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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博物馆系列——青岛海关博物馆(山东地区海关历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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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博物馆系列——青岛海关博物馆(山东地区海关历史)
二、风云变幻

    第二单元 风云变幻......

    东海关与胶海关(1862年-1949年):1862年3月,东海关监督衙门(常关)设立,1863年东海关税务司署(洋关或新关)设立。东海关是近代山东境内最早设立的海关。
    1899年4月17日,中德签订了《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开始筹建胶海关。1899年7月1日,胶海关在胶澳德国租借地设立。胶海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租借地海关。

    东海关烟台开埠: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该条约规定增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等为通商口岸。1861年,烟台取代登州成为山东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
    东海关监督衙门:1862年3月,东海关监督衙门设立后,立即整顿各海口厘局,先后把全省沿海5府16州县自行管理的23个海口厘局改制为东海关钞关。
    东海关监督衙门旧址:东海关监督衙门是清政府设立管理东海关事务的机构。1912年辛亥革命后,改称东海关监督公署。
    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省合肥人,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G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T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死后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盛宣怀: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江苏常州,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重修羊角沟东海关公署志碑

    东海关税务司署:1863年,在总税务司赫德策划下设立东海关税务司署,委任英国人汉南为首任税务司。海关税务司署是晚清设立的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海关机构。
    罗伯特·赫德:英国政治家。1854年来到中国,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清廷追授其为太子太保;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著有《中国论集》等。
    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于东海关税务司署办公楼。
    《中英烟台条约》:又称为《滇案条约》、《中英会议条款》,是1876年(光绪二年)9月13日清朝与英国在烟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滇案”,但也使英国得到了入侵中国西南边境“条约权利”。
    《中英烟台条约》共分三大部分16款,并附有“另议专条”。第一部分主要内容为:中国向英国偿款银20万两;中国派出使大臣带国书前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惋惜”;云南当局应与英国所派官员商订滇缅来往通商章程;自1877年起,以五年为限,英国派官员驻云南大理或其他相宜地方,察看通商情形;英国仍保留由印度派员赴云南之权。第二部分实际上涉及中外司法案件的处理及官方交往两方面,主要内容为:总理衙门应“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请其会同该衙门就通商口岸的中外会审案件议定划一章程;“凡遇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使可派员前往“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中外交涉案件,被告为何国人,即向何国官员控告,由被告所属国官员依本国法律审判。这些规定扩大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第三部分为“通商事务”,主要内容为: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商船在沿江的大通、安庆、湖口、沙市等处停泊起卸货物;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新旧通商口岸尚未划定租界者都要“划定界址”。此外,《另议专条》中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由北京经甘肃、青海或四川等地进入西藏,或由印度进藏。
    马嘉理事件(滇案):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及长江门户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便不断寻找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1874年,英国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二百名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就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英国立即抓住这一事件来扩大它对中国的侵略。1875年3月,英国公使威妥玛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1.英国官员参与调查马嘉理案。2.英属印度政府认为必要时可再派探测队前往云南。3.赔款15万两。4.立即商定办法,以实现《中英天津条约》所规定的对外国公使的优待。5.商定办法,照约免除英商正税及半税以外的各种负担。6.解决各地历年来的未结案件。从这时起,他断断续续同清政府进行了一年半的交涉,不断以撤使、断交及武力相威胁,多方面进行讹诈,以求实现这些要求,并将各项要求扩大和具体化。1876年8月21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正式开始谈判,9月13日签订了 《中英烟台条约》。

    德璀琳:英籍德国人,是19世纪后期中国外交和天津城市开发中的关键人物。先后在厦门、北京、宁波、烟台和天津等海关任职,1875年至1877年任东海关税务司。在任期间作为李鸿章的助手参加《烟台条约》签订。从1878年到1893年(中间除了1882年至1884年)的13年间,德璀琳先后10次被推举为英租界董事长。光绪四年(187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总署举荐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协助英国人赫德兴办华洋书信局(管理海关、各使馆邮件,兼收民信),并在天津、北京、上海、牛庄、登州等地试行,此为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肇始。主持印制并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东海关送信官局为首批发行点之一。其主要劣迹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胁迫开滦矿产负责人张燕谋阴谋夺取了开滦矿产,并因此被中国海关开除。

    大龙邮票:1865年,清代海关开始办理沿海各地外国使馆文件的递送事宜。1878年3月23日,海关总税务司授权天津税务司办理北京、天津、烟台、牛庄和上海5地邮务,并收寄公众邮件。同年7月底8月初发行邮票,因票幅较大,称为“大龙邮票”。该枚大龙邮票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赠与青岛海关博物馆。
    这套邮票共3枚,主图是清皇室的象征——蟠龙。邮票图案正中绘一条五爪蟠龙,衬以云彩水浪,邮票的颜色和面值不同,面值用银两计算:“一分银”(绿色,寄印刷品邮资)、“三分银”(红色,寄普通信函邮资)、“五分银”(桔黄色,寄挂号邮资)。邮票上“大清邮政局”5个字十分醒目,图案中的“大龙”两目圆睁,腾云驾雾,呼之欲出。上方标有“CHINA(中国)”,下方标有“CANDARIN(S)(海关关平银 分银)”字样。
    业务管辖:1862年东海关监督衙门设立后,管辖山东省所有的出海口及下设的23个钞关。1863年3月东海关税务司署设立后,从烟台进出口的外国货物统归洋关监管。1901年,根据《辛C条约》的规定,烟台港及其50里内的常关移交东海关税务司署,东海关监督衙门实际上成为洋关的附庸,欧美列强加剧了对山东地区的经济控制。1930年12月所有常关全部裁撤,统归洋关管理。1938年-1945年8月东海关被日军“海关司令部”全面控制。
    龙口分关:1915年11月1日,中国政府自辟龙口为商埠,同时设立东海关龙口分关。很快,东海关税务司派副税务司到龙口分关管理。东海关监督在龙口港的权利也被洋关税务司所取代。龙口分关辖羊角沟、下营口、掖口、海庙后、黑港口、石虎嘴、黄河营、莱家口、天桥口、刘家旺、平畅河、八角口和庙岛等十三个分卡。
    威海卫分关:1930年10月1日,中英双方在威海卫行政公署举行接收仪式,结束了英国对威海卫32年的殖民统治。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设立了东海关威海卫分关(包括常关和洋关),不久威海卫常关也并归洋关。威海卫分关下辖龙须岛、俚岛、八河港、朱家圈、沙窝岛和石岛等六个分卡。

    东海关入口货物查验证(民国)、威海卫硝磺局发放的查缉证(民国)......

    东海关房产登记薄(民国)......

    进出口报关单(民国)......

    东海关关税收支报告(1941年)......









    全国各口海关分布图(1916年)......
    税务司办公室场景复原:此房间为胶海关历任税务司办公室。面积38.4平方米,墙上油画《胶海关旧址》,书橱内陈列书籍为二十世纪初胶海关俱乐部藏书。
 




    德国强租胶澳:1897年,山东巨野发生了两个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事件,史称“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于1897年11月14日派遣军队武装占领了觊觎已久的青岛。次年,德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租借青岛99年,青岛由此沦为德国殖民地,也引发了新一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晚清国人所绘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时局图:德国强行租借胶澳后,英国强租九龙和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图中虎代表英国、熊代表沙俄,蛙代表法国,太阳代表日本,肠代表德国,鹰代表美国)。

    胶澳租借约......

    青岛德占时期界石......

    胶澳设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蚕食中国,并将侵略目光指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胶州湾。清政府为构筑北洋海防体系,抵御外敌入侵。于1891年月14日议决在胶澳设防,胶澳地区成为海防重地,是为青岛建制的开始。1892年,登莱青镇总兵章高元率兵四营常驻胶澳,在前海一带设立总兵衙门。
    章高元(1841—1912) :清末淮军将领。字鼎臣,安徽合肥人。祖籍河北安州,早年加入淮军,隶属刘铭传部下,曾参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积功至副将,后转战鲁皖,以功擢总兵,后随刘铭传戍守台湾。1884年,抗击入侵台湾法军,作战英勇,荣立战功,1887年,擢登莱青镇总兵。1892年秋率嵩武前营、嵩武中营、广武前营和广武中营四营军队驻防胶澳。章高元驻防胶澳后,修筑了胶澳镇守衙门、兵营、炮台、军火库、电报局和前海栈桥码头,修通了到胶州的大路,数年使青岛口成为拥有70余家店铺的港口城镇和海防要地。系青岛建置第一任总兵。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奉檄率嵩武军增援辽东,在盖州河南岸迎击日军,予敌以重大杀伤。甲午战争结束后,回驻青岛。1897年11月,德国军舰驶抵胶州湾,德军大举登岸,发出通牒,要他撤离青岛。他请求一战,直隶总督王文韶和山东巡抚李秉衡不允,被迫撤离青岛,气愤之下,称疾去职。
    胶海关:青岛昔称胶澳,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清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1897年11月,德国因“巨野教案”出兵占领胶澳。1898年3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四日)德国胁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租期99年。1899年7月1日,胶海关设立并正式对外办公,东海关在青岛地区设立的常关及分卡划归其管理。
    青岛地区常关初设:1859年,咸丰帝敕令崇恩派人视察登州、莱州和青岛各处海口。同年在山东沿海设立6处厘税局,其中青岛地区有塔埠头、金家口两局,另在青岛口、女姑口设分局,征收厘金,监管进出胶州湾一带港口的船舶贸易及税务。1865年,东海关监督衙门在青岛地区的青岛口、塔埠头、金家口先后设立常关分关,在灵山卫、女姑口、沧口、沙子口、登窑口和薛家岛等地设常关分卡。

     胶海关设立:1899年4月17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并据此筹建胶海关。1899年7月1日,胶海关设立,正式对外办公。1904年胶济铁路的通车和1905年青岛大港的相继建成,为青岛铺设了连接华北和山东腹地的交通大动脉,构建了山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新型“港口-腹地”关系,胶济铁路及沿海地带成为全省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地带,这一经济地理格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青岛设关征税办法......

    山东都督余则达为挪借关税事给海关税务司的公函......

    胶海关筹备期间相关公文......

    青岛设关征税章程、查验手续等告示稿簿......


    日本第一次占领时期的胶海关(1914-1922):1914年8月,日本通过对德宣战,武力强占青岛,通过签订《会订青岛重开海关办法》,强行夺取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的一切特权,加紧对青岛乃至山东省的经济财富掠夺和殖民侵略。
    1914年日德战争:即青岛战役,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及英国共同攻打当时由德国控制的青岛。战役于1914年10月31日开始,至11月7日结束。日本于这场战役中获胜,占领青岛。这是在一战期间,日本首次与德国正面交锋,同时也首次与英国联军参战。
    1915年8月,总税务司安格联与日本公使签订《会订青岛重开海关办法》。
    日本货船把中国产的煤、铁矿石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日本。

    东海关为查禁进步报刊致胶海关税务司的照会(1908年)。
    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胶海关(1922年-1937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1922年2月4日,华盛顿会议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则,将胶州湾主权交还给中国政府。同年12月,北洋政府派员接收青岛,并在青岛设立海关监督公署,总税务司派员接管胶海关。1931年至1936年间,总税务司署对海关机构多次调整,胶海关管辖范围东起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沿海岸向西至连云港以南的燕尾港。
    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是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的会议。这个和会是胜利国举行的和会,又是个大国操纵的和会,德国等战败国和苏俄被排斥在会议之外。美、英、法三国最高领导人主导了和会的进行。和会上签订了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同时还分别同奥、匈、土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它们构成了凡尔赛体系,确立了一战后由美、英、法等主要战胜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T",收回日本在山东的特权等要求遭到无理拒绝。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人民强烈义愤。
    “五四”爱国运动要求归还青岛......
    华盛顿会议: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会议的继续,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的彼此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及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会议最后签订三个条约。
    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中国参加会议的3个全权代表为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前司法总长王宠惠。1921年11月26日,施肇基提出《十项原则》,要求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却又赞同美国要求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12月14日,王宠惠提出废除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T要求”的议案。中国还在会议上提出山东问题。经中日谈判,1922年 2月 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被迫交还前德国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同日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发表声明,废除“二十一T”的一些条款。会议期间顾维钧还提出关税自主、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在中国的外国电台和邮局、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取消势力范围、公布秘密条约并由大会决定有疑点的条约的效力等议案。与会各国只同意将来不划分势力范围,公开秘密条约与契约以及有条件地裁撤外国邮局,其他议案均被否决。
    1922年2月6日,与会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鼓励有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该条约的实质是确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和废除“二十一T”,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的既得利益;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这样,山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日本在山东仍继续保持相当大的势力。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订,是各种矛盾综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废约斗争史上取得的一个胜利。中日山东问题因欧战而起,抗争前后历时八年,终因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谈判而将“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中的山东问题的三大条款等不平等条约、条款统统推翻,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同时,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侵略。此外,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废止“二十一T”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相反,却同意列强所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从而不仅未能真正消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主权的各项限制,而且使中国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这再次表明了弱国无法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事实。
    1922年青岛回归......
    北洋政府设胶海关监督公署......
    1928年,日本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派军在青岛登陆,并赴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又称民济南惨案。国十七年(1928年), 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准备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当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后,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胶海关华员同仁所赠孙学增牌匾:1932年,胶海关华籍关员孙学增因数次查扣走私鸦片,惨遭日本人报复,身负刀伤多处,后经医院抢救才侥幸脱险,胶海关华员同仁赠匾予以声援。

    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的胶海关(1938年-1945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月10日,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并在青岛实施了残暴的法西斯统治。此时,胶海关隶属沦陷区总税务司署管辖。
    1938年1月,日军在山东头登陆,占领青岛。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胶海关(1945年-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海关。
    1945年10月25日,青岛地区接受日军T降仪式在汇泉跑马场举行。

    《青岛经济旬报》(1943年)和《李大钊选集》......

    清末海关官员服装、洋关税务司服装、民国二十年代海关服装......

    这间展室里展示了各个时代缉私缴获的走私品或违禁品,孩子们看得兴致勃勃......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8.4.17

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大清国唯一没有贪污的部门——洋人管的中国海关》
    雇佣洋人来中国海关,由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具体负责,从与中国签有条约的国家中选用,主要考虑因素是该国在中国的贸易量大小,债权多少、政治势力强弱等。专门人才和迫切需要的高级人员,虽不经考试,但选择、调查程序到位,做到百里挑一,绝不含糊。赫德不但重视用考试的方法搜罗人才,还能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他说:假如谁真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就破例录用他;假如他“不行”,立即对他说“不”。赫德还常说,要把文学或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招进海关,为海关增光。
    由于海关由洋人管理,实行应收尽收的办法,海关税收大量增加,在还了赔款和外债后,仍绰绰有余,朝廷的日子也滋润起来。1861 至1910 年的五十年中,中国海关共收了9.1 亿两关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海关税收几乎全部用于大清皇室开支,鸦片战争后,海关税收才少部分用于偿还外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关税收开始用于赔款、外债和军费,总体上看,赔款、外债占海关税收总数的20%~ 30%,军费支出占税收总数的30%~ 40%。由于税收数目大、增长快、可靠性强,重大开支都指望关税。像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九处炮台,以及后来幼童赴美留学等项目的费用,都是从关税收入中支付的。如果没有关税收入,以上开支都将由老百姓来承担,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将更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洋人领导下的海关,减轻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负担。此外,海关和外债始终绑在一起,清政府一缺钱用,就用海关做担保,向洋人借。关税担保和偿还成为对外赔款惯例。用关税作抵押借外债,必须经朝廷和总税务司同时批准,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一分钱都借不来。与地方官府和官员比起来,外国人更信任海关。
    19世纪70年代以前,清政府向老外借款,一般都是由地方官员向外商个人借。70年代后,清政府才向外国银行借钱,主要是向在华势力最大的汇丰银行借(汇丰银行是1866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1878年,汇丰银行想垄断中国的借款业务,希望大清国上上下下都借他们的钱。为此,他们派人四处游说,希望清政府把汇丰银行列为借款指定银行,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于是找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赫德认为这是个好事儿,如果办成了,对大清国来说有的是钱借,对汇丰来说,可以垄断对华借款,只赚不赔。赫德向朝廷推荐汇丰银行作为办理借款的专门银行,他说汇丰银行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广州、天津、澳门、北京、基隆等地设立有分行,形成了一个遍布中国沿海、沿江的金融网,资金雄厚,信誉也好。总理衙门很有眼光,说借款时可以首先考虑他们,但不能作为唯一,以免引起其他外国银行的不满。此外,也可以防止汇丰银行控制中国的金融财政。赫德见总理衙门已有戒备心理,便不再提这事儿。听上去感觉总理衙门很有远见,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情况是,汇丰银行主宰近代中国金融业85 年。仅1866 年至1894 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了28965175 两白银,占整个外债的70%。
    赫德管理中国海关并不省心,时常受到责难和批评,以至于他不得不向全国海关发通告说:我们是在为一个很难说和我们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民族工作,这个民族国运衰落,却自命高人一等,知识贫乏却自命不凡,说他们没有物质力量,却奇特地掌握着国计民生,说他们缺乏西方标准的知识,却又十分节俭、勤劳,安于现状。他们对所有的外国人不屑一顾,认为洋人是被用来同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打交道的人。他们绝不愿意让我们这些领取他们薪俸的人来对他们发号施令,我们在这里做事儿,要注意处理好与地方当局的关系。
    李泰国任总税务司时,仿照英国领事馆用人办法,所有重要职位一律任用英国人,级别低又不重要的职位才雇用华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也像李泰国一样,对华人关员实行绝对统治。他认为,海关如果没有洋人的“帮助”,中国人就不会按税则征收关税,就会造成税收流失和管理混乱。这话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基本是事实,因为受旧海关潜规则影响,关员们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良习气,人情大于法的观念根深蒂固,腐败隐患一直存在。
    1870 年,秦海关发生了一起内外勾结走私皮张和医药案,被人告到赫德那里,两名华人关员被除名并移送官府。赫德认为,这样的不法行为,其他海关可能也存在,只是没有发现。为此,他向各关税务司发出指示,说华人关员是靠不住的,要由洋关员去检查和核证。没有税务司的签名,或者内班洋关员的草签,不能让任何证件离开公事房。华人关员不能单独负责一个工作台,要在一名洋关员的监督下工作。赫德还把洋关员从清朝行政人员中划分出来,称为“治外法权化”人员,作为中国官员的洋关员,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他们如果犯法,只受本国领事裁判。华人关员也跟着沾了一点儿光,中国官府逮捕海关华人官员时,也要征得税务司同意,同受雇于外国公使馆、领事馆的华人一样。
    海关中所有高级官员,都有基层工作经验,处理业务也能驾轻就熟。有一个叫詹柏的德国籍关员,在海关服务了23 年,凭资历早可以升任税务司了,可是多少年过去了,他自认为已经“煮熟的鸭子”飞来飞去,却就是落不到他的嘴里。他很是郁闷,专程到北京向德国公使馆申诉,请求公使馆替他美言几句。一次聚会时,德国公使向赫德提起这事儿,希望赫德能高抬贵手。赫德听了,先是一愣,接着理直气壮地说:詹柏的品行和能力,可以任税务司,但他的汉语水平太差,汉语考试从来没有及格过。海关早有规定,汉语不过关,不能任税务司,所以不能提升。公使说:看在他为中国海关服务二十多年的份上,破例一次。赫德说:可以破例提升他为税务司,但可能同时给他下个不称职的辞退命令。因为海关规定,汉语不及格就是不称职,不称职就要辞退。公使一时无话可说,只好悻悻地离开。
    洋人帮办由三等提升二等,由二等提升一等,汉语考试必须及格,或者任职不少于6 年。税务司级别的提升,从1924年入关的法国籍一等帮办杜苏威副税司或头等帮办中选拔,要考虑他的国籍、品性、汉语能力等条件,一般要在前一个职务上干满三年。汉语不及格,或靠翻译才能处理文件的,不能提升为税务司或副税务司。华洋关员的录用和升迁,都要经过体检、测试等程序,还要考英语、汉语和算术。关员的考核、加薪、升级,凭各部门主管每年一次的“人事秘密报告”(即年终考核报告)。考核报告分为“德、才、能、知”四大类。其中,“品行”分五个方面19 项,以后又进一步细化为“品行、学识、工作、操行、才能、健康、综合”等7 项内容。
    赫德十分重视海关的荣誉和影响,无论是洋关员,还是华人关员,如果懒散草率、不守时、玩忽职守、不胜任工作、好争吵、不服从、无故缺席、泄密、贪污、盗用公款、贿赂、经商、酗酒,以及有重大不道德行为的,都要受到处分,根据情节轻重,可能被训斥、停职、停薪或开除。洋关员殴打华人关员,要立即开除。赫德经常告诫洋关员,谁都不能以为海关是个政府部门,一旦进入,就可以胡作非为、不讲工作效率,任何一个不胜任或不称职的人,都会立即免职。1854年至1870年,有181名洋关员离开海关,其中81人被除名,53人勒令辞职,7人不称职,5人酗酒,4人渎职,1人受贿被开除。另外,有3人免职。赫德三令五申强调,海关中任何人,只要杀人或伤人了,无论被杀、被伤的是哪个国家的人,无论自卫或非自卫,都要立即报告税务司,并立即辞职;然后,到他自己国家的领事馆寻求保护,请求调查。如果确实有过失,送往审讯,或者受到领事处罚,他的雇佣和薪俸,从事件发生之日起,无限期地停止,海关也要辞退他们。如果是因履行职务,或自卫而采取的行动,不受惩罚,恢复职位。
    赫德对税务司们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必须按规定行事,如发现可能有问题,立即停职,直到问题彻底查明,要么处分,要么恢复职务。他对各关财务的管理非常严格。1870 年颁发了《十条禁令》,1877 年制订了《续理账诫程》,要求账目由税务司掌管,税款委任专人负责管理。海关人员不得借用公款,不得提前发工资。不管什么原因,得到额外收入,要存入总税务司项下的账户上,绝不可任意使用。1892 年5 月13 日,总税务司署稽查税务司阿理文宣布:“宜昌关署理税务司李约德被停止行使职务,宜昌关关务由其暂行代理。李约德被停止职务的原因,是海关废旧物品变卖后的50 两银子,没有按规定存入总税务司项下的账户上,有私自动用的嫌疑。经过近半个月的深入调查,没有发现宜昌关存在其他问题,50 两银子也没有私自挪用,只是没有入账。阿理文于是向总税务司赫德提出终审报告,建议免去李约德的署理税务司职务,调他关安排使用。
    赫德每年要巡视一次各海关,他巡视时,人员都要在位,可以把各种建议及控告直接交给他。他因故不能巡视时,派有关税务司轮流巡视,检查账簿、稽查账目、查核海关结余等。因为各种制度得到认真执行,海关没有出现过大问题。在赫德的领导下,中国海关不但迅速实现现代化,而且成为最有效率、少有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促进了自由贸易,也保证了有效管理,还为清朝政府征收了大量税款。
    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与之相对的则是“常关”“旧关”。“洋关”管理国际贸易,“常关”管理国内贸易,仍由清政府官员主管。两种体制产生两种绩效,“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洋关”的工作人员是从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无论“洋员”“华员”都能廉洁自守。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的廉洁自守,在“常关”工作的则个个腐败。
    与洋人领导的“新”关相比,清朝的旧海关由地方大吏管理,全国海关互不隶属,互不通气,规章制度不一,虽独立自主,但架构落后,人员素质低下,对商人随意敲诈勒索;赫德领导下的海关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财务制度、征税章程统一。旧海关实行包税制度,只要完成定额,之外的税款自行处理,大量税款流入个人腰包;赫德领导下的海关实行实征实报,征收费用和税款分开,保证税款不受影响。旧海关没有财务制度,海关监督上任时,带一个账房先生管理账目,财务管理原始落后,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赫德领导的海关,请英国财务部专家设计了一套财务管理制度,科学合理。此外,赫德领导下的海关,管理人员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有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赫德领导下的海关高效廉洁,在中国千年帝制的历史上,可说是广陵绝响。晚清海关之所以廉洁,与“一把手”赫德有很大关系。赫德面对多方的监督和压力,不敢轻易“出手”。首先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如果他的工作不能让政府满意,他的职位马上会丢掉,为此他必须是一个忠诚的雇员,贪污腐败的丑闻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其次,许多窥视这一职位的竞争对手一直想把他赶走,派自己的人控制这个职位,巩固在华利益,他不能因廉洁问题让别人抓住把柄。再者,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他在中国的言行是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的,因而不能被丑闻缠身,给英国政府和人民丢脸;第四,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赫德直到退休时才敢挪用公款,数额也不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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