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春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宗教石刻馆）

　　在泉州，你几乎很难找着一处人文景观，是与宗教毫无关联的。宗教，渗透在这座千年古城的每一寸肌理，涵养着世世代代包容而热情的泉州人。

　　在这里，全世界的宗教你都能觅得踪迹。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日本教、拜物教、犹太教……光是短短的一条涂门街，不足一百米，清净寺、佛家寺庙、关帝庙，风格迥异的信仰竟能相安无事。

　　这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宗教博物馆”。有着“泉南佛国”之美誉，有中国最大的道教造像老君岩，有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史迹“圣墓”，有中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草庵，还有中国唯一保留祭祀印度教洋山神的白耇庙……你可以触摸那一处处浮雕、碑刻，感受历经岁月洗礼的曲折沧桑；可以流连于泉州海交馆200多座融合各种宗教的神龛，品读泉州人海一般的壮阔情怀。

　　追溯历史，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相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 “市井十洲人”、“缠头赤足半蕃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旅行家、僧侣，在带来大量的物流、资金流的同时，也将各自的文化与信仰留在了这里：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中亚的摩尼教、东亚次大陆的印度教……时过境迁，这些肤色各异的“十洲人”如今留给我们的，是弥足珍贵的宗教文化瑰宝，它们与泉州本土民间信仰交相辉映，造就了今日独具魅力的泉州宗教景观。

　　不行宗教旅，枉到刺桐城。

      泉州素有“宗教胜地”之称。历史上多种宗教汇聚泉州并留下大量珍贵的宗教遗迹遗物，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现存的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仍拥有众多的信众和数目可观的寺观教堂，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种民间信仰宫庙。

　　泉州是佛教传入中国较早的地区之一，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佛教就开始在泉州传播，并建佛教寺院。

　　道教发源于中国，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就在泉州传播，并建造了位于市区的白云庙（现元妙观）。

　　基督教于公元1306年传入泉州，并建有一座礼拜堂称兴明寺。

　　伊斯兰教在唐武德（618—626年）开始在泉州传播。伊斯兰教主要是泉州市回族等少数民族中的穆斯林群众信仰。（包括一些海内外来泉经商、旅游、学习等信徒）。

　　天主教自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3年），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传入泉州。

      十字架与古代文化：据记载，十字架是远古就存在的普遍符号，代表了太阳。十字架最早是出现在墨西哥、秘鲁，最为重要的是出现在中美洲。北美达科达印第安人也用十字架来表达四季风，学者普遍接纳十字标记的使用可追溯到基督教创立以前，有学者更认为十字形图案甚至可追溯生殖崇拜，他们认为十字架象征了生命之树，是一种生殖符号，可能象征古老的男根崇拜或象征女性生殖器，竖条代表男性，横条代表女性。古埃及、印度和西藏等古老民族都把十字型图案视作赋予生命的象征。特洛伊的宗教中，十字形图案出现在陶器上以及脚踏板的螺纹上，为崇拜太阳。高卢人的陶器、宝石和硬币都有十字型图案。在中美洲，十字暗指四种风，它们是造雨的源泉。在中国表意字符中，是带着方框的等变形，反映的是大地。

      十字架起源于何处：基督教圣经《新约》里是没有出现过十字架这个词的，而是希腊文σταυρος或者σταυρου，意思是木桩或树桩。而古典希腊语仅仅指一棵没有横条的笔直树桩。σταυρος出现在新约中《哥林多书》第一章第17节。但是，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标志这件事的来源却说法颇多，有一种说法便是说，尽管认为十字架是象征着基督的牺牲，J.F.赫斯特著的《基督教教会史》（1897年）仍指出：“西元1世纪的基督徒既不使用基督受难像，也不使用任何样式的十字架。”直到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一场战役前看见天上出现类似十字型标志的异象，十字标记才被引入基督教作为信仰的标记。自5世纪始，十字架纹样用在石棺、灯台、箱子以及一些其他物件上，取代了标志着早期基督教的“克˙勒”花押字。十字架在其后出现在公元5至6世纪的耶稣受难像，及至公元7世纪，出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受难形象，教会号召信徒尊敬及使用十字架。中世纪后的宗教绘画或宗教文学，全都描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形标记使用更加普遍，成为了教会权威的象征，用在骑士团的各种徽号以及武器和旗帜上，甚至教堂的平面图也是按十字形设计的。 

      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十字架是基督耶稣整个受难与拯救的象征，不仅承载了基督创立基督教，更蕴含了基督牺牲自我拯救人于罪恶的精神，是神的爱，信实，拯救，怜悯，安慰，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将基督的屈辱变成了基督的祝福，叫信靠他的人能够因信称义，承受永生。  一如圣经中说言，十字架是伤耶稣“脚跟”的刑具，但却是伤撒旦“头”的武器；是极痛苦的死刑，却能救人脱离极痛苦的地狱永刑。又有人说，十字架是罗马人用来处死耶稣的刑具。耶稣的的双手被钉在一根梁木的两侧。然后这根梁木被固定在一根直立的木桩上，成为十字架的形状。耶稣的跟随者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害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这表明耶稣担当了人类当受的刑罚，世人因此可以免受这种刑罚，与活着的神保持永恒的关系。由于跟随他的人还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十字架也就成为了盼望、战胜死亡和永生的象征。  在我看来，十字架是耶稣也就是基督对人类救赎的完成。在某种程度的意义上，十字架可看作苦难也可以看作希望，这两者并不相悖。

      尽管现世人们多将十字架与基督教所联系，但事实上，十字架并不是基督教所独有的，我们知道，早在基督宗教产生前，十字架符号已经出现。在世界各地，这个符号有着不同的意义。如在希腊，这个符号代表的是太阳神，在近东如埃及，十字架所代表的是赋予生命的象征。还有一种太阳十字，早在欧洲史前时代已经出现，以作为部落的一种象征图腾符号（相同的符号在美洲原著民部落亦有使用，但名称与所包涵的意义皆各有异）。当然这些不同地区的所谓十字架，与我们所认识的十字架图案略有不同。  Berry（纹章学百科）提到了385种不同的十字架。绝大多数是纯粹的装饰性以及纹章意义。作为宗教信仰标记的十字架，其最初的形状主要有4种，分别为“T”形十字、“Y”形十字、“X”形十字（又称圣安德烈十字）、“希腊十字”（正方形十字，如红十字会的标志）。現在各式各样的十字架都是从这四种十字形式演变而来的，其基本形状为横竖垂直型。  天主教、基督教及东正教的十字架，在信仰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形状上却略有不同。基督新教的十字架上是没有钉耶稣的身体形象；天主教的十字架通常横短竖长，垂直交叉部分则上短下长，并且还会带有艺术性装饰；东正教的十字架通常为红十字会标志型的正方形十字架......

      泉州印度教：秦汉时期，婆罗门教的势力已初植于越南南部，汉初建立一个婆罗门教统治之国家于此。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南洋考古学家朝韩槐准认为，波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在华南作蠕动式的传播，其苦行的教徒已把其教传播于华南。80年代，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东南亚、西南亚输入的器物，为这个论断提供有力的物证。对狗的崇拜，是波罗门教的遗风。

      在东南亚的发展：爪哇发现波罗门教石雕狗像，中国的海南岛、广州和泉州教有膜拜狗将军的小庙，可能是波罗门教的遗绪。泉州临漳门外（新门外）的“石祖”（俗称“石笋”），由五块石头组成，高3米多，底周长4米多，可能是早期波罗门教的遗物。《晋江县志·古迹》记，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可见泉州的“石笋”于11世纪初就已经存在，早于十二三世纪南印度出现的印度教林加派。宋初，泉州人认为“石笋”与风水有关，因为它既象征着生命的再生，与婆罗门教湿婆神的功能是一致的。后来泉州“石笋”的崇拜融入民间信仰，人们认为对它崇拜可以人丁繁衍，仕进发达，所以保存至今。

      元朝时进入中国：伊理《印度史》载，元初南印度马八儿国王孛哈里，与其父不和，偕其妃来泉州寓居。《元史·马八儿国》云，“世祖至元间……占城、马八儿国新村马头”。马八儿国在南印度，在泰米尔人的居住区，流行泰米尔文石刻。1981年，经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翻译，译文大意是“向庄严的褐罗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哲帝莱月（1281年4月），港主挹伯鲁马尔……由于察哈台枣罕的御赐执照……并愿吉祥的察哈台枣罕幸福昌盛”。碑文中的“褐罗”，即印度教的湿婆神。本碑文是承蒙元延颁发御赐执照的机会一并向最高神灵婆神致敬的祝词纪录。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正门顶上的“御赐佛像”印度石雕，是出于同一座湿婆神庙的。

      泉州城区发现的元代印度教寺的石构件，大多集中于南校场、通淮门附近和城西北隅。这表明元代泉州的印度教寺庙，祭坛有多处。泉州出土的印度教神话故事石刻，反映了泉州的印度教有不同的派别。如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的两根十六角形石柱上有毗湿奴的雕像，南校场上出土立姿毗湿奴雕像和摩罗、猴王哈努曼的石雕门框石。这一切表明元代泉州有印度教毗湿奴教派创建立毗湿奴神庙。印度教湿婆教派崇拜男性生殖器，又视牛为神圣，泉州发现的元代湿婆石雕神像、“磨盘”石雕和石牛。这表明元代泉州有印度教湿婆教派创建的湿婆神庙。

      明朝时发展：明永乐八年（1410年），郑和下西洋至锡兰，永乐皇帝封赐邪把乃那为锡兰王，在位52年（1410枣1462年），与明朝保持长期的朝贡关系。乾隆《泉州府志·文苑》云，“世拱显……本锡兰山巴来那公之后，康熙癸已（1713年）恩科举人……纂《十三经注疏》……设教于小山丛竹亭，执经问难者屡满户外”。1925年，泉州城北县后街白狗庙的焚纸炉上，发现两方印度教湿婆教派（12世纪分裂出来的林加教派）的“磨盘”、牛、象、尊者和蜘蛛等石雕。石雕里的神话故事都盛行于古代的锡兰。这一切表明，在明代泉州县后小山丛竹亭附近有一座印度教祭坛之类的建筑。

      印度教在泉州的遗物：本世纪20年代以来，泉州城区出土和发现大批印度教石刻，它们是湿婆神庙、毗湿奴神庙和祭坛的建筑构件。如十六角形石柱、半人半兽柱础、哥林多式柱头。半鸟半兽门楣石、莲花瓣门框石、圆弧形屋盖石、雕刻湿婆神像的壁龛石、雕花梁架石、兽面人石雕、人面羽翼石雕、人面狮身石雕、毗湿奴立雕石像、石卧牛，以及十六角形石柱上雕刻的印度神话故事和刻有“御赐佛像”的门楣石，等等。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上，立有两根十六角形印度教石柱，柱分成上中下三部分，分刻成四面，每面各刻一个圆盘，圆盘内浮雕印度教神话故事和图案。神话故事的内容大都出自公元前10世纪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如毗湿奴骑金翅鸟救象王，杀死鳄鱼的神话故事；毗湿奴以十臂人狮的相貌出出，擘裂凶魔的神话故事；阎摩那河七女出浴神话故事；顽童被系，用力拉倒魔树的神话故事；象与鳄鱼互斗千年的神话故事，等等。大雄宝殿前拜坛的须弥座束腰部，砌有73方印度教的狮子和人面狮身石雕，这些完全是希腊、印度的雕刻艺术风格。

      泉州南校场附近发现的3方印度教龛石，石刻的内容分别出自《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如湿婆的妻子多尔迦在改变形貌，战胜巨魔将其踩在脚下的神话故事；毗湿奴的妻子德斯威里，伸张其四只手臂，趺坐在一朵恕放的莲花瓣座中的神话故事；湿婆化身立定在“磨盘”座前的神话故事等。在泉州通淮门城垣附近的城基，出土一对印度教门框石，面刻两道深沟，沟的两旁各刻四行斜形莲花瓣，两两相对。一方门框石浮刻一个身穿甲胄的武士，两耳垂肩，双手合十于胸前，右边放置一根棒形矛；另一门框石浮刻一只巨猿，左臂持一三叉矛。故事内容说的是英雄罗雄罗摩衍那在帮助苏格里瓦战胜委里，使哈纳曼仍旧恢复“猴国之王”的故事。

      1934年，泉州南校场出土一尊毗湿奴立雕像，高115厘米，戴一顶高帽，两眼下垂，鼻梁高耸，两耳垂肩，有四只手，各持法宝，其中一只手作无畏状。上体袒裸，下肢似有罗衣束住，立在一个半月形的莲座上。还城北县后街白狗庙焚纸炉上砌着的两方印度教石雕，一为白象和蜘蛛斗争的神话故事，一为婆罗门甘地沙代替牧人放牛的神话故事。此外，开元寺大雄宝殿大门顶上的“御赐佛像”的石雕门楣石，是1281年马八儿国人挹伯鲁马尔、泉州港主创建湿婆神庙的石构件，成为明代泉州开元寺的名胜。明末泉州著名僧人木庵作开元寺“六殊胜”诗，即把“御赐佛像”作为佛教之物，列入开元寺的“六殊胜”之一。又把大雄宝殿后回廊的两根十六角形印度教石柱称“石柱牡丹”，作为开元寺的“八吉祥”之一。

      印度教在泉州的文化影响：泉州发现的印度教石雕，其故事内容系出于古代侨居泉州的印度人、锡兰人和马八儿人之授意，而雕刻艺术及风格，则受到泉州石匠工艺的深刻影响。石刻上常可以看到素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花纹，如双凤朝牡丹，狮子戏球、海棠形图案及菊花案、母鹿教子等。泉州这批印度教石雕，带有浓厚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如哥林多式柱头石、半人半兽柱础石、半鸟半兽门楣石、人面狮身间柱石，以及印度风格的用蛇作为图案的门框建筑石构件。这些泉州印度教神庙、祭坛的遗物，是中国与印度、希腊文化交流的物证。

      摩尼教，又称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所创的一个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主张善与恶的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并且有严密的教团组织和宗教制度。摩尼教在波斯被指为异端，摩尼本人获极刑而死，其信徒因而转向罗马东部、印度北部扩张影响，从4世纪至6世纪广泛流行于中亚以及地中海一带，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献于武则天，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原地区公开建寺传教。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七月，唐玄宗曾下诏：“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摩尼教于公元763年传入回鹘，由于受到回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发展迅猛，很快成为国教。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国破，被迫西迁，失去护法的摩尼教风光不再，会昌三年（公元843年）遭唐武宗敕禁，此后摩尼教在中原地区转入民间。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以“秘密结社”为形式，流行于民间的摩尼教自然不受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又嫌其教门（指明教）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 “官没其产，而驱其众为农”。2面对残酷的迫害，摩尼教再次转入秘密活动，并且不得不进一步改变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以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其活动中心也从福建转移至浙江温州。从此福建摩尼教江河日下，无可奈何地踏上衰亡之路。

      从明初至明中叶，在文献资料中已很难见到有关福建明教活动的记载，反映了明教的极度衰落。不过，晋江华表山草庵前的山岩上，刻有四行摩尼教“四位一体”的宗教信条，文云：“劝念    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乙丑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可见，直到明中叶，泉州一带仍有明教活动。

      福建明教的衰落也体现在泉州华表山草庵的变迁上。华表山摩尼草庵创建于元代，“逮及明初，轮奂尽美，有新泉岩其他幽胜”，仍十分壮观。然而至万历年间，诗人黄克晦、黄凤翔造访时，所见到的摩尼草庵却是“风榭无人飘翠瓦”， “细草久湮仙峤路，斜晖暂作佛坛灯。竹边泉脉邻丹灶，洞里云根蔓绿藤。飘瓦颓垣君莫问，萧然一榻便崚嶒”，好不荒凉凄惨。更有甚者，两位诗人都把草庵当作道教，而不是摩尼教的遗迹看待，可见摩尼教在泉州几乎已经湮没无闻了，这与其后何乔远所见泉州明教的活动“法不甚显云”正相吻合。  在明代文献资料中难以见到福建明教活动的记载，一方面反映了福建摩尼教的衰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摩尼教已经融入其他宗教。事实上，进入明代中叶以后，摩尼教或明教已不复独立存在，它的教义和其它方面（例如主张斋食、裸葬等），已和明清流行的白莲教的各个教派，尤其是罗教汇为一体。  罗教，是罗清于明正德年间创立的，始称罗教。进入清代以后，又称无极教、无为教。罗教在明嘉靖、万历时迅速发展，它的信徒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明末清初罗教传入福建。罗教的思想信仰受摩尼教二宗三际论影响很大，它所宣扬的真空法、无为法与摩尼教的禁欲主张亦不无相通之处。所以福建的明教与罗教日益相融，并借助无为教的外衣进行活动和传播。

      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受温州明教的影响，福建明教活动又有所回潮。时人朱国桢记曰：“瓯宁吴建之乱，初亦以幻术诱众，妄言世界将乱，令人照水，现出富贵冠服动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众益多„„今福宁之泰屿、兴化之某所、连江之徐台、长乐之种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诅君父，有非臣子所忍闻者。种墩马全十实衍其教，浸于闽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郑七也。其幻术与建类，令人尽卖其产业以供众，曰：乱且至。彼蚩蚩者业，皆汝业。禁人祀祖先神祗，以预绝其心，惟祀教主，号曰无为。昏夜则聚男女于密室，息烛而坐，不知其所为。”同时，闽人董应举亦有类似记载。载文提到闽北吴建等人所奉之教其实是罗教。除此之外，闽东沿海一带尚有一种“奉温州教主”的宗教。该教虽“号曰无为”，但显然有别于后来也称作无为教的罗教。1、明末传入福建的无为教不称无为教，而称老官斋教或罗教，系传自浙江处州庆元县罗教教主姚氏，并世世奉姚氏为教主。长乐等地马全十等人所奉之无为教则奉温州教主，传自浙江温州。而温州并无罗教传播，流行的正是明教。同时，无为教“禁人祀祖先神祗”，也表明它是源自温州的明教。2、罗教流行于闽北的建安、瓯宁、松溪和霞浦等地，而自温州传入的无为教则流行于沿海一带。所谓无为教教徒，“尽卖其产业以供众”，“昏夜聚男女于密室，手一香默呪，息烛而坐”。这些其实都是福建和温州明教的特征。而早期的罗教并无这些仪式，它尤其反对烧香燃烛。从上可知，  “奉温州教主”的无为教其实就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明教，它不同于清代也称作无为教的罗教。所以，清初福建当局调查福建各地的“邪教”情况时，并未将它归入罗教之列。由此亦可知，虽然明末福、泉等城镇的摩尼教几近绝迹，但在一些穷乡僻壤，明教的活动仍相当活跃。为避免遭致封建政府的镇压，该教已不复称明教，而改称“无为教”。“无为”很可能是取摩尼教经义“心恒清净，不造有为”之意。

      何以福建摩尼教在沉寂很长一个时期后，又趋活跃？这与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斗争兴起有关。一方面明教采取的秘密结社的活动方式有利于组织、发动群众。另一方面，明代儒、佛、道三教都趋没落，相反各种所谓的“邪教”和民间信仰却方兴未艾。摩尼教进一步吸收民间宗教信仰，巫觋色彩日益浓厚，“以幻术诱众”，“其幻术与建类”。何乔远亦指出：“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呪，名师氏”，可见明代摩尼教主要依靠画符行咒，驱邪镇妖等法术来博取信徒。在这个方面，明教与其他各种“邪教”和乡间巫师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利用农民的迷信观念，以传播“无为教”的名义，来争取民众。  

      总之，明代福建摩尼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结合更加紧密，巫觋色彩更加浓厚，从而越来越丧失了自身的特征。步入清代之后，由于明教的教义与罗教本来就有相通之处，传播方式亦多类似，随着罗教的兴起，明教最终不可避免地融入罗教而销声匿迹。

      关于摩尼教的最后消亡，学者们认为是在明代。其实直至清代仍可寻觅到它的踪迹。清雍正八年二月“福建巡抚刘世明奏言：福建民习天主教者，其家不奉神佛祖先；习无为罗教者，閤家俱吃斋。臣通饬严禁”。此处所言“习无为罗教者”暗示了福建摩尼教即无为教已与罗教融为一体，无为罗教中包含了早先的明教徒。这部分教徒“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仍保有摩尼教的某些特征和活动方式，说明清代福建的罗教深受摩尼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