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清明·孟子故里——邹城博物馆（石刻厅）

2017清明·孟子故里——邹城博物馆（石刻厅）

邹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在这其貌不扬的石刻展厅。本来到达这里的目的是为了一睹“秦峄山碑”的真容。和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聊天，得知原来这里的镇馆之宝并不是“秦峄山碑”，而是另一块石碑——“莱子侯刻石”。这块石碑标志着中国汉字由小篆向隶书的转变，异常珍贵。而“秦峄山碑”则是元代的复制品了。真正的“秦峄山碑”毁于北魏时期，宋代按原样复制了“秦峄山碑”，现在西安碑林。邹城博物馆里的这通石碑复制于元代。

感慨万千——孟母择邻处真的是好有道理啊，在邹城景点里和几位普通的工作人员聊天，每一位都对当地的历史了如指掌，让人大开眼界，涨了许多知识......

前言： “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碑以数量多、价值高而闻名天下。石刻艺术是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石刻属于雕塑艺术是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中国古代石刻种类繁多古代艺术家和匠师们广泛地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创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古代石刻种类齐全时代序列较完整特别是汉唐石刻气势雄浑生动精美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本馆收藏的石刻艺术品从题材和功能上大致可分为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其他石刻三类。石刻泛指镌刻有文字、图案的碑碣等石制品或摩崖石壁。在书法领域，也有把镌刻后，原来无意作为书法流传的称为“石刻”，一般不表书者姓名，三国六朝以前多为；而有意作为书法流传的称为“刻石”，隋唐以后多为，通常标刻书者姓名。邹城的汉碑是济宁汉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单元秦汉时刻：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社会殷实，物阜民丰，科技和艺术、美术都有长足发展。秦汉石刻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秦统一文字后，以小篆为标准字体。秦代石刻，主要指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的刻石，包括峄山、泰山、东观、琅邪、谒石、会稽等处。西汉中早期，石刻主要是以人物的姓名、年月、建筑材料的记号等，属“物勒工名”，西汉中晚期，出现了地界、符契一类的实用石刻。东汉时期石刻文字大量出现，石刻形制正式形成。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孕育下，邹鲁先民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汉代碑刻、画像、石刻等东方艺术文化，这些质朴、沉稳、大气磅礴的石质艺术品在中华历史长河中闪耀着耀眼的光彩。

莱子侯刻石：莱子侯刻石，国家一级文物。这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刻被郭沫若先生称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由于此碑无额，文前也无碑名全称，它的碑名前人所称不尽一致，有《天凤刻石》、《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莱子侯封冢记》等。刻石长60.5厘米，宽46.5厘米，厚5.8厘米，为长方形青灰色水层岩。刻石隶刻7行，行5字，共35字：“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储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勿败坏。”行间有界格，外有边框和斜线。刻石字迹清晰，刻痕显露，保存完好。西汉新蟒天凤三年为公元16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线质略存篆书意味。清人杨守敬评此刻“苍劲简朴，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清人方塑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评价“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简言之，这件石刻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是隶书成熟之前的作品，虽在技法上、规范上尚有欠缺，但也正因如此，它的原始意味、山林野趣、古拙苍简的气息是成熟作品所不具备的。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在刻石的右侧石面有清嘉庆年间发现这块刻石的题记：“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邹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

提到《莱子侯刻石》，这还要从莱子古国说起：莱子国是我国西周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方国，位于今龙口市附近。公元前567年，莱子国为齐国所灭，莱子国贵族被迁至今滕州西南的泥梨城遗址附近，并在当地繁衍生息。公元前16年，莱子国一贵族为一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储子良为特使，召集了一百多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动，并告诫子孙珍惜封地，特请人对此事撰文立石。可惜该碑此后在山间沉寂了两千多年，一直无人识其珍贵之处，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1972年）才被王仲磊发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又由藤县、邹县的三个秀才访得，三人在碑石右侧刻跋文，记述寻碑经历。孟子七十代孙孟广均先生得知后，不惜花重金将其收藏，成为其收藏的十件文物精品之一。后一直存放于孟府。2002年博物馆开馆之际，将它移入石刻厅内，至此，这块稀世汉碑才被公诸于世。

据文物专家考证，莱子侯刻石实际上是从古隶到典型汉隶的一种过渡性书体。西汉的隶书，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堪称是石刻中的“熊猫”。清代以前发现的西汉石刻，只有五凤刻石、麃孝禹碑、莱子侯刻石等。其中莱子侯刻石更为出色，它体现出作者渊博娴熟的传统功力和勇于标新立异的卓越艺术才华。文化大师郭沫若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致函邹城文物部门，称莱子侯刻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开篇”。另外，莱子国作为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莱子侯刻石对于考证莱夷文化、莱子国的历史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秦峄山碑：秦峄山碑四面共刻字223个，书法婉转圆润，严谨工整，以“玉筋篆”名誉天下。邹城市东南十公里处的峄山，自古享有“邹鲁秀灵”“岱南奇观”的美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群臣东巡峄山，他站在山顶俯瞰山下城池，顿生君临天下的感觉，便命丞相李斯撰文立石，颂扬其一统天下的功德，这便有了秦始皇五次东巡七块记功碑的第一块——峄山碑。秦二世东巡时，又在碑上刻了二世诏书。秦二世即位后，李斯又陪他登峄山，二世下了诏，指出原来的颂词中称其老爸为皇帝，现自己是皇帝，要求李斯写说明应该把老爸称始皇帝，加以区别，仍当丞相的李斯又书写了刻在石上。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南侵，途径峄山时命兵士把碑推倒。由于李斯小篆天下闻名，峄山碑虽倒，但慕名前来慕拓者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迎来送往，疲于奔命，便聚薪将碑烧毁，碑被烧毁后，后世又多次慕刻。唐代曾将原保留的拓片传刻于枣木板上，后来枣木板不知去向。杜甫曾在《李潮八分小篆歌》评价唐代慕刻本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他这种看法遭到北宋大词人苏轼的反对，他在《孙莘老求墨妙考诗》中说：“峄山传刻典型在，千载笔法留阳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对传刻的峄山碑杜贬苏褒，各成一家之言，成为千古佳话。

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邹县县令张文仲，按北海王所藏的峄山碑旧本，命人慕刻于县衙门。公元1292年，邹县县尹宋德因惋惜碑文残缺不全，又令工匠重新砻石慕刻。宋代慕刻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邹城博物馆珍藏的这块石碑是元代（公元1292年）慕刻的，刻石为长方体，通高1.95米，宽厚皆0.48米，四面刻字，字形工整，笔画圆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的汉字书体，后世称为“秦篆”，它对研究秦代政治、文字及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碑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

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绎山①，群臣从者，咸思攸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

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第二单元汉画像石：汉画像石是两汉时期装饰墓室、墓词、墓阙、石棺、摩崖等建筑物上，以石为地，以刀代笔，或勾以墨线、涂以色彩的特殊艺术品，是汉代社会最盛行的一种文化仪式，也是当时社会最为精华的一种物质和精神产品，更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石祠堂是墓葬上的祭祀建筑，祠堂的画像雕刻在石室的四壁和顶上，多为故事画，题记多为题榜形式。安排在画面中，是我国壁画常用表现手法，它说明了画像石源于壁画。它出现于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进一步扩大，晚期逐步衰落。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题材、内容极为丰富。按照画像内容的本来意义进行分类，可分为：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现实世界、地下鬼魂世界。邹城作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主要分布区，其出土汉画像石独具艺术特色，粗犷而不鄙野，深厚而凝滞，朴素而不单调，豪放而不舒散。

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伏羲、女娲均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是人类的始祖。传说上古时期洪水泛滥，灭绝了人类，只剩下伏羲和女娲两兄妹，为了繁衍人类不得不结为夫妻。但他们不希望后代们继续这种近亲结合，便采取了一个奇特的占卜方法，实际上是对后代的限制办法，就是“滚磨成亲”，伏羲在东山、女娲在西山，两人相对各把一扇石磨滚下来，如两磨合在一起，表示可以成为夫妻。结果，石磨意外地相合，两人便成为夫妻，成为人类的始祖。我馆展出的东汉时期的伏羲女娲画像石上，伏羲着男装，戴冠，女娲者女装有发髻，均为人首蛇躯形尾部相交，手托日轮，日轮中有一三足乌（代表太阳）。正中有西王母像，下为三只鹭正在捕鱼。在邹城郭里镇至今有伏羲庙遗址和滚磨成亲的风俗。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伏羲庙祈福求子，祭祀这两位中华民族的始祖。

胡汉战争画像石：东汉晚期，石长2.79米，宽0.82米，厚0.25米，1990年邹城市高李村出土。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匈奴和北方边地民族的称呼。据《史记、匈奴列传》载，自公元二世纪初，匈奴贵族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两汉统治者为了解除北方边境的祸患，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年间陆续开展了抗击匈奴的战争，史称“胡汉战争”。这块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生动再现胡汉战争的宏大场面。战争一方是深目、高鼻、戴尖帽，应为胡人。画面布局严谨，形象逼真，是东汉时期统治者征战的形象写照，为研究民族史及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质料。

泗水取鼎画像石：“泗水取鼎”是汉画石中最广泛的历史故事题材。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成为传国重宝，天下共主的象征。这九鼎从夏王朝传到商王朝，又从商王朝传到周王朝。传至周赧王时，秦昭王从周王室中取走了这九个鼎，在运输途中，有一个鼎飞入泗水河中。泗水河是古代南北流向的一条大河，北起今山东沂蒙山，南迄古淮河入口，蜿蜒数百里，途经曲阜、沛县、彭城、下邳等城邑，是古代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找到剩下的八个鼎，然而九鼎不全，一直成为秦始皇的一大心病。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时，在祭祀泰山完成祭天大典后，就专程来到彭城的泗水之滨，组织人力，打捞周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过彭城，斋戒祷词，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是关于最早的记载。秦始皇的虔诚之心只是一厢情愿，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无功而返。“泗水取鼎”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更为生动具体，北魏时期，郦道元作《水经注》时，依据民间传说，把秦始皇取鼎未能实现的原因归结为“龙齿啮断其系。”全国发现的“泗水取鼎”构图虽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鼎以被捞出水面，而同时在鼎中出来一只蛟龙，咬断鼎系的另一端。由此看来，郦道元的说法自东汉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

邹城高李村出土的“泗水取鼎”图是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面为减地阳文，辅以阴文刻线。中部刻以双层拱桥，桥顶竖两个高杆，两道绳索通过杆顶。正中指挥捞鼎的就是秦始皇，拱桥上手执绳正欲起鼎的皆为妇女，其中一妇女怀抱婴儿也参加取鼎的行列，以此来反映秦始皇的暴虐。桥下鼎以出水面，鼎内伸出一龙头，正咬断绳索。画面左面刻石阙、人物、及仙人侍凤，右边刻双凤、仙人侍兽等图案。

此故事用天人感应论说明有德时宝器和祥瑞才能出现，秦始皇横征暴敛，天怒人愿，是不会得到宝鼎的，揭示秦王朝覆灭是必然的。

孔子见老子：“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创作于东汉，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孔子见老子图，孔子躬身拜见老子图，孔子躬身拜见老子，老子站立相迎，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小孩，面向孔子。孔子身后有多名弟子相随。下层为河伯出行图。

老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曾在周朝担任过吏使，负责古代图书典籍的收藏和管理。当他看到周王室日渐没落，周王对有识之士的治国之策根本不予理睬后，愤然辞官，开始了讲学活动，成为当时一个知识渊博很有社会地位的学者。那时孔子在鲁国，正是青年好学的时候，他一面讲学，一面四方求学拜师。有一天，他听到学生南宫敬叔赞誉老子是一个具有真材韬略的学者，便决定去拜见。孔子请南宫敬叔作引见，不远千里从鲁国去楚国会见老子。老子听说后非常高兴，特定带着徒弟前去迎接。相见后，孔子真诚地向老子请教，老子也毫不保留地将治学的道理传授给孔子，并赠给孔子有关的书籍，二人从此结为知己。

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个小孩，即项橐，为古代的神童，据说七岁时曾难道孔子，被孔子引为老师。“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汉代画像石大多发现于山东地区，而山东又以济宁地区为多，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孔子故里曲阜就位于这个地区，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西汉初年，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成；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成为官方圣典，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第三单元陵墓、宗教石刻：陵墓石刻是陈列于皇帝陵和王公贵族墓地神道两侧的石像，又称石像生。宗教石刻主要是指石窟寺与寺院、宫观的宗教造像。

汉石人：石人于1972年征集于邹城市城关镇西关居委会院内，通高1.48米，肩宽0.49米，臀宽0.48米，底宽0.39米，肩至底高1.24米，厚0.23米，面长0.40米，阔0.34米，是东汉晚期圆雕全身站立像，由灰白色砂岩雕凿而成，表面粗糙，面部仅雕出眼鼻轮廓，椭圆形脸，眼眉突出，眼窝内凹，两眼明显用刀刻画成近三角形，鼻梁隆起，唇部有刀削痕迹，双肩齐挺，双臂下垂，双手持笏斜靠于左肩上，腰部纤细，臀部肥大，臀部以下向内收，背面依石块自然形状稍作处理加工，表面凹凸不平。

石人从雕刻的技法和造型风格上看，比西汉时期的石雕有明显进展，且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雕刻技法上，采用通体圆雕的塑造方法雕刻手法简洁洗练，删繁求简，没有过多的细节描绘和装饰。这种不强调细部雕刻和过多装饰的手法，产生一种强烈的古拙质朴感，并蕴含浑厚深沉、苍劲雄伟的气势美。在造型风格上，人物造型仍显单调拘谨，动态感不强，透视关系掌握的不好，这与东汉时期石刻作品的简练粗糙、幼稚质朴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这件石人是目前国内现存东汉时期为数不多的石刻精品之一，它为研究汉代雕刻艺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浮雕盘龙纹柱：元，高225厘米，直径68厘米，征集于郭里镇爷娘庙村，高浮雕，刀法刚劲凌厉，周可伶俐剔透，波涌云绕，蟠龙飞腾，栩栩如生，气势非凡及为华美，是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

汉画像石题材、内容极其丰富，按照画像内容的本来意义进行分类，是一个对汉代历史和汉代艺术的认识问题，研究汉代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是否可做以下分类：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现实世界、地下鬼魂世界等四大类内容。

金代乌林达将军墓前石雕：我国古代一向有在墓前立石雕的习惯，这种石雕也叫石像生。石像生属于陵墓雕刻，是纪念性雕刻的一个类别，多为古代封建帝王、臣属陵墓地上的装饰雕刻常以禽兽、仪卫等显示墓主身份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古代陵墓前排列多少石像生是有规定的，根据官职的大小有所不同。金朝仿宋制，也是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吏才可以享受墓前立石人的待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邹城市西南郭里镇半石山村的金代乌林达将军墓前的石像生，有石羊、石兽、石人，形体巨大，庄严肃穆，雕刻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