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春节——深圳·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第三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招商局）

    于眉：1949年5月27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航运处处长于眉以军事总代表的名义，率领接管人员进驻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时，可能并没想到，此举不仅结束了招商局在旧中国蹒跚前行七十七年的历史，而且也使自己一生中的二十九年都和这个不平凡的企业紧紧联在一起，成为招商局历史上任职最长的领导人。(1950年1月起于眉正式任招商局董事长，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1978年。其中，1957年至1958年间，他还兼任了总经理职务。) 

　　接管招商局后，在改造这一旧企业向新企业转变的过程中，于眉不避嫌忌，大胆起用旧管理人员，他宣布：招商局所有人员原职原薪，一切业务工作仍由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全权负责。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对保护招商局局产，特别是对后来的香港招商局起义起到了极大的争取和推动作用。 

　　1949年5月底，在接管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同时，于眉即和曾山、邓寅冬等一起详细听取了有关人员动员香港招商局负责人率船起义的具体情况，并做了指示。在起义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期间，于眉领导招商局(上海总公司)以各种方式推动了起义的进行。总公司多次通过电报的形式，对起义进行具体指挥。其中有一次于眉和胡时渊直接联名给当时香港招商局负责人汤传篪、陈天骏发电，略称“可以率船起义”。起义成功后，于眉和胡时渊再次联名致电香港招商局及留港船舶的全体员工，表示慰问和嘉勉。 

　　其后，在领导招商局的工作中，于眉对于招商局香港起义船舶的胜利归航、组织和推动滞留香港私营航商船舶的北归及招商局解放初期业务的恢复和发展等都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领导招商局完成为中国远洋船队贷款买船的任务中，于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初创的中国远洋船队发展缓慢，远远不能适应国内经济，特别是外贸事业的发展。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交通部、外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过充分调查，向国务院提交了有关贷款买船的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报告呈送后的第二天，李先念副总理即批示同意此建议。第五天，周恩来总理又在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报告的原则，并亲自点将交通部副部长于眉：“责成报告中所提成立的购船小组，由交通部于眉、外经贸部卢绪章分任正副组长……”  。于眉应召，迅速投入到购船工作中去。1964年1月，他主持召开了有外贸部、国家计委等八部门参加的购船小组第一次会议，对购船工作的程序和报批手续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决定。同年7月，他又和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联名拟出《关于向国外购买和订造船舶的进展情况和今后安排意见的报告》，报送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对购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李先念、薄一波迅速批准了此报告，8月初，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批准。至此，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和于眉等人的努力下，贷款发展中国远洋船队在方针、政策、资金、机构、技术等诸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在后来的买船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道路颇为曲折。于眉在其中又起到了直接和国务院沟通、联系的作用，使一些具体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 

　　通过购船工作的开展，中国远洋船队得到迅速发展，1973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运力100万载重吨，1979年远洋船舶拥有量为1970年的9.4倍。这其中，有招商局的贡献，有于眉的贡献。 

　　实际上，于眉不仅在招商局的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交通部海河管理总局局长和后来长期主管水运的副部长，对新中国水运事业的发展也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汤传篪：鄞县人。1914年9月出生于上海。16岁起到上海虹口亨利西服店当学徒、店员。1936年由父亲的朋友介绍到上海中国航空公司当职员。1942年8月进入重庆招商局,担任购料组副组长,之后在招商局宜宾、泸州、九江、营口、天津等各分局任经理和副经理职务。1948年3月任香港招商局副经理。1949年10月受已撤离上海的招商局总局(后改称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命代行香港招商局经理职权。1950年1月15日与陈天骏率领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和集聚香港的13艘招商局轮船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些轮船驶回祖国，为新中国的人民航运事业增加了一批新的力量。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海员的胜利起义，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被列为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