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春节——深圳·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第一部分 晚清时期的招商局）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江苏常州，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清光绪二年（1876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雇英国矿师郭师敦查勘湖北煤铁矿藏。清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师敦等勘得大冶铁矿。十一月盛宣怀赴黄石港会同大冶知县林佐等对铁山土地产权，进行详勘。又自民间购得部分铁山土地产权，准备在黄石港东吴王庙旁（今沈家营）设炼铁厂，后因经费难筹，李鸿章未批准。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张之洞决定将原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适逢盛宣怀以事谒张，言及炼钢之事，张提到尚无铁矿，盛当即表示愿将原在大冶购得之铁山矿交给张开办。年底，盛又和张面谈开办铁矿事宜，并提出四条有益建议，为张出谋划策。张之洞遂兴建汉阳钢铁厂，开办大冶铁矿。大冶铁矿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矿山。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奏设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于天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27日），他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先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汉阳铁厂受制于日本，仍不能获利，需扩大生产规模。盛宣怀遂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被荐举为公司总经理。在冶、萍两矿设总办，与汉阳铁厂鼎峙而三，广招商股，以解决扩大生产的资金。清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清宣统三年（1911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升任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初，盛宣怀在日本看到民国政府需款作军费，便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办法取得日本借款，与民国政府搭上关系，想以此来挽救自己的不利处境。于是与日本垄断财力秘密策划，民国政府分别在神户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财团签订两个性质相同的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2月12日，盛宣怀从日本正金银行提取300万日元借款，把这笔钱的一部分转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转给南京政府约250万日元。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盛宣怀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废约，并辞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职务。

    1912年11月30日，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5月），盛宣怀又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重新掌握汉冶萍公司大权，根据宣统元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着手兴建大冶铁厂，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为解决基建资金，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签订5个合同。以汉冶萍公司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兴建大冶铁厂，600万日元偿还日本旧债，订明用头等矿产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供给日本，作为偿还之用，40年为期。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他遗嘱将其家产的一半，捐赠为慈善基金。庄夫人为他办了极其盛大的葬礼，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

    兴办实业，发展航运：1872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公司之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同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情系电报：1879年，盛宣怀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督办纺织：1892年起，盛宣怀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

    投资煤矿：1898年，盛宣怀开办萍乡煤矿，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因汉阳铁厂生产不景气，亏损严重，张之洞奏派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盛接办汉阳铁厂后，招募商股，将帅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并改汉阳铁厂为总厂，委轮船招商局会办郑观应为总办，将大冶铁矿隶属总厂，接着便着手改造、扩充汉阳铁厂。针对汉阳铁厂缺乏燃料、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首先派委员带同外国矿师沿长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钻试，寻觅佳煤，结果觅得萍乡煤矿。遂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德银400万马克作为资本，开办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随即奏派郎中李维格出国考察钢铁，求取炼钢新法，以提高产品质量。李在考察欧美钢铁工业的同时，找到汉厂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盛于是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但盛在改造、扩充汉阳铁厂时，为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制铁所的诱惑下，以大冶铁矿得道湾矿山及矿局的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多万日元，使大冶铁矿主权丧失。

    督办铁路：1886年，盛宣怀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

    兴办银行：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的第一家银行。此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

    兴办大学：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前身。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是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1909年在南洋公学首开航政科，后发展为独立的吴淞商船学院，是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盛宣怀还创设了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档案管理：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现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盛宣怀有《愚斋存稿》及《盛宣怀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林胡曾三公奏议》存世。从政之余，搜集图书文物，藏书极富。大多数是购自江标“灵鹣阁”、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等家旧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在日本购医书、经济等类图书千余种，万余卷。先后藏书10余万卷，有历代状元手迹，凡200余家。宣统二年（1910）建“愚斋图书馆”于上海住所内，聘请名家如缪荃孙、罗榘臣为他编辑《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著录藏书6666种，169 900余卷；善本300余种，7300余卷。另有《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4卷，藏书于1933年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掠，全部藏书先后拨给三所学校。1949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盛氏藏书调至安徽大学图书馆；在圣约翰大学的部分，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有600余种方志，有7种为国内孤本，明代刊本600余种，300余种医书，日本刊本500余种，其300余种医书在1958年调拨给上海中医学院；在山西太谷县铭贤学校的藏书归于今山西农业大学。解放初，从盛氏祠堂中发现有旧藏书8100余册，其中善本45种和刊刻的图书18种2 700余册，另有文件、信函、档案等，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刊刻图书有《常州先哲遗书》、《卫生丛书》等，由缪荃孙等主持刊校，版本精雅。

    慈善济民：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10年2月27日，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向朝廷上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朝廷于1910年2月27日下谕：“吕海寰等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立案一折，著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余依议。”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份确认清政府下谕指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的原始文献。同一天，盛宣怀将这一上谕通知万国红十字会的董事之一任锡汾，要他告沈敦和、施则敬等人。1910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以盛宣怀的名义给各国驻华使、领馆发照会，通告盛宣怀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启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照会署名“钦命红十字会会长、太子少保尚书衔、正任邮传部右堂盛”，第一次在官方文件署名中出现了红十字会会长的衔名。照会发出后收到了各国领事的复函，表明盛宣怀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

    政治主张——东南互保：1900年，盛宣怀任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盛反对清朝一开始支持义和拳的做法，命令各地电报局将清廷召集拳民的诏旨扣压，只给各地总督看，他同时电告各总督让他们不要服从这个命令。在他的联系下，长江流域和苏杭的督抚们与列强签定了《东南互保条约》。从此中国地方行政体系开始与中央的命令脱离。这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以说盛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盛当时主张与列强议和，李鸿章入京进行和谈时请他同行，北京也宣他入京，但他觉得北京的政治太不可靠，因此推脱不肯奉诏入京。盛宣怀所管理的许多事业如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是北京清廷的主要收入，因此北京对他奈何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他为太子太保。慈禧太后发褒奖令给予盛宣怀。《东南互保条约》的签定，让大清帝国彻底地无力回天，是埋下民初军阀割据局面的导火索。

    李下逢源：1870年，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实际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当然，其才能也开始崭露头角，据说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熟知军务的他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1874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英国人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全长14．5公里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满，进而与英国展开外交干涉，最后由盛宣怀等人出面办理，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这种行径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清政府当局的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 “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1884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等赞美之词，且认为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皇朝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外事与洋务既是盛宣怀的晋身之阶，又是李鸿章在19世纪末权倾朝野的基石。1870年代，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李鸿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不要贪功躁动。另一方面，当盛氏发生动摇时，李鸿章立刻给盛宣怀写信，点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如果兴办不力，势必为对洋务心怀不满的官僚所笑话，并使洋务派大吏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尽心力。李鸿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巩固洋务派势力的过程中有所作为。1884年盛宣怀主掌轮船招商总局，李鸿章曾去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盛宣怀毕生感念李鸿章的发现和提携之功，他在给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然而，对未来历史的评价，盛氏似乎比李氏要乐观，他谦恭地说，未来的历史如果能将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鸿章的后面，得以传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

    教育思想：

    1、培养新式人才是富国强兵之根本。盛宣怀认为，中国要走富强之路，"练兵、理财、育人"三端均为救时之要务，但最关键的在于"知人、用人"，"天下治乱之机，只在用人而已。今以用人、理财并论，其实财政得失也纳在用人之中，如不得人，虽有良法何能造其极。""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治法"。结合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实践，他认为："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洋师"。"织局不难在集资，而难在得人"。他把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试问吾家将才如彼否？使才如彼否？理财之才如彼否？"对新式人才有着急切的希望，只有拥有了既懂孔孟礼仪之学，又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新式人才，中国才有可能强大。实业救国，最终归结到教育救国。

　　2、 培养人才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它自身的规律、必须循序渐进，不得浅尝辄止。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急需各类人才，盛宣怀所掌管下的经济部门也急需大量懂得西学的经营管理人才。但是，对揠苗助长的培养方式，盛宣怀坚决反对。比如：1898年继任天津海关道的李少东打算将北洋大学堂60名学英语的学生改学其他语种，他虽然已离开天津，但他知道后，马上写信给王文韶、李少东，重申自己的办学目的和原则，阻止李少东的计划。1903年10月，岑春煊想把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锦涛调回来，盛宣怀也予以阻止。他说，公学难得有人考得博士毕业，眼看陈锦涛来年6月就能拿到学位，如果现在让他回来，岂不是瓜不熟而生摘，多么可惜！所以学校今后一定要立法，留洋学习必须毕业获得文凭，必须杜绝学生急躁之心，免得浅尝辄止。

    3、 办学应该从高起点入手。盛宣怀是清末为数不多的既有官阶又能自己操掌企业的人。从1896年起，他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不仅被任命铁路总办，而且直至太常寺少卿。因此他对中国经济和教育，实业与人才有着更多独到的认识。他的办学设想一半源自发展实业需要，一半出自振兴朝廷需要。他在总结北洋大学堂的办学经验时，发现除了学习技术外，还应该培养学生掌握更高层次的政治法律、商务、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所以，他要把

南洋公学办成培养内政、外交、理财的高级人才的学校，甚至提出要把南洋公学办成培养政治家的学校。可见，他的办学是从高起点、综合性入手的，而且重实务、严格要求。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人，出身大官僚家庭，为李鸿章、袁世凯的重要部属。在袁世凯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中都曾出谋划策。后担任了民国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1903年1月，袁世凯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理。杨士琦上任伊始，便拟定《章程十条》，吹捧“官督商办，已着成效”，章程强调北洋大臣(即袁世凯)在该局拥有巨大权力，封建性十分突出。杨士琦还秉承袁世凯的旨令，在招商局发行直隶公债，从经济上对该局进行变相剥夺，给招商局的经营与管理造成严重影响。1913年6月，招商局重选董事会，杨士琦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与盛宣怀等9人一起当选为董事，并在股东常会上当选为董事会会长。杨士琦的招商局董事会会长交椅，坐了4年，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盛宣怀家族在招商局重新掌权为止。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乡人（今广东珠海市北岭村）。15岁时，少年徐润随叔父徐荣村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他极其勤奋好学，又有悟性，所以深得洋行上下看重，19岁已获准入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不久，接任副买办之职。

    近代中国茶王：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搏击房地产业：在19世纪70年代，徐润敏锐地看到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地价将日益腾贵。于是，他在经营茶业的同时，开始放手投资房地产业。经营房地产业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头脑灵活的徐润将已有房地产作抵押，从钱庄和银行贷得资金，购置新产，再将新产作抵押借贷，以层层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投资房地产业。他洞悉上海租界的拓展趋向，就在未来的交通要区以低价买进土地，待经营至半开发状态便以高价售出，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购置更多的土地。至1884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达200多万两银子，从而拥有地产3000多亩，其中300多亩已建房子，共建有洋房50多所、其他类型房屋2000多间，每年可收租银12万余两。他先后和华商、外商合创了上海地丰公司、宝源祥房产公司、业广房产公司、广益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等。这时的徐润，虽然难与洋商相比，但在华商中已是个“地产大王”了。中法战争的爆发

，使徐润的房地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他并未丧失信心。他仍然关注房地产业的动向，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又在上海、天津、塘沽、滦州、北戴河等地购地建房，炒卖地产获利甚丰，新建成的房产每年可收取大量租银，发展前景颇为可观。

    奠定中国近代航运业：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但到1873年，招商局资金尚不足20万两银。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随后，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银，徐润本人首先附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普遍反响，入股者踊跃，100万两很快招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另外招徕亲友继续入股。这样，由徐润经手招集的股金占招商局全部资本一半以上，使招商局资本充实，运作自如。因总办唐廷枢兼办开平煤矿等其他诸务，一年中有大半年不在局里，招商局实际上由徐润主持。在主持局务期间，徐润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明确规定招商局的经营以揽载为主，漕运为次；并开办保险公司，承担营运风险。这家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在它的草创时期，不仅经受住来势汹汹的外商联合抵制与压价竞争，而且不失时机地收买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使招商局的规模和实力大增，从而控制了长江航运、沿海航运的大部分经营权，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轮船招商局是今天香港、台湾等地招商局的前身，它的发展轨迹，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经济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在创业阶段中，徐润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首创中国保险业：1875年以前，招商局的船货只能向外商设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不仅保险业利润被外商赚去，外商还恃此联手排挤打击招商局。徐润于1875年仿照外国保险公司的做法，开办了中国自己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集股50万两。水险公司不仅为招商局的轮船和货物作保险，而且还承保外商的轮船和货物，生意兴旺，获利丰厚。1878年，徐润又成立了济和水火险公司，集股50万两，扩大了承保能力和覆盖面。1886年，徐润又将这两家保险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有限公司。他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模式，创办自己的保险公司，以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仁和”、“济和”这两家保险公司，实为中国保险事业之滥觞。

    筚路蓝缕办矿业：1887年秋，徐润首次出关塞勘矿，这时他已年届五十。在这以后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天南地北奔波于各个矿区，北出长城，南至广东，东赴台湾基隆，或翻山越岭踏勘，或深入矿井验看，为寻找和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筚路蓝缕，其中在关外的热河建平金矿一住就是3年。开平煤矿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徐润投资了15万两银，占总商股150万两的1/10。他任开平矿务局会办，支持矿务局采用从英国订购的机器设备，聘用一批英国工程师，应用近代技术采掘煤炭。开平煤矿的建成，使开平煤炭迅速占领天津地区市场，将进口煤炭从天津市场挤了出去，并逐渐扩大到国内其他口岸，为北洋舰队以及地方工业提供了必需的燃料。此外，为了将煤炭运输到天津，矿务局专门修筑了一条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成功的铁路线)，还发展了焦炭、水泥等一批附属企业。除开平煤矿外，徐润还投资过平泉铜矿、宜昌鹤峰州铜矿、孤山子银矿、三山银矿、天华银矿、潭州银矿、建平金矿、金州煤矿、贵池煤矿等10余处矿产，为创办中国近代采矿业做出了贡献。

    开发近代文化事业：徐润在推动中国文化事业走向近代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诸如创办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等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选派中国幼童官费赴美留学和创办同文书局。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容闳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容闳是徐润的同乡与宝顺洋行的同事。1871年曾国藩请容闳和徐润“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拟选120名中国幼童，分4年赴美留学，每年30人。从1872到1875年，容闳、徐润所选定的4批幼童，分期分批先到上海考试、预习，然后由徐润等人作担保送到美国留学。这些幼童，易于学习外语和接受西方技术，绝大部分选自沿海开放口岸，其中香山县籍共40人，占了1/3。这说明香山县在近代西风东渐中，确实领风气之先。1881年清廷中止留学计划，将尚在留美的学生全部召回。被迫回国的学生一度受到冷落，后由徐润出资并担保，留学生陆续被分派到政府部门和电报、铁路、轮船、矿务等近代企业服务。其中知名人

    王存善：1907—1908年接替杨士琦出任招商局总理。1909年9月2日被邮传部委任为会办，专司稽核，1910年8月1日，任会办兼总稽核。1912年3月31目在上海张圆召开的第二次股东常会上被选举为董事。1913年6月22日在上海张圆召开股东常年大会上被继续选举为董事，担任此职至1915年。1916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