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路上的名人故居——刘芳松、孟超故居（苏州路20号）

      刘芳松：山东蓬莱人。1924年考入私立青岛大学，向《青岛民报》投稿时认识了编辑杜宇。同时，也向上海的报刊投稿。1928年，刘芳松去杭州，改名于海，入西湖艺术学院。1929年参加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并参加了共青团，1929年去上海转为党员。他以风素、凤斯、叶绿素等笔名发表诗歌、小说。

      1930年党中央“文委”组织了“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他是成员之一。1930年7月在上海正式建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于海（刘芳松）任“美联”的党团书记，许幸之为主席，于海公开身份为常委、秘书长，具体从事“左翼美联”的领导工作。在白色恐怖下，1931年“左翼美联”转为地下组织，7月份于海与艾青等美联负责人被捕入狱。

      于海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1933年重回青岛，这时杜宇已任《青岛民报》总编辑。在杜宇的介绍下，他又化名刘西蒙担任《青岛民报》副刊编辑，在与福建路《民报》报社较近的苏州路租房居住（今20号）。

      西蒙（刘芳松）将副刊改名为《花絮》，每日出刊，同时编辑了一个文学周刊叫《每周文艺》，他向上海一些知名作家约稿，也发表本市作者稿件。在电报局工作的李同愈是青岛土生土长的作家，受过王统照指导，在《每周文艺》发表小说，结集出版，后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

      刘芳松又用原笔名叶绿素写诗。发表于上海的《文学》月刊等一流文学杂志及报纸，与戴望舒并称“抒情诗人”。孟超在一篇评论中说：“望舒是中国很多人所说的天才诗人，而另一个还为少数人所知道的天才诗人，便是叶绿素。”他的诗《叶赛宁用枪打死了自己》发表后，在青岛的臧克家知道是西蒙所作后说：“这样的诗我写不出来。”

他以西蒙的笔名在自己编的民报副刊上也发表了许多作品，《七月速写》中写道：人们开始吃冰。姑娘们的双臂，/ 完全可能露在外头；/ 说到腿，/ 已经有粉膏涂染。/人们的脑中翻出避暑胜地的浪花，/ 软的沙，在那里浮动着沁凉的水，有福就脱下衣服，/ 让肌肤，/ 给爽爽的波涛吻醉。

      1935年，一批在青岛的作家组成一个文学社团，出版同仁性文学周刊《避暑录话》，《民报》社长杜宇应允随报发行，另加印单行本。文学社团由12人组成，为王统照、老舍、洪深、赵少侯、吴伯萧、孟超、王余杞、臧克家、王亚平、李同愈、杜宇和西蒙。刊物不设主编，具体编务由西蒙承担。

      抗战期间，刘芳松去了延安。

      建国后，刘芳松任安徽省文联主任、省政协常委，许多人不知道刘芳松是什么人，主要是因他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名字，早期文学创作时使用凤斯、叶绿素，任左翼美联党团领导时用于海，在青岛期间用西蒙，后用刘芳松。

      孟超（1906—1976）：原名宪启 ，又名公韬，字励吾，现代著名作家，曾使用笔名林麦、迦陵、林默等，山东诸城人。诸城张、孟、王、臧四家族历代通婚，盘根错节，又人才辈出。青岛开埠以后，诸城人移居青岛的也很多，如王统照、孟超、臧克家、陶钝、崔嵬等。解放后曾任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孟超20世纪20年代曾与康生一起在上海参加组织，60年代初孟超写了著名剧本《李慧娘》，康生大加赞赏，评论界也给予很高评价，但1966年康生却一下子把《李慧娘》当作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孟超遭残酷批斗，成为一大冤案。

      孟超于1924年入党，是“左联”创始人之一，以写小说为主。孟超与蒋光慈、阿英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结集出版了小说《冲突》、诗集《残梦》等。他是“左联”创始人之一，结识了山东同乡风素（刘芳松），又是“左翼剧联”主要成员，与夏衍组织艺术剧社。

      孟超在上海因领导工人斗争被捕，释放后于1934年来到青岛。西蒙（刘芳松）离开青岛时，推荐孟超接替他任副刊编辑，1936年1月，他开始编民报周刊。他将副刊改称《综合》。抗战爆发，孟超去了桂林，编辑《野草》杂文半月刊，出版了杂文集《长夜集》等，又在昆明、重庆从事报刊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文艺工作，团结进步人士。

     建国后，孟超任出版总署图书馆馆长、人民艺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他的女儿一直生活在青岛，时隔17年去北京与父亲相见竟不相识。

     著名作家孟超的青岛缘：孟超于1934年移居青岛，并在此生活工作至抗战爆发，如今苏州路上还有他的故居。

　　早年向往并讴歌青岛：孟超一直酷爱文学创作，以写小说为主，曾用林麦、迦陵、林默等笔名。1922年8月写的小诗《初秋短岭》和《秋之荷》是他现存最早的作品。1924年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与蒋光慈、钱杏邨等成立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先后出版了小说《冲突》、诗集《残梦》等。1930年他还与冯乃超、夏衍等人创办艺术剧社。

　　这段期间，孟超每次从上海回老家，总是乘船到青岛再换汽车到诸城。对于青岛，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年他在《我们》月刊上发表散文《樱花前后》，写道：“樱花，樱花，我来的时候，尚未开放，回去的时候，已经谢了，谢了！”他继续写道：“我这次回家，往返中又两度经过了最使我依恋的青岛，并且当着这种媚人的三月天气，恰好快到了樱花时节，心里满想着在这潋滟的清光中，一定能够沉醉着异国的花气，然而，前后延误，竟使我怅望的无缘来领略她旖旎的神韵……”

　　抗战前夕定居青岛：1932年孟超在上海因领导工人斗争被捕，被释放后于1934年辗转来到青岛定居。并把家人由诸城也移居到青岛，起初他住在市北区的无棣四路，当时孟超对未来信心满怀。同年12月14日他写下了《新春》一诗，发表于1935年元旦出版的《青岛时报》：“新春是一把火，燃烧起来吧，把灰败的过去烧化，恋这些干什么？……”

　　在青办报并组织演出：1935年夏，孟超在青岛与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 、洪深、赵少侯、臧克家、西蒙(刘芳松)等12位作家。在《青岛民报》上合办副刊《避暑录话》。《避暑录话》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至9月15日休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10期。

　　1936年 1月，刘芳松离开青岛时，便推荐孟超接替他任《青岛民报》的副刊编辑，将副刊改称《综合》。孟超在散文《何必牯岺》中写青岛是：“重重叠叠起伏绵亘的，已经够迂回曲折的了……”期间他还创作了讴歌青岛的诗歌《海浴》等。在孟超主编的副刊上，他以小糊涂的笔名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小糊涂胡扯》，每周发一两篇，先后发表《博士胡适》、《拥护阳历年》、《贞观之治》、《乐器与武器》等70多篇。

　　曹禺创作的话剧《日出》发表后，孟超即在青岛组织演出了这个名剧，他亲任舞台监督和总务主任，由赵星火任导演，由胡坷、梁桂珊等主演，在当时兰山路1号的青岛市礼堂公演，受到热烈欢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又于7月9日继续倡议排演《日出》，由杜宇和赵星火执导，再次在青岛市礼堂上演。接着，他因投身抗战而离开青岛奔赴大后方。他的女儿却一直生活在青岛，他们父女17年后才得以在北京重聚。

　　《李慧娘》惨遭厄运：抗日战争爆发后，孟超曾与夏衍、聂绀弩等创办了杂文刊物《野草》。他们专写短小杂文抨击时弊，宣传抗日，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版了杂文集《长夜集》等，又在昆明、重庆从事报刊编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文艺工作，团结进步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等职。1960年 ，孟超基于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和对祖国传统文学遗产的热爱，着手改编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为昆剧《李慧娘》。剧本写成之后，于1961年秋首先由北方昆剧院在北京公演，好评如潮。

　　不料，曾对此戏大加赞誉的康生，竟于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点名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诬陷此戏是“大毒草”，并对孟超进行迫害。1976年5月6日，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孟超终因积郁成疾，含恨去世，终年74岁。1979年3月，孟超得以平反昭雪。

     《 李慧娘（越剧剧目）》：李慧娘，根据明代周朝俊的传奇《红梅阁》改编，其主要剧情为：李慧娘父女逃难来到杭州，以卖艺为生，大学士裴舜卿怜惜父女，随将玉佩相送。奸相贾似道见慧娘绝色佳丽，顿生邪念，便踢死李父，抢走慧娘。二月后，贾携慧娘游西湖，慧娘见裴公子随称之为美哉少年而惹恼贾似道，挥剑杀死慧娘将裴公子囚禁。慧娘阴魂不散，大喊冤枉，判官念她死的凄惨，赠其阴阳宝扇，慧娘去阳间搭救裴公子。慧娘夜访红梅阁，商议救裴之计，未能如愿。次日再进红梅阁，救出裴舜卿，怒斥贾似道，冤情得以昭彰。

      历史演进过程：明代万历年间，宁波鄞县的剧作家周朝俊创作了传奇《红梅记》，描写南宁书生裴禹与卢昭容相爱，卢赠裴一枝红梅而得剧名（亦名《红梅花》）。 裴、卢的爱情受到权相贾似道的阻挠和迫害。贾的侍妾李慧娘因赞美裴生“美哉少年”被杀死，慧娘化为厉鬼保护裴生脱险，并成就了裴、卢二人的姻缘。明清传奇向来有故事双线进行的结构特点，此剧虽然裴、卢情节多，而裴、李情节少，但双线布局仍然非常明显。

      到了清乾、嘉年间，戏曲舞台上出现另一部无名氏撰写的传奇《红梅阁》，只写裴、李故事，删去卢昭容线索。裴、李二人幼年定婚，被贾似道拆散，并增加另一个侍妾蕊娘勇敢地站出来搭救裴、李脱身，后李终为贾杀害，裴被贾囚于红梅阁而得此剧名。其后各个剧种直至今日演出此剧，大体上均舍去裴、卢情节，专写裴、李故事，结构由双线变为单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该剧既保留了《红梅记》中裴、李相爱的情节，又突出了裴、李反权奸的行为和惩恶扬善的主旨，深层地开掘了这出戏的思想内涵，同时，又吸取了《红梅阁》中专写裴、李爱情的结构，使故事更集中，情节更紧凑，人物形象更鲜明。

      剧作家着力刻画和揭示李慧娘和裴生的内心世界。李慧娘第一次救裴失败，阴阳宝扇失去神力之时，她去见判官，判官同情李慧娘：“念你心地善良，青春貌美，我已求得阎王恩准，让你还阳人间！”但是，李慧娘却坚定地回答：“我已不在乎是生是死，是人是鬼，可那裴生青春年少，前程似锦，只要能救出裴生，阴曹地府就是我的家！”慧娘即使还阳由鬼变为人，仍是弱女子。于是判官再次借给她阴阳宝扇与贾似道作最后的斗争，李慧娘终于凭借宝扇的威力，将点燃的火花用扇扇起熊熊大火，吞噬了贾府。剧作家开掘了李慧娘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取向。裴生愿意同李慧娘“有情人愿效比翼鸟儿双宿双飞在泉台！”但李慧娘勉励裴生 “黎民之苦铭心里”，“好男儿志在四方”，突出了李慧娘心灵的高洁。

      主要人物—李慧娘：一个青春的女子，在画舫中偶然瞥见了林下折花的小公子裴舜卿。那一刻，多情的女子不经意间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一时忘情，她忘记了——薄命如她，非但没有爱的权利，甚至连偷偷想一下的权利也一样是没有的。这一时的忘情，便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主要人物—贾似道：一个霸占着无数女子青春的人，凶残成性，为了他那令人胆寒的夫权，也为了他的霸道，他硬是将这个玉琢的一般的美人，用宝剑剁毁了……而悲剧还远远没有完结，穷凶极恶的贾似道，又迁怒于那个更其无辜的裴公子。

      主要人物—裴公子：裴公子大概是个“无路请缨”却豪情万丈的青春才俊，而贾似道却是一个权倾朝野甚至只手遮天的人物。走狗一样的豪奴假意的一番话，便让这个不解世故的佳公子误以为天将降任于其身了，于是他不明所以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贾似道的砧板之上，裴公子仍旧不觉凶险。或许那时他心里装得只是即将青云直上的喜悦，而全然不知祸已临头，更不知刚刚有一个女子因有感于他的“多情惜花”而玉殒香销。美人的殒命，公子的无动于衷，想来不禁悲凉，似乎还有一丝不平。那似乎是对公子的怨怼，又似乎是对他的愤懑——虽然无礼，却也是常情，因为美人是不该死的，或者说，是不该这样死的。美人的死，应该有一个最牵挂她的公子为之落泪，美人的死应该能让这个落泪的公子念念一生，美人的死应该让这个念念一生的公子“销得人憔悴”！可惜懵懂的公子全然不是这样。于是，他的不知就里，就成了对美人的一种辜负，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可恨！

      总论：明代戏剧《红梅记》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彰显出对人性自由的呼唤；救人于危困，反映出人们对情义、侠义精神的认同和称颂；与贾似道面对面的斗争，透露出明中叶平民意识的觉醒。

      魂灵形象是幽冥信仰和艺术的同构体，幽冥信仰是民俗信仰的重要内容，它渗透在民众的思想意识里，人们试图解释它，利用它，以致成为幻想艺术的再造物，使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幽冥幻想文化现象，如小说、戏剧等，在幽冥幻想文化中，尤其感人的是对魂灵形象的塑造，如《窦娥冤》中的窦娥、《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红梅记》中的李慧娘等，他们虽为魂灵，却无凄神栗骨，狰狞可怖的面目，而是于美丽动人中洋溢着一种怪异的精灵之气，他们是鬼之精英，人之灵魂，在他们敢爱敢恨，至情至义的行为中，体现着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精神、一种意蕴。这里窦娥、杜丽娘且不论，仅就李慧娘的鬼魂形象，看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人性自由：李慧娘是明代周朝俊在戏剧《红梅记》中塑造的鬼魂形象，这一形象在剧中演绎出对人性自由追求的故事。魂灵故事是虚构的，但使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在读者面前产生真实感，并通过所演绎的故事唤起读者去玩味某种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就需要作家熔铸物象的文才韬略和不同凡响的品格。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并受一个时代社会思想的牵制，正如歌德所说：“像拉斐尔那种人并不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而是根植于古代艺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的。假如他们没有利用当时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对于他们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李慧娘的鬼魂形象也不是周朝俊任意地、无目的地编造出来的，而是通过观察社会，依据民俗信仰和艺术同构出来的。

      人性自然：李慧娘为南宋重臣贾似道的侍妾，在上元节陪主人游西湖时，偶然看到公子裴舜卿容貌与风度超群，仅就一句“美哉！少年”的赞叹，被贾似道杀死，葬在牡丹花下。适逢裴舜卿被贾似道软禁贾府，成了冤魂的李慧娘见到关押的裴舜卿，私情顿起，故态复萌，大胆、自由地去追求裴舜卿：“俺步摇得环佩叮当，耳边厢惊回他一枕黄粱……”美的事物往往被人取悦，裴舜卿见到美丽动人的李慧娘，惊讶异常，“呀！觑她颜色颜非常，吃惊惶，无端惹动情肠，是谁家女娘，是谁家女娘？”男女相悦而生情，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李慧娘仅一句赞美之词而被杀害，死后倒成了自由的人，敢爱敢恨，爱就爱得炽热大胆，轰轰烈烈；恨就恨得不共戴天，咬牙切齿。并且爱谁就找谁，这对封建伦理无疑是一种抗衡。这种对爱、对自由的追求与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杜丽娘游园惊梦而亡后，魂灵让胡判官查寻自己的“丈夫”：“就烦恩官替女犯查查，”“劳再查查女犯的丈夫姓柳还是姓梅？”这在阳世，一个相府千金小姐无论如何也不敢提及“丈夫”二字的。更有甚者，在《魂游》《幽媾》等折中，她找到了情人柳梦梅，大胆地与之幽会私晤，并高唱“但得个秀才郎，情倾意惬”。李慧娘对裴舜卿则是由慕生爱，由爱生情，终于“爱今宵风清月朗，陪功夫与你剪烛西窗……”情、爱是人的自然本性，封建伦理宣扬的“男女授受不亲”极大地泯灭了人的本性，造成人心的焦虑，周朝俊借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释放出人民大众长期积淀在心底想说而不宜直说，想做而不宜直做的本能性情和心声，揭露了恶势力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曲折地呼唤人性的自由。

      情与义：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忠义、信义，还是侠义、情义，都是文化层面讴歌的内容。周朝俊在塑造李慧娘鬼魂形象时，更是不厌其烦地泼墨这一内容。李慧娘鬼魂形象光彩照人之处在于它讲义。细究李慧娘的“义”，无外乎“情义”和“侠义”。情和义从来就是完美的统一，钟情男女由爱生情，由情生义，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半载的人鬼热恋，李慧娘和裴舜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人鬼恋情是苦涩的，从民俗信仰角度讲，阴阳二世相隔，是不会有结果的；从思想上看，明中叶，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相当牢固，社会制度不变更，统治思想不变更，个性的解放，婚姻的自由，如同空中楼阁。但李慧娘和裴舜卿的人鬼恋情体现了一种精神，一种品格，即对情义的热烈追求。在《脱难》一场里，李慧娘的魂灵得知贾似道欲害裴舜卿，异常惊讶：“天哪，才与裴郎欢会半载，谁想贼子狠心，暗地施谋，欲害裴郎，却好半闲堂商议，俺在泉下听得一声，吓俺一跳，我今晚只得诉出真情，救他出去，也不负俺始终一片好心。”李慧娘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欲救他出去，这种行为是“义”所致，是她心灵美的体现。中国女子向来把情看得比命还重，刘兰芝忠于情，而殉于情（《孔雀东南飞》）；林黛玉为情焚稿而亡；尤三姐殉情于剑下等。李慧娘这位弱女子被贾似道霸占，有爱不能施，有情不能与，已泯灭了青年女子的自然本性，以至被害成了鬼魂之后，才成了自由人，她爱裴舜卿，就对裴舜卿倾心施情。她说道：“以幽冥之质得配君子，虽则半载，可当百年。”“虽则形影泉下瘗，兰麝土中埋，一点真情，几时得坏。”李慧娘重情，但不为私情，若为私情，任贾似道杀死裴舜卿，在阴间做永久夫妻，而它宁愿牺牲自己的情爱，也要救出他人：“你疾忙逃出脱祸胎，免留在此遭蜂虿。”救裴舜卿于危难之中，这就是她的高尚之处。救人之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文化层面歌颂的内容。

      如果说救出裴舜卿是情义所至，那么，救出同等地位的阶级姐妹，则是一种侠义品格的体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游侠列传序》里说：“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李慧娘对此当之无愧，它舍情割爱救出裴舜卿可谓一果，解救同等地位的姐妹可谓又一果。

      李慧娘的鬼魂救走了裴舜卿，贾似道怀疑是众姬妾所为，大发雷霆，把众姬妾寻来拷打，“老婆子，与我着实地拶，下力地打。”（婆打）“再不招，有杀李慧娘的剑在此。”在贾似道的淫威逼迫下，众姐妹陷于危困之际，李慧娘的魂灵出于义愤，挺身而出，疾呼：“放走裴生应有故，如何连累众钗裙。”她一人做事一人当，特来认明此事，逼迫贾似道放下屠刀，解救出众位姐妹。这种侠义行为，其它女性魂灵形象却不具备，窦娥的冤魂显现是为了报仇，杜丽娘魂灵是为了追寻梦中的情人，她们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李慧娘则是急他人之急，解他人之危，它的这种侠义精神和品质，不但在当时有他的社会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值得张扬，因为，中国的民众历来重情讲义，情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李慧娘鬼魂形象具有它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平等自由：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以宗族、贫富、权力的差异划分的等级使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毫不例外地分属于每个等级，每一道等级就像一道屏障，使人难以逾越。明代中叶，平民意识开始觉醒，王学左派在否定程、朱理学，要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对封建等级制度亦予以否定，李贽的思想在道德伦理范围内，就充满了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他认为人类天然平等，他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地位出发，明确提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欲填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这种思想对反对封建等级、封建特权，具有战斗意义，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制度，仅靠文人学士的呐喊是难以改变的，统治者是不会将被统治者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的，相反会更加残酷剥削、镇压被统治者，李贽的思想代表了民众对人身平等自由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反对封建等级、反对封建特权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的内容，因此，在《鬼辩》一场里，周朝俊让李慧娘的鬼魂与权奸进行斗争，形象、曲折地展示了明中叶等级意识和反等级意识的较量和平民意识的觉醒：

    （净惊觑）：莫非是李慧娘的阴魂吗？

    （贴）：咱是你紧对头怎相忘？

    （净）：你在这里做甚？

    （贴）：伴那裴秀才在西廊……早累着娇滴滴如花姊妹，特回复怒狠狠似虎平章。

    （净）：呔！贱人，这等无状。

    （贴）：在生时贱，死后也不分贵贱了。……

    （净）：我生为宰相，死去料不落寞。

    （贴）（笑介）：黄泉路伶仃苦与我只一样，贾似道怎跳出别伎俩，那时节撞上李慧娘，这的是相逢狭路难轻放，紧些儿相扭看那个强？

    （净）：不许多言。

    （贴）：咱本是生死冤家论谁弱谁强……

      李慧娘敢于当面责骂贾似道是“怒狠狠似虎平章”，公开声称黄泉路上“不分贵贱”，明白地告诉对方，阴间不分地位的高低，也不能以生前的权势、地位来区分强弱。这个阴间是什么？实则是作家期待的人人平等、不分强弱、不分等级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通过李慧娘魂灵之口喊出，反映了千千万万社会底层人们要求人人平等的美好愿望。李慧娘鬼魂同贾似道（恶势力）的斗争，可以看出明中叶平民意识已开始觉醒。文人学士的思想是清澈的、美好的，但消除等级制度，达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平等，仅是一种愿望，作家亦仅是通过鬼魂喊出。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只有靠“枪杆子”才能夺取，但在封建等级森严的明代，作家让李慧娘的鬼魂说出“不分贵贱”、“不分强弱”，实在可贵，同时，李慧娘鬼魂同贾似道的斗争，可以使人悟出恶势力不斗不倒的道理。

      在某种情况下，鬼魂信仰产生的威力是不可低估的，作家利用人们怕鬼的心理，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在《鬼辩》一场戏中，李慧娘的魂灵在贾似道面前毫不怯弱，毫不退缩：“再请你认咱们半晌，咱待把血头颅向心窝一撞”，“方始信李慧娘做鬼强梁”。“吓得太师爷霎瞬便教跌地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公平的人，就需要引用恐惧作为改善他们的手段，而阴间的恐怖对于感性意识还是证明有效的。”贾似道威风扫地，恶势力不堪一击，终于得到了报应，这就是人们的“恶有恶报”信仰逻辑的艺术再现。

      结束语：在李慧娘鬼魂故事里，不但作家借鬼魂斗争的“酒杯”浇了自己胸中的“块垒”，同时，也释放了人民大众长期积淀在心底想说又不敢说，想做又不能做的本能性情和心声，曲折地表达了民众理想心境和情感旨归，因此，李慧娘的鬼魂形象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文化意蕴是深刻的。

      为什么要批判昆曲《李慧娘》:

      事件背景：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孟超编了一部昆曲《李慧娘》，在受到戏曲界、评论界众口称颂时，江青、康生向毛泽东告状，称“鬼戏泛滥”。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找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谈话，提出希望文化部注意“戏曲舞台上的牛鬼蛇神和鬼戏问题”。又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认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随之，全国各地开始禁鬼戏，孟超的《李慧娘》受到铺天盖地的批判。有党史研究者认为，批《李慧娘》，其实是文革的开始。

      口述：陆沅，《李慧娘》作者孟超的女儿，1949年秋至196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秘书。

      我父亲孟超，山东诸城城关镇督府巷人，祖父孟昭沄，是跟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北伐之后，回老家当了开明士绅，盖房子办学校。我父亲孟超是独子，文革之后，从台湾传过来的家谱，他是孟子第72代孙。

      我家的院子跟江青家就隔一堵墙。她家当时很穷，哥哥是木匠。江青还裹过脚。有人说江青母亲曾经给康生家做过帮佣，这我不知道。

      康生家离我家很近。他是地主出身，家里有五千亩土地，原来住在山东诸城城外，他是家里的独子，家里怕他被土匪绑票，就全家搬到城关镇来了，离我家也很近。

      我父亲小的时候，祖父观念新潮，经常给他买新玩艺儿，照相机、自行车都有，康生就来我们家玩，他比我父亲大四岁。

      1924年，他们一起从诸城到上海，途经济南我外祖父家，我外祖父年轻时在北京的衙门里做事，相当于现在警察局的官，家里殷实，留他们住下，又给他们银两上路。他们到上海后，我父亲进了中文系，康生在什么系我不知道（注：社会科学系）。两人先后入党。

      1933年，康生去了苏联，我父亲留在上海，参与创建左联，又与夏衍等人创建上海艺术剧社。江青呢，先是由黄敬介绍到山东大学，之后也到了上海。

      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跟王莹争演《赛金花》，她特别恨王莹。但王莹是我父亲的红颜知己，跟我继母关系也很好。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艰难，继母告诉我说王莹上街的时候都没有衣服，就一件粉红色的旗袍，回来就洗，洗了再穿。我父亲还是王莹的入党介绍人。1955年王莹和他爱人谢和庚从美国回来，到家里来看我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还送了我和我妹妹一人一件睡衣。谢和庚也是地下党员，担任过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秘书。所以江青后来借《李慧娘》整我父亲也是必然的。

      “不要跟夏衍、田汉多接触”

      我父亲去上海，等于就把这个家给抛弃了。后来由康生牵线，我父亲认识了我继母凌俊琪。

      我原名叫孟博，1936年母亲去世后，我在家就跟孤儿一样。1946年我一个人到北京，每天只吃一个烧饼，坐在北海图书馆看书，夏天考上北师大，第二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我那个时候20岁上下，很活跃，特务给我起一个外号，叫小八路。后来傅作义的208师青年军拉出一个黑名单，就是准备要抓的了，上面有我的名字，组织上让我们撤退到华北局城工部，在河北泊镇。为了隐蔽，我改名叫李贤芳，又改叫路渊，最后叫现在的名字陆沅。

      1948年我入党时要填写详细的个人履历，父亲一栏，我写的是：“可能是孟超”。 10月9日，我被分配到中组部干部处工作，副处长是廖志高（注：曾任川东省委书记，南方局西南工委副书记）。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父亲可能要来”。父亲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没几天，一个傍晚，来了一老头儿，廖志高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在北平读过书？”他也听说过我，就说是。本来让我在另一屋等着，结果我急了，跑了过来，一屋子的人就都看我。然后廖志高给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让我们好好谈谈。吃完后，他先送我回住处，然后我再把他送回他的住处，心里挺激动的。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觉得他是反封建出走的，又是地下党员，挺让我崇敬的。

      1949年秋，部里调我任副部长安子文秘书。父亲在建国后先后任过新闻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1957年调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

      肃反运动的时候，田汉（圈子叫他“田老大”）的弟弟田老三挨批了，他很有意见，觉得肃反扩大化了，伤害了群众。这个事传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她本来就很讨厌田老大，在上海时，田汉、夏衍都是搞戏剧的，她是三流演员，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所以现在就更讨厌了。

      我记得安部长特意让我转告我父亲，不要跟田汉、夏衍走得太近。其实当时他就是暗示江青，但是他没有跟我明说。

      “还我王实味来！”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父亲特别小心，因为1930年代上海大暴动时，他被抓了，关在江苏反省院，又通过我继母一个当官的亲戚被放了出来，并没有暴露身份。但这一段找不到证明人。建国后审干期间，组织上把他出狱前的党龄全部扣除。所以他很小心，怕被抓小辫子。

      反右运动过去后，到了1960年左右他又坐不住了，就想写点什么。他想写点政论的东西又怕挨整，我说你傻呀，你就写一点风花雪月得了。他刚好看到《游西湖》的剧本，在北京公演，他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讲的是南宋权相贾似道有个姬妾李慧娘，受到贾的凌辱和欺压，后被贾一剑刺死，李慧娘死后变为鬼魂，向贾复仇的故事。

      他当时又非常喜欢昆曲，当时中央提出来要改编京剧，把旧剧革新成新的剧目。我父亲就把这个《游西湖》改成昆曲了，改名叫《李慧娘》。写完剧本以后他就先给康生看了，康生就说好。文字写得非常美，非常典雅，昆曲本身就是皇族的，特别高雅的东西。剧本中有一段，李慧娘游西湖的时候看见太学生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很敬佩地赞叹了一声“美哉！少年！美哉！少年！”后来康生就改成“壮哉，少年！美哉！少年！”

      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很早就知道康生。他喜欢古董，青岛解放时，他不进青岛，不见他家人，但把我们诸城的古董都买下了，因为诸城是古城，像字帖、砚台之类的文物特别多。

      建国后，我父亲跟康生的来往就很少了，两人距离太大了。只有一次我们全家去看望过他。八大之后，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家住在景山后街的一个很大的院子里，但不是四合院，是一栋西式小洋楼。他有一次看见了我们中组部副部长王甫，问他：听说孟超女儿在你们那里？王部长也不确定，就回来问安部长。安部长就让我去看望他。于是我们全家人，包括父母、妹妹、妹夫、我和我爱人一起去他家看望他。那天天气特别好。看他第一眼，就觉得，跟我父亲长得太像了，很瘦，长脸，要说他俩是兄弟，没人不信。两个人也是很久没联系，互相寒暄。

      但康生在1956年八大之后，从七大的政治局委员，降到了候补委员。

      我曾经问过安部长，安部长就说康生和他老婆两个人都装病不工作。是因为康生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把王实味给杀了，毛主席说此人不能杀，留做反面教材。结果康生那个时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负责人，最后撤退的时候他就在晋绥也没请示报告就把王实味给枪毙了。

      毛泽东知道以后就特别生气，听说是拍着桌子说“还我王实味来!还我王实味来!”这是安部长的原话。这样康生就失宠了，到八大的时候就照顾他跟苏联的关系，因为不选他的话苏联也会有疑心，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斯大林对他都有一些印象，所以给他选了一个候补。

      1960年代前后，中苏关系不好了，开始反修，这时候康生又开始得势了。这以后他就来北京了，来北京正好赶上我们写“九评”，康生就红了，他在苏联那么长时间，对苏联的情况太了解了。

      “莎士比亚也写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公演《李慧娘》这个戏以后，在文艺界非常轰动。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沉闷，有一个新戏，而且是改良戏，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而且文辞特别美，《人民日报》各个报纸都写，都赞美《李慧娘》，说成是改革的标兵。

      后来作家廖沫沙（同时身兼中共北京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在《北京晚报》登了一篇评论《有鬼无害论》，因为他也听说康生表扬过，所以他写了一篇，这下就坏了，后来批《李慧娘》，就从批判这篇文章开始。

      1961年10月份，那时候总理在钓鱼台准备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因为当时中苏开始论战了，准备材料很辛苦，在临走前一天，总理问康生有没有好戏，康生就推荐了我父亲的《李慧娘》。当时看完后，董老、总理都鼓掌叫好。康生还特地给导演、演员们照了相。照片一直压在我父亲书桌的玻璃板底下。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邓小平提出要编两本书，《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组织部就派了我和另一个同事去北戴河参加写作组。康生正好也在那，看见我了，就跟大家介绍我是孟超女儿，然后对我说，以后让你父亲多写点东西，不要老写鬼戏。有点提醒的意思。

      但接着，江青、康生让江苏省京剧团公演孟超的剧作《李慧娘》。当时江苏方面提出公演不具备条件，既无经费，也无服装道具，江青很快从上海等地为之借来了戏装，解决了演出费用等。不料公演后，江青立刻回京向毛泽东汇报说鬼戏泛滥，并以《李慧娘》为靶子，大造围剿舆论。

      我的父亲是江青的同乡、邻居，又了解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底细，于是祸从天降。

      当时，刘少奇也有所闻，对此事持保留态度，曾让安子文弄清楚演出《李慧娘》的来龙去脉。安子文就让我回家问清楚。当时保密纪律严格，特别是像我这样当部长秘书的人，一方面更加谨言慎行，怕捅漏子，另一方面又怕给父亲增加精神压力。于是，我只以个人身份，随口向父亲询问了《李慧娘》是怎样演出的，是有人支持还是自发写出剧本的。当时父亲完全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更不愿牵连别人，就说是自己想写的，至于演出情况更不了解。我如实向安子文作了汇报，事情只得到此为止了。我终身遗憾这件事，就是当时没有将此事的经过和江青、康生的阴险狡诈彻底了解和认识清楚，进而让父亲知道并向中央报告。

      安部长那时还安慰我说，连陈毅也讲过，莎士比亚也写过鬼戏，有什么问题啊？

      江青告完状以后毛泽东11月份就批评文化部，“要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批判持续了两年。（注：1963年11月，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其实在这以前大跃进饿死了好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就讲过不要怕鬼，还专门出了一本不要怕鬼的书。所以我父亲敢写鬼也是他说要写鬼，不怕鬼。结果1963年之后就把他下放到湖北咸宁那去劳改去了，改名叫孟春阳。

      “这是一个重要叛徒”

      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再中组部呆了，就跟安子文提出来说我不能跟你去农村四清了，我怕给领导抹黑。他让我去北京市委组织部报到。当时刘仁病了，主持工作的郑天翔很欢迎我，因为知道我给安子文当过五年秘书，又在组织部研究室写东西，给中央的许多文件是我出手的，我当时很年轻，很敢干嘛。我就被北京市委组织部派到首钢参加四清。

      文革爆发时，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回北京，让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杂院的小屋里，专门有个居委会的妇女照顾他生活，也是监视他，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挨打。他喝敌敌畏自杀过两次，第二次自杀时，专案组专门请示了江青，江青亲笔批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叛徒！又把他救了回来。说他叛徒，是因为他三十年代曾经被关在江苏省反省院。

      安子文因为六十一人叛徒案被打倒之后，我也被批斗，罪名是康生亲笔批示：安子文死党。我被发配河南劳改，1975年回北京。

      1976年5月5日，父亲喝了一场酒，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和妹妹去给他收尸，专案组来了一个收尸的车，双层的，底下是一个被打死的造反派。

      1979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开了追悼会，我们部里解放回京的部长都去了，陈云第一个送了花圈，因为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曾领导过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