成独立的性格，以及强健的体魄。他日后的很多思想的启发都离不开早年在家乡的艰苦农家生活。例如平均地权思想，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曾问孙中山：“先生土地平均之说得自何处？学问上之讲求抑实际上之考察？”他回答说：“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
在翠亨村，有一位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的老人叫冯观爽，傍晚歇凉时常在孙中山家前的大榕树下给村中的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起义反清的故事。孙中山常常听得十分认真，对洪秀全充满了崇仰之情，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在和村中小孩玩游戏时，他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后来在回答日本朋友宫崎寅藏询问他“革命思想胚胎于何时”的问题时，回忆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
童年的孙中山便活泼好动、爱动脑筋和有反抗精神，翠亨村中流传着很多孙中山小时候的传说。据说翠亨村原有一家开设豆腐店的人家，叫“豆腐秀”，他有两个儿子十分顽皮，年龄又都比孙中山大，常常欺负孙中山。有一次，被欺负的孙中山忍无可忍，便拿着一块石头追到“豆腐秀”的店铺中，一石就砸往那锅正煮开的豆腐浆。小孩的父母不明所以，找到孙中山的父母理论，才明白事情的经过原委，自知理亏，把两个儿子大加责备。孙中山父母见“豆腐秀”因锅破不能再用而为生计发愁，也主动赔偿。孙中山也因此得了一个外号“石头仔”。孙中山10岁的那一年，翠亨村靠在潮汕一带从事苦力贸易发财的杨启文、杨启操、杨启怀三兄弟被外县控告贩卖人口，香山县衙门派出清兵下乡搜捕封屋，一时间翠亨村鸡飞狗走，家家关门闭户，犹如大难临头。孙中山反而毫不害怕，跟着清兵后面去看他们封屋，每封一间，他都跑回家去报讯。
因为家贫，孙中山直到9岁才开蒙读书，村塾就设在村中的冯氏宗祠，所学的功课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选读等传统儒家典籍。塾师姓黄，绰号“蟾蜍黄”，这位老师上课时只要求孩子们朗朗背诵课本，却不解说书中的意义。孙中山聪明伶俐，记性很强，往往老师教几次，他就能背诵下来。不久之后，孙中山逐渐对这种死背书而不明书中道理的学习方法感到困惑。他觉得：“我天天读书，却不知书中讲些什么道理，这读来有什么用呢？”他要求老师解释书中的道理。老师对孙中山的大胆冒犯当然非常生气，拿起戒尺来教训他。但孙中山并不服气，他认为“这个经书里面一定也有道理，我总有一天要寻求出来”。如果只硬性记忆，而不求甚解，即使记忆力很强的X生，也会很快把学过的东西忘掉。孙中山也回忆过：“我亦尝效村X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
后来私塾的老师换了附近南蓢墟的程君海。程君海名步瀛，字守坚，号君海，又号籍笙，其人“仪容颀秀，天资聪颖，博通经史，未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廪饩，愤清廷颙顸误国，绝意仕进，讲学于翠亨村”。与孙中山“同时执贽受业”于程君海的陆华显回忆：程君海“诲人于学术传授外，尤注意于思想之启迪与德性之培养，每对吾人讲授满清入寇中原，残杀汉人，兴文字狱，以及丧权ru国诸史实，实意气慷慨，使听者民族思想油然而生，民族气节为之激发”。据说程君海在翠亨教学时曾出“虎豹诚能格”为上联命诸X生对，孙中山答以“龙蛇未可知”为下联。程君海“因知孙公非池中物，益悉心训诲”。虽然这些回忆未必全部可信，但孙中山童年时在翠亨村接受的私塾教育，为他打下了初步的国学基础。孙中山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同学唐雄对其有“中文根柢颇深”的感觉。
翠亨村虽然是个普通的小山村，但并不闭塞。据史料记载，当时孙中山“偶闻邻镇牧师悬有地图，寤寐求一见而未得也；从此对历史、地理、政治诸科，寄以莫大兴趣。审知‘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谬误，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物存焉”。哥哥孙眉寄回的家信中，“详述岛中政俗之优良、土地之肥沃及所营事业之发展”。这时因父丧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成为孙中山的私塾同学，他向孙中山述说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这一切都引起了孙中山极大的兴趣，他对翠亨村以外的广阔天地充满向往和好奇。因为弟弟孙观成因出外谋生而客死异乡，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一直不愿意他的两个儿子都到外国去冒险。1879年夏天，在孙中山的苦苦央求下，父亲终于同意他跟随母亲远航到檀香山哥哥孙眉那里去，之后孙中山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接受西式的教育。孙中山生于生活简朴的农民之家，而短短两三年不求甚解的私塾教育，封建思想与礼法灌输和影响是有限的，这也使孙中山没有太重的传统包袱而比较容易地接受西方思想文化。
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乘船回乡。船到香港，又转乘沙船回翠亨，在途中孙中山和众旅客受到清政府征收关税、釐捐的官兵三番四次借故检查，目的是为了勒索贿赂。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怒，他向船上旅客演讲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造：“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回到翠亨村后，孙中山积极向村民述说在檀香山的见闻，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经常向村人抨击清政府的腐败，他说：你们的县衙门干什么事呢？每年衙役到翠亨来一次，向你们收取那县衙门所规定的钱。他们收了你们的钱，就去了。”“一个政府应该替人们管理种种事情，正像家长应该注意到家中各人一样。”乡中父老还推举孙中山参与翠亨村的村政事务管理。孙中山利用自己在西方学到的知识，在村里进行一些改良乡政的社会活动。此时的孙中山与四年前离开时完全不同了，国外的社会知识和自己目历身受的体验使他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少年相比已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开始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据说孙中山还时常集合村中的青少年等，演说太平天国和华盛顿、拿破仑的事迹。陆皓东、杨心如等都是他在村中志同道合的同龄朋友，后来村人把孙中山、陆皓东、杨心如、杨鹤龄合称为“翠亨四杰”。
翠亨村的北极殿是村民虔诚信仰的庙宇。传说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曾于晚上梦见村庙的北帝披发现形，忽然惊醒，不久就诞下孙中山。因此孙中山自小就契了北帝为“契爷”，还取了小名为“帝象”。但孙中山就对村民如此虔诚地信奉他的这位“契爷”不以为然，常常劝说拜神的村民：这些神像都是泥塑木偶，并不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影响，信奉无益。现在翠亨村中仍流传着孙中山反对迷信、损毁北极殿神像的故事。据说1883年秋天，孙中山与陆皓东、陆灿等几个同伴跑到北极殿里，损毁了北帝和金花娘娘的神像。他对村民说：“你看我把北帝的手指掰断了，胡子扯掉了，金花娘娘的脸划花了，它们都不能阻挡和躲避，还不是对着我笑眯眯的。它们自己都不能保护和帮助自己，又怎么能够保佑我们呢？”他们的行为当然引起村民的强烈反感，被认为是亵渎神灵，大逆不道，将会给全村带来灾难。最后，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答应重修被捣坏的神像，并责令孙中山离开家乡往广州，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到广州后的孙中山后来转往香港求学，这件事成为孙中山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1884年5月，在长兄孙眉的主持下，正在香港中央书院就读的孙中山回乡，与同县外壆村（今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村）华侨卢耀显之女卢慕贞结婚。结婚时按照当地的习惯，根据族谱里的排行，孙中山取字“德明”。1888年3月24日，孙中山父亲孙达成在翠亨村病逝。孙眉已于数月前回乡与弟弟孙中山一起奉侍汤药。此后孙中山在香港学医多年，学费及生活费都由孙眉源源不断供给。
在香港求学时，孙中山时时把英国管治下的香港与故乡香山相比，他后来回忆：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孙中山也曾利用他的知识和思考尝试在家乡进行一些乡政的改革，他回忆说：我曾一度劝其乡中父老，为小规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桥、造路等，父老韪之，但谓无钱办事。我乃于放假时自告奋勇，并得他人之助，冀以自己之劳力贯彻主张。顾修路之事涉及邻村土地，顿起纠葛，遂将此计划作罢。未几我又呈请于县令，县令深表同情，允于下次假期中助之进行。迨假期既届，县令适又更迭，新县官乃行贿五万元买得此缺者，我无复希望。
孙中山在假期回乡时，也曾找老农了解乡间土质的状况，打算在家乡倡种桑树，以适应当时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发展。1890年，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致书香山县退休居乡的洋务官员郑藻如，希望他支持在香山县试实行振兴农桑业，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农业，发展农业生产；设戒烟局禁鸦片烟；广兴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人才等措施。因为这三项事业，有关天下国家甚大，如果能实行的话，“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这篇文字是目前所见孙中山最早的论著。孙中山与香山籍的另一位著名洋务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也有联系，郑观应的故乡三乡雍陌村距离翠亨村也不过10余公里。1892年，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编成，其中论述中国农业改革的《农功》篇据说即由孙中山执笔写成。
1892年初，长兄孙眉从檀香山汇款回乡，孙中山亲自设计和主持修建了一座三开间两层的小楼，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翠亨孙中山故居。同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石岐行医，时时回翠亨居住，并在家中书房为附近村民看病。有一次村民陆檀生的妻子难产，全家束手无策。虽然孙中山是男医生，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下是不好为女人接生的，但陆檀生无法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去请孙中山帮忙。孙中山的伯母阻挠，认为男人给产妇接生，会带来“衰运”。但孙中山并不放在心上，随陆檀生前去帮助产妇顺利产出。孙中山又常常和陆皓东等在书房讨论时政，通宵畅谈。有一天，他还和陆皓东拿着自己试制的炸药，走到家外约30米的翠亨村西闸门试爆，现在闸门的“瑞接长庚”石匾上还有一条裂缝，据说就是孙中山试验炸药时所震裂的。
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石岐开设药局行医，他逐渐从“医人”走向“医国”，“行医日只一两小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1894年初，孙中山从广州回到翠亨村，在家中的书房里埋头起草了一篇长达八千多字的政见书，计划向洋务派重臣李鸿章进言（后来一般称这篇文章为《上李鸿章书》）。在这篇《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指出片面追求船坚炮利，是舍本逐末的所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只要做到上述几方面，“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上李鸿章书》是一个在教育、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学习西方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方案。孙中山曾希望借上书李鸿章而打入社会上层，取得机会以施展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抱负，可惜这种和平改革的尝试最后失败了，他“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逐渐就走上了寻求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道路了。
1895年10月，广州起义未及发动便告失败，孙中山及革命同志避走海外，陆皓东则为返回销毁党员名册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消息传来，震动了整个翠亨村，村民无法理解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这么鲁莽地去闹革命。当时管理村务的乡绅陆星甫更坐立不安，恼怒地说，这些年轻人发疯了，他们将使全村人丢掉脑袋的，他还担心清政府追究他的责任。当时从檀香山回乡结婚的华侨陆灿，在他的舅公、唐家村的一个士绅的指点下，和陆星甫事前在翠亨村的周围布置带枪的村民，以防全村人被逮捕或被屠杀。当搜捕的清兵到达翠亨村时，尽力招待妥当，并假装带他们尽量绕弯路去搜查，按照清兵所走的路程给予丰厚的“报酬”。事实上，距陆灿的回忆，来搜查的清兵似乎并无意追究此事，他们收了“报酬”之后，让村长把他们领到空无一人的孙家搜查，最后平静无事地离去。
而孙中山的亲属在广州起义之前，已经提早安排到了香港。在陆灿的仗义相帮下安全到达檀香山茂宜岛孙眉牧场居住，而翠亨村的房子则由孙学成夫人程氏照料。此后的十多年间，孙中山被清政府通缉，更不可能有机会回翠亨村了。1910年10月，地方报刊《香山旬报》（第76期）登载《梁领事又欲兴党狱耶》一文，内称：驻檀香山领事梁国英“文行到县，据称邑属石岐人林云、梁海、梁于、梁长，崖口村人谭亮、谭葵，泮沙村人许发，翠坑村人孙文，在檀香山倡言革命，开设《自由新报》，运军械，供土匪。孙文胞兄孙微（眉）逃回九龙新界，种畜为名，接济外洋军械，窝聚土匪为实等语。邑令准此，恐其混回内地，有碍治安，已即移营扎一体密拿矣。
直到1912年5月27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才再一次回到了他阔别16年的家乡翠亨村。当天晚上，在翠亨村孙宅门前的空地上，孙中山设筵宴请翠亨村及附近石门九堡的60岁以上的村民。据说过去只有男性才能参加这种宴会，而孙中山提倡男女平权，60岁以上的妇女也被邀请参加这次宴会。宴会中，孙中山还站在桌子上发表讲话，答谢乡亲父老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并对受清政府骚扰、迫害的乡亲表示衷心的慰问。次日，孙中山到了南蓢墟祖庙参加当地民众的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说。欢迎会上乡民代表诵读了欢迎词，其中香山四大两都共进社林锡翰等致孙中山祝词中称：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大驾旋里，本社同人，鼓舞欢欣，谨拜手而为之颂曰：公之兄弟，建不世之奇勋，争愿一望颜色，以餍崇拜之心，料先生关怀桑梓，必有至论伟略，使都人得享共和幸福也。颂词表达了孙中山故乡人民对他的尊崇和敬爱，也反映出民国成立后民主共和思想已深入人心。其后孙中山又携家眷到南蓢左埗村孙氏宗祠拜会宗亲；到县城石岐仁山广场发表演说，并和各界人士开茶话会。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后一次回乡。后来因为奔波革命，而过去交通也远远没有今天方便，他再也没有回过翠亨村。但孙中山仍时时资助故乡公益事业及贫穷亲友，1919年，孙中山致信元配夫人卢慕贞，谈到：“乡中学堂今年之费，并所开列接济穷亲之费，每年当如数寄回，所应赒恤之人，由夫人酌量便是。兹汇来沪银三千元，申港银三千余元，照单察收可也。”1921年6月20日《香山铁声报》有《翠坑乡之宗教教育》报道：翠亨村培正分校1919年后，“校中款项，全由孙总统捐助……”。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时，翠亨村民陆献山、杨灿文等到广州，请他从政府经费中拨款兴建家乡学校的校舍。孙中山在热情接待乡亲之余，表示办学要靠群策群力：“满清是我们民众合力推翻的，希望你们各人都来出钱出力，合力来办好学校。”孙中山并题字“后来居上”送给他们以作勉励，此后这幅题字一直悬挂在翠亨杨仰仙祖祠里。
孙中山后来仍希望有机会再回故乡。1917年夏秋间，孙中山致信元配夫人卢慕贞，谈到：“现在事情尚未妥当，我未能定期回乡。可传知丁财叔出省城见我，得以交代他，先修理好乡间之屋，并办理下乡中之事。待我事妥当后，亲自回乡一转。”1918年7月4日，孙中山在给儿子孙科的信中，也讲到“若时机适宜，父当回乡一住，以遂多年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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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