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春节·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开元寺
熙熙攘攘的西街的尽头，就是泉州著名的开元寺了......
2016年3月，国家文物局把海丝申遗确定为2018年中国世界遗产申报项目。8月29日，国家文物局明确泉州市列入海丝申遗的首批遗产点有14个，分别是：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江口码头和真武庙、洛阳桥、天后宫和德济门遗址、梅岭德化窑遗址、开元寺、清净寺、草庵、清源山、伊斯兰教圣墓、泉港土坑村港市遗址、九日山摩崖石刻。泉州市首批14个海丝遗产点，每一个点都蕴藏着古城泉州的海丝印记和文化魅力。开元寺也是其中之一......
泉州开元寺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福建省“十佳”风景区。开元寺南北长26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7.8万平方米，在宋、元鼎盛时期有寺院120所，僧侣达千人。现存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二。它规模宏大，构筑壮观，景色优美，曾与洛阳白马寺、杭州灵隐寺、北京广济寺齐名。泉州开元寺初名“莲花寺“，后改为“兴教寺”、“龙兴寺”。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9年）唐玄宗下令全国各州建一座开元寺，遂改现名。
开元寺布局，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有：紫云屏、山门（天王殿）、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翼有檀越祠、泉州佛教博物馆（弘一法师纪念馆）、准提禅院；西翼有安养院、功德堂、水陆寺；大雄宝殿前拜亭的东、西两侧分置镇国塔、仁寿塔两石塔，俗称东西塔。
拜庭两旁古榕参天，大雄宝殿雕塑技术高超，尤其是粱槽间的24尊飞天乐伎，在中国国内古建筑中罕见。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来。大殿内用近一百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殿内供奉的五方佛像，法相庄严，是汉地少有的密宗轨制。大雄宝殿之后的甘露戒坛，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坛之四周立柱斗拱和铺作间的24尊木雕飞天。
拜庭两旁古榕参天，大雄宝殿雕塑技术高超，尤其是粱槽间的24尊飞天乐伎，在中国国内古建筑中罕见。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来。大殿内用近一百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殿内供奉的五方佛像，法相庄严，是汉地少有的密宗轨制。大雄宝殿之后的甘露戒坛，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坛之四周立柱斗拱和铺作间的24尊木雕飞天。
开元寺建筑宏伟、风格别具一格。寺内现存阁宇多为明代建筑风格,重檐斗拱,雕梁画栋,以中轴线上的照墙、天王殿、拜亭、东西两廊、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为中轴，两侧建有檀越祠、准提禅林、功德堂、尊胜院、水陆寺，东西广场上两座宋代石塔，构成一组布局严谨，气势恢弘的古建筑群。
泉州开元寺的山门，也叫天王殿。建于唐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前后已经过几次火灾烧毁与重建，现存建筑是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修建。天王殿的石柱上下端略细，中部较粗，呈梭子状，学名梭柱，据考证为唐朝的石柱风格，年代已十分久远了。石柱上悬挂有一木制对联“此地方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所撰，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所写的。分坐在天王殿两旁的是密迹金刚与梵王。它们怒目挺胸，状极威严，与一般寺庙所雕塑的四大金刚有较大差别。
跨过山门就到了拜庭。拜庭非常干净宽敞，拔地而起的东西塔和宽敞明亮的东西两廊对称地排列在两旁，是个“凡草不生”的地方，供古今官民朝拜和活动。据说每逢农历二十六日，这里人山人海，梵呗声声，一派泉南佛国景象。石庭两边分列着八棵200至800岁的大榕树，阴翳蔽日，盘根错节，增添了开元寺静寂、庄严的气氛。
葳蕤的大榕树下排列着11座唐、宋、明时期不同形式的古经幢、小舍利塔等。
庭中有一座3米多高的石雕焚帛炉，盖钮雕蹲狻猊，炉身周雕幡龙、祥云、莲瓣、蔓草等纹饰，形制优美，雕工精妙。焚帛炉稍后两侧，还有两座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的方形石塔，塔上刻有萨锤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是印度教在南宋时留下的痕迹。
开元寺的“蜈蚣”：许多游客到开元寺游览时，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开元寺内有“蜈蚣”。其实这当中也藏着一个小故事。大雄宝殿其实为郑成功父亲所捐建，为保佑儿子出海祈福所建，当时受高僧指点，打地基时放下两条蜈蚣镇邪。如果有人倒点水在大雄宝殿前的那个台阶上，还真的就有一条栩栩如生的蜈蚣显现，令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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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箧印经石塔：这种石塔的原型是用于藏经和保存舍利子的印度阿育王塔。塔身的雕刻题材也多取自印度教传说，其风格与汉传佛教有着明显区别。深目高鼻的天竺高僧，獠牙怒目的阿修罗，全部出自古泉州的当地匠人之手。
这些异域神祗的形象和海外宗教的建筑元素，为什么会出现在传统的中国佛教建筑群中？在宋元两代，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开元寺所在地——泉州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盛极一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泉州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使泉州的文化与宗教营造出多元化、国际化的胜景。十余种宗教陆续在泉州传播发展，这使得泉州一度有“宗教博物馆”的美誉。泉州开元寺是体现这种多元宗教文化因素并存的集大成者。开元寺展现了佛教密宗的传播，全面地反映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见证了海丝带来的多元文化和平相处与交融的局面，对东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泉州作为对外窗口，海纳百川、胸怀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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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箧印经石塔：这种石塔的原型是用于藏经和保存舍利子的印度阿育王塔。塔身的雕刻题材也多取自印度教传说，其风格与汉传佛教有着明显区别。深目高鼻的天竺高僧，獠牙怒目的阿修罗，全部出自古泉州的当地匠人之手。
这些异域神祗的形象和海外宗教的建筑元素，为什么会出现在传统的中国佛教建筑群中？在宋元两代，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开元寺所在地——泉州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盛极一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泉州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使泉州的文化与宗教营造出多元化、国际化的胜景。十余种宗教陆续在泉州传播发展，这使得泉州一度有“宗教博物馆”的美誉。泉州开元寺是体现这种多元宗教文化因素并存的集大成者。开元寺展现了佛教密宗的传播，全面地反映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见证了海丝带来的多元文化和平相处与交融的局面，对东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泉州作为对外窗口，海纳百川、胸怀包容。
73尊狮身人面像“藏身”泉州开元寺：在开元寺大雄宝殿前月台须弥坐束腰处，有73尊狮身人面像的青石浮雕，这在全国的寺庙里是鲜有的。狮身人面像形状各异：有的毛发蓬松，四足立地；有的头盘着三层螺髻双耳垂肩，用右脚持一朵莲花。浮雕离地只有三四十厘米，因此平时游客不经人提醒不容易注意到它们。
狮身人面像以埃及的最为经典。在古埃及，狮子是力量的象征，狮身人面像实际上是古埃及法老的写照。由于它状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人面怪兽“斯芬克斯”，西方人因此用“斯芬克斯”称呼它。在古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是一女性，她住在德贝附近，对路过的旅人问一个谜语，如果答不出来，她就将旅人吃掉。泉州开元寺的狮身人面像和狮子青石浮雕的外形与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不同，但它与古希腊神话相关，它的雕刻风格带有明显的印度教特征。
据考证，它们和印度风格的石柱本来都是元代婆罗门教寺内的石雕。元末，由于泉州港的重要性和利益关系，地方势力与朝廷争夺刺桐港，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乱，异教寺庙几乎都化作了残垣断壁。明初，泉州城的古城墙进行加固加高，那些被毁庙宇的石构件就被搬去砌城墙。后来，在重修开元寺时，那些印度教的石雕被搬到了开元寺砌殿前月台须弥坐束腰。
开元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就是拜庭正前方写有“桑莲法界”四个魏碑风格大字的大雄宝殿。因传说建殿之时有紫云盖地，所以又叫紫云大殿。大殿上方这块巨匾，是应桑开白莲之说。早在唐朝初期，泉州已盛产丝绸，据说寺址本是唐代黄守恭的桑园，相传"守恭梦僧欲化其地为寺，辞曰：待桑树生莲花乃可，不数日桑树尽生莲花，守恭神之，即舍为寺"。翻译成白话文即为：一天黄守恭梦见有一个僧人向他募地建寺，他说等桑树开白莲花后就献地结缘，几天后，满园桑树果然都开出白莲花，黄守恭被无边佛法所感动，果然把这片桑树园捐献出来。其实，黄守恭本为乐善好施之人，桑开白莲之说乃是人们敬慕佛祖，附会而成，但这一神奇的传说却为泉州人民所津津乐道，世代相传，因而开元寺也得了“桑莲法界”的美称。
大雄宝殿始建于唐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先后经过唐、南宋、元、明几次受灾与重建，现存建筑物是明代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遗物。大殿通高20米，面宽九间，进深六间，面积达1387.75平方米，大殿出拱深远，外观雄浑，保存唐朝宏模巨制、巍峨壮观的建筑风格。
大殿正中供奉有御赐佛像毗卢遮那佛，汉译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的最高神抵。其两旁是五代王审邽修大殿时增塑的四尊大佛，依次为东方香积世界阿閦佛，南方欢喜世界是宝生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成就佛，合称五方佛，也叫五智如来。这五尊大佛金光闪烁，衣纹清晰，神容慈祥，法相庄严，双手分别作说法、施与、接引、禅定等相，工艺精巧，令人叹绝。五方佛的胁侍有文殊、普贤、阿难、迦叶以及观音、势至、韦驮、关羽、梵王、帝释等诸天菩萨、护法神将共10尊。在大殿后正中供奉着密宗六观音的首座圣观音以及善才、龙女和两翼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
飞天斗拱：这根飞天斗拱位于大雄宝殿——即紫云大殿的横梁之上。神女身间不见飘逸的缠带，皮肤略显黝黑，背生双翼。据考证，这些飞天的形象源自于印度教中的妙音鸟。虽源于异域，却也在寺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中国色彩：大殿中的飞天共有二十四尊，象征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其中十二尊翼如大鹏鸟，取大鹏负日之意，象征白昼，手持文房四宝；另外十二尊翼如蝙蝠，象征黑夜，手持泉州古老的南音乐器。一个个飞天女神的造型，背上长有翅膀，肤色深棕，明显的带有异域女性的形象特征。这是24尊飞天乐伎，在国内古建筑中极为罕见。
印度教石柱：大雄宝殿又名百柱殿，原计划设立柱子一百根，后来因为需要放置佛像和腾出给佛教徒朝拜的地方，便加长了珩梁，减少了立柱，成为86根柱子的“百柱殿”。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右参政、按察使曾樱与总兵郑芝龙重修开元寺紫云大殿时，将其中木柱全部换成石柱。百柱殿的柱子形式丰富多彩，有宋、元、明各时期的海棠花式柱、圆柱、方柱。楞梭柱、蟠龙柱等。
近百个中国式石柱上，浮雕着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记述的神话传说。甘尼巴与基斯那角力等传说，都被细腻刻画，栩栩如生。
尤其是殿后廊檐间那对16角形辉绿岩石柱，雕刻着古代印度和锡兰流传的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故事和花卉图案24幅。它与殿前月台须弥座束腰处的72幅辉绿岩狮身人面像和狮子浮雕，同为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主印教寺移来的。它们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繁荣发达，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
左边神秘石刻的故事：神的弟子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到凡间来 一个变成鳄鱼，一个变成大象 。结果时间长了他们忘记他们是毗湿奴的弟子。
有一次大象到水边去喝水鳄鱼咬住它的脚不放 ，大象跟鳄鱼缠斗 。都了一千年， 这个时候大象突然想起说他的师傅是毗湿奴神明
，所以鼻子卷一朵莲花高高举在上面 ，举向天空向毗湿奴求救 。毗湿奴就骑了金翅鸟听到求救的信息 就骑着金翅鸟赶来救大象 。
在开元寺，除了狮身人面像和狮子与印度教有关外，寺庙里还有不少与印度教相关的石构件，佛教从印度传到希腊后，印度宗教与希腊艺术交融在一起，后随着印度教传入中国。那些石雕上的女性都带有宽肩、蜂腰、隆胸的特征，因而印度教的人物雕刻都带有明显的希腊艺术风格。开元寺戒坛在上世纪90年代修理时，曾从地下挖出不少印度教的石构件。
对于那些石雕，泉州文史界的观点是：明朝，泉州曾发生特大地震，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修建开元寺时，因一时找不到巨大杉木做梁柱，大殿的柱子被替换成石柱。当时泉州有一些被毁的外教寺庙，于是，工匠们就将那些石构件移到开元寺。没想到这样反而很好地保存了那些珍贵文物。这些人面狮身的浮雕就是那时候搬到那里的。那些狮身人面像完全是希腊、印度的雕刻艺术。
在宗教场所，一般都很难包容不同宗教的物件，在古代异教是水火难容的，而在开元寺里，多种宗教物件并存、和平共处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地人对不同宗教的包容精神，这组浮雕是国内罕见的珍品。
泉州开元寺最出名的要数东西塔。开元寺的东西塔，是开元寺的重要文物，耸立在开元寺拜庭两侧广场中，两塔相距约200米，为八角五层楼阁式仿木结构石塔。
东塔名“镇国塔”，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由倡建者文偁禅师建成五层木塔，位于寺东侧，原为木塔，凡九级，六年方成，赐名镇国。前后经过几次毁坏与重修，易木为砖。唐咸通中（公元860—873年），以佛舍利镇塔中。至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本洪法师才易砖为石，后由法权法师，天锡法师继造，前后经十年才完工。东塔通高48.24米，底围60米，是全国石构空心最高宝塔。塔平面分回廊、外壁、塔内回廊和塔心八角柱四部分，为框架式结构。正中的塔心柱直贯于各层，是全塔的支撑。塔壁使用加工雕琢的花岗岩，以纵横交错的方法叠砌，计算精确，筑工缜密。稳固的基础，配置着符合力学原理的坚实塔心，使这座重达一万多吨的建筑物虽经历 700多年风霜雨露而巍然不动。公元1604年的八级地震也无法动摇动它的根基。石塔不但坚固无比，而且造型精致。塔檐呈弯弧状向外伸展，檐角高翘，使塔身有凌空欲飞的态势，显得轻盈。每一层各设四个门和四个龛，逐层互换。这样既平均分散重力，又可使塔的外型更加生动和美观。每层塔檐角各系铜铎一枚，微风吹动之时，铎声叮咚，悦耳怡人。东塔已于 1997年入选全国四大名塔邮票，可称得上石塔之王。
塔座呈须弥形，塔身转角立依柱，柱头出毕拱二跳承撩檐枋，塔檐均呈弯弧状向外舒展。石塔檐角高翘，飘然欲飞，既富闽南特色，又显高雅非凡。塔顶刹尖高托鎏金铜葫芦，8条铁链从塔刹上盘系于8个角脊，角脊下共悬挂8个铜铃。微风吹来，叮当作响。塔的每层开四门设四龛，塔身外面均伸出平座勾栏，可供人绕塔凭眺。
塔身平面八角，每一层每一面安排二个左右并列的人物浮雕，而这二个人物之间必有“性类相近、响应对称”的关系。五层共80幅。浮雕根据每个人物的身份、年龄、外表特征和规定情景，在最大2×1.2米至最小1.5×0.6米的每一块花岗岩石板雕成，表情生动，形神具备，和真人一般大小。
东塔象征东方娑婆世界，这从塔身上80尊人物浮雕具象地表现出来。它的五层寓意五乘，表示佛教修行的五种境界。
第一层是人天乘。上面的浮雕是四大天王、天龙八部、金刚力士等诸天神将。他们的道果还处于人与天之间，位置最低，只负有把守门卫、保护佛法的职责。第一层浮雕中的阿修罗，造型强烈夸张，咄咄逼人。他头戴火焰冠，三头六臂，两手抱拳，一手托日，一手托月，一手持剑，一手指地，獠牙突出，怒目如铃，满脸杀气，身穿一件无袖短衣，袒露胸脯，体魄雄健，胸脯和臂膀上肌肉隆起，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位战神敢向天帝拼死争斗的凶猛可畏气势。
第二层是声闻乘。上面的浮雕是曾经亲耳聆听释迦牟尼声教、断尽烦恼、不再轮回生死的阿罗汉。他们负有教化芸芸众生、行仁施善、点化皈依佛门的任务。
第三层是缘觉乘。上面的浮雕，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凭着自己的敏利机根而觉悟得道的尊者罗汉界的尊像，如降龙罗汉与伏虎罗汉。他们已修炼并掌握了绝技、法术、秘诀，能上能下，能文能武，是可走通人间和佛界的智能贤达者。
在第二、三层，有佛史记载来中国弘传佛法最早的印度高僧竺法兰与摄摩腾，有中国佛教五大宗派创始人法藏（华严宗）、玄奘（法相宗）、智岂页（“岂页”合一字，天台宗）、慧远（净土宗）、达摩（禅宗），以及被奉为西方东土应化圣贤的丰干、僧伽、寒山、拾得、慧思、宝誌、布袋和尚。竺法兰与摄摩腾并列，同是去西天求法的东晋·法显与唐·玄奘并列，一对交好的著名诗僧寒山与拾得并列，梁武帝与达摩并列。大肚皮布袋和尚和蔼可亲，寒山、拾得诙谐滑稽，各得其趣。第二层上的梁武帝剃了光头，表示已舍身同泰寺。梁武帝与达摩并列，画意是要表达达摩来中国，梁武帝召问佛法，达摩觉得梁武帝不识佛法真谛，便折苇渡江去了河南嵩山少林寺。
第四层是菩萨乘。上面的浮雕，是中国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四大菩萨，以及其他菩萨大士。文殊与普贤是释迦牟尼智和德的化身，伽叶与阿难是释迦牟尼的近身胁侍，其他如观音菩萨与势至菩萨、香积菩萨与妙音菩萨、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等，两个一对并列。他们善观世音，知疾苦，行仁施善，广发大慈大悲之恩，普施救苦救难法术。第四层也有一个梁武帝，与光明菩萨并列。梁武帝高冠宫服，手执鲜花，脚登祥云，面向光明菩萨。画意是要表达梁武帝皈佛得道，光明菩萨来接引他上升西天级乐净土（史实是，梁武帝是因侯景围困台城饿死的）。
第五层是佛乘。上面的浮雕，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释迦牟尼佛，以及药师琉璃光佛、阿弥陀佛、弥勒佛等。他们是佛教界的最高权威者，知过去，识现在；驾驭未来的三世尊佛，统辖三世一切的尊者。第五层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与禅宗创始人菩提达摩并列，其原因是：释迦牟尼出雪山坐菩提树下思维49日，彻悟因果，证得正觉；菩提达摩渡长江在少林寺中面壁9年，参透禅机，了悟真谛。二人所处时代和各自的道果境界虽然不同，但在修道求法方面都属于同一思维性质。何况这尊释迦牟尼浮雕还是未成佛时的出雪山相，更无忌碍。
这些按塔分层次，由低层到高层，按佛教等级由低级到高级，有序分布的尊像，正体现了佛教界的级别尊称由低级到高级：金刚武士——和尚法师——罗汉尊者——菩萨——佛（如来）。这些全国罕见的珍贵雕像排列法，揭示了佛教组织系统，必是为了尊仰总教主佛祖释迦牟尼佛而建。东塔名“镇国塔”。从塔名看，可推测为尊仰佛祖释迦牟尼佛而建。在佛教界谈得上有“镇国”威力者非佛祖释迦牟尼佛莫属。而从东塔位置看，在东居大位，能占坐大位之席者，亦非佛祖释迦牟尼佛莫属了。
难道是猪八戒？？？
东塔须弥座束腰部分的佛传图浮雕是宋代泉州佛教著名石雕。这一列佛传图浮雕原有40方，现仅存38方，皆用泉州的名产棗玉晶瑚青石雕成，石质柔韧，刻工精绝。其艺术水平，远胜于塔身上的菩萨、天王和力士石雕。石雕内容大都取材印度，如“童子求偈”、“太子出游”等，但石雕的人物装束及周围环境布置，已经全部中国化了。这群艺术石雕作品，可称古代建筑中之瑰宝。考古学家认为，堪与南京栖霞寺、山西云冈石窟的佛传图雕刻相媲美。
弘一法师纪念馆：知道弘一法师，源于青岛的湛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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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李叔同联合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了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图为春柳社演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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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并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
世人对其评价：鲁迅：“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太虚大师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林语堂：“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张爱玲：“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夏丏尊：“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幼而聪敏：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辰时，李叔同生于天津河北区地藏前故居李宅。祖李锐，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李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行列第三，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
李叔同幼年时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据说，他降生之日，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后来，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终生不离。他的父母都笃信佛教，他的大娘（李世珍的大姨太）郭氏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叔同跟她学会了念诵《大悲咒》《往生咒》。他的长嫂信佛，曾教他背诵佛经。叔同小时候，常在家与三弟一起学僧人作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李叔同六七岁时，开始跟着年长自己12岁的兄长文熙读书，并学习日常礼仪。文熙对他督教甚严，日常功课不得马虎，应对进退也不得稍越礼仪。他小小年纪便受到如此严格的教育，无疑会使他的天性受到压抑，但对他养成严肃认真的习惯却大有好处。他日后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好习惯。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5岁在天津。8月5日，父病逝，终年72岁，叔同跟母亲在李家的处境更显尴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叔同小时候难免有一些自卑倾向，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就这样形成了。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6岁从仲兄文熙受启蒙教育。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7岁从文熙学《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及文选等。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李叔同8岁时，正式拜常云庄先生为师，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同时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13岁读《尔雅》《说文》等，始习训诂之学。攻各朝书法，以魏书为主，书名初闻于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5岁读《左传》《汉史精华录》等。是年诵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句。而且，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内心“反叛”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他对兄长从小要求他刻苦用功学习的经国济世的“正经”学问不那么热衷了，却对唱戏这种“贱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戏园子看戏，成了铁杆票友，有时还客串某个角色。他对伶人杨翠喜很是欣赏，每天晚上都去“天仙园”为她捧场，散场后，提着灯笼陪她回家。他还指导杨翠喜的唱腔和身段，使杨翠喜的艺术修为大大提高。跟杨翠喜交往，或许是他的初恋，可惜，这个女子后来被卖入官家，几经周折，又嫁作商人妇。李叔同一片痴情，化作闲愁万种。
志学之年：1895年，李叔同16岁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学习制义（八股文）。和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三取书院、问津书院）一样，辅仁书院与官学已无多大区别，以考课为主，不再讲学。每月考课两次（初二、十六两日），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赏银钱，以督促学业。李叔同在进入书院前，已饱读过经史诗文，学有根底，加上自幼聪慧，每次考课作文，只觉得有不尽之思绪需要写出。按照格式，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书写在格子中的，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的。叔同每感到意犹未尽，纸短文长，就在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博得了“李双行”的美称。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获得奖银。
1896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7岁夏，出素册廿四帧，请唐敬严师为钟鼎篆隶八分书。秋，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诗词，兼习辞赋、八股。喜读唐五代诗词，尤爱读王维诗。又从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学篆书及治印，并与津门同辈名士交游。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岁时，李叔同奉母亲之命，娶茶商之女俞氏为妻。哥哥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叔同家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他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一向关心国事、憧憬未来又极厌旧制度的李叔同，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积极鼓吹新说，并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示对变法的支持。不料，“戊戌政变”后，六君子殉难，康、梁逃亡海外，这场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他带着母亲、妻子，迁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安住下来。由于他家在上海有钱庄，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手头相当阔绰，他以富家公子身份，与沪上名流交往。十月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岁的李叔同迁居好友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其后，李叔同的文人雅士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五光十色。他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人南洋公学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从学于蔡元培；还与歌郎、名妓等往来频繁；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东渡日本留学，以“李哀”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随鸥吟社”之雅集；与同学曾延年（孝谷）等组织“春柳社”；留日期间，与一日本模特产生感情，后其一同回国；35岁时加入西泠印社，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
艺术成就：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中国僧俗两界闻名于世弘一法师，在近代文艺领域里无不涉足，诗词歌赋音律、金石篆刻书艺、丹青文学戏剧皆早具才名。而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一洗铅华，笃志苦行，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教宗师。他被佛教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传奇的一生为我国近代文化、艺术、教育、宗教领域里贡献了十三个第一，堪称卓越的文艺先驱，他爱国的抱负和义举更贯穿于一生。
戏曲艺术：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春节演出的那扯《茶花女》，是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李叔同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后来，他还曾主演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和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的演出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李叔同的戏剧活动虽如星光一闪，却照亮了中国话剧发展的道路，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帷幕。特别是在话剧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灯光等许多艺术方面，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在音乐方面，李叔同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
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钢琴。他在浙江一师讲解和声、对位，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还是“学堂乐歌”的最早推动者之一。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他编辑出版的《国学唱歌集》，被当时的中小学取为教材，他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分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李叔同的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布很广，影响极大。
绘画艺术：李叔同，中国油画之鼻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同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了《木刻版画集》。他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组织西洋画研究会，其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浙江一师授课采用现代教育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书法篆刻：李叔同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这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他的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富有乐感，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蕴涵书艺之中，闻字犹闻佛法，爱而宝之者顿生欢喜心，得者珍如拱璧，堪称中国历代书法中的逸品。弘一和他的书法亦谓国之至宝，华夏之光。他将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上荣耀。
音乐艺术：李叔同是中国现代歌史的启蒙先驱。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李叔同，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了新词。这些歌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曲调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歌词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李叔同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较早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于1905年编印出版的供学校教学用的《国学唱歌集》，即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配以西洋和日本曲调，连同两首昆曲的译谱合集而成的。其中的《祖国歌》，还是当时为数较少、以中国民间曲调来填词的一首学堂乐歌，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不久他东渡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美术、戏剧理论，主攻钢琴。曾创办中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同时发表了《我的国》、《隋堤柳》等怀国忧民的乐歌。他的乐歌作品广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喜爱，像《送别》、《忆儿时》、《梦》、《西湖》等，特别是《送别》，先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成功地选作插曲或主题歌。
诗词文学：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客居上海时，他将以往所作诗词手录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后又结集《李庐诗钟》。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年（1900—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人们在相同境遇中大都会发生的思想情绪，曾经风靡一时，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弘一法师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尤其是出家后，大师为各地寺院和缁素撰写的诸多嵌字联语，更表现出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他在宣传佛法导引终生佛化过程中，将联语这一形式作为劝人为善的巧妙手段。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现也成为警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1906年，李叔同联合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了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图为春柳社演出剧照。
剃度出家：1916年（丙辰民国五年）37岁因日本杂志介绍“断食”以修养身心之方法，遂生入山断食之念。冬，入杭州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17日，有《断食日志》详记。入山前，作词曰：“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返校后，开始素食。时，受马一浮之熏陶，于佛教“渐有所悟”。1918年（戊午民国七年）39岁春节期间在虎跑寺度过，并拜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农历七月十三日，入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出家前，将所藏印章赠西泠印社，该社创始人之一叶为铭为凿龛庋藏，并有“印藏”题记：“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龛’、‘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戊午夏叶舟识。”九月，入灵隐寺受比丘戒。十月，赴嘉兴精严寺小住。年底应马一浮之召至杭州海潮寺打七。
佛学研究：弘一大师对佛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律宗的研究与弘扬上。弘一大师为振兴律学，不畏艰难，深入研修，潜心戒律，著书说法，实践躬行。他是近世佛教界倍受尊敬的律宗大师，也是国内外佛教界著名的高僧。弘一大师入佛初期，除了阅读僧人必读的经典，其进修博览而广纳。何况，他原是个对任何事情，除非不做，做就要做得认真彻底的人。做了和尚，在佛学思想方面，自然也得做出自己的特色。对此，林子青概括说：“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镜，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对晋唐诸译的华严经都有精深的研究。曾著有《华严集联三百》，可以窥见其用心之一斑。”弘一法师一生严守律宗戒律，悲天悯人，生前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其善心可见一斑。中国佛教律学，故译有四大律，即《十诵律》、《四分律》、《摹诃借祗律》、《五分律》。为弘扬律学，弘一大师穷研《四分律》，花了4年时间，著成《四分律比丘戎相表记》。此书和他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弘扬佛法，合为精心撰述的两大名著。
1939年，已迁居新加坡的广洽法师为祝弘一大师六十寿辰，特请正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助赈的徐悲鸿为大师造像。徐悲鸿欣然接受，画了一幅弘一大师的油画肖像--这就是经常被收入各种弘一大师纪念集中的那幅画了。徐悲鸿本人显然对这幅画也很重视，1947年，他又为此画亲笔补写了题记一则，表达了他对弘一大师的景仰之情。
题记全文如下：早岁识陈君师曾闻知今弘一大师为人，心窃慕之。顾我之所以慕师者，正从师今日视若敝屣之书之画也。悲鸿不佞，直至今日尚沉缅于色相之中不能自拔，于五六年前且恳知友丐师书法，钝根之人日以惑溺，愧于师书中启示未能领悟。民国二十八年夏，广洽法师以纪念弘一师诞辰，嘱为造象，欣然从命。就吾所能，竭吾驽钝，于师不知不觉之中，以答师之惟一因缘，良自庆幸；所愧即此自度微末之艺，尚未能以全力诣其极也。
三十六年初秋悲鸿重为补书于北平寓斋。
继续向纵深前行......
甘露戒坛：大雄宝殿后面的甘露戒坛，建在中轴线的第二台阶上。甘露戒坛始建于宋，明末重建，重檐八角攒尖顶，四周环廊，占地645平方米。坛有五级，最高一层供奉明代卢舍那佛坐像木雕。开元寺甘露戒坛与北京戒台寺、杭州昭庆寺并称中国三大戒檀。
据说唐朝时候，此地常降甘露，一个叫行昭的和尚于是在这里挖了一口甘露井。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在井上建坛，遂称甘露戒坛。南宋建炎二年（1108年）敦炤和尚认为戒坛不符合规范，又按《南山图经》改建为五级，其间高低宽窄都有严格的限制。后经元、明多次重修，现存建筑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重建的四重檐八角攒尖式结构。坛顶正中藻井采用如意斗拱，藻井下分五级，交叠上收，如蜘蛛结网，似回纹织锦，结构复杂而精巧。坛之四周立柱斗拱和铺作间 24尊“飞天乐伎”，身系五彩飘带，手持琵琶、二弦、洞萧、响板，轻歌曼舞，翩翩若飞。
坛台的最上层供奉明代的卢舍那佛木雕坐像，其所坐莲花台座有一千叶莲花瓣，每片莲叶上各刻一尊6厘米大小的佛像。卢舍那四周各层侍立着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铃、金刚锁四菩萨，还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寒山、拾得、千手观音的及韦驮天将等 24尊菩萨神像。其中尤以八大金刚塑像为最佳。它们怒目结发，赤足袒胸，显得无比威严。环绕坛座的束腰处还有护三皈、护五戒的各种神王牌 64个。
文物展示：
书法石刻：何绍彩（1829-1892），字星庭，学子文，清道州（今湖南道县）东门村人。清钦命头品顶戴，赏戴花翎，提督军门，任湖北宜昌总镇，锡利勇巴图鲁名号。统领湖南仁字营——永州湘军三营之一（席宝田“精毅营”、何绍彩“仁字营”、石焕章“疑勇营”）全军，统领湖北新训马步全军。办理山海关边防事务，分统霆字马步全军。办理闽省海防事务，统领恪清亲军锐营，统领浙江楚军寅字等军营，兼统楚军右营，钦定二等军功。
何绍彩官至提督（从一品），诰授建威将军（正一品），是道州本土历史上最高级别的武官。他一生在军中度过，山海关防俄、马尾防法，收服海寇金守龙，跟随曾国藩、胡林翼南征北战，抵御外寇，立下赫赫战功。1892年，殁于上海行营，光绪帝御赐祭文，葬于东门岣嵝岭。恩荫一子赏五品荫生，着礼部带领引见，宜附史官从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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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明代 石刻佛像
何绍彩全家三代共出五至一品武将13名，全村跟随他出征的共有将军13名，一品武官、一品诰命夫人9人，二品至七品武官（含诰封）31人。东门何氏宗祠（进士楼）内右厅现存有一块曾国藩送给何绍彩母亲七十大寿寿匾。
宋代——明代 石刻佛像
璎珞观音：在开元寺保存的众多佛像中，有一尊印度风格的男性观世音菩萨显得与众不同。他双腿交叉盘坐，头戴华冠，冠中刻有阿弥陀佛像，面带柳曲胡须，身着印度式袈裟，胸佩法轮，身戴璎珞（即现今佛教的念珠），故称为“璎珞观音”。据说这位璎珞菩萨雕刻于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她”是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船队，从海外船运来泉州的。
晋南布金院大钟
甘露戒坛钟铭·清康熙九年
一栋民国时期的南洋风格建筑，为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旧址。这栋洋楼叫虎豹楼，是祖籍福建永定的东南亚华侨巨商、“虎”标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所捐。今天保留“虎豹楼”作为“慈儿院”遗址，并将开教小学外迁，留作历史纪念。
藏经阁：藏经阁原来是法堂，是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僧录刘鉴义建造的。元、明时期已经过多次重修，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圆瑛和尚改建为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楼阁。楼下为寺僧念经礼佛处，上层收藏各种版本经书3700多卷。
五代时的开闽王王审知身居王位，独霸闽疆，纯属机缘偶然，因此他当了闽王后，就与佛结缘，起大信心，立大誓愿，皈心受持，以求心理平衡。他先后舍钱百万缗造大殿等建筑，并搜集一万两黄金白银，研细为泥，请开元寺义英法师写了两部金银《大藏经》，现二楼还保存有残页。另外还有元朝如照法师刺血写成的《法华经》以及泰米尔文的贝叶经。它们是中国珍贵的佛学典籍。除此之外，藏经阁还保存有从盛唐至民国的历代文物。其中各代玉、铜、瓷、木质的大小佛像、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32尊。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及现代高僧弘一法师等名家的字迹和木板楹联也珍藏在这里。一楼大厅里还收藏有12口南宋以来的方钟，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鹿港郊公置”的铁钟，钟上铸有与泉州通商的鹿港郊46家商号的铭文，是研究台湾与泉州经济史的资料。
菩提树
西塔名仁寿塔。五代梁贞明三年（公元 917年）王审知由福州泛海运木来泉州建此塔，初名“无量寿塔”。北来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据传有青黄光起塔中，光束直冲云霄变成五色光彩，天明乃灭，因此奏请赐名“仁寿塔”，前后经毁坏与重修多次，易木为砖，至宋绍定元年至嘉熙元年（公元1228--1237年）由自证法师易砖为石，先于东塔十年建成。西塔通高44.06米，略低于东塔，其规模与东塔几乎完全相同。后来才知道，西塔上的男性有须观音及猴行者浮雕曾引起游客与学者的广泛兴趣。
东西塔相距200米，凌空对峙，形制结构基本相同，都是平面八角套筒结构仿木五层楼阁式攒顶式建筑。从建筑艺术考虑，如分为7级、9级或更多，则每层层高就相应减小，从远处观望，塔身就会显得扁矮，气势不足，分为5层才有舒展飘逸之感。石塔由外向里，分回廊、塔壁、塔室、塔心柱四个部分。从下到上，为须弥座、塔身、塔盖、塔刹等组成。其建筑成就，反映出南宋时期泉州的建筑科技和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
开元寺东西塔的塔刹用铸铁制成：东塔刹高11.10米，西塔刹高10.65米，均占塔身实际高度约1/3。全座塔刹由刹座、覆钵、宝珠、仰莲、七重相轮、水烟、受花（托花）、鎏金葫芦等，从下而上串接而成。塔刹底部中心有一圆孔，塔盖尖顶中心和塔盖下的塔心柱也有一圆孔，用一根10几米长的杉原木，上段插入塔刹圆孔，下段插入塔顶和塔心柱的圆孔，接合处以桐油灰封涂，使高大粗重的铸铁塔刹，固定在塔盖尖顶上。有杉木贯通，就不容易被大风吹断。而且用长各17米的大铁链8条，一端系在塔刹顶部，一端系在塔盖的8个檐角上，从8个方向增强相互对等的拉力，大大保证塔刹的稳固性。由于8条铁链的牵拉，也改变了塔刹孤孑瘦细之相，塔顶收尖具备了柔缓之势。
仁寿塔名体现了西方教主阿弥陀佛行仁施善的教旨，必须行仁施善才能长寿，这可推测西塔是为了尊仰阿弥陀佛而建。再从“仁寿”联系“阿弥陀佛”名来看也是如此。“阿弥陀佛”是梵文的译音词，意译词便是原塔名所指“无量寿佛”。再从西塔位居于西，与“东”相对而言是小位，也符合阿弥陀佛的排位特点。另外，从阿弥陀佛在佛教里的分工来看也是如此。阿弥陀佛是西方教主，专管超度众生往西方极乐世界，民间俗称“东塔神、西塔鬼”来看也如此。“神”指“神佛”，能以佛威镇国；“鬼”指被阿弥陀佛所超度的亡魂，亡魂为了能被阿弥陀佛所超度，围绕西塔团团转，故俗语称“西塔鬼”与此相符。由此可见，西塔是为了尊仰阿弥陀佛而建。
塔下四门四龛错位排列，塔身匀称每一层八角八面，相间开设四门四龛，但上一层与下一层的门和龛顺垂直线交换排列。我国许多楼阁式古塔，大都采用这种方法。其目的，一是避免塔门或塔龛如从上到下排列在一条垂直线上，容易产生的纵向开裂危险；二是防止塔身至上而下每一边的垂直面压重不平衡，以便使塔身压重向八边垂直面平均分散，从而提高抗震能力。而且，每遇大风，不论来自何方，塔身各层各面都有门道相通，引风穿过塔室，减少塔体两侧的压力差。
西塔第一层的普化和尚，左手托一摞铜钱，又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一枚铜钱，递给身前小童。在坚硬的花岗岩石上，把托钱和夹钱如此细致的手势，雕刻得如此逼真，可见出神入化之功。
四门中只有一扇门楣上雕有蝙蝠、石榴、桃花、桃子、佛手，桃花上朱笔点红。石榴多子，佛手多福，桃多寿，蝙蝠桃花，寓意福寿三多，想来此门是给善男信女们专设的吧。
西塔五层，与东塔对称，但不具东塔的五乘意义。西塔象征西方极乐世界，以塔身的八面和塔顶、塔座合为十方净土。每一方净土从上到下交错安排着诸天神将、罗汉、高僧、菩萨、童子，还有对佛教发展大有贡献的梁武帝、昭明太子，以及神话故事中的猴行者、火龙太子等。全塔80尊浮雕像，表现了“一切众生佛性平等”的教旨。
西塔第五层上的浮雕，有一对是梁武帝与唐三藏（玄奘）并列的。二人生活年代相差100多年，之所以并列，原因是般若经。梁武帝耽迷佛教，大力提倡涅槃、般若二经学说，般若学因此成为当时佛教的主要思潮；而唐三藏从西天求法回来后，译经1335卷，其中般若经类经典就有600卷，对后世的佛学影响很大。
西塔第四层东北壁，有一尊猴行者雕像（图中部偏左，有部分染色），称得上东西塔人物群雕的第一杰作。猴行者猴头人身，尖咀鼓腮，圆眼凹鼻，目光炯炯，项挂大念珠，上身皮毛直缀，衣袖捋在上臂肩，臂上肌肉隆起，左手执一把鬼头大砍刀，刀把上的绦带套在手腕上，右手屈在胸前，拇指和食指捻着一颗念珠，腰围皮裙，腰带上系着一卷《孔雀王咒》和一只宝葫芦。造型虎虎有生气，人与猴、形与神，在艺术上得到和谐统一。
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认为，这尊猴行者就是成书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西塔改建石塔之前，猴行者辅佐唐三藏西行取经的故事，早就借助于诗话、戏剧等形式广为传播。泉州在南宋时期交通发达、商贾辐辏，猴行者南行登上西塔不足为奇。
西塔第三层的竺法兰，光头圆顶，印堂皱纹深刻，大耳穿环，颊纹如沟，容颜苍老，双目眯视，面浮笑容，全身的重心都倾依在两手紧握的竹节拐杖上。画意表现他在东汉永平十年（67年）与摄摩腾从大月氏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倡弘佛教的那种疲惫而又喜悦的神态。
泉州开元寺石塔是我国古代石构建筑瑰宝。石塔的建筑规模、形制和技艺等精妙绝伦。它既是中世纪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社会空前繁荣的象征，也是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特有的标志。
距西塔不远处有一照壁，人称“麒麟踏八宝照壁”。“麒麟壁”原建于泉州府城隍庙前，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修山门，移水沟”修葺时所建。1974年移入开元寺保护。这道用交趾琉璃陶镶嵌的麒麟照壁合绘画、雕塑、陶艺为一体，画面饰以低温烧制的彩釉软陶。照壁正中，以红、黄、青绿色彩立体堆塑成一只奔驰回首的麒麟，这尊大型神兽龙首牛尾、麟身偶蹄、步云回首顾盼，下配嵌砖雕的元宝、如意等吉祥物。左右两堵墙各嵌砖雕的灵芝、牡丹、鹿、鹤等，暗喻福、禄、寿俱全。
泉州不愧为“雕艺之乡”，开元寺内随处可见的石狮、石墩、石柱也向人们展示了泉州精湛的石雕技艺。
塔旁散放着一块石头，上刻一点落在下方的“心”字。据说这块石头又叫“放心石”，唐朝便有了。把心中的那一点改在下面，寓意是提起千般烦，放下万事空。
泉州开元寺的檀樾主黄守恭，为轩辕黄帝子有熊氏之后。据《江夏紫云黄氏大成宗谱》记载，黄守恭为黄姓一世祖第一百一十二世子孙，生于贞观三年（629年），卒于先天元年（712年）。
黄守恭为官泉州（另说，黄守恭家中种桑养蚕，为泉州最早的桑蚕业开拓者），成巨富，有地三百六十庄。有僧名匡护禅师，向黄守恭求地建寺，黄不给。匡护禅师遂朝来暮往，殷勤日久。
黄守恭对匡护禅师说：“若欲吾地，待吾后园桑树开莲花。吾将舍地给你。”匡护禅师欢喜而去。
第二天，匡护禅师又来，对黄守恭说，你后园的桑树开了莲花，请去欣赏。黄见花，颇不安，欲拂前言。僧飘然而去，并无踪迹。
公即染病，三年不愈，桑树三年开花不绝。
公（按：黄守恭）叹曰：此僧人非常人也。乃榜贴各街寻之。
僧忽自至。公拜曰，前言已发，故所愿也，但未知地要几许？
僧曰，一袈裟影足矣。公许之。僧以袈裟抛至半天，三百六十庄地尽行遮荫，黄守恭献地造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开始，先后建成莲花寺、兴教寺、龙兴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名开元寺）。
因其处常有紫云盖地（另说寺的大殿建成后，忽然天降“紫云盖地”，致使殿前大庭一千三百余年众草不能繁殖。大书“紫云”二字揭于山门。开元寺的土地是黄守恭献的，寺内建檀樾祠，专奉黄守恭的禄位，遵奉黄守恭及其子孙为檀樾主。
以美丽的东西塔来完成这篇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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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