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春节再游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清代广州十三行历史展）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位于清代十三行商馆区遗址上（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西堤二马路37号广州文化公园内），占地30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090平方米，现馆藏文物2300多件（套）。常设展览有“清代广州十三行历史展”和“王恒、冯杰伉俪捐赠的十三行时期文物专室陈列展”。馆藏文物全部由中外热心人士无偿捐赠。2016年8月31日，十三行博物馆启动试运行，9月30日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馆藏文物超过2300件（套），以“文物+文献史料”的方式，展示了十三行的历史。
珠水滔滔，南海浩淼。二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扬帆起航。从1757年至1842年，清代十三行是朝廷特许的对欧美贸易特区，成就了广州历史上一段令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繁荣的时代，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广州十三行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片。它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世界透视中国的南风窗。十三行虽退出来历史舞台，但其诚信务实、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兼容并蓄的精神被广州人传承至今。
清代广州十三行历史展：包含“开海设关”、“十三行风貌”、“十三行行商”、“十三行贸易”、“中西汇流”、“走向近代”等六大部分，丰富的文献史料、文物，展示了十三行从辉煌到终结的历史。展览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史料和海内外遗存的文物，系统地展示十三行从辉煌到终结的这段雄霸中国对欧美“唯一通商”贸易口岸近百年历史的景况，同时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商人群体、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等历史事件，展示了粤商敢为人先、包容务实、锐意进取的精神以及岭南人海纳百川的海洋文明的开放理念。
前言：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坐落在三百多年前的十三行遗址上。十三行是一个地名，十三行是一片商馆区，十三行是一个商人群体，十三行是一种贸易体制。17至19世纪，随着欧美经济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开辟，以及欧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广州这个传统海上贸易中心，自然地成为各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从1757年至1842年，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唯一的对欧美通商特区。伴随着广州十三行贸易的繁荣，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事件在这里频频发生，很多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十三行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重要地位。
清代广东与世界贸易的主要港口城市：广东地处南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根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广东海上贸易始于秦汉，剩余唐宋，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图为清代广东与欧美及东南亚通商贸易经营的主要港口城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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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东与世界贸易的主要港口城市：广东地处南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根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广东海上贸易始于秦汉，剩余唐宋，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图为清代广东与欧美及东南亚通商贸易经营的主要港口城市示意图。
珠江帆影：“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东新语》
广彩洋人远航图大碗 清·乾隆（1736-1795）：该碗是外国商船抵达广州专门订制的纪念品，大碗中心有“亲爱的伊丽莎白”和“1757”航海年号标识。
十三行从历史中走来：广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秦汉时期从广州出发的商船已抵达东南亚一带。南北朝时期，释迦牟尼佛第二十八代衣钵传人达摩从古印度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在绣衣坊码头（今下九路西来初地）登岸。唐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众多外国商人聚居于“番坊”（今光塔路一带），朝廷设立市舶使院管理对外贸易。宋元时期广州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朝廷设立市舶司，海山楼（今北京南路附近）成为接待外商的场所。明代朝廷改海山楼为市舶提举司署，并在西关建怀远驿（今十八甫路），供前来朝贡的贡使和随从居住。清顺治十三年（1656）朝廷颁布禁海令，但广东海上贸易禁而不绝。康熙二十三年（1684）取消海禁，设立粤海关（今珠海广场西侧），拉开了十三行辉煌历史的序幕。
宜民市石额拓片：清初实行海禁后，清政府强令沿海居民内迁，部分迁民在广州城西栖身，日久成市，人称“移民市”（今西华路第一津），后改为“宜民市”。
第一部分 开海设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实行开海贸易政策，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闵、江、浙四大海关，作为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只保留粤海关独家管理对欧美贸易事务，广州成为海上贸易大港。
康熙开海：康熙皇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以国计民生为念，实施开海通商政策，沿海居民得以“各安耕获，乐其生业”。
粤海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粤海关作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成为清政府限定对欧美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地位更为重要。粤海关税收是清朝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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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当时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第一站。外商到广州进行贸易，商船需要在澳门办理通行证、雇佣引水员与买办。途经虎门，粤海关官员登船检查、验证，并随船到达黄埔停泊，行商为其办理担保及海关手续后，由持有官府特许牌照的西瓜艇，将船上卸下的货物运往十三行货栈，然后再把出口货物运往黄埔装船，由行商向海关申请离港执照。黄浦口设有海关税馆、夷务所、买办馆和永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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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杨琳关于英法等国商船到港及华侨回籍情形的奏折 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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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起居注》中关于康熙皇帝的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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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内阁起居注》中关于康熙皇帝议准海上贸易的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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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洋船牌：清乾隆六年（1741）粤海关发给瑞典“哥德堡号”商船的通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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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南库：粤海关不仅为清政府提供了可观的税收，还为宫廷采办前所未见的西洋奇器宝玩。宫廷贵族对舶来品的喜爱，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等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广州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澳门是当时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第一站。外商到广州进行贸易，商船需要在澳门办理通行证、雇佣引水员与买办。途经虎门，粤海关官员登船检查、验证，并随船到达黄埔停泊，行商为其办理担保及海关手续后，由持有官府特许牌照的西瓜艇，将船上卸下的货物运往十三行货栈，然后再把出口货物运往黄埔装船，由行商向海关申请离港执照。黄浦口设有海关税馆、夷务所、买办馆和永靖营。
两广总督杨琳关于英法等国商船到港及华侨回籍情形的奏折 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内阁起居注》中关于康熙皇帝的谕令......
清宫《内阁起居注》中关于康熙皇帝议准海上贸易的记注......
外洋船牌：清乾隆六年（1741）粤海关发给瑞典“哥德堡号”商船的通关证明。
十三行制度：广州十三行受粤海关管辖，官府为了加强对商行的管理，逐步形成了承商、保商、公行、总商、行佣等十三行制度，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
承商制是指十三行商"承揽夷货"制度；保商制规定行商首先要负责外商在华所有行为；总商一般是一到三名，由行商中资本最雄厚的行商担任，负责率领众商与夷人交易；揽商制是指行商包揽一笔交易的所有环节；公行的设立是为了规范对外贸易市场，把握议价权，实现行商利益最大化。
承商制度：洋行设立之初，经官府允许，由殷实商人担任行商。行商具有对外贸易的特权，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保商制度：即由行商担保，负有向外国商船征收税饷、管理外国商船人员的职责。设立保商后，无论货物是否由其买办，承保商人一律负有为该船完纳税饷的责任。
公行制度：始创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三行行商建立名为公行的团体，统一货价和垄断大宗商品贸易。在清代前期，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了广州整个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公行”贸易制度。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团体，即所谓的"公行"。据史记载，于1720年11月26日，公行众商啜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
第一条：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
第二条：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第三条：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第四条：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第五条：货价即经协议议妥贴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第六条：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第七条：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第十条：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第十一条：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第十二条：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条：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初时，公行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也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部署，组织相当松散，时散时复。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即是说要复设公行。两年后，经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复，从此一直延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再也没有解散过。
总商制度：总商又称商总，在保商之上，通常由资历较深的行商充当。总商的职责包括征收行佣，协调货价等，并对整个行商团体负责。
行佣制度：行佣又称行用，是从行商经营的部分进出口贸易中抽取佣金，以补充整个行商团体的运作经费，主要用于偿还拖欠外商的款项及朝廷捐份，还有从事公益事业。
对欧美一口通商：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清代的中国仍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只保留广州对欧美通商，客观上使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窗口。
清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乾隆皇帝谕令洋船只准在广东停泊交易。
天子南库：粤海关不仅为清政府提供了可观的税收，还为宫廷采办前所未见的西洋奇器宝玩。宫廷贵族对舶来品的喜爱，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等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广州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乾隆皇帝上谕:粤海关采办西洋奇异陈设要舍得花银子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1758年2月11日）
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关于接收前任关库银钱数目的奏折：嘉庆十年十一月十七日（1860年1月6日）嘉庆皇帝朱批要求粤海关每批贡品须有槟榔。
第二部分 十三行风貌：十三行出现于明代，位于广州城西珠江边，清代在此设置洋行、外国商馆经营进出口贸易。十三行街区指的是洋行、商铺及外国商馆所处的整个区域。
清代广州十三行 动画效果图......
第三部分
十三行行商：十三行行商是代表清政府对外商进行管理，并拥有茶、丝、棉布等特许商品经营权的商人。在十三行鼎盛时期，行商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除了行商之外，还有行外商人，在十三行一带从事非特许商品贸易。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生于广州，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广州的世界首富。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伍秉鉴财产的形式很多，不光是银子，还有自己的企业，这个企业叫“怡和行”，做中西贸易，主要经营丝织品、茶叶和瓷器。2001年，美国《华er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他立足广州，主要是跟英国人做贸易，同时又把产业放大到国外，甚至债务也放到国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他也像中国普通的地主一样，在国内买了大量的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甚至让银子变成资本，到美国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伍秉鉴的怡和行一度成为世界级的跨国财团。
叶廷勋（1753-1809
）：原名仁，字光常，号花溪，晋封资政大夫，诰授中宪大夫，钦加盐运使司盐运使，义成行创始人。其祖为明神宗时期的宰相叶向高，廷勋少弃儒从贾，在十三行中贸易。义成行创设于嘉庆元年（1796），因其执守诚信，生意日益兴隆，一直在行商中居第四位。仁官在嘉庆七年（1802）向公司大班表示，愿从此退休；随后公司多次劝阻，仁官才答应继办一年，不料竟在当年身故，
潘振承（1714—1788
）：又名振成，字逊贤，号文岩，又名启，同文行创始人。雍正五年（1727
年），清政府解除福建人到南洋贸易的禁令。次年，十四岁的潘振承当上船工，凭着自己精通夷语，先后三次前往吕宋（菲律宾），甚至远达瑞典，从事商贸活动，“通外国语言文字，至吕宋、瑞典，贩运丝茶，往返数次”，贸易对象既有马尼拉，也有英、法和瑞典等番商，他自己笑谓“见‘鬼’多过见人”，时人也称他“熟于洋商贸易事”。他在广州陈姓洋行当帮工，深受器重，被委以重任。约在
1742
年，雇主获利归里（一说病逝），他依靠微薄的积蓄接办商行。后为怀念家乡的文圃山，商号更名为同文行，由于经商得法，使之逐渐取得行商翘楚地位，被推举为广州十三行行首，成为中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大商人，潘家也成为了著名的百年外贸世家。潘振承精通夷语，见多识广，笃守诚信，注重塑造品牌，思想开放，善于接纳西方新生事物，后来他又成功解散公行，垄断对外贸易，他手腕玲珑，长袖善舞，成功周旋于清廷和外商之间，屹立十三行
30 年不倒，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巨大的声誉。
潘有度（1755－1820）：广东十三行同文行巨贾之一。生平著作甚多，后人辑其作品结集为《义松堂遗稿》、《漱石山房剩稿》等。1796年，总商蔡世文经营失败自杀，潘有度担任总商。潘有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喜欢和外国人讨论航海的问题，并写下二十首《西洋杂咏》。当时潘有度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潘有度更列富商之首。后因营商环境恶劣，朝廷苛敛勒索加，1808年潘家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1815年被迫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1820年底，潘有度病故，潘氏无人愿接掌第三代行商大旗，最后由四子潘正炜接任，不久同孚行停办。
卢文锦：清朝广东富商卢观恒次子。卢观恒逝世后由卢文锦承充行商，掌管行务，商名卢隶荣，外国人称为茂官第二，以别卢观恒的茂官。因卢观恒年逾不惑之年才娶妻，故去世时，卢文锦还是少不更事的20岁左右青年人，所以首席行商的位置只好让给怡和行的伍秉鉴。卢文锦小农思想严重，将大量财产冻结在地产上，因而投入商业贸易的资金大量减少，广利行生意自此日益式微。
《粤雅堂丛书》：由怡和行行商伍崇曜出资，谭莹校勘编订，于1850年至1875年在广州刊刻，汇辑魏至清代著述，凡3编30集185种1347卷，为清末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型丛书。
清代时期，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涉及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等各个行业。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牙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其中以牙商最为著名。
所谓牙商，本来是指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从中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亦称牙人。明清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称为牙行。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指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
从清朝初年始，凡是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必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通称“十三行”，位于广州市区西南方的十三行路，南与六二三路、沙面相邻。它是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协定出口货价及代中外商人纳税。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
洋行数量并不是固定的13家，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纳入统计的38个年份中，共有行商约400多家，行商最多年份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实数为13家的就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个年份
。而行名也常改变，稍后即有兴隆、联兴、德兴、正兴、同兴、源昌、晋源、怡和、宝顺等行。
牙行：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11.易元昌的孚泰行，商名昆官；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在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伍秉鉴、卢观恒、潘有度、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其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是货真价实的“富可敌国”。他们都是世业显贵、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十三行街成为当时世界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豪富。
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的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伍秉鉴资产在1834年约有2600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19世纪中期，在美国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得出高价。2001年，美国《亚洲华er街日报》将伍秉鉴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有位广东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东，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嘉庆二十五年（1820）同孚行向茶商购买茶叶的订单
第四部分 十三行贸易：开海贸易以来，尤其是广州对欧美一口通商后，进出口商品都集中在这里，然后经过十三行商人进行交易。茶叶、丝绸、瓷器、棉布及中药材等出口量大增，进口商品主要有毛皮、毛织品、木材、胡椒、西洋参等，广州成为华洋商贸中心。
进出口贸易：开海贸易给向往与中国通商的西方国家带来了无限商机。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美国等国家的商船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贸易。
第五部分 中西汇流：开海贸易的同时，朝廷重视招揽西学之士，广州逐渐成为中外关系通道、东西文化窗口，是东学西传、西学东渐的前言地，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随着外国商船纷至沓来，许多西方学者来到广州，他们重视学习中国的文字和文化，并在欧洲掀起了研究汉学的热潮，促进了中国哲学、农本思想、语言文字、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绘画和建筑艺术等的传播。
中国古典经籍的西传：1711年，比利时卫方济翻译《四书》、《孝经》、《幼学》；1834年，法国雷孝思翻译《易经》。
中国位子和文学的西传：1719年，在广州经商的英国商人魏金森翻译《好逑传》；1728年，法国马若瑟在广州著《中文概说》；1732年，法国马若瑟在广州将《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1755年伏尔泰将其改编成剧本并在巴黎公演，引起轰动；1813年，法国驻广州领事德经编《中法拉丁字典》。
儒家哲学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德国莱勃尼兹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1681年，比利时柏应理著《中国之哲学家孔子》；1697年，德国莱勃尼兹编著《中国近事》；1711年，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刊印了《中国哲学家》一书。
中国重农主义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法国魁斯奈说：“中国的法律是以自然律为依据的，无论从物质或道德方面来看，都是十分有益于人类的。”1767年，法国魁斯奈著《中国的专制制度》；1770年，法国钱德明著《中国乾隆帝和鞑靼权贵的农业观》；1776年，英国亚当·斯密著《国富论》，吸收了中国重农主义思想。
中医的西传：1671年，一位在广州经商的法国人将《脉经》翻译成法文；1688年，波兰医生卜弥格编撰的《中医津要》出版，被翻译成欧洲各国文字；1736年，法国人杜赫德翻译《本草纲目》，达尔文名著《人类的由来》参考了该书。
中国工艺美术的西传：法国路易十四命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到广州定制甲胄徽章瓷。随后法国、英国掀起了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
中国绘画、建筑艺术的西传：法国画家华托吸取中国画技法绘制《孤岛帆阴》，现藏卢浮宫。建于1816-1826年的德国皮尔尼茨宫，包括水宫和山宫，其中水宫的屋顶采用中国式屋顶设计。1753年由瑞典国王阿尔道夫·福雷德里克下令建造斯德哥尔摩中国宫。
手工艺人：当时十三行是外销艺术品的制作和贸易中心。1768年在广州的威廉·西克曾描述：“这里有玻璃画工、制扇工匠、漆器匠、石匠及各种各样的手工艺人。”
西学东渐：十三行贸易枢纽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哲学、西医西药、西洋绘画、新闻报业、科学技术等在中国的传播。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丝国、瓷国，还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各种工艺品以及传统文化。十三行将这些财富装上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实行的丝绸出口限运，使得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英、美、瑞典等国商人称，欧美各国皆是“不善织造之国度”，贵族们的“服饰之荣”一向仰赖中国的丝织品市场。1762年，乾隆帝为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各夹带2000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不禁“欢呼感戴”。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十三行作为令人称羡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
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外商们经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画家对园林精心描绘，并向全世界发行风景“外销画”，让广东园林漂洋出海，声名远播。1742~1744年间，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中国风格”的发展，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了近百年。钱伯斯在其经典著作《东方园艺》中言：对于中国园林艺术，欧洲人“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他本人就在其自行设计、位于伦敦郊区的“丘园”里，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这种审美趣味显然形成了一种社会建筑风尚，像英国作家艾迪生、诗人蒲柏等都建造了中国式花园。
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洋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洋行商人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务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1772年，洋行商人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鸦片战争期间，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增强作战能力，洋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购买美式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一大创举。1842年，行商曾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平定西域战图由郎世宁向乾隆皇帝建议送往法国制成铜版画，广州十三行承担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
随着清代广州国际贸易繁荣，洋画师也来此谋生，并收徒授业，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师。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大大提升了广州“外销画”水准，林呱即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当时知名外销画家有煜呱、啉呱、庭呱、新呱等。呱字洋文写作Qua，从葡萄牙语词Quadro而来，欧洲人看见商行的呱字招牌，便知道店里做的是洋画生意。十三行也曾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商贸文化。为了便于外商开展商务，洋行商人在行栈区另辟了一片供洋人经营、居住的商馆，被称为“十三行夷馆”。各国夷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各民族风格。这里俨然是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与十三行中国商馆遥相对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
《海国图志》由魏源编著，出版于1844年，是清代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名著。
广州英语对话：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广州英语应运而生，成为广州人与“西洋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独特语言。
第六部分 走向近代：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政策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矛盾日益加剧。1849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中英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清政府实行广州对欧美一口通商的贸易体制从此终结。
行商的重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在积欠官府税饷和外商欠款的双重夹制下，不少行商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境况，迭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
欧美国家与清政府的矛盾和冲突：由于中西文化观念的不同，导致欧美国家与清政府在贸易体制、司法外交、宗教传播、行为约束等方面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激化。
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在贸易季节结束后，必须离开广州到澳门居住，等待来年新的贸易季度才能返回广州，被称为“下澳住冬”。
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乔治三世派特使马戛尔尼一行前往中国，提出扩大中英贸易的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
审讯“海王星号”事件法庭内景：1807年2月，英国商船“海王星号”水手与华人斗殴，致使一华人死亡，数人受伤。此次事件是中外司法冲突的典型案例。
“阿尔塞提号”攻打虎门炮台：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派遣亚美士德使团因不肯行跪拜礼遭嘉庆皇帝拒见，使团主舰“阿尔塞提号”及“赫威特号”亦未获准驶往广州，在虎门与中国水师开战。
贸易逆差与鸦片走私：欧美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到处寻找原料产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在十三行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贸易出超地位。西方殖民者为扭转贸易逆差和牟取暴利，竟然不顾道义准则，把罪恶的鸦片作为商品，以武装走私的形式贩卖到中国。
十三行的终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十三行商人与清政府共同进退，为抵御英国的侵略作出贡献。中英《南京条约》的签署结束了十三行对欧美海上贸易的经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十三行商馆区被战火烧毁。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1月7日英军出动炮舰突袭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
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十三行行商捐资购置外国先进船炮、修筑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进行仿制，大力协助广东海防备战。
林则徐发动爱国士绅在广州大佛寺设立收缴烟土、烟枪总局。
1839年6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将缴获英、美等国的鸦片237.6万斤全部在虎门海滩销毁。
1841年5月29日英军在广州三元里村抢掠。三元里一带农民齐集于三元古庙前，立誓共同御敌，并把庙内的三星旗作为抗英指挥旗。
1856年12月15日，英国军队炮击广州城，并焚毁十三行附近民房。
《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对外通商，五口通商后的广州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
英法联军在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强租了广州沙面为租界，外国商馆逐步移入沙面。
《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年8月29日，请政府与英国政府在英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结束了十三行对欧美海上贸易的经营特权。
2011年由CCTV记录频道首播的专题片《帝国商行》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广州十三行”，这个已逐渐不为今人所知，被人们遗忘的商人群体，曾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一度在中国中西贸易的舞台上非常活跃，该片重现了“广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后期，由极盛转向衰落的过程。
广州文化公园坐落在十三行遗址上。广州市政府为解决物资匮乏，加强商品流通，于1951年10月14日至12月5日，在此举办“华南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大会结束后，根据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指示，决定将展览场地保留下来，辟为一个长期的、有地方博物馆性质的文化活动场所“岭南文物宫”，1956年改名为“广州文化公园”。“岭南文物宫”和“广州文化公园”均由叶剑英定名并亲笔题写。
1956年5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的陪同下参观视察广州文化公园
香港《周末报》1951年10月20日香港《周末报》刊载“华南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消息
《广东土特产介绍——城乡物资交流资料之一》
结束语：历史造就了十三行，十三行也造就了历史。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十三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及其深远。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内，珍藏着大量有关十三行的文物、档案、文献等。十三行的历史展现了广州人诚信务实、开拓包容、敢为人先的精神。1951年，在十三行遗址（今广州文化公园）举办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成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先声。如今，十三行路仍是广州城西一条热闹的商业街。本展览仅是一个起步，供观者汲古鉴今。
部分文字来源于互联网
——20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