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国庆·多彩黔行——天龙屯堡(沈万三故居)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三回中潘金莲曾说过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万历年距沈万三时代已有两百多年,沈万三仍是名满天下,妇孺皆知,可见,沈万三确乎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直到今日,提起沈万三,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明首富,聚宝盆。真心没有想到,在贵州安顺的偏僻小镇,竟然能够邂逅大名鼎鼎的“财神爷”沈万三。记得当年还是是在周庄见识过他故居的气派......
沈万三,元末明初人,本名沈富,字仲荣,俗称万三,是元末明初的“江南首富”。沈万三通过开展海外贸易致富,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也是沈万三之功。民间传说,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一支金钗,能取出一大把金钗;放进一只银元宝,就能取出一盆银元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才能富甲天下。传说朱元璋准备建都南京时,但天下初定,国家府库虚乏,沈万三依靠聚宝盆“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洪武六年,他请求出资犒赏三军,朱元璋怒斥其“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将其发配云南,最后客死他乡。这个无论在正史,野史甚至传说中都大大有名的超级富豪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他对明朝的功劳也成为罪责,沦落到古稀之年还被发配边疆蛮荒之地的境遇,一家人颠沛流离、不能相聚,财富并没有给沈氏家族带来幸运。很难想象,当年富可敌国的人物,怎样屈尊住在这样的地方。当年沈万三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啊......
如今在安顺平坝县的天龙屯堡仍有一支沈万三后裔。此为天龙沈氏祖宅。天龙屯堡的沈氏家族族谱中,明确记载了其是沈万三之二子沈茂一系(长子沈旺及其后人先后被杀,而唯独历史对沈茂没有任何记载),后经明史专家鉴定,这确系沈万三家族的族谱。沈氏族人至今仍延续着沈氏家族完整的宗族体系和明代的生活习俗,他们供奉财神即“沈万三”,以藏着密码的族谱排序,并且世代经商,创建了贵州的马帮文化,被称为“黔商鼻祖”。2006年,沈氏后人赴南京、周庄寻根,南京市博物馆特地在当年由沈万三捐建的南京明城墙墙砖中,挑选了一块保存完好的赠予沈氏后人,沈氏后人将600多年前的《茉莉花》古曲谱送给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沈万三流亡到安顺,比明朝大军到这里还要早九年。他被朱元璋没收的家财,仅钱财就达二十万。据沈家老谱书记述,“明太祖定金陵,欲广其外城。万三愿与对半而筑。先完三日,太祖不悦,因收杀之,家财入官。”《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传》记载:“吴兴富民沈秀(沈万三),助筑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妄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详。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实际上当时的“滇”也包括今日贵州西部,贵州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的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建省。
据贵州安顺市天龙屯堡沈氏族谱记载:“沈万三,名富,字仲荣,明洪武初年,因富获罪奉旨戍滇黔,88岁卒,葬贵州平越(现福泉市)福泉山。”在贵州,沈万三大力发展的马帮运输方式,使黔中经济呈现出生机。他为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收了贵州多民族文化优秀的部分,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杂交文化、商业文化,推动了贵州的发展。沈万三爱马,在贵州西部和中部各地沈万三发展马帮的实物遗存很多。天龙镇就有沈万三的放马坪、盐仓、粮仓、故居、染房等。这些遗存和实物说明,当年沈万三在黔中的商业活动,以马帮运输为主,目的地为云南、四川、广西、湖南,更远的可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马帮走南闯北生涯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当地与外界的信息交流频繁起来,各种手工技艺,遍及各个屯堡。屯堡的各种出产,除自用外,部分还通过马帮运出销售,贵州商品经济冒出新芽。清光绪年间,英国布莱特恩商会《中国之行的报道》一文中就写道:“在我们经过贵州省的旅途中,在每一条商运大道都遇见一长队驮着印度棉花或成捆土布的骡马运输队。”此后,贵州马帮已不限于沈万三后裔,遍地开花,活跃时间直至二十世纪70年代。
据贵州当地史料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为避朱元璋诏求,武当道派创始人张三丰云游西南,见到流放云南的沈万三。此后,沈万三跟随张三丰到福泉山修道,辞世后葬于此山。
这里是沈万三次子沈茂的家,据说沈万三在此住了三年。而今,经过一代代繁衍,在天龙屯堡便有沈氏家族400多人。天龙屯堡沈氏老屋的屋檐、桌椅、灶台、饭桌上的雕刻饰纹,几乎跟周庄沈厅一模一样。只不过,为了避祸,沈家对于万三公的辉煌家史和悲剧结局从来都是三缄其口。600多年来,天龙沈氏族人堂屋中只供奉财神爷;沈家的祖坟把墓碑埋在了地下;沈家历史代代口头流传,外人几乎不知……
虽然因为家族原因屡受打击,但沈氏后人并未沉沦,也并未远离财富和商业。来到贵州的沈家后代创办了马帮,善于经营的沈家又成为富商,当地人称“沈大富”。到沈开元这一代,不但家境富足,还出了不少读书人。沈开元从黄埔军校16期毕业,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中在长春跟随郑洞国将军起义;沈向东父亲参加了解放军,1951年抗美援朝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可因为家境显赫,以及爷爷沈开元的特殊身份,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沈家屡受冲击,沈家老宅也被充了公。
沈万三财富传奇:据董谷《碧里杂存》等资料解释,明朝初年称巨富为“万户”,姓后加“万”,是当时对富人表示敬意的一种习惯称法。又,当时人分五等,曰:“奇、畸、郎、官、秀。
”奇最低,秀最高。称“秀”的人家产须在万贯以上,沈氏排行第三,家有亿万资产,故称以沈万三秀或沈万三。可见,他的名字是尊称、排行与户等的合称。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佑时迁至湖州南浔沈家漾。元至正二年(1342)南浔一带大水,贫民纷纷逃往他乡,沈佑也在此时迁往周庄。
传说中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他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传说。
据《留青日札》记载,当朱元璋打下江浙后,沈万三与其弟万四(沈贵)在两浙豪富中首先输粮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太祖军食,多取资焉”。但是贪得无厌的朱元璋却要“务罄其所有金”,想方设法来消耗他的家财。
据董谷《碧里杂存·沈万三秀》记,有一次,朱元璋在月朔(即初一)日召见他,给他一文钱要他生利,从初二开始,一文取两文,初三日取四文,初四日取八文,每天翻一倍,亦即按等比级数增长,以一月为期。沈万三不知就里,欣然接受。哪知回家一算,一月之后,该付给朱元璋利息为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斤。沈氏虽富,但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盘剥?
除了巧取,还有豪夺。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造六百五十间廊房,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产每亩征九斗十三升的重税。
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前后,当他得知京城(今南京)要筑城墙时,就主动承担了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当时的南京城墙全长三万七千一百四十米,合七十四华里多,朱元璋的筑城计划,仅造砖一项,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相当于军区)、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负责的城墙,占整个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他以一家之力,是怎样如期完成的?没有人知道。
今南京水西门外,有座赛虹桥,相传为沈万三儿媳所建。明人记载,沈万三建造数桥之后,很是得意,便在家中炫耀。谁知儿媳很不以为然,便用私房钱悄悄建了一座桥。该桥“工巧宏丽”,比公公所造之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把它叫做“赛公桥”——儿媳尚且如此,可见沈家确实实力不凡。
王行是一位学者,曾受聘于沈家坐馆,教沈家子弟读书。据明英宗正统年间苏州人杜琼作《王半轩传》记:“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
”白金即白银,一“镒”就是二十两,学生写一篇作文,老师竟有如此之高的报酬,沈氏的家底可见一斑。
沈万三处于事业巅峰时,他的弟弟沈贵(万四)已看到危机,曾写诗劝他说:“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罐载酒木绵花。
”要他低调做人,从事耕织,但沈万三没有听从他弟弟的话,终于招来了灭顶之灾。
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主动要求代他出赏钱。朱元璋有意刁难他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
”哪知沈万三豪爽地回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听后大吃一惊,嘴里说:“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
”但内心里却起了杀掉沈万三的念头。
《明史·马皇后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为?
’乃释秀戍云南。 ”
何以富甲天下?沈万三发财致富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垦殖说:根据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赠与说:据推测沈万三很可能帮元代富商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三是通番说:这里所说的“通番”,指的是海外贸易。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余个。自1282年起,元朝开始海运漕粮,并设立了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因官船和人手不够,便雇私家船户运送。据元学者虞集《道园学古录》说:船户中以富豪船户获利最多,他们常夹带商品船和小快船,“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也就是假公济私,靠走私发了洋财。延祐元年(1314)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沈氏家族败落之谜:沈氏家族的没落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打击大约在洪武三年(1370)至六年(1373)。
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十四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最强大的敌手。沈万三和张士诚本系旧友,在张士诚保护下,沈氏家族利用元朝颁布的《官本船法》、《市舶法则》等规定,大规模进行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反过来,他们又以自己超强的财力,坚定地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以与朱元璋抗衡。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沈家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为了输诚讨好,花钱消灾,他们屡屡贡献自己的财富。什么输粮呀,献金呀,筑城呀,犒军呀,都是数以亿万计的用费,在所不惜。为什么?为了保命。只要大明天子不以“资敌”的名义要他们的脑袋就行。但是,朱元璋仍然大怒了。他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这番折腾,沈家的财富也蚀减过半了。再加上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多次强制迁徙,并课以重赋,从此之后,沈家也就一蹶不振了。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春天,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旺之子)沈至、沈庄先后入狱。《故沈伯熙(庄)墓志铭》记:“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
’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卒于京。
”沈至入狱的原因是逃避赋役,沈庄入狱则可能是涉嫌“胡党”、逃避赋役而羁押至京,其事不小,连补带罚,再加上两兄弟最终都能出狱的上下打点,其数目也定在巨万以上。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经过这次打击,沈家的基业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第三次打击是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党”案发,蓝玉被处死,株连则在全国蔓延。有一位叫王行的先生,曾两次在沈家坐馆,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又两次在蓝玉家坐馆,前后也有十多年之久。通过王行的关系,想在新朝找到靠山的沈家同蓝家也有了交往。“蓝党”案发后,有人劝王行逃遁,这位迂腐先生说:“临难无苟免。
”结果以同谋罪被诛。当时,沈万三女婿顾学文因夺人之妇,仇家怀恨在心,蓝玉事发后,仇家即以沈家同蓝家的关系为据,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在严刑逼供下,顾学文招认曾收到蓝玉“钞一万五千贯”,为他购置粮米、绸缎等物,用来准备起事和赏人。《弘治吴江志》载:案情牵涉他的“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
”其中沈旺是沈万三的儿子,其他人等也都是沈万三的子孙。《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沈)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
”同日被杀的还有八十多人。《乾隆吴江县志·旧事》载有胡蓝党犯人沈德全一家的处置细节:二月十八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动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财断没了。”二月二十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十岁以上的小厮都发南丹卫充军,十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母随住;一岁至三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七岁送出来。
”——真可谓惨不忍睹!
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地衰落了。清人刘昌《悬笥琐探》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唯大松犹存焉。
”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盈而后倾的故事,成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豪富的一个缩影。
坐落在周庄的沈万三故居,如今已修缮一新,对中外游客开放。人们聆听着他的财富神话,浏览着他的一椽一柱、一瓦一石,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沈万三虽是元朝人,却未见元人记载。入明以后,有关沈万三的传说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条是出自与沈万三本人有直接接触的人之手,现存的洪武年间官方或半官方文献,也从未提及沈富其人。洪武十二年(1379)卢熊纂刊的《苏州府志》多达五十卷,其中竟然也没有涉及沈万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元明之际,元人著述散佚毁弃的相当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富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无出仕的政绩,又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沈家子孙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不仅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举荐制度中崭露头角,而且同当时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因此,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也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沈万三的“二次创业”:滇黔古道经过西秀区的云山屯,这是当时贵州通往云南的主要通道,与云南的茶马古道相连,是贵州经济发展的一条生命线。当时贵州不产盐,四川出井盐,而井盐价格又特别贵。那时一些人家的灶台上,常常挂着一块用棉线拴着的井盐,烧菜时就提着线将盐放到锅里涮一下,算是放盐了。沈家马帮到四川贩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吃盐问题。
天龙屯、云山屯等屯堡的形成,是军事需要和商贸需要叠加的结果。据当地的屯堡老人回忆,小时候他们就听爷爷辈的老人说,沈家人很多年前一直在古驿道上跑马帮,是最有钱的人家。穿过安顺的滇黔古商道,被山洪多次冲毁,又被沈万三多次修复。因为这条驿道,沿线许多人都喜欢到沈万三的马帮找事做。沿驿道的许多古桥,至今依然还能找到,古道石面,被南来北往的行人和马蹄踩得光滑无比。沈家马帮当时是最有实力的一支商贸队伍,阵容庞大,鼎盛时期达200多匹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阵阵铃声。这也许是贵州较早的有规模的商贸运输队。沈万三后裔继承祖辈家业,以坚韧诚信的精神,将马帮贸易推向鼎盛。
沈万三在滇黔古道上大力发展马帮商贸,与贵州产马的历史背景相吻合。有资料记载,贵州中部20多个县是农业区,盛产中型马,周边山地产小型马,特别从贵阳向东行,是矮马主产区。贵州马属于山地马,吃苦耐劳,头小、颈长、肢长、腰身短,特别适合在山地快速运动。贵州经济最早与全国经济有交往,也与马产品相关。早在宋代,在全国市场掀起的一场南方“买马经济”大潮,贵州就参与其中。
黔中出现农商并重景象:据说沈万三在贵州的“第二次创业”之路,十分艰辛。为了收集农产品,他的马帮走乡串寨,根据市场需求组织货源,然后沿着古驿道,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马驮替代人挑的商贸方式在黔中有规模地出现,在重农抑商的当时,其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当时黔中一带的农商并重意识开始觉醒。人们逐渐意识到,商贸的作用,不亚于农耕。当时的农耕具有高度的封闭性,而商贸则相反,其积极与外界的交流沟通的特性,决定了它成为官方和民众都普遍接受的能挣钱的行当。居住在屯堡里的明军及其后裔,他们不仅在农业耕作上体现江南风格,在商贸方面也体现出江南人的商贸意识,他们是贵州商脉传承的主要群体之一。
屯堡人与沈万三的商贸理念一脉相承。沈万三的后裔后来也加入屯堡人系列,适宜的经商环境,使一代一代的沈氏后裔得以兴盛,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史书中说的安顺“商业之盛,甲于全省”的盛况。
马帮走南闯北生涯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当地与外界的信息交流频繁起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各种手工技艺如纺织技艺、打铁锻造技艺、种茶制茶技艺、饴糖技艺、木器技艺、竹器技艺等,遍及各个屯堡。屯堡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品,除自用外,部分还通过马帮运出销售。在生产与交换之间,市场得到了培育,贵州商品经济冒出新芽。清光绪年间,英国布莱特恩商会《中国之行的报道》一文中就写道:“在我们经过贵州省的旅途中……在每一条商运大道都遇见一长队驮着印度棉花或成捆土布的骡马运输队。”文中还写到,“在安顺府……每周产布几千匹,原料为汉口和华山的棉花以及由香港经百色运来的大量孟买和日本棉纱。”从这些记录中可判断出,当年沈家马帮经营的范围和马帮抵达的目的地,从早期的山货特产,到后期的盐巴布匹,应有尽有。
沈家马帮的贩运货物包括手工艺品及茶叶、猪鬃、五倍子、药材等山货。那时候,在安顺古城门前,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马队,他们或是归来或是出发,目的地为云南、四川、重庆、广西、湖南等,更远的地方可达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沈家马帮以其运输规模,行走天南地北,影响很大,在滇黔古道上发挥着积极的商贸龙头作用。
穿越古驿道的沈家马帮:那时的马帮管理,首先对马匹要倍加爱护。每次马队出行,都是三四十匹马,马哥们将马打扮得漂漂亮亮,非常注重马队的整体形象。头马一般高大健壮,马鬃扎着辫子,脖颈下挂一对大铜铃,走起路来叮咚作响。另外,马头后面的马清一色在头上披两条红布,颈上挂一串小铜铃,马队一动,一片铃响,非常有气势。每匹马的鞍上插有小红旗,上书“人马平安”、“马到成功”之类的吉祥语。马队还养一只猴子,其寓意是孙猴子受封弼马瘟,养猴子能避马瘟。马哥的打扮也很有特色,天寒时披“一口钟”羊毛毡披风,天热时穿件靛染蓝色背心,有点像现在流行的牛仔背心,干练、机智、勇敢。
马帮担负着商业使命,送货讲信用,困难再大也得守约。有时遇上凌冻天气,人脚下套草鞋,马蹄上包稻草,行走小心翼翼。夏天遇到山洪暴发,泥石流会对马帮构成威胁。那时过花江大峡谷的那座铁索桥,最让人头痛。马哥们必须小心地呵护着马过桥,一匹一匹的过,全部安全了,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许多地方都是原始森林,豺狼虎豹和匪盗出没无常,途中险象环生。
在沈家马帮的带动下,屯堡地区的马帮越来越多,比较有名的有二铺帮。上世纪40年代抗战,许多马帮被杜聿明将军领导的第五军征用,驮运军需物资去云南。有意思的是,一些被征的马帮多数到中途逃遁,而屯堡地区的马帮全部人马都在军中服务,坚持一年多才归来,显示出屯堡马帮的爱国情怀。
马帮的发展,促进商业流通,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有史料证实,明清时期,安顺城镇的繁荣“远甚于贵阳”。贵州历史上有几个紧靠滇黔古道的城镇,曾经创造过经济神话,其繁荣与辉煌,与马帮密不可分。
闻名天下的江南第一水乡—周庄,是沈万三发迹之地。时光倒流,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发展成一代巨商,其艰难奋进的成功之道,汇聚成了一部颇具励志色彩和意义的史书。尤其是在他人生遭遇重大变故之后仍坚持商贸活动,显示出他过人的商业智慧和永不停息的创业冲动。作为一代巨商,他在贵州的出现,也成为贵州商文化中不能不提及的人物。
在天龙屯堡,和沈万三有关的历史痕迹有许多。“财神”在街上当街给小朋友们发红包,他们的身后就是“中华财神”万三祠......
天龙屯堡是沈万三人生的最后家园,为纪念被称为中国十四世纪杰出的理财大师--沈万三诞生690周年(2010年),修建了中华财神“万三祠”、沈万三纪念馆。纪念馆占地1200多个平方,石木结构,沿用屯堡三合院、八字长门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屯堡建筑特色,馆内陈设沈万三神像、聚宝盆、珠算和相关书籍,融入了沈万三理财文化。中华财神“万三祠”的建立,既是继承历史、纪念先贤,又充实了旅游景点,为教育后人,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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