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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春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九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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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春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九日山

      把阴历和阳历日期弄混了,在泉州游玩的时间突然少了三天,忍痛删减了许多景点。一直犹豫要不要来九日山,最后还是决定一游。哇塞,真是来对了!这里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如此之密切,如果不来,我一定会后悔死的!!!
      买门票,这里没有学生票。大爷就说:小孩子不要票。指着185cm的儿子,再三和大爷说:他不是小孩子了。但大爷仍然坚持:小孩子不要票。反复几轮对话后,我领着比自己还要高的孩子,只买了两张成人票就上山了......
      九日山高98米,有东、西、北三峰,环抱如钳;北峰联结东、西两峰,又称北台。山下有延福寺 、昭惠庙通远王祠。
      延福寺 :延福寺,曾名建造寺,位于南安市丰州九日山下。山门牌坊的左边。清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转引《名胜志》云,泉州西门外九日山延福寺“晋太康年间(太康九年,288)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768),移建今所,寺额欧阳詹所书。大中五年(851)赐名建造寺”。这是文献记载的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
      宋乾德间(963—968),陈洪进增建,复旧名延福寺,“支院故有五十余区”,僧侣亦不在少数。宋曾会《修寺碑铭》载:“宋开宝(968)建三门,……端拱中(988)作亭于前。殿之 前,众作经幢、石塔、东南钟楼者。寺之西北有星宿堂,寺之东有浴室。西堂五百罗汉,东峰亭、西峰亭。亭之右,古松二株。北峰之南有白云井,井之左有檀越林。” 蔡襄《游九日山题奉先院壁》“日照溪山生翠光,春深花草杂幽香。登临谁识迟留意,门外尘动去路长。”
      宋元丰年间(1078—1085),将54院落、50余支院合为一大禅林,规模十分宏大。寺两侧建有通远王庙,二、三、四贤祠,水陆堂、墨妙堂、御书阁等,形成一独特的建筑群。从宋代遗下的数根立式石柱看,其宽广度不亚于开元寺的大雄宝殿,是欢送、宴请蕃商的地点。元代仅添建明堂于大殿后。明、清时期大大中落。至清代陈庆镛重修时,其规模已缩成一小寺庙。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革”中被毁,80年代重建。
      相传延福寺最初建寺时,曾得到永春乐山一位白胡子老人的帮助,通过溪流发运来大批木料,满足建寺之需。寺院建成后,就在寺院东边建了一座小庙奉祀他,尊他为“白须公”,庙名“神运殿”。随着泉州地区海上交通的发展,这位与水运有关的乐山老人,就成了第一代水神,受到船家的敬奉和地方政府直至朝廷的关注,从一介布衣摇身变成“通远王”。并于将唐咸通中(860—873),将“神运殿”升格为“灵乐祠”祀之。宋元丰年间(1078—1085),开始在通远王神祠举行由地方官员主持的航海祈风典礼。此后,泉州地方官员于每年夏、冬两次祈风于九日山通远王祠,又是“桂酒椒浆,为舟预请”,礼毕,又是“饮福”。道教俗神通元王神的声誉,远远超过延福寺的佛教,以致九日山摩崖尽是祀通远王神的祈风石刻。
      宋绍兴元年(1131),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世俗化道教的祀神仪式,美其名曰“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进士李邴作《延福寺水陆堂记》里,对慧邃禅师以佛戒改造通远王神祠的杀牲祭祀行为,表示了高度的赞赏。说“师以佛戒信于神,其有不信于人乎;神以佛戒惠于物,其有不惠于人乎?是佛与神交致其道、人与物两蒙其利”。南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在《祭大仙祈雨祝文》云,“夫以佛道之尊,仙道之大,固万灵之所命”,把仙、佛放到同等地位一起祷祝,这是宋代泉州儒、道、释合一的事例。
      从晋代到唐武则天久视元年(700)第三次设置武荣州,州治由丰州城迁址今泉州市区时,丰州是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海上丝绸之路遣舶祈风祭典之地。建于西郊风景秀丽的九日山下的延福寺,自然吸引了大批高僧名士。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就有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又名真谛)挂锡翻译佛经。先后主持的高僧还有唐无等禅师、宋无可禅师。晚唐诗人秦系、名相姜公辅,宋代名宦蔡襄、苏绅,理学大家朱熹等都曾过游,留下不少胜迹和满山诗文题名摩崖石刻。



 

      通远王祠:在丰州九日山延福寺东侧,始建于唐咸通中(860~874),初名“灵乐祠”,祀乐山隐士。宋封通远王,改祠为庙,赐名昭惠,后加封善利、广福、显济王,福祐真君,其从神陈益宋封仁福王。自泉州成为海外交通重要港口后,“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诸番夷者,必祈谢于此”,成为市舶司及地方官员举行遣舶回舶祈风典礼之地。旧构已圮,仅存面阔、进深各一间的殿堂一处,门前有石构雨廊一道,为现代建筑。
      通远王原为乐山王、广福王,俗谓白须公。他原是山神,其原型乐山王是唐时位于永春与南安交界处乐山(又名五台山,《泉州山川·五台山》)的一个老隐士,死后被奉为山神,显圣地域在永春、南安交界山区。泉州市南安丰州的祈风石刻群就是向海神通远王祈祝“蕃舶”一帆风顺。元朝时,其功能被妈祖取代。
      南宋官方大力喧染的海神通远王,因改朝换代,元朝入主中国,元朝便大力抑制海神通远王,另外抬出一尊海神与之抗衡并取代其位——妈祖。通远王的功能被妈祖取代,从此寂然无闻。
      (1)抬妈祖以抑通远王是有群众信仰的基础的。妈祖出生于泉州莆田海边,素已显圣于海上,沿海船民、渔民很多已信奉她,南宋时已封至“圣妃”之尊,地位和通远王相匹敌。元朝完全没有加封通远王什么尊号,却把妈祖以“泉州神女”之名义晋封为“天妃”,改称护国明着封号,把妈祖的地位“明着”出来,把通远王撇在一边,大加祭祀妈祖,推崇备至。
      (2)基于元朝的政治经济的需要。元朝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不能放弃泉州海外交通大港的作用,要发展海外交通须有海上保护神。如果宋朝捧起来的通远王依旧占据海神地位,在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之下的“汉人、南人”,就会生“故国之思”,于是另抬一神,护元朝之国,为本朝的海外交通贸易服务,更有利于巩固元朝的统治。
元朝歧视“南人”,重用色目人,元世祖派来封天妃的钦差大臣,竟是色目人信伊斯兰教的背宋降元的重要人物蒲师文(蒲寿庚之子,《泉州人名录·蒲师文、蒲寿庚》)。
      (3)阴阳五行的理论。山属阳,男属阳;水属阴,女属阴。通远王是山神出身,又是男性,作为海神,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之时,有点勉强。妈祖出生海滨,又是女性,在选择条件上妈祖的属性大大优越于通远王,因此很容易取得信奉者之信仰。
      正如清·学者赵翼《陔余丛考》的见解:“窃意神之功效如此,岂林氏一女子所能?唯水为阴类,其象维女,地媪配天则曰后,水阴次之则曰妃;天妃之句,即谓水神之本号。”所以元朝撤掉通远王海神之职,而任命妈祖为海神,有其阴阳五行的理论根据。
      (4) 元朝对神祇的封号带有政治目的。《元史·卷76·祭祀志》说:“凡名山大川忠臣义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远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号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州、福州、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上香遍祭”。
      全国各地的神祇只交所在有司即当地官员去处理,惟独朝廷亲自主持妈祖的祀典,不但封为天妃,且改易宋代庙额“顺济”为“灵慈”,又每年派官北至河北、南至莆、泉祭祀妈祖,而不交当地官员主之,可见选择海神列入朝廷的议事日程了。
      从元初来说,沿海船民渔民对妈祖的信仰已很广泛,在各省沿海建造了许多妈祖庙宇。而通远王的庙宇只局限于泉州一隅,未见他州有奉祀者。元朝既有政治目的,庙宇多又说明群众的信仰的多寡程度。通远王在这点上比不了妈祖。宋、元易代,其失去海神位置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通远王在泉州部分群众中千年还是照常信奉的。九日山的庙已被毁。泉州新门“崎头庙”也是昭惠庙,亦废。安海之庙在明·永乐癸卯(1423年)及成化六年(1470年)皆曾重修,今亦已圮。永春之祠庙今亦废矣,惟独惠安洛阳桥北之昭惠庙,至今尚存,香火不衰,近又重新修复。
      司职—遣舶祈风:到通远王祠祈风之事,北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之前就已出现。最早的记载见于《泉州府志·灵乐祠》中纪述九日山三十六奇之一的“肉身佛”,即通远王祠的从神陈益。陈益是北宋·熙宁年间的巡辖官,“……元丰间(1078—1085年)从守祈风延福寺神运殿,”感佛之灵而舍身为佛,封仁福王。“神运殿”即灵乐祠,也即通远王祠的前身。
      泉州市舶司建立后17年,即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九日山留下了最早一段有关市舶的记事石刻。虽然没有明确载明,但除了祈风,市舶又到此何事?南宋时期,每年夏、冬,泉州官府由泉州郡守、南外宗正、提举市舶主持,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出席,到九日山下的延福寺、通远王祠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祭祀”典礼,成为制度。祭海神通远王以祈求顺风,望海舶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仪典隆重肃穆,规模很大,礼毕勒石记事。(《海丝之路·兴盛篇·祈风祭祀》、《泉州山川·九日山·祈风碑刻》)每岁春冬,海商也于此祈谢。南宋初·建炎三年至绍兴十六年(1129—1146年)生活于泉州的李邴(《泉州人名录·李邴》)《水陆堂记》载:“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
      九日山上现存关于海交和祈风的石刻13方。其中明确记述祈风经过的有10方,最早的为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虞仲房所刻,最迟为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赵希忄宅石刻。这些祈风石刻,清楚记述祈风时 间、地点、参加者姓名,以及“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成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的盛况。祈风石刻中,诸如“有郡守倪思 正甫,提舶全茂 实腾,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以遣舶祈风于延福寺,通远善利广福王祠下,修故事也”,“大守贰卿 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齐曲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祷焉”,“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等题刻,就是那个时代尊崇通远王的遗留。清·康熙《南安县志·卷2》记载其盛况说:“通远王在宋时最为灵着,州人祈祷翕赫,酒肉滂沱。及乎散胙饮福,觞豆杂进,喧呼纷藉。”
      起源:
      唐代记载:唐·咸通(860—873年)年间,九日山下延福寺(《泉州人寺庙·延福寺》)圮废后重建大殿,寺僧四处寻找巨木。有僧慕名前往乐山,在山上遇到一位白须翁,相传就是李元溥。白须翁指点寺僧找到建寺的巨木材。但是,乐山和九日山相距甚远,交通不便,寺僧面对巨木无可奈何。
      《安海志·卷20·庙堂志》引录明·陈道远《重建昭惠庙叙》:“逮宋·嘉佑三年(1060年)春,郡守蔡襄以旱甚,祷于祠应。熙宁八年(1075年)闻于朝,勅封崇应公。”  《安海志·卷20·庙堂志》引录的北宋·徽宗·政和(1111—1118年)年间乡贡进土王国珍《昭惠庙记》记载此事: “唐·咸通中,延福殿基方兴斤斧,公降神于桃源驿之乐山阴,治材植沿游而下,人不劳倦。故殿宇飞棂,数百年而几近轮奂者,实公之力。公有庙于寺之东隅,为州民乞灵市福之所。”
      《安海志·卷20·庙堂志》)引录明·陈道远《重建昭惠庙叙》:“考之旧志,以为唐·咸通乐山降雪,有功于朝,因立庙祀之。“政和四年立庙,赐今额(昭惠)。建炎南渡以后,屡立阴德功,勤王助顺,累膺宠赠,至有八字之封……自是之后卫民翊国,昭晰于后,时(南宋·理宗)淳佑六年(1246年),郡守刘克俊逊核神前后功德上闻,十一年(1251年)特诏封忠济侯,未几,加仁福焉。自政和延福寺庙,泉之村落多立行庙,安平之庙,亦于是始。”
      北宋记载:乐山王在晚唐至北宋,由山神兼成雨神,勅封崇应公。事因蔡襄祷雨而起。蔡襄于北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二月至六月(是年闰三月)、嘉佑三年(1058年)七月至五年(1060年)秋两知泉州府。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开始建造的泉州洛阳桥(《泉州桥梁·洛阳桥》),桥址于海水和江水相交之处,工程浩大。蔡襄接手续建后,似乎认为必须迎奉一尊神祇来作镇海利远的精神支柱,因此同时在洛阳建了一座昭惠庙,承认“乐山白衣叟”不但是雨神,也是海神。
      此时白须翁显灵了。他要寺僧先回九日山,称不日就会将木材运到山脚就是了。不久,老天下起大雨,九日山下金溪桥漂来许多木材,延福寺从而顺利重建完成。乐山李元溥修行的顶庵、下庵均有发杉池,顶庵发杉池边有一口神井,井深不可测,据说该井可通金溪,九日山建延福寺的木材就是从这口井运出的。发杉池和神井的遗址仍在。
      敕封通远王和赐庙额“昭惠”是在同时,即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通远王信仰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广泛流行于泉州城乡。
      北宋末年,通远王已施法力于海。《安海志·卷20·庙堂志》引录的北宋·徽宗·政和(1111—1118年)年间乡贡进土王国珍《昭惠庙记》谓:“吾泉以是德公为多,凡家无贫富贵贱,争像而祀之,惟恐其后。以至海舟番舶,(对其崇拜)益用严格。公崇往业于烈风怒涛间,穆穆瘁容于云表。舟或有临于艰阻者,公易危而安之,风息涛平,舟人赖之以灵者十常有八九。时丁天旱,大泽焚如,守令忧之,为民勤祷,每用享于公之祠下,未终祀礼而雨泽滂沛。其社士民有祷于公,事无巨细莫是昭格,吾泉以是佥感公之威灵。”
      北宋·徽宗·宣和间(1119—1125年)林献可《昭惠庙献马文》称:“公之肇迹,其原有自。庇庥之力,于泉尤笃,人各各以归仰,方在在以奉祀,而公无不通也,无不在也,未尝有违所愿,此海滨之民,所以获建行宫焉。”
可见在北宋末叶,奉祀通远王已由山区到海边,神力很大,能保佑“风息涛平”,完全是一尊泉州海外交通发展的海上保护神了。
      清代记载:相传这名老隐士是李元溥。《南安县志》载:“(唐末)四川人进士李元溥避患隐此。闻空中有乐声,白日升天,故名乐山。”李元溥著有《灵响》一书 ,官拜云南团练副使。为逃避战乱弃官隐居,唐高宗时云游到南安 、永春交际处的乐山,便结庐于此,修行二十余载羽化而去,乡人称为乐山王。
      延福寺重新建成后,为感谢乐山白须翁的恩德,就在延福寺东隅建造“神运殿”(又称“灵乐祠”,后又称灵岳祠)以祀。清·康熙《南安县志·卷2》载:“九日山在县西三里……山麓有寺曰延福……一曰神运殿,唐·咸通(861-874年)中,僧初建取材于永春之乐山,遇一叟为之导,是夕又梦许护送。既一日江水暴涨,其筏自至,若神运状,故以名。一曰灵乐祠,谓指运木之叟,盖乐山之神焉,祠以祀之。”
      清·康熙《南安县志·卷2》载:“水旱病疫,海舶祈风,辄见应。宋时累封通远王,赐庙额‘昭惠’。其后迭加至善利、广福、显济。”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6》引《闽书抄》所记皆同,唯增加“嘉佑(1056-1063年)泉大旱,蔡忠惠(蔡襄)祷雨辄应”之句。
      其实从蔡襄时开始,雨神善利王就与水运联系起来了。雨者水也,乐山神人既然可祷雨有应,且其本来就有水运的神通,成为水上运输之神便自然而然。
      乾隆《泉州府志·卷16》说:“昭惠庙在万安桥,北宋·郡守蔡襄建……”《隆庆府志》载庙神即永春乐山白衣叟。”
      民国记载:后来,甚至“海舶祈风,辄见应”,九日山下的灵乐祠改名昭惠庙,而善利王也变成了通远王,“乐山白衣叟”的海神地位便正式确立了。
      民国《永春县志·卷16·祠祀志》载:“昭惠庙在州治西,即乐山行宫。北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知县留,绍定(1228-1233年)间知县任敞相继建。”
      民国《永春县志·卷16·祠祀志》载:“广福王庙在乐山,盖山神也。宋赐额昭惠。”亦载:“广福王庙在乐山,盖山神也。宋赐额昭惠。泉守蔡襄祷雨有应,以状闻,封善利王,累加广福、显济王号。有从祀二神曰陈福、黄志,皆膺王封。”
      民国《永春县志·卷27·方外志》载:“乐山王,古之隐士也。尝居台峰。俗谓白须公。升仙之后。人为立祠祀之。”
      祈风仪典:铁证虽有,但仪典谁都没见过,志书也没有详细记述。因为祈风源自民间需求,可以肯定的是,官方仪典其实还是脱胎于民间的祭祀传统典制。大致为:在九日山前搭起五米高的祭坛,祭坛分三层,内可容纳六七十人。主祭在上层;太守等官员分为四方阵在中间一层;其余道士在第三层,一般百姓在祭坛外围烧香祭拜。祭祀事宜完毕,官员们要登览九日山,并泛舟金溪。道教仪式中,祈风和祈雨都有类似的套式。宋代以来,每年上半年的阴历夏四月间为回舶祈风(如果有西南风,更有利于船只回到泉州港);下半年多在冬十、十一月,为遣舶祈风(盼望来一阵西北风,将船只遣出泉州港)。
      九日山在泉州市区西郊南安境内丰州镇西面,距泉州市区约七公里,为我国著名海外交通史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日山,一说因晋代南迁者,每年农历九月初九在此登山高瞻远望,故称之;另说曾有一道人,从德化戴云山走九日至此,故名。该山历史悠久,自唐以来,文人墨客曾先后登临或隐居于此。山势叠叠奔腾,高在百米左右,岩石悬崖,岩峣峥嵘,绿树掩映摇翠,山前晋江流水蜿蜒荡漾,真是“溪流湾漾,峰峦映发,奥街明秀,隐为一区“,景色迷人,风景优美,文物荟萃,成为泉州著名的游览区之一。九日山现为国家5A级景区--泉州清源山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日山有东西北三峰,其形如钳。西峰因唐代名诗人秦系在此隐居,故称高士峰,或称西台。顶峰有五代石佛造像,称石佛山。石佛为五代陈洪进所倡刻,高 4.5米,宽1.5米,袒胸盘坐于莲座上,衣纹流畅对称,为泉州最早的石雕造像,外筑石亭,以保护石像,全系石构,硬山式屋顶,面阔进深,均具一间,呈方形。东峰因唐代宰相姜公辅贬谪隶泉,寄迹山中,卒后葬此,故名姜相峰,或称东台,又因其形似麒麟,俗称麒麟山。北峰连接东西两峰,叫北台,三峰环抱成一坞,曰白云坞。坞中白云出岫,碧谭幽间,出峡南注,为菩萨泉胜迹。
      山麓原有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28年)的延福寺,乃泉州最早佛教寺院。南朝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在此翻译金刚经,学习汉语,山上还留有翻经石古迹。
      山中古迹遍布,如今仅留八十余处,多数集中于西峰东坡和东峰南麓。其中又有秦君亭、姜相台、无等岩、廓然亭、翠光阁、聚秀阁、御书阁、琴泉轩、乱峰轩、思古堂、墨妙堂、肉身佛、翻经石等名胜,是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名士雅集宴饮赋诗之所。
      九日山林木滋蔚,山岩生色,风景迷人,据明·黄文炤《九日山志》载,全山有三十六奇景,如神远殿、灵乐祠、肉身佛、檀越林、石佛岩、菩萨泉、仙人桥、东峰道场、秦君亭、姜相台、天等岩、水陵堂、放生池、御书阁、墨妙堂、乱峰轩、聚秀阁、廓然亭、思古台、一眺石、钓台、翻经石、碧玉峡、水清凉石、自然嗓、白云堂、惠泉、翠光堂、晋朝松、无名木、醉石、百级石、砌石庭、石龟、石碾、石盆、石砚、皆为秦君遗物也。
      山枯平坦宽敞,眺望万壑而来,晋江东去,令人心旷神怡。

      欧阳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欧阳詹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一生没有离开国子监四门助教这个官职。欧阳詹的祖先在唐代初年由江西迁到晋江,传至欧阳詹为六世孙。欧阳詹的祖父、父亲、两个大哥都是唐代闽越的地方官吏。后世唐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唐进士韦中令门下欧阳澥、后唐状元掌院学士黄仁颖、南唐乡贡进士欧阳偃、宋观文殿大学士欧阳珣、元处士天麟黄权、明儒林学士黄永、明进士龙游知县黄应、潘湖八世孙明进士户刑尚书黄光升、潘湖九世孙明榜眼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潘湖十二世孙清大学士潘湖叟黄锡衮、清洪濑金墩黄士藻、潘湖十五世孙清湖口台湾知府黄立本承行周之风接踵而至。还被称为“八闽文化先驱者”。——《闽政通考》云,“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清大学士潘湖叟黄锡衮撰曰:詹为闽文祖,后贤者皆其属孙;詹为闽文宗,后贤者皆其弟子。

      韩偓(约842年~约923年):晚唐五代诗人,乳名冬郎,字致光,号致尧,晚年又号玉山樵人。陕西万年县(今樊川)人。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曾即席赋诗送其姨夫李商隐,令满座皆惊,李商隐称赞其诗是“雏凤清于老凤声”。龙纪元年(889年),韩偓中进士,初在河中镇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入朝历任左拾遗、左谏议大夫、度支副使、翰林学士。

      姜公辅:唐朝左相。字德文,祖籍甘肃天水,爱州人。建中四年十月,朱泚率叛军进攻奉天,姜护驾,献策有功,升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言忤德宗,罢为太子左庶子、右庶子,再贬泉州别驾。贞元二十一年,顺宗即位,起用为吉州刺史,未及到任而卒于九日山。

      秦系:字公绪,越州会稽人。系著有诗集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主要作品 《答泉州薛播使君重阳赠酒》。
      生卒年均不详,约唐玄宗开元八年至宪宗元和五年间在世,年八十余岁。天宝末,避乱居剡溪,自号东海钓客。大历五年,(公元七七o年)北都留守薛兼训爱其文,奏为右卫率府仓曹军,不就。后客居泉州南安,结庐九日山中,自号南安居士。穴石为砚,注老子,终年不出。张建封闻系不可致,就加校书郎。姜公辅以直言罢为泉州别驾,朝夕与见,遂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公元八o五年)妻子在远方,系为营葬。与刘长卿、韦应物善,常以诗相赠答。后又东渡秣陵,卒。南安人思之,号其山为高士峰,建亭于上,名曰丽句亭。
      天宝末年,秦系携带妻儿到剡溪避乱。大历五年(770年),仆射薛兼训奏请朝廷授予秦系“右卫率府仓曹参军”(皇室禁卫官)。他“意所不欲,以疾辞免”。后因“家事获谤”,与妻子离异,离开剡溪,回到若耶溪旧居。
      建中元年(780年),秦系乘舟南下,隐居南安丰州九日山。他在西峰巨岩大松(俗传东晋时所植)下结庐筑室,偃卧栖息。秦系在九日山,过着“不逐时人后,终年独闭关”的生活。读注老子《道德经》,经常在石崖水畔垂钓,自号“东海钓客”。
      建中初(781~782年),泉州刺史薛播常上山拜会秦系,逢年过节馈送牲礼酒食,但秦系从不到城里,尝作诗《答泉州薛播使君重阳赠酒》:“欲强登高无力也,篱边黄菊为谁开?共知不是浔阳客,那得王弘送酒来?”贞元四年(788年)秦系已经年过六旬,御史大夫张建封深知秦系不肯出来当官,奏请德宗,就地封他一个挂名的“校书郎”。
      秦系隐居九日山12年后(792年),姜公辅被贬为泉州别驾,也上九日山。两人结邻而居,饮酒赋诗,评史论文,十分投契,一起生活13年。席相为泉州刺史(791~794年),常和欧阳詹等名士上九日山,陪秦系和姜公辅游览,并在生活上加以照顾。
      元和元年(806年),在姜公辅去世的第二年,秦系离开九日山,归吴越,渡秣陵(今南京),过丹阳,云游四方,年80余卒。泉州人在九日山建亭纪念,称“秦君亭”;他隐居的西峰号“高士峰”。

      朱熹游山: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起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期间,曾与好友两次游览九日山,留下了感怀诗篇。
      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与好友傅自得(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傅自得》)登游九日山,这次憩游历时9天。朱熹在廓然亭咏《题廓然亭》以记游(见下“廓然亭”),还写下《题九日山》诗:“昨游九日山,散发岩上石。仰观天宇旷,俯叹尘境窄。归来今几时,梦想挂苍碧。闻公绪茅地,复忆□畴昔。年随流水逝,事与浮云失。了知廊然处,初不从外得。遥怜植杖翁,鹤骨双眼碧。吟啸明月中,秋风桂花了。”
      此外,还题有《赠岩僧》诗一首:“岩中老释子,白发对青山。不作看山想,白云时复还。”
      第二次是淳熙十一年(1184年),朱熹和永春理学家陈知柔结伴重游九日山,在莲花峰有和陈休斋的游山感怀诗石刻诗一首(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山川·莲花峰》)。朱熹重游九日山时,依然与禅僧交游唱和,如《奉酬九日东峰道人溥公见赠之作》:“几年回首梦云关,次日重来两鬓斑。点检梁间新岁月,招呼台上旧溪山。三生漫说终无据,万法由来本自闲。一笑支郎又相恼,新诗不落语言间。”

      又见弘一法师......

      无可禅师(161l——1671) :俗名方以智,浮山人。顺治8年(1652年),至南京拜觉浪为师,法名无可,又名弘智,号愚者。为曹洞正宗二十九世祖。康熙九年(1670年),接受皖抚、桐城县官绅之请住持浮山,并事先委派其徒山足和尚到山理事,嘱其一要建藏经阁,以保存万历皇帝所赐经书;二是组织编写《浮山志》。第二年,因公案被逮,在解往岭南途中病死于舟中。
      无等禅师:来游九日山,筑石室于岩下,隐居四十四年,享年九十九岁。高僧无等禅师是唐代人,出家于浙江会稽,早年来泉州挂锡于延福寺,游九日山诸胜后于此洞结草为庐,筑一石室,供自己静坐修炼。人不出门,可名声很快传开,引起世人瞩目。 
  有一年泉州来了一位姓卢的刺史。因久闻无等禅师大名,到任不久便派人拿他请帖到九日山约请禅师到泉州府衙谈禅论道。差人拿着请帖来到九日山前的延福寺,通过寺僧引导来洞口见无等禅师,双手递上请帖。可无等禅师眼皮也不抬,只是轻轻摇了一下头,静坐如常。差人等了许久,不见禅师有任何反应,只好返回泉州府衙回禀卢刺史。卢刺史听了汇报,以为自己礼数不周,以致禅师不肯前来。 
  卢刺史写了信,由总管第二次前来邀请禅师,可禅师仍是闭目摇头,仍请不到。 
  人说无三不成礼。卢刺史加上一份礼单,由师爷带四名亲兵三上九日山恭请无等禅师。师爷在洞口等了许久,还是不见禅师动容。师爷无可奈何,只好带亲兵回城,把情况报告卢刺史。这下可激怒了卢刺史,骂道,秃驴不识好歹,竟敢如此傲慢!他传令副将:明日带我利剑率领旗牌军到九日山,对和尚说,人不来取头来! 
  第二天,副将来到洞口仗剑而言曰:“奉卢刺史令,请师父下山!”陪着到洞口的延福寺住持僧上前合掌稽首道:“卢刺史恭请再四,诚意可嘉,请师父移禅下山。”等了一会,还是不见禅师动静。旗牌兵骚动了,副将沉不住气了。他向前半步,将剑抽出半截,厉声道:“不下山便取头!”边说边抽出剑,剑光逼人,众旗牌横戈在手,怒目而视。众人把眼睛瞪着禅师,住持僧的心脏急剧跳动。 
  这时只见无等禅师眉毛稍动了一下,然后慢慢说道:“传言卢刺史,吾身非吾有,何况头啊!”说完静坐如故。 
  副将被这种傲慢举动激怒了,高举手中剑,欲砍下。住持僧急忙阻止说,待贫僧飞报卢刺史再作区处!说罢飞奔下山。不多久,卢刺史只身骑马来到无等洞口。 
  卢刺史只见洞室如斗大,芦顶蔽烂,竹墙支离,清泉一钵,别无长物,禅师身披袈裟,跌坐石盘上,垂目修炼,禅安自若。见此,卢刺史喟然叹曰: 
  “空生之道,一至此乎?”他喝退众人,改容向禅师谢罪。 
  此后无等禅师的名气更大了。 
  后来人们雕石像于洞中,以纪念无等禅师。 



      九日山祈风石刻:九日山的摩崖石刻于1988年1月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人云:“(九日山)山中无石不刻字。”最珍贵的为宋元祈风石刻群,东西两峰摩崖上,迄今留存北宋至清代的题刻75方(景迹题名15方,登临题诗11方,游览题名29方,修建记事7方,海交祈风及市舶司事13方),以宋刻居多,内容有景迹题名、登临题诗、游览题名、修建纪事、海交祈风等,蔚为奇观,其中以13方宋代航海祈风碑刻最为著名,是研究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也是中国人民与亚非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此外,还有唐代高僧无等禅师“泉南佛国”题刻 (现存题刻为元至正十年奉政大夫监郡亻契玉立重刊),宋代蔡襄、朱熹等人遗墨。从书法价值应首推蔡襄、苏才翁等人。
      因宋元时间,泉州海外交通相当发达,亚非人民每年往来于泉州很多。当时来泉州经营海外贸易的蕃舶,要靠风驾船。来泉的蕃舶要在春夏东南风而来,秋间则顺西北风而去。由于当时泉州政府和人民重视外宾的友好关系,每年番舶扬帆之际,泉州郡守和市舶司(海关)有关官员及泉州知名人士,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昭惠庙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盛典,敬祭海神,向通远王祈求赐风,让商舶在海上往返畅行。仪典由泉州郡守、南外宗正、提举市舶主持,隆重肃穆,礼毕勒石记事。
     现存明确记述有关海交及祈风经过的石刻,有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至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的13方,清楚记述祈风时间、地点、参加者姓名,以及“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成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的盛 况。“有郡守倪思正甫,提舶全茂实腾,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大守贰卿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齐曲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祷焉……”,“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以遣舶祈风于延福寺,通远善刘广福王祠下,修故事也”等。还有一些石刻提到,南宋泉州太守主持仪式、官员集体出席活动;或记载“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等。《泉州府志》记载“神永春乐山山隐士也,居台峰,后仙去,著灵响,人饲之,呼嗡爹。唐咸通中,山僧欲建寺,求材乐山,遇一翁白须指其处,得杞、楠、梦许护送,一夕材乘涨下,众神之。作灵乐祠,名殿神色,宋封神通远王,赐额照事。嘉祐中,泉州大旱,宋蔡忠惠求雨辄应,奏加封善利王,寻加号广福,显济。”
      九日山现存最早的一方祈风石刻,是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十二月初一,市舶提举虞仲房在延福寺通远王祠举行祈风典礼的勒石纪事。石头上用描红的隶书写道:泉州市市舶司提举虞仲房等人操办了祈风仪典。最晚的一方祈风石刻撰于咸淳丙寅年(1266年)冬至后,正值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际,尊重民意,朝廷还在坚持祈风。文字里,官员们对当日阳光明媚、溪流与山景之优美做了好一番抒情。199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曾登山参观,留下20多国专家联合签署的登游纪事摩崖石刻一方,这应该是最神奇的石刻了。
      北宋泉州已设市舶司,祈风是他的职责之一。九日山这些祈风石刻群和祭祥神明之记载都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绩,为宋时我国人民和亚非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的历史见证,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山中几乎无石不刻字。历代名人题刻甚多,从书法价值应首推蔡襄、苏才翁等人。山枯平坦宽敞,眺望万壑而来,晋江东去,令人心旷神怡 。











 

      从东峰开始攀登......
      东峰因唐代宰相姜公辅贬谪隶泉,寄迹山中,卒后葬此,故名姜相峰,或称东台,又因其形似麒麟,俗称麒麟山。

















 

      中国邮政曾以此设计邮票......











      登台庙:九日山东台曾是历史名人陈瓘与黄养蒙的读书处;东峰道场为名山三十六景之一,明代黄养蒙出于感恩,在东峰上修筑了登台庙;登台庙内祀金娘娘与苏夫人,二者皆被尊为妇女、婴幼的保护神,此民俗信仰广为流传。庙门一侧高挂着“黄养蒙读书处”匾额。该庙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主要祀奉“保婴护幼”的金娘娘与苏夫人,两者并列于庙堂上,合称“登台妈”。
      文渊深厚 名士频出:“几年回首梦云关,此日重来两鬓斑。点检梁间新岁月,招呼台上旧溪山。三生漫说终无据,万法由来本自闲。一笑支郎又相恼,新诗不落语言间。”这是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大儒朱熹在去漳州赴任途中,重游泉州九日山东峰所作的《奉酬九日东峰道人溥公见赠之作》。诗文简短,不过56字,既喟叹韶光易逝,又感悟命运在乎抉择。情理交融,深见高致。事实上,自唐以降,九日山即为历代名士游憩、读书、讲经、归隐之雅地,许多流传千百年的妙诗绝句便诞生于此。
      北宋年间,名臣陈偁[chēng](沙县城西人)曾两次出任泉州知州,其间他到九日山东台为其第三子陈瓘构筑“读书山房”,令陈瓘在此潜心攻读。结果,陈瓘于元丰二年(1079年)高中“探花”,一鸣惊人。这陈瓘在历史上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后来官拜左司谏等职,面对蔡京等奸臣,不畏权势,敢于说真话。正是由于他的全力保护,使众多仁人志士免遭屠戮,许多经典得以保存,这其中就包括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宋史》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
      南宋初期,九日山东台改作道观,由道士在此设醮禳灾,故称“东峰道场”。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曾登临东峰道场讲学。绍熙元年,朱熹重游旧地,于东峰西侧主持建造“思古堂”,题写“仰高”堂额。除此之外,朱熹还在西峰大书“九日山”山名,惜其真迹后世湮没,无迹可寻。现在西峰崖壁上的“九日山”三个大字,乃是清代福建提督马负书补题。
      明嘉靖年间,泉州人黄澄及第,后官拜刑部员外郎、广东按察使佥事等职。他仿效陈偁筑“九日山书室”于东台,供其子黄养蒙攻读所用。说来也巧,养蒙和陈瓘一样学有所成,嘉靖二十年(1541年)高中进士,后官至光禄寺卿、南京户部侍郎、北京户部侍郎等职,声名赫赫。养蒙还写过一首《九日山书室》,用诗文追忆他在九日山上的时光:“曾楹茅屋九山曲,时望金溪小径通。堆叶扫云寻老子,烹茶读易梦周公……”
      今天的登台庙就处于古时的“东峰道场”范围内,而登台庙旁,现如今又重建了一座名为“东峰道场”的道观,庄严巍峨。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南安政协文史委委员洪少霖表示,登台庙庙址及附近,原有唐朝宰相姜公辅隐居九日山时所建的房屋,后成为黄养蒙年轻时的读书处。据传,黄养蒙在朝为官时,曾受内宫金娘娘的眷顾,仕途坦荡,因而他对金娘娘一直感恩在心。在黄养蒙致仕回到家乡丰州后,他念及金娘娘的恩情,就把原先他在九日山的读书室,重新修建为庙宇,并塑金娘娘像于内奉祀。黄汉捷也称:“现在的九日山登台庙,系黄养蒙所建。”黄养蒙在建登台庙祀奉金娘娘时,还向朝廷奏文请封,嘉靖帝遂敕封了“保婴护幼、护国注生夫人”称号。后来,村民又将“苏夫人”从祀于庙中。同享一庙的金娘娘与苏夫人,俗称“登台妈”,二者皆被当地人尊为广大妇女、婴幼的保护神。
      嘉靖帝生性风流,在位时先后册封皇后3名,嫔妃60多名,这登台庙的“金娘娘”究竟是谁,无从知晓。苏夫人即苏六娘,是闽南地区较为有名的女神之一。据洪少霖介绍,明洪熙乙巳年(1425年),苏六娘出生在现南安市洪濑镇厝斗村。据传,她从小聪明伶俐,料祸福多奇中,百姓对她十分信服。在明正统六年(1441年),当地百姓垒石为庙,奉祀苏六娘。明成化六年(1470年),朝廷敕封苏六娘为“护国卫生夫人”,民间尊称她为“苏夫人姑”。
      如今在南安的众多乡村,不少村民都在家中供奉着金娘娘或苏夫人的神位。两位“登台妈”的存在,无不诠释着女性仁爱慈善的一面;她们“保婴护幼”的“法力”,反映着百姓内心朴实信仰的力量。而对于黄养蒙来说,兴建登台庙是一种报恩的表现,也是传递感恩美德的一种方式。不管怎么说,漫步登台庙,听着四下响起的喃喃祈福之音,总令人内心泛起阵阵暖意。据说,现在“登台庙”已被分炉至数地,“登台妈”民俗信仰范围在不断拓展。
      黄养蒙归乡隐居后,嘉靖戊午年(1558年)倭寇侵袭,毁了丰州城墙,焚烧大片村舍。倭寇走后,黄养蒙面对一片废墟,带头捐资重修丰州古城,又组织民众疏浚万石陂。万石陂,是晋江下游的一处重要的古代水利工程,水引自丰州北葵山,绕九日山北麓,西环旧邑治至延福寺前入金溪,东至吴亭山汇双阳九峰之水出鹏溪,古时可灌田万余顷。如今在黄龙溪故道边上,还立着《重修万石陂水利记》石碑,为碑记撰文的是明代名士、南安丰州锦田人傅夏器。修城和修万石陂这两项公益事业,让黄养蒙赢得了广泛赞誉,也让万石陂能继续造福沿岸民众。或许,曾受过金娘娘恩情的黄养蒙,正是想用投身公益,来反馈社会,报答社会。





















 

      姜相峰:即东峰,或曰“东台”,又因形如麒麟,俗名麒麟山。唐朝宰相姜公辅从长安贬谪来泉,寄迹此山,死后亦葬于此,故称姜相峰。他游过的石台,称“姜相台”。社坛村百姓将一口古井称“相公泉”。
      北宋·翰林学士、同安县书法家苏绅,在麒麟山石磴上刻“姜相峰”三个斗大隶书。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龚茂良这两位同乡、同榜,又同时到泉州府任职(黄为泉州推官,龚为南安主簿),绍兴十二年壬戌(1142年)秋,又同时离任。离任前夕他们又相约同游九日山,凭吊先贤姜公辅,并题绝句一首,题刻于姜相峰绝顶、“姜相峰”题刻西侧岩壁上。摩崖高1.24米,宽1.17米,字径17厘米×17厘米,楷书,颜柳参半:“抱琴历高峰,佛石就晚阴。空山对摇落,怀哉千古心。”
      【注】抱琴:喻两人结成知音。晚阴:夕阳在西峰石佛那边徐徐降落。摇落:秋风摇落凋残的叶片,悄悄而下。怀哉千古心:倾慕和感慨先贤姜公
      这一方题刻也极为特殊。是宋绍兴壬戌(1142年),黄公度、龚茂良同游姜相峰时所题。宋绍兴八年(1138年),福建莆田举子囊括了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探花(陈修)前三名。其时陈修73岁,而同榜的老乡龚茂良则以“榜幼”(18岁)成进士,名震京华,当时被誉称“四异”。
      是年,黄公度、龚茂良这两位同乡、同榜,同时到泉州府任职(黄为泉州推官,龚为南安主簿),绍兴十二年(1142年)秋,又同时离任。离任前夕他们又相约同游九日山,凭吊先贤姜公辅,并题绝句一首:“抱琴历高峰,佛石就晚阴。空山对摇落,怀哉千古心。”这是他们两人留在泉州惟一的摩崖题刻。
      此诗纯为怀念姜公辅直言敢谏,却被唐德宗贬谪到泉州而作,却不曾想到他们两人一生的遭遇竟然也与姜公辅极为相似,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合吧。
      黄公度一生仕途坎坷,泉州离任后,调任平海军节度(在宋为虚衔),后除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因忠言直谏而受秦桧排斥,罢官归家,后为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秩满,为广东肇庆通判(从八品)。秦桧死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被召赴阙,授考功员外郎(从五品)。但由于在肇庆积疾已深,入朝不到一年,就卒于任上,终年48岁。
      黄公度是历史上官职最低的状元,龚茂良与他“辱交最久,知公平生尤详”,对他怀才不遇、仕途坎坷深感不平,特地为其撰写传略。而龚茂良自己一生同样也是在宦海中浮沉。与黄公度同时离任后,调任邵武参军。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又回泉州任观察推官,以廉勤著称。后累官参知政事,淳熙元年(1174年)以首参代行宰相职务。由于锐意革故鼎新,难为群小所容,终遭诬陷,贬死英州(今广东英德市)。

 
      清·泉州庄为珙(字石夫)《九日山怀姜别驾》:“谪向闽山志未平,一抔净土蛰忠贞。秋风也解孤臣苦,吹上松林作恨声。”
      姜相坟位于姜相峰南麓,系姜公辅坟墓。姜相坟居中竖立石墓碑,阴刻碗粗楷书“唐·相国忠肃姜公封茔”九个大字。墓前分别两尊石将军,其下卧伏石羊、石狮各一对,并立一对圆顶角柱。后经宋、明、清几代修葺,保存至今,墓区构物具有各个时代的特点。唐·柳宗元、宋·王十朋、真德秀、陈知柔、吴栻等都有怀吊诗文。
      宋·泉州太守王十朋诗曰:“姓名端合上麒麟,当世哪知相是真。遗冢尚余封马鬣,孤忠曾记犯龙鳞。三巴流落知音士,九日迢遥避世人。精爽不迷祠宇后,俨然唐室旧冠中。”
      宋·泉州太守真德秀祭姜相坟赞曰:“疑疑姜公,巉巉东峰。峰以公名,千古并崇!”
      明·泉州南安人黄玑《题姜相坟次韵》(可能是次当时南安训导冯澄《题姜相坟》韵):“长安万户锁柴扃,车驾蒙尘昼晦冥。曾托股肱登凤阁,肯于风雨断鸡声。建中若用扶危策,相国何由赢得名。莫恨忠魂闽海泊,宣公不起忠州城。”
      【注】柴扃:柴门。晦冥,昏暗不明。股肱:自胯至膝曰股,自肩至肘谓肱。《左传》:“君之卿佐,是谓股肱。”常用以喻亲信、得力助手。凤阁:即中书省,掌管国之政事。建中:唐·德宗年号(780—783年)。扶危策:国之将危,谏以良策,这里指姜相预知朱?将叛,谏诛之等事。宣公:疑指春秋时宋宣公,卒时传位于其弟和,即襄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襄公卒,又传位于宣公子与夷。忠州:今重庆忠县。

      姜公辅——大唐的一位越南籍宰相:姜公辅,唐朝左相。字德文,籍贯甘肃天水,爱州人(今越南河内以南)。中唐著名诗人秦系,天宝末年避“安史之乱”隐居浙中剡溪二十余载,建中初到南安九日山西峰隐居。姜公辅到泉州闻秦系隐居九日山,即往拜访。
      姜公辅是“布衣崛起秉洪钧,料事当年有若神”、“一时直道犯龙鳞”、“流落空闻弃海滨”。他与秦系一见倾心,十分投契。于是,姜公辅在九日山东峰筑室,与秦系对峰而居,朝夕相处。东峰形似麒麟,原名麒麟山,后因姜公辅隐居,又称姜相峰。有北宋?庆历四年泉州同安人苏绅题刻“姜相峰”。清·洪锡畴《甲戌重阳后五日游九日山》:“山以秦姜重,非人山不灵。千秋双隐士,九日一孤亭。姜公辅游过的石台,称“姜相台”。社坛村百姓将一口古井称“相公泉”。秦系、姜公辅、韩偓,均为外地人隐居九日山者,泉州名士欧阳詹常到九日山从秦系、姜公辅游。宋绍兴二十一年泉州太守赵令衿建二贤祠,祀秦系与姜公辅。后人又建三贤祠,祀秦系、姜公辅与韩偓;建四贤祠,祀秦系、姜公辅、韩偓及欧阳詹。
      姜公辅在九日山隐居13年,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客死九日山。秦系为其葬于九日山东峰南麓。姜相坟居中竖立石墓碑,阴刻碗粗楷书“唐相国忠肃姜公封茔”九个大字。墓前分别两尊石将军,其下卧伏石羊、石狮各一对,并立一对圆顶角柱。后经宋、明、清几代修葺,保存至今。
      具体事迹:姜公辅于唐德宗(公元778-805年在位)时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应制策科高等,授右拾遗,召入翰林院为学士,兼京兆尹户曹参军。《旧唐书》本传说公辅“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新唐书》本传也说“公辅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卢龙留守朱滔反叛。其兄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因此被剥夺军权,废居京师,心情郁愤。公辅谏德宗:“陛下若不能垣怀待泚,不如诛之,养虎无自诒害。”德宗不从。翌年,泾原兵受命东征,讨伐李希烈之叛,过长安,军士以无赏食劣而哗变,德宗自苑门仓皇出逃。公辅又叩马谏德宗:“泚尝帅泾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夺之兵,居常怫郁不自聊。请驰骑捕取以从,无为群凶得之。” 德宗仓卒不及听。果然不出公辅所料,在京师哗变的泾原兵推朱泚为大秦皇帝,朱滔为皇太弟。德宗欲驻凤翔倚靠节度使张镒,公辅又劝德宗说,张镒虽然忠诚可靠,但毕竟是个文吏,他所率领的军队都是朱泚部曲,驻凤翔是十分危险的!德宗这才转移到奉天(今陕西干县)。果然不到几天,凤翔将领李楚琳杀死张镒,发动叛乱,依附朱泚。通过这一事件,德宗称赞公辅有“先见之明”,更加器重他的才智谋略,于是在奉天拜公辅为谏议大夫,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姜公辅担任宰相期间,正是唐王朝与藩镇割据势力矛盾尖锐化的时期。德宗时爆发的“二帝四王”之乱,是唐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在这一斗争中,姜公辅坚决站在中央王朝一边,拥护国家政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
      姜公辅不但精通儒典,有经论之才,而且睿智有谋,忠贞鲠直。德宗由奉天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至城固县时唐安公主病死于途中。唐安公主是德宗最钟爱的长女,德宗非常悲痛,下诏予以厚葬。公辅进谏:“非久克复京城,公主必须归葬,今于行路,且宜俭薄,以济军士。”德宗悼女情切,大怒,斥公辅为“卖直取名”,罢为左庶子,以母丧解。后授右庶子,久不得迁。后又贬公辅为泉州(在福建)别驾。顺宗即位,拜公辅为吉州(在江西)刺史,未就官而卒。宪宗时,赠礼部尚书。公辅卒于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但其生年不详。
      公辅在泉州居住十四年,筑室于南安县九日山麓长隐。这时,会稽人秦系亦隐居九日山。两人时相过从,徜徉山水,酒诗唱和,友情甚笃。《新唐书·秦系列传》记载:“姜公辅之谪,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葬山下。”秦系善诗,隐居山林注《老子》,弥年不出,为人所重,被称为高士。“年八十余卒,南安人思之,为立子亭,号其山为高士峰云。”可知公辅只身来泉州,其妻小没有随同南下。又知秦系亦富文才,志趣高洁。刺史薛播数往见之,岁时致羊酒,而秦系未尝至城门,不改隐逸山林之志。但他和当时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的著名诗人刘长卿相友善,常以诗相赠答。刘长卿号称“五言长城”,他很看重秦系。秦系又与公辅志趣相投,公辅死后为之营葬,料理后事。公辅葬于南安九日山东麓,后人称“姜相墓”,山称“姜相峰”,山上有“姜相台”。墓碑题“唐相国忠肃姜公封茔”,墓周围有拱墙,墓前有祭台,列介士(石将军)、石梅、石狮、石马、石羊各一对,唯石将军已在1994年被盗。1983年,姜公辅墓被泉州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公辅还在泉州别驾任上时,泉州民众即自动建筑二公亭于东郊,以纪念公辅及泉州刺史席相出游之地。后来,南安县建有姜公祠和姜秦祠(与秦系合祀)。广西钦州十字街有平章坊,系为纪念姜公辅而建,但至清道光年间已废。
姜公辅为相仅半年即遭罢斥,时间短促,未能充分施展其才华抱负。但此时恰逢唐王朝迭发重大事变,藩镇叛乱,危及京师。他是在皇帝逃奔途中被任命为宰相的,可以说是奉职于国家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且他尽心辅弼德宗,一腔忠悃,嫉恶如仇,料事如神,政绩可述,不愧“名相”称号。
      生活在中国的姜公辅后裔不少,大部分居住在石狮市。每年清明节,姜氏后裔都聚集九日山给其先祖扫墓。在越南的姜公辅故乡安定县定成乡,则建有“姜相祠”,公辅被封为上等福神而受到祭祀。状元祠今尚存,属于越南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祠横匾题“状元祠”,门联云:“风雨已摧公主塔;海云长照状元祠。”姜氏后裔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作品与思想:姜公辅所撰作品大都亡佚,遗存至今的只有一赋一策,即《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均收录于《全唐文》卷四四六。
      《白云照春海赋》后半篇阙文,仅存前半篇三百余字。此赋以鲜碧空镜春海为韵,描写白云春海的景物之美,气势之盛,抒发了作者的志趣情感。文笔流畅,词藻华丽,视野开阔,体物写志,各尽其妙。姜公辅这篇有阙文的赋,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鸟颉颃以追飞,鱼从容以涵泳。莫不各得其适,咸悦乎性。”“色莫尚乎洁白,岁何芳于首春。惟春色也,嘉夫藻丽;惟白云也,赏以清贞。”融体物与写志于一体,情景交融,从中可以看见作者的志趣与怀抱。《白云照春海赋》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安南千古文宗。”
      如果从思想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那么《对直言极谏策》的价值要远高出《白云照春海赋》之上。从此《策》不但可以看出姜公辅汉文的功力之深,而且可以窥见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还可以从中了解唐德宗即位初期的某些心态以及全国形势的部分侧面。此《策》既是姜公辅硕果仅存的完整作品,又是迄今所见越南人撰写的最早的一篇政论。全文如下:
      问:朕闻古之善为国者,未尝不求正士,博采直言,勤而行之,辅成教化者也。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奋俟时,今启乃沃予,当有犯而无隐。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化而可以外户不扃?五谏安从,三仁谁最?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但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伫辨深疑。在于朕躬所有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
      对:臣闻尧舜之驭寓也,以至理理万邦,在美利利天下。百姓犹惧其未化也,万邦犹惧其未安也,乃复设谤木,询谠议,不敢满假,不敢荒宁。伏惟陛下元德统天,文思居业,慎重光之丕绪,返淳古之休风,光启宪章,畴咨管蒯,锡臣之策,思以启沃。臣狂简不知化源,谨昧死稽颡,辄陈愚虑。
      制策曰:“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欲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而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岂臣非稷契而致是乎?为君谢禹汤使之然也?”大矣哉,陛下之言乎!臣闻禹称善人,不善者远矣。伏见陛下征隐逸于空山,拔夔龙于下位,聘名士,礼贤者,善无欲之徒,发惟新之诏,使吏肃人悦,法明令张,而犹曰:“君谢禹汤,臣非稷契。”此陛下让之至也!臣何敢间焉?夫中于道者,易以兴化;失其道者,难以从宜。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署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
      制策曰:“设何谋而可以西戎即叙?施何术而可以外户不扃?”者,陛下孚惠心,和戎狄,相彼君长,解辫户庭,应以地僻遐荒,未知圣造。伏以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视边戍申严,则请通国好;睹疆场无备,则屡起贪心。固难可以礼义和,难可以恩泽抚。取今之要,莫过于智将悍卒,设险边隅。臣伏以陛下且以恤下为心,不以西戎为虑。今请制:其边兵有常数,边将有常务,分其土而居之,给其家而业之。因其业也,而为之城池;因其将也,而为之牧守。又申严其令,使获虏马者,赏以马;使获虏羊者,赏以羊。人皆固业,战自力倍,则可少安。今积甲日深,兴戎岁广,黎人抗弊,未可勤师。伏望利物之原,息人之道,使广庶类,农桑以时,宏济济之士于朝,盛洋洋之化于野。使其来也,慕斯文物之盛;居其边也,杜其利欲之求。然后款塞而可即叙矣。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孰有不耻且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
      制策曰:“五谏安从,三仁谁最?”者,夫谏者以讽为先,乱国非无直言也,直言不用,故谄谀胜矣;理国非无谄谀也,谄谀不用,则直言胜矣。时逢否闭,仲尼或守其主文;今日昭明,微臣请从其直谏,臣之职也,敢二事乎?昔商纣不君,虐弃天物,三仁弼谏,藩扞宗彝,退八百之师,抑三分之众,均其忧乱,俱可称仁,较其持危,或非同德。比干知死亡之义,且曰陷君;微子去父母之邦,或云智免;进退不失其正,在于太师乎?
      制策曰:“周昌比汉高于桀纣,刘毅方晋武于桓灵,俱见含容,两无猜怒,故君不失圣,臣不失忠。子既其俦,应详往行,四贤优劣,伫辨深疑。”臣闻君明则臣直,二圣以乘时开国,参佐昌图;二臣以委质造邦,克扶兴运。开忠谠之路,成不讳之朝,固拟议失伦,比方不怍,将以感君之未寤,致理于升平,绝好恶之门,传和睦之代,名高终古,传在策书,巍巍三代,斯为盛美。臣素无学术,谬窃对敡,若变其微,斯言之玷,使臣以礼,晋武宁劣于汉高;鼓怒抗辞,周昌不优于刘毅。
      制策曰:“在乎朕躬,有所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者。臣固凡陋,越在侧微,仰天地之大全,空忻化育;体阴阳之广运,每荷陶甄。岂意胜诏荐临,猥垂下问,心虑陨越。夏虫不睹于春冰,曲士宁知于天道?欲申微素,进退忧惶。伏见陛下以道生成,以德复载,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委符瑞为草莽,用忠良为灵庆,临群下以正德,惠兆人以厚生,诚太平之道也,刑措之渐也,臣不胜其忭。愿陛下俯仰必于是,寤寐必于是。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抑臣以为知终终之可以存义者,其惟圣人乎?伏惟陛下终之,臣不胜葵藿倾心之至。谨对。
      德宗李适(公元742-805年)是代宗李豫长子,在讨伐安史叛军的战争中曾任天下兵马元帅,封鲁王,不久改封雍王。安史之乱平定后,以元帅功拜尚书令。因为德宗亲自参加过平叛战争,深知地方割据势力的危害,而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又与朝廷政治腐败有关。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很想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他曾命减乐工,损服玩,纳谠言,求多士,近文雅;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禁止宦官受赂,免除诸处岁贡。废除租庸制及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岁夏、秋两征。两税法把当时紊乱不堪的税制统一起来,把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所好处,具有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德宗曾设法打击藩镇,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力图实现政令统一。《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史臣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训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这些评论,溢美过誉,在所不免,但也多少反映了德宗即位初期励精图治的一些实际情况。《本纪》还记载,“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桔,岁一贡以供宗庙,余贡皆停。”“罢邕府岁贡奴婢。”“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剑南岁贡春酒十斛,罢之。”“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银器勿以金饰。”“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诏人死亡于外以棺柩还城者勿禁。”“散官豢猪三千头给贫民。”这些措施,减轻了人民负担,表示了对人民疾苦的某种体谅或同情。文单国在今之越南柬埔寨一带,所献舞象三十二头,德宗诏令放于荆山之阳,回归自然。所养鹰犬,亦悉数放之。其意义不仅可以避免玩物丧志,而且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因此,德宗即位初期,国家政治颇有起色,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本纪》谓德宗“御正殿而策贤良”,《姜公辅列传》载“应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可知姜公辅就是德宗初即位策问的“贤良”之一,这篇《对直言极谏策》便是他对策问的答卷了。
      制策中有:“朕临御日浅,政理多阙,每期忠义,切投药石。……朕窃不自揣,敢慕前王,上法羲轩,下遵尧舜,还已散之淳朴,振将颓之纪纲,使礼让兴行,刑罚不用。”这些话,确有点“思治若渴”、从善如流的味道,德宗颇想振作精神,效法古圣先王,重整纪纲,扭转风气,使国家达于至治,抱负不小。但既云淳朴已散,纪纲将颓,则问题严重,困难很大。诸如“人犹轻犯,吏尚循私,为盗者未奔,不仁者未远”等等现象,层出不穷,积重难返。究竟是何原因?怎样才能解决?
      姜公辅的对策,对于君道治道,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和见解,主要内容有以下数条:
      一是以尧舜禹汤为君主的榜样。对策开门见山,首谓:“臣闻尧舜之驭寓也,以至理理万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犹惧其未化也,万邦犹惧其未安也,乃复设谤木,询谠议,不敢满假,不敢荒宁。……臣闻禹称善人,不善者远矣。……夫中于道者,易以兴化;失其道者,难以从宜。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暑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臣民在其上写谏言,此木牌称为谤木,又称诽谤木或华表木。姜公辅希望德宗效法尧舜禹汤,行正道,纳正言,近善人,远奸佞,如此方可使君民同心,上下一德,从而达到国大治、民大安的目的。
      二是认为戎狄轻而寡信,贪得无厌,对之难以礼义和,恩泽抚;主张充实国力,加强国防,发展经济,广揽人才。只要国家强大,则不必以边患为虑。姜公辅在这里是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对待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针,暴露了儒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言于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的话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这此言论,代表了儒家的一贯看法。姜公辅受“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所以也宣场起“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来了,不足为怪。他主张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并提出了类似屯兵、屯田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三是提倡礼义,实行富民政策,利用厚生,与民休息,广庶类,勤农桑,崇教化,重贤才。“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熟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儒家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进行礼乐教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富而后教,才易于使人向善,遵礼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显然,姜公辅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张先富后教。
      四是赞扬德宗厚德载物,恩泽被及草木禽兽,诚为德政。例如,“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就是指德宗罢贡献,放舞象,出鹰犬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伦理学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姜公辅又引《诗经·大雅》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德宗慎终如始,贯彻到底。言辞虽然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颂扬之中,隐含警告。可惜德宗并没有认真听取姜公辅的规谏,有始无终,竟把国家政局搞得一塌糊涂。姜公辅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新唐书·德宗本纪》赞曰: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对于姜公辅和唐德宗君臣之间的关系及其是非曲直,这段赞语可以看作是历史之公论。
      从思想行事来看,姜公辅属于儒家学派是无可置疑的。但他和当时安南大多数文人学者一样,信奉三教同源之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并不采取排斥态度。《新唐书·姜公辅列传》记载:“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安南文人学者一般认为,进可以儒术应世,退可以道术养身,儒道两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长处和适用范围。看来姜公辅也信奉并且实行这样的思想观念。
      新唐书《姜公辅传》:
      姜公辅,爱州日南人。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岁满当迁,上书以母老赖禄而养,求兼京兆户曹参军事。公辅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
      朱滔助田悦也,以蜜裹书间道邀泚,太原马燧获之,泚不知也,召还京师。公辅谏曰:“陛下若不能坦怀待泚,不如诛之,养虎无自诒害。”不从。俄而泾师乱,帝自苑门出,公辅叩马谏曰:“泚尝帅泾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夺之兵,居常怫郁不自聊,请驰骑捕取以从,无为群凶得之。”帝仓卒不及听。既行,欲驻凤翔倚张镒。公辅曰:“镒虽信臣,然文吏也,所领皆朱泚部曲,渔阳突骑,泚若立,泾军且有变,非万全策也。”帝亦记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数日,凤翔果乱,杀镒。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请为守备。卢杞曰:“泚忠正笃实,奈何言其叛,伤大臣心!请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劝杞奉迎乘舆者,乃诏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辅曰:“王者不严羽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而士马处外,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诸军。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辅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许下嫁韦宥,以播迁未克也。帝悼之甚,诏厚其葬。公辅谏曰:“即平贼,主必归葬,今行道宜从俭,以济军兴。”帝怒,谓翰林学士陆贽曰:“唐安之葬,不欲事茔垅,令累甓为浮图,费甚寡约,不容宰相关预,苟欲指朕过尔!”贽曰:“公辅官谏议,职宰相,献替固其分。本立辅臣,朝夕纳诲,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辅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许之,内知且罢,故卖直售名尔。”遂下迁太子左庶子,以母丧解。复为右庶子。
      久不迁,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未报。它日又言之,帝问故,公辅隐贽言,以参语对。帝怒,黜公辅泉州别驾,遣使赍诏让参。顺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宪宗时,赠礼部尚书。
      旧唐书《姜公辅传》:
      姜公辅,不知何许人。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应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建中四年十月,泾师犯阙。德宗苍黄自苑北便门出幸,公辅马前谏曰:“朱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德宗曰:“已无及矣!”从幸至奉天,拜谏议大夫,俄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从幸山南,车驾至城固县,唐安公主薨。上之长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聪敏仁孝,上所钟爱。初,诏尚韦宥,未克礼会而遇播迁;及薨,上悲悼尤甚,诏所司厚其葬礼。公辅谏曰:“非久克复京城,公主必须归葬,今于行路,且宜俭薄,以济军士。”德宗怒,谓翰林学士陆贽曰:“唐安夭亡,不欲于此为茔垅,宜令造一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姜公辅忽进表章,都无道理,但欲指朕过失,拟自取名。朕比擢拔为腹心,乃负朕如此!”贽对曰:“公辅官是谏议,职居宰衡,献替固其职分。本立辅臣,置之左右,朝夕纳诲,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费微小,非宰相所论之事。但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若造塔为是,役虽大而作之何伤!若造塔为非,费虽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会朕意。朕以公辅才行,共宰相都不相当,在奉天时已欲罢免,后因公辅辞退,朕已面许。寻属怀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辅知朕拟改官,所以固论造塔,卖直取名。据此用心,岂是良善!朕所惆怅者,只缘如此。”贽再三救护,帝怒不已,乃罢为左庶子。寻丁母忧,服阙,授右庶子,久之不迁。
      洎陆贽知政事,以有翰林之旧,数告贽求官。贽密谓公辅曰:“予尝见郴州窦相,言为公奏拟数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恐惧,上疏乞罢官为道士,久之未报。后又廷奏,德宗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便以参言为对。帝怒,贬公辅为泉州别驾,又遣中使赍诏责窦参。顺宗即位,起为吉州刺史,寻卒。宪宗朝,赠礼部尚书。

      这条逶迤的小路通向西峰......





      回首来时路......

      好有趣的景致啊......
      白云坞:在三峰环抱的低洼处, 中有井曰“钓龙井”;坞中白云出岫,涧泉潺流出峡,南注山口,名曰 “菩萨泉”。



      儿子走得太快,总是不耐烦等妈妈。唉......

      这片浑然一体的山石是怎样形成的?实在是好奇......


      八戒石:八戒石位于九日山西北山林,即玉立石之又名。因其形似八戒西向坐像,长期以来流传着一则与八戒有关的传说故事,故又名八戒石。

      像吗?转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哪里像猪八戒......

      又在福建看到了这样的山石,好奇怪呢?怎么形成的,这到底是?



      西峰因唐代名诗人秦系在此隐居,故称高士峰,或称西台。
      高士峰:即九日山西峰,又称西台,因唐朝著名诗人会稽秦系栖隐得名高士峰。在原秦君亭旧址左侧岩石上有宋·福建提刑观察使苏才翁(舜元)莅泉登游九日山时题“高士峰”石刻。
      西峰东坡巨岩峭壁间,有全山最大的石刻“九日山”三字,是清·乾隆间福建提督马负书所题。上有附记云:“郡乘山川志,朱文公两游于此,有书九日山三字。余游历憩息,考之山僧,谓世远凐没无存,良可慨惜。因重勒三字,以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云。”(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马负书》)

      西峰还有一埠无字的大盘石,人称“翻经石”,相传南朝时来自印度的高僧拘那罗陀在此石上翻译《金刚经》。(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拘那罗陀》)







      石佛亭:九日山西峰绝顶,有巨石耸天而立。五代末,漳泉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名工匠镌刻巨石佛像。宋乾德三年(965)建成,为闽南较早之石雕佛像。佛像趺坐莲花座,袒胸盘足,双手拖放膝上,衣褶深密,神态安详自若。全高(包括底座)7.5米,肩宽1.86米。原建木屋遮护,屡遭损毁。现存石室系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南安知县李延基(满族)重建。李知县在石室正门题匾“洞天别现”。石佛亭形似炭炉,百姓敬称为“荫碳瓶”(荫碳亭)。泉州太守王十朋有题“石佛岩”诗:“”

 

       石佛岩:西峰绝顶有座石亭,亭里有一尊天然岩石琢成的大石佛。石佛岩最初始建于五代末。当时,九日山西峰峰顶有巨石耸立,漳泉节度使陈洪进便命工匠镌刻巨石为雕像,尊阿弥陀佛像。直到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才算建成,可见工匠对这座佛像的用心。
      陈洪进为何在九日山建石佛?相传,当时南安一带易发生火灾。民间相传这石头克火,若用石头雕刻成阿弥陀佛,一来能以石克火,二来也可以保佑百姓。于是,作为当时节度使的陈洪进便造佛像以禳压火灾。陈洪进为人机诈,权谋善变,虽恶迹不少,但“纳土归宋”之举却让他得以善终,且在青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外面的石室并不是五代末建的,它是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兴建的。此前一直是用木屋遮挡石佛,但由于自然等不可抗拒因素,木屋经常被损毁。为此,当时的南安知县李延基特意重建了一座石室为石佛遮风挡雨。建成以后,李知县在石室正门题匾“洞天别现”。
      据《泉州府志》载:“五代陈洪进镌佛像于此,后盖一石室,名为石佛亭,用以保护石佛。据查泉州一带古代的石佛造像,大抵多造于宋代,九日山这座石佛算是闽南最古的石佛造像。”
      外筑石亭,以保护石像,全系石构,硬山式屋顶,面阔进深,均具一间,呈方形。北峰连接东西两峰,叫北台,三峰环抱成一坞,曰白云坞。坞中白云出岫,碧谭幽间,出峡南注,为菩萨泉胜迹。 

      大石佛高7.5米,肩宽1.85米,袒胸盘坐于莲花座上,气势雄浑,为北宋郡守陈洪进为禳压火灾,于乾德三年(965年)倡镌,是泉州最早的石刻造像艺术珍品之一。这石佛可是用一整块天然石头雕刻而成的,最精细的是他的头发,丝丝缕缕清晰可辨。石佛面目慈祥,双手叠放,持“上品上生”手印,当为阿弥陀佛。形体丰满,衣纹流畅,一些细节特征也基本与唐代造像仪轨相符合。他静坐在石室之内,颇有远离尘世之感。

      廓然亭:位于姜相峰西侧半山处,建于北宋,亭边有古松,是诗人词客雅集吟咏的胜地。废于元代。
      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登游九日山,咏《题廊然亭》以记游:“迟留访隐古祠旁,眼底髯松老更苍。山得吾侪应改观,坐无恶客自生凉。”
      宋·陈知柔《廓然亭送梁状元叔子》 :“廓然亭上少迟留,万壑风烟眼底收。饮罢征车已催发,都人待看上瀛洲。”
      宋·梁克家《廓然亭次韵陈知柔》:“已行更为玉泉留,好景烦公杰句收。紫帽峰前双鹭下,几多清兴满沧洲。”
      宋·赵时焕 《九日山廓然亭送客》:“频年因送客,携酒访山灵。归去成何事,重来愧此亭。天宽野水白,松润石崖青。倚杖思今古,寒鸥落远汀”。

      南朝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在此翻译金刚经,学习汉语,山上还留有翻经石古迹。

      晋江蜿蜒于山南,江上原有金鸡大桥,为宋时所建,现改为金鸡水闸。







      西峰因唐代名诗人秦系在此隐居,故称高士峰,或称西台。新建的“秦君亭”前有一大石,石上“高士峰”三字为北宋福建提刑观察使苏舜元(字才翁)所题。
      明·泉州南安人傅凯《高士峰》:“世事将非此避名,先生踪迹有高亭。一庭芳草埋丹灶,千载清风耸翠屏。浩荡乾坤浮海岛,优游鸥鹭满沙汀。登临自觉无穷思,富贵都轻水上萍。”[注]丹灶:疑即丹房,因平仄需要而用此,指神仙居处,喻高士居所。
      秦君亭:唐人为纪念秦系筑室隐居九日山,于其筑室处建秦君亭,五代陈洪进重修时,立秦系像于亭中。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其裔孙秦时中知南安县时,重建是亭并立碑纪事于其东侧。

      宋·刘涛《题九日山秦君亭》:“唐时贤士今何在?晋代青松独此存。往事悠悠何处问,金鸡山色又黄昏。”
      南宋·王十朋《咏九日山秦君亭》:“山中高隐欲逃名,不谓名随隐处成。凿石一泓诗数首,也曾攻破五言城。”[注]秦君:秦系。攻破五言城:秦系与刘长卿友善,以诗相赠答,刘长卿用五言长诗难之,秦系用偏师攻之,传为一段佳话。
      南宋·淳佑壬子(1252年)浴佛日(阴历四月初八),宗室赵时焕(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赵时焕》)与赵崇皦游九日山,于西峰东坡巨岩勒下《题秦君亭》唱和诗。
      赵时焕诗曰:“频年因送客,携酒访山灵。归去成何事,重来愧此亭。天宽野水白,松润石崖青。倚杖思今古,寒鸥落远汀。”
      赵崇皦诗曰:“苍松藏野寺,山以隐君灵。俛仰千年事,孤高九日亭。抗尘头渐白,吊古眼犹青。有客耽幽讨,吟情起鹤汀。”
      南宋·淳佑十二年壬子(1252年)仲夏朔(五月初一),福州陈炎子登游九日山,览秦君亭,见赵时焕、赵崇皦唱和诗刻,遂和诗勒石于二赵诗刻左上方崖壁间留纪:“隐君在何许?把酒唤英灵。已矣成千古,悠然见一亭。雨淋碑自墨,岁老柏长青。大笑下山去,潮平月满汀。”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六月十四日,黄河清偕郭“车堂”、方彦三人联袂登九日山,秦君亭西侧岩上有三人联吟诗三首勒摩崖。











      无等岩:西峰无等岩下有一天然洞穴,相传唐·会稽(今属浙江绍兴)人无等禅师来游九日山,筑石室于岩下,隐居四十四年,享年九十九岁;岩下曾刻“泉南佛国”四字,据说这是唐代高僧元等禅师所题,一字值一亿元。
      唐·大中间泉州刺史卢同白《九日山无等岩》(此诗系赠九日山无等禅师):“九日峰前八十秋,禅庵遥枕晋江流。师心应共山无动,笑指云霞早晚休。”











      九日山西峰东南坡半山处岩崖下,有元·泉州监郡亻契玉立所题诗刻。其自序云:“至正庚寅重九来登是山。昔有廓然亭、四贤祠,岁久荒芜,惟高士峰、秦君亭独存,而廓然亭复扁。豁然览眺,徘徊感慨而赋。”诗云:“攀云晓上廓然巅,半岭回峦景豁然。花县屯烟山谷里,金钲跃浪海门边。四贤感慨祠空寂,九日登临菊自妍。萍水偶逢须一笑,醉忘佳节是何年。”





 

      九日山:千百年来,九日山曾吸引无数文人墨客来此登游,宋理学大家朱文公曾于1156年和1185年两游于此,并书“九日山”三字,可惜朱公真迹被腐蚀风化无存。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武状元、福建军门提督马负书为承先哲表彰胜地之至意,特意补提刊刻“九日山”于石崖上,并附记于侧。马负书虽是武将,公余练字不辍,尤擅擘窠大字,补提山名后,病逝任上,享年九十有九,“九日山”三字成其绝笔之作,至为珍贵。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这样记载了一则有关马负书的异事,印象相当深刻:“福建陆路提督马公负书,性耽翰墨,稍暇即临池。一日,所用巨笔悬架上,忽吐焰,光长数尺,自毫端倒注于地,复逆卷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敛。署中弁卒皆见之。马公画为小照,余尝为题诗。然马公竟卒于官,则亦妖而非瑞矣。”巨笔吐焰是否真有其事,实在不必考证。但纪晓岚曾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担任福建省提督学政,到过泉州,见过马负书,为他题过诗,却绝对是真实可信的。 
 



      明·万历甲申(1584年)冬,王豫题刻一诗于西峰“九日山”三字题刻南侧悬崖间:“大海奇观尽,还登九日山。 此中无限兴,不在山海间。”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春二月廿四日,泉州府通判郝中随知府常性等人“郊谒宪官,故登九日山”。郝中赋诗一首,刻于九日山西峰东麓石刻群下部左侧:“磨空楼阁倚空山,京口仙人去不还。春色满林三岛外,清岩横岱九霄间。钓龙井古苍松老,憩鹤台荒丹灶闲。回首夕阳烟霭外,秦君亭上任开关。”





      西峰石刻群:按内容可分为海交祈风石刻,登临题诗石刻,游览留名石刻和修建纪事石刻等。其中海交祈风石刻最为珍贵,它记载了宋代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商船遣舶和回舶祈风仪式的千年历史,印证了十二三世纪我国宋代泉州港同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地区的海上经济贸易和人民交往的史实,是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史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海上丝绸国际考察队于1991年2月来到九日山考察,并留下一方纪事石刻。这方用英文镌刻的石碑,是绝无仅有的瑰宝,在国内是罕见的。

      明·隆庆戊辰(1568年)初春日,丁一中与南安县学教谕进贤人攀恒、县学训导合浦人王士魁、四会人李联馨,及太学生、庠生多人,同游九日山,在西峰东麓石刻群南侧上方勒手书《初春日九日山限韵一首》:“青阳淑气正熙微,九日山巅一振衣。岳谷千年余胜概,冠囊万里共春晖。秦君亭废名犹在,姜相祠荒世已非。欲觅辽东旧时鹤,御风仍向海天飞。”

      在丁一中诗刻下方,有明·隆庆四年(1570年)南安知县邱凌霄(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 邱凌霄》)诗刻:“九日浮云变翠微,千年古刹几传衣。藤长松老空春雾,古往今来但夕晖。海上高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相逢漫忆姜秦辈,幽思翻牵野鹤飞。”


      名人诗词:
      宋·钱熙《九日溪景偶成》:“渔家深处住,鸥鹭泊柴扉。雨过山迷径,潮来风满衣。岸幽分远景,波冷漾晴晖。却忆曾游赏,严陵有旧矶。”
      明·黄景昉《登九日山 》:“扪葛攀萝上,千年此度看。日风生静晓,人鸟避高寒。海老黄龙徙,秋深白露残。讵知烟影里,一簇是南安。”[注释]扪葛:“葛”在闽南方言中指龙舌兰,泛指可供扶手攀授的植物;扪葛就是摩着葛藤。海老:海枯。 白露:节气。南安:当时南安县城在丰州。
      明·黄克晦(参见《泉州人名录·黄克晦》)《泛舟游九日山分韵(之一)》:“何处访秦君,扪萝入鸟群。山行常带雨,石坐不离云。樵径林间得,渔歌水上闻。何时还筑室,重注五千文。”
      明·晋江诸生张守质(字可质,号念庵)《游九日山 》:“步入禅关一径赊,摄衣登眺夕阳斜。金溪碧落千条练,紫塔光涵五色霞。月系扁舟渔火渡,风清古碣隐君家。游人亦卧东山麓,醉倚烟萝学种瓜。”〖注〗禅关:有关佛教的事物曰禅,此“禅关”指上山的关口。赊:作“远”解。摄:引持,“拉起”解。碧落:道家称天空为碧落。紫塔:疑指紫云双塔(泉州开元寺东西塔)。碣:圆顶的石碑,此泛指石碑、碑刻。隐君:指唐·诗人秦系,天宝末隐九日山,世称隐君(参见《泉州人名录·秦系》)。东山: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晋·谢安早年隐居于此;又,临安、金陵均有东山,也是谢安游憩之地,后因以东山指隐居。
      清·曾遒《甲戌重阳后五日游九日山》:“摩挲石刻露嶙峋,拟和新诗试效颦。落帽秋风欺白发,戴云仙迹混红尘。隐居不脱寰中境,远眺还疑物外身。盛会年年应继续,痕留鸿雪妙传神。”
      清·杨家栋《甲戌重阳后五日游九日山》:“醉席曾经卧昔贤,千秋陈迹付寒烟。多情惟有山间月,夜夜瞒人伴石眠。”
      清·洪锡畴《甲戌重阳后五日游九日山》:“山以秦姜重,非人山不灵。千秋双隐士,九日一孤亭。遁世头犹黑,怜君肯孰青。高风深仰止,兰芷满芳汀。”
      清·洪锡畴《乙亥重阳日九日山登高》:“栖迟谪宦有高坟,自昔名垂隔世闻。拓石重来寻宋刻,拒衣独上吊秦君。东西二水江间合,清紫双峰郭外分。旷望苍茫天尽处,可怜极北紧风云。”

















 



      第一次见到英文石刻呢......

      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迪安博士带领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登上九日山,所有的队员对九日山现存的海交祈风摩崖石刻胜迹赞叹不已,并用中英文勒石纪念。全文如下:“在九日山最后一次祈风仪典之后七百余年,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标。为此,特留下这方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在古老的九日山上,这是最新一方摩崖石刻,也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此行留在中国大地上惟一的石刻。它标志着泉州的九日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受到了举世的公认。 



      唐·秦系、姜公辅、韩偓,均为外地人隐居九日山者,泉州名士欧阳詹常到九日山从秦系、姜公辅游。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泉州太守赵令衿建二贤祠,祀秦系与姜公辅。后人又建三贤祠,祀秦系、姜公辅与韩偓;建四贤祠,祀秦系、姜公辅、韩偓及欧阳詹。
      明·李廷机《题四贤祠步旧韵》:“往哲遗香火,聚英托地灵。怀人争有待,吊古已无亭。旧事怨回禄,芳名照汗青。临风重搔首,落日映沙汀。”
      诗人傅定保《题四贤祠》诗云:“四杰唐遗迹,千年此妥灵。草荒丞相墓,云锁隐君亭。助教衣犹绿,翰林山尚青。因怀水南令,秋思绕春汀。”
      明·黄养蒙《九日山书室》:“曾楹茅屋九山曲,时望金溪小径通。堆叶扫云寻老子,烹茶读易梦周公。几年司计惭明主,何日乘舟挂晓篷。江上清风犹旧否?沙汀为我问渔翁。”[注] 楹:旧时房屋一间叫一楹。曲:偏僻的地方。金溪:晋江流经南安丰州的一段。老子:原名李耳,一字聃,称老聃,春秋末杰出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著有《道德经》。周公:也称叔旦,姬姓,武王弟,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史称周公,西周杰出政治家,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诵年幼由他摄政。
      北宋·宰相李邴有题琴泉轩诗曰:“鸟啼静夜应传谱,风入寒松拟续琴。”
      宋·吕夏卿《游琴泉轩》:“野寺抱琴至,古台终日留。暖风宜酒病,好客伴春游。胜事回头改,浮名到耳休。吾怀真放旷,不强落林邱。”
      宋·刘涛《题九日山思古堂》:“今人思古不如古,后代思今亦似今。古往今来只如此,溪山伤尽几人心。”

     最有特色的福建屋顶——燕尾脊:屋顶正脊,也称中脊,正脊两端线脚向外延伸并分叉,即燕尾脊、燕仔尾。庙宇、祠堂及大厝中多使用燕尾脊。这种假四垂屋顶主要流行于福建的莆仙地区和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厦门。
      按照闽南民间的说法,只有举人以上的官宅才可使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地域上,泉州地区民居使用燕尾脊的现象十分普遍,至漳州、同安一带民居则使用相对较少。所谓的“皇宫起”大厝,大多使用燕尾脊,称“双燕归脊”。 台湾民间也有相似的说法,林道衡先生记曰:“明清时代,在福建南方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中了举人的人家,才能盖燕尾型的房子,一般人家只能盖马背型的。这个习俗传到台湾,南部地区倒是奉行不渝,可是北部各地就不大理会这一套了,只要有钱,不管有没有功名,也照盖燕尾型的房屋不误,台北市及台北县偏多燕尾型的古屋,即因此故。”闽南、台湾两地民间都认为燕尾脊等级高于马背,而燕尾脊也只在某些地区流传。脊皆用红砖砌成。在结构上,常见的正脊有两种,一种称“鼎盖脊”,断面呈工字形,束腰(脊堵)处常作花砖、粘贴陶瓷等各种复杂的装饰;还有一种称“花窗脊”、“车窗脊”、“梳窗脊”,在束腰处以空透的红色或绿色花砖砌成。
      燕尾出于《诗经·小雅》中的篇章《斯干》,原文仅是周王修筑宫室完成时的祝颂歌辞。至于“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简称“鸟革翚飞”,则是形容屋脊造型有如鸟儿翱翔的翅膀,及其色彩的斑斓。这不单单是燕尾飞檐的出处,同时也表示著“燕尾飞檐”的建筑装饰仅限用于帝王宫室。若民间随意使用,便是属违反礼制,属于僭越身分地位的行为。
      中国内地:早期,中国大陆地区的燕尾都出现于宫殿、寺庙等较具有特殊地位的建筑。然而,时至明朝末年,海禁迫使原繁荣的泉州港没落,附近沿海居民为求生存而走险,以漳州月港为据点,长期从事海上走私。当时,刚好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等欧洲海商来到中国贸易,为这些走私的沿海居民带来财富。居民们长期在海上求生,大部分个性冒险不羁,对于违反体制的举动多不在意,财大气粗之下,便在当地兴建许多具华丽装饰的建筑,故闽南地区的民宅便开始出现一些附带燕尾飞檐或马背的红砖红瓦式宅居。
      台湾:台湾民间传说,燕尾只有官方或中举人之家族才能使用,但这种说法并没有文献的记载,兴许只是民间的约定成俗。另外,许多台湾的合院民宅可见燕尾树立在正身的屋脊,但置在门楼屋脊的燕尾(如果有内、外门楼,则只有内门楼竖立燕尾),依据民间习惯,代表一个家族的祖祠,或俗称之祖厅,尤其在客家家族中常见。虽然燕尾脊代表尊贵的地位,但有时宗祠、庙宇也担心翘起的燕尾脊会冲犯民宅,因此在外头加上一道马背脊,形成一种特殊的屋顶造形。

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
——20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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