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国庆洛阳行——嵩县·两程故里

2016国庆洛阳行——嵩县·两程故里

宋代著名的“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颐程颢的故里在洛阳近郊，从栾川回洛阳的途中，来此参观。

两程故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镇程村，距洛阳70公里左右，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著述、讲学的地方。初建于宋大观元年（1107年）。明景泰六年（1455年）、弘治十三年（1500年），不断完善，始具规模。明崇祯九年（1636年），祠庙毁于兵燹。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旧址上重建。

两程故里石坊位于程村东1公里处，是明英宗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敕建，上书“圣旨”，下书“两程故里”，当路矗立，蔚为壮观。明万历七年（1579年）重建为石坊，中门楣上嵌额枋，上刻“圣旨”和“两程故里”，两侧门楣上各嵌一额枋，上刻立坊者官职及姓名。明清时期官吏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步行而过，以尊旨敬程。石坊南北各刻对联，北边是“解经遗踪犹有在，过化尊神泽未灭”，南边是“定性识仁统物我，存诚主敬一天人”。两程思想各有侧重，程颢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颐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传世，这两副对联也是对他们人生成就的总结。

　　影壁，也叫照壁，砖石结构，上覆琉璃瓦，挑角。壁以泥涂之，或凹或凸，成其自然，用墨随意点画，浑成峰峦林壑，相映成趣。“道接子与”、“学贯濂溪”是壁影两侧的单檐立柱式建筑，各一间。

后世评价：“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辩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

两程： 两程亦指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宋明理学奠基人，历史上人们往往并称两程。程颢（公元1032年——1085年），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公元1033年——1107年），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被世人称为“二程”，均生于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是北宋著名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程颢：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见陆王学派)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明末徐必达将他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出版。

程颐：程颐(1033～1107)，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两程故里遗迹，一处是两程故里石坊，一处是两程祠。

两程祠位于路边，门口有两座石狮守候。两程祠大门由正门和两个侧门组成，正门即“棂星门”，是两程故里的第一座门坊。棂星门始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雕梁画栋，色彩绚丽，重檐斗拱，凌空欲飞。坊额上有两程门人朱光庭题“棂星门”三个贴金大字。古时传说天上的文星即棂星，大门坊额上刻写此名，足以体现后人对两位旷世大儒的尊重。两个侧门旁边的墙壁上，分别书“道接子舆”“学贯濂溪”字样。封建时代，棂星门每年只有二月、八月举行大典祭祀两程之日，或者皇帝和钦差大臣前来祭祀时才开中门。

两程祖籍安徽，出生于父亲任官的湖北黄陂县，后来随父亲迁居洛阳履道坊，为何两程故里最终被定为嵩县田湖镇的程村呢？说到两程故里的来历，就不能不提到与两程关系十分友好的文彦博。公元1082年，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去了一封信。文彦博回信称“龙门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颐广授门徒的“伊皋书院”。广为流传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程颐和其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此后，程颐的大部分时间都往来于洛阳和鸣皋之间，并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直至最后终老在此。死后，他被埋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即今伊川县县城西１公里处的两程墓。

既然只是程颐一个人在此生活，为何明代宗下诏名其故居为“两程故里”？难道明代宗缺乏历史常识？非也。程传石说，皇帝的诏书没有错！为何？事实上是程颢程颐兄弟两人一起奠基了程朱理学，共同对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人们往往并称两程。再者，两程的出生地是父亲为官的地方，不能算是家乡。后来到洛阳居住，人们普遍视其为洛阳人，但在洛阳的住处已无可考，而程村则不仅是程颐的终老之地，而且后代人丁兴旺，程氏家谱代代相续，所以这里自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两程故里。

两程所开创的理学，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后，程朱理学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两程故里的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响亮。

历代统治者对两程封隆甚厚。宋宁宗嘉定13年（公元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下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公元1455年，明代宗诏封程村为两程故里。公元1462年，明英宗敕建两程故里石坊，从那之后，两程故里一直称呼至今。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两程进儒为贤。次年康熙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程村因两程故里而名扬天下。如今，仍有后学者不远千里来到程村，寻觅先贤遗迹，感受理学的博大精深。

两程祠自明代宗时期修建以来，历代都有修复。其中人为破坏最严重的是明末战乱，李自成一部将于少鲁在此放了一把大火。正因为此，当地程氏流传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司马不通婚，程于不结亲。因为程氏和司马氏同出一族，故不能通婚；于家和程家有历史怨仇，所以不能结亲。两程祠第二次遭人为破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将24箱《两程全书》木刻版付之一炬，如今只有数本存世，还是有心人当时悄悄珍藏才得以流传下来的。此外，随着时光流逝，两程祠也写满了历史沧桑，并由当初五节大院，存留到如今棂星门、诚敬门、道学堂三进院落，而著书楼、启贤堂等则不复存在。

两程祠为三进院落，分别为棂星门、诚敬门、道学堂。道学堂是祭祀两程的正殿，入门便看到两程的塑像和牌位，上挂宋理宗敕封的“理学亢宗”匾额及康熙钦赐的“学达性天”匾额，光绪皇帝赐匾“伊洛渊源”、慈禧太后赐匾“希踪颜孟”也悬挂于道学堂。两程祠坐北面南，整体布局以中轴为线，结构严谨对称，祠内石碑林立，古柏参天。

公元1082年，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去了一封信。文彦博回信称“龙门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颐广授门徒的“伊皋书院”。广为流传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是程颐和其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

诚敬门是程祠的第二道门坊。建于明代，是一座悬山式斗拱高大门楼。

　　两程故里存有宋、元、明、清各代碑碣石刻51方。院内有一巨碑，约六、七米高，为书法极品，据说为元代赵孟頫所写。

穿过第二道门坊诚敬门，就来到了道学堂。

　　道学堂是祭祀二程夫子的正殿，为两程故里的主体建筑。1991年重修，殿高17米，东西长27.66米，南北宽20.44米，重檐九脊殿，绿色琉璃瓦覆盖，彩绘龙凤，辉煌壮丽。门联为：“春风和气纯乎纯矣；烈日秋霜正者正也。”道学堂明间设落地罩祀程颢、程颐塑像和牌位，上挂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二月，敕封“理学亢宗”匾额，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钦赐“学达性天”匾额，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钦赐“道光丰石，功著遗经”、“学本诚明，性方成大”匾额。公元1901年，光绪帝、慈禧太后游洛阳龙门时，特派礼亲王拜谒两程祠，分别写了“伊洛渊源”和“希踪颜孟”两块匾额，分别悬挂在“堂内”东西梁下。

　　正殿两侧有东西庑房，中立门生木主神位。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立为横匾式石刻两方，分别镶嵌在两庑内的明间后壁上，照式依序刻录93人。东庑匾曰“和风甘雨”，西庑匾曰“烈日秋霜”，系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所题，赞为师淳厚和师道尊严。

《程子家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朋友信。见老者敬之，见少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长於我，我必远之。勿谈人之短，勿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冤者以直报之。人有小过,以量容之;人有大过,以理责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礼德。勿损人利己，勿妒贤嫉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义合之事则从。崇诗书，习礼仪,训子孙，宽奴仆。守我之分，听我之命。人能如此,天必从之。此常行之道，不可一日无也。斯程夫子立家训，後世子孙，当日三省己身，恪守勿违，必天佑道从,万世永昌。钱氏家训个人心术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皆当无愧於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家庭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古同“烹”)，忠厚传家，乃能长久。社会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国家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两程塑像中，哥哥程颢黑发黑须，弟弟程颐白发白须。传说程颢“生而知之”，不费吹灰之力就满腹经纶，而程颐是“学而知之”，刻苦读书，学白了头发，故才有了渊博的学识。其实，程颢虽然是哥哥，但死时才54岁，故黑发黑须；弟弟程颐死时75岁，当然白发白须。如此传说无非是告诉后人，不论具有什么样的天资，只要刻苦努力，终能获得大学问成就大事业。

两程所开创的理学，最初在北宋是一个较小的儒学流派，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之后，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达700余年，这都和两程有着直接的联系。

能使儒家的学说在古老的中国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说明两程确有旷世奇才。一种学说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备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肯定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两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两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程颢程颐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程颐生于公元1033年。程颢自幼聪颖，幼年习诵儒家经典，10岁能写诗作赋。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小官。由于程颢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颢，但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颢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同司马光等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每日以读书劝学为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颢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程颐“幼有高识，非礼不动”，18岁时写的《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之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处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如此“名声在外”的程颐，26岁时竟然考进士未中，如此挫折想必对他打击不小，于是从此绝意仕途，长期以“处士”的身份潜心于孔孟之道，从事讲学活动。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等人掌握了政权，程颐也有了出头之日，并被推举做了皇帝的老师。但没有过多长时间，由于他在皇帝面前“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程颐自公元1088年起，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

尽管如此，到了公元1096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公元1100年才被赦免而回到洛阳。公元1103年，又有人参他著书诽谤朝政，皇帝命人审查他的著作，驱散他的学生。在此境遇下，古稀之年的程颐只好从洛阳回到程村居住，并于公元1107年病死家中。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不可谓不凄凉。

虽然两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其实，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帝毁去“党人碑”，才使两程“平反昭雪”，于是在其故居立祀。宋理宗封程颢为河南伯，封程颐为伊阳伯。元文宗则又分别加封为豫国公和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诏命其故居为“两程故里”，并诏以颜孟例敕修规制，总面积4592平方米，坐北面南，整体布局为五节大院。

程颢、程颐两兄弟若能活到今天，都已近1000岁了。人当然不可能活这么大年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时隔近千年，还能被历史牢牢地记住，被后人时时提起，足可证明两程的人生具有非凡的意义。

　　事实上，两程虽然生前已颇有名气，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仕途并不顺利。也正因为屡遭贬官，两人才得以长期在洛阳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并开创当时人称“伊洛之学”的洛学。

　　史载程颢、程颐两兄弟相差一岁，分别出生于公元1032年和公元1033年。他们师从北宋哲学家、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认为万物由道而生，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行以顺道”，被称为伊洛学派。

　　两兄弟中，“大程”程颢又称明道先生。他天资聪颖，幼年熟读儒家经典，10岁即能写诗作赋，24岁便考中进士。这样的人，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不得宋神宗重用，在洛阳讲学10余年后，公元1085年，一代大儒程颢因病在洛阳家中去世。

　　“小程”程颐又称伊川先生，其命运比兄长也好不了多少。他“幼有高识，非礼不动”，18岁时便因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而一举成名，从而年纪轻轻就“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为他日后成为洛学首领打下了基础。

　　因为程颐的学问高、名气大，在程颢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1086年)，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当上了宋哲宗赵煦的老师。应该说，这个职位很重要，也够风光，但他只干了两年时间，就因对朝政“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而引起权臣不满，不得不于公元1088年离开京师汴梁，回到洛阳管理太学分校。

　　因坚定地反对王安石新法，之后的近20年中，苦难开始频繁“光顾”程颐。他先是被削职，后又被流放，71岁时还被参著书诽谤朝政。于是，宋徽宗令人审查他的著作，驱散他的学生。古稀之年的程颐只得“迁居龙门之南”，避祸程村，晚景凄凉。公元1107年，他病逝于家中，门生故旧都不敢前来送葬。

　　好在，这两位旷世大儒生前虽不得志，历史却没有因此而掩盖他们的光芒。

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

理学，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为抑制君权，让中国政治在宋明两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间参政议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和人格神，是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越。

儒家流派：理学，又名为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基本观点包括：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

宋明六百年儒学之发展，世人称之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理论或义理。对其若不中肯定位，即显空泛，而难以抓住其实质，更不能了然其与先秦儒家之关系。

宋明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与宗教的合一。（此宗教非西方拜神之宗教，乃是宗本性或本心之教化之宗教也。）这种“性理之学”不仅仅是程伊川、朱子开出的“性即理”，还含有“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此乃陆象山、王阳明开出的“心即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

这种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内在于个人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之学问也。内圣之学在先秦儒家已彰显成定局，经宋明儒者六百年之发展与弘扬，益发展至极高之境界。内圣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其实际意义是将个人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

这个“成德之教”仅学问面而言，亦可称之为“道德哲学”，其中心问题有二：一者讨论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此即心性问题；二者道德实践如何下手的问题，此即工夫问题。道德哲学只有兼顾这两方面始能完备。在心性问题上，心性不仅作为道德实践之本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依据）。这样，道德哲学中自然又引生出一道德的形而上学。

“道德的形上学”由道德的进路来接近形上学，从而对一切存在作一“本体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在西方，康德只建立了“道德的神学”，他并没有积极地意识到且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但康德的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用美学判断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思想，就含有“道德形上学”的趋向。宋明儒者依据先秦儒者“成德之教”之弘规，其弘扬的“心性之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充分完成。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对宋明儒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所以说宋明儒学不仅仅是一笼统的道德学说，而且它还是一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这就使得宋明儒学在人类文化中之位置得到真正肯定，也为我们了解宋明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

理论形成：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二程集》。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

宋代发源：“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後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细分来讲，陆王与理学有所差异万不可混为一谈。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道、佛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後，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理学初起於北宋、盛极於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後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融入了些老佛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丘濬、陈献章……等。

后世有些人认为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後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然而宋朝时期正是北方强邻压境耻辱肆虐之时，社会混乱,道德贞操价值观念等都被摒弃淡忘，故有针对性的提出，而后世之人往往对此断章取义，不由可叹。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於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後，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後世儒生必读。

继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清朝歪曲：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晚清实况：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炘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理学复兴：

学术风气：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官员支持：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起义之变：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仍然受官方的重视，并在民间拥有大量的信奉者与支持者。

民间影响：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批判观点：明末，湖北人后起儒家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后，反禁欲命题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後力反程朱、老佛的守静与虚学，其中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见道於纸，谈道於口，考道於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当代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开创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探索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挫折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发展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如，宋词一扫唐之鲜艳，追求细腻浸润、色调单纯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画则采用水墨淡彩，表现出人与自然无间的亲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绪；在服饰风格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朝廷多次定制申饬“务从简朴”、“不得奢靡”，不少学者也纷纷提倡服饰要简介、朴实。袁采在《世苑》一书中对女性着装就提出“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的要求。绍兴五年，宋高宗亦主张：“金翠为妇人服饰，不为靡货害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许进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乃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因此，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以修长、纤细，朴素无华；在形态上不像唐代的华贵、夸张和开放；色彩质朴而洁净。

后世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压制君权的学说，朱子提出理高于势，要求皇帝正心诚意，正是建构了一个高于皇权的理的概念，并以此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使强权丧失了合理合法性。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一次伟大突破。宋明理学是对早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而非退步和否定。褒扬理学的观念认为，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继承了孔孟等先人，并且将之发扬。另外，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集权统治的最大的帮手，是阻止社会进步的力量。如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等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如任继愈则倾向将宋明理学看成科学发展的对立面，另外日本战后著名汉学家如丸山真男和岛田虔次则把宋明理学视为使中国近代化过程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在骂程朱理学前，请先理解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给程朱理学画了一个小丑的红鼻子：“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这位抛弃发妻找小三的爷，快将自己装扮成“妇女之友”了）

与鲁老爷子齐名的胡适呢，尽管说过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但他年轻时也向程朱理学开过炮：“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连自许服膺于儒门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也认为，五四旗手动手砸“孔家店”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大师的解说怎么这么粗俗？）

“文革”时，炮轰程朱理学的火力就更加猛烈了。著名的笔杆子“梁效”发表雄文批判《水浒传》时，也不忘记先踩几脚程朱理学：“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吓死宝宝了。

而对“文革”表示反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王小波，在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上，倒可以跟“梁效”产生共鸣。他说，“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理学盛行时，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肯定没什么好结果”。却不知在理学被打倒骂臭的十年“文革”中，是不是人就特别真诚，艺术特别发达。

今天你到互联网上随便一检索，更是立即便会发现，程朱理学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人控诉“程朱理学鼓吹缠足、戕害妇女”；有人指出“程朱理学压抑了中国人的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有人痛骂“程朱理学彻底把中国人奴化，人成了逆来顺受的奴才”；有人痛心疾首于“程朱理学阻碍了中国一千年的发展”；还有人考证出“抹胸的产生与程朱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理学是中国女性乳房发育不良的罪魁祸首”……

曾有网友戏谑地说，“早晚有一天，张宏良便秘也会说是美国的阴谋”。著名的“反美斗士”张宏良先生会不会将便秘归咎于美国阴谋，真不好说，但我确知，一些谈中医养生的文章已经指出，中国人性生活不和谐应归咎于程朱理学：“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影响，压抑、排斥性的看法日趋严重，谈房中术者不被采录，或视为禁书而遭封删。”（这位同志，你不知道在程朱理学被奉为正朔的明清时期，色情小说与春宫图非常流行么？）

更有意思的是，张宏良本人也是明确反程朱理学的。他说：“东方文化在后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所侵蚀，特别是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严重毒化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灵。”我觉得，如果张宏良可能将便秘归结为美国阴谋，那他也应该会将便秘怪罪于程朱理学。

显然，程朱理学被妖魔化太久，被误解太深了。

我愿意给诸位讲述四个小故事，用四个小故事为程朱理学正本清源。

【程朱理学是旨在约束君权的政治哲学】我要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关涉到程朱理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后世学界将程朱理学说成“客观唯心主义”，将陆王心学说成“主观唯心主义”（不要问我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便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理学。不过，我们其实可以从更“薄”的层面去理解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还原为一门政治哲学。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从“内圣”开出“外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现在来说第一个故事。北宋元祐元年（1086），程颐以布衣之身份，被朝廷召征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年幼的哲宗皇帝的经筵官。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不过程颐没有马上应承，而是上了三道札子，阐述他对经筵制度的看法，并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朝廷赞成他的意见，他便担任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崇政殿说书”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在第三道札子上，程颐说：“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总而言之，如果君主不知道克制、敬畏，后果很严重。

怎么办？程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两套制度：一、君德成就责经筵；二、天下治乱系宰相。什么意思呢？首先是经筵制度，程颐认为，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这个过程，也叫做“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

其次是宰相负责制，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这也是宋儒的共识。从程颐后来还是欣然就任“崇政殿说书”来看，朝廷应该对他的意见没什么异议。

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我来说第二个故事。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近六十的朱熹应宋孝宗之召，赴杭州入对。启程之际，友人劝告他：皇上不喜欢“正心诚意”之论，您就别提这个话题了。朱熹正色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待见到了宋孝宗，朱熹劈头就对皇帝一顿臭骂：“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为什么会这样，朱熹分析说，是因为陛下您“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最后朱熹建议皇上：“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不管朱熹的这一套皇帝听不听从，但朱熹的本意确是要求君主与士大夫节制人欲、遵循天理，而不是要老百姓这样做。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而且，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朱熹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人有欲望，但人生活在相互的关系中，如果欲望不加节制，特别是统治者的欲望如不受限制，则必将对他人构成威胁或伤害。所以人们在交往、结群的过程中，会形成道德、伦理、礼法。道德、伦理、礼法都是为了节制人性中过度的欲望，从而达成大众福利的最大化。优良的公共治理秩序，有赖于人们对道德、伦理、礼法的遵守；而一个各人听任于自己欲望的社会，也必然会变成丛林世界。

【程朱理学在宋代的影响极有限】许多人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中国从宋代开始走向内向、保守、停滞。甚至有研究服饰史的学者宣称，因为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女性的着装趋于拘谨、呆板，包裹严实。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宋画中的宋朝女性，便会发现她们的着装性感得很，通常都是内衣外穿、酥胸微露。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的排斥。我再讲一个朱熹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明朱熹在当时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朱熹有位“一语定交”的好友郑自明（郑鉴），官至“著作佐郎”，娶了宰相陈俊卿之女、朱熹另一位朋友陈师中之妹陈氏为妻。淳熙九年（1182），郑自明不幸英年早逝，一年后坊间传出陈氏意欲再嫁的消息，朱熹便给陈师中写了一封信：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翼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朱熹的意思是希望陈师中能够劝说令妹不要改嫁，留在郑家“养老抚孤”。这也是朱熹全部文章中唯一引述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地方，朱老夫子承认“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可见当时社会并无女性不改嫁的一般观念。只不过陈家乃宰相之家，“名教所宗”，朱熹才“僭率”建议，但他实际的用心恐怕还是出于对亡友一家老幼未来生活的忧虑。

朱熹可能预感到这封信并不管用，又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写了一封信，意思还是恳请陈宰相劝说女儿不要改嫁，并解释他冒昧写这封信，乃是“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尽管朱熹说得非常恳切，然并卵，陈氏还是改嫁了。据朱熹本人所作《陈俊卿行状》，陈俊卿“次女适故著作佐郎郑鉴，再适太常少卿罗点”。

实际上，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适他人。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利用南宋笔记小说《夷坚志》所记事例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张邦炜先生得出结论：“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鲁迅讽刺宋人“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是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不是无知的话。

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范仲淹给范氏宗族福利基金订立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宋朝皇室也没有歧视有改嫁经历的女性，四川妇人刘娥，原本是银匠龚美之妻，“（龚）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那刘娥改嫁给谁了？襄王赵元侃。后元侃当上皇帝，是为宋真宗，刘氏则册封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与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宋朝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只是禁止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南宋后期，有一个叫阿区的妇女，在丈夫李孝标去世后，先后改嫁李从龙、梁肃。李孝标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叫胡颖，是一位理学家，他虽认为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失节固已甚矣”，但也承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这是阿区的合法权利。最后胡频维护了阿区改嫁的自由，并斥责诬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

即便是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朱熹曾跟朋友讨论一个案子：建阳县有一名妇女，由于夫家太贫穷而提出离婚，事情闹到衙门，县官判离。朱熹的朋友对这个判决很不以为然，说：“夫妇之义，岂可以贫而相弃？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朱熹说：“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只怕妻之欲离其夫，别有曲折，不可不根究。”可见朱老夫子尽管性格有些严肃，但也不是不近人情。

【理学在清代被帝王扭曲了】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明王朝更是将程朱理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过，明代的理学家仍能接续宋儒余绪，尝试以“理”抗衡皇权的“势”。晚明理学家吕坤便宣告：“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入清之后，大清皇帝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不尊程朱之学，竟然会被处以“毁谤程朱”之罪。我来讲完最后一个故事。雍正年间，有个叫做谢济世的监察御史，因为弹劾皇帝的宠臣田文镜，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两年后，有人举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勃然大怒：“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济世因此差点被处死，已经被绑上刑场，临刑前，才得旨：“谢济世免死。”

后来乾隆继位，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田文镜的帝王，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了，将他的《大学注》（重新整理过了，删掉了被雍正指为“怨望诽谤”的句子）进呈给乾隆。谁知却给乾隆掷了出来。此时乾隆杀心未起，谢济世总算得了善终，但他去世之后，朝廷从他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他的一本遗著《梅庄杂著》，乾隆阅后，恨恨地说：“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

你看，大清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尊崇，连一句对程朱表示异议的话也不可以说。然而，非常讽刺，清初最有杰出的理学家吕留良（时人评价吕留良“守程朱之学之严，无若先生者”），却被清廷剖棺戮尸，子孙与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为什么？就因为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对皇权专制提出了挑战。比如他说：“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朱熹那句“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的牢骚，要是在清朝说说，恐怕早已被砍了脑袋。程颐要是生在大清盛世，也必为乾隆治罪，因为他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句话让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来驳斥程夫子：“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将皇帝往哪里摆？眼内还有皇上吗？

高压之下，清代的所谓理学家已全无宋明士大夫的风骨，如清初的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将康熙皇帝捧为“道统”的接班人。而在宋人构建的理学道统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道统完全独立于皇权。另一名理学家焦循则大骂吕坤之论：“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意在以“理”抗衡皇权之势、以“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程朱理学本身，此时也被扭转方向，用于束缚民间社会与一般平民。段塔丽教授曾经对《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载的历代贞妇烈女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隋唐时，朝廷褒奖的贞妇烈女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代742名，明代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有12323名。这个贞妇烈女数量的增幅，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的轨迹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从在野的政治学说蜕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的约束对象就开始发生了错位。

但即便如此，程朱理学也没有五四公知与网络喷子控诉的那么“罪孽深重”，要为中国近百年（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的落后负责云云。恰恰相反，晚清时候，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家崛起，士大夫政治意识得以觉醒，理学出现了一波回归，而这次“理学回归”的过程，基本上又跟“同治中兴”同步。换言之，理学并没有造成清王朝的专制与衰败（而是清王朝的专制导致了理学的衰败），反而创造了晚清最后的辉煌。

程朱理学的思想特点：程朱理学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简而言之，程朱理学的思想特点表现在三方面，即一是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二是它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三是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更多地吸收了佛、道的因素。程朱理学形成的原因意识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结果，二是北宋学者大胆创新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

　　程朱理学的历史地位：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由于程朱理学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体系的完备性上讲，理学做的很好，它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将宇宙体系，社会体系和人性体系统摄在了一起，使儒学本身变得精致而完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它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借鉴了道教、佛家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正因为此，古代社会后期它脱颖而出成为官方哲学，并由此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体系。

　　程朱理学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它确立了以道德为主体的独立性，执著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将传统儒学哲学化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培养人的气节情操、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逻辑的严密性上却有不足，而这是中国哲学的共性，也是中国哲学之所以在西方哲学面前式微的原因。到后期，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和理学作为形而上学本身的缺陷，理学在当代再次被人们作为主流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的。