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端午徐州行——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
（战役胜利厅与人民支前厅）
战役胜利厅......
战役胜利：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以气吞山河的气概，坚韧不拔的毅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三个阶段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去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战略决战中以少胜多的战例。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1个绥靖区司令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1个快速纵队，计55.5万余人。
此战胜利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抵长江，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均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
![]()
![]()
![]()
结束语：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伟大的战略决战。这次战役，参战兵力多，战场规模大、人民支前踊跃、取得胜利辉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次战役，人民解放军60万人战胜国民党军80万人，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一、辉煌的战果
伟大的胜利：这里陈列的是我军缴获国民党军的部分轻重武器、医疗器械和日用品。还有我军缴获的美式105榴弹炮、美式75山炮、美式120化学迫击炮，以及国民党军的部分军旗。
二、乘胜前进
夺取全国胜利：淮海战役结束后，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相继解放。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结束语：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伟大的战略决战。这次战役，参战兵力多，战场规模大、人民支前踊跃、取得胜利辉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次战役，人民解放军60万人战胜国民党军80万人，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伟大军事思想的光辉体现，是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结果。战役中，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前赴后继，英勇无畏，表现了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解放区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全力支援，543万民兵、民工冒着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千里远征，随军转战，对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万多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淮海战役的精神，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先烈的遗志，正激励着后人不断开拓奋进。淮海战役一往无前、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正鼓舞着中华儿女夺取新的胜利！
![]()
![]()
![]()
![]()
![]()
![]()
![]()
人民支前厅：介绍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淮海战役的情况。战役胜利后，陈毅元帅多次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区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役中，共出动民工543万，平均9个民工支援一个战士作战；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1万辆，筹集粮食9.6亿斤，实用粮食4.3亿斤。
一、积极生产
筹集物资：解放区人民运输粮弹物资使用的牛马车。解放区人民积极筹集、加工军粮。“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忙支前”人民群众想方设法，用简陋原始的工具，完成了艰巨的加工任务。妇女们组织起来，不分昼夜赶做军鞋。大批军粮、军鞋加工好了，运往前线的任务还是由解放区人民来承担。
二、奋战在千里运输线上：解放区人民使用最普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战役中，出动大小车共计88.1万辆，把它们排列起来，从南京到北京可以排两行。一米来长的小竹竿是馆内一级历史文物。它的主人是山东特等支前功臣唐和恩。战役中，唐和恩随军转战，跑遍了整个淮海战场，每到一地，他就把地名刻在小竹竿上，竹竿上共刻下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主要城镇和村庄的名称，行程长达5000余里。唐和恩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车轮滚滚》。
三、抢修运输
通讯线路：战役中，解放区人民积极贯彻“加强建设、支援战争”的方针，突击抢修通讯、运输线路，这是他们修路架桥时使用的工具。
四、到前线去
到主力去：战役期间，解放区人民积极响应“到前线去，到主力去”号召，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五、配合主力作战：各地民兵组成子弟兵团开赴前线配合主力作战，担负着许多战勤任务。
六、抢救伤员
热爱伤员：战役中，担架队员们使用20.6万副担架，完成了9.8万伤员的转运任务。这是支前民工携带的“三件宝”：狗皮、蓑衣、葫芦瓢。这里陈列的是民工使用过的各式担架——担架床、担架车、靠背式担架和蓬式担架。担架队员甚至用自己的帽子、吃饭的碗、喝水的瓢给难以行动的伤员接大小便，普通的用品，见证着不同寻常的情感。
七、人民的慰问：战役期间，各地党政军民纷纷组成慰问团，慰问前线将士和参战民工、民兵。
八、把民工队当成学校办：让我们记住这些民工，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操着不同的口音，佩戴着不同的标识，为着共同的信念，汇聚在淮海战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支前民众数百万，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
陈毅元帅曾说过：“淮海战役是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解放军打到哪里，支前民众的小推车就把粮食推到哪里。
淮海战役纪念馆有这样两件展品：
第一件是一张布满弹痕和勇士血迹的门板。1948年11月15日，中野三纵某部七连在突破宿县西门的战斗中，用老百姓支援的门板、木料，在三丈多宽的护城河上强行架桥，使攻击部队快速通过，全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时任中原野战军六纵17旅50团宣传股长的杨志回忆，当打完淮海战役，解放军转移时发现，周围百十里地的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没了门板。
第二件是一辆从车架到车轮全木头的独轮车，为泗水县模范运输团运粮功劳车。纪念馆展出卡片上写道：“该运输团一次接受了6天运粮4.5万公斤的任务，结果3天就运粮5.6万公斤，提前3天超额1万公斤完成任务。”淮海战役中，支前的大小车共计88.1万辆，可以从南京并排两行排到北京。为了支援解放军做工事所需要的木头，有人把自家老人们准备的棺材都抬来了，解放军就用它们支撑起了密密麻麻的掩体、交通沟。
组织担架队抢运伤员，是支前工作中的一项艰巨任务。宿县民工董万仲，支前前一天母亲去世，他毅然带领中队参加支前，该支队共去前线战壕1201次，抢救伤员856人，运送战士遗体355具。
人民群众还和地方武装一起破坏敌人运输和通讯。在战役第一阶段，国民党第100军向徐州撤退时，江淮军区地方武装以1个连配合侦察队消灭敌先头部队1个连，使其全军不敢西撤，后其被解放军主力部队赶上消灭。随着战役的胜利，许多国民党官兵溃散逃窜，人民群众立即积极行动起来，布下了抓捕逃兵的天罗地网。杜聿明就是被宿县张老庄农民段庆香发现后抓获的。
整个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如果算上这一支力量，敌我双方实力早已失衡，人民的胜利实属必然。总结三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
国家安全·使命·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为夺取革命胜利起到了必不可少、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这条战线上的英雄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共和国的建立铸就了永垂史册的无名丰碑！
建国以来，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不辱使命，继往开来，忠实维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与形形色色的隐蔽敌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新世纪新时期，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式愈发严峻复杂，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将长期经受考验，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使命和共同责任。
让我们敲响居安思危的警钟，共筑维护国家安全的宏伟长城！
中共隐蔽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个战线的斗争：公开的武装斗争和隐蔽的地下斗争。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在毛泽东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务中，情报工作只排在第四位。
当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标，是在政治上争取敌占区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大多数在从事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拥护共产党，而不是搜集情报。比如，在解放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最大成就，是在国统区发动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的条件，长期在地下状态活动，1924年～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国民党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员。于是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当时侦察保卫组织还不健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但由于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没有紧急应变的决心，导致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及时转移而遭捕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个月后，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他吸取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起“特务股”，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专职情报机构的建立要早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20至30年代期间，所建立的最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其中包括建立秘密电台沟通党中央与各地苏区的联系，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者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中央特科存在时间自1927年11月至1935年10月。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是消灭何家兴、贺芝华夫妇。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后迅速杀害。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叛徒是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和做接待工作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他二人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其奢华需求，于是他们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为条件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闻知此讯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搬家。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
的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也因头部中枪而负重伤，从而及时阻止了我党领导人继续暴露的可能。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叛徒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因怕死而弃职跑到上海，他贪图荣华富贵，秘密充当了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奸细。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其特务保镖共5人。“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上海的安全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顺章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居功自傲，常常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1931年4月他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打入中统内部的共产党特工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避免了党覆没性的灾难。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的较量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是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当局力量全力追捕剿杀。1928～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原则，党员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出现“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人员，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3000人左右。
1928～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就是那时提出的，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一时期中共中央建立的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领导是周正、顾副。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钱壮飞遂得以用照相机翻拍了徐恩曾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共产党破译，从而使共产党掌握其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不过在顾顺章叛变和周恩来赴苏区后，特科受到沉重打击，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转移到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断膨胀，先后建立了中央调查科（中统前身）和复兴社（军统前身），成为监察社会的庞大恐怖机构。蒋介石利用特务成功地拉拢、收买和瓦解了多数地方军阀，不过对中共的隐蔽斗争却一度居于下峰。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此时留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仍继续执行盲动路线，至1934年遭到全面破坏。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此后经过大量努力，才使地下党在白区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抗战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总结以往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并把“防敌防奸”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那个时期，国民党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的工作特点，总结并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地下党员职业化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内的秘密工作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进行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为新四军的军事斗争贡献一份力量。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康、云、贵、湘、鄂的地下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损失惨重。后来周恩来总结教训时说，“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质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和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到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了卓越成就，隐蔽战线斗争发展到最高峰。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建立配合解放军前线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影响，并渗透国民党当局后方，制约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方针策略的核心，就是使党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反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遭遇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管。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最后的胜利。
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斗争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人们便可看出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用正义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地下秘密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当年在隐蔽战线上取得辉煌胜利，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心选择了共产党。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8.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