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春节——深圳·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第二部分 民国时期的招商局）

    1948年夏天，朱森林（原广东省省长）在上海考取北平清华大学。乘轮北上，即表明他当时求学殷切的心情，又表明了追求光明的心情。时至今日，朱森林依然保存着当年的旧船票，“搭乘招商局的执信轮船，我走向新的人生旅途，这是我珍藏这张旧船票的原因。”正如一张旧船票记录着朱森林人生的变化，招商局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也体现了我国发展的历史和新篇章。

    伍廷芳：广东新会人，字文爵，号秩庸(原名叙，1877年更名廷芳)。于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22年6月23日)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都亚南。1874年留学英国伦敦林肯学院，成为第一位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877年5月18日，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1878年12月16日被香港政府委任为掌法太平绅士，是香港40名太平绅士中唯一一位中国人。1880年1月19日被香港政府委任为立法局议员，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立法局议员。1882年担任李鸿章幕僚。1896年11月至1910年，伍廷芳由候补道升为四品堂卿衔，被派往美国、日本、西班牙、秘鲁等国出任公使，是清政府的第一位驻美大使。1912年元旦，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协同孙中山促使实现清室退位，建立共和体制。1912年3月，以司法总长身份在上海张圆主持召开了招商局的第二次股东常会，被公推为董事会主席。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任命为外交总长。1921年4月，孙中山重组中华民国政府，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孙中山出师桂林，命伍廷芳代行非常大总统职务。1922年，兼任财政总长、广东省省长。6月23日因忧愤过度逝世，终年81岁。

    孙宝琦：浙江杭州人，1867年生，字慕韩。1901年清廷派其为大清帝国驻德国和西班牙的钦差大臣(即大使)。民国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任命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以后又任过山东巡抚。1913年至1914年3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外交总长。1914年任国务总理。以后历任税务处督办、审计院院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裁、全国赈灾处处长等职。1918年孙宝琦组织外交后援会，出任华盛顿会议外交问题研究会副会长。由于盛宣怀家族的荐引，孙宝琦于1919年至1923年，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1931年病重去世，享年64岁。

    盛重颐：生于1893年，于1916年4月在其父盛宣怀病逝后递补担任招商局董事，不久开始担任招商局经理、1918年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兼经理、1919年至1923年任董事兼经理。1921年5月28日，在上海总商会会所召开的招商局第47届股东大会上被选为总经理。1924年11月1日，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被撤职并被挤出招商局。

    李国杰：李鸿章之孙。1910年被招商局董事会推举为协理，未就职，1916年因王存善病逝后递补担任董事，1919至1923年任招商局董事会副会长，1924年11月1日，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被选为招商局董事会正会长兼任仁济和保险公司董事长。1928年元月，随同全体董事一起被国民政府设立的招商局监督办公处“停职查办”并被命令代行董事会职权，但称病不出。1932年3月被重设的招商局监督办公处任命为董事会会长兼总经理，但在上任之初就因擅自与美商签押“赊购新船、码头借款、建筑借款”三项合同被国民政府交通部撤销所任职务。

    赵铁桥：1928年1月，国民党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的监督处将招商局董事会全体董事“撤职查办”，同时下令招商局改设总管理处，任命赵铁桥为总办，全面负责局务。 赵铁桥是老同盟会员，曾主持京津同盟会，声誉卓著，因办理川中银号，“名满川中”，既懂经济，又较少官场腐败作风，是一个较有胆略、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当时，是主持改革混乱不堪的招商局的合适人选。 其时，由于连年军阀内战，招商局局轮全部停航，陷入“无米难炊”的困境。局内盛(宣怀)氏家族势力和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势力正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面对这样的局面，赵铁桥毅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 首先他改革了管理体制：调整总局管理机构，紧缩编制，裁减了总局一半办事人员；颁布了《商办轮船招商局暂行规则》、《薪级章程》、《各种办事规则》等一系列具体办事章程和规则，实行规范化管理；调整附属企业及分局机构，清查整理，精简整编。 赵铁桥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革会计制度。他说：“招商局以弊着于全国，弊所以由滋，会计之不完不备实为重大原因之一撮。”在他的力主及参与下，招商局于一九二八年颁布了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系统的会计规程，改革了沿袭几十年的旧式会计制度。在新会计制度中加强了稽核制度，由此揭露出了轰动一时的招商局三大案。 赵铁桥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设立各种专业委员会，计有会计委员会、业务改进委员会、燃料研究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做为咨询和研究机构，对招商局改进业务、加强管理起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冲破各种阻力，改革招商局公学，增开航海专科，大力培养本国航海技术人才。并解除外国人在招商局担任的职务。赵铁桥在改革中，亲力亲为，亲自召开许多会议，和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磋商改革措施，并历时两个月，亲自考察了长江及南北洋各分局船栈的业务情况。 

　　他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利益受到最大触动者当数时任董事会会长兼积余产业公司经理的李国杰。李国杰一直把招商局视为“先人(李鸿章)艰辛缔造”的家族产业，他长期利用所控制的积余产业公司，擅用私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赵铁桥不顾威胁，在报呈蒋介石批准后，罢免了李国杰积余产业公司经理职务，取消积余产业公司名义，派人接管资产，端掉李国杰根基。其时，任交通部部长兼招商局监督处的监督王伯群，久欲染指招商局，想借整顿招商局捞取好处，也遭到赵铁桥的拒绝。其它还有一些在改革中失去好处的各船买办等，也都对赵忌恨在心。 赵铁桥入局不到三年，就如此结怨群小。1930年7月24日，他在总局门口遇刺身亡，为招商局的发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1915年，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等职，1920年，追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

    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孙中山逝世，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1926年，北伐战争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927年，王伯群任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伯群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

    其主要政绩有：收回外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茹国际大电台；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自动电话；将建设委员会在各地所设之无线电台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将腐败的招商局收归国营；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停止海关、海乡的航空管理局，创设航政局接管其事，推行新政；设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开通定期航班，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订立重要交通法律、法规。是时，航空方面已有一定系统，完成立法程序。而电信条例、财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已颁布施行。

    教育生涯：1928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提议王伯群兼任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职务，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1928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1929年9月1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为学校题写校训，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1924年，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应三百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任董事长。1927年，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大夏校长职，王伯群任校长。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1929年春，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伯群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1937年8月，淞沪事变，抗战军兴。王伯群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1944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蔡增基：936年2月4日受国民政府委派出任招商局总经理，对局务进行全面整理并发表《整理报告》。因日军进犯上海，1937年8月率部分局员及“海元”、“海亨”、“海利”、“海贞”、“海云”等海轮撤离到香港。1938年在香港将海云、海亨、海利、海贞四大海轮出售给怡和洋行。在抗战期间，他领导招商局积极开辟内河航线，支持抗日战争。1943年3月1日经交通部批准辞职。

    刘鸿生(1888一1956)：赵铁桥遇刺的血迹未干，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就登门拜访沪上名商刘鸿生：“自赵铁桥逝世后，蒋介石主席给我来电，再度要请台端俯就招商局总经理一职。”刘鸿生回复：“事务如此纷繁，我无法就任招商局总经理的职务，虽然这有失蒋主席和您的期望。”这是刘鸿生第二次驳回蒋介石和孔祥熙的面子。第一次是在一年前，孔祥熙发出同样的邀请，被刘婉言谢绝了。1932年，当圣约翰大学校友、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重提旧话时，刘鸿生反复权衡：“宋子文一口允诺我在企业上的一切问题由他包下来。在这样的互惠条件下，我放下了自己的实业出去做官了。”在国民党政府的三次邀请后，刘鸿生终于出山就任招商局总经理。 

    刘鸿生浙江定海人。7岁丧父，16岁就读圣约翰大学，19岁任英商开滦矿务总公司的买办，后来自己经营火柴、煤炭、水泥、毛纺、搪瓷等工业，均卓有建树，是工商界深孚众望的著名资本家。胡厥文先生评价他“确是少有的名副其实的爱国实业家”。刘鸿生接任招商局总经理后，“义务任职，不支薪水，”怀着“彻底整理，通盘筹划”的大略，开始整顿招商局。 

    尽管刘鸿生有备而来，但局中派系林立的状况还是让他心惊：这不复是当年那个“商战之旗舰”的招商局了，而简直是各种势力的竞技场：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俞飞鹏系，青帮系，各自明争暗斗，又同流合污，俨然象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刘鸿生断然采取了种种举措：第一招，指向最敏感的人事制度。改组理事会，增设监事会，从总局到分局，一概“裁员减政”，将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废除买办制，建立船长制。招收一大批归国留学生分任要害部门，量才器使，郑重进退，重才干而轻情面。为此他得罪了蒋介石的表兄、党国要员俞飞鹏，原来俞的一位小舅子也在解雇之列，俞连发三信请求手下留情，刘鸿生复信：“事关全局，难以应命。”俞飞鹏记下了这笔账。 第二招，指向内部事务、经营管理。革除“捎包”(夹带私货)陋习，根据营业额定开支。但整顿码头仓库，清除内部蛀虫，谈何容易。从1928年至1937年，招商局报部立案盗窃、舞弊等案件达92起。刘鸿生要彻底整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把精力放在开拓性领域，购买新轮船，开辟新航线。元、亨、利、贞四艘英制海运客货轮投入营运，各大通商口岸又出现久违了的中国航船。久经商战的刘鸿生在洋人面前相当自信：“洋人是欺软怕硬的。对付他们的办法，首先要自己争气，然后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和他们斗争到底!” 但是，无论刘鸿生怎样左突右奔，此时的招商局已象一艘年久失修偏又严重超载的船，一头触在多达三千五百余万元高额负债的礁石上，国民党政府却不肯解囊驰援。外部环境日恶，内部阻力日增，刘鸿生纵有天大本事，也难扭转乾坤。 1936年，交通部改组，俞飞鹏居长。冤家路窄。刘鸿生只好递上辞呈。 

　　抗日战争结束，刘鸿生任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主任、招商局理事会理事长，为已是强弩之末的招商局勉尽余力。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专门会见了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贡献的企业家刘鸿生等人。1949年3月，国民党准备将招商局迁往台湾。刘鸿生再一次挂冠而去。

    徐学禹：浙江省绍兴东浦人，生于1903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电机科，曾任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工程师。回国后任交通部简任技正兼上海电话局局长、浙江省公路局局长。1938年由闽省主席陈仪推荐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并兼省贸易、企业、运输三公司董事长，福建省银行董事长。1943年4月26日招商局在重庆恢复总局，徐学禹任总经理。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招商局迁往台湾的需要，着手改组招商局管理机构，徐学禹就任董事长。上海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去台湾，担任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制宪国大代表，后来离台去新加坡并最后定居美国。1984年病故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