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春节——深圳·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土洋村地名由来：土洋村隶属大鹏新区葵涌街道，位于大鹏半岛中段的沙鱼涌，有四百多年历史,。背靠犁壁山，东连大鹏半岛，西接盐田、沙头角，南濒大鹏湾，与香港隔海相望。

    据传说，土洋村的名字与一场冲突有关。土洋村附近的沙鱼涌海滩，曾是华南主要交通口岸和物资运输要道，有许多远洋来的物质先运抵此地再发往各地，因此这里名叫“屯洋”。民国初年，葵涌镇其他17个村与土洋村爆发了一场争夺沙鱼涌海滩的冲突。让人意外的是“17村联军”竟然败给了土洋的子弟兵，结果17村联名上告到当时的宝安县县官处，状纸上写着土洋村民“土霸洋盗”，独占海滩。县官骑马到此实地调查，恰好遇上退潮，海滩和土洋村联成一条直线。结果，县官将海滩“判”回给土洋，但“土霸洋盗”成了土洋人的代名词，随后连地名也被改称为了“土洋”。

    又有一说，土洋村原名叫屯洋村，就是海边小村庄的意思，曾生在此设东纵司令部后由于发音打屯洋叫成了土洋，叫多了也就成了土洋。按《广东省志·地名志》所载，土洋村因村民以土填洋立村，故名。

    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位于广东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土洋村，原是天主教堂，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东江纵队的司令部。该建筑建于1912年，为中西合璧风格的意大利天主教堂，由主楼、礼拜堂和附属用房等三部分组成，中间有走廊相通，建筑总面积400平方米。1942年春，神父撤离土洋村。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指挥部由龙华迁到葵涌土洋村该建筑内。

 

    东江纵队发源地：土洋背山面海，社区中央的后背山是制高点，后背山一巷就是天主教堂和东纵司令部所在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教堂的神父逃离土洋。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在土洋村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并在1943年12月至1945年5月，将作为司令部。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军政委员会在葵涌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广东和东江地区的斗争形势，作出6项重要决定，对加强广东党组织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全面发展广东的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史称“土洋会议”。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土洋村共产生了9位烈士。

    抗日战争结束后，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党委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围剿我军的阴谋，并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署的协定，和广东国民党当局达成了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烟台的协议。1946年6月30日，在以曾生为首的北撤部队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北撤人员2582人，从沙鱼涌登船开赴山东烟台。7月5日，安全抵达目的地。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队伍扩大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先后参加了华东战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和解放广东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笔管榕（Ficus subpisocarpa Gagnep.）：绿黄葛树为桑科植物，落叶或半落叶乔木，有板根或支柱根，幼时附生。生于海拔300-2100米的的山坡林中或河岸、溪边、村寨附近。国内外均有分布。其老树皮、根皮、叶可入药，可祛风湿、活血、接骨；治风湿、骨折、半身不遂、筋骨疼痛、皮肤瘙痒。也可供观赏、作行道树等。产地为香港各地.中国南部.亚洲东南部、产台湾、福建、浙江（青田、永嘉以南栽培）、海南、云南南部（河口至勋海）。常见于海拔140-1400米平原或村庄。缅甸、泰国、中南半岛诸国、马来西亚（西海岸）至日本琉球。主要分布沿海岸处。

 

    在远离喧嚣的陈列馆里记载着著名的“土洋会议”和文化界人士大营救等革命历史。前者对加强广东党组织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全面发展广东的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后者，是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许多我国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香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指战员深入到港九市区，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营救出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达800余人，同时，还抢救出国际友人103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被党中央誉为“一场真正的秘密大营救”。正是这些历史事件，使土洋和深圳，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主体建筑的边上还有一座角楼，是第二展室所在地......

    曾生（1910－1995）：原名振声，清归善坪山石灰陂（今属深圳市龙岗区）人。父亲曾庭杰是澳大利亚华侨，母亲钟玉珍是龙岗圩沙梨村人。幼年先后在坪山、龙岗和香港读小学。1923年（民国12年）秋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市，先后就读补习学校和商业学院中专部。1928年底回坪山。1929年赴广州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预科，被推选为广州惠阳青年同乡会会长。1933年7月，入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就读。在中大学习期间，接触许多进步书刊，成立读书会，编印《铁轮》杂志，刊登反帝反封建文章。1934年冬，加入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任中山大学平民夜校校长，并以该校为阵地策划学生运动。同时，还参加突进社、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力社等中共外围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被推选为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会主席团主席、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主席，组织和领导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久，遭到广州国民党当局通缉。1936年1月中旬前往香港，在香港海员社团组织余闲乐社创办刊物《余闲》。旋到“日本皇后”号远洋客轮当海员工人，在海员中宣传抗日救亡。随后，经赤色海员工会负责人丘金推荐，任余闲乐社负责人，领导香港海员工人运动。1936年4月，回中山大学复读，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海委”，直属中共南临委领导）组织部长。1937年7月，在中山大学毕业。8月在香港创办海华学校，自任校长。该校培养了大批青年抗日骨干。同月香港海员工会成立后，任该会组织部长，组织海员工人罢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初，接替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职务，不久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在他的领导下，中共香港海委的工作和香港海员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同时，他还努力做好香港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的工作，发动香港海员和“惠青”成员参加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回惠阳淡水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0月，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惠州、广州相继沦陷。10月24日，曾生与周伯明、谢鹤筹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成临时工作组，率领在港的共产党员、进步工人及青年学生等60多人分批回到惠阳坪山。10月30日，在坪山成立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2月2日，在惠阳周田村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游击总队有100多人，在惠、宝沿海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2月10日，惠阳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即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在淡水成立。12月中旬，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以坪山为基地，与王作尧等领导的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互相配合，并肩战斗，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1939年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曾生任委员。同年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取得合法地位，曾生任大队长。1941年12月，参与组织港（香港）九（九龙）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沦陷后，参与组织营救在港、九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历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领导东江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使东江人民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率领东江纵队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1945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至抗日战争结束，东江纵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万多人的人民抗日武装，转战华南39个县、市，收复大片国土，建立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余万。对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3500余人，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为华南敌后抗战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6年6月，率领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历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渤海军区党委副书记兼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党委书记，率部转战华东战场，先后参加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1949年（民国38年）9月，和雷经天、尹林平一起，指挥由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粤中纵队组成的南路军，解放和平、连平、河源、龙川、惠阳、博罗、东莞、中山等县，迂回至广州南。10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两广纵队司令员和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司令员兼前委书记，奉命率部进驻珠江三角洲。10月14日，广州解放。

　　广州解放后，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中共珠江地委书记，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率部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长。回国后，入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8月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历任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长，广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国家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4年获得平反。1982年和1987年，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5年11月20日在广州逝世。著有《曾生回忆录》。

    说说著名的省港大营救：1941年，香港沦陷,包括茅盾、邹韬奋、范长江等国内800多名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被困。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急令东江纵队展开营救,很快,一场大规模的营救文化名人行动在1941年底拉开帷幕,至1942年6月结束,被营救的文化人士、民主人士和其他人士共计800余人。只要浏览一下被营救转移人员的名单,几乎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惊叹一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次行动，或者行动失败，那么群星灿烂的中国近当代史上，将会失去多少熠熠星光！

    800多人大转移 竟没有一人伤亡：1940年,“皖南事变”前后,大批中国文化界人士被迫疏散至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受到政治迫害,举家搬迁到当时处在英国治下的香港。大批文化精英在香港的出现掀起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文化风潮:范长江创办《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编辑《大众生活》,乔冠华、郑一声主持“香港中国通讯社”……他们在文化战线上继续抗日。

    于是，1941年的圣诞节,香港沦陷之后，日本特务机关便迫不及待地登报：“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一个文化特务还在香港的各大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显然,日军名为“邀请”，实为诱捕。为了躲避威胁，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的住处先是从坚尼地道的一个职员家变更至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后来又从刚刚安顿下来的中环德辅道的大旅馆换到干诺道的小旅馆……但不管住址怎么换，他们都很难离开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外的水陆交通出口码头、火车站都被封锁，而且还实行了宵禁。大批爱国文化界人士被困，中共中央行动起来了。

    早在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就分别从重庆和延安发出紧急电报指令，要东江游击队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这批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脱难。“三天之内,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带到九龙来。”接到周恩来的加急电报后，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给交通员李建行下了死命令，这三人是重要人物，早已被日军盯上，最亟需转移的非他们莫属。

几经周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千辛万苦将三人找到，大家经海上到达香港红磡，又齐聚在旺角的一幢楼房藏身。最终，在李建行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乔装打扮出了旺角。在东纵港九大队长黄冠芳接应下，他们混入香客队伍,出了九龙城,进了观音山，从观音山来到牛池湾，经由水上顺利到达了惠阳游击区,经历几番险情后到达惠州。

    在整个大营救行动中，像上述这样艰难的行动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游击队要将几百名男女老少，从港岛秘密渡海送往九龙，翻山越岭穿过新界,经澳门、深圳、惠州等不同地方送到我军抗日的大后方。在1942年元旦后的6个月里,港九大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江水等率领游击队员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将8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一护送至安全区域。营救路线共计12条，有陆路的，也有海上的，每一条都要穿越日军的重重封锁。

    “营救行动”中的突击队，也称小鬼队，因成员个子矮小、身手灵活而得名。他们擅长突袭，钻铁丝网、爬骑楼、攀炮楼,冲在最前线。曾入编刘黑仔小鬼队手枪组的港九老战士袁洪告诉记者，他跟着刘黑仔护送文化界人士，几乎每天都有小仗,遇到日军、伪军或土匪,便三个人一组,前后夹击，开三两枪就撤。这场大营救行动，无愧于茅盾后来的褒扬——‘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没有固定路线，每条路线都是临时开发的，还经常要临时更改，但我们还是克服万难，最终800多人胜利大转移，没有一人伤亡，有惊无险的大胜利！”

    何香凝被困海上 断水断粮整七天：在这次大转移行动中,并非每次营救都那么顺利。比如，海上营救爱国人士何香凝和柳亚子就曾出现过小意外——他们失踪了。原来，何香凝是和柳亚子一同坐船从香港去海陆丰，途中遇险，断水断粮七天。后来游击队找到他们,送去粮食和水，他们最后才安全到达。水路一般都会有游击队员护送和接头，但何香凝老太太当时为什么会失联呢？原来，日军入侵后，将所有渔船的发动设备都拆卸了，因此即便坐船也只能听天由命，何香凝一行当时正好赶上风向转变，被困在茫茫大海之中，眼见弹尽粮绝之际，还好游击队的小艇来了……这次“历险”给何香凝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她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东纵抢救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精英，保护了我国文化瑰宝：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后，许多文化人被困香港、九龙。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国统区坚持抗战，遭到顽固派的迫害，“皖南事变”后，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日本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党中央电示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廖承志和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以及尹林平部署抢救工作，东纵和有关方面紧密配合，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梁漱溟、李伯球、陈汝棠、张铁生、张明养、高士其、羊枣等民主人士、文化人及其家属八百多人营救出来，护送回到大陆。被营救的还有国民党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等，当时颇受国内外舆论称赞。邹韬奋在东江游击区挥毫题写赠言：“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落款：“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以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志谢忱”。茅盾撰文称东纵营救文化精英，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党中央特致电东纵予以表扬。 

　　东纵抢救了一批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赢得盟军信任，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东纵还营救了不少盟国的文武官员。港九大队成立伊始就设立国际工作小组，由熟悉英语、与盟国人士有较多联系的黄作梅、林展、谭干等负责，专门策划并深入到港九市区乃至敌军集中营开展营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胜利，经东纵营救护送到大后方的英国、美国、印度、丹麦等国人士上百人，其中有英国的赖特上校。此外，还救护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国飞行员8人。美空军克尔中尉1944年2月驾机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逃生，遭数千敌人搜捕，结果被东纵救护安全脱险，辗转送返中国内地。这一故事被在华盟国友人传颂，美军十四航空队还把它作为教育飞行员的材料。克尔中尉给东纵写信致谢，称“中国的抗战已赢得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也以能与你们如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傲，在战争里以及在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其他获救的国际友人也都留下热情洋溢的感言，表示对游击队的敬佩，称东纵为“英勇的军队”，“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 

　　1942年7月，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人员又潜入香港组建情报站，布置秘密交通线，进一步帮助营救英军被俘人员。1944年7月，李嘉人、邓楚白带领一批进步青年从桂林到东纵，省临委派邓与李嘉人接头，由李回广西联系，后经党中央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出一情报组到东纵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并设立电台。东纵建立了联络处，由袁庚任处长，黄作梅为联络员兼英文翻译，主管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情报工作，情报人员发展到200多人，遍布东江敌占区。情报人员李成还打人香港日军宪兵部特工课，窃得一份驻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盟军据此炸毁香港九龙船坞等日军据点。东纵第七支队派人配合盟军到大亚湾进行测量海水深度等工作，黄作梅亲自带领美军侦察军官侦察拍摄日军启德机场。黄作梅在《我们与美国合作》一文中写道：“东江纵队获得了陈纳德将军、在华美军司令部和华盛顿的赞誉”。鉴于东纵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1947年英国政府邀请黄作梅到伦敦参加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大游行，受到英皇接见，被授予MBE勋章。 

    曾生将军有几个经历在将帅中是比较特别的：

    他是一名归侨将领，青少年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 ，并且毕业于商业学院中专部（也算海归了）

    他的学历在55年授衔的所有将帅中，算是偏高的，是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有大学学历的将帅也不少，但像这非军校的大学生是不多的。

    他领导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却具极大影响力的纵队—两广纵队，他的名字和纵队名字在《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信》中的关于投降事宜，就与华北聂荣臻、华东陈毅、鄂豫两省李先念将军一起并列作为广东指定代表 。可见曾将军的地位在抗战期是较高的，他的名字即使在教科书中也会提到，这在少将中也是仅有的。

    在授衔后，很快转业了任地方要员，最后也官至部级。在政治场上有了个完满的归宿。

    在监狱里知道“共产党”

    曾生，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母亲则是一位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1923年，13岁的曾生离开故乡，随父亲去悉尼半工半读。曾生在悉尼的商业学院毕业后，考虑到商业不能救中国，加上父亲想回家乡安度晚年，于是他便放弃商业学习随父亲回国。1929年9月，曾生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在黄明堂办的学旅寄宿。但就在当年秋天，两广军阀混战，张发奎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攻军阀陈济棠控制的广东。房东黄明堂是张发奎的部属，他秘密联络一些人，策划推翻陈济棠的统治。陈济棠很是不容，亲自带人去抄黄明堂的家，把曾生等一批在黄明堂学旅寄宿的同学抓走，投进了监狱。

    在监狱的墙上，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他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党存在。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未来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此次，曾生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和信仰。出狱后，曾生就留心打听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注意阅读共产党和进步的书刊，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

    在广州参加“一二·九”运动

　　东纵对三年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

　　日本投降后，内战爆发。为了实现全国和平，为了顾全大局，遵照国共和谈协定和党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2583人北撤山东解放区，后扩大成为两广纵队，由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编人三野序列，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华东战场的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东纵主力北撤时留下的武装骨干响应党的号召，重新组织武装队伍，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由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为黄松坚，副政委为梁威林，参谋长为严尚民，政治部主任为左洪涛，纵队、支队甚至团一级的指挥员多由原东纵的骨干担任。该纵队活动在粤、赣、湘三省50多个县，解放了十多座县城和广大乡村，解放区人口达四百余万，作战部队38000多人，为解放大军进军广州、解放广东铺平道路。1949年9月，边纵迎接解放大军南下，与两广纵队汇合，担负解放广州战役一翼的任务，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北，打开抗日新局面：进入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亚洲战场，日本侵略者逐渐失利，已面临覆没的命运。土洋会议后，中共广东省临委将会议情况向党中央和南方局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复示：完全同意会议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要注意开展广西和向北发展的工作。

    北进，是全省的主要战略方向。根据土洋会议的决定，东江纵队担负起了北进和东进的战略任务。北进是东江纵队的主要战略方向。为此，东江纵队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决定派出两支部队挺进北江，一支由邬强、李东明负责，称北江支队，向英德、翁源方向推进；另一支由蔡国梁、邓楚白、陈志强带领，称西北支队，开往清远、四会，并向小北江连县方向推进。

    8月20日，邬强带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东莞出发，向北推进。23日，部队经过从化县神岗圩附近，这里是敌人驻守在广州外围向北最前线的一个据点。先遣队通过时，恰与从据点下来抢粮的十几个日军遭遇，先遣队抢占有利地形，先发制人，击毙日军数人，其余残敌逃回炮楼。这是部队打响北上的第一仗，先遣队随即继续前进。9月10日，先遣队解放了清远城。根据上级指示，邬强率部又返回增城敌后，突袭了新塘车站，歼灭了驻守新塘车站的伪军一个连，俘日军站长阿南中佐及伪军副连长以下30余人，缴枪30余支，烧毁敌仓库一座。经过此后一系列的战斗，增城一带的游击区有了很大的发展。

    王作尧在回忆录里写道：邬强和蔡国梁两支部队出发后……沿途艰险重重，到处都有反动的地主武装，国民党的杂牌军“挺进纵队”围攻堵截。他们地形不熟，兵力不多，但是，他们敢于和日伪顽作斗争，还曾经一度解放了清远县城。他们沿途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宣传，使东江纵队在当地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为我们部队以后再次挺进粤北打下了群众基础。

    11月上旬，邬强奉命回到司令部汇报情况，他建议马上组织部队北进。

    部队北进，创建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副重担，落在了王作尧肩上。王作尧指挥第二支队主力挺进东江河南面地区。

    1945年，抗战形势正朝着胜利方向迅猛发展。在敌后战场，日军明显处于战略守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军民开始转入局部反攻，大量消灭敌人，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

    1945年2月初，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率部北渡东江河，开辟了罗浮山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邬强、李东明率部向北发展，开辟北江东岸抗日根据地；又向惠东、海陆丰发展，创建东江、韩江间的根据地，开辟东江上游的抗日根据地。蔡国梁、邓楚白率部向西，发展粤桂湘边抗日游击战争。

    1945年8月15日凌晨，从广播电台传来日本于8月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东纵司令部的同志涌到冲虚观前，大家唱呀跳呀，“抗战胜利啦！”欢歌喜舞驱散了夜雾，迎来新的曙光。从王作尧在他回忆录中的这段描述，不难看出当时大家的心情是多么开心。

    漫长的8年，东江纵队始终坚持在华南一带，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8年，他们对日伪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的3500余人，缴各种枪6500余支，炮25门，队伍发展到1.1万余人，组织民兵1.2万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东方夏威夷”最初的模样：深圳东部绵长的海岸线上，有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一弯新月似的沙滩，镶嵌在蓝天碧波之间。阳光洒满银色沙滩，海水拍打海岸引起涛声阵阵，海风习习，在人们心上泛起一道道涟漪。这就是素有“东方夏威夷”美誉的小梅沙。每到周末，小梅沙都是深圳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70多年前，这里并不是度假的好去处，而是设有一个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税站。在1941年到1945年间，小梅沙税站成为东纵为部队筹措活动经费的一个最重要的税站，同时帮助港九大队与游击队领导机关保持联系，承担着传送情报和转移人员的任务。

    抗战期间，虽然国民党给了东江纵队番号，却未提供武器和粮食，经费要靠自己筹措。1941年12月也就是日军攻占香港之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由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持。香港沦陷后，这一经费来源渠道便被断掉了。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为了维持部队只好变卖家中财物，甚至把做饭用的大锅都卖掉了。

    日军在占领香港后，即实行封锁政策，对进出港九地区的人员进行检查，禁止日用品，特别是药品进入我游击队活动地区。港九大队为了与游击队领导机关保持联系，传送情报和转移人员，选定了小梅沙等地成为通过封锁线的陆地和海上交通信道，这些交通信道有的成了保护商贩冲破敌人禁运物资的通道。肩挑的小商贩主要走陆路通道，货物较多的商贩则走海路。

    为了保护走海上通道商贩的安全，1942年东纵专门在小梅沙设立了税站。税站根据货物的多少收取一定的税款并给予税票。商贩根据税票所列货物在游击队活动区内受到保护，得以安全通行。港九地区的部队负责选定上船的地方，并组织保护商贩和货物登船、出海，海上有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的海上中队保护，最后在大鹏湾的沙鱼涌、小梅沙等地上岸。陆地上，则由东纵的战士们负责保护。税站站长开始是曾尧，后来是徐慧祥。政治干部是何武，外号叫大何，和曾生一起从香港回来。

    之所以选择在小梅沙设税站，是因为这里环山面海，一来方便商贩进出，二来也有易守难攻的优势，敌人来了，容易往山上撤退。在一次日军对小梅沙的攻击中，小梅沙易守难攻的地势成功帮助东纵战士获胜。

    起初因商贩有顾虑，登岸的船不多，但随着游击队多次打击日军成功，保护了商贩的安全，来这里的商人不断增多。后来，除了海路的小梅沙税站外，陆路从盐田通往横岗的大、小坳也设立了收税点，再后来还扩大到东莞的东江河边税站。小梅沙除了是一个税站外，还是东纵的税收总站，配有保护税站的一个武装班，该税站每天可向东纵司令部上交两三万元国民党发行的关金券。

    税站给予商贩安全方便，吸引了许多商贩多次通过，与此同时，商贩还向税站税官主动提供一些港九地区日军的动态和后方国民党军的情况，并义务宣传游击队的爱国、爱民行为，加入打击日寇的行列。小梅沙的村民还帮助部队送情报，一直默默支持着部队的行动。正因为有广大群众的支持，税站虽然经历多次袭击，但还是得以保留了下来，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为东江纵队筹措经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后，小梅沙税站完美完成使命，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