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春节——虎门·海战博物馆（第四部分战争第二阶段：从道光帝下诏宣战到签订《广州停战协定》）

    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1841年2月）鸦片战争中虎门抗英战役。

    是年正月初五（1月27日），清廷接获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被占奏报，道光帝下诏对英宣战，派御前大臣、皇侄奕山（1790―1878）为靖逆将军，赴广东主持战事。英军全权代表查理·义律因琦善未在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上签字，又获悉清廷调兵遣将，乃先发制人，乘奕山未抵广州之机，于一月下旬向虎门要塞第二重门户进逼。第二重门户是虎门要塞最险恶的中心门户，由沙角、大角向北航7里，有上横档岛、饭箩排、下横档岛3小岛横挡来路，上横档岛上建有横档炮台、永安炮台。三岛东边为珠江主航道，主航道东侧雄踞南山（亦称武山，俗名亚娘鞋山），建有威远、靖远、镇远炮台。西岸山上建有巩固炮台、蕉门炮台。林则徐督铸、安装了5000至8000斤重的大炮几十门，火力可以严密封锁江面。同时，在南山与上横档岛，南山与上、下横档岛间的饭箩排之间江面最窄、水深流急处，安装了两条拦江木排铁链：第一条长达309丈，安装大木排36个；第二条长372丈，安装大木排44个。拦江铁链可开可合，犹如“南大门”上两把金锁。由上横档岛再北进5里，又对峙着大虎山炮台和小虎山，构成虎门要塞第三重门户。但是，这些号称“金锁铜关”的防御体系尽被新任钦差大臣琦善撤除，造成海防松弛，水勇裁撤，排链冲散，各炮台守军单弱，每台不过数百人。

    关天培战死：当时负责指挥保卫虎门的是关天培。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县（淮安）人。行伍出身。道光十四年任广东水师提督。当英军进逼虎门时，他驻靖远炮台，另以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多隆武守镇远炮台。他眼看海防尽撤深感痛心，恨声不已，再次派人赴广州向琦善求援。琦善仅派兵200人进行敷衍。援兵无望，关天培深知身处绝境，决心以死报国，特派家丁将其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和几枚坠齿装入一只木匣，寄回家中以示诀别。然后来到靖远炮台，坐镇指挥。

    正月二十八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二月初五前，完成了进攻虎门的准备，计兵船10只、轮船3只和运输船多只。英军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初五下午派出炮兵分队由轮船运至该岛登陆，并连夜选择阵地，安设炮位。初六清晨，南风正盛，英军乘上风轰击横档、永安炮台。守台清军奋勇抗击，英军初未得势，到后来涨潮，复蜂拥逼近，围攻一时许，即陷。清军阵亡300人，一部分被俘，少数突围。英军攻占横档、永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威远炮台。由于风潮不顺，直至上午11时半，两艘最大的军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里”号才乘涨潮冒着炮火驶抵南山一里左右的水域，以右舷炮轰击威远、靖远炮台。关天培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亲燃大炮，自上午10时至下午7时，与敌激战近10小时之久。英军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受数十创，血染衣甲，仍持刀拼杀，终因伤重力竭，弹尽援绝，最后含恨壮烈殉国。

    游击麦廷章（?―1841）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亦英勇捐躯。虎门各炮台相继失陷。大虎山、小虎山清军不战而退。

    林则徐对关天培英勇牺牲倍感悲痛，特写挽联悼念：“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指同时战死的麦廷章），闻异类亦饮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关天培：清朝著名爱国名将，在任广东大清水师提督其间，全力支持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英军对虎门要塞发动总攻，关天培亲自指挥，尽管守军人数低于对方数倍，面对英军猛攻，仍死守阵地，顽强抵抗。最终因援军未至，被枪弹击中，壮烈殉国。朝廷赐予其“忠节”的谥号，加封振威将军。

    干济之才：1825年，由于运河运输粮食越来越难，道光帝决定重开海运，但困难重重。时任两江总督、漕运总督的琦善和江苏巡抚陶澍对水师督运大员的遴选极为慎重，时任水师川沙营参将的关天培自告奋勇督运粮食，他一路上关心航道的水情和季风的变化，及时处理运输中的意外状况，一次就将1000多艘粮船全部完好无损地护送至天津。道光帝听说此事，大喜过望，称赞他为“干济之才”。从此关天培走进了道光帝的视野，并深得道光帝的欣赏与倚重。

    临危受命：1834年，英国首位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他违反清朝规定（外商不能直接与官员接触），想绕过十三行商人，直接面见两广总督，致使与广东官方发生冲突。律劳卑直接指挥军舰闯过虎门，并与清朝守军发生炮击，英舰顺利到达广州。广东海防的松懈让道光帝震怒，下令将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等官员革职查办。为了增强广东海防，道光帝将其极为赏识的江南提督关天培委任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由此整顿广东海防，建设虎门要塞。

    关自抵粤接任后，即致力于加强广东沿海的防务。赴任后，他亲自踏勘地理形势，积极整顿防务，筑炮台，铸重炮，造暗礁，训练士兵，海防巩固。他亲自监督铸造大炮八千斤、六千斤者四十尊，六千斤以下者数百尊，并分置各炮台，以加强防守力量。与此同时，他又加紧训练水师部队，亲自驻扎在虎门督军操练，每年二月末、八月初，亲自率领五百士兵，分别到威远、镇远、横档、大浇、永安、巩固六地进行实战演习，操练枪炮。关天培还将建设虎门要塞的经验和汇集的有关资料，编成《筹海初集》四卷并附有许多详细的地图和训练图、表等，体现了他关心时事、抵御侵略的海防思想。

    金锁铜关：关天培亲临虎门各炮台视察，全盘筹划，成为改造虎门要塞的总设计师。他根据当时对广东海防的认识，提出了一整套改造建设虎门炮台的规划构想，并亲自督建完成了各项工程，建成具有三重门户的防御体系。当时有一首民谣赞誉这道防线：“虎门六台、金锁铜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第一道防线由东岸沙角炮台和西岸大角炮台组成。由于江面太宽，火炮射程有限，所以一旦有敌舰驶入，两炮台便发炮知会第二道防线做好准备。距离第一道防线七里处，以上横档岛为中心的一线六座炮台为第二道防线，也是重点防御区域。其中，东水道为主航道，设有两道木排拦江铁链，中间设有活动缺口，可以关闭自如。西水道水浅多礁，但提防潮涨时敌舰乘潮而入，设置江底暗桩，以防敌船冒险偷袭。距离第二道防线五里处的大虎炮台，是第三道防线，它的主要作用是拦截前面侥幸闯入的漏网之鱼，起到扫尾的作用。

    军事演习：广东水师的军事演习叫“春秋两操”，由关天培创建，属作战预案，但设计的作战目标仍为海盗，而非西方列强。春秋两操，为实弹演习性质的操演。每年2、8月两次操演。每次10天，投入兵力1600人左右，关天培担任总指挥。演习的内容主要包括：攻击靶船、随潮凫水、师船水操、爬桅演习、泅水阵式等。

    创立虎门义学：关天培不仅具有武将的忠勇神武，还具有文人的儒雅之风，他一生施行文教，振奋武事，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1834年，关天培到虎门后，发现广东水师的子弟整日游玩嬉戏，荒废了大好时光。为了让孩子们有个读书学习的地方，关天培便利用虎门关帝庙闲置的房屋创办了“虎门义学”。免费让孩子们读书。1838年，虎门万寿宫建成，虎门义学便迁到万寿宫的外屋。为了让后代将义学继续办下去，关天培便撰文立碑，记载办义学的重要性。

    水师提督的护身铁甲、靴子和大刀......

  卫佐邦（1808—1877）：字楫臣，莞城墩头街人。曾随名将关天培出洋防剿，屡建功绩，后来得粤督林则徐器重，奏请千总。任千总后，卫佐邦不断以战功荣升守备、都司、总兵、提督等职。光绪三年(1877年)，卫佐邦因病开缺回乡，不久便病逝，享年69岁。

    乌涌之战：1840年，林则徐驻守广州期间，曾派兵在广州外港黄埔港乌涌口处（今黄埔客运站附近）构筑了一座钻有44个炮眼的炮台，当时称为乌涌炮台。该炮台临江一面构筑有一长列野战工事，架设了47门大炮，还设有一大排木筏和沉没水中的许多沙船，形成了一条横贯江面，阻敌舰通过的封锁线，另有一条横江铁链，上面系着一艘架着十门大炮的沙船，一艘由林则徐购置的洋船“甘米力治”是改装的兵船“截杀”号，与40艘水师船，形成一条浮在水上的防线，林则徐把其视为仅次于虎门的广州外围重镇，俗称为第二道防线，由游击沈占鳖、守备洪达科统率广东、广西籍士兵约700人驻守。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湖南镇军祥福率领湖南兵900人前来增援，于2月抵达该防地。2月26日，英国侵略军攻陷虎门，2月27日，英军战舰加略普号、先锋号、阿里耶打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及汽船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号共七艘，溯珠江水道而上，于当日中午到达头道滩，向乌涌炮台发动猛烈的攻势；于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甚为壮烈。最后，沈占鳖、洪达科及湖南镇军祥福所部的大部分官兵均壮烈牺牲，计是役共阵亡将领21员，兵丁415名。据光绪十二年《增建镇军祠添置祀田碑记》载：“全军奋勇抵抗，击退英夷者三。不料海潮骤至，苦无舟楫接应，以致慷慨捐躯。军士舍命效忠，无一逃者。”

    广州之战：二月初七日（2月27日），英军逆珠江而上，直攻乌涌炮台，清军在进行了抵抗之后，一溃而散。英军又四出骚扰，军舰横行于内河，如入无人之境。广州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居民纷纷扶老携幼，离开广州避难。

    二月十三日（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来到战火纷飞的广州。此时的杨芳已经72岁了，跟靠祖宗混饭吃的满族亲贵不同，他15岁走出贵州的崇山峻岭，投身军营，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从天山山脉到山海关下都留有他的足迹，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苦孩子成长为一品武将，并为自己打下来了“果勇侯”爵位。《清史稿--杨芳传》称他“战辄摧锋”，是当时的“名将之冠”，其戎马一生的传奇经历为一般人民所耳熟能详，津津乐道。此时杨芳正任湖南提督，所以他能先于从北京启程的奕山到达广州。广州军民把他看成是大救星，夹道相迎，欢呼声不绝于耳，商民外迁的势头有所遏止。

    根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命令杨芳“相机进剿，不必候奕山等到齐始行商办”。然而，到达广州之后，杨芳并未立即组织反击，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来自海洋的对手，决定熟悉一下情况之后再做打算，为此他拜访了各方面人士，了解情况。他还登上炮台，远眺游弋中的英军军舰。此时，枪炮声不断，甚至不时有枪弹从耳畔掠过，广州官员都劝他规避一下，据说杨芳“谈笑自若”，一副雄赳赳的大将风度。但身边的随从知道，杨将军的耳朵已经聋了，对枪炮声早就不敏感了，你别看他装模作样地观察，视力也模模糊糊，毕竟已到了古稀之年。

    突然，杨芳提出了个问题：“敌人从漂浮颠簸的船上开炮，命中率为什么会高于我方炮台的固定火炮？”本来，大家也为此困惑。是啊，敌人的船忽忽悠悠，但炮为什么打得那么准呢？杨芳斩钉截铁地说：必有妖术！杨芳一生镇压过数不清的这个“教”，那个“会”。这些“会道门”大多搞一些“请神附体，刀枪不入”之类的迷信活动。杨芳本来不信这些把戏，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感觉似乎不宜一概抹杀。

    既然英国人有“妖术”，自然要想法破解。根据杨芳的经验，破解不难。杨芳命令保甲（当时社会基层组织）搜集民间正在使用的马桶，只要旧的，不要新的，越旧越好，然后把数不清的马桶环列在炮台四周。考虑到英国军舰机动性强，不宜守株待兔，所以，又将不少马桶装在竹筏上，一听到炮声，立即拨转竹筏，将马桶对准发炮射击的英国军舰。据说这么一薰，就能把英国人请来的“神”薰跑，神仙不在场，英国人自然难显神威。

    英军很快通过望远镜发现了清军的怪异举动，大惑不解。在强烈的求知欲的驱使下，一艘英国军舰缓缓驶近装满马桶的竹筏，竹筏上的清军赶紧将马桶对准来犯的军舰一阵猛熏，见毫无效果，立即跳海逃命。英军登上竹筏，然后掩鼻而去。根据《夷氛闻记》记载，杨芳事后要杀弃筏而逃的军官，被大家苦苦劝住。马桶阵失效，杨芳无计可施了。

    英军继续进行着袭扰，到二月下旬，广州已经暴露在英军的炮口之下。但是，英军当时并未对广州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由于口外尚徘徊着几十艘英国商船，时刻盼望着广州开放ts，而战争的升级将使广州出现商民逃避一空，满目疮痍的局面，这是不符合英国的商业利益的。于是，义律提出了谈判要求。谈不谈，两广官员犯难了。不谈，广州城危在旦夕；谈，皇帝明确宣布永远停止与英国的贸易，怎么办？

    杨芳真不愧是“果勇侯”，稍作思考，立即拍板决定：谈！二月二十八日（3月20日），两广当局和义律达成默契，即英军暂停军事行动，而广东当局则开放贸易，与英国商人ts。在杨芳看来，既然打不过英国人，守不住广州，可供选择的路只有开放ts一条。但是，怎么跟皇上解释呢？杨芳跟两广当局商量后统一口径，就说是应美、法两国的要求，恢复对“港脚商人”——英属印度商人的通商。目的是暂时麻痹一下敌人，以便从容布置。

    既然恢复通商就能维持和平，还调你杨芳来广州干什么？所以，尽管道光帝并不充分了解真相，还是对杨芳做出了革职留任的处分。杨芳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打拼了几十年，出生入死，立下战功无数，惹的祸也不少，“革职留任”的处分相当于隔靴挠痒，比起林则徐、琦善的下场，这算什么？而且，既然你处分我，我就借此脱身。这耳聋眼花的杨芳不愧是“名将”，根据一生的经验、教训，他差不多是最早看出这场仗必败无疑的人。当然，他不会说破，但此后他既不“参赞”，也不“帮办”，基本上置身事外了，逼急了就装病，再不行就装糊涂。有时，我甚至想，说不定这场“马桶阵”就是杨芳装糊涂的表现呢。

    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奕山、隆文一行抵达广州，初到广州的奕山处于矛盾之中，作为“靖逆将军”，他不能不做开战的准备，所以他调集兵力、监制火炮、招募水勇、赶制火箭，表面上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并未改变杨芳确定的ts停战的策略，也未揭穿其擅许ts的黑幕，所以，依然维持着与英军的“和平”局面。但义律看到各省大军纷纷集结至广州，已近万人，越来越感到了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相信清军能继续遵守原来的协议，故也集结兵力，准备战争。

    此时，陆续集结到广州的清军已有一万七千多人，加上广州原有的清军，共有兵力两万余人，广州城内陷入空前的混乱。将领让士兵自己寻找住处，士兵三五成群，散住在百姓家，这样一来，将领不知道自己的士兵分居何处，遇有召集，就举旗敲锣沿街招呼，但除了发饷，士兵们假装听不见。由于士兵来自不同省份，不同系统，故彼此之间纠纷不断，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械斗。将领们忙于调解纠纷，苦不堪言。道光帝不惜巨资大规模地调集军队，还没向英军放一枪，先把广州的老百姓骚扰得叫苦不迭。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这仗打起来，不仅可以报销很多开支，而且，不论胜败，都能请功受赏，所以，清军将领的积极性都很高，纷纷向奕山请战；加上道光帝又不断催促，命令他“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5月初，道光帝以“六百里加紧”发给奕山两道谕旨，要求“奕山等接奉此旨，著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傥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丁，惟该将军等是问，懔之”。摆在奕山面前的只有进兵开战这一条路了。

    四月初一日（5月21日），奕山下令向英军发起进攻。《夷氛闻记》对此有生动的记载，奕山下了开战的命令后，才告知参赞大臣杨芳，杨芳“拔剑奋呼，谓事且败而局难收，顿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令已行”。可见道光帝历时数月，调集各省大军组织的这场战役终于成了一出儿戏。

    袭击的时间选择在午夜，目标是停泊于珠江之上的敌舰。因为是夜战，又是奇袭，所以兵力投入不可能过多。虽然道光帝调集了几省兵力集结广州，多达二万余人，但综合各种说法，可知清军此战中使用的兵力约为1000人左右，而且其中还包括大批在当地临时招募的水勇。

    清军将百余只装满桐油的火船从上游放下，船跟船之间用铁链相连，火船之后，是载着清军的小船，士兵携带火箭、喷筒、长钩以及刀矛等冷兵器。具体战法是一旦接近敌舰，就点燃火船，发射火箭，引燃敌舰，然后，用长钩钩住敌舰，士兵跳上敌舰砍杀，成功后两岸炮台发炮响应，得手之后进而收复虎门各炮台。由此可见，作战计划虽然周密，目标也算得上明确，但战术尚停留在三国时代。

    由于清军突然发起进攻，而且火光映红了大海，确实把英军吓了一大跳，既来不及统一调度指挥，又不知清军底细，晕头转向了一阵儿。但清军火攻的效果极不理想，英军兵船纷纷驶往海上，在这一过程中，清军炮台对英舰进行了打击，给敌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四月初二日清晨，英军开始反击，攻占了西炮台，紧接着又攻入泥城港，清军准备的还没派上用场的火船全被英军获得，立即放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黑烟遮天蔽日。第二天，英军对东、西炮台发动攻击，放火焚烧城外珠江岸上的民房，并预备对广州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初四日，英军将战争升级，至下午3点，基本扫除了广州以西的清军的抵抗，然后开始大规模登陆。第二天早晨，英军向城北发动攻击，直至占领月秀山上的四方炮台，至此俯视城中，了如指掌。这样一来，不仅完成了对广州的合围，还占据了城北的制高点，可以对广州城内进行准确打击。当时的局面据身临其境的梁廷枏在《夷氛闻记》中记载：内河上英军的小舟往来如梭，兵船靠岸，将一门门大炮卸到岸上，珠江沿岸二十里间炮声片刻不停，火箭掠空而过，到了夜晚，火光熊熊，映照得跟白天似的，南北岸的商铺，城南门的民房都被付之一炬，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兵，没人敢去扑救，听任自烧自灭，唯一没着火的只有洋行的货场（原文为：“夷既聚泊，游奕小舟如梭织，其兵船叠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入夜，火光如昼，日则四射火箭，焚南北岸铺舍，南门外烧毁尤甚，民间无救者，官兵亦不敢出扑，听其自焚自灭，留者但洋行积货栈舍而已”。

    这时，“靖逆将军”奕山躲入巡抚衙门，做起了缩头乌龟。杨芳由于事先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策划，正可置身事外，称病不出。两广总督和巡抚只好下令军民死守，但大家战斗意志已经丧失。

    《广州和约》：四月初六日（5月26日），广州城升起了白旗。奕山派出的使者前往越秀山向英军求和，当天晚上，达成了停战协议。次日起，英军停止了对广州的攻击，其停止进攻的条件为：

    1、奕山、隆文、杨芳及外省兵队限6日内退出广州城60英里以外；

    2、限一星期内缴出600万元于英国，日落前（5月27日）先缴100万元；

    3、交清600万元后，英军撤退，但在两国交涉未妥之前，各要隘不得设军备；

    4、赔偿商馆被劫焚及被误伤的西班牙商船的损失；

    5、此约经广州知府及三钦差大臣盖印后方为有效。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广州和约》。奕山于当日缴出100万元，至四月十一日（5月31日），全部付清并把清军从广州撤至城北的金山寺。英军撤退，和平恢复了，奕山的使命也“完成”了。

    三元里民众抗英：《广州停战协定》签订后，清军主动撤出广州城，但广州三元里民众不堪英军侵扰，拿起武器同英军展开英勇搏斗，拉开了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开展大规模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三元里抗英的直接原因：一、 英军开棺暴骨（停战后，部分英军开进城北双山寺，寺中存放了一些的棺椁，英军开棺看尸）；二 、英军劫掠财物；三 、英军强奸、调戏妇女。

    三元里抗英的根本原因：因清政府腐败，导致中国落后，英军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利而入侵中国。

    导火线：1841年5月，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劫，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无法领导反侵略战争，不能也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

    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斗争。1841年5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英军攻陷广州城北诸炮台，设司令部于地势最高的永康台。永康台土名四方台，距城仅一里，大炮可直轰城内。清军统帅奕山等求和，5月27日与英订立《广州和约》，以支付英军赎城费﹑外省军队撤离广州等条件，换取英军交还炮台﹑退出虎门。但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萧冈等村庄，抢掠烧杀，奸淫妇女。广大民众义愤填膺，各地团练共图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击退来犯小股英军，三元里民众料到英军必会报复，所以在三元古庙集合，相约以庙中“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同时，爱国士绅何玉成等出面联络附近103个乡的群众，会后，他们分头联络附近103乡的群众，准备共同战斗。次日，南海﹑番禺百余村团练手持戈矛犁锄，群起围困永康台。相持近半日，英军司令卧乌古(又译作“郭富”)亲自带兵出击。团练且战且退，诱敌至牛栏冈丘陵地带。时大雨骤至，英军火枪受潮不能发射（印度雇佣兵，英方给他们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燧发枪，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团练民众冒雨反击，将英军分割包围，肉搏鏖战。追击过程中，英军第三十七团的一个连（60人）被义军截至稻田中，三四十名印度雇佣兵被刀砍毙伤。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

    5 月29 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军数名。5 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地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引诱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战鼓擂响，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旌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以林福祥为首的五百余名水勇也闻声赶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路，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按国内通行说法，此战共毙伤英军少校军需毕霞（Beecher 一译比彻）以下近50人，生俘10余人（一说歼敌二百余人）。而据卧乌古报告，为战死5人，受伤23人，毕霞系“疲劳过度而死”（另一说法死7人，伤42人）。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围四方炮台。广州手工业工人以及附近州县如花县﹑增城﹑从化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相约饿死英军。他们用土枪，土炮,矛戈，盾牌，锄头，镰锹等，与英军作战。可谓"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并且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 卧乌古不敢再战，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奕山等闻讯恐慌，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先安抚英军，复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士绅潜避，团练逐渐散去，台围遂解。英军撤出虎门时发出告示，恫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人民群众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三元里之战,相较于开战以来，定海之战、虎门之战，英军损失较大。即使按照中方文献的伤亡记录（传说或讹传），此战算不上一场重大胜利，更无法改变英军继续肆虐中国沿海，国家落败的结局。英方统帅在拿到所需赔偿后（与三元里此战无关），6月1日英军退出了广州，开始策划进一步北上侵略计划。

    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人民的抗英成果没有对战局产生大的影响，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表明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张维屏（1780～1859年10月13日）：清代官员、诗人。字子树，号南山，因癖爱松，又号松心子，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渔、 唱霞渔者，广东番禺人。曾作长诗等讴歌抗英，是爱国诗人。

    《三元里》：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 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 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 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 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 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 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 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 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 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 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这首诗写鸦片战争初期广州人民组织平英团在三元里围攻英国侵略军的实况。诗中并对当时怯敌媚外的满清官员提出了愤怒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